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3 20:14:11
关键词 中国美学 百年美学
四大来源
20世纪中国美学，是中国百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关注着中国的现实，关怀中国人的当下生存状况．着力解决中国的问题。大量借鉴引进西方理论，选择自己认为可行的理论来建构各自的美学体系，是中国百年美学的一大特色。中国20世纪美学体系可谓学说林立，理论来源纷繁复杂。从历史的建构和现存的理论形态来看，中国百年美学建构的理论根据或来源大致有四个。
第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人民在本世纪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过程中选定的指导思想，无疑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无论是对政治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性，同样为美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根据建构起美学理论的学派主要有实践论美学、客观论美学、主客观统一论美学等，特别是实践美学是中国本世纪美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大贡献。从历史上看，唯心主义者只注重在心灵中去考察美学，认为美是纯精神性或上帝的产物，而否认物质性的内容．尤其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民族、时代的内容。机械唯物主义虽注重物质或客观事物方面，但又忽视人的创造性、建构性功能，把美理解为人对外在事物的被动反映。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对美学研究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就现实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取得了很大成功。这里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原因，恰好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引入美学研究。
第三个来源是现代西方心理学或艺术中心论。现代西方心理学的长足发展，尤其在对美学研究方面。艺术学研究的干预所取得的奇特成就，都表现出心理学作为一种方法或生长点已广泛被美学界认可，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等对美学的意义就可见一斑。为此，中国美学百年中也很得力于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就始于心理学方法。另外，现代西方纯艺术或自律性艺术思潮，以艺术来反对异化，用艺术来解脱人生之苦等艺术中心论．给美学也带来了新的血液，使美学从形上的哲学理思走向了实证性科学主义，并更具体地干预生活。这对中国本世纪美学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如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艺术观来解决人生问题；李金发追求的纯艺术、唯美主义等。主要学派有心理美学、艺术本体论美学、否定美学等。
第四个来源是中国传统哲学。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本世纪几次大的文化论战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否定传统、民族虚无主义表现极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就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史。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像商品一样可随意抛弃的，而是犹如集体无意识巳进入了每个华夏人的精神结构之中，是无法摆脱的。这是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前见"。不管出现如此汹涌的"欧化"、"西方中心论"等现象，接受者、传播者包括鼓吹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反对西化。这种怪论就兆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美学)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反思，尤其是90年代更蔚为大观。这里就引发了人们更深的新思索："现代化"是否就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美学体系，能否照搬西方的美学体系?几十年的引进和实践证明，只有立足中国当代的实际，充分考虑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背景如民族特色等，大量吸取西方理论的优秀成果，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才是正道。为此出现了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核心的美学体系，如意象美学、和谐美学、伦理美学、和合美学、情象美学等。
以上的分类，只是就其研究者的主导方面或研究兴趣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各派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从根本上说，在中国只有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来探讨中国当下美学问题的美学体系，只能说是对美学本身的问题关注的程度如何而已。如生命美学等对美学本身的问题就观照得更多更深入些。总之．各学说提法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
三个阶段
中国20世纪美学基本上是沿着中西冲突、选择、发展、对话、交融的发展轨迹进行的。中国美学百年有一个由分到合再到新的分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这就是：50年代以前是"分"，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未真正取得主导地位，还处于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各种美学思想纷争的时期，尤其是30年代。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合"的阶段，经过两次美学大讨论，真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实践论美学。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由于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内在矛盾．引发了人们重新审视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实践震等基本理论问题。这就开始了新的分化．这个分化与前一个"分"是有质的区别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基础的"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更高阶段。因此，我认为这个"分-合-分"的发展趋势，兆示着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整合。
同时美学的各种问题也已全方位展开。尤其是从美的本源开始转向美的本体等基本理论问题，人们开始怀疑起已经认定的"实践美学"，并出现了积淀与突破的矛盾冲突。再者"实践美学"由于自身的理论问题，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话语权的转移，日益暴露出其致命的矛盾即理性与感性、社会与个体的对抗。于是，这个"合"也预示着走向新的分化。
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末至世纪末，即"新的分化"的阶段，这一阶段至今还在延续。随着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美学自身的研究的矛盾，"实践美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如何解决现实中人的生存问题，美学必须重新思考。再加上美学由80年代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走向90年代的非意识形态的边缘，使美学更有必要重新定位。为此大规模出现反实践美学，超越实践美学的浪潮，"实践美学"再度成为焦点。由此，整个美学的转型开始了。由原来的过多地关注美的根源而转向更为根本的涉及到美学存在的合理化的美的本体问题，导引出了生命美学、生存美学、虚无美学、否定美学、体验美学、和合美学等。另外，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体现出了科学主义美学的复兴。这一阶段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二大现象：一是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他们从美学形上结构出发，为推动美学的整体建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对当下以大众文化(市场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反美学性质的现象进行大量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反美学)等一系列著作中见出。再一个就是从审美文化人手对美学进行重新定位，以期寻找到美学干预生活的话语权。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极为关注的，也可能是未来美学的一个基本趋向，即从纯理性思索走向美学的理性与感性的谐和。不过这一阶段总的特色是平等对话，多元并存，为更高意义上的整合作准备。
总之，中国美学百年就是中国美学走出古典、走向现代。走向成熟辩证发展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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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未来走向
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我认为中国美学在21世纪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在新世纪主要有四大走向。
1．从新的分化走向更高的整合：这个整合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消融中西美学传统，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整合。
2．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人们对美学的把握不再囿于或哲学、或社会学、或心理学等单一的、片面的认识。
3．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辩证和谐：美学就是美学．美学除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外，更多地考察自身的现状及其发展。
4．从纯理性思索走向美学的理性与感性的谐和：从学院美学走向生活，关注人的当下生存。目前对审美文化的研究可视为其开端。
中国美学百年是在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的目标下，正不断走出古典、走向现代的一百年。中国百年美学几个主要倾向．还暗示出20世纪中国美学中所存在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斗争，关于这一点将另文撰写。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 研究 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 政治 、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 应用 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1996,董学文编著《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二、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1、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2、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3、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文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关键字:中国音乐;发展;趋势
一、前言
中国音乐的历史有两千余年,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发展,中国音乐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征,无论从音乐内容上还是从音乐形式上都各具特点。中国音乐内容广泛,不仅指从古代传承下来的音乐,也指中国人按西方的理论进行创作和改编的音乐形式。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的一种,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特有的方法、采用本民族独有形式进行创造的、具有浓厚本民族特色的音乐,它不仅包括那些在历史上产生的流传至今的古代音乐作品,还包括当代音乐作品。中国现代音乐包括现代流行音乐等等。
二、注重音乐创作,表现音乐文化的趋势
音乐能陶冶情操,美化人类的心灵,音乐文化是音乐的精髓。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包含了中国两千年来的众多审美风格,是诸多音乐表现手法,音乐形式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传统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经过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世代相传,它需要也必须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和追求。当今时代,弘扬中国音乐文化,不仅需要不断加强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善于从传统音乐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汲取养料,琢磨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扩展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度和广度,进而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首先要以创作为核心。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通过模仿学习借鉴别人的东西还是自己从民间受到启发得到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创作的素材要与时俱进,要是当下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同时也是世界其他民族人民所乐于接受的。创作出的作品要是世界音乐界愿意承认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高水准的作品。只有拥有足以征服其他民族的、被其他民族所真正喜爱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文化。
三、保护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趋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存在于学术界,如果我们不花大力气保护和发扬继承民族民间音乐,那么未来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将面临惨重的损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民族精神所蕴含的审美效果不仅是单调平面的,更是生动立体的;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一件艺术作品只有拥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效果,才能说是有了灵魂,才会是生命的不朽之作。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果缺乏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感悟和提炼升华,那么他创造出的艺术作品就将失去灵魂,失去价值。所以说保护和发扬继承民族民间音乐将会有助于艺术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从这个角度说,它将会是现阶段中国音乐的发展趋势。
四、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趋势
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加剧,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当然同时也包括文化上的,所以,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中国音乐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音乐走出国门是相对容易的,而且在这方面目前做的也不错,比如,中国歌剧舞剧院赴北美出演中国版《图兰朵》等。但是走向世界就要困难许多,因为走向世界就意味着必须赢得外界的某种承认。这种承认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上的承认,更多的、更重要的应该是文化价值上的认可;不仅仅是荣誉上的承认,更应该是艺术意义上的认可。中国的音乐文化走向世界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多种途径,包括个体或群体的音乐交流活动,官方和民间共同合作走向世界的交流活动等等。总之,当今世界发生着巨变,中国音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必然趋势,也是中国音乐得以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中国音乐人需要不懈地努力推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进程。
总结
中国音乐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音乐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元素,在不断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优势的同时,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展现中国音乐新时期的独有魅力。本文就结合中国音乐的特点,论述了中国音乐现阶段的发展趋势,相信中国音乐在不断地更新学习过程中,会越来越有内涵。
参考文献:
[1]樊祖荫.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评介[J].《音乐研究》;2000年02期.
