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4:10
[关键词] 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分工
[中图分类号]F063.1;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8-0053-04
一、引言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进行分析和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学术界关于长三角区域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或制造业)层面的分析。范剑勇(2004)通过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认为一体化必然带来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和地区结构差异性增强,并以长三角为案例,通过一系列衡量地区专业化水平、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计算证实了这一理论预期,同时发现浙江与上海参与长三角内部地区分工的程度明显高于江苏。樊福卓(2005)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分工进展及分工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的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在优化,区域内分工与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各城市制造业的专业化倾向在增强。刘乃全、周维颖(2005)首先分析了上海及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特征及其所处的阶段,进而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优势及布局特征,然后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分工的理论及现实基础,以及产业分工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合理分工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建议。邱瑞平、杨海水(2005)发现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地域分工的变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工业分工呈不断深化的趋势,区域的专业化行业数量也不断上升,不同区域形成了相对不同的专业化行业,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影响地域分工的其他因素,但这些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关键在于增加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程度。梁琦、詹亦军(2006)以长三角制造业为对象,利用长三角区域内16个城市1998―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分析和计算表明:地方专业化能促进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地方专业化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和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都明显高于非地方专业化行业,地方专业化有弱化垄断而强化竞争的倾向。孙彦军(2007)对长三角地区的三次产业发展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 基本结论是长三角地区初步出现了产业分工,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竞争、技术转移和产业政策引导。胡国良(2005)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既有垂直型国际分工,也有水平国际分工,在这两种分工形式中,长三角制造业都处于分工体系的末端,这样一种国际分工定位,使该地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因而提升产业层级、与国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扩大高新技术中间产品的生产平台是长三角制造业摆脱困局的主要路径。
二、度量指标
本文选用樊福卓(2007,2009)提出的度量指标对长三角服务业分工进行分析和探讨。
用FRi表示i城市的专业化系数,反映其与长三角其它城市发生的城市间贸易的相对规模,则:
其中,sij表示i城市j行业的增加值占该城市服务业增加值的份额,用sj表示长三角j行业增加值占其服务业增加值的份额。
用FIj表示j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反映该行业发生的城市间贸易的相对规模,则:
三、统计描述
与长三角工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相比,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要低得多。原因在于,一是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相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关于第三产业细分行业的分类发生了较大的调整,这种调整使得两种行业分类的数据可比性较低;二是长三角若干城市没有提供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而且,在颁布实施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之后,有些城市的《统计年鉴》仍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提供数据。经过努力,我们收集整理了2006年长三角各城市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数据来源包括2007年度长三角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2007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
先从城市路径分析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长三角不同城市服务业的专业化系数存在差异,泰州、无锡和舟山的专业化系数较大,分别为0.1878、0.1729和0.1656,居于前3位,而台州、宁波和嘉兴的专业化系数较小,分别为0.0656、0.0689和0.0714,居于后3位。作为各城市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综合反映,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分工水平为0.1063。当考虑城市的规模因素时,情况就有所变化。200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6,375.27亿元;分城市看,不同城市的规模差异悬殊,上海实现服务业增加值5,244.20亿元,占长三角的份额高达32.03%,而舟山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53.82亿元,占长三角的份额仅为0.94%。忽略城市的规模因素,同样可以发现,不同城市的服务业结构差异系数有所区别。泰州、无锡和上海的结构差异系数较大,分别为0.1535、0.1492和0.1388,居于前3位,而台州、嘉兴和镇江的结构差异系数较小,分别为0.0304、0.0476和0.0507,居于后3位。作为各城市的结构差异系数的综合反映,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结构差异系数为0.0954。把2006年长三角各城市的专业化系数和结构差异系数进行比较,发现,杭州、上海的结构差异系数较专业化系数分别高出46.64%和32.19%,其它城市的结构差异系数均比专业化系数小,其中,台州、镇江和嘉兴分别低了53.69%、 45.33%和33.39%。这使得,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结构差异系数较服务业分工系数低了10.26%。
接下来从行业路径分析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从表2可以发现,2006年长三角不同服务业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差异较大,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地方化系数分别为0.1986、0.1437和0.1402,居于前3位,而住宿和餐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房地产业的地方化系数分别为0.0548、0.0657和0.0680,居于后3位。作为各行业地方化水平的综合反映,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分工系数为0.1063。在长三角服务业的行业分布中,不同行业的相对规模差异较大,批发和零售业占有23.37%的份额,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仅占有1.11%的份额。不考虑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发现,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分布差异系数较大,分别为0.1843、0.1431和0.1412,居于前3位,而住宿和餐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房地产业分布差异系数较小,分别为0.0565、0.0610和0.0692,居于后3位。把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和分布差异系数进行比较,发现,在14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的分布差异系数较大,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业的分布差异系数比地方化系数分别高出13.22%、5.87%和3.10%;有8个行业的分布差异系数较小,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的分布差异系数比地方化系数分别低了17.53%、12.73%和12.21%。结果是,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空间分布差异系数为0.1032,比服务业分工系数低了2.91%。
进一步,我们计算整理了200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区位商居于前4位的服务业行业(表3)。不难发现,对于一个城市,专业化优势排在前4位的行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例如上海, 2006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区位商为1.37,专业化优势较大,而排在第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区位商为1.24,专业化优势较小。再如杭州, 2006年教育的区位商为1.27,专业化优势较大,而排在第4位的房地产业的区位商为1.15,从而专业化优势较小。从表3还可以发现,不同城市区位商居于前4位的行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表现在行业的差别上,还表现在区位商大小的差别上。例如上海和南京, 2006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区位商在两个城市均居于首位,分别为1.37和1.77,而两个城市的其它3个行业各不相同。再如杭州和宁波, 2006年杭州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区位商为1.27和1.15,居于第2位和第4位,而宁波这两个行业的区位商为1.25和1.06,居于第1位和第4位;至于两外2个行业,两个城市有所区别。
四、小结
本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分工进行了初步探讨。从城市路径看,长三角不同城市的专业化系数有所不同,并且,与城市的专业化系数相比,城市的结构差异系数的大小及排名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从行业路径看,长三角各服务业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存在差别,并且,与行业的地方化系数相比,行业的分布差异系数的大小及排名均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这表明,对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进行分析时,是否考虑城市(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另外,本文还对长三角城市区位商居前的服务业行业给予了简要的讨论。
[注 释]
①长三角的地域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2008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了这一内涵。狭义的长三角,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等1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使用的是狭义的内涵;即使使用广义长三角的内涵。1978年～2006年期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樊福卓.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分工[J].改革,2005, (8) .
[2]樊福卓.地区专业化的度量[J].经济研究,2007,(9):71-83.
[3]樊福卓.区域分工:理论、度量与实证研究[C].博士论文,2009,5.
[4]范剑勇.长三角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专业[J].管理世界,2004,(11):77-84.
[5]梁 琦,詹亦军.地方专业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来自长三角的证据[J].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2006,(1):56-62.
[6]刘乃全,周维颖.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及产业分工问题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2):19-25.
[7]胡国良.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国际分工定位及其发展困局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5):59-62.
