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3 12:06:59
我们在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总是要阅读别人的学术资料，不然我们哪里来的想法和知识论点，我们查阅的资料就是我们写作论文的参考文献。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给大家在写作当中做个指导。
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1]巴曙松，陈华良.2005.以税收优惠推动年金市场发展[N].中国证券报，20050826（A10）.
[2]白晓峰.2013.商业健康保险税制问题探讨[J].保险研究（1）：7886.
[3]陈滔.2003.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和发展战略[J].财经科学（3）：2631.
[4]丁珏.2013.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5]龚贻生.2012.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战略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
[6]顾昕.2009.商业健康保险在全民医保中的定位[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6）：5057.
[7]韩丹.2006.利用财税政策促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江才，叶小兰.2008.税收优惠制度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J].金融与经济（11）：8688.
[9]刘嵘，马明哲.2004.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健康保障水平[N].中国保险报，20040311（01）.
[10]吕鍠芹.2009.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11]万晴瑶.1998.购买保险享受税收优惠——大陆、台湾所得税法对个人购买保险的优惠措施比较[J].上海保险（7）：4243.
[12]魏华林，李琼.2006.中美商业健康保险税收政策比较[J].保险研究（8）：1214.
[13]魏迎宁.2003.走专业化道路，努力推进健康保险跨越式发展[J].保险研究（12）：25.
[14]杨星.2009.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管理和服务的国际经验与思考[J].中国保险（11）：5459.
[15]尹音频，姜鑫.2011.对优化我国保险税制的思考[J].税务研究（8）：3538.
[16]张芳洁，徐颖.2007.国家的效用目标在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9）：7377.
[17]张晶，黄本笑.2004.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模式的最优选择——基于一般均衡的角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389.
[18]张颖，胡炳志.2014.公立医疗保险制度与商业健康保险筹资关系探讨——基于七国的比较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944.
[19]张仲芳.2012.制度定位、税收激励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国际经验及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1）：4952.
[20]卓志，孙正成.2015.健康保险业务促进保公司经营绩效吗——兼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动力[J].财经科学（11）：118126.
[21]朱铭来.2008.保险税收制度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2]朱铭来，丁继红.2008.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7783.
[23]朱铭来，奎潮.2009.论商业健康保险在新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J].保险研究（1）：7076.
[24]朱铭来，孟朝霞.1996.寿险业税收优惠政策之国际比较[J].上海保险（11）：2124.
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1]李小华，董军.国外医疗救助政策比较[J].卫生经济研究，2006（10）.
[2]余臻峥.国外典型国家医疗救助制度经验及其借鉴[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
[3]DavidSawers.HealthInsuranceMarketIntelligence2013[R].London，HealthInsurance，2013.
[4]高连克，杨淑琴.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启示[J].北方论丛，2005（4）.
[5]顾昕.全民免费医疗的市场化之路：英国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J].东岳论丛，2011（10）.
[6]杨星.从英美经验看商业健康险如何参与医保[N].中国保险报，2009-11-10.
[7]吉宏颖.高福利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下，商业健康保险如何发展？[N].中国保险报，2013-04-08.
[8]张遥，张淑玲.英国商业健康保险经验借鉴[J].保险研究，2010（2）.
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1]王慧，中国保险报，2010-01-27.
[2]孙铁，新华社，2012-08-30.
[3]李晓波，中国保险报，2013-01-08.
[4]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8.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受教育水平 健康指数
一、引言
在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在舒尔茨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问题后得到普遍关注，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问题时，尽管分析的具体思路不同，但无一例外地论述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大量文献对次进行了研究，Lucas（1988），Becker（1990）就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工作，并创立了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McMahon（1998）通过研究得出，如果一国或地区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则教育投资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Barro（1991）对98个国家的典型研究发现，学校学生的入学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Mayer(2001)提供了健康与经济增长存在时间跨度为30年的因果关联的有力证据，并得出健康对人均收入作用的弹性为0.8―1.5。Arora(2001)利用发达国家近200年增长的历史数据回归发现，长期经济增长的30―40%可以用健康等人力资本来解释。Romer(1990)也强调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投入，同时，Nelson and Phelps（1966）也宣称，初期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会使劳动力有创造性思维，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能力。国内也已经有大量文献研究，张车伟（2003）、魏众（2004）利用微观数据得出健康对工资等收入有较大影响，罗凯（2006）使用我国最近三次人口普查以及对应时点的其他社会经济指标的省级水平数据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06―1.22%。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6），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教育资本对产出弹性为0.57，健康资本对产出弹性为0.26。王艳超（2007）通过分析1978―2004年数据，对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表征教育总量水平的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康祥来（2008）对江苏省的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水平之间关系进行实证验证，结论是，高等教育对于苏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而苏中和苏北，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以上研究与本文的研究发现是相互支持的。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控制了各省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地理位置的情况下，分析了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发现我国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之和为1，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处在规模报酬不变阶段。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新古典增长理论及随后的内生增长理论都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一大源泉。Mankiw and Romer and Weil(1992)较早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但采用将人力资本从索洛剩余中分离出来的间接估计方法。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6）把人力资本直接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loom and Canning and Sevilla(2001，2004)在前者基础上，把Mincer工资方程模型与总产出函数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同时直接估计各种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贡献。
经典的总产出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模型，该函数隐含假该函数隐含假定要素的边际回报率将趋于下降，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对稳定，且不随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变化而发生系统的改变(Bils and Klenow，2000；罗凯，2006)，因而在人力资本引入模型时，采用指数型的函数形式，与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的函数形式不同。同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方面，因此，建立的包含人力资本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为：
其中分别代指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和劳动人口，分别指代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
由前面的理论模型(1)可推得其对数值形式的方程式，由此建立计量模型：
其中表示省份的名义GDP的对数值，分别代表省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分别指代省份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指代是否为东部省份，是一组虚拟变量，为随机误差项。本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指数分别对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进行诠释。
本文所收集的数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口普查数据，包括各省人口预期寿命，劳动力数量；第二类是；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包含有24个省市21572个样本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体重与身高平方的比值（BMI）；第三类是，引用计算数据，主要是各省物质资本存量数据。
下面对模型需要的部分指标做进一步说明。首先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它是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常用度量指标，反映一个地区教育的发展程度。常用公式为:
平均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的一种常见定义为:文盲、半文盲=0.5，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15，大学=16，硕士=19，博士=22
其次是健康指数，本文采用将自我评价健康指状况、BMI和人口预期寿命按一定权数整合得到各省的人口健康指数，其中自身评价的健康状况是在CFPS中让被调查者与同龄人相比得出的，分为健康、一般、比较不健康、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五档，CFPS中BMI最高和最低的10%都被认为是不健康，中间40%被认为是健康的，其余被认定为一般。
最后是资本存量，本文借鉴张军等（2004），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物质资本存量：
其中涉及的变量及参数的选取也参照了张军等（2004）中做法，选取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各年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选取为9.6%，基年资本存量引用张军等（2004）中2000年的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数据。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包含北京、山西、贵州等24个省在内的2009年的一组截面数据。
三、回归结果和结论
本文用EVIEWS6.0对这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为：
下面我们对这些结果进行归纳和简要的讨论：
（1）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受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约0.019,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经济增长越快。
（2）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租用。健康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约为0.067,健康指数越高，经济增长越快。
（3）=1.001，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之和为1，即我国当前经济处在规模报酬不变阶段。
总而言之，大力发展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同样，投资于国民健康，提高国民健康指数，一方面可以使人口寿命延长，增加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提高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相当于增加劳动力需求。因此，投资于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再加之，当前我国处在产出规模报酬不变阶段，中央政府应利用这个契机，大量投资人力资本，提高我国竞争优势，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22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3―12+92
[2]魏众：《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64―74
[3]罗凯：《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中国分省数据证据》，《经济科学》，2006年第4期：83―93
[4]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18―34+34+171
[5]王艳超 ：《中国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 》，2007年第8期 ：15―18
[6]唐康来：《教育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苏省的数据》 ，《经济经纬》 ，2008年第6期：94―96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 生活方式 健康不平等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医学技术以及经济水平的发展，健康不平等状况将会有所减小，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Robert&House，2000）。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早期，布莱克等（1980）却发现，英国社会的健康不平等状况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扩大；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的健康状况明显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一趋势并未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Mackenbach，et al.，2008）。虽然不同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总体上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技术的发展都有所增加，死亡率有所降低，但更多是社会上层人口从中获益，这加剧了健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使得曾经是社会流行病学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逐渐也变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受到社会分层学者的重视。社会学家重点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当然，相对于社会流行病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还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框架和方法（Robert&House，2000）。
社会经济地位同健康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如何确定仍存在争议（Warren，2009）。这些争议基本形成两种观点：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Elstad&Krokstad，2003）。社会因果论认为，个人的健康水平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Dahl，1996）。健康选择论则认为，健康状况是个人社会流动的筛选机制之一，只有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产生了健康不平等（West，1991）。笔者也曾试图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检验这两种主要观点对于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状况的解释力。研究发现，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对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相对而言，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要比健康选择论强（王甫勤，2011）。因而，同其他很多研究一样，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果机制。虽然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Mirowsky，Ross&Reynolds，2000）。
社会流行病学致力于寻找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风险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层面的社会关系、生活或工作压力、悲观情绪、健康生活方式等（House，2002）。根据社会流行病学的观点，对于离个人最近的（proximal）、行为的和生物医学因素的直接干预将会从总体上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Link&Phelan，2010）。但在社会学研究中，生活方式并不只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更受到社会结构的型塑，即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Cockerham，2010a）。那么，（健康）生活方式能否成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解释机制？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研究试图通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分析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型塑人们生活方式，进而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健康水平提供因果解释逻辑，并试图将社会流行病学和社会学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结合起来。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
布莱克报告发表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学者开始探索本国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形成大量研究成果（Bartley，2004；Cockerham，2010b；Pickett&Wilkinson，2009；Smith，Bartley&Blane，1990）。在布莱克提出的四种观点中，健康选择论和社会因果论虽然都解释了社会经济地位与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因果方向却恰恰相反，所以关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最多。在争论中，社会因果论一直处于优势。许多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人健康状况和期望寿命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Link&Phelan，1995；Williams，1990；Winkleby，et al.，1992）。另外，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稳健和持续的关系（Mackenbach，et al.，2008），即社会经济地位同人们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王甫勤（2011）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5）”检验了这两种理论对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现象的解释力，结果显示，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相对而言）要比健康选择论强。本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讨论社会经济地位同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温珂拜（Winkleby）和他的同事（1992）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几乎出现在所有疾病中和生命的各个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各指标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每个指标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一个人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在疾病和健康研究中，教育反映一个人积极获取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的能力；职业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权利责任感、体力活动状况和健康风险；收入水映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住房条件、营养状况及医疗保健资源的获取能力。当然，这三个指标并不同等重要。温珂拜等（1992）认为，虽然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也很重要，但良好的健康状况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受教育程度。教育通過多种机制来影响人们的健康不平等，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并且教育还能够促进人们心智成熟和培养人们赚钱的能力等（Winkleby，et al.，1990）。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教育程度低的人相比，前者在工作過程中感觉更为充实和有价值，他们对于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调控能力明显比后者强，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教育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最重要因素（Ross&Mirowsky，2010）。社会经济地位不但对人们健康状况产生影响，还具有累积效应，即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的人拥有更好（或更差）的健康水平（Heraclides&Brunner，2009）。这种累积效应在年龄方面体现比较明显，即青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反映的健康状况差异不是非常明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况的累积效应逐渐展现出来（Lowry&Xie，2009）。
从多重病原论的角度看，健康问题或疾病的产生除了基因和体质因素之外，还包括多重社会因素。在医学社会学中，根据与健康的因果距离，社会因素被划分为三个层次：最近的因素（proximal factors），包括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如吸烟、饮酒、饮食和运动等；中等距离的因素（mid-range factors），包括人们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最远端的因素（distal factors），包括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因素（Lahelma，2010）。虽然大多数学者们都支持社会因果论的基本观点，并就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因果机制作出解释，但并未得到数据的检验（Mirowsky，et al.，2000）。从对这种因果机制的研究和解释看，主要是基于最远端的因素是如何产生健康或疾病的，这种因果机制没有得到直接的数据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从最远端因素到最近因素的因果链接机制。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人口的健康水平（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有明显的改善。关于中国人口健康状况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广泛，但绝大部分都是以医学、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为主，对公共健康的社会学研究相当缺乏。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卫生部从1989年开始对中国9个省份约4400户家庭进行的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CHNS）——是目前中国健康研究最为权威的数据，以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数以百计。即便如此，这些成果中对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仍鲜有涉猎。王甫勤（2011）虽然发现了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只是检验了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的解释力大小，并未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健康水平。正因为如此，本研究试图寻找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
二、生活方式与健康
生活方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早期社会学家如马克思、韦伯和凡勃伦等均对生活方式有相关论述（高丙中，1998），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讨论也非常深入（Cockerham，2010a）。其中，韦伯对生活方式的界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根据社会声望和生活方式区分不同类型的地位群体，并认为特定地位群体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出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来（韦伯，[1946]2005），因而，不同地位群体在生活方式方面必然是可辨别的。在韦伯看来，生活方式受到行动和结构两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个人的一种生活选择，但是这些生活选择却又（且主要是）受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处境或生活机会的制约（Cockerham，2010a）。当然，本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探讨如何根据韦伯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来划分不同的地位群体，而是要探讨在不同生活方式下行动的个体是如何获得健康地位的。笔者把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称为健康生活方式，是指个人基于一定的动机和能力所发生的一系列维护和促进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模式（Cockerham，et al.，1993）。科克汉姆（Cockerham）（2010a）认为，人们维护或促进健康状况的主要动机包括维持工作、增长寿命以及享受身体健康带来的愉悦等。布迪厄（1984）从饮食习惯和运动偏好两个方面研究了专业技术阶级（中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区隔，他发现工人阶级更注重维持体能，而专业技术阶级更注重保持身型。（1）在饮食方面，工人阶级喜欢便宜且富有营养的食品，而专业技术阶级注重口味、健康、清淡和低能量；（2）在休闲运动方面，专业技术阶级经常从事帆船、滑雪、高尔夫、网球和骑马等运动，这些运动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不但存在经济障碍，还存在社会障碍2，因而工人阶级喜欢参加一些比较流行的且对公众开放的运动，如足球、摔跤和拳击等一些锻炼肌肉力量、耐力并伴有暴力的运动（Bourdieu，1984；转引自Cockerham，2010a）。
