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9 18:55:11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page_break]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尚、流行和明星，重视商业经济。在编排上花哨生动抢眼，更前卫，是一种快餐文化。南北传媒风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传媒。因为传媒是思想意识的喉舌，文化引导、影响了传媒的特色风格与品位。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
批判与解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相互间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相互碰撞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对它服务的对象———人的伤害。特别是当媒介在文化领域已取得决定作用和关键性地位时，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们认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选择性的建构了社会知识的社会影像。我们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才能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传播学中的人们所处的第二世界和虚幻世界。这是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人类只有通过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因为媒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离开它，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并且不现实。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现代传媒造成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具有肤浅性、无根性、商业性的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是完全和谐而且不断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广告节目融合在一起，他们使文化领域恢复了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设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与重构
从以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指出，哲学真正的社会功能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他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而现今，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提防出现西方与高度物质文明相伴随出现的整个社会精神颓废、萎糜，培养具有高水平的、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众对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对沿着与历史发展的轨迹相一致的方向前进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要以理性批判的态度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间的矛盾。要整合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要看到大众传播工具是人类创造的，不管其价值和功能存在怎样的矛盾和混沌，最终都要服从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类一旦发现它有悖于创造者的初衷时，发现它存在与人的价值和需要的矛盾时，就应改进它的价值和功能的悖谬，使它成为更有利于人类的价值和需要的东西。
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劳动分工的时代背景下，人际交往的方式逐渐虚拟化，面对面的亲密交往行为被社会化媒体中的即时互动取代，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报纸作为受众了解风险信息的主要媒介，具有“喉舌”和“过滤”功能，它们通过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体的把关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释放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受众开始成为自己的信息把关人。Lindsay认为，各类风险事件验证了社会化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如发出预警、接收与求助救援、恢复工作以及监测事态发展和实时信息。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各种信息风险，笔者认为“信息风险”是指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由于信息内容的失真、损耗或迟滞等原因从而导致谣言的生成和扩散，最终影响受众的信息决策，引起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风险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曾指出: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社会化媒体信息流动的特点模糊了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之间的界限。
一些国际风险信息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得以在中国境内传播，如“美国校园枪击案”“波士顿爆炸事件”“马航MH370失联”等都曾在我国的社会化媒体中引起热议。此外，信息传播空间的改变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更难控制。西方媒体能跨过政府的信息宏观调控，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直接向中国受众传播信息，既可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我国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受众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更加好奇，因此受众并不排斥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联社”有13万粉丝，尽管粉丝数量远远低于我国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但从评论和分享的情况来看，其信息具有广泛市场。基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固有差异，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削弱我国受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第二类是盲目相信社会化媒体中的熟人信息所带来的信息风险。社会化媒体使朋友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开始向网络空间转移，通过微信、微博、人人网和QQ空间的高互动性不断加强虚拟和真实空间中的社会联系。信源的确定性使受众盲目地相信信息内容，在不确定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信息传播至下一个圈层，不确定性消息在熟人社会的快速传播容易演变成谣言且不容易被控制。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类是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报道议程设置中的信息风险。目前，我国的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多以新闻整合的姿态出现，信息更新速度虽然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但准确度不高。在传播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常因追求速度使失真信息广泛传播。如在“MH370失联事件”中，腾讯新闻客户端通过整合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未经证实的信息导致了网络谣言的发酵，之后腾讯新闻客户端开设“辟谣专版”专门为已的消息纠错。同时，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的议程设置方式中也隐藏着信息风险。议题的设置与组合安排方式建构了社会风险，社会化媒体的议程、政府议程、传统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相互影响，新闻客户端在整合新闻资源时建构了信息风险，影响了受众对生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如近来腾讯新闻客户端连续报道的“女生返校途中失联”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安全的讨论。在社会化媒体场域内，与受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信息更容易被受众关注和感知，也更易引发社会风险和道德讨论。当下社会化媒体成为建构风险信息的平台，其信息流动的特点和多元化的传播功能既能够传播积极信息，也能使风险信息更具传播力。社会化媒体受众以草根阶层为主，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研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受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应对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新路径
(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英国学者凯丽•巴查尔格特(GaryBazalgette)认为，获得进入多种媒介和接触各种媒介传播内容的路径，并能对此作出明智的选择;了解各媒介使用的独特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懂得媒介的产品制作过程、制作目的，以及媒介如何应对其受众的反应;利用媒介表达思想和传播信息。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开教授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中将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受众使用媒体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培养受众面对信息时的批判性思维，并掌握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传播环境。
(二)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受众媒介素养的延伸
1.受众进入社会化媒体信息场域的技术素养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以及各类智能终端的开发利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已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基于web2.0技术之上的社会化媒体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联系、文化娱乐、了解信息和学习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技术素养是受众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运用科学技术和使用信息产品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和各类APP构成了受众进入社会化信息场域的物质基础，了解社会化媒体是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前提条件。首先，受众应获得硬件设备、掌握接入互联网的资源并对各类智能设备有一定的认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现有的各类设备之外，也应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类新产品的技术特点。其次，应掌握下载和安装各类社会化媒体软件，包括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和其他社交软件。受众对社会化媒体的消费诉求不同，在了解各类App的布局特点和使用方式之后，大多数受众会在众多App中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产品，如今各类App纷纷推出个性化服务，明确的消费目的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使用信息。再次，受众应掌握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各种基本功能，培养自身独立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即发送信息、接收推送信息、分享已接收到的信息、向他人转发信息和通过评论表达自我。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会收到自己所关注的其他账户的推送信息，推送服务节省了用户搜索新闻信息的时间，各类公共服务号、新闻客户端以及关注的人所生产的信息随时会被推送到每个节点，收到信息的个人通过分析解构信息之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信息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将信息转发给其他目标对象。社会化媒体的评论则是表达自我和参与舆论建构的重要功能，评论功能的有效使用可以使受众与他人沟通思想，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现如今，各类第三方应用之间的连接极大地丰富了受众体验，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技术素养已成为社会化媒体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向度。
2.受众批判性思考社会化媒体信源的能力
受众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满意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即选择或然率越高的信息越能吸引受众，因此，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其成为人们生产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以普通人为主，信息通常在经权威部门验证前就已被广泛传播，一些失真的原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具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化媒体信息把关的缺位、信息生产者身份的匿名性、受众信息消费高度自由以及平台的开放性等多种原因，信息常处于先被传播后被验证的尴尬状态。在2013年3月发生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各类伪造国际级权威媒体信源的信息在各大社会化媒体中大肆传播，真假难辨。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中涌现了标示为“马来西亚官方”“美联社最新消息”或“CIA调查结论”的信源不时地披露客机行踪。例如，《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的微博了内容为“据CNN报道，马航MH370航班已确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内坠落”的微博，而事实上CNN的官方网站从未出现过相同或相类似的报道。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信源真假更难辨识，媒体和受众都存在信错信源的风险，盲目地成为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节点。信源的可信度、时效性、接近性、轰动性、娱乐性和公信力等均是影响受众信息判断的有力因素。受众在感知风险时的第一反应是向自己的熟人社会传播风险信息，以维护其群体利益。盲目传播的行为导致失真信息的多次传播，易引发社会的不安情绪。甄别信源真假的能力有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受众可分别从信源的独立性、信源的多样性和信源的社会公信力这三个维度出发去辨识信源。受众作为其自身的信息把关人，应明晰自己的信息消费诉求，即哪些信息是其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力且必须知晓的。首先，受众应思考接触到的信息是否为独立信源。信源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经济、情感、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信源的独立性。信源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会引起二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易于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其次，受众不应满足单一信源的信息供给，应比较不同信源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国内更大媒体、政府和社会权威的微博实名账户或微信公共服务号相对于个人信源更具公信力，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受众可考虑从权威信源获取信息。再次，应批判性地思考熟人信源的可信度。以微信为例，朋友圈中的成员多为亲密的群体成员，彼此信任度高，加之微信私密的传播情境极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利器。受众可以在众多信源中尽量选择公信力高的权威信源来接受信息以减轻假消息的侵害。
3.受众阅读社会化媒体信息文本的能力
网络中的信息鱼目混珠，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人们的信息消费时间十分有限，而社会化媒体中的碎片化信息与事实真相往往相去甚远。网络热门话题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加速了各种不确定性的传播。此外，新信息不断覆盖未经证实的旧信息，受众在新旧更替的信息之间更加难以辨别孰真孰假，错误信息或谣言容易转移受众对真相的关注和探索，而受众的记忆也被不断碎片化。虚假或错误的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发酵、传播都是诱发社会风险的不安因素。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日趋多元化，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民间组织、权威媒体和社会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面对海量信息，我们该选择什么信息并且相信它成为考量受众媒介素养能力的标准之一?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认为，在新证据面前，真相会逐步发展，公共生活领域的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清晰。并提出了“怀疑性认知方法”，即
(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信息完整吗?
