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2 16:05: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援助的法律规定，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人性；受援助人
一、科学人性观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原理分析
（一）科学人性观理论分析
科学能够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科学的人性观就是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时候，符合人性的内在规律。由于人性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没有需求，任何人都有需求满足的需要。正是因为人类需求的基础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直接将人类的需求性定义为人性，“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事实来定义人性：无论居于何处及实践何种文明，人都必须吃喝、呼吸、睡觉、生育，并且从机体排泄废物，并认为这些人性需求有导致各种各样的衍生需求，法律、宗教制度等只不过是满足需求的措施或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需求可能具有无限性，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这确实存在，所以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制度给予抑制。这就是说我们承认人们的需求，对其合理需求给予保护，对于不合理需求要给予限制。
出于自利和实现自我利益，人往往会有膨胀的心理。通过制度或其他外部的因素去制约，其制度设计所期望的效果往往并不能达到，因此需要个人的自我约束，这便涉及到人的理性。人不可能对外界一无所知，但不可能对外界及其自己做到全知，这说明了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度的，即有限理性。正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行为中总免不了非理性的因素。对不同的人，其理性的要求应该不同。因此，经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的科学人性观是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并在有限理性的指导下，尊重人的自利性，实现自我需求。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涵的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提供帮助，或者特定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而提供法律咨询和刑事辩护帮助的法律制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又在援助对象、介入阶段和援助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刑事法律援助为政府责任和律师义务，援助的对象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援助服务包括刑事辩护、、法律咨询以及法律服务等。
（三）科学人性观研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
接受刑事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人，绝大多数是经济上困难，相对于公检法机关来说，其地位也是被动的、低下的，尽管法律规定控辩平等、审判机关中立，但在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公检法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这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在法律知识储备等其他方面的欠缺，更好的对抗公检法机关对其利益的侵害。同时为其指派律师，也是满足其需求，希望得到公检法公正的对待，因为律师不仅仅辩护，也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师发挥作用越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保护的相对程度就高。社会的真正价值的实现应该是弱势群体得到更好的保护。
二、人性观视角分析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两种模式。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的资金来源广泛，既有国家资助，也有其他组织的捐助，因此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费用有了保障。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在这两种模式中，受援助对象的扩大，以及援助范围提前到侦查阶段，从受援助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对他们利益的满足，因为提供援助的律师介入时间越早，对其利益的保护的程度可能越高。而且受援助人可以自由选择援助律师，这也是对受援助人理性的尊重。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现状与不足的人性观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本文将对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变化以及存在的不足从人性观方面进行分析。
（一）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的人性观解读
我国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当中，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现有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规定较零散且不成体系。
从人性角度来说，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相对零散，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即是立法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不同的受援助人，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立法的不完善，受援助人的合理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援助律师在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提供法律援助时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履行的义务，法律援助之后的相关程序，这些无不关系到援助律师的利益。
（二）受援助人的人性观解读
《刑事诉讼法》规定援助对象扩大和适用阶段提前，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提前到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的利益往往相反，在此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与侦查机关形成法律上的平等，本身就是对他们有限理性的弥补，因为相对于公检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刑事诉讼中，他们出于自利，优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更渴望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不管是免受虐待和折磨的需求还是减轻刑罚的需求，他们都需要有律师的帮助，使其合法的人身利益得到保护。
同时《刑事诉讼法》将十年有期徒刑排除在外。根据刑法的规定，诸多条款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他/她的利益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利益基本没有任何区别，如生命、人身自由、财产等利益。
（三）法律援助律师的人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的法律援助律师的申诉控告权。控告申诉的权利也代表着利益，在提供援助案件中，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求的表现，同时律师也希望整个援助程序的顺利进行，援助律师出于自利，时间、精力和体力都是援助律师要考虑的利益。
法律援助不能不顾及辩护律师的物质利益，法律援助就只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否有法律援助没有任何区别。考虑援助律师的物质利益，就是资金的问题，资金是法律援助运行的基础，随着援助对象的扩大，案件增加和财政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人性观分析
由于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法律援助的社会基础较为弱，所以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从本土法律援助资源出发，结合上述的人性观，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立法的人性方向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出于自利性，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因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的程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
第一，在宪法层面，在宪法中规定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获得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唯有宪法中有了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前提。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体现的是对弱者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基于弱势群体自利性，更是对他们合理需求的满足，在刑事诉讼的案件中，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以主体性的身份参加诉讼，也是他们个人尊严的表现。
第二，在法律层面，借鉴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专门性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的形式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或者制定《法律援助法》。由于法律援助与律师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在《律师法》也需要有规定。
第三，是在行政法规及地方规章层面上，各个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细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二）扩大受援助人范围的人性观方向
随着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判处死刑刑罚的案件会越来越少。随着死刑案件的减少，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是重刑，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比较复杂性，公检法机关往往受案件时限的约束，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案件的及时结案，涉及自己职位的晋升，以及社会的认可度，往往会侵害他们的利益。不管是物质性的利益还是精神方面的利益，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需要保护这些利益，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应该将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三）保障援助律师经费的人性观方向
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制度，不得不考虑律师的物质利益，虽然有些律师不存在通过提供法律援助获得物质利益，但是大多数的律师首要考虑的还是物质利益，这是律师出于自利性。如果一个律师在自己生存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去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毕竟是少数。这是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借鉴国家福利型的模式，即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国家支持，社会机构和组织捐助，同时建立专门的援助机构。
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的资金通过立法建立最低经费制度，由财政给予支持，将这部分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经费问题，比如，差旅费，交通费等。第二，建立相适应的鼓励机制，如为捐助法律援助资金的机构颁发荣誉证书或者给予税收的优惠。
五、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是维护司法的公正，实现社会主义，体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社会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在研究制度的基础。刑事诉讼法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作为其中之一的制度，亦是如此。既然是规范人行为的，人的行为又是出于人的各种需求，为了满足需求，需要了解周围环境和自身，但是这种认识有限的，所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周围环境实际上就是在与他人产生社会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人是自利的。有限理性，需求，自利反映了人性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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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83-02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规定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的核心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刑事诉讼可能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在法律援助中最重要的便是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诉讼、行政不同，因为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代表统治关系的国家对“孤立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而与其进行的表现为诉讼活动的“斗争”，且追诉行为所具有的强烈的惩罚性特征，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有必要重视刑事法律援助，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被杜绝于救济之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法律援助