[8]邱瑞平,杨海水.长江三角洲工业的地域分工[J].东岳论丛,2005,(6):109-112.
[9]孙彦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分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7,(1):40-43.
On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in Yangtze Delta Area
Fan Fuzhuo
(Institute of Sector Econom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关键词：绿化树木；叶片；滞尘；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S79；X511；X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8-4423-04
随着社会进步和城市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工业生产及城市规模扩大使生态环境恶化，有害气体及粉尘增多日趋明显，，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城市绿化树种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改善环境的重要载体，不但有调节小气候、杀菌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阻挡、吸附粉尘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绿化树种的滞尘效应研究，一方面是关于树种的滞尘机制研究[1-4]，另一方面是关于时间（季节）变化对不同树种的叶片滞尘量的影响[5-7]。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及西北等地区诸多城市开展了不同方式的植物滞尘效应研究[8-17]，而针对中原地区的工业城市安阳市开展绿化树木滞尘规律研究鲜见报道。为此试验在安阳市选择了3个功能区12种绿化树木开展了调查，对绿化树种的滞尘规律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安阳市绿化树种的选择和配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料
根据安阳市城市功能分区状况设立采样点，分别在工业区（GYQ）的化工路、文教区（WJQ）的大学城和闹市区（NSQ）的解放路3个功能区选取常见道路绿化树木12种， 12种道路绿化树木分别是毛白杨（Populus tomentosa Carr.）、国槐（Sophora japonica L.）、紫叶李（Prunus cerasifera Ehrh. f. atropu-purea Rehd.）、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Mill.）Swingle]、大叶女贞（Ligustum lucidum Ait.）、白蜡（Fraxinus chinensis Roxb.）、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Thunb.）Lindl.]、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小叶黄杨[Buxus sinica（Rehd. et Wils.）Cheng ex M. Cheng subsp. sinica var. parvifolia M.Cheng]、紫荆（Cercis chinensis Bunqe）、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L.）L'Hér. ex Vent.]、椤木石楠（Photinia davidsoniae Rehd. et Wils.）。
1.2 样品采集、处理与测定
在2011年秋季的第一场雨后第五天，于各采样点选定生长健康的各绿化树种，每种树木测量胸径和高度，尽量保持生长状况的一致性。每树种选定3株采集叶样，采样位置选择树冠多个方向，同时结合树冠上、中、下各层次，将采集后的叶片封存于塑料袋中并尽快带回实验室处理。具体操作上先将样品用去离子水浸泡2 h、浸洗掉叶片上的附着物，用镊子将叶片夹出，再用已烘干并称重（电子天平）的滤纸（W1）过滤浸洗液；将滤纸于74 ℃下烘24 h，然后再称重滤纸（W2），2次称重的质量之差即为采集样品上所附着的降尘物质量，重复10次，取均值。另外分别采集每一参试树种的叶片10～20片，在室内用打孔器打孔，应用小圆片面积与10～20片叶的面积比例关系计算出全部叶面积（a）。单位面积滞尘量G=（W2-W1）/a，单叶滞尘量=测试某一树种所有取样叶片滞尘量/叶片数目。
1.3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Microsft Office Excel 2000软件进行处理，再应用SPSS 17.0和Word 2003软件完成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图表制作。
2 结果与分析
2.1 12种绿化树木的单叶滞尘量
对安阳市常见绿化树种的胸径、高度与各功能区的单叶滞尘量测定、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可见，工业区和闹市区的各树种单叶滞尘量绝大部分位居文教区之上，具体地说，工业区同树种的单叶滞尘量如国槐（2.345 mg）、白蜡（1.072 mg）、枇杷（71.246 mg）、小叶黄杨（0.256 mg）、椤木石楠（0.653 mg）分别是文教区同树种（分别为1.718、0.762、30.213、0.121、0.231 mg）的1.36、1.41、2.36、2.12、2.83倍；闹市区的毛白杨（10.323 mg）、紫叶李（4.788 mg）、臭椿（6.098 mg）、大叶女贞（2.855 mg）、栾树（1.653 mg）、紫荆（11.475 mg）、构树（8.688 mg）分别是文教区同树种（分别为4.156、1.502、2.091、1.315、1.004、3.783、3.017 mg）的2.48、3.19、2.92、2.17、1.65、3.03、2.88倍。不同树种在不同的功能区其单叶滞尘量之间差异较大，如工业区、闹市区和文教区的枇杷单叶滞尘量分别为71.246、65.196、30.213 mg，而小叶黄杨单叶滞尘量在工业区、闹市区和文教区分别为0.256、0.192、0.121 mg，枇杷单叶滞尘量分别是小叶黄杨的279、340、250倍；又如毛白杨在工业区、闹市区和文教区的单叶滞尘量分别为9.954、10.323、4.156 mg，分别是小叶黄杨的39、54、34倍。
单叶面积（S）是不同种类的树木单叶滞尘量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3个功能区各树种单叶滞尘量与单叶面积作线性关联分析，结果单叶滞尘量=7.542 S+0.671，R2=0.747，表明单叶滞尘量与单叶面积线性关联分析的相关性显著（P
2.2 12种绿化树木叶片的单位面积滞尘量
城市里不同功能区的污染程度对植物截留粉尘能力的影响非常明显，试验对安阳市3个功能区常见树种叶片的单位面积滞尘量测定结果见表2。从表2可见，多数树种的叶片单位面积滞尘量空间差异明显，以工业区的大多数树种叶片单位面积滞尘量居首位，如国槐（0.622 mg/cm2）、臭椿（0.743 mg/cm2）、白蜡（0.077 mg/cm2）、枇杷（1.146 mg/cm2）、栾树（0.175 mg/cm2）、小叶黄杨（0.838 mg/cm2）、椤木石楠（0.153 mg/cm2）分别是文教区同树种（分别为0.158、0.191、0.028、0.315、0.076、0.252、0.072 mg/cm2）的3.94、3.89、2.75、3.64、2.30、3.33、2.13倍；并且闹市区的毛白杨（0.521 mg/cm2）、紫叶李（0.549 mg/cm2）、大叶女贞（0.125 mg/cm2）、紫荆（0.092 mg/cm2）、构树（0.368 mg/cm2）叶片的单位面积滞尘量高于工业区。部分树种的叶片单位面积滞尘量差异较大，如工业区的臭椿、枇杷、小叶黄杨的叶片单位面积滞尘量分别是同一功能区紫荆（0.075 mg/cm2）的9.91、15.28、11.17倍；文教区的臭椿、枇杷和小叶黄杨分别是同一功能区白蜡（0.028 mg/cm2）的6.82、11.25、9.00倍。对3个功能区各种树木叶片单位面积滞尘量的平均值进行比较、排序，结果从大到小排列为枇杷、小叶黄杨、臭椿、国槐、毛白杨、紫叶李、构树、栾树、椤木石楠、大叶女贞、紫荆、白蜡。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树种的单叶滞尘量与单叶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单叶面积较大可能是导致供试树种枇杷、紫荆、毛白杨单叶滞尘量较多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与植物叶面毛被密度也有相关[3]。俞学如[18]对南京市道路绿化树的研究表明，构树全年的平均单叶滞尘量大于大叶女贞，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黄慧娟[19]研究了保定市常见绿化树种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雨后第七天，道路旁的树木单叶滞尘量大于校园内的树木，史晓丽[20]对不同地点树种的滞尘能力进行比较，发现道路旁的国槐、白蜡、构树和紫叶李在21 d内的滞尘总量分别是校园内同种树木的1倍以上，本研究结果表明，绿化树种在工业区的单叶滞尘量也大于文教区，与黄慧娟、史晓丽的研究结果一致。
叶片单位面积滞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树木叶片滞尘能力的大小，试验发现紫荆、大叶女贞、白蜡和椤木石楠的叶片滞尘能力相对较差，原因可能是它们的叶片具有蜡质表层或叶片表面光滑、滞留的颗粒物易被风刮掉所致；而枇杷、国槐、小叶黄杨、臭椿和紫叶李的叶片滞尘能力较强，原因可能是国槐叶片表面的自由能较高、枇杷和臭椿与紫叶李叶片表面结构粗糙、小叶黄杨对地面扬尘的拦截能力较强造成的；但是植物叶片滞尘能力强弱最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还与树种叶片的气孔数量、毛被密度、叶表面结构、叶片表面润湿性和表面自由能有关。王会霞等[3]研究表明，叶片滞尘量与尘埃和叶面的接触角呈显著的负相关，与表面自由能呈显著正相关。国槐、栾树叶片的正面接触角大于90°，其色散分量占表面自由能的90%以上；而大叶女贞叶片的正面接触角小于90°，其色散分量占表面自由能的80%以下，这表明各种树木滞尘能力高低受多个内部因素影响，有促进的、也有限制性的，最终决定于各个因素贡献的比率大小。
试验结果表明，毛白杨、国槐、紫叶李、臭椿、大叶女贞、白蜡、枇杷、栾树、小叶黄杨、紫荆、构树和椤木石楠单叶滞尘量分别为8.144、1.912、2.993、4.512、2.139、0.936、55.552、1.398、0.190、8.172、5.417和0.465 mg，单位面积滞尘量分别为0.344、0.366、0.309、0.484、0.101、0.054、0.841、0.132、0.625、0.067、0.194和0.113 mg/cm2。以枇杷和小叶黄杨的叶片单位面积滞尘能力较强，构树、栾树、椤木石楠、大叶女贞、紫荆和白蜡相对较弱，臭椿、国槐、毛白杨和紫叶李居中。对单叶滞尘量而言，枇杷、紫荆和毛白杨的较大，构树、臭椿、紫叶李、大叶女贞、国槐和栾树居中，白蜡、椤木石楠和小叶黄杨较小。
试验仅在2011年秋季对12个树种的叶片单位面积滞尘量和单叶滞尘量进行了比较分析，虽然能从一个方面反映不同树种的滞尘能力，但离全面反映不同树种不同季节在阻挡、截留与吸滞尘埃方面的差异还远远不够。因此在城市绿化植物滞尘效应研究中应选择适合本地生长的、滞尘能力强的植物，并与乔灌草进行合理搭配，让多株树木组成群体形成片林或小森林，这样的群体滞尘能力将大大强于孤立树木，并且这种群体在不同季节阻挡、截留与吸滞尘埃方面更具有试验的可信度与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KOCH K， BHUSHAN B， BARTHLOTT W. Multifunctional surface structures of plants： An inspiration for biomimetics[J]. 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2009，54：137-178.
[2] SHEN Q， DING H G， ZHONG 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urface properties of persimmon leaves by FT-Raman spectroscopy and wicking technique[J]. Colloids and Surfaces B： Biointerfaces，2004，37：133-136.
[3] 王会霞，石 辉，李秧秧.城市绿化植物叶片表面特征对滞尘能力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报，2010，21（12）：3077-3082.
[4] 李海梅，刘 霞.青岛市城阳区主要园林树种叶片表皮形态与滞尘量的关系[J].生态学杂志，2008，27（10）：1659-1662.
[5] 张 莉.南京常见道路绿化树种的环境效益研究[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7.
[6] WOODRUFF T J， GRILLO J， SCHOENDORF K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ected cause of post neonatal infant mortality and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1997，105（6）：608-612.
[7] ARDEN P C， RICHARD L V， LOVETT E G， et al.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ssociated with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J]. American Heart Journal，1999，138（5）：890-899.
[8] 冯朝阳，高吉喜，田美荣，等.京西门头沟区自然植被滞尘能力及效益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07，20（5）：155-159.
[9] 郑少文， 邢国明，李 军，等.北方常见绿化树种的滞尘效应[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8（4）：383-387.
[10] 陈 玮，何兴元，张 粤，等.东北地区城市针叶树冬季滞尘效应研究[J].应用生态学报，2003，14（12）：2113-2116.
[11] 姜红卫.苏州高速公路绿化减噪吸硫滞尘效果初探[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5.
[12] 吴中能，于一苏， 边艳霞. 合肥主要绿化树种滞尘效应研究初报[J]. 安徽农业科学，2001，29（6）：780-783.
[13] 韩 敬，陈广艳，杨银萍. 临沂市滨河大道主要绿化植物滞尘能力的研究[J]. 湖南农业科学，2009（6）：141-142.
[14] 邱 媛，管东生，宋巍巍，等.惠州城市植被的滞尘效应[J].生态学报，2008，28（6）：2455-2462.
[15] 吴耀兴，康文星，郭清和，等.广州市城市森林对大气污染物吸收净化的功能价值[J].林业科学，2009，45（5）：42-48.
[16] 刘光立.垂直绿化及其生态效益研究[D]. 四川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02.
[17] 宋丽华，赖生渭，石常凯.银川市几种针叶绿化树种的春季滞尘能力比较[J].中国城市林业，2008，6（3）：57-59.
[18] 俞学如.南京市主要绿化树种叶面滞尘特征及其与叶面结构的关系[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8.
