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5 10:38: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政治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文围绕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选题、素材、写作套路和后期修改这五个方面提出小论文写作的指导策略，用“多”“亮”“实”“顺”“美”等美妙的“音符”，谱写政治小论文的华美乐章！
一、提供撰写角度，突显一个“多”
同一个主题，同一份素材，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现立意。
1. 政治学科角度
小论文的撰写要始终紧扣教材知识，思想政治学科的教材知识是写好政治小论文的理论基础。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文化生活》等相关知识，由此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在学科理论观点的指引下选择小论文撰写角度，有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严谨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例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天蓝了 水清了——记马渚镇沿山村生态村建设》《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和《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三篇文章曾获余姚市高中学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一等奖。三篇论文的共同点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调动了《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知识，如科学发展观中涉及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经济中涉及的宏观调控等知识，对素材的解读回归于课本，避免了空洞说理，因此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2. 时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坚持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也应适应时代要求，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现实问题。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盗版的世界“学问”大》《绿色奥运 绿色希望》和《似曾相识燕归来——小手机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论文，以盗版、北京奥运会和手机等当年的热点问题为载体，不仅引发了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注重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把新闻引入课堂，让学生逐渐积累撰写政治小论文的新鲜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要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政治学科的独特性，富有研究价值。笔者发现，近几年获得一等奖的小论文一般都有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如本校学生所撰写的《姚剧——姚江文明的瑰宝艺术》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骄傲》两篇小论文，挖掘了余姚地方传统文化——姚剧这个文化资源，从姚剧的起源和发展为主线进行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菜，榨出道理来》和《小杨梅 大道理》两篇小论文，选择闻名中外的榨菜和杨梅两种余姚特产，从它们的起源、现状和未来展望等角度进行撰写，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余姚本土产品的魅力；《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同样的土地 不同的财富》《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四明山经济发展的“春天”——论四明山“农家乐”》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摇钱树》等小论文，以余姚的梁弄灯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农家乐”和塑料为撰写角度，告诉人们这些产业是如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由于学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写政治小论文，得心应手、有话可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以本土资源为素材，倡导“生活化”教学，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知行的辩证统一。
二、帮助学生选题，突出一个“亮”
帮助学生选好题目，是教师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重要一环。小论文的题目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简洁、最准确和最新颖的文字告诉读者本篇文章将要阐述的问题，使人阅读之后一目了然、过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识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课余阅读报纸杂志和上网了解时事资讯的时间并不多，教师可结合政治学科实际、社会现实问题、地方人文特色和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方面来为学生选题提供素材，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为文章选择一个好题目，可以对整篇文章起到点睛的作用。政治小论文的“眼”，应该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为20字左右。若学生以提炼小论文的观点作为标题，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仔细研究背景材料，认真领会材料要说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联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第三，将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论文的观点，确定标题。例如，本校一位学生以余姚特产——杨梅为主题，立题为《小杨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对比鲜明，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中获了奖。
三、指导学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显一个“实”
题目确定好之后，紧接着下一步，教师应指导学生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小论文虽小，材料也不可少，充分占有材料是写好小论文的前提。教师在辅导中要注意提醒学生：题目不同，搜集资料的范围、重点和途径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可让学生从以下两个途径搜集和占有材料。
摘 要：作为一个学科的考试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学科知识、对知识的应用、思维水平。政治学科的考试或者考题设置首先不能背离教材，要回归知识。回归知识就是要回到教材知识体系中所有的内容。其次不能背离现实，要回归生活。高中政治教材的编写主旨就是生活化，课标的理念也是生活化的。所以学生学习要面对当下的生活状态；同时还必须坚持生活是多维度的，生活的内容具有历史性。最后政治学科的考试不能背离思维，要回归判断。政治学科要让学生能够对现实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学会评判、学会判断、真正能够“识”生活，这是政治学科应该具有的思维取向和主要特征。
关键词：学科考试知识运用 思维训练 生活化
作者简介：吴锋，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现代学校教育离不开考试。因为学校教育过程必须具有三个基本要素，那就是教、学、测。这三者，我们不能说其中哪一个更重要，三者各有各的重要性。教是学的源头，没有教，学校教育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学生来到学校就是接受教育的。学是学校教育最为核心的内容，没有需要学习的学生，学校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学校教育的发展水平主要看教与学的状况。教与学的水平和效果如何衡量？那就是测试。测试评价是学校教育水平最为关键的环节。测试并不只是考查学生，也是在考查教师的教学，是对教与学双方的检查，既是对学生学习知识把握程度的测试，也是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检查。
一、关于考试的一般思考和认识
在一般的意义上，作为一个学科的考试应该考什么？首先是学科知识，因为学科知识是基础。中学的学科知识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年轻人成长、成才的关键。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大多以客观题形式呈现。以全国高考政治（江苏卷）为例，2014年的第7、12、13、24、27等题，2013年的第10、11、26、31等题，2012年的第9、11、14、18、26等题，都是明显的基础知识的考查，也是考生应知、会用的基本内容。
其次是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应用。对知识的应用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情况，对知识的应用与对知识的运用不完全一样。教师在讲解课程知识时除了适当的说理之外，必然要使用一定的素材解读课程知识。这些内容都是对知识的应用，是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简单的材料分析，以便于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对知识的运用则是要经过分析后作出判断，这是学科知识综合能力的表现。比如，我们去比较2011年上海卷的第37题和2012年江苏卷的第35题，就发现上述所说的这种应用和运用的不同。上海卷是应用知识解题，而江苏卷是运用知识解题。江苏卷的现实性更强，学生如同面临现实的困境，首先要选择一个准确原理，之后再去解决问题。上海卷已经告诉学生原理，仅仅让学生去应用原理进行阐释。
再次是考查学生的思维水平。思维水平是综合能力的体现，这里包括知识的综合运用，考生个人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外现等。在现实中并没有理性化的、如同课本中描述的生活，也没有教师讲课中应用举例的生活情景。这就需要考生灵活运用学科知识，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答案。生活中的每个问题都是具有各自的独特性，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也必须要有个性特征。学生的学习要回归生活真实就是要在这样的方式下去完成判断和作出选择，最终完成人生需要完成的任务。学校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也是要成为这样一个独立完成任务的人，而不是简单应用知识应对生活的人。以江苏卷为例，每年的探究题都需要用四格模块的知识去思考，并做出答案。这就是说，客观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不可能像客观题那样只是某一模块知识的应用和运用，而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去思考的。当然，在高考的客观题中也存在有多模块交叉的倾向。比如江苏卷2014年22、23、32等题，2013年的22、32等题，2012年的16、29、32等题。这些题虽然是客观题，却实践着生活的理念，训练了学生的生活化思维的能力。