［摘要］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以提升审美素养，这是语文学科特点的要求，也是学生审美素养提升以及学校语文学科教学的需要。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我们从基础理论入门，逐步推荐阅读、开展生活化实践活动，到诉诸笔端，进行生活化写作。
［关键词］高中语文；阅读；生活；审美
最近，教育部宣布中小学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劳动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其实就是在促进学生的生活体验。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以提升审美素养是语文学科特点的要求和学生审美素养提升的要求。2017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使学生通过优秀文化的浸染，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是学校语文学科教学的需要。通过生活化阅读教学来提升高中生的审美素养，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更准确地评价作品。高中生审美素养的提升，对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作用特别明显。下面我来谈谈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提升审美素养的几点策略。
一、理论知识准备
了解一些生活化阅读及与美学相关的基本理论。
（一）生活化理论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理论”。这一理论对现代教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启示。它成为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要理念：尽可能地贴近生活并且热爱生活。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陶行知全面学习了杜威老师的实用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亲身实践，创立了“生活教育”学说，理论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二）实践美学理论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强调实践论。他的实践美学理论把实践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劳动最终决定着包括艺术、审美活动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和人的一切其他实践活动。我国当代的实践美学主要是指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构建起来的美学学说。王国维先生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
二、选择生活化与审美元素兼具的阅读文本
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教师推荐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质兼美的阅读材料。同时又尊重学生个体生活的差异，允许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趣味自主选择阅读材料进行阅读，在阅读实践中获得真实的数据，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教师推荐与学生自选相结合，兼顾生活化与审美元素。教师推荐生活化阅读材料，可与课内教材文本内容同步。比如在教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二《林黛玉进贾府》时，推荐学生阅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观赏经典影视剧《红楼梦》。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曹雪芹借林黛玉的眼睛来展现贾府的建筑环境和社会环境。引导学生从《红楼梦》中寻找更多展现出来的贾府的建筑环境和社会环境，拓展补充，从而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人物命运和环境间联系的思考。教师推荐生活化阅读材料，还可与课内文本体裁样式同步。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一第一个板块“向青春举杯”中选择了一系列现当代诗歌，例如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戴望舒的《雨巷》等，教师在教这一板块时，推荐中国现当代诗歌主要流派的代表作，例如朦胧诗派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现代派戴望舒的《寻梦者》，新月派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让学生通过大量诵读现当代诗歌，感受诗歌的审美趣味（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教师推荐生活化阅读材料，不应局限于课堂，还可以联系时事、新闻、综艺影视等生活中的热点，进行课外的拓展。
三、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感受生活之美
语言文字源于生活。正是因为生活中交流、记录等的需要，人类发明了文字，开启了文明的新篇章。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语言文字的力量震动天地。由教育部制订的新课标中这样定义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就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我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时令特点，在校园内打造丰富多彩的生活化场景，9月，丰收节挖花生；10月，红薯节挖红薯；12月“红楼梦”舞台剧大汇演；1月，小寒后的第二天，“萝卜节”，拔完萝卜吃饺子。我校还为学生提供生活化基础上的课外阅读拓展的体验机会，例如：秀出东南、闱中归来、注鼎仪式、余光耀中、红楼梦节等等。比如在2017年3月，学校组织刚刚考完“小高考”的高二学生参加“秀出东南，从此启航”活动。从老校区步行来到新校区，一路阳光春意，学生通过新旧校区的比较，体会着老校区百年历史的厚重，憧憬新校区更优越的学习环境，内心向往和依恋交织，碰撞出丰富的情感。四、借助写作走向深远我们努力地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感受生活之美，养成热爱生活，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的好习惯。那么是不是只要爱生活，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就是语文学习的全部呢？当然不是，还得阅读，还得形成语言文字，即写成文章。“秀出东南，从此起航”活动结束后，学生纷纷提笔写下感言，有的谈前往路上的情景，“听啊！从泓园里冲出响遏行云的歌声。鸟儿在盘龙柱上驻足，鱼儿从波纹中探出，路旁的行人放慢了脚步，他们侧耳倾听，聆听着从泓园里飘扬而出的歌声，聆听着青春的喜悦，聆听着花季的阳光。”“迎春桥上，视野蓦地开阔。望海楼上的螭吻临眺远方，……天地之间，一只鸥鸟飞过，携带着学子们的思绪，飞向远方。”有的表达对老校区的留恋：“我们匆匆走过东校门，就像匆匆走过我们在泓园的韶华青春，总感觉在泓园的时光还很漫长，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记住她俏丽的模样。可转瞬之间，我们就要离开了，踏上那条绿荫浓郁的小路，一步一步离她远去，留给她一个孤绝而落寞的背影……”“夏日东城河”“秋日五巷”游走读写系列活动中，学生们纷纷前往“东城河”“五巷”，游走，形成真实的感悟。高一（6）班的冉文杰写下《夕阳下的东城河》：“夏日入暮时分的东城河是暖和、闪亮的。落日继续滚落了下来，几乎要跌入大河。大桥上无数金光洒在睡着，被风儿吹动了，水中那无数金闪闪的黄线扭动着，盘绕着，缠成一片……四周的昆虫宛如一个个演奏家，隐藏在黑幕后唱着一首首曲子，编织着东城河的夏夜之梦。”他按照时间顺序，调动多种感官写下自己的独特体验。葛为同学写夏日午后的东城河：“夏日午后，再次漫步在东城河边，水面波光粼粼，突然，一只水鸟轻点了河面，一圈一圈的圆晕荡漾开去。渐渐地，夜幕降临，林间的蟋蟀、树梢的鸣蝉、成群的小飞虫，都热闹起来。纳凉的人们在河边笑着侃着，好不自在！”她抓住夏日午后东城河周围的小生命，写出了勃勃生机。陈星韫秋日来到五巷：“微风不燥，阳光正好，我来到秋日的五巷。往昔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入五条巷，转来转去，常迷路不得出，如入‘八阵图’中，故泰州有‘进了五时巷，如吃昏迷汤’的谚语。我虽然没有迷路，却也‘如吃昏迷汤’。进入古巷，恍惚之间，我已回到了明清时期……”她干脆穿越到明清时期，想象了五巷时期的一段古典幽梦式生活，令人回味。以上就是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提升审美素养的几点策略，我们从基础理论入门，逐步推荐阅读、开展生活化实践活动，到诉诸笔端，进行生活化写作，让高中生去感受美，记录美，进而热爱美，亲近美。
说来深感惭愧，筷箸为我国古老的发明，至今已有4000年悠久历史，中国也是世界上一切用筷习俗的母国，但从没有听说中国举办过国际箸文化研讨会，却让日本捷足先登。想到此，人家三顾寒舍，如果再不接受邀请，实在有点不尽人情了，于是我只好克服年老多病的困难应邀出席论坛。但浦谷所长不放心，他说：“你是中国箸文化专家，藏筷第一人，如果国际箸文化论坛没有中国代表也就失去了国际意义。”于是浦谷先生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要我签约，于是我欣然签名盖章，保证准时飞赴东京。
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的第二部分讲题是《中国古筷的发展与鉴赏》。当我简单扼要地说了古筷的起源、发展、典故后，因时间关系，话题一转即出示了我从上海带去的唐代鎏金银箸、宋代绿松石箸、明代镶银象牙箸及清代蒙族、满族和藏族珊瑚七星刀筷等五六件。说着说着台下的日本听众和各国代表坐不住了，三五成群先后离开座位，纷纷拥到我的讲台边，有的拍照，有的不客气把我的藏品拿在手上仔细欣赏，还有的向我提出各种筷箸问题。
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价值观；传播能力；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84-04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参与全球文化竞争与合作、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1]“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次提到“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一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担当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坚定信念。迄今为止，如何破解“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一全新课题，虽然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成果很少，这既反映了该问题研究的难度，也迫切要求我们抓紧研究、攻克难关。
一、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形成条件及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利因素分析
增强中华文化国家影响力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分析和把握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条件。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要被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接受，首先应当有清晰的价值观定位，使价值观具有普适性和吸引力。同时，还要根据他国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标准、现实需求，通过成功的翻译、发达的文化产业、先进的传播能力进行有效传播。此外，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小，还与该国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提升该国文化影响力具有潜在的作用。
