时间：2022-12-24 00:44: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以上图书与著作只是从不同时段、不同方面做的简要介绍，是对茶进行研究的各类图书的冰山一角。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茶的各类图书达350余种，200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达300余种，2010年达340余种。可见，英语世界对茶的关注近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状态。但同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图书与研究多集中于科普类，真正从学术的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类。以印度研究者为主开展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茶园、产茶区的人口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或系统全面地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特征的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当前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遇到的关键问题，如研究论域的模糊、研究方法的漂浮、研究主体的窘境进行了梳理，并深入挖掘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读书》主编黄平先生曾指出:“冷战结束以后，整个社会学进人了一个重新界定自己、重新界定社会生活的阶段，社会学合法性遭到置疑，全球化对当今社会学提出了最大和最重要的挑战”。同母学科社会学一样，体育社会学也遭遇到许多难题，突出表现为学科界限的逐步模糊、研究方法的贫乏以及研究者的主体困境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全面梳理，有助于清醒认识当前阻碍我国体育社会学的若干因素，更好地推动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深人与发展。
1模糊的论域
1. 1在科学与常识间摇摆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许多的学术论文里通常可以看到“新奇”的理论和漫无边际的研究对象，这些论文典型的加工模式是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母学科和他学科理论来套鲜活的体育现实，这种方法早已经被制度化、专业化了，被包裹得十分精美。就整体的研究内容来看，宏观的对象与庞杂的结构总是相伴相生，最后的结果是陷入大量现象的描述和堆积，而不能切人问题的要害。描述的克星是“批判”，后者恰恰是我们扔掉的体育社会学的精髓。例如:申奥成功以来，对奥运会意义、价值、影响、作用的研究铺天盖地，这些研究中，主观臆断和归因偏差大量存在、解释力极其不足、对后效应的思考也极其匾乏。描述的泛滥使人们找不到体育社会学作为科学的本质，论域的广泛并不一定导致肤浅，但广泛性和描述性常常合二为一，抹杀了“科学”和“常识”的界限。体育社会学缺少经典社会学所表露出来的危机意识背后的批判意识，这种精神不单是马克思和韦伯传统的延续，也是迪尔凯姆一脉发展起来的莫斯的人类学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这使得体育社会学在纵向上摇摆不定，常常滑人零散、琐碎、孤立、突兀的边缘。
1.2边界的善变与漂移
体育社会学的边界何在?抑或说体育社会学本来就没有边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常被作如下划分:研究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如果按照分类的原则，这种对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划分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互斥原则。科克利也用列举的方法来划定体育社会学的边界，这种划分的非穷尽性同样反映了体育社会学的“善变”和“漂移”。假设边界存在，我们好像找不到体育社会学的核心和边缘:逻辑起点何在?理论假设何在?核心议题何在?
当然，体育社会学边界的模糊受母学科社会学边界模糊性的制约，难怪青井和夫在《社会学原理》开篇文章就是“社会学的暖昧性”。他认为社会学的暖昧性在于其对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特殊性。经济学、政治学等力图按照社会生活的功能领域来分析社会现实，而社会学力图按照人格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物财体系这些分析性构成要素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社会学边界模糊性的原因在于:我们真正研究和了解的并不是体育活动本身，而是社会人对体育活动所做的一切，社会学家鲍曼评论“社会学何为”时得出同样的结论。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泛文化”现象加剧了体育社会学边界的模糊性，在学科地位受到威胁之后对传统领地的收复使得体育社会学必须面临一个更为宏大的词语—体育文化。一旦研究体育文化内容，则使体育社会学的话语空间无限延伸，造成“混沌”状况更加严重。
2漂浮的方法
从分析方法的分类来看，体育社会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并无二致: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当前，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水平被某些专家称之为“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总之，我们面临着理论和实证的双重失位和错位。
2.1理论建构的断章取义
在理论建构方面，断章取义的理论照搬和模仿依然存在，即便是有理论预设和逻辑先导，也多以一元论的面目出现，缺少对理论的起源语境和演变历史的“谱系学”把握。例如:翻开中国体育社会学的“经典教材”，对体育社会学功能主义方式的理解随处可见，功能主义作为理论解释范式并无不妥，但其本身的功利主义倾向可能会抹杀其作为理论公正性的本质，研究者必须慎重处理理论的公正性与自身主体价值观的冲突。然而，这种单一的方法没有因为解释力的不足而退出学科界定的理论框架，反而占据了研究内容分析和界定的主要位置。此外，体育社会学教材同母学科教材的联系还存有模仿与复制的痕迹，体育社会学概念、范畴过强的母学科性依赖性使得体育社会学内生性的理论建构步履维艰。
欧美国家体育社会学教材的理论体系与此大相径庭，首先是分析工具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Ste-phen K. Figler所著的《美国人的体育与游戏》中，四个层次的分析工具十分清晰:直接描述，分析评论，社会批判，社会工程;其次是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每个专题都有几种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这些框架和综述尤其突出体育社会问题的生态性和跨文化性，倡导学习者和研究者用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待体育问题。体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不足使得我们的体育社会学学术论文容易出现苍白无力的叙事、大而无物的架构、同义语反复的结论、甚至是内容和方法的自相矛盾。
2. 2实证研究的医乏与伪装
在实证研究方面，我们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实证研究自身的匾乏和“伪实证研究”的泛化并行不悖。“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其实，方法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适用性的高低和潮流的问题。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学的重大转向就是以研究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主实证研究风潮占了上风，注重构建宏大理论的社会学派相对弱势，但帕森斯、霍曼斯、吉登斯和亚历山大等为建立普遍性社会学理论所做出的工作影响了整个社会学界。
我们的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研究在对国外主流社会学方法思潮的追逐中由于研究主体的地下能力和方法学迷信而误入歧途。在对实证研究理解、把握存在偏差的“方法学迷信”主导下，体育社会学有些实证研究设计和完成的低劣程度甚至超出了科学形式的纬度，进人了科学伦理讨论的范畴，快餐式的问卷设计、闭门造车式的问卷发放和回收、简单百分比样的统计分析往往导致归因的简单化、线性化，不但无法检验因果关系的假设，反而使有关问题的结论和对策显得十分荒谬，实证研究的解释力为之大打折扣。由于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实证研究方法技术的掌握不足，在最需要数据和第一手材料支撑的研究中，不是材料不充分和错误，就是直接简单的逻辑推导占据上风。
3窘境中的研究者
3.1独立性的缺乏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感叹:“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同时又能保持独立性而不蜕化。各种学术机构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支持，研究者如果具有学术工作的理想与必要的知识准备，同时又能获得大量经济上的资助，其研究会有一个科学化、可供检验的成果，但目前的问题不是学术机构功利化的倾向和学者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而是许多科研成果自身缺乏批判力、解释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科研只有是有闲阶层的事情，才能保持独立性而不受到世俗的干扰，当科研课题成了衡量研究者专业学术、职业生涯进步和再造的唯一祛码时，如何苛求以上提到的独立性、批判性、解释力?科研成果自身的质量更是可想而知，再加上民间学术机构和研究者无法自由、通畅地享用这些成果，最终的研究成果只能成为一堆束之高阁的学术符号。