本文就找出那么几对看似是孪生的专业，让大家来辨别一下。
生物技术 vs 生物工程
这两个专业都属于生命科学学院，差别在于“技术”和“工程”，从字面上，基本无法很清晰地分析出区别。它们在学习的前两年的基础课程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是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就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最大的区别在于，生物技术是理科，而生物工程是工科。前者偏理论，后者注应用。
生物技术学习的是生命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系统的生物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学习的内容偏于理论，从微生物到细胞到分子到基因，一切都是为了向更高端的生命科学发展而努力，所以很多学生都会考研或是在研究机构做研究工作。
而生物工程相比生物技术来说，诞生的时间要晚一点。它是以生物科学为基础，应社会之需要而兴起的，所以更注重应用。简单来说，就是对生物进行创造和设计，在分子、细胞、组织和个体这些不同的层面上，对生命有机体进行新的改造，比如利用固定化菌体或固定化酶来大规模生产果糖浆来代替蔗糖。生物工程需要学习不少药学相关的课程，很多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生物医药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做工艺和装备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工作。或者是进入政府的工商税务、海关、药检等部门从事监管工作。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vs 材料科学与工程
想必大家已经发现这两个专业最大的差别了：“高分子”和“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是材料中种类非常丰富的一个大类，橡胶和塑料都属于高分子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材料”里并不包括有机高分子材料，它研究的是金属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如陶瓷、水泥、混凝土材料）。
虽然都是材料，不过最大的区别在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化学的关系紧密，而材料科学与工程和物理相伴。这一点看看它们的课程设置就明白了。前者要学习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基本涵盖了所有基础化学课程。后者则要学固体物理、量子力学和材料物理等课程。在学习的内容上，它们就很不一样。
就业方面，高分子更注重新型材料的运用和研发，反而是一些和化学沾边的公司更需要这一专业的学生，比如著名的陶氏化学。当然，说到橡胶和塑料，化工、汽车、电子、航空等行业同样需要相关人才。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在传统机械制造类行业更有优势，比如航天、船舶、重工业的相关企业。
环境科学 vs 环境工程
读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两个专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偏理论，后者重实践，理学vs工学。的确，前者更多地注重在科研方面，而后者则注重在工程上。
环境科学专业的学习内容比较宏观，比如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的营造、环保的规划。学的是理学，对环境化学、环境毒理、环境微生物等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论上的学习。
相比之下，环境工程属于工程类专业，它的应用性要强得多，很多课程都是实打实地去学如何控制污染，比如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全过程管理，以及环境的评测。
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两个专业的区别在于，环境科学是指认垃圾的，而环境工程则是处理垃圾了。这种说法或许不完全正确，但可以给我们参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vs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vs 电子科学与技术 vs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首先，让我们镇定一下，千万别被这一连串的“科学与技术”给绕晕了。这四个专业，都和物理、计算机密不可分，但是细究起来，差别却不小。
从学习内容上来看，计算机主要学习计算机软件、硬件和应用系统的学习，学的是计算机。电子信息学的是如何获取、传输、处理和设计电子信息系统，偏重在电路和电子上，它的口径比较宽，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都有所涉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电信、广播、雷达、声呐和导航都是它的应用领域。电子科学与技术是信息科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学科，学习的是各种电子材料、元器件、集成电路等的设计、制造和相关的知识。最后一个光信息则是现代光学和信息科学紧密结合的专业，研究的是如何用光取代电信号对声音、图像和数据等信息进行处理，比如光纤通信。
关键词：高职教育；鲁班文化；特色；校园规划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78
0引言
大学校园是孕育学术思想、培育专业人才的场所，校园环境的建设历来受到重视。著名建筑师小沙里宁曾说：“大学就像我们时代文化沙漠中的绿洲，校园里有美好的步行区、林荫道，而别处却没有。”可见，大学校园在世人心中已成为理想生活环境的一种写照。自由、开放、绿色、生态则成为大学校园规划设计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然而，由于教育理念的不同，高职校园的规划理念与高等院校校园规划理念也有所差异。目前，高职院校大多是由中职学校合并、升格而来。因建校时间较短，资金缺乏，大多校园基础建筑和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校园景观建设较为薄弱，传统的规划理念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发展需要。这也对当今高职校园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次，我们在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校园规划中就解决总体布局、校区环境融合和校园生态绿化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1学校概况
隶属于辽宁省教育厅的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位于古城辽阳，由原辽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辽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于2012年5月合并重组而成。学校秉承“上善建道，精技筑邦”的校训精神，在长达60余年职业教育的历史中，不断践行以人为本的现代办学理念。形成建筑、制造、电工电子、计算机软件及应用、经济管理、现代服务等近50个专业。
学校现有南北两个校区，均位于辽阳市中心位置。总面积现有358523平方米（约合538亩），建筑面积200096平方米。南校区占地13.8万平方米，北校区占地22万平方米。
2注重校园规划的整体性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是两校区合并办学。北区为原辽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旧校区，2002年由辽宁省供销学校、辽宁省电子工业学校合并而成。功能分区有待于进一步划分，应作为校园规划的重点。南区为原辽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旧校区，地理位置相隔北区有一段距离，目前可拆建的建筑和用地不多，唯东南侧有规划预留用地60亩，必要时可用于新建。
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多重原因，校园规划建设受到各个时期的局限，多年来基本处于边规划、边征地、边建设的状态，造成目前校园占地面积难以扩大，发展空间受到局限，校园内功能分区不尽合理，学生室内文体活动场所匮乏等方面问题。
为了满足学校未来发展需求，依据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的校园现状及发展的方向，对校园的功能分区、道路交通系统及空间景观环境进行规划调整（见图1、图2）。规划中注重南北校区之间的联系和整合。之前两校区均独立自主，合校后需合理配置资源，处理好校区交通组织、校区整体建造风格等的协调。
3营造特色校园文化氛围
3.1用传统文化协调校园整体建造风格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坐落在历史文化古城辽阳，有着半个世纪的职业教育历史，深厚的人文背景使学校的建筑风格、空间概念等均体现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北校区原辽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建筑风格较为统一，大部分教学建筑外观上采用砖红色主墙配合灰色勒脚、白色窗线和坡屋顶的低层建筑形式。
北校区古老的中专教学楼（见图3）是典型特色建筑代表，也是学校最早期的建筑。其他教学建筑在日后的发展建设中均参照此种风格，延续了传统的文脉，形成了目前别具特色的建筑风格。而南校区建筑风格无明显特色，建筑色彩以灰色为主，教学楼均为平屋顶多层建筑。两校合并后，将南校区主要教学建筑按照北校区建筑风格进行了统一改造，用特定的形式和符号协调了校园整体建造风格，起到了显著效果。
3.2鲁班精神与时代特融
规划在南北校区以鲁班文化为主题，创作体现校园文化的景观雕塑。用视觉语言，直观表现辽宁建院的鲁班文化，并作为辽宁建院校园文化的核心部分，发扬光大。
鲁班是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发明创造的典范，是能工巧匠和发明家象征性的符号。鲁班文化体现了中华儿女不断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它不仅对中华民族性格影响久远，而且成为实现科教兴国和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
|宁建筑职业学院是辽宁省建筑职业教育学府，无论从行业背景到专业角度，还是职业特点到技术应用，正是现代社会对鲁班文化传承地最直接反映。建院人六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充分体现了鲁班文化精神内涵，鲁班文化筑就了辽宁建院之魂。
4建设绿色生态校园
4.1生态优先，人工与自然融合
当代环境建设遵守的首要原则就是生态优先。规划中依托校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地理环境，充分利用了原有绿化，加入“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和“校园文化”设计要素，将人工与自然环境融合，努力营造出别具特色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校园生态景观，使之成为校园整体的一大特色。南校区图书馆南侧与围墙之间有一大片空地，规划中将这片空地打造成为风景秀丽的学生活动景观绿地（见图4），为师生提供了舒适宜人的学习和交流活动场所。
此外，为顺应师生户外学习、思考和交往的行为要求，规划在南北校区的中枢位置设计了公共活动带，体现了包容性与以人为本。将教学区和室外活动区以便捷的路线相连。这条步行活动带包含了交通、游憩和交往等许多功能，体现了新时期校园户外活动空间的发展方向。
4.2创立“人文内涵”的绿色景观带
“人文内涵”是校园文化的主要灵魂，规划将人文内涵贯穿校园整体空间景观，建造具有“古城情调、人文情怀”的绿色大学校园。
规划在校区入口沿线形成绿化景观带，将景观的图形融入“文化内涵”，其意境与大学文化气质相融合，使其成为学院里最富有特色的主题景观。南校区主要以建筑类专业为主，为弘扬鲁班精神，在南校区入口绿化景观带中建造了鲁班园（见图5）。北校区以信息会计类专业为龙头，规划在北校区入口绿化景观带东西向各建造一个主题景观雕塑，分别为计算机雕塑和古老算盘雕塑，在景观带的东端广场上，规划设计一大型齿轮雕塑，立于机械系教学楼的正门。此外，“人文内涵”生态带还将贯穿校园公共绿地、文化广场和空间景观雕塑，在两个校区内分别形成主景观轴，从南到北穿行于理性校园建筑之间，形成交响乐一般的韵律。
5结语
综上所述，良好的校园环境是高职院校提升素质教育的基础，也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然条件。高职校园的建设应转变规划理念，注重营造校园人文环境，尊重场地的自然与文化内涵，突出个性，合理设计，建设适应高职教育的、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新校园。
参考文献
[1]周逸湖，宋泽方.高等学校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当代大学校园规划与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3]张树云.高职学校校园规划的实践与思考[J].建筑设计与规划，2002，（6）.
