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7 08:49:54
关键词：价值维度；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史学家班固对河间献王刘德的一句评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古代中国用这个词来指“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治学态度，后作为一种学风，形成实学思潮，从宋至清延续数百年，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研究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长期的重大影响。从湖南岳麓书院的门匾，到清末北洋大学的校训，再到茅盾的小说《子夜》，“实事求是”四个字随处可见。
把“实事求是”作为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而赋予了新的含义。1941年5月19日延安干部会上，在所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恢复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表述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表述中提到的四句话是一个整体，共同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既简明扼要，又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一种先进的学风，一种优良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我们通常用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简称。
无论是作为学风和作风，还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往往多是从认识论的维度展开的，这的确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仅仅从认识论的维度理解“实事求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从价值论的维度对“实事求是”给予更多关注，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实事求是”的完整含义，找到现实世界中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因，进而更好地“实事求是”。
一、“实事求是”的价值内涵
（一）“实事”的价值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可以为人所认识的，其认识论内涵自然就意味着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实事”应该是无穷无尽的。然而，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只有那些进入主体实践范围的“实事”才是现实的认识对象，而那些超出主体实践范围或被主体实践活动遗漏的“实事”，只能是其潜在的认识对象。除此之外，唯物辩证法还告诉我们，“实事”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是随着时间、地点和场合的变更而发展变化的。因此，“实事”因其无穷性和变化性而极具复杂性，使得历史上任何现实的个人主体、集团主体都不可能对作为整体的“实事”达到绝对全面的认识。党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全面地看问题，必然得对“实事”的范围和认识的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一个明确的界定，而这个界定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呢？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实事”的价值内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不同时期里，如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党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的“实事”，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实事”“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二）“是”的价值内涵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它首先是个认识论命题，因为规律不会自动进入我们的头脑当中，而是隐藏在事物表面现象之后的本质联系，需要主体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认识的努力才能够把握。我们把对规律的正确认识称为真理。“是”同“实事”一样，貌似完全客观，实则也是有其价值内涵的。人们不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规律，认识规律的根本目的还是要运用它来解决具体问题，正如所言：“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众所周知，规律是有条件性的，主体合理运用规律的前提就要包括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适合运用哪些规律作出适当的主观判断，而这个判断（“是”）既应包括对可供选用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是1”），也应包括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性认识（“是2”），更要包括主体对哪些规律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价值性认识（“是3”），这就是“是”的价值内涵。例如，曾经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由此可见，在眼中，具体的真理是有好坏之分的，之所以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1”）是“最好的真理”（“是”）这样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判断，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2”）下，只有它能够“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是3”）。
（三）“求”的价值内涵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是一个动词，表示主体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实事”和“是”的统一，内在地包含着“求”什么、怎么“求”、为谁“求”等问题，因而最具能动性，也就最能体现“实事求是”的价值性。“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还是为了研究、分析和解决问题而去学习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消极被动“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还是积极主动“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是为个人或小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求，还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求。这些问题无一不带有强烈的价值色彩，而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仅关乎到能不能“实事求是”，而且关乎到愿不愿“实事求是”和敢不敢“实事求是”。
从以上分析可见，“实事求是”的三个组成要素中，每一部分都既含有真理的成分，也含有价值的内涵，而当三个要素构成一个整体，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简称时，其价值内涵更是得到了彰显。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内涵显示了其科学性，而其价值论内涵则显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先进性和伦理道德高尚性。可以说，价值维度的“实事求是”，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
二、“实事求是”的价值要求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最早获得“实事求是”称号的河间献王对此问题的理解。刘向的《说苑》中曾收入刘德佚文四则，其中一则如下：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酾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此处可以说是刘德借大禹之口，说出了“实事求是”价值要求的最早表达。
中国共产党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既是对其科学的认识论内涵的自觉坚持，也是对其高尚的价值论内涵的自觉选择；既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自觉继承，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立场的自觉维护。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人民群众是其价值主体
“实事求是”的价值内涵要求必须首先明确其价值主体。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其价值内涵必然要求党把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党只有自觉地把人民群众作为“实事求是”的价值主体，才能从人民群众的最大“实事”出发，才能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而“求”，才能求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是”，才是求得其所，才能求得其法。因此，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行动指南统一起来，必须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必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通起来，必须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必须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对应起来，才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主体，完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鲜明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路线的阶级先进性，真正实现在“实事求是”价值要求问题上的人民性。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共产党员是其价值客体
“实事求是”的价值内涵还要求必须明确其价值客体。“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首先要把自己看成是“实事求是”的价值客体，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总纲》中明确提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可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价值内涵要求作为行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把自己作为价值客体。自己为价值客体，他人为价值主体，这是一种先进的价值选择；自己要付出不小的成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必要成本）、甚至是很大的代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是一种高尚的价值选择。这就要求党员必须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并把“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列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辩证地看待主体价值和价值客体的统一
从人民群众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共产党员（除了那些不合格的但暂时还没有被的）本身也包含在广义的人民群众的范围之内，因而实际上党本身也是“实事求是”价值主体的一部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对此，《·总纲》中明确告诫全体党员：“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风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用自己的正确主张、方针、政策影响群众、带动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人民群众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主体和价值客体。党和人民群众在“实事求是”价值利益上的这种高度一致，决定了“实事求是”在价值要求上先进性和广泛性的辩证统一，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辩证统一。
三、“实事求是”的价值影响
（一）价值观念对“实事求是”的影响
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对其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量，决定其愿不愿“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制约其能不能“实事求是”。
只有树立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行为主体，才能自愿地遵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价值要求，心甘情愿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才能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才能愿意“实事求是”；也才能不怕“丢位子”，不怕“掉帽子”，不怕“挨板子”，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所谓的“逆淘汰”环境中敢于“实事求是”。这种价值观念甚至可以帮助主体克服巨大的困难，在一定程序上弥补其认识水平上的不足，有助于其能够“实事求是”。这样的人即使没能做到“实事求是”，往往是“有心无力”，最多就是“好心办错事”，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态度上的“不愿”或“不敢”，而往往是因为水平上的“不能”，或者说不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认识能力的问题。
如果没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行为主体是不会主动放弃、更不用说牺牲自己的半点利益而去做任何利他却有可能损己的“傻事”的。这种人没能坚持“实事求是”，有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敢”；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不涉及到“敢不敢”的问题，那就只剩下“愿不愿”和“能不能”的问题了。有些人即使有“实事求是”的能力（主要指认识能力），不存在能不能“实事求是”的问题，也“不愿意”自觉地“实事求是”（做好事），甚至有可能会把“实事求是”进行庸俗化解释（片面地把自己作为价值主体，为了追求一己私利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声称这是对自己的“实事求是”），从而去“理直气壮做坏事”。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弄虚作假现象与其说是主观主义的流毒，倒不如说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果，与其说是行为主体水平上的不能“实事求是”，倒不如说是态度上的不愿“实事求是”，与其说是客观上不理解“实事求是”，倒不如说是主观上故意曲解“实事求是”。