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众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职权配置上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约束公检法机关必须配合工作的强制力，实践中很多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和方便办案的考虑，认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名律师与自己作对无异于自讨苦吃，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只要没有明显的不利后果，侦控机关往往并不将需要援助的案件及时移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就算司法机关迫于某些压力将案件移交法律援助，也不能够给予充分的配合。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辩护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不将其视作促进中国法制进步的积极力量，试问能有多大的动力履行这些义务呢？虽然司法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下发过联合通知，就帮助犯罪嫌疑人尽快获得法律援助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有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才匆匆介入案件。这样的情况在新法实施后是否能够避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二）实际覆盖面较小，适用率较低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较以往有所扩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刑事法律援助总体上的适用率是极其低的。据统计，2003年时，全国法律援助总量大约14万件，到了2011年已经增长到了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06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无论在案件数量还是受援助人数上与其他类法律援助案件相比远远不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不高，主要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来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为未成年人案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符合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缺少相关知识，对法律援助缺乏信任，不懂得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公检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抵触；再次，是由于法律援助机构及律师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够；最后，当地的经济水平也和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情况有直接联系。
（三）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低下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律师还是很有责任心，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然而，由于律师的业务比较繁多，而法律援助往往是免费的或者只支付办案成本，个别贫困地区甚至还打给律师欠条，加之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得不到保障，遇到司法机关的百般阻拦，久而久之，一些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失去了热情，如赵作海案中，由于其他律师不愿承接此案，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胡泓强只是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
即使《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一些激励和监督机制，但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基本得不到实施，实践中一些律师消极怠工，如不积极调查取证，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此外，有关机关对律师援助的过程和质量也往往不予过问，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普遍低于有偿服务案件的局面。
（四）缺乏程序性制裁
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的种种义务，如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对于符合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义务，等等。但是，新法缺少对司法机关违反程序性事项的后果和救济途径，无救济则无权利，若缺乏救济途径，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注定无法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必然受到损害；缺乏程序性后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便无所顾忌地不履行法定义务。缺乏救济途径和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后果，便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二、如何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
（一）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保障律师权利
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律师能得到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础。法律援助涉及侦查、审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如果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援助律师将很难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在新《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突破性的规定之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迈进一大步，下面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新法实施后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其次，各地在执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对象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司法机关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情况，有必要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后果，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由于援助阶段涵盖侦查、、审判三个阶段，这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律师数量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大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提高办案经费来吸引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案件，以保障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顺利实施，真正能为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加强对援助案件的监督
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其直接目的就是帮助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然而，当援助机构指定的辩护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积极有效的辩护时，对被追诉人的此项法律援助就变得毫无意义。实践中，很多承办法律援助的律师责任心较差，准备案件草率简单，有的律师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取证，仅仅在开庭时例行公事般讲几句无关痛瘁的辩护意见，根本不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终使受援对象的诉讼权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实现。因而，建立健全对援助案件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重点工作。
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和第24条第1款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从质的方面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监督：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之后进行综合的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办案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办案机关，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律师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论文摘要 法律援助一般被社会大众认为是法律界的“阳光工程”、“希望工程”。从本质上来说，法律援助是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范畴，在维护贫困群体的辩护权，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对于人权和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的具体表现。近年来，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律援助的理论完善和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立法 完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明进步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制度在西方国家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尤其是在英国，是世界上实施法律援助最早也是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尽管各国由于国情及其法治程度的不同，尽管在援助主体、援助范围、援助程序、援助对象等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念大致相同的，即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因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社会公益法律制度。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上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以及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内容做了专章规定，这两部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做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 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日趣完善。2010年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设立，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新起点，成为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弥补法律援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不足，更好地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在保护公民辩护权，保障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援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转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的规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有的学者将国家责任的有无作为区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与传统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从宏观层面对公民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权利进行规定，无疑这规定的付诸实施理所当然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同时，中国作为国家法的主体，中国已经加入或者参与缔结的国际条约、公约也决定了其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已经成为律师的义务，实际上是国家对律师权利的变相剥夺，也是对其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推诿和不作为。在法律援助的实际工作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而不应当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职业律师却承担了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援助责任的转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律师的负担，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对公民辩护权保护的力度，不利于贫困者获得有效且高质量的保护。
