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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徽；近代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求是学堂；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大学；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2-0092-07
收稿日期：2015-04-03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特点研究”（SK2016A06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皖江地区古代书院文化研究”（AHSK11-12D220）；滁州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2015qd38）。
作者简介：刘海涛（1974-），男，安徽潜山人，教育学博士，滁州学院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周川（1957-），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清时期，安徽高等教育十分发达。明朝和清朝初期，安徽跟江苏、上海合称“江南省”。每期科考，江南省的上榜人数占了全国的近一半，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的美誉[1]。清代顺治三年（1646）至清光绪三年（1877）前后230年，科举考试98榜，安徽共录取进士1 142名，其中一甲状元9人，一甲二名榜眼7人，一甲三名探花4人，位列全国各省第三[2]。清朝徽州府所属6县共录取进士516人，其中状元17人，以府计，仅次于苏州府的24人，居全国第二。在徽州府的17名状元中，休宁县为13人，若以县计，则远过吴县的4人，位列全国第一[3]。但安徽省进入近代以后发展日益缓慢，到1947年，安徽高校数和大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1.45%和1.5%，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P642）。探寻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面貌，促进当代省域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概述
自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将安徽省学敬敷书院改为官办求是学堂（标志安徽进入近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败亡，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
（一）清末发展阶段
从1898年安徽求是学堂成立并招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安庆随后爆发独立革命，安徽省高等学堂全部停办，安徽高等教育中断），此阶段为清末安徽高等教育阶段。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失利，西洋诸国庞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使闭关锁国的清朝举国震惊，认识到中外技术的差距。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开展“自强运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轮船、枪炮制作技术，试图建立现代工业、现代交通、通讯业，并创办一系列新式专科学堂――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安徽巡抚邓华熙①（其出生地广东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地区）是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同乡，跟康梁交往密切，在清政府中属于维新改革派官僚。1896年，邓华熙担任安徽巡抚后，跟当时芜湖道袁昶一起率先对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等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安徽在当时全国各省改革中走在前列。1897年，邓华熙上奏政府，指出要学习西学必须废除原有的书院，设立新式学堂：“今之讲求实学，必须实事求是。但于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究虞造就难成。应请各省均于省城另设学堂，学生自十三岁至十五岁止，择其读过经书，略通文理、姿性聪颖，体质结实、身家清白者，核实考选，入堂肄业。”[5]经清政府同意，1898年6月求是学堂正式开办。戊戌后，安徽求是学堂因已经办出成效，没有被关闭。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宣布重新启动新政，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6]1902年4月，安徽巡抚王之春按照要求改求是学堂为安徽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颁布实行《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省市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安徽于当年4月改安徽大学堂为安徽高等学堂。1906年，巡抚恩铭聘请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担任学堂监督（校长）。严复按照当时高等学堂的惯例整顿学堂，设置预科和师范科，强调外语教学和算学，大大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声誉。到1911年止，安徽共建设了高等学堂和各专业学堂9所（见表1）。
据1909年第一次教育年鉴统计，安徽1909年有专门学堂7所，仅次于直隶（18所）、四川（10所）、江宁（9所），和江苏、湖南并列第4位；学生总数为1 144人，仅次于直隶（4 028人）、四川（1 511人）、河南（1 373人）、广东（1 339人）、江苏（1 182人），位列第6名[7]。安徽高等学堂开办本科时间和坚持时间都处全国前列[8]。
（二）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11年，安徽安庆紧跟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受混乱的政治影响，高等学堂全部停办。1912年6月，安徽绅士刘希平、光明甫、程滨遗等筹资创办私立江淮大学，接收原安徽省立法政学堂、安徽公立法政学堂和安徽私立法政学堂的学生，同时接收安徽高等农业学堂和安徽高等学堂失学青年。江淮大学分文法两院，其中法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3系。当时有学生千人以上，规模较大。但学校系仓促成立，接收的又是各关闭学堂的失学青年，存在入学资格不一、教学管理混乱、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等情况。1915年，安徽私立江淮大学在教育部督学的建议下，改为由教育部注册、省政府拨款的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自1916年首批本科生毕业，到1926年该校共培养10届本科毕业生。1926年，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因发生被军阀取缔，校舍成为战地医院，安徽高等教育再次中断。
此阶段，安徽试图创办综合性大学：安徽大学。从1921年开始筹办，到1928年正式开学前，近8年时间里安徽曾3次组建安徽大学期成会、安徽大学筹备会、安徽大学筹委会，但由于经费、政治动荡、人员更替频繁等原因，学校始终没有建立起来[9]。
这一时期，安徽高等教育陷入低谷，学生数、办学经费额、高校数等都居于全国末位。1923年，全国各省区专门以上学校校数及学生数表显示，安徽省以171名大学生、每校均生89.5人排名全国倒数第2名（除去热河、绥远、察哈尔和新疆没有统计数据）[10]。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8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安徽大的政局亦开始稳定。同年，省立安徽大学②成立。省立安徽大学筹备时计划开设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第一期先开设文、法、农、工4个学院。但筹备之初即不顺利，除了刘文典负责的文学院筹备按时结束、顺利招生外，法学院招生人数不够，工学院只招录合格新生3名，其余均没有开办起来，最后合并成文法学院。当时，学校暂未设校长，由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刘文典校长职权。由于生源质量较差，第一学期只招收预科，第二年才招到合格本科新生131名。1928年底，安徽大学发生，刘文典因处理不当冲撞被免，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校长。程天放创办了理学院，并把文法学院拆解为文学院和法学院。至此，省立安徽大学符合了教育部“有三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的规定，真正建立起来了。1935年，教育部裁撤国内包括安徽大学在内的大部分高校的法学院。同年，安徽大学开始筹建农学院。到1937年底，安徽大学建成为包括文、理、农三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获得10.24万亩学田的资助，在校生在300～400名之间波动。经过10年的发展，省立安徽大学已经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安庆1938年被占领，安徽省政府于1939年关闭安徽大学。至此，安徽高等教育再一次中断。
1940年，随着战局日趋稳定，安徽省政府决定筹建安徽建设学院，并成立安徽建设学院筹备委员会。随后，教育部颁布《游击区及接近前线各省市设立临时政治学院办法》，要求各有沦陷区的省份设立临时政治学院。于是筹备中的安徽建设学院改为安徽临时政治学院，于1941年10月正式成立并招生，一年后改为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3年9月，该校扩建为安徽学院，并于皖南休宁县设立皖南分院，到1947年底有学生900人。
1946年，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的安徽大学，并升格为国立，定名“国立安徽大学”，设立文、理、法、农4个学院12个系。到1947年底，该校有本科生1 227人[11]（P642）。
1947年9月，安徽省政府将位于蚌埠的省立蚌埠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迁到淮南，升级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设置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三科，有教职工57人、学生431人。到1949年，安徽共有高等学校三所，在校学生2 502人，分别占全国的1.45～1.5%，远远低于全国的省均水平[4]（P642）。
二、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一）起步早，起点高，但屡次中断，发展迟缓
安徽新式高等教育筹备于1897年， 开办于1898年春，比“百日维新”关于兴办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革命令颁布还要早几个月， 比清政府下令在全国普遍设立新式学堂早4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在奏折中指出：“现议经济岁科，专就学堂录送；而各省学堂，除直隶、湖南、安徽等省外，尚末推行。”[11]可见，至少在1898年戊戌新政时，安徽高等教育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安徽一直紧跟全国高等教育的步伐。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宣布重新启动新政，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6]（P1293）半年后的1902年4月，安徽巡抚王之春按照要求改求是学堂为安徽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要求京师设立大学堂，其余省市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安徽及时跟上，于4月改为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安徽高等学堂裁撤预科，开办本科，这在各省学堂中也算比较早的[8]（P13-14）。
安徽高等学堂办理起点算是较高的。面对西方先进文化，邓华熙不像大多数守旧官员一样机械理解“中体西用”原则主张改造旧有书院，他主张直接从西式学堂入手，认为“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究虞造就难成”，显示其对传统书院局限的理解和对西学的期望。他开始奏办的不是中学堂，而是直接创办二等学堂，其目的就是为给京津头等学堂供应优质生源。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设计，二等学堂也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安徽求是学堂建立后，顺应社会发展，先后演化为安徽大学堂和安徽高等学堂。1906年，巡抚恩铭聘请具有在英国留学多年，在学术界知名度极高的严复任监督。严复大胆改造学堂，提出以外语和算学为中心的课程改革，真正抓住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突破的核心，并于1909年顺利开办高等本科教育。安徽高起点创办高等学堂，为安徽省和全国造就了众多国之精英，例如民国著名政治家柏文蔚，历任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王星拱教授，为安徽近代公路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刘贻燕教授、程振钧教授等。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很多年，甚至到1924年安徽省筹办安徽大学时，省内还有众多教育界人士认为安徽没有设立大学的基础和需要，反对设立安徽大学，主张先建设中学。
虽然安徽高等教育开办早、起点高，但其后却发展非常不顺。从1898年建立求是学堂开始，安徽高等教育经历了3次中断。
第一次中断是1911年安庆独立时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迅速影响到安徽。安庆革命党人吴D谷、韩衍、管鹏等推举讲武堂教官胡万泰为总指挥，准备发动起义，安庆巡抚朱家宝则积极准备抵抗。此时改良派安徽谘议局居中调停，朱家宝宣布独立，任正都督，革命党人王天培任副都督。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安庆独立不久，朱家宝和王天培矛盾激化，王天培失去副都督之职，安庆被朱家宝控制。革命党人吴D谷赴九江请求援兵，导致九江地方军阀浔军进入安庆发生兵变，士兵大肆抢劫商铺及居民达一周之久。安庆城内包括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在内的所有学堂为躲避战祸全部关闭，安徽高等教育因此中断。
第二次中断发生在1926年，安徽军阀陈调元关闭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简称法专）。这所学校由安徽私立江淮大学发展而来，由左派人士光明甫、刘希平等创办，富有革命传统。1921年，校长光明甫带领学生争取教育经费时，发生了军阀马联甲殴打学生致2名学生死亡的“六二惨案”。该校随即爆发了“六二”，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经过一年多抗争，该校终于取得胜利，办学经费从70万增加到150万。在随后驱逐军阀控制的省长李兆珍运动中，光明甫和法专均起领导作用。1926年1月，中国共产党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支部成立。不久，中央任命光明甫、朱蕴山、周松圃等9人成立（左派）安徽省临时省党部，但领导的拒绝承认。法专学生在光明甫以及中共法专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游行示威。10月，安徽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军阀陈调元下令镇压，查封了法政专门学校，通缉捉拿光明甫。至此，安徽高等教育再次中断。直到1928年4月安徽大学成立，安徽高等教育才开始恢复。
安徽高等教育第三次中断发生在1939年至1941年，日寇占领安庆时期。1936年10月，湖北省长杨永泰遇刺身亡，安徽省长刘镇华受此刺激精神失常无法处理政务，于1937年5月被免职。期间，日本逐步进逼中国，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受省政府直接管理的安徽大学由于省政府瘫痪无人过问，安徽省教育厅跟安徽大学关系一直不顺，安徽大学校长李顺卿面对危机，既没有做好大学内迁的准备预案，也没有筹措到必要的搬迁经费。到1938年日本进逼安庆时，省教育厅制定《安徽大学非常时期保管办法》6条，核心条款如下：“一、安徽大学因受抗战影响，校务不能继续维持时期适用本办法。二、保管期间，由省政府委派保管员二人，一负责保管安庆校产，一负责保管运出省外资产。”其核心思想是保存校产而不是学校内迁。当日本攻占安庆时，校长李顺卿以到重庆教育部寻找资金为由离开安徽大学，滞留重庆不归，校长、生物学院院长汪洪法带领安徽大学部分师生先后撤到安徽金寨、湖北沙市等地方。1939年，在安徽省教育厅的建议下，安徽大学被解散。本来发展良好的安徽高等教育再一次夭折。
（二）受经济制约较大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除清末经费尚能保证外，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高等教育受到经济制约极大。从现存史料可以看出，清末安徽举办高等教育经费都从政府财政经费支出，并无拖欠的记录。到1912年北洋政府主政开始，安徽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渐严重不足。军阀倪嗣冲1913年8月开始统治安徽，9月就下令停办教学成绩显著的徽州第五师范学校，将教育经费移办团练[12]。随后他于1914年命令“全省中小学停办一年”[13]（P371）；1916年5月11日，他又下令凡用公款办学的学校一律停止，其款项移作办理团防[13]（P376）。1918年5月，倪嗣冲申请北京国民政府增拨军费30万元未果，遂将全省教育、行政经费挪作军费，导致全省4月份以来停拨教育、行政经费[13]（P383）。1920年，倪嗣冲竟将全省结余的77万元教育经费，纳入私囊。③倪嗣冲几次三番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除去其鄙视新教育、政治保守以外，安徽经济疲敝、财政异常困难也是直接原因。1921年，蔡晓舟等人发起成立“安徽大学期成会”开始筹备创建安徽大学[14]，并在省长许世英和教育厅长杨乃康支持下于1922年成立安徽大学筹备处，后因筹办经费从中小学经费中切割，遭到中小学界强烈反对而作罢[15]。1923年，江鲁鋈问〗逃厅厅长，计划将安徽大学筹备经费从国税项目下支付，并成立安徽大学工科筹备组。但江卤救苏揖阀吕调元索要拖欠的教师薪金时，因遭军阀吕调元殴打愤而辞职，致使安徽大学筹备再次中止。1924年8月，教育厅长卢殿虎重拾筹办安徽大学事宜，和财政厅长胡思义提议以厘金和烟酒附加税专款固定作为大学筹办基金。对此，当时军阀马联甲勉强同意。但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军费大量增加，筹备经费又被挪用。直至1928年北伐胜利，安徽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安徽大学才宣告成立。但成立后的安徽大学同样因经费缺乏而发展缓慢，甚至发生了两次因为教师薪金得不到保证的索薪风潮，迫使校长何鲁和程演生因无力筹措经费而辞职[16]。后来，安徽大学于抗战时期解散，最基本原因也是因为李顺卿无法筹措足够的内迁经费。
（三）受政治干扰严重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受政治影响极为严重。由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刚刚开始起步，且办高等教育是花费巨大的公共事业，除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区域中心城市，一般省高校数量不多，大多数省仅有一所省立大学。因此，政局及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往往决定省立大学的生死，也就基本决定省域高等教育的生死存亡。清末安徽高等教育发展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898年到1911年间安徽政局基本稳定；从邓华熙到王之春、恩铭、勋诚等几任巡抚，都是以开明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对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大力支持并亲自举办高等学堂。如邓华熙两次上书，在全国率先创办省立高等学堂；王之春将求是学堂改为安徽大学堂，随后改为安徽高等学堂；恩铭和勋诚先后都支持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的改革。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政治高度动荡，各路军阀、省长往往任期不到1年，甚至不到一个月。在这种背景下，军阀、省长只能关心自己的位置，毫无精力顾及高等教育，任何关于高校的办学计划、经费筹措都无法落实。倪嗣冲于1913年下令裁撤教育厅，降为教育科，归并为内务司下，并于1914、1916和1918年三次下令停办公办学校，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4]（P371-383）。1916年，教育部同时视察山东和安徽高等教育办理情况，发现山东省有省级教育行政人员15人，道级别以上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人员达到30人，而安徽只有省级7人，道级没有专人负责[1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省长依然变动极为频繁，如1929年9月杨亮功到安庆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起至次年6月辞职不到一年间里，安徽省换了6位主席，平均每人任期不到两个月[18]。省长更换后，大学校长一般也跟着换，安徽大学从1928年到1939年间，换了9任校长，平均任期仅一年。安徽大学校长跟省长个人关系是否密切是安徽大学能否得到发展的直接因素。刘文典因为跟教育厅长关系不睦，在处理时得不到教育厅和省长的支持，导致被罢免；何鲁和程演生因为得不到省长支持，无法解决教师薪金而被迫辞职；程天放因为跟时任省长陈调元关系密切而被任命为教育厅长兼安徽大学校长，顺利建成法学院和理学院，而一旦陈调元被排挤出安徽省，程天放旋即辞职。当陕西军阀刘镇华坐镇安徽，立马聘请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傅铜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傅铜不仅要到前任校长未能索要回来的政府所欠经费10万元，而且多得到6千元用于购买仪器设备。他还成功从省政府手中获得10.24万亩农田作为农学院试验场，年收益达70万元，一举扭转安徽大学办学经费短缺之困。而安徽大学1939年被解散，跟教育厅长与安徽大学的矛盾也有一定关系[19]。
三、启示
