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23:50: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荒山上的盘龙传说
盘龙山位于泰安市西南部的乡村，距离城区40余公里，是当地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因为有一条龙卧在那里，所以山没有长高”。在那个村庄，泰山文化已经渗透到每家每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地人被要求谈谈当地的文化时，更多人提到的是由泰山而引发的一系列零零碎碎的习俗和观念，尤以“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的信仰为深刻久远。对于盘龙山上“龙”的传说，人们似乎淡忘了许多，若试图要求当地人讲述这一段传说，只有几位老人能够大致道出整个故事的原委，而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传说的细节几乎为空白。他们只知道“西山上盘着一条龙”，须心怀敬畏，不得亵渎。景区开发前，盘龙山是无异于其他地方的荒山野岭，杂草丛生，大石暴露；山腰之上仅保留的少量植被，常常会由于牧羊老汉有心无心的大意而遭到羊群啃食，山上随意丢掉的烟头儿也常常会引起火灾，山上植被由此愈加稀少。虽如此，每每谈及盘龙山时，当地的人们总是充满了内心的自豪。盘龙山文化的影响覆盖周边，在他们眼中，“盘龙山文化不止一处”，还有“石龟”“古槐”“碧霞元君行宫”，以及不远处的凤凰山、龙凤水库等。山的脚下就是村庄。每逢年节，人们都会到山上结伴而游，多年在外的人回到家乡来也必会到山上寻找那个“龙身”，搜寻潜藏在草虫土石中的鲜活传说。
二、盘龙山景区的开发路径分析
（一）文化生态学理念下历史文化的复活
以“文化旅游”为导向的资源开发，常常被理解为在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散点化的旅游资源进行提炼、升华和整合，以实现对当地文化的有效保护与明确呈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发成为一个特定地域及其群体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的复活是在一定历史周期内，面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客观现实，在本地区文化系统内部通过一系列解构、重构、验证、更新的人工技术活动内容的设置与执行，有效促成区域文化、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体所形成的抗外界干扰的自适应体系。开发之初，盘龙山景区确立了“盘龙”为中心的文化主题，根据对“盘龙”传说所特有的共同记忆与归属感，将分布在4个村落里的散点化的文化载体纳入到统一的主题当中，以助于实现区域文化更加集中的呈现。景区相继对覆盖范围内的“石龙”“石龟”“千年古槐”“碧霞元君行宫”“龙凤水库”以及“十里长廊”“凤凰山”等十余处景观进行了相关的设计与修建，其具体形式包括对传说的场景虚拟、历史遗迹的复原以及主题公园的附会等物化形式，实现了资源文化内涵向产品文化外显的转化。作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盘龙山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对接
新农村建设不能理解为狭隘的“新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甚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没有文化与伦理价值系统的引导，只会变成纯粹的物质利益冲动，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一种文化精神为动力，同样不会得到持久的发展。盘龙山乡土文化的重构，使当地民众的文化世界变得丰富，迎合了新时代农民对文化内容的要求，并加快了农村新社区的建设步伐。盘龙山文化旅游开发对当地新社区建设的有效助推主要表现在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反向吸引上。景区范围覆盖4个行政村，总面积达17平方公里，自2007年左右便开始着手新农村建设工程，然而，传统村落复杂的内部因素致使整体工程进度缓慢，困难重重。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整个区域内户籍人口数为2500余人，而现实生活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导致了实际常住人口只是以上数字的60％，许多“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滞留乡村。景区开发前，村内只是初步完成了整修街道、修筑中心马路的工作，少数住户依规划格局建起新宅，却存在着大量的空房旧房亟待解决。盘龙山文化旅游景区开发所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返乡人员，为新一轮的家乡建设注入了活力。此外，新农业技术培训使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红薯获得了更高的品质和产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在这个“农村”安家、生活。
（三）对区域范围内新型产业链的有效利用
红薯是泰安市西南地区常见的农产品之一，而盘龙山脚下的几个村庄更是以独特的土壤条件获得了明显的先天优势。在景区开发之前，每年从盘龙山脚下输出的优质红薯接近80万公斤，甚至许多外地的客户不惜路途遥远前来收购。在对此物产资源的深入开发方面，景区确立了建立食品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在这个园区内，对红薯的加工形成了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加工链条，一系列的环节涉及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价值增值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产业链条。在政府、企业以及相关专业机构的共同开发中，盘龙山逐渐打造出品质优良并深受周边居民喜爱的特色食材“粉皮儿”，树立了具有优势地位的地方品牌。围绕丰富的红薯资源，并结合盘龙山以文化为主导的旅游开发，景区发展起了丰富的副食品、旅游产品、特色餐饮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薯文化”美食系列。相较于“旅游文化”，“文化旅游”的研究似乎刚刚起步，“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旅游’还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而国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则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研究仍会将两者的事实相混淆。对于两个概念的区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似乎让两者的界限明确了许多。在这样一种学科视野中，“文化旅游”被界定为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旅游，而这迥异于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迎合游客的“旅游文化”，前者更多地是在关注旅游者知识的追求和一种文化的经历。
盘龙山景区是泰山脚下具有显著特色的文化旅游景区。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内，文化的基因得到了激活，以“盘龙文化”与“薯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形态被逐步地架构起来，实现了由“文化废墟”到“文化大厦”的华丽转身。在这里，文化生态的理念对景区的开发实施了催化，为资源开发、景区发展提供了契机，也注入了活力。乡土文化作为生发于农业社会系统的、多维的、复杂文化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盘龙山景区的文化旅游开发与农村新社区建设完美接轨，形成了盘龙山“景区”“社区”互融的特色模式。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使得景区所在的当地摆脱了以往“打粮”“卖粮”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而专门致力于特色美食资源———红薯的种植与加工作业中来，并为周边民众所接受和认可，通过区域新型产业链的运作，打造出了具有当地品牌效应的文化产品。
