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9 07:45:59
《南京大屠杀》这部电影，深刻地反映了日本人在中国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一个怀孕六个月的日本孕妇，一个就要当妈妈的女人，日本人都没有放过，用恶毒的一脚，差点要了他们的命，孕妇那撕心裂肺的叫喊，却没有唤醒日本人那一丁点儿的良知。还有那一群又一群、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被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一个又一个的亡灵找不到去天堂的路，因为他们心中积满了仇恨。日本人如那疯狂的恶魔，杀人不眨眼。我不想再看下去，我不想再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同胞倒下。
屠杀、抢劫、强奸等一系列的罪恶行为，却被那血腥的日本人当成是一场游戏。仅仅六周，日本鬼子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三十万人以上，三十万人以上啊！
南京大屠杀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屠杀行动，而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行动，为了自己的野心，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成为刀下亡魂，那流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血啊！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反抗？难道中国人是这样的懦弱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心有不甘啊！
今年，日本又在中国的钓鱼岛滋事，日本这个东瀛小国是在向我们中国挑衅，还以为我们懦弱，不堪一击，他们错了，如今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就如那睡醒的雄狮，一声长吼必定惊天动地。
走过的七十几年，中国经历了多少的磨难，忍受了多少痛苦，中国在苦难中磨砺了意志，在失败中找到了自我。生于忧患，中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这个曾经让世人瞧不起的国家——中国，逐步发展，日夜腾飞。
岁月的蹉跎，洗不净日本人手上的血腥；时间的流逝，抹不去中国人心中的仇恨。中国人啊！请记住南京大屠杀中所受过的一切屈辱，因为只有铭记历史，我们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600字（二）
今天，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看电影，片名叫《南京大屠杀》，看完后，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浓烈的尸臭与血腥迷漫了南京城，黑暗与死亡笼罩着惊慌失措的人们。难民们不知所措的狂奔逃命，哭喊声，惊叫声，和那一双双失神的眼睛，饱受摧残的憔悴的面容，更给这城市添了几分恐慌。此刻，明朝的墙，清朝的庙，还有那五千年的繁荣与辉煌，都在这混浊不清的分不清天和地的世界中晃动，消失。
只有那血红的太阳旗在污浊的空气中耀武扬威的飘舞。令人触目惊心的杀戮在街头巷尾进行着。我身临其境般地目睹这场残无人道的大屠杀，心几乎走向崩裂的边缘，心中热血沸腾，掀起阵阵的愤怒。那是一场中华民族遭受的浩劫。30万 呀！！！ 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若大的南京城被死亡的阴云重重笼罩。遭受洗劫的又岂止是一个南京？日本侵略者的兽蹄践踏着东北三省，华北平原，甚至大半个中国。这真是中国的耻辱！
一个曾经拔萃与世界民族之林的泱泱大国，居然遭到小小日本的百般蹂躏！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落后就要挨打！日本人曾狂妄地认为屠杀可以征服一切，但中华民族的血能够白流吗？华夏大地掀起了革命狂潮！
在那短短的8年中，中华儿女献出了无数不屈的灵魂和钢强的躯体，拯救着这古老的民族。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日本侵略者早以被英勇的中国人赶出了神州大地，今天，我们不可能向日本发动一场报复性的战争。我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从国力上超过日本，赶上世界。这样，才能告慰那残遭劫难的30万英灵。
但令人心痛的是，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及日本比较，我们还多有不及！当年落后就要挨打，如今落后就必遭淘汰。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为历史谱写新的辉煌，像我们的祖辈那样，把青春和生命融入这场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改革之中！
南京大屠杀观后感600字（三）
70多年过去了，南京城恢复了往日的生气勃勃，和平繁荣。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了，经济加速了空前未有的发展，生活也渐渐好了。可曾经日军对人们精神的践踏却永远遗留幸存者的内心。
70多年过去了，南京城以和平繁荣发展的面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让世界让世人一次又一次的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7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学习了温书林作者所写的《南京大屠杀》这篇课文，当年这篇课文也有力的回击过日本右翼分子企图歪曲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一真实之史料，今天，我面对昔日的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面对日军，不，不是！面对的是日本鬼子是人兽。学习南京大屠杀，说实话，给了我对日本，日本全国有了一种更深的仇恨。
解析这篇课文，面对的是作者一个又一个铁证如山的史事例子，面对那一长串令人发指的数字说明，被人兽不如的践踏过的幸存者，特莉萨英格尔小姐的真实记载英文日记，有良知的日本二战战犯的自己的真实述说和日本随军记者的真实存在的报道与不可否认的照片，险逃恶魔屠杀的国民党战俘的真实回忆。
面对这些，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课铃响了，老师去了，教室又开始热闹了，而我却依旧在回忆回想那一段停流于岁月当中的历史，那种愤怒，那种感受，那种心情，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更非别人所能感觉的，正如作者所说"又绝非笔墨所能形容。"
那一段短短的下课，我回顾了很多存放在自己脑海之中对日本所了解的历史。回想到了最初，据说，秦朝时期，秦国2000多人乘船横渡来到生活生存。回想到，唐朝时期，唐朝当时世界超级帝国也并没有嫌弃当时日本这一小国，帮忙他们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帮忙他们改善国内生活水平。回想到，南京大屠杀，历史性转折，日本人既恩将仇报，养狗咬主人，看着中国渐渐走向落后居一次又一次的往下脱落水。回想到现在，日本依旧不正确面对历史，企图歪曲历史否定历史，更还企图偷窃中国的钓鱼岛。
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家里老人讲过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读书之后，通过课本、纪录片等，我对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行有了深刻、全面的了解。日本鬼子烧杀淫掠的野蛮行径让我愤怒，被残害百姓的悲苦境况让我心痛。其中，“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名词更是铭刻在我全身的骨子里，永生不能淡忘。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首都南京后六个星期内。在这六个星期里，日军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在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
站在大屠杀纪念馆门口，原先我欢乐的心情立刻被沉重和肃穆的心情所替代。黑色的大理石铸成的人物雕塑，让我感觉到日本鬼子刺刀下那一个个让国人悲哀、痛心的生命个体在无助、绝望地哭泣。走进大屠杀纪念馆，我被眼前生与死、悲与愤为主题的悲苍景象所震撼。遇难同胞“300000”的字样已经让我触目惊心，而当我看到室内天花板上一颗颗星星忽明忽灭的情景时，当我听到每12秒钟就有水滴滴落划破死一般寂静时，我为那些在日本士兵屠刀下一个个逝去的生命感到痛心、流泪。30万个生命，就这样以平均每12秒一个的速度被恶魔夺去，这是何等的灾难啊。我以缓慢的步伐，关注墙上、玻璃陈列柜里的所有历史照片、历史遗物、历史视频和历史模拟场景。刻入我脑海的，是一段段被日军飞机轰炸倒塌的南京城墙，是一张张日本鬼子杀人奸掠的狰狞面孔，是一幅幅遇难同胞生前遭受凌辱虐杀的惨痛场景，是一个个填满尸体混着血肉的死人坑……我的心在流血，我的眼睛在流泪，我为中国那一段惨淡的历史感到悲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绝人性感到愤怒，为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亡灵痛心、祈祷……大屠杀纪念馆我参观了许久许久，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灵魂也接受了彻底洗礼，我的思想也变得更加理智、成熟。
了解这段大屠杀历史的真相，并不是要让我们记住这段仇恨，然后有朝一日侵入日本报仇。真正的意义是，我们需要从这段惨痛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总结原因，然后更好地去面对未来。
中国为什么会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什么中国平民会被日本鬼子肆意屠杀？我想，这与我们当时国家的软弱和腐败的政府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由于贫穷落后，饱受列强凌辱侵犯。国力的衰败，让明治维新之后日渐强盛的日本帝国主义觊觎我们中华物产与资源，使他们针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对外实行妥协投降政策，对内实行镇压、剿灭共产党政策。虽然南京大屠杀时国共已合作，但是国民党其本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剥削人民百姓的性质使它不敢也不会依靠人民群众去抵抗日本侵略。它只依靠军队片面抗战，在武器装备落后日本的情况下，粉碎日军进攻是不可能的。另外，国民党政府出于全国抗战的战略需要，主力军队放弃部署在南京，使日军能够很快攻入南京，从而造成“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中外的惨案。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中国近代屈辱史最精炼的教训总结。敌人是贪婪的，罪恶的。所谓以文明者自居的西方国家，都是一群在他国侵略的强盗。他们国内人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民主，都是建立在他国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之上的。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却没有国防力量来保卫，所以不可避免成为列强抢劫的对象。
虽然近代侵略国武力强盛，中国国力衰微，但是，中国人民是顽强的。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必然的，但也孕育着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萌芽。中国人民虽然是顽强英勇抵抗的，但是居于中国统治地位的却是地主阶级，后来又多了官僚资产阶级。这些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的政权建立在对内镇压、绞杀人民革命、对外妥协投降的基础之上。中国各阶级的不统一，使中华民族没有能够形成爱国统一战线，并最终不敌侵略国家。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取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样一场持久浩大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形成的爱国统一战线分不开的。而促成这个统一战线的成立，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国民党合作，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了战场，结合当地人民群众，对日本鬼子进行了一系列攻击，牵制、消灭了相当一部分敌军。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日军在与中国长时间的相持阶段逐渐崩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到“南京大屠杀”，就联系起了抗日战争，联系起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史。之前的历史让中华儿女悲痛，而后来的历史让我们感到欣慰和振奋。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从此，中国的土地再也没有被侵略者践踏过，中国人民再也没有被糟蹋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收拾了近代中国的烂摊子，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多个五年计划的实行。领导科学家们研制核武器和导弹，更是巩固了国防，维护了国家的和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更是日益增强，在国际日益凸显其重要的影响力。目前的中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我们今天的幸福，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先人们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作为新世纪大学生青年，我们应该牢记屈辱的历史，痛定思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为祖国的富强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只有这样，我们先人的鲜血才没有白流，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在天之灵才会安息。
一个无辜的声音在绝望中呼喊着，地上洒满了鲜红的热血，天空已没有之前那么碧蓝，花草也没有之前那么芳香。空气中弥漫着炮弹激战过的硝烟味，浓烈的尸臭与血腥味，一个悲惨的世界浮现在眼前。1937年12月13日，想必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今天吧！这天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日军攻击南京城。我曾经看过这部电影，当时我是怀着沉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电影院。因为我早已感受到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气息。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站南京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不忍睹的大规模屠杀，他们还将南京民众以铅丝捆绑，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日军杀害活埋共30多万人。看完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心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胸中热血沸腾，掀起阵阵心潮，似乎有千言万语，却一言难尽。我仿佛身在那个世界里，眼睁睁地看着南京青年被杀害，小孩被无情的日军用炸弹炸死，而我却无能为力。他们把孕妇腹中的孩子刺死，我替那个还没有见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就被死神召唤的婴儿感到哀伤，替那个快要做母亲的孕妇感到痛苦。被抢走的牲畜无奈的叫着。我恨日军，恨他们的冷酷无情，卑鄙，无耻，下流。每一次的枪声仿佛子弹射入我的心脏，每一刀的刺杀仿佛我的心脏感受到了刀的冰凉，当南京民众被日军用机枪扫射而倒下时，仿佛在我心上的伤口洒上一把盐。看到我军成为日军的俘虏，我的灵魂早已飘逝。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悲愤，哀伤。可是，痛恨有用吗？我们能改变历史吗？难道我们要对日本用报复的形式来发泄自己的悲愤吗？不，都不可能，日军以为一次屠杀就能让中国向日本屈服，他们妄想，中国式一个有骨气，有志气的国家，怎会向他们永远低头。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生活在和平阳光的普照下，我们很幸福，但是，我们却要深切记住沉痛的历史，不能忘国耻，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刻苦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学习科技文化知识，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以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祖国富强，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从此，中国的胜利将是日本噩梦的开始。
贵州贵阳云岩区贵阳市云岩区西瓜村学校初二:叶祯琳
