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2 14:41:34
1.制约小额信贷发展的外部因素
1.1社会因素
1.1.1政策支持
政府在对小额信贷的内部机制和排除外部干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小额信贷参与的客观主体之一。政府依靠制定和实施小额信贷的相关政策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小额信贷而言，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制定、当地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都会对小额信贷产生负面的影响，进而产生风险问题。
小额信贷业务机构的注册和审核制度非常严格，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就不得不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这样才能保证小额信贷业务的正常发展。政府对小额信贷机构的性质进行限定，对贷款利率的规定，这使得小额信贷这种公益机构，存贷利差小，经营成本高，这就需要国家政策的补贴才能持续经营下去。因此，一旦政府撤销了对小额信贷的政策倾斜，将会导致信贷机构因为资金链断裂和资金的短缺而陷入经营困境。
1.1.2信用环境
在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由于对贷款客户的相关信息和还款能力不了解，不得不采用抵押、担保等方式来减少商业银行自身所承担的风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媒介，小额信贷机构在业务的开展过程中，也会面临着相同的风险。这其中就包含信用风险。信用风险直接影响到小额信贷机构贷款的还款率，进而影响到其盈利和可持续发展。
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以扶贫为基本，因此，其延迟还款的风险与其他的风险相比，对机构的影响更为严重。有些地区在实践中，当地政府对贫困农民的贷款给予部分豁免，这也严重影响贫困农民对小额信用贷款有偿性的认识。豁免使贫困农民对小额信用贷款产生了豁免的期望，从而影响了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到期的回收率，使很多原本可以正常收回的贷款延期甚至拒绝偿还。长此以往，必定会影响整个地区的信用环境，这种情况对当地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及可持续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1.2经济因素
1.2.1当地的生产规模
双鸭山生产规模近几年几乎保持不变，这种情况不容忽视。一方面，由于双鸭山大部分农村耕种土壤在封冻前均处于干旱状态，春季时，不利于农作物的播种和出苗，使目前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的农业生产设备过于老旧和落后，且缺少提升农业生产设备的理念，成为了制约当地生产规模的因素。由于双鸭山过于稳定的农业生产规模，使得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量几乎不变，这对当地小额信贷的经营收益和发展十分不利，影响了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1.2.2当地的农民收入
双鸭山的农民收入不稳定，由于双鸭山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市场经济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很难得到保障。当地政府年度工作的侧重，对农民的收入也有影响。如果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是农业，农民的收入将会有所增加；反之，则会减少农民的收入。
1.3自然因素
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一般都是农民，农民贷款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生产活动。然而，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自然灾害等因素易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所以农业生产活动的特点是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不确定。
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向农民发放贷款后，农民将大部分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上，而自然环境很大成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农业生产，也就是说，自然环境间接地影响着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与收益。由于自然风险的特殊性，小额信贷对农业相关项目的概率无法准确计算，从而致使小额信贷机构无法利用计算概率来规避相关的自然风险，并按照预期来达到既定的收益。同时，双鸭山农业保险市场由于赔付条件和比率等大部分因素的影响明显比小额信贷的发展落后。所以，自然灾害产生的损失基本上由农民自己承担，从而导致他们贷款的积极性下降，很容易进入恶性的贫困循环，严重制约了小额信贷的发展。
2.促进小额信贷发展的对策建议
2.1完善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环境
为了确保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的稳健运行，就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可以利用对农民有益的相关政策制定，来完善小额信贷的外部运营环境。双鸭山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使社会资金回流到农村，鼓励小额信贷机构将大部分网点设在农村乡镇地区，以此实现双鸭山小额信贷机构经营的可持续性。当地政府应该实施并完善监管制度，约束各个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同时，正确的引导并树立各个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市场定位，尽快出台相关的监管条例和措施，从而对各个机构进行多方位的监管。当地政府也应该放宽小额信贷机构的申请条件，使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合理化、正规化，使农村小额信贷机构逐渐转化为当地正规的村镇银行。有效促进小额信贷机构提高自身的创新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得贷款回流到农村。
2.2加强小额信贷信用系统管理
健康的信用环境是保证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稳健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加强宣传，提高农民还款的信用观念，使农民强化“有借有还”的信用观念，由点到面，通过个人信用的改善提升村镇的整体信用，充分利用信贷资金的使用率和还款率，使农村小额信贷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
论文提要：近期，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棉花产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企业的短期竞争行为频繁发生。本文运用博弈论相关知识，分析了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机理，进而指出了与棉花直接相关的棉花种植、收购、加工企业所组成的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治理对策，以减少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
一、引言
我国棉花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然而，进入2008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棉花产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目前，我国在棉花收购过程中频繁交替出现惜购、惜售现象。在棉花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企业为了加大收购数量，凭经验定等级，与棉农协商收购，存在混等混级以及收购含水量超标籽棉的现象。对于竞争激烈的棉花产业，大量棉花加工企业甚至“龙头”企业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不得不降低质量要求，提高价格，甚至以给客户回扣乃至欺诈等手段以求一时之利。这种短期竞争行为有可能给行为的“始作俑者”带来暂时的好处，但由此产生的后果则使绝大部分企业经营陷入更加艰难的窘境。倒闭、停产、半停产的纺织企业数量增加；棉花加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审慎收购；棉农在种植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籽棉价格不如预期，处在亏损之中。持续下滑的棉市给各相关企业和棉农造成较大的打击。我国棉花产业外部环境的恶化以及产业内的不确定因素的持续增加，其形势相当严峻。由此，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也频繁发生，这又进一步危害了产业的良性发展。棉花企业的短期竞争行为放大了棉价波动的幅度，危害了棉花的生产和消费的稳定，不利于实现最佳经济规模和产业的长期均衡发展。为此，本文针对与棉花直接相关的棉花种植、收购、加工企业所组成的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发生的机理及其主要原因进行简要的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以减少棉花产业的短期竞争行为。
二、我国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机理
所谓短期竞争行为是指组织(特别是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利用自身的市场力量优势所采取的短期的、趋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行为短期内可能给优势方带来暂时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则损害了交易双方的长远利益。
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机理可以用博弈论加以分析。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博弈方构成的博弈过程中，各博弈方都是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选择策略。这里所谓个体理性是指个体的行为始终都是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惟一目标，除非为了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需要，否则不会考虑其他个体或社会的利益这一决策原则。因而，在个体理性指导下，得到的博弈均衡经常是博弈各方效用并非最优的策略组合，即博弈往往产生非合作的结果。这就是囚徒困境，它反映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在一次性博弈的囚徒困境中，博弈方都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倾向。然而，当博弈次数由一次变成无限次时，参与者可以采用“以牙还牙”策略，惩罚短期竞争行为者。在某一方有一次选择不合作行为策略时，其他各方以后也将永远选择不合作策略，使前者永远受到惩罚，从而使前者被迫选择合作策略，那么，也就避免了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发生。
无论是一次性博弈的囚徒困境，还是无限重复的动态博弈，博弈双方都是在完全信息的状态下进行。但是，现实市场广泛存在的是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在进行市场交易前，交易双方的信息通常是不对等的，信息占优的一方倾向于获取更多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结果就会形成“柠檬市场”。“柠檬市场”导致高质量商品遭受淘汰，优秀的企业处境困难，良性的竞合关系难以维系；而次品逐渐占领市场，劣等的企业却得以发展，损人利己的短期竞争行为频频发生。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此外，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企业也会通过隐藏信息或隐藏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道德风险。
(二)我国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的主要原因分析
1．棉花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根据海通期货(2008年3月)的研究报告，我国拥有资质的加工收购企业不到9000家，实际参与收购的企业大约18000多家，加工能力已达3000万吨，超过我国棉花产量的三倍。在我国棉花产业加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同时，棉花加工企业的平均生产能力不足万吨，生产规模普遍偏小，市场集中度低。这是由于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棉花生产的产业政策，在强调拓宽棉花经营渠道的同时，降低了棉花收购企业的进入壁垒，使得涉棉企业数量迅速扩张。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不仅导致产业陷入过度竞争的窘境，而且还增加了企业采取短期竞争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过多的企业数量使优势企业能够通过不断更换交易对象，以多次获取短期竞争行为带来的好处成为可能。此外，当短期竞争行为带来的好处大于退出市场的成本时，小企业就具有较大的采取短期竞争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我国棉花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是短期竞争行为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2．棉花组织间信息不能共享，缺乏信任与合作。棉花产业合作博弈的实现有赖于组织成员在采取行动之前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正如迈尔森的论述：博弈中的参与者能有效合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们可以利用局前通信。把他们的期待协调到一个对某些或全部人都有较好福利性质的焦点均衡。在传统的上下游企业的交易中，交易双方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利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双方都希望掌握信息优势。然而，这种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产业整体效益的下降，出现了典型的“囚徒困境”。例如，在我国棉花主产区的新疆，植棉企业和农户不断投资引进棉花新品种以提高生产收益。在新疆种植面积万亩以上的棉花品种数量多达35种，而且品种变更速度很快，结果导致棉花纯度下降，降低了棉花质量的一致性和符合性，限制了产业绩效的提高。棉花企业各自为战，信息不能共享，缺乏信任与合作，导致企业竞争行为的短期化，这严重影响了产业组织间的协调运作。