作者：鲁旭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这些人群选择乡村旅游的深层需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体验、养生、求知三种。据统计，目前参加河南乡村旅游的人大多数年龄在25～45岁之间，因此青年市场和学生市场是河南乡村旅游的支柱市场，且在河南乡村旅游市场所占的比例正逐年升高；男性和女性游客比重基本相等，大量游客选择乡村旅游仍是着眼于较低的支出费用，对于深层次体验的需求并不强烈。河南乡村旅游者主要以家庭、亲朋好友自助游的方式为主，以单位组织、旅行社组团等团队集体出游方式为辅。现阶段以短线旅游为主，平均出游时间较短，一般为1～2天。不过近年来，游客在旅游地逗留的时间正在逐渐延长。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包括：体验乡村生活、欣赏田园风光、了解人文历史、调剂假日生活等。其中，几小时式观光客逐渐减少，度假、休闲、考察、体验类游客的比例正在逐年提高。
二、河南乡村旅游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旅游配套建设落后。
河南省虽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扶持乡村旅游，但是由于未设立用于宣传和促销的专项资金，大部分乡村旅游基地都是针对河南省境内旅游人群进行服务。而目前河南乡村旅游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所以在宣传资金上的投入有一定难度，政府专项资金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开拓省外市场的力度。目前，乡村旅游还未成为全国主流旅游形式，加之河南省名胜古迹繁多，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在古迹名城的光辉下，乡村旅游自然暗淡许多。由于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一些乡村的交通设施和旅游配套都远远无法满足现今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以中国传统村落河南郏县张店村为例，村里很难找到一个设施齐全、干净卫生的公共厕所。在游玩的途中不时还能看见污水长流，垃圾成堆。每逢旅游旺季，停车管理较为混乱，一旦出了问题互相推卸责任，整个旅游行程让人感到没有安全保障。同时，村民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较为淡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村落历史、生态、人文环境的破坏。加强乡村旅游基地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合理维护原生态环境势在必行。
（二）旅游层次较低、管理人才匮乏。
河南乡村旅游多数还处于初级状态，以“农家乐”形式出现为主，游玩模式为自种自摘、喝茶打牌、嬉水钓鱼、农家茶饭等，其缺少了在乡村旅游特色、文化和民俗上的深层次挖掘。河南省各地乡村旅游多如牛毛，但有特色能让人流连忘返的基地却没几个。旅游项目的开发和规划，旅游设施的建设与管理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河南乡村旅游项目多数以本地村民自我管理为主，缺少专业的管理人才，综合开发和管理能力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一个弊端。其结果就是未掌握乡村旅游之精髓，使游客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三、河南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科学路径选择
（一）政府主导，规划先行。
加强政府主导，做好合理规划，提高旅游服务认识。要使乡村旅游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就应采取当地政府为主导、村乡民参与、社会配合和市场运作的模式。合理制定乡村旅游发展的未来规划，依地挖掘特色旅游资源，在追求特色的过程中，不能以牵强附会的方式“挖掘”历史的凝重内涵。它要求经营者正确认识当地乡村旅游资源的独特点，例如：文化历史、劳动生产的智慧、山清水秀、民族风情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旅游项目规划时，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最终将特色旅游资源与特色旅游产品形成产业一体化，达成有农有特，以特吸旅，以旅兴农。
（二）培育人才，优化管理。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行业中一支大军，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景点为吸引高端客户群，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旅游产品质量，打造旅游文化品牌，都离不开“人才”。因此，各乡村旅游基地应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要开展针对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使其成为有大局观；能服从管理；讲诚信、受礼仪的现代乡村旅游从业者。为了更好地管理旅游从业者，相关管理机构也应当制定出系统的考核办法，有奖有罚。例如：可以实行“旅游接待证制度”，对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农户进行评定考核；实行“上岗证制度”，对接待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定期检查。实行“星级评审制度”，推行评优活动，对条件较好、服务质量优秀的农户或单位进行星级评审，并挂星级牌。同时，还应该建立乡村旅游投诉点，对旅游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进行及时处理。通过采取这些切实有效的举措，来规范经营、塑造形象、打造品牌，使乡村旅游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三）调动资源、创新营销。
日前,中国乡村旅游开发呈现如下形式和特征:
从空间分布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区。一是景区边缘地区型,它主要依托一些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发展起来的附属产品,是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区;二是都市郊区型,它主要是适应现代都市人日益渴望摆脱快节奏、过繁杂、甚喧嚣、多污染的都市环境的需求,利用都市郊区相对城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地缘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在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老少边贫地区型,他主要是近年来在国家旅游扶贫政策的指导下陆续发展起来的。
从旅游项目和活动类型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观光型,它主要是以观赏农村自然田园风光、现代生态农业园区、传统民居和民俗节庆活动为主题;二是参与型,它主要是采摘旅游、购物旅游和务农旅游,尤其是秋季采摘旅游在都市郊区最盛行,参加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影响面最广;三是度假型,它主要是到观光农园或农家“住农家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体闲度假娱乐旅游。
从游客停留时间和活动空间看,主要以近程一日游“城郊型”为主。由于中国乡村度假型旅游日前才刚刚开发,条件还很不成熟;加上乡村旅游热点区域的城市郊区交通区位的优化,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在增强。因此,日前中国乡村旅仍然以短程不过夜一日游为主,符合中小尺度旅游者空间行为特征的规律。