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通过电影的形式不仅仅是人们对惨痛的民族苦难史的缅怀，更是在新的话语语境下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与再书写。本文以《南京！南京！》（2009）、《拉贝日记》和（2009）《金陵十三钗》（2011）这三部具有新世纪特色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作为分析对象。从构图、剪辑、摄像机位等角度，进一步通过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出现的日军屠城这个主题场景进行分析，并以此探究在新世纪电影拍摄技术技巧大幅提升和表现主题多元化背景下，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呈现方式和叙事主题。希冀能够总结探究南京大屠杀电影的表现规律，为今后的同类型电影提供参考。
一、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屠城场景分析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属于严肃题材，除了有严谨的历史档案记录还有少数人幸存者仍健在，所以一直以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呈现出强烈的记实性和现实主义风格。但在新历史语境下，《南京！南京！》（2009）、《拉贝日记》（2009）和《金陵十三钗》（2011）这三部电影在表现南京大屠杀题材呈现出新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银幕书写。就像新历史主义所标榜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所以，分析新时期这几部影片如何运用电影语言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常出现的日军屠城场景呈现手法是十分必要的。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荧幕书写中，最常见和最鲜明的就是日军屠城场景。一般的电影在表现这一主题时经常采用特写镜头，一种是对日军屠杀时残暴表情、民众被杀时无辜表情进行人物特写，运用对比的方式表现日军的残暴；另一种是对刺刀、子弹、机关枪、活埋的铁锹、泥土等物体的特写，这种非正面的特写镜头使影片减少了大屠杀时的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却更加含蓄的表现日军的凶残，同时有这种模糊的表现更能引起观众对战争的思考。有的电影也以这种手法为后面表现中国人顽强的生命的或熊熊的革命火种作了情节上了伏笔。电影《南京！南京！》《拉贝日记》和《金陵十三钗》中都也多次运用过这种表现手法，但这三部电影在这个主题的银幕呈现上又有新的创新。
《南京！南京！》是以日本士兵角川为视点，在日本兵发现安全区后，影片采用全景镜头表现安全区里难民数量之多，又通过对小女孩的特写镜头，她看到无数双手举起投降后带着不解的神情也不明就里举起了手，以此表现民众无辜和迷茫。由此对应的是日本兵的镜头，有些晃动的镜头和快速的面部特写的剪辑，表现了日军在面对人数众多的平民时心中的震惊、害怕和紧张之感。在影片中出现的对天空鸣枪恐吓平民并不是常识中认为的炫耀武力，而是影片中日本兵为害怕的自己壮胆之举。在角川等士兵在某处巡视受到一群中年妇女的推搡阻拦时，角川对着一个告解室扫射，目的是阻止混乱，却没想到告解室门打开后鱼贯而出被打死的很多女子尸体，那些阻挡的妇女趴在她们身上痛哭。导演采用两组正反打镜头，突显角川的惊讶的神情和妇女的悲伤哭喊，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目的和动机。《南京！南京！》用这种巧合屠杀的历史叙事颠覆了观众的历史认知，消解了日军在大屠杀事件中的刻板的凶残形象，从而提醒观众从更多元而不是以刻板的视角去评价南京大屠杀事件。
《拉贝日记》电影对于日军大屠杀并没有正面的描绘，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来交代屠杀事件。第一种是在彩色影片中插入黑白的战争场景，影片讲述了纳粹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建立难民营保护南京平民的故事。影片中日军屠城的场景采用了历史上真实纪录片剪辑而成。黑白的色调和颗粒状不清晰的画面一方面巧妙的让影片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另一方面纪录片场景的加入使影片更加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影片的这种手法带有强烈的对比性的隐喻：黑白的屠城画面与拉贝救助中国人的彩色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象征着在日军入侵后的南京市黑暗的命运和在拉贝帮助下的南京有了希望的色彩。另一种表现手法是用拉贝的视点来表现日军屠城的残忍。拉贝的司机因为没有听懂日语留在车上，被送到日军的刑场。拉贝来解救司机时，电影采用拉贝的视点，透过门上的缝隙看到司机被杀的场景，画面多数被木板挡住只留下狭窄的一块长方形画框，狭小的空间和大部分黑色的栏杆对视线的阻挡，营造了恐怖和紧张的气氛。司机背对着摄像机，挣扎然后被砍头，然后接拉贝门外的中景镜头表现他着急却无奈的心情。在拉贝进入刑场时，同样也采用他的视点捕捉了日本军官杀人军事竞赛和无数等待被杀的中国俘虏。以及最后挑选拯救士兵时看到自己司机的头颅的镜头特写，突出的表现了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残暴。由于影片采用的是拉贝的视点，他即非施暴者，又非受害者，所以这样的手法使电影有了一种更加客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南京大屠杀事件。跳脱了以往站在受害者角度拍摄电影中出现刻意丑化扭曲日军形象和以受害者形象夸大表现受害场景的主观视角。
《金陵十三钗》同《拉贝日记》在表现日军屠城上既有相同也有差异。二者同样都是以外国人的客观视点来表现这一主题，《金陵十三钗》采用的是美国人约翰・米勒的视点，但与《拉贝日记》不同的是《金陵十三钗》同时也穿插了中国女学生书娟的视角点。从影片开始，画面以灰色调为主，在弥漫的大雾人物轮廓逐渐显现，同时加上带画外音“炸了20多天，南京到底被日本军队攻破了”使观众如同亲历现场一般增加的影片的真实感。影片采用慢动作的手法拍摄书娟等女学生奔跑的场景，晃动的镜头和喘息声以及灰色调的画面，增加了电影的紧张气氛，为后面表现日军的凶残提前做了铺垫。电影采用书娟和约翰两种视点，使影片从不同角度对日军屠城这一事件进行描绘，使影片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力。
二、 新世纪对大屠杀的新表现形式
（一）人物刻画的平民化、圆形化趋势
在以往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几乎都会出现带有“高大全”性质的英雄形象和符号性的凶残日军形象。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少了一些守卫南京的“高大全”式的民族英雄的政治的符号，更多刻画的是大屠杀中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这既包括了受害民众也有日本人的形象再塑造。例如《金陵十三钗》这部影片中将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物――作为影片的主体来表现，而且对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其英勇就义的行为大加褒奖和歌颂。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主体已经不再是那些所谓的抗日英雄，也不是“高大全”式的民族楷模，影片开始关注一些在大屠杀实践中在具有生命力但身处社会边缘的普通生命个体。
在此前的电影中，一般创作者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为突显大屠杀事件的悲壮往往将日本侵略者符号化和脸谱化。在《小说面面观》中福斯特指出：“扁形人物又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型而被创造出来的。”[1]以往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日军形象一般被贴上凶狠、残暴的标签，但在新世纪的影片则呈现出日军形象圆形化趋势，在塑造日军方面更多的加入了对人性和对战争的思考。例如《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角川因为无力阻止大屠杀、无力挽救更多无辜平民而谢罪自杀。《金陵十三钗》长谷川大佐塑造为受高等教育，懂音乐有教养的日本军官，并作出善待对教堂女学生的举动。这样圆形的日军形象消解了以前符号化的日军形象，以另一种角度挖掘这类人物人性的一面，使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进行评价和反思。
（二）战场表现快节奏剪辑和多元化趋势
在以往表现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屠城场景通常手法也比较简单，往往是固定好摄影机位置，然后用特写的镜头纪录日军开枪的画面，接着再切换到无辜民众惨死的表现，通常就是喷火的枪口以及一些烟火，最后通过尸横遍野的全景镜头和日本人胜利高呼的镜头对比，一场小型屠杀场面就表现出来了。
影片《金陵十三钗》由美国团队制作，所以受好莱坞战争片强调逼真性、震撼性影响，抛弃了以往写意性的屠杀场面，注重屠城场景的逼真再现，还原了战争的残酷性。为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影片投资近6亿，不论是画面呈现和音乐编配都有极强的视听震撼。
为了吸引观众和抓在观众眼球《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拉贝日记》电影节奏很快，镜头比较多，多采用正反打的镜头剪辑，生动形象地表现日军屠城和平民受害，一反以前南京大屠杀电影中的采用全景镜头表现尸横遍野的场景和教科书展示式的剪辑受害者被残害的镜头。这三部电影的视点也有新突破，抛弃了以前常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点，采用了日本人角川、德国人卡贝、美国人约翰和书娟结合的视点。这样不仅使影片更容易表现人物情感和对屠杀的反省，也从使电影从不同维度、不同文化角度表现对大屠杀的思考。
三、 探索中的不足与未来发展趋势
《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拉贝日记》这三部电影在表现南京大屠杀题材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在电影表现上进行了探索，但影片还是有很多的不足。《金陵十三钗》在美国票房惨淡，《南京！南京！》中中日对立不再鲜明，但是在日本人们依然拒绝接受，在中国也是反对呼声为多。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出现了在规模特效技术上偏向好莱坞趋势，但由于欠缺投资额度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电影中的动作设计上，多数模仿香港电影枪战方式，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却破坏了真正战争中的实感。对比表现屠杀犹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单》，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深耕细作和创新。
面对这样的现实，未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再创作：一方面是深入挖掘史料，另一方面是选取大屠杀事件中表现中国民族性格和普世价值的地方加以展现和深化。
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史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由此可见，史料是电影创作的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的宝藏。电影剧本和情节的设计需要再次回到史料中细致研究，会挖掘出很多值得电影表现的史料。在历史上的南京经过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其中不论是平民的逃亡、军人的战斗还是西方人道主义救助，这些事件综合起来所蕴藏的战斗力、智慧和情感都十分具有艺术表现价值。而且很多细节在现在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中还没有涉及到，所以而真正回归到历史中去深挖细节是这类电影创新之路之一。
南京大屠杀事件距现在已有些许年代，让大屠杀这类电影能够引起当下观众的喜好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影片要包含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透过历史能够与当下人群找到精神契合。同时还要注重挖掘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普世价值，更能帮助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走向世界，启发人们反思战争和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一
“holocaust”(大屠杀)原本是一个以希腊语为词源的普通名词，由两部分“holos”(全部)和“kaustos”(烧烤)构成，意思是完全烤熟、献祭给众神的牲肉，后来引申为大规模屠杀(genocide)。在“二战”中，这个词的“H”被大写，并加上了定冠词，成了“the Holocaust”，被屠犹事件所专用。这不仅仅是个词语使用的变化，它关乎到对当代西方文化意义影响深远的一场运动，用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G.Finkelstein)的话说，是蒸蒸日上的“犹太大屠杀产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这个单词被西方社会的历史和道德话语征用，赋予了排他性，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大屠杀，均没有资格享用这一称号。同时，它也被塑造成道德标尺，即“theHolocaust”是大屠杀的最高级，其他屠杀只能根据规模和邪恶程度，依次向下排序为genocide。atrocity，massacre等。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历史档案里，被归入“massacre”级别，称为“TheNanking Massacre”。至于如何判定什么样规模的屠杀、或怎样的罪行可定义为“ge nocide”、“atrocity”或“massacre”，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犹太人大屠杀(The Holocaust)似乎已经无可争议，它是独一无二的，占据着道德与罪恶评判的制高点。
所谓“独一无二”性，犹太历史学家史蒂文・卡茨(Steven Katz)对此有最系统的论述。他在《历史语境中的犹太大屠杀》(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一书中，援引卷帙浩繁的史料力图证明，历史上以前没有任何国家制定并实施过灭绝一个种族内所有人的政策，也没有任何一场屠杀的人数达到600万。另一证明是，欧洲人几千年来对犹太人的非理性憎恨，在纳粹德国达到了最高潮。所有这些都说明犹太大屠杀独一无二。法国著名电影导演朗兹曼(Claude Lanzmann)曾带着他的经典居犹纪录片《浩劫》(Shoah)到中国放映，当中国观众拿南京大屠杀与屠犹做比较时，他大为光火。认为南京不过是个策略性的战争行为，与犹太大屠杀的极端性和神圣性无法比拟。
实际上，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两面，既在具体时空中千差万别，又与其他事件有种种暗合。关键要看谁会把其中一面单拿出来，为某种目的着意强调了。犹太知识界也不是一贯强调屠犹的独特性，诺维克(Peter Novick)和芬克尔斯坦等犹太学者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问，美国犹太人非但不谈论大屠杀的独特性，相反，倒是很希望主流社会认可它的普遍性。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美国公共领域几乎看不到多少屠犹的文字，一两部有影响的出版物，如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埃希曼》(1963年)，也只把犹太大屠杀作为一切专制体制下的罪恶，犹太人作为牺牲品只是偶然被选择的，全书指向人类普遍和平庸的恶。对战后犹太人的沉默，一般流行的解释是，幸存者在大屠杀后，心中隐忍巨大的创伤，所以才压抑痛苦的记忆。但芬克尔斯坦却认为，这20年的沉默是美国犹太人的一种生存策略。“冷战”初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不遗余力地拉拢阿拉伯国家，而冷淡以色列，打算与阿拉伯国家一起把苏联挤出世界石油宝库。这一时期，美国犹太精英们选择“忘记”犹太大屠杀，也不为以色列的建国拓疆呐喊助威，而是不声不响地融入美国社会。不给美国外交政策制造不和谐的噪音，生怕主流社会说犹太人是个麻烦。并且，他们配合美国与西德的紧密联盟，一起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提及犹太大屠杀时，他们也从不点明欧洲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持续两千多年的驱逐与迫害，而只谈纳粹法西斯专制的残暴，这样，就把屠犹普遍化为一切暴政的罪恶了。
二
“冷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在西方社会是被遗忘的。由于日本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前哨，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屠杀中国人的历史，被深埋在堆积如山的“二战”档案最底层，难见天日。近些年来，由于相继出现了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才再次被激活，拍摄了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1982年)、故事片《屠城血证》(1987年)和故事片《南京大屠杀》(1995年)等电影，兴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见证历史，勿忘国耻，揭露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侵华历史的企图，是这次大屠杀宣传的诉求。但并未引起国内公众的多少关注，对日本右翼的遏制也主要通过外交手段。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是区域性话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至多也只是中日双边关系的议题。大屠杀被看作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具有哲学意义，无法提高到人类生存境遇和普遍经验的高度。然而，与此同时，屠犹话语却经历着不断反思、一次次演变，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创造着一个个新意义，影响了几代人对历史的思考。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后，中东形势出现了逆转，新生的以色列国显示出巨大的军事潜力，重创了阿拉伯联盟，中东格局彻底改变了。美国这时站在以色列一边，将它作为插入中东腹地的利刃，毫无保留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犹太人扬眉吐气了，不用担心被怀疑对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忠诚，现在支持以色列就等于给美国的中东战略打前哨。以色列国简直成了美国犹太人的信仰偶像，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资源也开始被大量开发和征用，只要有人敢批评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犹太团体就会告诉他勿忘屠犹，反犹的法西斯幽灵依然游荡，谁反对以色列，谁就是反犹主义；况且，他们还声称以色列尚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人们应该站在人道的一边，支持以色列为生存而战。在此背景下，关于屠犹的回忆、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节目铺天盖地，充斥了美国大众传媒，犹太大屠杀的叙述俨然“朝阳工业”，勃然兴起。
