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15:56:26
关键词：区域划分；农村职业教育；公共产品
不同区域之间，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差距。但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全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供给大有好处：有助于缓解县乡，尤其是贫困地区县乡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三农问题”；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创建和谐社会；有助于打破目前教育经费供给机制所造成的地域封锁；有助于克服对农民子弟上学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歧视，为农民大规模转移创造教育方面的良好条件；有助于转移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促进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混合供给中，无论是地方政府投入，还是受教育的学生支付，还是其他供给来源，都存在着困境。为了防止效率损失，我们需要从区域差异角度分析界定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由中央政府站在全国的高度，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农村职业教育经费进行保障。
一、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
（一）贫困地区区域特征
贫困地区是贫困程度高、贫困人口更集中、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更落后的集中连片地区。一般可以理解为西部地区、最不发达县、贫困片区和贫困县（扶贫重点县）。2004年，592个重点县行政区域面积243.3万平方公里，乡镇10624个，人口2.3亿，其中乡村人口2.0亿，绝对贫困人口1613万，低收入人口2580万。GDP约占全国县城GDP总额的11％。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归纳起来有如下特征：
1.贫困地区人口集中，贫困程度严重，老少边穷县占相当高的比例，有明显的地理群集性。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灾害频繁；发展滞后，增长困难，缺乏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增长缓慢，缺乏活力；投资不足，农户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低，农民生活质量普遍较差，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农户耐用品消费和生活设施拥有水平落后，住房条件差；教育、卫生、科技、社会保障严重滞后，教育、医疗支持压力大，负债率高；科技文化素质低，社区文化生活单调，信息交流少。
2.农民思想保守，人力资源素质低。安于贫困，缺乏进取精神，具有保守性和依赖性，缺乏法律和民主意识。就业面窄，劳务输出少，劳动力负担系数高。贫困地区的农民不是一般研究意义上的理性农民，他们厌恶风险，属于风险躲藏型农民。躲避风险是由其“生存原则”所决定的。
（二）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特征
归纳起来有如下特征：一是农村职业教育具有扶贫性特征，国家每年对贫困地区都有一定数额的扶贫资金与项目，但是真正投入到农村职业教育上的扶贫资金少之又少。当前，三农问题是国家的基本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教育是基础，农村职业教育又是农村教育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目前的农村职业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不管是国家扶贫资金、农业扶持资金还是支持农村教育资金，都应该往农村职业教育中倾斜，更何况反贫困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假定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没有贫困的社会里，尽管这种偏好普遍存在，但反贫困并不是私人市场可以提供的“物品”。由于贫困问题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消除贫困，而私人慈善事业也很难解决问题。那些没有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人可以免费利用别人的慷慨。这种情况下，对富人征税来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可使每人的生活状况变好。穷人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享受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那些纳税人的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享受了一个较少贫困的社会生活。所以，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因为具有扶贫性的特征，也因此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至少强化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二是财政贫乏性。在很多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困难，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教师的工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由低素质引起的低收入，又无法对教育做出适量的投资；经济回报率低，企业也不愿意参与。三是区域弱势性。贫困地区一般信息、交通相对闭塞，导致教育质量低下和学生难以就业。因此，学生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期望值也不高，导致生源不足，而生源不足又使农村职业教育学校难以为继。如此这般恶性循环，使得整个农村职业教育陷入困境。
（三）把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当公共产品来供给是生存的需要
采取强制性制度把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当做纯公共产品来供给，这是农村职业教育生存的需要。只有把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拖出生存的困境，才能放手融入市场，到那时市场才会主动参与。也就是说，当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良性轨道运行时，自然会有多元资金融入，但这并不影响其公共产品的特征。事实上，把一种产品当公共产品来供给并不是满足无止境的欲望，而是应该满足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另外，“人才开发模式”是扶贫的有效模式，农村职业教育肩负着农村人才开发的重要责任，所以政府应该对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做全额供给。
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公共产品特征
（一）欠发达地区区域特征
欠发达地区主要指我国地域划分的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六省。山西是能源大省，其余是农业大省、畜牧大省、水产大省。中部六省是我国的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现有人口3.61亿，占全国人口的28.1％，其中乡村人口2.44亿，占全国人口31.2％。中部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0.7％，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9.5％。中部地区一直是我国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有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的区位优势。中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归纳起来有如下特征：
1.中部地区县域经济落后，大多数是农业大省，县域经济是农业和工业联系的平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仍有较大差距。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中部地区仅有5个，而东部地区有93个。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水平低，第三产业欠发达限制了工农的双向联系。国家扶贫开发的592个重点县中，151个位于中部六省，占25.5％。2004年中部六省的农村贫困人口约790万，占全国的1／3，低收入人口超过1300万，也占全国的近1／3。
2.中部六省的农民收入低。2005年我国农民收入是2936元，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1:3.21，但从全国来讲，中部六省的农民收入(2682元)更低，比全国水平低254元。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增收缓慢，就业压力逐步增大，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达155.4万人，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由此可见，劳务经济已成为中部地区广大农民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主渠道。
（二）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特征
目前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归纳起来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承接作用。农村职业教育不仅是承接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的纽带，而且也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本身发展的纽带。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促进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带动贫困地区，三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在各区域之间层级流动，减少了流动成本。二是助推作用。中部地区存在着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如2003年，湖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近1200万，劳务收入达540亿，而且这些劳务主要流入了发达地区。所以，中部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发达地区输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三是保障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组织过三次中部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现在，中央又明确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说法，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重要战略举措。农业的发展，首先要靠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中部崛起”和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保障。而目前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发展严重滞后，主产区普遍就是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财政收入也仅仅能够支付人员工资，很难有资金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三）欠发达地区把农村职业教育当公共产品供给是发展的需要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虽然比贫困地区整体水平高，但是从中部地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讲，农村职业教育还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欠发达地区跟贫困地区相比有一定的融资能力，因此，当前应该采取强制性制度，把农村职业教育当公共产品来供给，这是保障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市场有一定的参与能力，但还比较薄弱，不能完全脱手参与市场，政府应该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做基础供给。
三、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公共产品特征
（一）发达地区的区域特征
发达地区主要指东部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七省三市。东部发达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最具活力、潜力和创造力，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东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农民归纳起来有如下特征：
1.东部地区有比较好的发展基础。东部地区率先工业化，已经迈过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在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现代信息工业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多数省市现代化综合指数已超过70％。东部地区率先改革开放，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有较强的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基础设施好，区位优势与市场优势明显。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是6.8年，而沿海地区是7.39年。
2.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大，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知识结构单一，综合素质低，缺乏对市场竞争的信心和能力，只能从事一些简单体力劳动，职业选择空间狭小。虽然东部发达地区已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但依然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在剩余劳动力中女性占了绝大部分，闲置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待业青年。
（二）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特征
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归纳起来有如下特征：一是市场带动性。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对整个职业教育领域具有市场带动性。由于发达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又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对人才的需求量大，教育跟市场需求结合紧密，整个教育环节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二是效率损失性。如果把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当做纯公共产品来供给，就容易忽略市场的参与力量，导致效率损失。因为有市场的参与，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就更有实力去发展。所以，为了防止效率损失，有一点必须界定清楚，就是把农村职业教育当做纯公共产品来供给不是满足无止境的欲望，而是为了满足生存。这样的选择满足了帕雷拖改进原则，因为真正的帕雷拖最优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既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又防止了效率损失。三是财政支持性。发达地区不仅有县乡财政足够的支持，市场和个人都有能力参与，但这并不影响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因为他们有能力吃“好饭”，没必要非得拉着跟贫困地区吃“饱饭”。当然，他们吃“好饭”也是建立在吃“饱饭”的基础上的。
（三）把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当做公共产品供给是巩固的需要
把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当做公共产品来供给，虽然不是生存所需，却是巩固发展所需的基础。尽管市场有一定能力参与，但也不能弱化其公共产品特征的强度，至少在现阶段不适宜。目前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个人需求大于公共需求的状况，因为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比发达地区高，自主投资意识也比较强，但是现阶段没有能力完全参与市场。如果减少对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供给，将导致社会办学积极性不高。所以，当前政府应该对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提供基础供给的保障。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政府都应该对农村职业教育做基础供给保障。但由于所属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农村地区的基础供给就是生存的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基础供给就是发展的需要，发达地区的基础供给就是保障发展基础的需要。基础供给才是农村职业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的特征，这也符合公共产品理论的政府供给不等于政府生产的理论。总体来讲，政府提供基础供给保障、走多元融资的道路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但是多元融资渠道不能作为弱化农村职业教育公共产品纯度的标准。
注释：
[1]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资1000元以下，23.9%的农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资1000-2000元，48.8%的农民工每年愿意投资2000元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参加教育培训且愿意投资教育。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农民工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17-21岁年龄段的90后农民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12.833，表明90后农民工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11倍。处于22-31岁年龄段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农民工主要是实际年龄小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012，回归系数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67，这表明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可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
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
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才能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教育培训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教育机构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民工的涌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工问题，我国政府、学术界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用以解决农民工问题。诸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专项整治行动、“两为主”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等等。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环境，推动了他们社会融合的步伐。另一方面，社会融合的国际经验表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技术、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培训，即可提升移民对流入地的适应能力，实现移民的融合。因此，近年来，我国也大力倡导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希望以此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职业教育及培训与农民工社会融合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既有的研究中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国外有关移民经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发现，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其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1]。我国相关实证研究指出，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3]。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技能缺乏的现状，是造成农民工收入低、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以及就业竞争和替代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可以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其经济地位。
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然而，既有相关研究中，“农民工个体”是缺位的，我们在制定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计划时，还鲜有对农民工的特征、需求进行系统、细致的分析。“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我国既有政策遵循的假设，然而，若对农民工的特征和需求缺乏深刻了解，职业教育与培训实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
二、新生代农民工特征
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渐成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报酬而暂时来到城市，大量的实证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具有很强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享受市民权利[4，5]。因此，在制定“社会融合”取向的职业教育政策时，必须考虑“农民工”群体的这一变化，特别需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如下特征。
1.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职业的正确认识，敬业精神不足，职业流动较为频繁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较高、见识较广，他们对职业的认识远非父辈那样认为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然而，从他们的职业选择行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也表现出了较为感性的一面。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一般而言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对大量缺工的家政、餐饮等服务业兴趣都不大;工作缺乏持久性，不能踏实工作，不是因为待遇低，就是觉得没面子，受不了一些客户的脸色等;遇到不顺心的事就闹情绪、提要求，甚至辞职，对企业的计划执行不认真，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本职工作，经常让企业蒙受损失等[6]。此外，一项针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深圳2010年的调查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老一代农民工在一个单位最长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7年，新生代在一个单位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3年;新生代每年平均更换工作0.63次，老一代平均每年更换工作0.26次。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不足，更惶论其“爱岗”[7，8]。
2.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吃苦精神，重视“做什么”而忽视“怎么做”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当中不少人具有下列特征：家中的独子、城市中出生长大，“农民”这一称呼对他们而言只是对父母“出身”的继承。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缺少吃苦的精神。例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学习时，只愿意学电脑、开车、外语等看似轻松时髦，实际却已普及、缺乏特色专长的本领，而不愿意学焊工、厨师等真正需要专业本领但比较辛苦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们一定程度还存在着上进心不强、依赖思想残存、忧患意识不足、得过且过以及功利性与保守性等一系列的消极心理特征[6]。此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非常关注自身发展，但是他们往往重视“做什么”而忽视“怎么做”，有点好高骛远，缺乏踏实做事的务实品格[9]。
3.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是纯官能享受性活动和被动消极的观看活动