从客源市场看,主要以国内市场,尤其是本地及周边都市团体游客为主,散客和国际游客少。受距离、价格、交通、信息、旅游地的接待条件和知名度等因素影响,参加这类特种旅游的散客和外地远程游客甚少。
二、目前乡村旅游存在问题
1.规划开发不够科学,盲目开发现象严重。目前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依然存在,乡村旅游遍地开花。部分乡村旅游点,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整体规划、科学布局,缺乏资源论证、规划与策划。特别是由于乡村旅游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有许多乡村旅游项目仅对原有乡村资源稍加景观修改加工,就盲目上马、批量开发,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核心资源迅速耗损。
乡村旅游开发一般应选择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名胜区的周边地带。城市近郊由于交通便利,客源稳定,区位优势明显,因而适宜发展乡村旅游;而在风景名胜区的周边地带,由于有风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有风景区大量的客源为基础,因而也便于发展乡村旅游。而一些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区位优势和客源基础的地方,若盲目地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出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本地居民对农业并不陌生,因而也就难以激发他们的旅游兴趣。
2.模式雷同,缺乏特色。中国疆域辽阔,农业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地域性明显,有利于各地形成自己的农业特色。但是目前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项目尚不多见,各地农业旅游资源开发模式雷同,开发利用多限于果园、林地、鱼塘等类型,开发项目也多为观光果园、森林公园、垂钓园等,观赏型蔬菜园、瓜果园、花卉园、租赁果园、租赁花圃、租赁菜地、民俗观光村、民俗农庄开发较少,耕作、栽培、牧羊、赛马、驾船、捕鱼等农事活动以及民俗资源开发不够。
3.文化含量不够。多数乡村旅游产品往往只片面强调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对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开发;同时,所推出的乡村旅游服务项目,也往往只停留在提供食宿和餐饮的低层次服务上,而对于那些有很强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的乡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的挖掘还显得十分不够,致使乡村旅游的游览方式主要还是观光旅游,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旅游产品普遍缺乏。
4.没有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与方法。中国目前的乡村旅游项目大都是在一些村镇和农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发,这些农户的村镇领导自然就成为了这些旅游项目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缺乏相应的行业法律知识和经营管理能力,造成服务不到位和管理工作混乱,因而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旅游效益的提高。
三、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策略
1.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坚持保护性开发原则,根据乡村旅游总体发展规划,结合山水资源、历史文化、特色农产品生产等,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对有优势旅游资源的乡村进行整体规划设计,防止出现一轰而上、产品雷同、布局混乱、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等问题。
2.注重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发掘及保护。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文化可以提高乡村旅游的品位和丰富性。同时,乡村旅游也可以成为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因为要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必须在利用和发展中寻找出路,通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唤醒本民族自觉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意识。只要科学合理地发展乡村旅游,对当地民众进行正确、充分地引导和规范,完全可以实现在发展和利用中保护民族文化。
3.是要加强人员培训,实行规范化管理。通过人员培训,提高人员素质。通过正确宣传和科学引导,帮助旅游开发者和管理者树立正确的观念,把握乡村旅游产品的内涵和本质,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品位。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鼓励和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制定和完善旅游行为规范,加强对经营者的检查与监督,为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4.注重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在发展乡村旅游中,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努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要注意保持传统文明和本地特色,不盲目跟风、重复建设。要保持乡村的特色风貌以及当地居民良好的社会风尚,加强乡村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的保护,对古村民居、古树名木等文物古迹应保持原貌,妥善维护。
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明确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规范建设施工行为。乡村景区、旅游农庄内的污水、烟尘、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应与旅游开发同步进行,实现达标排放和科学处置,把乡村旅游活动控制在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实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郭焕成,刘军萍,王云才.观光农业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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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天元.旅游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4]魏小安,刘赵平,等.中国旅游业新世纪发展大趋势[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
[5]王云才.乡村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6]何景明.国内乡村旅游研究:蓬勃发展而有待深入[J].旅游学刊,2004.
