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2 21:53: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技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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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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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近年来农业类科技期刊已中几个三线表为例，分析其辅助线添加的问题，阐明了三线表添加辅助线的作用和方式。笔者认为，在农业类科技论文表格中，对于三线表应有更确切的认识，需在必要时添加适当的辅助线。
关键词：三线表；辅助线；贯穿；栏目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20-03
表格是记录数据或事物分类等的一种表达方式[1]。在科技论文中，三线表以其形式简单、方便比较而被广泛使用，三线表通常只有三条线，即顶线、栏目线和底线。但三线表在必要时也可以添加辅助线，只有通过灵活添加辅助线，才能使三线表达到几乎所有卡线表所能表达的内容，从而显示出三线表简单明了，容易排版的优点。添加了辅助线的三线表，仍称之为三线表。对于三线表的规范，已有许多作者进行了探讨[2-8]。本文选取近年来农业类期刊已中几个三线表的部分，针对其辅助线的添加情况进行分析，以引起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关注，促进农业期刊的规范化。
一、顶线与栏目线间的辅助线
1.单层变双层
（1）明确栏目属性
由表1A表题可以看出，表格要说明的是不同处理对不同生育期蚕豆株高的影响，表中数据的共同属性为株高，且其共同的单位也已经放在了表格右上角。该表设置了“苗期”“开花期”“结荚期”等多个横向栏目，但表身信息所对应的栏目实质上应为“苗期株高”“开花期株高”“结荚期株高”等。可见，该表横向栏目和与之对应的表身信息特征或属性并不相符，该表缺少一个实质性的栏目词“株高”，故该表可以改为“表1B”。对于这样的修改，可能会产生一些异议，有的观点认为“‘株高’与表题中的‘株高’相重复，可以删掉”。之所以会这样认为，主要还是没有弄清三线表对表题与栏目的要求[1]：三线表表题是指表格的名称，应准确得体（能确切反映表格的特定内容）；栏目才是该栏的名称，反映表身该栏信息的特征或属性。对于表格自明性的表达，表题与栏目并不是互补说明的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的说明对象。
（2）明确隶属关系
表2A在栏头右侧有7个栏目，表达的内容为：在“CK”“0.2%NaCl” “0.4%NaCl” “0.6NaCl”处理下，叶片Tr的变化，以及后3种处理与“CK”处理相比较的结果。但该表的7个栏目在同一层内，使得栏目“较CK下降百分比/%”重复出现，造成栏目隶属关系不清，表身数据混乱，况且将单位放在了表格右上角，这就表示表格中的所有数据的单位相同，均为“mmol・m-2・s-1”，这显然与表格中“较CK下降百分比/%”一列的数据单位不符。可见，此表格所表达的内容较为复杂，不应设置为一层，需要增加分层，将7个栏目按其隶属关系分组处理：CK处理单独设置，“较CK下降百分比/%”分别归类于其相应的栏目之下，将表2A修正为表2B，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表格要表达的内容。当然，“较CK下降百分比/%”的表达也不确切，将其规范为 “较CK下降/%”。另外，此表还有别的修订方法，如把“较CK下降”的值置于Tr值后的括号中，然后加表注说明等。
2.多层栏目的层次设置
表3A将横向栏目分成了2层，第1层有“单株成铃数”“果枝成铃率%” “果节成铃率/%”3个栏目，一层栏目下又有若干二层栏目，但其二层的栏目不明确，没有指明“07-05”“08-10”“09-05”等的属性，据三线表中上层栏目为下层栏目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共同属性的规范，可知此表的栏目层次不清，应增加分层，标明其属性，否则“07-05”“08-10”“09-05”等的信息就难以读懂，影响表格的自明性，故建议将表3A改为表3B的形式（同时对“果枝成铃率%” “果节成铃率/%”2个栏目进行精简）。这样的表格更合乎逻辑，读者一看就明白。
二、栏目线与底线间的辅助线
1.添加贯穿全表的横线
表4A的栏头为“采样地点”，但其包含不了“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三个竖向栏目，可见此列信息虽有联系，但其特征或属性并不完全相同。
该表身信息实则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采样点的实测数据，一部分为据实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此两者虽有区别，但联系密切，不宜分成两个表格。对于此类表格，就须添加辅助线。此表首先应在“东方城下”加一贯穿全表的横线，这样，就将实测数据与计算数据区分了开来；“变异系数”一行的数据，按照表格的竖读性，其单位应由横向栏目给出，但据实际情况，其单位应由竖向栏目得出，看来，此表在添加了一条辅助线后，还是显得不太明了，故还应在变异系数一行的上方再添加一条横线，以示区分，当然，表中的含量应用质量分数的量符号来表示（如表4B所示）。
2.添加不贯穿全表的横线
表5A表注说明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但表格的层次设计欠分明，使表格中数据混为一片，弄不明白是品种内比较还是品种间比较。为正确显示比较结果，明确显示由于比较而分成的若干个实质小块，应添加辅助线，明确其隶属关系。据该表的实际情况，添加一不贯穿全表的横线（如表5B所示）。之所以不进行贯穿，是因为栏头“品种”可以包括其下的所有竖向栏目，故只须将其右边的数据区进行区分。区分之后，可将竖向栏目置于与其有导出、限定等关系的右面边几行数据的中间，起“统揽全局”的作用[3]。
3.特殊表格处理
表6A（原表中没有竖向的虚线，虚线系笔者加入）为一倒置表，其表身中数据单位由竖向栏目给出，但此单位仅适合于横向栏中“平均值”“标准差”“变幅”三个栏目下的数值；最后一栏“变异系数”有自己的单位（%），其单位由横向栏目给出。这样在同一个表中，其表身中的数据单位，有的由竖向栏目给出，有的由横向栏目给出，显得比较乱。若性状值少，将表格中的纵横栏目进行倒置（如表6B所示），最后一列的变异系数，就会在新表中最后一行出现，可以采用“2.1”节加入一条横的辅助线加以区分。但像表6A这样，原表中性状有24个，采用以上的倒置法处理，一则表太大，二则不利于对变异系数进行直观比较，故笔者建议，可以在变异系数左侧加上一竖线区分（表6A中的竖向虚线），因据文献[1]有关辅助线的说明，并没有说明是不可以加竖的辅助线。当然，此表也可以将变异系数值加括号置于变幅数据之后，然后用表注加以说明，但总没有将变异系数单列进行比较直观。
三、小 结
三线表顶线与栏目线间添加辅助线是为了分清栏目的层次和隶属关系；栏目线与底线间的辅助线则是为了区分多组别的实验数或是统计学处理结果。对于添加的辅助线是否需要贯穿全表，已有许多文章进行过探讨[9-11]。
笔者以为：要不要贯穿，应区别具体情况，分别对待，若栏头不能包括所有的竖向栏目，即竖向栏目的属性不完全相同，需将竖向的栏目分组，则需加一贯穿全表的横线（如表4B所示）；若栏头可以概括所有竖向栏目的所有属性，只是区分竖向栏目右侧对应的数据，则需加一不贯穿的横线（如表5B所示）。对于顶线与栏目线间的辅助线，所有的期刊均用正线，但对于栏目线与底线间的辅助线，有的期刊采用了空半行，有的采用虚线，这都是可以的，均可以达到表达清楚的目的，对于同一种期刊，最好选用一种添加方式，以保证体例的统一。对于三线表中竖向的辅助线能不能添加，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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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成果产业化试范基地运行机制
科技产业基地的科学内涵是已经或正在从事国家计划成果产业化工作，具有较强产业化、商品化开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群）或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区域。其目的是进一步促进国家计划与地方、企业的结合,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营造好的环境和创造好的条件,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使科技研究成果尽快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进行产业化试点和示范,强化与地方和企业的结合,以产业化基地为依托,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组织资源(成果、人力和物力)进入产业化基地。