（二）立法层面不完善，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发展至今也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尚未建立起健全的法律援助体系作为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尽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涉及一些法律援助的内容，且由国务院制定的 《法律援助条例》 也在行政法规层面对法律援助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对公民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经费、程序等内容进行具体和系统化的规定，并且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上，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能与《宪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一系列问题。
（三）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保障，办案质量较低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虽然条例对经费的来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具体投入多少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加之缺乏有效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制度，及需要提供法律援助案件的激增，十分有限的经费在拨付到法律援助机构之后，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变成法律援助机构的日常开支。 经费短缺问题不仅会影响被追诉人是否会获得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被追诉人即使获得了法律援助也会大大损害其法律援助的质量。较少的办案补贴很难调动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常常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较低，并没有真正地保护好公民的辩护权，完全背离了该制度建立的初衷。
（四）法律援助供求矛盾突出，且整体队伍质量不高
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日益增大，但法律援助的提供能力与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法律援助人员数量上的不足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上也亟须提高。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在指派辩护律师时偏向于指派新来的律师去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辩护质量很难得以保证，很难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差异，经济发达与经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落后和农村地区公民所获得法律援助较少，且质量得不到到有效的保障，法律资源与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供求矛盾问题便更加凸显。
三、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
公设辩护人，是指政府机关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被追诉人承担法律援助责任而专门设置的，在刑事案件中为被追述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政府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明显的公职性、授权性、无偿性 。对于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的具体构建，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及吸收域外法律援助制度成功的经验，尤其是英美国家。上面已经提及了法律援助制度责任主体的转移，很少有律师是出于主观意愿去接受案件，获得的报酬与其正常所接收的案件的报酬形成巨大落差，有时甚至还得倒贴交通补贴费等，这严重挫败了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律师的积极性。但是公设人辩护制度是属于国家下设的部门，其性质类似公检法系统，公设辩护人具有与检察院对抗的同等公权利，不像法律援助律师那样因惧怕报复不敢与公权力机关对抗。因此，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真正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而且使《宪法》中“被告人有权得到辩护”的规定从纸面上落实到实处，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完善立法援助立法，形成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属于行政法规的层次，不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效力，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日益凸显不足。我们应该在总结法律援助的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借鉴域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将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加以完善，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层面上，制定系统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才能更好地规范法律援助的行为，更好地实现实现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合，做好其与《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的衔接。这样做不仅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下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办案质量
我国的法律援助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划拨，每年所得的经费数额都很有限，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法律援助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支持，应该利用其公益性呼吁社会的资金的支持。我们应该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1）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都存在着差异，各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本年度的财政预算；（2）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每年由律师协会提供其向执业律师收取的会费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所需；（3）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 （4）利用法律援助的公益性质吸收社会资本。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到1994年初，司法部才正式提出探索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在北京、广州、上海、郑州、武汉等地开展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12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担负起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5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此后，司法部就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援助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了多个联合通知。广东、山东、江苏、重庆等省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所有这一切为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从制度创立进入到了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法律援助制度是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主要的服务形式有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辩护，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证等。
了解法律援助，必先搞清何为“经济困难”、有那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些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服务、怎样减免费用……
一、“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
《法律援助条例》旨在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但如何界定“经济困难”，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要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困难标准，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高于这一标准，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
二、六大民事、行政事项可请求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对下列6种需要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这6大事项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对此六项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做出补充规定。
条例还规定，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或发放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到何处申请法律援助
国家设立的县级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向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各地的社会团体对其所属成员符合条件的提供法律援助；法学院校自发开展的为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律师才能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援助案件；也可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可见，律师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工作人员也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五、怎样减免费用
“减免费用”顾名思义是减少和免除费用的意思，这里的“减少费用”很好理解，关键是“免除费用”，“免除费用”不等同于“免费”，通常情况下，受援人不用支付律师的费，但须承担一定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鉴定费等。
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民事诉讼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先行对受援人做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的支付。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由诉讼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诉讼双方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经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胜诉方为受援人，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方为受援人，由于其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诉讼费；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诉讼费，如果受援人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其应承担的部分。
六、法律援助是否一助到底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作了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并且《法律援助条例》第28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但是，这并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
【关键词】法律援助刑事诉讼司法公正
所谓法律援助，在实践当中又被称为司法援助、法律帮助或者说是法律扶助，在援助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以及非诉讼性的法律援助，而在法律实践过程中被人们所广泛关注的还是刑事法律援助。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案件中针对贫困人员所提供的司法援助，而在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国家对这些法律援助对象的扶助。