3．产业政策指导不力、调控失度。我国棉花产业政策指导不力、调控失度是造成棉花产业结构失调、重复建设和大量的短期竞争行为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1)产业政策未能涵盖产业整体，只重视个别环节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培育，而忽视了产业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衔接，阻碍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产业进入壁垒方面，产业政策未设置明确的进入门槛，造成棉花加工企业重复建设，加工能力严重过剩。(2)产业政策缺乏预见力，不能有效地指导企业生产，甚至误导企业的决策。例如，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巨大市场未能做出正确引导。(3)产业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例如，在对进口棉的管理上产业政策没有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在不合适的时机向用棉企业增加外棉配额数量，造成了国内新棉上市销售困难，给国内棉农带来巨大损失。
由于我国产业政策指导不力、调控失度，导致企业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根据伯川德竞争模型，企业进行短期竞争行为的条件为ⅱ／n(1—?)<ⅱ，即?<(n—1)／n。ii为所有企业合作得到的最大总利润，n为行业中的企业数量，?为企业下一期收益对当期收益的贴现率。由于缺乏稳定预期，企业对未来收益的贴现因子预期较小，企业竞争行为的短期化也就不可避免。
三、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的治理分析
通过上述对中国棉花产业短期竞争行为主要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治理短期竞争行为不仅需要将企业间的博弈扩展为无限次重复博弈，抑制博弈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还要尽可能减少交易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加强市场行为的监管。
(一)提高进入壁垒，减少企业数量
建立无限重复博弈结构是棉花产业组织实现由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的必要条件。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说明，在企业间的多次博弈过程中可能实现合作解。只要博弈次数足够大并非一定无限次，就可以形成合作博弈。当市场中可交易的对象数量有限，也就是说存在重复交易，我国棉花企业未来不合作的威胁就成为可置信威胁。因此，我国棉花产业需要提高涉棉企业的进人壁垒，以减少现有企业的数量，从而减少企业的短期竞争行为，建立和保持棉花产业组织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完善我国棉花产业的信息交流机制
棉花产业各组织间高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不仅让组织成员更多地了解对方，而且会让更多的第三方起“监督”合作过程的作用，从而增强成员间的信任，稳定组织成员的合作关系。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棉花产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组织成员通过彼此有利的行为或策略组合达成有约束力的承诺提供了可能性。建立和完善我国棉花产业的信息交流机制，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棉农合作组织的建设和指导，还需建立和完善棉花交易与信息平台，利用网络注册实名制等实现实时信息，并开展现货与远期交易。通过期货市场汇集各类信息有助于解决棉农和棉花加工企业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形成棉花的公允价格，以此来指导棉花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三)建立企业家个人与企业法人共同的“声誉”激励机制
在交易者存在有限理性和交易具有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交易双方都期望建立完备的交易契约。要在交易契约中穷尽所有的偶发事件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可能。其代价也十分高昂。因此，棉花产业的合作博弈不应也不可能通过设计完备的契约来实现，而应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好的声誉增加了个人和法人未来的收益，而坏的声誉则增加未来的成本。这种“声誉”激励机制增加了企业短期竞争行为的机会成本。因此，建立企业家个人与法人共同的“声誉”激励机制可有效减少棉花产业中的短期竞争行为。
囚徒困境
假设有甲和乙两个地方政府，资源和投资环境等要素条件均等，政策目标均是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决策行为是理性的。在双方共同进行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即执行统一的优惠政策，那么甲乙双方均可以获得50个单位的收益，选择不合作将因为让利（如降低土地出让价格或税收）损失2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则选择不合作的一方能够凭借其更加优惠的条件将对方50%的投资吸引过来，不合作方可获得50+（50×50%）-20=55个单位，合作方的收益为50-50×50%=25个单位；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则双方各损失20个单位收益。
由于甲乙双方均是理性的，即它会按照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为依据进行选择，当甲选择合作，乙选择合作的得益是50个单位，选择不合作的得益是55个单位，于是乙会选择不合作；当甲选择不合作，乙选择合作的得益是25个单位，理性的乙会选择不合作，这样它会获得30个单位的收益；同样当政府乙选择合作，政府甲会选择不合作，获得55个单位的收益，当政府乙选择不合作，政府甲会选择不合作，获得30个单位的收益，最终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合作，不合作），收益组合是（30，30），处于这种状态下，双方都没有动机做进一步改变，博弈处于均衡状态。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双方的收益总和最大为100，对区域整体乃至个体都是最有利的均衡解，但这不稳定，甲、乙都会有选择不合作的动机，因为在乙选择合作的状态下，政府甲选择合作的收益为50，而选择不合作的收益是55，显然对于政府甲而言，会选择不合作。反之亦然（如图）。
该博弈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最终只能得到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稳定劣解，但却是博弈各方独立理性思考的必然选择，这种结果在整体上不是帕累托最优，它小于整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当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也处于这种非零和博弈状态。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双方都选择合作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双方的收益总和是100，但双方理性思考的结果却是不合作，双方的收益和仅为60。一个地区吸引了新的投资，有可能在经济增长、就业、居民收入以及官员政绩等多个方面获得更大收益，并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不论其他地方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都会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争夺外部资本，以免在博弈中处于下风，各地政府都从本地利益出发，在缺少有效的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就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从而导致非合作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参与竞争地区的数量增多，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提供虽将促进地区投资和经济发展，涵养税源，对于远期税收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但在近期必将导致对税收增长的制约作用，当地方政府从政策优惠中所获得的福利不足以抵消优惠政策所需要的税收、地价等让利成本带来的负效用时，就导致了社会总福利的下降。
不利影响
1、造成社会福利的大量损失
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竞相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优惠手段，为引进外资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如优惠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地价、优惠服务、财政补助以及不计成本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的主要筹码是税收优惠。为了回避政策，许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先按照国家规定对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征收后，再根据原先的协议，以奖励或补贴的名义返还给企业。这种地方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造成包括税收、生产要素转让收益等诸多方面的损失，使得引资成本大大高于引资收益，造成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不但扭曲了市场信号，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而且损失了地方财政收入，导致了土地等资源的巨大浪费。
2、影响税收法制公平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权代法，对外部投资者做出超出国家税法范围的许诺，从而影响税法的刚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擅自通过财政返还税收，是严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其危害是明显的。首先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造成了地区间、企业间收入分配不公，拉大了贫富差距。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本地企业，税负远远高于外来企业，这就造成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些依靠政府扶持，土地不要钱、纳税有返还的外来企业，最终有可能把那些用地靠钱买、税收照章纳的正常企业打败，甚至把本来有管理、技术、资源等优势的本地企业逐出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次是削弱了税收调节经济的功能，造成经济管理中的混乱，导致政府职能错位，助长了滥用公权。再次，容易助长一些企业的投机行为。对于企业来说，不论是直接还是变相地减免税收，结果都是一样，就是少纳税。许多外来企业在优惠措施结束后就准备搬家，到更优惠的地方去，或者重新更名开业，争取继续享受此项优惠。一些投资者在各地不同的优惠政策驱动下成了“候鸟”企业，在享受各地不同的优惠政策的同时，无形中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对于真正谋求发展永续经营的成熟企业来说，它们更希望投资地的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透明的运作机制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如果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出台超出国家税法的减免税政策，那么这个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公信度就值得怀疑，这样的投资环境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也许是致命性的。
3、提高了招商引资工作的成本
为了完成保增长的任务，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有的加大招商引资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有的设立招商引资奖励资金，有的出台招商引资项目优惠政策，还有的给每个单位每个人员都下达招商引资任务指标。这些措施都伴随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然而，无论地方政府如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项目的总投资需求是有限的，这种竞争必然会提高招商引资的工作成本。
政策建议
1、规范软环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进一步规范，对所有企业均实行普惠制和国民待遇是大势所趋，优惠政策已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招商引资的竞争将由过去政策优势的竞争，转变为投资环境的竞争。
一是完善税收立法。目前的《税收征管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但这仅是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和监督机构，因此在实际执行中被大打折扣。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着手研究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以此促进经济领域中诸如招商引资等工作的规范性。
二是规范税收执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这既为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避免行政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又对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规范提出了要求，在日常税收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税收法治原则，对于与税法相抵触的规定，坚决不予执行，切实维护税法刚性。
2、挖掘潜力
招商引资要有税负意识。企业的税负高，税收收入就多。就税收贡献而言，工业企业的税负较高，税收贡献最大；商业企业的税负较低，税收贡献较小；进出口企业不会产生税收。特别是对外贸型的企业引进必须慎重。根据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外贸型的企业可以享受退税。而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所得税税率由33%下调到25%，生产型消费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必然下降，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之间的可用财力将实质性地减少，国家可能对税收的分配体制进行调整，出口退税地方负担的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就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力，因此对外贸型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引进的重点应是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同时，对资源利用型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因为资源存在着稀缺性，不可再生或再生周期长，对资源利用型的企业引进一定要考虑到税收因素。目前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正常利用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界限趋于模糊，资源性的东西用一点少一点，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保持地方经济增长的后劲，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特别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