1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动力机制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种高风险的社会活动，科技成果产业基地的发展就是建立在科技产业化基础之上的、将风险具体化的社会活动。科技成果产业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各环节的启动和相互自动转换都需要足够的动力。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动力主要有：
1.1技术推动力
科技发展史证明，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必将促进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在国内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推动下，我国有科技人员从事高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高科技发明和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面向经济、面向市场,就是要以技术进步去参与市场竞争。这种推力促使某些科研单位和企业将注意力和各种资源投向高科技领域、项目，从而促使了高科技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更加带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的出现与发展。技术推力往往导致高科技的重大突破，这种高科技可能一时看不出它的市场需求，但却蕴藏着巨大的潜在市场。
1.2经济拉力
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有力地冲击着全球,引起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发展高科技产业不仅可以带来高的增值，而且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改进，促进新型产业的出现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科技产业化基地的集聚，促使基地从外部吸收了大量的资金、项目、人才的加盟，形成高科技产业化基地空间上的集聚，进而通过不断向外输出新产品或“分裂”出新企业，以强大的力量把科技产业基地的产品、资本、信息甚至观念向外进行辐射，集聚和扩散的最终结果是促使区域经济实力得以迅速增强。
1.3社会压力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实践证明,掌握了高新技术,抢占了高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就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战略上更加主动。因此,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花费巨大投资,组织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实施一系列的研究发展计划。世界上许多高新技术都是用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科技产业基地和科技产业化园区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蓬勃发展起来，建立科技产业基地以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已成为国际发展的趋势。
2科技产业基地的环境机制
2.1良好的政策、经济环境
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政策是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基础。在科技产业基地的发展中，逐步完善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不仅在投资融资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更在税收方面，给予最优惠的政策。在基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吸收和借鉴国外科技产业化基地的成功的经验，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合适本地区发展的政策。建立促进科技研究与生产相结合的科技政策，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政策及鼓励人才流动的人事政策，建立健全科技政策，制定发展科技产业化基地的中、长期计划，都有利于科技产业化的顺利发展和科技产业化基地的蓬勃发展。
2.2强大的科技环境
根据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产业基地的发展要求具有力量较强的科技队伍与研发人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就是创新，只有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科技人员和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才能完成科技的研究、开发、扩散、渗透等工作。科技人才的集聚给予科技产业基地强大的科技氛围。我国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发展的几年来，不断探索机制，寻找人才合理配置的有效途径，基本形成了“双向选择、平等竞争、自由流动、人尽其才、优胜劣汰”的人才机制，科技人才的流动极大地增强基地发展的活力。除此之外，先进的科技和现代化的生产设施也是产业化基地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将是科技产业基地区别于其他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重点。
2.3完善的情报和信息环境
在及时、准确、全面的搜集信息的基础上，对科技产业化进行技术论证、市场预测、经济评价，才能减少科技产业化的风险，同时也就保证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企业相互顺畅的沟通以及科技产业基地的良好运作及发展。要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质量,还必须注重信息反馈,建立一定的质量保证制度,以促进技术成果完善和新产品的质量提高与商品定型。要建立完善的情报和信息环境就必须重视科技产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要重视科技成果供求信息网络的建设，通过灵敏的信息网络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信息服务。除此之外，还应建立高素质的、规范化的、非官方的技术成果转化评估机制，这样就有利于产业化基地的边研究边实施科技产业化的进程。
3科技成果产业基地的市场机制
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的市场机制，有利于促进科技产业化三个环节的相互适应、顺利过度和良性循环。当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的发展中市场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结果使一些科技企业面临无计划渠道，又无充分竞争的市场，遇到了计划和市场的双重障碍。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如何在强化国家计划管理的同时，完善科技产业化的市场机制问题。