“六日战争”改变了犹太人的自我体认，从凄惨的上帝弃儿，又自诩为“上帝的选民”。从1960年代起，开始讨论大屠杀的独特性，而且越来越成气候。屠犹在“独一无二”和“不可比拟”的光环里，高高在上，不容玷污。谁不承认大屠杀的独特性，谁就是否认大屠杀。犹太教神学院院长肖尔施(Ismar Scho rsch)嘲笑这一偏执观点为：一个没有品味的上帝选民的世俗版。诺维克指出，坚持大屠杀的独一无二，与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遭遇的浩劫无关，只与“独一无二”相关，把屠犹的特殊性单挑出来，而忽略与其他屠杀的共
性，空洞无益，完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法国学者肖蒙(Jean―Michel Chaumont)则把独占大屠杀的执着比喻为知识界的恐怖主义。虽然证明屠犹绝对的特殊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犹太知识界仍热衷鼓吹“独特”观点，其深层心理恐怕与犹太民族的优越感相关。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的超级强权，犹太人的替罪羔羊形象转变成善战骁勇的英雄。美国的犹太人在“二战”后，也逐渐从弱势群体跃升为社会精英，他们富有――犹太人的人均收入是其他美国人的两倍，前40位最有钱的美国人中，犹太人就占了16位：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中40％是犹太人，美国大学里有20％是犹太教授，他们几乎垄断了文化和金融产业。犹太人不再是受歧视的族群，而是成功的象征。在1960年代，美国犹太人曾与黑人在民权运动中并肩抗争，追求平等权利。但当下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早不可能与犹太人并驾齐驱了，恐怕美国白人也不敢与犹太人比肩。所以，不是大屠杀独一无二，而是犹太民族独一无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伊利・威赛尔沾沽自喜地说：我们的一切都与其他民族不同，正因为犹太民族本体上的特殊性，才酿成几千年的反犹史。在大屠杀中，不仅犹太人的痛苦经历与众不同，犹太民族本身就与众不同。当然，使犹太人从其他族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并不是目的，大屠杀话语的目标指向“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它能让犹太人对其他民族或国家有索偿的权利。最直接的事例是，西方公众认可以色列国可以拥有核武器，而阿拉伯国家却不能。因为，犹太民族几乎曾被灭绝，它的生存权比其他民族更加紧迫。
三
其实，大屠杀话语影响深刻之处，还不体现在以色列或欧美犹太人的直接利益上，犹太化的意识形态正随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蔓延。正像威赛尔常说的一句话：屠犹的普世性恰恰源于它的独特性。对这句话的含义，威赛尔虽语焉不详，但意表之外显然是几千年失去家园、四处离散的经验，酝酿出一种独特的犹太意识音希望于超国家和民族道德乌托邦的救赎。这种弥赛结曾以各种形式、借一次次历史机缘，渗透到世界不同文明之中。近两千年前，基督教的兴起，使这种意识传入欧洲，后又经不断演变，深藏于不同名目的信仰、主义和理论之中。近代基督教传教和无政府主义的滥觞，又把弥赛亚意识带到东方。“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到来，各种观念、主义被漂洗，去政治化，弥赛结又不失时机地加盟人权斗争的麾下。宣扬所谓的人权大于，普遍人性拯救百姓。犹太大屠杀在全球化时代具有渗透力，当世界各地观众为斯比尔伯格演绎的大屠杀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惊叹不已时，屠犹不再是1940年代欧洲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成为人类对邪恶势力的公审。辛德勒的犹太人被抽象为一个概念性的“受害者”，他们既是淡化了民族和政治身份的普遍受害者，同时又是被人性拯救的犹太幸存者。辛德勒作为人性的化身，长眠于巴、以常年>中突的耶路撒冷。影片结尾是享受着西方民主自由的幸存者，带着子孙后代来到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凭吊这位博爱的义人。
全球化时代，屠犹在国际政治领域还扮演着道德法官的角色。1998年，南联盟政府处理科索沃地区阿、塞族纠纷时，被人权组织指责为“种族清洗”(ethniccleansing)，随着“国际社会”(西方国家)的介入，南联盟的“罪行”逐渐升级到“暴行”(atrocity)、“大屠杀”(genocide)。当指责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步希特勒后尘，搞“类似屠犹的大屠杀”(holocaust)时，“国际社会”忍无可忍，悍然动用北约军队轰炸南斯拉夫，直至将米氏押入国际法庭审判。随后，美国故伎重演，指责索马里、卢旺达、苏丹达尔富尔搞大屠杀。在入侵伊拉克时，也不忘给萨达姆安上对库尔德人大屠杀的罪名，像纽伦堡绞死纳粹那样，将伊拉克总统绞杀。“冷战”的均势打破后，单极的霸权可以将意识形态暴力转化为军事暴力。作为国际正义象征的1945年纽伦堡国际法庭(但不是东京国际法庭)，被不断征用，给美国强权政治充当历史傀儡。但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纽伦堡法庭，从来没有像后人演绎的那样关注屠犹问题。
四
“冷战”之后，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似乎预示了挑战书写重大历史题材困境的可能性。这部美国华人用英文描绘的南京屠城，首先以美国少数族裔的视角，回顾祖辈痛苦的经历。作者感慨如此血腥的屠杀，却没有在美国历史文献中被详细记载。她小时候不知道大屠杀是传说还是历史。经过大量采访、调查、检索工作，她再现了一个美国社会容易理解的南京。一开篇，作者就把珍珠港、广岛原子弹、屠犹、甚至罗马人在迦太基的屠杀，统统放进来比较，以屠犹话语建构起来的价值标准重述了南京。书一出版，就得到美国公众的热烈反应，获奖、上排行榜，作者和南京一起成为美国媒体聚光灯下的焦点。
美国娱乐业对少数族群的文化和历史记忆有特殊的兴趣，总能把遥远国度的经典，演绎成异国情调的娱乐消费品。“美国在线”(AOL)副总裁泰德・里昂西斯(Ted Leonsis)在书店里偶尔看到张纯如的书，立刻着手拍了一部独立制片风格的《南京》。影片的基调严肃，但它是美国版的南京大屠杀。故事以欧美旁观者的视角贯穿始终，凭借他们的往来书信讲述南京。结果，南京暴行变成了20几个西方义人，凭基督博爱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苦难深重的东方人的故事，片尾竟出现星条旗在空中飘扬的镜头。中德合拍的《拉贝日记》则更肆无忌惮地“殖民”南京大屠杀，中国电影院门前的海报上赫然写着：一个德国人改变了25万中国人命运的故事。这部故事片不顾受害者的感受，把毁灭生命的历史，改写成拯救英雄传。只有四、五个西方人是故事的真正角色，占据情节的主动地位，在“前景”控制和推动着发展。而受害者完全是被动、沉默和被观看的。他们在“背景”之中，只充当人群、数字和血腥奇观，不能介入故事的发展，在叙事者的掌控之中。惟一有情节行为力的受害角色，是张静初饰演的琅书。她的造型基本符合赛义德的《东方学》批判的经典东方女性――性感、贤淑、神秘。这个角色只不过用来给一段不相关的英雄救美配戏，德国外交官在崇高的人道善举之后，自然要收获一段异国恋情。
五
由于南京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势的西方叙述所“霸占”，中国观众期待着既能突破以往的叙事传统，又有民族主体性的叙述，所以对陆川的《南京!南京!》寄予厚望。
这部作品显然借鉴了张纯如的叙事策略。张在《南京暴行》中，首先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日军如何策划屠城。然后，从中国受难者的立场描述屠杀的残酷。最后，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视角出发，见证和干预发生在眼前的浩劫。通过全景式讲述，作者希望向国际社会揭示真相。陆川的影片也是从三方视角：拉贝日记、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进行讲述。导演把整个故事放在
日记体的框架里，通过日本士兵角川和中国士兵陆剑雄的交叉视点，再现1937年那段历史。这种平衡交叉的叙事策略，主要功能是实现真实感和现场感，应该说，影片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来的面目与此目的基本一致。但这种真实感未能贯彻始终，由于角川略嫌矫情的反思和设计感明显的自杀结局使人抽离历史情境。影片以温情脉脉的人性救赎做结尾，也削弱了电影的厚重感和思想力度，历史变得琐碎乏味。一个光明的尾巴，一个孩子的得救，一位罪人的自绝，可能廉价抚慰了观众的“视觉创伤”，但它让一场人间浩劫变得温婉伤感，轻佻渺茫。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面对民族沉重记忆的失重和束手无策。
有评论指责《南京!南京!》出现了过分的镜头，这并不客观回想到1993年《辛德勒的名单》在美上映时，斯皮尔伯格也遭到批评，说他以影像手段渲染暴力和女性身体，称之为“暴力的色情”(pornography of violence)。在陆川的作品中，斯比尔伯格的影像风格隐约可见，画面、音效精工细作，但却没有斯皮尔伯格驾驭大屠杀题材的自信，更缺乏鲜明的个人风格。作为犹太裔美国人，斯皮尔伯格非常清楚自己的双重身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知道如何表达对基督教新教为主流的美国文化的认同感，所以塑造了一个德国基督教新教徒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同时，作为犹太少数民族，他更会在片中宣扬犹太教文化和犹太人的品格。因此辛德勒这个角色掌控整个故事的进程，集中营工厂里的犹太人则通过感恩和诚信等细节，表现出特殊的美德。与之相比，《南京!南京!》更像各种元素、风格的组装品，导演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游移不定，结果两者分离、抵消，未能形成充分的对话和辨证关系。
当然，这也是对于影片投入了巨大期待的观众所感受到的部分失望。而从总体来看，影片还是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尤其是在一些问题的突破与反思，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守城军官陆剑雄的角色非常有力，凸现了受害者视角和抵抗力量的主体性。另外，影片展现日本占领军的日常生活，超越了以往的脸谱化模式。在《屠城血证》和《南京大屠杀》等影片中，日本士兵嗷嗷怪叫，歇斯底里，仿佛从志怪传奇中跳出来的妖怪，毫无现实感。而陆川塑造的日本士兵，既是普通人，又是杀人不眨眼的罪犯。这才是战争令人触目惊心之处。这也印证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集体犯罪往往不是出于个体的邪恶，而是在集体行动中，个体的冷漠和良知泯灭。
此次南京等处杀戮奸淫，是人类历史上可耻可悲的一页，而日本军阀的本质本是无限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这样淫杀焚抢。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种，都要认定这是人类共同之大敌。赶紧全世界精神动员起来，以公论之权威，使日本善良人民觉悟，使残暴的军阀受到制裁。
但是，由于战时军部的新闻出版审查等原因，普通日本国民知道“南京事件”（日本现代史对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下同）已经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而多少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则要到战后。那么，日本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呢？本文并不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本身，而拟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的变化轨迹做一番大致的梳理，以期凸现这种变化背后社会思潮与国民心态的走势。
尼采尝言，历史不外乎分三种：纪念碑式的、古董式的和批判式的。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从来不断地在被人改写。现代史学者、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据此认为，日本国内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亦分三派：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被认为是‘古董式’的历史家”。（秦郁彦『昭和史の谜を追う[上]，《文芸春秋》1999年12月）秦本人，就是后一派的代表性学者。虽然其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不无把历史相对化的危险，但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叙事，日本国内的南京大屠杀争论史，确实是一部执政党与在野党（所谓“与野”之争）、保守与革新（所谓“保革”之争）的斗争史，无往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及中日关系的角力。
从战时到东京审判：不争论
众所周知，二战时的日本，由军部铺设了极其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网。对军人的暴行，其实政府和军部高层均曾获悉有关情报，是知情的。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解职、撤换回国其实也与此有关。松井在回国前对部属训话时，难掩悲愤地说：“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的追悼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愤。因为这五十天里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转引自《饭沼守日记》，文收入《南京战史资料集》，偕行社，1989年）对所发生的一切，显然一清二楚。但松井并未被进一步追究责任，连撤职的事实也未对国民公开――政府和军部顾及国际影响，封杀了有关“南京事件”的所有报道。
不仅如此。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精神，向盟军投降。因《宣言》宣称：“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所有战犯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政府和军部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做出的第一个“自选动作”，就是销毁一切证据。据学者吉田裕在《战败前后公文的烧毁与藏匿》（文收入《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97年）中回忆：
从陆海军中央机关、政府各省厅，到市町村公所，都被命令烧毁与军事有关的文件。最彻底的是陆军，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及陆军高级副官，均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烧毁机密文件档案的命令。宪兵司令部在8月14、15日两天，直到8月20日，向各宪兵队下达了烧毁秘密文件档案的指示，烧毁工作安排得极其周密。军部向各报社施加压力，要求烧毁与战争相关的所有文字和照片。