（一）强大的经济基础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高等教育是耗资巨大的事业，无论校园校舍建设、聘请名师硕儒、采购科学仪器设备等一次性投资，还是维持高校正常运行的持续性投入，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需要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做保障。明清时期以徽商为代表的安徽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富裕，能够供养大量书院及生员；清末在经过太平天国动荡后人地矛盾得到缓解，社会稳定，经济恢复迅速，省级财政充裕，所以，清末高等教育发展顺利。而到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困顿；安徽军阀混战及苛捐杂税，严重阻碍了安徽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内国际战争频繁，政府无力发展生产，导致此阶段安徽经济持续凋敝，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无力发展高等教育，甚至发生军阀倪嗣冲下令停办所有学校、节省经费举办团练等私人武装的事情，更有教育厅长江抡沂〕に饕教师薪金被殴打，安大校长何鲁、程演生无法筹到教授工资而被迫辞职等种种。试想，连学校教师工资尚且得不到保证，何谈高等教育的发展呢？
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花费更加巨大。从现代国际和国内高等教育地区分布来看，也很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国际上经济高度发达的美、英、法、德、日、韩等经济体，其高等教育十分发达。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的京沪、江浙地区的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经济相对薄弱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就比较缓慢。那种认为“穷国办大教育”，期望少投入多产出的想法更多的是主观良好的期望，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想办出优质的高等教育无异于痴人说梦。实施教育强省，科教兴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最基本应落实在经济支持的层面上。只有真正长期有效、可持续地投入，保障教师能有尊严、体面地工作，高等教育才能得到良好发展。
（二）稳定而适度的政治环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
首先，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高等教育是见效缓慢，且花费巨大的事业，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等教育培养社会精英，提供社会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都是进展缓慢的事业，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积累。欧美大学有如今的辉煌，与其几百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分不开。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正所谓“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学政是地方政府的最核心工作之一。清末政府在各种政策中摇摆，但对于办理高等教育却坚定不移。唯一成果即高等教育政策，如京师大学堂以及安徽求是学堂都没有受到冲击。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仍是废科举兴学堂。清末安徽政局比较稳定，几任巡抚，从邓华熙到王之春、恩铭、勋诚和朱家宝都把发展高等学堂做为自己施政的重点，因而清末高等教育发展顺利。而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局高度动荡，中央政府无法约束地方，高等教育采取放任态度，导致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受地方政局影响极大。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被皖派军阀控制，从1912到1928年，16年间更换省政府领导人达40多次，从1929年9月到1930年6月，安徽省长更换了6次，平均每人任期不到2个月，而安徽大学从1928到1938年10年间更换了9位校长。政治的动荡导致高等教育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安徽大学筹备期长达8年，久议不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任省长和教育厅长的决议还没得到执行就下台，下任则另起炉灶，重新洗牌。
现代西方高等教育政策大多数是长期稳定的，高校校长任期很多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教育政策是现代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稳定发展的基石，也被我国建国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
其次，政治具有的强大力量会干扰高等教育的进程，高等教育应该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政治因其具有巨大的能量，处于社会运行的核心，能直接决定社会运行中的各种活动的命运。办理高等教育所需要的一切，从政策到资金，从校舍到人员设备，无不需要政治的保障。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经费独立”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近代安徽高等教育跟政府的密切联系使其发展跌宕起伏，命运多舛。因此，高等教育不能远离政治，但也不能过于靠近，应保持一定距离。高等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体系（如相关法律、大学章程）加以保障，使高等教育在规则保护下，相对独立运行，既能得到政治的正面支持，也能减少政治波动的负面干扰，保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三）高等教育要密切契合社会的发展，回应社会的需求
高等教育从其诞生的一刻起，在和社会同时发展时，慢慢演化出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其进一步发展。但“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无论是政治论还是认识论，高等教育首先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必然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巨大制约。高等教育一定不可陶醉于自身规律，指望可以超越或者独立于当时社会而独立发展。17～18世纪英国牛津、剑桥坚守其“高贵”的“人文主义”办学理念，甘当“象牙塔”，不屑于回应当时沸沸扬扬的工业革命对应用技术的渴求，导致其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大大落后于德法。近代安徽高等教育之所以发展曲折，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当时安徽高等教育并没有深刻契合当时安徽社会的发展，导致其办学如水上无根之浮萍。民国以来，安徽政局高度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最根本的渴求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而安徽高等教育在此进程中难以发挥力量。从私立江淮大学、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到后来的省立安徽大学，学校开设的主要是政治、法律、文学等学科，其培养的人才对当时安徽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政法类等人文社科学生相比理科学生思想更活跃，注重、思想而不注重科学技术的提升，学校以政法类学生为主，学校相对容易兴起、学生运动等，使学校发展更加不顺。安徽民生最需要的农学院是在政府的强力压迫下才建立起来，工科大学只是在1947年才开始筹建，其余如商科、医科等社会急需人才则无培养机构。民国安徽高等教育犹如无根之萍，没有深深扎根社会的土壤，民众对此类高校的兴衰成败并不放在心上，军阀、政客则可借此上下其手，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当下，我国正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制度和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谋求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在此进程中，盲目追求西方的“制度圣经”或者固守本国传统经验都并不现实，只有立足于当下的创造性实践才有可能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不顾中国的国情而追求“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不顾我们的传统而一味渴望绝对的“学术自由”，下场自是可以预料。面对世界独一无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应主动积极适应现代化进程，在此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才有可能开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只有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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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排球运动，安徽省，现状，前景
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经历了发展提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回归原点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代末期）、重新起步阶段（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近几年，安徽省不仅恢复了青少年排球锦标赛，而且将排项球目列为省运会比赛项目。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校业余排球队应运而生，群众排球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然而目前安徽省排球运动还仅仅停留在“业余”阶段，运动水平较低。对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既可以找出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也有助于看清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前景。
1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现状
1.1安徽省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
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是一个项目发展的重要前提。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主要体现在相关活动的组织情况及配套政策情况。赛事组织方面，安徽省继2001年恢复青少年排球常规赛后，2006年又将排球列为“安徽省第十一届运动会”比赛项目。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裁判员培养方面，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排球裁判员的水平，培养高水平裁判员，2006年及2009年安徽省体育局举办了两次裁判员培训，并组织了国家一级裁判员考试。政策方面，2004年及2005年安徽省相继出台《安徽省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班）管理办法》[1]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2]。这些既是安徽省体育主管部门重视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安徽省排球运动新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1.2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群众基础
1.2.1学校排球是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基地
目前，安徽省的排球人口主要集中在学校，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方面，随着相关排球赛事的举行，一些中学及高校相继组建了自己的排球队。排球赛带动了排球运动在学校的普及与发展，例如2001年安徽省青少年排球常规赛只有8支队伍参赛，如今安徽省有16支队伍活动在常规赛赛场；另一方面，自2003年起安徽师范大学增加了以“二级及以上运动员”为基础条件的排球项目运动训练专业招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那些有排球天赋并且有意向走体育专业的学生，也使部分家长、教师开始鼓励学生从事排球训练。
有了更多的动力支持，学生及教练员的训练积极性普遍提高，因此学校不仅是排球人口的集中地，学校排球运动水平也代表着安徽省排球运动的最高水平。随着训练水平的逐步提高，部分球队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排球赛事。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这不仅是对安徽省排球运动水平的锻炼与考核，也让省内外的一些人士开始注意到安徽省排球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在比赛中，一些代表队通过不断的磨炼，也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2006年在张家口举行的“全国中学生排球赛”上安徽省男排代表队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取得了第八名的好成绩。此外，2006年滁州体校两名女队员还被选入八一队。学校排球运动的良好发展不仅为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无尽的活力，也带来了无限生机。
1.2.2群众排球是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土壤环境
群众广泛参与是排球运动发展的显著标志。从群众排球组织来说，目前安徽省有“排球基地”和“会友排球”两个排球俱乐部，分别位于合肥市和芜湖市，其成员既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也有教师、学生，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从群众排球竞赛来说，安徽省部分县（市）每年开展全县（市）排球赛，也有部分县（市）联合主办排球竞赛，例如，皖北排球赛、肥东县排球赛。这类比赛由于竞赛队伍包括企事业单位、学校及机关，因此不仅吸引了群众运动员的广泛参与，而且吸引了很多群众观众。此外，还有针对于中老年群众开展的“全省中老年气排球比赛”，这让一些中老年群众也积极参与到了排球运动中来。因此，目前安徽省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众广泛，不仅职业多样化，而且年龄跨度大。近几年，安徽省还协办了世界女排大奖赛、步步高排球联赛等一些大型的排球赛事，为群众进一步了解排球运动创造了机会与条件。
此外，各个市县基层领导的重视也是近几年安徽省群众排球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1．3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不利条件
1.3.1 经济条件的制约
安徽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用于排球项目发展的资金相对较少。安徽省学校业余排球队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体育主管部门、学校及按月收取的学生训练费，拥有赞助的运动队很少，部分球队每年可以支配的经费只有3-5千元。可以说，经费不足是影响安徽省学校业余排球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资金不足，也导致了一些有才华的教练员、运动员外流。而对于群众性排球组织来说，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会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群众的参与。
1.3.2主管部门管理不完善
良好的管理体制是排球运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缺少对排球竞赛的管理，省内比赛机会少，参赛队伍也很少；缺少对学校体育课的管理，部分学校的体育课依旧沿袭“放羊式”教学，限制了学生对排球运动的了解和兴趣发展；缺少对群众排球组织及学校排球队的监管，制约了它们正规化发展的速度。
1.3.3教练员队伍整体水平不高
教练员的水平关系着球队的质量和发展进程。目前安徽省从事排球训练的教练员人数还不多，兼职教练员技术相对欠缺，而专职教练员学历又相对较低，科研能力也不高，且多数从事业余排球训练的教练员带队时间较短，平时参加的培训学习也很少。这对排球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建议
2.1完善排球运动发展体系
完善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体系，首先要坚持在学校中开展以“小学选苗子、中学打基础、大学出成绩”为指导思想的一条龙培养体系，使得排球人才的培养在数量、质量纬度上和谐、持续发展。毕业论文，排球运动。建立一条龙培养体系，仅仅依靠一支球队或者一个学校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要避免短期效应的做法，保证训练过程的科学性。毕业论文，排球运动。
2.2提高教练员的执教效能
各地球队及群众排球俱乐部，可以通过建立选拔、考核制度，公开招聘教练员，也可以采用竞争上岗制，促进教练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各主管部门要为排球教练员参加培训、学习创造条件，加速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高效精干的教练员队伍。此外，也可以在增加外省人才引进的同时，加强与省内外教练员培训机构的联合，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培养。
2.3加强区域合作
以竞赛为纽带，加强区域球队之间的合作，以赛带练，以赛促练，既能增加比赛机会，又能活跃排球市场。目前，安徽省除了青少年排球队及群众排球俱乐部外，还有一些高校组建了业余排球队。因此，鼓励实力相当的排球队之间进行比赛交流，加强球队之间的合作，是提高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2.4以宣传为媒介，提高排球运动的“知名度”
安徽省排球运动的群众知名度低，尤其是体育意识薄弱的市县。省市体育部门要鼓励媒体多对排球赛事、赛程及排球运动健身、娱乐价值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排球文化氛围，同时也可以提高排球队及运动员的知名度，增加其社会价值，吸引企业和商家对于“品牌效应”的投入。
2.5争创高水平运动队，并鼓励企业办队。毕业论文，排球运动。
竞技排球的发展是排球运动发展的最高形式，而竞技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运动队的竞赛成绩。因此组建高水平运动队是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途径。2006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综合评估结果中，安徽省没有一个学校能招收排球运动员，这说明安徽省高校办高水平排球队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因此，体育主管部门要鼓励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为有意向办队的高校充实排球师资、改善训练环境提供条件。体育主管部门也可以与高校联合办队，为高校配置体育系统的资深教练员，或提供技术指导，尽快完善办队条件。
此外，体育主管部门要利用政府效应，宣传排球运动，举办全省性排球赛，鼓励企事业参赛。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排球运动水平，而且能解决优秀运动员的就业问题。
3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前景展望
排球运动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需要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及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努力。虽然我省排球运动重新恢复的时间并不长,且还没有被人们广泛关注,但是随着各级主管部门对排球运动重视程度的增加，随着学校业余排球队的稳步发展，群众排球运动的逐步深入，接触这个项目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也必然会实现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安徽省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班）管理办法[R].安徽省竞技体育网,2005-11-17
[2]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R].安徽省竞技体育网,2004-12-13
摘要： 陶行知“爱满天下”，情系故土，一直关心安徽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民教育问题。他多次来皖讲学，推行平民教育和“小先生”制，大力推行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力荐教育行政领导和教师创办学校，在安徽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中图分类号： G529;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4044707
Tao Xingzhi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Anhui
YANG Kegu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Tao Xingzhi; education in Anhui; mass education; universal education; life education
Abstract： Tao Xingzhi， with “love for the world” and his hometown，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nhui and people‘s education. He came to lecture in Anhui several times， advocating mass edu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Young Teachers” to implement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life education， strongly recommending administrative leaders and teachers' opening schools， which left a glorious page in education history of Anhui.
