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9 01:42:19
“历史性大败是国民对自民党的斥责。”8月31日，继党魁麻生太郎宣布引咎辞职之后，官房长官河村建夫在记者会上表达了自民党的深刻反省。同一天，侥幸未被民主女刺客挑落的前首相森喜朗和福田康夫也深深向支持者低头，除谢票外，更向支持者认错并反省。自民大佬的举动，与5个月前72％受访者在《每日新闻》与NTT Resonant的联合民调中，批评自民党给人感觉傲慢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然现实无情，尽管鸠山由纪夫尚未登上相位，东京永田町议员会馆的便利店已经开始推销名为“308・祝政权交替红白馒头”的国会土特产。此前，这里曾创下一年卖出55万个“小晋(安倍晋三)馒头”的纪录，“(麻生)太郎牛奶蛋糕”也一度是拳头产品。可今天业界人士却说，自民惨败导致他们暂时丧失了以自民党魁为创作模型的灵感。
对于自民党而言，眼下最严峻的考验恐怕已非失去最大党地位或者是民众的变脸，而是本党会否因败选而四分五裂，党内又将如何重新洗牌、整合与再起。
大败或将导致派阀崩坏、自民离散
早在大选前，著名杂志《文春周刊》和《AERA》已经发出若自民惨败将导致党内派阀崩裂的警告。随着自民党落野，党内各派势力果然激减。此次大选，町村、古贺、津岛、伊吹、山崎、麻生、二阶、高村等自民八派，除津岛派的津岛雄二选前宣布引退外，其余七派首领均参选，结果町村信孝(町村派)、伊吹文明(伊吹派)都在小选区选战中败北，要依靠比例选举才狼狈“复活”，保住议席。山崎派首领山崎拓则完全落选。
从众议院议席数量看，原最大派阀町村派从原来的62席锐减至23席，古贺派则由51席降到25席，津岛派从45席降到13席，山崎派从37席降到16席，麻生派从16席降到7席，伊吹派则从20席降到8席，高村派也从14席降到5席。最为不堪的要数二阶派，除首领二阶俊博以外全军覆没，连从29岁开始连续当选16回的前首相海部俊树也未能幸免。
更为严重的是，相对于143位新人当选(占同党当选者的46.4％)，自民各派推出的新人却只有5位当选，同比仅为4.2％。自民党在众议院里难免给人以高龄化、缺乏活力的印象，不利于新鲜血液的吸纳和补充。
由此，在自民、民主的党争之上，停止党内派斗、重新整合党内资源更是自民党当务之急。研究自民派阀的庆应大学教授草野厚表示，大败将促使派内世代交替，全力提携新人，老人不放权不行。像町村信孝和伊吹文明这种勉强保住议席的首领，即便留任，难以服众之余，也违反了党内派阀领袖须在小选区选举中取胜的“潜规则”。
派阀体系一直被斥为“密室政治的原因”、“金钱政治的温床”，自民党内部也屡有抨击派阀体系的声音，小泉时代更极力削弱派系势力。但正如前首相小渊惠三“不能没有派系，如同人不能单独活在人间”的直言那样，自民党内相信“数量即力量”的党员大有人在，由此，派阀体系虽屡遭质疑却总能顽强保留下来。
一些年轻的自民党员们开始思考，能否把现有派系模式，转变成纯粹以政策为基础的组合。曾在自民党本部工作20年的政治评论家伊藤悖夫对此大泼冷水：“目前为止，所谓的政策集团已经存在不少，可惜不见有一个正正经经商讨政策的。”自民党现在缺乏能形成集团之“芯”的年轻中坚分子，所以由年轻人主导派系新编似不可能。而具有核心力量的党员却几乎都在60岁以上，如果继续由这些老面孔扛大旗，又将导致年轻党员的大量流失，故伊藤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自民党崩裂已然开始。
那么，有无可能因为这次败选而导致派系消灭呢?学习院大学教授野中上人指，某些派系或会随败选而消失，但就自民党整体而言，目前还没看到可以取代派系的模式，因此，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选出有说服力和协调能力的领袖，辅助新人出头，或许要比消灭派系更对症下药。但如果不实施派内改革，自民党恐怕难有将来。
与上述各位专家学者观点相呼应，面对9月28日将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目前在民众中最具好感度的现任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已公开表明不参选，前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也倾向于不选。两次当选的平将明众议员表示，必须选一位能够带领“新生自民党”再出发的领袖才行。新总裁或将面临今年10月进行的参院补选，以及明年夏天进行的参院过半议席改选。自民党能否在短期内触底反弹要看这两次选举，因此，落野后的第一位自民党总裁可谓责任重大。
自民党再起之可能
对于自民党败选，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一次极具日本风格的造反》的分析文章，指日本选民给该国政治体制带来了自美国占领时期以来的最大震动，选民顷刻间倾覆了所谓“1955年体制”――自民党打理了50多年的政治稳定局面。是什么催生了此次看似激烈的诀别过去的行动?选民造反源于近几年来自民党政策的摇摆不定，这种摇摆暴露出自民党的弱点。选民所忧虑的不仅是自民党处理当前困境的无能，而且担心自民党无力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应对这样的未来：本国劳动力必将减少，人口愈加老龄化，国家债务增加。选民与其说投票支持，不如说是反对精疲力竭兼丑闻不断的在任者。
换言之，既然上台的最大原因并非来自本党竞选纲领的吸引力，那么自民党再起的可能恰恰也就源于内部问题的发生――目前最凸显的是如何对待大幅膨胀的小泽势力，以及如何兑现选前开出的承诺支票等问题。
首先看小泽势力的膨胀。大选赢了，党魁鸠山由纪夫理所当然成为下任日本首相，但他如何任用被称为总设计师的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鸠山身边人透露，小泽因机要秘书牵涉西松建设公司违法献金案而辞去党魁之职，鸠山应该不会起用小泽担任阁僚，但明年参议院席次半数改选，亦希望延续气势，所以不得不倚重小泽。众所周知，本次众院大选小泽功高震主，除其本人高票当选外，他推出的美女刺客和年轻候选人几乎均昂首进入众院。加上其在参院的势力，小泽组成员已达120人。而且，此次当选的143位新众院议员里，小泽直接培训的多达70人，由小泽组主导的“一新会”(青年党员为主体)也由选前50人膨胀了两倍以上，而“小泽孩子”们均奉小泽为传统意义上的门师。与之相较，鸠山组的势力有45人，菅直人组则有40人，均与小泽势力相差甚远。难怪鸠山组中坚成员说出“小泽组已是党中之党，今后党内谁也不可能逆小泽而行”。故当亲信传出小泽或有意干事长这一紧握党内实权的位子后，引发了其他小组的注目。因为如果任
由小泽在党务方面掌握主导权，此消彼长之下，也将出现其所攻击之自民党长期存在的派系问题，政府与执政党“二元权力”的问题。这或许会埋下选民再次倒戈、自民再起的火种。所以，如何对待势力膨胀的小泽力量，是鸠山上台后，也是当前的一大课题。
其次是承诺兑现问题。选前，开出育儿支援、降低汽油税、取消高速公路收费、调高基本薪金与就业保险等高额选举支票。正如选战期间大家一再追问其财源所在那样，现在大家还是瞪大眼睛看的变钱戏法。承诺4年内不提高消费税，财源主要靠重新规划国家预算、消除以往的行政浪费来解决，还可以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建设项目等等。但日本目前政府债务已为GDP的170％，是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若要加大福利而不加剧现有债务恐怕不易。但若加剧债务，无异于饮鸩止渴，小甜当下，大苦将来。故而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日美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Dward Lincoln指，开出了可能无法兑现的选举支票。如果他们不努力兑现选举支票，一旦经济仍低迷不振，蜜月期将很短暂。
需要补充的是，如考虑长期执政，尚须解决政权担当及运营能力不足的问题。选战期间，自民党就此一再质疑，表示要参考英国工党打败保守党、执政初期的经验，打破日本的官僚支配，提倡政治主导。对此，曾经见证过英国政党交替的北海道大学教授山口二郎认为，对工党的学习可能会流于形式和表面。至少工党上台时，党内众多的年轻才俊已经具备相当政权担当能力，而在重用的新人里，连党内也有声音批评一些新当选的众议员缺乏担当政权的基础知识，遑论能力。更何况，当年英国工党上台并不需要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困难局面。因此，的政权担当及运营能力至今依然成迷。
除了蛰伏在野，等待对手犯错的时机之外，自民党还可以为再起作何准备?东京大学御厨贵教授认为，自民党中坚力量如能在败选后一同保留下来，反而是该党组织、政策主张和支持基盘等再构建的大好时机。尤其再构支持基盘方面，自民党作为传统保守的政党，本来拥有雄厚的商业、农业、建筑业界的地方支持，但因小泉时代的政策挫伤了地方业界的利益，导致自民党传统支持阶层的离散，现在正是重新寻求和整合这些支持的时机。
自民再起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即选民心态已变，多数选民认为政权交替并不是为了重新制造一个一党独大的，相反，从选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乐于见到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读卖新闻》就大选结果进行的全国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自民党可以夺回政权。而针对支持者所做的同题目民调结果显示，居然有62％投票给的受访选民也认为自民党可以夺回政权。
美国会成为自民再起的重要因素吗?
本次大选，应该说政权交替的结果从选前就大局已定，并无悬念，但依然受到中韩英德澳等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媒体更把这次选举视为与明治维新、战后经济复苏并列的日本三大改革之一。唯美国并不太热衷，相比于日本政权交替，美国更关心日本经济何时复苏，因为美国对日本抱有两大期待。
一是期待日本经济早日复苏，从而带动美国对日出口回升。2008年，日美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6％，排在加拿大、中国、墨西哥之后，只有中国一半，但贸易赤字却跟随中国排在第二位，占了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9％。与此同时，美国还希望日本继续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目前日本持有美国国债7118亿美元，仅次于中国的7764亿美元。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在驻日大使约翰・鲁斯8月19日赴任前，专门关切过上台后会否减持美国国债的问题。
二是期待日本经济早日复苏，从而加强包括日本在内的美日同盟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知日派表示，如果美国要深化对中关系，前提是必须加强美日同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6月举行的参议院公开听证会上断言，如果没有日美同盟，美国在亚洲将无作为。要保持日美同盟的威力，就必须期待日本经济复苏，否则日本经济的弱势会削弱日美同盟在亚洲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削弱了美国对抗中国的力量。
美国怀抱这两大期待观察，虽然也听到不少可能会因大洒金钱刺激经济和兑现一些选战时的承诺以促进经济短期复苏的观点，但是美国尚未看到有对抗经济危机、恢复景气的长期策略，加上对政治运营能力的怀疑，美国目前对上台只持观望态度，有所保留，故也对日本众院大选结果不冷不热。
但鸠山由纪夫8月27日被《纽约时报》转载的文章《日本的新道路》却刺激了美国。鸠山认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很多人从金融危机中认识到，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也许会终结。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对于美元作为关键全球性货币的永久地位产生了怀疑……我还认为，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当前的事态明确表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日本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并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呢……这个问题日本关注，亚洲中小国家也关注。它们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效地发挥作用，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但是也希望约束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过分行为。”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评论认为，鸠山由纪夫实际上明确表达了与自民党外交路线的不同。批评自民党政府过分追随美国，主张与美国构筑“对等日美关系”。民主自民两党虽然不同程度上都承认“日美同盟对日本国家利益极其重要”，但强调“必须反映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提出，日美中之间应该是“等边三角形”关系，主张加强与亚洲邻国包括中国和韩国的信任，说“我们的立场是把日中和日韩关系放在更重要的地位，然后再依据这一方向展开具体行动”。
鸠山的文章是否足以刺激美国重新检视，转而倒向支持自民党再起，目前仍然是未知因素，但日本媒体已经开始炒作这一议题。鸠山本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倒是一再强调并不反美，9月3日与奥巴马的电话会谈中，除表明日美同盟是两国关系的基轴之外，还指的胜利是托奥巴马之福，是奥巴马给予了日本选民改变的勇气。
关键词：参政党；参政党党建；参政党党建理论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2-0047-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由此，中国的派就开始作为参政党存在。尽管在历史发展中派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派以参与政权而不以夺取政权为存在目的，派在各自中都旗帜鲜明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派所具有的参政合法性。派参政合法性的取得需要满足四项准则：一是既往的历史贡献；二是自身的进步性与广泛性；三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可；四是获得法律的确认。笔者正是基于这四项准则来论证派参政的合法性问题。肯定中国派参政的合法性，不仅对于加强派建设、提升派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建法治中国的现实需要。
一、派的历史贡献
各派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及新中国建立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各派从参加革命的党转变为参加政权的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成果也有各派的一份功劳，他们出了力，吃过苦，流了汗，也流了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各派成为参政党也是历史形成的，参政地位的取得和参政地位的合法性也是历史的选择。”[1]可见，派参政合法性不是上天恩赐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历史贡献换来的。正是由于在民族民主革命及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历史贡献，派获得了参与国家政权的参政党地位。这是派参政合法性的直接来源。
（一）派在民族革命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族革命过程中，派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一边，积极主张抗战、民主、团结，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获悉此宣言后，就表示积极支持，并且达成共识：只有实行抗日，才能挽救民族危亡，而要实行抗日，就必须联共，联共就必须立即组织起来，以便同共产党和全国抗日力量结成反日同盟[2]。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派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主张。这不仅壮大了进步力量的声势，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使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主张更加深入人心。此外，各派用实际行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抗击。其中，不少派成员亲赴抗日战争前线，直接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当然，在抗日战争期间，派更多地是发挥他们的知识特长，创办和出版了许多进步刊物和图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这些举动对于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正确的抗日主张，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3]。
（二）派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派作为第三方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建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的建国方针，得到了派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派在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中，先是支持国共两党谈判，而后参加政治协商。为促使国共和谈取得成功，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谈诚意和主张，在客观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了谈判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二是抵制召开“伪国大”，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解放战争爆发后，为了给其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化外衣，进而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毫无疑问，是否参加“伪国大”，对派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绝大多数派经受住了考验，拒绝参加“伪国大”。在这个关键时刻，派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最终使的阴谋未得逞。三是从事军事活动，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中，各派纷纷组织成员到解放区直接参加人民。当然，各派主要是利用自身优势和特点，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军政人员的起义投诚、军事情报搜集等工作。派以其自身特殊地位和优势，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三）派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后，各派随即表示响应。这标志着派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项主张。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临近，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对此，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4]在此背景下，各派积极投身筹建新中国这一千秋伟业之中。派在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融洽相处，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新中国的各种制度设计也离不开派的智慧和贡献。
二、派自身的进步性与广泛性
派参政合法性的长期保持取决于自身的优势与特点。派只有具有进步性与广泛性，才能始终从根本上保持参政地位的合法性。“派的进步性决定了其能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事业。派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成为多党合作制度成员的必要性……否认了进步性，多党合作就缺乏坚实的基础；否认了广泛性，派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可见，进步性与广泛性不仅是派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派能够保持参政合法性的源泉。进步性和广泛性奠定了派成为参政党的基础，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参政党的地位，使参政合法性可持续。
（一）派的进步性
1.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坚定支持者和忠实拥护者。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后，派立即给予响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同完成了建国大业。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派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做好自己所联系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工作，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派在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派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和满足日趋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地域间、城乡间、不同阶层间的贫富差距日趋明显。中国社会日益涌现出诸多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诉求日趋膨胀。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必将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在这一背景下，派起到了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和满足日趋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的作用。一方面，派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通过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扶贫开发、参与政治协商等形式来发挥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派可以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吸纳进派。这样一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通过派参政议政的形式满足政治参与诉求。
3.派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保留派、建立多党合作制度，其中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让派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展监督。指出：“为什么要让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派，对我们更为有利。”[6]派的民主监督对于中国共产党遏制腐败、实现权力合理科学运行具有积极作用。此外，派通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来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派的广泛性
1.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派的性质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派的性质可以界定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派的性质转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力量。改革开放后，派的性质得到了重新概括：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量涌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7]不同时期的派都代表了相应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尤其是新世纪新阶段的派更具有广泛性。
2.派反映和代表着各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不同利益。派的成员来自多个社会阶层和群体，反映和代表着各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在新世纪新阶段，各派拥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民革成员主要由同中国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组成。民盟成员主要是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民建成员主要是由经济界人士组成。民进成员主要是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农工党成员主要是由医药卫生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致公党成员主要是由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组成。九三学社成员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台盟成员主要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各派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肩负着反映和代表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具体利益与各种要求的责任。各派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形式，为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有效、有序、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途径。
3.派具有政治上的包容性与思想上的多样性。虽然中国共产党与派在根本纲领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但是作为政党存在的各派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思想特色。各派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前提下，具有政治上的包容性与思想上的多样性。这样一来，派可以反映当前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多样化利益要求和顺应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尽管如此，各派都应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单一公有制、私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可