3、发挥比较优势
一个地区到底应该招什么商，靠什么招商，怎么招商？在全国的大环境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小环境，都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环境特色，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上都取得优势，在国家总体发展布局的大环境下，各地区要从自己的小环境出发，明确区域定位，找准优势产业，这就解决了招什么商的问题。发展优势产业，一要营造好产业氛围，二要制定好产业政策，三要建造好配套设施，四要提供优质服务，优势、氛围、政策、设施、服务，这就是招商的资本。要形成产业集群招商，产业集群会降低交易成本、空间成本和生产成本，共享辅助，实现规模经济。一个地方产业的集中程度越高，对新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通过招商引资活动，促进产业整合和产业聚集，形成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降低成本，集约发展。同时，要努力完善产业链招商，围绕构成一个产业的主导产品和与之配套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和包装件等产品来吸引投资者投资。新形势下，各地招商应进一步凸现个性，以特色产业吸引客商，引导外商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利用产业优势，吸引组团式投入，利用龙头企业的终端产品或核心产品优势，鼓励产业链各环节同步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落户。
4、提高招商效率
【关键词】 外向型服装加工业;经济危机;博弈;国家财政政策
一、 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的特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蓬勃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企业大多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廉价劳动力使得生产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二,主要从事三来贸易,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较高。其三,内部调节机制相对较差,经营管理欠佳,科技含量不高。其四,这些企业的产品一直由国际市场消化,从而对于国内市场是过剩的。
二、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在当前面临的危机
2008年,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其表现为: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不足,对各投资项目持谨慎观望态度,以致很多企业资金周转不畅,生产能力下降,削减了对原材料、半成品的需求;消费欲望减退,由于企业不景气,居民收入不稳定,持币者大多选择储蓄,而减少消费,以降低未来生活的风险,致使市场消化能力下降,大量企业库存商品增多,仓库积压问题严重,收益锐减,资金流动性不足。同时,国内农产品、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工资上涨压力增大。
这些变化导致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面临危机,主要有:第一,市场需求锐减。原本经营的三来贸易,因国际市场不景气,订单减少,出口不畅;而这些产品过分依赖经济繁荣的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基本为过剩产品,因此,最终造成企业产品大量积压仓库,无法重新转化为资本进行再生产。第二,利润空间变小。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基本以廉价劳动力为降低成本、获得利润的主要手段。由于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致使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亏损。第三,企业资金周转不足。产品积压、成本上涨,繁荣时期的融资手段丧失,必然导致企业资金紧张,难以通过转产或更新技术、设备等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金回报率,以弥补劳动力价格上升、本产业不景气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三、企业自发的解决方案及其成效分析
面对困境,这些企业必会自发采取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安于现状,紧守现有利润;另一种是进行企业变革,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扩大利润。可以预见,这些管理模式落后、资金实力薄弱、技术力量低下的企业,为获得更多利润,所作的企业变革一般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的。而在原材料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减少成本只能削减工资部分。其手段无非是减薪或裁员。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减薪还是裁员,均是广义上的。如减薪,其中包括传统意义的减薪和现代管理制度中的轮班制度等等。而这两种应对措施,经过组合可以形成三种情况:裁员并减薪 ;裁员但不减薪;减薪但不裁员。
(一)减薪和裁员两类措施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
1.减薪
选择减薪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中的工资部分。但是,减薪会影响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会对产品数量,甚至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2.裁员
选择裁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的减产。即使在裁员后,通过管理手段进行变革,比如加班,但是在边际效益递减的函数约束下,并不能有效缓解产量的下降,最好的状态也只是近乎持平。同时,在单纯的裁员后,由于员工工资所构成的产品成本部分的价值并没有从根本上下降,因此产品的价格不会下降。
(二)减薪和裁员的博弈
选择裁员同时减薪,更会造成企业减产,同时影响产品质量;选择裁员但不减薪,将使企业产品产量下降,而产品价格不变;选择减薪但不裁员,会使得企业的产品价格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同时产量不变,或有小幅下降。
从独立企业的角度来看以上三种策略组合,无疑,第三种策略,即减薪但不裁员,更可以提升企业的实力。与之相比,第一种策略的劣势在于当企业对于宏观市场的现状分析和风险预期不足的时候,即没有意识到市场饱和的时候,它没有实现企业在产品产量上的优势;第二种策略的劣势在于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因此,大多数企业会选择第三种策略,作为最终的整改方案。
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间博弈决策的结果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诸多不良影响。企业所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一是国内国外市场双饱和。但是众多企业选择不减少产量的第三方案的结果是:市场的饱和度没有得到缓解而是进一步恶化。企业所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二是工资上涨的压力。但是众多企业所选择减薪的第三方案的结果是:工资上涨压力不仅没有释放,反而是进一步加压。
综上所述,企业自发应对危机时必会选择减薪不裁员的策略,从而使得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愈发严峻,工资上涨压力在工资不升反降的过程中成倍增长,市场饱和度在企业持续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恶化,企业进一步陷入困境。在困境不断恶化的过程中,企业既没有内部升级手段,也得不到充足的投资进行再生产,只有停产倒闭。(威廉・赫斯,2007)从宏观的角度看,裁员会导致非自愿失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国内市场继续萎缩,市场需求更小,逐步形成自行强化的恶性循环。同时,还应看到,非自愿失业的持续增长,对于国民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隐患。因此,无论企业选择何种内部变革方式,也无法达成帕累托最优,甚至会造成各个决策主体的福利损失(陈志勇、刘京焕、李景友,2005)。也就是说,任由企业在面对困境时自发进行博弈决策,将导致企业损失和困境的步步恶化。
四、通过国家引导机制来应对危机
由于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博弈”走出困境,故此,笔者建议:引入国家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引导,促使企业发展与现实经济形势和未来经济走向相一致。
(一)促成落后企业转产,实现区域经济总体转轨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不难发现,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发达国家,都走过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转而在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谋求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逐步繁荣,渐渐具备了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客观条件。笔者认为,应该借助此次经济危机,把危机转化为机遇,淘汰一批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的小型服装加工企业。
1.大力发展职业培训学校,对企业破产后的失业职工进行再培训。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工厂投资职业培训学校,通过简化投资审批、减免建设规费、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政策切实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加大财政投入,逐步推进教育资源整合,提供契合于朝阳产业的培训项目,并降低学费、培训费,以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范围。这样,既可以有效避免企业转产整合造成的失业问题,更让这些劳动力有能力接受深层教育,适应在新型经济发展时期的就业需要,为以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修炼“内功”。
2.以优惠的价格收购破产企业资产。这是充分利用泡沫经济的两面性,在泡沫破灭时期,以较低的价格收购替代率低、更新速度慢、可长期使用的资产,如厂房等,在经济复苏时期出租或出售,为转产时期的新型产业锁定较低廉的成本,为后续新兴企业构建优良的资本结构(克里斯多夫・法雷尔,2007)。同时也是为面临破产的企业变相提供资金,以解决其债务问题,将其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损失降到最低,“软”淘汰一批落后企业。
(二)促成先进产业重组,实现产业规模化、品牌化
我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美誉,而这种“美誉”的代价就是成为国外先进品牌企业的“加工车间”,只争取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利润最末微的加工费用,即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也就是底部。在我国如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下,应该努力向着品牌化、专业化、产权化发展,打造有特色的品牌,以品牌效应创收入,以专业的规模效应创收入。
1.出台合理的税收政策,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扶持,保证在困境中这些企业不致于受到过重的冲击而夭折,造成产业新兴力量的损失。
2.出台合理的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创品牌,用合理的补贴弥补企业在困境中留守本产业的损失,并奖励具有独立品牌,尤其是知名品牌的企业,为其提供更加优越的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
(三)促成市场信心回暖,实现消费能力强化
归根结底,服装加工企业所面临的产品滞销问题,是源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而国内市场相对不足。为了实现经济的独立性、完整性,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内需迫在眉睫。而笔者认为,我国内需始终无法真正得到本质上的提升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医疗、教育和养老,大大妨碍了国民的消费水平。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可以采用如下对策:
1.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提高社保比率,减轻消费者负担(Holley h. Ulbrich,2004)。
2.补贴消费者,即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者消费,并且可以结合企业补贴政策,发放有指向性的消费券,既可扩大内需,又可扶持企业。
(四)促成企业内部整改,实现企业成本管理方法方式现代化科学化
前已说明,这些企业基本处于原始的、传统的、事后成本管理模式下。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同时单纯地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计量分析,通过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降低成本总会有一个限度(欧阳能,2005),且以降低工资或变相降低工资为手段的成本管理模式不符合时代需要。
1.采用目标成本法。在传统的企业思维方式中,“产品销售价格=产品成本+计划利润”,而采用目标成本法后,则可以转变为“目标成本=竞争市场价格-目标利润”(李颖,2009)。在这简单的公式变化背后,代表的是企业经营的逻辑出发点的转变。针对加工企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对市场进行分析,确定市场均衡价格,确立目标利润,最终推导出目标成本,并与设计、生产部门共同商讨,将完成目标成本的任务按生产阶段下派,最终实现目标。
2.采用作业成本法。所谓作业成本法,即是同时将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两部分有机结合,确定生产成本,进行成本管理。这样,不仅对传统的产品成本进行管理削减,更可以对产品生产的环节进行优化,剔除“不增值环节”。
五、结论
经济危机,是危机,也是机遇,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一次彻底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已是十分必要。而中国,更可能乘着这次经济危机脱颖而出。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辉煌的服装加工业理应与时俱进,适时整改,借助国家的经济政策迈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 威廉・赫斯. 中国的经济龙头省份显现软肋[J].中国商业评论, 2007(3/4):28.
[2] 陈志勇,刘京焕,李景友.财政学原理[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3] (美)克里斯多夫・法雷尔.泡沫经济是把双刃剑[J].商业周刊,2007(6):11.