3.1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市场为前提的必要性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必须以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离开市场体系来谈科技成果产业化就是一种空谈。许多企业对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者为需求中心的提法并不陌生，但他们的理解往往带有片面性，尤其对科技型企业来说，把握市场动向不仅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还要有对科技发展的方向和动向具有前瞻性。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科技产业化，无论其产业链的形成与组织结构的组合，或者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经营目标的确立等等，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以市场为中心，总之，产业基地的建设、发展和经营都应以市场化为前提条件。
3.2市场化体系建设与措施
首先就是必须切实保证科研机构和研发单位的经济利益。科技产业基地其实就是一个产业化利益群体的集合，它包括了研发和生产等多个职能部分。因此，科技产业化基地从形式上看也是不同经济主体的合作。它不仅是不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组合，也是各经济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的重新组合。目前，应进一步完善科技的有偿转让制度，它不仅可以促进科技成果或产品的扩散和渗透，而且有利于企业择优引进科技成果或产品，提高研究、开发、生产的经济效益。
其次就是建立市场体系。在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当前除了完善商品市场外，还应着重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建设。科技产品能迅速畅通的进入流通领域，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是产业化的基本要求。所以，在建设发展产业基地的过程中，积极培育和开拓市场显得尤为重要。产业链的形成，必须由企业的共同利益连接起来。
4科技成果产业基地的风险机制
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这些风险也就致使常态的融资投资方式对科技产业化及科技产业化基地的发展产生约束，这也就要求了科技产业化及产业化基地对风险投资的迫切需要。科技产业化的内在特征要求风险投资的支撑，这也决定了科技产业化基地的发展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撑。从目前科技产业基地内的科技产业化发展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求来看，需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以技术开发及商品化为手段的高级商业性投资，它有利地刺激了科技产业的新兴和成长。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是发展科技产业基地的有效途径，风险投资将成为科技产业基地新技术产业化的“加速器”。
5科技产业基地运行的支撑系统
科技产业基地不仅受其内部运行机制及政府宏观控制的影响，而且受到社会大环境中基础结构和有关支撑结构的影响。它们往往是自然机制和人工机制的有效载体。这一支撑机制主要可概括为“物”流和信息流的协同行为以及产业基地的软硬件支撑。
5.1“物”流对产业化基地的支撑
“物”流包括地理环境、交通、通讯、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等。由于科技产业化对信息的交流要求很高，所以科技产业基地离不开发达的交通、通讯条件。当然，高科技产品质量一般对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要求很苛刻，所以环境清新、气候适宜、无污染都是有利条件。另外基础设施完整，可以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这往往有利于职工提高高技术产品的质量。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是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素，因为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具有高投入的特点。“物”流的支撑条件一般都集中在包含有科技产业基地的高科技园区内或科技产业基地的园区内。
5.2信息流对产业化基地的支撑
信息流主要包括政策因素和竞争环境影响。任何国家的科技产业化都要受到政府政策和政治的控制影响。竞争环境包括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人才竞争环境和技术市场竞争环境。诚然，信息流也包括教育和研究机构这一重要环节。此外，科技情报和咨询服务机构、专利组织、标准化组织属于信息流的组成部分。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科技机构；法律；政策；建议
作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中介机构，尤其是非营利科技机构，其发展与壮大对于我国顺利实施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提高抗击国际金融风险等能力，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非营利科技机构跟它的上层概念“非营利组织”一样，目前还没有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支持它的发展，只是2000年由科技部、中编办、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制定的并由国务院转发的《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有所涉及。根据意见中“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以推进科技进步为宗旨，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为主的学科研究、技术咨询与服务活动”“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自主管理”“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出资者的约定，制定章程，明确机构宗旨、业务领域、组织结构、决策监督程序、内部管理制度”等捕述(不是定义)，对这类机构有了一些抽象概念。
1．非营利科技机构的法律定位
在国内，由于非营利科技机构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实际存在形式有的是事业单位，有的是非企业法人、有的是实质上的财团法人(我国没有明确提出此概念)，形式多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非营利科技机构也在逐步发展壮大。与之相适应，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与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科技机构相关的不成体系的“补丁式”文件。但始终没有涉及到法律定位这一根本问题。为达到既要保持稳定又要加快发展的目的，在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对“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的章节尽快做出修改，并同时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应的条款，存事业单位没有完全退出；我国法律框架之前，新增非营利科技机构法人作为过渡。
从图1可以看出，社团法人可根据科教文卫等不同目标，建立相应的非营利机构。