陶行知在故乡安徽歙县度过童年和少年，接受中等教育，打下了人生的坚实基础，以后虽然没有在安徽任过职，但一直心怀故土，眷恋家乡，自称“是徽州的土产”“对于安徽负有特别责任”[1]32。现就史料所及，谈谈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的关系。
一、推行平民教育
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为解决广大平民的读书识字问题，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1923年8月，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和安徽的董事之一。随后他就到长江流域诸省推行平民教育，安徽是其重点深入的地区之一。
1923年10月18日，他由南京乘船来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协助成立以教育厅长为会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领导平民教育事宜，到各地宣讲平民教育，发动群众。在他“足迹所到的地方”，有机关、学校、教会、军警、商团、寺庙、监狱等，基本上是一天数会，一天数个单位。在他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很快将全城动员起来，达到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致提倡平民教育”的地步[1]52。10月28日，全市就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大会，到会的各界人士17 000人。“教育厅长江报告后，请陶行知讲演。会后游行，分区宣传，沿途旗帜飘扬，鼓号杂作，全城无不感动，深为注意”（《教育杂志》第15卷第20号）。可见当时平民教育的声势及深入程度。
陶行知此次来皖，原拟只住4天，实际停留了16天，11月初离开安庆赴南昌。这也许是他为无负安徽“诸先生之推重”，而在此“稍尽绵力”之故。在安庆，他除了开展上述工作外，还在江裕轮船上，找了一个识字的茶房教3个不识字的茶房识字;在菱湖公园找了3个识字的人教6个不识字的人;在省教育厅里找了6个识字的役夫教12个不识字的役夫。亲做实验，探索方法，以便推广。实验结果，他认为：“（1）随时随地随人可以办平民教育;（2）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就有一分效果;（3）社会对于平民教育，只要我们使它谅解，是没有不万众一心去提倡的;（4）门不敲不开，最后胜利都由奋斗得来。”[1]52-53此行他非常欣慰，他在给妹妹陶文的信中曾说：“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在此进一步得到证实。来皖前和在皖期间，他还分别致函徽州四女师校长程仲沂、教导主任金鸣岐和隆阜胡自华女士，阐述平民教育的主张和方法，希望他们把学校所在地隆阜的周围及其家乡休宁北乡西村的平民教育都开展起来，“叫不识字的隆阜化为识字的隆阜;叫黑暗的隆阜在一定时期之内大放光明”[1]43。“将不识字之北乡化为识字之北乡，将黑暗之北乡化为光明之北乡”[1]50。尤其要把女子“都化为读书明理的人”，并提出具体方法。在来皖之前，他就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召集旅宁和旅沪同乡会开会，商讨在家乡推行平民教育事宜，决定“把南京歙县试馆每月收入拨作提倡歙县平民教育之用”[1]44;“赠送旅沪不识字同乡《平民千字课》，使一年之内旅沪同乡无人不识字。同时划分一部分收入，为推广徽宁两属平民教育之用”，并说：“现在从县而府而省，均已稍有头绪，以后可以为全国效力了。”[1]46-47
11月30日，陶行知又从武汉乘船来到皖南重埠芜湖，送平民教育之“礼”，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芜发表演讲，协助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举行万人大游行;对芜湖平民教育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芜期间，他还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同拟定了《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敦请徽属6县知事负起平民教育之责。12月3日，他离芜去南京，转车北上。一月后，他在报上看到芜湖两个学徒――永汇、金祥在“读书写字”，非常高兴，就用《平民千字课》第一册上的生字给他们写信，予以鼓励;他们居然也“会看我这封信”[1]64。同时复信家乡吴立邦小朋友，鼓励他“预备钢头碰铁钉”的办法，克服平民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难。随后又给休宁西村平民学校学生“读了两个月书就能写这样好的信”的胡映莲回信，希望她和学校全体学员继续努力，“最好每天回家，个个人都教家里的人读书”[1]97。可见他这一时期，真是行之所思，言之所及，信之所至，都是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运动，就“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2]488，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金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做好的国民。陶行知来皖就是要实现这一目的，“为我三千万兄弟姐妹开一求知之路”[1]51。在他的推动下，安徽的平民教育从城市到乡村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很多全国第一：省公署第一个办了平民教育，随后皖南道关公署、海关公署、芜湖县公署都办起平民教育;省教育厅第一个开办了公役平民教育，厅内21个役夫都读《平民千字课》;省高检第一个办监狱平民教育，教犯人读《平民千字课》。当时在安庆的五个省视学专门开会商议到各县推行平民教育办法。芜湖地方和旅芜徽州同乡都请驻芜道尹通令皖南23个县推行平民教育。芜湖道尹房秩五就计划在一年之内创办一万个平民读书处，并通告各地人民，一年后乡下人进城，若读不出《平民千字课》上的字罚铜钱一枚，以后逐年递增。这种强迫的平民教育，也是安徽首先采取的。当时安徽自觉提倡平民教育的县有黟县、休宁、歙县、绩溪、巢县、潜山、合肥、郎溪等。
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宁，安徽尤甚。督军马联甲（少甫）穷兵黩武，摧残教育污蔑平民教育是“过激党”所为。在陶行知离皖不久，当时那种“鼓角杂作，全城无不感动”的局面就萧条下去。当卢绍刘接任安徽教育厅长时，1924年2月8日，陶行知就给他写信，希望他“做一位平民教育厅长”，把安徽全省的平民教育坚持下去，并提出十项具体建议，如要消除马少甫之误解;恢复省公署、省教育厅的平民教育;恢复平民教育促进会;训令省视学分赴各县提倡平民教育;县知县提倡平民教育;全省各学校兼办平民教育等[1]81-83。虽经努力，但终究未能如愿。这与当时热心平民教育的行政长官调离也不无关系。如原省长吕调元曾令省公署卫队、公役读《千字课》，他调离后就停止了。著名教育人士房秩五不久辞官还乡，他支持的平民教育事业也未能坚持下去。教育厅长调换频繁，厅内公役读书，也受挫折。但不管怎样，安徽平民教育的推行，“为全省树之风气”[2] 497。作为“普及教育的先声”，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1]494，这为他以后亲自下乡，创办乡村教育做了准备。
二、推行小先生制，实施普及教育
1932年10月，陶行知深入上海郊区，创办工学团;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实施普及教育。他在创办工学团的过程中，发明“小先生”制，让小孩子作先生，“即知即传”，以补师资之不足。同时继续要求识字的成人教不识字的人，作“传递先生”，影响很大，很快传到全国23个省市，安徽也在全省范围内试行。
为了推进普及教育，1934年12月，安徽省教育厅邀请陶先生来皖讲学，推行“小先生”制。陶先生的讲题是《攻破普及教育的难关》，阐明小先生在普及教育能攻破27道难关。当时会场设在安庆吴越大街大戏院，会场内外都挤满了人，主要是中小学教师。陶先生语言生动，声情并茂，深深吸引了听众。这可以说是安徽普及教育一次动员大会，给了安徽普及教育的钥匙。期间，安徽大学也邀请他到校讲演，讲题是《普及教育》，仍旧讲“小先生”制。他认为“小先生”是穷国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号召大学生要投入普及教育，作“传递先生”。1935年7月，陶行知又应时任凤阳师范校长沈子修邀请，到凤阳作了一次普及教育讲演。
同时，安徽省教育厅还请陶先生派人来皖协助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随即选派了程本海、朱泽甫、楼展、张一涛、李玉坡、黄志成、戴飘等7人到皖工作。1935年1月27日，陶行知在给教育厅长杨廉的信中建议：“程、朱二君为安徽人，程可居厅内联络，朱可任第一师范学区辅导，其余各位请酌情分配。”[3]596当时安徽以省立师范学区为单位，六个学区各设一辅导员。配备留声机、图书、挂图各一套，随辅导员流动供师生阅览。还有一架电影放映机，轮流到各学区放映教育电影。这些图书、挂图、放映机，都是省厅委托陶行知在上海代购的，并配有电影技师和助理技师各一名。这些人在离沪前，陶行知为他们办了学习班进行培训。程本海当时住厅编辑《安徽教育辅导旬刊》，进行联络，交流经验。
在此期间，为“使失学成人、儿童及办学人员家长、任何集团负责人，心目中都悬着一个公共目标，为普及教育努力”[3]597，陶行知还为安徽起草了一个《安徽普及教育令》，作为政府文件下发。该令明确规定“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失学民众、儿童，限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以前读毕一种千字课”。即1935年底以前。在此期间，各机关、公共场所都要普遍动员。到民国25年1月1日，即有教育警察在公共场所和交通路口执行检查任务。不识字者罚铜元一枚;家庭、商店、工厂、机关集团，在上述年龄内如有不识字者，每人每月罚银洋一元，由家长、店主交纳;识字成人或学生不肯施教者，罚守知奴捐银一角。小学、私塾至少要有1/2的学生作小先生;民众学校至少要有1/2的成人学生（16岁以上）做传递先生。超过或不足此数，奖惩其校长和负责教师;区、保长的考成亦有此项内容。明确把普及教育运动列为各类学校的正式课程。根据“即知即传”的原则，要求“在一年之内，把初步文字教育普及出去”。尤其指出：“我们所要普及的不仅是文字教育，而是全县全省全国民众整个生活的继续不断的现代化，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3] 598-599陶行知曾指出：要“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要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现代文明的钥匙，他认为就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4]782。他要求“在一年内，把初步文字教育普及出去”，正是要使安徽大众掌握这个现代文明钥匙，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
《安徽普及教育令》是安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文件，对普及安徽的普及教育起了重要作用。陶行知认为，强迫普及教育是包括强迫兴学，强迫教人，强迫求学，认为只有这三者同时并进，学校教育与生活教育同时进行，国民基础教育才能不断普及。此后，由于时局的关系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这种强迫的普及教育在全国未能持久推行，但在安徽有些地方还是开展得很好。例如由方与严的长子方怀毅在王充办的歙县第一工学团，在陶行知直接关心下，得到歙县旅沪同乡会资助，办得有声有色，一直办到1939年7月才改成王充小学。1934年6月，陶行知在上海歙县旅沪同乡会执监联席会议上，提议组成“歙县旅沪同乡会普及歙县教育助成会”，并当选为副主任。他亲自为该会拟订了《简章》和《创办歙县第一工学团意见书》。在此期间，陶行知的“艺友制师范教育”也在全省得到试行。即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教师。1935年，安徽省教育厅就计划先在有条件的87所小学试行，以后逐步推广，加速教师培养，适应普及教育的需求。
三、传播和推行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基本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个理论主要通过他的一批学生在安徽进行传播和实践。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操振球、程本海、方与严、程今吾、张劲夫、张健、朱泽甫、马侣贤、汪达之、曹建培等。程本海和方与严都是陶行知的朋友，自愿放弃原单位的工作和优厚待遇，到晓庄做陶先生的学生，并协助他工作。方与严还将儿子、女儿同时带来，父子女三人同学，传为佳话。他们以后大都回到安徽执教或任职，积极推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有不少外省籍的学生来安徽工作过，同样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带到安徽。所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安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安庆附近的江镇车形小学（1940年改成初级农林科职业学校，更名“彻行”），创办于1927年。校长汪永洁根据学校所在地的农村特点，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办学。1929年成立“车形乡村教育推行社”，推行乡村平民教育。该社主要成员陈化奇、操振球、汪达之、陈天怀都是晓庄师范学生。陈化奇为社长，汪永洁为副社长。1930年晓庄师范被封后，又有5名该校教师被聘到车形小学。这样，晓庄的经验就能在车形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在此扎根。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名言被当作校训，写挂在教师办公室。在当时的车形小学，教师不计薪酬，辛勤执教，一心为当地农民服务;学校课程安排密切结合农村实际，重视实验和劳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改成农职后，设有农场、林场、养鱼场、手工藤制工场、小织布厂、酱坊、小商店、小诊所等，这与晓庄的办学模式相似。小诊所不仅搞流行病的防治，还免费为当地农民治病。学生生活自律自理，也担负一些校务工作，如打扫庭院，浇灌花木等。学校每天有早操、朝会、夕会，文体活动丰富。特别是由校长汪永洁作词，陈天怀谱曲的“毕业歌”的歌词中，就有“从此去，运用劳动双手、科学大脑、艺术兴趣、集体精神，好将社会来改造”
《解放前后的彻行农业职业学校》，参见安庆市教育委员会编《安徽省安庆地区教育志》。
的内容，
这正是陶行知为晓庄师范制定的培养目标。
根据《安徽省安庆地区教育志》记载，1936年春陶行知还应邀来到车形指导工作，发表演说，赠送了《老少通》农民识字课本，协助当地成立了27所民众夜校，招收成年男女进校学习。这无疑是对学校的巨大鼓舞和推动。安庆附近还有一所学校也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导办学，这就是丁柱中创办的世则学校。丁是陶行知的好友，怀宁人，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任晓庄师范物理教师。晓庄封闭后，他又到上海协助陶行知创办自然学园、儿童通讯学校，编辑《大众科学丛书》《儿童科学丛书》，从事科学下嫁运动。1931年，他在家乡利用丁家祠堂创办了这所学校，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池州师范是我省创立最早的师范之一。1932年由著名教育人士沈子修任校长，他思想开明，支持师生的进步活动。1935年，由陶行知介绍，操振球出任该校教导主任兼附小校长;次年又邀请晓庄毕业生程今吾、陈韦来校任教。他们按照陶行知的主张，培养具有健壮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和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程今吾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社会调查，走遍贵池的山山水水，写了20多本日记。附小的学生都作“小先生”，进行普及教育。操振球是经常与时任上海山海工学团团长的张劲夫联系。张是中共党员，不断从上海寄来马列书籍和进步杂志，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及《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新生》《永生》等杂志，影响了师生思想的变化。他们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抗日后援会”等。抗战爆发后，他们就
离开了学校。
参看操振球《和陶行知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载《行知研究》1981年第3期;杨利民《行知教育思想在池师》，打印稿。
1934年夏，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家乡巢县竹柯村创办园山学校，陶行知受冯将军的委托，选派了李友梅、刘宠光（刘宗飞）、翟树立（即罗平）、台和中、郭汝台、王锡山、舒政海、马昌实（马纯仁）到园山学校任教，李友梅、马昌实先后任校长。他们都是晓庄师范毕业生，在此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学。据该校首届学生祖保泉先生回忆，园山学校教学安排是：早上朝会，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或做“小先生”，送教上门，没有正规教材。参见祖保泉自述《生平述略》，打印稿（2009年5月10日）。另据《巢湖志》记载：1936年春，“舒政海到园山学校任教，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舒政海等进步教师在学校附近农村开办农村识字班，培养积极分子，并为农民编写通俗易懂的《千字课》和《老少通》等教材。”同年夏，舒政海、方光祥（学生）、胡家友（农民）等应邀去上海参加沈钧儒等七君子召开的“各界人士抗日救亡代表大会”，由此可见该校在当时的影响。舒政海、马昌实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一面教书办学，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宣传抗日救亡。
20世纪30年代初，爱国将领张治中在家乡办黄麓师范。1935年，经陶行知、梁漱溟推荐，杨效春任该校校长。杨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曾任教于晓庄师范，陶行知称他“得弟胜得黄金百万”的人才。他在黄师积极推行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该校附小在校长马侣贤（晓庄师范毕业生，曾任上海山海工学团团长）和副校长周辛夫主持下，也积极推行陶行知教育主张，提倡“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组织抗日宣传和文化传播。杨效春在黄师不到3年时间内就将原只有百余人的学校，发展到10多个班，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师范。
在淮河北岸也有一处盛开“陶花”的地方，这就是“颍上县唐氏私立甘罗乡村教育社”。该社是1935年夏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社长唐润之，成员有陶行知介绍来的省教育厅三区辅导员陈飘和颍上女小教师潘祖训（此二人都是晓庄毕业生）。在他们的提议邀请下，陶行知又选派山海工学团的汪秋平、汪曼雯、盛震叔、林其英来社任教。王光宇先在此学习，后去上海山海工学团，辗转又回到甘罗乡村教育社任教。他们在这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开展乡村教育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5]