二、政治学科高考的现状和趋向分析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政治学科的考试或者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学科考题的设置要回归知识、回归生活和回归思维判断。
1．考试不能背离教材，要回归知识。实际上，学习都是对知识的把握，或者是对直接知识或间接知识的学习。对于知识体系把握的要求，从考试大纲来看，国家考试大纲是做得很好的。国家的考纲历年来基本上不做变动，每年出版的国家考试大纲大体一样，在学科知识掌握的要求上没有多少变化。江苏的考试大纲就是“考试说明”，是对江苏籍学生学习和参加高考时知识把握的要求，这个“说明”每年都在修订，每年都在变化。几年前，江苏的考试说明中还对知识点做出非常具体的不同的掌握要求，指导着高考命题的不同级别，像“了解”、“理解”等等，分别对应着客观题、主观题等等。这样一种精细的工作，对于编写考试说明的人来说，确实是非常繁重的。因为考试说明实际是江苏全省高中复习工作的备课指导书，相当于是全省复习教学备课的纲领性文件。全省的高三学生学习什么？学习到何种程度？在何处着力？着力多大？等等，都在考试说明上有明确的要求。但是这种花费精力的工作，并不是对学科知识的尊重，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对知识学习的背离！我们的学生将来进入社会，需要用哪些知识？需要重点用哪些知识？这在学校的教育中无法指定的！所以回归知识的学习，就应该是完成教材中知识体系中所有的内容。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学生，关于同一个学科的知识，应该掌握的知识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2．考试不能背离现实，要回归生活。生活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什么是脱离生活的。教、学、测都不能脱离生活，考试的内容也应该以对生活的思考为核心，以生活中的事件为基础素材。但在各类试题中我们发现，不管是高考的，还是模考的、平常练习的等等，试题中的生活都是模式化的、经典性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设计的生活，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从知识去寻找问题和从问题出发去考查知识，这是两条思路。同时，回归生活还必须坚持生活是多维度的。不同的人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要允许学生有多种选择和多种回答的答案。值得高兴的是，现在高考政治的设计中已经有了一点突破，在答案的设计上已经有了双重取向。2013年的全国高考新课标I卷（高考文综）第39题的答案就是双向的，支持与反对没有关系，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就可以给适当的分数；而且本题的参考答案也做得很好。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同样的事情，有些是都成立的，有些是可以殊途同归。不仅如此，赋予学生理解的生活还可以是历史生活。如2008年江苏卷第33题，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启发学生的思考和判断，最后要让学生明白在两难中做出正确选择的意义。2012年江苏卷的28题也是这样一种生活常见的场景，学生也要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渗透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告诉我们的是，历史上的生活智慧是有其合适的理论支撑的。
3．考试不能背离思维，要回归判断。学习虽然是对知识的把握，但是学习主要还是学会判断，让所有的知识都内化为自己判断的背景。一个人的判断力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办事的水平、生活的水准和人生的走向。技术的判断力是建立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的，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不可能作出正确和果断的判断的，因为生活的样式是不可复制的。政治学科的品行和特征主要是面对生活的思维训练和对于社会纷繁复杂的分析判断能力的培养。这应该体现在政治学科的教学测中，应该让学生能够体会到、让社会能够认识到。最近几年很多自主出卷的省份不仅在弱化政治学科的考试，而且更多地淡化时事政治的考试，江苏卷、上海卷还在坚持着。不过，江苏卷的时政考试已经在萎缩，2011年还是6条，2012年剩下5条，2013年、2014年又都减少了1条。为什么？时事政治大多是死记硬背的内容，考大事，大家都会，没有了区分度；考小事，大家都不会，也没有了区分度。试卷没有质量，时事政治题等于送分。没有质量就是没有思维的含量。所以2010年的江苏卷第2题做了一点改革，有了一点思维的含量。2014年的第2题又做出了一点改革。实际上，大家都想在这个问题上做一点改革，2010年全国文综（课标卷，湖南等地使用）第16题还是具有思维含量的时政题。除了时政的改革外，实际上，政治学科的试题中很多题都是体现政治学科的思维和判断特征的，文字题不用说，图形题在这点上更是表现明显。考试用图形来表达生活，再让学生来读懂图形，思考生活。这里就有一个思维的变现。经历了两次判断，一个是从生活的角度去思考图形，再一个是从图形的角度去思考生活。把简单的生活复杂化和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同时都实现了。比如江苏卷2014年的第10题，2013年的第5题，2012年的第6、10题等等。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题型，就不去一一列举。同样的漫画题也是如此，如江苏卷2014年的26题“大手笔”，2013年的“如此修理”，2012年的“破旧立新”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政治学科的生活化和思维判断的特征。
（责任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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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科研课题的主要来源
1.从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寻找课题
我国教育正处在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有许多突出的现实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和解决。如：在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教与学、教师与学生、教材与教学的关系？网络信息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习和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学校、家庭、社会应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2.从教育部门的科研规划或课题指南中寻找课题
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为便于指导教育科研工作，提高教育科研管理和实施的效率、效果，通常会定期或不定期对教育科研的发展作出规划，推出教育科研课题指南。如：广西教育学院教研部2013年课题指南及申报方法，为我们指出了科研的指导思想，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申报的办法。我们了解了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找到相关文本，看看其中有没有自己感兴趣且适合的课题研究。如：广西学校、家庭、社会参与教学工作的研究；互联网对广西学生的影响及其德育功能的研究；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评价方案；初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评价方案……
3.从教育期刊的征稿启示或选题要点中寻找课题
我国有上千种正规的教育期刊。有的会在刊物上公布征稿选题，这些题目大都是一些当前乃至今后我国教育界必须思考和探讨的重点或热点问题。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选取某个题目来做。当然，这些题目一般比较宏观，它主要是提供选题方向和领域，我们可以采取“抓大放小”的办法，将宏观层面大的问题化为中观或微观层面小的课题来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自己或他人成功的教育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中提出研究课题。在学习教育理论或他人研究成果时，只要我们联系实际积极思考，有时也可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或感悟，从而发现和提出研究课题。
二、撰写教研论文的选题途径
政治教师撰写教学科研文章，首先要考虑写什么，即慧眼识材，确定课题。选题是写文章的关键。
1.在实践中选题
教师的主要实践无非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教会学生如何接受前人知识，并又以何种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学。这也是政治老师写作最主要的选题途径。教师平时在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教学现象，要参加许许多多的教学实践活动，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有方方面面、众多的课题可供我们去发现、挖掘及选择。只要做个有心人，要写的选题是容易抓到的。
2.在教材中选题
教材尽管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的依据，但由于教材本身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即教材与生俱来的“滞后性”和实际保存着一段“必不可少”的距离。所以我们政治学科的教师要时常更新，把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材料、新问题、新内容及时地告诉学生，弥补教材上的不足。在知识的“滞后”与“前卫”上保持了一种较好的平衡。事实上，一切教材都只能是“旧的”，所以要想在教材中选题写点东西，只要你稍加寻找，不难发现可写的题目。
3.在热点上选题
在不同时期，政治学科的教育教学研究均有其热门课题，如：爱国主义教育、科技教育、道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当前的研究性学习、多媒体问题、说课问题、教学反思，新形势下的课程改革等等。若能瞄准热点，选取合适的突破口会很容易成功。抓热点，须抓紧时间。假如稍有耽搁，热点就变成了“冷点”，或落后于人，写成的文章便缺乏新颖性，杂志社就不会采用了。
4.在冷点上选题
在政治学科的教学上，每一个时期总会有些问题被教学者忽视，成为研究的冷点，就抓住它进行探讨研究，写成文章。这样可能成为异军突起。我的观点是：人云亦云我不云，别人不云我就云。其实，冷与热是相对的，有时还会相互转化。例如：培养学生“说”的能力问题，似乎是语文学科的专利。其实不然，每个学科都应通力合作共同培养才有效。这个被政治教师所忽视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政治课上如何培养学生“说”的能力，这样的文章一定新颖。
5.在常规上选题
政治学科的教材变化和教学改革始终跑在其他学科之前，这对教师的教学研究提供了选题的有利条件。当然，这种研究不能离开课程标准、教材、教法及学法等常规课题。例如：那些做人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尽管都是些老课题，但，只要有新见解、新观点、新突破、新思维，仍是好文章。
6.在时政上选题
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教育是政治学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实，在政治教学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贯串着党的重大事件和党的政治活动。殊不知，政治课教学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和加强党的政策教育，提高学生政治素质和增强爱国热情，培养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国人，这是政治教师的天职。就这方面的选题也是不少的。
7.在试卷上选题
考试一方面是检查教师教得如何，另一方面是通过考试检查学生学得怎样；第三，经考试后发现教和学中的一些问题，如：教学中的重点、难点讲透了没有，学生掌握到什么程度；还能反映出学生的审题能力、解题方法、技巧掌握得怎样，等等，大有选题可研究。
8.在观察中选题