关键词：社区，消解，存在，认同感
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优先地位。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社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之物，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社区在当今存在的意义，它究竟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还是如众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即将消解的存在？答案是无须质疑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社区是一种散发着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将从社区消失论和发现论两大理论谈起，分析社区在当今被“再发现”的契机。
一、社区概念的发展
“社区”一词，渊源久远。“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书。该书后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翻译成英文，书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体与社会》）。中文的“社区”一词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转译而来。滕尼斯在书中以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的德国为背景，论述了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构建了“社区”和“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在他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结合体组织。滕尼斯把社区看成是传统乡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会当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社区概念提出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一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化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疏远和淡漠，这时人们才开始关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区”概念。由此开始社区一词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其涵义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区突出的是一种共同体的特质，并不强调地域特征。之后社区概念在增加了区位含义之后成为专门的地域性社会研究工具。由于社区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加上不同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迄今尚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社区定义，有学者粗略统计对其定义就有140多种。美国学者桑德斯曾据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将对国外社区概念的理解分为四种类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居住地方。②人类生态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空间单位。③人类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生活方式。④社会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社会互动(桑德斯，1982年)[1]。简单而言，社区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无论其定义怎样变化，在现代社区的基本要素至少应包括地域、人群、社会关系、认同感。
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的缩影，因此社会整体背景的变迁必然会对社区及其运行产生各种影响。论文写作，认同感。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着重就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社区消失论和社区发现论。论文写作，认同感。
二、社区消失论[2][3]
这种社区消失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者对19世纪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相互熟识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促使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社会认同感将削弱，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那种较为密切的、充满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会关系是社区概念的核心。
可以说，从社会学开始关注现代城市社区起，贯穿其间的一个主调就是认为社区作为地域性人类生活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终结。许多社会学的城市社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这一点。如芝加哥学派(帕克)认为，除了某些种族聚居区，居民与地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松弛，他们虽住在同一地方，却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识。美国社会学家斯腾指出，随着一体化的大众社会的到来，作为地域性共同体的社区变得难以界定，不同区域居民的价值观、规范、行为的差异已减少到相当程度。而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更是指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确无误的重要意义。在全球时代，共同体是没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经和地点脱钩。人们不应该在增强已经丧失的社区感上做文章，因为，他们并不能阻止社区的丧失。
总之，在这些持相似观点的学者看来，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社区作为一个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时，维持社会团结和公共道德的传统机制也失去了社会的政治意义。
三、社区发现论[2][4]
60年代以来，对沃斯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已成为许多研究的共同倾向。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刘易斯、甘斯、费谢尔、斯塔塞等。如果说，认为社区必将走向衰败确实是自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城市社会生活以来的主调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这一主调一直都伴随着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的声音。论文写作，认同感。
刘易斯提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些圈子内人与人之间仍保留着亲密的关系；圈外的陌生人对他们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并没什么影响，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国学者霍加特通过对利兹市一个工人聚居区的实证调查研究，从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会同一性、社区居住的连续性三个方面论证说明了现代都市中类似于传统邻里社区的存在。
古斯菲尔德认为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地域性限制虽然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区这种地域姓的共同体依然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的共同体中的一个。甘斯等人也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更近的则如帕乔恩，他通过对英国格拉斯哥市760个被访对象的调查研究，断定了城市中有意义的、有相对明确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邻里社区的继续存在。