1.1村落格局
中国传统村落的选址与布局大多受风水观念的影响，普遍遵循后有靠山，前带流水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模式[1]，村落布局强调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蒋家村地势平坦，背靠亭山，面临大源溪，前有珠山，村落布局依山就势，巧妙自然，大量民居（当地人称为“台门”）布置期间，巷道纵横，错落有致（图1）。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蒋家村逐渐形成了以宗祠为核心的宗族聚居形式并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村落格局与空间尺度。
1.2古建遗存
蒋家村作为历史悠久的氏族村落，古建筑遗存较为丰富，在规模、布局和建筑艺术上都体现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村落的核心建筑蒋氏宗祠，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祠堂建造考究，内部雕刻精美，经专家研究，认为是东阳木雕的经典作品。村内现存包括“锡纪”台门、“慎脩思永”台门等古民居共计18处，大多为清代建筑，部分建于民国时期。这些民居大多保存较为完整，建筑格局、门窗等构件能够体现当时的特色，建筑的木雕、石雕精美。特别是一处建于民国年间的“笃庆锡光”台门的12扇开门中，有4扇绦环板上刻有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留声机等当时的西洋产物，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1.3民间文化
村民提倡孝道文化，重祭祀，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历代蒋氏宗谱中的《家箴十则》和《家训八则》亦是佐证，村中有清明节祭拜祖先的蒋氏祠堂和两处“香火堂”；蒋家村有两次村民共有的节庆日：即农历二月半(二天)和十月半(四天)，期间有“社戏”，以鼓励农民生产及庆祝丰收；蒋家村一向重视教育，旧有私塾启蒙，一九一九年蒋氏族人创办鼎新小学并置校产，解放后称民乐完全小学，其间涌现大量文人、学者，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著名黄公望研究专家蒋金乐等。
2历史风貌现状与存在问题
2.1历史文化要素保护乏力
蒋家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急剧改变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村民的认同感逐渐减弱，再加上缺乏建筑、规划等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古村独有的历史文化无法受到科学、有效保护。2.2村庄布局、肌理面临挑战由于现代居住、出行等方式的改变，村落传统的建筑、道路布局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家族聚居的合院式传统民居逐渐被拆除或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独门独院的别墅式住房，而这些建筑在风格、色彩、高度上较为随意、多样，与现存历史建筑产生了较大反差，传统村落质朴淡雅的色彩、相对统一的格局逐渐弱化；出于方便车辆出行的考虑，村庄内的原卵石、石板路面多被水泥地面覆盖，仅部分偏僻的小巷内还有一些遗存。因此，村落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地方特色风貌也逐步丧失。2.3配套设施有待完善主要表现为村落内部道路未形成系统，人车混杂，缺乏合理的停车场地，部分道路年久失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坑洼不平；村内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和部分用户雨、污混合水直接通过沟渠排放到附近水体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电力电信线路多架空铺设，甚至直接与古建筑木构件接触，不仅影响历史村落的景观，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村落内缺少村民集聚、交流的文化娱乐设施和可供休憩的绿地。
3规划理念与思路
3.1留住历史文化的记忆
古村落历史遗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2]。规划注重村落传统的格局肌理、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全面保护，保持村落历史文化的原真性[3]，让人们从文化遗存中探寻村落悠久的历史记忆。
3.2注入有机更新的活力
在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村落宜居性；将村落丰富的历史文化要素与景观营造、产业培育相结合，提升村落的吸引力，激发村落发展的活力。3.3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村民是组成村落历史文化的主体，因此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注重维护村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愿，若具有重要价值且切实可行的项目不被广泛接受或认可，可先通过试点示范，让农民逐步理解并参与其中；注重激发当地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 信[4-5]， 使其认识到村落文化遗存的价值，愿意留住在村里并主动加入到历史文化的保护中来。旅游业等产业的顺利开展，也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收入[6]，进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使乡村的历史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4规划策略
4.1布局分区延续乡村肌理
规划通过对蒋家村的综合分析，充分尊重蒋家村传统的布局模式，从村庄特色、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入手，可将蒋家村划分为三个区域，即历史文化区，新农村建设区和田园风光区（图2）。历史文化区，是以祠堂为中心的传统聚落区，以保护传统乡村肌理为主线。区域内现存的古建筑、古街巷、古树等含有历史记忆的要素都要登记评估和保护，禁止破坏，现状基础上禁止再进行大拆大建，以保持历史村落布局的整体性。完善区域内的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新农村建设区,是近几年来村落的新建部分，以疏散历史文化区域内的村民，避免历史文化区域的过度开发，同时还为历史文化区内腾出住房开设旅馆、茶室等服务场所的村民提供了住房。规划注重呼应历史文化区内的传统聚落布局及建筑风格，尊重周边自然环境，实现村落的良性发展，同时该区域还可利用新村完善的现代化设施作为旅游服务区[7]，为体验历史文化村落的游客提供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田园风光区,是村落现有的耕地以及部分经济林区，以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为特色。保护现有村落耕地，可对作物种植种类进行规划，形成统一的规模化的田园景观，完善灌溉设施、机耕路等基础设施，结合周边山体景观的修复，部分田地退耕还林，创造优美的乡村田园景观。另外还可借助村落旅游产业开展，大力发展以休闲采摘、菜园租种、农耕体验、观光农园等形式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业。