政治教师在平时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甚至生活中要有“洞察一切”的眼光，通过对学生、班级、学校、社区，以及对任何一件事或某个问题的观察，联想到某一问题，认为有一定价值，便可作为课题，写成文章。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转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概念与特征、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及路径进行研究，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必要性；路径探析
一、相关概念综述
1.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一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不同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内涵与外延：
（1）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层面，如态度、价值、信仰、情感等，是一种狭义的政治文化观。阿尔蒙德是政治文化概念研究的鼻祖，他认为政治文化应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内容，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罗金斯认为政治文化因国别而异，一国的政治文化应包含信念、价值等内容。可以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
受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影响，国内学者中从一个民族的主观心理层面出发来界定政治文化概念的主要有燕继荣、王浦劬等。燕继荣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体系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王浦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是人们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生活的感受、认知等，是政治关系在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
（2）第二种观点则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政治文化，认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也属于政治文化的内容。美国学者穆迪认为政治文化不应只集中在思想和态度上，应该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关联中探讨政治文化，不能仅把它们看作为一套意见或价值观。亨廷顿认为政治文化的内容除了信仰与价值外还应包括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的其他取向。
我国的很多学者也从广义角度界定了政治文化。如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活动的主观认知，包括一系列的内容，如民族政治意识、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气质等等。孙正甲认为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具体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这几个层面，每一层面又都含有丰富的内容。
总之，学者们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还存在许多争议，但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我们可以从较为中性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做出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主体相一致,有团体性的和个体性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与一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是政治文化的对象；政治文化的内容则可包括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理想等等方面。
2.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特征
除去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现将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归纳如下：
（1）传统性: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相对封闭，社会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民众的政治行为仍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为：“人们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浓厚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不足，容易结成各种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自主参与意识不强，疏远和逃避政治，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等。”
（2）宗教性: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群众性现象。有资料表明，在我国的55 个少数民族中，有5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甚至有的民族全民都有宗教信仰，如藏族、回族等，使得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烙印。王宗礼认为：“要了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不了解西部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则难见其真。宗教至今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大影响，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
（3）地域性: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地区分布差异密切相关。杜军林认为“: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交通闭塞、信息封闭、思想保守和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发达地区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特点，使得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且政治文化在传播、维持和延续的方式和途径上，也不相同。
也有学者在以上几种主要特性基础上做了阐发，比如，丁志刚、韩作珍认为少数民主政治文化还具有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的疏离性特征；王肃元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迎合与服从主导型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刘海霞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逐渐向自主、开放的现代政治文化形态转变的变迁性特征等等。
二、研究内容综述
1.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
（1）目前学术界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民族地区是整个国家系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比如：减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是保证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谭卫国、邓薇等学者从此出发，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以为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政治稳定基础，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3）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李乐为、邓薇等学者则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存在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指出：“政治文化的建设客观上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目前普遍存在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现实难题。”
此外，还有学者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民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和法制建设的角度，对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现状
有很多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目前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述，在这些观点中，学者杜军林的剖析最为系统、最具有代表性，他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1）政治认同角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政治认同如宗教认同、家族认同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正慢慢消解,而现代政治认同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正在逐渐加强,少数民族公民的现代政治认同趋于成熟。
（2）政治态度角度：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生产方式等影响,政治态度有明显的多层次性。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对政府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政府的认同度也由弱变强。
（3）政治人格角度：随着社会的转型,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政治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政治人格多重交织、相互影响，既有传统政治人格，也有现代政治人格。
（4）政治价值观角度：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法制观念有所增强,自觉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平等,依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公民逐渐形成了“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等基本政治共识。
3.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者们首先普遍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指出了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民族地区的民众存在政治心理欠成熟, 政治情感易偏执的现象, 无法产生有效的政治参与, 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制约了政治文化的建设。
