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09:33: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畜牧市场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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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Nordhaus，W.D.Economic aspects of global warming in a post-Copenhagen environment[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0，107（26）：11721-11726.
[30]Duraiappah，A.K.Formulating and Solving Nonlinear Integrated Ecological-Economic Models Using GAMS[J].Computational Economics，2001，18（2）：193-215.
[31]von Below，D.，Persson，T.Uncertainty，Climate Change and the Global Economy[J].NBER Working Papers 14426，2008.
[32]Weitzman，M.L.On 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conomics of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9，91（1）：1-19.
[33]Olmstead，S.M，Stavins，R.N.An International Policy Architecture for the Post-Kyoto Er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2）：35-38.
[34]Pindyck，R.S.Uncertain Outcomes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J].NBER Working Papers：15259，2009.
[35]Nordhaus，W.D.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7，45（3）：686-702.
[36]Weitzman，M.L.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7，45（3）：703-724.
[37]Anthoff，D.，Tol，R.S J.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Balanced Growth Equivalent：An Application of FUND[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9，43（3）：351-367.
[38]Barrett，S.Climate Treaties and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2）：22～25.
[39]Nordhaus，W.D.After Kyoto：Alternative Mechanisms to Control Global Warm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2）：31-34.
9月24日，KKR、鼎晖投资与现代牧业宣布，三家机构将共同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未来18个月内将在中国合资建造两个大型乳业牧场，投资总额约1.4亿美元。
在这个新项目中，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的KKR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项目的发起、筹备、管理团队组建等事宜中冲锋在前，在合资公司的股权结构中，KKR也持股超过六成，拥有项目的绝对主导权。在一个全新的项目中投入这样多的资金和精力，并不是KKR常见的操盘模式。
另一方面，这也足以反映KKR对乳业的看好，尤其是上游奶牛养殖行业。这是KKR在近几年中第二次涉足乳业，也是其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刘海峰三度投资乳品行业，此前刘海峰在摩根士丹利时主导了对蒙牛的投资，曾经对蒙牛和现代牧业的投资使投资人回报颇丰。在数度通过参股方式参与乳品行业后，这次KKR的胃口变得更大。
再度涉乳
KKR、鼎晖、现代牧业，两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一家奶牛养殖行业的上市公司，这样的班底已经不是第一次联手。
KKR和鼎晖曾于2008年共同投资于现代牧业。自投资之后，现代牧业的规模从3个牧场、2.4万头奶牛逐渐发展成为今天拥有22个牧场、近18万头奶牛的大规模牧业集团。2010年，现代牧业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而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中，KKR变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KKR、鼎晖投资与现代牧业将分别持有61.5%、20.5%与18%的股权，这与三者投入的资金成正比。据悉，新成立的该合资公司计划于未来两年建造两个万头规模的牧场。牧场位于华东的山东省商河县，天气条件适宜奶牛养殖，并获得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参与交易的人士称，KKR是该笔交易的核心机构，参与交易的相关机构和人员也早已有多次合作的经历，使得合作方们心中更有底气。
KKR的核心团队出自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部，刘海峰此前就一直在摩根士丹利任职，其此前曾主导了摩根士丹利对蒙牛的投资，当时和摩根斯丹利一起投资蒙牛的正是鼎晖投资。而在转战KKR后，KKR和鼎晖投资再度联手，投资了蒙牛旗下的牧业集团现代牧业，此番KKR、鼎晖投资、现代牧业再度联手显得并不意外。
但新合资企业的定位和业务方向基本与现代牧业相同，新建牧场为何不直接通过现代牧业的平台进行，反而是另起炉灶重新搭建新平台，是否是有意要复制一个新的现代牧业？引入现代牧业的意图又是什么？
PE行业一位分析人士称，KKR对这一产业和新项目的兴趣和信心很大，但KKR对现代牧业的大部分投资已经退出，因而通过现代牧业的平台再继续实施这一新的项目，KKR的话语权和回报就将非常有限。
上述参与交易的人士称，尽管尚未对该项目的退出有明确的规划，但是现代牧业作为小股东的进入有可能成为未来KKR等退出的一个渠道。“从现代牧业的角度，他们对这个资产也是非常有兴趣，所以如果我们一块能把这个牧场做好，可能把这些牧场也会注入现代牧业，但是这些都基于最后这个牧场做得好与不好。”
据悉，按照相关约定，现代牧业可在三年后回购合资牧场股权。
争夺乳业上游产业
这并不是PE行业里惯常使用的模式，在全球以并的KKR在中国过往的投资中也鲜见这样的案例。新的合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投资项目，PE机构作为发起人，参与发起设立新公司，并组建新的团队，全程参与，这凸显出了KKR的胃口和信心。
数度涉猎乳品行业的KKR团队从此前的投资中获利颇丰，并在乳品行业里深谙其道。
今年5月，蒙牛宣布将收购现代牧业两家私募基金Advanced Dairy 及Crystal Dairy持有的股份，交易合计为31.752亿港元。这两家私募基金分别由私募投资基金KKR和鼎晖投资所控股持有，蒙牛的并购使得它们获得了套现的机会。Advanced Dairy Company Ltd.套现约占现代牧业已发行股本的20.44%，Crystal Dairy Holdings Ltd.套现约占现代牧业已发行股本的6.48%，两者相加套现共占股份26.92%。
公开信息显示，KKR对现代牧业的投资共分两轮。2008年下半年完成了第一笔约1亿美元注资。2009年由于公司收购需要，KKR又追加了约5000万美元投资。粗略计算可知，蒙牛支付给KKR方面的对价约24亿港元，而即便不算上KKR手中还剩余的部分股份，其获利不菲。
KKR等机构相信，中国乳品行业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尤其是高端乳制品的需求将逐步增多。根据市场研究机构Euromonitor称，过去五年以来，中国乳制品消费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0%，而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持续关注及健康意识日渐提高，对高端优质乳制品的需求增速远高于整体市场，使高端乳制品市场份额从10%上升至19%。尽管增长强劲，中国的年人均液态奶消费量仍低于10千克，而日本和美国的年人均年液态奶消费量分别为32千克与78千克。从现代牧业的投资中，KKR看到了乳品行业上游产业链的重要性和投资价值。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乳企对于奶源的争夺空前激烈，在这个行业，有一种说法是“得奶源者得天下”，蒙牛此前之所以问题不断，也被认为和其在奶源建设和控制方面的短板有关，而最近几年则是大力改善奶源方面的短板。蒙牛对现代牧业的并购、KKR对新牧业公司的发起设立等，都凸显了资本、产业对乳品行业上游相关产业的看好，尤其是对乳品质量有保障的企业，更是资本方追逐的对象。
【关键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对策
林下经济是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荫优势从事林下种植、养殖等立体复合生产经营，从而使农林牧各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如何发展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走一条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生态之路，是我们林业部门今后的一项重点工作。
1 林下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隆安县位于南宁西部，右江下游两岸，行政区域面积2277km2，辖 10 个乡（镇），131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4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6.2万人，农业人均收入3938元。全县林地总面积136533hm2，森林覆盖率为57.9%。全县有林面积84333hm2，适合发展林下经济的集体林地面积约8000hm2。
据统计，全县现已发展林下经济面积2147hm2，其中林下种植300hm2，林下养植1447hm2，林下旅游400hm2；林下经济从业人员6900人，涉及农户3130户，惠及林农15700人；2012年林下经济产值13731万元。
2 林下经济的主要模式
2.1 林禽模式
目前主要有林下养鸡，分布地在盛产龙眼和荔枝的那桐镇、丁当镇以及盛产板栗的乔建镇，其中有的经营模式为农户个体经营，有的是“公司+农户”模式，由公司向农户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等，由农户提供场地和负责饲养。公司包括隆安凤翔家禽有限责任公司、隆安凤鸣农牧有限公司、隆安富凤养殖公司等。全县目前大概有300多户养殖户，年产鸡180羽左右，年产值600万元。
2.2 林药模式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户在林下种植砂仁，分布地主要集中在屏山乡上孟村的布练、陆来等4个自然屯，种植面积约167hm2左右，年产值675万元。另一种是由宝塔工业园区华夏本草药业公司牵头组织，以“公司+农户”模式，引导农户在林下种植有关中草药，本模式还在初步探索当中。
2.3 林蜂模式
农户在自家庭院内养蜂，主要分布在那桐镇那元村，该村有十几个养殖户，每户养殖50～80箱不等，年产值6～10万元。
2.4 林产品加工
目前我县有一家专业从事蜂蜜加工的企业，主要产品有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产品制品等，其厂区坐落在我县华侨管理区内， 2012年该企业年产值2000万元。
3 林下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单一
目前全县发展得比较大并且比较有影响力的只有林下养鸡，其它模式仍需进一步发展。
3.2 缺乏资金
发展林下规模养殖，前期运作资金较大，一个存养2000只鸡的鸡舍，至少需要资金 2.5 万元，一般农户都感觉很困难。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养殖户原始资金积累少，以及货款难度大，资金短缺是目前发展林下养殖的一大制约因素。
3.3 缺乏相关技术知识
由于没有掌握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导致经营失败。比如，城厢镇良安、良一、良二村有农户在2010年种植金银花、鸡血藤等中草药时，因没有掌握相关管理技术，最后种植失败。
3.4 服务体系跟不上
畜牧业服务体系、保障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有待完善，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方式有待完善和创新。
4 林下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林下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应将其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放在突出位置，倾注人力、物力、财力，逐步将林下经济做大做强。
4.1 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按照“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发挥优势、讲求实效”的原则，结合本县实际，科学地确定发展林下经济的种类与规模，允许发展模式多样化，防止搞“一刀切”，避免盲目跟进、一哄而上。对林下经济发展进行合理布局，确定中长期发展目标，科学选择林间种植、养殖模式，因地制宜，宜养则养、宜种则种，提高林下经济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4.2 扩大宣传，树立典型
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手册、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发展林下经济的重大意义、政策措施和实用技术，做到政策深入人心，技术熟练掌握，信息及时了解，充分调动农民发展林下经济的积极性，形成全面推动林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同时，积极培育林下经济示范典型，有好经验、好做法就及时推广，充分发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的作用，推动林下经济全面发展。