由于派的历史贡献及进步性与广泛性，派理所当然地取得参政地位。这种参政地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8]人民群众的认可对派参政地位的合法性至关重要。我国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人民群众把国家权力的使用权交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行使，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掌管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派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就离不开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认可。派只有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认可，才能具有参政合法性。派要在根本利益、奋斗目标、政治准则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
（一）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
派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派代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特殊利益。但在发展生产力和改善民生的进程中，它们的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特殊利益属于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共产党与派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正是有了一致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与派才具有统一的目的和行动，才能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一致的奋斗目标
除了具有一致的根本利益外，派与中国共产党还具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当前，中国共产党和各派的共同政治目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双方有了一致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才能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三）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一致的政治准则
政党之间的合作体现了根本利益的相融和奋斗目标的趋同，也必然有一致的政治准则。只有在一致的政治准则下，双方才能够有一致的政治行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和派在多党合作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政治准则进行了概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7]760 基于这一共同的政治准则，中国共产党和派通力合作，在发展中不断提升各自能力、加强自身建设。
四、获得法律的确认
正式法律的确认对于派参政合法性的保持具有关键作用。派的参政地位只有进入法律规范，才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才不会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从法律的高度确立派参政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派参政作用的充分发挥。如果没有法律保障，派参政只能流于形式。当然，法律又有软法与硬法的区分。“所谓硬法，通常是指经由国家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所谓软法，则是指由多元主体协商和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制定或形成，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含的非强制性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不成文的惯例或传统，以‘章程’、‘条例’、‘纲要’、‘规划’、‘指南’、‘意见’、‘决定’、‘纪要’等方式命名的规范性文件，均属于软法之列。”[9]派参政合法性的取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如下3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获得临时宪法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派的历史贡献，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派所代表的阶级和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规定。“中国人民民主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由中国共产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4]80可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早就把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纳入政权体系之中，也把各派纳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界别。这就以“准宪法”的形式肯定了派参政地位的合法性。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获得党内文件的肯定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派完成了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转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力量。如此一来，派所依赖的阶级基础已经消失，就产生了派是否继续存在和参与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对此，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6]34随后，刘少奇在中共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0]由此可见，中共报告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高到了党的方针的高度。这就为派长期存在确立了重要理论根据，为派参政合法性提供了存在条件、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改革开放后获得党内文件和法律的肯定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参政党”的概念，同时阐明了派在宪法中的权利与义务。“各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11]这标志着派参政进入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本中初步提出了派参政的合法性问题，并且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序言，正式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派参政的合法性。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着重要求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派参政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 孙瑞华.中国参政党建设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57.
[2] 李金河.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7：33-34.
[3] 宋连胜.中国民主革命与中国派[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36-137.
[4]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4.
[5] 魏晓文.当代中国参政党建设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76.
[6] 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235.
[7]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761.
[8]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5.
[9] 贾小明.怎样认识和促进政党关系和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24-25.
关键词： 派；派别；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马：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19-03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各政党几乎都有派别现象的发生发展，派也不例外。派别存在的原因是政党内部成员因为出身、经历及其所代表群体利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所持党内路线和政治主张的差异。党内派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要以科学的方法处理，不能无视它，更不能随意扩大化。通过小范围的调查显示，中国各派成员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派别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适当关注。
一、如何看待政党的党内派别问题
派别（Factions or Groups），按照词典释义，是指学术、宗教、政党团体等内部因不同主张而形成的分支或小团体。政党是由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并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的人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在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过程中，这个政党内部必然会就许多具体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产生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而政党内那些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或持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的成员也就自然形成了各种阶段性的或相对稳定的政治派别。因此，在一个政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派别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许耀桐认为，派别要区分为组织派别和思想（文化）派别两种[1]。 组织派别，其主要特征是：为了形成派别的力量而有着明确的纲领表达、纪律约束和实际行为表现。列宁曾对党内派别有明确的定义：党内的所谓派别是有自己的组织、纲领和纪律的，即组织性、纲领性和纪律性，三个因素缺一不可[2]。这种组织派别从某种利益出发，可以不讲真理，不讲原则，不顾党的大局，只服从派别领袖人物的意志和本派别的利益，因此，也可以把组织派别称为宗派。思想派别，其主要特征是在思想认识、观点主张、政策见解等方面有共同性而结成的意识形态群体。思想派别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同样是一些人，可能在这一问题上有思想的共同性，而在另一问题上则没有思想的共同性，甚至还有本人拒不承认属于某个思想派别、拒不参加思想理论活动的情况。即使是比较稳定的思想派别，它和组织派别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没有组织化的特征。
对中共而言，在其发展史上始终存在派别问题。在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引述了陈独秀在1927年应瞿秋白所约而写的《四字经》中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用来证明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性。后来大部分人都误认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说的。承认派别问题的存在，同时也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组织派别的存在。早在延安根据地时期，他就提出过反对宗派主义，其实就是反对组织派别的存在。在苏共历史上发生过极端的例子，斯大林曾错误地把思想派别——持不同意见者当作了组织派别来进行斗争，结果导致了彻底的肃反扩大化，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在建国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共党内的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抑或是社会主义，或者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政治决策的问题上也始终充满着思想、观点和方法上的分歧。这些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经过党内辩论和表决等民主程序后，最终大多形成较为正确的和符合实际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或者即便出现差错，也能够在党内反对派别的意见制约下很快地予以纠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众所周知，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左派”和“新左派”这样的言论及其思想派别[3]， 更有国外专家认为，“在中国党内精英当中，或者在执政者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左派’集团”[4]。 允许思想派别在党内开研讨会、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而会促进党内的民主气氛，活跃党的生活。因此，对于党内派别和派别活动，既要承认它的客观存在性，又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之。作为组织派别，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决不允许在组织上拉帮结派，形成不同的宗派组织。对于思想派别，则可允许其存在。理由在于它符合党内言论开放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在党内言论开放的情况下，出现不同的思想派别完全属正常的情况，没有必要干涉、阻拦，但要警惕思想派别向组织派别演变的倾向。
同样，在中国民主派的发展史上也存在派别问题。从派的性质、任务分析，派成立时就是多阶级、多阶层的政治联盟组织，如民盟，其前身是1941年3月秘密成立于重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救国会（翌年加入）、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组成，号称“三党三派”。
二、派的党内派别问题初步调查
关键词：中共与派 国民参政会 合作 探析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1-0194-02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基于民族矛盾之尖锐而携手合作的结果，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反映自己要求与呼声的一个战时准民意代议机构。抗战时期，围绕抗战和民主两大主题，各派政治力量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既合作又斗争，不断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其中，各中间党派及其代表的进步力量日益紧密地团结在中共周围，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抗战和民主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战后中国的政局，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一、共谋抗战大政方针而走向合作
首先，在如何认识抗日战争的性质上，二者有基本共识。中共与派均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战争一开始，中共就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中共领导人专门著书《论持久战》，系统论证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及其战略策略。救国会也认为：敌人对中国的侵略，决不是少数人的盲动和野心，而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日人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并明确提出：“不抗战，就只有灭亡；不投降，就只有战争”。
其次，在建立什么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二者观点基本倾同。1937年9月发表“庐山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和派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但当局并未履行诺言，仍顽固地不公开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平等地位，坚持，实行不发动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对此，共产党号召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明确指出，“兵民乃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那么，抗日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救国会也呼吁：“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和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抗日救国的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方面单独所能完成的，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各方面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
再次，关于多党派合作问题，二者有高度共识。中共早在《八一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之不同，都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号召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形式和军事形式。与此同时，各中间党派也纷纷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彭泽民于1937年6月15日发出《致全国各界领袖书》，提出“各政党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多次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中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呼吁“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共同建立抗日的‘联合战线’”；全国各界救国会明确地提出：“除了汉奸以外，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正是基于对抗战大政方针系列问题的基本相同或一致的认识，决定了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有了大体一致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二者走向合作的前提条件。
二、共同争取党派合法地位而患难与共
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初步形成，但执政的始终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十分脆弱。面对抗战日趋严峻的形势和的倒行逆施，中共与中间党派逐步形成了共识，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结束党治，确保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党派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围绕抗日各党派合法地位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参政员在《我们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就明确地把“如何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作为“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一届二次会议上，邹韬奋提出了新闻出版自由案；1939年2月，在一届三次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通令全国各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给各党派以法律上之保障”。但由于的阻挠，强行删去了原提案中关于党派合法地位的要求，通过了有利于独裁的决议。董必武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两次退席以示抗议。1939年9月9日，即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召开当天，等七名中共参政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明确时局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之友爱合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 “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会议期间，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联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共26人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重申了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治方针，提出了“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等三项具体要求，进一步维护了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合作。
随着日本侵华策略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消极抗日，积极，顽固地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立场，拒绝承认中共以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1939年10月至“皖南事变”爆发，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两次高潮，同时排斥和打击各派和爱国人士。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中共与中间党派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切实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敌。鉴此，中共十分重视中间党派和中间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把他们看作是中共和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一支重要同盟军，是必须团结、争取的抗日民主力量，提出了“团结起来，以对付日益加强的压力，保持派的存在”的方针。从1940年至1941年多次讲话强调共产党善于团结和争取中间党派和中间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在中共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下，各派加快了组织联合的步伐。1939年11月23日，各派领导人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等和民主人士张澜等人，在重庆联合组织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经过第一次运动的洗礼，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张澜、章伯钧、梁漱溟等13人秘密召开会议，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将三党三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联合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了社会基础十分广泛的有党派与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盟，派自身的力量大大增强。中共与以民盟为代表的派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把争取自身合法地位的斗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即推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民主运动，寻求最终建立联合政府。在这一历程的演进及转变过程中，中共与派合作日益紧密，形成了患难与共的友党。
三、共同维系统一抗战局面而密切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其首要任务是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统一抗战局面。因而，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重要使命和根本动力就是共同维系全民族统一抗战局面，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为此，二者在国民参政会中展开了密切合作。