论文内容提要：建立以学校为本位的德育工作内容、方式和管理系统，实现德育创新，必须树立以社区为依托的全新的学校德育工作环境概念，实现德育内容系统化与德育活动本土化的结合，形成校本德育的内容特色；强调学校在社区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动地位、专业地位和在育人工作中的权威性，形成校本德育的网络特色；按质量互变的规律，以量化管理为基础、定性管理为手段的弹性德育管理，形成校本德育管理的管理特色。
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明确指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在ma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肯定学校德育工作的效果:“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他殷切希望恢复“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的好风气。!’l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刻认识到，能否有效地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为此，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
今天，教育创新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学校德育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必须不断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途径，都要与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的学生对象相适应。但最根本的一条，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实现德育创新，要从学校做起;学校是操作德育工作的主体。
要实现德育创新.首先必须树立以社区为依托的全新的学校德育工作环境概念。美国学者萨丽·鲍斯韦克(shauy borsnick)指出，在欧美国家中，学校是分离于社区之外的，但课程却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中国学校建立在社区之中，与社区联系密切，可是学校课程内容却与社区要求脱节[(3]。这是事实，即学校教育内容严重脱离了社区的德育环境，与社区要求不协调。“和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并对其有促进作用。”闭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同样，努力建设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诚实公平的校园道德氛围，并促成社区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对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社会价值的现实定位。学校建立在社区中，社区内团体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问，学校与社区各层面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学校德育的小环境。这一小环境正在日益强烈的受到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的冲击和影响，学校在这一不自觉变化的社区中，发生着自觉的、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因其育人的超前性，必然超前于社区变革。学校能动的适应着社区环境，又改造着社区环境。学校有社区社会道德孵化器的作用，不断为社区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物质建设提供着新的力
德育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最强调实践性的。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必须通过日常行为来表现，特别是在社区中的行为更能展现学生思想品德的优劣。由于学生的可塑性，其道德表现可能呈现两个方向:符合教育者教育目标的方向和不符合教育目标的方向。这两种行为如果能得到社区及时的表扬或者批评，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反馈回学校，对学生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进一步形成都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加强作用。社区可以采用招募青少年教育志愿者的方法，聘用那些德才兼备的有志于青少年教育的人加以培训，择优录用，通过他们的工作使社会教育在社区范围内形成有形的依托。社区参与学校德育工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川组织辖区内中小学生开展服务、读书活动和其他公益劳动;(2)为学校定期提供学生在社区参加服务活动的表现;(3)定期向教育、文化主竹部门提供社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依法经营的情况，严防未成年人进入社区经营性文化娱乐场所;(4)向所在社区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咨询。(5)开展“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建设和评比，促进家庭生活氛围的现代化。这就是校本德育要求于社会的:以社区为依托。良好的社区环境，为学校德育创新提供了不竭的资源。
其次，强调学校在社区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动地位和专业地位，在育人工作中的权威性，是以学校为本位的德育工作区别于过去‘·学校必须与家庭、社会密切合作，发挥学校主导作用”si的育人网络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德育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
学校是社区中最专业化最主动的德育工作实体。德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保证，被誉为人字第一号工程。学校内部有健全的校、处级、年级、班主任德育管理体系，牵动着学校、年级、班级家长委员会和各级社区教育协调组织。家庭、社区、学校三方教育力量中，学校不仅是主导，其主动地位、专业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学校必须主动融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为社区两个文明做出积极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t}.mt要，也是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需要。
学校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通过:(1)以学生促家长的形式;(L)为社区活动提供场所的形式;(31参加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研讨的形式;(.k)为社区培i)”文化活动骨干;(p)向社区成员通报学校德育工作要求和德育信息;(u·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现象;(7)发挥校长和学校教师在社区的非权利影响，沟通学校与社区的信息交流渠道，使学校德育工作与社区工作紧密衔接等等、。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经过实践，德育创新的效果得到巩固和加强。第三，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强化育人效果的目的定位，使校本德育区别于传统的“教育为地方自治之本”的观念，从而确保学校全力集中于教书育人，为德育创新提供了经济和人力保障
以优化育人环境带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学校育人环境，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衔接的局而，增强思想品德教育效果，“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制等方而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校本德育的这一目标，区别于明朝以来把学校作为所在地区道德与精神文明讲坛的观念，也区别于二三十年代陶行之在晓庄师范进行的，以学校办社区的实践。校木德育的目标在培养面向现代化、而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通过“育人”来间接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要自办社区，管理社会。
学校在社区中又是法人，其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开放德育工作，不等于放弃德育工作;利用社区资源，不等于放弃学校资源。课堂教学是学校育人的主阵地，学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导。学校只有全力集中于优化管理，才能实现自身发展。
第四，德育内容系统化与德育活动本土化，是校本德育区别于传统德育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学校育人主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具体体现.是德育创新的源泉。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人学。.，p1学生来自学校附近，学生的本土化是由学生成长规律决定的，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传统的生活观念和师范院校定向招生的政策使教师教书儿乎也是在自己的家乡，教师的本土化程度也是相当高的。然而，由于学校教育分学科授课，课堂主渠道的德育内容相当分散，以活动为主体的德育内容相当零乱，教师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和自己思维方式的限制，确定的德育主题内容空泛，形式单调，更少利用到社区教育资源，使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隔离，大大削弱了学校德育的力量。
我区“学校文化的理解与建设”已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我国义务教育区域推进均衡发展的多路径研究》子课题。省教育厅拟于2014年在我区召开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研讨会。为进一步深化课题研究，充分彰显我区教育发展个性，提升我区学校办学品质，现就深化学习文化理解与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做实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的前提性工作是对学校文化的理解。理解学校文化，首先要确定文化主题，即是什么文化。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努力，我区大部分学校文化主题已经比较明确，只有个别学校尚在论证之中。其次要深挖文化主题内涵。此堡垒不破，后续工作无法进行。各校要迅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既要发动学校每位教职工深入思考、讨论、又要借智借脑，利用专家的力量，指导抽象与概括。各校对学校文化主题内涵的提炼须在2013年7月以前完成。
“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的关键性工作是学校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学校文化主题内涵，从“环境文化”、“制度文化”、“课程文化”、“活动文化”、“主体文化”五个维度展开文化建设。建设过程中，切忌“内涵”与“建设”脱离。如学校环境文化，反映出的理念（校训、学风、教风等）要与抽象出的主题文化内涵息息相关，绝对不能毫无关联，各是各的一套。“内涵”与“建设”脱离是我区当前学校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各校必须予以纠正。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意利用好学校原有基础，特别是环境文化建设，在原有建设基础上补充完善，千万不要另起炉灶。在对学校文化建设进行系统思考的基础上，形成建设方案（现将部分学校的建设方案附后，供参考）。方案报教育局批准后实施。方案一经教育局批准，学校不得擅自改变。
二、严肃认真做好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的深化研究工作
1.端正研究态度。教育本身就是坚守的事业，教育科研更需要孜孜不倦地坚持。求新鲜，追时髦，办不好教育。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不是一年二年做了就不再做的事情，需要每位教育工作者长期做下去。当前，少数学校领导对此项工作已表现出兴致不高，甚至不顾学校实际，对已经确定的学校文化主题随意改变的现象。这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学校领导者的应有之为，是对学校发展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些学校的领导要认真反省。广大教育工作者都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认准了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做就做好。
2.按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规范程序做好深化研究工作。各校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可根据“课题研究指南”（附后），依据自身实际，选择一个小课题开展深入研究。研究中，要拟定好研究方案，积累研究材料，加强阶段性总结，以便今后结题验收。学校相关资料要及时报送教育局备案。
三、采取得力措施，推动深化研究工作
1.成立区级深化研究领导和指导小组。
2.将“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研究情况纳入学校每年的重点工作目标，一年一考核。教育局将加强平时的工作督查，并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议，推动深化研究工作。
3.设立“学校文化理解与建设”项目经费，专项补助学校的深化研究工作。
【关键词】新校区；学生工作管理
一、新校区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新校区的短期定位无法满足现阶段学生的需求
传统上的新校区，有“职能模式”与“学院模式”之分。“职能模式”，即按照年级和层次进行划分，如一些高校的新校区只有“低年级部”。而“学院模式”，即按照学院的不同来定位新校区。“职能模式”的弊端在于，校区内的学生层次比较单一，如此一来，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略显不足，而在高等教育中，老生的“传帮带”这一环节，往往是辅导员的说教所无法取代的。而“学院模式”的弊端，主要在于不同学科之间学生交流甚少，不足以让学生得到其他学科的熏陶，综合性的大学变成单一化的学院，不利于综合性人才的培养。而以我校为例，我校的长远目标，是将白云校区打造成主校区，但就近期而言，新校区则同时落入了“职能模式”和“学院模式”的窠臼，尤其在目前仅仅有一个年级的情况下，如何弥补这一缺失，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二）传统的校园文化氛围相对欠缺
我校已经有55年的办学历史，是一所有着独特文化和历史的高校。以往，学校都会组织各种活动，来传承我院的文化和精神，如校园文化艺术节、科技文化节等等。而目前由于白云新校区处于“职能模式”和“学院模式”的夹缝当中，问题颇多。首先，尽管白云校区的学生组织架构也已经日益组建并完善，但相对缺乏来自己高年级的指导，则让许多活动的开展变了味儿。其次，由于白云校区只有五个学院，且均为基础文科和经管文科类专业，故而出现了男女生比例失调的现象，男女生比为1：4，部分学院接近1：10，很多活动受到性别限制而难以开展。而进行跨校区的活动，又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特别是运动会等大型活动，往往交通费用便超过了活动本身的花费。
（三）缺乏交流
缺乏交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前面已有分析，此不赘述；二是学生和老师的交流，由于新校区地处偏僻，除了常驻的政工干部和办事人员外，其他老师都鲜有时间与学生交流，一般是下课铃响，便得匆忙赶校车回市区，而仅仅依靠课间休息时间的交流，是远远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的使得学生在接受到有限的知识传承的同时难以得到优秀教师的品质熏陶，更难以与教师进行多维的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无法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处事能力。师生之间的隔膜也成为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诱因。另外，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工作人员，一个人要面对多则几百名学生，很难与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层面上的交流沟通，造成学生的心理落差，也使学生管理工作者难以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难以实现工作的针对性、及时性、实效性。三是学生和社会的交流。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白云校区为例，由于目前主要是大一新生，故而前两种交流的缺失显得更加明显，至于和社会的交流，则会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日益凸显。
（四）教育配套资源短缺
高校建立新校区，其初衷在于通过合并或扩建来达到资源共享和提高原有资源利用率。但实践表明，多校区高校的各个校区很难达到资源共享，并不能达到实质的共享。新校区由于建设及管理都是从零开始，教师和学生都很难享受到与校本部相同的丰富资源。在建设初期，新校区无论在有形资源还是无形资源上都很难满足师生的需求。以白云校区为例，常驻校区的辅导员少，每个辅导员对口管理接近500名学生；校区的图书馆图书缺乏，白云校区以人文学科为主，学生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而图书阅览室虽然不断扩建，但图书仍然太少；校区内外娱乐设施不足；医疗保障条件不足；后勤保障设施没有校本部齐全等。
（五）交通不便
新校区大多位于城市郊区，地域偏僻，信息不畅。以我校白云校区为例，其位于白云区江高镇环镇西路，离市区较远。政工干部为了工作及时到位，常常奔走于几个校区之间，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路程上。而学生方面，暂且不论实习的问题，就课外兼职来说，就遇到了诸多麻烦，由于校园兼职机会较少，不少学生为了降低生活负担，纷纷做起校外兼职，而文科类学生的兼职以家教为主，家教市场需求较大的地方，则在市区或者靠近市区之处，这便需要辅导员特别注重对晚归学生的及时跟进，从而也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和风险系数。
二、对策
（一）规范制度管理
老校区的管理制度，为新校区学生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新老校区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新校区的管理制度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鉴于新校区工作环境较为艰苦，学校应该起用一批年轻、有干劲的政工干部，配合部分有经验的同志，以老带新，在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的同时，落实学生管理工作者的岗位责任和工作职责，实施目标管理，同时完善与之配套的考核激励机制。以辅导员协会为平台，并定期对工作队伍进行培训和交流，严格坐班制度，要求辅导员坚守岗位。
（二）增强校区间的互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传承校园文化，是所有具有一定历史的高校在进行新校区管理时应该思考的问题，新校区就像一片“文化沙漠”，新楼，新人，但无法在空白中建设“新文化”。因此，进行新校区学生管理时，辅导员应该考虑如何将校本部业已成熟的理念，慢慢渗透到新校区，而在学校方面，无论新校区怎样定位，其管理工作都对“校区间的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强校区间的互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改善交通条件，加大投入。目前，我校有固定的教职工班车，然而，现有的班车数量，并无法满足师生的需要，建议适当增加班车次数，特别是夜班车及由新校区开往校本部的早班车，以保证师生之间，特别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鉴于班车运行将产生大量的交通费用，建议参考其他高校的办法，将班车“公交化”，对教学时间段之外的班车收取适当的费用。
第二，加强学生组织建设，增强跨校区的文化交流。学生管理工作者应积极创造条件，经常保持学生群体组织的活动，以文学院为例，该学院每年都会举行“羊城文化之旅”主题活动，该活动采取新老生结伴出行的方式，让老生带领新生参观最能代表穗城文化的建筑、景点，让新生早日融入广州文化的同时，也增强了新老生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可谓一举多得。此外，应该本着“全面发展、重点建设、严格管理、加强指导”的工作原则，加强学生团体的建设，大力扶持理论学习型社团，鼓励学术科技型社团，正确引导兴趣爱好型社团，积极倡导社会公益型社团。而在此中间，辅导员应当起到桥梁作用，积极指导学生结合专业实际，组建社团，并且尽其所能担任部分社团的指导老师，以此为平台，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如文学院可以组织读书会、演讲与口才协会、话剧社等等，既充实了学生生活，又锻炼了学生的中文综合素养，从而为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多部门协同互助。二级学院应该利用相关职能部门的优势，与其合作，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以文学院为例，中文专业需要大量的阅读来提升学科氛围，故在图书馆图书不足的情况下，文学院与校图书馆合作，以“图书馆购买，文学院管理”的方式购入一批图书，这样，保证了中文学子对阅读的需求。
（三）有针对性地加强新校区的学生心理辅导
新校区的学生特别是新生，他们面临着和广大学子一样的困惑，诸如环境、学业、就业、情感等等，相对地又缺乏老生的指引，故而容易产生诸多的心理问题。因此，新校区应该加强对新生的心理干预，成立心理卫生协会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生组织，形成完善的心理咨询网络。目前，白云校区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健康资讯室，配备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在各班分别设立两名心理委员，从点到面，基本完善了心理干预的架构。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新生不愿意到咨询师找老师，对自己的困惑选择逃避和得过且过的态度。而班级的心理委员也缺少相关的培训，在实际工作中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此，应该另辟蹊径，结合专业特点，多途径地让学生寻找到开解心结的渠道。以文学院为例，学院每年都给大一新生开基础写作课，其中一项实操作业便是让学生完成一次采访任务。通过笔者的了解，由于是学业要求，学生也就为本来“畏懦不前”的心理找到了一个台阶，化被动为主动，敢于接触老师，并提出许多本来是专属于“心理问题”学生的问题，而采访的形式，也让整个过程变得自然而不会刻意。由于辅导员和学生接触密切，故学生往往会选择辅导员作为采访对象，辅导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个体学生的动态和需求，为更好地服务学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也要加强班级心理委员的培训，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心理健康专业知识教授，使其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帮助学校及时掌握、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为制定工作方案、确立工作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除此之外，建议利用网络和书信等方式和学生沟通。很多学生对辅导员和老师存在距离感，这是传统“官本位”思想的一种延伸，即“师本位”思想，学生不敢和老师面对面接触，或者一接触，便支支吾吾，表达不清。对此，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应该多利用QQ、电子邮件和微博等方式，去了解和关心学生，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在现实生活中不愿表达的学生，到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则十分活跃，辅导员应当利用好网络的平台，特别是要结合形势，密切关注学生的微博。
总之，笔者认为，新校区运行初期的学生工作开展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整个校区的校园文化能否建立并传承下来，只有将第一届学生带好了，才能够真正让新校区的学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参考文献
[1] 欧舟.多校区大学学生管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2] 沙志平.现代高校管理[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 刘立荣.我国多校区大学新校区管理问题考察[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5.