面向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需要一定的空闲时间。农民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较少，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他们会选择学习或培训吗？一项基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闲暇价值理解得并不深刻。在“闲暇生活最主要的目的”的选择中，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放松休息（38.2%）;娱乐（29.4%）;愉悦精神（20.1%），而选择“自我发展和提升”的仅占10.6%。可见，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意识不到闲暇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是把对闲暇价值的理解放在放松身心、追求快乐等直觉体验上，进而呈现出对闲暇认识的世俗性特征[10]。
4.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客观上阻碍了其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我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往往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挤到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他们常常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11]。各城市的相关实证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现象。王春光的调查表明，农民工中只有54.3%的人享有8小时工作权利，有45.2%的人每天工作达9-14个小时，还有少数人每天工作多达15个小时以上，处于超强度的劳动状态[12]。超长劳动时间带来的不仅仅是高强度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自由支配时间的减少，客观上阻碍了其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5.农民工工作环境不理想，不友好的工作环境阻碍其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曾将近年来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称为“短工化”，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尤其明显。“短工化”包括“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高流动体现为农民工换工频率高，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短，前后两份工作之间的待业时间较长。水平化则体现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无论是在用工单位的内部，还是通过变更工作从而实现用工单位之间的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高流动”性的原因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用工单位不满，超过六成的受调查农民工是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而离职。“水平化”则强调结构性的制约，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内部发展机会相当有限，被调查的2000多个农民工中，约有三分之一认为自己在单位没有获得任何提升，而获得提升的方面主要是薪酬待遇的改善，用工单位管理层级的改善所占比例仅为一成左右。
“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友好工作环境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工作环境实质性的改善，甚至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讲，频繁的换岗会降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而不利于其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
三、面向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建议
1.基于农民工职业观的特征，将“职业价值观”的教育置于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位置
当前我国相关政策在谈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时，总是习惯性地将职业教育与培训摆在首位。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工掌握一定的技术，即可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这一想法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观。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爱岗程度欠缺导致他们的职业流动非常频繁。职业流动频繁本身就为职业教育提出了难题，因为职业教育还没有完成，他们可能就已经换工作了。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树立正确职业观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很难认真对待职业教育与培训，从而使职业教育培训达不到预期政策目标。因此，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时，首先应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其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然后才是职业技术上的培训。
2.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教育，帮助其树立长远打算，为其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打下心理基础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需要付出包括时间、金钱等一系列的机会成本，相对而言，其收益可能不会立竿见影，需要漫长的等待。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关注眼前的利益、缺乏职业的长远规划，面向其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就不会成功。因此，需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职业规划的思想，惟其如此，他们才能视职业教育与培训为“合理”。此外，前文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重视“做什么”而忽视“怎么做”的问题，归根结底，也与缺乏职业规划意识有莫大关系。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农民工对职业发展做出清晰的定位，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应对各种困难的心理准备;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置于自身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位置。
3.倡导积极的休闲观，引导农民工自主地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等个人发展事项优先列入休闲时间表
在功利主义的就业观的驱使下，在缺乏职业规划的情况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时间里追求纯官能享受性活动和被动消极的观看活动，不重视利用闲暇时间去“自我发展和提升”。因此，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职业观、制定职业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应倡导积极的休闲观，引导他们利用休闲时间从事与个人发展有关的事情。力争让职业教育与培训占据其休闲时间的主要位置。
4.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方式上进行科学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点意味着其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从而客观上阻碍了其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因此，统一时间、集中面授的传统方式有很大局限，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形式和方式上需要进行灵活的安排和有针对性的设计。
5.通过立法、财政等手段增强雇主的责任，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利
鼓励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离不开雇主的支持。利润最大化支配着雇主的用工行为，却损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长远利益。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因此，目前在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时，必须增强广大雇主的责任。通过立法确认雇主的法律义务，通过财政手段保障经费的落实，通过税收杠杆激励雇主主动参与等措施，从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利。
参考文献：
[1] 赵东延，等.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8-15.
[2] 刘林平，等.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J].社会学研究，2011，（4）：1-21.
[3] 姚先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及其人力资本的约束[B/OL]，2003.
[4]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J].兰州学刊，2009，（7）：71-73.
[5]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1，（5）：1-24.
[6] 卞桂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主体意识及其培养
[J].理论学刊，2011，（6）：70-72.
[7] 高荣政.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聚焦和探究[J].农村经济，2010，（12）：9-12.
[8] 深圳市总工会.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B/OL]，2010.
[9] 刘会贵，龚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与教育作为[J].中国特殊教育，2011，（5）：69-73.
[10] 马淑芹.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与思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2）：164-166.
关键词：现代农业；农民；农民教育
作者简介：张胜军（1965-），男，湖北黄梅人，江苏理工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李翠珍（1967-），女，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苏南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实证研究”（编号：14YJA880097），主持人：张胜军；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2014年招标课题“江西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JD1492），主持人：肖称萍。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07-0066-05
“农民教育”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不同涵义和指称。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对“农民教育”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
一、“农民教育”的传统释义
（一）是一种“在农村”的农民教育
在几千年的封建文明中，农民教育并没有纳入官方的教育体系，是一种发生在乡村的农村人口教育。这种教育依托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或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自发、自为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政权，迅速恢复经济秩序和建立工业体系，我国采取了“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农村支援城市、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通过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土地、户籍制度设计，在20世纪50年代即形成了典型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这种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村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世界。国家对农村教育采取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办学政策，即发动农村群众自主办学。农民教育以本社队社员为教育对象，由农村社队集体组织进行，农民教育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如师资、校舍、教学设备等，均由农村社队集体或农民自己解决。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教育”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是由农民自己在农村举办的一种具有自我教育性质的农村教育，它与在城市由国家举办的职工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城乡教育对比和差异。
（二）是一种以经验型农民培养为重心的农民教育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农村主导经济。小农经济的显著特点是以种植业为主体，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依靠高强度、密集的劳动投入，通过对农田的精工细作，实现农业生产丰收。这种小农经济对自然资源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是一种“靠天吃饭”的“内卷式农业”。
在封建社会传统的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农民个体的生产经验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作物选种、施肥、灌溉、田头管理等，都要靠农民的个人经验来把握。因此，经验型农民因其在农业生产中的不可替代性作用而在农村社会受到普遍尊重。传统农民教育的内容除封建伦理道德、风俗人情、历史掌故外，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农作物的生产经验。这种农业生产经验不需要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传授，而是在日常的农业生产劳动中通过一种随机性的“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由年长者传授给年青一代。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从以家庭为单位转变为以社队集体为单位，但农业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农业生产依然是依靠土地资源、水资源、蓄力资源，以及大量的、密集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实现增产增收。在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农民数量的多少以及农民掌握的生产经验的多少，是直接影响农业收成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形式的农业技术教育，但内容简单、不系统，且缺乏组织性、计划性、长期性。从本质上看，这一时期的农民教育，依旧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以维持农民生计为目的，以培养“经验型农民”为重心的传统农民教育。
（三）是一种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民教育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受制于农村社会落后的发展水平与不合理的办学体制，层次低、功能单一、发展水平落后是整个农村教育的“总体性特征”。相对而言，作为农村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中小学教育，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民的重视，因为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给农民子弟改变命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和机会。而对于以农村劳动力为对象的农民教育，在农村社会根本就不会得到重视。
其一，这种传统的农民教育，并不能给农民个人、农民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其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确不需要多少农业科技知识，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看来，生产经验与辛勤劳作比农业科技知识重要得多。
这种不被重视的传统农民教育，是一种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民教育。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层次低。传统的农民教育一直定位于一种初级的、非正规的农村成人教育，在纵向上没有与之衔接的中、高等农民教育，在横向上也没有与之贯通的普通学校教育，或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是一种低层次、单向道、非正规、终结性的农村教育；二是功能单一。传统的农民教育包括农民扫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粗浅农业生产知识教育等。但无论是哪一种内容的农民教育，都只把农民看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而忽略了农民教育对农民身心发展的应有价值。正因为传统农民教育的层次低、功能单一，所以，它缺乏坚实的社会发展基础，长期以来只能在小规模、低水平上徘徊，即便在农村社会，也是一种“不入流”的教育。
二、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相当长时期内的工作重点。200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2010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提出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中央关于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是党深刻把握国际农业发展大势，立足国情，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认识和解读“农民教育”，应紧扣时代脉搏，以现代农业发展为新语境。
要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语境中重新认识和解读农民教育，首先要正确理解“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征。
（一）现代农业的内涵
现代农业是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的一个农业发展新阶段。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至今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1]
尽管现代农业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但不同民族与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不同，人们对什么是现代农业有不同的认识差异。如有人认为，现代农业是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农业”（或称之为“石油农业”），其基本特征是：农业工具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农业技术步入了科学化，预测和调控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极大提高。这样的农业，在人对自然索取丰裕农产品的同时，由工业提供和投入大量物质和能量，如农业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塑料薄膜、燃油、电力，等等[2]。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从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农业，把现代农业视为从工业化农业向替代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持续农业、设施农业等等）、未来农业（高科技农业、信息农业、精准农业等等）转型过程中的中间态农业。
综合考虑现代农业的先进性、历史性、阶段性、时代性特点，结合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笔者倾向于对现代农业的这种理解：“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保障食品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不断地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先进管理手段来经营的，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物质装备、现代产业组织制度和管理手段来经营的，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高水平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的市场化、标准化、产业化的农业形态。”[3]
（二）现代农业的特征
依据对现代农业内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解，我们可以把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日益完善的产业体系。现代农业远远超出了传统农产品生产的产业范围，已从生产初级产品发展到包括产前生产资料的准备和信息与技术的咨询服务，以及产后产品的分级、加工、贮运、食品技术、分配与销售等过程，形成农工商一体化。农业产业链条大大延伸，农产品市场半径大为拓展，逐步形成了农业与工业、商业、金融、科技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
2.农业装备机械化。现代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普遍采用现代工业设备，整个生产过程逐步以农业机械，如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水利灌溉设备等取代了人力、蓄力和手工工具，农业生产效率获得了极大提高。
3.生产手段科技化。先进的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19世纪中叶，农业化学技术得到发展，欧洲率先突破只施用有机肥的传统，开始大量使用化肥；20世纪中叶，部分国家进行了以杂交玉米、杂交小麦、杂交水稻为主的“绿色革命”；之后，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也逐步渗透到农业种质资源、动植物育种、作物栽培、畜禽饲养、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等各个领域，先进的科技不断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4]
4.农业发展市场化。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现代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自给，而在于为市场提供商品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农产品商品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以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理念与方法来组织、经营、管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彻底改变小农经济的格局，农户和生产资源、生产资料基本进入农业龙头企业或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并实现专业化分工，使农民和农业组织化；将现代科技应用到农业生产和管理中去，实现要素集约，产业融合，促进农业产业“升华”，形成集约型综合产业。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使农业打破了内部物质循环的局限性进而实现物质的开放式循环，从自给农业发展为市场化农业。
5.生产模式生态化。传统工农业生产近百年来给水、土、大气、生物等资源和人类自身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农业发展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重视土、肥、水、药和动力等生产资源投入的节约和使用的高效化，在应用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出“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农业发展模式[5]。现代农业是一种体现可持续发展观的生态友好型农业。
6.劳动者知识化。现代农业是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农业。科学技术能否被引入农业生产，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关键因素，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科学技术应用的前提是其为劳动者所掌握，因此，劳动者的知识化、专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农民教育”的重新解读
新农村建设需要以现代农业发展为支撑。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不仅是传统农民不断减少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劳动者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民现代化既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语境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农民教育”的内涵和功能，对“农民教育”做出富有时代感的解读。
（一）是一种“面向农村”的农民教育