在抗战初期，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积极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抗战进程，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7月，在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该提案充分表示了中共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抗日的诚意，反映了绝大多数参政员的心声，立即获得了67名各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联署，成为这次会议中联署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有力地回击了日寇汉奸的挑拨与破坏，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信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危害抗日统一战线。10月28日，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等六人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率先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该提案得到了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广大参政员的积极支持，获得73人联署，创国民参政会提案联署之最。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言和以汉奸论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该案立即得到中共和一些真正参政员的拥护和支持，在国民参政会中获得高票通过，有力地打击了内部反动势力的分裂、倒退和投降活动。在中共与派的密切合作下，一届三、四、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声讨汪逆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表示了参政会“一致斥伐，以昭大义”的严正立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日，积极，不断发动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此，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内外密切配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与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坚决的斗争，维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和各派纷纷谴责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事实真相。彭泽民、宋庆龄等联名通电和中央，斥责反动事变，严正要求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实行民主诺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在香港发表宣言，对共产党表示同情，指责当局违背民主诺言坚持搞，反对投降反对分裂，要求民主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救国会也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痛斥破坏团结抗战，同室操戈的罪恶行径。救国会参政员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史良等人，与中共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立场，支持中共的正义行动，拒绝出席参政会，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表示坚决抗议。中共与派强劲的政治攻势迫使不敢轻言破裂，重新回到国共合作的轨道上来。在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被迫承认国共分裂是不允许的，并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各派与中共联合行动，二届一次参政会围绕共产党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粉碎第二次高潮，成为派与中共团结合作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型范例。
四、共同争取民主政治而形成政治盟友
实现民主政治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心环节。五届五中全会后，更加反人民，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统治。中共与派进一步形成了共识：必须在中国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政治，结束，抗战才有前途，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中共与派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协调一致，密切合作，共同为争取民主政治同呼吸共命运，逐步成为最真诚的相互信赖的政治盟友。
中共与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程充分演绎了“顺民者昌，逆民者忘”的历史规律，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民主政治是方向；统一战线是法宝；多党合作是根本；党的领导是核心；政策策略是灵魂；人民群众是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高扬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笔人：罗天 付秀明）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
[2]周勇.国民参政会[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8
[3]宋春.刘志超.派与中共合作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5
[4]李燕奇.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共与派关系的形成及演变[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10
关键词：参政党理论重要性
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派建设与参政规律为研究方向的参政党理论,则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是一个亟待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的领域和学科。为什么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如何认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参政党理论建设似乎是一个新的命题,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期间,这一课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最先提出这一课题的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严正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当日致函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8月26日,又给黄炎培写信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的这两封信函在中国政党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派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方式,并把建立派理论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建立派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199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著文重温的这一重要论述,感慨万千,他说:“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参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重温的指示有了较之过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派理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作出贡献的老一代党派负责人,一直不忘的指示,长期坚持思考和研究派理论建设问题。《孙起孟文稿选编》中有7篇讲到理论建设。孙老深有体会地说:“派的理论建设并不难,其实质就是把派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结合性,上升到理论。这种理论事实上派已经在做,只是还没有把它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还不系统,还不够自觉,与实践本身相比还落在后面。”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客观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党理论研究是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宣布各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并把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各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各派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非常重视派参政的制度化建设。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一位派成员的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派的),专门拟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
根据这一批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与各派协商,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14号文件),成为新时期中国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共同行动准则。这一文件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其中最大的理论贡献是首次提出“参政党”的概念,确立了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赋予了各派“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的重大职责和光荣使命。这就为参政党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14号文件的指引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参政党建设不断加强,参政党理论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着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包括参政党建设,以理论创新引领多党合作事业的创新,经过同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充分协商,先后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5号文件)。这两个5号文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出了科学规范,进一步完善了对派性质、地位、职能、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表述,对支持派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引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指针。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一步概括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坚持和遵循的重要政治准则,这也是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的准则;进一步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各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进一步确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我们准确认识参政党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依据。两个5号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是我们深入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中应该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的指导原则。2006年7月10日,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支持各派按照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以思想建设为核心、组织建设为基础、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加强参政党建设,使他们始终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使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更好地统一于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中。这一重要讲话,对派建设寄予厚望,为深入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
参政党建设的核心是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的根本是理论建设。这项工作已受到各派的高度重视,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2002年5月30日,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民建中央第一次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是指南针,理论是主心骨,理论是粘合剂,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是加强本会自身建设的需要。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指出:“要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从参政党的性质、地位、特点出发,对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履行职能进行理论研究,形成规律性认识。”2004年7月4日,农工党中央在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中发出了《关于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意见》,对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落实措施等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并发出了研究计划和选题,先后在上海、重庆、四川、湖北等省市建立了参政党理论研究点,以此推动对参政党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2006年10月23日,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在九三学社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在新形势下完成多党合作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行动上的坚定。”他提出“参政党的政治纪律也应该是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参政党理论研究必须解决学风和文风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从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颁发以来,特别是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005]5号、[2006]5号文件的热潮中,各派都加强了理论学习与理论武装,都对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安排,采取各具特色的研讨活动,以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工作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各派在学习和研究的同时,积极宣传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宣传参政党理论和实践,扩大了社会影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05年9月,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民革中央编写的《中国的参政党》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宣传参政党的理论与实践,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了解中国的参政党,也是中国各派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的参政党》一书,以参政党的独特角度客观准确全面地介绍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着重介绍和研究参政党的性质与政治地位、政治主张与政治优势、基本职能、作用和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原则与内涵、途经与方法等,这本书体现了很高的政治把握能力、深厚的理论功底、鲜活的资料运用、深刻的切身感受、娴熟的语言特征,书中有很多启迪读者的精彩论述,例如关于派为什么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十大根本理由”的论述等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甄小英在《参政党研究的力作》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国的参政党》一书,称赞它是“第一部由参政党所写的系统阐述中国参政党理论的专著”,“填补了我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空白”,可以说当之无愧。由此也说明参政党内确有理论干才,可以担当起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任,他们在研究和宣传方面的独特优势,往往是“旁观者”所不可替代的。
参政党理论研究是一个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必须开门科研、联合攻关。2003年11月29日,作为派联合党校和理论研究基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了政党制度研究中心,联合各派和相关专家,共同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特别是参政党建设理论,先后出版了《多党合作与参政党建设调研报告集》、《中国派建设理论》、《中国参政党新论》(郑宪等编著)等著述。2006年4月25日,湖北省八个派省委会与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成立了湖北省统战理论研究参政党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已出版《参政党理论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目前已在筹备第二届年会和编辑出版论文集第二辑。在这样的研究中心和专委会里,各派和相关部门、理论专家密切配合、团结合作、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呈现出和谐科研的新气象。参政党理论研究的活跃开展,正是我国宽松和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政治环境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
三
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政党关系和谐,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国内各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进一步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各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真诚愿望。
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这是为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的伟大工程提出的要求。这一点,对于与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的参政党来说同样适用。这正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重要指示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世纪新阶段,各派与共产党一样处于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国内外环境,面临着同样的战略机遇期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担负着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任务,同样需要研究参政党参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切实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特别要加强参政能力建设和进步性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更好地担当起“参政为民”的重大政治责任。
日本近代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环节，是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国家的探索过程。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了幕府制度，重新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为了加强和确保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直接统帅军队；由天皇任命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内阁，内阁在法律上对天皇负责；日本帝国议会由世袭的贵族院和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组成，对天皇起咨议作用。“明治宪法”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立法权和行政权依然掌握在天皇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矛盾日益突出，日本大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国际资本主义间的矛盾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突出，和日本的军阀政治相联系，通过1932年的5.15事件和1936年的2.26事件日本彻底军国主义化。日本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策划并制造了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7年的7.7事变，使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处于美国占领之下，天皇的战争责任勿庸置疑，但美国为了远东争霸的需要保留了天皇。1947年日本制定了新宪法，建立了议会君主制的现代天皇制。天皇原有的权力被剥夺殆尽，不再有统帅军队、缔结条约、决定立法的权力。天皇的实际职能与英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英王是法律上明确的世袭国家元首，是一切权力之源。而日本宪法明确主权在民，天皇只是国民整体的象征，没有明确规定他是国家元首。
战后日本新宪法确立了以下两点：
1，确立了议会民主制
宪法抛弃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天皇制度，而仿效欧美建立了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确立了“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原则。对君主和议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换位——原帝国议会只起对天皇协助和咨询作用，天皇垄断一切权力；新宪法规定由民选的议会行使立法和监督之权，内阁向议会负责。
2，放弃战争
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决不以武力威吓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据此，战前所有的军事机构均被撤销。但朝鲜战争后，美国中止日本“非军事化”的政策。1954年日本组建了陆海空自卫队，以后军力不断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军国主义有所抬头，军事大国野心时有表现。军费开支突破GNP1%限额，现在仅次于美国。
依新宪法建立的政治结构成为日本宪政民主的主要载体。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其特征为：
一，议会内阁制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其特点为议会中心、内阁（首脑）集权、“议”“行”相容、议会内阁互相制约。
1） 议会中心
根据日本内阁制原则，哪个政党执党，取决于其在议会拥有多数议席或能结盟凑足多数。所以政党活动首先而且主要围绕争夺国会议席进行。只有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才能组阁，否则就沦为在野党。政党发挥的影响力也取决于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
2） 内阁（首脑）集权
