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7 10:13:22
国元证券：与京东金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国元证券公告，公司与北京京东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推动无界金融的全面合作，包括综合金融服务的推广，金融平台内容与功能的开发，业务接入，大数据量化研究，用户精准运营和精致服务，身份识别和适当性管理，投资者教育,实体企业的投融资服务，资产配置和资源优化，人工智能金融云技术应用，风险控制及征信体系建设，支付业务，第三方合作及精准扶贫等项目进行合作等。
南方传媒：控股股东拟发行不超20亿元可交换债
南方传媒（601900）公告，广版集团目前持有公司626,759,100 股 A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69.96%。根据广版集团通知，本次可交换债券拟发行期限不超过五年(含五年)，拟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广版集团将以持有的部分公司A股股票及其法定孳息为发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设定质押担保。
国祯环保：中标6.05亿元PPP项目
国祯环保（300388）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五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来的《成交通知书》。通知书确认公司为乌拉特后旗恢复湿地中水循环利用工程PPP项目的中标单位。该项目投资规模约6.05亿元。
江龙船艇：签订2600万美元巡逻艇建造合同
江龙船艇（300589）公告，公司与OMS公司在珠海市签订了《10艘35米铝合金巡逻艇建造合同》，OMS公司订购10艘由公司建造的35米铝合金巡逻艇，合同总价为2600万美元。按照合同进度，合同预计在2019年7月31日前交付合同项下的全部船艇，将对2018年及2019年前三季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据了解，双方将在沈抚新区规划建设、军民融合、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等方面开展合作，助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崛起，同时中国电子自身业务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对此次双方的合作，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表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辽宁将以此为契机，认真落实协议内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拓展同中国电子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芮晓武也表示，作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国家队，中国电子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好辽宁当地实情，尽己所能，加深双方项目合作，扎扎实实做事，坚定不移创新，谋划新思路，为辽宁产业再次腾飞多做贡献。
布局东北门户
中国电子此次与辽宁省展开深入合作，积极布局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国家政策，二是辽宁在东北具有自身优势。
在政策方面，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意见》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全面振兴。《意见》的，为东北地区，尤其是辽宁省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辽宁省在东北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辽宁省经济总量大体相当于吉林、黑龙江两省总和，而且辽宁也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门类最齐全的省份。虽然辽宁有着经济下滑、投资疲软的紧迫现实，同样也有着转型向好、坚实厚重的工业根基。因此，辽宁不缺潜力和后劲，只是眼下亟须找准问题症结，平稳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从而实现东北工业基地的再次复兴。
据了解，今年5月-7月，中国电子与辽宁省委高层就深入交流合作、推动项目落实进行了多轮会谈并达成共识。其中中国电子还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统筹集团相关部门和企业与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发改委等部门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同时沈阳、锦州、本溪等市也主动与中国电子联系，共同探索相关项目的具体落地实施。而中国电子与辽宁签约意味着中国电子率先挺进东北、谋求新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落地。
芮晓武指出，中国电子积极响应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基于自身优势及抓好战略发展机遇考虑，做出有责任、义务、能力，更有强烈的愿望切实在辽宁立足、发展的决定。中国电子率先出手，为振兴辽宁尽己之力。
突出智能制造
此次合作，中国电子积极响应并贯彻落实国家振兴东北的宏大战略，对接辽宁“十三五”发展规划，以自身优势的技术产业，加大与辽宁的项目合作对接，在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智慧园区、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首先是突出智能，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发展以通信装备、机器人等为代表的电子装备制造业，面向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推出一批信息技术深度嵌入的装备产品；发展以工业芯片、工控产品为代表的工控安全产业，推出一批以在线监测、远程诊断和服务为代表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实施一批以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为代表的流程制造、离散制造为重点的智能项目与传统企业升级改造项目；探索以个性化定制、网络协同开发、供应链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新业态、新模式。
其次是突出智慧，让信息技术惠及民生。重点是，构建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系统，通过建设模式创新促进生态系统衍变；巩固以安全可靠电子政务内外网方案为代表的智慧政务业务；着力交通、社保、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推进信息惠民工程；加大大数据投资，强化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数据中心与政务、民生服务平台建设。
事实上，中国电子在辽宁已有产业布局。其中，所属企业参与辽宁部分省市政府信息化项目，包括辽宁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综合办公系统等；辽宁省应急指挥平台、省平台、省国税核心征管系统等。轨道交通方面，中国电子经验实力雄厚，参与建设东北绝大部分轨道交通线路，已在长春地铁、哈尔滨地铁、大连地铁以及东北高铁线路有成功案例。此外，还有中国电子物资东北公司，以及“沈阳市重点项目”光谷联合科技城、即将投资建设的光谷联合创投科技城，是中国电子并购企业在沈阳投资建设的高新电子产业园，成为沈北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象。
推进地方建设
作为以电子信息制造和服务为主业的央企，中国电子一直和全国各地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合作推进地方信息化建设，这几年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了解，中国电子与咸阳市和IBM共同打造中美绿色合作示范项目；与长沙市合作成立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支撑长沙市出台智能制造3年行动计划及配套措施等等，合作领域非常广，企地合作共同促进发展。
中国电子与地方政府产业园推进建设方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泛北部湾等地区建成大规模产业制造基地，在上海、海南、武汉、广西、陕西、广东等多地建成市场化运作的信息产业智慧园区。
智能制造是我国两化深度融合的产业高地，中国电子立足智能制造业务一体两翼、协同发展的产业特色，通过超前布局、开放创新，携手IBM、西门子等国际产业资源，构建联合创新实验室，共同推动技术创新与新模式应用，着力打造以“安全+”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产业体系与服务能力，重点业务涵盖了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以MES系统等为重点的工业应用、以工业云平台为特色的智能服务等方面。目前，相关成果已取得较好突破与应用，中国电子多个重大项目成功入围国家支持方向，产业能力进一步获得国家认可，成为“制造强国”战略的产业中坚力量。
链接
中国电子在辽已有产业布局：
2014年，光谷联合科技城首期启动建设，2015年竣工交付。目前已完成招商80%，一批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类企业入驻，成为沈北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象。
2016年3月31日，沈北新区与光谷联合签约，建设总投资20亿元的光谷联合创投科技城项目。
2012年参与卫生部的居民健康卡项目顶层设计。到目前为止，辽宁省发行的1000多万张居民健康卡，芯片全部为中国电子所属企业提供。
科技部网站消息，8月16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河北省科技厅正式签署《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加快建立和完善战略对话、信息交流、工作对接、科技资源和成果开放共享的协同机制和长效机制，并在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层面进行了具体工作部署。
京津冀三地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层面加强联动和合作，是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具体举措，是三地科技部门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一体化的重要抓手。