(3)信源是谁/什么?
(4)提供了什么证据?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这六个步骤从媒体内容出发，清晰地阐释了受众在信息认知过程中甄别信息的可行性方式。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来自事件当事人的原始信息，也包括官方和媒体对事件最新进展的权威，还可以是来自社会组织和利益体团体的广告宣传。信息的类别和形式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中隐藏着不同媒介或个人的价值观。社会化媒体受众首先应辨别接触信息的种类，探究信息编码的目的，而不应在未辨别信息种类的前提下盲目地解构文本。其次，受众应观察信息已有或缺失的内容。社会化媒体中一类信息会直接陈述事实，常见于各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滚动消息或通讯社的通稿;另一类信息是将经过选择的不同事例整合为同一个事件，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真实是信息可信性的首要条件，受众在阅读信息文本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否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语境，涉事人物的言论是否客观公正，其对事件细节的描述是否出现前后矛盾，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有明显的错误。同时，受众可比较来自其他信源的消息与已阅读过的信息之间是否有较多出入，最终对涉事的信息的准确性和社会价值作出综合的评判。再次，信息内容的叙述过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信息是真的且值得相信。各类信息陈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明确一部分已经发生的事，但仍有部分事实是未知的。在信息接触与阅读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如何整合不同视角的证据，以此来完成中心议题的阐释工作。本着批判性思考的原则，树立不偏听偏信的信息观念，克服先入为主的自然心理，根据个人已形成的知识体系思考信息内容，还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去检索同一议题的历史背景和其他报道，尽可能多地了解确切的信息，随时关注事态的后续报道以获得更加完整的信息图景。最后，受众可以从语言的微观层面来解读信息，剔除附加在各类细节性描写之上的修饰语。文字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呈现方式，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尽管真实的信息要求信息生产者对事件应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信息生产者在编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通过修辞、隐喻、片段化和模糊信息源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建构文本框架。
4.受众读图和观看视频的视觉素养
一、新媒体语境下的满族文化传播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守望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回望环境和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大众传媒在传播满族文化的过程中，有利有弊。缺陷在于，报道或播出频率不高、新闻时效性较弱、新闻题材单一陈旧、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等。同时，大众传媒在传播满族文化时，萨满教等满族文化常常沦为被消解和被想象的异质文化，逐渐失真并开始远离其融入在少数民族生活中真正的文化内核。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型媒介集所有传媒特点于一身，特别是在社会遗产、民族文化的传播功能发挥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社会遗产的传播功能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使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新媒体语境对于满族文化的传播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满族文化的传播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同时它又给满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就机遇而言，新媒体语境更容易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精神，有利于保存满族文化，推动满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满族网站设立专门板块来介绍萨满文化、满族风俗等，有利于满族文化的传播，加深人们对满族文化的了解。满族文化相关的微博微信平台对满族知识的普及，必然能够有效地提高满族大众对民族文化、历史的认知程度，达到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由于满族网站、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可以实现不同地域间满族同胞的直接对话和交流，因此这对于各地满族同胞之间相互了解、情感沟通都十分有好处。一个民族要实现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是基础，民族意识是灵魂，民族团结是根本保障。满族文化的新媒体语境平台是满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有利于鼓舞满族同胞不断向前、锐意进取，更加自觉地融入现代社会。就挑战而言，网络等新兴媒介的缺少约束、言论的随意性以及话语权的高度社会化，使依托网络媒介传播的内容与主题遭遇误读、污染、失真等方面的尴尬。
首先满族文化遗产在数字化过程中容易被误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但这一过程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大。在满族文化数字化过程中缺少专门的技术和专业的人才，盲目地依靠网站去实现和管理满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会慢慢地失去对满族文化的解释权，使遗产的基本含义发生变异。如此下去，满族文化遗产就会被重新解读，慢慢失去自己的民族性。其次，网上的信息污染使满族文化的健康受到侵蚀。在互联网上，信息铺天盖地，但这些信息却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对满族文化冲击最大的是网站上的信息污染所形成的不良文化。网络文化纷繁复杂，色情、暴力、反动内容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内容和倾向等，都是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流声音完全不相融合的传播现象，成为满族文化健康发展的阻力。再次，新媒体运营缺乏足够的财力和智力支撑。部分满族文化新媒体平全由个人经营，没有政府和强大的社会团体做依托、做后盾。同时缺乏既懂得满语又善于新媒体运营的专业人才。一些栏目设置不够专业、原创力度小。一些板块设计大同小异，没有体现出各自的特色。在互联网世界，一旦失去创新，就会成为文化的复制器，对文化是一种灾难。此外还存在着宣传手段不当，资源运用不合理，甚至出现错误观点和论断，以讹传讹误导读者的现象。
二、利用新兴媒体构建满族文化新媒体语境平台
建立相关的民族文化网站，使大量民族信息资源进入网络，并使得网络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与开发。利用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建立有价值、有规模的民族文化数据库，用来增强网络上民族文化信息的软实力。还可以建立电子图书馆及民族文化类网站，大力提倡出版网络民族文化的出版物，从不同层面宣传满族文化。因此满文网站的开发与建设十分重要，它不仅能传播包括萨满在内的满族独特文化，而且对挽救濒危灭绝的满族语言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较为成功的满文教学网站有“满洲的天空”。此网站通过网络平台已经培养出了多名优秀的满族文化人才。此外，有能力的网站还应该开通双语平台，将英语、汉语与满语相结合，实现语言的多种转换，使网站能够对更多浏览者开放，将满族文化及语言推向世界。虽然中国满族人口已经超过千万人，但是会说满语的人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可以说满语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可见，通过网络传播为满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平台，满族网站的健康和繁荣必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发挥网络媒体视觉传达的优势，开发满族文化资源。网络有的视觉元素可以成为宣传满族文化、民俗风情、环境人文的最直接而有感召力的传播方式,多种要素的综合运用，可以充分展示满族文化的丰富性。
这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兴趣，并且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利用网络传媒建立满族文化视觉资源库，是传播满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第一，可以建立网络视觉资源博物馆，其中包含历史文化遗产，旅游文化景点，满族风俗等影像资料库，集收集、整理、存档、开放与研究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第二，要结合网络技术和满族文化的精粹，全面发展、传播丰富多彩的满族民间艺术和文化精髓，并借助网络途径进入国际市场，让世界了解满族文化，让满族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第三，把落脚点放在视觉思维上，创造出适合在新媒体语境平台上发展的视觉形象，以此来满足网民的视觉心理。而且要善于运用图像文件传达，努力做到通过图文更生动形象地表现满族文化。第四，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资源，将满族文化的形象描述通过图文和符号巧妙地表现出来，使满族文化内涵更具深度表达。也就是通过丰富多样的视觉符号和多彩的艺术手法赋予要表达的对象以明确的含义。设计网络中的视觉思维形象，应该考虑到视觉思维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运用视觉思维在信息中的感知，将满族文化与视觉思维的功能相结合，呈现出满足网络上浏览者需求的视觉形象。第五，开拓创新思维，将满族文化与新媒体语境中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发挥平台的先进技术，将满族文化通过动漫及其附属产业展现出来，运用不同的方式诠释满族文化的内质。对于青少年受众，可以创作符合青少年审美观的动漫、漫画等产品，并贯穿着满族文化的蕴含。
总之，新媒体语境平台可以为满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开辟多样化的途径，能够使丰富多彩的满族文化资源又好又快地走向世界。满族文化在新媒体语境平台中传播，可以被创新及重新整合，从而发展出与时代相契合的满族文化。对于民族文化，只有拥有输出与接受的健全机制，才能让文化的内涵意义获得补偿，在空间上有所拓展，在时间上有所延伸。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只有在与不同本质的文化的相互接触后，才能获得新的生机、具备新气象。谈到满族文化，新媒体技术为其传播提供了宽广的平台。满族文化通过新媒体语境平台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进行沟通，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找到文化之间的共通点，既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又在创新的同时具备了时代性。
作者：何江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3、结语
一、让融合和互动意识引领微信文化影响力