议会是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只议政表态，实际的问题，要政府解决，政府的权力又集中在内阁乃至首相手中。日本首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集中权力，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在选举中获得稳定多数及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相当微妙和复杂。如果首相是党内最大派系的领袖，便可以象英国首相一样大权独揽，甚至在下野后仍可以操纵大权。比如田中角荣控制了自民党内被称为“田中集团”的最大派系，因“洛克希德”案下野后仍控制日本政治多年。20世纪80年代，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是自民党的实权派，首相的当选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所以首相如果没有最大派系为依托，便不可能长期稳定执政，重要决议都要看别人的脸色。
3）“议”“行”相容
日本内阁制政体的形式是“议行合一”，但“议”谁都可以“议”，在“行”上只是由议会极少数人控制。这部分人就是内阁成员，他们既是议员又是行政上层首脑。“议”“行”相容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议和行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否则不是议会被解散，就是政府下台。“议”“行”的一致还取决于执政党在议会有无优势（在特定情况下，未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也可以组成少数党政府），有多大优势，能否保持这种优势。自民党在93年以后都是和别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照顾不到小党的利益，就会产生政府下台的危机，所以自民党不易推行自己的政策。
4）议会内阁相互制约
日本议会对内阁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督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必要时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当然，内阁反过来也可解散议会。若是前者，议员还可以照当；若是后者，议会和内阁要重新组成。议会要政府下台，政府就要议会解散；所以双方互相制衡，都不能轻举妄动。
二，一极多党的政党制度
战后民主化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战后日本保持了一极多党政党体制。自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是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就把持政权，除自民党外，还有社会党（1995年更名为社民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在93年后出现了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政权，是因为它在国会占有多数的席位，每每强行通过法案，如1960年岸信介内阁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92年6月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法，都是在强行将反对党议员驱逐出会场，或强行中断委员会辩论而进行表决的情况下通过的。1993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党分裂，虽然很快和在野党组阁重新执政，但在议会的议席数一直不能超过半数。因此象以前一样唯我独尊，我行我素是不可能了。1996年实行小选区制后，有利于多党两极制的实现但现在尚无这种苗头，所以很可能走向意大利式的不稳定的一极多党制。
同样施行议院内阁制的英国政党体制为两极多党政党制，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另外还有11个小党如绿党等。在小选区制下，小的政党一直无法与两大政党竞争。
三，多级单轨的司法系统
日本不同于欧美的双轨制组织方式，采用单轨制。日本在全国只有一个单独统一的法院系统，只是根据审级的需要划分为三至五个层级，在较低的审级根据地域设置若干同级法院。日本的法院系统分为四级：简易裁判所，地方裁判所和家庭裁判所、高等裁判所、最高裁判所；真正按法律程序审理诉讼案件的只有后面三级裁判所。而同是议院内阁制的英国，以上院为最高审级，以下便分为民事法院（包括郡法院，高等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包括治安法院，刑事法院）两套系统，而美国拥有联邦和州两套司法系统，各州的实体法和诉讼程序都是不同的。
第二节 日本选举制度和政党战略
一，中选区制向小选区制的过渡
1， 中选区制
日本的选举制度1996年以前是中选区制，由全国130个选举区按人口比例分别选举3—6名议员。投票采用非移让式制度， 候选人超过当选票数时剩余选票不许移让给同党其他候选人，世界上只有日本执行这种选举制度。冰岛和芬兰是可移让式中选区制。日本众议院议员任期4年，到期全部改选；候选人登记时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地方选区议员要交纳10万日元的保证金。在达不到法定得票数时，保证金将被没收。
这种选举制度下政党在候选人间必须分配选票。要在众议院占过半数，政党必须保证每个选区有两名以上候选人当选。日本同一政党候选人之间必须展开竞争，保证在一个选区不产生一人独揽的局面，否则另外的候选人就要败给别的政党的候选人。日本政党96年前的选举战略是选择中间投票点偏左或偏右的位置，比如图2.1的L点和M点，以分得选票，这就造成选票分散，小党林立。为自民党的特别利益供与提供了温床，自民党的个人后援会战略也有了用武之地。
图2.1
投票
人数
O
L X M R 候选人立场
A政党 B政党
图2.1 的纵轴表示选民所偏好的政党或候选人立场(或议题、政策)的频率分布。横轴表示政党或候选人的立场（或议题、政策）。X点为群众信誉高，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政策。从X向左和X点向右支持率逐渐减少。如果每个选民都投票，并且对最接近选民的最偏好位置的政党投赞成票，那末两党竞争的结果是两党都采取中间投票点的政策。在图2.1中如果A政党担心失去位于横轴点L左侧的那部分选民的支持，他将他的政策订在L点上;如果B政党为了争取横轴左侧选民的支持，他也把政策立场从M点移到L点;结果A政党获得O至L之间的选民的支持，B政党虽然失去了M点以右的选民的支持，但却获得L至M之间的选民的支持。所以两党竞争的结果必将是两党都把政策调整到X点。
但真正能否当选，还取决于政党的政策实现能力，腐败、丑闻等损害国民利益的事情也是决定因素，并不是只靠政党的政策公约。这和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相矛盾，但为了选举成功，政党又不得不这样做。同时，资本主义选举存在用金钱收买投票人的现象，使选民意志得不到反映。
大的政党也允许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但这会给党的政策带来危害，候选人之间在政策上的互相攻 会导致选票分散。日本自民党采取的选举政策是对选举人的单独利益供与。与其在意识形态上争夺不如向特定集团提供单独利益。在中间投票点左右两侧寻找政策点以区分同党候选人的战略虽然缓和了同事相残，使分票结果容易掌握，但这种结构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使社会要素资源的分配集中在特定的利益集团，有组织性的选民占优势，而没有组织的选民则维护不了自身的利益。使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保护生产者，远远偏离中间投票点，造成资源配置的浪费，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提高了社会成本。这也是日本经济衰退的一大原因。
‘候选人本位’的选举战略在日本的人际社会中需要组建个人后援会。六十年代大多数选民住在农村，80%的选举区也在农村，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战前日本农村存在町村和部落二重结构。町村是国家行政的末梢，以部落为单位展开。每个部落的自治机构部落会承担了大部分町村的行政职能，部落会以部落内地主和上层农民为主导。因而战前的保守政党就以部落会为基础组成农村选举地盘。战后农地改革使地主和富农的领导权利大大衰落，但并没有消失。
自民党议员利用农村的村社组织和农协建立个人后援会。个人后援会是议员在自己选区建立的办事处，为得到选票自民党议员搞来道路、桥梁、隧道、河川、铁道、开垦等多种公共土木工程，使当地居民受益，同时在同党候选人间分配选票。而且后援会活动进入选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便选民对议员有父母官的亲切感。国会议员出资援助体育大会、妇女协会、老人协会、相扑大会、马拉松等，这些组织定期举行旅行、聚餐等活动，有时和别的国会议员一起举行新年会。自民党的国会议员为追求更大的当选率，一个月要参加几次葬礼、结婚典礼和毕业典礼等。据说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每天早晨必定翻阅地方报纸的婚丧版，决定是否参加或致辞。1961年加入个人后援会的会员总数，估计在全国超过1000万人，所以自民党想使这些潜在的党员成为在册党员。但个人后援会均属于中央的某一派阀，是以支持个人为目的，所以议员们一般不会把他们的金钱和血汗的结晶交给党。
个人的忠诚心是构筑自民党个人后援会的中心，后援会组织的成员和议员的个人关系在竞选中起到关键作用。自民党议员的40%是二世议员。从父亲、义父和党指导者那里承继的后援会组织，对候选人非常有利，也由于可继承性，使投资后援会组织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为。
但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受这种战略的影响。1830年到1880年英国中选举区制下政党选举主要依靠政党政策纲领，而不是公共开支的诱导战略。在这几十年间，英国随着选举区规模的扩大，减少了几人区选区。结果，政党根据中间投票点的意图选取政策，最后证明这比个别收买选举人的政策更加有利。选区越大，利益诱导的费用就越大。覆盖的区域越大，必须获得的支持者票数也增加。
内阁制政府制度使执政党易于控制政府资源，自民党议员在候选人本位的选举战略下充分利用其优势，把政府预算等公共资源用于供给地方的利益集团，这是赤裸裸的腐败，但这是中选举区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获得利益的手段。
自民党议员可以在规制、预算、租税政策上帮助当地的业者。50-60年代的高速发展，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第二、第三产业占人口的51.7% 。为推动企业的发展，国家采取保护市场的政策。在开发的初级阶段，经济市场的扩大需要公共设施的建设，货物的运输要求有贯通日本的铁道和公路。自民党在制定预算分配上，倾向生产者集团，开始提供低息贷款、大笔公共投资、辅助金、补助金。自民党为了保护农村的利益，实行米价保护、农产品市场保护，提供财政补助，同时下放权力，把原政府管辖的事务下放到“农协”。 这种政治时常超越经济规律，按政治需要进行。 自民党候选人可以选择在中小企业政策和零售业政策上支持选区的业者。同党别的候选人可以选择在农业、运输、电气通信、建设等政策上支持选区的业者，也以此分配选票。
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政策照顾时常向自民党献金。贡献资金的生产者，可以取得预算、税制、经济规制等方面的额外利益。这产生的问题是消费者的损失大于产业界得到的利益。对产业的保护使日本商品的价格昂贵，品质却不断下降，在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企业，问题相对轻一些。但纺织、流通、建筑、银行等部门的保护政策使日本的总体竞争实力大受影响，这些损失一般通过股票下跌、雇佣条件的恶化、服务的低劣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城市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希望自由竞争的体制。同时此结构在人际关系上耗费资源。人际关系是不产生任何价值的，所以这浪费了日本的社会资源，提高了日本的生产成本。
2，选民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随着选民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日本的选举制度由中选区制向小选区制过渡。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进展，日本选民开始涌入城市，农村也变成了小城镇。开始阶段也发生了城市人口过密、交通拥挤、大气污染、犯罪率增加等问题。这时，渐渐成为城市人的农民在选举中占选民的大部分。
农林渔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60年到1970年由33%锐减到19%。而工薪生活者则由19%上升到27%，产业工人由25%上升到32%。自营工商业者由20%减少到18%。到20世纪末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6%，第二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0%-40%，而第三产业占总人口的50%-60%。
自民党议员的票源地盘变成两重结构。第一，发生动摇而收缩的传统地盘。一般以利益为本位加以改组和加强。第二，因城市和大众化而从传统的社会网脱落的浮动地盘。据时事通讯社的调查，1960年回答“没有支持的政党”者为7.2%，而在1972年超过20%。
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生活方式开始向同一水平划一，因职业、年龄、性别不同而出现的生活方式的特征和差别也在逐渐消失。以自家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中”的中流意识增强，1958年为37%，1964年增加到50%，1973年达到60%，加上“中下”和“中上”意识的人，由1961年的76%增加到1970年的90%，在巨大变动中自民党在大选中的相对得票率由1958年的57.8%下降到1969年的47.6%。
向日益无党派化和生活中等化的选民层传播信息并把他们动员起来的最大武器是大众传媒。自民党的统治变成了二元的结构：一个是扎根于利益分配体系的党内派阀政治，另一个是对大众社会的大众传媒政治。生活的中等化产生的是无党派化。
到1975年末，全部选区的65%已经都市化了，组织囊括大量选举人的个人后援会越来越困难了。都市投票人比农村投票人对自民党的特别利益供给政策更加迟钝，个人后援会在城市也不能象在农村一样对分票产生巨大作用。随着日本人向都市的移动，自民党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小选区制。都市居民有相对高的学历和移动率，他们通常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比起要求政府保护的农民和中、小企业经营者，都市选举人更重视自由竞争的市场政策。七十年代以后经济保护随着凯恩斯主义的退潮而渐渐不得人心，城市中产阶级的呼声日渐高涨，以靠向产业界为中心的特别利益供与遭到了城市居民的反对。
日本的政府保护政策，使国外的生产商不能打入日本市场，所以他们鼓动本国政府对日本施加压力。对日本的出口商采取贸易报复政策，这使日本的出口商对日本的非市场化非常烦恼。所以日本的大出口商要求政府改变保护本国产业的经济政策。这对自民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农民和商店业是坚固的支持基盘，但又不能丢弃献金的主要来源地大企业。城市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政府的经济保护而大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实力，参与国际争夺开始倾向自由竞争的政策，中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这种政策也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
二．小选区制的实施
显然，9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打击了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日本存在一种使统治者阶层利益最大化的产权结构，而非社会总产值最大化的产权结构。比如日本的金融业一直在政府的保护下，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受到政府行政命令的控制。日本银行的储蓄金是受政府全额保护的，同时业务也受大藏省的管理，在这种机制下，银行的股东没有风险意识，存款人也没有风险意识，所以银行职员的工作脱离风险控制机制，这成为日本泡沫经济的主要起因。而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可以使自民党议员索要政治献金和其他好处。在中选区制下，对金融的管理也成为自民党议员分配选票的手段，并由此产生了金融族议员，金融规制和其他经济规制符合自民党议员和日本富有者的最大利益。但显然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对不良债权的处理需要政府缓和规制，国内的阶级矛盾也需要调整。在这个背景下，小选区制得以出台。
1993年国会决议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 1996年10月首次在新选举制度下选举产生了国会。在小选区实行多数当选制，获得有效票数最多者当选，但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六分之一以上。在比例代表区被重复推荐者的候选人若同时当选，则以小选区为先；具体操作是把全国分为300个小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名众议员，余下的200个议席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北海道、东北、北关东、南关东等11个比例区。2000年，自民党通过方案把众议院比例代表区议员减少20名，在比例代表区以选区为单位政党提交候选人名薄，并以选区为单位计算选票，各政党根据得票率分配议席，确定各党的议席总数。具体人选由各政党在选举前所排定的名单顺序确定。
1996年日本实行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后，废除了在一个选区必须选举多个议员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政党的候选人只有一人当选，在同党候选人之间不必分配选票。候选人以政策作为竞争的手段。只有提出中间政策的候选人才可以当选。所以，城市中产阶级的政策取向可以反映到政治决策过程中。但问题是每个候选人为了当选而提出靠向中间位置的政策公约，使每个候选人的政策基本相同，选民无法有别的选择。这时只有靠候选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守信、人品来决定谁当选。这样，当地的名门望族就会更容易当选。当前的日本政坛甚至出现了电视、电影界明星当选议员的情况，日本电视台也哀叹说日本的议员是先当选后学习。同时这种选举制度使大的政党处于有利地位。在选举中采用的多数规则要求选票多数就可以当选，存在几个候选人时可能20%-30%的得票就可以当选。这样，议员不能真正代表当地选民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日本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共势力相勾结，开始了新一轮的右倾运动。小泽一郎等人努力推进小选区制。在小选区制，选举采用赢者通吃的方式，自民党是大型政党所以占尽优势。同时，右翼小政党面临联合组建大政党与自民党竞争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占社会支持率30%上下的左翼就会土崩瓦解。要麽作为一个小政党出现，要麽和右翼政党联合，可能还有执政的机会。日本政党制的两极化也是推进小选区制的势力希望看到的。自民党一党独裁造成日本政坛腐败丑闻屡屡发生，连带关系左右自民党人事。所以，财界也希望日本政权交替，保护自己的利益。转贴于
第三节 一极多党与自民党的组织结构
一，一极多党的政党体制
1，自民党一党独裁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盟国为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实行了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组建工会、整肃战犯等措施。1947年日本国新宪法规定：国民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议会由国民选举，政府形式采用三权分立。由此促使政党纷纷成立。日本现代政党制度作为日本宪政民主制的重要载体开始形成。
日本现在主要有六个政党：自民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社民党、共产党。日本的政党是议会党团，在社会上并不发展政党组织，在竞选时，政党公认候选人，这样，候选人就以政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
代表日本经营者利益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和进步党在45年11月成立，进步党是战前民政党的复活，集中了民政党的干部，而自由党是战时受压制的鸠山一郎为首的政友会的变形，但盟军总部对它们的保守性质很厌恶。随着工会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西尾、平野和水谷等战前工人运动、农运、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复出组织了日本社会党，但分成左、右两派。右派社会党主张劳资调合，是中道性质。盟军总部正是看到了这个中道性质，在47年，组建了片山社会党内阁。
但随着美苏冷战的发展，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在远东堡垒的作用日趋突出，盟军总部开始支持保守政党。自由党政权的成立和之后的自由党与民主党的联合，都是在盟军总部的谋划下完成的。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在大选后组建了自民党政权。到1993年的38年间自民党一直独揽政权。55年体制下，社会党和自民党占议会总议席的90%以上，自社两党议员比例为2：1。所以，这是不对称的多党一极政党体制。自民党长期执政是美国、财界的支持，社会党的低落、劳工运动的低迷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
财界作为自民党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和自民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自民党政权在自民党成立初期，财界就提供了10亿日元资金 。财界一直向自民党提供巨额献金。1989年自民党总收入中的308亿日元，其中47%是财界提供的。 在60年代开始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越南战争的爆发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转型。重化学工业代替农业、简单机械行业成为日本经济的基础。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0%以上，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巩固了自民党的统治。而自民党控制政府资源供应给各利益集团，使自民党保持了议会多数。
社会党在55年体制下完成了统一，但党内派阀长期斗争，在工会发生分裂后，于1960年，西尾末广在“总同盟工会”和“全农”的支持下，从社会党分裂出去，成立了民社党。社会党的群众基础主要集中于“总评工会”，不能实现自民党式的大众化，所以一直不能掌握政权。
60年代日本工会开始春季斗争运动，但随着日本外向经济的发展，工会运动转入劳资协调，金属劳协、国际金属工人联合会日本协议会、钢铁劳联否定阶级斗争主张产业民主化，总评会员数开始减少，运动走入死胡同。工会运动的分裂使社会党基础瓦解，而右翼工会却发展起来，支持民社党的总盟工会会员超过177万人，中立劳联103万人，社会党在1972年，1976年大选中的相对得票率21%左右，议席率24%上下。 1976—1993年出现多党化趋势，公明党、民社党、共产党、社民联等政党影响有所扩大，自民党和社会党的力量进一步削弱，日本的政党体制转为一极多党制。自民党在93年的分裂使其丧失议会多数，沦为在野党。标志了55年体制的终结。
1994年自民党卷土重来，组成社会党、自民党、新党魁党联合政府。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日本经济的衰退，日本政坛走向保守化。代表左翼的社会党（现为社民党）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基本上执行自民党的政策，因而力量大减，失去了选民的信任，不再能阻止自民党的政策。而共产党对政局没有影响。现在的自民党、保守党、公明党联合政府属右翼，小泉纯一郎上台1年，两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内心中，日本国民是没有认真地考虑它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这和冷战后国际反共潮流相结合，成为日本政坛右倾化的基础。
2，政党结构
在日本政党的组织中，有明显的国会中心主义，党的组织以国会选举和制定法案为中心。日本的内阁制政体决定了政党在组织上要有全面的控制，党大会下一般由总裁控制党的内部事务，这有东方的集权主义倾向。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就需要集权主义的组织，只有这样的组织才会在日本生存下去。在2001年的竞选中，电视广告和各政党总裁的招贴画引人注目，在小选区制的今天，集权性的政党组织依然需要，但不能说议员会被迫服从党的领导，也不能用日本的共同体文化来解释。议员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才组成政党的。议员们为了在日本的中选区、小选区、议院内阁制等环境下赢得竞选，必须组织强大的政党。而强大的政党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人，议员们必须把自己的一定利益贡献出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集团，由党的中央干部管理和协调各议员的利益。但如果认为议员在政党中和政府中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日本议员委托党的干部处理日常的事物，在强大的政党下，议员权力被削弱，但日本议员的权利比美国议员权利要大，因为多数党会控制政府并对司法机构有强大的影响力。而美国是议会、总统分立。正是议会、行政和司法的密切关系，反而使日本的议员要放弃一些权利以取得政党的胜利。在日本的政党结构中委托— 的一些问题是明显的。议员在委托一些执政和管理党务的干部时首先面临逆向选择问题，选哪一个总裁、干事长才符合党全体议员的利益，在干部当选后，又如何防止道德风险，防止干部滥用职权，也是必须考虑的。在讨论党的中央集团之前，党的派阀组织作为更小的结构也常影响政党的政策决定，影响政党的前途。
二，自民党的派阀
自民党的组织构造是日本政党中的典型，而派阀在自民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适应选举制度和内阁制，自民党必须建立强大的党组织，这些议员组成派阀，团结在派阀领袖周围，为自己的利益而形成一定的组织。在一个强大的政党里，权力是必须集中的，而对权力的争夺，使议员们团结起来，在争夺权力时，可能会损害党的利益。但派阀之间存在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为了控制议会、控制政府对议员的压力。所以，自民党的派阀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党的力量。而委托—关系中的两个问题也可以解决。比如，委托—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就是对谁能胜任某个工作不能了解，从而损害了集团的利益。派阀的相互竞争使议员们各展其能，对议员的选拔和培养也由派阀担任，同时，派阀间的竞争反映了各方的利益，使双方的信息传达到党中央，派阀在中选举区的分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派阀在小选举区下会渐渐消失，因为在小选区制下，派阀对分票没有作用，但内阁制的存在为派阀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只要权力必须集中在几个议员手中，派阀就不会消失，日本式的自由竞争就必不可少。
1， 派阀历史
政党的派阀首先在自由党和宪政会这2个政党中产生出来。1900年长州元老伊藤博文就任政友会总裁时，参加这个政党的多数议员出身于山口县。在党内伊藤和同乡的政治家结成了明显的地域性派阀。