4.2街巷里弄串联古村景观
街巷空间是组成村落格局的重要部分，体现了村庄的整体脉络[8]。规划保留传统街巷的空间格局，保持原有的尺度、断面、铺装和步行方式，不轻易拓宽或占用。村落街巷的道路采用条石、石板、石块等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并注意区分主要道路与次要道路铺装形式的不同，增强村落街巷的可识别性。宗祠前的澳沟路是村落最具特色的路段之一，周边有宗祠以及数量较多的古建筑，开辟成为历史文化特色街，路边的澳沟进行疏浚，形成村庄内的水系，还原村庄传统的水系布局，集中展示村落独特的街巷结构（图3）。对以村庄原有“古道”为基础的后山游步道的铺装进行改造，打造俯瞰村落全景的最佳观赏线。最终以街巷空间为核心，结合大源溪滨河游步道、澳沟路、后山游步道等线性元素构成古村落观赏线，串联起村庄内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场所如蒋家祠堂、古建筑（台门）等。
4.3遗存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蒋家村的历史文化区内存有数量较多的古建遗存，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已成危房，若全部修缮，难度很大且成本很高，因此在规划中可视现状对历史建筑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缮。对于现状质量较好，建筑类型较为典型的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缺失构件修补、防腐等措施，恢复其原有风貌，而建筑内部进行改善，尤其是地面、墙面的防水防潮处理，以及安装室内卫生间等必要的生活设施，改善居住条件。部分历史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可改造为民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蒋家村的民居文化，也可开辟为展览馆，全面展示蒋家村村庄历史、农耕文化、著名人物成长史等。对于建筑损毁较为严重或已部分坍塌的、修缮成本很高的建筑可对遗留部分进行加固处理，以“露天废墟博物馆”的形式展示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消逝，配合建筑知识讲解牌等给人以教育的意义；村落内建筑木雕等工艺精湛，可以将古建筑区域设置为实习基地，供相关专业人员的实习，使村庄的历史建筑焕发新的活力并延续下去。
4.4节点构建体现文化特色
规划利用村落主要出入口、中心建筑、古树名木等重要的空间节点，结合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节点景观营造，展示村落历史文化，并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休息、娱乐的场地。村落的主要出入口是人们对村落的第一印象，是展示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的重要节点，规划选择村落的两个主要出入口进行景观营造，龙门湾入口节点以“台门迎客”为主题，选取蒋家村最具特色的台门、高墙、窗花、农具等为景观元素，组成一系列的动态景观序列，展示蒋家村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文化，同时也可成为游客的最佳驻留点（图4）；老虎头入口节点以一株百年古树为景观核心，结合景石、传统石材铺装场地，展示蒋家村悠久的历史（图5）。蒋氏宗祠作为村落的精神核心，是村落历史文化的代表，规划在保护蒋氏祠堂建筑的基础上，利用祠堂周边广场设立碑记园，介绍蒋氏祠堂历史以及历代名家题词等，全方面展现蒋氏祠堂的文化价值，同时结合绿化营造，构成蒋家村标志性的景观节点。村落道路周边可利用水系、埠头、空地、古树名木等景观元素进行景观节点营造，以满足游客的驻留赏景及村民的集聚、休闲的需求。
4.5产业谋划激发乡村活力
蒋家村历史资源较为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可在村落历史风貌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以传统民居、孝道文化以及村落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规划历史文化区内可发展以地方传统民居为特色的古村落精品游，以村落传统的街巷布局为基础，合理规划参观线路，设置多样的参观、体验内容，如古民居、传统手工作坊、蒋家村历史文化展览馆、传统建筑科普馆等，使游客近距离感受村落古老的历史；新农村建设区集中设置游客服务区，集住宿、品尝农家饭、土特产品购物等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历史文化区的游客得以疏散，减轻游客人数过多对古建筑等的不利影响；田园风光区通过规模性、季节性的农作物种植，形成多个色块状、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景观，开发观光、摄影、采摘、花卉休闲、鲜花生产等多种旅游项目；设置家庭农场区，将农具开发成可供儿童游戏的道具、设施，并可适当布置露宿营地、自行车道及配套设施，提供乡村郊野可参与的农业生产绿色空间。蒋家村村民重视孝道，尊老敬老的传统深入人心，以此为特色，可发展乡村养老产业，利用村落内空置住房以及部分新建的住房开发养老地产，同时加强商业、医疗和老年文化活动等设施的建设，注重老年病相关医疗人才和护理服务团队的培养[9]，将村落建设成适合老年人养老养生居住生活的乐土，同时也解决了村内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5小结
【关键词】实践逻辑；法律权威；政府权威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社区所熟悉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百人的集体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不论我们用何种理论或规范来解读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客观行动，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乡村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实际上很难真正发现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中国的司法实践正是加上了主观行动者对实践的解释，从而使法律的生命体现为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在紧密的乡村血缘、地缘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城市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种实践经验正是法学家感到失望的地方。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伦理学的观点引入到法律概念中去，法律观点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9.1.