在战略研究层面，着力搭建协同创新战略研究平台，依托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充分调动中央和三地智库的研究力量，广泛吸纳各类创新主体的参与，围绕协同创新重大战略问题凝聚共识，积极探索“共同出题、共同组织、共同研究、共享成果”的合作研究机制与模式，打造京津冀创新发展战略高地，为促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在基础研究层面，着力搭建基础研究交流平台，推动基础研究资源共享，服务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通过完善专家资源交换、科技资源共享等机制，加快推动科技资源流动，实现基础研究项目成果的开放共享；针对共同面临的热点、难点科学问题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需求，在重点领域探索开展实质性研究合作，构建三地基础研究合作新模式；整合京津冀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资源，在重点领域引导和支持建立重点实验室创新战略联盟，深入推进三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举办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搭建科研人员交流与合作平台，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与交流。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张继红在座谈会上指出，在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北京市科委按照“促联合、促对接、促转化、促市场”四条工作主线，在落实联合攻关、园区合作、产业对接、成果转化、资源共享、市场一体化等六项重点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加强与天津市、河北省科技部门的沟通，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层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搭建合作平台，探索长效合作机制与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模式，将会加快推进京津冀科技创新的一体化发展，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
天津市科委总工程师李彭越指出，框架协议的签署，既是对我们过往成绩的一份肯定，同时也是对今后工作的一次升华，标志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我们的区域协同创新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天津市科委将以此为契机，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与北京、河北兄弟单位一起，共同探索战略研究、基础研究领域合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打造京津冀创新发展战略高地，提高区域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河北省科技厅副巡视员陈卫滨指出，三地合作框架协议签定，对于整合优质研究资源、创新合作机制形式、推动京津冀科技经济融合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河北在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中的基本思路是服务京津、协同发展、绿色崛起，充分利用京津创新资源和河北省区位、空间、产业优势，实现协同创新、共同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河北坚持优势互补、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以京津冀科技一体化为依托，深化战略研究，加强基础研究合作，坚持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的方向，服务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重大目标。
下一步，京津冀三地将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在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层面深入开展实质性合作，重点聚焦科技创新一体化、生态建设、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协同创新、科技资源共享等方面，全方位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
关键词：供应商管理；供应链；跨国机械制造企业
1 基本思想
全球化的经济转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体制结构，同时还有人们的思想以及认识。在这样的冲击下企业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企业的外部环境更是变化多端。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多变性，使得企业不得不面对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还要应对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这些都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以及发展。因此企业不能再继续遵循传统的产品驱动模式，而应当逐步的转变成顾客驱动模式，这种新型管理中供应链管理便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管理模式。作为供应链管理的核心，供应商管理要求将所有的供应商看做为市场中可以联盟的组织，通过联合供应商去击败其他供应链联盟，这便是这种管理模式的核心思想。所以，企业在选择合作供应商的是后需要站在长远的发展角度，对整个供应链的整体利益进行集成考虑。在这样的管理环境中，企业通过利用供应商，加快度对市场的响应，只需紧紧把握最核心的产品方向以及市场便可。而生产，只需要制造关键的零部件。对企业关联关系的管理以及创造对企业的发展以及在竞争中存活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企业的经营战略，供应商管理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跨国机械制造企业的供应商管理
2.1 企业特点
机械制造企业的结构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了转变，由大批量粗犷生产到柔性精品生产，最终向着敏捷化的方向发展。现代机械制造企业基础要求便是集成化，要求企业的工作过程并行化、技术敏捷化。这些要求企业所涉及的所有程序在合作、竞争以及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更加默契、主动的加强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优质的方式最快的响应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要。跨国企业的发展背景即上述环境，因此需要更加关注核心业务，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注重全球化的合作分工。跨国机械制造公司往往会充分利用全球性的资源，将开发以及核心设计部门放在科技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而针对需要加工制造以及装配的业务放在劳动力、能源以及土地资源容易获取的地方。
文章以某跨国公司作为案例，对其在中国设立的分支制造企业进行了简述。该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桥吊以及轮胎吊。这些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原器件以及材料都需要中国公司独立完场采购。并且物料的种类以及需要采购的数量庞大，此外，很多物料国内都没有，需要进口。所以，以集团公司一体化采购策略为基础，中国公司对外采取灵活多变的供应商管理策略，在物料能够保质保量按时交货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降低采购的总成本。上述要求便需要从管理的角度对供应链管理环境条件下，企业该如何把握公司同供应链中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加强合作，以最小的投入为企业获得最大的利润。
2.2 管理方法的确定
2.2.1 战略性物料供应商
某公司的战略性物料主要是钢材，一年的需用量为两万五千吨左右，其中百分之八十需进口.某公司2001年钢材价格低谷时通过市场调研预计2002年钢材价格会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了买期货和签订框架合同的方式进行采购.而这时候如果签订2002年全年的钢材采购合同，对供应商与某公司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达到双赢的效果。具体地说就是以2002年全年钢材需求量并按2001年的钢材市场价格签订了框架购买协议.通过签订框架合同和买期货，某公司避免了2002年全球钢铁市场大幅涨价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有效地控制了采购成本。
2.2.2 一般物料供应商
该公司在生产中的消耗品即一般物料，对于该类物料供应商，可以通过寄货采购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用以解决上述问题。具体说来，是在同公司进行该类物料交易供货的供应商中对其物料成本、交货周期等予以综合性的评价，选择最佳的合作方。让该供应商在该跨国公司的中国公司处设仓库，公司需要物料则直接从供应商处获取，物料清单则在月底根据实际做出。如此一来不但是对该公司的采购成本能够有效地降低，同时由于供应商仓库的设立，使得该类物料的交货更加及时，同时也节省了供货商的运输成本，其库存可以根据该公司的习惯有规律的进行调整，实现双赢。
2.2.3 重要物料供应商
由于市场供应较为充足，因此重要物料的货源较多，但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使得重要物料价格较为昂贵，过多的库存会使得企业资金占用过多。所以，针对该问题应当采用相应的供应商管理方式，使得企业投入成本降至最低。随着市场的发展，全球化的经济时代已经来临，面对体制发生的变化，国外厂商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前景十分广大，很多跨国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由于各地市场的差异，因此供应商采取的营销手段也不同，同一种产品价格会因为空间的差异而有所差异。有的产品在中国销售的价格可能高于其他市场价格，也有可能低于其他市场价格，因此，在进行重要物料供应商的管理过程中，需要根据采购的具体要求对比价格，降低成本。
2.3 框架协议的运用
所谓的框架协议是指：当很多小的重复交易建立了长期合同，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合同机制涵盖这种关系和单个交易的需求。这被称为框架协议（framework agree-ment）：合同在一定时期内，为每笔单个交易作为一个框架进行运作。框架协议提供了一种规则，双方在同一合作的前提下发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深入合作，相互支撑服务。
对于标准元件，如一些长期需购买的标准产品，可以考虑运用框架协议减少采购管理成本。框架协议的主要原则是对一些经常购买的标准产品，将一年或一段时间的购买量集合起来，与供应商谈一个全年的价格。对采购方来说，避免多次重复询价和谈判，从而减少了采购管理成本；对供应方来说，避免库存量过大引起成本增大，也避免了库存量过小无法按时供货的局面。
3 结束语
根据上述分析，针对供应链中对供应商基本的管理思路以及在跨国制造机械企业中，日常的采购过程中，针对物料供应商，可以采取的战略管理方式为框架协议的签订、买期货等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在制造企业同供应商之间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伙伴关系，用以加强合作；而针对一般的供应商，在管理方式上则采取寄货采购法，用以降低供应库存以及采购成本，而库存的降低、采购管理成本的减少使得企业在紧急采购情况的应变中，灵活性更大。通过全球比价的方式对重要物料的供应商进行管理，主要用以降低总成本。另外将非核心业务采用外包的方式，从核心提高公司竞争力，利用第三方，将自身的投资成本予以有效降低。
参考文献
[1]郑黎明.供应链管理在开隆公司的运用[D].西南交通大学，2004.