除上述学校外，桐城的孟侠乡师、广德乡师、歙县等地，都有陶行知的学生工作过。涡阳县教育局长武际昌在1930年7月还专程到晓庄聘请安徽学生去筹办县师。他找到一位安徽学生，互不相识，他也不认识陶先生，说明来意。该同学说，晓庄被封，陶先生被通缉;武说这我知道，正因为如此，要办更多的晓庄式学校，陶先生的思想和办学精神是封不住的。于是他请了两位同学去涡阳筹办县师，孙铭勋是其中之一。他1930年秋至1931年春任教涡阳师范，按照晓庄的模式办学，改造学校，并为学校制订了《民国二十年的计划大纲》。[6]随后又请到徐明清等数人去充实小学和筹办县中，总计有10人之多[7]。这说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当时已在安徽的大江南北广为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影响深远。
四、情系安徽，爱满天下
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的关系，不只是在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等领域，而涉及到高等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学术等多个方面。1921年，一批皖籍学者名流，倡导筹建安徽大学，培养本省所需要的高级人才，陶行知就是其中之一。他和胡适等人为筹备处交际股成员，为筹建安徽大学奔波。20世纪20年代初，安徽“为改革教育事”，曾多次请陶行知回皖主持教育，担任教育厅长。他因“现任职务关系”，不能回皖，但仍关心安徽教育，认为“皖省教育确有彻底改革之必要”，拟荐江苏王伯秋来“主持皖省教育”。1921年2月28日，他致函胡适商量此事。他说：“伯秋兄办事魄力，皆为同侪素所钦佩，若得王君主持皖省教育，而吾辈用全力以为后盾，则三年之内皖教育行政必大有可观。”[1]11他是“全力以为后盾”支持安徽教育的。
1922年，江彤侯任安徽教育厅长，他工作“不避劳怨，从事革新”，一年以后，“成绩昭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因公积怨，有被迫辞职的消息”。陶行知即联合皖籍学人梅光迪、孙洪芬、洪有丰、姚文采，1923年8月致函上海《申报》，予以挽留。他们认为“皖省教育改进，正在萌芽，扶植灌溉，端赖贤者”。若“小人道长，则贤者裹足，充类至尽，非使吾皖教育行政，永远操之阿附苟容者之手不止也。同人等庐墓所在，休戚相关，以为教育改进，苟顿挫于中途，则子弟求学，将永谋之邻省，因于本日电致省长，请留江公”，希望报纸给予舆论支持，以挽救皖省文化教育事业。同时致电安徽省长吕调元，“千请慰留”江彤侯厅长[3]112-113。
1924年初，卢绍刘任安徽教育厅长，陶行知曾请他“做一位三千万人民之教育厅长”，做“平民教育厅长”。卢不负所望，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又能够将本省教育事业起死回生”，深得本省教育界的信任。但不久教育部要调他去甘肃任教育厅长。本省教育界人士致电教育部、督军和省长，一致挽留。此时陶行知适在安徽讲学，他感到“绍刘先生的去留于安徽省教育有切肤的关系”，就致函胡适，请他邀集在京的安徽同志，请教育部收回成令，哪怕要“尽九牛二虎之力”[3]165;他自己拟回南京后，也要联合在宁皖籍人士出力。可见他对有政绩的安徽教育行政长官的去留，是费尽心力的。
陶行知不仅关心安徽教育行政长官的去留，就连中学校长、教师的选任也极其注意。在歙县的省立三中校长方振民就是他荐任的。他多次致函胡适，相商三中校长人选，并请其物色好的教师来皖任教。陶行知对安徽的女子教育尤其关心。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就是在他和范洪五等人的倡议下，1922年在屯溪隆阜成立。他推荐了时任上海神州女校教导主任，屯溪人程仲沂任校长，学校教师大部分也是通过他在浙江等地礼聘的。他一直关心该校。1923年独游长城时，有人送他一块长城砖，他特意将此砖转送四师，作为新建校舍的“点缀”。1922年6月，芜湖省立二女师有厨工勾结流氓殴打总务主任致伤事件，陶行知闻讯，即用快邮代电，致函省长许世英，要求“彻底查究”，严肃处理。“不然则办学者人人寒心，入校者人人裹足。”他说：“二女师关于皖南女子教育，至为重要”，要求“选择学识渊深经验宏富之员”担任校长，否则“尤难胜任”[3]57。同时致函上海《申报》，并附上给许省长的信，要求舆论支持，伸张正义。
陶行知多次应邀到皖讲学，关心安徽的教育学术。1918年5月，在全省教育会议期间，他应邀到会作专题演讲，期间还在省立第一师范和省立一女师师生作了《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讲演，希望“师范生当以教育为终身事业”。1921年1月初，他又应邀到安庆参加由中等以上学校主持的讲演会，在省立一中等校作《教育最近的趋势》讲演，并与各校教职员研讨教育新法。就在这次讲演会之前，他致函胡适，请他也能来皖讲学。并提出：“以后希望芜湖与安庆二处同为学术演讲中心，每年举行若干次，遇有学者即开讲，不必拘定日期。北京方面讲员，请兄注意预约。皖省财力艰难，最好是乘便南下时乘便演讲。”[3]40这无疑是振兴安徽教育学术之举。
同年6月2日，安庆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向省议会请愿，遭到军阀倪道R、马联甲的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6月3日，陶行知等人即通电声援。不久，他应邀到安庆暑期讲习会讲学，针对“六二事件”，他讲《民权行使法》，对听众进行民权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此期间，因为安徽教育会正在竞争会长，“已经闹到搁浅的地步”，他又和胡适等皖籍学者联名发表了《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倡议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以杜武断;郑重声明：“这是我们对于我们安徽三千万父老兄弟、诸姑姊妹的一个宣言”[8]653，表明他们的态度。
陶行知还在异地为安徽办学，培养人才。1923年夏，安徽旅宁同乡会和同学会利用安徽在宁的会馆和房地产收入，创办南京安徽公学。陶行知被推为校长，姚文采为副校长，选聘安徽在宁高校毕业生作教师，以满足安徽到南京求学学生的要求。陶行知兼任校长数年，尽职尽责，为学校作了周密的筹划。他在《南京安徽公学旨趣》中，阐明了办学宗旨和原则，明确指出要民主建校，师生共学共事共甘苦;要勤俭办学，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要师生互学，后生可畏，师道可敬。同时提出了科学精神，美术精神，大丈夫精神。强调要用科学精神研究学问;美术精神改造环境;大丈夫精神处事应变。一切要以“事”为活动中心，一切要在“事”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安徽公学的办学原则，而且具有普遍意义。该校一直办到解放。
晓庄师范也是以安徽公学为基地筹办起来的，安徽公学师生出了不少力。晓庄师范历届都有安徽学生。在首届13名学生中，安徽就有3人，操振球是第一个来报考的（他放弃了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籍）。安徽省教育厅为支持陶先生的事业，特捐款一万元，在晓庄建了一座安徽馆，并设了五名助学金额，由学校考核奖励品学兼优的安徽学生。晓庄为安徽培养和输送了很多优秀教师。1929年春，陶行知应徽州旅苏北淮安同乡会之请，派晓庄三名学生去创办淮安小学，他亲自兼任校长。1930年，他派汪达之（晓庄毕业生，安徽黟县人）去担任校长。在陶行知支持下，汪达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新安旅行团的发源地。
由新安小学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在“顾问团员”汪达之带领下，1935年10月由淮安出发，直到1953年2月结束，历时17年半，途经18省，行程4万5千里，团员也由出发时14人发展到400多人。他们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旅行修学，到处宣传群众，成为我党的一支重要宣传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团出发经南京后，首先到了安徽，1936年春夏在蚌埠、合肥、巢县、安庆等地活动。他们在巢县园山时，“曾一人辅导一个小先生小队，一个小先生教五六人到二十多人不等，在十个村子里共教了六百多青年男女识字，受到了农民的欢迎。”[9]“一九三六年五月，在安庆乡下车形住了十六天，放映了十四场电影，观众约三万人以上。”[10]他们还到枞阳宏实小学活动了一个多星期。新旅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培养出来的一朵奇葩，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在安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至此，通过对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关系的考察，在感受陶行知浓浓乡情的同时，对近代安徽教育的历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史的认识，有了更切实的体会。从中可以读出像陶行知等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多灾多难之秋，所涌动出的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通过教育新民，期盼国家现代化的伟大襟抱与志向。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5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王世杰，等.安徽省教育大事记（1896―1995）[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71-72.
[6]孙丹年.孙铭勋思想发展简述[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2）.
[7]朱泽甫.陶行知与安徽教育二三事[J].行知研究，1981，（3）.
[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一、安徽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个性特征
江淮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淳朴的淮河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劳作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有不少音乐文化资源很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安徽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陶冶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性情，孕育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民族心理，调适着各族人民的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丰富着各族人民的情感，给人们以滋养和慰藉。因此，对这些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安徽音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同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稀有性是它的特点，是安徽民俗文化中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化遗产宝库。但由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任务显得日益紧迫。当今，我们在遵循一般保护原则基础上，结合安徽民族文化生态背景和特点，理应探讨一下该如何传承安徽民间音乐这一珍贵遗产。
二、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之我见
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传承在现实生活中，对其展开讨论和研究的力度远大于真正执行操作的力度。其主观原因是思想认识的问题。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应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社会对民间音乐艺术的冷漠是思想认识问题的具体体现。安徽民间音乐的传承需要社会氛围，尤其需要社会干预这种特殊的途径。而现实社会中，我们身边的媒体很少有安徽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平台，教育层面也很少涉足这方面的教育与科研。
当前，随着流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安徽很多传统民歌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令人忧心的“冷遇”处境，而是濒临消亡的“悲惨”险境。对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其方法措施在理论上应是一个系统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并且应当以静态保护与活态保护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给予音乐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保护问题，更是传承的问题。
首先，宏观角度来看，比如，作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在政策干预层面加强引导和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民间音乐文化，这是对文化传承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盛大节日，安徽各地都上演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歌舞，这既是挖掘、展示、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最佳契机，更是激活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充分挖掘音乐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经济文化功能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应成为保护与传承的主导力量，加强对音乐文化艺术的发掘和保护，使之被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学习、研究和传承。让人民有对本土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具体执行时，可以有文化主管部门因地制宜的成立相关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心，比如“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①、“皖北花鼓灯艺术研究中心”②、“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③等等。同时聘请部分退休的科研人员以及一些有名望的民间艺人担任课题任务，并且培养艺术研究人才的梯队建设，做好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编辑出版必要的关于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以及相关的影像资料。
其次，我们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民间音乐实施永久性的底层保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目前较流行的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做法，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进行采录，然后以各种载体加以保存。这种做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将传统的收集、采录的方法与现代科技优势很好地加以结合。此举虽然使得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得以存留，达到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忠实记录，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中的音乐文化艺术日渐脱离人们的生活，其内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也随之削弱和消亡，最终只能成为后人阅读观赏的史料文字和历史片段，这种结果违背了传承的初衷。由此可见，要使得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不衰，始终保持鲜活的因数生命力，只有让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当中，始终在人民的口传身教当中，才是万全之举。
再者，专才教育也是传承民间音乐音乐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途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如何在现代教育中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是当代文化多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当中有一个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地处安徽地方戏黄梅戏的发源地——安庆市，该学院于2011年有教育厅牵头，整合相关学校的学科门类，成立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隶属音乐系，旨在服务于地方戏曲黄梅戏的挖掘、传承与发展。该学院从招生、人才培养、艺术实践、人才输出等各方面都因“区域”制宜、因“戏种”制宜做了很多个性化的调整和改革。
三、余论
纵观地域性艺术的发展，一个地方乐种或区域音乐文化大多是由或大或小的、作为艺术主体的“人”在操控，他们“操纵”着艺术的萌生、沿袭、发展、变革以及消亡。因此，“人”是民间音乐创作的主体，是本源；但是在音乐艺术传播的过程中，“人”也是音乐艺术传播的途径和源动力。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朴素的安徽各族人民在接纳现代音乐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认识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稀有性及其在多元化环境里的价值，进而身体力行地对其加以发掘、保护和传承，已成为政府主管部门、普通音乐工作者、民间艺人、院校学生、甚至是每一个欣赏者迫在眉睫且意义深远的工作。
注释：
①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是安庆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是集研究、创作、排练、演出、展览、艺术制作等于一体的多功能艺术研究与演艺中心，2009年5月投入使用。
② 在安徽省文联、省歌舞剧院、省艺术研究所、省花鼓灯艺术团的支持和指导下，安徽省省民政厅于2009年10月28日批准成立安徽省花鼓灯艺术研究会。
③ 凤阳花鼓，自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当地主管部门一直努力在筹建“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目前已获准批示。
参考文献：
[1]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2]田耀农.区域音乐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系统论[J]. 人民音乐（评论版）.2009（12）.