战后自由党和民主党在1955年合并时就已经存在派阀。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时，自由党有吉田茂、绪方竹虎、大野伴睦率领的3个集团。民主党有鸠山一郎、岸信介、三木武吉和新进党的集团。所以，自民党最初由11个派阀组成。1956年和1960年石井派因2度首相选举失利而解散。藤山爱一郎在1960年、1964年、1966年总裁选举中失败。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所属议员最后去了福田赳夫派。到1978年，小派阀已经全部灭亡了。
早在1955年自民党新总裁石桥湛山和干事长三木武夫提出限制内部斗争一致对外的提案。1977年自民党终于有了实际行动，在总裁选举中引入预备选举，自民党员的投票变为更加重要。1978年举行了新党规下的最初预备选举，大平正芳和福田赳夫在预备选举中都投入巨额资金，收集地方选票。最后大平在预备选举中获胜。一年之后，1979年9月，大平不顾福田派、中曾根派、三木派的反对，解散众议院实行总选举。大平的目标是在选举中取得大胜，巩固在党内的地盘。但是1979年10月的选举和预想的完全相反，自民党以惨败告终。实际上，自民党获得有史以来最低的248个议席，在和新自由俱乐部联立后才勉强过半数。福田开始活动让大平辞职。1980年5月，福田派联合3派（三木派、中川派、中曾根派）采取共同行动支持社会党提出的大平内阁不信任案，最后社会党的不信任案意外得到通过。但大平拒绝总辞职而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事态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是：大平首相因意外的总选举而突发心脏病猝死。对自民党来说幸运的是大平的死得到了“同情票”，自民党再次获得了议会多数。自民党一直消灭不了派阀分裂活动。转贴于
2，派阀机能
派阀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挖掘新人，在党内的派阀竞争中派阀的领袖为了巩固在党内的地盘，会寻找在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在选举时要获得党的公认，派阀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党干部的公认名单中，一般优先派阀成员。选举中派阀领袖向候选人提供资金援助。
制造反乱的自民党议员一般也交由派阀领袖惩罚。不遵守党的决议会成为政治生涯的障碍。无视这种纪律的议员会受到惩罚。比如，1987年对营业税投票中鸠山邦夫投了反对票。他所属的派阀领袖竹下登推迟了他担任政务次官一年。
自民党议员在各阶段的获胜都依赖于所属派阀在选举、阀务、资金面的支持。派阀干部们把党的竞选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支付给中选举区中的候选人。最重要的是在中选举区中互相竞争的候选人加入到不同的派阀组织中去，成为重要的分票手段。派阀作为日本政治的特殊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依然存在各种封建的残余，存在落后的方面，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只有在发展中解决。
派阀在自民党内是中间组织，在选举区是基本竞争单位。派阀的存在是中选区分散党中央政权的方法，由于党内候选人的竞争，党中央不能保持过于强大的力量，否则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当选的前提--党的公认、财政支援、人事管理等，一般由派阀领袖提供。作为回报派阀所属议员帮助领袖竞选党首。中选区下，派阀竞争使自民党维持了在议会过半数的地位。
派阀的存在也产生相当的弊害。向自民党献金的企业必须支付更多的金钱。为了自民党取得选举的成功，支持者团体付出了巨大的财富。
三．自民党的中央组织
各个政党都有一定的党纲，在党纲中规定了党的组织形态，一般分为党的中央机构和党的地方机构。在党的中央机构中一般分为政策制定机构、地方机构的管理机构、国会对策机构、议员总会、党纪委员会等。
图3.1 自民党本部机构图
外交部会
党纪委员会 环境部会
选举对策委员会 社会部会
财政部会
政务调查会 交通部会
人事局 文教部会等
党大会 总裁 干事长 名薄管理室
总务局
地方组织总局
全国组织委员会
副总裁 地方议会总局
总务会
团体对策总局
注:此图为简图
小选举区的导入、议院内阁制、选民的多样化，这些决定了政党在维持强大的党中央时必须能适应选民的变化。在野党在政策上越来越走中间投票点的路线，在野党为了在日本政坛竞争，也维持了强大的中央集团，党纪律也很严格。在对选民的争夺战斗中，自民党的政策决定权渐渐由政调会、总务会向内阁转移。为了笼络大多数选民，强有力的首脑是各党争相推出的战略。美国是总统直选，议会多数党不控制行政和司法部门。所以，强大的党中央就不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日本政党中央干部的领导作用是选举胜利和执政顺利的重要保证。但为了解决自己的当选问题，一般议员是需要强有力的党干部的，在委托—理论中，有一个问题是道德风险问题，理性的个人有其自身的利益，他们会为了自己的贪欲损害集体的利益，为了使党干部的行为不损害议员自身的利益，议员会采用一些方法来控制党干部。
议员控制党干部的第一个方法是支付高额的工资。使他们对未来收入有期待感。从而使他们私自动用党的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第二个方法是只从稳定的选举区选拔干部。稳定选区选举出的政治家有把选举地盘让渡给子女的倾向，所以长期稳定的可能性较高，这就缓和了滥用权力的行为。自民党统治干部的第三个方法是频繁更替指导部的职务，这种方法的效果比第一和第二种方法差，从直观来看，让党干部转任各种工作会减少他在一个领域中构筑势力的可能性。但党的工作需要实行力，因此，这是种费用很高的方法。
当自民党一般议员和派阀按自己的意图分别行动时，就会面临‘囚徒困境’ 一样的情况。他们可能采取自灭性的行动。所以，自民党议员把重要的党运营的权力交给了超派阀的党干部。党中央会约束一般议员的行为，代表自民党全体的利益。
自民党议员建立一定的制度结构，使党干部按议员的利益行事。议会内阁制决定自民党必须有强大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个机构解决3个问题。1）作为执政党容易发生过度的财政支出，党的中央干部可以抑制这种倾向。2）为了取得中选区、小选区竞选的胜利制定党的政策。3）贯彻党的方针，控制行政和法院系统。由于自民党控制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所以议员可以向支持集团分配特别利益，如果没有党中央干部的制约，一般议员会随意分配政府预算。
要获得中选区、小选区竞选的胜利，议员的自身信用是必不可少的，在强有力的党组织中，党的政策公约和信用可以帮助议员当选。自民党议员必须依赖党干部，党干部是从在任议员中任职期最长，选举失败可能性最小的议员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党干部有信守的动机，并掌握强制一般议员信守公约的权利，自民党必须维持党的信誉吸引选举资金。
在日本，‘无所属’的政治家（不属于任何党派）很难为献金者提供单独利益，也不能保证维持长久的政治公约，所以很难筹集竞选资金。而政党是维持长期信誉的实体组织。因此政党比‘无所属’的政治家在私人利益供与上更有实力和信用度。
政党是阶级的代表，是政治生活的基础。政党在所有问题上结成最小获胜联盟 ，减少了交易费用。政党是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而结成的基本竞争单位。从组成联合的成员偏差性减少的角度看 ，政治家负担的成本随着交涉费用的减少而减少。
自民党的派阀只是部分解决了集体产生的问题。派阀消除不了恒久联合产生的交易费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在国会过半数的派阀。因此自民党议员把超派阀的诸权限委托给党的干部。
自民党一般议员委托党中央干部统治全党，同时授予他们一定的行动权限。一般议员有时必须接受违反自己利益的制约。不接受这种制约会导致别的议员‘免费乘车’ 。党干部为了取得工资额以上的收入（如金钱，权限），有利用党的集团资源牟利的动机，如果一般议员没有有效手段加以控制，就会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受损。自民党的议员在控制党中央干部时也使党的组织更有效力、更强大，党干部在选举获胜中有重要作用，但为了全体议员的利益他们也要接受严格的监督。
第四节 日本的立法结构和政府外监督组织的影响
一，立法结构
日本国宪法规定了国民主义，以国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政治。为了体现国民民主主义精神，规定以国民选举产生的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立法活动由国会负责。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为了体现内阁制政体，确立了众议院优先的原则。参议院只是监督众议院的立法，在众议院解散时，暂时担当立法工作。由于参议院的性质，100名议员的选举采取了全国选区的比例代表制，另外150人从中选区选出。以有效监督众议院的立法，但60年代以后，党派政治在参议院盛行，发挥不了监督的作用。近来日本国民缩小参议院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日本的国会以众议院为立法主体。
政党制度历来是宪政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它是我国宪政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它同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的政治实践出发，形成、发展、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度，并以国家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为我国的政党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页。在1956年又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的序言中，对我国的政党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这一规定，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我国的政党制度，指出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任务。实践证明，这种政党制度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各民主党派及其参加的统一战线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确认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也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指明了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性质。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为了从制度上确立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党中央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基本方针。1982年1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应当鲜明地向全党同志提出，同时也告诉党外朋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同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50页。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65页。这一精神，在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八二宪法》的序言中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在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政党制度及民主党派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等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焦点之一。有些人出于种种目的，贬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淡化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则又试图将民主党派说成是“在野党”、“反对党”，造成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对立，借以反对、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还有一些人则主张制定《政党法》，希望以此来“规范”各政党（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行为和活动。所有这些现象，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在政策上、法律上乃至宪法上予以明确的界定，完善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而这一任务，最终又历史地落在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
1989年12月，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同时，依照我国宪法的惯例，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关于这项建议提出的详细经过，可参见陈春龙、陶威： 《第四条宪法修正案诞生记》，载《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经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后，于1993年3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的序言部分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这不仅是对我国建国以来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的、科学的总结，同时也为我国政党制度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政策上和宪法上的保障。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提到了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的高度，并指出，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巩固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这一路线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发展完善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
政党制度就其产生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产物。政党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制度的完善，与民主政治的完善是相互联系的。毫无疑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努力和尝试。他们试图通过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来促进其民主政治。他们选择了两党制、多党制等政党政治模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34-0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其理论来源于多党合作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多党合作思想的重要形成时期。因此，有必要对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条件出发，在进一步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究出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的重要价值。
一、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条件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影响
同志历来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运用，他自幼遍读诗书，饱知中国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尤其对和合文化的推崇和喜爱可见一斑。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积淀并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集中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和谐观中。儒家指出“礼之用，和为贵”，重在“人和”，突出天下大同，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道家强调“天人合一”“理想真人”“无为而无不为”。今天看来，和合实为统筹的基础，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重视天人合一的理念;统筹人际关系需要重视和衷共济的理念;统筹政治关系需要重视和谐兴邦的理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贵和执中”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与当时现实的革命背景相结合，创立了多党合作思想，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注重与派合作共事，彰显出和合文化的深厚意蕴。
（二）马列主义关于多党合作理论的阐述
1.马克思主义关于多党合作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此，“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307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人的近期目的是要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夺取政权。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呐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小资产民主派。在团结合作中，马恩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指出在政治上为达到目的，“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2]552突出强调了共产党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保持独立自主并掌握领导权，才能实现通过多党合作促进革命顺利发展的目标。
2.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正确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列宁认真分析了当时俄国所面对的国内外情况，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苏维埃政权建设创造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面对俄国浓厚的封建农奴制色彩，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其他党派结成同盟，因为“没有社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3]59-60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为切实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提出并力争实现多党合作，指出要确保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要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共产党应独立掌握领导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实践多党合作，列宁所阐述的多党合作思想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发了多党合作思想的产生，推动了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
（三）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合作的经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加大了对华侵略，为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告全体同胞书》。认真分析局势，提出我党必须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共中央强烈号召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并于7月15日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予，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随即于9月23日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正式成立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切实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认真分析局势，突出中间党派的重要性，并提出与各党派“长期合作”的方针。由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凝聚了全民族的爱国力量，实现了与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增强了抗日救国的力量，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多党合作思想的理论阐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多党合作的重要性
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的领导地位，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间阶级。”[4]808因此，政党政策的制定必须照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才能切实办好国事。面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我党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需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并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革命愿望。他积极呼吁全国的爱国同胞、军队和党派共同团结起来，因为“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4]807因此，中共主张团结一些抗日力量，同各派实行多党合作，积极争取和团结中间阶级投入抗日战争中，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些为建立多党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础，论证了多党合作的可行性，为团结抗日做好理论准备。
（二）多党合作的原则
在领导各派合作的实践过程中，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与多党合作不仅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还提出了必须坚持并遵循的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指出多党合作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合作，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5]394在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后的教训中，认真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各党派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真正起到同盟的作用，务必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突出强调了党派合作中独立性保持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总方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才能切实维护党派间的合作。二是态度上要互助互让。为了切实维护与多党合作民主团结的长期局面，在六届六中全会中指出各党派必须实行互助互让。他进一步指出搞好党派合作，共产党员应以互助互让的精神同派长期合作，积极主动的以同生死共患难的气概为派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因为共产党同各派人士的合作原则是长期固定不变的。为此，应自觉地同各派商量问题，并自觉接受其监督，促成多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利于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支持战争取得胜利。
（三）多党合作的策略和形式
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多党合作的领导权才能切实巩固多党合作的局面，并阐明了共产党实现领导权的正确策略。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5]651我党实现领导权的关键在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的支持和拥护，明确我党与各派在政治上和利益上的一致性。而如何保证领导权的实现，指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予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6]1273才能实现和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使派主动接受并坚定共产党的领导。
为切实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6日，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提出“三三制”政权并做了重要阐述，“三三制”意在建立联合政府，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为充分保障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民利，坚持执行“三三制”并吸引广大派参加政权，提出了派的参政党地位。共产党员需与党外人士加强民主合作，在抗日根据地内以是否赞成团结抗日为标准，倾听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团结派参与政权建设，共同协商合作。这为后来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政府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我党政权建设开始走向成熟，为多党合作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思想的重要价值