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就法律援助而言，具体可以将其定义为由政府所专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充分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实现对某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当事人所提供的廉价或者是免费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制度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其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而人权保障又是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很多国家都格外重视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在国家立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二是利用法律来实现当事人利益受到侵害时的补救和保护。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旨在保护那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案件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减费或者是免费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帮助的一种法律行为，不仅实现了法律对弱者或者贫困者的保护，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法律原则，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推动法治进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作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发展目标，而法治基本的意义就是要实现合法性跟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文明、效益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完美结合。表现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法律援助，让所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以得到拥有法律专业知识人员的帮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可以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对弱者和贫困人员的法律保障，实现法律救济机制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同时也还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从而实现对法治进程的推动。
保障司法公正。我们通常所说的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司法程序公正和实体法律公正，而后者实体法律公正的实现往往必须要依靠程序上的公正。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的参与，一般都会被认为是程序上的不公正，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介入是体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想要保障司法上的公正就必须要保证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律师有效的帮助，这也是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义所在，在为当事人实现法律援助的同时，实现对司法公正的保障。
实现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其体现出来的内容不仅表现为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同时也表现为法律利益和结果上的平等。而在实践过程中，法律上的平等如果想要变为现实中的实质性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要让所有的个体都能拥有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由于我国在诉讼法中规定公民在进行诉讼活动和请律师的过程中都必须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有些公民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的情况，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制度，势必会让这类人群因为贫困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专业法律上的保护，其公民享有的法定权利就无法得以实现，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过程中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措施
增加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我国目前在刑事诉讼法上对被告人接受法律援助的具体时间，都是在审判阶段，这就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只能是法院。而最高检、最高法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在2005年9月针对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下发了相关文件，在文件中规定了法律援助的申请机关可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在的法律援助机构。当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或者是人民检察院第一次讯问之后，或者是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必须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除了一些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他的在申请法律援助的过程中都不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
而在案件的审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应该在收到移送审查案件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有权委托律师等辩护人的同时，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在对被害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告知可以委托律师等作为诉讼人的同时，也要告知如果存在经济困难可以申请当地的法律援助。而这些形式都是对于刑事诉讼法上关于法律援助的一种补充
适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由于我国目前自身发展程度并不高，其经济实力并不雄厚，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上没有过多的财力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群，但是纵观法律援助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发展可以看出，刑事法律援助在适用对象上的扩大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中，对经济困难的被告人，法律条文上用的是“可以”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是可能会被依法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用的则是“应当”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这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明了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告人而言还是存在不为其申请法律援助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该将两者统一起来，针对经济困难这一人群也应该使用“应当”，这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法律援助的意义所在。
在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上，跟国外的法律援助相比，我国目前的适用对象还比较的狭小。首先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援助的人群中适当增加妇女和老年人，体现出对特定人权的保护，同时在针对盲、聋、哑的残疾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可以继续扩大为对所有残疾人；在经济困难的参考标准上，不能仅仅将贫困的标准限定为贫困线以下，而是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实行不同的参考标准。整体上来说，我国就是需要逐步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人员扩大为国内所有在经济上无力承担法律服务的人群以及可能会受到监禁的所有特定人群，这是法律援助适用人群的最低标准，同时还要在国家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前提上，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各项标准。
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目前在法律援助机构中主要依靠的就是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实践中就是指在法律援助机构执业的律师。专职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接受援助机构的指派，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进行无偿的法律服务。这些专职律师跟普通的社会律师不同，其收益并不是依靠具体办案中的收费，而是有其固定的工资收入，因此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只能接法律援助的案件。目前在不少国家没有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而一般的社会律师又不愿意接受，因此只能选择那些尚不成熟、专业能力不高的律师来进行，这样就无法很好地实现法律援助的根本意义。
规范社团组织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社团组织是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可以利用的比较主要的社会力量，但是由于社会团体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的社团组织在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更为严格的规范。首先是必须要对这些社团组织给予足够的定位，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都是以律师作为主体力量，并且需要有统一的工作程序、机构设置和服务对象，这些限制都决定了社团组织只能作为法律援助的辅助力量；第二就是需要对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界定，其界定的原则需要从受援助的最大可能性以及我国法律援助对象的分布情况来进行综合考虑；第三是要对社团组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客观要求给予最为基本的规定。
关键词：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问题 六个方面
法律援助，也称为法律扶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下，律师为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或其他案件中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体系，应以满足广大农村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为第一要义，在扩大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范围基础上，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和人力资源配备机制，积极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建立专门面向农村公民的法律援助机构，是推动和发展农村法律援助的必要手段。只有做好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农民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尊严，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的因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能得到充分完善。
一、我国农村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
我国农村与城市相比，在自然资源、经济条件、法律制度实施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农村法律援助情况存在较大的滞后性。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很难得到实实在在的法律援助，农村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费严重缺乏。
法律援助的办案经费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奉献和社会捐助等渠道。《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由此可知，政府财政拨款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奉献和社会捐助只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次要来源。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数据，全国各地拨付法律援助的经费和中央财政为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而拨付的专项资金，平均到每个公民手里只有几毛钱。因此，政府尤其是中央财政应当加大资金投入，改变现在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捉襟见肘的局面，以此来进一步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二）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按照我国律师每天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统计，每名律师每年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太少，距离法律援助的需求来说还相差甚远。另外，我国律师的数量分布极不均匀。根据北京市司法局的通报，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律师突破万人的城市。我国的律师较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出现了扎推现象。目前我国从事法律援助的专职人员少得可怜，仅有的一些专职人员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则基本上还没有专职的法律援助人员，目前还有两百多个县根本就没有法律援助人员。