社会流行病学一直致力于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安全驾驶和常规体检等）对人们健康状况和疾病的影响，并提出了风险因素模型（House，2002）。但是，早期关于健康生活方式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往往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亚伯（Abel）和科克汉姆等（2000）归纳为五个方面：（1）某一种健康行为并不能反映行为对于健康的复杂效应；（2）很多研究只重视健康损害行为，忽视了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3）将生活方式当成是一种个体行为来研究，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群体效应对生活方式的影响；（4）需要将生活方式嵌入到综合了社会、文化和心理效应的综合模型中；（5）对健康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递归关系缺乏详细描述，往往仅以双变量分析为主。科克汉姆（2010a）在此基础上结合韦伯和布迪厄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提出了（健康）生活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的综合模型，认为在社会结构（主要是阶级结构、年龄、性别、种族、集体行为和生活条件等）和社会化以及经历的影响下，个体形成了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生活选择，进而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的行动倾向（惯习），并发生生活方式行为（如吸烟、饮酒、安全行驶、运动和常规体检等）。这些行为模式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又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倾向（惯习）。
根据科克汉姆模型的基本观点，生活方式不管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受到生活机会的约束，最基本的原因都缘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社会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生活方式就成为链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远端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健康水平之间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口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健康生活方式（近端的行为因素），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水平，也即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通過健康生活方式导致健康的不平等。可以用图1来概括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的逻辑框架。
根据图1三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形成如下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好。
根据社会因果论的基本观点，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健康社会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设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中都得到了数据支持。
假设2：越是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即健康生活方式，这里指有助于产生或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如运动健身等），健康状况越好；相反，不经常发生健康行为或经常发生健康损害行为的人（如吸烟、饮酒等），健康状况相对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要差。
基于多重病原论及社会流行病学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相关健康行为是人们维持健康或产生疾病的最近端的影响因素。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
具体说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的生活方式有明显差异。就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产生和维护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口对健康的需求也越高，产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动机也越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口能够支付健康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再结合假设2的观点，便可形成一条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影响人们健康生活方式（中间机制）来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的因果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策略
本研究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過健康生活方式产生了健康不平等，将采用逐步回归法来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再通過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确定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从不同层次检验本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健康状况。在社会流行病学研究中，往往采用医学健康指标来测量，如死亡率、发病率以及具体疾病（如心脏病、肥胖症、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采用主观健康评估法（Braveman，2006）。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不在于解决疾病康复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主观评估结果同人们真实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主观健康评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被认为是死亡率和其他功能性限制的有效预测指标（Lowry&Xie，2009）。因此，同国外很多研究（Elstad&Krokstad，2003）一样，在本研究中，“健康状况”是通過人们自己的主观评估来测量。在调查设计中，询问被访者“在上个月，是否因为健康状况而影响到您的日常工作（在家里或家外）？”，将回答结果合并为二分类变量，回答“完全没有影响”的，重新编为“健康状况良好（编码为1）”；回答“有很少影响”、“有一些影响”、“有很大影响”和“不能进行日常工作”等合并为“健康状况较差（编码为0）”，“有很少影响”和“有一些影响”没有作单独分类，而是归为“健康状况较差”，主要是由于这种测量方法属于回忆性测量，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程度有一定程度的偏高估计。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生活方式。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1967）根据每一种职业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出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后来特里曼（Treiman）、甘泽布姆（Ganzeboom）和格拉夫（Graaf）等又根据不同国家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本研究根据他们提供的标准化的职业转换程式，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从测量结果来看，ISEI属于连续型变量，取值越大，表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健康生活方式是用人们在业余时间里参加的健身/体育活动来测量。在调查设计中，询问被访者“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和教会等）安排/进行的（健身/体育）活动呢？”根据被访者的参与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一周一次”、“一周几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和“从不参加”等，在实际分析中，将“一周一次”和“一周几次”合并为“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编码为1），将“一月一次”、“一年几次”和“从不参加”合并为“很少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编码为0）。
3 控制变量 在以往的国外研究中，性别和年龄是常见的控制变量。本研究中，性别男女编码分别为1和0；被访者年龄范围在18-70岁之间，同时根据年龄和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将年龄的平方也作为控制变量。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差异，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通過劳动力所在单位的性质决定。体制内和体制外单位在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保障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影响劳动力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将劳动力的单位性质也作为控制变量使用。根据劳动力所在单位性质，划分为三种类型：国有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国有单位（集体企业、个体经营、外资企业或其他企业）、无单位（主要是指农业劳动者没有挂靠单位）。此外，除了城乡差异之外，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这导致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有明显差异，因而，本研究根据调查地点将被访者划分为三个区域2并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调查采用分层设计、多阶段PPS方法，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人口总体（18-70岁，不含港澳台及）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共获得样本10372个，其中城市样本6098个，农村样本4274个；本研究根据被访者的当前工作状态进行筛选，剔除了“从未工作過”的样本，共获得有效分析样本9 185个，有关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在实际分析中，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四）分析模型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健康水平为二分变量，所以采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其影响因素。其估计模型为：其中，p表示接受健康状况良好的概率，X1、X2分别表示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健康生活方式；Xc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单位性质和地区等变量）。bi（i=1，2，c）为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健康状况良好与健康状况较差的优势比将会平均改变exp（bi）个单位。在分析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时，也采取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中国民众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健康不平等问题研究一直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对中国的健康不平等研究较少，也缺少明确的认识和解释。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为基础，根据上述统计模型描述和解释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建立了三个基本模型：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生活方式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健康生活方式变量；联合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见表2）。
在三个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差别不大，只是由于不同模型中变量设置的差异使其参数估计的大小不同。本研究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简要说明不同控制变量对中国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从性别方面来看，男性的健康水平明显优于女性，男性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是女性的1.446倍（e0.369），这与国外以往研究的结论（Timms，1998；Cardano，et al.，2004）基本相同。年龄方面，没有发现与国外研究相类似的结论，倒U型关系没有得到支持，虽然年龄平方具有显著性，但是估计系数非常弱，接近于0。单位性质对人们健康水平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工作的劳动力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分别是没有挂靠单位的农业劳动力的1.442倍（e0.366）和1.341倍（e0.293）。从各模型的单位性质的参数估计大小看，国有单位劳动力比非国有单位劳动力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好，这些都反映了与不同单位性质匹配的各项社会医疗和保障资源等对内部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的重要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人口之间健康水平的差异并不明显，虽然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主要影响的是该地区总体层次的人口健康水平（如预期寿命），对个体层面的健康水平并无显著影响。
从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的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看，在社会经济地位模型2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人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越大；具体来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就增加0.4%。这一结论表明，社会因果论对于中国人口健康水平也有较强的解释力，假设1得到支持。
生活方式模型的结果显示，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人相对于不经常参加（一月参加不超過一次）的人，其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明显增加，是不经常参加者的1.298倍（e0.261）。因而，本研究的假设2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体育健身作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而且是最近端的因素。
在联合模型中，由于同时放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显著性和拟合优度都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参数显著性降低（p>0.05），生活方式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变化（参数略有降低）。综合两个主要变量模型和联合模型，根据详析分析的基本原理，可以认为生活方式是社会经济地位与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阐明变量，即社会经济地位通過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作用分析
人们健康水平影响因素模型确认了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健康水平的因果链条，但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模式并没有得到检验。为此，本研究继续构建了中国民众是否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Logistic回归模型（表3），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人们是否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同人们是否经常健身/体育活动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者相对无挂靠部门的劳动者来说，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概率显著增高，其优势分别是无挂靠部门劳动者的13.527倍（e2.605）和5.536倍（e1.711）。不同地区人口在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人口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概率较低，其优势只有西部地区人口的0.648倍（e-0.434）。男性和女性的健康生活方式没有明显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是否参加健身/体育活动有显著影响，呈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经常参加各项健身/体育活动的优势相应增加0.9%，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参加健身/体育活动。一方面，人们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动机也越强（Cockerham，2010a）。健身/体育活动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支持了假设3的基本观点，也明确了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具体模式。
五、研究结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会促进和改善总人口的健康水平（Preston，1975），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居民的健康状况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能降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的健康不平等（Franzini，et al.，2001；Wilkinson&Pickett，2008）。社会上层群体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過程中，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梯度。研究者们也普遍同意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健康不平等主要由社会不平等型塑。但是，就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这一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在社会流行病学中，社会经济地位被当做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最远端因素，与人们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是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最近端因素。因而，在早期社会流行病学研究中，一直注重影响人们健康的行为因素，如吸烟、饮酒、安全驾驶、常规体检和锻炼等，却忽略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也没有认识到这些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之间的分布形态是不同的。科克汉姆（2010a）根据韦伯和布迪厄对于生活方式的论述，构建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模型，即个人生活方式不仅是个人生活选择的结果，更是受到社会结构因素（主要是社会阶层结构、性别/年龄/种族结构、集体行为与生活条件等）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在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不同的行动倾向（惯习），从而产生一系列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这些健康行为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正是在这一模型基础上，认为（健康）生活方式是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之一，即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其健康水平。
【关键词】 饮食习惯;饮行为;乳制品;对比研究;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G 479 R 15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7-0582-03
中学生的饮食行为包括不健康饮食行为(主要指可导致超重、肥胖的饮食行为,包括喝软饮料、吃甜点和西式快餐)和健康饮食行为(主要包括喝牛奶和吃早餐)[1]。中学生不健康饮食行为过多而健康饮食行为过少的形势不仅在发达国家流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也不少见[2]。这种变化随我国经济增长和都市化速度加快,已引发城市中学生一系列的健康问题[3],如超重与肥胖、营养缺乏症、不良饮食习惯[3-5]等。近年来,我国城市中学生饮食行为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6],本文对北京市和河北省城市中学生的饮食行为进行比较,探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中学生饮食行为的差别,为制订相应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2005年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在北京市及河北省分别分层随机整群抽取共18 259名城市中学生,不记名自填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研制的“中国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主要指标包括不健康饮食行为(喝软饮料、吃甜点心、进出西式快餐店的频次)、健康饮食行为(喝牛奶、吃早餐的频次)、社会人口学指标(性别、年级、母亲文化程度等)。其中北京10 233人,河北8 026人;母亲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及以上的分别为1 592,4 762,7 597,4 193人。
用EpiData 3.0录入数据,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X2检验分析计数资料。
2 结果
2.1 中学生饮食行为比较 见表1,2。
北京中学生每天喝饮料1次以上、每天吃甜点1次以上、每周吃快餐1次以上不健康饮食行为和每天喝牛奶1次以上的报告率都高于河北城市中学生(P值均
2.2 母亲文化程度对学生饮食行为的影响 母亲教育程度不同,中学生各种饮食行为报告率也不同(P
3 讨论
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河北省,但在地理-生态环境、饮食习惯等方面两地差别不大。对比研究北京市和河北省城市中学生饮食行为状况,可大致了解我国北方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提示,北京市中学生早餐行为与河北报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其他饮食行为报告率北京均高于河北。这与发达国家研究结果相反,与其他经济转型期国家一致。国外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中学生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不健康饮食行为少,健康饮食行为多[7]。在经济转型期国家,发达地区无论不健康饮食行为还是健康饮食行为发生率都高于欠发达地区[8],这种差异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9]。在发达国家,市场化商品生产链使得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种食物都很丰富,价格相对较低,易导致超重肥胖的饮食行为泛滥[8]。这种情况下,健康饮食意识对人们的饮食行为影响非常明显。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人们饮食行为的制约作用更为直接。西式快餐、牛奶等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起来的食物价格相对当地收入仍较高,各种饮食行为在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常见[10]。虽然这部分人群各种食物的总体摄入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但增幅很快,尤其是易导致超重肥胖的饮食行为更为明显。但与此同时,健康意识没有同步提高,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不健康饮食行为不断增加的同时每天吃早餐等健康饮食行为却没有得到强化。社会优势群体的这些行为通过榜样作用对欠发达地区人群产生影响[11],使不良饮食行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向更多的人群蔓延。这种形势下,在转型期国家全社会开展健康饮食干预,提高全民健康意识的工作非常迫切;否则,不健康饮食行为的泛滥将影响人们的健康。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文化程度越高,中学生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饮食行为也越多。按母亲文化程度分层,北京中学生各种饮食行为报告率高于河北(早餐除外)。这与发达国家研究结果不同,但与其他转型期国家一致[12]。母亲文化程度对孩子饮食行为的正面影响作用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证实[7],在发达国家表现尤其明显,如在哥斯达黎加,母亲文化程度越高,中学生健康饮食行为越多[13]。但是在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学生群体中,母亲文化水平的影响力变小,甜点、软饮料等饮食行为普遍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中学生多,健康饮食行为少[12]。母亲高文化水平与高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关联,但母亲文化程度对中学生饮食行为的影响不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大[12]。这再次提醒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单纯针对中学生或家庭的饮食干预是不够的;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防止随社会经济发展而致的不健康饮食行为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的饮食干预应结合目标人群的特征进行,目标人群为中学生的干预措施尤其如此。研究提示,初高中生不健康饮食行为比较普遍,都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不同地区,重点干预的对象应有所不同。在河北,城市初中男生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饮食行为都比高中常见;初中女生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报告率高于高中。河北城市初中生比高中生更应引起重视。北京的情况则不然,男生很多饮食行为都不存在初、高中之间的差别,女生不健康饮食行为也没有显著年级倾向性。北京初高中生饮食行为都应重点干预。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的青少年在不同社会环境影响下,社会化进程不同[14],而体现于不同的饮食行为。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学生不健康饮食行为增加,但健康饮食行为没有强化。在转型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对城市中学生饮食行为的影响大于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国家应该尤其注意加强对人们饮食健康知识的宣教工作,具体干预措施应结合目标人群的特征,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相应措施,以提高全民健康饮食意识。
4 参考文献
[1] 季成叶,主编. 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2005调查综合报告.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61-62.
[2] SCHNEIDER D.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adolescent nutrition. Soc Sci Med, 2000,51(6):955-967.
[3] DOAK C, ADAIR L, BENTLEY M, et al. The underweight/overweight household: An exploration of household sociodemographic and dietary factors in China. Public Health Nutr, 2002,5(1A):215-221.