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国际气候制度一旦形成就以各种不同方式持续不断地变化着。对于国际环境机制研究者而言，鉴于近几十年来法律承诺与制度的不断扩展理解制度变迁的需要具有更为强烈的紧迫性。几乎没有人为全球环境成为国际议题而伤心，然而什么原因导致制度扩散的问题尚未清楚。这是当下关切制度变迁的充分理由。国际气候制度变迁涉及秘书处等制度安排、灵活机制等机制设计以及共同但有区别、可持续发展、公平等规则的变化。国际气候制度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那么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理解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选择国家环境战略的关键。基欧汉、奥兰扬等曾经尝试着描述和解释制度变迁，但是大多数学者关注国际制度缘何重要、如何有效等问题。因而全球气候政治研究者没有充分探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模式、过程、来源等方面，以理解制度变迁对未来全球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战略选择。
一、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制度主义解释
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环境保护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并不像古典现实主义者，这些学者们假设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全球政治不仅仅涉及权力与客观利益，而且关系到认知、观念、知识、认同与意义。学者们往往从国家动机的角度探究国际制度的变迁。以权力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权力是国际制度变迁最至关重要的因素; 以效用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利益是国际制度变迁的主要因果因素，以观念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共识式知识是国际制度变迁的主要因果因素。尽管这三种制度主义理论以不同方式界定着利益，但是呈现出国家中心论的特点，假设自私是国际制度变迁中国家的基本动机。
( 一) 自由制度主义视角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关注政府间谈判、制度设计与有效性。在环境多边主义领域，大量分析属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框架。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描述了经济过程模式、整体结构模式、问题结构模式以及国际组织模式，作为理解制度变迁的分析工具。总体权力结构的传统解释模式强调，国家间权力竞争为全球环境政治提供了基本动力，塑造着国际气候制度的变迁。总体结构模式和问题结构模式共同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只注重国家的权力能力，而忽视了国内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
颇为代表性的是，奥兰扬建议以环境机制所面临的各种压力( 内部与外部) 以及这些压力下机制相应的弹性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他提出内生与外生相结合的论断( endogenous - exogenous alignmentthesis) 。最重要的是，机制特点与其环境相契合的程度推动着机制的变化。这需要从生物物理、社会经济的术语来理解。机制的具体特点包括决策规则、制度灵活性、监管与管理能力、资源。外生特点涉及政治与经济的( 间断性) 连续性、问题特性、相关生态系统状态的变化。特定机制中内生与外生因素之间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机制变迁的方式。奥兰扬指出了五种机制变迁的类型，即逐步发展、发展受阻、间断平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 、转向、崩溃。《框架公约》协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制度形式。国际气候机制属于发展受阻型。然而这并未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用的指导，因其涉及很多内生与外生因素。奥兰扬有意地回避了当代政治科学，也即回避了政治，特别是低估了国际合作所面临的政治障碍问题。因此，奥兰扬并未为理解环境治理的制度变迁提供一项更为有效的方法。
( 二) 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强调规范、观念在国家结构形成与转型过程中的角色，以此探讨利益与认同形成的机理。竞争性规范在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环境规范影响着行为体的利益及其全球环境制度。格里( Gerry Nagtzaam) 从规范政治角度解释制度变迁，表明了全球环境政治中三项重要规范如何影响着国际合作，即环境开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国际气候制度是全球性行为体在规范结构方面之间斗争的舞台。
制度主义视角有其优点，但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没有严谨地论及气候变化问题、权力与控制的深层次原因。国家中心论的制度主义分析者关注制度设计、负担与义务的分摊、霸权领导与社会学习等，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分析的国家中心论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
二、超越制度主义视角: 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动
国际气候制度内嵌于更为广泛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因而没有一种解释模式能够完美无瑕地解释国际气候制度的变迁。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主义分析关注国家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国际制度对国家权力的影响。这种分析不仅将国家视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而且将国家与市场视为人类活动两个独立的领域。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往往关注国家间谈判，仅仅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然而事实上国际气候变化机制显然无法脱离国家政府、资本市场与社会制度之间复杂互动的关系。事实上国际气候制度反映了国家政府、市场行为体、产业协会以及社会行为体的能动性、动力与权力之间的博弈。
市场行为体在贸易、生产与金融等领域塑造着国际气候制度。产业竞争等经济问题在全球环境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摆脱纯粹的竞争，往往需要将政治因素引入分析中。一旦公司对其环境有所控制、讨价还价、战略、影响和领导等问题随即出现。经济分析为解释机制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但经验丰富的观察家( 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 都认为，经济分析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明确的政治假设纳入解释机制变迁的模式中。当然，我们也必须将经济进程变化纳入分析框架中。资本所有者对国家管理者实施结构性权力，因为他们有能力塑造国家决策的环节。国家的环境政策是内部过程的产物，也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构成性因素。例如，挪威奥斯陆大学沃米戴尔( Irja Vormedal) 将机制学派与商业权力对机制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强调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塑造着制度变迁的特定条件。他关注多层治理、商业战略与国际机制形成之间的交叉点，从而建构了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此外，斯特兰奇从三角外交的角度描述了国家之间、国家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之间的三角关系，为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不同层面提供了有用的方法，尽管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公民社会行为体的角色。
国际气候制度研究者应该考察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并不人为地割裂国家与市场。国家与资本之间权力与权威之间的重组从深层次上反映和体现了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进程与趋势。环境政策的市场化表达了当今国际气候制度的组织方式及其运行的意识形态。然而国家与市场互动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不应该忽视公民社会的角色。相反，研究者应该将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置于考察的中心。一些形式的国际气候制度是国家所主导的( 联合国条约) ，其他反映了市场的主导地位( 环境管理体系) 、公民社会组织的主导性角色( 民事管制) 。行为体寻求建立公司、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知识分子的各种联盟，以确立全球环境政治的政策、规范与制度。大公司往往无力纯粹以其经济权力或政府联系控制环境领域，反而需要更为广泛的行为体的同意，如公司、政府机构、产业协会以及公民社会等。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体现了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变化，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无法脱离全球政治中权威的广泛转变。新葛兰西主义考察国家、资本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剖析不同历史集团的利益影响国际气候制度的方式，分析国际气候制度的原则、规范、规则与程序。彼得纽厄尔( Peter Newell ) 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挑战着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论述，从国家在资本积累中的角色角度解释国家政策与特定国际协议的内容。国家在资本积累条件方面的角色、石化能源在资本积累中的关键性、不同国家石化能源可用性的特殊性有助于解释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其气候政策决策的变化，因而有助于理解气候机制内容的变化。
三、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分析
1992 年5 月政府间正式谈判促成了《联合国框架公约》( FCCC) 。1994 年3 月21 日，《联合国框架公约》开始实施。此后政府间谈判涉及《联合国框架公约》的细化和落实、其他义务的谈判，最终在1997 年12 月形成了《京都议定书》( 2005 年开始实施)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意在设立2012 年《京都议定书》的后续协定，在技术、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一些进步，然而在减缓与资金方面仍存在着分歧。
随着气候机制不断成熟、复杂且往往是冗长乏味的实施与承诺设计的问题，利害相关者开始理解其在国际气候制度过程的利害。例如，可再生能源公司、能源高效与节能公司在推进石化使用方面有着明确的利益。由此它们日渐介入《联合国框架公约》及其全球气候机制的争论。重要的利益相关产业包括石化( 煤炭、石油、天然气) 、汽车、保险、发电、可替代能源( 水力发电、太阳能与风力) 。例如，在柏林召开的气候公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 COP1)上，代表着化学部门的国际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组织(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 ICCP)向美国代表提供了标记文本的草案，成为最终文件的基础。再者，澳大利亚产业温室网络( the AustralianIndustry Greenhouse Network，AIGH) 、澳大利亚铝协会( the Australia Aluminum Council，AAC) 成功地寻求破坏1996 年至2007 年澳大利亚自由党霍华德( John Howard) 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批准，与主要谈判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以继续反对任何类似《京都议定书》的框架。