（2）也有学者以政治意识为视角研究该问题。如邓薇、谭卫国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等级观念和人治意识顽固，政治意识形态无法带来有效的权威，不重视民主与法治的建设。这些因素给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3）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封闭等因素，少数民族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相对滞后，许多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价值观念比较落后，政治思维相对保守，不发达的经济还使得民众的政治兴趣和热情不高；且政策价值取向无法与社会政治变化同步，导致了制度供给缺位和制度创新不足。
（4）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学者尹毅、杜军林认为: 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保持着较大的渗透力，传统政治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缺乏政治参与意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自然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政治信息渠道失衡、宗教习俗的影响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的冲击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4.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归纳总结：
（1）学术界普遍认为，坚定地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民族政治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要改变这一现象，国家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2）也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要做到这一点，“客观上要求对各族群众进行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把民族角色与公民角色有机地协调起来, 将民族意识从属于国家意识, 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民族团结高于一切的意识, 自觉地把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统一起来。”
（3）大力培养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把参与政治实践作为传播民主政治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众多学者所积极提倡的。民族地区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感知和了解政治是如何运作的, 还能获得所需的政治知识与信息。“在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地开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热情，增强政治使命感，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和本地区本民族的政治生活。”
（4）有学者认为，促使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其融合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程度。因此，有学者认为要努力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因素与主流政治文化进行衔接与融合。还应“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民族政治文化交流, 在文化交流和冲突中”。
（5）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等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的功能，也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之一。李乐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政治教育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传播的实效性”；谭卫国认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普及率低、传播技术水平落后的实际状况, 应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对传播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并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加快发展和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 提高对公民进行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传播的覆盖率,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6）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建设还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转型也有赖于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民族保护主义、经济本位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逐渐被淡化，因此，加强和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迫在眉睫了。学者们认为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有的学者认为要“加大政治知识、政治信息的含量, 加强对公民民主法制的教育”。
学者们还从其他一些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意识的提高，“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和追求, 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 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和法制观,养成运用民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习惯”，等等。这些观点也丰富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研究。
三、评述
在各地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专著和论文的出版数量也在逐步增长。在学者们众多的研究中，比较完善的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的成因等方面的剖析还有所不足。
在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相关理论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研究总体上还相对薄弱,还未形成专门研究民族政治文化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对这一课题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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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学模式下高中政治课堂枯燥而乏味，学生对许多政治问题难以理解，也不愿意关注时政热点，因而，其课堂教学效果欠佳，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作为长期奋斗在一线的教师，我知道学习兴趣对于教学效果的重要性，对此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应该顺应时展的潮流，及时更新观念，课堂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其政治学习兴趣。介于此，我以教学改革为契机，教学实践中结合学生特点和教材内容不断探索，逐渐激发起高中生的政治学习兴趣。我的具体做法如下：
一、更新师生关系，调动学习兴趣
师生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课堂氛围和效果。因此，教师要真正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我们常说：爱屋及乌，对于教育来说，本身也隐藏着这样的问题。无论上什么课，如果学生喜欢这位老师，就相信老师讲授的道理，愿意学习老师讲授的知识，自然就对老师讲的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学生不喜欢，甚至害怕这位老师，那么，要想他们对这位老师所教授的课程感兴趣是很困难的。可见，要想提高教学效率，必须关注师生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老师的亲切感，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教师要用大爱温暖每位学生的心，尤其是对于那些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要多鼓励、多表扬、多肯定，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这样的课堂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位学生，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每位学生，让他们感受到他们都是这个班级不可缺少的。
二、情境教学，激发高中生政治学习兴趣
新课程理念指出，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因而，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生活之中，即通过熟悉的社会生活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入引人入胜的境地，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教育心理学家认为：情境教学注意学生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的参与，并与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相统一，能减轻和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学生的内在潜能，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
乐学情境的创设，要求教师提供最佳的教学环境和活动场所，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结构，把书本知识化为血肉丰满、生动活泼的形象。在教法上改变一言堂，满堂灌的独角戏、注入式的教法，将讨论式、对话式、辩论式、演讲式、情景模拟式等教法引入课堂教学，把学生带入探求新知的导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
如我在讲价格与供求时，设置了牛奶市场情境，我让全班同学扮演投资牛奶市场的团队，要求团队根据奶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牛奶价格的变动，做出是扩大规模养奶牛以赚钱还是杀牛以减少损失的决策，并要求大家对决策集团的决策进行评价。结果，决策集团的每一次决策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这种贴近生活的情境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无形中他们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三、联系生活实际，诱发高中生政治学习兴趣
众所周知，高中政治是一门时代性极强的学科，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是不错的教学手段之一。新教材增加了一些具有真实性、新颖性、代表性、深刻性且又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背景材料，就是明显的例证。陶行知指出：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挥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那么，我们应联系怎样实际呢?