[4] 陈春明. 对儿童肥胖问题不可坐失良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25(2):95-96.
[5] WANG YF, BENTLEY ME, ZHAI FY, et al. Tracking of dietary intake patterns of Chinese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over a six-year follow-up Period. J Nutr,2002,132(3):430-438.
[6] LIEN N, JACOBS DR Jr, KLEPP KI. Exploring predictors of eating behaviour among adolescents by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Public Health Nutr, 2002,5(5):671-681.
[7] SERRA-MAJEM L,RIBAS L,PéREZ-RODRIGO C, et al. Determinants of nutrient intake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Results from the enKid Study. Ann Nutr Metab, 2002,46 (Suppl 1):31-38.
[8] BARRY M, POPKIN. Urbanization, lifestyle changes and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World Dev, 1999,27(11):1 905-1 916.
[9] KIM S, SYMONS M, POPKIN BM. Contrasting socioeconomic profiles related to healthier lifestyl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 J Epidemiol, 2004,159(2):184-191.
[10]ADAIR LS, POPKIN BM. Are child eating patterns being transformed globally? Obes Res, 2005,13(7):1 281-1 299.
[11]PRTTL RS, GROTH MV, OLTERSDORF US, et al. Use of butter and cheese in 10 European countries: A case of contrasting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Eur J Public Health, 2003,13(2):124-132.
[12]da VEIGA GV, SICHIERI R. Correlation in food intake between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depends on socioeconomic level. Nutr Res, 2006,26(10):517-523.
[13]MONGE-ROJAS R,NUNEZ HP, GARITA C, et al.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osta Rican adolescents'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patterns. J Adolesc Health, 2002,31(2):212-219.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75-02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从宏观层面健康资本投资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从微观层面，企业的健康资本投资与管理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健康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的总和。人力资本存在于人体内，因此人的体能、精力及健康状况的改善、生命周期的长短都可以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及效能的发挥。人们的体力和智力是由于营养、保健、医疗和教育、培养、自学等形成的，需要花费资金，即形成人力资本投资。而其中企业花费在员工安全卫生防护、疾病预防、治疗和健身锻炼上的费用是一种健康资本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分析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图1。
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用生产函数来表达经济增长的源泉：
Y=A F（N，K）（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N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
从上述表达式中可知，产出的增加可以由三种因素来解释，即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换言之，经济增长的源泉可被归结为劳动力、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而这其中的两个因素技术进步、知识归根结底必须依靠人的创新和人的知识积累，因此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除资本的增长外均与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密不可分。而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的提高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形成和改善劳动力素质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健康水平提高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资本是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存在且正常发挥其功效的先决条件。首先，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使人们在工作中减少因病缺勤的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在同等条件下，精力旺盛、体力充沛者，其劳动生产率会更高，从而最终使一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次，对儿童而言，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相对提高他们的入学几率，提高认识能力，从而确保了教育投资的实现。最后，人们预期寿命的提高，直接延长了人力资本的收益期，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率。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也能降低人力资本的风险，并会进一步刺激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之成为良性循环。由于健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这一影响作用的永久性。一旦健康改善达到且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会维持在某种水平之上，反之，若一个人健康状况不良、残疾或过早死亡时，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等，使个人收入下降。因此，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容忽视。
3 健康投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员工的健康状况会严重影响人力资本的质量，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收益。健康管理与人力资本收益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见图2。
企业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进行培训投资和健康投资，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收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附着在劳动者身上，他人不能受让，但企业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者身上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因此受劳动者健康问题影响最大的是雇用企业。劳动者健康问题给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有：离职率、缺勤率、事故率上升；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下降；工作效率下降、工作业绩下降；客户服务质量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上升；人际冲突增加；企业内部的合作与竞争氛围受到影响等。企业管理层的健康问题更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因此就更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对员工健康的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是针对个体的投资，但投资主体却分为三类：国家、企业和个人。当员工进入职业生涯后其人力资本的健康投资主要是由企业来完成的。这是因为员工健康问题已成为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能否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企业经营的好坏、效益的升降、管理的成败、形象的优劣。员工个人的健康问题（心理健康）具有扩散性，会传染到其他员工，影响团队士气；企业领导层的健康问题则更容易传递到整个团队中；而由于企业组织自身的原因或突发事件产生的健康问题则可能遍及全体员工，严重影响企业运行。因此，解决员工健康问题，只能通过企业恰当有效的健康投资和管理手段来实现。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帮助员工解决因工作因素引发的健康问题，同时也帮助员工解决生活等非工作因素引发的健康问题，使员工缓解工作压力、改善工作情绪、提高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自信心等，为企业留住人才，使企业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4 结论
总之，健康与人力资本是不可分割的，要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要求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到微观层面的企业必须重视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更要关注健康投资，通过健康投资来改善人力资本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国恩.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经济学期刊,2004(1).
[2]詹姆士•J.海克曼.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5-20.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水平；职业；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收入差距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中可能S着年龄的差异而出现分化，在年龄的临界点之前，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表现出发散效应，而超过该临界年龄后将表现逐步收敛的现象[1]。但该结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会环境，因此会存在不同的健康影响程度和影响模式[2]。那么，对于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水平是否随之相应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时家境贫穷的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取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没有随之相应提高，反而出现职业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较长，直接导致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强，进而容易患上抑郁症、心脏病等，对人们的健康水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地位二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较强的作用关系，较强社会地位的人们可以带来各种物质或非物质上的收益，导致社会差距的拉大，而这种差距的扩大也进一步导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进入社会上层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财富，获取较好的医疗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这两者的作用机制还相对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健康也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长期增长提供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影响的衡量指标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声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累积效应[4]，长期的具有较好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相对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认为这种累积效应在青年阶段则不太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累积效应将逐步显现出来[6]。相关结论也得到李建新等学者的认同，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既表现出“收敛”效应也存在“发散”效应，该作用效果具有长期性，贯穿不同年龄阶段。此外，王甫勤认为人们健康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带来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也会对个人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8]。
收入差距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健康水平差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健康水平差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0]。国内对收入差距和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结论。Li和Zhu认为基尼系数和自评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使得自评健康变差，当收入差距超过一个临界值时，自评健康将有变好的趋势[11]。而关于该影响机制，封进和余央央认为是公共医疗的供给不平衡导致的结果[21]，而齐良书则认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业的差异带来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综上所述，目前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差距对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这两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还相对较少，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相对主观，客观性较差且缺乏可对比性。
2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说明
2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年间的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05个县（区）、416个行政村居，可用样本个数为16923，样本代表性较强。其中，成人问卷中，对样本个体的健康状况有详细的调查，本文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成人问卷中的问题P201“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回答结果重新进行自评。
22主要变量说明
一般而言，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包括多个维度，比如个人财富、权利、职业或者声望等，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综合衡量指标。目前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保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职业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砗饬俊8弥甘最早是由布劳和邓肯通过对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然后根据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统计结果进行排序和赋值，对其收入和教育水平与相应权重的乘积来计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个人的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13]。本文以被调查对象14岁时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以及本人现在的职业进行匹配。具体而言，在样本分析中通过STATA程序将问卷数据中本人现在的职业及其父亲的职业ISCO-88代码转换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标为取值16～90的连续型变量。
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具体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本文借鉴申云等的测量方式，通过同一区县或村居内居民的收入/支出来测算不同层面的基尼系数[14]。由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造成人们心理健康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礼金来往”来体现社会关系网络的变量，礼金来往主要包括家庭当年送出或收到的礼金或礼物（以人民币计价）。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对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还加入了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作为控制变量。
3实证结果分析
31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首先，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father代表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基尼系数的交叉乘积项，用于反映交互项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乘积，反映这二者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表2为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结果。第二列中以自评健康1为因变量的Ordered Probit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个人的社会地位对健康有积极的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列以自评健康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两个衡量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归模型结果都表明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都会产生积极的显著影响。
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来看，二者都对自评健康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从二者交叉项的系数来看，二者系数都比基尼系数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较小，说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都会对个人健康产生负向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会导致人们心理的不健康程度会增大，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基尼系数每扩大1个标准差，个人自评健康的概率将下降168%。
然而，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之间也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个人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而健康水平也会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影响其收入、职业、教育等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为了降低这种潜在的内生性对结果导致的偏误，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进入自评健康2的决定因素有表2中的显著影响变量个人社会地位、年龄、职业收入、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进入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为自评健康2、大学学历、党员身份等。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变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表2中的结果一致。
32加入时间趋势的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程度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测度社会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为对照的基年，本文设置了2012年数据的虚拟变量year2012，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状况；statusicj代表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个人社会地位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主要反映2012年相对2010年人们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趋势。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首先，本文通过极大似然法（MLE）来估计线性Probit模型（LMP），并对其进行考虑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处理，分别对CFPS2010、CFPS2012和两年混合数据进行回归。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同时有利于通过更换样本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城乡间是否存在地域差异，本文把样本户籍地域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分别对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单年数据还是混合数据，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比较稳健。从交互项的系数来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会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显著），而在2012年的农村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显著）。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居民社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这可能的原因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往往相对较弱，农民社会地位提升更多是通过收入来体现，从而间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农民的自评健康状况。
33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主观自评健康水平误差对前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方法仍然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虑异方差的稳健标准误。从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实证结果来看，基尼系数对自评健康水平2在1%的显著水平还是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尼系数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从2010到2012年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不利于个人健康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自评健康水平，且相应系数绝对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也进一步表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自评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两年和三年的混合数据回归系数仍显示为正，表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确实能够减缓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乘积的交互项，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1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4732（1%的水平显著），而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则为04225（1%的水平显著），说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在2011年和2012年都显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4237（1%的水平显著）。意味着相对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影响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间依次显著降低了。这也进一步说明父代的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健康状况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虽然影响在逐年降低，也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本文结论是稳健可靠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流动性趋于逐步上升的趋势，阶层的固化现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迹象。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CFPS数据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差距对居民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扩大1个标准差，其对居民个人自评健康负面影响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地区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而且对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缓冲作用也更大。
综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会造成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我国民众在追求更高的收入过程中，也在不断追求政治和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水平。而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获得性以及提高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成为民众获取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政策层面，主要蕴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是不断完善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特别是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积极提高低收入贫困群体的收入，从而不断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积极加强对城乡居民的培训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别是企业对社会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训补贴力度，从而间接提高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冲击。三是逐步加强对医疗资源的分配和规范，防止优质医疗资源流向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高的民众，降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健康水平在城乡内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参考文献：
[1]Ross C E，Chia-Ling Wu.Education Age and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in Health[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6，
37 （1）：165-178.