具体来讲，一是要有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文化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民族文化能否被外部世界广泛接受，主要取决于其价值观的普适性和吸引力程度。“‘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文化风靡全世界，除了这些文化形式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外，最主要的是这种文化形式所承载的精神内涵。”[3]“崇尚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始终是美国电影的一大主题。在新型的具有文化特色的电子游戏中，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体现得很充分。全世界的人们，通过美国的流行文化，看到了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青年人的创业机会，激发起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4]88，194因此，民族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确立具有民族特色、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即使文化传播有基本主题，也通过富有吸引力的价值观来体现文化的独特性和先进性。二是要借助成功的翻译。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是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翻译，各国的文化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流通，但因为有了翻译，才使各国文化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发生影响，这是翻译更高层面的价值。”[5]但是，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真正成功的翻译，必须超出语言表层的局限，从更高更广的文化层面来进行翻译研究。三是要有发达的文化产业和贸易体系。文化产业兼具意识形态和商品双重属性，文化产品输出不仅会带来丰厚利润，而且还能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带出国门。任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扩张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都与其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贸易输出分不开。比如，“在美国，文化产业是支柱产业，并在各个领域都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电影、图书、音乐、动画、游戏、体育、主题公园和其它衍生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成为美国力量的象征。文化软实力，既给美国创造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更实现了美国观念和价值的对外强力渗透。美国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美国的军事、美国的武力来形成的，而是靠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精神和美国人的办事方式、行动原则来形成的，而这，恰恰是通过文化及其产业化传播来成就的。” [6]59因此，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来推销文化产品，是增强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面。四是有先进的传播能力。多样化的传播渠道、高超的传播艺术是传播能力的核心构成。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必然要求，直接关系到文化的传播范围、影响范围和影响效度。在当今世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传媒集团，对于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主动权至关重要。五是比较符合他国实际需求。这里的需求包括现实需求和审美需求两个方面。所谓现实需求，是指特定的民族文化对于其他民族的现实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所谓审美需求，是指该民族文化能够被对方所理解并产生美的享受。因此，传播民族文化必须有“量身定做”的意识，只有真正符合他国民众需求的文化才能在异国他乡具有感召力和生命力。六是强大的经济实力。任何民族文化要走向世界，固然与文化及蕴含文化元素的载体力量直接相关，也与该国经济实力是否强大密切关联。一方面，经济实力可以为文化“走出去”提供物质前提；另一方面，经济本身具有“溢出效应”，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越强，其文化就会越引起普遍关注，外部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会更大。一般来讲，“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能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要素，但不大可能会拥有强大的‘软实力’。……物质上的成功使得一种文化和思想变得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会导致缺乏自信和特性危机。”[7]因此，文化与经济密不可分。文化要真正走向世界，发展强大的经济实力始终是硬道理。
当前，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正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首先，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不可抗拒。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跨越了国界障碍。其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世界眼球开始转向东方，世界各国在关注中国发展模式、分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球性机遇的同时，也在分析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与中国在国情上具有相似性，在西方文明走向衰弱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他们非常乐意学习中国经验和中华文化，并形成了空前的“中华文化热”。再次，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我们党顺应时展潮流，主张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倡导以和谐为导向的“不结盟、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不当附庸”的发展理念，这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的精神旗帜，而且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可，并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广泛的认同基础。最后，随着科学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文化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共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文化的普遍重视，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前提。
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现状评估及原因探析
客观评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对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尤为必要。
1.文化“走出去”现状评估。近年来，我国努力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国家艺术创造引导扶持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保护与扶持规划”、“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国家美术收藏和捐赠奖励工程”等相继实施。文化“走出去”进入“试水”阶段，电影、出版、演出、动漫等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艺界人士开始瞄准不同国家民众的审美需求，用世界眼光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对经典剧作进行创意包装，通过商业化、市场化渠道营销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比如，舞剧《红楼梦》和《风中少林》、舞台剧《功夫传奇》、歌剧《杜十娘》、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蓝猫”卡通系列品牌等在海外都引起强烈反响。如今，文化贸易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力推手。“有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国际文化贸易逆差局面明显改观。2010年整个核心文化产业进出口总额143.9亿美元，出口电影票房收入35亿元人民币。图书出版权输出引进比从2005年1：7.2缩小至2010年的1：3，出现明显改善。2003年至2010年期间，逐步建成的8个文化中心举办的大文化范畴活动达3000余起，参加中心汉语、武术、舞蹈等各类教学培训的学员达3万多人；驻在国部级以上政要出席活动约500余起，在配合外交大局、传播中华文化、树立国家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8]
但是，客观地讲，我国文化“走出去”模式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近年来，我国采取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手段致力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如文艺团体在国外演出，在各国巡回展出的中国文化周进行文化推介，在世界各国创办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等。这些都有力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但也要看到，它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成本过高，参观者不能身临其境地亲身感受文化，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我们在看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日趋客观和积极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正面地看待中国。中国文化要真正变成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不是使外国人猎奇式地偏好中国文化表象化的东西，而是必须要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基本价值的体认。” [9]另外，由于西方国家在科技、国际传播能力、文化产业、舆论话语权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规模小，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有限，文化产品与海外知名文化品牌相比差距很大，文化贸易逆差仍然存在。
2.文化“走出去”困境的原因探析。一是重文化交流轻文化贸易现象长期存在，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和现代文化市场产业体系不够健全，国际化文化贸易营销体系建立滞后，外向型文化产业集团、世界级文化品牌没有形成，文化“走出去”的长远整体规划不够，这既造成文化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也极大制约了文化的国际传播。二是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认识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对文化生产力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在坚持发展的过程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突出“硬实力”建设，没有把“软实力”置于战略层面来认识，没有看到文化的经济功能，没有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以重视和发展。有的甚至认为，随着GDP的增长，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会水涨船高，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三是意识形态纠结的长期困扰。文化走出去，人们最直观的认知，就是要让文化产品走出去。那么，究竟作为文化核心构成的价值观要不要走出去？政治制度、发展模式要不要走出去？这些问题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四是在加入世贸之前，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程度还不高，物质产品的国际化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加入世贸之后，我国还一度过于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其商品属性认识不足，这使文化产品对外输出一直存在难以逾越的认识障碍和误区。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我国对外贸易还主要是停留在经济科技方面。五是对中华文化的开发整理不够。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对中华文化有深入了解，善于把中华文化的精髓推介给国外民众。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中所蕴含的普遍价值认识不足，对传统文化“珍品”和当代社会先进文化的开发利用不够，还没有形成一批代表国家水准、体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种。正如夏文斌所指出：“当今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越来越紧密。在美国学者和市民眼中，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但又难以说清。”[10]六是跨文化传播能力十分薄弱。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时代，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地球村”中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如何根据对方的语言和文化，根据受众的审美需要来调整传播技巧，是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在过去，我国对国外文化传统和民众精神文化需求认识不够，再加上科技传播能力远远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在传播渠道建设和传播艺术掌握方面还十分薄弱。