首先，课堂教学必须与现实生活，尤其是最能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相联系。在教学中要善用时政新闻，捕捉时事热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时事政治主要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以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它是人们了解现实，立足现实，预测未来，进行决策的依据。时事政治教学是指在政治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党和国家重大路线方针的政策教育，透视社会热点，正确认识形势，把握时代特征的一种教学。
在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联系学生自身的实际、学生周围的社会现象、国内外大事，把学生的已知概念、原理和观点与最新的客观实际、时政重点、热点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为此，我们经常指导学生阅读各类书刊，如《半月谈》《中学生时事政治报》《时事》杂志等。
例如伊朗局势问题，欧盟多个国家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敦促伙伴国摆脱对伊朗石油的依赖，中国对这样的局面应怎样看待?教师可以根据课本知识联系实际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并让学生讨论。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教师可与学生一起讨论。这样把课本知识与时事政治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要做到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是新理念的明确要求，即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在教学中，教师除进行课堂教学外，还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以及举办墙报、看电影、电视等，同时，结合实际，举行时事演讲。这种大、小课堂的结合，丰富了政治课的内容，调动了学生的积极参与，增强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我在讲投资理财的选择时，既从理论上讲解各种投资方式的区别，又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了解我国投资市场的现状，撰写调查报告、小论文等形式来展示教学效果，让学生获得体验，培养学习兴趣，使其潜能得以发挥。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以高中政治课堂为主阵地，采取以上措施逐渐激发了高中生的政治学习兴趣。但是，常言道：教无定法，学无定则，贵在得法。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手段并非以上几种，只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备课的同时注意备学生、备方法，选择灵活多样、切合实际的方法，思想政治课就会脱离枯燥无味的填鸭式说教，变得生动活泼，充满艺术魅力。这样，学生才会有学习兴趣，才能很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论文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现实主义 发展脉络
一、现实主义的思想底色和理论渊源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国家历史和传统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土壤。从古希腊时代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再到近代的霍布斯，他们都对战争、权力、利益、冲突、和平等现实主义论题进行过独到而精彩的论述，后来的现实主义者们继承和吸收了古代先贤们的智慧结晶，并提出分析国际政治现象的假设。
（一）修昔底德的权力政治论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历史学家，被誉为现实主义之父，更有甚者将修昔底德称之为“国际政治学科之父”。在其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描述了古希腊城邦时期两个强盛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冲突，为我们揭示了势均力敌的城邦争权夺利的斗争本质。在分析战争起因时，他说：“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国家间关系的表述中应该包括这两个意思：第一，人性（恐惧），这也是国家本性，一方恐惧另一方实力的增长，导致了战争；第二，国家追求权力，新生大国、后起之秀渴望权力，守成大国、老牌霸主要保持权力，继而引发冲突。
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雅典作为当时西方城邦世界的霸主，曾与当时的弱小国家的米洛斯人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这场辩论突出了“胜利即正义，强权即公理”的理念。“整个辩论中，雅典人因为拥有强大的权势，根本不将资源有限的米洛斯人放在眼里。他们极其冷静地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实力和强权。” 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国际政治的逻辑，即追逐权力和利益，这为后来的国际政治思想家们特别是现实主义中权力政治理论和国家利益论的提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二）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
欧洲中世纪晚期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当属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正值人文意识萌发、神权光芒大打折扣的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君权神授”已经失去它的光泽，如何加强和巩固君王实力，成为了马基雅维利所要回答的问题，现实主义学派吸取了其道德观念和自我利益说。
在其最为人熟知的《君主论》里，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套增强君力和加强国家集权的政治学说，宣称君主的道德即是捍卫国家，为了国家可以不惜一切。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道德是君主是狮子和狐狸的结合体。君王必须像狮子一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统治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为了不被蒙蔽，君主又应当像狐狸一样灵活变通。马基雅维利并不区分君主与国家的利益，在他的论述中，君主必须代表国家，二者是一体的。“只要君主认为是国家的福祉所在，他可以毫无顾虑地背信弃义。同样，如果他的承诺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君主就没有必须遵守的义务……君主的行为之遵从国家利益的要求，无须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在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生活中，君主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它只服从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和安全的需要”。
（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
霍布斯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西方政治学奠基人之一。他对国际政治的主要贡献是他的自然状态说。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利己的，每个人对权力永不满足，有着至死方休的追求。由于每个人都要追求权力，那么互相竞争、互相猜疑、彼此为敌就不可避免，从而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 为了避免人在这种战争状态中，相互毁灭、走向灭亡，霍布斯提出人们让渡自己一部分的权利，订立契约，建立利维坦式的公共权力机构，以此来保障人的安全。在国际层面，霍布斯认为：“现实主义所描述的世界类似于自然状态，但他又对建立世界帝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于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种等级秩序，在这个等级秩序中，最高权力属于君主。”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构及其嬗变
（一）卡尔：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奠定现实主义基础
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从人性善的价值判断上出发，认为人是乐观向上的，强调普世的道德原则。他在对一战的反思中提出了实现人类和平的十四点计划，“重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作用，主张自由贸易、民主体制和民族自决，由此主张建立国际联盟。” 威尔逊认为，正是权力政治和秘密外交原则，成为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为了避免出现一战惨剧，必须“以新代旧”，倡导在普遍道德指导下、以集体安全原则来处理国家间的安全问题。
1939年，爱德华·卡尔针对当时西欧战争乌云弥漫的氛围，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危机》的序言中指出：“《二十年危机》旨在反击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卡尔还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普遍的道德原则很难界定，国际舆论也没有统一标准，国家间利益冲突更是国际政治无法回避的问题，无法通过道德途径来解决。他清醒地认识到，威尔逊学派的理想主义思潮“掩盖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将‘应然’误认为‘实然’，将理想的世界当作现实的世界”。 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是符合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需要的，是在批判理想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这些思想只是卡尔在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没有提出理论体系，因而只是说他奠定了国际政治学科现实主义的基础。
（二）摩根索：构筑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
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是汉斯·摩根索。其《国家间政治》一书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被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精髓。他提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获取权力才能得以实现。尤为重要的是，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摩根索提出了经典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分别从人性、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权力的特性、国家的道德法则及其特殊性和论述现实主义的学派建立的角度，构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这六项原则成为了现实主义看待国际社会和行为体关系的基本原则。
摩根索从人性本恶的哲学判断出发，指出人性是利己的，人总是希望通过权力控制另一个人，来满足他的私欲；国家遵循同样的逻辑，对外具有扩张性。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是现实主义学说的前提。一般来说，国家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强制力机构，但在国际社会，却不存在一个公认的赋权的中央权力机构，这种权力真空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身处其中所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它造成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在这一无政府状态中每个国家都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一种依靠自我保护的自助体系。国家的利益体现为追求权力、保持权力和扩大权力。一国要追求与其实力相符合的利益，否则将为危及国家安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因此被称为“权力政治理论”。此外，摩根索总结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第一次论战，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沃尔兹：对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和补救”的基础上产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新宠，其代表作为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
沃尔兹吸收和继承了权力政治说的相关论点，其理论的核心仍然围绕权力展开。只不过在理论假设上，沃尔兹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他认为，人性是无法来进行衡量和推测的，因而他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有关人性恶的哲学分析，转而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前提。这就淡化了国际政治中捉摸不定的哲学意向，开始从体系层面中的现实来看待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第二，权力并非是国家的目的，而是国家为了达到安全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断中，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利益围绕权力展开，追求权力、保持权力、扩大权力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而现实主义指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了寻求安全，注意和应付可能的威胁，因而有可能运用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第三，提出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在沃尔兹看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单位层次，实力强劲的大国构成国际体系的结构层次，国际体系是国际结构层次与单位层次的互动。国际体系是否稳定、国家是否采取外交行动，与国际体系结构有关。在国际政治互动当中，体系层面的结构是自变量，国家行为是因变量。也就是说，结构层面的大国实力大小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对外行为。
沃尔兹对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修改和补充，尤其是结构-单位层次分析方法，使现实主义理论成为了一种科学化程度较高、高度简约的理论，因此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他的结构-单位层次分析法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后来的科学行为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激起了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场大论战。
（四）现实主义的新气象
现实主义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米尔斯海默为首的国际政治学者结合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体系的观点，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一国最重要的目标，国家为了谋求生存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以确保安全，实力越强，其自身感到越安全。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对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寻求权力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与对手的竞争力中力求使权力损失最小化，即国家采取对外战略来防止他国权力的增长，以减少对己威胁，保障自身安全。
【关键词】道德素质；政治文化；构建