[2]李建新，夏翠翠.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基于 CFPS 2012 年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4（5）：42-50.
[3]金烨，李宏彬，吴斌珍.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寻求：一个高储蓄率的原因[J].经济学季刊，2011（3）：887-912.
[4]Bartley，Mel.Health Inequality：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Concepts and Method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 well Publishing Ltd，2004116-117.
[5]Pickett，Kate， Richard G Wilkinson.Health and Inequality[M].London： Rout ledge，200951-52.
[6]Lowry，Deborahand，Yu Xie. Socio 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 Ages？[M]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966-68.
[7]王甫勤.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J].社会，2012（2）：125-413.
[8]徐淑一，王宁宁.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J].统计研究，2015（3）：62-68.
[9]Subramanian S V， I Kawchi.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J] . Epidemiology Review，2004（26）：78-91.
[10]Mellor J M， J Milyo.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Status 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2，37（3）： 510-539.
[11]Li H B，Y Zhu.Income，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34）：668-693.
[12]封M，余央央.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J].经济研究，2007（1）：79-88.
关键词：幸福教育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2014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教育部通过多方措施，增加贫困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学生比例。据统计，国内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约占学生总数的20%，甚至一些偏远地区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高达30%～40%[1]。随着国内高校的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社会和家庭压力逐渐增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呈现出的心理问题也逐年增多。近年来，随着国家资助政策的不断完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已经从单一的物质扶贫转向精神扶贫和物质扶贫双管齐下，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愈显重要。
一、幸福教育的内涵
幸福是每个人都渴望的生存状态，是人类生活的主题。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幸福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教育手段，人才能获得更大的幸福。由此看来，教育必须重视幸福这一重要内容，幸福也必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幸福不仅仅是教育的最终目标，更应融合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目标与过程应该是内在统一的。
刘次林[2][3]认为幸福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人的幸福情感，培养人发现幸福、创造幸福、享用幸福的能力。一方面是要把幸福作为教学内容，即“教幸福，学幸福”；二是应把幸福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体验，融合到教育的过程中去，让师生双方都体验到幸福感，即“幸福地教，幸福地学”。侯静敏[4]认为幸福教育不是一种口号、模式或专题教育，而是一种教育观念、教育追求和教育理想。一方面，教育为学生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准备，另一方面，学生正在接受的教育其过程本身应是幸福的过程。张毅[5]认为幸福教育的内涵是教育首先必须是幸福的，除此之外更要让学生拥有幸福能力。
因此，幸福教育应该是培养能够寻找幸福、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人，使人拥有幸福的情感体验和幸福的能力。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通过传授知识，让学生获得良好的技能从而有获取幸福的能力；二是教育过程应该是幸福的，让学生收获幸福情感及幸福能力。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特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特点应客观合理的调查和分析，文章从积极心理状态和消极心理状态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积极心理状态
一是自我接纳。调查[6]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没有明显差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自己的容貌、现状、学业情况是接纳的，对出身贫困的家庭也是接纳的。二是乐观心态。湘潭4所高校60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1]，82%的学生“敢于直面困难，主动克服”，50.7%的同学不在乎自己是否贫困，仅看重自己是否优秀。因此，大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改变自己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自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和职业成功持乐观态度。并且在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时，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三是韧性较强。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较的过程中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弹性较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高，他们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拥有感恩社会、自尊自爱等优秀品质。在实际工作中作者也发现，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资助，在公益活动中更加积极，显现出更强的感恩奉献意识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二）消极心理状态
受家庭经济环境影响，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负性心理特点比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明显偏高。一是自卑心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负性心理特点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自卑心理。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为自己出身差，经济条件不好，平时衣食起居不如周围同学，且生活习惯也有较大反差。同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较弱，使得他们与周围人相处过程中自尊心挫败，表现出较强的自卑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敏感、自我封闭和排斥他人的特点。二是幸福感低。研究[7]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幸福感显著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卑的心理特点使他们常常自我封闭，抑制了他们的自信心，长时间的压抑自己，因此较少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由于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更多地需要为未来的幸福而忧虑，而不能更好地享受现在的幸福情感。同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差，从而导致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的减少。三是负性事件多。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历的正性生活事件无显著差异。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主要有家境贫困、父母离异或下岗失业、疾病和自然灾害等。
三、幸福教育视野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一）幸福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幸福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的终极追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育是培养幸福的人，幸福是人对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等实现的心理体验。关于对教育这个概念的释义，广义来讲，教育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首要和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从狭义来说，教育是“由专门的教育机构所承担的、由专门的教职人员所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以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为首要和直接目标的教育活动”。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定义，都表达了教育是促进人的身心发展这一本质要求，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终极目标也是幸福教育。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也指出，人的需要包含生理、心理和社会需要的满足和情感体验，最高层次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也是幸福最高层次的追求。
心理健康教育是幸福教育的必要手段。《辞海》中释义，幸福是“个人由于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足”。因此，幸福的直观体现的是人的心理体验，与个人的心理特征，例如需要、动机、态度、性格、气质等内在因素密不可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心理健康品质，良好的心理品质是产生幸福体验的重要条件。只有拥有良好的心理品质，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提高自身的自我满足感，拥有幸福的情感体验。而且，良好的心理品质能够帮助人树立适当的目标，从而提高自己的价值感，正确调整自己面对挫折的心态，维持正常的社会功能，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引导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和接纳，从而体验快乐，收获幸福。因此，实现幸福教育，必须有心理健康教育做基础。
（二）幸福教育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目的和方法
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研究，多倾向于能力培养和励志教育，关于幸福教育的内容较少。分析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幸福感不强的原因可以发现，幸福教育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因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幸福感较低，而且获取幸福的能力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更需要幸福教育做支撑。幸福教育不仅为人的物质需求和幸福奠定基础，同时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幸福拓宽了深度和广度。在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在关注他们的个人心灵成长，重视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潜能的发挥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幸福教育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目的，它不仅要让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获得幸福的体验，而且更要让学生拥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幸福教育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方法，让学生从体验幸福教育的过程中真正从灵魂深处感受和获得教育。因此，幸福教育是让学生尽可能地既在教育过程中切实体验到幸福，又在幸福体验中真实获得教育。
四、幸福教育视野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途径
（一）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才发展体系
幸福教育一个核心目标是通过传授知识，让学生获得良好的技能从而有获取幸福的能力。根据文章所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出于对自己现状和未来幸福的忧虑中，高校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与帮扶重点应该是构建成长发展体系。因此，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才发展的指导在重视专业素质培养，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还要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自信心。
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打造社会实践、勤工俭学和志愿服务平台，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为克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卑心理特点，学校要积极打造社会实践、勤工俭学和志愿服务平台，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创造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在实践和工作中认识自我、了解社会、增强自信、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二是要加强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除了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础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培养起生涯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三是要塑造榜样人物，激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开展“自立自强先进个人”评比，用榜样的力量激发他们内心的自我认同感、乐观心态和自立自强的信心。
（二）以传授幸福为内容，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辅导体系
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以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内在需要，很多高校已建立了多级心理危机预警、预防、干预机制，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很多消极心理特点，也是大学生中心理障碍的问题较为严重的人群，高校更必须重视对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辅导体系。在幸福教育视野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应以传授幸福为内容。
具体措施如下：1.开设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讲座，将幸福教育带入课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幸福感较低，除了传授心理健康知识，介绍维护心理健康的方法，还要把健康的幸福观传递给学生。只有拥有健康的幸福观，知道什么才是幸福，才会产生幸福体验，而幸福体验是幸福产生、持久保持和加强的重要因素。2.通过团体辅导、心理剧表演等活动激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强化他们的自我接纳、乐观情绪和责任感等积极心理特点，改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卑、敏感等刻板印象。3.完善心理咨询机制，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档案，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通过组织各项心理活动，指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我协助他们树立信心，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心理咨询，建立反应快速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三）以体验幸福为方法，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文关怀体系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条件和身心发展过程有别于其他学生，自卑、敏感、幸福感低的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尊重。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和情感方面的需要，要尊重他们的行为习惯，理解他们的情感、积极关注他们的优秀品质。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应增加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让他们体验幸福，从情感上激发他们的内心动力，鼓励他们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充分地尊重与理解。通过真挚的情感、善意的言行，激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感情共鸣，使其体验幸福，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二是努力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营造尊重、理解和积极关注的校园文化氛围。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注重学生幸福感的培养，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体验到学校及社会给予他们的人文关怀，以及师生、朋辈之间的理解和支持，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重新建立起自信心和面对困难的勇气。三是采用不同专业、不同年级混住的住宿模式，促进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交流与合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朋辈间的安慰与支持，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李焰，邱显清.根据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11）.
[2] 张勖.幸福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8）.
[3] 刘次林.“幸福教育”论的100个观点（一）[J].校长阅刊，2006（9）.
[4] 侯静敏.走出幸福教育的误区――兼论幸福教育观[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3）.
[5] 张毅.幸福教育的必要张力：感知幸福与创造幸福[J].教学与管理，2008（3）.