4.3 培育龙头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要把培育壮大产业龙头作为推进林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走产业化发展、规模化经营的路子，鼓励经营户搞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施品牌战略，不断做大做强。对现有企业中发展经营好、带动能力强的进行重点培育，促其上档次、成规模，催生扶强一批专业化林下经济龙头企业，增强其辐射能力，从而带动更多的群众投身于林下经济发展。
4.4 强化服务，合力推进
4.4.1 技术服务
组织林业、畜牧等相关业务主管单位，深入村、屯实地进行技术指导，积极开展对林下种养殖户的技术培训、经验交流工作，切实提高农民的种养技术水平。
4.4.2 资金服务
不断加大林下经济资金扶持力度，通过大力争引上级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每年从财政列支专项资金等方式，对林下经济示范大户给予补贴。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大力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推进森林保险，拓宽融资渠道，支持林下经济发展。
4.4.3 市场服务
按照群众自愿、民主管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成立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组织或协会，发展经纪人队伍，加强市场研究，建立预警机制，规避市场风险，提高林下经济产业化组织程度，使林下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4.4.4 部门协调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涉及农业、林业、规划、旅游、工商、土地等多个领域，需要各部门配合协调。当地政府应成立发展林下经济领导小组，及时解决林下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政策、规划、资金、用地等问题，切实推进林下经济发展。
1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及成效
1.1林下种植中药材产业，主要发展以种植茯苓、白术、丹参、板蓝根、太子参、勾藤、金银花、百合、天麻、灵芝为主的林药模式。通过在油茶林、果园内套种中药材，共涉及农户1500余户、种植面积3333．33hm2，产值达1亿元以上，解决劳动力季节性就业6500余人。如高屯镇绞便村徐绍勇等农户，利用20hm2油茶示范林基地，开展林药种植，在林地内套种白术、丹参、板蓝根等中药材，2013年实现产值60万元，净收入40万元。蔬菜产业，主要发展以种植蔬菜、香菇、木耳、竹荪等为主的林菜模式，该产业涉及农户1000余户，全县利用森林面积1333．33hm2，总产值4000万元。果品产业，主要发展以种植西瓜、草莓等为主的林果模式。林下种植面积6．67hm2，产值30万元，解决劳动力季节性就业400余人。
1.2林下养殖禽类产业，主要发展以土鸡、鸭为主的林禽模式，目前，全县利用森林面积1000hm2，林下养鸡、鸭存栏4．5万余只，产值160万元，受益50多户，解决劳动力就业130余人。畜类产业，利用森林面积666．67hm2，主要发展以山羊、竹鼠为主的林畜模式，共涉及农户300余户，养殖2．6万头（只），产值1500余万元，解决劳动力就业900人。蜂蜜产业，在林地内放养蜜蜂，发展以养蜂为主的林蜂模式。全县有专业养蜂农户10余户，养蜂150余箱，产值30余万元，解决劳动力就业40人。如岩洞镇竹坪村农户陈明胜2013年在林地内养蜂15箱，产值2万元，纯收入1．2万元。
1.3林下采集与加工竹笋采集：全县境内分布有楠竹、斑竹、水竹及实竹等各种竹类资源6666．67hm2，年产各类竹笋500万kg，产值达5000万元，解决劳动力季节性就业1．5万人。其中，年产楠竹笋400万kg，产值4000万元，受益农户3500余户。同时带动竹筷、竹席等竹类加工产业的发展。如德顺乡楠竹林场太平山有楠竹基地666．67hm2，过去因经营较粗放，效益差。现引进福建一家大户黄世龙等人来承包经营，通过加强抚育管理，并采用竹腔施肥等技术，经近两年的管理，楠竹由原来的低产林逐渐恢复为高产林分，竹笋的产量由原来的450～750kg•hm－2提高到1500～3000kg•hm－2，年产值达600余万元，解决劳动力季节性就业1000余人。辐射带动了周边500余户农户实施低产竹林改造。公司下步将开发竹类产品深加工，提高林分的附加值。野生中药材采集，全县有近6．67万hm2森林中散生着各种野生中药材。如楠竹林场太平山景区森林中，野生动植物物种资源丰富，林下有种类繁多的野生药材，像羊霍、野三七、见杆风等珍贵药材。经调查，林农们在太平山采挖山药，每年能带来30万元的收入，惠及农户300余户。野生茶叶采集：太平山景区长有野生无污染、无病虫害原始生态有机甜茶6．67hm2，经加工可制成干茶，该茶含有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年创产值5万余元。蕨类采集：县境内林下野生蕨类资源近4万hm2，每年采集量达100余万kg，年销售近50万kg，产值达250余万元。全县林下产品加工主要有茯苓、松脂和竹笋粗加工，利用森林面积2333．33hm2，年生产2856t，产值达2088万元，解决劳动力就业500余人。
1.4森林景观利用目前，全县有规模较大的11个森林旅游景区，景区内共开设休闲山庄、农家乐30多家，涉及森林面积3733．33hm2。森林景观较大的有楠竹林场太平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东风林场国家森林公园景观、弄相山原始森林景观、平甫森林景观、石龙山至八舟河森林景观、天生桥森林景观、飞龙洞森林景观等。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收入1亿元，解决劳动力就业2000余人。如高屯镇的八舟河－天生桥－飞龙洞景区，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实现收入3500万元，辐射带动新建10余户农家乐，解决劳动力就业750余人。
2林下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林下种养殖经济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县林下种养殖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一是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总量不大。我县作为林业大县，森林资源丰富，有林地面积30．92万hm2，目前开发利用面积不足1．5万hm2，森林利用率较低，林下种养殖经济总量不大。二是我县除了茶叶、油茶形成一定规模，建有龙头企业外，其他林下种养殖业基本上都是农户单打独斗，林下经济发展规模较小，缺乏龙头企业带动，难以形成市场竞争优势，不能满足市场批量需求。三是缺乏科学技术，管理水平低。在种养过程中尤其是在养殖方面，农户大多数沿用传统的养殖方式，对科学养殖技术掌握不够，致使饲养成本高、效益差，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四是资金制约因素大。经调查，大多数农户对发展林下经济热情很高，但由于缺乏启动资金，发展之初就受到限制，而现有的一些种养殖户，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扶持，在做大规模、拉长链条方面也是止步不前，致使林下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五是缺乏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林农信息量少，存在盲目跟从现象，抗风险能力差。
3林下经济发展对策
3.1培育龙头企业，带动林下经济发展，提高森林资源利用率林下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龙头企业支撑，就没有市场竞争力，规模就很难扩大。我县除了对茶叶、油茶加工企业扶持以外，还要扶持新建1～2家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药材、养殖加工龙头企业。要把培育壮大产业龙头作为推进林下种植、养殖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积极引进和培育林下种植、养殖专业企业，大力推广“企业＋基地＋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扶持鼓励种养户开展产品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做大做强。林业、科技、农业、畜牧、扶贫等相关部门也要创办本部门的示范点，进行重点培育，促进其上档次、成规模，催生扶强一批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经济典型，带动更多的群众投身于林下经济发展，不断扩大林下种养殖面积，提高森林资源利用率。
3.2做好森林资源流转服务，加大金融扶持力度，促进林下经济发展规模化经营是林下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解决林改后有人无山经营或有山无人经营的问题，我县对森林资源流转这项工作正在逐步完善中。一是建立流转制度。制定了《黎平县森林、林木和林地流转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初步明确了物权和债权的各自范围及其管理方式，规定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和林权流转程序，为规范林权有序流转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加强流转服务。我县有专门的林权管理办公室，有专职的森林资产评估队伍。在2010—2012年期间我县组织具有工程师以上资格的人员，到武汉和贵阳参加国家林业局举办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培训，取得评估资格的人员有15人，为森林资源流转提供了技术服务保障。三是建立林业综合交易服务中心。确保了森林资源公开、公平交易，林权流转不断走向规范化，促进了大户承包利用森林资源和林下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四是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简化贷款程序，放宽贷款条件，延长林业贴息贷款期限等优惠政策，对林下经济项目进行重点扶持，以解决林下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五是积极开展森林保险工作。公益林保费由国家、省、州和县财政共同解决，商品林保费由国家、省、州、县财政承担80％和个人承担20％。
3.3做好技术和信息平台服务，为林农提供质量保障一是要搞好技术服务。要整合林业、农业、畜牧等专业技术服务资源，成立专业技术服务队伍，深入实地开展技术服务，加强技术培训，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不断提高种养殖户和示范户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积极做好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和推广工作。二是要搞好市场信息服务，搭建市场信息平台。加强市场研究和分析，积极引导农民根据市场行情及时做出产业发展决策调整，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风险，使林下经济种（养）得好、卖得出、效益高。
3.4总结经验，不断探索，积极推进林下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发展林下经济，可提高林地利用率，有利于解决林、牧、菜、药等争地的矛盾，缓解占用基本农田问题，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生态经济模式，可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广大农民看到了新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效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开发林下经济的积极性。由于林下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参与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全县森林资源稳步增长。发展林下经济，把树枝、木屑等采伐剩余物作为种植、养殖的培养基质，林下种植养殖业的发展又加速了树木的新陈代谢，畜禽粪便为树木提供了良好肥源。同时，林农加大了对林地的劳务投入和物质投入，及时为树木松土、浇灌、病虫害防治等，对树木的生长和林木质量的提高大有好处。按照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果、林下特色养殖等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林下经济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建设生态、发展林业的积极性。通过不断调整经营方向来盘活林地资源，促进林业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林地效益最大化。
绿色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
绿色经济一方面通过科技力量的巨大作用使人们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不损害环境与人的健康，使高科技的绿色产品极大地占有市场，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导部分。另一方面，它又要在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范围内，按照属于人类的生活或生存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多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我场形成了经营的新格局，并在建设现代化大农业、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职工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阶段，总局、分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既是考验，也是机遇。我们要善于把握机遇，从实际出发，瞄准龙头企业真抓实干，切实把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推动农场现代化大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一、立足当前，正视差距，正确分析我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近年来，农场紧紧围绕种植户增收这一核心，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不断提高科技含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壮大龙头企业，使全场经济持续发展，职工收入稳定增长，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实现了新的跨越：