［2］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1.
［3］郑也夫.沈原.潘绥铭.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说是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1.1.
由于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农民工忙于生计，或无暇顾及子女，或疏于沟通和交流，家庭关爱明显不足。生活在城市中的随迁子女面临家庭教育缺失、更加鲜明的城乡对比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其行为习惯、心理状态和职业技能的发展等各方面均深受影响。由全国妇联、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等机构于2010年联合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4000多万人。外出务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留守儿童家长合计占了6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在5年以上。［5］随着父母外出务工时间的不断延长，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团聚次数偏少，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偏离或异常。“家庭是生命的摇篮，也是青少年儿童价值观念最早形成的场所”［6］309，“儿童的人格和社会发展受父母教养孩子方式的强烈影响”［7］。家庭教育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影响及于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发展。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因显著的城乡差距而引起的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社会流动，伴生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这种以“牺牲整个一代乡村儿童幸福童年的代价”［8］34，来赢得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现象普遍存在，亟待解决。
问题的根源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中最具挑战性的难题，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直接原因均为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家庭教育缺失。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现代化的规律性客观因素以及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与教育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就目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看，呈现出某些客观的规律性特征。首先，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城乡之间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使得富有效能、活力和发展机会的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居住在闭塞、落后的乡村的人们。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由此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9］其次，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农村与城市相接触，不用太久，农村就会朝着商品化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10］，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家族和亲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日趋淡薄，改变了农村家庭社会互动网络与方式，使之本就匮乏的社会资本愈显弱化。日益加剧的社会流动与农村城市化，使得社会资本匮乏、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农村家庭，在由传统乡村“熟悉的社会”［11］逐渐向城市社会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说父母亲教育资本的多少，在任何时代和制度约束下，都显著而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资本”［12］194，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因此，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对子女教育和成长产生阻碍作用，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弱势［13］。
第二，在我国所特有的全面而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好”的政策导向，加剧了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家庭教育资本的投入和科学理念的培育及实施。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支持赶超式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而采纳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及就业制度，因为“路径依赖”的刚性作用，至今仍横亘在农民进城之路上，衍生出我国所特有的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在市场经济竞争和信息时代“数字区分”现象［14］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尽管以城市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深入拓展、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外出打工和都市生活的经验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农民现代性的高涨，但这只不过是都市现代化在农村的折射，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我国农村现代化远未完成，且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中。［15］表现在家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由于优质教育指导的极度匮乏，以及城市良好就业机会的排斥，而产生的新“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在转型期逐渐丢弃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加之农村社会变迁中，“学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与神圣化、家长文化水平及教育能力自我认同的低级化，也导致如今的许多家长开始将教化子女的责任推向学校和社会”［16］，家庭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所需综合素质的培养全无概念。在功利的片面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农村家庭教育既失去了传统家庭教化的作用，又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需求，与同时态的城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与丰厚投入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我国教育改革中难以撼动的“唯升学教育”［17］的应试体制，因农村孩子除了高考以外缺乏更好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在农村地区更加强化。同时，受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短缺、“缺乏了好的教师，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8］以及课程内容远离农村生活实际等因素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中普遍存在厌学现象①。除少数具有较强求知动机、学习兴趣和应试能力的孩子，能够凭借个人禀赋及勤奋而通过高考实现“离农”愿望外，大多数人都要另谋出路，且其实际文化程度常低于文凭证明。农村家庭教育资本在代际传递中积累缓慢，明显不利于农民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成为仅次于户籍制度影响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在教育资本的获得，抑或是职业地位的获得上，中国社会在2000年之后，都强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提升了社会预期功能。这种情况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导致阶层继承的代际继替性。”［12］195此类社会现象对农村的直接影响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作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者”［18］，将延续着农村家庭教育的困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既难以改变个体的命运，更无力改变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愿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19］，于是就有了“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20］、“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21］等看似悖论的真知灼见。而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也不只是农村家庭本身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与教育问题的综合反映。