[4] 周琳.大学新校区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2013年12月20日至21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办的“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赣州举行。来自文化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江西省委党校、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湖南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理工大学、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20多位领导、专家和学者与赣南师范学院200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12月20日，研讨会成立了以石仲泉先生为主任委员的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着中心的建设发展从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协同创新以及重大科研成果的推出和申报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2月21日，研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和揭牌仪式，第二阶段围绕“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进行学术研讨。在大会开幕式上，赣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孙弘安代表学校致欢迎辞，简要介绍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情况，表示要按照教育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努力把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中央苏区史和苏区精神的研究高地、革命传统教育的宣传阵地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智库。沈谦芳代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作了《大力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从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和概括苏区精神的原因、对促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发展的意义及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彭祖雄代表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会上致辞，对赣南师范学院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进一步总结经验，开阔视野，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努力在以中央苏区史和苏区精神为重点的中共党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上多出高水平、高质量成果，成为全国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基地，为繁荣发展江西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学术研讨会阶段，石仲泉先生作了题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旨演讲，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集中阐述了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并提出要辩证看待晚年错误，认为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的共同体，是打不倒的。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随后，8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苏区精神的研究作了主题发言。陈小林提出，深化苏区精神要注意五个要点，即找准苏区精神成为独立形态的必然性的着力点、把握苏区精神内涵的重点、怎么区分苏区精神价值和“左”倾错误的难点、重视苏区精神时代价值的着力点和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的落脚点；李康平认为，苏区精神研究要解决好苏区精神“生长史”的学理问题、抓住苏区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群、苏区精神与改革开放时代价值两个契合的难点问题、重视苏区资源转化为时代精神的本源、优秀文化的根基和核心价值导向等重点问题；陈始发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创新精神，苏区精神的精髓就是一流的创新精神，体现在意识、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流的创新精神；占善钦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精神研究非常少，中心应该成为党史新的增长点、理论研究的平台和文化生产力转化的基地；黄生成提出，苏区精神内涵凝练方面，应该把“一心为民”改为“执政为民”，苏区精神的内涵和时代价值应该写入教材；杨会清认为，在苏区精神研究中注意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民族复兴与中国梦、文化传承与苏区精神的弘扬的关系；游海华提出，苏区史研究应该掌握好三个维度，即回到历史现场、人性和长时段；张文标认为，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深化苏区精神研究，并提出苏区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静态与动态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局部与整体的统一、正确与错误的统一。其他专家学者分别从苏区精神地位及时代价值、苏区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关系、苏区精神与服务型政党建设、苏区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等主题进行了认真地探讨和交流。
中心主任邱小云作大会总结。他认为本次大会有筹备时间短、支持特别多，开会时间短、收获特别多，代表发言的时间短、高见特别多，并提出中心成立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期待领导、专家和学者给予更多的指导，把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学术水平较高、社会服务领先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一、强化领导，健全机制，切实把教育优先发展摆上重要日程
近年来，麻山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科教兴区”战略，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形成了教育优先发展的工作合力。
1.强化“三项制度”，全力推进教育优先发展。一是强化定期研究教育工作制度。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全区教育工作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区委常委会或区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教育工作。二是强化领导干部联系学校制度。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部门领导干部坚持经常深入学校，为学校解决实际问题。三是强化人大、政协定期视察教育工作制度。人大、政协坚持每年确定不同重点，进行1-2次教育工作专项视察。每年关于教育发展的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均达到总数的10%以上，切实形成了上下联动、部门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2.实施“五个纳入”，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在落实教育政策上，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执行“五个纳入”，即教育优先发展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年度工作计划、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纳入城建和基建计划、纳入干部配备和编制调整计划。在落实经费投入上实现了“三个确保”，即，确保教育经费足额到位、确保财政对教育拨款逐年增长、确保教师工资按月足额发放。2009—2011年，麻山区教育经费投入实现了“三个增长”。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分别为2034万元、2196万元、267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4%、8.0%和21.9%。区财政对教育拨款增长的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达到了逐年增加。小学年生均教育事业费分别为10157元、10400元、13680元；小学年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为545元、577元、782元；初中年生均教育事业费分别为11173元、11440元、15048元；初中年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为599元、635元、860元；教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4214元、35194元、37889元，实现了逐年增长的目标。
3.实施扶贫救助，完善教育优先发展保障体系。区委、区政府为保障青少年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制定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发展规划，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家庭、社会广泛参与的弱势儿童、青少年政策资助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严格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入学制度、三残儿童入学制度，三年来，麻山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残疾儿童入学率均为100%，巩固率为100%，初中毛入学率为100%，巩固率达99.5%以上。为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村住宿生通勤，区政府每年拿出10万余元，对通勤学生进行补助；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借助“贫困生救助基金”、“希望工程”、“一帮一”捐助等活动进行帮扶，区工会、关工委、妇联、共青团、企业家协会等组织也相继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救助活动。三年来，全区累计筹集助学资金30余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100余人次。目前，麻山区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
二、加大投入，改善设施，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麻山区大力整合教育资源，把13所农村中小学校整合为1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优化了教育资源，并投资1600余万元，实施了教育“六项工程”，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快速发展。
1.实施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建设工程。该工程总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内设微机室、舞蹈室、美术室、音乐室、棋艺室、图书室等场所，配置了电脑、汽车驾驶器、钢琴及各种民族乐器等设备，为丰富学生文化生活、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搭建了平台。
2.实施明德幼儿教学楼建设工程。该工程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配备了一流的设施设备，引进了大连雅禾先进的教学管理模式，创办了优质的学前教育环境。
3.实施体育馆建设工程。该工程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集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健身活动多功能于一体，为学生运动健身提供了理想场地。
4.实施食堂改造工程。维修了1800平方米的学生食堂，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改善了食堂服务设施，提高了工作间标准和档次，使学生的就餐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
5.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维修了学校的“老三室”，增建了10个各类功能教室，小学实现了“班班通”，中学配备了电子白板。现正在建设1.5万平方米沥青操场。2010年，麻山区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督导评估验收。
6.实施远程教育工程。麻山区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与学科教学进行有机整合，有力地促进了学校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由于麻山区教育投入大、效果好，发展均衡，被市委、市政府树立为中、小、幼教育体系完备、设施齐全、教学争先的全市教育优先发展的先进典型，在全市各县区教育发展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三、强化职能，保驾护航，全力改善教育发展环境
为确保教育事业均衡、快速、可持续发展，麻山区充分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从加强校园管理和优化校园周边环境入手，不断加大治理、管理力度，全力改善教育发展环境。
1.加大安保投入，保障学校安全。为教育系统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副局长、安全副校长及保安人员，先后投入资金30万元设立了校园警务室，安装了监控和报警装置，配备了灭火器、防暴器材等设备，建立了学校和公安部门的联防联动机制，使学校安全工作实现了从人防、物防向技防、群防的跨越，切实增强了应对和防范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地保障了校园的安全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2.强化监督管理，优化发展环境。麻山区以创建平安学校、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各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突出工作重点，加强分工协作，强化监管措施，全力改善校园及周边治安状况。区卫生局定期深入学校对传染病防控、饮食、饮用水安全进行专项检查，确保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区教育局、交通局、交警大队定期对送子车辆进行排查、登记，严禁送子车辆超员、超速，对非法送子车坚决予以取缔，保障了送子车的安全运行。区公安、消防、文化、工商、卫生、教育等部门经常联合行动，对校园安全、校园周边治安环境，以及网吧和餐饮店开展专项检查，对学校宿舍、教学楼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区纪检、监察、物价等职能部门建立了教育收费公示、检查制度，严肃查处违规收费行为，全面优化了教育发展环境。
3.加强督导评估，规范办学行为。麻山区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教育督导工作的有关规定，设立专职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突出以规范办学行为和督学为重点，采取“监督与服务，规范与促进，评估与指导”相结合的措施，合理运用督导评估结果，充分发挥教育督导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使全区办学水平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四、抓住重点，构建体系，倾力打造人民满意教育
近年来，麻山区始终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紧紧抓住义务教育这个重点，倾力打造学前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全方位的教育教学体系，有力地推进了全区教育事业的均衡快速发展。