关键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心理干预
1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高校收费制度的不断改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现象已十分普遍。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贫困大学生的比例为30%，特困生的比例在5%-10%之间，且二者还有上升的趋势。当前贫困大学生在高职院校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总体人数较多，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为了切实提高湖北长江大学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质量，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为湖北长江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本研究拟针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群体，探讨心理干预的有效对策，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
2研究方法
2.1测验法
选用90项症状清单、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
2.2调查法
选用全省通用的《湖北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家庭及其经济情况。
2.3个案分析法
在被试中寻找有代表性的案例，深入研究，搜集个体性的材料。
2.4访谈法
访谈对象主要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管领导、在校大学生、辅导员、心理社团成员、心理学任课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辅导教师等，针对该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发展趋势、学生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特点、目前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心理需求等问题开展访谈。
2.5文献研究法
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料，特别是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理论，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课题的内涵。
3研究结果与讨论
3.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现状分析
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后，总结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有以下心理、行为特点。
首先，学业焦虑较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学习成绩十分看重，普遍存在焦虑情绪多数贫困生理论科目学习成绩尚好，但实践性科目不如其他学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条件限制其无力购买所需的学习用品；另一方面，有的学生来自贫困地区，当地教育水平较低，落后的教育、学习方法对其学业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人际交往消极退缩。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但是贫困生却很少参加群体活动。一方面是因为集体、社会活动有时难免需要额外的开销，对这类活动只能消极退缩；另一方面，自身人际交往能力的缺乏。他们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他们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感情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种心理特点，使贫困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但又往往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矛盾和冲突；他们有得到周围环境支持的心理需求，却又不愿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从而出现人际交往的消极退缩现象。
3.2心理测验结果分析
课题组对2009级所有2225名学生进行scl-90、upi测验，随后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筛选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45人，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随机抽取445人，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3.2.1 scl-90测验结果分析
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分及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等10个因子分均高于非贫困生，且呈显著性差异。从该数据中可以得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性别差异。
对44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scl-90测验的性别差异比较分析。其中，男生为244人，占54.83%，女生为201人，占45.17%。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后，进行t检验。通过表2结果可看出，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敌对和偏执等4个因子上，男生高于女生（p0.05）。男、女贫困生3类心理诊断结果比较见表3。经卡方检验，男女贫困生间3类心理诊断无显著差异（p>0.05）。
3.2.2个体咨询案例分析
在课题研究期间，本课题组成员共接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28人次。在个体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寻求心理援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问题为就业，学习（含升学）、恋爱、情感，人际交往（含家庭关系），经济压力。单纯因经济压力大而前来咨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不是很多，但是家庭经济困难所带来的影响会体现在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忽视。
3.3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干预的试验分析及心理干预体系的初步探讨
3.3.1心理干预方案设计
根据访谈、心理测验等结果，课题组制定了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干预方案。课题组从44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随机抽取120人，使用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的60名同学进行心理干预，对对照组的60名同学进行常规教学和管理。
本项研究采用实验组一对照组，前测一后测实验设计。心理测验采用scl-90、sas、sds三个测验。主要的干预措施为团体心理训练，并辅以个体咨询、讲座、心理活动、放松训练等。
3.3.2团体心理训练
团体心理训练时间为每周两次，每次约2小时，共4周，分为3个阶段。
第一，初始阶段。
在第1次活动中，向成员介绍团体名称为“自信心训练营”，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活动，让成员了解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自我、发展自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以便在大学生涯中，比以前生活、学习、工作得更轻松、更愉快、更自信。
第二，主题活动阶段。
这是本活动的主要阶段。每次活动确立1个主题，针对当前贫困生的心理困扰进行训练，共设立了6个主题。①共建精神家园；②认识自我；③突破自我；④悦纳自我；⑤发展自我；⑥温馨祝福。每次活动都以一定心理学理论做指导，配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大家去体验，去升华。
[关键词]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健康指标
一、健康人力资本的定义
早在1961年，舒尔茨就在《人力资本投资》中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提出第一个就是健康设施与服务，广义包括影像一个人的预期寿命，力气个持久力，活力和生命力的所有支出。健康投资是指通过对医疗、卫生、营养、保健等项服务进行投资来恢复维持或改善提高人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健康投资是其它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投资后“生病”时间的减少和生命的延长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时间；更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使得每个工时的产出增长；增加了向其它形式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刺激：人力资本投资还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进行健康投资的直接收益是获得健康，界定何为健康是研究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健康正向效应发挥的基础。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相比，健康人力资本特征：(1)健康人力资本与生命有机体是合一的，就是说人的健康状况，代表了个人的健康水平。较高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表现为更长的生命周期和更多的健康时间及较少的医疗支出。(2)健康人力资本的功能在于提供健康服务，健康服务用“健康时间”，即从事工作、进行消费和休闲等“无病活动时间”来表示。(3)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强的时间性，个体成年后，健康投资的资本储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一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与年龄呈现一种倒“U”形关系。(4)健康人力资本与先天素质有关，每个人通过遗传都可获得一定的初始健康存量，但主要是通过后天的投资获得。(5)健康人力资本是基础性的人力资本，健康的身体不仅是其他形式人力资本的载体和前提，而且健康人力资本生产最终品的投入和生产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
二、健康人力资本的指标和测量
死亡率(或婴儿死亡率、成人生存率)：死亡率和期望寿命是健康状况的重要测度，在研究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作用显著。拉姆和舒尔茨在研究印度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健康的关系中，采用死亡率作为农业劳动力的健康指标，得出结论为死亡率每降1％，农业产出会增加0.3％，如果死亡率从年2.5％降到年1.25％(下降幅度50％)，农业生产率上升将达15％的结论(Ram，Suehit，1979)。摄入热量：RobertW.Fogel研究了国民摄入热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劳动力热量摄入的增加和营养的改善可以解释1790～1980年英国个人收入增长的30％。患病率和失能率：患病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患病次数或患病的可能性：失能率只完成日常工作和任务的能力丧失。自评健康状况：许多实证研究人员更偏向采用这种方法，即来自人们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测，在优、良、中、差中选择合适自己健康状况的类别。
三、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随着各国的学者对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表明：健康投资于经济增长是有明显的正相关的。据世界银行测算，过去的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10％源于健康的人群，而亚洲经济腾飞的30％～40％也源于健康人群。健康人力资本对GDP的影响也是正相关的，有研究将多种指标复合为一个健康性人力资本变量，考察其对经济的影响。罗凯研究认为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06％～1.22％，同时他另外构建了一个健康指数，涵盖了环境污染、儿童死亡率、预期寿命、卷烟销量、生活方式、卫生服务等内容，结论认为健康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0.08。经济史上一些国家巨大的经济腾飞都是以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改善营养摄入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为后盾。以亚洲的经济强国日本为例，早在1954年，日本先通过立法推行学生营养午餐加奶计划，即在学生午锓中另外提供200毫升的牛奶。Barro根据1960～1990年100个国家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初期预期寿命从50岁上升的70岁会带来人均GDP每年1.4％的增长率。该文章中还指出，经过数据分析，健康的改善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30％～40％，从长期看健康的改善并非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是推动了经济增长。Grossman在1972年提出：健康投入不只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个人生活中一种必须的服务型消费。因此，健康投资和健康人力资本存量将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提高，有可能挤占物质资本投资额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把内生增长经济直接扩展到包含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在内，在一个具有Arrow――Romer生产函数和Gmssman效用函数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讨论了健康人力资本和健康投资对物质资本计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率同健康投资增长率存在正相关，而从长期来看，由于健康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总是具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健康投资对经济肯定有抑制作用。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寿命的延长可以降低人力资本的折旧率、增加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成为可能。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增加人们的受教育机会，较高的健康水平能大大提高人们的教育人力资本，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又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疾病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医疗费用负担。增加医疗费用，预防疾病的发生，增加人们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节约大量的医疗成本，从而可将其投资于其它方面，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增加医疗费用，减少医疗成本，既能减少个人的家庭经济负担，又能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的发生，从而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其它投资，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健康人力资本引起的这种正效应是可能抵消其在长期对物质资本的挤出效应的。
四、健康人力资本对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影响
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还表现在健康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刘国恩在《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利用CHNS的数据，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得出了三个结论：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农村人口健康经济回报相对来说比城市人口的更大，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健康对个人收入增长的决定效应对农村人口更加显著，因为农民收入更依赖个人体力和身体状况。CHNS将样本中的人们的健康状况分为良好、一般、很好和不好4种，根据健康状况与个人收入曲线，在各个时期，个人收入都是随着健康状况的提高而增长的，也就是说，越健康的人能创造更高的收入。利用OLS模型，将个人健康状况当做外生变量，并假设不受到收入的反馈影响，得出结论：健康的边际收入生产率随健康状况的提高而提高。在对男女的性别差异所进行的健康经济收益调查中，发现女性的健康边际收益达到基本收入的30％，在农村占的比例更高。这说明女性生病对于家庭生产活动比男性生病更加影响家庭的收入。健康与贫困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由于健康水平低下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产生的贫困即为“健康贫困”。“健康贫困”是一种机会的丧失和能力的被剥夺，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丧失以及由此所造成健康水平下降导致的参与经济活动能力的被剥夺，从而带来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或加剧。
五、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GDP也一直维持着高速增长。中国的健康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不管是人均寿命，还是孕妇和婴儿的死亡率，虽经济卫生资源总量有所增长，但其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逐渐下降，政策过于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医疗卫生系统问题严峻，说明我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很不健全，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一直在努力控制药品价格，几次药品的全面降价也让人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但是很多中低收入者“看不起病”的问题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农村。中国由于人口庞大，采用的是针对不同人群实行不同的医疗保险形式，个人认为这样的政策无可厚非，但在实际的执行上有明显的对城市人口的倾斜，使得农村很多人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医保，因为去医院看病确实很贵，以至于参保的人根本就负担不起高额的自付费用，这也就存在所谓的“穷人补贴富人”的现象。
参考文献
一、健康权及其国际和国内救济
（一）人权代际的概念
人权代际的概念，或者“三代人权”的概念，是法国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Karolvasak）提出的。他认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主要包括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瓦萨克根据公民与国家的不同关系样态将第一代人权定性为消极的人权，将第二代人权定性为积极的积极，而将第三代人权定性为连带的权利（thesolidarityrights）。[1]尽管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ViennaDeclarationandProgrammeofAction）认为，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的（inerdependent）、相互关联的（inerrelated）和同等重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和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仍然认为，第二代人权远远没有第一代人权重要。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则更加强调第二代人权的重要性。而对于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被第三世界倡导的第三代人权——发展权，则在西方世界很难得到承认。
造成这种对人权代际认识上中西差异论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表现为权利的可诉性（judiciability）问题。由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权利救济，在国内则可以诉诸司法机关，在用尽国内救济的情况下也可以诉诸国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即能够获得国内和国际的司法救济。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权利救济，由于该类社会权利是以缔约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为条件的，是以缔约国政府的积极义务行为表现出来，因此针对政府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要达到充分有理（reasonable）是很难评估的，因此，在国内救济方面，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远远没有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诉讼那么充分和及时；在国际救济方面，表现为以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报告审查来完成的。由于两类权利在可诉性的差别，长期以来使西方国家将第一代人权凌驾于第二代人权之上。虽然第二代人权可诉性缺失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受制于缔约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情况，从而使违反人权义务的针对国家的诉讼很难实现。但是其可诉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概念的模糊。
（二）健康权的司法救济