困境突破的基本思路
如果我们承认“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的话，［22］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循环：当转型期的农村家庭教育因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而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时，农村孩子的个人发展也陷入困境之中，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困境。其影响所及，不仅关乎一个数目庞大的儿童群体的现在与未来，更关系到农村社会及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突围。就基本思路而言，一方面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成功转型、农村社会的顺利发展、“唯升学教育”思维的根本改变以及农民群体文化水平和教育素养的提高等有利因素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农民个体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从外部因素看，首先要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的以农村凋敝为代价的城市化趋势，科学有序地推进农村社会转型，彻底破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障碍，纠正行政管理体制弊端，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3］的现代化理念指导下，“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24］，从源头上消除亿万个农村家庭的奔波与分离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农村家庭和农村教育困境突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其次，要改变全社会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以及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和“筛选”功能［25］，适应时展的趋势和要求，培养“整个的人”［26］，“努力去影响孩子和青少年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活能力的人，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身体能力和心理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道德能力和精神能力”［27］，使农村孩子不论将来是进城还是留乡，都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28］109，并终身保持学习的兴趣，不断提高自我教育和社会生活以至世界生活的能力，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努力促成农村大教育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挥学校、社区、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外部力量与家庭教育的联动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文化环境，扭转不良社会风气，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而从农民个体因素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无论发展的条件是否具备，家庭教育每天都在发生着。
实现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的主体力量在农民自身。农村父母首先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人口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29］，而“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28］96，特别是“幼稚期（出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30］因此，父母必须具有早期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意识，关注儿童与生俱来的“吸收”能力［31］，“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言语、思维方式和价值逻辑”［6］309，既要言传更要身教，并重视“儿童在成长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32］，为其适应学校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其次，要充分认识自身和农村所具有的独特教育优势，相信自己能教育好孩子。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不高，这是历史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农村父母对此要有正确认识，树立起“无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33］的自豪感，尽管自己只是平凡的小人物，“终其一生也许都不能积累很多的财富，也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34］12，但如果“能把坚韧、细心、勇敢和对生活的热情都传递给孩子……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好的人生经验和品质积累下来，留给孩子”［34］12，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而自然、质朴、展现着天地万物的整个过程及其生命美感的农村生活，与这种吃苦耐劳、踏实奋斗的农民品质，正是农村家庭教育的优势所在。
最后，要正确认识时展的趋向，不断学习，提高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35］85，现在却不再如此。急剧的社会转型、迅猛的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激发了年青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走出家门的斗志，父母在家庭中凭着传统因素而确立起来的权威被逐步消解。农村家庭教育的有效出路将取决于父母能否适应“后喻文化”的要求，“反过来向晚辈学习”［35］27，以自身热爱学习的态度和自我教育的成效影响子女，并利用年轻一代“广博而新颖的知识”共同“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35］98。
适用于现阶段的具体对策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需长期奋斗和争取并要经过代际积累的过程才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情况下，要有效解决现阶段农村家庭教育中最为急迫的问题，可从社区这一“社会政策重要的和基本的操作单元”［36］入手，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服务递送机制，以使政府相关政策有效落实，并运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提供优良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教育意识和水平，切实取得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的重大突破。“天下间无一人不位处并生活在社区之内”［37］。作为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共同体，社区与城乡居民息息相关，以其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凝聚居民共识，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不同，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成员所发生的特定困难而开展的帮助、扶助或支持等活动，具有“人格化、行动指向的特定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困难而异。［38］具体到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问题，社区可提供的功能机制主要如下。
第一，社会政策资源的动员机制。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所需社会服务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类资源。除政府资源外，还有各类志愿者和社会物力、财力等。城乡社区主要“在社会政策资源的筹集、吸纳、整合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36］，一般由社区内的政府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来承担，并通过三种途径动员各类资源：（1）组织社会各界募捐；（2）运作公益性项目，争取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经费支持；（3）招募志愿者并组织协调其行动，比如为到社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信息引导、技能辅导和统筹协调，使之能够有效有序地开展活动。