微信的文化传播中已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微信的世界里，熟人、朋友之间互加好友由此成为了“朋友圈”，朋友圈之间的各方面信息互通、互动、共享，即使远在天边，也如近在眼前。尽管各人又有各人的“朋友圈”，但这个“朋友圈”又可以是交叉的，因此，其影响力毫无疑问是快速和巨大的。微信是新兴媒体，传统媒体与微信融合，其实就是拓宽传播渠道、顺应新的潮流。传统媒体，比如报纸也好，广播电视也好，常常是单向的，公众的参与度往往不高，而微信则是互动的，可以转发的，微信朋友圈是交流的平台，可以有很高的参与度。而传统媒体的微信公众账号，利用了传统媒体的优势，引入了传统媒体的各种内容和信息，推出融合后的微信产品，也就实现了传统媒体的主流声音在微信渠道上的传播。
光明日报举办的一些大型活动中，就有产品融合的成功实践。比如，在第一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中，该报充分运用了与传统媒体融合与互动等手段，征集了5万多首原创诗词和“诗意图片”，之后将优秀作品加工成动漫作品向用户推送，由用户转发。最终，大赛取得了1.29亿次转发量，创造了文化传播史上的奇迹②。
新华社的融媒体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推出了“面向未来的赶考”“治国理政一年间”“三北造林记”等30多个大型多媒体集成报道产品，网民点击最高达2亿人次，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③。
可见，融媒体造就出来的数据是惊人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积极适应融合之路，积累了不少好经验。
二、规范传播以确保微信文化传播的公信力
即使是微信公众号，随着使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其中也会良莠不齐，内容过时、可读性差的也很多，甚至一些微信公众账号了虚假信息或谣言等等，这显然也会影响到民众对这公众账号认可。因此，像传统媒体一样规范传播就显得十分重要。
比如，微信上各种各样的养生文化:令人眼花缭乱，并且这些养生文化不少缺乏科学性。央视《焦点访谈》曾以《微波炉的秘密》揭批了微信中存在的大量虚假信息。在这些虚假信息中，有的实际上是以养生为切入点的微信营销的一种手段，搏的是赚眼球，把账号炒作起来让用户关注自己，背后却是广告推销平台。针对某些“不靠谱”的养生常识，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说：“我接触过太多不靠谱的信息，一些前来问诊的病人也是因为听信了不正确的饮食指导，造成身体健康隐患。”而中国营养学会理事范志红认为，一些“食品相克”的说法也是典型的网传误区，“是最难绝种的不实传言”④。可以说，微信上的这种所谓的养生文化，最终会影响自身的公信力。
公众账号既名“公众”，就应该具有公共意识，要为公共利益负责，而不可随心所欲。网信办2014年8月7日正式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简称“微信十条”)，由此明确了监管部门的态度，也有利于净化微信生态环境。“微信十条”后，腾讯公司陆续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全面梳理，并对有假冒社会公共机构和媒体名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涉暴力恐怖、虚假广告、编造传播谣言、破坏民族团结、诽谤他人、侵犯个人隐私等八类违规行为的公众账号采取了处置措施。随着整治工作的推进，公众账号传播秩序显然会得到进一步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有公信力著称的传统媒体就可以有所作为。像以上说到的群众关心的养生文化，传统媒体可以通过采访相关权威人士，制作自己的微信进行推送，显然会受到用户的欢迎。这样既能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又能扩大传统媒体自身影响力，何乐而不为。
三、丰富微信文化内容，打造互动新平台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实践形成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往往涉及到被传承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微信渠道进行传播，而其中的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即民生问题，微信传播的实际上也常常是这些内容，这些内容也容易引起微友的关注。
国内近百家媒体和自媒体定期联合微信公众号巅峰榜，本人浏览了多期巅峰榜中关于文化生活方面有影响力的微信文章，其中不少涉及到历史人文和吃穿住行方面内容，比如第九期的《林彪出逃前夜：96号楼的天伦之乐》《十分内煮出绵滑白粥！上班族必学》《十五个景点国庆长成这样，众众你众众》等。这些微信内容尤其值得要拓展新媒体市场的传统媒体关注。
广西贵港市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贵港宣传”定位于向用户群推送图文并茂的“文化大餐”，相继推送了《如果在贵港遇见你》《看贵港风景读人生》《舌尖上的贵港乡愁》等图文并茂的微信作品，那诗意的文字和如画的风景，让微友赞叹不已。“贵港宣传”微信公众号从2014年12月至今，已10次位居新华网的广西政府政务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榜单之首。2014年9月29日，在全国日均点赞量前10名的地级以上城市政府微信公众号里，“贵港宣传”居全国第四⑤。这种贴近网民的文化传播方式值得关注。
在丰富微信文化内容方面，传统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挥许多作用。传统媒体在文化宣传方面，会有许多积淀，在微时代，可以挖掘各种文化的积淀，充分利用原创内容生产力，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具有与传统媒体一脉相承的特色微信产品，并利用微信互动的媒体属性，加强与微友的互动，做强做大微信的宣传报道，由此打造出与受众互动的新平台。
四、创作正能量的微信，提高微信文化影响力
目前，微信上的各种或真或假的心灵鸡汤大行其道；搞笑段子或以调侃社会状况为噱头的各种俗“文化”粉墨登场，海量的信息推送中，泥沙俱下。而这时候，人们毫无疑问会需要具有正能量的微信。
2013年1月26日，贵港市荷城义站的一名志愿者在微信了一条爱心活动的信息。微信中，有山区孩子衣着单薄，光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照片，也有孩子们的家庭情况。贵港市公安局宣传科的朱警官看到微信后，将这些图片和文字资料下载整理，在微信、微博上转发，由此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在爱心人士关心帮助下，后来有10多名贫困孩子获得资助。显然，这名志愿者和警官的微信，就是正能量的微信。正能量的微信，传播的是正能量，既有利于推进网络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也会受到了各方面关注。
余秀华现象也值得回味。2014年，已写了16年诗的湖北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就得益于微信。脑瘫的农民热爱生活，还克服了种种困难创作了不少好诗，这是正能量。通过微信圈的反复传递，余秀华迅速被人们熟知，直至被大众媒体和普通网友所追逐，由此成为了热门话题。显然，余秀华现象是微信和传统媒体对正能量互动宣传的结果。通过微信平台开展的具有正能量的文化活动可以是社会新风微信摄影大赛、微信里的乡愁摄影大赛、微信作文大赛等等，既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间，这些文化活动显然会丰富微友的文化生活，也有利于弘扬正能量、传承传统文化。
五、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和融合
传统的主流媒体是传统文化传播体系的主体，而新媒体，比如微信，凭借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传播体系中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人浏览过十多期微信巅峰榜，其中关于文化方面有影响力的微信文章，很多并非是传统的主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这就值得思考。面对新形势，主流媒体要提高认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毫无疑问是互补的，但也有竞争，更会有合作，而融合才是发展的趋势，因而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要充分认识到加快新媒体建设的重要性。
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而对国内文论界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米勒也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①在这些危言耸听的论调中,他们断言在媒介化时代,“文学的时代”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国内学者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从事实看,“文学终结”的判断不免过于悲观,只不过是文学已失去往昔的光环和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个“图像化”时代,文学的身影早就穿越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而游荡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瓦尔特?本雅明早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就提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时代的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更加多样化的形态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显着的就是在传播媒体发达的今天,文学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媒介,其跨媒体传播成为现实,尤其文学作品与影视传媒的关系愈益密切。本文在分析文学作品影视化生存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学与影视传媒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一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着(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着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着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着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二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其一,传播符号不同——形象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载体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相比,最为自由和灵活,它能直 接表现现实和想象中的事物;而且它能够深刻细腻地传达思想情感,表现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影视作品直接的、感性的画面不同。形象的间接性能够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心理空间,而在图像中,一切都直接、生动。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剧情,画面的视觉吸引比起阅读来更直接、更轻松。这使得许多读者直接放弃阅读转而看影视剧。“
;如今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看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网络的合一使之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图像艺术’:电视剧是将小说变成了图像,诗TV、散文TV是将诗文变成了图像,MTV是将歌曲变成了图像。”③