2．非营利科技机构的认定与管理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制定非营利科技机构的认定与管理的正式法律。2000年民政部颁布了《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唯一涉及科技类非营利机构认定的部门规章，其中只涉及了民政部登记和科技部负责审查，缺乏实际运行和管理的条款，实际操作较困难。另外，虽然在《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中有“科研机构按非营利机构运行和管理的认定条件、规章制度和配套政策等，由科技部会同财政部、中编办、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的规定，但到日前为止，这“另行制定”的政策毫无踪影，因此近10年来科技类非营利机构没有得到大的促进和发展。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科技类非营利机构条例”，指导各地方政府制定非营利科技组织认定与管职实施细则，从而健全非营利科技机构法律体系。
由于非营利科技机构实际仔存形式很多，此建议新制定的条例和符地的实施细则中应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
(1)财务与会计。
改革现行的事业单位会汁制度，创建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会汁模式和统一规范的会计准则体系，构建起我旧政府会计、非营利科技机构会计和业会计大会计体系的新模式。
一是非营利科技机构会汁准则?涉及的内容与事业单位会汁准则基本相同，其日的、意义及作用存此不作阐述，县就具体内容提出建议。①会计基本前提。与事业单位一致，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记帐本位币。但对会计主体再新确定，对于非营利科技组织来说，应引进“项目”概念，进行项只管理，以确立新的会计主体②会计要素、建议增加财务状况变动表或现金流量表(现金流人、现金支、现金净流量)。
二是非营利科技机构财务与基金管理。涉及这方面的规定很多，在此只做框架描述①制定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如盈余分配约束、支出比例、行政方而开支比例、财务公开制度等。②制定投资活动有关规定、如投资的基本原则、理事会责任追究制、专业咨询和投资经理制、投资类的限制等。③制定财务督制度。如非营利性的约束、受赠财产支出比例约束等。④有关财务控制的舰定如支出权限的流转、预算的调整等．⑤基金管理规定如基金投资原则、基金投资策略与注意事项等。
(2)桶利与保险
结合我同发展现状，就非营利科技机构从业人员的编利需求提出建议。
①津贴：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从业人员少应留目前事业单位所享有的保健、误餐、交通等各项津贴；津贴汁人员工个人所得；津贴标准的制定及变更由非营利科技机构理事会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标准议定。
②假期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从业人员除享受国家法定节假H和其他假期之外，还可享受特别休假(取代公休假)，可参照的标准：非营利科技机构从业人员自服务于本机构满一年起享受特别休假：服务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服务3年以上5年未满者lO日；服务5年以上10年末满者14日；服务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1日，加至30日为止。:
③培训。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从业人员依照组织规定之程序可享受培训福利；组织为此项福利所列支经费不计人员工个人所得，可按组织运行成本处置；非营利科技机构年度培训经费需由理事会审议批准。
④社会统筹保险：非营利科技机构从业人员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失业、医疗等各类社会统筹保险。
⑤个人帐户养老保险。非营利科技机构需为其从业人员建立个人养老保险帐户，由国家、非营利科技机构、员个人分摊保险费用，且员工个人分摊不超过50％。其中组织承担部分不计人员工个人所得，而是纳入运行成本。
⑥附加体保险。非营利科技机构可为其从业人员投保团体保险，具体险种、范用、保额及保费分摊标准南组织理事会确定。其中组织承担部分计人员工个人所得，可纳入运行成本。
(3)审计。
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汁法实施条例》和有关非营利科技机构的认定和管理办法制汀具体的(可参照行业性)《非营利科技机构负责人离任审计实施细则》《非营利科技组织年度审计实施细则》和《非营利科技机构内部审计实施细则》等法规，从而让非营利科技机构的公益性、道德感和使命感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
3．非营利科技机构的税收政策
目前我国对非营利机构规定了名日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基本上涵盖了向非营利组织征收的各个税种，如所得税、营业税、增值说、消费税、关税、房产税、土地税和车辆购置税等。在此仅讨论所得税、营业税。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关于非营干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等法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非营利科技的税收优惠，但由于政策的不配套，非营利科技机构无法享受这些优惠。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所得税法》的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就让人无法理解和操作。另外《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是一项有针对性的政策，但由于配套的认定管理办法未出台而令众多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可望而不可即。此，建议政府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业所得税法》，明确关于非营利科技机构的有天免税政策；尽快出台《关于非营利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的具体执行办法，让非营利科技机构十年的期待得到落实。我国非营利机构情况复杂，制定统一的税收政策难度较大，建议先选择一些非营利机构发展成熟的行业，如科技领域进行实践，尽快出台《非营利科技机构税收管理条例》，指导、规范相应的税收工作。
[关键词]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后管理内容增值服务和监控
风险投资后管理包括了除现金投入外的其他一系列投入（Fried和Hisrich，1995），Tyebjee和Bruno（1984）将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内容归纳为4个方面：帮助招募关键员工、帮助制定战略计划、帮助筹集追加资本、帮助组织兼并收购或公开上市等。随着风险投资实践的发展，国内外一些学者在Tyebjee和Bruno的基础上对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综述
Gorman和Sahlman（1989）发现风险投资家在投资后参与管理活动上大约花费60%的时间，他们根据对风险投资家的调查得出如下的结论：风险投资除了向被投资企业提供资金外，还提供建立投资者网络、评估和制定经营战略、为管理团队物色合适人选等三方面的支持。
Barney等（1996）发现风险投资家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的帮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管理建议，包括提供有效的财务建议，提供合理化的经营建议、提供合理化的管理建议等；另一类是运营帮助，包括为被投资企业介绍客户、介绍供应商、帮助被投资企业招募员工等。
Dotzler（2001）发现风险投资家的管理参与活动包括融资顾问、战略建议、招募高层管理者、充当CEO智囊团、组织和激励体系建设、管理层业绩反馈、选择其他专业服务（如法律等）、与其他公司的战略联系、营销、工程技术咨询等多个方面。Knockaert等（2005）将风险投资后管理活动分为监控活动和增值活动两部分，其中，风险投资家的监控活动包括监控财务状况、监控市场营销状况、监控股权变动、监控CEO的报酬、监控追加借款等；增值活动包括制定战略计划、充当管理团队的参谋、招募CEO或CFO等高层管理人员、招募新员工、联系潜在客户、组建有效运行的董事会、运作管理等。