一是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完成“旱改水”17万亩，使水田总面积达到23万亩。二是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不断改善。投资1270万元，新建大棚集中育秧基地18个，大棚2700栋，新打机井1100眼，新购75吨浸种催芽大型设备1套、小型设备190套，投资500万元对农田渠、沟、涵、路、电等基础设施进行配套；投资800万元新建晒场73000平方米；投资750万元新建供搬迁居民使用的仓储库房15000平方米。三是实现了农机装备的进一步更新。投资650万元分别在向阳和城西管理区建设高标准农机服务中心各一个。投资6800万元更新农机具1774台套，其中高性能水稻插秧机195台，气吸式播种机6台，3316联合收割机42台，凯斯6088联合收割机4台，大马力机车6台，全场农机装备总动力达到6.35万千瓦。四是农业科技推广和认证工作进一步加强。重点推广了大垄密、水稻钵育摆栽、大豆行间覆膜、原垄卡种等新技术13项，完成航化作业53万亩，投入防雹增雨费用16万元，承担的玉米、大豆国家高产攻关项目全部通过验收，51.9万亩作物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6万亩作物通过有机认证，10万亩玉米被农业部认证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五是全面治理农业生产环境，农业标准化水平得到提升。在农时标准化、农机作业标准化、田间管理标准化、“五边”治理标准化等工作上实行跟踪管理，建立了场领导包片、科室包队的管理机制。六是结合通村公路建设，着力打造6条风景线，投资460万元建设观光农业，以增大绿量和常绿树种为核心，完成绿化面积2510亩，绿色通道4条80多公里，绿色城堡2个，绿化畜牧小区1个，加宽绿化带10公里。七是以加强居民组整体拆迁后奶牛、生猪饲养管理为重点，完善规模饲养场建设。
但应该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龙头企业的发育滞后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综合实力不强，带动能力弱。部分企业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档次低，产品单一；品牌意识不强，真正称得上名牌、拳头产品的少；受多方因素制约一些企业不具备资源开发、技术开发、市场开发的能力，无法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运营体系。二是产业布局不合理，规模小。三是发展壮大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管理等很难落实。因此，我们既要正视现实，更要看到我们的成绩和发展优势，增强信心，抢抓机遇，把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特别是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摆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
二、提高认识，明确方向，正确把握龙头企业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位置
农业产业化经营，最根本的是坚持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生产与市场有效对接，通过扩大职工经营的外部规模，提高农业整体效益，从而走出一条具有垦区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龙头企业作为连接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的关键环节，对发展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走向市场化、专业化、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龙头企业的发展水平代表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产业化的发展快慢，关键在龙头企业；农产品的不断开发，流通领域进一步廷伸，实现多次增值要靠龙头企业；农产品的不断开发，流通领域进一步延伸，实现多次增值要靠龙头企业；农业集约经营，科学管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要靠龙头企业。就目前而言，军川军粮酒业不断发挥品牌优势，不断开拓市场，做大做强白酒产业，到20__年，可实现10000吨白酒的生产能力，实现产值4亿元，强有力地推进了农场农业产业化进程。为此，我们要充分认识龙头企业在农业、垦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这种作用真正发挥好，在现代化大农业中发挥带头作用，在增加职工收入上发挥带动作用。
三、抢先抓早，把握机遇，在竞争中把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在当前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龙头企业提供了做大做强的良好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龙头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一是要抓市场研究。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点，拥有市场，企业才能生存发展。龙头企业第一要务就是要分析市场形势，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营销手段，及时掌握市场供求信息，对于市场的走势，要有宏观的把握和战略的思维，要有前瞻性，特别要重视研究潜在市场。二是抓市场开拓。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国际化，龙头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宏观信息经济理论与测度
宏观信息经济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阐述：
首先，从相对静态观点来看，经济过程由两大领域组成，一是包含物质和能源的转换领域，一是包含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信息转换领域。这两个领域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物质和能源生产必须有相应的知识、计划、调节与控制的信息，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播又离不开物质和能源。在形成社会财富的过程中，这两个领域的一方如何为对方做出贡献及做出多少贡献，正是信息经济研究的课题。
信息经济，就是以信息商品及其服务为基础或基本形式的经济，这是一个与物质经济相区别的概念。马克卢普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信息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规定为生产信息商品和提供信息服务的个人或组织，如厂商或研究机构、个人或家庭等，其目的是将这些个人或组织重新划分为教育、研究发展、通讯、信息服务和信息设备五个部分，从而限制信息经济的范围。然而，在波拉特看来，信息活动或信息市场才是信息经济的基本单位，其目的是将信息活动创造的价值纳入国民经济统计范畴来测度信息经济规模。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经济看做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形式，其目的是降低产品能源消耗，这种由以物质和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过程。在这里，信息经济已不再是一种预测理论，而是在向人们说明如何适应已经被信息技术改变了的现实经济活动。
其次，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分析，迄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在1880年前后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石油、内燃机、发电机以及电力的配置使社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社会；再就是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属于物质（大众）经济，因而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仍然属于在同一形式下的经济转变。与第一次转变相区别，工业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却是由旧的经济形式向新的经济形式的转变，因此，这种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第一次转变深远得多。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经济或物质经济与信息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在圈套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信息经济能否取代大众经济，而取决于大众经济在向信息经济转变过程中二者能否有机地溶为一体。
随着物质经济逐渐过渡到信息经济，信息部门的发展将受到怎样的制约并有什么后果呢？法国经济学家琼•沃格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基于n•帕金森定律和热力学中引出的定律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信息部门增长比整个经济快一倍；第二，当信息部门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这种增长就趋向于达到“经济成熟”的最高界限，物质生产将会出现倒退。然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信息经济在90年代得到行政机关发展的事实，使人们对沃格观点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宏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最早由马克卢普确立，后经波拉特和鲁宾等人充分发展。马克卢普认为，国家生产部门中知识及其分配活动的测度，可以分为教育、研究与开发、通讯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五个类别来进行。波拉特则认为，应该依据信息产品或服务是否进入市场交易为标准，将国家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生产部门和专业性信息服务）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或企业内为政府或企业内部服务的信息部门），以此分别测度这两个信息部门产值，从而计算出国家信息部门总产值。在测度方法上，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也不相同，马克卢普采用最终需求法测度信息部门产值，波拉特则采用增值法测度信息部门规模。从总体上看，这两 种方法各有长处，但目前许多测度模式都采用增值法计算信息经济规模。
将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测算国家信息经济规模，是波拉特对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他创立的信息经济测度模式被称为波拉特范式。按照波拉特范式，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根据两项指标测度信息经济规模：一是信息部门或信息产业产值在国民（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二是信息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波拉特范式的最大缺陷是对统计数据有严格要求，而当前许多国家实行的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一般难以满足这种要求。这样，数据来源不同，应用波拉特范式测度的结果也就有所差异。尽管如此，波拉特范式仍然是目前较为准确地考察国家信息经济规模的理论模式。
二、第四产业与信息市场
第四产业及市场的形成，信息市场功能与特征，信息产业及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构成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第二部分内容。80年代后，以电子通信产业及服务为核心的狭义信息产业（市场）概念，渗透到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形式中。目前某些研究者使用的信息市场概念，已不再是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等人创立的广泛意义的信息市场概念。这样，研究文献中的信息产业（市场）概念出现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信息畜牧业（市场）主要指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处理产业（市场），广义信息产业（市场）不仅包括狭义范畴，而且凶手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产业（市场）。