其二,创作过程不同——标准化与个性化。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过程的不同。影视文艺的编导与制作强调标准化和模式化,这与传统文学强调的独立性、个人性、自主性完全不同。影视传媒是与商业和娱乐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从市场可行性方案到剧本的创作与修改,再到主创人员的确定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像、美工、服装、道具,等等,加上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发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而文学创作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在作家创作个性、情感、想象、直觉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独创性的文本。可见,不同于电影的标准化、工业化、模式化,文学创作更是偏向于个人化。
其三,创作目的不同——商业性与文学性。正因为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更多地遵循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追求票房。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离不开大量的资金,姑且不论大片动辄上亿的大投入,就是一般制作的电影成本也是上百万、上千万之多,有投入就要考虑产出。而在纯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语言表达,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
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诸多差异,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规律。当文学文本转换为影视文本时,由于节奏、载体、性质的不同,两者会产生一系列的转换,这就涉及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改编。在以往文学的影像改编中,通常遵循的是忠实于原着的准则,在作品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方面,严格依照原着进行改编。“在这种转换中,文学原着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通常是整体性地被移植到影像作品之中,虽然原着中的情节、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变,但主体部分、审美内质并未发生变化,甚至许多局部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强化、提升和拓展原着的审美内质和精神内涵。”④比如以《围城》《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改编实践,将原着深刻的思想 文化内涵纳入通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中,其经典魅力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到了延续和拓展。
而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影视产业商业化的色彩愈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当前的文学改编大多已不再遵循忠实于原着的原则。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票房,情节结构被随心所欲地调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人物形象被随意颠覆或解构,哗众取宠之作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某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由于影视的标准化、模式化而损害了原着深刻的审美意蕴 。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将文学娱乐化、庸俗化地进行“改编”,尤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简直就是歪曲和亵渎。这种所谓的“改编”只是打着幌子,丝毫不尊重文学原着的内容与主题。对文学文本的肆意改编,一味地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核心进行影视文本的创作,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之,这种肆意改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口碑。总之,从文学抽象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影视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不能无视文学作品本身,而应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影视艺术的特征加以改编。
三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对作品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压迫和挤压,还是文学借助影视传媒的延伸和拓展?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回答。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⑤这样的看法其实仅代表现实中的一种倾向:文学成为电视、电影的附庸。客观来看,影视传媒确实对文学形成 冲击,读者的数量锐减,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蹶不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传媒的发展给文学文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文学的生命力在新传媒中得到延伸。现实中因影视剧的播放而带动读者阅读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而对影视剧来说,其发展从一开始便与文学密不可分,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丰富了影视的审美价值。 因此,文学与影视
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两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影视因尊重文学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学应该广泛吸取影视的有益手段与技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达,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传播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共存共荣。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应避免沦落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不应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而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应尊重文学作品,两者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可见,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应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才能互相补充。
总之,文学和影视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影视有其优势,文字亦有其特点,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李伟、郭东编译,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
③ 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了摘要:作为媒介，书法艺术同时兼具了传播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功能。书法艺术“去传统化”成为社会常态、由精英垄断艺术走向人民大众、经历现代科技技术的冲击之后浴火重生，成为世界民族艺术百花园里的一朵均丽奇葩而异彩绽放。借助电视媒介，书法艺术将走出国门，担负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同时，电视媒介让人学习书法艺术，回归书法艺术原点。
一、中国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中国书法艺术的媒介传承变化始终受着社会发展的影响。本雅明说，在人类艺术活动中，“艺术生产关系也一般地决定于艺术生产力即‘技巧’，当艺术生产关系与艺术生产力发生矛盾、阻碍艺术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出现技术革命，新的艺术技巧(技艺)就会产生，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把艺术向前推进”。从文字诞生之初的龟甲兽骨、铜器、竹简尺犊、青铜刻石、纸张直至当今社会电子网络媒介，可以说书法艺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催生新的传播媒介，以适应文化传播的需要，担负起书法艺术文化传播的重任。
作为媒介，书法艺术同时兼具了传播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功能。纵观书法历史，无论是古文字时期的甲骨、青铜，还是有秦以来的刻石、竹简木犊、绢帛等，均是传播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这种承载方式在传播文化信息的同时，又根据载体的不同形成了风采各异、流传千古的书法艺术风格。书法艺术传播媒介每一次的变迁都会对书法艺术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回望历史，在现代电子网络媒介出现以前，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传承变化对书法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大至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代至唐的“摩拓”时期;二是宋朝的“印刷刻贴”时期;三是近代社会的“图像印刷”时期。唐朝的摩拓是封建社会最为原始的一种摩拓复制书法艺术作品的技术，它的出现使一些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传播范围的拓展成为可能，通过摩拓复制技术，使书法艺术在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得到了迅速传播，也从而使书法艺术在唐代的上层社会迅速得到普及，书法艺术也因此居于“不朽之盛事”的地位。这也是书法艺术成为中华文化核心艺术的一次重要的传播技术的革新。宋代的刻贴是对.唐朝摩拓传播技术的又一次创新，刻贴的出现使复制技术得到了拓展，由于刻贴复制使古代书法艺术经典以一化身为千百，促成了书法艺术的传播普及，同时也成为后世书法家借以“推广”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刻贴来印刷出版自己的书法作品集，类似于现在的书法作品专辑。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非常擅于此道，他是明朝运用刻贴来为自己出版“作品集”最多的书法家。近代图像印刷水平的进步主要是指印刷和影印技术的使用，较之前者，图像印刷逼真度、数量均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由于图像印刷术的使用，越来越多的古代书写图像被展示出来了，而且其传播范围也越来越为广泛。
进人当代社会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网络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应用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书法在当代电子媒介的作用下已经进入了一个通俗化的阶段。此时的书法艺术借助电子网络媒介传播的优势也出现了视觉转型，书法艺术已从书法家书斋的案头艺术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也不再是当代文人的身份标签，更不需要古代文人的深厚文化修养，只要能够认识汉字，就能进行书法创作，甚至借助电视的话语权而转身成长为“书法家”。书法家借助电视来推销自己，已成为当代社会书法家“增势”的一个捷径。同时，电视媒介也促使今人可以零距离地观摩学习古代书迹法帖，为书法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二、现代电视媒介让书法艺术走出书斋，走向世界