1.强化义务教育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一是以选聘优秀管理人员为切入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麻山区打破选人用人常规，在全市教育系统先后选聘了两名管理能力强、业务素质高、教学理念先进的优秀校长到英林学校任职，为全区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管理和教学理念，增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活力。二是以德育教育为重点，强化素质教育。学校每月确定一个德育主题，并通过开展班队会、“十星”评比、“八个一”活动对学生进行集中教育，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三是以强化日常管理为关键点，狠抓教学的细节管理。通过采取推门听课、观摩、研讨等多种形式对教师上课、备课、作业批改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评价、分析，促进教师养成严谨的工作态度。
[关键词]货币政策 区域化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工具 冲击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由中央银行实施的统一的总量货币政策将导致各区域在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物价等宏观经济指标上体现出不同的政策效果。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经济落后地区产生了负向冲击,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针对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差距的矛盾,央行在保障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必要的差别化货币政策。基于此,针对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差距的矛盾,央行在保障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必要的差别化货币政策。
一、统一货币政策实施的困境
货币政策统一是实施差异化的前提,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还需通过统一的货币政策来实施。而实施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也是央行在一定程度解决货币政策对落后地区造成的负面冲击必须采取的对策。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对于缩小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非均衡性会起到较好的作用。
二、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对策
1.货币政策目标差别化。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表明,地区发展的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经济运行处于上升期时,地区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而当经济运行处于下降期时,地区差距则呈现缩小趋势。针对这样的特点,在保障统一货币政策目标的前提下,央行可以考虑针对区域特点,注重货币政策目标和作用对象的差异性,明确整体目标和区域目标。
(1)在保持整体目标下,央行要关注差异性。我国货币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央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性明显,对区域经济、金融资源协调配置进行宏观上的调控是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央行不仅注意整体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考虑到地方特色。在具体操作上,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实力差别较大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央行可以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促进区域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为目标,制定差异化的政策。
(2)建立反映区域特点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和人文历史的沉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形态和基本特征。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及其内部区域差别较大,因此有必要针对区域特点,在统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区域货币政策目标体系。2003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表述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不同的区域差异,央行可以考虑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是不是可以调高或调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协调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在保障整体目标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增长目标,便于发挥整体目标和区域目标的协调统一,既保障了整体目标的实施,又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
2.货币政策工具差别化。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落实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前提。现代银行体系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我国中央银行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法定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和再贷款。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对一般性货币政策的辅助手段,主要有信用分配、直接的行政干预、利率限制、消费者信贷控制等信用控制。对于这些货币政策工具,要针对经济发展的态势和区域经济的状况来运用。
(1)采取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减少落后地区的资金外流,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统一的利率政策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东部地区的利率优惠政策,这主要是由于投资主体对投资都有收益的要求,在经济条件好的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健全,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对其投资都有一个好的预期,企业愿意到东部投资,而银行也是如此。相反,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对当地信贷预期相对较低,导致银行“惜贷”,资金外流到东部地区。如果央行能从货币操作的角度,实施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平衡不均衡的预期收益,就会减少落后地区的资金外流,从而能发展当地的经济。当然,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有自身的供求决定机制。实施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只是就某些领域或者某些行业,不可能是全面的政策。
(2)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有差别的信贷政策。存款准备金利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银行信用量的大小,存款准备金高就会紧缩银根,从而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得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相应的减少。相反,如果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就是放松银根,同样是通过货币乘数,使得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相应的增加。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东部经济相对发达,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二者经济发展的周期不可能同步。东部地区的货币乘数大于西部地区,经济周期一般也早于西部地区。因此,为了缩小统一准备金率对中国各个不同区域造成的差异性影响,央行有必要实施有差别的准备金率。
(3)灵活运用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道义劝告、消费信贷等指标,它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也有重要作用。窗口指导作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一种,尽管没有法律效力,但是表达其政策意图。央行通过对商业银行发出口头或者书面的谈话或者声明劝说商业银行遵循信贷政策要求。消费信贷是中央银行控制分期付款的条件,包括消费者采购耐用品的最低付现额和最长偿还期。结合我国区域差异的特点,央行分支机构可以利用上述的选择性工具,支持落后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支持。对消费信贷可以实施有差异化的分期付款条件。
(4)完善货币市场、西部票据市场的建设。资本市场是重要的金融市场,它可以配置金融资源。因此,加快发展货币市场及各个子市场,建立一个多元化、高效率的货币市场体系是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手段。而我国目前货币市场参与对象存在在地区分布上东多西少的不平衡现象,这影响资源的配置。因此,优化市场参与者的结构和分布,同时加强信息披露,为中央银行进行全国性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提供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通过票据贴现、再贴现能够连接企业、市场、金融机构,以及中央银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而我国西部地区票据市场不发达,中央银行即使实施差别化的再贴现政策,却仍难实现其政策意图。故此,中央银行应该培育和扶持西部票据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转轨经济中的非均衡区域金融格局与中国金融运行[J].改革与战略,1998,(04):21-27.
[2]张志军.中央银行应注意金融调控的地区差别性[J]. 理论研究,1999,(06):4-8.
[关键词]斯蒂文・郝瑞；族群；族群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5―0052―08
作者简介：温士贤（1982-），男，河北迁西县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研究实习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类学研究。广州 广东 510180
自上世纪30年代始，族群问题与族群现象走进学术视野，相继成为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几十年间，西方的族群理论迭出，文化说、族界理论、原生论、工具论、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都曾一度成为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早期的研究者多认为族群是一个有着诸如语言、宗教、习俗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随着族群理论范式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族群是一种主观认同和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西方族群理论波及到中国大陆，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族群理论的自觉引入和消化，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进行中国的族群关系研究，意图从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特殊案例中寻求对西方族群理论的突破。两种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锋与碰撞：一方面是西方学者以族群理论为标尺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程以及当前的民族政策进行批评；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批评的回应并小心翼翼地以族群理论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关系。
在这场学术交锋中，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充当了先锋军的角色，他与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围绕“族群”与“民族”概念展开的论争①，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关注。早在上世纪80年代，郝瑞就开始在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开展族群问题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田野报告和学术论文。郝瑞关于彝族研究的相关文章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巴莫阿依、曲木铁西两位彝族学者先后将其译为中文，并将这些不同主题的论文结集出版，即有了中国人类学界所熟知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1]这部著作。2001年，也就是《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在中国出版的次年，郝瑞的另一部著作《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2]在美国出版。两部著作存在部分重叠之处，从文章的思路和内容上看，后者对前者做了较大的修正和完善，后者对中国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认同给出了更为系统的阐释，也更为完整地表述了郝瑞的族群理论。可以说《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是郝瑞族群研究的代表作和封山作，他本人对这本书也给予较高评价――“写了这本书之后，我认为我没话说了，因为我都说好了。”[3]（P.22）在这本书中，郝瑞阐释了中国西南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将这一地区几个族群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不同的模式。他认为，即便在同一区域的社会体制中，族群认同的形成以及人们对族群认同的感知，也会因时代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按此研究理路，郝瑞对生活于这一区域的几个族群――诺苏（nuosu）、普日咪②（Prmi）、纳日（naze）、汉族以及其他一些小族群的族群性进行一一剖析，并从历史、文化以及亲属关系三个维度对不同族群的认同结构进行综合比对，进而发现不同族群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一、族群性的四种模式
郝瑞将凉山地区几个族群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模式，即以诺苏为代表的原生的（primordial）、排外的族群性；以普日咪和纳日为代表的历史的、偶发的（contingent）族群性；一些小群体残存的（residual）、工具主义的族群性；以汉族为代表的默认的（default）、吸纳性的族群性。这四种族群性在凉山地区的社会舞台上同生共息，谋求着各自的生存发展之路。
1.以诺苏为代表的原生的、排外的族群性
诺苏是彝族最大的支系，其族群意识与族群边界也最为明显。虽然诺苏社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总体来讲，无论诺苏在何种程度上适应汉族文化，他们都在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标识而没有被汉族完全同化。对诺苏来说，族群性是一个原生性的东西，既与他们的血统世系相连，也与他们的婚姻嫁娶相关。他们不认为族群性是偶发性的或工具性的，谁是诺苏、谁不是诺苏是绝对清楚的，其族群边界也不会因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漂移。郝瑞认为，“诺苏文化的存在是以其周边这个更大的、更复杂的、更强有力的汉文化为参照，进行吸收、改编、发明的结果。因而，要理解诺苏的族群性，关键要理解其亲属关系而不是文化。”[2]（P.101）因此，即使在缺少诺苏文化氛围的城市中，只要能维持其传统婚姻与亲属关系，他们的族群认同就不会改变。