从哲学层面理解区域音乐，是指区域性音乐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区域音乐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固然不能如等同于理化公式那样加以实验及定理。特定区域的音乐文化我们一般视之为区域音乐的活动地域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作为音乐艺术主体的——“人”，为区域音乐文化的展开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制约着区域音乐文化发展演化的进程；另一方而，区域中所强调的空间范围，也成为“人”在创造音乐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种表述方式。
一、安徽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个性特征
江淮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淳朴的淮河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劳作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有不少音乐文化资源很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安徽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陶冶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性情，孕育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民族心理，调适着各族人民的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丰富着各族人民的情感，给人们以滋养和慰藉。因此，对这些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安徽音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同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稀有性是它的特点，是安徽民俗文化中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化遗产宝库。但由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任务显得日益紧迫。当今，我们在遵循一般保护原则基础上，结合安徽民族文化生态背景和特点，理应探讨一下该如何传承安徽民间音乐这一珍贵遗产。
二、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之我见
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传承在现实生活中，对其展开讨论和研究的力度远大于真正执行操作的力度。其主观原因是思想认识的问题。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应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社会对民间音乐艺术的冷漠是思想认识问题的具体体现。安徽民间音乐的传承需要社会氛围，尤其需要社会干预这种特殊的本文由收集整理途径。而现实社会中，我们身边的媒体很少有安徽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平台，教育层面也很少涉足这方面的教育与科研。
当前，随着流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安徽很多传统民歌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令人忧心的“冷遇”处境，而是濒临消亡的“悲惨”险境。对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其方法措施在理论上应是一个系统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并且应当以静态保护与活态保护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给予音乐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保护问题，更是传承的问题。
首先，宏观角度来看，比如，作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在政策干预层面加强引导和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民间音乐文化，这是对文化传承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盛大节日，安徽各地都上演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歌舞，这既是挖掘、展示、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最佳契机，更是激活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充分挖掘音乐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经济文化功能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应成为保护与传承的主导力量，加强对音乐文化艺术的发掘和保护，使之被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学习、研究和传承。让人民有对本土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具体执行时，可以有文化主管部门因地制宜的成立相关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心，比如“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①、“皖北花鼓灯艺术研究中心”②、“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③等等。同时聘请部分退休的科研人员以及一些有名望的民间艺人担任课题任务，并且培养艺术研究人才的梯队建设，做好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编辑出版必要的关于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以及相关的影像资料。
其次，我们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民间音乐实施永久性的底层保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目前较流行的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做法，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进行采录，然后以各种载体加以保存。这种做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将传统的收集、采录的方法与现代科技优势很好地加以结合。此举虽然使得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得以存留，达到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忠实记录，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中的音乐文化艺术日渐脱离人们的生活，其内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也随之削弱和消亡，最终只能成为后人阅读观赏的史料文字和历史片段，这种结果违背了传承的初衷。由此可见，要使得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不衰，始终保持鲜活的因数生命力，只有让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当中，始终在人民的口传身教当中，才是万全之举。
再者，专才教育也是传承民间音乐音乐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途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如何在现代教育中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是当代文化多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当中有一个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地处安徽地方戏黄梅戏的发源地——安庆市，该学院于2011年有教育厅牵头，整合相关学校的学科门类，成立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隶属音乐系，旨在服务于地方戏曲黄梅戏的挖掘、传承与发展。该学院从招生、人才培养、艺术实践、人才输出等各方面都因“区域”制宜、因“戏种”制宜做了很多个性化的调整和改革。
三、余论
纵观地域性艺术的发展，一个地方乐种或区域音乐文化大多是由或大或小的、作为艺术主体的“人”在操控，他们“操纵”着艺术的萌生、沿袭、发展、变革以及消亡。因此，“人”是民间音乐创作的主体，是本源；但是在音乐艺术传播的过程中，“人”也是音乐艺术传播的途径和源动力。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朴素的安徽各族人民在接纳现代音乐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认识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稀有性及其在多元化环境里的价值，进而身体力行地对其加以发掘、保护和传承，已成为政府主管部门、普通音乐工作者、民间艺人、院校学生、甚至是每一个欣赏者迫在眉睫且意义深远的工作。
注释：
①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是安庆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是集研究、创作、排练、演出、展览、艺术制作等于一体的多功能艺术研究与演艺中心，2009年5月投入使用。
关键词：近代安徽；教育；发展；变革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19-03
安徽近代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受安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发展。不稳定的经济基础、动乱的社会环境以及统治者对教育的不重视，造成安徽近代教育的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对近代安徽教育进行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和分析，有利于更加深入的掌握安徽近代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有利于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
一、淮河流域教育发展概况
（一）普通教育
受清末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安徽省也掀起新式教育改革的潮流。“按受教育者的年龄，做一个分类，分别是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1]”，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普通教育，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在近代安徽教育史上占有很大的比例。
1.初等教育
“民国初立，安徽小学教育迎来一个新时期[2]。”根据相关数据统计，1912年安徽省初级小学校1430所，学生数48375人，在全国处于第17位。这与民国初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相关条令有关。另规定，小学校分为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两种，并有不同的命名方式。民国二十八年，安徽省实施政教合一。为此，原有私立小学大多改为所在地中心国民学校或国民学校。民国三十一年，安徽省依照教育部颁发的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国民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安徽省制定实施国民教育三年计划以及分年实施国民教育计划督察各县积极进行。这一年度，共设中心国民学校1510所，其中，省立小学5所，私立小学5所。安徽省在民国二十九年举办小学教员登记，并规定于民国三十三年制定颁发安徽省各县小学教育登记办法，同时，不断提高小学教员工资待遇，以期改善小学教育师资力量上的不足。
2.中等教育
中学教育是中等教育的主要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中等学堂，已逐步采用资本主义的教育内容及方法，增加了自然、科学等实用性知识，并开始重视修业年限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但总体来看，并不完善。不但学堂的性质仍带有封建色彩，学堂的宗旨也依然贯彻清政府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不利于现代意义上中等教育的发展。
在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事业进程中，有两个事件对中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是1922年教育部颁布的新学制改革令。这一命令颁布后，安徽省在修业年限、科目设置、学制等方面都进行了变革。包括：修业年限延长至六年，划分初级、高级两阶段；初中为普通教育，兼设职业科，高中分普通、农、工、商等科；学制上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等。第二是1927年安徽省教育厅颁布的《安徽省中等教育改造的方案》，将全省中学教育划分为六个学区，淮河流域地区主要分属第三、第五和第六辖属区。文件要求“每区设省立完全中学、女子中学各一所。对中学教育之推进更增助力。”[4]
3.高等教育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曲折中缓慢发展的，一大部分教育界进步人士为此做出了多方的努力。因高等教育对教育经费、教育体制以及整体社会环境要求都很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顺利。
1912年，在原清末安徽省官立法政学堂、公立法政学堂和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基础上，三者合一，成立了江淮大学。此为民国时期安徽省第一所院系分科的大学，也是当时安徽最大的一所高等学校。1927年停办。
在统治时期，安徽省内先后建立了三所高等学校，分别为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和淮南工业专科学校。
安徽大学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后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辗转迁移，在一九三九年被迫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到恢复。安徽大学成立伊始先办的是大学预科。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安徽中等教育的落后。中等教育仅四年学制，难以为大学提供优质的生源。因此，安徽大学设置预科，是为了确保进入安徽大学的本科新生真正具有高中毕业水准。
安徽学院创办于一九四一年，曾三易校名和三迁校址，一九四六年搬到芜湖定点办校。淮南工业专科学校一九四六年创办于蚌埠，初名省立蚌埠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二年迁到淮南，改名省立淮南工业专科学校。
上述三所学校虽均设有文、理、农、工各科，但规模都不大，并且很不稳定。以省立安徽大学为例，该校的文学院实力最为雄厚，它不仅是安徽大学最先建立的学院， 而且师资力量最为强大、办学最为规范，接收的学生数量也是最多的。一九四七年，是安徽解放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最高年价，三所学校共有在校学生2024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减少到1052人，教职员工428人，其中专任教师168人。这就是安徽解放前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
（二）社会教育
1.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方面，一方面是上述已提及的建立女子中学外，民国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指出：“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6]”开办女子学校，让青年女学生有了同等受教育的机会，不再被限制于家门之中。也有利于改变当地人民落后的思想，不仅促进了妇女解放的步伐，也为新式教育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可以说，女子教育的进步与发展，为近代安徽教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不断建立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但不能否认它在传播西方文明、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上的功绩。清末，一些传教士就已经在安徽省内建立了一批教会学校。“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于1872年在安庆创办了尚文小学堂，基督教卫理公会于1896年在芜湖主办了育英小学堂以及英国的中华圣公会1897年在芜湖创办了广益学堂等。[7]”
民国成立后教会学校数量有所增长。经过传教士的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得以进一步在安徽翻译和传播，对安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促进了安徽女子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更为近代安徽和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除有代表性的女子教育和教会学校教育外，社会教育还包括识字活动，普及国民基本常识；提倡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宣传卫生教育，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等。但就整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虽涉及的范围广泛，究极结果却并不如人意。客观上来看，是由于安徽皖北、皖西山区地形封闭造成的。除了教育人士身体力行的深入农村地区鼓舞农民识字认字，学习三民主义等知识外，其他的艺术文化、健康教育都无法真正实施。
二、近代安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
（一）行政上的不稳定
1913年7月至1920年9月期间，安徽的军政实权，主要掌握在倪嗣冲手中。民政首脑虽然经过多次换人，但他们手中均无实权。“从1912年4月到1927年3月，安徽军政首脑变更40多次，殊为历史上所罕见。[9]”教育事业主要领导的不断更换，教育机构的不断调整，使得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地区教育事业无法形成系统的体制。同时，所谓教育厅长等人，实际上一直忙于派系斗争与权力倾轧中，并非一心为教育服务之人。教育的发展缺少领头人，这更加造成安徽教育仅存在于理想蓝图之上，而无实质之行动。
（二）教育经费缺乏
教育经费是制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经费是否充足，决定了师资力量的好坏、教学设备的程度、办学成果的高低等等。民国时期淮河流域教育经费明显存在很大问题。民国成立之后，安徽省财政状况，除1912、1913、1914三年收入超过支出以外，其余各年均入不敷出。安徽省财政从整体上支出总量十分有限，直接导致教育经费的匮乏。不仅不能给予教育经费上的支持，甚至挪用教育经费作他用。
（三）大小战争不断的动乱环境
民国时期，大小军阀盘踞安徽，横征暴敛，各自为政；互相间战斗倾轧，扰乱民间。民国前期，安徽省主要受皖系主要领导人物倪嗣冲的统治。为配合皖系“武力统一”政策，积极扩兵，因而需要极大数额的军费开支。为此，倪嗣冲裁减教育机构、减少教育支出，严重阻碍了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
之后，“受北伐战事影响，安徽教育自1926年10月就基本陷于停顿之中。学校经费停发，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总辞职，法专、一师、五中等校相继被改建成军事医院，整个安徽几无教育可言。[10]”战争带来的创伤，深深积压在民众身上。在这样战乱的环境中，学校、教师、学生无法安心于课堂之上，安徽教育一度面临停止办学的不利局面。
（四）自然灾害频发
安徽省既有山区地形又有广袤平原。每年夏季之时，常因冷暖气流冲撞与地形地貌差异发生水旱灾害。皖西、皖南山区接连降雨，必引起山洪暴发；皖北平原则因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河床淤塞，往往形成雨多则涝，无雨则旱的不利情形。灾害严重时，不仅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甚至会伴有虫灾、冰雹等情况。
由上表不难发现，皖南、皖西北等地均是水灾高发区。农作物一旦受灾严重，农民所仰仗的收入来源就被切断，加上政府支援不济，民间捐助不够。生存环境的恶劣，给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家庭带来沉重伤害。群众面对每年都会发生的自然灾害无力抵抗。生活条件无法得到真正保障，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教育事业就更难得到有力开展。
（五）南北教育发展不平衡
相对来说，安徽南北地区教育不论是从历史沿革上还是发展程度上，二者都是不平衡的。安徽北方教育明显落后于南方教育。首先在地里条件上，皖南地区明显优于皖北。交通发达，对外交流方便，有利于先进文化的传入。明清时期，皖南地区更是孕育了“徽商”这一安徽省历史上的著名团体。他们的走出去和引进来，传播了皖南地区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带回了外部的新鲜东西。这为皖南地区的人们在接受新文化新教育上面打下了基础，而皖北地区的人们思想相对落后，更有僵硬化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一时不利于新教育的传播。这就造成了皖北、皖南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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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寂.辛亥革命时期淮上起义军始末（代序）[M].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
（1.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安徽师范大学；4.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近年来，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其发展中严重缺乏一个战略发展高度的长效机制.本文对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开展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整理与总结，并基于战略发展角度提出一系列解决对策，确保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培养机制可以为国家女足输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 ：安徽省；青少年女子足球；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G8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5-0182-02
1 前言
近年来，中央政府、国务院颁布了大力推广校园足球活动的教育政策，安徽省先后在合肥、淮南、淮北、芜湖等7个城市，设立了部级和省级的“校园足球”重点推广城市，而足球运动在安徽各中小学广受青少年群体的喜爱，因此，安徽省政府主导各地级市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在各级教育单位中的发展.虽然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到足球运动中，但是安徽省在校园足球运动中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培养机制上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全省中小学女子足球运动员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结合中国女足后备力量培养需求而建立出一个长效机制，导致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在发展中广受诸多因素制约.