三、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践路径
以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形成条件为基准，对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战略层面上迫切需要加强价值观传播、传播能力建设、发展文化生产力、壮大经济实力，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创造必备条件。
1.推进价值观传播，高扬和谐文化旗帜。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各国的前途命运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和谐文化日益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成为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之一。回顾历史，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在世界上发挥其认同性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范围广阔的联盟体系。冷战后，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种将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阵营的状况改变了，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不过在当今时代，作为一个能够引导国际进程的世界强国，仍然要运用其认同性权力，只不过今天的认同性权力同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同盟的认同性权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发挥认同性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组建联盟进行对抗，而是将认同其领导地位的国家团结起来进行合作，以便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国际社会能够和谐健康地发展。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具有认同性权力的强国应该以何种道德旗帜来召唤别国认同？中国已经作出了回答，那就是构建‘和谐世界’。这是一个占领道德高地且易于为别国认同的理念。因为这种理念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将世界上的三个主要问题即和平、发展与合作整合起来了，摆脱了国际关系学中以实力为基础、片面追求国家利益的新现实主义思维，强调各国采取理性、道德和规范的行动，有助于确立共同安全和繁荣，保护文明的多样性。”[4]6-7因此，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今天，必须重视先进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特别是和谐文化的世界推介，为我国掌握世界舆论话语权奠定认同性的价值基础。
2.加强传播能力建设，学会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表达。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抓好传播技术、传播手段等“硬件”建设和传播者国际化表达能力的“软件”建设。首先，应当借助新兴媒体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努力占领网络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制高点，充分整合已有的传媒资源，打造若干在国际范围内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话语权的新闻传媒集团，加快海外中华文化中心建设和对外网络建设，构建具有强大传播能力、覆盖广泛、多语种、受众广、信息量大的文化传播体系，常态化、有效化地传播中华文化、传递中国信息。其次，要树立“大传播”理念，加强与其他国家媒体的合作，发挥其他国家媒体熟悉本国文化传统、受众心理、审美习惯等优势，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历史地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之所以能在国际传播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与其在20世纪中期开始着力加强与国外媒体的交流合作密不可分。”[11]再次，要积极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有500多家，它们是华侨华人传播和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通过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有利于增强当地国家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准确理解，消除各种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报道的负面效应，纠正一些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误解和偏见。最后，还要培养一批熟悉国际事务和国家形象策划的公关人员，加强传播艺术研究，学会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分析和认识不同国度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差异，用现代的表达手法和国际社会惯用的术语推出文化产品，使中华文化能够以他国民众听得懂、能理解而又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传播。
3.发展文化生产力，拓展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要针对国内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精髓知晓不多的情况，及时对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化进行认真总结和梳理，充分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产业化水平。同时，要坚持对外开放，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坚持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探索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培育对外文化贸易主体，以品牌塑造为导向，整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和企业等各方面资源，积极塑造“文化中国”新形象，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全国一盘棋大格局的形成。
4.壮大经济实力，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活力是其日益增长的实力的核心——不仅是硬实力的核心，而且是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中国不得不承认是其经济增长唤起了全球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即便中国的文化具有经济利益之外的、独立的价值，国外的人们也最终会发现这种价值并被中国文化本身所吸引，但是至少大多数人的兴趣首先是被经济利益激发出来的，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了解了这种文化之后才对文化本身产生兴趣，文化本身的魅力才得以彰显，价值才得以实现。没有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中国文化充其量只能吸引国外某些知识精英的青睐，存在于优先的学者书斋之中。……从这种意义上，硬实力的发展和强大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6]6—7为此，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不断提升经济实力、壮大综合国力，使他国迫切需要从中国的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时候，中华文化才能算真正的“走出去”。基于此，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和强大的外部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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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尹春霞.试论跨文化交际对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启示[J].理论界，2010，（4）.
关键词：电视剧出口；情节设计；民族化；本土化
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生产与消费的第一大国，每年电视剧的生产量在12000集左右，能让全国观众欣赏到的也不下六七千集。对内来说，电视剧在全国13亿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承担着满足人民群众观赏审美需要、弘扬民族先进文化的艰巨任务；对外来说，电视剧也是树立中国国家形象、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文化产品和载体，具有增加经济收入和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双重意义。
电视剧出口中，《李小龙传奇》是做出了榜样，它远销到欧洲、北美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开播就靠销售国外版权收回全部投资，这是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中成功的例子之一，之前，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也都成功进军日本和东南亚市场；其中古装剧《越王勾践》在日本一集卖到4万美元，能算国产剧在海外市场卖到的一线价格了。
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是严重“入超”，进口与出口大约在6:1，中国电视剧的出口也是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能够“走出去”的中国电视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尽如人意，其国际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都还比较弱。
一、出国电视剧出口难的根源
造成中国电视剧不能很好地“走出去”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市场的、文化的都有所涵盖；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但内部的原因是主要的，特别是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把握上存在问题，这是一个关系电视剧自身品质并影响到其国际传播的要害问题。
那就是在许多电视剧中，情节设计离谱、价值判断混乱。譬如，在电视剧《黑冰》中，毒枭郭小鹏满腹才华，魅力令女警察几乎难以自持；《背叛》中以高智商犯罪的宋一坤志向高远，充满了领袖气质；《黑金》中副市长的腐败被情感动机修饰得让人同情……是非价值判断被颠覆，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鸿沟被消弭。《蜗居》中的露骨台词、荤段子和“小三”的问题，甚至宣扬“人情债，肉偿了”拜金主义价值观，在许多历史剧中，大量描写和强调人性的恶，发掘主要人物之间怎么勾心斗角、搞政治权谋……这些都降低了电视剧的文化品味，更谈不上先进文化和价值观的统摄。
讨论中国电视剧如何“走出去”，考察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策略，归根结底要解决一个“跨”字，跨国家、跨地域、跨文化，怎么“跨”的巧，“跨”的妙，取得实效，需要智慧，需要想象力，需要上下一心的合力与长时间不懈的坚持。