（二）利益因素对“实事求是”的影响
价值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利益关系的问题。共产党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主体，也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共产党员追求个人利益的途径或手段的正当与否，对其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有着重大的影响。《》中明确指出：“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就是说，一方面既要承认党员有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还要求党员必须用党纪国法规范自己的获利行为。因为党自从执政以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掌握着国家和社会的许多重要权力和资源，如果能坚持“实事求是”，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就是好事，如果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来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对人民、对国家、对党自身就都是灾难。对此，党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和得力的应对措施。首先，对党员要把好入口关，从源头上保证党员是愿意“实事求是”的，坚决避免那些冲着升官发财而来的人混入党内，这种动机不纯的人往往形象不好，但却“混得不错”；其次，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性教育，使之树立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价值观念，坚定党员愿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决心；再次，要以民主、法制和创新等手段保障那些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政治上“良币驱逐劣币”的有利于“实事求是”的制度环境，也可以适当运用利益杠杆建立“实事求是”（尤其是在所谓的“逆淘汰”环境中仍敢于“实事求是”）的激励机制和正当权益补偿机制（可以是奖金等直接形式，也可以是免税等间接形式），从而激励党员愿意和敢于“实事求是”；最后，要解决好党员干部的出口关，对于那些经批评教育等帮助手段仍长期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或在重大问题上没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要有切实的惩罚机制，让那些党性不纯、压根就不愿“实事求是”的党员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
关键词：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实践原则；根本方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67-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探索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丰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切实发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导向、思想引领和方法指导作用。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形成、确立和发展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客观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逻辑。
1. “思想路线”概念的提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趋于自觉。实事求是思想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的巨大损失。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为了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强调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16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论述了思想路线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标志着我党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探索。
2.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地位的确立：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走向成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使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走向成熟。
1937年7、8月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科学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概念，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2]522从思想上开始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唯物而辩证的阐释，赋予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形态。经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全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普遍提高，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被全党共同接受。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努力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最终确立。
在中国革命中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基础，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问题。我党正是在实事求是正确思想方法引导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3.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容的创新：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突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赋予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内涵，由此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深度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遗憾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艰辛但没有获得理想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邓小平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实事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指导地位，把党的思想路线变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形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在探索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历史飞跃及理论构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巨大变化，赋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在深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可以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沿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深化，都得益于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党的十二大把它规定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规定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内在关系，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
1.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前提，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思想追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它具有真理的“普遍性”，提供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与方法，解决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然而，“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因此，不管是中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建设，既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更不能墨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践告诫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对中国特殊国情作深入研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只能导致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摆脱困境并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引领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深刻认识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从根本上说是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科学判断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内容上说，就是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实事求是的途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实际活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任何理论，也离不开生动的实际，脱离实际，理论就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关系作过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820对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强调：一方面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在实际运用中形成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3.实事求是：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表现形式上说，就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作为核心，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扎根生长、开花结果，在于它以民族形式出现，与中国优秀文化有机交融，正如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534“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801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命题解释马克思主义，又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和原则改造“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正是这种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时，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4.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价值目标看，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理解、掌握、运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离不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5]任何一种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任何一种理论，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才能不断丰富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通俗的理论、朴实的语言、多样的形式、灵活的方法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大众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活力
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根本的实践原则。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方法，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1.解放思想：破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认识障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包涵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基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扫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障碍，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活力。解放思想遵循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之基、立国之本，这个“老祖宗”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需要从客观现实和实践出发，探索事物的内在联系，发现其中的规律，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反对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左”的错误思想、右的错误思想，排除各种习惯势力、主观偏见、思想僵化和盲目崇拜等的干扰，敢闯敢试，勇于突破。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在理论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第一个重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