2 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女足在颠峰时期在世界上具有“女足中的巴西队”美誉，但是随着老一代核心球员的退役，中国女足后备力量的接续却无法保持其在世界足坛的显赫地位，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各地区对新生代疏于培养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开展的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女足培养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目标在本质上处于国家体育事业战略发展高度.本文通过调查走访发现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发展中存在下述多种问题：
2.1 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生源不足
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在不断带动社会文化的革新与进步，但是传统的思潮势必会对一些社会非主流事物产生影响，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都是90、00后，而这两代人独生子女多的特殊地位导致家长对其十分溺爱，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运动健身项目过程中趋于多元化，这便导致很多中学女生都以乒乓球、羽毛球以及健美操等，身体对抗强度较小或没有身体对抗的运动项目作为首选[1].再者，女子足球作为国人心中的骄傲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所以作为大众体育项目的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在发展中无法脱离社会各领域的关注，但是当代大众媒体在足球运动宣传、转播中都是以男子足球为主要内容，导致安徽省各地区对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发展的关注度普遍偏低，在省内几乎无法通过大众媒体平台来了解青少年女子足球发展状况，因此，没有为其营造出一个良好社会氛围，这也是制约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2.2 教练员业务水平、专业素养较差
本文在调查中发现所有在职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教练员文化素质较高，大多都是由师范院校或体育院校输出的人才，虽然大部分教练员在受教育阶段掌握一些足球知识，但是对于青少年女子足球队这一特殊群体，训练方法与自身实践能力较差，所以说这一部分教练员的全面素质水平较高但严重匮乏足球运动的专和精[2].鉴于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在心理、生理上与青少年男子足球运动员存在差异，所以本文认为高质量教练员在训练中会着重解决这类问题，但是当前很多教练员依旧在套用男子足球运动员的训练模式，这也是导致当前安徽女子足球运动员水平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现阶段安徽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缺乏对青少年女子足球的重视，其主要体现在教练员这一核心软件资源配置上无法满足其发展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针对教练员素质的提升而建立一个交流平台，或导致教练员缺乏对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在新时期若想提升到国家女足战略高度，则政府主管部门势必首先要解决教练员素质问题.
2.3 女子足球运动员积极性亟待提升
本文认为校园足球氛围及校园足球文化氛围是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的主要目的，这样才能让每一个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训练与竞技中，可以充分体会到足球运动带给其自身的趣味性，但是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在发展中由于长期受到教练员执教水平，以及教练员执教过程中缺乏艺术性等诸多因素影响，很多运动员都表示日常训练过于乏味、枯燥，所以当前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队训练活动缺乏灵活性与趣味性，这也是限制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竞技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3].再者，安徽校园足球运动在开展中十分倾向于男子足球，女生在足球运动长期开展以来大多扮演配角和观众的角色，所以在安徽全社会与各级教育单位中形成了一种“女生不适合足球”的风气，这一不良思潮导致很少有女生积极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2.4 训练场地、器材以及经费严重匮乏
新时期虽然安徽省政府确立了大力发展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的战略，但是由于各地级市政府及教育行政单位缺乏对这一战略的正确认识，导致各地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在训练中缺乏完善的配套设施，其主要体现在标准训练场地、器械以及经费的匮乏，导致很多优秀教练员的训练思路由于缺乏必要配套设施、器材而最终搁浅[4].现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教育单位重视文化课成绩的传统思潮会对其产生影响，并不是每一个管理者都能认识到青少年女足在国家女足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最终导致其在配套设施建设上依旧以优先文化教育资源建设为主，在经费投入上也严重受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单位的限制，所以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发展中应要解决配套资源匮乏的问题[5].
3 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发展战略的对策
3.1 扩充生源
生源问题是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认为只有安徽省政府通过与大众媒体间的合作，来为青少年女子足球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才能通过解放每一个市民的传统思想来积极参与到这一活动中，这也是激发中小学女生积极性和参与度的主要途经.例如，可以邀请一些女足明星来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学校可以结合青少年女子足球战略发展要求来开展校园足球节，上述多种方法都可以引导社会各领域加大对青少年女足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各群体大力支持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这样才能为其进一步扩充生源.
3.2 提高教练员业务能力
鉴于教练员业务能力、足球专业素养会对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整体水平产生影响，所以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政策和人才培养机制来进一步提高教练员素质能力，例如，可以通过聘请亚足联或中国足协，各级培训班优秀讲师来为全体教练员进行授课，并且在教练员培养过程中应专门设立一个女足教练员培训班，进一步扩充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教练员的数量与质量.再者，教育行政部门每年都应选拔一批教练员进行深造，利用深造培养这一管道来让教练员接受最新的理论与思想，然后通过搭建安徽省内青少年女子足球教练员平台来进一步提高所有教练员素质水平，这样才能让教练员之间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这也是有效打破教练员自身能力壁垒的一个有效途经.
3.3 扩充经费来源
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与配套的软硬件设施是离不开的，这便要求安徽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其战略发展地位进行重新定位，明确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开展的必要性，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政府财政部门要支持其配套资源建设，只有物质保障作为基础才能不断推动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再者，各中小学教育单位要充分发挥出自身优势来创造收入，例如，寒暑假可以将校内运动场地向全社会进行收费开放，或与社会上一些事业单位合作来提供各类技术服务，通过多种管道来吸引社会投资走向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这样才能确保足够的资金供给来满足女子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
3.4 加强青少年女子足球制度化管理
本文认为竞技制度化是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制度化管理的首要环节，只有为各女子足球队创造更多的竞技机会来能通过实战来提高整体素质，这也是进一步扩大女子足球在社会上关注度的有效途径，希望在全省各地区都能出现一支支高水平的参赛队伍.再者，各级教育单位在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开展中不能忽略校园文化的效用，校园文化作为城市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重要地位，所以本文认为教育单位应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这一优势，学校内部可以通过开展女足联赛来促使各年级、各班级组建女子足球队伍，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
3.5 加强与周边青少年女子足球队之间的交流
江苏省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在国内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要向江苏省虚心求教，通过增加与周边省市中学女子足球队的竞赛与交流，帮助运动员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来丰富自身的专业素质.因此，本文提出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可以挑选各地区优秀运动员，组建一支高水平队伍与周边省市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同台竞技，并要充分汲取国内外女子足球运动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经验及技术，通过创设一个长效机制来对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对该机制的不断创新发展与优化革新来为国家女足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本文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势必会通过青少年女子校园足球运动这一人才培养机制，来重现中国女足在世界足坛中的辉煌.
4 结语
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的大力推广虽然取得了一些不错成绩，但是其依旧无法满足中国女足后备力量培养的战略要求，所以各级教育单位、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要对当前青少年女子足球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通过进一步完善安徽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人才培养机制来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国女足重现世界足坛辉煌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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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思想集大成的任务.他及他的学说对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格物致知"基本精神、“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准则、重视教育的治学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中国哲学 中国文化 朱熹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即通常所称的徽文化。它是包含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民间经济和文化之内容的地域性文化。因为它的辉煌性、典型性而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并作为中国并列于敦煌学和藏学的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学之一。
什么是徽州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界定。但笔者认同，徽州文化是发生在与存在于历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发生辐射、影响于外的典型的封建文化的说法[1]。徽州文化，从学科和门类分类，包括：徽州田制、徽州民俗、徽州宗族、徽州教育、徽州科举、徽州文献（这里说的文献，是指文化典籍）、徽州文档、新安理学、徽商、徽墨、徽剧、徽菜、歙砚等[2]。在这其中，朱熹及其开创的新安理学对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别人无与比拟的深远影响。
究其原由，除去朱熹本人的祖籍是徽州的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朱熹继承、总结了自孟子后中断的儒家道统思想，继承、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论和二程的学说，并结合自己的思想观点，形成了新安理学，并最终成为徽州文化的哲学核心。其实，同每一种思想或学说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一样，朱熹新安理学的形成也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正是基于此，才有后来对徽州文化如此巨大的深远影响。
在古代，朱熹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一方面，他对过去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文化发展新的局面。虽然在朱熹生前，他的思想和学说受到种种阻逆，没有得到肯定和发扬。但死后的追谥，以及一些著作成为官方法定的教科书，朱子学钦定为官学。从此，他和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几百年。而由于朱熹对徽州的强烈认同，他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及社会行为等诸方面对徽州文化的影响是可见一斑的。
那么，朱熹的哪些思想观点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格物致知的基本精神；第二，“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准则；第三，关于教育的治学思想。
朱熹继承了儒家学说最为讲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并认为其中的“修身”乃最为根本。他在 给皇帝的奏札中 说“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而出焉.正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深其本则在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癸未垂拱奏札一》，《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在这里，朱熹强调了“修身”为根本，还表达了只有“格物致知”才能“正心”、“修身”的思想，由此去齐家、治国即而平天下。这样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也是符合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3]。
朱熹还认为，所有为学之人，必须“格物致知”；应该从日用事物之中去认识“理”。他说：“熹之所闻，以天下之物无一物不具夫理，是以圣门之学，大学之序，始于格物致其知，不离乎日用事物之间，别其是非，审其可否，由是精义入神以致其用。“（《答江元适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他认为这是好东西，应该大讲特讲，要讲清讲透。认为这是他的选择和决心。然而，关于何谓“格物致知”的思想和主张，最集中的表现是他在《大学》第五章“格物致知”补传中所讲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
朱熹关于“格物致知”就是“格物穷理”，就是希望人们在探究事物的时候，要“无一毫不合”。虽然这样的要求只是主观主义的，是唯心主义的幻想，但对在当时条件下生存的封建文人学者的致学作研究还是有促进作用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徽州文化那样多的学科门类，那样多从古至今以追求“格物致知的文人学者，还有那样多的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徽州文书资料，便可以知道其影响深远了。
其次，知悉“三纲五常“的思想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与至关的。朱熹讲“遏人欲、存天理 ”，就是要人们最终实践”三纲五常“这一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把”三纲五常“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伦理规范。他说：“三纲五常 …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为政 》第一，《论语集注》卷一 ）这样，朱熹就从“天理”的高度，把“三纲五常”确立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和制度的根本支柱，并希望其万世不变。
到底什么是“三纲五常”？朱熹说：“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政》第二，《论语集注》卷一）“五常，仁义礼智信 ，五行之性也。”（《通书．诚不解》，《周子全书》卷七）在“三纲”中，朱熹认为，“父为子纲”是“三纲五常”的根基 ，是衡量家庭一切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是人人必须行的“忠恕”之道；“夫为妻纲”是“三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要大力宣扬的。朱熹将“三纲五常”“天理”化，使之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他“理学”的目的，也是他人性的追求[4]。
朱熹的这种“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于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存在着一种严格的以世袭家庭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第二，形成并存在着“徽商妇”特殊群体及其文化现象。宋元以后，由于在地缘政治的多因素孕育下，徽州出现了这种带有明显原始氏族社会痕迹的宗法制度，它经过几百年的沉积，已成为徽州文化的内质，成为徽州人立身处世的基本社会环境，以及封建人治的必不可少的“补充”[5]。另一方面，在徽商们一个个走南闯北成功的同时，在他们身后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徽商妇们在朱子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节俭持家、恪守孝道、操守妇道、慎守贞节的传统。这些传统，使她们甘于寂寞，甘于幕后。
最后，朱熹重视教育的治学思想对徽州教育、徽州科举乃至整个徽州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两淮盐政全德记》中记载：“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之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十，以紫阳为大。“朱熹亲自为紫阳书院订立院规，并亲身讲学。形成了一整套同他的哲学思想相联系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至此，在徽州这块土地上，大兴书院讲学之风，形成了读书穷理的实践学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他说：“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所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其何可废？”（《朱子语类》卷十一）
总之，朱熹对徽州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朱熹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推崇封建专制，又缺乏创新的意识和精神，在我们大力建设先进文化的今天，我们要正确看待朱熹及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价值》，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朱万曙主编《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2]赵华富：《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同上，第8页。
对徽州历史人物的研究
徽州历史上人文昌盛,人才辈出,因此,加强对徽州历史人物的研究应是重点。
胡适是绩溪人,本次会议在绩溪召开,胡适自然是研究的一大热点。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的方利山副研究员在《胡适对徽州文化的两大突出贡献》一文中,提出胡适对徽州文化诸多奉献中两大突出贡献:一是专注于戴学研究,二是热心推介徽商。认为胡适写成的《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和《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等文章着作,比较充分和深入地阐释了东原哲学的内涵、价值和时代意义,许多观点像“体情遂欲”等,都抓住了东原思想的本真,不仅在当时无人可以企及,此后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在对戴震的《水经注》学术公案的重审中,以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证据,维护了戴震的声誉。同时,胡适对徽商文化现象也作了诠释,认为徽商的精神就是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徽骆驼、绩溪牛精神。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的毕民智先生在《和而不同》一文中则提出胡适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中和者;认为胡适作为中国“转型期”的启蒙者,其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义的思想命题,必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连绵不绝地引起反响。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曦《“言说”胡适的另一个可能途径》一文,首先概论了学术界对胡适思想研究的各种途径,认为以往学界的着力处几乎都在留洋归来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即便是一些探究胡适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成因,或探究早期生活背景对其成熟期思想影响的文章,也只是宏大而空疏地概述某种“内在”关联,没有指出这种关联的具体方式。对此,他提出可以从另一个途径研究胡适:将胡适思想中被学界认为具有“保守”因素的那些成分,首先还原到绩溪的场景中,解读出“地方性知识”对于这些思想产生的影响。而后,再将这种“地方性知识”的价值系统加以梳理,考察其对胡适价值体系形成的影响,最终以胡适思想为中介,在这种价值体系与英美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对话中分析胡适,从而全面构筑出一个衔接在“传统——现代”、“东方——西方”之间的胡适面孔,以深化对胡适的研究。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曹曦先生《周懋泰着述考略》一文,利用新发现的绩溪人周懋泰的一些着述资料,阐述了它们的价值:(一)周懋泰的《同治六、七、八、九年在扬、宁致各处信稿》反映了当时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记载了清同治年代扬州、南京等地徽商经营遭受打击的情况和社会状况;也记载了当时苏、皖一带的乡风民俗等,为我们深入研究徽商处在衰落时期的境况,进一步窥探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人们的心态,了解当时人的社会风俗、信仰习惯等,又增添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二)周懋泰的《松石斋诗草》、《松石斋诗续》两部诗集可见他作为诗人,其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世俗人情,特别是集中反映了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给徽州社会带来的灾难,因此具有史料价值。
安徽省绩溪名人档案馆胡维平先生在《胡雪岩籍贯考证与辨析》中,针对《中国文物报》最近刊登的高念华《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一文中,提出了胡雪岩籍贯是杭州而非绩溪的五大理由,进行分析辨证,认为这些理由或牵强附会,或偷换概念,或是拾人牙慧。他根据胡氏后裔提供的家世籍贯文字资料和绩溪现存的与胡雪岩同时代人证实胡的迁徙、原籍地、祖宗等史料,再次证明胡雪岩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
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王茂荫人才思想探析》一文,依据新发现的部分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茂荫的人才思想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它包括以下4点,(一)衡量人才的标准:“德、才、识、存心”,这4个方面并非并列关系,前三者构成人才的“才”的方面,后者构成人才的“德”的方面,但前三者又最终归结到后者。(二)看待人的眼光:人才“世所不乏”、“用人尤重”,即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不是有没有人才的问题,而是怎么发现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在理财的问题和用人之间要“用人尤重”。(三)培养人才的目的:“蓄以待用”、“以济实用”,前者是指要造就各种各样的后备人才,后备人才造就了,一旦国家需要,可以随时起用;后者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培养的人才一定要任用,二是要培养实用性人才。(四)选拔人才的原则:“唯才是举”、“用贵得人”。