首当其冲的，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文档。据历史学者、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说，他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曾亲眼看到只剩下封面的记录南京屠杀的文书，“里面有关内容部分均被烧毁或隐藏了”。这也给后来的复原事件原貌，尤其是死亡人数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而最直接的损失，便是在东京审判上，因缺乏公文档案和私人战地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南京大屠杀的司法审理不得不依赖受害者的证言和书面材料，其中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性夸张成分，客观上也留下了日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隐患，从而构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主要成因。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有对日方不利的一面。由于军部首脑和政府领导人被推上被告席，如果出庭作证者是日本人的话，无疑会被贴上“利敌、叛徒”、“出卖自己人”等标签。因此，日本人即使被迫出庭，也多证明没发生大规模杀戮，即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等被告不在现场，无责任等。除此之外，日方便拿不出任何可资轻减“南京事件”惨烈程度的有效证据。其结果，东京审判便基本上以中方受害者单方面的证词、证据为主体来认定事实，并直接反映到判决书上。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1946年1月，由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公布）和直接证据法，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指控主要有三项罪名：反和平罪、一般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就南京大屠杀而言（所谓“南京暴虐事件”），则被认为适用于后二者：一般战争罪，是指违反中日两国都加盟的国际《海牙陆战法规》，是对命令屠杀俘虏、投降军人和普通市民及不履行阻止义务（不作为）者的责任追究；反人道罪则是对杀害非战斗人员罪行的追究，依据是此前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条例》。在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共40余位，其中四分之一是为南京大屠杀而受法庭传唤的，足见公诉方对“南京暴虐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东京审判上，被公诉方指控、当为“南京暴虐事件”承担责任的甲级战犯嫌疑者有三人：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前首相）和武藤章（前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最终被判有罪、处以绞刑的是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武藤章被认定无罪。最大的焦点是遇难者人数的认定。与此同时，在南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战犯军事法庭）上，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告，谷寿夫（前第六师团长）、田中军吉（前第六师团中队长）和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均为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连队尉官）四人被判决有罪，并执行了死刑。而为南京审判的公诉方所认定的――“至少有30万人，在南京被日军部队集体屠杀，或一个一个地被惨杀”――无疑构成了东京审判上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主要依据。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也曾提出过“43万”的数字，但法庭最终采信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涉及松井石根个人的反人道罪行，则认定为“10万余人被杀害”、“数千名妇女被”。
在海量的受害者证词、证据面前，东京审判军事法庭认定“大屠杀”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困难，连一向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所谓“事后法”），主张被告个人无罪，并为自己的主张写下25万言书（《帕尔判决书》，共1235页）的印度代表拉达比诺德・帕尔法官也不否认屠杀的事实，争议只在于“事件”的规模大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辩方立论是所谓“20万人口说”：即日军占领南京前，南京市人口是20万人。如果没全部杀光的话，就等于没有屠杀20万――这也成了日后大屠杀否定派的主要依据。
但是，东京审判毕竟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政治审判，日本纵然在一些技术层面问题上，持不同的认识、主张，在法庭上抗辩，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与事实本身，是接受了法庭判决结果的。况且，争论也要有争论的实力。而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就算骨子里真的抱有不同看法的话，想要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可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原本想把东京审判作为对“日本人再教育”计划的一环，以推进对日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但甫一开庭，铁幕骤然落下，冷战急剧升温，日本作为东亚的“桥头堡”，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于是，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情让位于应对冷战的现实考量――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国家化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从最初的踌躇满志，到后来变得首鼠两端。而这种政策转型的结果，便是原本考虑用于“再教育”之道具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东京审判的史料、档案迟迟不予公开，至今仍未能进入公共传媒视野。这恐怕是南京大屠杀未能成为日本的“国民记忆”，进而转化为日后“否定论”、“幻影论”酝酿、发酵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争论归不争论，彼时，“否定论”既未成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和文学表现尚未成为禁忌。战时，作家石川达三因小说《活着的士兵》“记述了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及军纪散漫的状况，扰乱了安宁秩序”，遭到军部处罚，连载被迫中止。但甫一“终战”，1945年底，便由河出书房出版，发行5万册，成为畅销书；东京审判前后，还出版过有关日、美外交官的回忆录（如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官的一生》、约瑟夫・格鲁的《使日十年》等），均记录了“南京事件”；20世纪50年代，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以“南京事件”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牡丹》（发表于《文艺》1955年7月号），堀田善卫写过同样题材的小说《时间》（新潮社，1955年）。就是说，在彼时的新闻出版界，报道、表现“南京事件”，并不是禁忌。不仅不是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正确。状况为之一变是在1955年之后。
从“55年体制”到60年代：封杀与斗争
1955年，是日本当代史的分水岭。该年2月，在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左派大幅跃升，人气鼎盛；10月，一度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党左走向联合，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为对抗社会党所主导的左翼“革新”势力的急速抬头，11月，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实现“保守合同”，合并结成自由（简称自民党）。至此，出现自民党坐庄、社会党成为最大在野党的政治版图，并一直维系到“泡沫经济”崩溃――此乃“55年体制”的由来。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在“55年体制”的庇护下，以自民党右翼为代表的“中道保守”路线畅行无阻，经济增长制造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冷战“桥头堡”的地缘战略定位给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打上了“、保守”的标签。
这种气候带来的头一个变化，反映在教科书问题上。战后，日本汲取战前的教训，制定了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基本法》。从1949年开始，把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交给了民间。虽然仍存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审查的对象主要不是内容，而是书中的错别字等编辑错误和数据错误。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意识形态日益保守化。1955年以前，无论是民间出版社发行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文部省发行的《日本历史》课本中，都有关于“南京暴行事件”的记载。但是，1955年，当时的开始攻击历史教科书的“偏向”；翌年，文部省内出台了所谓“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公然干预内容和相关表达的“尺度”，如把参加朝鲜“三・一”运动的活动分子定位为“暴徒”，“侵略”改为“进入”“进出”等，乃至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事件”的记述只能停留于所谓“南京攻略”的表达，对屠杀、等暴行完全不能涉及（如大阪书籍1955年版、东京书籍1964年版等），被当时的左派“革新”舆论斥为“文部省史观”，史称第一次教科书问题。
1962年，历史学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版）因在对“南京事件”的表述上使用了“南京大屠杀”（Atrocity）的措辞，被认为“对战争的表现过于阴暗”，而未能通过文部省当年度的审定。虽然之后经过修改，通过了翌年度的审定，但家永以“因文部大臣的措施，使个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损害”为由把文部省告上法庭，要求国家赔偿，展开了个人对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
整个60年代，包括家永三郎在内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了韧性的斗争。虽然整体氛围比较压抑，但仍可见筚路蓝缕的努力和艰难的推进。如权威的《亚洲历史事典》（十卷本，平凡社，1961年），在“南京事件”的词条下，有多达7行的描述；《每日新闻》记者五岛广作的《南京作战的真相》（东京情报社，1966年），历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年）等著作，均对“南京事件”公然冠以“南京大屠杀”的称谓，对那段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使日本恢复了自信，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淡化，一些右翼学者在保守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开始否定东京审判，如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正・续）（番町书房，1964、1965年），斗争日益表面化。
70年代：左右对决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访问北京。中美的急速接近，被日本当成“越顶外交”，深受刺激，遂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于当年9月率先与中国建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明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方面则“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两国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不正常状态”，化干戈为玉帛。随着对华经贸、文化往来的频仍化，战争责任问题再度浮出舆论“水面”，成为知识界热议的焦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派舆论重镇《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赴中国内地采访。调查报告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即《中国之旅》（朝日新闻出版社，1972年）。这部赫赫有名的非虚构作品，以冷峻的新闻主义笔法，曝光了日军在中国大陆犯下的累累罪行：平顶山事件、活体细菌实验、鞍山菱镁矿的万人坑、强虏劳工、三光政策，等等；关于“南京事件”，记者用两天的时间采访了四位受害者，听他们讲述当时的惨状……如此活生生的新闻调查，令沉浸于战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接下来，本多胜一又连续推出了两部“南京事件”题材的著作，进一步揭露日本的国家犯罪，带动了一个新闻出版界的“南京热”。一时间，主流媒体和坊间出现了许多标题或书名中带有“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书籍，十分醒目、刺激，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也日益升温。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出版后，因其中记述了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南京的“百人斩”竞赛，一位名叫铃木明的右翼作家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的幻影》（文艺春秋社，1973年），公然为这两位在南京审判中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处死刑的杀人凶手鸣冤叫屈，声称以所谓“百人斩”为象征的“南京大屠杀”本身即为“幻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书甫一出版，颇有市场，居然获得了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第四届）。后来还怂恿两位战犯的后代兴起了一场名誉权诉讼的闹剧。其目的，一是颠覆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二是试图让民众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出现的、要求检证日本侵略及加害历史的动向产生抵触和反感。因右翼也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和舆论阵地，其理论主张也能得到有效的放大、传播，曾几何时还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的“否定论”开始坐大，且日益体系化。至此，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展开正面对决，彼此动静都不小。
这种对峙局面，胜负姑且不论，其所带来的一个客观正面效果，是对“南京事件”的“脱敏”：从70年代初开始，“南京事件”逐渐溢出政界和历史学界的场域，成为日本民众广为知晓的事实和大众传媒上公开讨论的话题。中小学教科书的记述已不在话下，“南京大屠杀”的特定称谓也不再是禁忌，常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和公共媒体，成为与“南京事件”并行混用的历史名词。
80年代：“南京大屠杀”大论战
80年代，总体上，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但同时也出现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波折。尤其是80年代初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发展成两国间的外交事件，反而刺激了中国沉睡已久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苏醒。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全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邓小平亲笔题词）竣工落成，“遇难者300000”――以中日英三种文字刻在纪念墙上。围绕大屠杀和死亡人数问题，日本社会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如本文开头所介绍过的――历史学者秦郁彦话语中的所谓“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古董式’的历史家”。用比较通俗的表述的话，则是“虐杀派”（“反体制派”）、“中间派”（“古董派”）和“否定派”（“体制派”）。
“虐杀派”亦称“大屠杀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家永三郎、洞富雄等，清一色是日本“反体制派”学者。在死亡人数认定上，这派学者基本上接受或接近中方的观点：如笠原十九司认为，“洞富雄的‘有不低于20万人的中国军民成为牺牲’的推测是最有说服力的”；本多胜一是职业记者，干脆表明“作为新闻记者，正确传达中方的主张是我的任务”。“中间派”亦称“中屠杀派”或“过少评价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秦郁彦、板仓由明。这派不是“反体制派”学者，但并不否认屠杀的事实（用秦的话说：“即使死亡4万人，那也是正经的屠杀。”），但主张以实证的方法评价历史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认为死亡人数在1.3万人（板仓）和4.2万人（秦）之间。“否定派”多系日本的“体制派”学者，代表极端保守的一极，包括铃木明、田中正明、渡部升一等人，上述的“幻影派”，也是这一派的代名词。他们不承认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认为是中方“白发三千丈”式的“文学夸张”、“政治宣传”，是“中美的圈套”，是“幻影”、“虚构”。这派的特点是矢口否认，但不轻易涉及数字。公开辩论的场合，在被逼急了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吐口“譬如杀了3000到6000人”。于是，被反对派抓住――“那难道不是屠杀吗？”因此，他们尽可能规避在逻辑上被人诘问的风险，只“定性”（否定），不“定量”（涉及具体人数）。