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中，农民教育是一种与城镇职工教育相对应的区位概念，是指由农村社队举办、发生在农村、服务于传统农业的农民教育。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生活在农村，农民教育当然要以农民为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教育就只能依靠农民自己举办，也不意味着农民教育就一定要办在农村。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正被逐步解构。“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彻底打破地域界限，把农村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而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则是大力发展农民教育，促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创新思维，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野来看待农民教育，把农民教育理解为一种“面向农村”而不只是“在农村”的农民教育。所谓“面向农村”是指发展农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农村发展、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教育的对象没有城乡户籍区分，它包括所有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村人和城市人，既可以举办在农村，也可以举办在城市。这是一种秉持“大农民教育”观念的农民教育，体现了全社会对农村发展的真切关怀，把农民教育看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不仅是“农民自己的事”。
（二）是一种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的农民教育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种新型农民的典型代表就是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将其作为推进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个重要抓手。
与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相对应，农民也被区分为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西方学界一直以传统农民（peasantry）而不是职业农民（farmer）称呼我国农民。根据美国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的定义，“‘peasantry’主要是指满足于维持生计，身份有别于市民的农业从业人员，而‘farmer’则指充分融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的从业人员”。[6]有研究指出，职业农民相对于传统农民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1）传统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其只能从事农业生产；而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可根据自己的知识、资金、经营管理水平等进行自我选择。（2）传统农民是“土生土长”，具有相对性和封闭性；而职业农民既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居民，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3）传统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经验和习惯；而职业农民必须具备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科技知识和雄厚的资金实力。（4）传统农民以种植大田农作物为主，生产的农副产品仅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商品化和市场化率低；而职业农民主要经营园艺、鲜活食品、经济作物、创汇农业等，劳动附加值高，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市场化。（5）传统农民以粗放经营为主，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以血缘为纽带维持和调节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而职业农民以集约经营为主，生产规模较大，生产者之间关系较复杂，获取最大利润是生产者之间的共同目标。[7]
现代农业突破了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的范围，与农业、商业、金融贸易、信息服务等相互融合发展，农业本身出现了分工分业。农业分工分业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分工分业、实现多重身份转变的过程。现代农业发展语境中的农民，不仅包括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民，也包括从事为农业产品生产提前、产中、产后各种服务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实践证明，现代农业越发达，农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就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与农业相关的各种新兴职业，农民的职业化程度也就越高。现代农业的市场化、科技化、产业化、专业化发展，要求作为现代农业发展主力军的农民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具有市场意识、有专业知识和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不难想象，没有这样一支数量庞大的职业农民队伍，我国将很难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服务于传统农业的传统农民教育培养的是经验型农民，服务于现代农业的现代农民教育则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因此，在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农民教育应被合理地解读为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的农民教育。
（三）是一种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现代化的农民教育”
现代农业发展必然要求农民教育做出正确、及时的回应。因此，在现代农业发展语境中，农民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现代化的农民教育”。
首先，“现代化的农民教育”应具有现代教育的发展理念。传统的农民教育仅视农民为农业发展的工具，是一种低层次、经验型的农民教育。“现代化的农民教育”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理念，既要重视农民对农业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技能的学习和掌握，更要重视农民综合素质的培养，实现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其次，服务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民教育，应以培养职业农民为重点，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教育内容，着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再次，“现代化的农民教育”手段也应实现现代化。如视频、光盘、广播、电视、远程教育系统、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教学设备等，都应在农民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突破农民教育在资源、时间和空间上的种种限制，扩大农民受教育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培养农民的学习兴趣，提高农民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我们应通过“顶层设计”，将农民教育纳入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中。随着现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将日渐显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也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和理解。农民教育与其他类别或形式的教育，只有对象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别、贵贱之分，同样是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农民教育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通过多元主体办学、多种形式办学，充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稳步推进农民教育又快又好地发展。
总之，在现代农业发展语境中，农民教育应被重新认识和解读为：一种“面向农村”的农民教育，一种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的农民教育，一种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现代化的农民教育”。
参考文献：
[1]卢良恕.现代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J].安徽农学通报，2006（12）：1.
[2]魏德功.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J].改革与战略，2005（10）：12.
[3]农业部课题组.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3.
[4][5]陶武先.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与着力点[J].中国农业经济，2004（3）：6.
关键词：农村妇女；自评健康；ordered 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有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而且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这一定义良好的解释了现代健康的含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医疗卫生条件逐渐完善，使得健康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健康，作为农民福利的主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
我国政府适时出台了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乡村医疗保障体系等基础医疗体系。国家对健康的重视使每一个人对健康更为看重，健康也成为衡量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
“三农”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而农村妇女的福利则是短板中的短板。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农村妇女都处于社会的底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农村妇女作为社会的底层，其发展状况始终不能和城市女性或者农村男性想起并论。相反，农村妇女受到了严重的轻视，在很多领域，对农村妇女的歧视并未消除甚至不见减轻。在健康领域，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一直得不到重视。在众多关于国民健康状况的研究中，农村妇女也一直是被忽略的对象。因此，选择农村妇女作为的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农村妇女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引起人们对农村妇女健康状况的重视并出台相应政策来保障农村妇女健康。
本文试图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横向上，农村女性的健康水平整体上低于农村男性健康水平；纵向上，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状况为“差或一般”的44%，城镇妇女自评健康“差或一般”为46%。
在影响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的因素里，教育，收入和年龄的回归结果是显著的。由于2006年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医疗保险在回归结果中不显著。
对于健康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ALLSOP指出，影响健康的因素主要有贫困与疾病、环境与物质条件、个人生活方式以及家庭遗传病史等四类。Auster、leverson和Sarachek在研究中发现，环境特征和个体行为因素（包括收入教育及香烟消费）对健康的影响比医疗服务更大。Michael分析了个人对健康时间的需求，发现教育对健康有正向作用。然而，关于我国农村妇女健康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1.研究数据与模型选择
（1）数据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onal surevey，CHNS）。该调查覆盖中国东、中、西部9省（黑、辽、豫、鲁、苏、鄂、湘、桂、贵）、4624个家庭、13669个个人，主要是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状况等方面展开。CHNS从1989年开始对着9个省份进行了长期追踪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主要涉及个人和家庭2个方面、内容包括家庭收入、人口健康、营养、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等众多因素。
（2）模型选择。本文研究的是农村地区妇女的健康状况，以自评健康即农村妇女对自身健康状况是否满意为因变量。自评健康状况分为4种――非常好，好，一般，差，并分别赋值1，2，3，4。对于有序离散型变量的分析，最常用的有ordered probit和ordered Logit模型。本文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农村地区妇女的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影响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Orderedprobit模型的基本原理：假设变量Zi不可观测，Zi=α+βXi，而Zi所属的区间是可以区分的，可以根据某种分布，将Zi与所处区间的概率相关联，然后利用各个区间的样本概率通过最大似然估计获得参数α和β的估计值。
2.描述性分析
（1）变量选取。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很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农村妇女的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用农村妇女的的个人身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自身行为和医疗保险参与情况4个指标进行度量，并将这四个指标细化为年龄，收入，是否抽烟，受教育程度，医保等5个变量。
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与自身因素密切相关，选取年龄作为衡量个人身体特征的变量。为了得出年龄对于妇女健康状况的边际影响，同时选取年龄的平方作为自变量之一。自身行为也是影响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因此选取是否抽烟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变量。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选取的变量为农户家庭收入。在医疗保险参与情况方面，选取是否参与医保这一变量作为一个自变量，如表1所示。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年龄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对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的影响路径呈抛物线状。
H2：家庭收入越高，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越好。
H3：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越好。
H4：吸烟对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好的影响。
H5：医保对农村妇女健康产生好的影响。
（2）描述性分析。农村妇女的健康自评状况分析。在农村妇女样本中，认为自己健康状况非常好的为331人，占总样本的9.87%。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为好的为1547人，占总样本的46.12%。认为自己一般或差的为1476，占总人口的44.01%。说明在调查的样本中，认为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的占44.01%，情况不容乐观，如表2所示。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由变量分析表可知样本中农村妇女的平均年龄为48.8岁，其中最小的17岁，最大的97岁，样本分布较广。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15，说明样本中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小学5年。其中0和23的样本数最多，说明农村妇女中没受过教育和受教育到初中3年的人最多。从是否吸烟的分布可以看出，不吸烟的样本数为3329，占总样本数的96.24%。说明在农村妇女中，不吸烟的占绝大多数。从医保来看，没有医保的样本数为1793，占总样本数的53.44%，说明超过50%的农村妇女不享受医保政策，农村妇女的医保状况不容乐观。农户家庭平均年收入为4076.813元，最高的为10万元，如表3所示。
3.ordered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的经验分析
（1）人身体特征对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的影响。将年龄这个变量作为农村妇女的身体特征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年龄通过了检验，并且其对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回归中年龄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妇女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逐渐变差。年龄的平方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但是如果方程中去掉年龄，年龄的平方是非常显著的。年龄与年龄的平方的相关系数为98%，可判定年龄的平方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
（2）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的影响。将家庭收入、受教育年限2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考察农村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妇女的受教育年限对其自评健康具有正向显著作用，这证明了假设H3的正确性，即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会越高，医疗保健意识也越强，自评健康状况也越好；家庭收入对其健康自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村妇女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这也证明了假设H2的正确性，即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代表家庭成员创造的共同财富处于增多状态，会使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使生活方式更趋于科学合理，健康状况会更好。
（3）人行为特征对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的影响。我们将是否吸烟纳入模型中，回归结果表明，是否吸烟对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样本中不吸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96.24%，吸烟的仅占3.76%，可能是导致统计上不显著的原因。因此，假设H4不成立。
（4）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对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的影响。将医保情况作为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的变量加入回归模型，考察医保参与情况对农村妇女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医保参与程度对农村妇女健康自评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2006年农村的医保制度并不完善所造成的，而且在变量分析中发现，农村妇女的参保率只有46.56%，医保的覆盖率还很低，这可能也是导致医保情况不显著的原因。因此，假设H5不成立。
4.政策建议
（1.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4；2.成都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四川成都610059）
摘要：为了发展现代农业和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成组织”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特征，相应地，其培育应该从专业化、产业化和组织化三个方向展开，并需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代农业产业支持体系、城乡一体化制度支持体系、农业经济组织支持体系和农民教育培训支持体系。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农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4-009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研究”（13YJA63007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培育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农民”（skzx201206）；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化培育的途径及实现机制”（14SB006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基于家庭农场的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研究”（CR1305）
作者简介：童洁（1983-），男，湖北黄冈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研究。E-mail: tj436@foxmail.com
李宏伟（1982-），男，四川雅安人，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政策研究。
屈锡华（1950-），男，四川泸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一、引言
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是促进农业发展和保证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农民是农业的基础和核心生产要素。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农业的产业链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遂而传统农民越来越多地从原来单一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化出来，进入农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以及新兴的涉农经济部门，从事更加精细、专业的工作，这就要求农民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操作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并了解市场信息，善于经营管理。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农业从业者就是新型职业农民。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职业群体，新型职业农民是伴随着现代农业产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其培育不同于旨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一般性教育或培训，需要在厘清新型职业农民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寻其培育的主攻方向，并构建相应的支持体系。
已有的文献资料显示，目前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的研究。从与传统农民角色差异性的角度，新型职业农民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1］。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是农民自主选择职业的结果［2］，具有“全职务农、高素质、高收入、社会尊重”的基本特征［3］。第二，对国外职业农民教育和培训的经验总结。发达国家的职业农民培育主要是依靠立法支撑、教育和培训、强化服务和管理等手段促进职业农民的培育。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极具代表性［4］-［7］。第三，对我国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践问题研究。自从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后，全国各地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尝试和探索，但是也有诸多不足。较为典型的是培训规划不符合地方农村发展实际、培训方式不符合农民生产习惯、培训内容与农民需求脱节［8］。此外还存在法制保障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和覆盖面窄等问题［9］。第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培训、资金支持和法律保障等视角。在实践中完善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10］，构建“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11］，引入“参与式”的培育理念，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的自我发展［11］。