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中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文明”就是要求我们做好文化建设，而政治文化能否搞好不仅关系到文化建设还涉及到政治建设。道德素质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公民道德素质不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公民道德素质是否滑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过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们还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在看到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时仅仅只是做出一些简单的评价，其实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这个社会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所暴露的弊端。
一、公民道德素质下降的表现
之后，我国逐渐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的利益被摆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与集体利益，那个时代强调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融合以及个人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不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转变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市场经济促使下形成的利益源泉的多样化，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导致人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和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个人积极性极大的发展，我国经济也开始迅速腾飞。但是个人利益的膨胀必然导致人们价值取向上的失衡。人们一味向钱看，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钱”来解决。为了“钱”，人们丧失了人性中最基本的良心，房地产开发商在建筑施工中偷工减料，出现“楼歪歪”；食品质量安全不断引发人们担忧，人们不时发出感慨，现在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放心吃的；为了获得所谓的医疗赔偿，不惜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往车上撞，不分青红皂白，救人者反成害人者等等，这一系列让人悲愤的现象已不是少数。如果说人们价值取向上向“钱”看是人们价值观的失衡，而人情冷漠、见死不救那就是人们心灵的扭曲。“小悦悦”事件、长江里打捞尸体收钱事件等，不禁让人们气愤更让人们寒心。这一系列被媒体曝光的事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实可想而知在没有被新闻挖掘的平常的生活中又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不能再一味高调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弊端的，我们应该正视社会现实，反思我国社会发展到底在哪出现了病因。
二、导致公民道德素质下降的原因
公民道德素质的下降无疑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国家政策、体制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公民的意识形态。
（一）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弊端，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下，国家的资源由市场进行最基础的配置，减少了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统一分配和控制，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分配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社会已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人们在利益关系上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人们可以直接通过社会获得所需的资源，从而对国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的利益单元迅速地从国家和集体缩小到社会最
小单位―家庭和个人，使得原来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整体联系迅速地崩解为无数个小碎片，这就是利益单元的个体化”。 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使人们之间在利益追求的目标和内容方面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人们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激发了人们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无限膨胀的个人利益与价值观相结合，在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与法律约束下，政治、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同步，不能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失衡。
（二）法制不健全，没有体现公平正义，人们对此失去信心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也意味着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我国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出台到1992年宪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大，更主要的是没有真正体现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由于我国受传统的人治思想影响很大，在现阶段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法制建设当中，这就有违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今天人们所表现出的人情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人们缺少法律意识，而是人们知道即便是拿起法律武器也很难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法律都不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人们只有选择漠视，以求自保。因此，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也是导致人们道德素质滑坡的重要原因。
（三）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侵蚀了我国公民的思想意识
在西方思想文化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民主思想，它强调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虽然在反对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这种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暴露出虚伪性和欺骗性。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以个人为中心，个人价值高于集体价值，把个人的一切凌驾于他人、社会、国家之上，因而对社会、国家的危害是很大的，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所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是相矛盾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为了达到追求私人的名利、权欲和物质享受，就会不择手段损害集体、国家的利益，最终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生目的被对金钱的探求所充斥，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可以买卖。因此，有钱就有了一切，金钱的多寡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拜金主义就成了社会通行的价值导向。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滋生的土壤仍然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拜金主义思想产生的客观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也势必会影响我国公民的思想意识，从而导致道德素质的下降。
三、反思中国政治文化的构建
公民道德素质的滑坡如果不加以遏止势必会给整个社会秩序带来紊乱。当权者应该反思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为什么公民的道德素质却呈下降趋势，我国在不断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现存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制度是否得到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我国经过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等等，对于这一系列变化，人们是否适应和接受与这一变化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政治系统成员对原先所信仰的政治目标、社会理想、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等产生怀疑，当原先相当一致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改变甚至被抛弃时，人们对政治问题感到疑惑，这往往对社会共识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缺乏基本的共识，政治系统也将出现不稳定状态。” 所以我们在注重寻找导致公民道德素质滑坡的微观原因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整个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系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个体乃至群体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率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用来表示政治的价值取向模式，至此政治文化在政治学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对于政治文化的内涵，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卢西安・派（下转第221页）（上接第222页）伊等认为：政治文化是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的特殊取向所组成。政治文化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 大部分西方学者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并突出“取向”这一内涵。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种界定主要受美国学者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基本上视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 ；第二种界定在借鉴西方学者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参考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和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除了政治心理的内容，还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把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意识称作“软模式”，把政治制度称作“硬模式” ；第三种界定认为政治文化除了心理层面，必须包括政治思想，在结构上分别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层次、政治价值评价层次和政治心理层次。 在陈振明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给政治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政治文化属于主观意识范畴，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政治理想、信念、理论、评价准则等政治思想意识是其表现形式，与物质的政治系统是互动平衡的关系。 这一定义从政治思想层次、政治心理层次和政治价值取向层次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政治文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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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用型 汉语言文学 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1-0034-02
一、 研究现状综述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门研究汉语言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地位突出，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启蒙民众思想、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任。“建国后，随教育部审定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各门课程教学大纲的颁布，在全国同类专业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基本教学内容与模式。”[1] 近年来，随着“应用型”人才培养战略的出台，各高校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素质和能力的重视，促使各高校教学管理人员和一线教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并更新教学方法，以适应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对汉语言文学人才的需要。近期，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和课程改革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走向：
1.个案化和本土化的研究走向日益明显，即对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的研究往往会以某一具体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注重从宏观理论阐释向微观个案转移，并且针对高校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侧重地论述。廖斌在 《“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以武夷学院为中心的思考》中提出：“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2]这种立足本校的个案研究，在其他研究者中同样存在，比如姚锦莲的《面向新课改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之研究 ――以广西某高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为例》、 马兵《台湾与大陆大学本科课程体系比较研究 ――以台湾大学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刘静《宁夏高校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课程设置研究》等 。