2.从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扎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核心的就是把握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7]才能发挥其强大的指导作用。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全面、准确、深刻把握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633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事实上，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平方式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中国特殊国情作现实依据，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作基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实践特色。
3.与时俱进：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色，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旺盛的生命力。与时俱进，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时代同进步，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检验和丰富这一伟大学说。坚持与时俱进必然要求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及其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保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4.求真务实：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根本的就是求真务实，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具创造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相结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体。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制定正确政策和采取多种措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真正激活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潜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增添了创造力。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作为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目标和宗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标。
结语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就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反之，就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理性审视，我们得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发展的互动性、思想内容的融洽性、实践要求的契合性；立足现实，我们坚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导向和科学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必须不断提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境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一、文风的含义
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
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
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
(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
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
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
①真实和虚伪。
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
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
②充实与空洞。
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⑧新鲜与陈腐。
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
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
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
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新颖与老套。
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
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
②质补与浮华。
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
②精当与冗长。
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
(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
1．文风的时代特征。
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 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
2．文风的个人风格。
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
一、裁判文书改革与强化检察监督之关系
（一）裁判文书是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载体
一般认为，裁判文书是对案件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和终极宣示；是法官水平的集中展现和案件评查的重要内容；也是树立法院形象的重要窗口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但是，无论在理论界或实务界，裁判文书尚有一项重要功能被长期忽视，即裁判文书对法官审判思维活动的现实反映和监督检验功能。自1999年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文书改革”要求以来，裁判文书的改革已经成为整个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法院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裁判文书改革进行着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成果，但总的说来，裁判文书的质量始终未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赞许，也并未完全发挥其树立司法公信力之功能作用。究其道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浮于文书的形式层面，而未深入到诉讼之精神实质，换言之，我们并没有将裁判文书作为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载体来认识，也未意识到要改革裁判文书必须先改变法官的思维方法。从更深层次考究，我们甚至对审判思维方法都少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何以用科学的审判思维方法引领裁判文书的制作。因此，笔者说，法律文书改革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文书形式要求的具体化与否，而在法官审判思维方法的改变与否。
（二）检察监督实质是对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监督
正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所说，“我们不能轻率地接收法官的裁判，特别是当他们包含有价值判断时，我们必须审查他们与其他裁判以及一般承认的原则是否相符，他们在事理上是否恰当。然而，这些要求全都无法达成，假使我们不尊重一定的方法的话。”[1]由此可知，对裁判结论的认可来自于一种为法律人所共同体认的方法，即法律思维的方法，它是排除个人主观的感情，依循法律逻辑，合理地从法律之立场，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2]具体到诉讼，法律思维方法即为审判思维方法。法律思维是法律人之间进行论辩活动的对象，是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基石。民事检察监督，在我国，虽然理论界对监督时点（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方式（、参诉、抗诉）和监督范围（判决、调解、执行）等展开了积极探讨，但实务中的主要方式仍为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其实质是在检察官和法官两方法律人之间展开的法律论辩活动，是由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知识结构的检察官对法官裁判的监督，其成败在于考察法官裁判结论的作出是否遵循了一种达成共识的审判思维方法。由于审判思维活动伴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而流变，对思维活动的监督实质也是包含对审判程序的监督，当法官遵循了这种程序和方法，所推导出的裁判结论即被认为是理性的和正当的。
（三）裁判文书在审判活动和检察监督之间搭建沟通的纽带和对话的平台
检察官与法官之间就法律思维展开的论辩活动不能凭空进行，内心思维的隐蔽性，必然要求将其外化为法律人所能感知和认同的形态，裁判文书即是法律思维最为完整和权威的物化载体。裁判文书的写作是法官思维过程的逻辑性和自洽性的文字论证，由此将法官的思维活动公开化和透明化，便于外界感知和检验，在审判活动和检察监督二者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平台。正是由于缺乏在裁判文书平台上进行的法律思维的交集和对话，使得我国现阶段的民事检察监督始终不得其法，难破瓶颈。因此说，审判思维方法是裁判文书的灵魂，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思维方法的检验，没有灵魂的裁判文书只是一堆散乱而无序的文字，自然缺乏说服当事人的魅力，更难以使监督者从内心体认法官的裁判。
二、规范出发型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方法
那么，在当代中国，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审判思维方法来引领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呢？近年来，渐有学者认识到审判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并对其展开体系探讨，如有学者提出“要件事实论”、“要件审判九步法”和“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等等[3]，这些研究均启迪了笔者对文书制作的思考。本文中，笔者主张以规范出发型民事审判思维方法引领裁判文书制作的改革。即是说，裁判文书的写作应当在司法三段论的整体框架下，沿着从法律向事实这一思维路径层层展开：固定诉讼请求+明确事实理由特定诉讼标的检索基础规范分解法律要件构建攻击防御体系（要件事实之主张证明责任分配）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结论。具体而言，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应遵循一个逻辑框架，五项事实构成，六步判决理由。
（一）裁判文书应遵循司法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框架
司法三段论被视为法学方法论的精髓和法律裁判得出的正当性基础。“经典的三段论推理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据主导地位。”[4]三段论的推论形式为：大前提是T（指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S（指特定案件的事实）；如果T有法律效果R，则当S与T相对应时，也能够产生R的效果。规范出发型裁判文书的制作亦反映上述推理模式：
TR（如果具备T的构成要件，则适用R的法律效果）
S=T（特定的案件事实S符合T的要件）
D1、D2、D3……=S1、S2、S3（证据证明的事实D构成特定案件的要件事实S）
S1、S2、S3……=T1、T2、T3（特定案件要件事实符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
SR（得出结论S即适用R的法律效果）[5]
依循“司法三段论”的基本框架制作民事裁判文书，既能清晰反映和理性控制法官的审判思维活动，又有利于增强裁判文书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同时，遵循一定的分析框架，为法官裁判结论的检验和法律文书的评查提供了客观标准。
（二）裁判文书事实构成部分的五项具体内容
1.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裁判的首要功能是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回答，因此，在裁判文书中必须首先摆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变化。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原因事实”并非是原告主张的所有生活事实，而应是特定诉讼标的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必要事实且属于要件事实。
2.被告对应性的答辩。关于被告答辩的叙述应是针对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的回应，或是对原因事实的承认或否认，或是对原告主张之法律效果的抗辩，但均须“对应”于原告之主张。
3.围绕要件事实的争点整理。在排除双方无争议之要件事实后，围绕原告请求原因事实或被告抗辩要件事实发生的争议即形成争点，争点的整理必须精炼和准确。
4.围绕争点进行的举证、质证和认证。即是围绕争议的要件事实对证据分组进行主张、证明和认证，如此有利于争点证据的组织梳理和诉讼攻击防御框架的构建。
5.围绕要件事实进行的事实认定。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虽不限于要件事实，但应以要件事实为重心进行，过于宽泛的缺乏重点的事实的认定会模糊法官的视线，削弱裁判针对性且影响审判效率。
（三）裁判文书理由部分的六步推导任务