[4] HolleyH.Ulbrich.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扶贫就首先要让农民住上好房子，从而过上好日子。”巴中市委书记冯键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为了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住房条件，从2011年开始，巴中市就计划投入高达700亿元实施“巴山新居”工程，希望用易地扶贫搬迁促进贫困人口的脱贫。
“巴中市因病致贫的大概占到了67%，我对为什么因病致贫的在这里占到了这么大的比例进行了深入调研。这里居民的土坯房低矮潮湿、不通风，还有当地不露财气的风俗习惯导致家家户户窗子开得非常小。”冯键解释说，由于环境原因，风湿病、关节炎、心脏病成为了主要的疾病。“另外，从前饮用水不安全，厕所卫生环境较差，生活习惯不好，引发了一系列的心肺疾病。”
解决住房问题、改善卫生条件才能从源头减少因病致贫。“首先让农民住上好房子，才能让他过上好日子。我们从2011年就开展了覆盖全市的‘巴山新居’建设工程。今年以来，利用财政专项资金、社会资本和银行贷款等多方资本，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冯键说。
如今几年过去，同样是曾以贫困出名的枇杷村，早已变了模样。一幢幢联排新居掩映在绿树丛中，水泥路直通农家小院。房前屋后丝瓜满架、葱青茄紫，山野田间药材森森、果树葱茏。“而住进这上下两层的新居，我们每户老百姓只花了5万元。”村支书杨斌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据杨斌介绍，在当地一套新房加装修一般在15万元左右，而这对贫困群众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群众即使有政府解决部分补助资金也无力建新房。但“巴山新居”工程给农户一般可提供10万元左右拆旧补助，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户建房资金压力。很多群众在兑现拆旧奖补政策后只需再交5-6万元就能住上已装修好的一楼一底的新居，少数农户甚至在将旧房换新居后政府还要倒给补助。
要完成这样的“巴山新居”，对于财政收入窘迫的巴中市来说，已不仅是用“基础差、底子薄、问题多”能够概括。
据巴中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的人员介绍，2015年巴中市的公共财政收入仅39亿元，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有18.2万人需要移民搬迁，加上与贫困户1：1的随迁户，搬迁总人数将高达30多万人。而政策要求异地扶贫搬迁的贫困人口人均贷款不得超过1万元。
解决新居建设的资金问题，始终是巴中易地扶贫搬迁的关键。
释放政策红利
2016年3月1日，一场谈判在成都高新国际广场拉开序幕，作为交易双方巴中市与成都高新区就4500亩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达成协议，最终双方确定每亩交易价格为29.5万元。总金额达13.28亿元，成为全国第一起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结余挂钩指标的案例。
“这笔钱除了部分将用于复垦贫困村长期闲置、低效利用的农村宅基地外，将全部投入巴山新居工程建设，为此我们已经制定了土地增减挂钩奖补政策，对拆旧的房屋及附属设施、院坝都确定了较高的补助标准，其他地上附着物参照征收土地补偿标准给予补助。”巴中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纪检组长张孝宗向《财经国家周刊》介绍：“我们还将利用巴山新居这一平台支持当地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致富，扩大‘巴山新居+特色农业产业+生态乡村旅游’的大农业格局，提速巴中老区脱贫攻坚。”
以指标流转换取资金，财政紧张的巴中市通过下活土地这盘棋，找到了一条“开源”的渠道。
其实早在2005年，国土资源部就出台了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简单说，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让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为此，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资源部列为第一批试点地区。
伴随着该政策的逐步应用，国土资源部也注意到这项政策在统筹城乡发展、支持城乡联动扶贫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土地计划处工作人员向《财经国家周刊》介绍：“异地扶贫搬迁首先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缺乏显化其价值的途径，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联动，能够显化农村土地的价值，将土地变成资金，返还农村以支持农村建设，对扶贫来说是很有效的手段。”
“也正是在这一政策基础上，使我们有了进一步挖掘其背后扶贫‘含金量’的想法。”冯键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为此我们专门组织相关部门的人员，对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学透吃透，并找到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针对这项政策进行沟通、交流，以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2014年9月，国土资源部针对巴中市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印发了《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支持四川省巴中市扶贫攻坚意见的函》，制定了“可在省内跨县、市开展增减挂钩”等6条特殊支持政策。
而巴中市也紧紧抓住这一“窗口期”，将增减挂钩政策与当地异地扶贫搬迁工作紧密融合，落到实处。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巴中市结合巴山新居工程申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73个，申请挂钩周转指标3061.95公顷。目前省国土资源厅已批准立项17个项目区，批复挂钩周转指标规模718.54公顷，累计投资36280.17万元，建成22个村民集中居住区、1579套安置房，复垦还耕1971.9亩。
“在实施增减挂钩中我们特别注意搞好拆旧群众的安置，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巴中市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伏曙光介绍，根据群众意愿灵活采取集中安置和货币化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自愿提前拆旧复垦的群众在搬进新居前发放过渡费进行补贴。从严掌握货币化安置，对在外创业经济条件较好、自愿申请货币化安置的群众根据奖补政策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同时在农村集中居住区按货币化安置人数人均预留5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作为他们的安居保障。
在拆旧农户安置中，巴中市也探索宅基地退出机制，根据节约的宅基地面积（含房屋、院坝、畜禽养殖圈合、房屋周围林盘地）一般按5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
巴中市虽然不是第一个享受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优惠政策的地区，但却是首批能够落实该政策，将闲置政策资源转化为扶贫资金的地区。这也得益于巴中市政府对政策内涵的深入研究，准确找到了土地政策与扶贫工作的对接点以及结合自身情况的大胆创新和灵活运用。
严守政策红线
随着巴中市相关工作的不断落定，国土资源部也在2016年2月出台了《国土资源部关于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知》，正式明确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均可将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
而在随后的土地政策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培训班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强调：“在执行国土资源扶贫政策时要确保办好事、不出事，经得起群众、历史的检验。”他还警示：“如果出现严重偏差，就会导致对政策的负面舆论，甚至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土地一直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每项政策在实际落地过程中都具有利弊的两面性。
因此，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范围扩大虽然极具推广价值，但在实施前还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差异，需结合自身情况，实行“一地一策”，以提高措施在本地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以巴中为例，从管理方面来看，巴中市在交易过程中只负责拆旧复耕，而成都市也只管建新。双方都不能做到全面监管，这就需要四川省严格落实统筹监管的责任。另外，各地政府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有关政策的研究，培养对新政策的敏感性、前瞻意识以及创新、灵活运用政策的能力。
“在推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区域流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因地制宜的活用政策，不可盲目照搬成功经验。”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土地计划处的相关工作人员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因为增减挂钩指标跨区域流转对政策运行环境要求较高，不仅需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很强的统筹规划能力和监督监管能力，还需要清楚认识到增减挂钩指标跨区域流转所带来的收益因指标流动范围的情况不同而各异。
对此，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土地计划处相关工作人员认为，―方面国土资源部将进一步研究制定总的政策实施细则和落实方法，同时省一级政府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就土地新政出台符合本省实际的操作细则。指标交易的关键点是复耕能否到位，国土资源部针对耕地整理复垦有一系列标准，复耕的土地要经过县、市、省分别验收合格并在全省建立统一台账进行管理。
在推广优惠政策时，应逐步增加节余指标跨区域流转政策的应用对象、拓展流转范围，先试点完善政策运行的法律环境，加强对试点的监管力度，确保政策按规定严格落实。根据试点的落实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查缺补漏，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放宽政策应用条件，稳健向全国的贫困地区推广。
在中国“十一”黄金周期间，市场遭受到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困扰，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的确不能被低估。由于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自发违约的先例，市场对于目前的情况很难定价。投资者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形。尽管如此，我们相信美国两党的主导性策略是合作谈判，通过双方同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将达到一个令市场满意的结局。这次债务上限的争议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的改编版本——双方通过不断地沟通而最后达成合作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不同于传统版本的“囚徒困境”，双方因为缺乏沟通最终导致双输的局面。随着债务上限最后期限逐渐逼近，市场波动率很可能继上升，不过市场强烈波动的本身将加速最终方案的落实，而市场随后也将因不确定因素的解除而反弹。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美联储缩减债券回购规模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然而，美国债务上限的争议却大大减低了美联储马上缩减回购规模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停摆已经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复苏的进程正是美联储决定退市与否的关键考虑因素。最新数据显示，美国ADP 就业指数逊于预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上升，以及ISM 就业指数开始下跌。假如末日情景出现，即美国出现违约，那么美联储或将永远无法退市。因此，美国两党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同时美联储继续延迟缩减债券回购规模，应该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这也应该是我们制定投资策略的基准情形。市场当前情绪动荡不定：VIX 恐慌指数飙升，黄金白银价格开始自低位攀升，而黄金的波动性仍持续高企，美国国债收益率停止下行。全球市场指数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大幅上升，显示宏观因素是困扰市场的主导力量，而对于通过选股以取得阿尔法回报形成阻力。历史上看来，全球市场相关性的上升一般是中国市场未来回报率的先行指标。这应该是因为宏观上的不确定性创造了交易机会。此外，相对于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来说，中国市场指数的实际波幅似乎对当前的情况过度反应，亦是中国市场未来回报率的逆向先行指标。在过去两周里，我们与客户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从这些交流中可见市场当下的三大忧虑：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市场不明朗因素及其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以及6月底以来中国股市已经强劲反弹，后市还有多少上升空间？我们认为，低库存水平和制造商的购买意欲上升显示补库存活动将继续。因此，经济复苏应延续到第四季度。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其实凸显了中国作为避风港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账户和资本市场仍大体封闭。自1992 年以来，债务上限讨论期间股市正回报的概率为50/50，赢面类似于扔硬币。因此，债务上限讨论的本身不应是我们决策的出发点，近期一系列金融改革和市场化的决策无疑是利好因素。此外，投资者应注意到风险资产，包括中国、新兴市场和商品，正从重要的长期支持位上开始反弹，这些资产类别在近期动荡的环境中已经大幅跑赢了美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增长型的资产类别，而且都是债务上限争议和美联储延迟缩减而造成的美元弱势局面的受益者。投资者仍然可以用15%的M2作为标尺来估计中国市场的自由流通市值，从而保守地得出上证指数水平应在2400-2600点左右。中国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占款已由负转正。同时，季节性财政存款的释放，以及支持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新增贷款，将确保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如期扩张。而货币供应量增长和基本面持续改善将继续帮助中国股市的修复。中国股市会很快消化长假期间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然后重新关注国内的利好消息。所以，对后市，仍然可以保持乐观态度。
梦断了的翅膀
双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独自一个人走在喧嚣的大街上，这份喧嚣怎么感觉都感觉变了模样，一点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寒风冷夜才是我此时心情的张扬，倔强的转过头努力忍住泪水，大声说着我会遗忘，不再记起过去的种种和以往 ，天边没落了的七彩光芒，怎样才能遮挡我的忧伤，晚风带不走我的彷徨，心情随着来往的陌生的不断凋亡 ，还没伤够的心怎么才能学会伪装。
为什么上学是那样的难？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的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留不下时间留下给我的伤痛，你知道我们未来的路从此会有太多的不同，丢失的那段最初的时光，那放到了哪里去偷偷地收藏，再也找不回曾经的坚强，留下我独自去歌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各自有各自的伤，留下我一个人去扛，我为了不能上学而摔下了一地的心碎，脆弱的想发狂，莫名的心慌，苦涩的沙吹动身旁的泪，像断线的雨在直线的下。
矛盾、困惑、不解
矛盾、困惑、不解，当这三个词汇一直纠结在我的心里不可自拔的时候，竟然想不到任何的办法来解决这些让自己烦恼的事。
难受的感觉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心痛的要死，泪水也很不争气的夺眶而出，打湿了双眸，沾湿了衣角，一个人就那样蹲在无人的角落里，抱着双膝，静静地哭泣，挥发内心的苦闷气息，什么也不想去想，什么也不想去做，只想好好的大哭一场。
上学对别人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为何对我来说却是那样的奢侈的一件事了？不知在外求学漂泊了多久，好似时光总是流逝的那么快，快的连回头看看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往返于学校与工作的地方，别人总有着永远玩不完的时间，而自己却有着永远打不完工的时间，同样的时间却是不同的待遇。那些邻舍的玩伴现在都去了大学追寻那属于自己的梦，只有我还在原地打着转，可我还在四处为了学费而奔波。