大量证据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导致城市社区的衰败或消失，它的现实存在是无须置疑的。“社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从“消解”到“再发现”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是从“社区”迈向“社会”即社区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话，那么21世纪的人类则是从“社会”回到“社区”即社会社区化发展的趋势。
四、社区在我国的发展机遇[3][5][6]
从这两大观点的争议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是一种夹缝中的存在。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社会一体化和生活个体化的双重趋势都在极大地挤压着它；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确到社区的现实存在是无需质疑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转轨带来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传统“单位体制”的解体使社区建设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单位办社会”模式渐渐被“社会办社会”模式所取代。我国城市社会的社会支撑体系的支撑点也由“单位”落实到“社区”。这些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逐渐上升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第二，随着土地使用权进入流通领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来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区的居民的“社会同一性”也将越来越高。当居民自己拥有住房以后，一般会与居住地保持较为长久、稳定的联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拥有者要比租房者对所在的社区有更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论文写作，认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区人们也必然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这种利害一致性将导致他们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感、凝聚力，这种共同的社区意识，才能逐步地发展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涌入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改造、新区建设等导致了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社区作为城市“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论文写作，认同感。无论对本地人还是对外来打工者，社区都是人们较为稳定的生活、栖居的地方，成为人们联系最多的场所，社区在客观上就具备了作为城市管理主体的条件。这样，城市管理客观上要求“权利下沉”，而社区又可以作为“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
第四，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经济使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多样化了，满足文化需求成为都市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就要求社区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繁荣社区文化，让社区文化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来影响人们，填补他们在转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镇小康型生活方式的来临，使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社会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人们的社会需求从单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闲、娱乐、康复等综合需求发展，从低层次向低、中、高多层次发展，社会服务的对象则由特殊群体向全体居民发展。这些都为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建设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论文写作，认同感。
综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了：社区在当今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适应时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区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概念，所以伴随而来的将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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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一、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自我(theself)、行为(theact)、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物体(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jointaction)［13］。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MCharon(1998)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二、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过程中，符号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社会心理学范式依靠自身的理论特色，发挥出了自身的独特作用，这种研究特色可以简单概括为下表。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三种范式由于来自不同的理论学科，虽然共属媒介建构范式，然而在理论来源、关注对象以及研究问题等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特点。总体来说，符号学范式从媒介文本入手，侧重于媒介符号的意义生产以及媒介内容的叙事结构等问题;社会学范式从社会结构入手，侧重于社会结构与媒介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范式着眼于接受者个体心理，侧重于接受者是如何接受媒介现实的理论问题。这种差异点也在学者们具体研究媒介建构时得到体现。笔者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等四本国内学术期刊，以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JMCQ)、JournalofCommunication(JOC)、JournalofBroadcasting＆ElectronicMedia(JOBEM)和CommunicationResearch等SSCI期刊为研究对象，搜索了几十篇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理论论文，阅读分析之后发现，符号学范式主要研究对象有:媒介话语的修辞，媒介内容的文本结构以及基本的叙事模式。另有少量论文研究了传媒形象或媒介身份等。从中可以发现，坚持符号学范式的学者比较倾向于把媒介建构当作一种话语建构，而研究媒介话语的结构规律以及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显然是其首要任务;社会学范式虽然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媒介的建构过程，然而在具体研究时，还是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这些学者大部分认为在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因素，在媒介现实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现实对媒介内容选择等一系列问题上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经验、媒介惯例、组织部门和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共同构成动态的结构关系。而这一切的影响又往往是通过新闻监管、条例、谈话等一系列话语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而社会心理学范式则把重点放在受众纬度。这些学术论文高度重视受众在理解解释媒介内容过程中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常识的作用。他们经常研究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互动，以及相关的身份建构、意义交流等相关问题。虽然这三种媒介建构的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同时发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媒介建构论者。他早期倾向于研究新闻媒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掘在新闻媒介表达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具有宏观建构的研究色彩;后来他把注意点转向媒介受众，研究了人们形成媒介印象的过程中怎样使用与事件有关的信息以及如何表现的特点，强调了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建构研究的深入，融合的特征也将表现的更为显著和成熟。