1.国际组织下的报告程序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救济方式可以接受个人和国家的申诉不同，对于健康权的国际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国际条约下的国际组织的报告程序表现出来。如，1985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成立，它是联合国负责监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履行条约义务情况的机构，负责审议各缔约国定期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该国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在享受人权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和联合国专门机构送来的其他报告的研究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一般性建议，以帮助缔约国完成其执行公约的任务；提请缔约国注意其提交的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建议改进报告程序的方法；促进缔约国、各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加快采取行动，从而使人们充分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缔约国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两年之内向该委员会提交报告，如中国2001年签署了该公约，于2003年向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第一次在两年期内报告提交之后，此后的报告为五年提交一次。在具体的报告审查时，先有缔约国代表做介绍性发言，然后委员会成员对某些问题进行评论和提问，再由缔约国代表答复提问；对报告讨论的最后意见，经过摘要提交经社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并予以发表。此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通过缔约国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来完成的，在缔约国第一次提交了关于其旨在消除国际条约下的权利歧视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的报告后，以后缔约国还要每隔四年，向该委员会提交一次其在消除权利歧视进展情况的报告，而该委员会在对报告进行讨论时，重要集中于妇女的健康状况、计划生育服务、孕前孕后的保健、爱滋病等问题。同样，《儿童权利国际公约》是通过“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委员会”来监督缔约国义务的履行的。
仅从提交给“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的报告看，各缔约国政府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对该公约权利可诉性缺失的忧虑。比利时政府的报告认为该公约权利逐渐性特征，妨碍了相关权利在国内法院的直接诉讼。[2]黎巴嫩的报告则将组织工会权视为可以直接司法管辖和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将参与文化生活权等视为不能强制执行的权利。[3]此外，无论是在俄罗斯联邦政府还是挪威政府的报告中，都没有提到关于该公约权利的国内诉讼案件。显然，在这些报告中，可诉性被认为是提交法院的诉讼。但是如果从广义上看，可诉性包括在具有强制力的裁决机构的裁决和在不具有强制力的裁决机构的裁决。前者如国际刑事法院、欧洲人权法院，而后者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等；前者具有司法效力，后者具有准司法效力。由于在国际上具有司法效力的国际裁决机构很少，那么具有准司法职能的国际机构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可见，虽然“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最后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其具有准司法的效力。[4]
2.国内的司法救济
在国内司法救济方面，从世界范围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诉讼并不多，但是荷兰、印度、南非的三种健康权的司法救济方式值得注意。
在荷兰，国际法的适用采用一元论方式，即国际条约一旦被荷兰批准，就自动成为其国内法的一部分。公民可以依据该国际公约进行司法救济，但是该国际条约是否具有直接效力要由法院决定。1995年，海牙上诉法院就脱离家庭的孩子的健康保护做出了一个判决。该判决指出：幼小者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侵犯了《儿
童权利国际公约》第3条第2款和第20条第1款，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给予他们充分的健康保护。[5]但是法院的判决回避了该国际公约在荷兰国内适用中的直接效力问题。在另一个涉及荷兰病人基金会拒绝报销住院费的案件中，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裁定：病人的住院费应当得到支付，为病人提供医疗保健是合理的，因此基金会应当承担其住院费用。尽管在这个案件中，申诉人援引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的规定，但是该法院仍然回避了该国际条约在荷兰的直接效力问题。但是，该案件中法院事实上以该公约的第12条对拒绝报销住院费加以司法审查的，因此这一案件也暗含了该国际公约在荷兰国内司法中具有可诉性。
同荷兰不同，印度在国际法的适用上是坚持二元论的，即国际法必须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才能为国内的司法所适用。由于印度宪法并没有关于健康权的规定，因此在印度关于健康权的宪法诉讼中，印度只能引用印度宪法第21条中生命权的规定，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在印度的司法判例中，同时适用印度宪法和国际法的情况。在1992年C.E.S.C.Limitedv.SubbashChandraBose案件中[6]，一方当事人为加尔哥达电力供应公司，另一方当事人电力消费公司，就工人健康和职业安全责任发生的诉讼。在法院驳回的意见中，Ramaswamy法官认为：作为私人雇主一方的电力消费公司有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印度宪法的义务。在该案件中，他援引了普遍人权宣言的第25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b款，还有印度宪法第39条e款的规定，做出了司法判决。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法院不是直接依据国际法中健康权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但是法官显然是以国际法中的健康权为依托，来解释其宪法中的生命权的。
与荷兰和印度不同，南非于1994年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延至今日没有批准。虽然如此，1996年生效的南非新宪法对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可谓是相当完备的。宪法中不仅包含了获得卫生保健权（第27条第1款a项）、紧急医疗救治权（第27条第3款）和儿童基本卫生保健权（第28条第1款c项），而且还包括了被拘留人和罪犯的医疗救治权（第35条第2款e项）。很显然，南非的宪法制定者力图将健康权的国际义务在宪法中固定下来。但是由于南非爱滋病感染率的惊人增长，使南非在关于健康权的诉讼中面临着痛苦的裁决。在健康权的宪法诉讼中，Soobramoneyv.MinisterofHealth案件颇有影响。在该案中，法院判定：公民平等获得卫生保健的权利必须受到政府资源的优先配置的制约。法院认为，在有希望治愈的肾病病人与没有希望仅仅为了延长生命的肾病病人之间，卫生部关于优先治疗的计划安排是正当的，因为国家通过合理的立法的和其他措施来制定进步法律的义务，受到“其所能获得的资源”的限制，因此拒绝Soobramoney先生的常规肾病透析的决定是合理的。[7]南非另一个著名的判例是“卫生部诉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ActionCampaign）一案。在该案件中，法院拒绝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健康权最低核心标准。法院认为，给予每一个人立即获得最低的健康保健权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将宪法中确认的社会经济权利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期待的一切才有希望得到。在今年世界爱滋病日前夕，南非“治疗行动运动”以剥夺携带爱滋病病毒的婴儿的生存权为由，将南非政府又一次告上了法庭。
从以上分析看见，各个国家国内司法救济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国际法在各个国家的发生作用的程度不同；二是国际社会中关于健康权的诉讼不并多，其可诉性不强。
二、严格意义上的健康权概念
尽管健康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政府赖以获得的资源基础上的，但是这并不成为健康权可诉性缺失的惟一理由。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对健康权的最低标准和健康权的义务类型的分析，确立健康权在人权谱系中的地位。
（一）健康权的最低标准
健康权的不明确首先表现在该概念名称本身就有争议。本文使用“健康权”（righttohealth），而不是使用“卫生保健权”（righttohealthcare）和“卫生保护权”（righttohealthprotection）的原因有三个：首先，这个术语与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的使用是一致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中有“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健康权利”的表述，而健康权是这个表述的简明方式。在该条款中所涉及的国家必须采取的广泛公共卫生措施中，如果使用“卫生保健”来表述，显然失之狭窄，词不达意，而使用“卫生保护”则加重了已有的混乱。其次，这个术语是同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和许多国际化学者的表述是一致的。而且它同生命权（righttolife）、隐私权（righttoprivacy）一样简明实用。最后，尽管使用“健康权”容易使人顾名思义，认为“健康权”就是“使人更健康的权利”，但是，从公共卫生的历史发展看，为了推进人的健康，“仅仅强调卫生设施的提供是不够的，还需要卫生和其他环境条件”。[8]因此，卫生保健权是无法涵盖这些内容的。
但是即使我们使用了健康权（righttohealth），解决了名称上的不统一，但是围绕健康权的内涵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首先表现为对健康这个概念的主观性太强，不同环境和不同地理状态下，对健康有十分不同的理解。在古希腊哲学家笔下，健康是一种力量之美，是肉体的强健，而且是贵族的而不是一种民主的健康。到了基督教时代，健康不仅包含了肉体的健康，而且包含了精神层面的内容。到了当代，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而是一种身体、精神的、社会的完满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身体虚弱”[9]：“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个健康权概念显然是很宽泛的，由于其包含了社会进步和福利的目标，使健康概念被社会化，使它面临着大而无当的危险。后来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中将健康权的限定为“人人有权获得身体和精神上的最高标准”。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和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健康权覆盖了以下大体范围：一是卫生保健领域（healthcare），包括医药保健（medicalcare）、卫生保健预防、儿童保健、家庭节育服务、孕前孕后卫生保健、精神保健服务等；二是卫生条件领域（preconditionsforhealth），包括清洁用水、充分营养食品、充分卫生设施、环境的健康、职业卫生、与健康有关的信息等。由于世界各国发展差异巨大，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实现受制于经济发展和可资利用的资源条件，因此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被赋予了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10]虽然这种规定考虑到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但同时也给某些国家义务履行规避和义务履行瑕疵提供了借口，从而使健康权作为人权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87年《经济、社会、文化
国际公约》委员会报告起草人PhilipAlston指出：“每一权利必须有最低的标准，缺少这一标准就会妨碍缔约国义务履行。”[11]三年后，该委员会发表了第三份“总评”，其中第10段中指出，“确保最低的实质权利实现的一个最低核心义务，是每个缔约国必须要做的。”[12]
虽然一个健康权的最低标准有助于各个缔约国的义务履行，但是制定怎样的最低标准争议却很大。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根据各个国家发展的差异，制定一个基于国情的最低的健康权标准。如挪威学者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提出了使政府立即、无条件履行义务的最低的健康权标准——“核心健康权”。[13]但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状况而制定的最低义务标准恐怕不会太高，而且这种义务一旦实现，履行更高的义务标准的动力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后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人健康战略”中，根据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最贫困国家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最低健康权标准。[14]这种最低标准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这样的标准不仅制定起来不容易，而且就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权审查的现有条件看，操作起来有极大困难。本文认为，既然是健康权的最低标准，就应当普遍性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卫生保健战略”中，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健康权的国家义务基本标准，它包括：（1）提供重大卫生问题及其预防和控制这些问题的教育；（2）加强食品供应和适当的营养；（3）提供充分的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4）提供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母婴保健；（5）提供重大传染疾病的免疫；（6）给予常见疾病和伤害以适当的治疗（7）提供必备的药品。[15]虽然这个标准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今天看来仍然有参考的重要价值。至少就卫生保健看，母婴保健、重大传染病的免疫、常见疾病和伤害的诊治、必备药品等卫生保健仍然是维持人们最基本的健康尊严的最低标准，而充足的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则是卫生保健的前提条件。[16]
尽管上述对健康权最低标准的界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但是一个更具体的健康权概念显然会有助于司法实务人员的司法判决。
（二）健康权义务类型分析
长期以来，第一代人权与第二代人权的划分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前者是一种消极的人权，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人权。随着学界对人权问题研究的深入，这种划分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就健康权来说，它不仅表现为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而且要求国家消极的不作为义务。
在林林总总的健康权的国际条约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包含了丰富的国家义务内容。在该公约的用语中，有的使用了“承认”（recognised），如该公约第12条第1款的“健康权”、第6条第1款的“工作权”、第7条“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利”、第9条“社会保障权”、第10条的“家庭权”、第11条第1款“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和第2款“免于饥饿权”、第13条第1款“受教育权”等等；有的使用了“尊重”（respected），如第13条第3款的“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自由”、第15条第3款的“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的自由”；有的使用了“保证”（ensured），如第3条“男女平等权”、第8条“组织工会权”；还有的使用了“确保”（guaranteed），如第2条第2款的“非歧视”、第7条第a款中第（1）项中的“用工中性别歧视”。在这些用语中，“保证”和“确保”要比“承认”和“尊重”更重要更有迫切感，因此“保证”和“确保”项下的权利不应当受到“逐步”这一条件的制约，它们是需要国家立即履行的义务范围，是公约中国家义务的最高层面。[17]
此外，在同样使用了“承认”（recognise）的义务条款中，列举了“行动计划的义务”（obligationsofconduct）要比规定“结果的义务”（obligationsofresult）要有可行性也更规范。如该公约第12条第2款所列举的以下行动步骤：（1）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使得儿童得到健康的发展；（2）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3）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疾病；（4）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这些义务比其他使用了“承认”的“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家庭权”、“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免于饥饿权”、“受教育权”等显然更具体更实用更重要，因此，它们属于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加以立即或者尽快实现的义务。而且由于它们属于上文确认的核心的最低标准的义务，因此，对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以公约第2条第1款中的“最大能力”和“逐步达到”条款为借口而对其有所减损。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找到出各种形式的义务表达。第一表现为“确保”（toensure）和“给予”（toaccordorgrant）的规定，如该公约第16条第1款“保证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和家庭权”和第7条“男女平等的投票权”等；第二存在“采取”（toundertake）的表述，如该公约第2条a-d项下的义务，还有公约第14条第1、2款关于采取措施消除对农村妇女歧视的规定；第三还有“采取一切适当措施”（totakeallappropriatemeasures）的表述，如该公约第3条、第5条b项、第6条、第8条都有这样表述。在这三类义务中，第一类为国家必须立即行动的义务，因此也是可以诉诸司法裁决的；第二类义务需要国家采取某些特别的措施，因此也是可以提交司法裁决；最后一类因为需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需要时间上的期待，因此不适合于提交司法审查。[18]
如果对以上各种义务做进一步的理论归纳的话，可以从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两个方面将之划分为：第一类为“尊重”的义务，面对的是不需要国家采取行为就已经存在的权利，是一种消极的义务；第二类为“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其他人带来的权利侵害，是一种积极的义务；第三类为“实施”的义务，需要国家采取措施去实现法定的权利，也是一种积极的义务。[19]
对上述义务的条分缕析一方面使健康权的概念更加清晰，另一方面给权利的司法救济提供了导引。如果从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的角度看，前者的履行较后者履行更容易为人判断，因此“尊重”的义务也就较“保护”和“实施”的义务更容易为司法所裁断。如果从两类积极义务的比较看，因为“保护”的义务指向的是权利侵害的第三人，而“实施”的义务指向的是具体的系统的政府行为，因此前者较后者就更具体更容易为司法所裁断。
以上分析可见，所谓第一代人权是可诉的而第二代人权是不可诉的观点，第一代人权表现为国家的消极义务，而第二代人权表现为国家的积极作为的观点，是一种简单的武断分类，作为第二代人权的健康权无疑兼备了上述分类的共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对健康权概念的分析，即对其健康最低标准确认和对其义务视角下的分类，使我们看到了健康权在沟通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之间的特别作用。
三、广义的健康权概念
如果说，对严格意义上的健康权概念分
析使我们拉近了第一代人权与第二代人权之间的距离的话，那么广义的健康权观念将使我们看到了第三代人权与前两代人权之间的鸿沟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
如果说科学的进步可以使地球变小的话，那么类似传染病这样的灾难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尽管我们有时并不愿意承认这点。健康，从一个严格的卫生领域的概念，从一个涉及人道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被其他更多的社会目标所覆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内涵丰富化但是内容越加模糊的过程。上一部分的概念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健康权概念的社会化现象将使其作为一个人权概念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是健康以及健康权似乎天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悖论色彩的东西。通则认为，科学使世界变小，而健康权偏偏昭示了这样的道理，传染病使地球变小。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和贸易的自由化，也是政治的自由化，而健康权发展的历程告诉人们，全球化招致了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使健康问题每况愈下。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强者的天下，弱者无外交，但是健康观念下的国际关系则告诉人们：现代传染病的穿透力也会使世界最强大的霸权一筹莫展，再严密的国门也有透风的时候，现实主义走到极端就是理想主义。
限于篇幅，本部分只对广义的健康权进行分析。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新的疾病的爆发，都会威胁到公共健康，因此公共健康领域处于激烈的动态变化之中，与此相应，公共健康作为一个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中，作为人权的健康权也无法一成不变。当我们论及公共健康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大量的社会因素正席卷而来，它们包括：战争、暴力、贫穷、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自然资源、减肥和生活习尚、卫生保健的设施、人口过剩和公民权利等。[20]健康已经不再是没有疾病和身体强健，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被使用于国际和国内。世界上大多数人们不再仅仅依靠于医药服务，而是更依赖于有效率的耕作、分配正义、确保国内和平、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的发展。战争、犯罪、饥饿、贫困、文盲、无家可归、侵犯人权等都给个人和总体的人口健康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许一个医学教授希望安心于自己的疾病研究，并希望提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但是，大量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经济问题的出现，却使使健康问题空前复杂化，使社会问题“公共卫生化”[21].公共卫生社会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导致了这一概念更加不准确，二是使这个概念渗透了更多的政治或其他目标。但是，不可否认，公共卫生社会化也会带来人权观念的重大变化。如果不依靠民主制度仍然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公共卫生的严重恶化就使人们发现，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双引擎拉动才行，既需要对第一代人权的尊重，也需要对第三代人权的承认。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从第三世界发展的切身体验指出：“自由与发展如同鸡和蛋一样是密切联系的。没有鸡你就没有蛋，没有蛋也就没有鸡。类似的是，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你就很快失去自由。”[22]如果说尼雷尔的出发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话，罗斯福总统的见解可能更有说服力。在1941年，罗斯福总统在议会发表的“四大自由”的咨文中就指出：自由不仅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且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在1944年给议会的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没有经济的保障和独立，就没有个人的自由”[23].因此，在人权领域中，代际之间的鸿沟不一定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缩小，但是重大传染病事件甚至环境问题却会产生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渐严重的爱滋病问题，除了需要动员社会的经济资源以外，还使人们日渐认识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缺少只会加剧已有危机。因此人权的“代”本身并没有等级高下之分，前一代人权并不必定比后一代人权重要，后一代人权也并非意味着比前一代优越。[24]这个道理被领悟，竟然是以爱滋病这个人类沉重的灾难为代价！这很有西谚中“通往地狱的道路是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所折射出的另一层道理。