费希乐—克拉克产业分类法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产业分类体系。然而，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却认为，作为信息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果，信息产业应当作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产业存在，也即所有国民经济活动都可以归纳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四大产业概念之下。这种观念最早出自波拉特，随后得到宏观信息经济学者的普遍赞成。但是，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业主要包括哪些产业部门或经济活动，西方学者之间却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第四产业是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与信息设施及服务相关的活动识别出来而形成的产业群，它主要由四大部门组成。（1）信息生产产业，即主要直接生产可消费信息。（2）信息处理产业，该产业主要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经济与管理决策依据，不涉及信息生产。（3）信息分配产业，即从事信息传播与分配活动的社会部门。（4）信息基础设施产业，信息基础设施的生产、安装、操作及维修等社会部门。在此信息产业结构基础上，形成四种信息职业：（1）信息生产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市场研究与协调人员，信息收集者，咨询服务人员，艺术家和程序设计员等。（2）信息处理者，包括政府职员，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管理人员，商人，办事员及领导者等。（3）信息分配者，包括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4）信息基础设施职业，包括信息机器操作人员如邮电通讯人员、打字员、信息交流员和数据加工人员以及专职为信息基础设施服务，保证信息畅通的安装、维修人员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产业及信息职业人员的社会活动，构成宏观信息市场。与一级和二级信息部门相对应，宏观信息市场也由一级和二级信息市场构成。在一级信息市场中，信息技术及信息的传递技术都由企业来组织，其交换价格按照确立的时间地点而形成。二级信息市场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市场，因为其信息产品不在公共市场上交换，也不形成市场价格。但是，二级信息市场既发挥社会集团内部信息交流市场的功能，形成信息贸易内部化，同时，也起到支持一级信息市场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一级信息市场还是二级信息市场，其最终产品是知识。它们都具备符号性经验交流，学习乃至再学习，改变认识乃至确认某项知识，降低不确定性，扩大选择范围，实施合理选择，评价各种决策，控制经济过程，传递经济知识等14项功能。根据这些功能，宏观信息市场具备以下特征：所有权外在性，公共商品外在性，消费过程无损耗性，收入与财富再分配效应，生产与交换不确定性，技术外在特征，政府创造市场的能力和试题的局限等。
三、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
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从信息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系统可以分信息和生产两个子系统。为简化模型，假定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在生产子系统内生产；信息子系统所生产的只是经济数据（知识）的搜集、传递、加工、储存、检索，以及分析、命令或其它指示的联络与沟通、决策实施的评价中的反馈。如果市场参加者不断增加，职业类别将会增加，或者技术过程变得更为复杂，或者经济系统生产的产品及服务的种类越来越多。于是，信息过程变得更加集约化。据此，通过对信息子系统与生产子系统各自的投入效用与经济系统的实际产出效用的比较，能够得出信息生产效用，即信息的生产率可由实际产出对信息投入要素的比率而获得。根据该原理，研究认为，美国经济中的信息生产率除1929-1934年呈上升趋势外，1934-1974年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社会活动的扩大，为获得1美元的产出，生产者需要耗费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活动支出；信息环境“质”的改善与信息成本的上升似乎同步进行。运用乘数方法对其他国家信息生产率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全市农村有75个镇1262个村。20__年末，全市乡镇人口304.7万，其中农业人口259万，占全市总人口37.86；耕地面积122704公顷，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拥有耕地0.05公顷，林地和水域约占全市总面积的一半。通过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农业逐步从传统城郊型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转变。20__年，全市农业总产值176亿元，增加值102亿元，农民纯收入6840元，同比增长9.2，8.9，6.1.农产品种植结构逐步向优质高效和生态农业发展。全年花卉种植产值达8.39亿元，增长9.6％，目前花卉苗木已成为农业的新增长点。全年蔬菜总产量34.2万吨，增长4.1％；水果总产量43.1万吨，增长23.3％。生猪出栏量196.5万头，,增长1.8％；牛奶总产量4.74万吨，增长14.3％,水产品总产量34.6万吨，增长3.1％。
二、外向型农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现有外向型农业企业286家，其中，外资出口企业(包括“三资”企业)226家，内资出口企业60家。经营范围涵盖种植、畜牧、水产、加工各个行业。企业大致分为“种养出口”和“加工出口”两种类型。与传统农业企业相比较,这些出口企业的显著特点是：具有较广泛的信息渠道和销售网络，经营方式灵活，生产管理规范，引进的技术和经营的品种新颖独特，是当地农业的亮点。部分企业规模较大、产业化程度较高、辐射面广，代表了我市农业的发展方向和现代化生产管理水平。这些龙头企业在拓展自营业务的同时，还充分利用自身实力和国内外各种销售渠道，为农户提供优良种苗、种畜，技术指导，开展产品加工、销售，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缓解了个体农户产品销路不畅和效益低下的问题。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__年，全市20家大型出口企业带动的农户达132800户，带动农户增收额为77282万元。平均每家企业带动农户6640户，平均每户增收5819元。而非出口型龙头企业平均每家企业带动农户5600户，平均每户增收849元.相比之下，外向型农业明显优于非外向型农业。平均每家多带动农户1040户，多增收4970元。农产品出口已成为拉动我市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龙头企业已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
在政府扶持下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农副产品出口呈逐年稳步攀升趋势。20__年全市农副产品出口总值为80386万美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79年增长16倍，占全市农业产值的1/3。排除突发性因素造成的影响,我市农副产品出口年均递增率为19.5。20__年，按照国家海关总署和农业部的要求，农产品出口开始采用WTO统计口径 水海产品。按新口径统计我市农产品出口为4.33亿美元。
目前农业出口仍以传统初级产品为主，加工产品为辅。20__年，种养业产品出口占全市农产品出口总值的60.75其中，园艺产品占26.35;禽畜类产品占20.64;水海产品占13.77;深加工农产品占出口总值的39.25。产品出口到129个国家和地区。从出口市场份额看，亚洲地区占76.4；美洲9.52。欧洲7.93，非洲4.61；大洋洲仅为2.04。继日本之后，美国已跃升为我市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第二大伙伴，仅次于香港。
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后的新形势，外向型农业企业正加入主动调整的行列。企业对国际标准由过去的“惧怕—彷徨”转向“主动研究—科技应对”，朝着农业国际化的目标迈进。在出口门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企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努力改进传统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顺应国际市场需求。99年，欧盟大幅度提高花卉检疫标准，要求每100克介质不能超过20条有害线虫，使我市盆景出口受到严重打击，花都金星园艺公司一度中断了欧洲的盆景出口业务。现在，该企业已找到应对措施，通过高温灭菌法对泥土消毒，并用药物喷洒植株，有效解决了线虫问题，恢复了盆景出口。__菜场也从肥、土、水、病虫害控制等方面入手，用生物技术开路，解决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问题，使蔬菜通过欧盟、美国，尤其是日本的苛刻检查，产品远销欧美、亚洲和大洋洲。荔枝出口过去一直受保鲜条件制约，令果农望洋兴叹，现在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引进加工设备，采用定温杀虫，低温处理，恒温储运技术，使我市5的鲜荔枝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各国。对于今年即将放开的港澳冰鲜家禽市场，我市一些大型家禽出口企业也提前作好了准备。由于冰鲜市场的放开会影响毛鸡的出口数量，江村、火村等大型家禽出口企业正在向屠宰、分割加工、冷冻、熟食方向发展。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品牌意识也在不断增强。95年，我市农产品注册商标可谓凤毛麟角，种植业仅有“花都菜”一家注册了商标，近两年，各地农产品注册商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我市名优农产品商标已达102个，还有大批企业正在筹划注册具有本企业特征和产品特色的商标。
五、主要做法及经验
在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农业，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抓好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98年开始，市委市政府作出扶持20个龙头企业和兴办10个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决定。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不分所有制，只要有实力、有带动能力，经考评合格，就给予一定的资金、政策扶持。各区、县级市也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资金投入按三个1：1配套，即：市政府投入1，地方政府投入1，企业投入1，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仅99-20__年两年，全市各级投入扶持龙头企业和现代化建设的资金达5.2亿元。加入世贸后，按照WTO的有关文件要求，调整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将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环保配套、科研开发、市场信息等方面。目前我市重点扶持的20家农业龙头企业当中，有13家是农业出口创汇企业,其中4家是外资企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农户的养殖技术和产品档次，使农产品出口品种、数量、质量不断提高。
第二，调整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与产业结构。根据市场需求调节生产，同时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建设了一批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商品基地，促进了区域布局的优化。在产业结构上，重点发展优质谷、蔬菜业、林果业、花卉园艺业、畜牧业、水产业、种子种苗业和观光休闲农业等七大主导产业，着力优化农产品品质结构，大力培育和树创农业品牌，建立了一批无公害、绿色食品基地，发展了一批具有特色的观光休闲农业。在农业结构调整中，适度调减粮食、糖蔗种植面积，扩大花卉、 蔬菜和水产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规模，使全市农业的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下降到50，畜牧水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到49。
第三，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农业现代化。重点抓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种子、种苗工程建设，积极引进优新品种，加快优良种苗的繁育，从源头上控制和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79年至今，我市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优良品种，其中花卉2500种，蔬菜20__多种，水果300多种，禽畜品种30多种，食用水产品种58种，林木35种，其他农作物180种。优良种苗的引进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品质，增加了适销对路品种。二是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把科研体制改革与推广农业科技紧密结合起来，使新品种、新技术得到迅速推广；农户的种养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三是加快农业信息网络建设，从99年开始，市政府投入20__万元建成了广州农业信息网，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农业信息，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协调服务功能。农业信息网开通运行至今，已农业政策法规、农产品供求、价格、科技、市场研究分析等信息近40万条；20__年底开通运行广州农业电子商务网后，更进一步拓展了农产品交易渠道。近期举办的“第二届网上荔枝节”，开发了荔枝生产、购销、消费的综合信息平台，直接为荔枝销售寻求国内外市场，有效地解决了荔枝丰收后可能出现的“果贱伤农”问题。科技进步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加强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建设。95年，我市就成立了无公害蔬菜监测中心，建立了6个市级检测站，形成了全市无公害蔬菜监测网络，实行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全过程的检测监控，并逐步建立了蔬菜残留农药抽检制度，每年抽检蔬菜样品5万多个。98年又成立了市农业标准化监测中心，市财政投入上千万元，配置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并完善机构充实人员，对全市菜、畜、禽、果、鱼、奶、食用菌七大类上市农产品开展安全卫生质量普查。到目前为止，我市已先后建立了种子种苗、蔬菜、花卉、饲料、肉类、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环境等各类监测机构。同时建立健全了市动物检疫监督所，进一步完善了动植物检疫监测网络。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走向世界的前景，市政府已将标准化工作纳入我市农业发展“十五”计划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今后工作中，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监测工作仍将是我市农业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五，实施名牌战略，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我市农业企业积极参加全国性农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参加省市、全国性的评比、评奖活动，争取无公害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努力创造名牌产品。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宣传我市农副产品，树立品牌形象。创造品牌效应。迄今为止，已先后有60多种农产品获国家、农业部、省市级名优产品称号，41家企业获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证书，11个农产品获绿色食品合格证书。还有102种名优产品注册了商标。名牌产品的示范效应和知名度有效地带动了地方经济贸易的繁荣。