这场大论战，最终以“虐杀派”（也包括“中间派”）的胜利、“否定派”的失败而告终。今天，虽然在具体数字上仍然存在分歧，但至少有从数万到10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了日军的杀害――已经成为日本学界和传媒界的主流观点。各大出版社出版了多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其中绝大多数，是“虐杀派”学者的编纂。在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已不是问题。相反，不记述和否认才是问题。应该说，经过80年代的大论战后形成的主流社会看法，带有很强的共识性，已不大容易被颠覆。
90年代以降：逆流难转大趋势
进入90年代，“平成”改元、“泡沫经济”崩溃、“55年体制”终结、中国崛起……日本的国内环境和地缘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人的焦虑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又发生过一些逆流、回潮：诸如保守派政治团体“历史检讨委员会”出台《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展转社，1995年）一书，为侵略历史翻案；阻挠中国电影《南京1937》（吴子牛导演，1995年）在日上映事件；新一轮教科书问题（1997年）；右翼分子冲击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社青木书店（1999年），等等，但主流社会的立场并未动摇。
不仅如此，一些旷日持久的、标志性诉讼案例纷纷审结，无不以“虐杀派”胜诉、“否定派”败诉为结局，如家永三郎诉文部省案、“百人斩”竞赛两军官后代诉本多胜一案、冒牌者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女士案，等等。笠原十九司据此认为，“这足以证明南京事件争论在司法界也已结束”。（见《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笠原十九司著，罗翠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2页）
今天，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已难以见到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教科书的编写制度相对“自由化”，会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主持编纂，但过于保守的内容也很难通过审查。退一步说，即使通过审查，也难以得到市场（学校）的认可。如2000年4月，由成色保守的“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提交文部科学省审查，但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上未通过审查，被打回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虽然仍比较暧昧，却勉强通过了审查。可2002年4月新学年开始时，在中学教育现场，“编撰会”版历史教科书的预订数只有区区521册，采用率只有0.039%。而同一时期，立场相对温和、持论公允的“东京书籍”版教科书的采用率高达51.2%。随着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今后也不排除会有新的逆流和回潮，但基本可以断言，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和表述上出现大幅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笠原十九司认为：“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南京事件争论已经结束了。然而，要求尊重这个结果并寻求在政治上也给予了断的意见，一直遭到自民党政府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反对。”因此，南京大屠杀与其说是历史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关键词： 情感教育 职校历史教学 教学运用
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始终是教学的指挥棒，使历史教学一直局限于知识的灌输、考试技能的训练，造成学生情感冷漠，以自我为中心，以致走上社会后成为无法适应社会的“怪胎”。诺尔曼・丹森在《情感论》一书中写道：“一个有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是有情感的人。”由此可见，丰富的情感、完整的综合素质是现代职业人必须具备的，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技能学习为主的中职学校中，历史作为一门选修课程，一门人文修养课程，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旨在培养不仅掌握现代技能，而且具有积极健全的心理情感的现代中专生。历史课程能提供非常丰富的情感教育资源，因此，历史教学不能仅仅是灌输历史事实，而应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情感教育，成为情感教育的主要阵地。本文将以《综合文科》中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内容为例，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渗透情感教育。
一、结合历史事实，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体现“日寇暴行”的典型例证，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课堂上进行资料交流，虽然没有条件现场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但是一幅幅图片、一串串数字、一段段的血泪控诉已经可以成功地牵动学生的心灵，让他们对祖国同胞的苦难历程有更深的体会，使教科书上严谨而枯燥的讲述变得更加有血有肉，更激发学生对侵略者的痛恨之情、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的珍惜与祖国强大的自豪之情。
当然这种自主性较强的学习方式比较适合基础较好的高职班学生，而且教师需要进行适当的指导和规划才能顺利达到教学目的，而对于自觉性有待提高的中职班学生，我们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如观看影片《南京大屠杀》，了解油画《南京大屠杀》，展示南京大屠杀的图片资料等，这些方式加上老师的精心讲述同样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从而实现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教学目标，使学生能生发出热爱和平、憎恨战争的情感。
二、认识历史根源，感受人文主义情怀
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愿望是本课比较容易实现的情感目标，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对于学生深入全面地了解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则是远远不够的，学生会肤浅地将战争罪行归结于日本民族，从而因仇恨日本帝国主义而仇恨日本人，这是很多课堂教学容易发生的误区，我们应该引导学生从现象认识本质，从而把握历史规律，更清醒地认识历史事件的真相。
因此，认清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侵略军罪行后，向学生说明在日本民间也有为日本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而终身忏悔的老兵，也有每年诚心悼念死难者的日本友人，但是在战争年代，是什么使得日本侵略者丧失了人性，是什么使日本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导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在抛出问题后可以让学生思考与讨论，但是学生给出的答案往往会停留于表面，例如，有学生认为：是日本军队侵略成性，所以导致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有的认为是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时遭遇了顽强的抵抗，所以占领南京后疯狂报复中国人，杀害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些认识都没有能够深入了解事件发生的根源。因此，教师要结合历史背景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传统是南京大屠杀等类似事件发生的根源，然后从军国主义形成、主要表现等方面深入讲解，使学生认识崇尚武士道精神，以绝对服从为天职的日本军人，为了自己的民族，可以不择手段地坚决执行来自国家的任何命令，包括屠杀，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造就了一支绝对服从于天皇的灭绝人性的日本军队。由此引导学生形成对南京大屠杀根本原因的正确认知和对今天中日关系的理性认识，形成珍惜生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的人文主义情怀。
三、结合时事政治，培养历史责任感
南京大屠杀这一课是很好的历史情感体验课和探究课，我们还可以结合时事政治，适当加以引申和拓展，这样既能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认识，又能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如我们可以将新闻中关于日本教科书事件的一些描述展示给学生，也可以让学生找一找日本的教科书究竟是怎样描述南京大屠杀的？通过新闻资料，我们发现日本长期以来并没有正视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紧接着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日本为什么这样做？学生的回答可以五花八门，但是在前面授课讨论的基础上，学生对南京大屠杀的根源已经有了较为理性的思考，所以能比较容易得出答案：依然是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使他们拒不承认战争罪行。由此可以引发学生进行延伸思考：今天我们牢记历史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今天中华民族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们唯有努力发展才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需要所有中华儿女的努力。通过一步步的讲授、讨论、思考，学生的历史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与教师产生共鸣。
在历史教学中情感目标的实现不是一次教学或偶尔的情感共鸣能够做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不仅需要教师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备课，搜集资料，而且要求教师有较强的课堂控制能力，能准确挖掘和把握情感教育的切入点。在历史教学中进行情感教育，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1.提倡自主学习，生成历史情感。
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都需要学生能积极主动地投入课堂，深入了解需要学习的知识点，而把握好自主学习的节奏则能促使学生在密切关注所学知识的同时，初步生成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认识，自发地产生好恶感情。如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部分知识的课前自主学习，能使学生对事件的经过、细节了解颇多，从而在对大量感性材料的搜集运用中自然产生对该历史事件的情感，如愤怒、哀伤、憎恨、同情等感情，这是灌输式教学无法达到的效果。
2.构建生动课堂，激发历史情感。
历史教材中有着生动感人的历史素材，教师应该充分利用，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讲授、讨论、问答式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情景剧，知识竞赛等教学方式都可以出现在历史课堂上，这样的历史课堂，会对学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而在学习过程中生发出丰富的历史情感，收到超过预期的教学效果，乃至学生多年后回想也会记忆深刻。反之，枯燥无味的讲述、机械呆板的试题训练则使得历史课堂毫无闪光点和吸引力。
3.形成师生默契，促进情感互动。
在教学中，我们曾经为课堂缺乏互动而苦恼，老师上课像唱“独角戏”，虽然准备充分，自认为讲授精彩却难以引起学生共鸣，这种现象的出现，事实上是课堂上师生缺少应有的默契造成的，从而导致学生对课堂没有兴趣，对所学的知识没有认同感。师生默契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它需要教师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能够获得学生的认同。著名教育家李吉林曾说：“教师情真，才能以情动情；教师心热，才能点燃智慧的火花；教师意远，才能在学生的前面开拓其思路。”因此，形成师生默契需要教师多做尝试，例如我们可以开展一些相关的课外活动，在活动中增进默契；通过对学生观点的关注，获得学生的认同，等等，这些方式能够潜移默化地吸引学生对教师、对教师所授课的关注，从而形成难能可贵的师生默契。有了一定的课堂默契，更容易形成师生之间的真诚互动，找到历史情感共鸣，创设最佳教学情境，从而完成教学任务。
在历史教学中贯穿情感教育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课堂必然是进行情感教育的最佳阵地，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要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我相信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教学的情感功能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切实加强历史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会为今后学生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国家公祭日是一个国家为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活动，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大家看完国家公祭日仪式有什么感想吗?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0国家公祭日仪式观后感800字最新，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2020国家公祭日仪式观后感800字一今天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地点，就是南京_纪念馆，一个有着特别纪念意义的地方。78年前的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长达六周的时间内，大肆_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遇难者达30万人。
这场震惊中外的_，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也把日本侵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相反，日本首相和一些_多次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面对大量无可辩驳的物证和史料，日本右翼分子却一再歪曲和否认历史，还一再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否认南京_，甚至称南京_是“伪造的谎言”。
南京_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开放，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当年侵华日军的侵略罪行，将尘封的沉默和真实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其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永远不能忘记民族的苦难，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和平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同时也呼吁日本人民，以此开启被日本右翼势力长久封尘的记忆，坦诚面对那段历史，不要忘记和自觉接受那段历史的教训。然而，据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很少有把日本的这段真实历史教给他们的下一代。这种异乎寻常的顽固与反动令国家人民感到愤怒和难以理喻。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尊重历史、牢记历史的民族。我们纪念历史，并不是一味地宣泄仇恨，而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每一位中国人，包括海外的炎黄子孙，要有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我们纪念历史，并不是为了_倒算，是为了避免“南京_”式的悲剧不再重演。是为了正告那些已经、正在或者妄图对中华民族施加罪孽、图谋不轨的国家和民族：团结、坚强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没有任何人可以胆敢再次侵犯，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训，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让我们的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让野心不死的日本右翼势力对我们望而生畏，让我们成为捍卫世界和平的坚定的有力的力量!