2.重视汉语言文学教育与同类平行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结合其他教育的特点反观汉语言文学教育，发挥不同类别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牵引效应。孟广伟在《关于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思考》 中认为：“汉语言文学属于语文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在传统应试观念的影响下，大部分学校在语文教学中均忽视了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注，认为学生学习语文知识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并非为了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无法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交流与互通。”[3]同类文章还有乐中保《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重构》、冉毅《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实施》 、孟伟军《关于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思考》等。
3.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使课程建设符合市场需要。邵之茜《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培养出能够满足时代需求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这是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重要内容。”[4]意识到同类问题，以“应用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重心的文章还有向彪《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若干思考》、孙永兰《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等。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作为一所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这所本科院校的新建专业，同样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建国就设立的传统专业，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来说，2013年9月才迎来这个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经迎来两个年级的在校生，对这个新建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在摸索中前进。面对这一新建专业，本学院的任课教师既没有直接的、一手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能对其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经验照搬照抄，所以在教学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教学计划的制定上还存在各种问题;同时囿于专业人数少、年级少、学科底子薄等现状，学院又无法将纵深层面的教学改革全面铺展并进行下去。所以，对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本专业已有年级的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和反思，更好地推进本专业后续年级专业教育的开展，而且还可以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同类性质的、新建本科院校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从学院实际出发，明确课程结构调整目标
2014年6月，国务院于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现代职业教育进行了全局规划和政策部署。《决定》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长远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提出“到2020年，形成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5]。为了实现《决定》提出的教育目标，建立健全课程衔接体系势在必行。这种课程衔接需要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之间互相衔接，以形成对接紧密、特色鲜明、动态调整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从而最终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学科课程的合理设置，并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始终。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作为全国唯一一所本科层次的地方青年政治院校，同时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而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2013年新建的专业，和这所新建本科院校都具有“年轻化”的特点，因此，汉语言专业的课程建设完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基于各种现实问题的挑战，要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目的，势必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和教学方法进行有侧重的调整，而这一调整要紧密围绕以下三个层面的目标要求：
1.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放在首位，使学生的知识素养与将来就业方向对接，培养学生能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找准自我定位，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
2.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需要发挥一线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教学研究能力。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所积累的教学经验都具有实际指导价值，这不仅有助于本专业的后续建设，也能提升本学院的整体教研水平。
3.要建立健全一套具有特色、相对完善成熟、实效性强的课程体系，及时总结将已有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摸索出适合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的教学道路，为本专业的后续教育提供可参照的范本，从而提升本专业的优势品格。
三、以目标要求为导向，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围绕以上三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了本专业要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各类学校、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从事与汉语言文字运用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职专门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学分析鉴别能力和语言表达写作的基本能力。围绕这一能力培养目标，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构成，以实现本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
1.建构符合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的课程体系，明确实践性课程的教学方向和内容，合理分配相应的学时和学分，保证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过程的延续性和完整性。
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中国语言文学，核心课程有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写作等。除了理论知识课程之外，还包括秘书理论与实务、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新闻采编写作等实践性课程。学生有22周的实践教学周，对应有22学分，其中毕业实习占有10学分，毕业论文占有6学分。学生的实践活动有22个教学周，相当于一个学期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除去理论教授和书面写作的时间外，学生还有远远大于10周的实习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学院能有意识地为学生提供诸如文化研究中心、博物馆、文化园等实习单位，相关教师能有组织地带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这将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一手认知和亲身体验，有助于学生之间相互影响和带动。
2.要根据学院专业设置特色，注意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性质的构成比重，权衡并配置必修课和选修课所占的学时和学分比例。
本专业的课程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组成。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专业选修课程设置需包括两种课程结构体系，一种是专业限选课程+专业任选课程，另一种是专业方向模块课程+专业任选课程，所以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分汉语言文学和高级秘书两个方向，分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两种类型。既然专业选修课在开设时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学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相对自主的、有侧重和针对性的选修课程。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可以沿着“办公文秘”和“汉语言文学”两个学科类别，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意向分别开设以上两个方向的相关课程。这种课程设置具有“模块式”教学分流的特点，既能满足学生多方面的知识需求，同时尊重了学生各自兴趣偏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同时具备多种“应用型”的知识和技能，这将为本专业学生就业选择提供多种理论储备，拓宽了学生就业视野和就职岗位的选择空间。
3.在教法上，打破传统的教师教授为主的单一授课模式，采用启发式代替注入式，由教给学生知识到教会学生学习，最终实现从教师点拨到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学习并研究的教学目的。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新建的本科专业，总共有4个学年，即8个学期，157个学习周。在这四学年中，本专业学生的活动类型分为五类：入学教育和军训、课堂教学、复习考试、专业实践教学、毕业教育。在这些活动类型中，课堂教学占了120个教学周，即120/157的比重，这就是说学生有绝大部分的学习时间是通过课堂教学中形式，这就是势必要求教师不仅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先进成果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同时根据实际教学条件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式：一方面，任课教师必须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方式，在制作好PPT的同时，熟练使用视频、音频、图像等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录播教室、多功能网络教室等类型的教室资源;另一方面，因为本专业人数较少，所以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采用小班教学的方式，而这种教学方式需要发挥教师引导、点评和点拨的带动作用，将传统注入式教学方式转变成引入式，切实发挥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动性。同时，注意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良效能，通过广播、网络、电视、录像等方式传播知识，激活学生的兴奋点，并引导学生利用这些现代技术资源将所学知识通过多种媒介形式物化成具体作品，比如新闻稿、广播剧、文化宣传片、模拟授课视频等，从而实现学生文字写作、语言表达和事务处理等实际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专业，如何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以满足社会经济的正常需求，并在现代教育技术日益发达的新语境下焕发光彩，对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进行适时调整和优化，不仅是专业学科内部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题中之义。正所谓，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6]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作为个案研究，对其他地方性、政治性、新建本科院校具有参照价值，其研究成果也将实现平行研究的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1] 谭德兴.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3（12）
[2][6]廖斌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以武夷学院为中心的思考[J].现代语文.2013（01）
[3] 孟广伟.关于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思考[J].中国校外教育.2014（33）
[4] 邵之茜.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02）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
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
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
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参见/include/shownews.asp？newsid=5604.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关键词：高中政治；人文素养；策略
高中政治的教学不仅仅是对学生知识的传授，作为学生发展的关键时期的一门思想性学科，肩负着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的责任。但是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如“教师教学呆板化、教师的教学不能够适应新时期学生发展的需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教师正确发挥其重要的引导、培养等作用，以此实现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加强。
一、重视基础知识
人文素养的培养的重要基础是学生首先具有人文知识与技能，让学生有个基本的理论基础，接着才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引申。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非常重视基础知识的培养，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通过构建知识结构，认真讲解具体的知识点，通过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让学生把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生活实际相联系使得学生能够对知识有个深层次的理解；在课下的时间安排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对上课所讲的知识进行巩固。由此通过课上与课下的结合，巩固学习基础知识，实现对高中生的人文素养的培养。例如：教师在教学《政治生活》这本教材时首先要传授给学生“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民主参与的几种形式、政府、党的地位作用等”知识，让学生首先对基本的政治生活有个初步的了解，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参与的概念其次通过教师的生活经验，举例说明这些理论知识与生活中的联系，如“居民的权利”在“自由”的方面，联系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学生能够想到无论是信佛教还是基督教，国家都没有进行干涉；在教学“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方面的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举例“同学们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让学生感受到身边的权利。由此加强学生对课本知识的学习和感知程度。