第六，扩大对外宣传，加强招商引资。省市政府近年来多次举办农业招商会、项目洽谈会和各种形式的展销会、博览会；各级地方政府也利用地理资源优势适时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丰收喜庆活动，扩大农业对外影响，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20__年我市农业对外招商局洽谈会吸引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客商前来洽谈。签约27项，合同利用外资855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000多万美元。
截至20__年，全市农业利用外资项目累计达253个，合同利用外资4.2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88亿美元。来我市投资农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金融组织已扩大到21个。
在招商方式上,我市主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吸引外资。具体做法是:1、政府搭台,企业唱戏；2、加强对外联络，为基层穿针引线;3、以友荐商，以商引商。；4、发挥宣传媒体作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做专题和专版报导，宣传投资政策、投资环境；5、制作农业VCD光碟，投资指南和招商项目册；6、在网上招商洽谈信息，吸引海内外客商前来参观、洽谈。通过广泛招商引资,有效地解决了农业发展的资金缺口问题,对开发当地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扩大农产品对外贸易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存在问题
我市外向型农业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亦存在着不足和问题。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些问题将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如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导致我市农产品出口下滑的趋势。目前我市外向型农业面临着以下困难：
1、出口产品价值偏低，深加工产品开发力度不足。出口主要是鲜活、初级产品，产值相对较低。加上全球气候偏暖，产量上升，竞争加大，价格持续走低，影响了创汇收入。今年荔枝获得大丰收，总产量超历史最高水平，但价格却大幅下跌，优质荔枝糯米糍、桂味下降至3元/公斤左右；蔬菜批发价约1元/公斤，比去年同期下降18.6，社会零售价约2.35元/公斤，比去年同期下降12；瘦肉型肉猪7.2元/公斤，同比下降8.6；白鸡均价6.45元/公斤，同比下降5.14。牛奶价格也有所下降。上半年，农产品价格整体下降，使农民种养收入减少，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此外，加工产品出口比重偏低，附加值低，也是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2、技术壁垒越来越高。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修改农产品准入标准，提高技术壁垒，使我市大宗出口产品禽畜、蔬菜、花卉盆景等受到严峻挑战。自从欧洲提高盆景检疫标准后，我市盆景出口大幅下滑；禽畜出口因海外媒体大幅渲染禽畜疾病，造成消费者恐慌，出口数量减少。水产品出口香港，过去凭收货人认可书放行，但20__年5月1日起，香港采用欧盟水产品进口标准，大幅提升技术检测指标，仅抗生素、细菌检测两项，就有95的产品不合格。最近，蜂蜜产品也因欧盟10倍提升药物残留检测指标而遭遇出口困难的尴尬局面。由于提高农产品准入条件符合消费者愿望，又能有效限制进口，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求助于技术壁垒，在本国农产品丰盛时，提高检测指标，遇到农产品短缺时，才对检测指标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据增城汉华菜场反映，蔬菜出口日本，要通过的检测指标多达43项。这种情况表明：改善生产环境，严格控制种子、土壤、水肥、药物残留等，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
3、保鲜储运技术有待提高。目前我市农产品出口主要依赖亚洲市场，拓展远洋市场的障碍之一是保鲜、包装、储运不过关。据了解，蔬菜出口到欧美等国家，因腐烂造成成本上升的情况较为常见，而且损失比例由收货方自报 ，增加了出口的难度；荔枝保鲜技术虽有突破，但成本较高，35天的保鲜期对远洋运输仍显仓促，不能解决大批量出口问题。只有进一步降低成本、延长保鲜期，解决保鲜储运和农药残留问题，才能使我市拳头产品有更大的出口创汇空间。
4、出口主体实力不强。农业“三资企业”和私企出口在广东是异军突起，占农产品出口的52.16,而在广州仅占30.7，总体实力相对较弱。大多数民营企业不能自己出口的原因是：缺资金、缺外贸人才、缺市场、缺信息，出口量小，没有形成规模，无法“走出去”竞争，因此，只能较多地依赖外贸公司出口。
五、设想与建议
我国加入世贸后，一方面，按照市场互换原理，近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将对我国农产品提供市场和准入机会；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能否抓住这个机会，趋利避害，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农产品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信息渠道的畅通。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品种、品质结构，从源头上控制和确保农产品质量。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在稳定和扶持传统出口产品发展的同时，加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积极引进国外新品种、新技术，加快优良种苗的繁育、开发工作，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因地制宜地发展具地方特色的优、稀、特、品种，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需求。
2、加强农产品出口基地标准化建设。农产品出口主要实行产地检验与口岸查验相结合的检疫制度，因此，生产基地环保和标准化建设就成为提高产品质量的关键。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强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出口质量就没有保证。个体农户因资金技术有限，很难对种养产品实行严格的技术监控和生产设备更新；一些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也未达到环保和标准化建设要求，这是造成农产品出口质量极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政府有必要安排基地标准化建设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企业配备完善农产品检验检测设备，加强基地标准化建设，通过增强企业竞争力来提高产品竞争力；以基地示范效应带动农户朝标准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3、尽快建立完善标准化体系。农产品出口屡遭国际市场“红牌”的事实表明，在卫生安全技术方面，我们有不少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已有的标准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不适应国际市场的新形势。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化体系，制定各行业农产品品质标准，加强对生产过程各项指标的监控，尤其是产品上市质量监控，以国际化标准来规范出口企业的生产行为。鼓励企业和农户采用中草药、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减少农药残留，实现绿色环保和无公害生产，提高我市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5、政策资金适当向出口企业倾斜。出口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国际销售网络和产品竞争优势，代表了我市农业的发展方向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在国内农产品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出口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外向带动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对提高农业综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政策资金上适当向出口企业倾斜，是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导向性指引，它肯定和鼓励农业朝国际化标准迈进，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为广大分散的个体农户树立了一批以质量效益取胜的先进典型。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设立出口基地专项资金，对出口创汇在200万美元以上的农业企业，在基地环保卫生设施建设、出口技术环节攻关、出口市场开拓、外贸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适当扶持。重点扶持有自营进出口权的龙头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同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培育，形成梯队出口的强大后劲。利用外向型农业企业的市场效应、科技效应和管理示范效应带动我市农业跨上新台阶。
6、加强对农产品深加工的扶持，提高产品附加值。对有潜力走向国际市场的名优特新农产品加强保鲜加工处理，解决大批产品短期集中上市问题。大力发展冷冻加工、脱水处理、生物发酵和真空包装技术，集中力量进行难点技术攻关，改善加工储运条件滞后的局面。把水海产品深加工项目列入“十五”开发计划，增加创汇品种和创汇值。
7、发挥企业、农业信息网和行业协会的市场开拓功能。政府应支持龙头企业在本市、国内和境外建立直销连锁分店和销售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同时，利用信息网络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优势，及时向生产出口企业和农户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产品进出口政策信息；此外，行业协会自行解决行业问题和开拓市场的功能不可忽视。行业协会可直接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可对外抗议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壁垒，传播企业的呼声。政府有必要引导和发展行业协会，利用协会纵横沟通的业务网和行业信息去拓展海外市场，缓解企业自身实力不足的矛盾。
8、建立激励机制。对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招商引资和农产品出口方面成绩突出的农业企业和个人经营者给予政策扶持，在财政、贷款、技术咨询和服务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对在农产品出口创汇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与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关键词]生产者服务业 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 意义
上个世纪,世界先进国家先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现象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不仅服务业产值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迅速提高,而且渗透到一切经济活动之中。离开服务业,代表着现代社会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都无法实现,尤其是金融、保险、咨询、市场调查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现代化的标志。对于正面临着大开发、大建设的黄河三角洲地区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能促进特色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与生态有效保护的统一。因而,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对黄河三角洲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一、生产者服务业简介