（三）宣传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知识在城市宣传较为广泛，法律援助机构也多设在城市里，而在农村的宣传特别少。因为宣传少，所以农民对法律不是很了解，甚至有的农民根本就不懂法，一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以通过求助法律援助机构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且脑海中就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只凭感情用事，采用非法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质量不高。
在农村中，由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短缺，大多是基层法律工作者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他们大多数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的、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法律专业知识相对薄弱，而且由于法律援助案件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因此，多数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这些都导致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高，从而让农民不放心，不再相信法律援助制度。
（五）形式过于单一。
目前，我国并没有单独针对农村设定特殊的法律援助形式。据调查了解得知，目前因农村家庭及相邻纠纷所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及追究刑事责任案件正逐年上升。除此之外，因农民土地被征用，失地得不到补偿；征地拆迁安置得不到妥善解决；村两委选举不公；村务不公开等引发的法律纠纷事件也日益增多，这些纠纷都需要采用不同的法律援助形式予以解决。而今开展的一些法律援助进农村，大多以传统的诉讼为主。诉讼只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是解决矛盾纠纷万不得已的最后“一道防线”。针对矛盾复杂、纠纷频繁的农村而言，仅仅依靠诉讼援助这种单一形式，根本不足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六）律师的重视程度不高。
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在实践中，某些比较优秀的律师组成的律师演讲团每月或每季度到农村里向农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解答疑问，或者赠送法律书籍。但是，这个律师援助阵容还是比较小的，存在许多只为自身利益而袖手旁观的律师，他们下乡宣传法律知识只是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并没有认真宣传法律知识。面对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并对法律宣传兴致不高的农民，许多律师也就敷衍了事或知难而退。法律援助被称为法治社会里的“穷官司”，很多律师不愿意承办付不起律师费的案件。
二、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法律援助是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被誉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必须以平等、公平为基本准则，不断改进在实践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问题，大胆创新，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紧抓落实，完善中国的法律制度。我认为需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建立切实可行的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筹集和支出制度。
法律援助经费短缺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该项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1.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世界各国大都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到政府财政预算中，而预算拨款是政府财政保障的唯一形式。在我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各级政府要将法律援助最低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当出现政府财政困难不能保障最低经费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逐级实行经费扶持政策，按照需要扶持地区的最低经费标准，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扶持，保证在法律援助经费上有最基本的保障。
2.建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对于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建立起专项基金实属必要。国家可以用财政的手段予以支持，建立起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并且该基金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该基金用于提高农村法律援助人员的待遇，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用于农村的普法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使普法工作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用于填补人民法院减免农民的诉讼费用，从这一角度保障司法平等公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其从心理上信任法律。
3.动员社会力量，拓宽筹集渠道。
社会资助是弥补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有效途径，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持续开展法律援助大型公益活动，借助媒体的号召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律援助事业，把筹集的资金捐赠给法律援助基金会。还可以利用每年一度的法制宣传活动，扩大法律援助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作用，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大型募捐提供方便。
（二）充分调动和优化配置农村法律援助社会资源。
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加强法律援助队伍是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1.充分发挥广大律师的作用。
全国近几十万律师是法律援助队伍的主力军，要充分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自主投身到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中来。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律师，给予表彰和奖励，宣传他们的光荣事迹，在广大律师中形成人人争当法律援助律师的良好氛围。
2.有利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因此，今后要在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下，进一步挖掘社会组织的潜力，拓宽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对象，弥补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的现象，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3.法律院校的学生应当成为农村法律援助中的重要力量。
现今，各大高校都有法律专业，学法律的学生数不胜数，学校可以开展寒暑假法律援助志愿活动，组织这些法学专业的学生深入农村进行诸如法律宣传等法律援助活动，这样既可以增强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又可以丰富他们的社会实践经历，同时也可以弥补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形式很是严峻，许多优秀的法律专业的学生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怎样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最终导致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各个地区可以设定几个岗位由法学毕业生担任。我国目前有些省份建有村官制度，可以选拔一些优秀的法学专业的人员担任村官，这样的队伍深入农村，融入农民的生活，更有助于带动农村搞法律宣传，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这部分人员应当被重视起来，他们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另外，法律院校的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进行法律实践活动。
4.设立农村法律援助站。
在农村设立法律援助站，以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民事调解员为骨干，吸收当地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意识、热心法律援助工作的农民参加日常工作，作为联系农民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桥梁，这样就能真正帮助农民走出有法律需求但不知道找谁的困境。设在农村的法律援助站和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沟通、互通信息，协调工作，从组织上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让农民掌握法律知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
法制宣传活动在农村有待加强，应通过各种形式积极的向农民宣传法律知识，普及法学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农村的法制宣传活动还要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送法下乡等形式开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让农民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已达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帮助的效果。
（四）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增强农民的信任度。
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信任度。接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基层法律工作者应当像办理收费的案件一样认真负责，不能因为法律援助案件不收费就草草了事，一定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若每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都能将案件办理得很好，则他们就能得到农民的信任，遇到某些棘手的问题，农民也很乐意向他们请教，反之，则会收到相反的效果。法律援助提高了信任度，才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法律援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贫困人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和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又有条件予与和解的，我们应当进行非诉讼法律援助。开展诉讼法律援助与非诉讼法律援助并重的农村法律援助方式，可满足广大农村的村民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通过实践证明，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案件占绝大多数，我们应将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结合起来，大力发展非诉讼法律援助业务，提高法律援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全面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精神。
某些律师因为法律援助案件不赚钱而怠于从事，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背叛道德，若把物质生活放在第一位的律师越来越多，我国将永远也不会建成新农村，永远也不会实现和谐社会。因此，律师应把执业精神放在第一位；应勇敢而坚定地承担起法律援助的光荣使命，伸出排忧解难的援助之手，播散维权助残的慈爱之心，甘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之盾；应热爱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律援助各项工作中来，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展示出新时期的执业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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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及不足
( 一)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