我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去表达什么，我只知道此时的心好累、好累、好累…头痛的要死，我快要疯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瞧我这个很没用的人。
哎！我到底该怎么办，谁能看穿我的脆弱，保护我的逞强……
抽签决定着上学
我是农村来的男孩，家里兄弟两人，父母是老实的农民，他每年一辈子在田里靠着那一亩三分地养活着一大家，供给着我们兄弟上着学，背挡艳阳，手拿锄头，弯腰耕作，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可是高中乃至之后的学费又去哪里去拼凑了，别人家都是有钱孩子却不愿意去上，而我家却是没钱上，贫困成了我们家上学的一大难题。
我和哥哥最终在家人抽签决定上学的办法中决定着谁去上学，虽然我们都很想很想着上学，却不得面对着现实，一切靠命运的抉择。
其实我到现在都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等爸妈把写好的纸条撒下桌子的时候，哥哥立马抢了一张，最后把另一张纸条给抓起扔到了外面，然后迅速的说：“我没有抽到，弟弟上学，不用看那张了。”其实家人是知道的，是哥哥上学的，可是为了上学我却是那样的自私，我不敢说出来，因为我怕，只能流着眼泪…等待春雨润苏的到来。
近来国家的助学政策为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它不仅减轻了我家庭的负担，还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我非常感谢这个政策，也感谢祖国制定了这个政策。助学政策，助我成长，因助学政策，我们这些贫困生能够得以重返校园；因助学政策，外面贫困生的孩子得到帮助；因助学政策，窘迫的学生有了物质与精神的支柱；因助学政策……助学政策，助我成长。国家给学生的一系列资助，帮助了无数困难的学生，为我们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正是国家给予了我们继续飞翔的梦想，让我们能更好的在校园接受老师的教育。
感谢你们给予了我飞翔的翅膀
我本生就是就是一个受国家助学政策资助的学生，如果不是风，风筝无法飞上天空，如果没有河，船儿怎能浮游水上，我非常感谢国家和学校的各位领导、老师对我们贫困生的关注，并给予我们以实际的帮助与支持。由于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可以更专心、更放心的学习，可以积极洒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 在此，我代表我们这些贫困生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感谢，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你们的感激，我只能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对于我来说，一个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深知求学之不易，对于自身而言，这点艰辛不算什么，最为不易的是在身后默默付出的父母。从递交国家助学金申请书到助学金的下发，我心中始终怀着虔诚与感激，内心感受无以言表。千言万语归结为催我上进的动力，鼓舞我未来的学习与生活更加激进。从读书求学到此刻伸出大学，对于我们每一个学生而言，这期间的过程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当然，再苦莫若我们的父母亲。此刻，有这样一个可以进一步减轻父母负担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珍之惜之。促成此种大好形势与机会的，都是国家助学政策使然，是国家与学校对我们贫困生照顾与关怀，能得到国家助学金，我深感荣幸与感激。国家助学金让我获益颇多，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减轻了父母的负担。面对上学的巨额开支，我心中惶恐，父母亦是担若千斤。
是助学政策在我无依无靠时，帮我渡过难关；是助学政策在我不知所措时，帮我指明方向。我的生活曾一度变得困窘，就是助学政策的出台，帮我解决了这些难题。让我父母和我看到了希望，父母不再为了我的学费而偷偷的掉眼泪，我要感谢政府的助学政策，是你助我学习，助我成长，你就是那一盏蜡烛，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助学政策，为我营造了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园地无忧无虑、乐此不乏的学习。谢谢你，助学政策！同时，助学政策也帮助了上万名莘莘学子，帮助他们完成了学业，解决了生活难题。
因助学政策，贫困的孩子得到返校；因助学政策，困苦的孩子得到帮助；因助学政策，窘迫的学生有了物质与精神的支柱；因助学政策……助学政策，助我成长。国家给学生的一系列资助，帮助了无数困难的学生，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这是值得赞扬的。
助学政策，助我成长，让我更好的接受教育。
作 者：桂学武
作者单位：巢湖市职教中心
【关键词】地方政府；以房养老；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007-01
一、推行“以房养老”的必要性和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12年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己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己远超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标准10%。然而，与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相搭配的是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国家综合承受能力不强，人均收入较发达国家而言还是处于较低水平，如此沉重的养老负担不仅给家庭，也给整个国家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以房养老”也称反向抵押贷款，其实质是把产权变现金，即老人把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由相应的金融机构根据相应指标综合评估，将房屋的价值化整为零，分年或分月支付给老人。屋主去世后，房屋产权归金融机构所有。如果“以房养老”能够成为我国现行养老体制的一个有力补充，不仅能够减少我国政府的养老投入，还能扩大居民消费，拉动相关行业经济增长，此举对于我国政府尤其是很多养老负担沉重的地方政府来说可谓福音。
国外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在反向抵押贷款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房养老”在我国还属于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需要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相继开展了“以房养老”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阻碍。
二、地方政府在推进“以房养老”中遇到的困境
（一）缺乏配套法律法规，存在制度性冲突
目前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对“以房养老”的实施主体、对象、方法等具体内容的明确规定，导致地方政府和金融、保险机构无规可循，不敢贸然行动。另一方而是我国关于房地产的相关规定与“以房养老”实施的前提存在矛盾，首先是住宅用地的70年使用期限问题；其次是农村宅基地抵押问题，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能作为财产进行抵押，使“以房养老”在农村完全丧失了发展空间。
（二）对“以房养老”引导和管理困难
“以房养老”在本质上是一项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项目，仅仅在市场环境中依靠私营金融机构和民间团体，未免会导致停滞不前。首先是经营机构的资质问题；其次是房地产评估问题。再加上“以房养老”涉及多个部门，目前还处于各白为战阶段，缺乏统一政策和操作细则。因此，法律纠纷和风险难以有效避免。
（三）配套机构不健全且缺乏相应的保障和激励
笔者认为现阶段实行“以房养老”的主体应该是地方政府，但是这不意味着相应的配套机构可以缺失。但是在我国，“以房养老”的担保机构、贷款机构、咨询机构很少且功能不健全，因此使“以房养老”缺失了硬件保障。而作为“以房养老”市场主体的金融和保险机构在政策模糊和政府激励不足的背景下始终处在观望状态，不敢推出关于“以房养老”的相关业务。
三、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及解决对策
（一）完善相关政策，出台详细的住房倒按揭实施细则
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实情，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完善。为避免经营的混乱，同时提高业务开办的透明度，让老百姓和相关参与者有规可循，政府应提前出台详细的住房倒按揭的实施细则。对“以房养老”的适用人群、产品特征、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评估、支付方式和房屋回收进行详细规定。
（二）建立相关管理和监督机构
首先要设立担保机构；还要成立专门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地方政府应对从事该项业务的金融机构进行资格审定；并且要发展专门的贷款咨询机构，提供一些资金扶持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指定的专业咨询机构提供关于住房倒按揭的咨询服务，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影响老人参与住房倒按揭的积极性的比例。
（三）加大对“以房养老”的宣传介绍，促进传统观念的转变
地方政府必须借助强有力的舆论手段，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普及“以房养老”的相关知识，介绍国外的成功案例，报道地方质量突出的“以房养老”机构。切实地让公民尤其是老年人了解“以房养老”这种新的养老模式，了解“以房养老”的重要作用，进而转变观念、消除顾虑，接受这一适应社会新形式的养老方式。
关键词 对外援助 战略政策 组织管理 有效性
德国发展援助始于1952年德国正式参加的联合国的“扩展援助计划”(“Extended AssistanceScheme”)(即后来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四年之后，德国联邦议院通过法案，建立了“5000万马克基金”用于对外发展援助。1961年，联邦政府设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简称经合部)(BMZ)，这是欧洲各国政府中第一个专门从事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的内阁部门。经过近60多年的发展合作，至2009年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总量第三大、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发展援助提供国。德国的对外援助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体系和特点。
一、对外援助战略及政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德国发展合作政策的开始阶段，在随后60年的发展中，德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不断调整，对外援助政策在新世纪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对外援助战略
德国在过去60年中的对外援助战略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60年代后期
德国政府对发展合作的理解出现重要转变，“改善发展中国家生活质量”取代原有的“经济增长”概念成为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标准。这使德国对“发展”的认识由单一的经济方面扩大到“居民受教育程度”、“卫生水平”和“国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更广泛的方面。
2.70年代初
贫困人口的增加和非洲撒哈拉地区出现的饥荒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危机，也使德国开始质疑其一直采取的通过互不联系的单个项目开展援助的模式。联邦政府开始结合世界经济状况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制定中长期发展援助计划。当时工作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同时开展粮食和卫生援助。
3.70年代中期
石油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为此，德国将其发展援助的重点转移到当时最贫困和受石油价格上涨打击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经济合作部的权力得到明显加强，其职责范围中加入了资金援助和多边合作的内容。
4.80年代
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与此同时，艾滋病蔓延、泛滥和环境恶化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1986年，德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发展政策，确立了“维护和平、消除大规模贫困和保障人权”的长期目标，这对德国后来的发展合作政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90年代以后
随着东西方对峙的消除和两德的统一，德国对外援助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近年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觉醒，这些领域也成为德国对外援助关注的重点。
(二)对外援助政策
德国发展合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改善经济、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帮助并促使受援国的人们发挥其创造力。
1.实践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债务减免是数十年来德国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在重债穷国减债计划机制的创立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这一机制，重债穷国的债务得到了有效的减免。迄今为止，德国在该机制的框架下为双边债务减免提供了44亿欧元的资金。2005年八国集团在合作的过程中，订立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多边债务减免倡议》(Multilater-al Debt ReliefInitiative)。根据德国的倡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将减免最贫困国家债务的额度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德国自身为《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提供资金35亿欧元左右。
2.无条件援助政策
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提高无条件援助的领域。2008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公布的不附带条件的双边援助的平均比率为81％，其中61％为技术合作援助。而同年德国不附带条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为77％，低于DAC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在技术合作方面。为了实现德国在阿克拉行动议程(Accra Agen-daforAction)的承诺，德国制定了一个可行的计划和时间表以开展更多不附带条件的援助。目前德国已经在财政和粮食援助领域完全不附带条件，经合部现在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开放技术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目前后者77％是带有条件的)。
3.减少贫困
为履行德国在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中确定的义务，德国联邦政府在2001年通过了《2015年行动计划》，承诺将为世界极度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做出贡献。在该计划的框架下，德国为若干减贫援助项目提供了资助，帮助伙伴国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和高效的相关机构。作为“卢拉集团”的成员(其他成员国家为法国、智利、巴西、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和南非)的成员，德国积极参加了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行的创新性的资金筹措机制的讨论。
二、对外援助概况
进入新世纪，德国的对外援助状况和特点有了新的变化。可以主要从对外援助的总量、分配和渠道三个方面分析德国对外援助的概况。总体来说，德国的对外援助在总量上比较可观，但占GNI(总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之DAC平均水平较低。在对外援助的分配和渠道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
(一)对外援助总量
德国的对外援助进入21世纪有了快速的发展。其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净额由2000年的58.05亿美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133.4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图1给出了德国进入新世纪以后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走势。图中可以看出，2000-2009年，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2009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达120亿美元，较2008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是世界上第三大双边援助主体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介于美国和法国之后，领先于英国和日本，占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10％。在欧盟内部，德国一直保持了其作为官方发展援助最大捐赠国的地位。此外，尽管现在国际上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总额呈现减少的趋势，德国仍为了兑现其国