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于196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H.Greenfield提出,也称生产者服务业。他认为,生产者服务业是指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是一种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Browning & Singelman根据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SIC),把服务业分为四类,即生产者服务业、流通型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生产者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商务服务等。
生产者服务业是由于企业为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产业的分工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将部分缺乏竞争优势的生产活动“外置”而形成的。因而,生产者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配套的,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它能利用现代高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更为精细的专业化分工,把传统上由企业内部组织进行的服务活动剥离出来,通过为制造业提供智力型服务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同传统的服务业相比,生产者服务业是一种高智力、高积聚、高成长、高辐射的现代服务业。
由于生产者服务主要作为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发挥中间功能,因此,在经济服务化和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以生产者服务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越来越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据统计,1980-2005年期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上升到68%,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1%,中等发达国家达到61%。其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又远远超出服务业的平均增长水平。在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中,经济主体已经从原来的制造业转换到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经营服务等生产者服务行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1/3。生产者服务业己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如美国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超过48%。
在国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者服务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值稳步增长,结构逐渐优化,竞争力得到不断提高,形成相对完整的生产者服务体系。2003年,生产者服务业附加值达到了14658亿元,是1990年的5.7倍。1997- 2004年生产者服务业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6% ,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地,也正是生产者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京津冀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大力推动当地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2009年11月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中(以下简称《规划》),也明确指出要:“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重点发展生产业。”
二、生产者服务业对黄河三角洲的意义
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地理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系统独具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其开发已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拥有良好的政策支持等外部环境。但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严重制约着其发展,给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有利于高效利用区域优势资源,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构筑现代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体系;有利于该地区实行区域发展统一规划、陆地海洋统一布局、重要资源统一管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统一推进,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加快与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及山东半岛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企业合作等方面的全面对接,提升区域合作层次和水平,促进环渤海地区互动并进、共同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是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基地,实现《规划》目标,成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区的关键。
1.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的构建要求重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
第一,生产者服务业是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先进制造基地,形成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生产者服务业由于其中间投入性天然的与制造业高度相关,对制造业各种生产活动都有巨大的影响影响。没有配套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黄河三角洲建设的重点建设的石油装备、汽车及其零部件、设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都无从谈起。首先,生产者服务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内在要求。现代经济体系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已经建立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动态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提升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集中力量发展核心竞争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质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其次,生产者服务业是提高现代制造产业链运转效率的关键。现代经济中,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很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输、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而这些阶段正是现代服务业的覆盖范围,产业链高效运转依靠现代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再次,生产者服务业成为制造业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现代先进企业的最主要的价值增长点已不在制造生产环节,而转移到生产服务环节。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通过外包等手段,将生产环节剥离出去,专注于设计研发、品牌营销、资本运作、技术创新、专业咨询等业务领域的经营;最后,生产者服务业能促进知识和技术在制造业生产过程的运用。制造业技术和知识的应用大多是通过科技开发、管理咨询等生产者服务的投入来完成的,生产者服务起着把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作用。黄河三角洲地区要发展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提升该区域的制造业竞争能力,就必须发展生产者服务业。
第二,生产者服务业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要求按照高效、生态、创新的原则发展现代农业和节水农业,以绿色种植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为突破口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和当地农业的效益。高效生态农业体系的建立,对比于传统农业,要求相关地区在密切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特色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要求在产业链上有进一步的整合,要求相关的农业知识能更快的得到推广和运用;要求更多的商业支持,比如物流、融资、市场运作、品牌经营等;要求通过更多的生产者服务保证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突出产品的特色,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这些无不需要配套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生产者服务业对于黄河三角洲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黄河三角洲地区要通过建设电子信息、新材料及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提升整体的产业层次,提高附加价值,形成新的利润点。但这些产业都有知识密度高、投资风险大的特点,对该地区中小企业的进入无法形成有力的吸引,给产业市场化设置了一定障碍。只有与之配套专业生产者服务业的介入,才能促进相关行业知识的流动,提供高科技企业研发创新的平台。通过相应的金融支持、物流支持、商务支持、信息支持提高项目的成功率。比如,项目前期需要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与设计、市场研究等生产服务,项目中期,应有商业咨询、质量控制、设备租赁等生产服务,项目后期需要广告、运输、销售等服务。
第四,生产者服务业是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环境友好型工业、循环经济的重要保障。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高效生态的发展模式,要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合理的发展经济,相关的生态指标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循环经济成为必然选择。然而,要发挥该地区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原油生产、精细化工、轻纺、造纸等产业不仅不能轻易放弃,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进一步的巩固加强。这就要求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促进这些产业的集聚生产、集约发展、集中治理。生产者服务业的介入,能推动高效能、可循环技术研发,加快电力、建材、轻工等行业的技术改造,构筑生态环保产业链;能促进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加快传统化工向低排放、可循环、精细化方向转变;能支持石油化工等产业链的延伸,提高海水、卤水和岩盐资源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油盐化工产品的接续利用。
总之,黄河三角洲地区要建立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环境友好型工业,就必须重点发展配套的生产者服务体系。
2.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重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