当前我国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研究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是没有厘清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基本特征。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市场化的结果，只有以此为理论前提，才能准确界定其内涵和基本特征。其次是未考虑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特殊国情：小农经营方式仍占主导，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水平整体较低，并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最后是现有的研究未进行系统的分析，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而是提出了一些较为空洞和泛化的对策建议，不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由此可见，梳理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并结合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特殊国情，系统地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方向和支持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2005年农业部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培育职业农民。之后，随着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更多地使用“新型农民”这一表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都沿用了“新型农民”这一术语。但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新型农民”被“新型职业农民”的表述替代。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现代化培养一大批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等农村实用性人才。显见，政策文本中的“新型职业农民”可以视为“职业农民”和“新型农民”的有机结合。因此，新型职业农民是指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自主选择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产业化各环节中从事生产、经营、服务等专业工作，并获得相应报酬的职业群体。“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成组织”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特征。“有文化”是指职业农民应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具备一定的科普知识和农业生产基础知识；“懂技术”是指职业农民应掌握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并且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善于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会经营”是指职业农民生产经营活动是市场导向的，因而应具备较强的市场经营意识，主动适应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和信息来选择、决策、发展、经营农业产品和项目；“成组织”是针对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土地分散经营的现状提出的，是指新型职业农民应该将原来分割的农产品生产、经营环节加以续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联合体，并通过组织的发展及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的职业化发展。
三、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向
为了契合新型职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成组织”四个基本特征，其培育应该从专业化、产业化和组织化三个方向展开。
1.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培育
对任一职业群体而言，专业化都是职业化的基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应将其基本特征和当前农业农民的发展现状结合起来，分区域、分层次、分对象地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专业化培育。
（1）分区域培育。我国的农业生产具有巨大的地区差异性，因而应着力培育职业农民适应当地特色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农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例如，平原地区往往是粮食主产区，人均耕地占有量少，但交通运输、能源和水利设施等基础条件较好，土地比较容易集中，有利于农民组织化、机械化生产，因而可以重点培育与土地集中经营和机械化生产相关的职业农民，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机械手、农民企业家及产业工人、农业合作组织管理人员等；在丘陵地区，则可以重点培育与特色农业发展相关的职业农民，如农艺工、蔬菜园艺工、花卉园艺工和农作物植保员等；而在山区，则可以着重对农民进行种养殖相关技术、果树育苗育种、动物防疫和饲料科学配方技能等方面的培育。
（2）分层次培育。一般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科普知识，如基础教育涉及的文化知识、一般性科技知识及应用技术常识等。二是专业技能，即根据生产、加工、经销和服务等不同产业链环节的具体需要，开展实用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培训。三是经营管理知识，包括市场经营、现代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和服务业管理等方面的培训，这一层次的培训主要针对农业创业人员、农业企业负责人、职业经理人、农业专业经济组织负责人和农产品经纪人等职业农民。
（3）分对象培育。首先，可以根据职业特征分类，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划分为生产技能型、经营管理型和技术服务型三类。当前，生产技能型和经营管理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十分紧缺，应该作为重点培育对象，通过发展中等农业科技教育和职业教育，举办农业生产培训班等方式将大量在岗务农的普通农民培育成为生产型职业农民。其次，要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职业农民采用相应的培育措施。对于初步具备生产型职业农民，应深化培训，使其取得职业农民证书；对于已经获得证书的职业农民要开展后续培训和指导；并大力促进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的发展，通过人才引进和政策优惠，吸引其他有志于农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加入职业农民的队伍。
2.新型职业农民的产业化培育
（1）培育应依托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农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基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必须接地气，依托各地主导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发展，重点培训与之相关的、急需的关键技术、经营方法和管理能力。例如，根据平原地区农业发展的特点，重点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农业机械应用与维修、农产品加工和农业服务等方面的培育。在山区，则可以充分利用当地林牧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着重从种养殖技术、农副产品加工和餐饮旅游管理等方面对农民进行培训。
（2）培育应以市场为导向。现代农业产业化的特点是要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相整合，实现农、工、商一体化，这要求职业农民的经营方式必须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化经营。为此，要将职业农民培育成为会经营、善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场经济主体。相应地，应该培育职业农民的市场意识，使其参与市场竞争，以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增强其获取营销知识和进行决策的能力；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领域的创新意识和管理水平，培养全局性、战略性的经营思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多层次、多元化和多地区的各具特色的生产组合。
3.新型职业农民的组织化培育
（1）新型职业农民联合与合作的必要性。传统的农民囿于分散、封闭的小农生产方式，分工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对农业的社会化服务需求较少，因而其组织意愿和组织能力较弱，难以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相反，新型职业农民专注于农业产业链的特定环节，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某个领域，分工分业特点明显，因此，为了协调合作，新型职业农民具有组织起来的要求。此外，作为理性经济人，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因而其生产经营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职业农民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资源，因而联合起来构建不同的农业经济组织是必然的选择。
（2）农业经济组织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载体。市场化是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关键环节，而农业经济组织以市场为导向，是农业生产直接与市场对接的重要渠道。依托农业经济组织，个体职业农民能够提高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从而提高其市场化程度。此外，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较高，土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较普遍的地区会率先出现职业农民。很多农业经济组织是伴随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农民职业化出现的组织形态，因而有利于组织开展各种职业农民教育和培训工作。不仅如此，农业经济组织往往是根据当地的农业产业链环节和农民从事的具体农业经营来构建的，既符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密切挂钩，因此，以农业经济组织为载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做到有的放矢，防止教育和培训方式与实践脱节。
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支持体系
专业化、产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现代农业产业支持体系、城乡一体化制度支持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体系、农业经济组织支持体系和农民教育培训支持体系。
1.现代农业产业支持体系
（1）做好农业产业布局规划，夯实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产业基础。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生产基础差异性较大，做好产业布局规划，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农业产业布局规划要统筹考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和水产等各个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规划发展具有生态保护、休闲观光和生态能源等特色多功能产业体系，发展乡村旅游业和农村二三产业，以发挥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提供多种潜在的产业基础，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类型和培育载体。
（2）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必须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因为农产品加工业可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并通过农业企业等涉农经济组织对职业农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生产资料、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等。为了适应我国职业农民刚刚兴起以及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情况，现阶段的农产品加工业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样可以大大增强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轻农村土地的劳动力负荷。
2.城乡一体化制度支持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壮大的前提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能够获得社会平均收益或更高收益，而这有赖于农业生产整体产出的提高和农民数量的减少。首先，新型职业农民从事的现代农业具有规模化和技术密集等特点，其资本投入较大。农业整体的产出水平和农村投资环境将直接影响职业农民的投资决策。农业的整体水平取决于现代农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而农村的投资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其次，新型职业农民平均收入提高还与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有关。理论上讲，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城市，但前提是不存在阻碍人口自由迁徙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由此可见，城乡之间的结构关系可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显然，当前我国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不利于职业农民发展的，因此，必须改变城乡关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支持体系。
（1）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是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只有在实质意义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才能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障碍。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是因为附着在城乡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差异过大，因此，改革的关键是真正实现社会福利与户籍制度脱钩。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应该全面放开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的户口迁移政策，进一步放宽中等城市户口迁移政策，完善落实大城市现行户口迁移政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创造条件。
（2）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农村投资环境。首先，应该建立健全新型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政策，消除城乡隔离，逐步实现农民市民待遇的平等共享。其次，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镇社会保障向农村聚集，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进而实现城乡的平衡发展。再次，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权利、基本医疗与计划生育服务、基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最后，加强农村地区小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和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和农村生活的物质环境，为吸引城市生产要素流入农业农村创造有利条件。
3.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体系
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延展至二三产业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构成和主要特征，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条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和个人所形成的网络。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物资供应、生产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以及农产品的运输、加工、贮藏、销售等各个方面［12］。由此可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涵盖了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分工及农业产业化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诸多从业者实质上都属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范畴，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必然会产生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引致性需求，并且会提高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服务机制多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但是由于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传统农民，服务内容偏向较单一的生产环节，难以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在资金、技术、信息、金融、保险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服务需求［13］。因此，需要进一步针对现代农业和新型职业农民的特点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组织载体方面，要进一步大力发展公益性服务机构并健全其人才队伍；在服务内容上，要拓展新型职业农民涉及到的各类信息、技术、金融和农机等服务领域；在服务机制方面，在发挥政府引导的同时，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向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
4.农业经济组织支持体系
（1）发展农业经济组织是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农业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整合各种现代农业资源帮助职业农民成组织地投身于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各个环节，并根据组织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不同类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创造具体条件。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组织化发展可以依托的平台包括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园等。具体而言，家庭农场尤其适合培育种养大户和农场主等职业农民；农业龙头企业对于农民企业家、农业技能人才和订单农户的带动作用明显；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平台，有利于农村职业经理人、农村经纪人的发展；而综合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则能对园区及辐射区的各类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拉动作用。
（2）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主要平台。首先，我国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已初具规模。2013年农业部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进行的统计调查显示，全国共有家庭农场87.70万个，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达到200.20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7.50亩的26.69倍。其中，经营规模50亩以下的有48.42万个，占家庭农场总数的55.21%；50—100亩的有18.98万个，占21.64%；100—500亩的有17.07万个，占19.46%；500—1 000亩的有1.58万个，占 1.80%；1 000亩以上的有1.65万个，占 1.89%。2012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1 620.00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18.47万元 ［14］。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党的十六大之后也进入加快发展、规范发展和健康发展的新时期。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55万多家，最近5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数量相当于之前28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3.70倍［15］。其次，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特点有利于带动农民专业化、市场化能力的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和劳动力大多数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此外，外出打工获得一定资本后返乡回来经营农业的，以及某些立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城市居民、退伍军人和高校毕业生也是主要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因此，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者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家庭农场一般拥有一定的资金、土地和农业机械设备，其经营主体往往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营经验，能够进行适度规模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户分散经营的现状，有利于职业农民的组织化发展；家庭农场一般需要进行工商注册，类似于企业，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因而能促进职业农民的市场化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能带动越来越多的传统小农从“小生产”走向“市场大联合”，促使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走向专业化、规模化经营，而且为从事同一专业环节的职业农民的联合，以及不同环节职业农民的协调合作创造了平台。
5.农民教育培训支持体系
（1）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保障机制。首先，应建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制度保障。明确各级政府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种促进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相关规章制度，以补充立法层次上法律保障的欠缺。其次，应健全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保障机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制度化，并依据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在资金投入上的比例关系。最后，应完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社会保障机制。各级政府要努力拓宽职业农民培训投入渠道，以政策优惠方式吸引社会资本的支持，并通过适当措施吸引各类科研机构和中高等院校对职业农民培训的人才、科技投入。
（2）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扶持体系。首先，各级政府要保证公办职业农民培训机构的经费投入，降低培训机构成立的行政审批门槛，并对社会成立的培训机构进行政策扶持。其次，通过政府购买和招标等方式吸引社会培训机构参与职业农民培训建设，同时完善政府对社会培训机构的管理方式，重监管、轻干预。最后，通过自我培训及社会合作的方式充实师资队伍。自我培训就是政府通过发展定向职业教育，培养一批职业农民培训师，并且在职业农民培训中，建立人才选拔机制，把部分高素质职业农民留为培训师。社会合作就是培训机构与当地农业科研院校、机构合作，借助其师资力量，充实自己的培训师队伍。
（3）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形式。首先，加强职业农民文化培训，主要开展与职业农民相关的基础知识培训，包括加强职业农民的身份认同，普及与职业农民发展相关的法律知识、生产经营的基础理论等，使普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逐步转变为职业农民。其次，加强职业农民技术培训，要使技术培训内容涉及农业经营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涵盖整个农业生产环节，对不同领域的农业从业者进行对应的农业技术培训。最后，加强经营管理培训。要将现有职业农民经营管理知识与现代组织管理和市场经营理论相结合，提高其市场化经营水平。在培训形式选择上，可以借助现有农民教育平台进行，也可以通过与农业科研机构、高等农业院校的合作实现。
（4）推进职业技能鉴定，完善农业行业就业准入制度。首先，加强资质认证机构和考评人员队伍建设。可以通过对相关农业管理部门进行认证管理培训，使其兼管职业农民资质认证事宜，也可以建立政府主管、社会经办的专业性职业农民资质认证机构；考评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对农业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形成，并且要采取周期性考试和常态竞争管理，以确保队伍素质。其次，规范职业资格认定程序及管理机制。要完善相关职业资格认证程序的制度建设，并以此为依据制定职业技能鉴定的工作方案；建立职业资格认定的责任管理机制，对不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认证的考评人员严肃问责；建立获得职业资格认证农民的个人信息档案，对其进行动态化管理。
参考文献：
［1］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特征、地位与存在形式［J］.农民科技培训，2013，（11）：10-12.