第一步，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推导出案件诉讼标的。诉讼标的既是当事人讼争的对象，也是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它是始于、终于判决的现实存在的连续体。裁判文书应以诉讼标的为核心生成、展开和终结。按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张。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界多将诉讼标的界定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6]并与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等同，仔细考察，此种提法并不准确，因为权利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而非关系本身，由于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内部一般都包含多组权利和义务，具体权利不同，诉讼标的即案件审判范围因此不同。这种大而化之的“法律关系说”会误导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整个民事法律关系所涉及之事实而非权利涉及的事实作为审理对象，进而造成认定事实范围的扩大，甚至导致法官的裁判结果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第二步，从诉讼标的推导出权利请求基础并分解法律要件（要件事实）。所谓权利请求基础，指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寻找和分解权利请求基础是紧密围绕诉讼标的所承载之实体权利或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依据并受法律保护的审理目标而展开，也是将抽象诉讼标的转换为具体要件事实审判的必由之路。由此抽象的法律规范分解而来的法律要件在诉讼中转化事实形态，即要件事实，它是与发生某一法律效果（权利的发生、妨碍、消灭、阻止）所必须的法律要件之构成要素相对应的具体事实。
第三步，从被告的对应性答辩推导出权利抗辩基础并分解法律要件（要件事实）。法官在审理中所须考察的基础规范，不能仅限于原告主张所依据的请求基础规范，被告亦有依据相应法律规范提出抗辩的权利，这两种权利及其规范均是围绕案件诉讼标的的审理而展开的处于同一层级的对应规范，据此应强调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找法”的完整性，二者兼得才能体现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性、攻击防御体系的对应性和法官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第四步，从原因事实和抗辩事实的对应性和对抗性推导出争点要件事实，即整理争点。“争点整理”是法官庭审活动的“焦点”，是法官进行有效的诉讼指挥的关键，把握争点整理的方法既是法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也是裁判文书写作的基本构成方法。如果被告就原告所主张之要件事实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将在诉讼进程中利用主张、证明和证据等方法展开攻击和防御，此攻防活动的焦点就是争议的要件事实，每一个争议的要件事实构成一个争点，对所有争点进行提炼和归纳的工作即是争点的整理。
第五步，围绕事实争点的举证、质证、认证推导出认定的案件事实。此步骤的核心是要件事实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关于大陆法系证明责任分配的诸多学说中，最具影响力的应为法律要件分类说，其基础学说是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主张权利（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需对产生该权利（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对方当事人对存在妨碍该权利（法律关系）发生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建立“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分配证明责任时，在以实体法条文之文义和结构形式为解释基础的同时还应顾及证明责任负担层面的公平性与妥当性。法律要件分类说具有分配标准明确、便于司法实务操作以及与民法体系相衔接等优点，可作为我国法官在实务中分配主张和证明责任的依据。
第六步，将完整的案件事实归入权利基础规范推导出裁判结论。作出裁判结论是法官对其法律思维历程的总结，亦是裁判文书制作的终点，于此阶段，也可反向验证裁判结论的逻辑性和合法性。如果案件事实（要件事实）该当全部法律要件，法律要件完备归入基础规范，则产生权利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将得到支持，反之则被驳回。
综上所述，规范出发型裁判文书制作是从规范出发，将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诉讼标的和要件事实等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融入到文书内容之中的一种文书制作方法，它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为重点，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和客观性，符合文书改革的发展要求和历史趋势；同时它也为法官的审判思维活动提供了实质检验标准，有利于检察监督的具体落实，促进司法公开、公正。
注释：
[1][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2]参见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丛书第一册：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1页。
[3]详见许可著：《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邹碧华著：《要件审判九步法》，中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段文波著：《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4][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论》，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涵；时代特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12－04
在我们党的经典文献中，围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精致、最精彩、最本质的东西有过多重的表述，或者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或者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等等。这两种表述，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时代寓意、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著作或讲话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等表述，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之表述，并且“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表述至少有如下多种表述，而并不只表述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一种。
1，“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蕴涵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述中使用过“精髓”概念，但他们却没有将自己创立的科学理论概括为“精髓”。马克思早年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时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历史、经济、方法等视角做过不同的评述，但同样地，他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问题。
列宁是第一个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念的人。1920年6月列宁所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批评匈牙利的库恩，贝拉时说：“他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视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这里，列宁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使用过“精髓”概念，但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念。1937年8月，在《矛盾论》中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联结的观点时，明确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问题的精髓，实际上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之所以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念，是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被翻译成“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2，“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蕴涵
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念，但却揭示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问题。真正将“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第一人还是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尤其是“思想的精髓”有自己独特的认识。1977年9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第一次使用“精髓”这个概念。他说：“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的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哲学思想的精髓。”1978年9月，邓小平再次明确强调：“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由哲学思想的精髓发展为思想的精髓，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髓”的新境界。1992年2月，他再次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后。也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表述为“实事求是”：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精髓”问题。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以前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么只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要么只说“思想的精髓”，还没有像这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等并列说，这是第一次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蕴涵
相比较而言，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尤其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较多：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使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的提法，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这以后，多次使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的提法，直到1997年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为“邓小平理论”为止。
1995年5月，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批准并印发了由组织编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纲要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1998年1月，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文中，又指出：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思想的精髓。……把握这个精髓，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的统一科学思想体系。”
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们进
行不懈奋斗的核心思想。”
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发展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蕴涵
2003年6月，在由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作了全新的最完整的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是把握和运用这个精髓，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才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把握了这个精髓，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把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联系及其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很显然，这一全新的完整的概括与1998年1月对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髓”的概括相比较，既是同一个思路、同一个话语体系，又是进一步丰富、进一步发展。
二
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或表述过“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或表述过思想的活的灵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的灵魂，并且，表述主要有四种基本情况：一是表述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二是表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是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四是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
1，“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运用到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蕴涵
列宁是第一个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概念的人。1920年6月在《共产主义》一文中列宁在批评匈牙利的库恩，贝拉时说：“他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视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之后，列宁多次使用这样的概念。诸如：“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说：司徒卢威主义“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指导争取改良的，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等等。