作者：江根源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分院
音乐社会学作为学术研究，一般认为始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未完成遗稿《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在我国，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则从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20余年来，诸多学者文人或引进翻译、介绍解释西方音乐社会学，或研究探索、反省思考中国的音乐社会互动关系。这些思考、观点、论文、著作中，尤以曾遂今教授的《音乐社会学》为代表。
书之前，曾遂今就已经于1997年出版了引音乐学界纷纷关注的《音乐社会学概论》。而自《音乐社会学概论》面世以后，社会发生了变化。在音乐领域，市场经济所导致的音乐商品化进程，消费社会所带来的音乐消费新方式，大众文化所引发的音乐审美新趣味，网络技术所产生的音乐传播新方式……这一切都要求人们要对当前的社会音乐进行实时的观察与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著者在《音乐社会学概论》一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删减，并补充入最新的音乐社会学观点和大量的富含阐释意义的图片，于2004年出版了《音乐社会学》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国内音乐社会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凡写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从该书中引用相关理论；而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众多艺术类、音乐类专业院校，则更是将其作为指定教材。
笔者重点就该书的体系完整性、理论创新性和形式生动性等方面谈一些读后感。
一、体系完整
作为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系完整是首要条件。全书思维开阔、逻辑严密、叙事宏大。从古今中外的音乐社会观描述到比较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之异同，作者都在绪论以及第一章“音乐社会学的学科认识”中详加阐述。
接着，作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职能、学科结构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思考，这些思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紧紧围绕“中国当前的社会音乐”这个主题展开。在笔者看来，与其他音乐学科如音乐史学相比较而言，音乐社会学是一门“当前”重于“过去”的学科。因此，曾遂今的这本专著，在内容与时代的结合度上的确是具有真切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的；而其中的学科建设论层次之分明，逻辑之严明，操作之简易，更为当前中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体系框架。
曾遂今采取了根据社会音乐活动要素来分解剖析的方法。这些主要的要素亦即章节的分类为：一、社会音乐活动的主体构成――人，这里包括“音乐听众”和“音乐职业”人员等两大主体；二、社会音乐活动的客体构成――物，这里的物专指音乐，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里的音乐主要以“音乐商品”的形式呈现；三、社会音乐系统的内部运动机制构成――从社会音乐生产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流行最后到音乐批评，系统观始终贯穿于全书的体系构成。本书在体系上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本土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为我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在整个体系结构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规范。
二、理论创新
《音乐社会学》一书的最大亮点是该书作者并没有生搬西方的音乐社会学理论来硬套中国的现实音乐情况，而是在仔细观察、深入思考之后，提出了众多形象生动且极其符合中国现实的音乐社会学理论。如音乐听众的分类法，国外诸多学者如阿多诺、祖格尔曼、索霍尔等人都曾经提过，但这些分类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状况。因为中国的听众分类涉及到具体的民族分布、人口构成、城乡结构、听众欣赏心理状态等具体要素，而这些，只有在对中国当前的现实状况做过具体细致的研究之后方能得出分类。曾遂今所提出的中国音乐听众三分法显得更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书之中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特别一提的便是关于音乐传播的研究。作为中国最早开始研究音乐传播并一手创立音乐传播学科的学者，曾遂今先生有关音乐传播的主要思想都体现在该书的“音乐传播”一章中。在本章中，作者详细系统地阐述了音乐传播的概念、功能、模式、传播媒介、传播形式，这些理论视角独到，至今仍为国内音乐传播学界所通用。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通过对1997年一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研究项目资助立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体育学作为新兴的单列学科日益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青睐;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学资助项目数量与资助经费逐年递增;每年申报数量不断增加，申报内容遍及体育学科整个领域，申报单位遍布地域范围逐步扩大;每年立项课题研究内容紧扣时代主题，围绕体育发展的实际问题;体育学立项研究为加速我国体育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为北京奥运会的圆满胜利召开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有力保障。
一、关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最高级别的社科类研究项目，代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水平，对于推动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层次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努力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力争多出一流成果和优秀人才，对于加强本地区、本单位的社科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更好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9%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科研成果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1997年首次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科类，并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的研究项目，之后每年均有立项课题，这无疑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全面分析历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科立项的具体情况，发现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的一些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历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进行了深人统计分析与研究，以其为繁荣体育科学研究，促进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发展提供参考。