书法艺术由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所必备的书写“技能”，到现代社会中“视觉文化艺术”身份的悄然转攀，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书法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还停留在“技”的层面时，受传统传播媒介的影响，它只能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媒介。此时的书法是“书法家”独居书斋相对封闭的个体劳动产品，因而它只是停留在传统的古代文人书斋的案头艺术品，人际传播是其主要传播方式，书法艺术精英化传播是这个时期书法艺术传播的常态。当科学技术发展催生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成为当前社会主导传播媒介的时候，电视媒介强大的传播功能彻底打破了书法艺术这种延续千年的精英化的传播态势。同时，电视传媒强大的视听传播功能和跨越时空的传播特性，让书法艺术不再像往昔那样“深藏闺中”。借助电视传播的及时性、视听性、延时性、现场直播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等特点，书法艺术迅速从文人的书斋走向了人民大众生活，成为全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人人享有书法艺术、使用书法艺术、传播书法艺术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从传播学的角度观照，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而使传播的内容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这种力量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极其有力的，在适当的时候和情景下，这种无形的舆论力量会转化为不可扼制的物质力量显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借助电视媒介传播的功能，成长为书法艺术家的历程不再像古人那么遥远和艰辛。通过电视推广自己和自己的书法艺术则是当代书法艺术家首选的一条捷径，这种媒介的力量是生活在古代社会的书法大师们所不能想象的。古代书法大师要想在书法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需要他们穷其一生来为之努力的。历史上王羲之有“暮年乃妙”，王铎尚需“五十自华”。试想，当明朝以董其昌为代表 的一大批书法家为使自己的书法艺术流传千古而借助 “刻贴”的传播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书法艺术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其身后数百年白娜代社会中，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来推广自己书法艺术的广度和深度是那样的强大，社会的影响力又是那样的深远。
当代的书法艺术家们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优势和便利，再也不用拘泥于各自的书斋案头，他们放下了传统文人的矜持，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带着自己的书法艺术作品走进了社会大众生活的名利场之中，在作品价格的博弈中来彰显自己书法艺术水准的高低。此时的书法艺术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空前的频繁，交流的方式更加多元。通过书法展览、互联网络、电视媒介等形式传播书法艺术文化信息，从而促使书法的技艺空前地普及和提高。电视全程再现书法艺术的动态创作全过程的现场直播功能，更是把书法这一书斋文化带进了社会大众生活之中，让寻常大众欣赏书法艺术家创作书法过程的随时性，成为书法学习的常态。电视媒介的最大优点就是它不仅能逼真地传递书法作品，而且能够把书家的创作过程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供学习者研究，这是印刷媒介所不能比拟的。面对无数“天下第一”书迹的仿真及多层面的视听解读，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
当前社会的信息全球化特征、深度的国际信息交流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传播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国际交流，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其中对传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通过天空直接传播的媒介，即广播和电视。电视媒介跨越国界的覆盖范围和传播的面对面功能，也使书法艺术越来越受到国外朋友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了解中国，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汉语热”。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所孔子学院，全方位地推介中华传统文化。世界上有4000余万外国朋友在学说中国话，学写毛笔字。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向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康拉德在他的《中国文明简史》一书中说:“中国的上层文化是最具有高度视觉性的，而最高形式的艺术则是书法。”书法艺术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在当代社会，书法艺术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它正在转换成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在电视媒介的助推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则已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电视媒介让人学习书法艺术，回归书法艺术原点
电视媒介集视听传播手段于一身，通过影像、画面、音声、字幕等多角度传播信息，传统媒介中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像电视一样拥有那么多的受众和那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其传播媒介的变革息息相关，媒介的每次技术革新均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及传播产生巨大影响。电视在中国一经出现，就被书法艺术所青睐，并迅速与之联姻，催生出了电视书法艺术。电视书法讲座、书法艺术家访谈、电视书法文化的专题片、电视书法大赛等形式各异的书法电视节目充斥电视荧屏，书法在电视媒介的助推下走向了寻常大众。此时的书法艺术在电视的作用下，出现了对传统的书法传承方式的颠覆，这种变化让世人学习书法的方式呈多元化态势。通过电视媒介，学习书法完全可以借助电视现场再现的特性，让学习者跨越时空，如身临其境一样观看书法大师们创作书法的全过程，回归书法艺术学习的原点。我们既可以从电视屏幕上或音像制品中欣赏到名家书法作品，清晰地看到书家的执笔及每一点画的运笔变化等，把学书过程中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场模拟，又可以从他们的运笔过程及书写者的讲解声中轻松地学到书写技法。
【关键词】新媒体；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力
一、新媒体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文化性
（一）新媒体的概念。对于新媒体概念的设定，专家和学者可谓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清华大学有关新媒体学术方面的熊教授指出，新媒体作为一个新的名词，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产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媒体传播之外的新的媒体传播形态。首先，新和旧就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但在媒介形态的生成中，这种“新和旧”并不仅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其中还包含技术和理念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对于新媒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衍变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一件事物它不能永远停留在“新”的阶段，因此“新”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事物将会产生新旧交替，新媒体作为时代的先锋行业，这种新旧交替变得更快了。现今的新媒体形式主要指的是：在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媒体形态的产生和影响，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形式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形式。
相比较于电视、报纸、广播而言，新媒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它的传播途径增加了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的时代产物。新的媒体传播技术通过通信技术、卫星信号、计算机技术、无线网络、广播电视、音频播放器等终端媒体，将我们的生活更加生动化、具体化、细致化。从新媒体的传播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将会出现多元化的媒体形态，例如：平面媒体（数字杂志、电子出版物、触摸媒体）等；广播媒体（音频数字广播MP3、MP4）等；电视媒体（液晶数字电视、触屏电视）；网络媒体（网络电视、www网站、Flas）；移动媒体（手机彩信、3G网络、手机视频）等。伴随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成熟和运用的广泛，新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其中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增长速度最快，并且数字电视和手机电视也将快速发展。因此，新媒体的发展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充分的应用数字技术，才能实现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终端设备的全面联网使用，所以没有数字化的传播技术，就无法将单向的传播技术进行全面取代，因此新媒体也被叫做数字新媒体。
（二）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是通过卫星信号等高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新媒体的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并且为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在开放大学校园里，新媒体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承担从科学知识的发现者和提出者传送到科技知识的接受者与应用者中，还要帮助他们实现科技知识的资源共享，并且还要承担打破科技知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将不同的责任扩散到不同的个体上，将科技文化知识最终实现跨越空间的共享。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不断细分，新媒体在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的分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信息的分流层越来越明显，现代的科学技术传播流程一般被划分为：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科学技术文化哲学传播三中阶段。新媒体作为传播知识与人们间的桥梁，将把不同人群所需要的科技文化信息通过高效快捷的传播方式传播出去，当然这种传播过程是双向的。