始终坚持列宁的这一基本观点，他也多次引用列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原话，诸如，他指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也始终强调，“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应当“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可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矛盾论》中，接着写道：“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他说：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第一个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概念的领导人。2000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坚持运用好这个活的灵魂，坚持贯彻好这个基本要求。”这一讲话，不仅沿用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提法，而且直接应用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2，“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工作路线在拨乱反正中的政治蕴涵
就现有党的经典文献来看，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尤其是“思想的活的灵魂”直接表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只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过这种情况。《决议》在评价思想科学体系时指出：“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健康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93年12月，在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非常明确地肯定原来决议的概括，他指出：“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所有这些方面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第一次使用“活的灵魂”概念。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在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实践蕴涵
自从2000年初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表述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精致、最精彩、最本质的东西时，比较喜欢用“活的灵魂”来表述，而且他首创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000年10月，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这是他再一次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2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思想，他指出：“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第一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的活的灵魂问题。”4月，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8月，在山西省考察工作时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关键是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
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发展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政治蕴涵
不仅是第一位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而且还是第一位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人。2002年9月，他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在这里，他首次把“与时俱进”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使“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了空间扩展的特征和时展的特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内涵和外延。
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观点，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创新性发展。2006年8月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具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这个活的灵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部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学习《文选》，要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具进这个活的灵魂，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此外，列宁还曾把“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等都称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总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不能因为其核心和本质是一样的，就笼而统之说它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希望不要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之概念，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等就可以了。就目前党的经典文献来讲，马克思主义既有“精髓”又有“活的灵魂”之表述，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既有“精髓”又有“活的灵魂”之表述，对于邓小平理论来讲，则只有“精髓”之表述，而没有“活的灵魂”之表述，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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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如此，本文主要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历程。8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当我们的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当我们的党粉碎“四人帮”，取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伟大建设成就，无一不是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实现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革命和建设法宝，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髓，它指引中国人民由历史走到现在，通向未来!所以，正确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过程，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实践、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国化——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对“实事求是”首先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是毛泽东。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教条主义曾经在党内盛极一时，并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党内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就是不从实际出发。正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专门写了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坚决反对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行为。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说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教条主义路线以后，毛泽东在1936年和1937年写下了、、等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941—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强调实事求是是同主观主义对立的思想路线。他在、等讲演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指出要从实际情况而不是从主观想像或书本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引出正确的结论，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现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现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经毛泽东改造和界定后，“实事求是”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和范畴。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思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带来的精神枷锁，实现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中国共产党从此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二、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邓小平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废待兴，面临着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指出：要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即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对拨乱反正工作采取了抵制和阻挠的态度，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际上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混同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压制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两个凡是”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则，根本违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和方针去办事，那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党的工作重点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就不可能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在批判和清算“两个凡是”，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斗争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先，他深刻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1977年5月间，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把个人崇拜推到极端，认为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而“两个凡是”仍然维护这种个人崇拜和本本主义的思想。所以，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设立的禁区。其次，他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能抓住一两句话断章取义，任意加以割裂和歪曲。“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再次，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他说．这场讨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而“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正是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求实精神，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就在新的历史时期，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2、邓小平还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不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第一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第二，他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作为实事求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把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第三，强调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并将其纳入到党的思想路线之中，从一个新的角度拓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突出的贡献。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用方面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三、江泽民进一步重申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体现在：