际承诺，在为发展合作提供额外的款项和使用创新性融资工具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渠道。
由图2德国ODA净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的ODA占GNI的比重在2000-2004年比较稳定，2004年后有一个显著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2004年以后，根据德国加入的援助双边协议及其2015年对外援助计划和巴黎宣言的承诺，德国经合部进行了对外援助战略目标和援助水平的调整。德国承诺到2010年官方发展援助达到总国民收入的0.51％，2015年达到国民收入的0.7％。然而，2009年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仅占其国民收入的0.35％，距离其实现其对外援助总量承诺的第一个目标(即至2010年将ODA份额提升到0.51％)还有很长的过程(见图2)。但是德国经合部并未修改其2015年对外援助的承诺目标，仍在为实现占国民收入0.7％的比例努力。
(二)对外援助分配
1.部门间分配
由OECD统计的数据，2007-2008年德国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的大部分都用于以下三个主要领域：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占双边援助的37％，2007／2008年度平均数据)；债务有关的项目(28％)和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17％)。其他的比较重要的领域为人道主义援助(3％)；跨部门(7％)和生产部门(4％)，这些领域基本上与2007／2008年度DAC的平均值相当，然而德国对人道主义援助支出的比例远低于2007～008年度的DAC的平均水平8％。
2009年德国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主要分布在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跨部门和人道主义援助三个领域(见图3)，反映了经合部近几年实施的政策和战略，特别是2008年德国发展合作确定的包括教育、健康、农村地区发展、气候和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性别平等及女性权力等在内的11个优先领域。
2.地区间分配
图4显示了2009年德国O-DA在不同地域间的分配。图中可以看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额最多，达到总额的23％。中东和北非也是德国较为重要的援助区域。近年来由于亚洲地区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德国逐渐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援助比例，但仍有26％的援助额流向了该区域(包括南亚和中亚及其他亚太地区)。而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接受到的援助额相对较少，分别为总额的10％和7％。
(三)对外援助的渠道
1.双边援助
双边援助是德国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渠道。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的双边援助较为稳定。德国ODA净额的65％左右分配到双边发展援助中。这与由联邦议院制定的政府调控政策一致，即ODA净额分摊的比例为三分之二为双边和三分之一为多边，也与DAC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图5显示了2000至2009年德国对外援助额在双边和多边中的分配比例。2000年，在德国58.0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中，双边援助占34.54亿美元，为O-DA净额的59％。2009年，德国双边援助增长至133.42亿美元，为2000年的2.3倍，占ODA净额的63％。
为了使援助更加具有效率，2005年起德国将其双边援助的受援伙伴国从84个减少到57个，增加了最不发达国家(LDCs)和低收入国家(LICs)的比例。但是德国的双边援助仍大部分主要流向中等收入国家。而且，2008年这57个伙伴国中仅接受到德国双边ODA总额的不到40％。大多数的双边ODA(超过60％)被分配到83个非伙伴国家。这一问题引起了德国经合部的重视，今后将在此方面进行政策调整，以保证伙伴国家接受援助的水平和效果。
2.多边援助
德国是世界上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捐助国之一。2009年德国的双边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比例(65：35)符合其援助战略并接近于DAC的平均水平。且德国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欧盟和非欧盟)多数是通过核心资金的形式提供的，即通过对多边机构的常规预算会费的形式。在多边发展援助系统中，相比于发展援助委员会28.7％的平均水平，德国的非核心资金使用比例仅为6.6％。
德国对欧盟的捐助占其多边援助的58％(见图6)。除欧盟外，德国对非欧盟国家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集中在世界银行集团(含国际开发协会)、联合国和区域开发银行。2009德国多边援助净额中21％流向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并全部投入世界银行集团中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同时，多边援助中有3.66亿美元的资金流往联合国机构，占总额的7％。
三、对外援助组织及管理
长期以来，德国的对外援助的组织和管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近年来德国在对外援助的组织管理方面有所创新，对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继2003年的机构重组后，2010年春季，德国政府部门又开始启动一项重大的机构改革进程，合并了三个技术合作机构，进一步加强了经合部的职能，各个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也逐步完善。
(一)对外援助组织机构及其变革
德国的发展合作系统有某种制度优势，其对外援助的组织和实施由政府主管部门、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机构共同推进，促进了德国对外援助的发展。
1.发展合作政策的制定部门――合部
德国联邦政府中主管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的部门是经济合作部，主要负责发展合作政策和战略的制定。经济合作部在整个德国的发展合作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继2003年的机构重组之后，2010年春季德国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机构精简和重组，以提高其发展合作的有效性并确保德国新的政治战略重点(即经济发展与教育领域)的顺利执行。
2.发展合作项目的执行机构
德国发展合作项目的具体实施则大部分由一系列的机构、其他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NGOs)、教堂以及科学培训机构等具体负责。这些执行机构为数众多，2003年重组后，各个执行机构也启动了各自的机构精简，显著提高了援助的有效性，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在这些执行机构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是：复兴信贷银行(KfW)、技术合作公司(GTZ)、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InWent)、德国发展服务局(DED)等。
(1)负责实施信贷合作的复兴信贷银行
复兴信贷银行是受联邦政府委托执行信贷合作的机构，由德国联邦政府拥有其80％的股权，各州政府共同拥有其余20％的股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信贷合作以来，联邦政府共向发展中国家承诺了约515亿欧
元的资金，复兴信贷银行向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约2500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下属的一家子公司德国投资与发展公司(DEG)，专门从事促进德国私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赴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业务。其促进方式包括中长期贷款、提供担保、投资参股和咨询服务等。自1962年以来，该机构共为近1100个项目提供了50亿欧元的资助，并由此带动了德国私人投资者向发展中国家约340亿欧元的投资。
(2)负责实施技术合作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成立于1975年，公司完全为德国联邦政府所有，资金全部由经合部提供，是一家专门实施技术合作项目的非营利性机构。GTZ目前在世界130多个国家拥有万余名员工(其中约8500人是当地雇员)。公司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或服务的主要方式是协助其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传授相关经验与技术和提供专业咨询等。
(3)负责实施人员培训合作的德国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
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于2002年由“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DSE)”和“卡尔・杜伊斯堡协会(CDG)”合并而成，该机构是联邦政府对外发展援助中人员培训类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的主要所有者是德国联邦政府，70％左右的资金由经合部提供，其余30％的资金由约30余家机构提供。目前，每年参加InWEnt组织的培训和交流项目的人员达3.5万人次，项目总金额达1.4亿欧元。InWEnt也因此成为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培训与发展合作规模最大的机构。
(4)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发展援助人员的德国发展服务公司
德国发展服务公司是由联邦政府所有的，专门从事发展援助人员派遣工作的机构。公司成立于1963年，截至目前向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派遣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已超过1300万人次。该公司并不制定自己的合作项目，而是根据发展中国家政府、企业或有关机构提出的要求，在双边政府间协议的框架内，派遣德国发展援助人员到有关国家传授相关技术、提供专业咨询和培训当地人员，协助发展合作项目的实施。其工作的重点主要在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促进民主、公共管理、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建设、饮用水源维护与管理、垃圾和污水处理以及卫生与艾滋病防治等领域。
(二)对外援助管理
德国自对外援助工作开展以来，就在对外援助的管理方面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对外援助在新世纪下的发展需要，并进一步提高援助效率。
1.加快权力下放
2005年的德国同行评议(peerprview)中就指出德国发展援助机构有必要将权力下放到下面的机构。2009年10月德国政府在联盟协议(Coalition Agree-ment)中承诺将改进德国发展合作系统的结构。作为改进的一部分，经合部的国别代表将在当地被赋予更大的决定权以及战略和政策授权。决策责任的下放，伴随着充足的资源会进一步提高德国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战略监督，并有助于解决一些合作伙伴的在处理决定和审批的延误问题。
2.建立独立的评估机构
在各种政策框架、标准和具体方法的规范指导下，经合部正在努力完善德国的发展合作评价体系。经合部主要负责制定对外发展合作的评价规则、标准、质量保证并进行评价，而执行机构和一些比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则进行自我的独立评价。然而政府主导的评估体系的一般适用性面临着统筹20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执行和资金机构的重大挑战，这些组织机构各自拥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每年大概会产生100种不同的评价体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进评价和报告的结果，通过评价质量保证和使用评价来支持决策，并且将德国的国家方案和资源与援助结果和伙伴国的绩效评估框架联系起来。目前德国正在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或研究所以提高评价的独立性及合法性，推动发展合作系统的一致性。
四、对外援助有效性评价
德国对援助有效性的承诺主要是通过签署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和《阿拉克行动协议》来表达的。《巴黎宣言》认为不但要增加援助数额，更要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以提高总的援助效果。签署国从主事权(ownership)、协调(alignment)、和谐(harmonis―tion)、结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和共同责任(mutual accou-tabili哆)五个方面做出有效性的承诺，并且设定了12个指标对这5个方面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一)对外援助有效性的进步
如表1所示，2006年和2008年DAC了两份《巴黎宣言》执行情况监督的报告(MonitoringSurveys)，对2005年和2007年德国的发展援助进展进行了测评。根据巴黎宣言的主要性能指标来衡量，德国的发展援助有效性有所提高。除了避免同目的的执行机构指标(Project Implemen，ration Unit)略有下降以外，其余的各个有效性指标均有显著改善和提高。这也与德国政府和经合部对其对外援助的重视及建立的可行的政策相关。
在对外援助的进程中，为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德国在国际及欧洲联盟、国家之间、受援国内部三个层面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在国际层面上，德国在欧盟内部一个关于促进援助有效分工的工作小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继2011年在韩国举行的第四次关于援助有效性的高峰论坛后，德国表示会长期参与和听取各种关于提高援助有效性的国际对话，并考虑如何能更有效地支持并更广泛地执行对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承诺。在国家和受援国层面。2005年经合部制订了执行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Pads Declara，tion)的行动计划(这是世界上援助国首次这样做)。2006年德国制定了关于援助有效性的援助制度手册，2009年经合部制定了员工培训以及各执行机构更新援助的手册。
(二)对外援助有效性值得改进之处
虽然德国在援助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它仍在其国家公共财政管理制度、共同安排或程序和共同合作方面表现相对较弱，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援助有效性，德国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改进：
首先，在援助管理方面。尽管2009年的援助行动计划是旨在加强国家的表现，特别是与受援国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更系统的合作方面，但是德国仍旧没有完成其在这些领域设定的2010年的目标。因此，在接下来的对外援助发展中，德国需进一步加强其内部组织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内部协调机制的建设，以提高援助的管理效率，为2015年德国援助发展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其次，在援助的能力开发(Capacit)，development方面。援助的能力开发是德国发展合作的总体目标，其中技术合作历来是德国的开发其受援国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德国在能力开发方面的重点已经从发展个人技能和加强当地管理转到提高立法、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然而，德国对能力发展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关于这方面的发展合作也没有明确的战略。因此，经合部应明确能力开发的概念，并且在总结其部门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可行的战略，将援助工具和机构结合起来以提高发展战略伙伴国家的能力建设。
最后，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面。德国官方发展援助的6％是经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来分配的。虽然在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德国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然而，德国需要一个明确的战略来指导发展援助工作在德国民间各个社会组织的实施。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如何使用他们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方面具有享有相当的自由，因此也存在着其与德国负责发展合作机构的目标问责性不一致的问题。为此，德国需要在尊重非政府组织自的同时，积极鼓励他们展示发展合作的成果并引导其行动目标尽可能地与受援国的优先事项相平衡。