为充分验证诺苏原生性的族群认同模式，郝瑞对米市、白乌、漫水湾三个诺苏社区进行了田野考察，这三个社区受汉文化影响程度不同：米市是一个纯粹的诺苏社区，受汉文化的影响最小，诺苏文化保存的最为完好；在白乌社区，诺苏人口占多数但杂居着普米和汉人，汉人和汉文化已经成为当地生活中的事实；漫水湾的汉化最为严重，表面上这里几乎看不到诺苏文化，但他们仍在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亲属关系。“在文化真正被冲淡与调和的地方，族群认同似乎成为必然产生的结果”，[2]（P.84）这句话在三个诺苏社区中体现地尤为明显。在诺苏聚居地的米市，诺苏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看不到汉族的影子，人们也不会有意识地采用民族标识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隔开来。在多民族杂居的白乌，情况则截然相反，在这里，族群性与族群认同的运作十分明显。共同的历史、血缘和文化既维系着各族群的内部统一，同时也将其与其他族群的区别标示出来。在漫水湾，身处汉人社区的诺苏吸纳了大量的汉文化，只保留了少量的彝族文化特征，但他们却非常强调这些有限的文化特征，防止同化进一步发展。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有句名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郝瑞将这句话运用到对族群性的理解中，认为“所有的族群性也都是地方性的”，[2]（P.12）他对三个诺苏社区族群性的分析也基于这种认识。他做了这样的预设，即“描述族群认同以及某个地方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可以不必顾及更大范围的国家与国际的族群性与民族主义的话语。”[2]（P.171）郝瑞承认这种研究存在缺陷，也对此做了辩护，他认为这样做是想把关注点严格地集中在地方层面上，同时也无力从地方与国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2]（P.171-172）如果说族群认同是地方性的，是在互动中产生的，那么，郝瑞显然不能在彼此缺失联系的地方性社区中发现超越社区的彝族认同，这一点，成为郝瑞族群理论的内在矛盾。
2.以普日咪和纳日为代表的历史的、偶发的族群性
普日咪和纳日的族群性与诺苏的族群性大相径庭。诺苏的族群边界是明晰的，通过文化差异与族内通婚，与当地其他群体区隔开，从较大层面上看，他们也认同国家的民族分类，他们将自身定位为彝族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分。而普日咪和纳日的族群性则缺少明晰的边界，并且更具偶发性的特点。普日咪和纳日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在这两个群体间存在着频繁的通婚，同时他们也与汉族和纳西族进行通婚，一些人甚至根本搞不清自己的族属。在不同的情境中，普日咪和纳日会有不同的族群认同――普日咪既可以认同是藏族也可以认同是普米族；纳日既可以认同是纳西族，也可能是认同蒙古族，甚至还可能是摩梭人。这就是郝瑞所说的历史的和偶发的族群性。郝瑞推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在民族识别之前，这些群体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族称，而在民族识别之后这些族群又被划归为不同的民族，因此在不同的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族群认同。
文化、历史和亲属关系三大因素同样也在普日咪的族群意识中运行，但其运行方式与在诺苏族群中不同。在诺苏社区中，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将诺苏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来；而在普日咪社区这些因素有时则会失灵，造成普日咪族群边界的模糊和漂移。尽管作为族群标记（ethnic maker）的一些文化特质将普日咪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来，但在一些情况下文化与族群性并不吻合。普日咪与纳日往往会因文化模式的相似而结合在一起，而与诺苏、汉族等其他群体形成对比。但在一些情况下，因历史和亲属关系等因素二者又彼此区隔。此外，普日咪和藏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经常被忽视，因宗教或政治原因，普日咪和藏人往往被统一放置在藏族这一范畴下。
与普日咪安静平淡且缺少关注的认同状态不同，纳日则一直置身争论的漩涡，他们是谁？到底属于哪个民族――蒙古族、纳西族、抑或摩梭人？他们如何与蒙古族联系在一起，又如何与丽江的纳西族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母系社会吗？这些激烈的争论不仅在纳日人中存在，甚至在中国和国际族群政治、民族学和女权研究领域都存在。纳日的族群认同问题有其历史根源。纳日的祖先是13世纪晚期元朝蒙古族的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因纳日与纳西在文化上较为接近，遂将纳日划定为纳西族，从而造成他们的认同纠纷。因此可以说，纳日的族群认同比普日咪更具历史偶发性――它不仅涉及地方历史，同时也将国家历史和人类群体卷入其中。
3.小支系残存、工具性的族群性
诺苏、普日咪、纳日几个族群都有与汉族界限分明的族群认同，郝瑞注意到如果只论及上述族群的族群性，那么将会忽视西南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趋势――即长达几个世纪的汉化过程，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进程进一步加快。实际上，在凉山地区文化适应过程存在多种方向，文化间的互渗也更为复杂，而不仅仅是单向的汉化过程。郝瑞描述归纳出处在三种适应方向上的小群体，并将其族群性归纳为残存和工具性的族群性。
米易县几个孤立的小群体――亚拉（Yala）、那苏（Nasu）、他支（Tazhi）、水（Shui）――这些群体都曾宣称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但他们所宣称的民族称谓并不被国家所认可，他们有时也会有意保持自身的某些独特风俗，但其大多数行为已被汉族或诺苏同化。在民族识别到来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变成普通的中国农民，但却随即被贴上了“少数民族”的标签。这些群体原本的族群性将要被遗忘，只有部分族群标识得以保存下来，因此郝瑞将这些群体的族群性称为残存的族群性。在平地乡的里泼人中，他们的族群性得以保留。虽然里泼人几百年来一直在吸收汉文化，但同时却保持着自身的族群认同。郝瑞认为，传统惯习与工具性是他们的族群性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而水田人的族群性则得以恢复。水田人最初对被划归为彝族非常不满，他们试图让人们把自己识别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水田族。但到1993和1994年，当郝瑞再次造访福田和庄上的水田人时，发现他们已经开始接受彝族的身份，而不再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郝瑞认为这是他们权衡利弊的结果，他们这样做能确保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获得上级政府的发展援助和现实的优惠政策。
这三类小群体的案例表明，原生性的族群情感和工具性思维对族群认同都起着作用，并且两者之间也在相互影响。工具主义的动因既可激发出休眠的族群情感，也能使过去强烈的认同意识逐渐淡薄或消失。而民族情感也可以创造出实际的利益。平地乡的里泼人清楚地意识到保持少数民族身份能给他们带来明显的利益。而水田人出于工具性的考虑，在原生的水田人认同与国家赋予的彝族认同之间做出了摇摆。这种原生性情感与工具互作用的情形随处可见，在西南地区一些小群体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所以郝瑞将这些小群体的族群性归纳为残存的、工具性的族群性。
4.汉族默认的族群性
探讨西南地区的族群关系显然离不开汉族这个最大的参照系，因此，在最后郝瑞插入了汉族这个更大的群体，从汉族的角度来审视凉山地区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郝瑞认为，研究汉族的族群性要比研究其他群体的族群性更加困难，因为汉族存在一个“原本如此”（thusness）[2]（P.295）的问题，难以对其进行分析和资料收集。汉族就像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缺少可用于描述的显著特征，而只能借助一个他者族群进行对比。虽然研究汉族的族群性存在一些困难，但却是必要的。研究凉山地区的汉族以及汉族与其他族群的日常关系，不仅能使这一区域的族群关系图式更加完满，同时也能阐明其他族群的转变过程，进而为我们理解汉族观念的力量提供一个研究案例。
对于那些地处偏远山区，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汉族来说，虽然他们有着身为汉族的优越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比他们周边的少数民族占优势。以白乌为例，这里的汉族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并不好过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与汉区的汉族形成鲜明反差。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汉族相对贫困，并且在教育、经济等方面同样缺少机会，与汉区的汉族相比，更是差距悬殊。汉区的汉族可以无视少数民族文化，而民族地区的汉族则生活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要与之发生联系。在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伴随着文化同化现象的发生。提到同化，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而忽略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实际上，同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它不仅是少数民族经历被政府或意识形态控制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的过程。我们只有从汉族的视角重新审视才能全面理解这一过程。汉族移入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通婚，几代之后就可能将少数民族完全同化为纯粹的汉族。但相反的过程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在诺苏社区，以前汉人经常被俘虏成为诺苏的奴隶，两代之内他们就会失去汉族的文化和认同而成为诺苏。最近几十年间，在少数民族政策的推动下，又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即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汉化进程加快，但却始终保留着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和认同。
生活在偏远民族地区的汉族经验，使我们必须重新检讨“中国是一个汉族主宰的社会的观念。”[2]（P.308）凉山地区的经验表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并不具备先天优势，相反少数民族一旦接受了汉族的文化模式而取得成功，他们同样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可以说主宰着中国社会的，是一种文化和行为模式，而不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汉族。因此，最好不要把中国看成是被某个族群所掌控。而汉族，因其内部充斥着多样性，在郝瑞看来，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族群。
二、族群性的对比与成因分析
如果说在凉山地区存在上述四种模式的族群性，那么人们马上会想，当这些群体在地方彼此发生联系时，为什么他们族群认同的基础又是如此的不同？为什么诺苏语言能够在仅有300人的飞地中坚持下来，而普日咪和纳日在同样的飞地甚至是在更大的社区其语言也会很容易消失？为什么普日咪喜欢被归为藏族或普米族，而亚拉和水田人却不愿被认作是彝族？为什么以文化和历史为基础的汉族的族群性是容纳性的，而以文化和谱系为基础的诺苏的族群性则是排他的？如果将这些族群比喻为在同一个社会竞技场上竞技，那么为什么他们会遵循不同的规则？这些问题不仅是出于理论兴趣，小群体的族群性展演最终融入国家的“文明工程”（civilizing project）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要充分理解这几种族群模式的内在生成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情景与政治因素的交互作用。
在总结了凉山地区的四种族群性模式之后，郝瑞对各种族群性模式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对其成因做出解释与分析。郝瑞先分析了汉族的吸纳性与诺苏的排他性之间的差异。从历史上看，从南宋开始，汉族就开始在西南地区占据优势并不断向外扩张。对汉族来讲，他们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吸纳，确保他们能够占领那些经济优势和行政优势能够推行的生态区。自我划界将会阻止人口和地域的扩张，任何汉人社区如果这么做的话，将会很快被更具扩张性和吸纳性的群体所取代。这种选择优势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族的族群性既存在文化偏见同时又具有吸纳性。
尽管汉族占据平原地区的区位优势，但处于汉族文化边缘的诺苏社会，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同样占有优势。在地广人稀的山区，农业生产难以产生剩余，因此，必须否定汉族市场经济的优势。并且在山区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的成本也是极高的，因此也必须否定汉族官僚体制的优势。只要诺苏能够占据大山的要塞，他们就能将汉人拒之门外。但他们也不要梦想把自己的地盘拓展到汉族地区，而只能向与其生存环境类似的区域拓展，因为他们在高产区的低地表现不出任何优势。
现在来看普日咪和纳日的偶发族群性。他们的社会体系并不依赖于生态基础，他们生活的盆地与河谷地带，完全能够适应汉族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普日咪和纳日人口稀少且分布广泛，难以形成跨地域的政治组织，而只能选择与强邻结盟。这些小群体如果选择生存则必须要跨越边界，因此，他们吸收汉文化，并且与汉族通婚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决不能去反抗远强大于自身的诺苏部落和汉族政权，而只能对其表示服从。诺苏的族群性由于具有排他性的特点，故此普日咪和纳日只能与汉族交融，或是他们彼此之间进行交融。这种偶发的族群性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它具有对多重边界的适应性，同时也有利于汉族的容纳吸收策略。故此，郝瑞认为“偶发的族群性对这些群体来说是最具适应性的策略。”[2]（P.324）亚拉、那苏、他支、水这些小群体所上演的也正是这种族群性，几百年的族际互动与结盟活动导致了文化上的交融，这使这些族群的个体成员在面对同化更具适应力。
以上主要是从工具性的角度对这些群体的族群性作出解释。从中可以发现，只要能够维持人口和生态环境的稳定，汉族、诺苏以及其他群体所采取的族群策略就能给他们带来选择优势。此外，郝瑞认为，从个体意志角度也可以对族群认同的不同模式做出很好的解释。如当前的一些干部在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中为本民族争取利益，他们力图通过优惠政策来获得自身的优势。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便在维持群体团结的文化或亲属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一个群体依然能够维持他的族群意识。
实际上，以一系列客观标准来识别不同群体常常并不奏效。在不同情况下，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甚至来自同一群体的人们在族群认同中各自强调的要素并不相同。在对凉山地区的族群性分析中，郝瑞通过对族群性的构成要素步步分解，探究不同族群内在的认同机制。其论证的基本观点是，族群认同由对内团结和对外区隔两方面构成，即是什么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是什么把我们与其他族群相区别，而对内团结和对外区隔两大维度又都是建立在文化、亲属关系和历史这三大基础之上的。在郝瑞的分析中，作为对内团结的文化机制又被分解为“惯习”（habitual）和“创造”（invented）两方面，作为对外区隔的文化机制被分解为对其他族群文化的“误解”（incomprehension）和“分裂”（schismogenesis）两方面；维持对内团结的亲属关系机制又可分解为谱系意识和族内通婚两方面，而维持族群边界的亲属关系机制则包括对独立谱系意识的强化和对族外婚的阻止；至于族群认同的历史基础，则是通过创造共同的历史表述，告诫族群成员如何去思考其他族群――在历史上是敌友关系，以此来强化团结、区隔意识。通过对族群认同基础的分解，郝瑞据此绘制出了凉山地区族群性的图式，并标示出各因素在不同群体中的重要程度。
郝瑞对中国西南族群问题的思考并未止于地方层面，他进一步从中反思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以及中国族群的未来走向。现在，西欧国家几乎打破了疆界区划，人们可以在西欧各国中自由穿梭，大量的国际移民创造出一个新的、跨越国界的社区。如果说民族关系经历了从帝国时代的多民族共存到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文化统一的转型，那么，从文化民族主义到跨国多元主义的转变可能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下一阶段。中国案例的价值则不仅在于具有大规模、多样性的族群，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未成为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郝瑞认为，中国可以继续朝着跨国网络模型（transnational network model）的方向发展。③
郝瑞虽然一再批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但他对凉山地区族群性模式的划分也同样难免失之武断，并且很大程度上仍是在中国已有民族分类框架下（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汉族）进行的。④但不管怎么说他对西南族群的研究是深入细致的，通过郝瑞上述四种族群性的描述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西南地区的族群特点――他们既是地方社区的社会成员，与其他社区成员乃至国家发生着联系；同时他们也是国家指定的民族成员，并与其他民族和赋予他们民族身份的国家发生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凉山地区的人们参与进一个共同的族群和民族关系体系中。但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个体成员根据一系列的规则或期望彼此发生关系。郝瑞认为，中国的民族体系叠加在原本复杂的地方族群体系之上，这并没有使原有的族群关系得以简化和终止，反而使地方族群关系更加复杂化。