( 一) 《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
受一些产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美国所寻求的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以其他国家的排放治理项目或排放贸易的方式实现其减排目标。相比之下，欧盟与发展中国家认为，国内行动应该是实现减排目标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初抵制任何允许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减排中获得信贷的机制。最终，《京都议定书》形成了数项灵活机制，包括减排贸易、工业国家之间的联合实施、发展中国家减排项目的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但这些应该是国内行动的补充。
商业与产业非政府组织影响清洁发展机制(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特别是全球气候联盟。全球气候联盟努力阻碍《框架公约》的谈判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广泛认可。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与批准，全球气候联盟日渐得不到产业的支持，在20 世纪90 年代数个关键性公司退出了全球气候联盟，因为它们不再支持激进的反气候变化的立场。全球气候联盟2002 年正式解散了。直到1997 年美国政府建议排放贸易问题，这个议题才正式成为《联合国框架公约》的谈判议程。美国1996 年将国际排放贸易问题纳入其谈判立场，12 月份首次在非正式出版物中公开倡导。日美加澳新( JUSCANZ，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在《联合国框架公约》谈判中形成一个谈判联盟，怀疑或反对具体减排承诺。1997 年日美加澳新立刻将其作为正式建议，呼吁将排放贸易作为未来协定的政策工具。发展中国家与欧盟极其怀疑其建议，予以拒绝。欧盟代表认为，这会使富裕的污染国排放照旧，仅仅以排放许可作为赔偿。此外，他们担心欧洲公众将排放贸易视为污染的权利。
当时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呼吁指导与控制措施( command and control measures) ，即所谓的政策与措施( Policies and Measures) ，拒绝灵活机制。但是对美国等国家而言很显然排放贸易与其他灵活机制是其赞成有约束目标的协定的前提。1997 年12月，包括排放贸易、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在内的《京都议定书》达成了。欧盟试图限制灵活机制，以迫使各国在国内完成其减排。美国等国家对此提出异议，呼吁灵活机制无限制地使用，致使国际谈判陷入僵局。直到2001 年协议最终才达成。
跨国公司、排放贸易倡导者成功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使其在推进排放贸易方面成为联盟。美国清洁空气政策中心( the Center for Clean Air Policy，CCAP) 成立于1985 年，倡导市场方法。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等能源公司提供了资金。美国清洁空气政策中心是最早游说欧盟委员会并向其提供排放贸易咨询的参与者之一。美国环保协会( Environmental Defense) 、世界资源研究所( the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支持排放贸易，在国际与欧洲层面上游说。然而欧洲非政府组织最初对此概念更加挑剔，如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地球之友放弃了其对排放贸易的批判立场，转而赞扬斥之为垃圾的措施。然而欧洲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支持排放贸易。
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非政府组织似乎扮演着更大的角色，特别是产业非政府组织寻求较弱的排放限制承诺或更强大的灵活机制。并不像《联合国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为工业国家具体规定了明确的责任，以限制与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尽管《联合国框架公约》谈判中的许多主要问题对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包括目标、时间表以及资金承诺。谈判本质上往往是语义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国家与国际层次上政治意志的加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着全球政治变迁的国内与国家间力量。
( 二) 公司政治战略转变与制度变迁
在21 世纪之交，欧洲与北美公司战略普遍转变为包容与合作。它们更多地寻求影响制度设计，采纳良好的减缓技术与方法，包括具体部门与跨部门利益组织，如世界核协会( the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WNA) 、世界煤炭协会( the World Coal Institute，WCI) 、国际石油工业节能协会( the InternationalPetroleum Industry Energy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IPIECA) 、国际商会(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Commerce， ICC) 、美国最大工会劳联产联( theAFL - CIO) 、日本自行车推广研究所( the Japan BicyclePromotion Institute) 、铀研究所( the Uranium Institute) 、联合卫理公会( the United MethodistChurch) 、国际旅游联盟( the Alliance Internationalede Tourisme) 、国际太阳能汽车联合会( the InternationalSolar Car Federation) 。具体部门的商业与产业组织的要求与战略往往是维持或占有低碳经济中新的市场。一些商业与产业组织更强调发展低排放技术，如碳收集与封存(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 、洁净煤技术(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尽管国际商会是一个跨部门的大型商业组织，但是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事实上控制着国际商会。这阻碍着美国商会环境与能源委员会( the ICCCouncil on Environment and Energy) 进一步采取支持环境管制的立场。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EmissionsTrading Association， IETA) 成立于1999 年，明确支持环境管制，已经成为国际气候制度中最大且最活跃的商业与产业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倡导以市场机制作为气候政策工具，推进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有效体系，确保《京都议定书》灵活机制的有效运行。国际排放贸易协会由许多公司群体构成，包括排放者、交易者。另一个商业与产业组织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the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 ，WBCSD) 。该组织明确赞同温室气体排放管制与国际框架的必要性，作为建设性伙伴努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一般而言，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关注长期的政策建议，直接决策者、《联合国框架公约》秘书处直接合作。该组织的游说活动更关注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全球框架中所有主要排放国，相比于2012 年后更加严厉的类似《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这些不同部门的共同兴趣是，推进市场机制与规制设计。
近年伴随着温室气体管制的扩展可再生能源产业获得重要发展。美国可持续能源委员会( Councilfor Sustainable Energy) 、欧洲可持续能源前景商业协会( the European Business Council for a SustainableEnergy Future ) 代表可再生与低碳密集型能源部门。其中最显著的组织是可持续能源商业委员会( the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Energy，BCSE) 。近来金融服务部门的行为体也加入到可再生能源的游说中。伴随着碳交易的增加，金融服务部门抓住机会发展了新的金融与保险工具与产品、咨询服务。鉴于此，很多金融产业受益于更加严厉的管制，从而增加交易与推动了对其服务的需求。
政府准许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地参与国际气候政策过程，而且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各方的会议，游说政府，准备政策报告，与公众和媒体互动。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条款与法律结构反映了这种变化。《联合国框架公约》的条款明确允许与鼓励非国家行为体以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程序机制参与。商业非政府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设定议程、提供政策建议，政治压力，监管政府行为，实施活动。
全球气候问题涉及不同国家核心产业的利益。因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建议会威胁着工业经济体主要部门的经济利益。自从1988 年全球变暖的政治应对开始争论以来，石化公司在国家、地区与全球层次上积极游说，确保自己的利益，数次成功地将自己的立场融合到《联合国框架公约》( FCCC) 中。跨国石化公司形成了伞式组织，特别是全球气候联盟( the Global Climate Coaltion，GCC) 、气候协会( theClimate Council，CC) 。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是煤炭与石油公司、化学与汽车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全球气候联盟是气候变化方面重要的商业声音，由50 多个商业贸易协会与公司组成，包括美国石油协会(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杜邦公司( DuPont) 、陶氏化学公司( Dow) 、福特公司( Ford) 、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德士古石油公司( Texaco，)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美孚石油公司( Mobil) 、壳牌公司( Shell) 。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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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警惕物资采购的三大关键指标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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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力大学等五所高校与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6月19日，四川省电力公司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电力学院五所高校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课题研究、项目开发、科技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为加快四川省电力公司科技进步和人才队伍建设，以推动电网和公司实现发展新跨越，双方同意按照“资源共享、增进合作、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在课题研究、项目开发、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促进研究成果在企业中的应用，共建校企交流平台，实现校企共同发展。