是的，我们倡导和平、友爱。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较量，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都非常激烈。让我们记住，30万同胞惨遭日军_;让我们记住，八年抗战，有3500万中_民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们唯有时刻睁大警惕的眼睛，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民族自爱心、自尊心、自信心，自觉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愿我们的生活能永远祥和、美满、幸福，愿我们能永远远离灾难与不幸。
2020国家公祭日仪式观后感800字二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
前几天二年级的儿子跟我说本周四正好轮到他讲新闻午会，物色了几个最近时下热门的主题，决定还是选用公祭日的内容，一来正好当天是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二来也凑这个时机跟儿子普及下南京大屠杀的知识。
再沉重的历史都避不开，每一代人都应铭记。多少次去南京旅游都想带儿子去参观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但还是放弃了，因为自己第一次去是带着沉重悲伤的心情离馆的，无法想象81年发生的那场大屠杀是如此的惨绝人寰，我们国家我们的同胞遭受了最不公平最不人道的悲惨遭遇，甚至几年前题材电影《金陵十三钗》中有屠杀的场景，至今都不忍再看第二遍。今天鼓起勇气，整理好情绪，平静的跟儿子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情景，准备了PPT，并由他为全班同学讲解历史，这是我们永不能忘的“国家记忆”。
历史无法逆流，但我们要认清真相吸取教训。今天的哀悼，并不是沉陷在历史的痛苦中无法自拔，我们缅怀死难同胞，铭记历史，设立国家公祭日，就是要在我们心中竖起一面历史的“回音壁”，抹去历史的灰尘，认清真相，并吸取深刻的教训。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家是小国，国是千万家。2017年9月，国际和平城市协会宣布南京成为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不忘初心，以史为鉴，我们拥抱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今天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祖国正变得强大，中国的安全系数远高于任何国家，世界在看中国。即使有一些不法分子想继续抹黑中国，我们坚决说无，我们的国人在团结，我们对一切不利于祖国的言行毫不犹豫的抵制，我们生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们守护不可磨灭的历史真相，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齐心协力。
2020国家公祭日仪式观后感800字三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中国城乡战火连绵、硝烟四起，中国人民生灵涂炭、苦难深重，中国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略南京，制造惨绝人寰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基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一切有良知的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进行调查，并从法律上做出定性和定论。一批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法律和正义的审判和严惩，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翘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同胞们、朋友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共御外敌，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沉重代价，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抵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中国屡遭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同胞们、朋友们。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和平就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无论说了多少遍，无论说的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同胞们、朋友们。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近代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生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刚才，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庄严揭幕。我们设置这樽鼎就是要向世人宣告，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咏史呼宣、祈愿和平的心愿。此时此刻，我们要告慰所有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不幸罹难的同胞们，告慰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幸死难的同胞们，告慰所有在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中英勇牺牲的同胞们，告慰所有在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同胞们。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此时此刻，中国人民也要庄严昭告国际社会，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2020国家公祭日仪式观后感800字四12月13日，我们将迎来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全校师生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天津理工大学学生会、研究生会向广大师生发出倡议。
一、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万!这不是一个冰冷而抽象的数字，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组成的，每个生命身后都有着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国破家亡胞死之痛，不断噬咬着我们的心灵，它让我们感到无比痛苦，也让我们从未如此清醒。“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我们不忘历史、铭记苦难，是为了警惕历史反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启迪，获得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每一名理工人要积极参与国家公祭日活动，以点烛、献花、留言等方式表达对遇难人民的哀思。
二、敬畏生命，珍视和平
南京大屠杀，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仅是历史留给某个国家的伤疼，也是留给全世界的伤痛。我们以国家公祭日的形式悼念，不是要咀嚼战争苦难，不是要延续历史仇恨，而是要守护真实的历史，是要保留这段屈辱与奋起的民族记忆，是要培养大国公民应有的历史价值观，是要唤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守护好人类和平。每一位理工人请在公祭日期间内停止娱乐活动，注意自己的言行衣着，理性爱国，共祈和平，不出现影响以及侵犯他人安全与利益的行为。
三、以史为鉴，自强不息
7多年过去，那些逝去的同胞，无法看到中华民族在屈辱中的奋起。中国不再是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不再是发展落后、任人欺凌，而是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屹立在太平洋东岸。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今天，我们离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之近，此时我们更要铭记历史、戮力同心、共襄发展。只有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文明、更加现代的中国，才能保卫每一个国民的安全，才是对死难同胞的最好慰藉。每一位理工人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悲愤为动力，努力学习、珍惜在校时光，端正学习态度，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时刻牢记“重德重能，求实求新”的校训精神。
今天，遥想3万同胞死于非命的惨状，我们流下的是悲情泪水;明天，化历史悲情为奋斗动力，我们缔造的将是伟大的民族复兴!
2020国家公祭日仪式观后感800字五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历史中，有一百年，是战争时期，也是中国人的血腥时期，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是我们的祖先用鲜血换来的。下面我给同学们介绍一些抗日战争的情况。
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以后就开始侵略中国，一连串的残暴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大同自古以煤着称，大同煤以煤质优良着称。然而，黑黝黝的煤块带给大同的不仅仅是名声，灾难也因此降临。
日本侵华时期，因贪求大同的煤矿资源，派重兵占领大同煤田，强抓民夫为其开采煤矿，并施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不顾中国劳工的死活疯狂掠夺煤炭资源，8年时间内共有6万余人被折磨致死。日本侵略者毫无人性的将已死或即将死亡的中国劳工扔到荒郊野外、河滩山谷、山洞或是旧煤窑中，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个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大同“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于近日完成了大同矿区“万人坑”分布图，共找到大型“万人坑”20余个，炼人场、尸骨堆、小型死人坑数十个，共计近60余个。这是该协会在去年发现日本侵略者在投降撤退前曾屠杀数千亲生骨肉这一证据后，寻找到的更具说服力的日本侵华铁证。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实行“三光”政策，是杀光，烧光和抢光，中华民族献出了2000万条生命!那时的南京、大同，祖国大江南北到处尸横遍野，惨绝人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广大中华儿女、热血男儿，纷纷投笔从戎，放下锄头，拿起枪杆子，奋起反抗，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狠狠痛击日本侵略者。经过八年的抗战，日本天皇终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日本投降了，中国获得了解放。
【松冈环其人】
松冈环，1947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关西大学文学系东洋史学科，此后10年在家相夫教子。后任小学教师，在教近现代史时发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科书上只字未提，觉得这很有问题。于是从1988年就开始以个人身份，独自到中国调查，接触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1990年，她发起了“铭心会南京”的市民运动，把南京大屠杀的民间调查与研究，通过亲历者证言集会及演讲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她先后采访了250名侵华日本老兵，前往南京80多次寻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松冈环几乎每年均率日本反战民间人士特别是一些学生，在8月15日到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追悼死难者的亡灵。她还把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接到日本，举办证言会，让日本人了解真相。
她收集撰写的102个侵华日军老兵证言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和汇集了南京大屠杀120位受害者人证言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在日本出版。其中文版，2005年被、新闻出版总署定为反映抗战和二战的百种重点图书之一。
同时，松冈环把多年来采访的记录和证言拍成了一部85分钟的纪录片《南京——被割裂的记忆》。但在日本却一直无法公映，松冈环只能通过零星的公民放映会，向极少数日本人展示历史真相，而每次开会时，总有日本右翼开着宣传车在外面大放厥词。日本整个社会日益右倾化了，松冈环的活动环境日益严峻，但松冈环从不屈服。
除了调查南京大屠杀之外，松冈环也注意收集日军其他罪证。她到河北保定满城县魏庄，调查1942年4月15日日军用毒气屠杀32人的惨案。与这个村子相邻的冉庄是电影《地道战》故事的原型，如今冉庄的红色旅游很火，但魏庄惨案却被尘封了。魏庄惨案一位幸存者对松冈环说：“自己当年只有10岁，亲眼看见母亲被日军杀死。过去从未有人向我求证此事！”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大屠杀后的1940年到1944年，日军在中国制造的屠杀惨案，死亡100人以上到数千人以上的惨案达390件；死亡10人到100人的惨案达2300件。而这些惨案大多不被人所知，甚至连具体的记载都没有。松冈环希望日本人明白，日本伤害中国远不止南京大屠杀这一起。
鉴于松冈环的贡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专设了她的雕像，她还被推选为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松冈环说，一个国家总是拒绝承认错误，等到真相大白时，可能已经太晚了！
【弥足珍贵的影像】
演讲会的上半场是放映85分钟的纪录片《南京——被割裂的记忆》，这是6名日本侵华老兵和7位中国受害者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回忆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日本老兵回忆自己曾屠杀中国人和妇女等的镜头。我也是多年从事纪录片编导的，深知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艰难的！松冈环说，拍摄的确艰难，有一次她背着沉重的录音机、摄像机和礼物，一个人在一天时间里去了4位日本老兵家里，但都“扑空”了，要么找不到人，要么已去世了。她感到精神压力非常大。总之，她花费了好多年、好多劲，才叩开这些老兵的心扉。
我由衷地佩服她！作为中国人我要感谢松冈环，只有她，作为一位有良心的、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日本人，才能为这个世界拍摄到这么珍贵的镜头，因为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做到的。这些镜头将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中。当然我也对这些敢于在行将就木、风烛残年、吐出真相的老兵深表敬意！他们过去听命于国家在战场上杀过人、过妇女，但他们最终愿意面对镜头说出这一切，是需要非凡勇气和良知的！绝大多数的日本老兵都把这些罪恶带到棺材里去了。