［2］蒋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几点思考［J］.农业科技培训，2012，（4）：6-8.
［3］李文学.新型职业农民须具有四大特质［J］.农村工作通讯，2012，（7）：35-35.
［4］李志远，李尚红.美国的家庭农场制给予的启示与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J］.经济问题探索，2006，(9):64-68.
［5］杜妍妍，姜长云.发达国家农民培训的特点与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5，（7）：57-58.
［6］李红，王静.日本农民职业教育：现状、特点及启示［J］.中国农业教育，2012，（2）：38-41.
［7］许东风.新西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经验及启示［J］.调研世界，2011，（12）：54-57.
［8］李俏，李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机制与路径［J］.理论导刊，2013，（9）：82-84.
［9］张桃林.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伴随农业现代化发展全过程［J］.农民科技培训，2012，（5）：4-7.
［10］沈红梅，霍有光，张国献，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研究——基于农业现代化视阈［J］.现代经济探讨，2014，（1）：65-69.
［11］许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路径与举措［J］.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2012，（11）：70-73.
［12］孔祥智，徐珍源，史冰清.当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J］.江汉论坛，2009，（5）：13-18.
［13］农业部经管司，经管总站研究课题组.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探［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4）：6-12.
［14］庄红韬.全国家庭农场达87.7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EB/OL］.finance.people. com.cn/n/2013/0604/c1004-21734431.html，2013-06-04/2014-07-16.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已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前不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2010年“三农”工作将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1]。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也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2]。农村城镇化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大力推进，因此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必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也随之产生大量因拆迁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面对失地农民这一群体，以往传统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于缺乏针对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城镇化新形势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使得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失去其应有的效力。很多农民由于思想认识不够，对拆迁与征地这一政府行为理解不够，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抗拒政府拆迁征地相关政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探索，进一步改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使其变得更具针对性和更好地适应当前城镇化新形势下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加强失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新形式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我们必须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在拆迁与征地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层推进，广大失地农民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以往的强硬式拆迁逐渐陷入困境，也同时给基层政治生活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3]。因此，如何从维护基层政治稳定的高度，探讨一条拆迁与征地工作向“柔情拆迁”、“和谐拆迁”转变的新路径显得尤为重要，而“柔情拆迁”、“和谐拆迁”的实现，加强失地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保障。一直以来，拆迁与征地问题都是农村城镇化建设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拆迁与征地工作涉及群众的切身与根本利益，是关系到农村能否长治久安的“民心工程”，也是新一轮农村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而无数拆迁案例表明，思想工作是拆迁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拆迁户在拆迁前后的思想干预与教育是整个拆迁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当前形势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所在。
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也是一个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凸显时期[4]，而失地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这些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随着失地农民这一队伍的日益庞大以及政府“硬式拆迁”步伐的加快，这一矛盾由双方共存逐渐向激烈对抗状态发展，并由此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暴力与自焚抗拆、群访与群体事件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与不合作，这些问题加重了政府行政成本，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滞缓了农村城镇化的脚步，甚至会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提高物质补偿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亟待找到一条把加强失地农民的思想工作与制订合理的补偿政策相结合的路径，才能使城镇化走出当前困境。
二、对当前问题以及背后所暗含的思想根源的阶段性分析
（一）在拆迁与征地之前，一部分农民守旧思想严重，对自家房子和土地有着强烈的依赖心理，“故土难离”和“金窝窝，银窝窝比不上自家的土窝窝”的思想就是其具体体现。同时，由于长期受农本位的封建思想影响，他们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务农是农民的本分，所以很大部分年纪稍长的农民不愿意离开也舍不得转让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也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居住和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乎，这部分农民打心底里很排斥“拆迁干部”的思想工作，对地方政府的种种拆迁政策更是嗤之以鼻。如果政府思想工作不到位，他们很容易转变成拆迁与征地中最顽固的一派，不管政府补偿多么丰厚，拆迁动机多么合理，死活守着那五亩田和三间房不放，甚至拿性命相威胁。还有一部分农户封建迷信思想严重，认为自家的宅基地是一块“风水宝地”，随意拆迁会给子孙后代带来厄运。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的甚至还要求政府安置房的建设位置符合某种“风水标准”，当要求达不到时，就千方百计阻挠拆迁。另外，少部分农民由于其小农思想的立场不坚定性，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拜金思潮”的影响，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追求，缺乏大局意识，投机倒把，把拆迁与征地看成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在与基层政府谈补偿问题时漫天要价，当其过分要求被政府拒绝时，就散播谣言，中伤政府的拆迁征地政策，甚至花钱雇用闲杂人员上街游行示威，借此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些行为损害了政府形象，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阻碍了拆迁与征地工作和城镇化的进程。
（二）在拆迁与征地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得到补偿款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当地耕地和宅基地被政府征用后，许多农户获得几十万至几百万元的补偿金。而他们缺乏商业头脑和市场经济理念，不懂得如何去利用这笔资金。因此，不少农民因征地“暴富”后，开始互相攀比购买家用汽车、高级服装和金银首饰等，其中有些人还参与赌博、地下六合彩和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这种炫富心理与炫耀性消费想象，实则暗藏着返贫隐患。当这笔补偿金被挥霍一空时，又没找到一条合适的致富门路，他们便彻底失去了住所与收入来源而成为社会闲杂人员，也同时成为威胁农村治安与稳定的“不和谐音符”。此外，还有一些农户在拆迁与失地后，由于土地价值差异和地方财政拮据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其所得补偿款偏少。于是这部分农户不知所措，开始变得过分悲观起来，对前途感到迷茫，对“城镇化”信心不足。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劳作了半辈子，除了种田再无其他一技之长，当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时，会本能地产生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如果政府不从思想和就业上加以引导，他们很容易将自身境遇的不利，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和政府的“不力”，进而走上一条长期和政府“对抗”、“专业上访”的道路。而且他们这种悲观的情绪，会降低整个失地农户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对城镇化事业的信心，对整个农村的精神风貌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针对当前问题，加强拆迁与失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可行措施
（一）在拆迁与征地之前，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效地针对当前农村广泛存在的以小农思想为代表的各种不良思潮。1）对于传统守旧思想严重的拆迁户，这一类拆迁户虽然顽固但本性善良，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和以说服教育为主，要以那些在城镇化当中思想觉悟比较高的先进农户为典型进行模范教育，要让他们认识到社区生活与工厂集体劳动相对于单家独户与家庭式耕作的优越性。另外，基层干部可以邀请那些拆迁农户当中的党员积极分子一同上门开展思想工作，要让他们认识到跟着党的政策走是没错的，要让他们放弃过时守旧的思想，要让他们意识到城镇化这一“新事物”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是大势所趋，是先进生产力的进化方向。2）对于那些迷信思想严重的拆迁户，我们在尊重其某些合理的宗教信仰的同时，要大力反对封建迷信，可以联合其家族中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思想开明的年轻人对其进行思想工作。3）对于那些拜金主义思想严重、漫天要价的拆迁户，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与道德法制教育相结合，要让他们懂得利用虚假宣传，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补偿金的行为是违法的，也是要受到国家法律制裁的。对于个别极端分子，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学会运用法律的威慑力量，要让他们清楚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此外，我们可以运用道德舆论的监督力量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他们因漫天要价、骗取政府补偿等行为受到父老乡亲和主流民意的谴责与质问时，自然就会主动放弃那些非分之想，也就会明白城镇化这个“大局”的重要性，对待政府拆迁与征地的工作态度也就会由消极转为积极了。
（二）在拆迁与征地之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停滞不前，要进一步围绕培养进取精神，塑造“城市人格”而展开。一种思想体系的接纳，一种价值观的改造必定是一个长期且曲折的过程。因此对整个拆迁与征地农户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一特定背景下的某一项具体思想政治工作又有其独特的阶段性。所以我们在利用其阶段性对拆迁前后不同思想状态的失地农民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更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连续性，加强拆迁与征地之后的后续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培养进取精神。针对拆迁农户用政府补偿金进行炫耀性消费的现象，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向其宣传科技致富的思想，大力宣扬国家的“三农”政策和“节约型社会”理念，鼓励他们合理投资，尽量选择风险性较小的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炒股、炒房等泡沫经济行业，更不要涉足赌博、“六合彩”和放高利贷等一些违法乱纪的“地下行业”；要让他们对城镇化有信心，有一种敢闯敢创新的精神，一种在城市开辟一片新天地的决心[5]。另一方面，进行人格教育，塑造“城市人格“，重视“精神上的城镇化”。有的拆迁农户虽然住进了小区，进了工厂，但是他们的心还是留在农村，没有社区理念，缺乏城市人格。所以，我们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也要跟着转变角色，可以试着把大城市的先进社区文化引进来，使拆迁农户摒弃原来在农村那套“家庭与宗族至上的封建观念”，并主动融入到社区大家庭当中去，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在创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由拆迁农户到城市新居民的转变。
（三）基层政府党政干部作为推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群体，更要重视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打造一支针对失地农民的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一方面，培养服务意识，尊重失地农民的城镇化主体地位[6]。拆迁与征地工作中政府与拆迁农户的种种矛盾都是干群关系疏远的直接反映。所以基层干部在开展拆迁户的思想工作时，要时刻谨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一员，要把拆迁与征地工作看成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大好机会。比如有的地方乡政府定期举办“拆迁小组专训班”，着重培养拆迁人员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只要服务意识加强了，干群关系理顺了，拆迁户把党和政府当成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就会更加积极地配合工作，甚至不需要干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也会自己主动拆迁。另一方面，强化廉政意识，杜绝拆迁与征地中的腐败行为。拆迁与征地往往涉及政府公共权力与民间资本的密切交流，因此一直是腐败问题的“高发之地”。拆迁与失地农户为了公共利益和顾全城镇化的大局，本来就对自身利益做出了一些暂时性的牺牲。基层干部在拆迁与征地中的腐败行为，将直接导致干群关系高度紧张以及农户对政府拆迁与征地工作的强烈对抗。针对这一情况，基层政府可以对拆迁与征地相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开展“拆迁征地廉政集训班”，利用拆迁与征地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对他们工作中可能滋生腐败的环节“打预防针”。
参考文献：
[1]段羡菊.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j].半月谈，2010,3:4-6.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8):01.
[3]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8-27.
[4]石云霞,陈曙光.如何做好返乡农民工思想政治工作[j].政工研究动态,2009,4:17-19.