国家社科基金的设立，是为了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潜心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国家社科基金工作对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具有十分独特的重要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能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正是通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仅有一类项目，即年度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项目)，现在已扩大为五类项目，增设了重大招标项目、特别委托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其中重大招标项目主要资助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特别委托项目主要以委托的方式资助党和政府决策部门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西部项目则是为了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方针，繁荣发展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稳定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重点资助民族、宗教、区域经济发展、濒危文化抢救、边疆稳定、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课题;后期资助项目是资助已完成了80%以上的优秀成果，资助其尚未完成部分的科研及出版。包含有马列社科、党史党建、哲学、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图书·情报与文献、体育学21个一级学科。其中经济学科由于范围太大，将其分割为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学两类独立的学科，另将教育学科、艺术学科和军事学科设为单列学科。
二、历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体育学项目情况
(一)年度立项数量分析
1996年7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被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的一级学科。体育学作为26个学科之一，从当年起，开始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范畴。自1997年开始至2008年的12年间，体育学共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2500余万元，立项392项。作为最年轻的学科，短短的12年间立项发展速度之快，足见国家和社会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从体育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以来，体育学立项数量总体趋势呈现增长，由1997年的20项增加到2008年的65项;在所有立项中一般项目数量最大，12年间一共立项270项，占整个立项数目的68.9%，青年项目立项69项，重点项目17项，自筹项目2项。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党和国家政府日益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体育学有4项作为国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标项目。自从2004年设立西部项目以来，体育学已经获得30项资助，足见体育学研究在服务西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我国最高级别的社科研究项目，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反映了体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依据图1可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在过去12年间共立项392项，平均每年立项32.7项。从变化曲线走势可以看出，十多年间立项数目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并不是呈现直线状态，表现出高低起伏的曲线形。观察该变化曲线规律得出，1997年一2008年的12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数目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仔细观察发现这三个时期分别以4年为一个单位。第1个时期为起伏期，1997—2000年的4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数目63项，平均每年立项15.75项，低于整个年平均立项数，这4年里立项数出现直线下滑状态，由1997年的20项下滑到1999年的10项，幸好在2000年上升到19项，但仍然低于1997年的20项，说明在体育学刚被设立成国家社科基金的初期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与其他社会科学齐头并进的态势。第2个时期是平稳发展期，从2001年一2004年间，这期间立项数目处于平稳状态，由2001年的31项变为2004年的34项，这期间出现一次低谷，2003年立项数只有29项。第3个时期是直线上升期，由2005年的44项升到2008年65项，期间获得3项重大招标项目，27项西部项目的资助，可见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体育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国家的宝贵遗产。
(二)立项课题研究内容分析
1992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成为58个一级学科之一。1997年，体育学科被单独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范围，这一决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体育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卢元镇先生主编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分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大类，每一类又包括有几门具体的学科领域。根据每年立项项目的名称进行具体学科领域的分类，从题目的问题反映对所资助项目进行学科分类，这也是很多学科常用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进行分类统计时将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划归于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依据表2可见，在1997—2008年之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体育学立项课题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体育管理学与体育社会学两个学科，其中体育管理学共立项95项，位居首位，占整个立项数的24.2 %;体育社会学共立项92项，位列次席，占整个立项数的23.5 %。这充分说明这两个学科在体育发展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立项数位列三到五位的分别是体育经济学、体育哲学和学校体育学，这三门共立项110项，占整个立项数的28.1 %，说明体育的经济效益、体育哲学与体育教育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依据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在整个立项课题中体育人文学科共立项103项，占整个立项数的26.3 % ;体育社会学科立项289项，占整个立项数的73.7 %，这充分说明国家社科基金更加青睐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表明我国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社会发展环境侧重所在。随着科学研究的深人与扩大化，体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如体育旅游、体育传播、体育新闻等等，交叉学科研究的逐步深人为体育学科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更加丰富了体育学研究的内容，提升了体育学科的社会影响与学科地位。
(三)项目所属单位与地区分布
1.项目地区分布
在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地区分布情况中(见表3)，北京、广东、上海位列前三位，共获得立项课题141项，占整个立项数的36.0 %;其次是湖北、四川、辽宁和湖南。迄今为止海南还没有获得项目资助，西部地区获得资助得予以西部项目的设立促进了地区之间科学研究的平衡，更大地为西部地区建设服务。从整个获得资助的地区分布来看，每年获得资助的省份区域平衡，逐渐扩大，在项目立项的地区分布上更加区域均等化和平衡化，促进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地区均等化发展。
2.项目所属单位分布