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即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方式，国外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主要有私人律师模式、公职律师模式和混合模式( 私人律师和公职律师混合提供法律援助) 。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是在形式上借鉴国外法律援助的混合模式，选择既能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又最经济有效的专职法律援助律师与社会律师相结合的特殊混合模式。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关于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规定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的: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二是《刑事诉讼法》第34 条确立的指定辩护人制度，即由法院为特定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三是《法律援助条例》第8 条规定的: 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律师法》第42 条也明确规定了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义务。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的多元化特征已十分明显。
笔者以宁波市为例，在调研中发现，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申请、审查、案件承办过程的监督以及结案后的归档等工作，几乎不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法院需要为特定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的，需要向法律援助中心发函，再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社会律师来承办案件。社会组织比如妇联、残联等多是对非诉案件进行调解，其内设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只是代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仍需要转交给法律援助中心审查以指派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结合其他省市法律援助模式的现有资料和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实践中则主要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社会律师或本机构工作人员承办案件的模式。
( 二)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不足
实践表明，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初期，政府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中的指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国情。然而，随着国际法律援助理念的革新和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法律援助现行模式已不再是制度的最优选择。
1.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能完全保证。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经费只是部分办案补贴。尽管大多数律师基于职业道德和法律义务对法律援助案件勤勉尽责，但其作为市场主体，行政指派无疑会导致律师及机构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不调查取证、不会见被告人等现象。同时，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化思维导致有些地方的质量监控措施形同虚设，对于政府而言，它热衷于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却并不是积极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更热衷于法律援助服务有与无，而不是需要多少，提供的办案质量多高。
2. 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能有效利用。法律援助服务经费在我国本身并不充裕，地方财政划拨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官僚作风问题。在实践中，多数社会公众不信任法律援助，许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者比较清闲，法律援助服务资源并没得到有效利用。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的制度。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法律服务资源的再分配中相对来说是缺乏效率的，资源的浪费比制度的虚置更为可怕。
3. 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忽视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法律援助服务的供需失衡，除了我国法律援助资金紧张、偏远贫困地区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等原因之外，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设计和运作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就是对市场力量认识得不够充分。基于政府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性质和管理权限，一是其行政管理制度与市场难以接洽，二是社会组织既没有决定和指派的权力，又没有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得不将责任再推给了政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工程，应当需要更多的市场和社会力量投入才能满足贫弱者权益保护的需求和实现法律援助的社会化发展。
二、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基础分析
( 一) 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西方国家的法律援助发展经历了由个人慈善行为到国家责任阶段，进而成为福利国家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其起源于15 世纪的英格兰，最初是个人道义和慈善行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受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理论影响，国家责任随之产生。二战以后，随着社会本位思想的发展，法律援助不仅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且被视为国家福利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说明了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享受法律援助也是符合条件的社会贫弱者的法定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国家的完善，我国2003 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
( 二) 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的主体关系
在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的过程中牵涉到三方主体，分别是政府、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 即法律援助工作者、律师或者社会组织) 。其实质与如今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相契合。三者关系可以看做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一是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阶段。法律援助服务在此是一个公共资源。所谓公共资源是指在使用上没有排他性，但在消费中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了公共资源就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在这个阶段，法律援助服务本身没有排他性，即是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大众中符合条件者都可以免费来使用。二是政府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阶段。政府提供法律援助是责任，但其本身并不擅于技术性较强的法律服务提供，实践操作中是通过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再由该第三方主体提供给受援人。假设有一个案件需要援助，那么也就只需要一个法律援助者或者律师来承办，此时法律服务作为提供者的私有物品就具有了竞争性，也具备了形成市场的基本条件。
( 三) 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提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代法律援助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支持是政府的义务，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私人主体。既然法律援助服务本质上具备商品的属性，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可以形成一个买方市场，即政府出资购买法律援助服务。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法律援助的提供者之间自然会产生竞争，竞争带来的是兼具较低价格与优质服务的胜出者，再由政府与胜出者签订法律援助服务协议，最后将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给受援者，如此即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
三、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一) 法律服务商品属性的利益动机
有学者指出，按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来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必然缺乏法律援助内在的激励机制。我国现行的由政府指派和定价的法律援助实施模式限制了法律服务作为商品的利益动机。即使法律援助是以司法行政部门新设法律援助机构来管理和执行，依然不能改变其行政化属性。法律服务既然是商品，就应当由市场来定价和配置。政府的购买和市场的定价，无疑会激起提供者的利益动机。从法律援助未来发展趋势来讲，最大限度社会化是其必然出路，其中制度设计的市场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将法律援助实施进行市场化运作，既可以优化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又可以克服法律援助行政化的影响; 既可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又可以缓和法律援助与经费不足的矛盾。
( 二) 国外法律援助实施的实践经验
英国的法律援助近几年在危机中不断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法律援助运作方式。例如，英国在2007 年引入了民事统一合同制度，规定提供民事法律援助服务需要通过招投标活动与法律服务委员会订立合同。时隔一年，又在刑事法律援助服务领域引入了刑事统一合同制度。与此同时，法律服务委员会将进一步构建法律援助服务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法律援助服务工作中的自我约束、激励和淘汰作用。美国的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包括专职律师模式、合同律师模式和私人律师模式。合同辩护律师项目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固定价格合同，另一种是个案定价合同。从国外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引入合同制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由律师事务所通过竞标的形式和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并通过规定签约律师条件和法律援助中心监督其办案质量，提高了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率。
( 三)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通过法律援助保障社会贫弱者尽可能通过公正法律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其不仅是保障弱势群诉权的实现，更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制度体现。其次，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和发展，已逐渐凸显出其市场效益优势。2015 年1 月4 日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对外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并于2015 年1月1 日起施行。如此，将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纳入法律规范领域，对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我国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确立较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补足，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在鼓励和促进法律援助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不断探索在现有资源下的机制创新。最后，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将法律援助列入规范和发展商业服务业条目之中，其意图明显地是欲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
四、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设计
( 一) 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经济法律关系定位