（一）丰富了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多党合作思想，是在分析当时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对多党合作进行不断探索、科学总结中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革命胜利后要成立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派和革命团体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为此，他准确分析了在中国实行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派组成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多党合作思想作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独具特色地论述了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提出了多党合作的原则、策略和组织形式，大大丰富了思想的理论内涵，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反对，团结派合作抗日
在帝国主义的强力支持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集团是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十分重视在抗日战争中争取民主的斗争，因为没有民主的抗日是失败的。为此，他极力反对，提出应积极主动地处理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团结派，壮大人民力量，共同合作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争取派合作抗日的过程中，指出中共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主动和其他政党、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级、阶层之间团结合作，积极帮助和支持派发展壮大。在抗日斗争中坚持与派并肩战斗，从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顺利发展，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与独裁统治不同的是，的多党合作思想所强调的中共与派合作抗日，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为最后孤立反动派，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推动中国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政治制度
十分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抗日。在他多党合作思想的指导下，我党不仅积极争取与合作抗日，而且重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认真分析当时局势，认为派的政治目标与中共的最低纲领一致，即反帝反封建、实现和平民主，为此，他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成功实践，保证了中共对“三三制”的领导权，充分重视派的意见和建议，并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争取了与民主人士共建抗日的民主政权。各派参与并讨论抗日策略方针，并接受派的监督，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革命和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通过各派联系广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保证其参政的权利，为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充分发挥派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发展壮大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先生长期致力于从国外解密档案重新挖掘梳理历史。最近，他利用已经解密的前苏联、匈牙利、东德、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中朝关系历史真相”的课题研究。对上世纪50-60年代中朝关系有一套不同于传统说法的系统总结。
本刊得到沈志华先生授权，从他的研究论文中，摘取历史上中朝关系的几个关键节点，分期刊出以飧读者。我们刊载沈先生的文章。是为了丰富和增益读者视野，并不意味着认定他的研究准确无误。
朝鲜停战以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因此，在战后经济重建要向中国伸手求援时，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然而，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国做出的援助承诺，在金额合计上竟然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朝鲜经济重建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1955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工业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
在此情况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树立个人权威，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
金日成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清除异己的行动，导致中朝关系急剧恶化。
金日成清除异己
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4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
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着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
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虽在苏联的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被迫于1953年初自杀。
1953年8月，以李承烨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的，两年后，最高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
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朝鲜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还有延安派的金科奉、金昌满，莫斯科派的朴昌玉、朴永彬，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苏联外交部观察到，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
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苏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
这一切，显然都与金日成开展党内斗争，清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亲中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
“莫斯科派”首先遭排挤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金日成清除党内反对力量，首先指向莫斯科派。
1956年4月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也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现象，如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等，更是只字不提。
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的宗派主义活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会之前一次审议候选人的中央会议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对此，崔庸健愤怒地说道，既然他们脚踏两只船，就应该把他们踢出去。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
在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金日成又针对莫斯科派干部经常光顾苏联使馆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保守机密和加强纪律的问题，并规定从即刻开始，与外国人的一切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和外贸部进行。
这一时期，金日成党内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莫斯科派，因此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
也是在这次常委会议上，金日成突然主动提出了朴一禹的问题，表示：朴一禹理应予以释放，但目前暂不执行。
对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的问题，金日成也没有追究。李在战争初期曾作为金日成的代表住在北京，这次是从驻苏大使任上特意回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他曾两次给主席团写便条，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李提的建议非但没人理睬，还被金昌满叫去责骂了一顿。崔庸健、朴金吹热松踔林髡懦废其大使的职务。后来金抖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李相朝才算躲过这一关。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详细报告了朝鲜党内的不正常状况，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
李相朝说，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朝鲜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
“延安派”被出卖
朝鲜劳动党三大以后，金日成为寻求新一轮外援而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6月1日金日成离开平壤后，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不满的干部，包括金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隆⑿旎浴⒁公钦、金承化等人，开始四处活动，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金日成的错误。
副首相崔昌益（莫斯科派）于6月8日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崔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冲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
徐辉、尹公钦等延安派干部则私下串联，组织倒金力量，甚至取得了崔庸健和金抖奉的支持。当时对金日成政策的不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平壤市几万名工人受到波兹南工人的影响，也要组织游行。劳动党平壤市委5个常委中，有4人表示同情工人，为首的是副委员长洪淳宽。
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希望金日成在检讨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
8月初金日成回国，崔庸健立即出卖了延安派干部，向金日成全面报告了国内的危急情况。金日成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集团”，他们的宗派和分裂活动将破坏党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险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胍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抖奉放弃了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琬采取了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
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在报告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八月危机：“延安派”出逃中国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
面对如此局面，休会的时候，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人商议后，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
第二天的会议作出决议：由于“从事活动”，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同时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
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庭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作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此时的态度就更加谨慎了。
9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出席中共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
在9月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隋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及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对于李相朝请求苏共公开表态批评朝鲜劳动党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
苏联态度的转变，促使金日成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而指向延安派。
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
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科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化解危机，中苏代表团入朝
9月18日晚，、、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处理朝鲜问题。米高扬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
与米高扬“了解情况”的建议不同，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说，“我们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劝双方和解。”具体方法是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代表都参加；会议要作出决议，而且要公开发表。
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认为，这次去就要解决问题，但米高扬推说国内还有事情，不能过多停留。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
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显然，中共的态度比苏共更加强硬和明确。不过，除了要求金日成纠正错误外，中共并没有进一步的企图。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追求和发展民主而创造出来的民主形式，其形成和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党初期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为协商民主萌芽阶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早在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即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统一战线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结成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的形成与中国协商民主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进入近现代后逐渐演变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级结构，使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得以极大发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寻求国共合作，曾以合作党的身份参与了以全民抗战为宗旨的政治协商，1938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参政会是其主要载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一些地主阶级开明绅士开展合作，其政治代表是成立于抗日战争前后的派。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权建设中只有工农两大革命阶级的“清一色”教训，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即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大体占三分之一。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不仅是各抗日根据地建设“三三制”政权的模范，而且也是与政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民主政府模范。中国共产党在同其他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合作过程中，开始产生协商民主思想，而在根据地政权中实行的“三三制”，就是这种思想的初步实践，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萌芽和雏形。
第二阶段，从建国前夕至建国初期，
为协商民主实践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主张立即召开由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商定民主政纲，组成民主联合政府。8月28日，等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当局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1946年1月10日，政府在重庆主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即通常说的“旧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案等五项协议。由于坚持独裁统治，撕毁政协协议并发动了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没有实现。但协议的通过，却是各种政治力量协商解决关系国家前途等重大政治问题的一次尝试，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协商的重要成果。
1948年4月30日，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中共中央体现自己建国大计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提议立即得到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1949年9月21～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662名代表，除特别邀请人士外，分别归属于45个单位，包括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各地区、各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做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等重要决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人民政协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和各界代表协商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对人民民主实现形式的不懈探索和执着追求，标志着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实践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完成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际，注意到参与新中国建国的559名全国政协委员中，只有140人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意识到人大的代表性尽管很大，但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决定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继续保留和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写了《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并专门召集参加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党外人士座谈，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大事非常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法案，都经全国政协协商，然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务院通过并公布实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婚姻法》、《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合作社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汉语拼音方案》等，都经过了全国政协的充分协商。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的5年间，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一共召开过64次会议，平均每年开会达12次，主要内容是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这些协商程序比较明确、环节比较完整、效果比较明显，是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开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放眼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这是关于协商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然而，到1957年下半年后，由于在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对出现的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国的协商民主遭受严重挫折，政协被视为“牛鬼蛇神的窝子”，各派和民主人士受到冲击，认为“政治岂能协商”。全国政协机关于1966年8月停止办公，陷入长达10年的停顿状态，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恢复发展。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召开前，为协商民主制度的形成阶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有三个突出的亮点：一是将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庄严地载入《宪法》；二是探索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三是确立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1978年2月召开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距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已有13年多，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章程，选举邓小平为政协主席。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幕词。他提出：各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根据对派性质的新判断，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将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的八字方针，发展成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并进一步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庄严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开展工作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据。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将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合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同时，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强调为了“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必须在国家、地方和基层各个层面建立协商对话制度。这个制度标志着协商民主从党际协商向社会协商拓展，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拓展，从国家层面向地方和基层拓展。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有益尝试。