二、分析韩剧热播的原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影视产品“走出去”的课题上，我们的邻国韩国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大力投资影视文化业，行业规模由1999年的85亿美元，迅速升至2003年的435亿美元，同年韩国创纪录地出口了总值6.5亿美元的文化产品。2005年，在中国出现了人人争看《大长今》的热烈场面。该剧讲述了一个宫廷女御医，如何历尽磨难达成人生理想的故事。长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韧性乐观、不言弃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观众。其他，像《冬季恋歌》、《小妇人》、《浪漫满屋》……几十部乃至上百部的韩剧在中国特别是青少年中广受追捧，热度经久不衰不得不让人深思。
韩剧固定的模式常为评论者和一般观众所病诟：成人版的童话（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的戏码交错上演）；俊男靓女的组合、演员精湛的演技（就一个表情可以给个足足半分钟的特写，演员诠释很重要）；唯美精致的画面（宛如童话般的梦境，大大为韩国旅游做了宣传）；舒缓动人的配乐（和剧情配衬的恰到好处）……韩剧作的现实性、唯美性和细致性，诠释出其立足民族、兼容并蓄、走向成熟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但是这背后的价值观问题即宣扬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是其指导思想，这不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吗？
比较多部电视剧，韩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会得到社会的帮助，亲人的帮助，他会通过坚韧和坚持战胜困难，对观众有着积极的励志作用。中国的历史剧中罕有像《大长今》一样宣扬朴素的奋斗，反而揭露宫廷的争斗，互相倾轧的戏占了大多数。韩国海外资讯服务部还把《蓝色生死恋》版权免费提供给埃及电视台，并承担全部配上阿拉伯语字幕的翻译费用，以增加阿拉伯世界对3200名派驻伊拉克北部韩国士兵的好感。可见，政府精心策划包装送出的“文化礼品”是有着深谋远虑的；通过电视剧等传媒产品的输出，树立了韩国国家的友好形象，同时也拉动了经济发展，达到了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赢。
三、中国电视剧传播策略
通过分析不难得出结论：追求普世价值是电视剧的国际传播策略之一。所谓普世价值，就是面对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韧性格、荒岛求生的人类的生存本能，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礼赞，譬如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写的是“一队士兵拯救一个士兵”，它用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它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从审美趣味上，电视剧的国际传播要追求一种跨文化跨语境的“雅俗共赏”，电视剧的观众是抱着自然、质朴、健康但不一定浅薄的口味来欣赏电视剧的。这就要求电视剧在国际传播中对观众审美趣味和接受水平的准确把握，做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笔者认为，在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策略中，把握好下面四组关系和一个“置换”原则很重要：
1.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关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特有精神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吸引着国外的观众。像京剧、皮影戏、中国结、中国印、中国功夫、典雅精巧的苏州园林、桨声欸乃的乌镇、神秘纯净的西藏……都深深吸引着国外的观众，把这些中国元素做足、做巧，就越有利于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
2.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电视剧创作者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并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契合点上作文章，以点带面，点上开花，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并不断吸收新文化从而获得新生，国产电视剧要在审美取向、题材选择和艺术陈述上把握好这个关系。
3.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关系。国产电视剧“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注重市场培育，不能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展示“腥”、“星”、“性”，表现人性的狠毒与丑陋，可以获得短期的收视却带不来长期的收视，能赢得低端的观众，但终获得不了主流观众的认可。
4.电视剧“走出去”和“引进剧”的关系。对于引进到国内的韩剧、美剧要汲取其中的营养，借鉴其长处，韩剧的脉脉温情，美剧的紧张节奏都是值得国产剧学习的地方。“引进剧”对国产剧是一种压力，一种逼迫，对提高其质量有促进作用。
5.一个“置换”原则：即电视剧在表述方式和艺术陈述上要进行“置换”。比如国家话语置换成民间话语来表达，一些领袖传记题材的电视剧，采用了描写主人公生活琐事、个性爱好展示其普通人的情怀，就是一种很有效的置换。同样地，历史话语可以置换为当下、当代的话语表达方式；政治话语可以置换为文化话语来表达；民族话语可以置换为与世界接轨的表达方式，把中国的人物和故事用世界通行表达方式讲述出来，国产电视剧才能“走出去”、“走的远”，实现更有效的国际传播。
从具体的策略层面分析，对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政策层面。既然电视剧的国际传播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很有帮助，那么，在对外传播的电视剧政策上给予鼓励和奖励，为从事国产电视剧出口的企业提供补贴；还可以专门策划生产专门用于文化输出的电视剧；把已有的优秀中国电视剧如四大名著电视剧由政府出资翻译成各种语言的版本，免费或低报酬的送往更多的国家播出；借船出海、租船出海，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播出频道、发展长城卫星电视平台来扩大中国电视剧的播放等都是值得探索的。
第二，市场层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电视剧市场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经过了“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到现在的“制播对话”，电视剧市场需要并可以接纳更为创新融资方式，吸纳更多的资本（包括外资）来运作，更加成熟的策划队伍进行市场论证，金牌制片人、优秀的导演、编剧队伍，制作优秀的电视剧，不仅在中国卖，也在世界卖，像二轮发行，DVD光盘、影视主题公园、电视剧衍生品等也扩大收入提高影响力的渠道。
第三，合作与交流。通过与海外合拍、合作发行提高影响力、打入国外市场是很好的路子（这点可以借鉴电影）。20多年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就与日本、巴基斯坦等境外相关机构合拍了《离别广岛的日子》、《纽带》、《大地之子》等电视剧。现在，电视剧的跨境、跨国合作、利用电视节都是扩大中国电视剧影响力的途径。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艺术理论专著《中国抽象艺术学》的出版。
《中国抽象艺术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抽象艺术理论学术专著。作者许德民，是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家。作为抽象画家，他从半具象、意象画开始，在二十多年前走进抽象，坚持至今。作为诗人，许德民曾是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他从写哲理诗、抒情诗、城市诗、意象纯诗到抽象诗，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绘画和诗歌竟然都在抽象境界中异途同归——从情感型到非情感型到对情感的摒弃，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探索与实践，走过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崎岖的艺术道路。
近十多年来，许德民除了绘画、写诗，还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抽象艺术理论研究。我曾经和他聊过这事，按理说一个画家的本分应该是画好画，少分些心。他说他的理想不是仅仅做一个好画家或好诗人，而是要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艺术家，做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学者型艺术家。一个没有独立学术思想的画家是不能称为艺术家的。同样，艺术如果没有学术的总结、归纳和引导，也影响艺术的深入发展，更不能转化为社会成果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他说，中国的抽象艺术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各种文本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抽象文化、抽象审美、抽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甚至没有一个专职人员在研究它，这种巨大的文化反差也是他重拾理论的重要原因。他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不画画，或少画画，来做抽象艺术的学问。“我是先行者，使命感和虚荣心都逼着我在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社会理念，至今在他身上保存完好，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绝境。
二、看了这本书，我们能得到什么？
如果是画家或美术爱好者，你会全面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知道抽象艺术应该具有完整而严密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它们是原创、审美、精致、中国文化元素、艺术家的素养和资历。其中最重要莫过于原创。原创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更是抽象艺术的灵魂。它的图式、符号、材料、技法、题目、题材应是独创性地运用。就像看到世界上第一幅架上抽象画诞生于一次偶然性的颠覆：康定斯基以“构图”、“即兴”、“抒情”命名的作品，它的陌生化，和“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米歇尔·瑟福）成就了康定斯基抽象艺术之父的地位。譬如，美国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大师波杰克逊·波洛克，因其独特的“滴洒法”创作了《1948五号作品》，并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格成为世界艺术的“标王”。
如果是一个不懂抽象艺术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会知道抽象艺术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会再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抽象画看不懂，或太难懂；是“乱画”，太简单，小孩都会；早过时了，没有标准等等。他会懂得什么叫抽象艺术，抽象艺术该如何审美和理解，并对它产生了一种敬畏。抽象艺术是人人可以进入的艺术，但是要画好抽象画，是十分艰难的。
如果是文化人士或者学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中国五千年抽象文化的诞生、变化和发展。他会更深刻地理解抽象艺术的价值取向和对生命的意义。“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抽象符号和元素就出现在史前石器和用具上。从七千多年前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就将中国人的审美带入抽象美。”但长期以来，中国抽象文化是“实证”大于言论，史料多，言论少，使得中国抽象文化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分散在工艺美术、书法、织锦、建筑、庭园设计等各个领域，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美术体系被人认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美术史上，抽象文化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我们虽为中国庞大的抽象文明而骄傲，却又更为长期以来抽象文化没有受到重视、得到珍惜而惋惜。
三、“抽象诗学”的学术含金量