三、论争与反思
郝瑞对中国西南族群性的研究，为我们审视中国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认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同时他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解读和认识，也激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论争。郝瑞质疑中国民族识别工作所产生的56这个“魔术般的数字” [1]（P.266），认为中国的56个民族并非天然自在之物，而是民族识别和国家建构的结果。在《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这篇文章中他写到，“批评中国的‘民族’不符合ethnic group，在某种意义上并未领悟其民族识别的用意。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目的并不是要根据西方人类学关于主位意识的标准来识别国内所有的少数民族。否则，当50年代全面进行民族识别时，索性将当时登记的400多个群体直接确定为不同的民族就是了。中国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以便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和教育方面的计划。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按照每个人群自己的认同来进行民族识别就没有必要了。”[1]（P.268）郝瑞以彝族作为剖析对象，认为彝族是一个含括巨大多样性的范畴，不具有内部统一性，以西方的族群理论来看根本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群体。郝瑞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中国学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中国学者从文献史料中寻找彝族认同的历史依据。李绍明先生首先做出回应，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4]（P.31）历史学者温春来通过对彝、汉历史文献的分析，认为“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5]（P.85）但这种回应远未能对郝瑞的族群理论构成实质性批评，双方的交锋偏离了问题的中心。
出现这一偏差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到中西语境及文化背景的差异。郝瑞认识到“族群”与“民族”这两个概念看似极为接近，但在中西语境中却有着较大差异。他将“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进行了二元比对，认为，族群概念是一个西方/北美的概念，只能在地方性的语境中产生，具有主体性和流动性的特点；而民族概念则是一个中国/俄国的概念，产生于国家语境，具有客体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或者说，族群概念依据的是在地方社区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他们自认为是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的群体时的感觉。而民族的概念则是被框定在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语境中，而不是来自于地方性群体流动性的日常生活实际。在郝瑞的诠释中可以看出，“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相差甚远，“是没有可比性的两个概念”，[6]（P.37）所以在中西语境中“族群”（ethnic group）与“民族”完全不能对接。而在这场争论中，中西学者仍然固执地从各自的概念出发进行辩论，从而使这场论争失去了实质意义。事实上，郝瑞对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认识前后也发生了转变，在《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出版时，他已不再强调政府与学者的武断，而是注意到民族识别中的地方精英的主体性，以及民族识别之后“民族”这个概念对西南民族产生的影响。
西南地区是族群边界最为模糊、最为复杂的边缘地带，不管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还是西方的族群理论都很难对这一区域的族群进行完整划分，这也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带来始料未及的困难。诚然，中国的民族识别如郝瑞所说“并没有遵循民族的四项标准”，[1]（P.4）但中国的民族识别也绝不是对族群的任意聚拢与切分。民族识别过程中出现的实践与理论的背离，更多的是作为“理想型”的学术概念与现实世界的偏差，而非简单地出于行政管理上的便利。同样，靠感觉、感悟来支撑的“族群”概念也并不比“民族”更稳妥，实际上，不论“民族”概念还是“族群”概念都很难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实践操作，“都无法‘正确地’区分或归纳族群或民族。”[7]（P.22）“族群”这一概念在西方也仅是一种人类学的学术概念，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族群划分，仍然是一种国家建构。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几乎已没人再相信族群或民族是可以客观识别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区分单元，却又在苛求中国民族识别必须具备客观科学性。”[8]（P.16）显然，他们所诉求的，并不是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是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某种反叛。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很少关照到中国民族的动态发展过程。不管是族群还是民族，都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实体，而是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发生变动的人群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9]（P.33）如果说族群认同是地方性的，是在族群的互动交往和参照对比中产生的，那么与世隔绝、彼此孤立的群体是不会产生彼此认同的。诚然，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存在着地方性的、多样的族群认同，但在历史互动与对外交往中也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如果仅从共时性的、地方性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那么，超越地方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无形中就会被消解掉，这一点成为西方族群理论的重要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范式的更新与变迁，西方人类学界对中国西南族群问题的探讨日益冷淡。尤其是到90年代以后，“在美国人类学的最新的研究中，族群不再是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惟一视角，边疆地区丰富的社区生活与文化历史也开始受到重视。”[10]（P.14）中国西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多元族群背景，在世界范围内来说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但这种独特性的价值并不在于以中国经验去佐证西方族群理论。在该书的最后部分，郝瑞也在思考凉山案例的潜在价值。中国西南的族群经验，不仅对理解族群关系的历史走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能为我们预测未来国家的转型提供有益思考，这也正是中国西南族群经验的价值所在。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彭文斌先生的颇多教益，使本文得以深化完善，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31-38页；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第36-40页。
②“普米”是普米族比较统一的自称，但在不同地区的普米族中又有语音上的差异。宁蒗地区的普米族自称为“普日咪”、“啪咪”，郝瑞这里所讲的prim即为自称“普日咪”的族群。
③之所以考虑在这些地区实行联邦制，在郝瑞看来这些地区最符合民族国家主义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民族模型，即有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和文化，这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实体。
④彭文斌先生认为郝瑞对族群边界的划分和建构难免武断，郝瑞总结的四种族群性模式，实际上体现的是民族――族群――作者三分阐述方式，而并未能真正摆脱“民族”概念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M].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2]Stevan Harrell. 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M].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
[3]Peng Wenbin/Ask， Stevan Harrell/Answer. Field， Counterparts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Vol.10，2007.
彭文斌问，斯蒂文・郝瑞答.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0）.
[4]Li Shaoming. An Approach to the Ethnic Theory from the Identity of the Yi Nationality： A Discussion with Prof.Stevan Harrel[J].Ethno-National Studies， Vol.2，2002.
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J].民族研究，2002，（2）.
[5]Wen Chunlai. The Yi Identity in the Literature of Yi and Han：A Dialog with Professor Harrell[J]. Ethno-National Studies， Vol.5，2007.
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 [J].民族研究，2007，（5）.
[6]Stevan Harrel. Re-Thinking “Nationality” and “Ethnic Group”：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Li Shaoming[J].Ethno-National Studies， Vol.6，2002.
斯蒂文・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 [J].民族研究，2002，（6）.
[7]Wang Mingke.A Discusson on the Ethnicity of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J].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7，2008.
王明珂.论西南民族的族群特质 [J].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辑），2008.
[8]Pan Jiao. Deconstruct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of China： De-orientalism or Re-orientalism [J].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Vol.2，2009.
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2）.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005石油化工行业产学研合作洽谈会暨石油化工技术转移联盟成立仪式”
在上海举行
2005年11月24日～25日，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办，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华东理工大学承办的“石油化工行业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在上海市金山区隆重召开。来自全国16所在石油和化工方面最具特色的高校、部分地方政府及数十家石化企业参加了本次产学研合作洽谈会。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建聪副主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陆晓春副主任、金山区人民政府郝铁川区长、华东理工大学于建国副校长在开幕式上分别代表主办方和承办方致辞。李建聪指出，石油、化工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充分发挥行业特色高校在能源领域、尤其在石油化工行业的科研和人才优势，通过组织行业特色高校与行业企业建立紧密的产学研战略联盟，面向国家需求、行业需要和产业发展，解决行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以及为行业企业提供人才培养服务，是新时期我国高校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石油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洽谈会上，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与上海市科委签署了“全国高校科技成果推广信息平台石油化工成果推广频道”与“上海市能源化工技术转移平台”资源共享协议，为共同推进石油化工特色高校与上海市石化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搭建服务平台。
此外，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还联合国内石油化工行业特色高校、石油和化工产业聚集区域的地方政府及开发区、石油和化工骨干企业在会上共同发起成立了“石油化工技术转移联盟”。该联盟的宗旨是依托高校石油化工行业人才和科技资源优势，面向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企业，建立行业技术评价推广服务体系和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体系，提高我国高校在石油和化学工业公益性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集成、配套能力和工程化技术服务水平，搭建产学研合作交流的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行业技术的进步。该联盟建立后，将本着“加强交流、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合作多赢”的原则，为促进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行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石油化工技术转移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包括：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大学以及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政府、浙江省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管委会。今后，联盟将不断吸收更多大中型石化企业、地方政府及开发区、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以及其它重点高校参与。
在会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冯世良从石油和化工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石油和化工行业形势及今后展望三方面作了“当前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形势与展望”专题报告；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田恒水教授则结合自己长期的科研工作做了“发展绿色化工产业链，促进化工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报告。随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十余所重点高校的项目负责人了石油与化工领域的重大科研成果，并与参会企业进行了深入洽谈，与会代表对专题报告与项目洽谈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次会议的召开和“石油化工技术转移联盟”的成立对提升我国石油和化工的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高校与石油化工行业特色企业的产学研交流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