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隶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其自身制度特点与经济法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实质即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由法律服务者提供给受援人。其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是政府、法律服务提供者和受援人。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与法律服务提供者之间具有基于经济合同的权( 力) 利义务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对法律服务提供者作为管理主体的经济职权和职责。相应地，法律服务提供者对政府具有谈判协商抗辩的权利，并有对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二是受援人具有对法律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的权利。三是受援者有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权和法律服务的反馈救济权。
( 二) 法律援助机构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和职能转变
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实现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的市场化运作，既需要政府参与，也须纠正目前政府行政化过多的倾向。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应脱离政府职能部门，改革其行政机构属性，使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事业单位，参照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属于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机构的设置，依法行使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济职权，负责对法律援助服务市场化运作的各环节进行基本的管理和质量监督。对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其法律受援权，负责援助过程中发生的撤销援助、办案过程中的监督以及结案后案件的审查和归档等工作，同时负责办理非诉讼类法律援助案件和日常的法律援助咨询等。
( 三) 实行竞标方式和定量分配签订经济合同
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市场化的模式，仿效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依据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招投标法》等，使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与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签订经济合同的模式来进行。首先，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地域差别对本地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统计，估算近年来平均每年的案件数量和经费数额，估算社会律师基本可以接受的一年内案件的总价格。其次，以年为单位进行定量分配，将未来一年的不特定案件打包和标价，公开面向当地社会律师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选择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另外，各地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不特定案件划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类别分别进行打包等灵活的方式招标。最后，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审查竞标胜出者的资格和条件，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质量，再与其签经济合同。经济合同的内容包括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和签约律师的权利义务等。对于资金供应者来说，合同方式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能够通过限定合同总额来准确计划来年的花费。以市场来配置资源，采用竞标程序和固定价格可使签约律师积极追求诉讼费用的最小化，降低法律援助的总费用。
( 四) 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和质量控制
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各个国家在质量控制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英国法律援助服务的契约化模式改革，虽然精简了法律援助的律师，但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服务质量，而非通过市场竞争来压低价格。与此相较，美国的法律援助在刑事辩护领域进行了契约化改革却造成了服务质量的下降。在欧洲国家，PPI 模式( 即市场化运作模式) 有益于法律援助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市场上公平的竞争环境、合同签订过程的合规性、PPI 相关法律问题等。因此，我国实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仍需要完备的质量监控措施。首先，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主体、正当程序、法律服务标准、质量监控机制等，使其纳入法律规制。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审查和评估竞标者的资格，保证合格者才能签订协议并保证合同签订程序公正合法。再次，在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应采取分派监督员、定期听取报告以及错案纠正等措施来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最后，在协议期满后，对签约律所和律师进行整体评估，以决定是否续约和将个人律师评估纳入律师年度考核等方法来保证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 五)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制度配合
美国法律援助服务公司曾作过一个研究，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最好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澳大利亚的全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在1989 年审查并回顾了法律援助的现状后，致力于鼓励广泛的法律援助方式，包括社区援助、社会福利、政府资助的私人组织、法官、社会组织等。可见，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多元化是大势所趋。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我国法律援助的需求状况、资源状况和经费等方面考察，单一进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不可行也不符合我国实际国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应当以市场化运作为主，以多元化提供方式为辅，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咨询等非诉讼法律援助、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以自身资源提供法律援助等。法律援助机构应将这些多元化方式共同纳入管理和监督体制以便发挥各自的作用且相互配合。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办实事求实效法律拥军暖人心
近年来，我区法律援助中心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以维护国防利益法律援助中心为载体，结合部队官兵涉法问题与维护部队和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积极实施法律拥军“暖心工程”。
一、提高认识，健全组织，夯实法律拥军工作基础
20__年4月29日，维护国防利益XX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大会召开以后，区法律援助中心结合实际，专门走访了部分驻区部队，并组织力量对全区涉军纠纷开展专项排查治理。通过排查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法律问题日益增多，军人及其家庭的涉法问题日益成为影响部队思想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解决一些复杂的官兵及家庭的涉法问题时，仅靠部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挖掘社会法律资源，利用国家法律授助制度和地方司法行政力量，才能使军队的维权工作渠道更宽、效果更佳。因此，建立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机制，以法律援助的形式为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新形势下司法行政部门支持军队建设的有效途径，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军民团结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全区“双拥共建”工作向深层次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20__年8月区法律援助中心同区人武部联合成立了维护国防利益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法律拥军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完善制度，规范运作，建立健全法律拥军工作机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搞好法律拥军工作，制度建设是关键。首先规范维护国防利益法律援助中心职责，明确了法律拥军的组织领导机构、服务对象和工作方式，同时把军人军属明确作为重点援助对象，对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放宽条件，减免费用，切实解决其困难，稳定其情绪。其二建立《咨询接待制度》、《案件指派制度》，《案件跟踪回访制度》、《例会制度》及《信息通报制度》等规章制度。其三推出“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服务承诺。将“热情服务，让军队、军人、军属满意”作为拥军工作的出发点。坚持讲政治，维护社会稳定；讲法制，严格依法办事；讲正气，维护合法权益；讲文明，热情优质服务的原则，凡是涉军案件一律优先审查、优先办理，为军人军属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其四向驻区各部队公示区法律援助中心和“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号码及通讯地址，做到相互联动，随时向军人军属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
三、扎实工作，务求实效，广泛深入开展法律拥军活动。
法律拥军工作的重点在一个“实”字，针对驻区部队涉法问题的特点、规律，区法律援助中心组织优秀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多次深入驻区部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案例分析、法律咨询、赠送法律书籍等活动，努力提升部队官兵依法维权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真正把法律拥军工作落到实处。一是深入开展“法律援助百连行”活动，近年来为部队官兵提供法律咨询近百人次，现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1件，赠送法律书籍200余册。20__年“八一”前夕，联合区人武部、区双拥办到驻区94672部队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现场为部队官兵解答政策法律咨询，部队领导称赞这次活动对于稳定军心，提高广大官兵战斗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大力实施法律援助服务。我区铜井镇居民雷月芬夫妻二人均下岗在家，两个儿子老大在上海某导弹部队服役，老二在仪征某通讯团服役。20__年7月6日，雷月芬因琐碎小事被同事王某打伤，用去医药费6000余元，镇派出所多次调解无效，雷月芬走投无路，十分着急。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得知情况后十分关心，主动上门找到雷月芬，建议其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并帮助其办理好了法律援助申请的有关材料。区法律援助中心十分重视，及时指派江苏XX上元律师事务所李仕臣主任律师为其提供了法律援助，经过开庭审理，雷月芬顺利获得了赔偿，依法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三是认真做好咨询接待。驻区某部队战士王某，通过中介机构从李某处购买二手房一套，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由于该协议对附属设施价款问题不明确，双方产生纠纷，王某非常焦急，为此来到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咨询。接待人员在询问有关情况后，详细向王某介绍了商品房买卖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就他所提出问题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王某弄清楚后十分高兴，回去后很快就解决了纠纷。文秘站版权所有
四、克难求进，稳步推进，构筑法律拥军“连心桥”。
维护国防利益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综合性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军地各方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涉及国防和军队利益的法律、法规，教育广大市民自觉地保护军事设施、国防工程，维护部队营区安全，在全区深入营造法律拥军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要积极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和法律咨询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官兵的法律意识。其三抓住双拥工作的着力点，坚持把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在法律拥军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求突破。其四进一步拓展法律拥军领域，更好地整合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打造法律拥军广阔平台，以文明社区建设为重点，努力推动法律拥军工作再上新水平。其五建立和完善法律拥军联 络员队伍，确保军地双方信息畅通，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理军地、军民、军人军属涉法问题。