历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立项都是以体育院校、综合性院校、师范院校和体育机关为核心研究机构。从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分布来看(见表4)，体育院校位居首位，共获得立项课题163项，占整个立项数的41.6%，这与我国体育院校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研究资源及水平都占较大优势密切相关。综合性院校位居第2，立项数是104，占整个立项数的26.5 %;师范院校获得立项87项，体育机关获得立项32项。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体育机关的立项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随着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力度的逐年增加，体育院校保持平稳发展，综合性院校和师范院校的立项比例在大幅度上升。
(四)结题成果形式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的研究成果形式有专著、译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工具书和电脑软件等。从1997—2008年的12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的结题成果形式主要以研究报告、论文(集)和专著三种形式(见图2)。研究报告是结题采用率最高的形式，共有282项，占整个成果形式的47.6%采用论文(集)形式的有169项，占整个成果形式的28.5%采用专著形式的有141项。可见研究报告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广泛采用的结题成果形式，表明研究报告能够及时、快捷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能够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集)是科研工作过程中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成果形式汇集而成，这种成果形式形象而有逻辑层次，能够准确表达科研工作所取得的各个阶段成果，能够推进科研工作的进程，为圆满完成研究任务提供指引;而专著则在研究理论深度和研究全面性方面要求较高，一般适用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这对研究者科研水平和理论积蓄以及研究的深人与全面性是一个科学有力的呈现。
(五)研究时间分析
课题研究时间的长短直接关系到课题成果转为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建设服务的时间。通过对12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时间的统计显示，96.5%的立项课题所计划完成时间确定在立项年之后的1—2年。仔细观察科研发现，研究时间的长短与研究内容、结题成果形式有直接关系，一般采用研究报告结题的课题研究时间为1年;采用研究报告和论文(集)相结合的形式研究时间为2年;以专著和研究报告结题的研究时间大于2年。然而，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能按期完成的现象却十分严重，以2000年立项的19项课题为例，在对其立项3年(2003年10月)后的结项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至少有58%的课题没有按期完成，多数延长了1.5一2年。2005年10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体育学最新结项的10项课题，统计分析可知，这10项课题平均拖期23.3个月，足以反映出课题结项拖期的严重程度
三、结语
关键词：家族意识 文化选择 集体无意识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金瓶梅》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成熟的家族小说诞生之日起，优秀的家族小说就层出不穷。20世纪上半页，随着五四的兴起，迎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家族小说的第一个繁荣期。在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期间，富有家族意味的小说不断涌现，历史感和文化感都非常厚重。从数量看，这一时期家族小说的篇目远远超过之前历代家族小说篇目数量总和，即使和八九十年代以《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作品为标志的家族小说的第二次繁荣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质量看，现代家族小说形象鲜明，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能通过某一家族的兴衰成败和人物的命运浮沉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整个文化的变迁。而且家族文学文本中文化冲突的营造，更成了呈现、阐释作家特定时段文化取向的视角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此项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
一.国内研究概况
从五四以来对家庭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的热点，但近两年有降温的趋势，似乎这个话题在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很难开出新的范式了。而从近几年的文学史研究看来，有关家庭问题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很少能找到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虽然也有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家族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但他们主要是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分析，探讨中国家族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很少触及到家族文化。作家与文学作品长于文本分析，但在理论方面相对的薄弱，而且不够系统。研究状况大致如下：
一.二十世纪80年代前，几乎不涉及现代家族小说的研究。
关于家族的研究，历来在史学领域格外受重视，内容涉及史料梳理、典章制度、家族结构等多个方面。而对家族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文本的研究进行得较晚些，最早将小说与家族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的是政治学家萨孟武先生的《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1977），但此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著作，实质更接近于社会学随笔。但是这也称得上拓展了家族小说研究的新途径，有开这一领域的风气之先的意味。
（二）.二十世纪80年代后，现代家族小说的研究热闹非凡，成果突出。
1980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上下都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文化热，对现代家族小说进行整体式探讨也成了研究者们的学术自觉。李玉臣、许祖华、李永东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家族小说的论文。对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话语解码、生成机制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其中鲁迅小说家族意识研究14篇；张爱玲小说家族意识研究16篇；巴金小说家族意识研究10篇；林语堂小说家族意识研究5篇。这些足见学者们对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研究的重视。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决定了中国家族小说的繁荣昌盛，也决定了家族小说相比于其他小说而言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及特殊意义。从具体研究看，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较多，涉及文化研究的却很少。
1.从研究专著看：有曹书文的《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梁晓萍的《明清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楚爱华的《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刘卫东的《被家叙述的国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研究》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各具特色，有从个案研究着手的，有从家族文化的大背景研究家族小说的传承流变的，既展现了宏观剖析，又显示了微观缕析。这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借鉴推崇的，但他们主要是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分析，探讨中国家族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大多长于文本分析，且均为个案简析，零星散乱，不成体系；对家族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审美特征缺少深入系统的探究。提及的篇目相当有限，而且不够系统，不够深入。