二、新媒体对大学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新媒体的科技文化信息传播是指文化知识的传播途径可以通过跨越时空，使扩散在不同个体间的文化知识实现共享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形式上的文化知识普及。新媒体作为一种面向全球民众的文化传播媒介，它的主要用途是使民众对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容易，使民众的文化素养的到更有效的提升，对开放式大学文化传播的应用与发展提供基础。目前，新媒体对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理念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传统的文化知识的传播方式通常是线性而单向的，随着人们与多媒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从单向变成双向。新媒体必将成为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力量。新媒体作为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信息载体，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以网络为主要传播途径，使传播过程变得复杂，对传播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通过新媒体对文化知识的传播无处不在，学生通过手机、电脑、互联网等形式使科学、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媒体对学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有深远的影响，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三、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可行性
（一）理论的可行性。理论的可行性主要有三大理论依据。民本理论、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文化共享理论。这三大理论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为新媒体在开放大学内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第一点，民本理论。何谓民本理论，它是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是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的利益，做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自古有之，“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便民、惠民、利民。党的十七大也提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其宗旨就是以人为本。如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以人为本的思想浪潮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广泛传开。第二点，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伴随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日益深入，人民对民权的维护意识开始觉醒，对信息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化。尤其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资源的摄取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也加快了文化传播在大学校园的可行性。第三点，文化共享理论。文化的共享理论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移动通讯、卫星信号、3G网络等新兴的传播技术渠道，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文化共享。而开放大学校园作为新媒体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在文化共享的传播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实践的可行性。第一点，先进新媒体发展的势头迅猛，已经小有规模，并向成熟方向迈进。其表现在，新媒体的硬件配备设施已经逐渐完善，技术的支撑体系比较成熟；新媒体的传播种类不断增加，传播性能不断得到优化；使用新媒体的客户群日益增多。在开放式的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较快，对以网络、电脑、手机为新媒体文化传播主体的工具使用较多。人们对信息获取的程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第二点，日益完善的社会条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满足，对精神方面的享受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时机。但是，目前的新媒体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因此，为满足人民对新媒体的个性需求，开放大学内应积极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展开试点调查，对新媒体中产生的不足及时更新改进，为新媒体的文化传播的全面推广提供可行性的实践方案。第三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在开放校园内的应用开展，并对实践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新媒体多元化的发展今天，各种不同形式的新媒体已经广泛应用到文化传播中，且初具规模，并逐渐成熟，这为新媒体在开放校园中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四、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影响
乔治·格伯纳对新媒体的媒介培养理论曾经有这样的观点：幼年时我们从电视中不断学习的“文化知识”来看，它将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对世界观认识的基石，使电视成为意识形态、社会观点、理论信仰、总体价值等方面的主要来源。所以，作为媒体传播文化知识媒介的电视，它对好几代人，甚至社会的各个阶段打下了深刻的“电视文化”印记，对今天新媒体在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崭新的传播途径。
（一）从社会文化的信息体系来说，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系统有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最显著的表现为，新媒体加大了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平台，拓宽了组合途径方式。肖恩·麦克布赖特在一本书上曾经指出：最初，人类发出的原始传播信息，来源于自身的声音、手势、姿势，后来才慢慢才创造出其他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包括：舞蹈与音乐、火光信号、锣鼓声、符号等。当人的文化传播形式从口语转变到新媒体阶段时，人类通过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幻影成像等打破时间和空间，原有的传播接线使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形式变得无处不在。在新媒体与旧媒体优势互补的作用下，为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创造了多种不同的路径，方便社会信息资源的流通、传播、利用，而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形态也将有效的覆盖在目标人群中。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传播的整合速度加快，各种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欢乐的舞台和日常化的审美平台。
（二）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模式有了显著更新。新媒体技术的提高为开放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展和延伸了社会的互动。在传统与现实的社会互动中，社会互动的识别程序总是以一定的身份作为起点，由于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技术在社会互动中因它的匿名性丢掉了身份识别，打开了曾经的身份识别的局限性。匿名性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是一种保护机制，它诱导人们将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想法直接的表述出来，而不用有所防备和躲闪，使互动性的质量及效率有所提高，对社会的向心力、认同感、凝聚力不断加强。在开放大学内，借助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一定情境下将文化传播的主客体进行互换，使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相融合，对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进行瓦解，实现内容、技术、文化、情感的深度契合。
（三）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创造出多元的文化形式。根据麦克卢汉在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媒介中指出：任何一种新媒体的自身形态即是一种文化内容。新媒体在开放大学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及新的文化秩序，甚至一些我们了解的文化通过新媒体的媒介技术包装和重新展现后，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义、接受、理解它。例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的日本馆的“未来”主题馆，竖立了一块硕大的“未来生活强”。经过触摸屏技术和无线网络技术、传感技术，这面墙不仅能展现与现实中的人们进行互动，还能展示2020年人类信息沟通、出行、家居、等新的生活模式，展现了新媒体技术对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变和发展，这种形象生动的交流模式，让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变得更加容易。又如现在许多文化的表演形式都将通过虚幻的影响和3D效果进行展现，新媒体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统一结合起着重要作用，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的文化氛围有着更丰富的包容性与参与性。
（四）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多元式的文化传播的对接与交流带来机遇。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的重要条件是文化知识的共享，也就是文化的共享内容必须是人类容易理解和认同的东西。新媒体本身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互动性等特征，确保其能够按照市场的规律高效的大量生产各种满足人们信息和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语言环境下，互动、参与等理念深入人心，文化多元化的碰撞及交流频率在开放大学内是前所未有的，本土文化的逐步更新，世界观、价值观的大范围形成，使新媒体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以其独特的解读形式和直观的表现方法，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参考文献
[1] 赵艺谦.浅析新媒体时代广告传播的新特点[J].经营管理者，2010，24（09）.