1、进一步重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性。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法宝。”1998年12月28日，江泽民中，总结了20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在11条经验中，第一条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讲话指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每一步前进，改革和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要一以贯之。”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
2、进一步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有(1)江泽民中明确提出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有“三个解放”：“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2)江泽民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第一次把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引进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关键词：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性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艰难探索中得出的理论结晶。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思想的精髓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实事求是”一次给与了一种全新的阐释。把“实事”解释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从“实事”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出发，这就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把“是”解释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客观规律性；把“求”解释为“研究”，并将其放在“实事”与“是”的之间，把二者联系起来，表明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找出固有的规律性，以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这样既唯物又辩证的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使之成为思想的精髓。
二、实事求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理论成果的精髓
承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一方面，正是由于把握和运用了这个精髓，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这个精髓，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这个精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这个精髓，在改革发展稳定、经济政治文化、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构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并把它同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等等，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贯彻这个精髓，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针对的是普遍的政治文化，反对政府官员陷入到清谈文化中，尤其陷入到意识形态的教条之中，而对解决具体问题一筹莫展。“谈”与“干”，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要切实抓好工作落实，把实事求是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去。
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亦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事求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各样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风险同在。如何迎接新的挑战，抓住历史的发展机遇，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最起码的官德底线，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就是要讲实话。讲实话需要一份原则、勇气和坦荡，因为实情有时可能会触及自身、家人、朋友抑或某些“小圈子”的既得利益；有时一条真实而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可能会挑战领导的权威；只有磊落的人格才能产生实诚的话语，赢得真挚的民心。
近几年来，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我们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快增长，物价基本稳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劳动集体争议、上访和的发生数量开始下降，社会治安状况好转等等。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伴随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由此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解决民生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清醒地认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所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望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和不足，从而进一步增强实事求是的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感、紧迫感。
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使全体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在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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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版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概论；课堂教学；问题现状；对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84-02
五年制高职是中职教育与高等教育融合的一种教育形式。教育部曾提出，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五年一贯制的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专科层次的五年制职业教育就已经兴起，随着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五年制高职教育已初具规模，日臻成熟。由于只招收初中毕业生，大部分五年制高职学生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正处于青春期发育高峰期，学习心理困惑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易受不良社会思潮影响，叛逆心理较强，价值观念淡漠。高职院校五年制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仍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怎样有效地适应网络信息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怎样“对广大学生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精神”[1]，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涉及五年制高职学生切身利益的各项改革复杂多样、具体深邃，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概论课所能承担的教学任务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是解决这一特殊群体现实利益的迫切需要。
一、五年制高职学生“概论”课堂教学问题现状
就概论课程本身而言，理论性极强，需要较为扎实的政治基础常识和良好的政治修为，但五年制高职学生政治基础知识普遍薄弱，学习态度不甚端正。在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多更易于采用传统的“物化式”“满堂灌”“限制”等授课方式，但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的“两课”教学模式，使德育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学生无法产生真正的学习动机和热情，无法进行也不愿意进行道德的自我实践和道德的自我教育[2]。这种教学方法单一，以教师为中心，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这些五年制高职学生们对概论课教学的可信度、说服力产生质疑。
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地位凸显，“概论”课程居于次要从属地位，往往被一些学校领导和其他学科教师群体忽视，其应然地位与实然处境的产生了巨大落差，如概论课授课时间几乎不可能安排在一天的黄金时段，或晚上或周末或连堂或大班教学，无法考虑学生与教师的体能与注意力问题，授课时间与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时间发生冲突时，往往成为舍弃对象。
五年制高职学生对“概论”课存在困惑，学习动力不足，兴趣不高，甚至产生厌学情绪等。为此“概论”课堂旷课现象较为严重，迟到早退现象较为普遍，教师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讲台下的同学正昏昏欲睡，很大一部分学生课堂表现五花八门，聊天的、玩手机的、读报的，看其他书籍的，他们的行为与课堂授课内容完全是另类。此外，含“概论”课在内的课程，学生“裸考”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学生干脆就放弃了这门课的学习，部分学生因学习基础差心有余而力不足，学习态度端正、兴趣浓厚的学生，可谓寥寥无几。
二、五年制高职学生“概论”课堂教学的对策
教学是一种尊重学生理性思维能力，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把学生看作是独立思考和行为的主体，在与教师的交往和对话中，发展个体的智慧潜能，陶冶个体的道德性格，使每一个学生都达到自己最佳发展水平的活动[3]。“概论”课堂教学就是要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依据五年制高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概论”课程标准，制定出最佳教学方案、传授应用该课程理论知识和提高升华五年制高职学生思想品德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概论”课教师要不断思考每种教学方法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创新，找到适合自己风格以及学生需要的课堂教学策略，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责任。
（一）课堂教学的对策方法要以学生为本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尽全力解决五年制高职学生面临的学习实际问题。在“概论”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依据五年制高职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合理调节和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情感和非智力因素，付出真情
爱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全面提升这些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理论水平，使之成为思想觉悟高，道德素质好的基层医学领域的有用人才。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酿造平等、和谐、合作和公平、民主、正义的和谐课堂氛围，通过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传递价值信念、思维方式和人文关怀的正能量，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与时俱进的价值理念、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充分地体现出“概论”课独特的思想因素和政治内涵。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深入了解学生，做到因材施教。平等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五年制高职学生，善于倾听他们的不同意见，熟悉每一个学生、关爱每一个学生，根据五年制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和职业要求，把握学生的思想脉络，满足他们的合理需要，对于他们的正确意见和合理建议必须认真研究，提出整改措施并抓紧落实；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根据高职院校的实际以五年制高职学生为中心开展自主学习自我提高。交给他们自我管理的行为规范、方法技能和善于预测的步骤，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谋善断，制定出学习计划，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策略。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概论”课教师要熟练掌握多媒体技术，善用网络交流交流平台，融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开展教学工作，整合教学资源，创设教学情境，选择恰当教具，呈现精彩内容，有序组织课堂，科学考评作业，甚至精神饱满的情绪，形象生动的语言等，无不展示概论课教师的综合水平；以学生为本，就是要善于学会尝试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吸引学生注意力，因为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手段特点各有不同，应扬长避短，博采众长。 （二）课堂教学的对策方法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概论”课堂教学中做到事中求理、理中求事、事理相融、理事服人，要实事求是地从事实中剖析理论，归纳理论，从理论中推论演绎事实，彻底弄清楚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的辩证统一，让五年制高职学生从中领悟到蕴含在事实论据中的思想道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4]概论课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实事求是的理论，其逻辑最为严密。
实事求是就是要处理教学资源，端正教学态度、选择教学手段、探求教学风格，以校园文化为有利载体，进行高品位高质量教学，实事求是地培养五年制高职学生敬业奉献、开拓创新，业精德诚的高尚品德，他们的思想态度就会严谨求实、行为方式也就会严格规范。
实事求是就是要关注五年制高职学生所思、所想、所需；实事求是地将教学内容形象化，教学素材典型化，授课方式多样化，根据五年制高职学生的思想特点和职业性质及时捕捉他们的反馈信息，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来调整教学内容，调取教学素材，整改教学方法，把职业规划、生活要求、利益需要、兴趣爱好、重要关切融入到课堂，实事求是地引导他们面对现实、面对社会，面对未来。