2.从单篇论文看：涉及家族小说中文化研究的也很少。赵园的《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谢伟民的《文化转型期的悲剧人格――论现代长子形象的悲剧性及悲剧意义》已触及到家族文化的有关课题。此后又有张伟忠的《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李金涛的《巴金的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严家炎的《五四与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对家族文化的复杂意蕴以及作家的矛盾心态的研究探索。董锋、张英魁的《当代女作家家族小说中女性形象分析》、杨爱芹的《母亲形象的错位与异化―焦母与曹七巧合论》、赵德利的《女神与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之二》等或从女性作家的主体身份着手研究，或从经典文本进行比较解读。
二.现代作家家族意识研究的意义
虽然家族小说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整个研究领域目前对家族小说研究的维度比较单一，基本限于意识形态批评，研究者以作家的生平为评论逻辑起点，以揭批家族罪恶、弘扬反叛主题为旨归。但从文化原型、创作母题的角度研究家族小说，从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中破译文本的文化意蕴，对中国现代作家家族意识研究作整体关照的学术成果尚无。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文学意义。
（一）.通过对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的研究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心理结构，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发展的关系。进而来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从而更能够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禁锢之深，以及处身于这个原型结构中的个体从传统文化、家庭中彻底背叛、出走之艰难。
（二）.对于已经跨入新世纪门槛的当下中国文学来说，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焦点意义的文化问题，对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的重新定位，则是现代人解决危机最普遍也最切身的途径。从时空维度上讲，就是保持自我在时间、历史、传统和社会中的“深度”。从空间维度上来讲，就是寻找“在家感”、“重建本土感”。这样的研究必然也是非常富有现实意义的。可以引导我们从古典中寻找现代文化之根，使文学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本项目通过对现代家族小说中作家的家族意识的研究，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的重视与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日益丰富起来。以期为当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 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 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 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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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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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一、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几个亮点
1.从生理、心理角度关怀老年华人的健康状况。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老龄化研究中心暨社区医学系的学者以波士顿的177名华裔老人及上海428名条件相当的中国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对比分析了上述两组老人的健康问题与沮丧症候的关联程度，进而得出尽管移居国外后需要面对种种挑战，但与不曾移民的同龄人相比，美国老年华人的心理更为健康，而在两组老人身上，各种慢性病均与沮丧症候的累积有关等结论。研究还表明，文化因素更有可能影响中国老人对健康服务的利用(如看牙医)，而同化程度(degree of accuhuration)会对美国老年华人利用同类服务产生作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工作学院D.w.L_Lai的Impact 0fCulture 0n Depressive Symptoms of Elderly Chinese Immigrants和Effects of Service Barriers on HealthStatu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等文，则分别探讨了文化因素、医疗服务障碍因素等对加拿大老年华人健康的影响。
2.关注华人青少年移民适应当地社会的过程。美国旧金山大学教育学院的c.J.Yeh在Development of a Mentoring Program for Chin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Cultural Adjustment一文中，以新近从中国大陆地区移民到美国的32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引入一种名为“同龄人顾问计划”(Peermentoring program)的研究模式，在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中，观察这32名高中生与由美国当地所高中的学生充任的“同龄人顾问”(Peer mentor)之间的互动情况，建议学校辅导员、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心理健康专家对移民青少年提供辅导。而在Chinese Immigrant High School Students’Cultural Interactions，Acculturation，Family Obligations，Language Use，and Social Support一文中，C.J.Yeh等学者则认为，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流利程度，对于缓解他们适应全新环境时的焦虑情绪至关重要。此外，学校还应为移民学生提供各种论坛，让他们参与各种社交场合，以便他们与操英语的同学展开充分的交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家庭与儿童生态学系的D.B.Qin在Doing Well％Feeling Well：Understanding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Chinese ImmigrantAdolescents一文中，以两组中国移民家庭为对比样本，分析“尽管亚裔美国学生的成绩普遍较高，但他们通常在心理与社交适应方面表现不佳”的原因，涉及家庭教育方法、父母期望、亲子关系等方面。
3.透过各种社会现象思考华人的相关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主任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The Hispanic Challenge一文，聚焦美国社会族群的融合状况，重点讨论美国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的相关问题，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华裔，如提到在非美国出生的外来族群中，墨西哥裔为数最多，约占27.6％，华裔和菲律宾裔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别约占4.9％和4.3％，还建议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掌握包括中文在内的至少一门重要外语，以利于了解一种外来文化，并方便与该文化的族群人士交流；2001年，美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获第73届美国奥斯卡4项大奖后，各国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该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K.Chan在The Global Return 0厂the Wu Xia Pian(Chinese Sword―Fighting Movie)：Ang Lee’s“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一文中，讨论了该片所建构的中国意象(Image 0f China)及男女平等的可能性，认为导演李安在影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家长权威进行了冲突性解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Klein的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A DiozporicReading一文，则从海外散居者(Diaspora)的视角，分析了导演李安呈现的电影语言和美学模式，探讨了他与中国故乡、与其他散居海外的中国人之间的各种联系。此外，Xiaochun Jin和MunyiShea等学者则分别透过治安、就业等社会现象，思考了华人的相关问题。