书中有“抽象诗学”一章，这是许德民近年来研究抽象艺术的最新成果。作为诗人，他始终有着诗人情怀。当他把抽象艺术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度之后，自然想到了诗歌。诗歌在美术的各个流派里：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形式，甚至在很多学术流派里，是诗歌影响了绘画。但是，当绘画走到抽象绘画阶段，诗歌失语了。至今一百年，诗歌（文学）拿不出和抽象艺术对应的文学作品。许德民的抽象诗的出现，在理论上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使得诗歌在创作和审美的理念上，有了和抽象艺术创作和审美相同的途径和境界。抽象诗（抽象文学）的理论的出现，是许德民此书中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章。
四、许德民的若干“原创”
《中国抽象艺术学》纠正了中国抽象艺术是跟西方学、西方走的偏见。
［关键词］湖北美术节 荆楚艺术 中华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文化建设也逐渐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提出“文化强国”的任务和目标，文化实力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面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华文化的复兴”势在必行，然而它并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式的宣扬，而更应该立足于多样的地域文化以及各种文化艺术门类全面复兴的基础之上，这才是深化中华文化内涵、凝练中华文化精神的切实之路。
作为中国中部“经济支点”的湖北，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弘扬荆楚艺术、繁荣湖北美术事业、提升湖北省的文化软实力，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早在2009年就成功地主办了“首届湖北美术节”。举全省之力兴办公益性美术事业，这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创。承续“首届湖北美术节”的探索与经验，2011年11月6日“第二届湖北美术节”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光谷美术馆隆重拉开序幕。此届美术节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武汉市美术家协会和中南民族大学等联合主办，历时3个月，包括地市州五大展区、十大重点工程项目，共计各级各类美术、设计展览五十余场。
“第二届湖北美术节”主要包括“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邀请展”、“墨分五色――中国当代水墨艺术邀请展”、“辛亥首义百年祭――武汉美术作品联展”、“湖北省首届设计展”，并在北京举行“湖北美术文化周”系列活动以及“传承与创新――邵声朗教授画展”和“历史与现实――周向林作品展”等一系列展览。“第二届湖北美术节”还同期举办了“湖北美术论坛”，以“城市建设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布局”、“湖北美术的发展与未来”等为主题，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参与探讨，同时结集出版《湖北美术文集》，对湖北美术创作与美术发展进行理论性梳理与研究。
“湖北美术节”已成为湖北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品牌项目，两年一届，此届美术节的主题是“让艺术美化生活”，秉承“首届湖北美术节”所倡导的“美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宗旨，致力于让艺术关注生活、走进生活、美化生活，充分展现活力激扬的美丽湖北，彰显荆楚艺术的华章异彩，弘扬荆楚文化。“湖北美术节”的创办初衷并不同于其它各类美术节，它既注重美术创作与研究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也十分关注美术活动的公众参与性，不断地考量“曲高和寡”与“低级媚俗”之间的尺度，充分发挥美术在引领社会风尚、教育公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届湖北美术节”举全省的美术力量缔造了一场人民的美术盛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文化惠民工程真正落到实处。此届美术活动遍布咸宁、襄阳、宜昌、黄石、鄂州、荆州、荆门、黄冈、安陆、十堰等城市，美术展场以美术场馆展区、高校展区为核心，辐射地市州展区、社区展区、拍卖展区，美术作品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军营、走进市场，免费向公众呈现三个月的美术盛宴；美术节组委会还精心编制了《艺术地图》，为每一位观众提供走近艺术的全方位导览手册。“第二届湖北美术节”也非常注重文化艺术产业的培植，这将有利于促进湖北文化艺术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对提升城市软实力、推动城市转型升级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美术节期间还为武汉市四大收藏品市场挂牌，评出“第二届湖北十大美术沙龙”，并在社区兴建十所“美术之家”。“湖北美术节”虽然致力于打造公益性美术事业，但是始终没有忽视美术创作与研究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每届美术节都推出一大批精品力作，涵盖美术与设计各门类，既坚持传统，又与时俱进。美术节不仅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艺术交流平台，而且也赋予了美术创作与研究回归于生活的契机，同时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延伸了湖北美术的探索。
美术节这种形式对于湖北而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情结。回想25年前，也就是1986年11月，“湖北青年美术节”在武汉、襄樊、黄石、沙市、宜昌、十堰等9个城市全面展开，共设28个场地，展出50个单位（包括艺术群体和个人）的近2000件作品，北京、黑龙江、湖南等省市派代表来参观并做学术报告。“湖北青年美术节”作为一个辉煌的群体形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历史记忆之中，它所表现出的那种“敢为天下先”的锐气与活力在今天仍然得以延续。虽然今日的“湖北美术节”早已洗尽了新潮美术时期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顶礼膜拜，艺术已回归于本体的探索，然而艺术家心态的沉静并不意味着创作的沉寂，多样的艺术风貌展现出艺术家日渐成熟的心智，同时也渐趋形成了具有“中部”特色的、豁达宽容的地区文化状态，湖北艺术家骨子里的那种敢于探索、勇于担当的禀赋依然续写着湖北美术发展的新文脉。
“第二届湖北美术节”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湖北美术节”的品牌形象，然而创造一个文化品牌不易，维护则更难，诸多可能出现的问题都需要多加鉴戒。首先，美术节不能贪大求多，展览数量的多寡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如何推介精品力作，展现荆楚大地的艺术特色。其次，美术节还要多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现的平台，并运用多种形式表彰和鼓励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与研究工作。另外，美术节虽然致力于倡导“让艺术走进生活”，但并不意味着鼓励美术作品流于生活化，高品质的美术作品应是美术节始终坚持的操守，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公众的审美趣味，提升公众的美术欣赏与认知水平。此外，美术节还要加强国内外的文化艺术交流，只有拥有国际化的艺术视野，才能愈加体味到荆楚文化艺术的真谛，也更加有利于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第二届湖北美术节”举办时恰逢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湖北美术节”也顺势步入了新时期文艺繁荣发展的快车道，先进的文化艺术必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指路明灯。荆楚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更需要不断地深化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质，这也正是“湖北美术节”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中国美国文学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才逐步成为独立的学科。1978年1月，国内政治初步解冻，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吴富恒教授远见卓识，邀请国内老一批美国文学研究者在洪家楼山东大学老校区招待所共同商讨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走向问题，并于次年主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国文学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揭开了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序幕，为以后三十多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从研究思路的转换、研究深度的增加以及研究广度的拓展三方面对这三十多年来的总体趋势进行梳理。
一 研究思路的转换
三十多年来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从研究思路上来讲，经历了由传统研究思路到理论转向再到“回归文本”的沿革。在西方的“理论热”传入之前，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以“作者”为核心、以“意义揭示”为主要任务的传统研究思路。作品被视为作者“天才”或者“灵感”的产物，留有作者思想感情、生平经历以及所处时代的烙印，因而，文本中隐藏着作者编码的“终极意义”，等待着文学研究者进行解码，文学研究被等同于揭示“作者意图”，于是催生了两种倾向：1、详尽挖掘作者的生平资料，将与作品稍微接近的生平细节视为解读文本的关键；2、详尽发掘作品的时代背景，甚至将作品作为“史料性”的文献记载来研究。这两种倾向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其发展到极端，就严重损害了文学作品所独有的“文学性”。因此，20世纪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都竭力将文评家的注意力转向了文本本身，尤其是文学语言本身。
紧随新批评、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流派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理论爆炸”：结构、后结构、解构、后殖民、新历史等主义纷至沓来。西方文学研究总体思路由此发生转向。文学作品也不再被认本文由收集整理为是已完成的、等待研究者揭示“作者意图”的作品，而是被看作需要文学批评行为积极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理论热”浪潮中兴起的各种理论都深受解构思想的影响，是对传统批评思路，尤其是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强烈反拨，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而新的视角，对于解除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中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僵化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在译介使用这些理论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些研究者被新颖的批评话语所吞噬，丧失了独立判断，非但没有对文学作品做鞭辟入里的解析；反而仿佛是在用文学作品对某种理论的有效性进行论证，将文学批评降格为理论的注脚。文论的极度膨胀挤占了文学性的空间，文学批评也由此丧失了剔骨吸髓的明晰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度，所得结论往往是只要熟知理论就能想到的泛泛之谈。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没落的重要原因：花样繁多的新潮理论逐步掏空了文学所能指涉的“真实”。诚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教授所言，近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致使文学“沦落”为与时尚、肢体语言等其它符号系统同质的材料。
“理论热”后期，理论演化为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晦涩难懂，甚至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不仅严重背离了将文学评论的焦点引回文本的初衷，而且还走入了理论的虚无，使得美国文学研究不得不再次呼吁“回归文本”。虽然“回归文本”目前还未形成很大的浪潮，但至少是一种正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强调文本才是文学批评的中心。推动这一转向的另一因素在于文学研究学科身份的日益模糊，由传统思路认为的“背景影响创作”到解构时代的“语境决定意义”，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语境日益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并且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盛行，其界定日趋泛化，文学研究的话语权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吞噬，对于“文本结构与质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关注”长期被忽略——回归文本无疑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二 研究深度的增加