1989年平息后，中共中央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当务之急来抓，同年12月即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个《意见》在总结长期多党合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各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作了规范，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人代会在修改宪法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体现的协商民主得到宪法的认可和保障。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又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中国共产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991年3月，同志在当年“两会”中共党员负责人会上，首次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首次提出的这一十分重要的政治论断，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正式确认并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两种形式的论断。《意见》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第一次确认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概念。
2011年，同志在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既有选举民主，又有协商民主，这是与西方协商民主制度不同的地方，具有中国特色。
以上表明，经过3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日趋成熟，内容不断丰富，制度逐步建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
第四阶段，从党的十至今，
为协商民主制度确立和发展阶段
新时期以来，在对协商民主不断探索实践和深化认识的基础上，2012年11月中共十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并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具体部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和确立，从而将协商民主从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上升为国家的民主制度。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广阔背景，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高度，就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
《决定》深刻阐明了协商民主的科学定位，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决定》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决定》设计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要求。所谓广泛，主要是“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所谓多层，主要是“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所谓制度化，主要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决定》具体规定了协商民主的渠道、内容、形式等，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中共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和部署，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和制度的正式确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制度选择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决心。
在新形势下回顾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我们要按照的讲话精神，在实践中更好地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使用，并加以制度化，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更有效地凝聚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参考文献：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新民主主义旗帜指引下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准备充分
1949年春，中国大地两种力量的决战已见分晓，败，共产党胜，已成必然趋势。22年处于非法状态不得不武装反抗的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政权，这新政权又怎么组建？是否要经过合法途径？中国大地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看着。
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早有筹划，1945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主张:“废止,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全中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力量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又新组建了8个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谈判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这政治协商会议却是命运多舛，开了没多久，惯于独揽大权的就后悔了，撕毁民主契约，挑起全国内战。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在战场上突飞猛进,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就在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通过“宪法”,立即改组政府,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打仗，对于共产党不是难题，自从1927年屠杀，就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全国内战才打了一年多，就从陕北走出，进入华北大平原。小山村西柏坡，世界上最小的统帅部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国共大战，中间派人士都在观望，原来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还要不要了？1948年5月1日，南京国民大会闭幕，高票当选总统。同日，共产党在西柏坡发出五一口号，删掉“万岁”，加上一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大地的两种主要力量，共产党不仅比更能打，而且比更民主。于是，各派纷纷响应共产党号召，千方百计奔赴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人对派的尊重，凝聚了民心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共产党领导的已经横渡长江，打破了搞南北朝的幻想，共产党和各派商定，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决定新中国的成立。中南海怀仁堂声乐辉煌，、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六百多中国政坛顶尖人物共坐协商。但是,了解内情的人们知道,中国的党派之间政见不同,恩怨深深,政协会议将出现空前复杂的权力之争。
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人就说:美国的议员,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中国的政协委员！新政协代表如此尊贵,天下英雄尽来北平，其中未免鱼龙混杂。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派商定,新政协由30个单位180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可是,这一扩大,就引来诸多申请。民国以来,中国各地党派丛生,许多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立场模糊。
共产党接管各地时制订一项党派政策:对于在1948年5月1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允许发展,与之协商。各派也赞成以五一口号划线,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认真严肃，有些党派、有些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却被主动邀请参加。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10个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3个党派单位。一些组织不纯,成份复杂的党派,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但可个别邀请其代表人物。一些反动党派不仅拒绝其参加,还要求其解散。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新政协代表共分5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特邀代表中人才济济，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前北洋政府总长章士钊、文艺名人梅兰芳、上海商务印书馆老板前清翰林张元济、戊戌名人梁启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等等全国名人。还有几个人物同样引人侧目，1949年1月才起义的将领傅作义；4月还代表南京和谈的张治中、邵力子……有人就提出:这些人不久前还是大员,现在怎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政协代表？我们有些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还没有得到名额呢！工农兵和共产党代表来自基层，对长袍马褂西装革履的代表看不惯，派就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一句载入史册的牢骚出现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共产党代表团赶紧召开党团会议，耐心地解释，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谈到代表中的牢骚,语气严肃: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劝导: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共产党政协党组书记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民主人士对于孤立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面对掌握全国政权的重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十分注重统战工作。率领华东代表团来到北京饭店，听说傅作义刚刚从绥远赶来参加政协,北京饭店住不下了，主动搬家让房。和还特意设宴,作陪的是民革李济深、民促蔡廷楷等,客人,则为政协代表中的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等前高级将领,与共产党高级将领、、、聂荣臻等握手言欢。
喜庆的会议期间,听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民国满清统治,不少满族人隐瞒民族身份,盼到新政协召开,可是却没有在政协成员中找到满族代表。尽管作为其他类别出席的齐燕铭是满族人,但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失误。政协会上特别照顾少数民族的习惯，特地布置北京饭店为穆斯林代表开素席，代表天宝来到北平,发现他的牙坏了,特地批了金子给他镶牙。新疆代表的赛福鼎正在怀仁堂看京戏,特意到座位来问候这个少数民族代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宗教界代表认为只是保证“信仰自由”还不够,应该写明保证“自由”。与基督教领袖吴耀宗、邓裕志商议,鼓励他们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政协会上还集中讨论华侨问题，致公党特意提出关于侨务的议案。
政协会议充满民主协商的气氛，讨论代行宪法的《共同纲领》，决定国号、国旗、国徽、国都、纪年，都充分发扬民主。关于新中国的名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又几次在党内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政协有关文件中又改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筹备会上,大家认为:“人民”与“民主”同义,“民主”又与“共和”重复。黄炎培、张志让主张“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大家同意后者。但是,民革陈邵先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应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这就引起争议。9月25日深夜,、林伯渠署名邀请，请政协代表中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讨论国号问题。黄炎培、何香凝、周致祥等先后发言，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坚决反对加上简称，马寅初、张澜、陈叔通等都表示同意，车向忱、沈钧儒、陈嘉庚还从各个方面加以阐述。
人事安排关乎权力分配，难上加难。政协会议要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65人。政协委员相当于上议院议员，政府委员相当于内阁成员，都是部级政治地位,位高禄厚，而且还要从这些人中产生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还要配备各部正副部长,那更是实权职位。梁山泊英雄都要排排座次,我们支持共产党多年,总得安排一下吧？可是，安排起义将领有人说这是卢俊义夺权。安排海外华侨也有人比较:美洲华侨抗战捐款最多,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最早。罗隆基叼着雪茄烟晃荡，人们议论外交部长舍罗其谁？黄炎培则深居简出，早就声明不做官。这位听说自己被安排当副部长,声称不给正部长就跳楼！
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共产党3个,民主人士3个。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我们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民主人士3个副主席,宋庆龄众望所归,另两位就有争议。有的共产党员说:李济深原本是个军阀,杀掉的共产党人少说也有10万！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记得,当年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澜是四川省“安抚委员会”委员长，难道人民共和国选个戴瓜皮帽的副主席？最了解李济深，黄埔军校就是同事。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共领导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就不用长征。李济深先生坚决抗战，在桂林主政帮了共产党的大忙。革命不革命也是变化的，过去不革命的人现在革命了，是进步，过去革命的人现在不准别人革命，就是落后。张澜曾是的老师，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期间办报赞扬社会主义,他的儿子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张澜在四川担任那个委员长,实际在暗中掩护革命。而四方面军在当时的一些过火政策,也确实给党的影响带来被动。
要做到在有限的职位中,把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头面人物、知名人士,统统妥善安置,并非易事。民革、民盟两大党派都有副主席,政务院总理提名民建领导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二顾茅庐,终于请得黄任老出山。傅作义是解放北平的功臣,提名傅作义任水利部长。农业部长的提名连民主人士都不熟悉，这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是辛亥革命武汉革命军黄兴司令的参谋长,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一大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林业学家梁希是著名的耿介之士,从来不受高官厚禄。共产党特意请这个清官担任林业部长。对于共产党员的安排,则十分严格，妻子邓颖超在国共合作时期就是参政员，论资格足够当部长，却说，“我的夫人能当部长,部长的夫人就能当局长”，坚持不让邓颖超参加政务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的政治体制，为新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人民政协一切按民主程序办事,实现人事安排,最后还要由选举决定。、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民主人士互相之间也在努力说服，洪门老人司徒美堂一直奉行孙中山确立的思想:革命成功,功成身退。后辈争位,老人举起拐杖就打！政协大会选举揭晓:党外人士都顺利当选,而且票数相当多！人事安排,终于皆大欢喜。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政务院总理，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中,民主人士也能掌实权。这种安排,这个比例,超过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
诸多难题顺利解决,共产党的令人能力令人敬服。一些派人士未免担心，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还要不要派？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一般地说,能够被各党派接受,但是,社会主义,就不是人人都能跟得上。
许多民主人士以为:建国之后中共肯定搞社会主义,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只有共产党一个党,所以,派的寿命不会长。政协会上,《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问题引起代表关注。有人主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人建议“革命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有人主张“民主主义”。更多的人要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阐述: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派,越来越认识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也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派的诚意。功成身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主动发表结束声明，致公党也酝酿解散。立即警觉,及时劝阻,九三学社、农工、民主促进会等党派才放弃了结束意图。反复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派非但不能“无疾而终”,而且还不应消极。总是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即使在人民的天下,有些人还是要搞反对派的。与其让他们秘密活动,不如让他们公开。常说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反对意见好！
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中共一再强调: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结束了,但中国仍然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机关,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人皆有母,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母亲。统一战线长期存在，各派长期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在这个时期确定的民主政治体制，为新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1.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关键词】中间党派；民主政团同盟；政治联盟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6―0115―06 抗战时期，一些中间党派为了促进全国团结抗日，结成了一个政党联盟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同盟随着战时和战后形势的变化，几经演变，最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政团”两字的取消，说明该组织从政党联盟变成了政治联盟，深刻反映了中国中间党派联合体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规律。
一、同盟内部存在深刻分歧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的。她的前身是1939年11月在重庆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则是由抗战爆发时的三党（中国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的骨干分子）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的。最初成员30人左右。绝大多数会员具有不同党派背景，但都是以个人资格入会。
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民主政团同盟，基本的政治诉求是团结抗日。为要团结，就必须实行民主。坚持抗战，要求民主，是各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共同追求，也是他们进行联合的共同政治基础。同盟中的各个党派除了具有最基本的共同要求以外，还有自己的具体主张和特殊追求。这些具体主张差别很大，存在着深刻分歧。如何对待抗日与民主这样的根本问题，各党派的态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这些差别和分歧，就是导致同盟内部矛盾日益深化并最终分裂的根源。下面分析各党派的具体特点和政治追求。
中国青年党的重要人物大都参加过，是五四青年的。他们信奉国家主义，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是的急先锋。大革命时期，他们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收纳”共产党。他们也叫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明确解释：他们说的强权是苏俄，国贼是共产党。［1］（P123，105）大革命失败前后，青年党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消产党，同时希望给他们合法平等的地位。同意他们协助，但不同意给予平等地位。合作不成，青年党被迫实行所谓“夹攻中继续奋斗”，即“一面”，“一面反对党治”［1］（P205）。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党基本上都是维持这种态度。抗战爆发前后，青年党广大干部和党员，采取了一些抗日行动，表现了相当的抗日热情。但其领导层对抗日的态度则有某种程度的保留，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在“反对党治”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本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但青年党却表现了对集团的过分信任和依赖。1938年初，在参政会中给他们安排了几名代表，青年党受宠若惊，其代表左舜生上书，表示放弃反对的一贯立场，承认“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共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仅有与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及”。 ［1］（P263，264）隐现他们拥蒋的心态并未完全消除，从而在同盟内部埋下了摩擦和分裂的主要祸根。
国社党的主要创始人张君劢和胡石青原是民初梁启超研究系成员，有着浓厚的旧政客作风。1933年该党成立，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他们表面上似乎非常爱国，鼓吹“绝对的爱国主义”［2］（P335），但这种爱国，从根本上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骗人的反动理论。该党虽然也反对“”，但其反独裁大体上同青年党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平等地在政府中占有一定位置。抗战爆发后，该党也拥护联合抗日。1938年给了该党几个国民参政会代表席位，其领袖张君劢立刻上书，表示“对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同时攻击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污蔑陕甘宁特区是“封建割据”，要求“取消特区”，要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3］（P557）。国社党在政团同盟中的作用基本上同青年党一样，都是同盟的右翼。