二、国内研究综述
和许小松（1999）将“Post-investmentActivities”译为“投资后管理”，并指出其内容包括“设立控制机制以保护投资、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募集追加资本、将企业带入资本市场运作以顺利实现必要的兼并收购和发行上市”。项喜章（2002）指出风险投资后管理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即增值服务和监控，增值服务是风险投资家为被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咨询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帮助寻找和选择重要管理人员、参与制定战略与经营计划、帮助企业筹集后续资金、帮助寻找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帮助聘请外部专家、帮助实现并购或公开上市。
付玉秀（2003）通过调查发现风险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监控主要包括对重大决策的制定、重大人动、资金运用、财务状况、市场营销等活动的监控，对经营计划的制订的监控强度一般，而对被投资企业的融资行为和日常经营监控较弱；风险投资家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服务主要是参与制定战略与经营计划、辅助财会管理、帮助企业筹集后续资金、帮助聘请外部专家、提供管理技术/经验知识、传授营销技能开拓市场、帮助寻找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合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后管理内容的研究，本文归纳出风险投资后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值服务和监控两部分，并认为，增值服务主要包括风险投资企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的战略上的支持、关系网络资源上的支持、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支持、后续融资上的支持、生产运作上的支持等几方面（Liu、Cui和Fan，2006；Liu和Fan，2006）；风险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监控主要包括对被投资企业重大决策、经营计划的制定、重大人动、市场营销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运营绩效等的监控。
参考文献：
[1]FriedVH.andHisrichRD.Theventurecapitalist:Arelationshipinvestor[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95,37(2):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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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技论文 系统 检索
1 引言
科技论文是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结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考核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主要依据。科技论文不但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还可以为科技界提供理论参考，通过网络平台共享科技论文，共享科研成果，各种论文检索系统、查询系统应运而生。对学术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对工作效率的提升是非常迫切的，由于不同研究领域的科技人员所关注信息的不同，对检索信息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开发一个具有统一入口，集成各类科技论文和检索特定领域论文的科技论文管理系统已经成为广大科技人员迫切的需求。
2 系统构成
本课题设计的科技论文管理系统主要由用论文检索、论文管理、统计、以及系统管理4个子系统组成。
2.1 论文检索子系统
在这里我们采用AJAX（创建交互式网页应用的网页开发技术）智能技术来实现检索服务。论文检索又分为标准检索和高级检索两部分。标准检索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检索条件进行检索，通过检索范围控制条件来进行检索，如科技论文的发表时间、文献出版来源、 国家及各级科研项目、作者等、论文标题、关键词、所属学科等检索条件来检索，系统将用户所输入的检索条件与科技论文数据库中所对应的字段进行匹配、对比，将符合检索条件的科技论文列出来，供用户查阅、下载。
2.2 论文管理子字系统
论文管理子系统是对用户检索、查阅、下载过的论文进行管理，用户对自己有用的论文进行收藏。在论文管理子系统中用户可以查询、删除、下载论文的记录，此外，对于一些在论文管理系统中检索不到的科技论文，用户可以描述自己的需求，如作者、论文相关内容、发表时间、标题等条件提出订阅请求，系统客服人员根据请求通过其他手段向用户传递论文。
2.3 论文统计子系统
科技论文的统计管理主要是按照论文的总数、学科、发表时间、作者、专业等信息进行详细统计，也可以根据读者的数量进行统计，并为用户提供批量下载和打印服务；系统管理员可以对科技论文按照发表时间、学科、各个级别的论文进行全方位管理，还可以根据用户下载次数以及用户的需要来对论文进行各种统计，并生成统计分布图表等信息，供用户参考，有利于提升科技论文的管理水平和利用率。
2.4 系统管理子系统
系统管理子系统主要是对系统的用户、系统设置等进行管理，主要包括用户管理、密码管理、用户权限管理、论文管理、数据字典管理、系统安全管理以及其他模块的管理。
3 系统开发平台
本系统采用t+SQL 2005为技术基础的B/S数据流控制三层模型结构。系统具有三层结构，主要包括：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和表示层。数据访问层只负责面向数据库的操作，做成通用模块，便于重复利用；业务逻辑层进行业务逻辑处理和实现；表示层进行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对于用户键入的命令进行接受，并且将系统反应显示出来。
本系统采用建立在SQL基础上的 Brows/Server（浏览器/服务器）文档数据管理系统。它提供了对相关信息电子文件进行存储、定位和管理的安全架构。
4 系统设计与实现
4.1 系统用例图
（1）科研人员部分的用例图：在科技论文管理系统中主要涉及到的角色主要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的主要权限是能够实现论文的添加、论文信息的修改，论文资料上传，论文快速查询，个人资料修改等功能。（2）科研管理人员部分的用例图：科研管理人员用例图反映了科研管理人员的功能描述，科研管理人员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论文的审核、统计、论文统计及结果分析、论文快速搜索等功能。
4.2 关键技术的实现
（1）系统登录界面的实现：用户登录系统时需要输入正确的账号和密码，并点击登录类型后，在账号和密码都正确的情况下，便进入了相应的页面。（2）智能检索技术的实现：检索是科技论文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为了方便用户快捷精确地检索到数据库中的科技论文及文献，本系统的采用AJAX智能检索技术来进行检索页面的开发。系统根据用户输入的检索条件自动与系统数据库中的科技论文的信息进行匹配，如果找到匹配结果则显示检索结果。AJAX智能检索技术还可以实现标准检索和高级检索功能。
5 结语
本文采用技术设计和开发了一套科技论文管理系统，利用AJAX智能检索技术实现了论文快速检索功能，系统很好地完成对科技论文的检索、管理、统计等功，完全替代了手工操作，更好的满足了科技人员查阅、下载、管理文献的需求，推动了系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相忠.基于MVC设计模式的Struts框架及其应用的研究[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06（8）：23-26.