三十多年来，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深度不断增加，已从最初的简介概述发展到现阶段专题式、阶段性的研究。美国文学史的编修即为很好例证：从过去权威的独语式模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多声部体系，不再以大历史的视角试图对美国文学的全貌作综述性的展现，而是专题式、阶段性地呈现美国文学的特点，形成了多元文本间互补、并存的态势。
我国第一部美国文学史是由董衡巽等中国社科院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编写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1978）。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文献资料的匮乏，这部文学史在参考原版蓝本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带有强烈文化专制主义倾向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但从整体上看这部文学史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为读者勾勒出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起到了先导的作用。1988年，《美国文学简史》上册的修订版与下册同时问世，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明显“左倾”的观点。1998年，《美国文学简史》再次修订，增加了很多当代的元素，在展现美国文学历史轨迹和背景的同时，还兼顾了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关注。因此，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颇受好评。同样很有影响力的是由南京大学的刘海平、王守仁等教授学者们用六年的时间编撰，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四卷本）。该书在学术界广受好评，可谓是中文版美国文学史最新成果的代表——材料翔实、视野广阔，弥补了很多国内出版的同类型专著中忽略和缺漏的部分，如美国印第安文学传统等。
近年来，很多专题式、阶段性的有关美国文学专著也相继问世。程锡麟、王晓路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小说理论的专著《当代美国小说理论》（2001）中全面阐述了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黄禄善在我国第一部美国通俗小说的专门史《美国通俗小说史》（2003）中系统地梳理了17世纪到20世纪末美国通俗小说的演变，囊括了180多位作家的600多部作品；虞建华等在《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2004）中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细致描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文化间的交融与互动；芮渝萍在《美国成长小说研究》（2004）中采用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多重理论视角详细叙述了美国成长小说的文学特征，颇具开拓性。此外，还有董俊峰的《英美悲剧小说研究》（2002）、杨仁敬的《解构与重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2004）等，都对美国文学的某一侧面或者时期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性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优质学术成果表明我国美国文学研究日益多元与开放，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 研究广度的拓展：经典
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不仅在深度方面不断增加，在广度方面也逐步拓展。研究者在继续研究霍桑、狄金森、惠特曼、海明威、福克纳等经典作家的同时，还将目光投向了族裔文学、女性文学以及后现代文学。
族裔文学中黑人文学、犹太文学以及华裔文学最受关注。1、黑人文学方面：从最初主要研究赖特的《土生子》和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到如今在介绍评介黑人作家新秀上基本与美国同步，我国的美国黑人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正不断升温。研究者们对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格外关注，几乎对其每一部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与剖析，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其中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如《走出过去的阴影——读托妮·莫里森的〈心爱的人〉》《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等。2、犹太文学方面：刘洪一教授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2002）试图突破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以文化诗学为研究工具和视角，系统梳理并重新界定了美国犹太小说的价值；乔国强教授的《美国犹太文学》（2008）考察了文化视域下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状况，剖析了其与犹太文化以及美国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对“犹太性”的界定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进一步理清了过去对于“犹太性”的模糊认识和直观感觉，将“犹太性”分为宗教层面的“犹太性”与文化层面的“犹太性”两方面加以阐释，为考察具体作家的“犹太性”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3、华裔文学方面：胡勇在《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2003）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对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心路进行了剖析，进而揭示了其与中国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探索了美国华裔文学所处的文化语境。类似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宋伟杰的《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2003）等。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成立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心”，继续深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学者提出从“飞散”的角度来研究族裔文学，认为这一类型的文学是“跨界的、旅行的、翻译的、混合的……是民族的又是跨民族的，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这一新的解读视角有助于深入挖掘族裔文学的异域价值，颇为值得借鉴。
外汇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有效对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外汇制度选择和政策制定、汇率预测及投资决策都有重要的意义。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建立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国的外汇市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目前中国外汇市场是否成熟、是否能反映真实外汇需求，值得思考。因此，对当前中国外汇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文献中，侯永建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外汇汇率变化服从分形分布，并运用R/S方法对外汇变化进行分形分析，得出汇率变化遵循有偏的随机游走而且呈现出状态持续性的结论。杨胜刚、卢向前将对市场效率的检验转化为对市场噪声是否适度的证明，并运用混沌理论中的R/S分形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汇市场噪声过于缺乏，处于无效率市场发育阶段。曾五一、方琦运用线性回归模型、随机游走和协整理论三种方法检验香港外汇市场的有效性，并比较了三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一些特点。吴优翔采用1999年到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日元以及港币的汇率数据进行随机游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外汇市场不满足弱势有效性。王立萍、贾利军运用协整方法对2000年1月至2006年12月的日元兑美元、欧元兑美元、英镑兑美元以及人民币兑美元的每日即期汇率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日元与英镑、日元与欧元、以及人民币与日元、与英镑、与欧元的汇率市场是有效的。可见，就我国外汇市场有效性的检验这个问题而言，不同学者的研究，由于样本数据选取和检验方法的不同，最终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此外，这些研究中所采用的检验方法，大都基于外汇收益服从正态独立同分布的假设。而实践证明，包括外汇在内的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分布并不服从正态独立同分布，且通常存在异方差，因而采用基于外汇收益率服从正态独立同分布假设的检验方法对我国外汇市场有效性进行判断，其结果可能有偏。
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方法具有对收益分布假设要求低（无正态性假设要求，可用于异方差情形）、良好的小样本性质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检验金融时间序列的随机游走性质，因而本文将尝试采用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方法，运用2005年汇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的每周汇率，对我国外汇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以期对我国外汇市场的有效性做出基本判断。
二、外汇市场有效性与随机游走模型
有效市场的正式概念是由Fama总结前人关于有效市场的研究，针对当时的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提出的，他认为在有效市场中信息不能被用来获利。Fama根据信息集的不同，将有效市场分为三个层次：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强式有效，其中对弱式有效市场的检验方法包括随机游走检验、过滤检验等。与此同时，有效市场理论的适用范围也逐渐扩大，有效市场理论不仅被用于解释证券市场上的一些现象，还应用于外汇市场上。根据姜波克的研究，外汇市场有效性是指在资本自由流动和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汇率能充分反映所有相关和可能得到的信息，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外汇买卖赚取超额利润。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假设条件：第一，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如果投资者偏好风险或厌恶风险，则资金的流动会在预期的未来即期汇率等于远期汇率实现之前就停止。其数学表达式为：1ettsf（1）。其中，11lneettsS，lnttfF，1etS为预期在将来t+1时刻的即期汇率，tF为远期汇率。第二，市场投资者是理性预期的。无论投资者采用何种方法来对未来的汇率进行预测，他们的主观预期与以一组包含所有可公开得到的信息为条件的下一个时期的数学期望值相同，即从平均的角度来看，市场是理性的。其表达式为：111etttssu（2）。其中，11lnttsS，t1S为将来t+1时刻的即期汇率，t1u是随机扰动项。如果外汇市场是有效的，则式（2）成立，将式（1）代入式（2），两边同时减去ts可得：11()tttttssfsu（3）。市场有效暗含着投资者投资本国和外国资产所期望的收益应该相等，此时抵补利率平价成立，即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之差等于两国货币利率之差，用公式表示为：*ttttfsii。其中，ti为本国利率，*ti为外国利率。假设两国的名义利率之差为常数，即*ttiiC，则有t1tt1ssCu（4）。换言之，若外汇市场有效，则即期汇率的对数序列ts遵循随机游走过程，此时外汇市场是否有效与随机游走模型成立与否是等价的。因此，本文将采用随机游走模型，对我国即期外汇市场的弱式有效性进行检验。