4.重视应用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地理学方法的应用上，加拿大瑞尔森大学Lu Wang的Global Connectivity，Local Consumption，and Chinese Immigrant Experience一文，通过对多伦多华人移民消费偏好的分析，揭示了族群特征及族群文化对移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的s.Y.Teo在Vancouver’s Newest Chinese Diaspora：Settlers or‘Immigrant Prisoners’?一文中，从海外散居者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两个概念人手，对新近从中国移民到温哥华的技术型移民(skilled immigrants)展开研究，分析其在异国他乡语言、就业、婚姻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随后提出了“他们是移居者?还是为再次移民而暂居温哥华的‘移民囚徒’(immigrant prisoners)”的问题。在考古学方法的应用上，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室的A.H.Harris在Additions to the Archaeological Fauna of the Former Chinatown Section Df ELPaso，Texas一文中，考察了美国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E1 Paso)一处19世纪末唐人街遗址的出土物件，并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华人葬礼习俗等问题提出了看法。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B.L.Voss的The Archaeology 0厂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一文，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圣
何塞(San Jos6)马克大街(Market Street)唐人街的考察，对同化模型的理论和方法论提出质疑，认为历史的证据表明，该华人社区的居民并非总是生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格格不入中。此外，F.Lau和D.L.Li等人还分别将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应用于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
二、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1.对弱势群体给予持续关注。上文列举的论文中，关注华族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在相关国家生存、发展问题的占一定数量，主要从医疗卫生、心理健康、学校教育、家庭培养、社会责任等方面人手，探讨帮助华族老年人维系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辅导华族青少年适应移民后新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等问题，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分析其原因及各种后果，并从社会学与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角度探讨对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较显著的社会价值。今后，此类研究中所折射的人文关怀精神，将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2.华族研究的触角更为细致、灵敏。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触角几乎深入到相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体健康到族群适应性，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等，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将具有国际问题研究色彩的华侨、华人研究，置于国家社会稳定、族群和谐等框架内加以讨论。此外，从上文列举论文作者的姓氏看，部分作者本身即为华族的可能性很大，如B.Wu、D.w.L.Lai、C.J.Yeh、K.Chan和Xiaochun Jin等，他们大多供职于所在国家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具备一定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而由于其华裔背景，他们也较多地以与自身族群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旨趣，进而与其他族群学者一道，共同推进所在国家华侨、华人研究在广度上与深度上的不断拓展。
3.“学科”痕迹淡化、“领域”意味增强。时至今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应用已屡见不鲜，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为基调，讨论华人社会变迁、家谱个案、侨乡纽带以及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等主题的论文相对为主流，如J.C.Dorsey的Identity，Rebellion，and sociafJustice among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uba、)M.Williams的Honk Kong andthe Pearl River Delta Qiaoxiang、Wei―Wei Zhang的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oncept 0f“GreaterChina"以及Sheau―yueh J.Chao的Tracing Their Roots：Genealogical Sources，or Chinese Immigrantst0 the United States等。此外，如前所述，国外华侨、华人的研究学者还广泛应用了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可见，今后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痕迹可能会趋于淡化，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兼容并蓄的研究领域。
三、国外华侨、华人研究可供借鉴之处
1.秉承人文精神。当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经济议题或相近的方向上，如有学者曾指出：“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下，关于华商和华人经济状况的研究最为泛滥。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几年内关于‘华商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论文及相关著作竟达数百种，造成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经济要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仅从经济视角出发，不可能圆满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就华侨、华人的研究而言亦然。前文提到，近年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论文已越来越多地将关注重点置于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身上，致力于探讨对其提供帮助、辅导等的途径与方法，进而达成社会稳定与族群和谐，其中体现的人性关怀的价值认同值得国内学界参考。
2.重视微观发掘。上文引述的论文在文献发掘、数据整理、案例分析等方面无不做足文章，论文作者及其团队通过经年累月的不懈积累，较为细致、全面地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成果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科研价值，推动了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发展，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界多少存在由急功近利心态导致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相信若能在科研过程中，注意借鉴国外同行的细致认真，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微观发掘，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整体水平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