引言。
引言的目的是给出作者进行本项工作的原因，企图达到的目的。因此应给出必要的背景材料，让对这一领域并不特别熟悉的读者能够了解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意义，前人已达到的水平，已解决和尚待解决的问题，最后应用一两句话说明本文的目的和主要创新之处。引言最基本一点是介绍主要研究成果。
正文。
正文部分是科技论文的核心，是体现研究工作成果和学术水平的主要部分。国家标准GB7713-87对科技论文正文部分的编写格式没有明确要求和规定。科技论文的结构形式取决于科研成果的内容。不同的科研成果，需要用不同结构形式的科技论文来反映。因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成果，在研究方法、实验观察过程、逻辑推理、结果表现形式等方面不同。
一般来说，科技论文的内容包括：引言、原理、实验和观察方法、仪器设备、材料原料、调研对象、实验和观察的数据资料结果、观点和结论等。其观点和结论是将获得的数据资料通过数理统计和技术处理，绘图列表等表达实验结果，再经过判断、归纳、推理和抽象等导出的最新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最新科技论文写作规范。
正文结构与分段。
国内外学术界和期刊编辑界对正文的分段，有一种“IMRAD”说法。“IMRAD”是Introduction，MaterialandMethod，Results，andDiscussion(conclusion)的首字母缩写。美国学者A.D罗伯特认为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讨论的科技论文分段形式，依次回答了科技论文应回答的四个主要问题(以下黑体括号中的问题)，适合多种专业论文的撰写，是科技论文最好的结构。
材料包括：材料来源、性质、数量、选取和处理事项等。
方法包括：实验仪器、设备、实验条件、测试方法等。讨论部分也称结论或建议，其目的是综合说明全文结果的科学
结果(你发现了些什么)
以图或表等手段整理实验结果，进行结果的分析和结果的讨论，包括：通过数理统计和误差分析说明结果的可靠性，可重复性，范围等；进行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的比较(包括不正常现象和数据的分析)；结果部分的讨论(结果直接相关部分，如讨论内容涉及全篇，应留在讨论部分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在正文中说明图表的结果及其直接意义；复杂图表应指出作者强调或希望读者注意的问题最新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文章最新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出自http：//gkstk.com/article/wk-78500000774747.html，转载请保留此链接！。
讨论(这些发现有什么科学意义)
讨论部分也称结论或建议，其目的是综合说明全文结果的科学意义。结论应写得象法律条文，即只有一种解释，不能模棱两可，不用“大概、也许、可能”等词。结论应简练，不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可得如下结论”等废话。结论要注意分寸，不要夸大其词，牵强附会；不要自我评价，如“本研究结果属国内首创”等。结果和讨论可合在一起写，“没有讨论和建议”时不要勉强拼凑。讨论的内容包括：本文的创新处(得出了什么规律性东西，解决了什么理论或实际问题)；与有关文献比较(有何不同结果、解释、补充、修正、发展或否定)；如实指出实验例外结果，无法解释的异常情况等；一些可能的发展和应用。
致谢致谢位于正文后，参考文献前。编写致谢时不要直书其名，应加上“某教授”“某博士”等敬称。如：“本研究得到“XXX教授，XXX博士”的帮助，谨致谢意”。“试验工作是XXX单位完成的，XXX工程师，XXX师傅承担了大量试验，对他们谨致谢意”。
科技论文写作应注意的问题
对于初写科技论文的人来说，论文题目不宜太大，篇幅不宜太长，涉及问题的面不宜过宽，论述的问题也不求过深。应尽可能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一点新的看法最新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论文。
在第二步时，论文的题目可大一点、深一点论文题目可以是着重谈某一点，如某个重要问题的某一个重要侧面或某一当前疑难的焦点，解决了这一点，有推动全局的重要意义。
在第三步时，对某专业的基本问题和重要疑难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对这个专业的学术水平的提高有推动作用。
1.关于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是美国科学情报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发行的一种面向全部科学技术领域的综合性引文索引， 创刊于1961年。SCI是目前世界上涉及学科最全、覆盖国家地区最广，能够查找引用情况的唯一大型文献数据库。因此，许多专家和学者用它来进行不同层次的科研绩效评价。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
SCI收录期刊，主要运用科学的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评估相结合方法，综合评估期刊的学术价值，截至目前其收录了 10000余种期刊，覆盖了国际上大多有重要影响的刊物，其收录的80万条论文，集合了各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SCI已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准的代表性工具，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将其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多寡，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及其科技实力指标之一。就SCI本身来说，其索引功能帮助了世界各地的科技人员获取最需要的文献信息，这也是创始人加菲尔德创办SCI的目的所在，即通过文献搜索的办法，方便各地的科技工作者掌握本领域或即将探索领域的研究数据，从而减轻了不必要的劳动，更好地结合现存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通过其引文功能，能很快地看到某篇论文是否被他人引用过，引文次数有多少，可以了解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另外，使用SCI还可以了解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如：有没有关于某一课题的评论，某一理论有没有被证实，某方面的工作有没有被扩展，某一方法有没有被改善，某一提法是否成立，某一概念是否具有创新性等等。因此SCI也具有反映科技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功能。
2.国外利用SCI进行科技评估的情况
美国：美国科学情报所除了生产SCI等几个索引数据库外，还于2001年推出了“I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Database），它对基础研究的评估和分析非常有帮助。设有三大栏目，一是引用量排序，可按个人、机构、国家和期刊来排序；二是高被引论文；三是引文分析，其中包括两部分，各学科论文被引量的世界平均水平和引用热点所反映出的研究前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每两年一次发表的《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中，都引用基于SCI的数据，例如世界各国历年在主要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
英国：英国是开展定量科研绩效评价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苏赛克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的本·马丁等科学计量学家就开展了一系列评价研究。产出指标中的论文被引情况，用的都是SCI数据。由于英国一直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端，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于1985年以“英国的科学评价方法”为主题召开听证会，邀请马丁先生去作证。直到现在，苏赛克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依然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另一重镇。近年来，他们以SCI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面向评价的数据库。英国政府出面，为全国的153个大学和研究所购买了ISI的《Web of Science》的使用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英国人对SCI的重视。
荷兰：荷兰莱顿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重镇，其在SCI的基础上，专门建立了为科学计量学分析服务的科技指标数据库，将世界上所有科研单位的名称、地址都规范化了，并将它们分出了，以便于开展世界科研概况的分析比较。