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彦蓉在讲话中指出，双方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不仅是加强校企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新起点，也是对四川省科技创新工作、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对四川省深入实施“两化”互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增强发展后劲，实现“三个翻番”、“五个提升”的发展目标，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黄彦蓉表示，四川省委省政府将大力支持双方的合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努力促进双方在人才资源、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生产实践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谋发展。同时，也希望校企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深度融合，不断推动协同创新，以具体项目为依托，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攻关、人才培养和科技交流，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实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行业技术进步提供持续的支撑和引领，充分发挥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骨干作用，为四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四川省电力公司）
华北电力大学与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6月26日上午，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与华北电力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以及双方共建的部级核电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华北电力大学举行。仪式上，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嘉鹏、华北电力大学副校长安连锁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为了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卓越计划”，搭建校企合作培养工程人才的综合平台，特别是为了适应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对专业工程人才的需要，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本着校企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今后将在人才培养、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等方面创新机制，展开全方位合作。双方共同建立了集工程训练、企业学习、顶岗实习、教师及员工培训、科学研究为一体的部级核电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北京基地和海阳基地。基地将以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为宗旨，着眼于培养核电高层次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华北电力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节能减排研究中心揭牌
6月27日上午，太原理工大学节能减排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节能减排产业发展论坛在太原理工大学迎西校区举行。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姚芝楼在揭牌仪式中致辞。他说，此次学校着眼于进一步推动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结合“2011计划”的实施，拟采用校企联合、协同创新的模式与山西艾森资源综合利用研究院联合成立的节能减排研究中心，将以切实服务区域特别是山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优势、科研优势和山西艾森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院接近市场的需求掌控能力，针对节能减排事业的核心共性技术进行研发推广，并开展相应的人才培养、项目管理机制的改革创新，全力打造促进山西转型跨越发展新的技术平台。（太原理工大学）
2016年，商务部主动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全力主办G20会议铭刻中国印记，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优化全球布局，推动开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阶段，全面深入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并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取得系列丰硕成果。
抓住机遇，推动G20杭州峰会取得重要经贸成果。成功举办G20贸易部长会议，制订国际上首份投资政策多边纲领性文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并通过《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通过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经贸成果，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有力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为全球经济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e极开拓，构筑高标准广覆盖自贸区网络。2016年，商务部加快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建设，成功推进8个自贸区谈判或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形成良好势头。2016年1月，主席访问沙特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注入了强大政治动力；正式启动与以色列自贸区谈判，恢复与斯里兰卡自贸区谈判，积极推进中国―马尔代夫、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等谈判；启动了与尼泊尔、孟加拉、毛里求斯的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二是积极推动周边自贸区建设向战略纵深发展。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入关键阶段，通过2次部长级会议、5轮谈判，成功推动各方就货物、服务、投资准入和其他规则进一步缩小分歧，为完成谈判奠定坚实基础；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就协定领域范围达成一致，货物、服务、投资等谈判均取得进展；中韩自贸协定加快实施、完成亚太贸易协定第四轮关税减让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三是自贸区全球布局升级优化。推进与加拿大的自贸区进程，在总理9月访加期间启动自贸区“探索性讨论”；启动与智利、新西兰双边自贸区升级谈判；启动与巴新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启动与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究。
主动作为，开创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新阶段。通过贸易部长会议、部长级会议的全面准备，推动领导人会议批准亚太自贸区（FTAAP）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并发表《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把实现亚太自贸区作为下一阶段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提出了系列举措，向实质性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深度参与，着力打造新兴市场及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推动金砖国家第六次贸易部长会议批准了《服务贸易合作框架》《中小企业合作框架》《“单一窗口”合作框架》《标准化合作框架》等成果文件，形成全面推进电子商务、知识产权、贸易促进等新领域合作等重要的先导性成果。务实推进稳步推进大图们倡议合作向独立国际组织法律过渡，引领东北亚贸易投资合作方向，推动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
顺应形势，打造多双边发展合作新亮点。面对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形势，商务部继续深入推进多双边发展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建设性参与重要国际会议。为配合总理出席第71届联大系列高级别会议，对中方宣布的务实新举措进行了包装设计。利用世界人道主义峰会、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联合国贸发大会、世界出口发展论坛参会机会，阐明我国在国际发展合作、贸易与投资、人道主义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二是探索新型合作模式。商务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签署《关于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尝试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三方合作。与德国经合部共同筹建中德可持续发展中心，整合发展合作资源，探索新型合作试点。三是打造精准扶贫新样板。积极推动联合国驻华系统在江西省赣州市、青海省海东市深入调研，设计并执行综合扶贫和能力建设项目，为当地扶贫工作提供了大量支持。
2017年，商务部将继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度，努力构筑周边经济发展圈，推进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
关键词：国际贸易；TPP；经济合作；协定
Abstract：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has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Asian-Pacific area cooperation which may promote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The author studies the origin and the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and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U.S. promotes it. At the end，the author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trade，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conomic cooperation，agreement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7-0043-04