参考文献：
OECD／DAC：2008 Survey on Mon.itoring 111e Paris Declaration
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Committee(DAC)Peer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是：(1)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2)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福利。但是，真实的经济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无摩擦平面，纯经济学模型显然忽视了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因素。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消失。即便是在wto诞生后，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也没有出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繁发生。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重塑国际收支平衡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长久稳定的基础，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现实政经问题。2009年后，各国政府对贸易保护的谴责不断加强；对我国汇率机制导致的“贸易保护”形式更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事实上，各国在反对贸易保护的同时，却又采取着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国家间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似乎无法形成。
为此，笔者将通过多阶段博弈决策的分析，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将成为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我国在汇率方面最有可能采取的选择。
一、文献述评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产生于国家内生的政治过程。早至20世纪初，schattschneider(1930)便强调了产业利益集团在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及引发贸易战的“smoot-haw-ley”法案的诞生中所产生的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WWW.133229.cOm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产业利益集团能通过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5)提出了正式的贸易战模型以研究大国间的贸易争端。该模型通过非合作的关税博弈过程，模拟了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环境如何导致了政府间的贸易争端。但是，基于美国政治体制得出的模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以利益集团和选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显然不符合我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我国学者盛斌针对我国的政经体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以不同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修正了grossman对我国贸易保护研究的结论，建立基于我国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证模型，奠定了研究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础。综上，现今学术界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是政府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双重博弈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静态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出的博弈均衡不能很好地刻画政府真实的决策过程，原因如：(1)国际与国内层面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获得先验的有效数据；(2)决策者“有限理性”的选择与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模型产生矛盾；(3)“隐性”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影响难以度量且影响巨大；(4)未考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相机选择”的非理性决策。笔者希望通过对贸易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的探讨，以真实地还原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并解释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国际贸易保护发展趋势。
二、决策模型
(一)界定博弈主体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各国对贸易保护的探讨也日渐增多，且矛盾集中于欧美对中国贸易保护的谴责与制裁。g20匹兹堡峰会以宣言的形式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意在给出口大国施压促其贸易调整。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l起特保调查，频度与数量均为历史高值。中国欧盟商会报告称，到2010年下半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针对中国的倾销案将明显增多。
中国、美国、欧盟作为贸易摩擦的核心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紧密的贸易往来关系，且中国对欧美都处于净出口的贸易地位；(2)排除邻国间的地域性贸易关系，三方之间的贸易总量最大；(3)2008年gdp排名，欧、美、中分列第一、二、四位；(4)美元、欧元为世界的结算货币；而人民币估值问题则是此次贸易摩擦的争论核心。
综上，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并首先以中美两国作为博弈主体进行分析，继而加入欧盟讨论更为复杂的决策过程。
(二)中美作为决策主体的博弈过程
1.中美对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
美方认为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为：(1)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2)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大量显性或隐形补贴：包括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违背了wto原则；(3)核心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介于15％-40％，虽然中国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人民币仍远远低于其应有价值。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问题。
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推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温，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施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贸易失衡的局面。
虽然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的产生解释不同，但所采用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1)“出口策略”：国内低利率贷款，对特定行业补贴，出口退税等贸易保护政策；(2)“进口策略”：反倾销、反补贴与特保等特定调查，对特定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3)“第三方诉求”：向wto提出诉求，希望对出现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做出干预；(4)“人民币汇率政策”：我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此次贸易保护所讨论的核心。以上四点中的前三项为中美双方均可采用并已经采用，可归结为“常规对策”；对于只有中方能够主动施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可归为“非常规对策”，我们对此分别进行博弈分析。
2.“常规对策”下的贸易博弈
以单次博弈模型来解释两国之间形成贸易保护的研究很多，黄晓凤(2006)指出在两国之间不存在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博弈的纳什均衡必然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一致。中美双方最终选择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政策。
中美双方长期的贸易往来显然不是单次的博弈过程。有研究指出，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长期合作可以克服谋取短期利益的动机，故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双方在博弈开始都会树立合作的形象。当博弈无限重复进行时，两国中的一国(以中国为例)，可以采取“激励相
转贴于
容”机制对博弈进行干预。博弈的结果是，只要中美双方有足够的耐性，{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将是无限次囚徒困境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为帕累托最优解。wto作为这样一种“激励相容”机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美双方向“自由贸易”的选择偏移。
但是，即便中美双方存在长期往来的贸易关系，但是其却不满足“激励相容”机制所要求的长期合作条件。(1)由于双方政府有限任期的限制，且不同内阁所施行的政策有显著差别，政策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长期的贸易合作被割裂为独立的贸易阶段。此时，我们难以判断合作的始端，继而将无限次的博弈转变成为有限次的博弈，“激励相容”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2)wto作为凌驾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监管机构，受以下两方面的限制，其所建立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可靠性有限。首先，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允许其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在现实的囤际贸易运行中，某些贸易保护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漫长，步骤繁多，这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难以限制主权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
此外，我们还需看到，外在条件的变化将显著改变博弈双方的选择，从而使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失效。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美政府倾向于遵守“激励相容”机制，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更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政策，走向“囚徒困境”。eichengreen，irwin(2009)近期研究表明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便证明了外在条件的改变也将改变博弈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为恶劣的背景下，当中美双方均只采用“常规对策”进行博弈时，结果倾向双边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
3.“非常规政策”下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币值低估是美欧认为中国所施行的最明显且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保护政策。krugman(2009)指出以严重低估的价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欧洲央行也在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针对人民币估值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民币如何升值的问题又分为两种观点：(1)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升值；(2)对人民币进行缓慢的爬行升值。2005年在国际经济运行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国尝试使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但效果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减缓出口的速度，反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快了“热钱”的流入，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涌人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泡沫”。
汇率机制在我国仍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变量，可以视为政府博弈选择中的重要一环。笔者选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5％作为讨论对象，探讨这样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博弈过程。
(1)中国政府的政策预期
短期之内，人民币升值政策将给我国东南沿海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大量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升值意味着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很多企业边际利润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该政策无疑将导致占我国经济总量6成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同时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02年开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明显增长趋势。2007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5％，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当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同比下降30％的时候，政府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所指定的年均gdp7.5％的增长目标，不得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在国际外需萎缩背景下的出口减少量，以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再次，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有超过70％为美元资产，人民币的升值将使美元对人民币、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贬值预期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大量缩水，造成损失。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升值政策在短期内也有其有利的方面。我国政府在国际层面所受的舆论压力将大大减弱；中国的消费者因人民币的升值而变得更加富有；国内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企业也将受惠于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无疑是重塑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一环。但该政策是否能够建构新的国家间政经合作模型，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中国汇率调整作为新的国际合作的契机是“不可置信”的政策基础。pettis(2009)指出，由于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全球危机根源的理解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各国首脑面临着不同国内政治困境，全面协调的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给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打击，是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开端。feldstein(2009)认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把需求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并防止通胀。人民币升值既能够缓解中国国内的失衡情况，也有助于减轻全球失衡。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实施该政策，将在长期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中国在国际层面“就范合作”的政治姿态，将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再次出现危机时埋下中国政府“妥协”的伏笔。如果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中国将承担着再次调整汇率的压力。正如我们在2005年选择了人民币爬行升值后盯住美元的策略，现在同样受到来自西方的谴责。如果中国政府在受到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便会施行人民币升值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策略的预期一旦形成，那么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在国内层面，政府也会形成以牺牲本国利益来为他国政府决策的失误买单的形象。