参考文献：
[1]SeeKarelVasak，PouruneTriosièmeGénérationdesDroitsdeL‘homme，inSTUDIESANDESSAYS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REDCROSSPRINCIPLESINHONOUROFJEANPICTET837，839（ChristopheSwinarskied.，1984）。
[2]InitialreportofBelgium，UNDoc.E/1990/5/Add.15，para1-4.
[3]InitialreportofLebanon，UNDoc.E/1990/5/Add.16，para.35.
[4]BrigitC.A.Toebes，TheRighttoHealthassHumanRightinInternationalLaw，byINTERSENTIA，1999，P.170.
[5]TheHagueAppealsCourt，22September1995，TvG，No.1，1996，CaseNo.1996/4.
[6]C.E.S.C.Limitedv.SubbashChandraBose，1992（1）SCC，P.441.
[7]Soobramoneyv.MinisterofHealth（Kawzulu-Natal），1977（12）BCLR1696（SA）。
[8]BrigitC.A.Toebes，TheRighttoHealthassHumanRightinInternationalLaw，byINTERSENTIA，1999，P.8.
[9]WHO，ReviewoftheConstitutionandregionalarrangementsoftheWorldOrgannization，EB101/7，101stSessio，14Nomber1997.
[10]《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中规定：“本盟约缔约国承承担尽最大能力采取步骤或者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立法方法，逐步达到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另外本盟约的第4条还对权利做了限制规定。
[11]Aston，P.，OutoftheAbyss：mitteeon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
ts，HumanRightsQuarterly，Vol.9，1987，P.353.
[12]UNDoc.E/C.12/1990/8，TheNatureofStatespartiesobligations，GeneralCommentNo.3（Fifthsession，1990）。
[13]AndreassenB.A.，（etal.），AssessingHumanRightsPerformanceinDevelopingCountries：TheCaseofaMinimusThresholdApproach，inAndreassenB.A.（eds.），HumanRightsinDevelopingCountries1987/1988，Copenhagen：AkademiskForlag，1988，P.333-356.
[14]MahlerH.，PresentStatusofWHO‘sInitative，HealthforAllbytheYear2000，AnnualReviewofPublicHealth，Vol.9，1988，P.71-96.
[15]WHO，PrimaryHealthCare，1978，Chapter3，para.50.
[16]BrigitC.A.Toebes，TheRighttoHealthassHumanRightinInternationalLaw，byINTERSENTIA，1999，P.284.
[17]Alston，P.，andG.Quinn，TheNatureandScopeofStatesParties：ObligationsundertheInternationalCovenanton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HumanRightsQuarterly，Vol.9，1987，P.185.
[18]Byrnes，A.andJ.Connors，TheAdoptionofaPetitionProcedureunderthe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BackgroundPaperExertGroupMeetingUniversityofLimburg，TheNethe.rlands，29September-1October1994.P.7-14
[19]UNDoc.E/CN.4/Sub.2/1987/23，para140-147，P.28-29.
[20]MarkA.Rothstein，RETHINKINGTHEMEANINGOFPUBLICHealth，JournalofLaw，MedicineandEthics，Summer，2002.S.P.Marks，“JonathanMann‘sLegacytothe21stCentury：TheHumanRights.ImperativeforPublicHealth，”JournalofLaw，MedicineEthics，29（2001）：131-38；
[21]I.H.MeyerandS.Schwartz，“SocialIssuesasPublicHuman：PromiseandPeril，”AmericanJournalofPublicHealth，90（2000）：1189-91，P.1189.
[22]J.NYERERE，FREEDOMANDDEVELOPMENT：ASELECTIONFROMWRITINGSANDSPEECHES，1968-1973，at58（1973）。
论文关键词：健身消费,消费水平,制约因素
1引言
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带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体育消费是顺应我国社会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所以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对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进行相关的研究，从而更加合理地引导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健康发展。本文的研究旨在对乌鲁木齐市健身娱乐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引导作用，同时也是政府对该行业的宏观政策的一个比较有力的依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乌鲁木齐市7区1县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为主，辅以访谈、座谈和个案调查的方法。
3研究结果与讨论
3.1乌鲁木齐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特征
3.1.1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行为与方式多样化
通过对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者消费方式进行调查分析表明：乌鲁木齐市以个人消费形式参与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占17.3%；家庭消费约23.1%。在“其他”一栏中约39.4%，统计分析主要是集中在公益性场所，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鉴于此，这对体育健身娱乐经营者而言应该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课题。因为我们要通过促销的形式来占有更大范围的市场份额，那麽要求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市场锁定，这样我们的策略才是有的放矢，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达到利润的最大化。
图1 乌鲁木齐市体育健身娱乐消费方式统计图
3.1.2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在生活消费结构中的位置偏后性
小康社会初期人们的收入安排还是侧重于吃、穿、住、医疗、储蓄几个方面，在所有消费中乌鲁木齐市体育健身娱乐消费仅排在第八的位置。但就现实而言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在余暇时间都略逊一筹。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在消费行为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享受消费是通过对各种享受资料的消费来实现的，它是保证人们生活消费更加舒适、愉悦、增进身心健康，获取美的享受和必要条件。不能忽视享受消费对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娱乐活动是维持个体身心健康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之一。发展消费是通过对各种发展资料的消费来实现的，它是发展人的体力和智力，开发体力和智力资源的必要条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即由过去基本上着眼于生存资料的消费转向高层次的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这一发展趋势必将导致人们消费结构的变更，消费层次出现新的飞跃。
3.1.3闲暇时间资源短缺性
闲暇时间是指工作、生理需要和家务以外完全供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从整个世界范围的历史看，人们的休闲时间在不断地增加，社会每前进一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延长一次。据相关研究数据，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1500年期间，工匠和手工业者们的出现，为人们省下了大约 17%的时间用于休闲。到 18 世纪 70 年代，原始的蒸汽机将人们休闲时间增加到 23%。20世纪90年代，电子化的动力机器提高了每一件工作的速度，从烧饭一直到交通，使得人们能将生活中41%的时间用于追求娱乐休闲。每周工作时间一直在持续地减少，从1700年左右的72小时到1859年的69.8小时，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40小时。近些年，西方国家有些人在谈论30个小时周工作时间。24小时的周工作时间正在被争论，多种工作形式已经出现。那么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多。乌鲁木齐市现阶段由于经济还不发达，供人们每天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主要集中在1~2小时和2~3小时两个时间段中。不同性别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这2个时间段中女性高达79%，男性为54%。3-4小时时间段中，男性15.2%，4-5小时男性占9.1%，而在这两个时间段中女性均为零。调查显示，女性闲暇时间更少，不同年龄段有其各自的特点：18岁以下44.4%集中在1-2小时。18-25岁有60%集中在2-3小时，这个年龄段也是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主力军。36-45岁、46-60岁这两个段在3-4小时分别高达17%和25%。高于其他年龄段，也可重点开发这个年龄段适合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项目。
3.2乌鲁木齐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制约因素
3.2.1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乌鲁木齐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制约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体育消费价格等方面，它对于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影响很重要。一般而言，国民收入水平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和改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资料价格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资料的价格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善与提高，体育消费资料价格也会随着市场繁荣、产品丰富而降低或趋于合理，并被人们所接受。目前对于乌鲁木齐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而言，价格偏高，收入较少是影响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极重要的经济因素。由于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刚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初始时期，加上居民预期收支的不稳定性和企业经营商的急功近利、价格偏高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居民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积极性。
3.2.2影响乌鲁木齐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其他因素
为分析哪些因素制约着乌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水平，调查中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多角度列出15种最为普遍的制约因素，请被调查者根据个人理解加以取舍并对所选项排序。调查显示：制约乌鲁木齐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因素是多元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支出是价格、收入、偏好、消费者信心、闲暇时间和消费环境等的函数。统计结果显示，乌鲁木齐市居民的选项排序尽管不一致，但差异不大，较为集中的前五项排序分别是价格偏高（70.3%）、收入少（64.8%）、闲暇时间少（59.4%）、缺乏兴趣（22.8%）、无人指导（14.6%）。
3结论
3.1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特征：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行为与方式多样化、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在生活消费结构中的位置偏后性、居民闲暇时间资源短缺性。
3.2乌鲁木齐市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宏观制约因素：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积极性受整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居民体育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受市场因素的制约；居民体育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受多因素影响。总体表现出体育健身娱乐消费与环境的相依性。
参考文献:
[1 ]张贵敏.论健身娱乐消费需求[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1）30~33
[ 2 ]胡小明.小康社会健身娱乐休闲娱乐理论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4（10）8 ~12
关键词：经济学意义人上的生命价值；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2-05
一、引 言
现代社会，涉及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的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各国政府无不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对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等公共事务的管制，以减少人员伤亡，保护人的生命安全，维护人的生命价值。在倡导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当今中国，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各种工伤、死亡发生时，如何赔偿，赔偿多少，如何全面准确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评估政府对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等社会公共事务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理论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课题。实践中，在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时，由于管制经济学在研究生命价值时，往往忽略了哲学意义上人的人道价值、精神价值等，单纯强调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因而无法全面准确把握人的生命价值内涵，难以形成合理的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评价，导致政府财政资金在健康与安全管制领域的配置失当，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的失灵，涉及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的危机事件仍然屡屡发生。对人的生命价值内涵的不同理解，测算出的人的生命价值也不同，从而对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也不能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本研究主要试图从哲学本源上探寻人的生命价值内涵并将其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做出比较，从哲学角度吸取有价值的理念，丰富经济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意蕴，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为有效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提供理论基础。
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文献综述
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往往与货币相联系用货币来衡量，指的是作为个体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最朴素的理解就是一条人命值多少钱。在人的生命价值的实际估计方法中，生命价值指的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平均人”的生命的价值［1］，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确定的人的生命价值。因对人的生命价值认识角度不同，经济学领域对人的生命价值理解差异较大。如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配第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与维持需要花费成本［2］；Engel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它由人的成本价值与人的投资价值两部分构成［3］；Farr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资本价值，即人的未来净收入的现值［4］；Wittisten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与维持需要花费成本与人的未来收入现值之和［5］。可以看出，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混淆了人的生命价值、人的价值与人的劳动能力价值，认为人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人的价值或人的劳动力价值，实际研究的是人的价值或人的能力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经济学意义完整的人的生命价值。近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人的生命价值也有不同的理解，也试图用其他可直接衡量的指标替代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如侯伯纳用人寿保险的价格［6］；明塞尔用人力资本存量［7］；Grammond和Bogart用死亡和伤残所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8-9］。他们将人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人的生命定价实质就是对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定价。由于没有准确把握人的生命价值内涵，所以也就没有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国内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王亮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在不同的行业人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其中又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含义为，人在其一生中通过合法手段为自己及其家属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和财富；第二层含义是指，一个人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和财富，也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经济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之和；第三个层次的概念是最宽泛的，即认为人的价值不仅包含一个人生前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和财富，而且还应包括其身后所创造的收入和财富”［10］。陆玉梅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因工死亡职工少创造的个人收入+生前培训所投入的费用［11］。卓志用工作损失价值、赔偿费、部分培养费三者之和来衡量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12］。国内学者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实际是将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等同于人的能力，或等同于劳动力价值或等同于人的人力资本。可以看出，这些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全面的，都没有全面准确揭示人的生命价值真谛，因而对于同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估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理解人的生命价值，试问一个刚出生没有劳动能力的婴儿、残疾人、精神障碍者或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他没有劳动能力，没有人力资本，不能创造任何经济价值，难道就没有生命价值吗？对其造成伤害、伤残或意外的人身伤亡就可以免责不赔偿或减少赔偿吗？显然，这种低估人的生命价值的态度与行为是违背社会良知与人类的道德底线，有漠视人的生命之嫌，在法理上也是缺乏依据的。当前，经济学领域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普遍接受的是Schelling的观点，即认为就是社会为避免或降低某种死亡或风险时所意愿付出的成本［13］。这种观点实际上假设，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是随着生命危险概率的增加，呈现一种线性递增的关系。Schelling所说的人的生命价值，只能是在一定的风险概率条件下，个体所索要的价格，而并非真实意义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