松冈环从最初开始调查南京大屠杀，到拿起摄像机，再到最终完成纪录片，总共经历了20多年，而制片的过程也花了5年。我发现，此片运用手法最大的特点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由加害者被害者各自述说证词。这样更还原了历史，更有说服力。
例如，在20多年的调查中，有10名日本老兵提到了在南京太平门的屠杀，但松冈环却一直苦于没有来自中国的记录。南京大屠杀中松冈环唯一没能找到幸存者的地方，就是太平门一带。执着的她，后来打听到太平门的住户大都迁到了白马山庄，于是三度走访，居然先后找到了4位亲历者。松冈环关于“太平门惨案”的调查，已经详细到时间、地点、军队番号及惨案发生具体细节，中日双方的证词可以完全对上。“即使中国的研究也做不到这么细致！”松冈环说。
此片是她献给中国人民的一份特殊而沉重的礼物。
【艰难的历程】
下半场是松冈环上台用日语演讲（师大一位日语博士担当翻译）。由于她同时在屏幕上打出中文字幕的PPT，把演讲的内容纲要展示出来，所以观众很容易理解。她是日本妇女常见的模样，矮小、瘦弱、优雅、彬彬有礼，可谓是一名弱女子。这与她演讲的沉重话题显得格外不协调。让人唏嘘的是，她个人在承担一个民族历史的罪恶，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公道了！
松冈环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客、媒体就开始否认南京大屠杀，谁承认，谁就被骂为“卖国贼”。石原慎太郎早在1990年就对此大放厥词了。
“我为什么要调查南京大屠杀？”松冈环说原因很简单，20多年前做小学老师时，发现日本教科书没有记载，自己就到中国调查历史真相。日本右翼说“没有证据”，于是她就找加害者侵华日本老兵和受害者中国幸存者自己讲述，而且用摄像机拍摄下来。总之，天降大任于斯人，她自动承担了本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承担的义务。
1997年10月10日至12日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松冈环等人开设了“南京大屠杀”热线电话，呼吁当年的日本老兵讲述事实真相，一开始她就受到了右翼的威胁，可谓恨之入骨，甚至污蔑她收了中国人的钱。校长也不许她担任班主任了。但她的信念坚不可摧，此后接连走访了200多名老兵。由于人的本性，很多老兵并不能面对当年的历史和罪恶。经过松冈环无数次的走访、感化，她终于一步一步地走进老兵的内心深处，让他们吐露自己亲身的经历。
松冈环在日本属于特立独行的。演讲结束后，观众提问时也特别关心她的人身安全。松冈环回答说：自己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丈夫数年前去世后，就搬进了有24小时监控的公寓里，外出坐公交车也不坐前排，等等。她所收集到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几乎是全日本最全的，她都拷贝多份，分藏于各个安全之处。
松冈环提到了她的朋友、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997年，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一书作为首部记录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在美国出版，轰动了世界。在写书前，张纯如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拉贝的文献，并联系上在德国的拉贝外甥女莱因哈特，找到了拉贝在南京时记录日军暴行的日记。1996年12月13日，莱因哈特到美国，在张纯如和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的促成下，向全世界公开了《拉贝日记》。不幸的是，年仅36岁的张纯如在2004年11月9日突然身亡，当时推测为，她撰写太多血腥场面患上了抑郁症。
张纯如的离去，让松冈环黯然而孤独。她采访的对象一个个逝去，她也渐渐老了，她只有加快自己的步伐！她悲壮而坚定地说，我百年之后，这些重要的证据一定要交到中国保管，日本无处可放！
【孤独的警世者】
多少年来，我们总听到中国主流媒体说，绝大多数日本人是与中国友好的，是痛恨军国主义的。不过这好像是一些人的“自说自话”、“一厢情愿”。有的国家（像德国）会吸取教训，但日本并没有做到。中国人提出的细菌战、强征劳工等诉讼，在日本法院遭到一概否决。更有甚者，现在日本政客连“慰安妇”都认为是合法的，参拜靖国神社也越发成了日本政客的潮流。越是极右，越能获得选票，像小泉纯一郎公然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竟破记录地连任长达5年多之久；极石原慎太郎、桥下彻也一再当选东京都知事、大阪市长，这些现象还不引起警觉吗？
我的业师冯英子先生（1915年—2009年），是中国著名报人。1937年日军侵犯昆山，他被抓去当苦力，其妻、弟媳惨遭。1997年，他要将自己1937年至1997年的抗日檄文汇集出版，大陆竟无处出版，他兀自悲怆只好拿到香港出版，名为《射天狼》，天狼者即日本军国主义。他1996年写给桥本隆太郎首相的索赔信，被称为“惊人之举”。他目光敏锐、犀利，早就发出警告，日本每年都纪念遭原子弹袭击，中国各地也应该每年纪念重庆大轰炸等各次惨案。我想如他长寿至今，一定又要对日本右翼口诛笔伐了！
摘 要：“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既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契机。关于“南京大屠杀”，目前出现了“正史”、“艺术”与“商业化”三种叙事模式，但均缺乏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阐释与立场，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的思想力度。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提振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叙述模式；跨文化；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84—05
与普通题材相比，构建国家形象所需的素材往往与国族政治相关，其中，民族存亡、浩劫、危机等灾难性事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重述民族的生存危机、释放民族巨大悲痛，有效凝聚起国内民众的意志与情感，形成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体。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灾难及其影响已经难以局限在国内，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对本民族灾难性事件的叙述，既是在世界舞台上表达民族国家特有的集体意志、政治观与价值观，展示、传播国家形象；又因其灾难性，更易于激发国际舆论人道主义的支持，被其他国家接受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适合构建国家形象的素材之一。它具有宏大而高阶的全球性平台，如“二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背景，类似的集体暴力与种族灾难以及多国性，曾经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关注。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内电影出现三种各具特点的叙事模式，分别是以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正史叙事模式，以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为代表的文艺片模式，以及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的商业化叙事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三种模式叙述的效果都不太理想，在跨文化传播中遭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质疑，国内与国外的效果差异甚大。影片对本民族灾难的叙述未能展示出一个健康、理性的国家形象，反而被西方认为是虚假的对外宣传，矫揉造作的情节剧。出现这种传播结果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客观地说，这与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叙述缺陷密切相关。
一、政治、文化与经济：“南京大屠杀”的三种叙事模式
虽然国内政府与社会群体、民间组织对“南京大屠杀”周年都有规模不一的纪念、宣传活动，但这种社会仪式与活动大多停留在例行公事的层面上。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等叙事媒介）对它的重视程度、持久程度均远远不够， 导致整个话题在国际上缺乏传播力。“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是区域性话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至多也只是中日双边关系的议题。大屠杀被看做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具有哲学意义，无法提高到人类生存境遇和普遍经验的高度。”②而在“冷战”之后，“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
事实上，国内电影不乏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和吴子牛1995年拍摄的《南京大屠杀》代表了一种依据正史的叙述模式。影片坚守民族国家的特定立场，凝聚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严厉鞭挞日本军国主义非人的暴行、残忍，突出国人遭受的灭顶之灾：他者的妖魔化和我族的凄惨形成强烈比照。然而，这种叙述局限于义愤的民族情感上，简单地理解这场灾难，缺乏直逼人性的力度。影片虽然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但难以探知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影片以历史资料为中心，试图全景式叙述“南京大屠杀”，放弃了虚构的艺术特权。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是在一个值得认同、理解的叙事者引导下，想象地经历故事虚构的情境，它强调叙述的特殊性、体验性。《南京大屠杀》里，主要人物医生一家、老师与观众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刻的认同，其悲欢离合流于视觉表面。概言之，“正史”叙事模式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调民族灾难中的集体形象，于是，镜头对准散落的人群，难以真正聚焦具体人物，深入复杂的内心世界。
之所以把《南京！南京！》作为第二种叙述模式，是因为陆川在叙述方式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历史资料的图解，也不是非人的政治批判，而是站在超越阶级、民族属性的人性角度上进行了艺术化叙述，体现在如下几点：1.在塑造人物方面，有意地跨越中日民族界限，以日本军人角川为视角，探索“南京大屠杀”对人性的摧毁。影片在中日民族之间平均用力，一方面大量的中国人毫无抵抗地被屠杀，另一方面，角川等在紧张、惶恐中度日。2.弱化民族主义，强调普适性的价值取向。影片虽然存在陆建雄、国际难民营等多条线索，但贯穿剧情始终的则是角川，表现日军的人性苏醒。3.穿插大量的日军日常生活内容，淡化血腥冲击，模糊战争的残酷性，试图把日本侵略者从“魔鬼”还原成“人”。4.黑白片的艺术形式，突出光线的造型功能，体现了精致的艺术感。如果说陆川用普适的人性价值代替民族主义立场遭到了国人的强烈质疑，那么，黑白片的艺术形式、颇具艺术质感的光影造型、极具抒情的电影音乐还是得到了肯定。
相对说来，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具有特殊意义。影片上映以来占尽优势，成为2011年度票房最高的华语影片，赢得国内观众的称赞，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代表中国大陆角逐美国奥斯卡大奖。在商业资本天然趋利的推动下，《金陵十三钗》呈现出华语电影迄今最为开放的国际性，如编剧（移居美国的华裔作家）、导演（最具世界影响的华人导演）、题材（美国人救助中国女孩）、人物（好莱坞一线明星）、语言（大量使用英语对白）以及宗教元素（基督教），等等。由此出现了第三种叙事模式，即商业化模式。质言之，影片之所以国际性，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赚取票房，谋取更大的经济回报。因此，《金陵十三钗》虽然叙述沉重的民族灾难、历史记忆，却充满了商业化的世俗气质。“”（世俗性）挺身而出的壮举，改变了原来的负面形象，成为被称颂的“金陵十三钗”。对于可能制造全球票房障碍的民族主义，影片采取了迂回的叙事策略，一方面选取更具影响力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低调处理民族主义。影片有意省略可能刺激民族情绪的惨烈结尾，一切都在书娟等待、期盼的叙述声中突然结束。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文学作品；反思；
中图分类号：TU2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2-00-01
77年前的12月13日，日军入侵南京，在接下来的六周时间里杀害了三十万的中国百姓。一时间，中华大地上血流成河、浮尸遍野。侵华日军的罪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2014年，12月13日我们迎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尽管这一天迟来了77年，但仍牵动14亿中华儿女的心。人们以庄严肃穆的形式，悼念死于日寇屠刀下的遇难同胞。在公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被见证的时代，在突奔向前的时间之流中，文学的见证尝试突破落后于事件的阐释。它不只是一个陈述行动，更是一个语言与越来越无法被清晰概括的事件的调适过程；它不只是一种纪念仪式，更是一种寻找无法传达、尚未镌刻进作品中的真理的积极行动。
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是个“以和为贵”的民族。“和”不仅寓意着热爱和平，与物为春；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态度，追求和谐，生生不息。这个民族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都能坚韧地生存下来，并很快从创伤中恢复。无论是天灾、饥馑，还是战乱、政治运动，甚至是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浩劫。如今，南京城依旧繁华，城内人口稠密、车水马龙。许多看似忘却的纪念，却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深深扎根，不去触碰，也没有忘记。
中国人没有忘记，只是缺乏对如何见证这段历史的深入思考。当历史、文学遭遇到诸如大屠杀这样的大灾难，文字就会面临言不尽意、无法穷尽的危机。语言面对现象，只能充当翻译的角色，却不能代表现象本身。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考验语言表述现象能力的时候。在经历过纳粹大屠杀以后，阿多诺感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因为他认为，美学的手法会破坏大屠杀的本来面目，接受者的注意力被这些风格化的元素吸引，大屠杀容易在美学中被冲淡和被遗忘。
大屠杀写作是文学见证的典型类型。文学在为大屠杀作证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同时见证了大屠杀对叙事、历史的带来的改变以及它对叙事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的影响。发生在二战中的大屠杀事件，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符号，在表现此类事件时遇见了难以化解的困境，这种现象被肖珊娜称为“见证的危机”。