[2] 余斌.浅谈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化的影响[J].当代电影文学，2009（01）.
[3] 李明伟.新媒介形态与新尺度—“媒介分析理论”的宏观大照[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4] 雷芳.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向—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述评[J].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5] 刘俐俐，李心姸.浅析电视节目制作中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以《东方直播室》为例[J].新闻世界，2011（06）.
关键词：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信息方式
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是信息共享的开放性文化。由此也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性和愉悦感，促进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审美思维的变革。从总的文化特点上看，数字媒体展现和传播的是一种虚拟的、戏仿的、视觉的和机械复制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其文化传播方式是在信息传达的基础之上，呈现以个人诉求和人机融合来言说与表征的文化，呈现出从拟彷现实到直接摆弄现实的后现代景观。
一、数字媒体构筑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
数字媒体、大众文化、后现代景观，这三个名词常常被纠合在一起。数字媒体主客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对传统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抵制”与“规避”及“消解”，使得数字媒体在以视觉图象为形式特征时，又成为大众们“狂欢”的广场和审美日常化的平台。同时数字媒体还孕育着各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的形成，文化艺术表现方式也变得更生动和更具有参与性，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波斯特指出：“电子媒介也在促成一种同样深刻的文化身份的转型。”“要想获得广泛的感召力，因特网必须做到不仅仅有效、有用和有娱乐性，它还必须以一种令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呈示自己。”“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
数字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采用数字技术的传统大众媒体，如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报纸等；一类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网络媒体，如IPTV、网络杂志、E-MAIL、博客、播客等，一类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手机媒体、移动车载电视等。目前，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数字媒体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人同时参与的传播基本实现。在这其中，网络文学是最能说明数字媒体的文化传播性的。文学创作是人类最早的抒感的工具，也是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早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文学就产生了，原始歌谣和原始神话表现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感，而原始人类的“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现又显示了文学(歌词)的传播动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的传播工具的产生，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也会发生显著变化。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早期刻在各种兽皮和石头等自然物上面或者口口相传的文学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变成“书面”的作品，印刷术的产生使文学创作由竹简到纸张，由个人手抄到机械复制，使之成为现在的大众阅读和传播工具，文学的作用与功能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表现形式来“颠覆”旧的表现形式。互联网络的产生，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导致了“触网而生”的网络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几乎“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的“非语境化”的文化景观。
网络传播的大众文化性质决定了它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趣味的日常化。网络传播所具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开放性的特点，不管是从BBS的“灌水”还是到利用传统文学形式的“一唱三叹”，或者是网络聊天室的“神侃”，网络短信“博得一笑”的“言子”，想说就说的“博客”等，都改变了文化的传统特质，形成了一种互动的非线性的文化表达方式。在数字媒体中，通过互联网或手机，信息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了完全的共享，所有个体都成为信息的者和接受者。按照麦克卢议所说，数字媒体的“主体”在不断“位移”，其中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传受关系主体性的偏离与游移使得数字媒体改变着传媒的生态环境，并使得传媒市场的传播格局被重新划分。美国传播学家梅罗维茨就认为，数字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走向出现了多极化，促成了传播的“情境型式”的变化。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广泛运用促成一系列旧有的情境传播界限被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进而形成新的传播情境；另一片面，数字媒体使不同情境之间的一些旧有的连接消失，导致新的情境与连接产生。梅罗维茨所说的“情境型式”，显然指的就是传受关系的多极化与文化关系的破坏与再生。比如，博客与播客，就是数字媒体情境下产生的新的文化传播空间，在这样的“情境型式”的文化传播格式中，开放性、个体性、非线性和交互性使信息传播平台得到自由和自主运用，“一对众”、“众对一”或者“众对众”的传播方式使传受关系不断产生偏离与游移，文化关系成为多方面的不确定的关系。
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的另一特点是娱乐狂欢。在网络上，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新闻或者“BBS”等，正是在于用表达上的“随意”、“戏仿”、“谐谑”和“拼贴”来颠覆了传统文化表达的套路。那些充斥网络、手机上的“搞笑”的语言，汉语和英语夹杂，打乱时空界线，语言组合上的“发贴、跟贴”和“BBS”的“灌水”的味道，语义出人意料地错位和戏谑，把各种戏谑和搞笑元素进行“后现代”式的拼贴，虽然“不合时宜”，但在怪异荒诞中又反讽了当代这个不讲诚信、商品至上的现代社会现象。这样的“网络语言”，显然不符合传统文化“再现”或者“表现”的要求，却恰恰符合巴赫金所指出的人们文化上的“狂欢化”特点，“愉快、欢腾，同时带有嘲讽的讥笑，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复兴。”其主要之处就在于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一切传统的规范和准则，甚至用戏谑和嘲弄来颠覆主流文化而获得另一种更欢乐更轻盈的广场狂欢式的文化方式。