2011年11月12—13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九个成员已就谈判总体框架达成一致。TPP谈判将对亚太区域合作框架与我国发展外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TPP演变的基本情况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前身是“太平洋三国更紧密伙伴关系”（Pacific Thre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也称P3）。2005年8月，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与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也称P4），这是一项涵盖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广泛议题的自由贸易协定。TPP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2008年美国加入该协议。随后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先后宣布加入该协议。经过九轮谈判，2011年11月，TPP的四个原始缔约方与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五国签署了《泛太平洋领导人宣言》，宣布达成框架共识。2011年11月日本宣布正式加入TPP谈判。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等国也先后表示将适时考虑加入TPP谈判。2012年2月23日，日本完成了首轮谈判事前磋商。目前，TPP谈判仍处于框架性和原则性共识以及规则细化层面（见表1）。
表1：TPP的发展情况
2012.02.23 日本完成了首轮谈判事前磋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不同来源整理而成。
二、TPP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一）TPP的基本内容
TPP本质上属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致力于打造“二十一世纪、高标准、下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现有九个谈判成员形成了横跨太平洋，以澳、新为中间节点的巨大自贸圈，南北美、东亚、南亚及大洋洲都被囊括其中。据IMF统计，2010年TPP九个成员国的GDP总量达16.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7.2%；如果加上日本，TPP的GDP总量将达22.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35.5%，TPP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虽然目前TPP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从原P4版TPP协议的内容来看，其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规制合作等（见表2）。TPP成员不定期举行谈判，谈判采取闭门磋商的方式进行，谈判结束前不对外公布技术文本。对所涉及领域设置24个工作组分头讨论，推动谈判进程逐步深入。
表2：TPP条款的具体内容
资料来源：《TPP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东北亚论坛，2011.03。
（二）TPP的特点
一是谈判标准高。TPP摒弃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责任与义务上有差别的重大原则。TPP要求成员国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全部贸易产品零关税，在服务贸易领域采取否定式列表的高开放水平。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研究显示，在原产地规则方面，TPP实行45%的附加价值标准，即享受零关税优惠的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必须超过其总价额的45%，比东亚各国间FTA规定的40% 的附加价值标准更高。
虽然我国财政部已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和22个应用指引，但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建设进展仍较为缓慢。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和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先后了各自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这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水平最高的两个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无疑会对全球的管理会计师能力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本文对这两者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建设的初步思路，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管理会计体系。
二、CIMA和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比较分析
2014年4月，CIMA联合AICPA了其权威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CGMA能力框架》[1]（以下称“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以“道德、诚信、职业精神”为基础，提出了包括“技术、商业、人际、领导”四大核心技能下的四等级能力框架，并对四大核心能力做了基于四个等级（基础级、中级、高级、专家级）的细化。2017年9年，IMA也以管理会计实务公告的形式了自己的能力框架——《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2]，突出了管理会计师应具备的五大能力，即规划和报告、决策、技术、运营、领导，其中领导能力是核心，为其他四大能力提供支撑；同时还对五大能力进行了基于五个等级（有限知识级、基本知识级、可应用知识级、熟练技能级、专家级）的细化。
1.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1）“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分析。第一，技术技能大类，包括8项专业技能：财务会计与报告，成本会计与管理，经营规划，管理报告和分析，公司财务和司库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会计信息系统，税收战略、计划和遵循。每类专业技能下又包括若干项子能力。财务会计与报告技能包括：①会计准则子能力，确保所在组织根据国内或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运营，履行法定职责及义务；②交易会计与结账子能力，根据会计准则对财务交易和事项进行记录、调整、对账、结账；③财务报告及合规子能力，按照法规要求、适当运用会计政策及技术，为特定主体或企业集团编制内部和外部财务报告。成本会计与管理技能包括：①成本会计子能力，记录和分析生产中与动因有关的成本，并把这些信息应用于组织决策中；②成本管理子能力，记录、规划及管理成本（包括产品定价和供应链分析），并通过成本管理支持企业战略实施。经营规划技能包括：①规划、预测与预算编制子能力，做出和某一特定期间战略计划并行的评估及量化，包括计划销售量及收入、资源数量、成本及费用、资产、负债、现金流量，以及其他非财务指标；②资本支出及投资评价子能力，基于战略一致性、支付能力、可接受投资报酬、优先顺序，对投资进行评价。管理报告和分析技能包括：①财务分析子能力，分析财务报表和资料，根据时间推移及其他组织比较，提供组织财务状况及业绩的深刻见解；②管理报告子能力，就组织的运营及财务状况进行讨论、传递和报告（包括质量报告、可持续性报告、客户盈利能力报告）；③业绩管理子能力，计量并监控业绩，确保组织及个人目标的实现；④差异分析子能力，分析识别差异及根源，并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⑤标杆管理子能力，将组织流程和业绩与其他组织或行业最佳实践相比较。公司财务和司库管理技能包括现金管理、兼并和合并、资金政策与资金风险管理、公司估值、企业融资五项子能力。会计信息系统技能包括构建信息系统环境、开发会计应用程序、技术开发与提供IT解决方案三项子能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技能包括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反馈与报告、内部控制、内部审计五项子能力。税收战略、计划和遵循技能包括税法、报税预审核、税务会计、税务监察、税务筹划五项子能力。第二，商业技能大类，仅包括1项专业技能：战略。分为战略基础级、中级、高级、专家级四个等级。综上所述，“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专业能力包括三个层次：大类能力、技能、子能力，共包括两大类、九大技能、31项专业子能力；对每一专业技能、专业子能力又做了四等级划分。（2）“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分析。第一，规划和报告大类，包括财务报表编制，财务记录保持，战略和战术规划，预测，预算，业绩管理，成本会计和成本管理，内部控制，税务会计、税务管理与筹划。本大类下包括9项专业能力，每项能力又划分成五个等级。第二，决策大类，包括财务报表分析、公司财务、经营决策分析、全面风险管理、资本投资决策、职业道德。本大类下包括6项专业能力，每项专业能力又分成五个等级。综上所述，“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专业能力包括两个层次：大类能力、分项能力，共包括两大类、15项能力；对每项能力做了五等级划分。（3）专业能力的比较。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二者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内，虽然规定的管理会计核心能力总分类数量不同（IMA五类、CIMA四类），但专业能力的规定基本是相同的，都涵盖了财务会计能力（账务处理、对外财务报告）、公司财务能力、成本会计能力、管理会计能力（预测、规划、预算、经营决策、资本投资、管理报告分析）、内部控制能力、企业税务管控能力、战略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等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的专业能力构成了管理会计师的专业基础。
2.管理会计师经营（运营）把控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下的管理会计师经营（运营）把控能力主要包括：第一，商业技能大类部分：宏观经济分析、市场和管制环境、商业关系、流程管理、项目管理；第二，领导技能部分：变革管理。共包括六大经营（运营）把控能力（技能），并对每一专业技能做了四等级划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下的管理会计师经营（运营）把控能力包括：第一，运营大类部分：特定行业知识、运营知识、质量管理及持续改进、项目管理；第二，领导大类部分：变革管理、冲突管理、人才管理。共包含七大经营（运营）把控能力，并对每一专业能力做了五等级划分。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就对运营或经营的把控能力来看，二者都对管理会计师的运营（经营）能力做出了规定（认知行业及宏观环境、流程管理或掌握运营知识、项目管理、变革管理），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规定更充分，除了上述内容，还包括持续改进、冲突管理等。
3.管理会计师信息技术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没有将管理会计师信息技术能力作为四大类能力之一进行单独列示，而是主要体现在技术技能部分中的会计信息系统。虽然只有三项信息技术子能力，但在四等级划分里面，规定管理会计师不仅要有驾驭会计信息系统的技术能力，还要有能力驾驭与所在组织管理会计工作相关的其他信息系统。“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则将管理会计师信息技术能力作为五大类能力之一进行单独列示，即“技术能力”。包括：第一，企业资源规划（ERP）和总分类账系统，即管理会计师会使用ERP系统去有效地控制组织的财务处理、记录和报告。第二，信息系统和软件知识，即管理会计师会应用信息技术去解决难题、分析数据，并提升企业业绩。在此基础上，对这两个信息技术能力做了五等级划分。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都对管理会计师的信息技术处理能力做出了规定，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规定更为详细、合理，并且将信息技术提升到了可以提升组织绩效的高度。
4.管理会计师领导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将管理会计师领导能力作为四大类能力的两类进行单独列示。人际技能部分包括影响力、谈判和决策、沟通、合作和参与；领导技能部分包括建立团队、培训和监督、驱动业绩、激励和感召、变革管理。共包括九方面的领导能力，并对九大领导能力做了四等级划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则将管理会计师领导能力作为五大类能力之一进行单独列示，即“领导”。包括：激励和感召、沟通技能、团队管理、协作和团队、谈判。共包括五方面的领导能力，并对五大领导能力做了四等级划分。从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对领导能力的规定基本相近，都包括团队管理、激励和感召、谈判、合作、沟通等，但“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领导能力规定更为突出，单独作为两个大类列出，内容更多。