摘要：法律援助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虽起步晚，但成效显著。成都市法律援助事业也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本文从介绍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入手，阐述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和研究了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㈠宣传力度不足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参考文献：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4、法律援助条例/shownews.asp？id=1445、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shownews.asp？id=145
「关键词法律诊所，问题与出路，法律援助，改革
一、
法律诊所（clinic legal education），又称诊所法律教育，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①它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从实践中学习律师执业技巧。它将实体法、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学习态度、职业技巧及责任感。②
通过1999年的酝酿，国内十所高校的法学院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2000年率先建立了法律诊所，通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赶上这首班车，但也不甘落后，在没有获得任何赞助的情况下，于2004年6月自筹资金建立了法律诊所。它是以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为依托，以有多年执业律师资格的马宏俊、王进喜、刘大炜、许身健、滕彪等老师为骨干开展的实践性法律教育及科研课程：一方面，由老师结合其律师经验教授律师办理诉讼业务的基本方法、诉讼技巧、诉讼文书的制作技巧、证据规则等，全部以真实案例分析，讲授实战经验。另一方面，法律诊所的同学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案件实践，如接听来电咨询，在值班老师的指导下，提供法律建议；又如直接以诉讼人的身份参与诉讼案件……③
本文作者有幸成为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的第一期成员，在短短半年的学习过程中，收获颇多，也感慨良深。在第一期法律诊所的总结中，大家都是多谈收获，少谈问题，颇有“歌功颂德”之嫌，④ 本文作为作者独立完成之学习报告，将以在诊所中学习的经过为主线，依作者本人在诊所中学习半年的真实感受，多谈一些问题——因为成功之处似乎人皆见之，且与其他开办法律诊所的高校并无二异——并通过独立思考，从作者本人之视角出发，谈谈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办法，即所谓出路。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更有大胆的革新方案。
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与2004年6月创建，实际的人员选拔工作从4月份就开始了。初选工作是由三年级办公室组织的，即这个课程的对象是三年级的同学。具体是先由辅导员通知到各班，由各班的班长学委再通知给班上同学。可能辅导员和班委的同学对与什么是法律诊所了解的并不清楚，所以传到我们这里的信息就是，能跟着老师办案子。但这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了。所以报名的人很多，我去报名的时候看到每班至少都报了十个人，初选每班只有2-3人可以进入面试，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初选的标准就是平时的成绩，由辅导员审查然后择优筛选。初选的结果在报名后2、3个礼拜揭晓。然后是初选上的人写一份个人简历一样的东西交上去，需要在其中陈述想要进法律诊所的原因。在这一步好像又有几个人被刷掉，最后进入面试的是20个人。面试大约是在5月初进行的。主持面试的老师就是法律诊所的老师，面试的地点在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面试的问题很简单，大概就是“你怎样看法律援助？”，“你看过的哪本书对你印象最深刻？”，“你喜欢从事律师的工作还是法官的工作？”等等，每个人的面试时间平均大概5分钟。面试的结果1个月后才出来，从20个人中选了10个，法学院十个班平均每班1人。后来又加了5名准律师协会的同学，所以最后定下来的第一期成员是15人。
以上是进入法律诊所的遴选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初选的标准就是平时的学习成绩，这就使得真正适合法律实务但学习成绩不是太好的同学被拒之门外，并且在报名后的挑选工作仅由年级办来决定，缺乏透明度，似有不公之嫌。面试也过于简单。招取的人数也太少，相对于整个法学院四百多名学生，15人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就像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法律诊所的负责人马老师所言，我们是先富起来的人。法律诊所人数上的限制，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源的不足，老师，资金等等。人数的限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进入法律诊所的人员的素质，如果选拔的程序完全体现了择优录取的原则，那么最后进入诊所的基本都是法学院三年级的佼佼者，至少是报名者中的优胜者。但这样一来，就是法律诊所成了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品”，它所能给整个法学教育带来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再者课程面向的对象只是大三的学生，而且一期只有一个学期，范围之小，时间之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诊所式教育这一新的教学法的作用的发挥。今年新的一期人数好像有所增加，“《法律诊所》课程为实践性必修课，只限三年级法学专业学生选修。由于该课程属首次开设，本学期最多只接受40名学生选修。该课堂不抽签，由教师决定筛选方式。”⑤ 但是增加的仍然非常有限。
三、
诊所人员确定下来以后，2004年6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市司法局签订了法律援助合作协议，我们这些诊所的第一期成员参加了签字的仪式，承担此法律援助任务就是新成立的法学院法律诊所，因此，法律诊所在成立之初便同时具有了另一个身份，“北京市法律志愿者援助中心”，按照协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眼法律诊所应为北京市范围内的低保户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在签字仪式上，昌平区司法局将三个正在诉讼中的法律援助案件正式移交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也正是因为此，我们诊所的成员才能凭借北京市司法局办理身份文件亲自出庭法律援助案件。⑥ 这就使得法律诊所从成立之初便打上了法律援助的深深烙印。同时这也正体现了法律诊所的价值之一。
法律诊所在美国创立之初，就与法律援助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律诊所弥补了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缺口，法律援助给法律诊所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和空间。 “20世纪早期美国法律援助运方兴未艾，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JeromeFrank领组织名为‘法律诊所或诊疗所’ （Legalclinicsorispensaries），提供给法学院学生实践机会，同时为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以此弥补案例教学法的不足”，“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盛行，越来越多的贫困的人们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法律援助成为必需，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民权运动中法律资源的短缺给法学院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加上福特基金向法律诊所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诊所式法律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并开始影响其他国家。”⑦
法律诊所传入中国，也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根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大约有38.5万件，据估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8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办理，其中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可是按每位律师每年办理1至 2件案件来计算，现有的10多万位律师只能办理 10 多万件此类案件，缺口很大。由此可推断，法律诊所将有可靠而丰富的案源。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我们第一期诊所从成立之初到结束，加上司法局移交的案件，总共也不过七、八件。分析原因，一是可能法律诊所可以法援案件这一事实不为太多人知晓，二是学生办案可能当事人不是十分信得过，三来法律诊所受理案件的范围、形式非常有限，法律诊所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形式只是国家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的一部分，如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援助。由于现行法律规定，法律诊所在法律援助案件范围方面受到限制，如诊所不能刑事一审、二审案件。而法律援助的实际范围、形式不仅仅限于这些。⑧
「注释
①李傲、许炎：《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之甄别与整合》，载《法学杂志》2003.11.15第24卷第62页
②王菊英：《“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思考》，载《河北法学》第23卷第3期第82页
③fxy.cupl.edu.cn/webnew/News_Show12.asp？NewsID=640 查询日期 2005年6月25日 0：52
④参见fxy.cupl.edu.cn/webnew/News_Show12.asp？NewsID=640附件
⑤资料来源cupl.edu.cn/jwc/gonggao/200412132.doc查询时间2005年6月25日0：50
⑥资料来源fxy.cupl.edu.cn/webnew/News_Show12.asp？NewsID=640 查询时间2005年6月250：52
⑦ 陈中泽：《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与借鉴》，载《交通高教研究》2002年第2期第71页
为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所有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更好的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中心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工作制度。
一、政务公开制度。坚持政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光明法律服务中心把各项工作职能、业务范围、服务内容、办事程序等都予以公开。在中心的办公室显著位置设置布告栏，公示中心各项业务工作以及服务范围，让来办事的群众对我中心的各项工作一目了然，增加工作透明度，并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二、财务公开制度。坚持财务公开制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并严格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广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的通知》（粤价『2003219号）精神收取法律服务费。
三、来访登记制度，来访登记制度是指对前来我中心办事、咨询和来访的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有责任为服务对象及时解答并及时登记，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推搪或拒绝回答。对到我中心反映问题并提出意见的，都必须登记并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
四、法律援助制度。对符合法律援助规定，并依法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我中心都无偿为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援助。
五、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和原则。
（一）人民调解工作制度：1、依法调解制度。从受理调解申请，调查取证，主持调解，制定调解方案，制作调解书，到终结调解工作，调解人员必须依法进行。2、季度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全街道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研究布置工作；听取各调委会工作汇报，检查工作，交流经验。3、登记归档制度。对每一起纠纷的调解，必须认真填写调解登记表，并依档案管理规定归档。4、纠纷排查制度。各调解工作人员必须每周一次对本辖区进行纠纷摸底排查并记录在案，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调解，及时汇报。5、街道调委会指导制度。各调委会在街道调委会指导下工作，重大疑难、社会影响大的纠纷须报街道调委会，并由街道调委会调处。6、回访制度。对于调解终结的案件，主调人员必须进行回访，做到预防反复，监督履行。7、信息反馈制度。在街道建立信息员、基层调委会、司法所三级信息反馈网络，做到信息搜集、传递制度化、责任化、规范化，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快传。8、学习培训制度。每年组织一次脱产专业培训，新法颁布即时培训，重点法律随时培训，培训形式包括集中学习、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
（二）、人民调解工作原则：1、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主义公德进行调解；2、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3、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服务透明制度。是指对来我中心办事的服务对象作出的各项承诺。如对到我中心办理各项法律业务的服务对象时，经办人员必须告知其所要办理事项的依据、时限、程序的所需全部材料，并对提交的材料认真审核，对符合法律规定、材料齐全给予极时办理；对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材料不齐等原因不能办理的，要耐心地说明理由和原因，并对其做出明确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