徽州社会的道德教化
徽州的和谐社会和道德教化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个热点。
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郭因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徽州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对其进行研究,对当今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自身的三大和谐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安徽省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秘书长毛新红女士则在《古徽州社会“和谐社会构建”因子——法治理念》一文中提出: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徽州民间社会精神的支撑力之一,她从5个方面探求了徽州和谐社会的建设:(一)追求民众自治,订立乡(族)规民约。(二)讲究平等互信,签订契约文书;(三)诉讼禀报官府,争取应有权益:(四)勒石立碑公告,维护社会秩序;(五)居官执法严正,体察下情民意。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琳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宗韵博士生联合递交的《明清徽商妇教子述论》一文,则具体地探讨了徽商妇在徽州家庭 教育中的突出贡献,指出:明清时期,由于徽商长年在外,教子的重任主要是落在了商妇的身上。徽商妇高度重视教子,能将“养”和“教”有机地结合起来,重“养”更重“教”,深知“子孙才”则家兴、族大的道理,注重培养子女良好的习惯;在教子的内容上,徽商妇往往能从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现实出发来决定教子内容,劝子自立,勉子立德,训子勤俭;在教子的艺术上,徽商妇不但选择切合实际的教育内容,而且善于运用灵活、恰当的教育方法,慈严相济,言传身教,愚教于喻。至于徽州的宗族教化作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卞利教授在《明经胡氏龙井派族谱便览》一文中指出:绩溪宅坦明经胡氏龙井派在民国年间编撰的《族谱便览》这一族谱的普及读本,在传统宗族统治的框架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强化宗族统治,通过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族谱便览,希冀达到贯彻陈腐落后的封建宗法伦理道德,加强尊卑、长幼、主仆等封建伦理观念,而这恰恰在当时是有逆于历史潮流的。
徽学研究的发展与新视角
本次会议还重点探讨了徽学研究以后的发展问题。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副研究员在《徽学研究的历史》一文中考察了徽学研究的历史,提出:徽学的研究尽管孕育于明清时期,20世纪的头30年是徽州问题的突出时期,但真正将徽州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还是在这之后的事,它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是专题研究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徽州问题专题研究的着述;20世纪80年代是综合研究阶段,国际化交流得以展开,一些专门的研究组织和机构成立,出现了专门的徽学期刊,徽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并陆续公布,成果丰富;20世纪90年代是学科化建设阶段,其一是表现在研究组织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其二是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基础性和多样化;其三是表现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日趋火热。进入21世纪,徽学正向着国际性的显学迈进。上海市社联的唯先先生在对徽学、藏学和敦煌学进行横向比较后提出:徽学由于在研究资料的保存和丰富上、研究对象的内涵上,以及研究成果及研究人员的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上存在优势,因此,它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居上的一门新兴显学。
就当前徽学研究的重点,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杜诚先生在《我们徽学工作者的责任》一文中指出:徽州历史文化的抢救和保护除一些物质性的地面文物外,更应该包括一些非物质的方面:一是要努力做好徽州文书的抢救与整理,这项工作还不应只是一种学人和学术研究的行为,而应成为全社会和政府的行为;二是要积极开展田野和社会调查,强化历史文化的抢救性研究;三是要强化文化的创新和开发问题研究。绩溪县地方志办公室徐子超先生的《徽学研究与应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也对当下徽学研究的重点提出意见,认为在应用方面:一是要发挥徽学研究在旅游经济中的更大作用;二是要发挥徽学研究在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乡土教材的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徽学研究如何在视角和方法上创新,这也是徽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
绩溪县的方静先生在《徽州学研究对象及学科体系的构建——关于徽州学研究的新思考》一文中指出:徽州文化是徽州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理论上的概念,徽州文化应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属于定格的历史范畴,一是属于发展的范畴,故而形成了大徽州与小徽州的关系;就发展而言,口传的被誉为“非物质文明”部分正在消失,遗传的物化的载体正在消亡,但那种有形的、特别的、传统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精髓,则被接受、深化和发展;宗法文化、庙会文化、徽商文化是构成徽州文化的主体,它们应是徽学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开发，经营管理
1研究目的和意义
体育场馆是指为了满足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和群众健身娱乐的需要而专门修建的各类运动场所的总称，一般包括各类体育场、馆、和游泳池【1】。体育场馆是开放各种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但是占我国的体育场地大多数的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的情况十分不理想。这种状况造成了一方面学校寒暑假场地闲置，另一方面社会体育活动场地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大众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高校体育场馆资源作为体育产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是高校体育场馆开发和经营管理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目前体育场馆资源出现短缺和浪费并存的现状。论文参考网。本研究通过对合芜蚌三市高校体育场馆开发和经营管理现状的调查，找出影响的因素。研究在维护高校体育活动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努力加大高校体育场馆开发的程度，充分挖掘高校体育资源，在高校体育资源共享方面进行探索性实践，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用率，进一步推动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与利用以及全面健身计划的实施。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及其简介
以安徽省合肥、芜湖、蚌埠三市的10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合肥是省会，是全国重要的科教基地，芜湖是皖江城市带的中心城市，蚌埠是沿淮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在安徽，合芜蚌三点串一线，是三个最大的“增长核”，是安徽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发挥合芜蚌中心带动加典型示范的作用，对安徽全省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与本研究有关的教育类、体育类、经济类和管理类期刊进行检索，进行必要的筛选，查阅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2.2.2调查法
对合芜蚌部分高校体育场馆开发与经营管理状况进行专家访谈和实地调查，了解各高校体育场馆开发形式、经营项目、运营方式，服务和收费的内容和标准、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情况。通过这些访谈和调查活动，获得了许多关于我省高校体育场馆开放及管理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3 结果与分析。。
3.1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开发与经营管理的现状
3.1.1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开发的现状
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有3种形式:全天开放，即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全天向社会开放;部分开放，即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分时段或部分向社会开放;不开放，即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不向社会开放[2]。通过调查得知，安徽省高校绝大部分体育场馆不对外开放，学校场馆部分对外开放的比例较少，体育场馆实现全面开放的几乎没有。开放时间主要在清晨、傍晚、双休日和节假日。全天开放的多为室外体育场地，如篮球场、小型运动场、排球场和田径场等，其在开放时通常是不收费或收费很低。另外，游泳、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由于场地稀缺，投入费用高、管理复杂等因素多以有偿的形式对外部分开放。近年来，国家及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率，但从我省高校体育场馆整体对外开放情况看，各学校对相关法规贯彻落实不够，不少场地器材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大部分运动项目场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利用率低下的问题。从社会体育需要角度来讲高校场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社会功能和经济价值发挥不够的问题。高校体育场馆使用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体育场馆资源的开发程度低，形式单一, 只局限于简单的场地出租和训练。在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和体育场馆无形资产的开发上远远不够。目前已开发的场馆无形资产类型主要有场馆冠名权、场馆广告权、场馆品牌开发以及场馆特许经营权(如各子场馆设施的经营权、体育用品经营权、体育健身相关配套服务经营权)等[3]。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开发程度和利用率以及体育场馆在开发和经营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远远不能满足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我省建立合芜蚌经济区的战略目标还不相适应。
3.1.2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的现状
目前高校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方式有以下几种：1.学校体育部门全权负责体育场馆的管理、使用、及经营。2.成立体育场馆中心负责经营和管理。3.个人和私企联合经营。4.租赁经营等。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主要由学校体育部门（院系）主管。在管理上尚未走出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和福利性管理模式。管理方法都是各校自主制定, 除了一些简单的场馆使用规定外，基本上没有系统的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缺少科学统一、规范、合理完整地管理模式，这种原始的粗放式管理明显落后于形势。 经营管理人才是制约高校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然而调查表明，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工作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体育系统内部员工，有些场馆的个别职工甚至连小学学历都没有，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明显不足，而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员过剩。因此，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的管理系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实践上看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还存在着不规范的缺点，专门性的场馆经营管理人才匮乏，导致体育场馆资源开发和产业化经营管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论文参考网。
3.2影响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因素
3.2.1观念落后，体制不健全
目前，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主要归体育教学部管理并使用，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满足体育教学和训练，管理体制没有从传统的体育计划体制中独立起来，其管理模式并不是企业化管理模式，没有真正走产业化道路，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这就导致体育场馆经营管理者观念落后、某些学校经营管理者仍然摆脱不了行政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束缚，在经营中存在 “等、靠、要’的思想和行为，默守陈规，不愿冒险开拓新的项目、尝试新的方法。经营者没有树立营销意识，在经营中单纯地坐等顾客上门，不愿主动开拓市场、转变经营思路，营销手段和策略缺乏创新，营销创新能力差，这直接影响到学校体育场馆的经营效果[4]。
3.2.2经营管理机制不科学
我省体育场馆管理机构不完善，管理职责不明确，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经营观念落后，有些场馆甚至没有专门的场馆管理机构。由于高校体育馆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兼顾学校的一些教学任务，造成其经营的不稳定性和非延续性。大多管理者的市场运作经验不足，不注重市场调查、广告宣传，对体育市场经济政策和理论研究不够。使得经营管理工作缺乏力度， 经营管理办法滞后 ，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先进。管理者的思路和模式不尽相同，使得管理水平和管理效果参差不齐，经营管理与经营开发不能协调发展，致使场馆经营无法趋向更合理的市场化运作，严重影响了场馆的经营。
3.2.3高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信息不畅通
随着教育社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高等学校也开始步入市场经济的领域，高校体育场馆的功能和服务范畴也在发生变化，除为体育教学、学生、教职工服务外，也开始向社会开放。安徽省高校系统比较封闭，体育场馆经营缺乏宣传，信息化的重视和投入不足。社会体育消费者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信息获取困难。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信息不畅通。这导致一方面学校体育场馆闲置或使用不足，另一方面社会体育活动场地严重不足，不能满足人们体育活动的要求。
3.2.4竞争能力欠缺
对外开放经营的高校体育场馆作为市场主体，同样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充分运用高校的体育人力资源优势，为消费者提供高附加值的商品。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如果高校的体育场馆不能为顾客提供环境优雅的健身锻炼场所，具有差异且富有个性化的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就没有优势可言。安徽省高校虽拥有体育界众多的专家、教授等人才优势却不能充分利用，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大部分高校体育馆还没有配备专职的体育指导员。体育场馆没有品牌意识，销售手段陈旧，服务质量低劣，严重损害了高校体育场馆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5]。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4.1.1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率低，场馆资源开发程度不足，形式单一。场馆经营主要是出租场地，在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上才刚刚起步。
4.1.2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经营管理主要由体育部门负责，基本没有专门的场馆管理机构。管理方式方法落后，管理人才匮乏。
4.1.3影响安徽省高校体育场馆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因素：观念落后，体制不健全；
经营管理机制不科学；高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信息不畅通；竞争能力欠缺等。
4.2建议
4.2.1解放经营思想.全方位树立市场观念。根据我省高校体育场馆的不同特点和经营管理现状，加大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实现多种管理模式并存。使场馆从传统的体育计划体制中独立出来．减少行政干预，尽快完成由行政型向企业型的转变，实现所有与经营的两权分离，让经营者成为独立法人，按市场规律参与竞争。
4.2.2发挥高校体育场馆优势，建立专业化的场馆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协调好教学训练和对外经营的关系，同时加强监督，提高管理水平。
4.2.3高校体育场馆经营者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业务处理的自动化程度，扩大信息共享范围，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同时，通过新的业务模式（电话、网络等）扩大经营活动范围，及时把握新的市场机会，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6]；高校可与各种媒体联手合作，共同开发、共同受益，因时因地而宜地搞好宣传工作，把社会体育有效地与高校体育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发挥高校体育场馆设施资源的功能，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论文参考网。
4.2.4安徽省高校应该以学校体育场馆为基础，组建体育俱乐部，为会员提供一个健身交友娱乐的平台，提供会员健身培训、健身指导和健康咨询等配套的服务；不仅要重视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体育场馆等硬件设施，而且要给其提供更多所需的相关服务；不仅让顾客满意，而且更希望使顾客达到愉悦，觉得物有所值[7]。在有限对外开放的经营时间内提高利用率，取得最大化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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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任。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进程的加快，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安徽高职教育尚未完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专业结构、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尚有一定差距。
安徽的经济建设需要高职教育提供人才支撑、科技支持与服务。为此，高职教育要为安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壮大皖江产业带、大力推进产业集聚，提供人才支撑，必须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协调互动、互相促进，最终形成共同发展。
关键词：安徽；高职教育；地方经济建设
政策和资金保障。2003年以来，杭州市政府对学院的投入力度成倍增长。2007年，市政府将投资3亿多元的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建在学院，明确基地性质为公益性、示范性、公共性，基地日常运转经费完全由政府承担。其次，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学院形成区校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成立“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委员会”、“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委员会”等，为学院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三，学院与友嘉实业集团共同发掘校企合作的内在契合点。学院确立主动服务企业、校企文化共融、利益共享与人才共育的办学理念；企业把集团的叉车设计研究所、邮政设备研究所设在友嘉机电学院，双方共同开发产品和技术，形成了共同规划、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发展机制。
实现了资源共享，解决了办学资源的瓶颈问题。友嘉机电学院培养的是机械、数控、电气、模具等第二产业发展急需的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先进的实训设备，但大批量的实训设备，学院既难以承受，又难以做到及时更新，而“校企共同体”的友嘉模式则解决了学生实习设备与技术的先进性问题，保证了友嘉机电学院学生在校期间能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同时，友嘉集团还为学院提供了先进的实训师资，这些技术人员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为学院教师和学生提供培训，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1．友嘉实践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随着友嘉机电学院的成立，友嘉实业集团也将把总部迁入杭州，并设立3个数控机床制造基地，把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杭州，对提高当地的制造业水平，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从而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提高就业质量起到积极作用。学院依托友嘉机电学院平台，为社会提供培训和科技服务。2008年培训社会人员1000人次，教师主持参与省市攻关项目10多项，科研经费达100多万元，为其他中小型企业技术改造10多项。
2．友嘉模式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友嘉机电学院模式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友嘉机电学院2008级毕业生就业率达99.16%，企业满意率达到95%以上。同时，2008年招生分数创历史最高，学院大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都高出分数线80多分。数控专业学生在2009年浙江省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数控大赛团体三等奖。同时,友嘉模式在学院进行了推广,按照友嘉模式,学院又组建了达利女装学院、新通国际学院、金都管理学院，从而提升了学院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我国经济发展将日趋区域化、地方化。发展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多方支持，特别需要高职教育的支持。当前，安徽正在实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工业强省”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这为地方经济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高职教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认真分析研究安徽高职教育和地方经济建设的现状，使其紧密结合、协调互动、共同发展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安徽高职教育尚未完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
1.专业结构问题。
2007年7月安徽省高职教育专业情况分析报告中指出，安徽高职教育布点较多的是电子信息、财经、文化教育类专业，这些专业占全省高职教育专业总数的46.9%，矿业、材料能源、资源、制造业及交通运输类专业数量较少，只占13.4%。从安徽确定重点发展的汽车工业、装备制造业、优质金属材料工业、水泥及非金属材料工业、电子信息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能源及煤化工业及生物技术工业支柱产业以及安徽经济增长速度位于前五位的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和设备制造业来看，安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结构与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类型不尽适应［1］。主要是高职院校受功利主义的影响：一是重文轻工。因文科类的专业办学成本较工科类专业低得多，许多院校只顾办学效益，忽视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二是专业设置雷同。有些院校不顾自身条件，不顾地方经济特点，一味追求办学规模，缺乏专业整体建设规划，对人才需求的类型不明确，把目标瞄准在热门专业上，专业设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专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三是专业设置定位不准确。