欧洲其他国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1999年对其心理学系的评估很倚重SCI和SSCI的数据。评估专家请自瑞典、法国和波兰。比利时一些大学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科研绩效评估。以林堡大学为例，他们用SCI数据评估自然科学系科，用SSCI评估社会科学系科。所用指标有两大类：一定时期的论文数，每个人当年产出的论文数；被引用次数。有些指标要与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计量分析的结果交给科研人员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应将科学计量学的分析结果与科研人员自身对其所在学院和研究组的印象进行相互验证。丹麦技术知识中心还用SCI数据评估各国科技进步情况，对世界各国主要城市的知识创新进行比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在匈牙利召开的世界科学会议期间，中欧国家的一个题为“为发展服务的基础科学”研讨会，作为世界科学会议的一个卫星会。与会代表讨论了基础研究产出的测度，一致认为基础研究产出中目前唯一可量化的就是发表刊物指标。
3.中国利用SCI进行科技评估的情况
近年来，中国科技论文在发表数量和国际影响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和发展。SCI收录的中国论文中，从1991年的6630篇，到2010年的121530篇，同时中国SCI论文的被引用量也在同步提高。中国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SCI标准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的科研水平。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近几年所使用的SCI数据中采用的中国期刊一直很少，这直接导致了SCI对中国学者的报道偏少。因此，以SCI为参照，鼓励部分科技人员向世界最高水平冲刺和用SCI为标准评价科技工作者的日常科研成果，是两件相互联系又不尽相同的工作。如果混淆二者的区别，就可能导致将SCI的标准滥用，非但不能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反而可能导致群体科研信心的失散。
其次，在用SCI进行科研绩效评估的具体实施中，一些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为了追求SCI收录论文的高数量，不是在培养和引进人才、更新管理机制、创造研究条件方面下工夫，而是急功近利，简单应付，制定一些所谓快出成果的行政措施和硬性条例，造成不好的结果。如果一味地强调在有限的时间内在SCI涵盖的源刊上发表数量可观的论文数，只会鼓励华而不实的短期行为、助长学风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思想，甚至诱导弄虚作假行为。过分强调SCI标准容易使我们走入科研绩效评价的误区。科学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探索过程，创造性成果的取得绝非一朝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心。
再次，SCI标准不适合于评价应用技术类研究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其中只有基础研究成果形成的论文最适于利用SCI进行评价；而应用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应用前景上，开发研究成果的价值则体现在商业价值的实现。虽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工作成果都会以论文形成表现出来，但技术类研究成果的论文，被引用率要比基础研究方面论文的被引用率低得多。
4.中国应当如何正确对待SCI
SCI的评价作用近几年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在评价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般来说，我国物理界、化学界、生物界的科学家和材料界部分科学家比较看重SCI，而偏于应用领域的科学家则不太赞成以评价论文论英雄。科技界甚至有少数人对各类评价系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SCI代表性不够，尤其不能反映中文论文的情况；同行评议不能保护创新思想和不同观点；评审会又常常出现外行评内行、二流评一流等不合理现象。其实SCI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只是从论文数量和影响力等方面提供一些相对客观的数字，自身本就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把SCI应用于科学评价的实践中，注意评价对象和评价方法的选择，做到既不轻视SCI，也不滥用SCI。
SCI正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各项功能，一些国家还利用SCI制定了自己的科技评估体系。我们应该正确对待SCI，肯定它的历史功绩、评价功能及其严谨全面的科学收录体系，克服浮躁心态，认真地参考SCI来提高我国科技论文、科技期刊的水平，最终推动我国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我们也要参照国际标准，尽快发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评估体系。
在对SCI的争议中，有人认为，由于SCI指标的导向作用，致使中国大多数科研管理者注重论文数量轻视质量，使SCI庸俗化。其实，这些现象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在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论文的质量也在逐步地提高。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论文的被引频次和被引率都在逐渐增长，表明我国科技论文在国际上形成规模的同时，影响力也在加大。同时还有资料显示，由于受环境的政策的影响，我国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往往重视研究的结果（论文或其他成果）而相对忽视研究过程（主要指对研究过程中辩证的研究方法和认识不太看重）。而研究过程实际上更是对预测结果的检验，涉及到检验所采用的理论依据是否可靠，检验的过程及操作是否规范，要考虑的因素是否齐全、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是否遗漏和客观，这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心，因此在论文创作时，重视SCI论文产出的研究过程显得至关重要。
总之，SCI并非尽善尽美，但在现阶段却又是不可替代的科技评估手段和工具。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充分挖掘SCI内在的资源，发挥其在科技评价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随着我国对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以及科研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评价工作一定会开创出更加科学、理性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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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价值
体育科技论文参考文献是指为撰写体育科学研究学术论文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参考文献最主要的作用是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从而起到提升体育科技论文学术质量的作用。
2.信息价值
体育科技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可以让作者精炼文字,因为所需表达的内容凡已有文献所载者就不必详述,只需引用并标注、规范地加以著录即可。这样既节约篇幅,又提高了信息密度,增加了论文的信息量,具有很高的信息价值。
3.情报价值
体育科技论文参考文献是对所载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情报源,规范地引用参考文献和进行标准化著录,有利于通过引文分析对期刊及其所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有助于科学情报研究和文献计量学研究,从而促进体育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提高,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也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二、引用方法
掌握参考文献的引用方法是体育科技论文规范化写作的重要内容。