第一,生产者服务业能有效的促进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从近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产业结构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经济状态的变化并协调发展,由此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服务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要求必须重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规划》确定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产业体系中,无论是起基础作用的高效生态农业或是重点发展的环境友好型工业无不以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为支撑。生产者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协调发展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在高科技化基础上的优化升级,进而将产业结构推进到适应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模式。而且,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还可以促进第三产业内部协调发展,支持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黄河三角洲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能促使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的竞争力、集约化的利用资源,从而转变生产方式,对当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生产者服务业能推进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现代经济体系中,产业集群是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我国也已经进入以产业集群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发展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强大的制造业竞争优势适合当地的产业集群现象密切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发展正是特定地域内的产业集群化发展一种有效途径。可以通过将金融、保险、物流、培训等生产者服务业紧密围绕在制造业的周围,构成产业集群的生产服务支撑体系,推动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同时,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还能促进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形成。在生产者服务业的嵌入,能引起产业集群内部的技术扩散和知识创新[3],为产业集群内的先进企业提供交流合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平台。比如,研发、咨询等生产者服务机构往往比企业具有更强的对新知识的吸收消化能力,当新迁入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还不能被原企业所接受,或这种新技术具有部分不可移植性时,研发、咨询机构可先把新技术接收过来,通过研究改良后再逐步推广。金融担保、管理咨询等非生产者组织可以通过资金支持、智力支持帮助小企业在创新中长大,改变自身的地位,获得创新的内在动力,进而加快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速度。可以说,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将使产业集群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其创新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持,使创新的源泉涌动不息。《规划》中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划定了多个工业园区作为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的平台,以促进整个地区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重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生产者服务业能促进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构建良好的创新平台。首先,生产者服务业有助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创新能力。经济意义上的创新,不同于实验室里的科学发明,创新要素包括人才、信息、资金,甚至制度环境等。生产者服务业可以通过配置创新要素,提升当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其次,生产者服务业有助于降低黄河三角洲地区企业的创新风险,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作为现代生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孵化器与风险投资在推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结合是现代创新体系中最活跃、最强大的因素,这已经为创新的实践所证明,纳斯达克、硅谷莫不如是。再次,生产者服务业有助于黄河三角洲区域的创新系统的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创新系统应当是由参与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并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的网络系统。生产者服务业在网络中发挥着配置创新要素、促进其充分有效组合、实现最佳创新模式的功能,是创新网络的骨架。因而,黄河三角洲地区要提升当地企业的创新能力、降低创新风险,构建先进的创新网络,必须高度重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生产者服务业有助于协调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包括东营滨州等地的19个县区,总面积达2.65万平方公里。各地的资源条件、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经济状况等都有所不同。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有“一盘棋”的思想,从整个区域的发展高度统筹各地的发展,实现比较优势,提升整体的产业能力。尽量避免长三角、珠三角开发过程中由于区域内各地市产业趋同,发展模式相近,造成的重复竞争、资源浪费现象。另外,对整个黄河三角洲经济区来讲,也要主动加强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等的经济交流和技术合作,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新格局。这些都离不开区域内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生产者服务业能够通过区域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促进产业集聚,形成更加明显的产业特色,最终形成明显的区域经济特色。这个过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正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同时,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助于加强产业对接,积极承接山东东部和天津滨海新区产业转移,深化黄河三角洲与周边经济区的的交流和合作。
第五,生产者服务业能加速黄河三角洲地区核心城市的形成。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崛起,必须有以其核心城市群作为发展的基点,并以之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各市仍缺乏相应的功能和影响力。对于城市发展来讲,生产者服务因其很高的区域经济“乘数效应”比制造业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同时,生产者服务业一般都具有很高的知识和技术密集性,不仅对城市本身经济的发展又很强的带动效应。而且对本城市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外溢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现代城市核心产业,能够决定城市的能级与地位,有效的提升城市的辐射力、影响力,进而强化城市的区域枢纽作用。城市通过发展生产者服务业能够实现对现代生产要素的加工、整合、配置,从而加速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促进城市商品市场、人才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完善,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4]。如沪、宁、杭等地之所以能够成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离不开其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东营、滨州等地要成为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则必须能够发挥其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必须有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作为支撑。
三、结语
作为服务经济中最具经济价值的生产者服务业,对未来的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能左右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成败。黄河三角洲地区要在全国率先创新出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高效增长与生态有效保护的统一,就必须高度重视并优先发展当地生产者服务业,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也必须看到,目前黄河三角洲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这就更加显现出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对于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代中强.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互动关系―来自长三角的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08(4):22-28.
[2]高峰.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J]. 现代管理科学,2007(1):43-45.
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二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我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网络的变化则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格局变迁的脉络及其具象，亦须揽人视野。本文即挟此认识，将学界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环境的变迁、农牧经济板块的错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交通网络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绍．
一、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3．1925．2)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丈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19：4，1974)、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1)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4)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1988)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农业考古》1990．1)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1990)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分见《历史地理》第8辑，1990；第11辑，1993)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学．1987；1988)，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1995)等。