实事求是就是要结合教材吸纳实践中的新情况，新信息，新发展，客观地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旁征博引，案例事例实例必须真实可靠，时政热点信息必须丰富新颖，确凿有力，“概论”课教师务必率先知晓，及时涉猎学科前沿知识；实事求是就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大量社会知识、专业知识和自然常识等用作实证，用最大限度的课堂信息量去适应当今高度信息化社会的五年制高职学生的需求。
实事求是就是要搞好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当今时代，没有良好的政治教养，没有牢固的政治知识，要提高道德尊严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不可思议的；“概论”课堂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课堂上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每个“概论”课教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他们在课堂上对政治知识边学边用，活学活用，才是“概论”课教学的最终目的，理性回归。
（三）课堂教学的对策方法要联系实际
联系实际就是要坚持所学理论与五年制高职学生客观需要和具体实际的辩证统一，与高职院校的目标要求和校园文化的辩证统一，与社会生活和现实现象的辩证统一，与国家路线方针和职业教育政策的辩证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既要让五年制高职学生们学理论，吃透理论，掌握理论，形成理论的逻辑思维，又要把所学理论知识用于现实生
活中去，帮助五年制高职学生解决生活现实问题。
联系实际就是要了解五年制学生对“概论”课的学习需要，学习情感和学习态度。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讲授，以旧见新地对专题理论巧做类比，善做提升。在一定条件下，要为学生创设开放性与互动性的学习环境，必要时走出学校去开展课堂实践活动，在课堂实践中领略红色文化，同时可以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联系实际就是要五年制高职学生将课堂教学中所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过程结合起来，能独立分析正确对待社会的难点热点问题，因为很多的社会现象就是政治理论的缩影，如国内社会问题：人民币贬值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又如国际社会问题：问题、南海问题等。通过对上述实例的分析认识能增强五年制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也能及时地理解消化党和国家的最新方针政策。
联系实际就是要“概论”课教师能熟练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工具，增加五年制高职学生课堂信息摄取量，图文并茂地把“概论”课理论与五年制高职学生实际生活现状都形象地展现出来，就是要概论课教师结合教材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实际地开展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使学生发自内心地产生理解与认同，使学生能创造性地体验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这也是培养专业领域中未来的学习和劳动基本思维方法的客观需要，从而增加课堂教学中的含金量，增强概论课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檀传宝.论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
[2]李丽.新时期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90-92。
论文属于应用文体，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和严格的规范。无论哪类学科，哪门专业，哪种类型的论文一般都具备以下六点共性：
一、科学性
论文的这一特点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的。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探求客观真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阶段发展。因此，学术论文是以科学性为前提的，这一精神贯穿着论文写作的始终。
首先，论文的论点和结论必须科学。它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论点绝对不能主观臆造，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和偏见。
其次，论文的论证和论据必须科学。学术论文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调查、实验等，并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对立论进行严密而富有逻辑性的科学论证。所引用的论据无论是实地调查来的，还是实验中来的，或是文献中摘引来的，都要求真实、典型，真正成为论点的支柱。
再次，论文的论述必须科学。措辞严谨，概念准确，条理清楚，结构完整，才能体现正确的认识过程，令人信服地传达科学的学术见解。
论文的科学性要求写作者从探求科学真理的目标出发，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形诸文字，加以科学的表述。
二、学术性
论文反映的是某专业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起一定的推动作用。论文的价值即体现在学术性上，而论文的学术性又突出地体现在专业性上。
学术是有系统、较专门的学问，它往往以学科的形式表现出来。学科门类繁多，各学科之间虽然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但差别是主要的，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有自己专业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术语，形成了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比如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需要研究和解释的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和现象，那就必须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而管理学方面的问题，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工具、表述方式则必须符合管理学的学科要求。
人们通常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两类之下又可逐层划分下去。分工越细，学问也就越专门化。论文要研究和阐述的就是这些专业知识中的某一个问题。因此，只有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本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基本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从而进行学术研究。论文所论述的内容，使用的语言都必须与所论述的学科密切相关，这是论文的显著特点。
三、独创性
论文不仅要进行专业化的学术研究，而且还要报告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创造是科学的本质，独创性是论文的生命。是否有创见，是衡量学术论文价值高低的标准。
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它不能重复已有的知识，甚至也不同于一些学术专著。有些学术专著主要用于专业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因而比较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常规性，但论文绝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创造性地解决某一专业领域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创造能力可以有大小，创造水平可以有高低。大到能够开创一门新学科、创立一个新学派，小到发现一条有价值的资料，但无论对于哪个层次的研究者而言，独创性这一点都必须是研究者从发现问题开始，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到撰写论文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不懈的追求。
具体说来，独创性可以体现在研究和探索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可以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观点；可以综合前人的研究，揭示今后研究的方向；可以为前人的立论提供新的事实材料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等等，不一而足。
四、理论性
学术论文不能停留于事实、现象的罗列，必须探究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写论文必须运用理论思维，通过对事实的抽象、概括、说理、辨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将一般现象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论文的基本框架是逻辑的，是以中心论点为核心，以分论点为支柱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其中充满了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主要与次要、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等事理关系。
很多作者的论文水平不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论文缺乏理论性。没有理论支持的论文，只能囿于事实材料的堆积，不能从一般的现象中看到问题的本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论文的理论性是作者的学识水平、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综合反映。
五、实践性
论文要充分考虑到文章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只有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从科学进步需要出发，才能写出满足时展要求，真正能够体现论文价值的文章。
不同学科的论文，其应用性、实践性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它的应用性和社会价值往往比较直观，甚至可以直接产生社会效益，对生产技术的发展及其所研究的学科本身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方面论文的应用性和社会价值虽然常常不如自然科学方面论文那么直接和明显，但社会科学方面论文提出的新观点、新发现、新理论，对本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因而也同样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意义。
六、规范性
关键词： 古代文论；二重历史化；求真；求用；贯通
摘要：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厘清二者各自言说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第一重历史化主要指通过重塑古代文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以“求真”；第二重历史化主要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将古代文论历史内化以“求用”。只有实现“求真”与“求用”的和谐贯通，才能更好地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I206.0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
“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本文的这一观念主要得益于以童庆炳和李春青等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他们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阐释，参看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诗与意识形态：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
关键词：美军；军事文化
美军历来注重加强和改进军事文化建设，并重点培育了个人的意志和需要必须服从于集体的意志和需要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和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职业道德理念、遵守严谨秩序和严格等级的仪式和礼仪习惯、执行任务和战斗中的凝聚力和集体精神等。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军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可以直接与之抗衡的强硬对手，美军军事文化建设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的矛盾也随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识到，美军只有克服军事文化上的障碍，才能在未来更有力地应对挑战。
一、美军军事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军内部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军队规模、人员结构、性别比例、任务繁重的程度、组织氛围、物资状况、行动速度、技术需要等诸多方面。当前，美军建设正面临着新的转折、新的变革，对于美军军事文化建设而言，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文化裂痕，对未来的战斗效果具有重大的损害。当前，美军军事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军军事文化不断催生作战理论，但由于军事文化的局限性，美军作战理论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变化形势
总的来看，美军军事文化催生作战理论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美国经济技术发达和历史文化背景催生的美军“火力消耗理论”。当时，军事理论的创造主要依据技术的推动，强调实力制胜。美军从独立战争到朝鲜战争之前，基本上奉行的就是这种实力与实力拼搏的理论。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波拉克评价说：“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的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和意图”。二是由东西方文化融合催生的美军现代作战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美军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考察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等军事名家的军事思想，创造了一种在决战中以少胜多的“空地一体战”新理论。他们在研究“空地一体战”时，企图把孙子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的见解熔为一炉，从单纯的重力量，向既重力量、又重谋略转变。伴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浪潮，美军先后提出的“震慑”作战理论、“战略瘫痪”理论、“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吸纳了《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的思想。这些理论是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的产物。