5.二者都考虑到了职业道德能力的重要性。
作为世界上最权威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二者都意识到了管理会计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能力再强的管理会计人员，如果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将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CIMA联合AICPA提出了基于“技术技能、商业技能、人际技能、领导技能”四大能力、四等级细分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但CIMA指出，四大能力是建立在“道德、诚信和职业精神”的职业道德基础之上的，即管理会计师的能力必须基于良好的职业道德。IMA虽然没有把“职业道德”作为管理会计师的能力基础，但是在其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内，五大类能力中有两类是专业能力，包括规划和报告、决策；决策能力部分包括：财务报表分析、公司财务、经营决策分析、全面风险管理、资本投资决策、职业道德。可以看出：IMA把职业道德提高到了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的高度，管理会计师在现实及生活中确实面临道德决策的问题。IMA在2017年还对其“职业道德公告”进行了修订，以适应当前的企业经营环境。不管是CIMA还是IMA，二者在其各自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都对管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做了重要考虑，这是我国在制定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时必须借鉴并考虑的重要议题。
6.管理会计师能力等级规定的比较分析。
（1）“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等级规定分析。“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基于调查和研究，把管理会计人员做了基于三个层次（大类能力、技能、子能力）、四个等级的划分。以税务筹划子能力为例进行分析。将税务筹划子能力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基础级，理解基本的税收策略。第二级：中级，提供税务支持。第三级：高级，创新性、战略性地管理企业涉税事务，就超出一个管辖区域的复杂税务项目或交易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第四级：专家级，为组织制定税务政策、战略、标准和指南。（2）“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等级规定分析。“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基于调查和研究，把管理会计人员做了基于两层次（大类能力、分项能力）、五等级划分，下面以税务会计、税务管理与筹划分项能力为例进行分析。第一级：有限知识级，没有或仅最低限度地接触到企业税务。第二级：基础知识级，理解企业税务概念和法规；理解会计账与税务账的差异。第三级：应用知识级，为纳税申报表收集数据和提供信息，理解不同税表之间的相互关系；执行税务战略，确保记账系统支持所处税务环境的纳税申报。第四级：熟练技能级，准确、及时地编制纳税申报表；分析备选商业决策方案的税务影响；为商业决策提供税务建议；处理政府税务审计师所提出的信息需求。第五级：专家级，管理多个司法管辖区和多个行业的纳税责任；针对国际税务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供建议，统领跨国集团的税务战略；评价税法变动带来的风险与影响，并提出缓解风险的策略；使用有效的税务战略来增加现金流量；领导一个复杂的组织制定税务策略并进行税务筹划；与税务当局协商税务清算。（3）专业能力等级的比较。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对能力等级的规定有差异，都根据自己的调查及理论研究做了适当的划分。但整体来看，“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等级层次更详细，可以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构建提供借鉴。
三、构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初步思路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提出构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初步思路如下：
1.我国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必须考虑职业道德的要求。
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营环境和公司治理要求，我国在构建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时，要对职业道德能力给予适当的关注，建议把职业道德能力放入管理会计人员核心能力的专业能力中去，管理会计的职业性质要求，使得管理会计师必须恪守职业道德，才能尽职尽责地为所在企业或组织服务，杜绝管理会计、财务丑闻的发生，更好地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树立起管理会计师的良好职业形象。
2.构建基于四大核心能力的四等级管理会计能力框架。
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按照“业财融合”的要求，笔者认为我国的管理会计人员应具备四大核心能力：专业能力、运营（商业）能力、信息技术能力、领导（人际）能力。其中，领导（人际）能力是核心，管理会计人员以领导能力为基础，充分施展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专业能力、运营（商业）能力，为所在组织创造价值。四大类核心能力下面再分为若干子能力，并分为四个等级：初级、运营级、战略级、专家级，具体说明如下：（1）专业能力。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应当建立在“大管理会计”的基础之上，细化为八项子能力：账务处理及对外财务报告，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公司筹资、资本运营及现金管理，经营规划、预测、预算、决策分析、报告，资本投资决策，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税收会计、筹划及管理。八项专业子能力再细化为以下四个等级：①初级：账务处理、成本核算、税收会计；②中级：对外财务报告，成本管理，现金管理，经营规划、预测、预算、决策分析、报告；③高级：公司筹资、税收筹划及管理、内部控制；④专家级：资本投资决策、资本运营、战略管理、风险管理。（2）运营（商业）能力。管理会计人员必须知道所在企业的业务流程，熟悉企业的商业模式，并把专业能力运用于企业的商业模式，做到“业（商业模式或运营）财（管理会计专业技能）相融合”。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运营（商业）能力包括九大子能力：特定行业知识、运营知识、质量管理、持续改进、流程管理、项目管理、宏观经济分析、市场和管制环境、商业联系。九大子能力再划分为四个等级：①初级：特定行业知识、运营知识；②中级：流程管理、质量管理；③高级：项目管理、持续改进；④专家级：宏观经济分析、市场和管制环境、商业联系。（3）信息技术能力。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信息技术能力包括五大子能力：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总分类账系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规划（ERP）、数据分析管理软件（EXCEL、STATA、Python）应用。五大子能力再划分为四个等级：①初级：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总分类账系统）、EXCEL初级；②中级：管理会计信息系统、EXCEL中级；③高级：管理信息系统、EXCEL高级、STATA；④专家级：企业资源规划（ERP）、Python。（4）领导（人际）能力。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领导（人际）能力包括十大子能力：沟通、合作和参与、影响力、谈判、激励和感召、培训和监督、团队管理、冲突管理、人才管理、变革管理。再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①初级：沟通、合作和参与、影响力；②中级：激励和感召、培训和监督；③高级：谈判、团队管理、冲突管理；④专家级：人才管理、变革管理。
在柬埔寨金边和中国昆明举行的前两次领导人会议上，我们为大湄公河次区域规划了一个融合、和谐与繁荣的远景，通过了《次区域发展十年战略框架》，提出要加强联系性、提升竞争力和建设大家庭。我们重申了第二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GMS合作原则，强调GMS项目合作应灵活务实、注重实效。
我们注意到，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和区域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蓬勃发展，经济一体化加快，周边新兴市场崛起。这些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仍有很多挑战。在此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集中力量、深化合作，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一体化建设，以充分利用GMS合作带来的机遇，以及应对上述挑战。
我们重申致力于实现融合、和谐与繁荣次区域的庄严承诺，决心继续携手努力、密切合作，改善次区域人民生活。
GMS经济合作的进展
1992年以来，次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具体实在。贸易投资与旅游日益拓展，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明显增加、交通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GMS合作取得的成就让我们深受鼓舞。
我们特别注意到，次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东西、南北、南部三条交通走廊基本建成，《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顺利实施，阻碍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的壁垒大幅减少。次区域人员流动成本降低、时间缩短，跨境货物流量增大，经济发展机会增加，各国联系更为紧密。我们欢迎在中越、越老、老泰边境口岸初步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
我们还注意到次区域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能源领域，我们正新建一些发电和输电设施，为次区域开展电力贸易和建设电力市场奠定基础；在电信领域，我们已建好次区域电信骨干网络，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进入新阶段；在旅游领域，我们正在制订一项具体的行动计划，推动在未来五年内把次区域建设成单一旅游目的地；在农业领域，我们执行一项促进农产品跨境贸易、确保食品安全、改善农民生活的项目；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我们开展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以及实施金边计划；在环境领域，我们实施应对次区域环境挑战的全面计划，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的试点；在贸易投资领域，我们执行《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显著改善了次区域商业环境。上述成就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以及未来行动的方向
这些成就表明，GMS合作机制在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效显著。然而，我们仍面临着疾病蔓延、拐卖人口、走私、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威胁和挑战。同时，我们也拥有全球供应链扩展、自贸区涌现、地区一体化加速和亚太经济强劲增长等良好发展机遇。
《次区域发展未来十年战略框架》指导着GMS过去5年的合作。我们对该战略框架进行了审议，全面评估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欢迎并批准了有关评估报告，同意战略框架仍具指导意义，可作为未来5年合作的可靠指南。同时我们也应对GMS合作内容进行微调，以更好地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机遇。