体育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方法首先是规范化问题,是体育科技论文写作应遵循的基本规范,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写作手法,运用得好尤其是用对地方可以充分发挥参考文献的作用。如在正文中通过引用最佳证据可以增加论证强度，尤其在分析与讨论部分,可以巧用知识背景(引文)材料,阐述作者的观点,使之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最终达到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
三、著录方法
体育科技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在文中出现的地方予以标注,并在文后按标注方法列出参考文献表,这项工作称为参考文献著录。
1.标注法
体育科技论文涉及已有成果的指出登载这个文献的出处,称为引用参考文献,简称引文;在引用处进行标注,称为参考文献标注;标注的方法称为标注法。我国科技期刊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标注方法主要采用顺序编码制。
2.顺序编码制
关键词： DEA 地方高校 科技投入绩效
一、引言
地方高校是我国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的科技力量是地方企业科技水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地方高校科技活动投入产出是否高效，直接影响地方高校科技工作开展情况的好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针对多输入多输出效率分析的方法，高校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正好是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情况，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地方高校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以此分析地方高校中科技资源的配置情况。
二、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 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是一种非参数的相对效率评价方法，适用于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评价。由于其不必确定决策单元的各输入输出之间的函数关系，不需要事先确定指标的相对权重，也不必考虑指标的量纲，因此排除了许多主观因素，客观性强，易于操作。
DEA模型有很多种类，本文采用的CCR模型是1978年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Cooper和Rhodes基于Farrell投入与产出衡量效率的模式，采用对偶理论提出的衡量多投入多产出效率的方法。
假设有n个部门或单位（称为决策单元DMU），这n个决策单元都是具有可比性的。每个决策单元都有m种类型的投入和S种类型的产出。每个决策单元有投入向量X■=（X■，X■…X■）■，产出向量Y■=（Y■，Y■…Y■■）。其中，X■（i=1，2，…同；j=1，2…n）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投入的样本数据，Y■（i=1，2…s；j=1，2…n）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产出的样本数据，v=（v■，v■，…，v■）■表示m种投入对应的权向量，u=（u■，u■，…，u■）■表示s种产出对应的权向量，显然投入和产出的期望是投入越小越好，产出越大越好，说明产出和效率成正相关关系。
对于权系数v∈E■和u∈E■，决策单元j（即DMU■，1≤j≤n）的效率评价指数h■=■，j=1，…，n，我们总可适当选取权系数v和u，使得h■≤1，j=1，…，n。效率评价指数h■的含义是：在权系数v，u之下，投入为v■X■，产出为u■Y■时的产出与投入比。
三、指标选择与评价实施
本文主要比较2000―2010年地方的科技投入绩效，因此以每年的科技投入产出为决策单元。通过科技投入指标分析，本文选择科技人员投入的全时当量、科技经费支出为输入指标，选择科技论文数量、专利授权数量、科技奖励数量作为输出指标。根据上述指标，建立的地方高校科技投入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地方高校科技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利用DEAP软件对地方高校科技投入绩效进行CCR和BCC评价，数据均来自《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01―2010年地方高校科技投入与产出绩效值
从表2可以看出在2001―2010年间，地方高校有6年的科技活动位于有效前沿面上，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有效的年份占60%。后五年的综合效率要好于前五年的，说明随着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加，地方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正逐步合理，不断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但是，某些地方的资源配置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2003年和2008年的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进一步增加地方高校的科技投入会带来更大比例的产出；而2004年和2006年是“十一五”末和“十二五”初的规模报酬递减，说明当时地方高校将科技资源过多地投入某些优势领域，非但没有形成更大的产出，反而造成浪费。
四、各种科技产出的绩效分析
当科技投入不变时，我们在上述三个产出指标中任选两个进行分析，当选择科技论文和奖励两个产出指标及科技奖励和专利两个产出指标时，则利用DEA模型分别对它们的投入与产出绩效值进行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01―2010年选取科技论文和专利指标时的投入与产出绩效值
从表3可以看出选取科技论文和奖励指标时的平均综合效率为0.991，而选取科技奖励和专利指标时的平均综合效率是0.975。根据科技投入不变时科技产出和投入产出效率成正相关关系，可以得出科技论文的产出要比专利的产出效率要高。
当我们选择科技论文和专利两个产出指标及科技奖励和专利两个产出指标时，利用DEA模型分别对它们的投入与产出绩效值进行对比，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01-2010年选取科技论文和奖励指标时的投入与产出绩效值
从表4可以看出选取科技论文和专利指标时的平均综合效率为0.991，而选取科技奖励和专利指标时的平均综合效率是0.975。根据科技投入不变时科技产出和投入产出效率成正相关关系，可以得出科技论文的产出要比奖励的产出效率要高。
当我们选择科技论文和奖励两个产出指标及科技论文和专利两个产出指标时，利用DEA模型分别对它们的投入与产出绩效值进行对比，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2001―2010年选取科技奖励和专利指标时的投入与产出绩效值
从表5可以看出选取科技论文和奖励指标时的平均规模效率为0.994，而选取科技论文和专利指标时的平均规模效率是0.993，而两者的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是一样的。根据科技投入不变时科技产出和投入产出效率成正相关，可以得出科技奖励的产出要比专利的产出效率要高。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地方高校科技投入一定的情况下，科技论文的产出要比科技奖励的产出高，而科技奖励的产出要比科技专利的产出高。
五、结语
本文运用DEA方法对2001-2010年这十年间的地方高校科技投入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说明：首先，随着国家、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和科技政策的不断完善，地方高校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也在不断提高；其次，在科技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地方高校的科技论文的产出最多，然后是科技奖励和专利。这些结果指导我们在地方高校的科技决策中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地方高校的科技资源不能重复投入，这样就对科技资源造成浪费；其次，优化地方高校科技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在保证科技论文等高校产出的情况下，也考虑增加其他科技成果产出所对应的投入，比如专利、科技技术转让等，让地方高校在完成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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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SJB880126）；南通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编号：AR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