[5]魏津生,盛朗.中国流动人口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摘要：农民是我国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这一群体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面对新的历史时期、新情况，我们如何加强他们的思想素质教育是一项赋有现实意义的命题。本文对当前新时期农民工的社会特征进行了归纳，进而就加强思想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展开了阐述，最后就实现的途径做出了相应的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历史条件；农民；思想素质教育；
农民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主要构成部分，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时代的变迁，当前我国“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情况也悄然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根据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并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成为当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兼有农民工和新时代青年的双重身份，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为此，在新事情要如何加强农民工的思想素质教育，就需要我们要把握和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现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思想素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特征
首先，所占农民工比重增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其次，年龄构成较小。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的道路。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第三是受教育程度较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第四，成长经历相对简单。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一毕业就到城市打工，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第五是婚姻家庭因素较少。有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
二、加强新时期农民工思想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面对新的历史时期，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新鲜血液，加强这些年轻群体的思想素质教育，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建设现代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首先，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素质教育工作是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内在要求。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只有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更少痛苦地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再社会化，才能有序地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要充分认识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提升其自身综合素质，减少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冲突产生的焦虑感，加快融入现代社会，提高其主体意识和社会归属感，降低对城市现代化的不适应感。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面对着陌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由于其群体特征，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规范约束力相对较低，最容易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中迷失自我，从而采取一些不道德乃至非法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素质教育，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规范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而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二）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做好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思想素质教育，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他们到城市务工，获得了大量工资性收入，为增加农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城乡之间的“流动”和市场经济的熏陶，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掌握了技术，更新了生活观念，提高了经营水平，改变了思维方式。把自己在城市学到的这些新知识、新理念带到农村欠发达地区，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了新鲜空气，直接支援了新农村建设。这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无疑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三）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价值的实现，促进其自身健康全面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往往以他们的善良和纯朴赢得城市人的尊重，既创造了社会财富，也彰显了其自身价值，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他们自身的健康全面发展。从前文分析可知，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在务工期间还要解决诸如婚姻、恋爱、家庭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他们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其生存压力比较大。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积极引导和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恋观，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自我和社会，提高其社会心理适应能力，促进其自身健康全面发展。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素质教育的现实途径
（一）积极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条件
首先，要深化“农民工体制”改革。“农民工体制”改革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各级政府必须不断深化“农民工体制”改革，解除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制度性藩篱：把建立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首要之务，变户籍身份功能为统计功能，转静态化户籍管理为动态化户籍管理；加快户籍制度与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相剥离，进而户籍制度背后所涉的一切利益与特权，还户籍制度中立性质；促进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领域配套改革与户籍改革齐头并进、彼此呼应，使“农民工体制”改革这一系统工程内部各要素良性互动；积极探索户籍改革新途径；此外，“农民工体制”改革应遵循发展规律和坚持循序渐进、促进农民工有序社会流动为基本原则，避免“休克式疗法”引发城市管理混乱和政府财政能力超支。
其次，要改善城市生存环境。要扎实推进城市生存环境优化，寓人文关怀于日常管理和教育中，营造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①加强社会舆论引导。要培育传媒公平观，杜绝新闻报道中阶层偏见现象，引导民众以客观、公正的心态对待农民工；传媒要善于聚焦、要“关注他们的生活，道出他们的心声，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养料”。②优化企业教育管理方式。企业要改变以管代教、家长权威式的管理方式，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注重预防和治疗职业病和心理疾病；要消除同工异酬、拖欠、克扣薪资等现象，尊重农民工应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企业要重视与政府衔接与协作，建立制度化、常规化、机制化的就业、再就业培训体系。③改善社区生活环境。④重视社会交往环境建设。如市民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日常交往中应力戒歧视和偏见，在城市定期开展市民与农民工节假日联谊会、星级家庭评选、身心健康讲座等活动，使两群体之间情感上包容、思想上信任、观念上认同、认识上共进、行为上互助。
（二）积极完善思想素质教育工作体系
首先，要正确定位思想素质教育的主体。只有教育主体定位清晰了，才能使思想素质教育工作有明确的承担者和实施者，才能填补体制管辖的“空当”。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素质教育主体应定位于有“各级各类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企业、所属的生活社区、参加的技能培训机构以及由社会志愿者加入组成的志愿组织等。因为这些组织和团体与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关系较为紧密，能有效弥补政府管理和服务不及的微观领域，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且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多元、分散性，必须设立一个统一的负总责的专门机构，并建立各主体责任分担机制，以防责任不清影响思想素质教育工作的成效。
其次，要积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仅包括普通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还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困境、实际需求和时代特点，增加其特定内容(如与农民工相关的法律知识和理性维权能力培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婚恋问题调适教育、义利观引导教育、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教育、人际关系教育等)。另一方面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层次性以及同一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应做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合。
第三，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应加快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步伐，促使其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坚持动态性管理和发展性教育相促进；各级政府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协调城乡、工农关系的战略高度切实做好农民工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尽量避免宣传、说教等居高临下的工作方式和“你打我通”教育模式，重视加强教育主客体之间互动，充分尊重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平等性和差异性；要善于利用管理、文化、现代传媒、活动等载体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渗透力；要特别重视自我教育法运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强化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增强自身人力资本，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要在单位、社区设置必要的心理咨询室，在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开辟专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咨询热线，及时解决其心理问题；要充分发挥农民工党团组织、农民工工会、非盈利性志愿组织等群团组织的桥梁作用，畅通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血肉联系。
最后，建设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队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凸显的身份双重性、生活边缘性、意识现代性等复杂特征，应力求改变教育队伍参差不齐的现状，建立一支知识结构合理、政治素质过硬、德才兼备、富有时代特色专兼结合的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只有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方向，培养合格的“四有”新人；而注意吸纳社会学家、心理工作者、法律专家等充实到兼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能有效辅助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寻找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薄弱环节的突破口或着力点，能“弥补由于农民工流动性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缺口，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定期工作机制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 产业转移 就业能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由农业化社会发展成为工业化社会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趋向。现有研究成果的共同特征是只注重影响劳动力转移的趋向性选择及其相关的外在因素，而忽视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特别是教育水平，就业能力的研究。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以供商榷。
一、刘易斯的劳动力产业转移模型的主要缺陷
发展经济学的人物之一刘易斯1954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的国家会普遍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取向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化，由此形成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进行转移的流动性模型。模型的前提条件是经济被分成了农业和工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图1中，横轴代表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工业部门不同资本特征下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K1＞K2＞K3，w是工业部门的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之前，劳动者的工资是固定的。在一定资本特征下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工资时，劳动力转移停止，资本越大，企业获得的利润就越大，经济就会出现高速发展。随着资本的增加，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向右移动，这样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一直会继续下去，直到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纳。刘易斯模型的核心是部门之间生产力不同造成收入的差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该模型只强调了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也没有研究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通道。
图l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与劳动力数量变化图
二、针对刘易斯经典模型的再思考
经典模型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的途径，已有的与经典模型相关联的研究则更多地注重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外在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两大层次的研究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研究主题的基础，但其共同特征是：二者都忽视对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的研究。
(一)农村劳动力能否实现根本性的产业转移取决于其就业能力
经典模型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途径，但深入思考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应该仅仅是空间上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职业身份的转变。改变农民工身份的措施当然可以首先通过撤除一些传统的对农民进行身份鉴别、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例如取消传统的户籍制度，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身份证制度等，但单纯用撤除篱笆墙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能力问题，因此，制度的解除可以暂时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但只有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才决定着能否永久性地解决农民工的身份。
(二)现代社会，农民转移的就业能力取决于受职业教育程度
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暗含的假定――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工业部门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同质的、无差别的，能快速实现转移。
据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亿，其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有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有0.13％，接受过短期培训的为20％，三者总计只有23.53％，而其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占76.47％。这表明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其文化水平和技能偏低，大多数不具备专业技能，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层次。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其途径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长远的对策是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关键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要想转入非农产业，就必须在文化教育和生产技能两个方面满足非农产业部门的要求。由此，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内因，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体力型转移形成供求矛盾，其根源在于农民教育和技能的不足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背井离乡，以廉价劳动力的身份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在建筑、运输等部门干体力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体力型的转移。
加入WTO后，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东南沿海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中部崛起、CEPA协议、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合作等因素，促使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用工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两种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是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二是民工短缺、技术工人紧缺现象客观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文化素质低，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活儿干的民工。
一方面是企业对较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在增加，另一方面在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却有大量的民工找不到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及其掌握的技能都是进人某一个阶层或从事某种职业的先决条件。布劳和邓肯通过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因素，首推其受教育程度，路径系数为0.39。这可以将受教育程度看作为一种“筛选机制”，既具有“敲门砖”的作用。受教育程度的这种“敲门砖”作用，对于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二)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就业能力影响的理论分析模型
一个受教育层次有限的人往往很难加入另一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大规模的劳动力的涌入造成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导致收入进一步恶化，讨价还价能力进一步降低。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下面用工业和农业边际生产力曲线说明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系。纵轴分别代表了工业产出和农业产出，横轴代表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这里采用了二元结构的分法，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农村和城市结构仍然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特征，城市的市场经济与乡村的自然经济并存。图2中的曲线分别表示工业产出的需求曲线即边际生产力曲线和农业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其中，工业部门三条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工资水平下的生产力曲线，反映着职业的差别和收入的差别，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普遍较低，因此，他们只能面对K=1的工业部门的需求曲线，多余的劳动力不停地向工业部门转移直到L1点为止。在L1
点，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和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劳动力转移达到平衡。
由于职业技能的限制，劳动力的转移只能停留在低收入的劳动力市场上，这对于农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要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的训练。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以后，他们就能够面对K=2的需求曲线，这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从O1L1增加到O1L2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从O2L3减少到O2L2，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L1L2。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象征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需求曲线逐渐向外移动，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少，转移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提高职业教育水平既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力流动到适合的岗位也可以增加其收入。这就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图2工业和农业边际生产力曲线与劳动力数量变化图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根本举措在于发展职业教育
(一)高层政府补贴方式下的多元化办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充分就业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宏观经济职能，职业教育属于混合性公共商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扭转我国多年的歧农政策、促进农民通过就业摆脱贫困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我国具有十分突出的公平效果，并成为效率和公平实现统一协调、而非相互矛盾的双赢机制。按现代政府分权理论，涉及宏观和公平的事务理应由高层级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在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农村的职业教育。有效的制度安排应提高私人投资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由中央和省级高层级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财政补贴，走多元化办学的道路。同时，力促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协调组织多方力量，有所侧重地抓好农村职业教育及其相关的配套工作，通过职业教育真正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基础。
(二)实行准入制度