我们还决定进一步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并在以下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一）将次区域的互联互通转化为竞争力；（二）改善民生，减少贫困；（三）应对传染病、非法劳工和环境恶化等跨境威胁。
为增强竞争力，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决定将改善和利用次区域的互联互通作为未来几年的合作重点。我们地处东亚中心，这使我们不仅能从区域一体化中受益，还能加速一体化进程。增强竞争力对于我们发挥潜力、将次区域打造成东亚经济发展的中心至关重要。
为突出竞争优势，我们决定将次区域各国的地理联系性转化为全面和可持续的连通，充分利用次区域基础设施，扩大贸易、投资和旅游。为确保安全、有效地使用基础设施，我们将实施一些必要的法律和法规。我们还将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与环境，逐步建设有利于增强竞争力的社会、环境基础设施。我们还将在上述领域促进地方、国家和区域政策的相互衔接与协调。我们还需梳理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人力资源开发，从贸易投资到旅游推介等方面的合作项目和倡议，避免重复，加强合作的互补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我们赞赏启动运输与贸易便利化综合推进项目，整合、加快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的实施。我们敦促部长们加快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地区和国别行动计划。
我们将努力为次区域贸易、投资与私营部门的发展营造有利和有竞争力的发展环境，将次区域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我们将制订有效的经济政策，建立有效的法制和机制框架，进一步协调、优化、整合贸易投资制度。我们将促进公私部门间的合作，扩大经贸与投资，为次区域人民增加就业和收入。我们欢迎建立经济走廊论坛，促进GMS经济走廊的发展。
我们已采取多项措施强化GMS工商论坛的作用，并鼓励私营部门更积极地参与该论坛。3月30日，我们与GMS工商界代表的对话富有成效，我们指示部长们就工商界提出的扩大中小企业出口等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我们高兴地看到，GMS青年论坛已成为此次领导人会议的组成部分。青年将成长为次区域未来的领导人、决策者、专业人士、工人和农民。我们应接近他们、注视他们、倾听他们，让他们参与次区域合作。我们欢迎举办“澜沧江―湄公河青年友好交流项目”，并期待着更多青年参与GMS活动。
2008年至2012年GMS发展行动计划
我们核准《2008年至2012年GMS发展万象行动计划》，并争取在以下领域取得进展：
交通：加速GMS走廊未完成路段的建设和改造，将GMS走廊扩展为包含泛亚铁路等在内的多式联运通道。
能源：建立可持续和有效的能源供应市场。
电信：进一步完善电信基础设施，通过使用GMS信息高速公路推广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为GMS农村地区电信的发展投入更多资源，召开GMS电信部长会，促进次区域电信事业发展。
农业：落实GMS生物能源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倡议，扩展GMS动物疫病防控项目，便利农村地区获得农业信息。
环境：减缓气候变化等环境挑战对次区域人民生活和发展的影响，呼吁加强森林保护合作。
旅游：加强自然和文化景点的可持续管理，联合对外推介次区域旅游，强化GMS旅游协调办公室的职能。
人力资源开发：执行新的教育、卫生、劳工及其他社会领域合作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拓展和深化金边计划的合作领域，支持湄公学院发挥作用，强化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控。
贸易便利化：协调和整合海关、移民、防疫等边境部门的规章和手续，便利通关过程，促进贸易物流的发展。
投资：振兴GMS投资合作，扩大工商论坛对GMS合作的参与。
我们指示部长、高官及其他政府官员通力合作，确保该行动计划及时、有效地执行。
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动员更广泛的支持和更多的财源来执行该行动计划。为此，我们将：（一）加强主人翁意识，扩大国内参与GMS合作的范围；（二）强化地方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在贸易、投资、旅游和其他经济社会领域的合作；（三）加大力度调动财源来实施GMS合作重点项目。我们还将强化机制建设来推进GMS合作进程。
我们认可并赞赏亚行作为协调人、咨询者和出资方在GMS合作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亚行的参与对GMS合作取得成果功不可没。我们也感谢其他发展伙伴对GMS合作所做贡献。我们要求亚行及其他发展伙伴继续大力支持GMS合作，为GMS合作提供资源和智力支持，把次区域建设成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枢纽。
结束语
15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国经贸联系趋于密切，地理连通日益改善，人力资源和机制建设投入增多，大家庭意识上升，互利合作的愿望增强。这些变化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益良多。在此过程中，GMS合作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3年9月25日上午，乌克兰第一副总理与中国企业家圆桌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会上，中国建材集团与乌克兰绿色科技能源公司签署了1吉瓦光伏电站框架协议，协议金额逾20亿欧元。这是中国建材与乌克兰光伏电站项目合作的又一重大里程碑，也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框架协议之一。
乌克兰新能源产业势头正劲
中国建材集团作为全球第二大建材企业，在巩固传统建材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新型建材、新型房屋和新能源材料的“三新”产业战略，将光伏产业作为集团发展战略重点之一，不断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加快新能源领域的发展。
据有关数据统计，在乌克兰能源布局上，新能源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乌克兰政府希望在新能源领域能够加快前进的步伐，因此乌克兰政府出台了鼓励新能源建设的相关法案。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建材集团开始进入乌克兰市场。
近年来，乌克兰年发电量始终保持在1700亿千瓦时以上，主要来自火力发电站及核电站。乌克兰是电力生产大国，除供应内需外，出口创汇也一直是本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应该说，“断气”危机引起了乌克兰对能源安全的极大担忧。电力工业已成为乌克兰未来能源战略中的首要发展对象。在乌克兰电力结构中，以核能发电（48%）、火电（45%）为主，新能源发电比例很低（不足0.1%）。
与此同时，在德国等国家对于光伏补贴的优惠政策日渐缩水的情况下，乌克兰对于光伏补贴却呈现另一番景象。在政策上，乌克兰有着非常“有利”的税收环境和0.46欧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补贴（其补贴额度比希腊高出59个百分点）。
但是一个行业要想获得正常的发展，都不可能一直靠政府补贴，因此这种政府补贴肯定会逐级下调，从而达到完全市场化运作，这就是欧盟大多数国家都下调新能源补贴金额的原因。
据了解，在能源领域，乌克兰市场长期依靠俄罗斯，而乌克兰一直想在这方面有所改变。长期以来，乌克兰都是从俄罗斯进口各种原装天然气，因此，从能源上来讲，乌克兰一直是比较依靠国外的，乌克兰近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意在提高能源供给的独立性，解决能源供应地区不平衡问题，以及缓解传统能源对环境的污染。
由此可见，由于乌克兰日益加强对新能源实施的重视，其迫切需要与他国合作，从而加快这一战略布局的发展。与价格昂贵的欧洲节能、新能源设备相比，乌克兰更希望从中国进口质量优良、价格适宜的设备，也十分欢迎中国企业以设备、技术、承包、投资等方式进入乌克兰新能源市场。中国建材将以优质的产品、良好的服务和先进的集成供应能力，为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全球客户提供满意服务，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建材与乌克兰签署1吉瓦光伏电站协议
在乌克兰市场环境的利好与中国建材集团“三新”战略互为需要的前提下，中国建材集团与乌克兰绿色科技能源公司1吉瓦光伏电站框架协议终获签署。在现场签约仪式上，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姚燕参加签约仪式并发表了讲话，乌克兰第一副总理谢尔盖·阿尔布佐夫、乌克兰国家电力能源调节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季天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用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宁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签约仪式。中国建材集团副总经理、中建材进出口总经理黄安中和乌克兰绿色科技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瓦季姆·雷巴克分别代表中国建材集团及乌克兰绿色科技能源公司签署了协议。
目前，由中国建材联合乌方所建成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已达540兆瓦，成为中乌两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绿色新能源领域深化合作的典范。2013年7月签署的240兆瓦的光伏电站协议，加上此次签署的1吉瓦框架协议，使中国建材成为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出口商及光伏电站总承包商。此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将使签约双方的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加深，并将向着合作共赢的目标共同迈进。
新能源战略走向国际化
事实上，中国建材集团此次与乌克兰签署1吉瓦光伏电站协议，不仅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其在新能源领域走向国际化方面循序渐进的坚实的一步，为中建材集团未来开发全球新能源市场奠定良好基础。未来中国建材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致力于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市场开拓。
在传统领域，中国建材集团已经做到了若干个全球第一：世界最大的水泥生产商、世界最大的石膏板生产商、世界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商等。中建材将新能源作为重要的集团发展战略，一方面是基于集团自身产业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建设环保型社会，体现央企社会责任的需要。
中国建材的一个理想就是让每一个屋顶都变成发电站，即将建筑和光伏一体化同步发展。
据了解，在 “三新”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建材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已经广结硕果。在新型房屋方面，中国建材集团已经在中东、欧美等市场取得良好成果；在风能方面，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中复联众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风机叶片产业制造商；在太阳能方面，除了在乌克兰建设光伏电站，中国建材集团在日本市场、美国市场、澳洲市场、拉美市场也都有所斩获。
值得一提的是，在奋力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建材集团也不断加大对国内市场的投入力度。据介绍，下一步，中国建材集团将在分布式发电方面积极发展。
分布式光伏发电特指采用光伏组件，将太阳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分布式发电系统。该模式倡导就近发电，就近并网，就近转换，就近使用的原则，能有效提高同等规模光伏电站的发电量，并解决电力在升压及长途运输中的损耗问题。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是建在城市建筑物屋顶的光伏发电项目。但该类项目必须接入公共电网，与公共电网一起为附近的用户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