二“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在网络世界中，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呈现出非间接性、广泛性等特点。参与者一方面不需要要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却能够与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网络上的人群进行随意交流，大大地拓展了参与者的文化交往平台，这样宽广的文化交往平台在现实世界中是参与者无法企及的。网络世界中交往人群特有的身份虚拟性使得网络的交往行为有时甚至比现实的文化交往还来得更为亲密和丰富。现实的文化交往行为常常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和交换，而虚拟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多是建立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的，区别于现实世界中文化交往的局限性和强迫性。在这种虚拟的交往空间里，人们常常会被越来越多地‘拉’出现实世界。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文化传播景观，作为一种“人机共同体”式的电子界面的传播，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符号，而实际上是一种图形符号，本身也无法令“读者”深入其中，电子界面的光与色的变化、闪烁，各种图形和动画穿插其中，都只能让“读者”眼花缭乱地“观看”而很难深文隐蔚地“品味”，或者“玩技术”的兴趣超过了“玩文字”的兴趣。比如，网络媒体所带来的网络传播所特有的超文本性，就使网络文化具有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甚至可以按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喜好，“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是其一大特点。比如，网络文化传播中“卡拉OK”式地多声部游戏和喧哗。超文小式的“链接小说”和“RSS聚合新闻”之类的信息与文化传播手段，颠覆了传统文化关系及阅读确定性，强调了受众对文化_止向和文化关系随心所欲的“分割”、“跳跃”、“粘贴”、“改写”和“逆转”。“以文字处理为例，改变数字化书写易如反掌，屏幕符号与白纸黑字相比具有非物质性，这使文本从固定性的语域转移到了无定性的语域。而且，数字化文本易于导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文件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人们之间交换，每个人都在文本上操作，其结果便是无论在屏幕上还是打印到纸上，每个人都在文奉的空间构型中隐藏了签名的一切痕迹。再者，超文本程序鼓励读者把文本视为他或她可以在其中创立自己的链接的符号域或符号网，这些链接可能会变成文本的一部分，而其他读者也可以尾追或随意更改。这些程序使人们能在全文或一组文本中查找单词或短语，并添加进文本或保存。结果产生一个新文本，把作者原来不想放在一起的词语放在一起。读者以自己的词语层序代替了作者的词语层序。”
非常明显，数字媒体在文化演进中，打破了传统线性文本理性的、有秩序的重‘阅读’、‘思考’，追求阅读意境和审美欣赏，超文本是娱乐的、游戏的、重技术“操作”的“狂欢”，是平面化的拒绝深度的文本。所以，网络文化提供给人们的或者人们参与的是充满时尚的娱乐文化而不是严肃文化，是玩耍而不是思考，它真的就是一个“人机共同体”的“蒙面舞会”，人们尽情地游戏和喧哗，不问身份不问来历，且捉弄那些严肃而传统的影子，拆毁传统文化关系和等级制度的高墙。他们让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兼容，形成新的以自我“随心所欲”安排为中心的虚拟世界而进行游戏，也是自我快乐的“乌托邦”。同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以集权的方式对人产生的文化与心理上压力和控制十分严重，这种压力和控制也在虚拟世界的游戏中被颠覆和解构，演化为多重的无意义的无深度的只满足个人消费欲望的文化倾向。
当然，网络文化传播也充斥着大量低俗的东西。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网络文化中一些东西，“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2006年8月，《光明日报》曾就网络文化问题，以网上“恶搞”“红色经典”为典型，在网上召开“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淡会”。座淡会的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恶搞”“红色经典”至少有四种危害：其一是“列理想信念的颠覆”；其二是“对诚实守信的颠覆”；其三是“对良知善心的颠覆”；其四是“对劳动创造的颠覆”。“‘恶搞’我们的红色经典，会伤害国人的感情，如果伤害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也同样受到了伤害”。“我们的民族语言，我们的文明不容胡编”。“‘恶搞’有一种很不好的后果，给优秀的传统文化埋上‘地雷’了，这些东西很可能要使我们付出代价。很多青少年不知道来龙去脉，被这种手段影响了，就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误区”。2006年9月，中央电视台在其重点栏目《焦点访淡》中，播出了《“恶搞”面面观》节目，节目中指出：“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只是一种游戏和对某些现实的不满进行发泄的话，恶搞英雄则是在拆除历史正义之墙。红色经典记录的是一段历史，是人们记忆中的一个情结，是对一个年代和一种理念的纯真的向往与回忆，是不容亵渎的。”
三、“新新人类”的个人文化之旅
“新新人类”是人们对于网民和热衷于手机传播的青年人的称呼，这一称呼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现了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具有新的不同于传统的个人化、自由化、随意化特点。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播和传承方式，往往以传统文化的挑战者的身份出现，消解权威和中心，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的强烈张力和价值标准的矛盾，表现了“新新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变迁。
在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中，手机短信和手机电视可以说很充分地表现出了“新新人类”的文化追求。手机文化体现了现代通讯工具的时尚、快速传播、即时响应、差异化等特点，GPS在手机上的应用则把这一文化的触角伸向了高科技。GPS的导航功能向来以定位精确；范围广泛著称，拥有它仿佛拥有了一颗自己的卫星，对于张扬个性的现代人来说，是文化精神的最好的个性化体现。又如手机短信。如果说在2003年以前，手机短信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单纯地传递信息，那么，自2003年以来，手机短信的文化传播功能则大大地发展，变大众化娱乐为小众化娱乐。有调查显示，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平常人际交流是不会成为主流的幽默笑话的比例就高达51.2％，这充分体现了手机媒体的个人文化传播功能与娱乐文化特点”。“短信文化的实质在于娱乐，是透着骨子的娱乐。幽默短信正是这种娱乐精神的体现。虽然并没有多少实质的信息传播，但很多‘短信一族’却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幽默短信。幽默短信是短信文本中最受欢迎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娱乐、娱乐、还是娱乐。幽默短信给发信者带来的快乐是双重的，看到有趣的整人短信自然会会心一笑，而当发送出去，想象着收到短信者大吃一惊的样子，又是一种得意的开心。”显然，手机中的娱乐短信并不是“新新人类”对传统文化的体现，而是他们充满了的创新精神也带有“去中心化”色彩的个人文化之旅。
论文 关键词：广东传谋；华侨华人市场；运作模式
论文摘要：广东祈闻传嫌产业在开拓海外华侨华人丈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广东新闻传媒可以通过在华侨华人集中的国家或地区创办祈闻嫌介、与海外华丈媒体开展多元化合作以及与海外非华丈媒体合作方式等来开拓海外华侨华人丈化市场。
广东是我国新闻传媒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新闻传媒市场化早，市场化程度高，新闻传媒产业 发展 也较为成熟。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媒体的现实基础等因素，广东新闻传媒在开拓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寻根情结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 历史 发展中形成的民族积淀，是整个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从外在形态方面看，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统一性，即中华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
《澳洲新快报》的创办是
论文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 非物质文化
2多媒体技术对传统 音乐 学习与交流的积极作用
2．1多媒体技术可以扩展和放大信息空间
用多媒体技术处理的信息可以呈现出多样化和多维化，使那些抽象难懂，用语言不易表达的内容变得生动具体一目了然。多媒体课件利用“超文本”和“超媒体”技术按照人脑的联想思维方式在课件中重新组织编排讲授信息，将讲授内容整合为一种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专家在授课时就可根据讲授思路在不同章节之间、章节内容知识点之间灵活“跳转”，及时获取课件上的相关信息来辅助讲授。
2．2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缩短了学习者将信息转变为知识的过程．
科学 研究表明：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散发式的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多媒体的信息组织方式正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