大批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难以保持可持续性。实行严格的就业准人制度有利于引导农民接受职业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构筑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蓄水池，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供给。为此，一是抓好职业准入的落实；二是抓好年龄准入的落实。实行“准入”制度绝对不是歧视农村劳动力，相反，而是要通过这种“准入”来引导农村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从动力机制上改变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态度，从主客两个方面营造容纳和调节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青少年是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只有增加对他们的人力资本投入，才能满足以知识和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同时，青少年过早地参加劳动，既加剧了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又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犹如建造一个容纳和调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它既可延缓新生劳动力进入市场，缓解就业压力，又能够提高进城青年农民的素质，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由无序流动到有效转移，减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失业又重新回流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法国；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历史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学术界扑面而来，国别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外现代化理论的引进和本土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世界史的作品不断涌现。对于法国的研究虽不象英、美、日等国的研究那样炙手可热，但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法国和我国都是农业大国，法国现代化是一种内生型现代化模式，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法国这种现代化模式，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的法国史学工作者在1978年成立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统一规划和组织法国史的研究工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法国史研究人员，其优秀成果已被世界史学界同仁所承认。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题材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在现代化研究方面，马生祥，端木正，陈崇武、楼均信等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择其要者，在专著方面，如马生祥教授的《法国现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大革命与现代化：1789----1830年的法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端木美、周以光、张丽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沈坚的《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家宝《法国人口与现代化》（200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端木美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张丽和冯棠的《法国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等。在论文方面如陈崇武《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1期）和《法国政治现代化开端的一项重要举措---大革命头两年（1789—179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马生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教育现代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张丽《现代化冲击下的法国教育》（《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张小荣《近代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研究》（《大同高专学报》1996年9月第3期）、钏佑洁和钟小川《法国百年教育现代化特征》（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张庆海《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郭胜利《关于近代法国现代化模式的思考》（《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楼均信《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4月第2期）、洪波《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与十九世纪政治现代化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程佩璇《近代法国政治现代化曲折进程的进步性和保守性》（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2月第6期）和《论农民在法国近代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角色的转变》（《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3期）、张小荣和米海《论贵族“沙龙”文化对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的影响》（《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12月第4期）等。除此之外，还翻译了许多国外关于法国现代化研究的代表作，为推动我国的法国现代化进程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在以上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法国现代化模式及其评价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及经济学界有些学者提出，在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中，除列宁所指的普鲁士及美国式道路外，还存在第三条道路，即法国式道路。如陈崇武在《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就提出是否还“存在着一条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法国式道路呢”？张庆海在其论文《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中指出法国农业近代化历程属于美国式道路，只是与美国农业近代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西方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法国的工业化由于没有像英国、德国、美国等国那样出现明显的“起飞”阶段，法国经济的增长又给人一种相当“缓慢”的印象。因此过去一提到法国工业化往往冠之以“落后”“水平低”“缓慢”等评价，相对于英国的工业化而言，法国的工业化道路则被当作失败的典型。不过近十几年来，一些从事法国工业化研究的学者，在新的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工业化，对法国工业化失败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由沈坚撰写的专著《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采用了目前最新的工业化理论，通过对法国工业化道路全面分析，总结了法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对“法国是工业化失败的典型”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新论》一书共20余万字，除绪论部分，正文分9章。作者首先从理论入手，介绍了二战后世界工业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些新的发展：即在讨论各国工业化的道路时，不仅强调共性，同时更强调个性；强调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各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构成工业化的各因素的表现形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力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道路必然也会有所不同。总结出法国工业化的九点特征，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法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一个特殊的典型，而不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另外，马生祥教授的《法国现代化》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对法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全面扫描的专著。从工农业发展到改造，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从政党制度到人的认知，从城市崛起到人口转变。现代化研究的六大领域即经济现化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比较现代化，该书都有涉足。著名学者庞卓恒先生称“《法国现代化》是我国学术著作中全面阐述法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第一部专著”。①
二、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研究：国内研究近代法国经济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和早期工业化的英国，或者后期的美国和德国相比，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然而，对于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研究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攀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书中认为小农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是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内的学者在对此观点认可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其它的原因，如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中认为对于近代法国社会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小企业的长期存在这种事实，不能采取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这种从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小农经济就成了阻碍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因素。”张小荣的《近代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研究》中也认为发展缓慢除小农经济的原因外，另外又总结出三点：一是法国贵族的“沙龙”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农业社会为主的封闭式，超稳定型的社会结构和小生产者的心理状态是阻碍近代法国迅速发展的非经济性因素；二是家庭企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使企业的资金少、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加之企业主的保守怎么狭隘缺乏昌险、创新精神，使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在生产发展缓慢；三是重视理论科学研究，忽视应用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脱离，人口的缓慢增长，降低了国内的需求压力，使工业缺乏劳动力的现象更加严重。同时在他另外的文章专门指出法国的“沙龙”文化使得资产阶级贵族化，使得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法国科技教育制度僵化，缺乏大量的科技应用人才。
三、关于法国现代化起点及政治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国内一些学者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法国现代化的起点，而丁建弘则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现代社会的某些要素在旧制度中业已存在，现代化的进程也早于大革命而开始起步，……”“法国大革命首先是现代化的产物。②”对于法国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最为突出的是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该书28万字，内容涉及宪法、政体形式、议会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公民权利等到各个方面，清晰呈现了法国从大革命至第五共和国两个世纪的政治制度变迁史。同时在他另外的著作《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现代化》和《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与十九世纪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论文中，都认为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现代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他说“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民主化，……法国大革命是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它加速了政治管理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的进程，为政治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楼均信《法国大革命反思》一文，在革命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也认为大革命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新典型，它提出了建立现代国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推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进程。陈崇武的《法国政治现代化开端的一项重要举措---大革命头两年（1789—1791）》，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法国大革命加以阐述和剖析，文中说法国大革命头两年的区域划分与行政改革是法国政治同代化开端的一项重要举措。文章最后还指出：法国今天的区域划分和行政组织基本上承袭了大革命时代所开创的区划和行政组织，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革命的头两年的区划和行政改革决不会有今天法国政治制度现代化。马生祥的《大革命与现代化》一书从现代化的大视野出发，研究大革命在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将大革命的终止时间定为1830年七月革命，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另外郭华榕的《法国政治制度史》，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资料翔实、论述有力，不仅反应了法国政治制度历史的全貌，而且突显了法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四、关于农村转型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农民如何成为现代人，这是任何一个农业大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都必须跨越的关隘。特别是目前中国也处在这一转型期，透视法国这一历史性巨变，以及法国农民与法国政治现代化这一内在的关联将会给人们以丰富的启迪，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具有很高的现实昭示意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矿区的流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因国民经济结构变化而引起劳动力配置改变造成的人口大变迁”。③这是王章辉、黄柯可等学者在其专著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下的定义，指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值得肯定的进步潮流。该书通过英、法、德、美等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轨迹，总结出四点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并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城市化和解决城市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中央和地方当局在此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肯定了国家的社会调控作用。许平的《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本书对农村社会转型的考察，不仅注意到经济结构、人口生态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变革异化，更注意对农民、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变化的探求。文中指出：法国的经验表明，在政治革命后，彻底建立解决农民问题的最基本的途径不是政治的暴力手段，而是经济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端木美的《农村劳动力流向与法国的现代化》回顾了从19世纪中叶起至20世纪初法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阐述了在一战后劳动力迅速转移的三个原因即战争的摧残、生产的发展及城市化的吸引，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流向，进而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法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在促使传统农村逐步衰落的同时，也正好顺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是法国在20世纪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程佩璇发表的《论农民在法国近代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角色的转变》论文，也探讨了此问题。
五、文化教育、社会和人的现代化方面：端木美《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一书从“现代化与人”为切入点，对农民、妇女以及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了大革命以来200年间法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的作用及教育的作用。《法国人口与现代化》主要论述自19世纪以来，法国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王家宝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法国的人口一直表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不相适应。书中还对“马尔萨斯主义”进行了评论，认为“马尔萨斯主义”对人满的第三世界来说不无合理之处，但对于法国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而言则毫无必要。钏佑洁和钟小川写的论文《法国百年教育现代化特征》探讨了法国资产阶段大革命至一战前近一百年的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并着重从教育法制和课程变革两个方面，分析在此进程中其教育现代化有着明显的反复性和激进性的特征。马生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教育现代化》中指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是法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实现了教育的世俗化、普及了初等教育、抛弃了初等与中等教育的双轨制，建立了统一的、梯式的现代教育体系，初步实现了教育现代化。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推进我县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现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对我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我县职业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能力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明显增强，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县职业教育还不能适应建设和谐、文明、开放、富裕新的需要，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增强发展竞争力的有效措施；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举措；是促进社会就业的有力手段；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是优化教育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抓就业、抓扶贫、抓投资环境、抓社会和谐稳定、抓产业竞争力、抓发展后劲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在巩固提高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大工作力度，推进我县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服务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和造就大批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重任，努力构建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紧密衔接，办学机制灵活，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
（二）重点目标
一是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扩大职教中心、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的招生规模。年我县中等职业学校招生1500人，力争使中等职业教育同普通高中教育的招生比例达到1：1；到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高于普通高中在校生。扩大职教中心和县高级职业中学的招生人数和在校生规模，到年在校生人数达到5000人以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以上；加快县职教中心实训基地建设，建设具有教育、培训、职业技能鉴定与技术服务、产品生产与服务等多种功能的专业实训基地；整合教育资源，围绕我县主导产业、结合县域经济特点，以行业、企业为依托，广泛开展校企合作，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做大、做优、做强我县职业教育。职教中心力争早日跨入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行列，把我县职业学校真正办成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
二是以成人学校为基地，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年，每年完成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超过40000人次。重点抓好农业产业化培训和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结合“两红一白”县域经济特点，重点围绕果树管理、奶牛养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围绕我县的主导产业及省、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区主导产业培训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实现我县农村劳动力的有序、高效转移，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积极创建省、市示范性成人学校；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使乡镇成人学校成为提高广大农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阵地；成为传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心；营造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良好氛围，培育一批新型农民，解决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难点问题，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一个较大提高。
（三）主要任务
实施“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围绕我县主导产业，重点培养纺织服装、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果树管理、畜牧兽医、奶牛养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专业紧缺技能型人才。
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以建筑、餐饮、家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重点，对农村劳动力开展订单培训。
实施“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进一步强化“三教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统筹管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和教育培训，启动“每村一名中专农业技术员、动物防疫员培养计划”。
实施“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在企业中建立工学结合的职工教育和培训体系，面向在职职工开展普遍、持续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
三、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开展“双师型”教师和转型教师培训，利用五年时间，全县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轮训一遍。以培养专业学科带头人和职业教育“名师”为重点，组织教师参加国家级和省级教师培训。到年，“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60%以上。建立专业课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及时接受相关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培训，专业教师每两年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至少两个月。制定和完善职业教育兼职教师聘用政策，鼓励向企业、社会聘请专家、高级技师、工程师等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担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改进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准许职业学校专职教师申报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二）加强职教中心建设。要统筹规划我县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调整优化教育结构，“十一五”期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要确定—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加强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及退役士兵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对接受一年教育的颁发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证书。集中力量办好职教中心，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的规模，提高职教中心的辐射和带动能力，真正办成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与推广的重要基地。根据我县和周边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加强城乡、区域、行业、企业、学校之间的全方位合作，设立特色骨干专业，以行业、企业为依托，组建我县职业教育集团，促进资源的集成和共享。县职教中心，要达到占地面积150亩以上、在校生规模4000人以上、实训设备价值500万元以上的标准；—年，县职教中心要达到省级重点职业学校。
（三）加强实训基地和特色专业建设。职业学校实训基地是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重点工作，要加大财力支持力度，并积极争取国家、省财政支持。教育部门要统筹职业学校专业设置，重点围绕1—2个独具特色的精品专业建设好实训基地，切实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优质的校内实习、实训场所。
（四）加强乡镇成人学校建设。建立健全以县职教中心为龙头，以农业广播学校、乡镇成人学校为基础，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网的作用，开放灵活的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农业、科技、教育、文体、扶贫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大力推进农科教统筹，建成一批县、乡镇“农科教结合示范基地”。每个乡镇重点办好一所乡镇成人学校，完善和健全由乡镇主要领导为主任的校务委员会；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专兼职教师按当地总人口万分之二的比例配备。村成人学校可与村小学一校挂两牌，日校办夜校或开设周末学校。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现代化教学设备手段等方面，重点扶持几所基础较好的乡镇成人学校，建设示范性成人学校，以点带面，推动我县成人学校的快速发展。
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城乡规划、项目建设等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同步实施。乡镇成人学校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信息档案和急需技术档案，建立培训、就业指导和跟踪服务为一体的转移培训机制。加大“阳光工程”培训投入力度，逐步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贴标准。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有一定的比例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在安排使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要有一部分用于各类培训机构建设；要重点扶持为农村劳动力培训服务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四、改革、推进职业教育的主要措施