综上，本文通过三个维度来刻画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我国政府的预期。政府的预期包括但不仅限于表中所列的情况。
(2)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及政策选择
我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其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特点——政府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和集体目标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服从于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整等国民经济管理的传统思想。
实证研究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
综上，我国以保持经济增长率的政策日标，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些都限定了政府不可能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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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解决政策。决策者在可预见的短期诸多确定风险因素与长期不确定的好处的选择中，显然倾向于保持稳定、保守的汇率政策，以满足政府的既定政治经济目标。同时，政府也甘愿在国际层面承受舆论压力，而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主体的博弈过程
以上的分析基本适用于中美欧三方中任意两方的贸易决策博弈过程。当我们将三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时，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只分析在此框架下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当欧盟加人中美博弈的过程后，将从两个方面改变我国政府制定汇率政策的决策函数：(1)美元兑欧元的贬值预期。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增加本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了对欧元贬值的外汇政策以增大对欧洲地区的出口，缓解本国的高失业率、低出口的困境。这种可预见的美元对欧元的贬值等同于人民币对欧元同时贬值，我国对欧洲的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享受来自美元贬值的正外部性。这也解释了作为中美汇率机制的最大受害者的欧盟，同时谴责中美双方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共谋”的现象。(2)部分转嫁国际舆论压力。我国并非主动采取行动对欧元贬值。且当美元反弹，人民币也会走上对欧元的升值通道。在国际政经合作谈判中，政府有可能将关键决策者的角色转移给美国，把矛盾转嫁给欧美双方，从而减少自身的舆论压力。
综上，当我们将博弈参与主体涵盖中美欧三方或更多时，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既有的盯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
四、结 论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今年上半年政府工作表示肯定，同时，对下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意见建议。
亮出“四换三名” 金名片，促转型、提质量、增效益
省政府换届以来，深入实施“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的同时，亮出了 “四换三名”的金名片，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和“名企、名品、名家”的培育，以促转型、提质量、增效益。报告中一系列的数字显示浙江的经济呈现稳中有升、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良好态势。
王建康委员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四换三名”很有针对性，符合浙江经济发展实际。但有两个目标存在两难问题：一是机器换人，从形势上看并不乐观，要合理把握好机器换人与增加就业岗位的关系，消除潜在的危机，当前要通过进一步发展服务业来解决这个矛盾。二是电商换市，电商的发展缩短了流通产业链，也使一些行业利润减少，产值总量下降，要尽快加以重视并寻求对策。
下一步浙江如何转型升级，王敏奇委员建议调整资源要素配置的思路和方法。“用地指标不能搞‘天女散花’，都分到下面去，省里要进一步集中一定规模投入到大项目中去，发挥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同时，要对亩均投资、产出（特别是税收）进行评估和考核。”
胡坚委员说，下半年，省政府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要充分利用改革红利、新型城市化红利、科技创新红利、文化产业红利、浙商回归红利、网络市场红利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对企业家要关心爱护，真正把企业家的信心调动起来
调查显示，二季度，我省企业家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分别比一季度回落3.3、1.6和4.7个百分点。
厉志海副主任在审议中指出，我们不唯GDP，但保证一定GDP总量还是重要的。增加GDP总量还是要靠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建议政府要研究出台提振中小企业发展信心，帮扶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
楼小东委员认为要重视关注企业家信心的下降问题。他建议首先要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双服务为载体，通过走亲连心，为小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第二要减负担。贯彻落实好取消和减少行政事业收费政策、政策性减税等。第三要优环境，抓好审批制度改革，将其作为各项改革的龙头，来改善投资环境。“对企业家要关心爱护，真正把企业家的信心调动起来。”
刘国红委员也提到关注企业家的信心指数问题。“企业家对投资、转型升级、技术改造等不同程度地存在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的问题。省市两级都有帮扶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是操作层面落实起来有困难，要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还是需要采取并落实有力的措施，帮助指导企业向好发展”。
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项目落地难
6月份，省人大财经委在调研中发现，今年上半年我省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存在着一定反差，中小企业受多重因素制约，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今年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非常困难，融资难、融资贵、项目落地难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审议中，委员们对改善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十分关注，提出了诸多建议。张宝贵委员认为，要有切实的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破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难题，真正解决好长期困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俞仲达委员提出要在减税让利、培植税源等方面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刘国红委员建议要进一步关注企业赢利。“企业综合成本在上升，浙江低成本的优势在逐步减弱，企业利润不高，下降较多，要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效率；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要引导企业有效利用资金，坚持做强做大实体经济。”
陈继松委员认为目前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已基本打通，但融资成本太高，要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给小微企业减负、免税、让利，解决小微企业生存容易、发展难的困境。
如何破解融资难和投资难的矛盾？蒋泰维委员提出要建立科技投融资体系，引导民间资金投向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经济增长趋缓的时候，节能减排不能松懈，防止反弹
转型必须汰劣。赵玲委员认为在经济增长趋缓的时候，节能减排和控制污染不能松懈，一定要保证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有一句成语叫“水落石出”，现在速度放慢了，这样有些问题和矛盾就能够暴露出来。要抓住这个时机，加快转型升级，促进节能减排。
冯明副主任提出，要继续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整治力度，防止反弹，确保全年节能降耗减排目标任务完成。
王敏奇委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的双控制度，严禁新的高耗能项目立项上马，给节能减排造成新的压力。要防止一些地方面临投资趋缓的状况，放宽投资门槛，饥不择食造成新的产能过剩、新的高能耗产生的倾向。
要健全促进城乡居民普遍增收的有效机制
多年来，浙江城乡居民收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水平也居全国先进水平。但近年来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有所趋缓，出现了低于全国、低于江苏和山东等省的情况。
郑亚莉委员认为，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健全促进城乡居民普遍增收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博弈；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F626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的移动通讯市场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双寡头市场——主要被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企业占领。他们目前主要经营GSM移动电话网络，并且所提供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高度的替代性，所采取的营销手段也很相似。
一、博弈论相关知识
博弈是指一些个人、团体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包括：（1）博弈的参加者；（2）博弈方各自可选择的全部策略；（3）进行博弈的次序；（4）博弈方的得益。
二、移动和联通博弈的特点
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作为博弈的参与者，其博弈过程表现出几个特点：（1）非合作博弈。虽然他们都认识到合作在竞争中的必要性，但实际上由于“个体行为理性”原则的存在，使得非合作竞争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得较显著，而合作则表现得相对较弱；（2）先后次序的博弈。移动和联通的价格竞争表现在二者互相降价，但是降价的过程是有先后次序的；（3）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企业的价格行为是面向消费者的，竞争对手也是很容易获取价格信息，掌握此前博弈的全过程。
三、“囚徒困境”与移动和联通的博弈
“囚徒困境”是一个经典的、几乎每本博弈论著作都必定谈到的博弈模型。中国移动和联通之间的价格战与“囚徒困境”博弈具有相似性。我们假设市场的总收益为10个单位，如果移动和联通都不降价的话，二者的收益假设为（6，4），即移动为6个单位，联通为4个单位；但是如果联通降价，而移动不降价的话，联通的收益较移动来说会有所增加，收益假设为（3，5），即移动为3个单位，联通为5个单位，此时市场的总收益降为8；同样，如果移动降价而联通不降价的话，由于联通信号不好、网络覆盖面小等原因，将导致联通的收益大大的减少，我们假设为（7，1），即移动为7个单位，联通为1个单位，此时的市场总收益也是8个单位；如果二者都降价的话，但是由于联通存在着自身的缺点，所以尽管都降价，消费者还是会选择移动，我们假设为（4，2），即移动收益为4个单位，而联通则为一个单位，但在双方都降价时的总收益却是最小的，仅为6个单位。用博弈的收益矩阵表示就是：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有两种策略：降价和不降价。但是各方的收益不仅取决于博弈过程中自己所做的策略选择，还取决于竞争对手的策略选择。所以，竞争的任何一方在做决策时都会考虑对手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然后再在对手选择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最优决策。就联通而言，当移动降价时，如果他也随之降价所获得的收益是2个单位，但如果他不降价，所获得的收益仅为1个单位，根据“个体行为理性化”的原则，他会选择降价；当移动不降价时，他降价的收益是5个单位，不降价的收益是4个单位，他还会选择降价；所以，无论移动降价还是不降价，联通的最优策略是降价。同样，对移动而言，当联通降价时，他降价获得收益是4个单位，不降价只有3个单位，所以他会选择降价；当联通不降价时，移动降价的收益是7个单位，不降价的收益是6个单位。所以，无论联通选择降价还是不降价，移动的最优策略都是降价。于是，无论对手的策略是什么，他们的最优策略都会是降价，也就是说，此博弈的纳什均衡是（降价，降价）。但此时的市场的总收益是6个单位，当都不降价的时候，总收益为10个单位，此时达到了帕累托最优，而且和其他的情况相比6个单位的总收益也是最低的，但由于“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最后他们的选择只能是（降价，降价），于是，移动和联通的博弈陷入了“囚徒困境”。
四、政府管制可以使移动和联通的博弈走出“囚徒困境”
随着中国移动和联通价格竞争的不断激烈，最后必然使得整个电信行业的整体利益受损。此时，政府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和市场的有序竞争，就会出面或制定行业法规或制定行业基本的资费标准来约束他们的降价行为。在政府的管制下，可能双方都会暂时有所收敛。但很快双方都会发现，如果对方服从管制，而自己降价，则自己将会获得更多的顾客，因此他们就会采用打折、优惠、套餐等变相的手段降价。这些手段为的是使他们的降价行为更加隐蔽。让竞争对手维持原价，而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由于双方都是理性的，因此都存在这种动机，于是为获取最大利益的降价竞争又开始了。
下面我将政府作为管制机构纳入博弈，而趋于降价竞争的移动和联通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建立模型，构建了下图所示的双人博弈模型分析了管制机构对运营商降价竞争的影响。在此博弈中，移动和联通试图在管制机构规制下的市场中进行降价竞争。如果运营商降价竞争时，管制者不进行干预，运营商就能够获得数值为15单位的效益；则管制者会因未尽职而被指责，获得数值为1个单位的负效益。而如果管制者干预，运营商就要被处罚，但还会从降价中得到部分好处，我们假设得到9个单位的效益，但此时管制者也要付出管制成本，我们假设是6个单位；如果运营商没有降价竞争时，管制者不去规范市场，而则管制者省心省力可以获得2个单位的效益，如果运营商没有违规降价，则其既无得也无失。如果管制者尽心规范市场，则是在其位谋其职，也是无得无失。其支付矩阵可以用下图表示：
从支付矩阵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该博弈纳什均衡为（降价，管制）。为此，只要管制者的得益没有改变，管制者增加对运营商的约束和处罚，在短期里能够抑制降价竞争的发生，但在长期里会使管制者松懈对降价竞争的规制，而运营商降价竞争的概率却并不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