经济学中的不同应用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都有自己特定的根据，因而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为了分析某一特定的问题而侧重于人的生命价值的某一方面理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某一方面的理解上升到惟一的、绝对的地步，用于指导政策实践，那就是错误的。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的终级目标是实现人的生命价值，保障人的生命安全与幸福，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在评价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时，从理论上需要对人的生命价值做出完整的解析。人的生命价值除了经济价值外，还有其他层面的深刻意蕴。人的生命价值有多个维度，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并不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全部。如果用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取代人的生命价值，则是矮化、低估了人的生命价值，是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就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而言，单纯人的劳动能力或人力资本水平或创造的收入与财富也并不是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全部。衡量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主要就是衡量这些政策多大程度上实现并保障了人的生命价值，仅仅衡量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并不能对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具有不可逆转性，人的生命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也是人的一切权利的载体，人的生命终止了，人的生命价值、人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从伦理的角度看，人的生命是无价的。由于生命不同于实物资产，不存在交易市场，也就没有生命价格。这就造成了在评价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时评估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难度，但至少知道有众多因素影响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例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政府的公共治理、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质量、个体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收入、遗产及所从事的行业等等都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水平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影响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延续为前提的。所以，人力资本水平或劳动力并不是影响或决定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惟一因素。要全面合理评估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全面地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理论上首先要从本源上探索人的生命价值意蕴并厘清其与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从哲学角度吸取有价值的理念，丰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三、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有多层含义，出于研究的需要，没有必要罗列出其所有的价值，基于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评价，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含义：
1.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的统一
如果按照马克恩主义价值观，从主体、客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界定人的生命价值，很自然会将人的生命价值表述为，人的生命价值就是以人的生命作为客体为满足自己、他人与社会而被自己、他人与社会需要的有用性。这种表述揭示的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即人的生命作为手段、工具的价值。事实上，人不仅是手段，人还是目的，人应当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一切价值都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不管是手段还是目的，其前提必须是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能够维持延续。所以，人的生命价值除了生命的效用价值外，还应包括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即人道价值［14］。所谓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也称人的生命的人格价值或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15］，它指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即人活着，人就具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形式。对于一般的对象来说其存在与否，同其是否有价值是两回事。客观存在着的东西，对人来说未必都是有价值的。但就人而言，他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所有的价值关系都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人的生命存在是一切价值关系存在的基础与前提，所以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强调的是某一生命个体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有用性，产生效用价值的基础首先必须是有人的生命存在。一个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的大小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人的生命存在是价值产生的载体，有了人的生命存在，才谈得上主体与客体，谈得上某一生命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意义或有用性。一般而言，个人的生命活动对自己、他人与社会的贡献越大，人的生命作为客体对满足自己、他人与社会的需要程度越强，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越大。只要人的生命存在，即使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为零，但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也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就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而言，不管其体格是否健全，身体器官是否完整，即使他没有任何能力为社会、他人与自己创造财富，只要他活着，他的生命存在，他就具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生命的人道价值就一直存在［16］。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强调，人不分民族、国籍、贫富、贵贱、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社会贡献的大小等都应享有同等的尊严与权利。因此，尽管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不同，但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等价的、平等的、没有差异的，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正是由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存在，才使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是等价的。所以，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产生的基础，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相统一。
2.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是人的生命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
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于作为主体的自身需要和作为主体的社会需要的满足。根据主体的不同，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可以分为生命的自我价值和生命的社会价值，完整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应是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和生命的社会价值的统一。所谓生命的自我价值是指生命活动对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满足，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是指生命存在对他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满足，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对他人、社会所具有的贡献。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其生命的价值也就越大。就生命的自我价值而言，人的生命活动越能满足其自身的各种需要，其自我价值就越大。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受到人的生命长短制约，但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不受个人生命长短所限制，它既包括个人生命存续期所做的贡献，也包括死后其生前的成就、贡献和对社会的影响。有些英年早逝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尽管其生命的自我价值短，但其对后世的贡献与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而其生命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在价值形态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又具有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种形式。对任何人而言，这些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价值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是不同的。一个人活着，即使丧失劳动能力不能自食其力，不能为自己与社会创造任何财富，即使他活着是一种痛苦，感觉生不如死，但他活着对家人、朋友可以起到精神慰藉、寄托的作用或起到一种凝聚作用，尽管其生命效用价值中不存在物质价值与自我价值，但生命的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却依然存在。
四、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比较及其意义
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不完全等同，但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基于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评价研究的需要，可以将二者之间的众多相同与相异之处，做一些比较。
首先，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了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相当于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但这只是哲学意义中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可近似计量的那部分货币价值或物质价值如自我经济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所以，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二者并不完全对等。
其次，在人的生命价值中，人道价值是基础，效用价值是人道价值的延伸。也就是说，从人道价值看，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或者说人与人之间都是一样的，无贵贱之分；但从效用价值看，人与人之间是有量的差别，即在前者基础上呈现出量的差异。
再次，对于生命价值中的人道价值，它是属性变量，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是一个数值变量，二者完全是不同类的两个变量。管制经济学要对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进行直接量化分析确实困难。由于难以用货币直接计量或无法定量分析，在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研究中完全将它忽略了，对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几乎是将人的生命视同“自然物”一样来对它定价。哲学意义中“人的生命无价”，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而言的。人只要活着，他就有做人的尊严与权利，就要求其体面、有尊严地活下去，要求享有人的一切自然权利。
另外，对于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精神价值，或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中的非经济价值，无论是在已有的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概念，还是在其评估方法中，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但这些非经济意义价值又确实存在，对某一特定的人来说它又是有意义的。
最后，在不同领域中，强调人道价值和效用价值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或趋势来看，人道价值将不断凸现，而效用价值将不断淡化，但这只是人们的理想，它只能作为人类的一个追求，至少现在及能预见到的未来是如此。
在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多个维度中，并不是人的生命的各种价值都可以评估，只有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经济价值可以评估，但人的生命尊严、生命权利是无价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无法用货币衡量，在评估与对待人的生命价值时，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或忽略人的人道价值；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就可奉行物质至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随意践踏人的生命尊严、冷漠生命、甚至对人任意杀戮。相反，正是由于人的生命具有人道价值，才使人的生命价值具有权利至上性，人的生命权成为人权的最高体现［16］，人生而平等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将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等同于人的生命的全部价值或将人的价值等同于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都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现实中，人们往往注重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物质价值，却忽视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有时过分强调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一味要求人对社会作贡献，而对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却避而不谈，这实质是纯粹将人的生命视作一种工具，这种对待人的生命的非科学态度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现代文明社会要求将人当“人”看待，重视人的生命，善待人的生命，而不是将人仅仅当作工具，更不能将人的生命当作服务于某种利益或牺牲他人的生命去维护部分人生命的工具。如何对待人的生命，现代文明社会存在一种基本的生命伦理观，即人的生命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生命，任何生命个体都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他人、社会或其它事物的工具；人对其生命只有自己才有决定与支配的权利。在人的生命价值的理论研究及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实践中，任何将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割裂开来，只片面强调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自我价值或社会价值，或只注重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物质价值而忽视其精神价值，并不是对待人的生命价值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没有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所以，在政府健康与管制政策效益评价研究中，要认同经济意义人的生命价值与哲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尊重生命、以人的生命为本，强调生命的人道价值与精神价值，结合哲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意蕴，丰富经济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内涵，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全面合理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
参考文献：
［1］
程启智.人的生命价值理论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6）.
［2］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M］.陈冬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 Engel，E.DerWerthdes Menschen ［J］.Verlagvon Leonhard Simon，Berlin：1833.
［4］ Farr，W.Equitable Taxation of Property ［J］.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s Society，1853，（16）.
［5］ Wittisten，T.Mathematische Statistik undderen Anwendung Auf National-Economy and Versicherung-wissenschaft ［J］.Hahnsche Hofburch landlung，1867.
［6］ S•侯伯纳.人寿保险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7］ 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M］.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8］ Crammond，E.The Cost of War ［J］.The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ety，1915.
［9］ Bogart，E.L.Direct and Indirect Cost of the Great World War［M］.New York:Oxforld University Press，1919.
［10］ 王亮.生命的经济价值解析［J］.开放导报，2004，（2）.
［11］ 陆玉梅.人的生命经济价值的探讨［J］.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8，（3）.
［12］ 卓志.人寿保险经济分析引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13］ Schelling，T.C.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A］.Samuel,B.Problems in Public Expenditure Analysis［C］.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8.
［14］ 万慧进.论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人的生命价值概念质疑［J］.医学与哲学，1999，（3）.
［15］ 崔新建.略论人的价值［J］.人文杂志，1996，（3）.
［16］ 甘绍平.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理念［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3）.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Value of Human
Beings i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Based on Evaluation of Health and Security Regulation Efficiency
HuangWan-huaChengQi-zhi
（School of Economics，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China 43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