（一）深化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全县的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成人中专。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产权明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办学体制，鼓励公办职业学校吸纳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实行“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私人办学”等多元化办学机制。
（二）改革办学观念。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实行校企结合、校厂一体的办学模式。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鼓励和支持职业学校与外地职业学校合作办学，走校校合作的道路，积极借鉴外地职业学校的先进办学经验；改革专业设置，增加社会热门和就业形势好的专业，为学生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建设职教中心实训基地，提高职教中心的教育、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水平。以提高学生技能水平为核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远程教育与实践基地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以学分制、选修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鼓励职业学校与企业、行业合作办学，大力推行“双元制”、“引企入校”、“前校后厂”等模式，推进生产教学一体化。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教育、劳动保障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大力推进企业与学校的密切合作，找准双方利益共同点，建立校企互惠机制，实现合作共赢。职教中心在通过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评估验收后，要创造条件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依照国家职业标准开展面向毕业生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教育、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尽快建立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互认机制，国家级、省级重点职业学校的骨干专业，经劳动保障、教育部门评估认定后，毕业生可免考获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中级职业技能鉴定时，免除理论考核，只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并给予相应的减免费用优惠。
（四）创新职业学校德育工作。职业学校要加强德育工作，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确立“能力为本，德育为主”的新理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措施，加强对学生以诚信、敬业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确定职业教育德育工作基地，选聘一批劳动模范、技术能手为德育辅导员。建立全体教师参与、面向全体学生的德育工作机制，使教学过程与育人过程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五）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进以人事分配制度为重点的学校内部改革，编办会同教育、人事、劳动等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机构编制和教职工编制标准及编制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人员聘用制度。逐步实现编制的动态管理、定期调整，实行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用人办法，不断优化中等职业学校人力资源配置，使教师配备适应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形成吸引人才、稳定人才、合理流动的良性机制。
（六）发挥行业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作用。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积极开展本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制订教育培训规划，组织和指导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有条件的企业和行业组织要利用资源、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举办职业教育，强化自主培训功能，加强对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转岗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的培训。企业职工培训坚持以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为主要形式，调动和激发一线职工学习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发挥高技能人才在传授技艺、传播技能方面的作用，在企业开展“拜师学艺”和“名师带徒”活动。企业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都要按规定比例安排资金用于职工技术培训。
依托职业学校建立中小企业职工培训基地，教育、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中小企业职工培训基地的规划、指导、服务，加大对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对企业投资举办职业学校达到一定规模的，财政可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对自身没有能力开展职工培训，以及未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企业，县政府可依法对其职工培训经费实施统筹。
（七）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规定，确保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逐步增长。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支出，不能低于本地普通高中的经费标准。县财政要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主要用于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等，改进投入方式，建立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制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按照每人每年1元的标准安排成人教育经费，统筹用于乡镇成人学校建设。各有关部门要依法督促职业学校举办者足额拨付教育经费。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职业学校学生学费。
（八）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学校经批准征用的耕地，用于教学用房、实验室、操场、图书馆、办公室及师生员工食堂宿舍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职业学校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对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各类职业教育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凡与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签订三年以上期限合作协议的企业，支付给学生实习期间的报酬，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对职业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职业学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职业学校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九）减免基础设施建设规费。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使用规划时，要把职业学校建设和发展纳入其中，充分考虑县职业教育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为职业学校发展留有必要空间。依法保障职业学校建设用地，在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时，优先保障职业学校建设用地需求。经批准建立或筹建的职业学校基本建设项目，可免收或减半征收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散装水泥专项基金、征地管理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和河道管理费等，具体减免标准由有关部门确定；基本建设项目在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应及时予以核准，并免征基本建设施工排污费；免征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宿舍楼、食堂等建设工程的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十）严格落实就业准入制度。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落实就业准入制度。用人单位招聘信息时，必须注明职业资格要求，招录职工首先从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择优录用。凡属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职业学校学历证书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属于一般职业（工种），必须优先录用取得职业院校学历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人员，也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就业准入制度执行情况的监察，对于违反国家就业准入制度的用人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五、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一）强化政府统筹力度。要把加快职业教育作为“一把手”工程，乡镇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纳入目标管理，建立责任制。县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要切实加强对全县职业教育的领导和统筹协调，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教育局负责全县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发展改革局负责研究制定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支持建设一批骨干实训基地。财政局负责落实好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职业学校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推动职业教育和就业的结合，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鉴定、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学校职业资格认证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实施办法，落实就业准入制度；加强技工学校建设。把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纳入全县“十一五”人才发展规划，研究制定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政策措施；研究制定深化职业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办法和措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为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指导和优质服务。县编办负责适时核定公办职业学校教师编制，并根据学校需求及时予以调整。物价局负责对中等职业学校收费项目标准实行备案和《收费许可证》管理。农业局负责继续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大力实施科技培训，建设农民科技书屋。扶贫办负责组织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工作。建设、国土资源、税务等部门负责落实国家及地方政府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减免基础设施建设规费，确保职业学校在建设上与普通高中同等对待。建立职业教育工作定期巡视检查制度，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督导检查。建立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年度通报制度，接受人大、政协及全社会的监督和指导。
（二）提高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津贴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凭能力和业绩确定收入、分配和待遇的机制，鼓励企业在关键岗位、关键工序设立“首席工人”、“首席技师”，对贡献突出的高技能人才实行股权和期权激励。进一步推行技师、高级技师聘任制度，根据考评结合、评聘分开的原则，落实技师津贴，被聘用的技师、高级技师分别享受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同等待遇。
（三）建立和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支撑体系。认真做好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全面加强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教育、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充分利用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和网络就业市场，为职业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就业供求信息提供服务。各职业学校要加强和改进毕业生就业指导教育，积极提供就业信息，做好就业服务。实行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情况统计报告和定期公示制度，将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情况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建立纵向联接国家、省、市、县技能人才服务机构，横向联接技能人才培训、实习、鉴定、推荐、使用等多部门、多单位服务体系，形成协调统一、城乡结合、网络通畅、信息共享的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格局。
（四）健全和完善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国家建立了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制度，县财政局要按照国家关于“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共同承担”的政策，认真落实好应负担的资金，并将此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教育、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要加强对资助资金落实及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督。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农村人力资本的巨大提升，而职业教育在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加快农村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经济发展、开发和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需要针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区域性特征，发挥区域职业技术院校的技术与服务优势，构建农村职业培训体系，开发创新农村培训内容，开展灵活丰富的农村培训形式，以有针对性、灵活性、长效性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和运行机制来促进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职业教育；人力资本；运行机制
一、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国家“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它的总体要求是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素质就必须依托教育事业，尤其是针对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为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各地要深入开展“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农民教育科技培训体系。”浙江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农村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明确了全省农业发展要遵循现代化、集约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同时提出了绿色、环保、高效以及城乡一体化供应链，城乡资源共享的目标。对此，只有通过对农村与农民进行系统的职业教育，认真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才能顺利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二、当前新农村建设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第一，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农民素质的提升在内涵上就是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就是通过对生产者进行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最终体现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劳动和身体素质的总和。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其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农民职业教育就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是对农村劳动力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帮助农村劳动力有效地向非农行业转移，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有助于农村留守劳动力掌握新技能，接受新观念，实现人力资本的自我增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是指通过将现代工业、科技和科学管理的先进生产力应用于农业和农村，使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包括农业装备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管理现代化和农民科学素养提升等，使农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指向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和谐、全面、科学发展的社区，因此，无论是现代农业技术还是现代农业管理方法和科学文化素养，都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职业教育来帮助农民掌握技术，学会管理经营，提高自身素养，从整体提升的角度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建设。
第三，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民的职业素养。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作为一种新型的古老职业，职业农民不仅需要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素质，还需要具备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业科学文化等知识和能力。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职业农民的素养与能力只有通过长期有效的职业教育才能达到。
三、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成效的主要原因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农村职业教育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原因，农村职业教育成效不是非常显著，农村职业教育尚未形成良好的运转体系，在职业农民的培养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捋清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才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
第一，职业教育培训内容脱离实际，培训方式缺少灵活性。目前，浙江省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众多，有多部门、多主体参与，培训内容涵盖农业科技、农产品营销、农村开发等，但是各类教育培训由于缺乏针对农民培训的需求调查，或者对参与培训农民的认知水平估计过高，在培训中往往出现培训内容陈旧或者理论性过强，实践性不足的问题。同时，农业生产有季节性特点，农忙时节是农民劳作繁忙的时候，培训时间不能与之冲突，而农闲时节培训方式往往以集中授课和室内授课为主，不能让农民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缺乏灵活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2]
第二，农民主动学习意愿缺乏，人力资本提升意识不足。囿于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部分农民认为培训完全没有必要，只是在浪费时间与精力。农民看到的更多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出，对于看不见即期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往往视而不见。因此，着眼于新农村建设的职业农民培养，必须首先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意识，以农场主、农业技术能人、农村干部、农民合作社为主，以可见收益来带动更多的农民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农民的主动参加职业培训意愿。[3]
第三，农村职业教育部门各自为政，协同发展机制失灵。根据国家农业部相关精神，农村职业教育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等多方面主体广泛参与。这些参与部门和主体本应该通力合作，协调发展，但事实上，很多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如农委部门负责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培训，劳动部门负责农民技术技能、就业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培训，各部门的协调程度不够，导致培训内容重复，培训资源浪费。职业技术院校以承接服务的形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往往因为上述原因而达不到良好的效果。[3]
四、构建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职业教育模式和运行机制
地方高职院校在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仅肩负着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目标，而且要充分运用农业新技术帮助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培养职业农民，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地方高职院校可以根据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建设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健全职业教育模式，丰富职业教育手段，完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以服务意识和市场化原则推进各项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
第一，构建以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特点是“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这是由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特征决定的，因此，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应考虑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通过教育培训使他们达到新型职业农民的能力素质要求；对经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如农业工人、农业雇员、农村信息员、农村经纪人等，要开展常规性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及时了解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使之更好地承担相关责任和义务。对于有志于完成学历提升等职业农民，高职院校可以开展相关专业的学历教育，学员只要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任务，获取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历资格。同时，高职院校也可以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专门开设相关专业，定向培养职业农民，这不仅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一种高阶形式，而且是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本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构建以网络教学和现场培训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运行机制。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网络教学以其参与性、互动性、移动化等特点可以方便农民随时随地参加培训，并以其在线互动性等特点可以帮助农民与专家学者及时建立联系，回答相关农业疑问，同时也方便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学习。随着互联网技术等普及应用，网络教学会成为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的重要形式。其次，要大力开展现场培训。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的目的在于帮助农民学习新知识，应用新技术，只有坐而论道的课堂教学和理论学习难以达到良好的教育培训效果，农民更喜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田间课堂”和现场培训，因此要动员农民积极性，顺应务农农民的学习规律，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在农村田间地头，授课教师现场讲解示范，农民进行实际操作训练，授课教师可以及时回答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构建以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内容体系。首先，实行有针对性的农村职业技能系统内容培训。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来源于农村及职业农民的具体需求，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按照不同产业特征安排生产经营型职业教育，按照不同专业工种安排专业技能型职业培训，按照不同岗位要求安排社会服务型职业培训，减少概述性、理论性的普及性培训比重。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要按照产业特点培养农业经营者的市场意识、合作化组织管理、农业市场经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农产品物流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按照工种特点培养职业农民的农业实用技术、农业机械化设备使用、农作物新品种的种植与培育、农业生产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知识与素养；在社会服务方面，要按照岗位特征开展服务意识、服务能力、从业资格、服务产业章程等方面的培训。其次，开展农民文化素养的系统内容培训。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涵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的美体现在农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因此，要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顺利转变，离不开对农民进行系统的文化素养培训。可以通过组织各类职业教育活动，让农民在技能培训过程中提升科学人文素养，也可以通过倡导孝亲爱亲、文明礼仪、移风易俗等活动，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风气。此外，还应该对农民进行健康知识和传统文化的讲解与传播，以良好的保健知识强健体魄，以深厚的传统文化武装头脑，提高自身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贾海刚.城镇化背景下基层农村职业教育的模式构建[J].继续教育研究，2015（8）：29-32.
[2]杨燕，刘维俭，马建富.从职业教育角度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农民人力资本提升[J].教育与职业,2015（17）：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