只看全国“大市场”，不顾地方“小市场”，某些院校不惜代价在江、浙、沪、深等处设立就业办事处，关注就业“大市场”，却忽视了地方“小市场”。此外，区域经济建设中一些急需专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近几年尽管安徽高职教育增设了通信工程、信息管理、电力技术类、矿物加工类等部分高技术含量专业，但总体来看这类专业成长缓慢，仍处于弱势地位。再者，安徽是农业大省，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发展高科技农业，因此，培养大批从事农业的高科技人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高职院校应相应开设一些相关的涉农领域的专业，如农业技术、林业技术、水利、畜牧兽医、食品加工等，但在安徽64所高职院校中目前真正开设涉农专业的还微乎其微。
2．人才培养问题。
高职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既有高等教育的属性，也有职业教育的特性。部分高职院校由于对高职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出现办学定位不准的问题。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没有跳出学科教育的教学模式，仿照普通高校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忽视实践技能的训练，致使培养出的学生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动手能力较差，体现不出高职教育的人才特色。另外，还有一些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上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高职教育看成是单纯的职业教育，过分强调专业技能和技术，忽视理论基础知识的传授，甚至删去必要的专业课程，致使学生工作后缺乏发展潜力及转岗的适应能力，仅仅成了一名简单重复的操作工或者“机器人”。
人才培养质量与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息息相关，在办学条件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师资和实习实训基地问题，尤其是“双师型”教师和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是上手快、动手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但目前安徽高职院校大多是地方政府所办，地方政府多因财政紧张而对高职院校办学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办学条件较差，“双师型”教师数量不够、质量不高，专业教师缺乏现场经验，动手能力不强，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滞后等。再者，由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学改革不到位，培养的人才在素质、能力、结构上难以满足地方企业的需求，致使一些毕业生因市场竞争能力不强造成就业和创业难。通过对安徽20所被评估过的高职院校来看，有14所院校“双师型”教师仅占专业课教师数量的15%，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有16所院校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较差，造成实践教学多由理论课代替完成。这种教学条件势必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制约经济建设和发展。
3．科技创新问题。
我国高职教育起步晚、高职院校建校时间短，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虽然挂上大学的牌子，实际上中职教育的痕迹还根深蒂固，尤其是封闭办学思想较为严重，缺乏科研意识，服务社会促进科学技术转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较差。当前，安徽部分高职院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意识淡薄，没有立足地方，对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人才需求的类型了解不够、把握不准，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造成高职毕业生结构性过剩。由于封闭办学，缺乏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意识，以致在科技创新中处于被动地位。
高职教育虽经过近1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但其科技创新水平与教学改革相比还显得十分薄弱。
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科研力量薄弱、科研机制不健全、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质量不高。科研是高职院校应有的功能，科研除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外，还可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支持。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高职院校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虽然不少高职院校成立了科技处或相应的研究室，但往往是空架子，缺乏足够的设备与人才，再加上封闭办学，当学校面对地方经济建设急需攻破的一些科技前沿课题时，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职院校是否具有科技创新能力，是否能够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服务与支持，是高职院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安徽经济建设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地方中小企业迫切需要高职教育提供技术人才，更需要科技支持与服务，高职院校要主动服务中小企业，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意识。
二、安徽的经济建设需要高职教育的支持
1．安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需要大力发展高职教育。
近年来，安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发展势头较强。安徽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工业强省”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建设工业强省，提升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如，汽车产业形成以轿车、商用车、微型车为龙头，零部件配套产业为支撑，在全国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汽车产业体系；钢铁产业形成以马钢为主体，加速企业的重组整合，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短缺钢材品种，等等［2］。此外，预计未来几年安徽的第二、第三产业还要大幅增长。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和产业层次的提升，将给安徽的城镇、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但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同就业岗位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些从业者迫切需要进行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培训和提高。对此，高职教育大有作为。安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必须要靠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来提供人才支撑。
2．发展壮大皖江产业带和大力推进产业集聚，需要各类技术人才，高职教育义不容辞。
安徽正在加快实施“十一五”纲要提出的目标，拓展产业优势，做大皖江工业密集带。充分发挥产业和区位优势，发展壮大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皖江产业带，重点培育钢铁、有色、汽车、家电、建材、化工（精细化工）、电工电器、农副产品深加工、材浆纸一体化等产业积聚区，继续保持钢铁、有色、建材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并力求在船舶制造、重大装备、电子信息和生物制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使皖江成为安徽最大的工业密集带。做大皖江工业密集带，形成各类产业集群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最关键的是人才。据安徽人事部门有关资料显示，随着安徽皖江工业密集带及城镇产业群的建设，未来几年将迎来人才需求高峰。2009-2012年，钢铁、有色、汽车、家电、建材、化工等重点产业需要45-50万人，其中精细化工产业、物流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需求量都在5万人以上。皖江工业密集带、城镇产业群的形成不只是在人才数量上有了新的要求，在人才专业结构上也有特殊要求。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高职院校必须与地方经济建设实现对接，按照岗位人才需求的类型进行针对性的培养，真正发挥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3．安徽经济建设需要技术和信息支持，高职教育责无旁贷。
知识经济是以网络信息为基础，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核心就是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离不开知识性人才，知识的获取、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工业是安徽发展的差距所在，也是安徽的潜力和希望所在，与企业技术短缺相对应的是安徽高科技人才匮乏，缺少高层次的创新研发人才，它已经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阻碍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在客观上要求高职教育要尽快提供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以促进安徽经济的高速发展。
高职院校拥有科技、人才、信息资源，是地方经济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地方经济建设中，高职院校要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发明创造、先进工艺、先进技术通过技术市场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再者还可以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和科研计划，加大科研力度和专项经费的投入，争取多立一些产业前沿课题和实用性强的项目，使其更符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
三、安徽高职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措施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理优化调整专业结构。
安徽工业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201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将达到4500—5000亿，占安徽省GDP的比重达40%以上，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达到85%以上，其中装备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25%，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达25%，全省工业企业数量达8万户以上，从业人员增长5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能源、生物医药、纳米材料等。
安徽将以三大城市建设群（合肥省会经济圈、沿江城市和沿淮城市）为牵引，积极打造产业带，把合肥、沿江和沿淮建设成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煤电产业基地。安徽高职院校要紧紧抓住地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调整以及三大城市群建设所带来的机遇，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积极开发新兴专业，调整优化传统专业，培养“适销对路”
的专业人才。在专业调整改革中，高职院校要始终保持与企业的密切联系，认真进行调研，掌握人才市场供求变化，在设置专业时，一是要考虑市场需求，二是要考虑办学条件，二者不可偏颇。
地方政府则要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宏观规划、政策引导、质量监控、分类指导，以保证全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更趋合理。
2．强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着力提升人才培养条件。
地方经济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高职教育，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必须有较好的办学条件作支撑，但从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2008年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的整体情况看，省内一些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标准：一是教师队伍，二是实习实训基地。这两大问题必须加大力度解决，否则，人才质量将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建设。在师资培养方面上，要着力解决专业课教师实践能力提升问题，实行与地方、行业、企业密切联系的开放式办学模式，选派教师到生产、管理、服务、经营一线进行实践锻炼；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技术管理、组织和开发工作以及任职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考试培训等，大力提高专业课教师实践教学技能，扩大“双师型”教师的比例。此外，还要加强专业建设带头人的培养，分期评选，滚动发展。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应给予必要的支持，在加大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制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以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建设几个大规模的实训基地，满足省内高职院校实践教学所需要的场地要求。另外，必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依托行业、企业，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设一批相对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使学生直接在生产工作现场进行实习实训，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坚持校企合作教育，提高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校企合作教育是高职院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有效形式，也是实现高职教育可持续性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
高职院校实行校企合作教育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在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聘请企业技术专家人员担任学校兼职教师，选派专业教师到生产一线学习锻炼；学校与企业、行业联合办学，推行“订单培养”；实行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针对专业优势，发展校办企业等，形成“校企结合、校企并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等等。另外，通过校企合作教育，高职院校不仅可以承担企业或相关行业的科研课题，配合企业及行业搞技术开发与创新，还可以对企业开展咨询服务活动，以极大提高教师科技创新的能力及热情，促进师资水平的提高，最终培养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高技能人才。安徽有很多发展比较成熟的产业，如芜湖的汽车工业、铜陵有色金属工业、马鞍山的钢铁工业、两淮的煤炭工业等，安徽高职教育可以与这些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充分发挥高职教育的人才资源优势，着力促进地方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姬兴华.安徽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09(08).
弹性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用一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相应于另一变量变动的百分比来反映变量之间变动的敏感程度,弹性的大小可用弹性系数来衡量。弹性系数是一定时期内相互联系的两个经济指标增长速度的比率,它是衡量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幅度对另一个经济变量增长幅度的依存关系,计算方法:弹性系数=y变动的百分比/x变动的百分比。若弹性系数大于1,则表明y增长速度快于x增长速度;若弹性系数等于1,则表明两者实现同步发展;若弹性系数小于1,则表明y增长速度慢于x增长速度。本文中的高等教育弹性系数是用来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动相对于经济发展变动的反应程度,计算方法:高等教育规模变动的百分比/经济发展变动的百分比。高等教育规模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本文选取了反映高等教育规模的五个指标,即十万人口在校生数、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民公办高校数的比重、高职院校在校生数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比重和百万人口高校数。其计算公式为:高等教育规模=十万人口在校生数×0.5+高等教育人口比重×0.2+民公办高校数的比重×0.1+高职院校在校生数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比重×0.1+百万人口高校数×0.1(指标权重为专家赋值)①。人均GDP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
二、1998~2008年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基本概况
(一)高校数
扩招以来安徽省普通高校数大幅度增加,从1998年的34所增加到2008年的104所,增长率为206%。十年来普通高校数呈现两个增长高峰:一是2000~2004年;二是2007~2008年。第一个增长高峰主要源于一批中专学校升格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据统计,1999年安徽省仅有高职院校7所,2004年发展至54所,约占当年普通高校总数81所的2/3。第二个增长高峰在2007年安徽省实施高等教育的“双百工程”(即到“十一五”末,建设100所高校,大学生规模达到100万人)[1];此外,从2008年起,《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独立学院”开始计入校数,这也促使2008年普通高校数激增。20世纪90年代末是安徽省民办学历高等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1999年9月,安徽省第一所获得教育部批准的民办高校———三联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为了推进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如2003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次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等。十年间全省民办高校数从1999年的1所发展到2008年的26所(含独立学院11所),其中2004年增长幅度最大。因为2004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同年,安徽省举办独立学院10所。
(二)学生数
扩招前,安徽省高等教育基础薄弱,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基数小,每十万人口在校生数1998年仅为170人,同期全国平均数为273人。扩招后,招生数从1998年3.24万人增至2008年25.32万人,增长6.8倍。其中1999年和2000年招生规模增长幅度最大,分别达到59.57%和55.13%。在校生数由1998年10.5万人增至2008年的80.83万人,增长7倍;其中2000年增长率达到44.21%。经过数年大规模扩招,2005年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安徽省普通高校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增长减缓。2008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0.65%和6.88%(如表1所示)。
三、基于弹性系数视角的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高等教育规模与人均GDP的变化趋势比较
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所选取的5个指标在单位上不一致,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通过对各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线性转换,然后运用本文所确定的高等教育规模计算公式,得出1998~2008年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见表2)。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安徽省抓住国家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性机遇,采取综合性措施,促使国民经济各项指标持续增长。全省人均GDP有较大增长,尤其是2002年以后增长率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03年由于受“非典”和洪涝灾害的影响,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小幅下降。2004年又反弹至20.34%。面对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等问题,2005年各级政府及时加强宏观调控,2005年以后人均GDP增长率持续稳定增长(见表3)。通过对安徽省十年来的高教规模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进行比较,二者关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3年间二者有交叉,其中2000年和2003年高教规模增长率快于人均GDP增长率;而2004~2008年高教规模增长率均慢于人均GDP增长速度。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扩招5年后,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的基数增大,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从外延转为内涵,侧重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因此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趋于平稳;另一方面,说明了高等教育扩招的效果已经显现,受大专教育程度以上的劳动人口增加,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全省经济快速发展。
(二)高等教育弹性系数分析
从十年来安徽省高等教育弹性系数变动趋势图来看(见图1),总体上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9~2004年,波动较大,最高值达到2.3,最低值为0.2;二是2004~2008年,弹性系数走势比较平稳,基本上稳定在0.0~0.5。
图11999~2008年安徽省高等教育弹性系数图
1.扩招政策的实施是主要原因。1998年的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除了高职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数比重略高,十万人口在校生数、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民公办高校数比重和百万人口高校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8年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根据各地的需求和经费投入及师资条件的可能,在采用新的机制和模式的前提下,2000年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总数将达到660万人。招生计划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地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应有较大的增长。高等教育入学率由1997年的9.1%(新口径),提高到2000年的11%左右。”吹响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号角。安徽省顺应时势,1999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5.17万人,2000年招生8.02万人,绝对数增加了2.85万人,增长率为55%;2000年在校生数19.18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5.88万人,增长率为44%。十万人口在校生数由1999年的213人增加到2000年的320人,增长率为50%。由此,相比上一年,2000年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率达到7.8298%,远远高于同年安徽省人均GDP增长率(3.3992%),高等教育弹性系数出现峰值2.3。受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全省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人口激增,2003年达294.7万人,比上一年增长87%。因为1999年扩招后的各类本专科毕业生大量涌入社会就业。这也是造成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率在2001年和2002年接连下滑后2003年又反弹至1.2988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