然而，由美军军事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和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的不完善所产生的美军作战理论，造成军事行动与作战目标越来越相背离的局面。比如，“震慑理论”由于缺乏对人、对社会、对民族复杂性研究，企图用非接触、高强度的精确打击，来消除对方的抵抗意志，其结果是更深地埋下了复仇的种子。行动导致反行动，这是人与人竞争对抗活动中的一条铁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恐怖主义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正是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和“非对称军事行为”引发的，它导致美国军事组织走向了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境地。
（二）美军军事文化不断强化军人基本职业价值观，但由于社会文化的渗透，美军官兵的军事价值观念受到冲击
美军能够在当前的全志愿范围内维持一支训练有素、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得益于以传统美军军事价值观念为基石的美军军事文化。例如，自我牺牲、遵守纪律、服从法律和忠于国家等，在其基本的职业价值观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冷战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对美军官兵基本的职业价值观提出了挑战。问题归结为军队的职业要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自由民主的公民文化不同程度地冲淡了美军基本的职业价值观，而价值等级制度又被用来成功地、不自然地强调战争，不同程度地肯定了美军的职业价值观。这种社会文化和军事文化的交锋，给美军官兵的职业价值选择带来很大的困惑和压力。同时，军队中有很多官兵认为，他们身处的环境跟不上为实现任务而应具备的高标准的需要。虽然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但由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各级军事单位更加频繁地使用，美军感到其运转速度更加令人紧张，工作过于繁重。一些单位还面临物资短缺、官兵收人低、性别歧视和种族不平衡等问题，军队中士气减退、满意度下降。由此，导致军方在征兵和保留人才方面显得很被动。
（三）美军军事文化倡导物质激励机制，但由于特殊军人群体的出现，美军现役人员及其家属合理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
官兵的需求是稳定军心的基本动力，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着战斗力。与过去相比，官兵的需求标准不断提高，内容也更加丰富。美军的调查结果表明，赴前线的官兵大都将丰厚的战区补助、优惠政策、伤亡保险等，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来考虑。为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强化战斗精神，美军不得不尽可能地满足参战人员的基本物质需求。但是，由于美军拥有一支较高比例的已婚人员队伍（已婚的人数达到56%），军队中妇女的比例也是史无前例，她们中许多人进入了非传统的工作岗位和原来性别隔离的单位。
这些特殊军人群体，对于影响他们生活质量和工作满意度的许多问题抱有很高的期望值。然而，美军尚未调整和确立一种合理制度，以适应这个特殊军人群体的需要。尽管《美国军人的薪金与福利》从基本月薪和补助、其他补助项目、其他种类津贴及资金、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对现役军人的薪金和福利作了明确规定，但现役军人及其家属提出的一些合理的生活待遇和医疗保障诉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如，在现役军人待遇中，有一项名为“空余座位旅行”，即，服役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在飞机上存在着空余座位时，可免费搭乘或仅付较少费用。
但这项待遇推行后，也引起军人及其亲属的争议。因为，在享受这种待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便。其中最大的不便是无法预订座位，搭乘空余座位旅行无法得到保证。一位搭乘空余座位旅行的乘客可能在中途被放在任何停靠点，一切都依据其他货物或人员的搭乘情况而定。一些停靠点未设快餐店，所以旅行者有必要准备自己的食物。携有小孩的乘客还要考虑孩子的其他供应问题。这些生活质量保障方面的问题，直接影响着美军的服役心态。
二、美军军事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与矛盾的原因
美军军事文化建设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着美军先进作战理论的产生，决定着军事组织适应战争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异化的民族心理衍生出美军“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狂妄
美军军事文化建设建立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上。早期的英国清教主义“宿命论”被殖民者带到美洲后，逐渐演变成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择来拯救世界出苦海的特殊国度。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民族优越感和使命感异化为对不断强力扩张、追求全世界领导地位、时刻保持绝对优势的渴望。纵观美国历史，强力扩张不仅成为其传统，而且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已积淀成为美国深层的社会心理。
同时，在美国文化中，危机感存在于整个民族的心里。伴随着1620年“五月花号”船的成功靠岸，早期移民来新大陆“淘金”的“美国梦”，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减弱，反而总感到自己的地位处于威胁中，在潜意识里害怕别人强大，即使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仍树立假想敌人，把自己置于威胁之中。这种无时不在的危机感，铸成了美国特有的社会心理和民族特征，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为了追求“救世使命”和化解“危机感”，美国不断寻求体现自己强力意志的方式并实践之；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秩序上的领先位置，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强力扩张心理。这样，“无所不能，无所不摧”的救世主形象便充分体现在军事领域之中。
（二）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泡制了美军仅追求效果的作战理念
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哲学。它不但影响着美国人的世界观、战略观，而且指导着美国政治、军事的决策和行为方式。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其代表人物詹姆斯的核心思想是“有用即真理”。另一代表人物皮乐士则认为，实用主义就是从“效果”来决定意义的规则，而集实用主义之大成者杜威，更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的民族精神。
现实主义大家摩根索认为，人性本恶，并且竭力追求权力。由人组成的国家也具有追求权力的倾向。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不断冲突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权力，有了权力才能有安全。实用主义哲学和现实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人以“能否实现预期目标”来判定事物价值的观念。体现在美军作战理念上：一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强力军事手段。美国通常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实现其霸权地位。二是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摒弃道德约束。美国有时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人道主义原则，发动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三是为达成现实的作战目标而综合运用多种作战样式。例如，在战场上使用贫铀弹等禁用武器。四是军事理论不求完善，但求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带来军事上的“非人本道德”观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中心思想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这种理论被一些所谓的学者移植到社会领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和坚定的追随者之一。他在《赢得西部》的著作中，把占领印第安人本部地区，说成是“种族发展的历史权利”。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排除人本道德等社会因素。体现在政治、军事上，就是把综合实力优势作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因此，在发展、拥有并使用先进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取得绝对优势，已成为美国战略思维的重要取向。
三、美军军事文化建设未来发展趋势
军事文化既是军事组织中比较稳定的因素，又是军事变革的关键因素。它不仅决定军事效率，而且决定着军事组织适应形势变化并为下次战争作好准备的程度。在全球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中，美军军事文化建设发展趋势凸显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视人在军事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美军认为，人是做任何事情的关键，军人永远是军队的核心。美军把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摆在战略的位置。一是贯彻两个“精英”的建军思想。通过为军人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多样的成才机会，把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吸引到军队来；通过完善军事人才生成机制，保证军人的选拔、培养、考核、晋升公平、公正，在军营内部培育“精英”。二是为军人提供多样的培训、学习和不断受教育的机会。美军近年推出了许多配合军事文化建设的培训活动。如，陆军有“陆地勇士”培训，海军有“卓越特遣部队”培训，空军有“航空航天领导者”培训。美军还鼓励军官和士官公费到地方大学去深造和攻读学位。三是注重任用适应军事文化建设的开拓型军队领导人。通过此举，一方面，有力地倡导、启动和推进美军军事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则又加强了军事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力量。
（二）强调以创新推进军事文化建设 创新是美军军事文化的灵魂。2001年，小布什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的军事文化必须鼓励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勇敢的试验。国会必须赋予国防领导人改革创新的自由，而不是仅仅搞好微观管理。”美军各军种在军事文化建设中，都把创新摆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为了加大创新的力度，推进创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美军特别强调人事政策、创新技术、科学实验和职业教育四个环节；强调保障创新人员，允许冒险、失败，抛弃用人制度上过分追求完美无缺的思想；强调为了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必须源源不断注人可靠的资金；为了保持与对手的优势，对一些能够彻底改变战争性质的风险技术要加大投人，等等。
（三）追求更高的军事文化建设目标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称，“美国军队仍然因军事素质优良而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确定文化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或改善，会确保这些声誉丝毫无损。这是21世纪美国军事文化的目标。”简言之，美军军事文化建设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改革或强化其在军事文化上的优势，确保美军军事素质优良的全球美誉丝毫不受损失。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推进美国军队转型》一文中写道：“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地作战和赢得战争，我们要阻止战争……正如美国海军的存在劝止其他国家不敢投资发展与美国竞争的海军一样—因为这样做无疑会使他们耗资巨大而不会弥补他们军事优势的缺陷。我们必须开发这样的新能力：仅仅拥有这些能力就会劝止敌手与美国竞争。”这些反映了美军不断挑战和开拓未来及追求一流的精神，成为当前美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特征。
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也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或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一、学术论文的分类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三种，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万字，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一)学士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不太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有自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三)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四)一般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观测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复、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新的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测数据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象化，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文正文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按一定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一种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由实验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结果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