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2)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早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捞，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北大学报》1983．2)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联．1981)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农业考古》]985．2)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2)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农业考古》1987．1)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4)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2)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1991)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早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农业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195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1982)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见《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1986)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从6世纪至]o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招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人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1)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2)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一一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6)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1982)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4)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7．2)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人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1999)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196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1987)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墨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阊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江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8．3)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l0辑．199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科，2002)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三、经济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1942)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197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胡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科，1981)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荚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3)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6．15；《农业考古》1991．3)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1996)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1)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4)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2)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大，2001)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2000)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年)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2)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1992)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3)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6)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9)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1984)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1999)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1991)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2000)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2)，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2)，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1)．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985．2；1986．1)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挤史研究》1990．2)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6)。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4)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网络变迁研究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1997)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先看陆路。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7)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1；1989．3)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人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l1辑，1993)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讯》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人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人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顾流人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1986)，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了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域外交通又分陆、海两路。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丽渤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2)、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港口与海上交通．开创者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1929)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1935)．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1956)、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1986)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阉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1987)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5)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2003)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
五、区域经济研究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地旷人稀、起点过低。
中原经济区。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人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990．3)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5)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东南经济区。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渐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1)．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1)指出两宋时代福楚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2)．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1)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年)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1)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钢、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1)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盲，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1994年)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3)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2002)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3)认为，人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寓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1)，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3)．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2)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1994)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中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晨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广南经挤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棱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1)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晨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1)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笔者自知，对于学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段中所做的有关唐宋经济格局研究的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尽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较为重要的成果，间或亦有遗漏．在对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上述梳理后．笔者认为要使此课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贯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变革期学说为指导．改变过去以朝代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将晚唐至宋的经济格局变动视作整体予以考察，关注趋势的演变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时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面貌。
第二，明确经济格局变迁的内涵，切实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经济格局当以自然环境、农牧业经济、经济重心、交通网络和区域经济为主体构成部分．这也理应成为学界探讨此课题的侧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