日本从东北侵入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6年5月底，由各地区各行业各类群众救国组织联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成员非常广泛，凡是主张救国的人都可以参加，其中有共产党、、第三党、国社党的人，以无党派人士居多。内部政治倾向差别很大，但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左派是救国会的主导力量。被迫同意抗战以后，有的成员政治右倾，提出“少号召，多建议”［4］（P31），甚至主张取消“救国会”。正式要求解散救国会遭到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拒绝之后，表示只能在既定国策之下，“努力全民救国运动”［4］（P31）。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青年党人以救国会领导人同共产党关系太密切为由，不让他们参加。沈钧儒等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同意暂不参加，到1942年才正式加入。
第三党最初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一部分左派与谭平山等人联合组成的，自称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但反对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他们的政治立场本来和共产党人接近。其主要领导人邓演达被杀害以后，该党一度处于涣散状态。1935年11月，该党重要领导成员章伯钧、黄琪翔等人将原来的“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其后积极推动由反日的党派、社团及革命者联合组成反日阵线，对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起了配合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后，要求取消第三党，让其成员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章伯钧没有同意，表示要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推动全民抗战。
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主张以乡村教育为手段推动乡村建设，而又以乡村建设推动全国建设。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即反对马克思主义。大革命时期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认为是对乡村的大破坏，他要通过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来对抗共产党的道路。受乡村建设派影响的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爱国热情很高。梁漱溟等人也加入了抗日行列，并参加了政团同盟。
以黄炎培为领袖的职教社成立于1917年，积极宣传和实践“职业教育救国”的主张。成立时宣布以发展职业教育为职志，不参加政治活动，整个20年代都专心从事职业教育。“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同仁积极参加救国活动，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拥护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黄炎培也是救国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全国抗战爆发后，黄炎培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成员，曾被选为政团同盟常委会主席。
政团同盟中各党派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两种情况：大部分是左翼，他们是救国会、第三党和职教社，另一部分是右翼，包括青年党和国社党；乡建派处于两者之间，稍微偏左。整个抗战时期，两派除了共同抗日和反对外，在如何坚持抗日和反对独裁，如何对待共产党和，如何在战后建国以及建设什么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与复杂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导致政团同盟不断蜕化。
二、国共两党对政团同盟的影响
政团同盟内部复杂分歧的症结在于如何对待民主和如何对待共产党。国共两党对政团同盟的态度和影响，对该组织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先说。抗战开始以后，被迫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随后在各方面的强烈要求推动下，于1938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给予各抗日党派、团体不同数目的参政员席位，同时对各党派的人士进行分化和拉拢。面对国内政策这一变化，中间党派人士的政治态度出现了第一次分化。除青年党、国社党转向外，第三党的彭泽湘发生动摇，不久投向。救国会的章乃器、王造时被软化、动摇，章乃器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不久就退出了同盟的活动。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使一些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寄予过高希望。如梁漱溟就说参政会的召开，象征着中华民族新国家奠定基础。曾琦也说政府“将国防参议会扩大为国民参政会，显现了民主的曙光”［5］ （P173）。其实国民参政会完全是操纵包办的咨询机构，根本没有任何实权，规定它只有建议权和咨询权，至于决议权，则仅仅对政府已制订的政策做个决议，形式地表个态。［6］（P7）中间人士政治上发生的这种动摇与分化，凸显中间集团的不稳定性。
还采用高压手段影响中间势力。从1939年12月到1941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中，顽固派连续掀起了两次高潮，在疯狂的同时，对抗日的中间势力也进行打击。中间势力普遍支持中共关于取消，实行民主，坚持抗战的号召。恼恨中间人士和中共唱同一个调子，于是取消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参政员资格，第二届参政员资格被取消的有章伯钧、张申府，第三届参政员被取消资格的有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梁漱溟、罗隆基、陈嘉庚等，1940年10月逮捕了抗日民主人士杜重远。1941年初，邹韬奋在各地办的生活书店被封闭十多家。顽固势力造谣沈钧儒、邹韬奋等打算在重庆组织暴动，迫使邹韬奋于1942年初逃亡香港；不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正式政党，并明确规定不得让沈钧儒、邹韬奋参加。的高压和独裁，激起中间势力的不满和反抗，促使他们加强联合，成为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得知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立刻责令追查，想方设法阻止《光明报》出版。孙科也发表谈话，称其为“第五纵队”。
很了解同盟内部的分歧，到抗战后期，进一步加强对政团同盟实施分化拉拢的策略。1945年4月联合国旧金山大会召开。为了抬高、拉拢青年党和民社党，矮化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特让民、青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出会。在商讨召开旧政协期间，青年党以老大自居，忽视盟中其他党派的利益，要求多占代表席位。随即答应青年党作为独立单位参加，完全满足了该党要求，青年党从此完全倒向，不久就从民盟分裂出去，实现了第一步分裂中间党派联盟的目的。到伪国大期间，以同样手段把民社党也拉了过去，从而造成了政团同盟的大分裂。
中国共产党对待中间势力，则是采取争取、团结和帮助的政策。绝大多数中间阶层及其政治活动分子，都是真正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非常重视他们的力量和作用，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为抗战和建国作出重大贡献。共产党的帮助，发动高潮和打击中间人士的一系列倒退行径，惊醒了广大中间人士，使他们振作起来，加强联合，更有力地反对，争取民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共产党衷心祝贺，热烈称赞民主政团同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7］（P25）。其后，共产党与民主政团同盟在国民参政会中常常互相配合，抨击的独裁，推进民主运动。1944年9月，共产党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政团同盟中大多数党派积极响应。旧政协开会之前，共产党为帮助同盟解开代表名额分配的难题，击破分裂中间势力的阴谋，主动提出自己让出两个名额，同时要也让出一个名额，以保证同盟及其他中间势力的代表数额。这样一来，虽然青年党被拉过去了，同盟中的大多数及社会其他中间党派（抗战胜利前后产生的一批新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却更加密切。1946年，不顾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党派的反对，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结果除了青年党和民社党甘当小喽罗之外，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党派都支持共产党，抵制伪国大。
国共两党对待同盟和中间势力的政策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的政策造成了民主政团同盟分裂，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共产党的政策则支持他们加强联合，团结他们一起同顽固势力作斗争。国共两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施加的两种反向影响力，是他们日益加剧分化以至彻底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政团同盟到民主同盟的演变过程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来不是一个严密坚固的政治组织，内部关系极其松散，矛盾重重，纷争不休。可以说政团同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党派集合。从创立到改组，政团同盟的组织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从1939年10月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到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是第一发展阶段。可以视为民主政团同盟先期发展阶段。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与民主政团同盟没有直接组织继承关系，但它确实直接为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它是政团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特点，是政党首脑的（极少数人除外）联合体。其成员形式上虽属以个人身份参加，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政党，而且自己是党派的领袖。他们在统一建国同志会里面虽然不具有党派代表的身份，《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对他们的党派也不存在指导和约束作用。但他们之所以联合在一起，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中，有不少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地方，通过联合与相互沟通，可以更好地促成这些共同目标的实现。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不等于政党同盟，但各党派同它的内在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形势发展要求各党派进一步加强合作时，领袖们感到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形式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时，他们很自然地就把统一建国同志会发展为政团同盟。所以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先期组织，是它成立前的热身阶段。
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阶级特性和政治本质上，没有根本性质的区别。作为抗战前期中间派联合性质的政治组织，此时它正处于上升阶段，要求联合的倾向居主导地位，各成员之间（包括通过他们折射的各党派之间）的矛盾或纷争还没有凸现和展开，国共两党尤其是对它的影响还没有充分施展开来，所以还看不见分裂的迹象。不过，即使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时期，其内部分化因素也已开始表露。总之，感觉自身力量不足要求联合，在联合中隐藏分裂因素，是中间派政治联合体的基本特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标志中间势力由隐性的党派联合发展为名副其实的正式的党派联盟，是中间势力联合历史上的重大胜利。
从政团同盟成立到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是第二发展阶段，也是政团同盟剧变的阶段。在此阶段，由于中间党派正式形成集团，其力量和政治影响有所增强。他们自称第三势力，在国共之间调解矛盾和冲突，确能发挥更多作用。在国民参政会与共产党的配合也比以前增多。但与此同时其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终于导致同盟的剧变。
政团同盟成立时，党派成员是主要成分，个人成员只是极少数，在同盟内部不起主要作用（张澜之所以任主席，除了社会威望之外，主要是他没有党派背景，便于居中协调各党派的关系）。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广大中间人士受到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增强的鼓舞，政治热情迅速提高。他们的政治倾向比较接近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因此纷纷争取加入。抗战开始后，昆明成了知识分子汇萃之地，为民主政团同盟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他们大量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同时，在四川和其他地方也增加了许多个人身份的盟员。这些盟员的增加，不仅为民主政团同盟增添了生力军，而且大大增强了政团内部要求改造的力量，使其内部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特别不能容忍青年党操控政团同盟的局面，迫切要求改变。政党同盟中的三党三派，以中国青年党和救国会两党派力量最强。同盟建立之初，青年党等保守势力排斥救国会，控制了同盟总部。四川是青年党的重要基地，党员众多，党的重要领导人曾琦、李璜等都是四川人。政党同盟组织很松散，总部没有办公的地方，使用青年党的办事处办理日常事务。政团同盟总部秘书左舜生是青年党的重要领导成员。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是四川人，长年住在成都，与青年党领导成员关系密切。政团同盟的规章、文件、宣言，不仅由青年党总部办理；而且大都是他们制订后经张澜过目即成，从而形成了青年党操控民主政团同盟的局面。青年党竭力把政团同盟推上右的方向，而且在盟内以老大自居，不尊重其他党派，尤其压制进步的个人身份的盟员。政团同盟云南昆明支部个人身份盟员最多，进步力量最强，该支部首先冲破一般不吸收个人盟员的限制，使一大批青年学生和著名文化人参加进来，其中包括闻一多、李公朴、吴晗、陶行知、楚图南等。1944年政团同盟云南昆明支部对亲蒋的青年党人把持操纵政团同盟的状况发起挑战，要求打破少数党派操控的局面，首先向该盟中央提出建议，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1］（P285）这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昆明支部的提议，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这次改组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党派联盟性质的组织，变成了一个不是以党派团体而是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盟，是民主政团同盟发展史上的一次剧变。但三党在盟内依然存在，有党派盟员与无党派盟员并存的基本情况仍未改变，只是无党派盟员的影响大大增强，青年党操控民盟的情况不复存在。
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到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召开，是第三发展阶段，可视为党派联盟的尾声。这一阶段是中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过渡时期，也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势力围绕战后建国的问题，展开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中间势力积极调解国共之间纠纷与冲突，利用自己在两大对抗势力之间举足轻重的难得时机，积极争取自己今后在政权中的相应地位。这一时期是中国民主同盟（包括政团同盟）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各派势力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旧政协和召集伪国大三件大事展开了激烈斗争。
1944年9月15日，鉴于政府和军队的极端腐败，为争取胜利结束抗战和民主建国，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了结束一党统治，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6］（P196）10月10日，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新领导机构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明确要求“立即结束，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7］（P51）。民盟对待当前政权态度的这一重大变化，表明它政治上的左倾，青年党人不满民盟左倾，加强分裂活动，加紧投靠。为拉拢它，故意抬高它，让它同中共一样派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会。青年党人看准时机，在支持下，公然离开民盟，单独派代表出席政协会议。青年党至此实际已经脱离民盟，但仍未作出正式组织处理，不过这已构成民盟第一次公开分裂。原以为拉到中国青年党可以让自己有效操纵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想到由于中共与民盟的共同努力及形势所迫，政协的许多决议内容仍然对自己不利。本无协商诚意的，一到时机成熟，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宣布在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一行动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完全摧毁了中立的舞台，造成了政治势力之间的大分裂。为了欺骗老百姓，竭力拉拢小党给御用的国民大会和装潢门面。不用说，青年党已经梳妆打扮送上门去，民社党的张君劢等人也眼睛发红，急于分得一杯羹。经过装模作样的讨价还价，答应安排民社党人以政府位置，他们的愿望达到了，也公开宣布参加伪国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派，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党召集的完全违反政协决议的所谓国民大会。这样，青年党、民社党就与民主同盟彻底分裂。1946年11月，民盟中央作出决议，开除民社党的盟籍。［7］（P158）民盟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开除青年党，实际上从1946年春开始，早就不通知青年党人参加盟内的活动。与此同时，黄炎培为首于1945年12月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伯钧领导的第三党在1947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但他二人仍是民盟领导成员。1947年1月，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完全取消盟员的其他党派背景，不论有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律以个人身份入盟，以个人为参加单位，彻底改变了有党派盟员和无党派盟员并存的状况。民盟从此完全成了一部分中间知识分子的政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上演变过程，生动反映了中国派联合体短暂而脆弱的一生。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历史状况及蜕变过程的考察和分析，对中国中间党派联合体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中国不可能形成中间派统一的强大政党和巩固的中间党派联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构成基本形式是两头小中间大，就是说中间部分人数特别大，阶层特别多，其中包括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间阶层经济利益差别很大，缺少强大的共同经济基础，决定他们不可能形成坚强的统一政党。他们的分散性和动摇性，决定众多中间小党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中间党派的脆弱性，决定它们在特定条件下实行联合的可能性，但这种联合只是暂时的和极不稳定的，因此也决定中间党派联合体在两极强大势力的影响下，容易分化以至最终分裂。抗战时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亡国灭种的危机彻底改变了中国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国内的基本政治格局。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两大敌对势力的抗争不得不暂时缓和下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格局下，中间势力得到了空前广泛的活动空间。他们既获得了充分表现自己抗日积极性的机会，又得到了争取充当国共两党摩擦调解人的角色，从而导致了中间党派的迅速发展，和实行中间党派联合，以求在国共之间形成统一的第三势力。一旦抗战结束，民族矛盾的主导地位重新让位给国内阶级矛盾，国共两党重新对决战场，而且到了最后判定胜负的时刻，两军对垒之下的中间地带立刻消失。中间势力立刻失去了独立活动的空间。在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对中间势力发起空前激烈的争夺的形势下，中间党派联盟必定不能独立存在，必定分裂，最后大多数投入革命阵营，极少数投向反动派。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发展的历史充分验证了这一条中间党派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是，中间势力的大多数最终趋于进步是其发展的总趋势。一般情况下，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中间党派不复存在，原来中间性的派已转变为新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派。他们已不再是两大对抗势力之间的中间势力，而是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参政党（青年党、民社党投靠，跟随到台湾以后，先是充当独裁统治点缀品；往后逐渐失势，沦为台湾一般小党派）。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前夕，绝大多数中间党派之所以倒向人民革命力量一边，除了人民革命力量已居绝对优势的根本因素外，还由于在旧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中间阶层的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遭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摧残，他们唯有倒向革命势力方面才能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机会；革命势力也只有最大限度地团结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削弱和孤立反动势力，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参考文献：［1］李义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青年党［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康之国.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9.
［6］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国民参政会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7］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41-1949）（内部）［Z］.1981.［责任编辑 赵 春］
Historical Verification from Founding to Reorganiz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League of China
CAO Muq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The China Democratic Political League is a coalitional organization form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by some central parties to unite for resistance. Originally a loose coalition among the party leaders, it developed into a coalition among parties, and eventually reorganized into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Polic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CPC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prompted its dissolution while the fundamental cause roots in its complex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is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with fierce struggles and impacts of the two prominent forces of Kuomintang and CPC, although all internal factions to various extents had requests for democracy and resistance again Japan, taking different road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class attributes is inevi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