三、数据的选取及其统计特征
本文选取汇改后2005年7月22日至2010年6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人民币兑港元、人民币兑日元和人民币兑欧元每周汇率中间价的人民币外汇收益tX为研究对象，1100(lnln)tttXSS，tS为t时刻的人民币即期汇率中间价。其样本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无论是人民币兑美元、人民币兑港元、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收益序列，还是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收益序列，其偏度均不为0，峰度均显著大于3。从偏度和峰度数值可以看出，相对于正态分布（偏度为0，峰度为3）而言，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的收益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尖峰厚尾特征。为了进一步对人民币汇率收益分布的正态性进行判断，本文采用Jarque-Bera正态性检验，从表1可看出，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的汇率收益序列的P值均为0.000<0.1，从而拒绝正态性的原假设。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收益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依赖于收益分布服从正态性假设的市场有效性检验方法，对我国外汇市场有效性进行判断，其结果可能有误。故本文将尝试运用对收益分布假设要求较低的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方法，以克服传统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四、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
方差比检验方法由LoandMacKinlay首先提出，被广泛应用于随机游走模型的检验，其基本思想是：若金融资产价格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过程，则序列的k-期收益的方差2ks为1-期收益方差21s的k倍。定义外汇市场弱式有效的方差比检验统计量VR(X,k)为：外汇收益序列{}tXX的k-期收益方差的1k与1-期收益的方差之比。2111(,)(...)TtttktkVRXkXXXkTkm211()TttXTm（5）。
其中，1100*(lnln)tttXSS为t时刻的人民币外汇收益，tS为t时刻的人民币即期汇率，11TttXTm，T为样本容量。LoandMackinlay将原假设选定为VR(X;k)1，检验序列是否服从随机游走过程转化为检验VR(X;k)是否显著等于1。当外汇收益{}tXX存在异方差时，可得检验统计量：1/22112()(,)((,)1)kjjkjMXkVRXkkd（6）。
其中222211()()()TTjttjttjtXXXdmmm，M(X,k)渐近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由于单个的方差比检验需要对所有k进行，但对每个k做检验可能会造成过度拒绝原假设。为克服单个方差比检验的局限，ChowandDenning提出基于多个方差比的Chow-Denning联合检验，Chow-Denning联合检验的原假设为(,)1iVRXk，i1,2...,l，检验统计量为1(,)max(,)iiilMVXkMXk，(,)iMVXk渐近服从自由度为l和T的学生化最大模分布（studentizedmaximummodulusdistribution）。
无论是LoandMacKinlay提出的方差比检验，还是ChowandDenning提出的联合方差比检验，其都是用检验统计量的渐近分布来代替样本的精确分布，故检验结果依赖于统计量的渐近分布性质。然而LoandMacKinlay的研究表明，当样本量T较小时，传统的方差比检验存在严重的水平扭曲和较低的功效，导致统计推断失效。JaeH.Kim提出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方法，即把WildBootstrap方法应用于M(X,k)和(,)iMVXk检验统计量，利用Bootstrap重抽样技术得到检验统计量的经验分布代替其渐近分布，并且利用MonteCarlo实验证明，在样本量较小的条件下，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比传统方差比检验具有更小的水平扭曲和更高的功效。本文将采用基于(,)iMVXk的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方法，其具体执行步骤为：
（一）基于容量为T的外汇收益原始样本{}tXX计算(,)iMVXk统计量的值。
（二）构造容量为T的WildBootstrap样本*,1,2...,tttXXtTn，其中tn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随机序列。本文tn的取值为1或-1，且(1)1/2,(ttPPnn1)1/2。
（三）用WildBootstrap样本计算统计量(,)iMVXk，可得**1(,)max(,)iiilMVXkMXk。
（四）重复（二）（三）B次，计算大量(,)iMVXk统计量，可得到统计量(,)iMVXk的经验分布***(,;1),(,;2),...,(,;)iiiMVXkMVXkMVXkB。
（五）根据步骤（一）和（四），可计算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的P值，即***(,;1),(,;2),...,(,;)iiiMVXkMVXkMVXkB中大于0MV的比例。若P值大于名义显著性水平（10%），则接受原假设，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收益序列遵循随机游走过程，即外汇市场是弱式有效的；否则拒绝原假设，认为中国外汇市场是无效的。
本文首先采用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汇率收益的全部样本进行Wildbootstrap方差比检验，以此检验我国外汇市场的弱式有效性；其次，采用人民币汇率收益滑动窗宽（即样本容量）为V(V45,180)的滑动子样本窗，得到TV组样本（T为全部样本容量），利用此TV组样本可得到TV个P值，以检验不同时间区间中外汇市场的弱式有效性。
五、对中国外汇市场弱式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首先，采用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汇率收益的全部样本tX直接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中B1000，(2,4,8,16)ik，运用Gauss软件进行编程计算得到如下结果。第一，对人民币兑美元市场进行检验，其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0MV7.4513，P=0.000<10%，检验的结果拒绝原假设，即人民币兑美元收益序列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因此认为人民币兑美元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第二，人民币兑港元市场的检验统计量0MV6.5749，P=0.000<10%，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换言之，人民币兑港元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第三，对人民币兑日元市场的检验统计量和P值依次为0MV0.5214，P=0.9270>10%，因而无法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人民币兑日元收益序列遵循随机游走过程，人民币兑日元市场达到弱式有效。第四，对人民币兑欧元市场进行检验可得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0MV0.6623，P=0.8540>10%，故接受原假设，认为人民币兑欧元市场已达到弱式有效。其次，分别对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的汇率收益，采用样本容量为45和180两种滑动子样本窗，以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的有效性，以及所选取的样本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对人民币兑美元、港元、日元和欧元汇率收益采用不同滑动窗宽得到的P值，见图1、图2、图3和图4。其中，左图和右图依次是由滑动窗宽为45（1年的数据）和180（4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P值；图中的横轴表示以周为单位的时间段，纵轴表示由每组样本计算得到的P值；实曲线表示使用滑动子样本窗计算的子样本P值，虚直线表示显著性水平10%a。
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益序列而言，当滑动窗宽为45（即1年的数据），滑动子样本组数为186的情况下，11.3%的P值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其中6.5%的P值小于5%，其余88.7%的P值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因而拒绝原假设是合理的，即人民币兑美元收益序列并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而当滑动窗宽为180（即4年的数据），滑动子样本组数为51时，所有的P值均为0.000，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收益序列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由于选取不同的滑动窗宽（即样本容量）和不同的样本时间区间，检验结果都拒绝原假设，这与前文采用全部样本得到的检验结果一致，故无论样本区间的大小，人民币兑美元收益序列都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概言之，本文认为人民币兑美元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从图2可看出，当滑动窗宽为45情况下，对人民币兑港元汇率收益序列进行检验的结果中，14%的P值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其中12.4%的P值小于5%，因而拒绝原假设是合理的，即人民币兑港元收益序列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在滑动窗宽为180的条件下，所有的P值均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人民币兑港元收益序列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这也与前文采用全部样本得到的检验结果相同。这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对港元收益序列都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换言之，人民币兑港元市场也未达到弱式有效。
由图3可知，当滑动窗宽为45，滑动子样本组数为186的情况下，所有P值都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只有0.53%的P值小于10%，其余99.47%的P值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因而接受原假设，认为人民币兑日元收益序列遵循随机游走过程。而当滑动窗宽为180时，所有的P值均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故不拒绝原假设，认为人民币兑日元收益序列遵循随机游走过程。虽然滑动窗宽和样本所选时间区间不同，但结果都不能拒绝原假设，故本文认为人民币兑日元收益序列都遵循随机游走过程，人民币兑日元市场已经达到弱式有效。
由图4可见，不论滑动窗宽为45还是180，对人民币兑欧元汇率收益序列进行检验时，计算得到的所有P值都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因而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人民币兑欧元收益序列遵循随机游走过程。这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对欧元收益序列都遵循随机游走过程，人民币兑欧元市场已经达到弱式有效。通过对图1至图4的分析可知，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元市场都未达到弱式有效，而人民币兑日元和欧元市场已达到弱式有效。也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元的汇率间存在相关性，从而可以根据历史价格信息对未来的汇率走势做出预测，而对人民币兑日元和欧元汇率进行预测则是徒劳的。究其原因，第一，当前我国外汇市场的开放程度还不高，汇率改革的历程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尽完善，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美元汇率的影响，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无效。第二，香港的汇率制度是联系汇率制，在联系汇率制度的架构内，香港通过稳健的外汇基金管理、货币操纵等措施维持汇率稳定，因而港元汇率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故人民币对港元市场不是有效的市场。第三，由于美元兑日元和欧元是自由浮动的，因而美元兑日元和欧元的汇率收益服从随机游走过程；央行决定人民币兑日元和欧元汇率时以美元兑日元和欧元的汇率为基础，因此人民币兑日元和欧元外汇市场是弱势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