二、重视练习的作用
练习是教材之外的知识补充与延伸，通过练习，能够巩固深化学生在课本中学到的知识点，又能够通过材料了解实事，还能够培养学生通过时事进行合理的思考的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练习的重要性，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材料与知识的结合，进行引导性学习接着让学生学会这种思考方法，在课下的练习过程中，然给学生布置相应的习题，让学生独立思考，通过思考理解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培养学生的人文能力和方法。由此通过重视练习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例如：教师在教学《唯物辩证论》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给出例子“地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消失而停止运转，太阳不会因为人的喜怒哀乐而停止发光发热、树木不会因为风雨而向下生长，水不会用来做桌椅板凳”等，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思考“看问题样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要学会尊重事实”，所以，可以引出知识点“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的反应，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具体的事例引申到哲学上的思考，让学生有“哲学能够指导实践、哲学是生活的向导”的意识。然后在课下，教师就可以通过布置作业，让学生独立思考，给学生通过自己的知识总结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实践有所帮助，培养自身的人文能力和方法。
三、重视思想上的培养
高中政治学科的教学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其思想上的培养，教师在教学时不仅仅要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更要用教材中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给学生充足的选择区间，给学生举出更多的实例。让学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能够分清是非对错。只有在思想上有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使得教学的整个过程中事倍功半。由此实现对学生的人文精神与品质的培养。例如：教师在教学《文化生活》这本书时，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在尊重的前提下做到兼容并包，让学生有个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通过举例“新华字典中是否应该纳入外文传入的词汇”，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既能够保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又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世界文化的丰富性。以此类推，教师要重视学生在对待一件事时的看法，重视学生的价值观是否正确，让学生从政治学习中完善自身的价值观。
四、教学合一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效果的取得，不仅仅取决于教师教学的水平高低，也取决于学生的接受状态。如何通过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相结合，是教师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也要通过自身的教学区关注学生的接受知识状态，也要关注学生的思想变化。由此实现知识与能力思想的结合，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结语：
高中政治的教学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重要学科，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态。本人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实现高中政治的高效教学。教师要通过重视课堂教学、关注学生的思想和学习多方面等来提高教学的效果，实现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杨晓祯，浅谈高中政治教学的有效方法，[J]现代教学，2016.5
论文摘要：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同时还隐含着对伦理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要认识到：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不是多数群体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
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文化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因此，仅仅有了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个内容就是使民主内化为人的心理定势，变成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伦理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伦理观念的民主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对民主的伦理意蕴进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民主的政治学涵义
在谈民主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先对民主的政治学涵义作一了解。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观念到一种理论再到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是从行为方式开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行为方式被恩格斯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主制则一直受到冷落，直到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趋完善。20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民主政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民主政治，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最广泛、全面、真实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现象。广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价值，是人们在评价某种制度和行为时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另外，民主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民主意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成的观念。完整的民主意识包括人们对于民主的一切认识和看法，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法律、经济、政治结构、社会一般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内容）和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以一种独立的人格，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品格）。虽然广义的民主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但它仍仅限于对“民主”作政治学的分析。正确分析民主的方法应当是“把民主广义地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中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原理。”(2)“应当把民主主义理解为涉及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分配、政治、教育、文化的广泛的社会一切范围的东西。”(3)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民主问题。非政治领域民主问题的存在，表明把民主仅仅看作政治范畴是不够的。由此看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二、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内涵
对于广义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也涉及到了民主的某些道德属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就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意义。”(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观念、思想的外化。只有当民主的观念、思想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关系时，才能为规范、制度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具有道德内涵的民主，也理应成为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涵义应当是：在现实社会的民主生活中，人们在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们对自己事务的自主决定，依靠人的善恶观念、心理、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来维系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它是民主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即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和荣誉感等）的结果。
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民主的实质、精髓或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即人的主体自主。人的主体自主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和“尊敬他人为人”。首先，“使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做人的资格和尊严；其次，是“尊敬他人为人”即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使人“成为一个人”是“尊敬他人为人”的前提和基础；而“尊敬他人为人”则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条件。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民主则更侧重于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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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那么由此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包括的一些道德内容。首先，主体自主反映出的是道德意志的自由。人的道德意志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为实现选择的自由提供前提条件。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强迫的条件下选取自己所偏爱的行动方案。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实现意志和行为的统一；没有强迫，才会产生责任。
其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平等。民主把平等待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信念和行为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别人的自主选择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才是民主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权利自主。权利自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个人有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即政治参与权。这种权利不仅使社会成员变成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同时，也使每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公民。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还隐含着对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道德公正是指在道德上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要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中均衡考虑双方的利益。这种均衡考虑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从积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视为一共同体，主动积极地去为他人谋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同时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还在于不侵犯他人之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所蕴含的一种理念。
三、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了作为道德范畴的民主内涵，可以澄清我们对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必须服从“人民”这个集体或整体。但是服从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忽视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权。如果否定了个人的这些权利也就否定了整体的权利，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拥有基本的自由权利，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与高扬。
其次，民主不是多数群体任意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得出多数可以任意压制少数人的结论。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是与多数尊重少数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分离的。多数裁决的效力只能约束、规范人们的行动，而不能限制、妨碍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民主允许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不歧视他们，不打击迫害他们。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少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求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尊重和保护。
最后，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正是民主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割裂二者，必将导致一种非民主状态的产生，使社会退回到阶级对立的“臣民”社会中去。因此，在讲权利的同时更应该讲义务。
明确了民主伦理观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民主实现所依赖的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必须有作为道德化的民主给予支持，才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促其实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了解民主伦理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