同样是发生在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却为西方带来了思想、伦理、法律、宗教等领域的大地震。在经历了大屠杀后，犹太人开始重新思考和他们上帝的关系，思考如何继续和上帝对话。他们的子女都会被灌输一种危机意识，铭记昨天的苦难，因为他们相信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卢卡契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尼采、叔本华，认为他们的超人哲学、权力意志论是纳粹实施大屠杀的思想根源。英国学者鲍曼则深入分析了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耶鲁大学的教授肖珊娜专门从理论上分析了加缪的小说、策兰的诗歌、大屠杀的见证录影、朗兹曼的电影等反映犹太人大屠杀的作品。
思想界的活跃，带来创作上的繁荣。一大批的反应犹太人大屠杀的优秀作品问世。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有《死亡赋格》、《夜》、《给未出生的孩子》等。其中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反映犹太人大屠杀的影视作品有：《浩劫》、《辛特勒的名单》、《美丽人生》、《拯救大兵瑞恩》、《慕尼黑》……。
相形之下，见证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就显得沉默和寂寥。美裔华人张纯如在图书馆中无意中发现落满灰尘的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她惊讶于这段如此残忍的历史却如此沉默，从此开始执着地追索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血证。她用生命的代价写下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Rape of Nanking）。此外有影响的还有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除此之外，我们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乏善可陈。描写解放战争的作品远远多于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就更少了。
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多是史料的收集，且进展缓慢；作品往往采取客观记录的手法，反复列举数据，目的是向世界证明大屠杀的真实性；一再重复屠杀的场面和愤怒的情绪。缺乏思想深度、表现形式单一、整体创作水准不高。值得反思的是，西方世界对发生在远东的南京大屠杀的漠视与误解，不能完全归责于他们的冷漠，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缺乏深入的、多维的思考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创伤；电影；普世主义
课题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3Q138）。
一直以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都是现代中国人一段无法化解的悲情。“南京”所裹挟的历史记忆不仅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更是与普通民众的屈辱和愤怒紧密相连。刻骨的创伤和梦魇般的回忆，始终侵扰“活人的头脑”，它已成为铭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无法擦抹的精神创伤，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现代中国百年悲情的缩影。正缘于此，如何恰如其分地叙述“南京”，如何呈现这惨绝人寰的人类浩劫，便成为电影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难题，亦是意识形态交锋中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大屠杀”叙事与“抗日”的视角
相信大多数人还对那部引起诸多争议的《南京！南京！》记忆犹新，陆川电影的普世主义观念所引起的情感不适至今仍然令人耿耿于怀。其实不仅仅是陆川，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稍作回顾便可发现，此类叙事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为中国第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1987年的《屠城血证》（罗冠群执导）便包含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启蒙主义印记。电影中所有的“抵抗”都是为了保全杀人照片，以此作为“屠城血证”，期待着将它公布于世界，为浩劫中的死难者昭雪伸冤。现在看来，这种主体的错位极其明显。同样，1995年的《南京1937》（吴子牛执导）虽尝试以人性的观念消解简单的阶级论观念，以个人主义视角展示历史而有着许多新颖之处，但以日本女性切入历史的方式其实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同，放映不久便湮没无闻。直到2009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开始试图寻求艺术突破，在吴子牛的基础上改进，以忏悔的日本士兵的角度来呈现这场惨烈的浩劫。然而，“角川视角”所体现的一厢情愿的“忏悔”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①因此，如何讲述“南京”，如何平衡商业电影的吸引力和政治电影的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讲述自我的主体性和必不可少的普世主义情怀，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南京浩劫”的重要问题。考虑到电影题材所包含的叙事难度和巨大风险，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能够获得主流评论界的积极评价，也算是一次不小的成功了。
电影《金陵十三钗》由著名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在小说版本中，作者通过叙述人书娟的个人回忆展开，穿过幽暗的历史，讲述一群的人性故事。小说中，严歌苓以女性主义的笔法叙述了最卑贱的女性——秦淮河的与最高贵的女性——唱诗班的女学生之间的情感的冲突，并以卑贱者的颠倒演绎了一曲人性的悲歌。经过著名作家刘恒的操刀改编，电影版的《金陵十三钗》依然保留了小说的主体情节，即网友们所戏称的“抗日”的故事。这个耸动的元素所势必带来的欲望化的想象，连同“南京大屠杀”所携带的震撼影响，迅速使《金陵十三钗》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实也证明，以秦淮河的故事切入“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历史，这种独特的叙事角度打开了电影丰富的艺术空间和人性维度。
二、“拯救”主题与人性光辉的展示
尽管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便以“爱国主义”为题，指责电影借助艳丽的旗袍和们扭动的腰肢为噱头，在“身体叙事的狂欢”中寻求商业片“发国难财”的方式。②但坦率来说，在这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对市侩哲学的一味批判，并期待任何电影都以拒斥商业化的态度而自说自话，显然并非切合实际的批评态度。相反，抛开影片商业化的基底，撇清故事所包含的意味，从中发现电影的可取之处，或许才是面对电影的真正理性的姿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批评家倾向于用“中规中矩”来概括这部电影。恰如人们所说，影片最大的冲突点，在于“十三钗”挺身而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保护女学生安全撤离。在此，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替死”的做法，表现出“十三钗”对世俗偏见的抵抗。
以战争做背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切实实践每一个个体的“救赎”。面对战争，面对大屠杀的绝境，每一个人都得到灵魂的拯救，每一个卑微而又偏执的个体，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洗礼，人性的光辉得到绽放。电影之中，不仅仅是那群“风尘女子”，甚至每一个个体，都在危难的情势之中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由好莱坞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约翰·米勒，这位在《太阳帝国》（1987年，斯皮尔伯格导演）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男孩，似乎从多年前的上海来到了1937年的南京。这位贪财好色、嗜酒如命的入殓师，居然奇迹般地扮演了神父的角色，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位流浪汉穿上神父的衣服后，居然像一位真正的神父那样，开始维护生命的正义和灵魂的纯洁。于是，一个是粗鄙的美国二流子，一个是风尘的秦淮女子，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成全了彼此的“救赎”。
而佟大为扮演的国军军官，无疑是电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只差几步就能出城”的情况下，他做出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在此之中，一个抵抗的中国男人给人带来的血脉喷张的力量，虽说不能消弭随后的“屠杀”给观众带来的耻辱和挫败感，但这种“抵抗”所带来的希望，至少冲淡了影片弥漫的血腥给人造成的不安。佟大为和他为数不多的残部，列队迎着子弹扫射炸飞日军坦克的一幕，不管是否出于虚构，都在抒发观众情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是那群受到众人保护的女学生们，当她们一直所鄙视的们最后成为她们的“替换者”时，这群睥睨一切的女学生们也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刻骨的“成长”和教益。除此之外，曹可凡饰演的孟先生，就像《南京！南京！》中的范伟饰演的唐先生一样，都以起初猥琐，最后悲壮的轨迹，演绎了“汉奸”终成英雄的救赎之路。而那位尚未成年的乔治，也在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挺身而出。这些普通人的情感变化，无一不是战争所激发出来的崇高情怀，这些都是人性光辉的展示。
三、国际视野与普世语法的“症候”
作为一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导演，张艺谋在电影商业化的追求之外，其实有着极为明显的艺术野心。他迫切地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化的承认，这种倾向早在《英雄》中便已产生，而在《金陵十三钗》中，跻身西方主流的欲望更加强烈。从整个叙事元素来看，《金陵十三钗》可被看作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一部“非常奥斯卡”的电影。相对于小说，电影的叙事清晰地显示出目标定位。原著中的老神父被贝尔饰演的年轻的玩世不恭的“流浪汉”所代替，“这种改变带来的不仅仅是好莱坞一线男星出演的标签，不仅仅是他的到来对于这个商业奇观的标志性意义，他更为直接的作用在于为电影文本提供了一个主动的主人公，一个充满行动的人物；并且，他从玩世不恭的男人到悉心的保护者、温柔的爱人与沉默的英雄的巨大转变，承担着将情感推向高潮的重任。”另外，其他人物出场与最后情节的改变，即每一个都得到“救赎”的结局，便是典型的好莱坞叙事电影的人物发展模式。而电影本身也以“保护女学生”为宗旨，巧妙地消解了国族的、宗教的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从而在一种商业背景中突出了单纯的人性主题。
这确实是一部最与国际接轨的叙事题材，这里不仅仅指的是“穿着旗袍”的“异国情调”，而是更为内在的“自我西方化”的过程。从那部无数人致敬的《辛德勒的名单》，到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再到施林克深受欢迎的小说《朗读者》，中国作家和导演一直希望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也写进这个关于战争和人性，杀戮与情感的世界主题序列。以个人在战争中的拯救与牺牲，来反思这场战争，以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宏观悲悯的视角拉开历史的围幕。《金陵十三钗》无疑符合这种国际化的创伤叙事模式。甚至张艺谋的作品打磨得更细腻，镜像语言服从感很强。尽管这部从生产、宣传，到销售发行，都瞄准了国际市场的电影产品，有着极为精美和感人的艺术形式，但其做作的痕迹还是极为明显的。电影剧本的改编凝结着严歌苓、刘恒、周晓枫等一流团队的劳动成果，但剧本的打磨却仍欠火候。诸如人物情感的变迁稍显突兀，情感的自然流露受到限制等问题，被挑剔的网友们毫不留情地指出。如评论所诟病的主角约翰，一个贪婪的酒鬼、一个轻浮的色鬼、一个玩世不恭的无神论者，其人格的升华似乎在一刹那之间便惊人完成；而豆蔻们寻找琵琶弦一段近乎儿戏的“出逃”；学生们面对们换衣服的场景时出现的如释重负的欢笑，都有着极为牵强的痕迹。另外如电影的结尾，相较于小说的结尾，少了剧情的交代，似乎不符合中国传统叙事的表达。这些叙事的瑕疵也让人怀疑张艺谋在急功近利的好莱坞路线之中，其内心对艺术和历史的忠贞程度。
影片最后结束于约翰驾驶着满载女学生的大卡车离开暮色中的南京城，这种逃离的叙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成功拯救而告终。当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电影讲述故事的需要，需要一个贯穿式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的确会迎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由西方明星扮演的白人形象，成为最终的拯救者，这是符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的。然而，这样的结尾其实是对小说原意的巨大“冒犯”。在严歌苓的小说之中，玉墨作为战后的幸存者，她以毁了容的面貌出现在1945年南京审判的现场，并由她指证当年日军的南京暴行。在此，小说也以巨大的“叙事空白”已然说出了当年12位姐妹们赴宴之后凄惨的结局。这种小说与电影之间“中外有别”的修改，似乎已经说明我们如今所深陷的南京叙事的主体性窘境。就张艺谋而言，他为了成就救赎者的人性光芒，而不敢面对小说中所揭示的更为悲惨的结局，恰是为了建构其普世主义语法的完美外观，但这正是“南京大屠杀”叙事的问题所在。因此，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在《活着》以后最好的影片，但作为一部叙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它所承担的民族寓言和化解创伤的命定功能，依然让人疑窦丛生。正像评论者所说，我们看到各种电影叙事的视角集中在拉贝、安全区的美国人、日本士兵、假神父与真身上，未来我们还可能看到魏特林的故事、福斯特的故事，却极难完全在本土视角下寻找到拯救者的形象，“书写纯正的民族神话，至少在南京不行”③，蕴涵在此的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纯正的民族主义神话早已破产，而绝对的普世主义视角却也不能说毫无问题。在“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书写越来越进入主流视野的今天，如何在民族性中凸显普遍性，而非使民族性消融于普遍性，这恐怕是此后的“南京”叙事亟待克服的历史窘境。对此，在《金陵十三钗》所开创的彻底的好莱坞路线之外，是否有一种更为有力的叙事形式，恐怕是以后的电影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 徐刚：《一场未遂的历史对话——关于电影〈南京！南京！〉引发的争议》，《粤海风》，2009年第5期。
② 朱大可：《十三钗的“爱国主义”》，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3日，参见“朱大可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