第二，社会服务组织的催化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具体生产和传递社会服务的是运作于社区的各类功能性的服务组织，特别是那些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通过志愿者行动，已成为社会服务的主体。此类组织的培育和成长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降低门槛，加以鼓励和催化。国内社区在这方面的相关探索业已展开，如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区所成立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就是在中国发展基金会“关注流动儿童、促进社会融合”的项目扶持下，与负责该社区治安的昆明市西山区西华派出所和微软中国公司合作推动的。微软中国公司还和社区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合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成年人也可在此学习计算机技能。［39］社区中心多元化的活动和教育方式，适合不同年龄与兴趣的孩子需求，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提供了一定的成长支持和技能培训。
[关键词]乡村旅游村民参与村民利益
一、问题提出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乡村旅游开始蓬勃向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不少乡村社区通过发展旅游，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小康道路。正如许多农民所说，“节日农村游，游客得享受，农民得增收”。中国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的增长点，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中国的乡村旅游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而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便是乡村旅游地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如村民之间、村民与当地政府之间、村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的矛盾，甚至出现对立情况，有的还引发激烈的冲突。乡村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但旅游开发模式不能适应当地情况，不能照顾到乡村旅游地的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甚至剥夺了他们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利和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权利，这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强烈反对，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根据国内外乡村旅游投资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乡村旅游投资开发和经营过程中，必须牢固坚持“村民参与”的原则。
二、乡村旅游发展中村民参与的原因分析
从旅游活动内容层面看。目前，乡村旅游尚无统一认可的概念。一般认为，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进行休憩、观光、体验及学习等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乡村独特的田园生态风光和人文景观；二是各种农事劳动，即与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相结合的一些参与性强的劳作体验活动；三是乡村特有的一些民俗和风土人情。或者形象称之为“观农家景，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物”。从上述乡村旅游的内容和特征可以看出，在游客进行的乡村旅游活动中，有诸多环节离不开村民的参与。
从法律法规层面看。乡村旅游是属于村民自治范畴：首先，乡村旅游赖以维系的物质基础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乡村自然风光、乡村环境，属于乡村集体所有。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发展乡村旅游，势必利用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以及附着在土地资源上的乡村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乡村环境，而这无疑会涉及村民的诸多利益，不论何种投资主体开发经营，都必须充分照顾村民的利益；其次，乡村旅游赖以维系的文化基础乡村人文遗迹、民俗风情，无疑是乡村居民世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对其进行旅游开发，更需要乡村居民的主动参与，积极配合，而不能不顾村民意愿，由政府大包大揽或者由公司和个人等其他投资主体单纯为了盈利而恣意开发；最后，乡村旅游赖以维系的现实基础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事关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更是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对其进行旅游开发，无疑更需发挥当地村民的主体作用，由乡村社区主导进行。因此，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利用乡村资源进行旅游投资开发，是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理应由当地村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村民“主导”其事，各级政府和各类公司或个人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科学开发经营。
从旅游资源永续利用层面看。目前已经达成共识的是，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奉行原生态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社会效益第一，经济利益第二，坚决捍卫自然生态环境，高度重视对当地最优质、最稀缺的文化资源的典藏，追求自然、经济与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以当地的旅游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条件为凭借，这些旅游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有的是当地人民世世代代建设创造下来的，如古建筑、古工程等；有的则是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守护下来的，如自然生态环境，森林景观等；而文化旅游资源更是经过当地居民世代传承、发展下来的，并由当代人承载着这些传统文化。当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活动之中，并从中获取经济收入，旅游收入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来源；而旅游的发展是依托乡村社区中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和美丽宜人的生态环境。村民自然明白当地资源环境与旅游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资源环境是发展旅游的最重要资产，保护它们，就是保护自己经济的命脉。所以，一旦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活动之中，他们就会自觉地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也会积极地传承和弘扬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从旅游软环境层面看。村民参与旅游经营服务活动也有利于形成对待旅游的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当地原著居民态度是乡村旅游地重要的软环境，旅游目的地或旅游景区景点居民之所以支持和欢迎发展旅游，是因为他们对发展旅游有较好的利益预期。如果发展旅游后，他们不能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也不能从旅游发展中获利，则会严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态度会从正面转向负面，对旅游表现出冷漠和反感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将大大降低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使旅游地获得不好的口碑。村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服务活动，能使之获得旅游带来的利益，感受到发展旅游所带来的快乐，他们对待旅游的态度无疑是正面的。当村民对待旅游持正面和积极的态度时，他们对待游客充满热情，愿意与游客进行交流，游客的旅游活动会与村民有着广泛的交流，游客遇到什么问题也易于得到旅游地村民的帮助。旅游体验质量高，会给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会给旅游地带来良好的口碑。而村民也会从与旅游者的沟通交流中获得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信息、新的思维，有助于开阔眼界，提高素质，从而增强建设自己家园的动力和能力。
三、乡村旅游发展中村民参与模式
对于村民参与以何种方式参与乡村旅游的投资开发与经营，则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而定。在各种乡村旅游投资开发模式中，都必须有村民的参与。如果按照是否直接参加旅游服务或管理活动，乡民参与旅游活动的类型有两种，即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直接参与是参与到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和管理的工作之中，如接待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向游客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其他旅游商品、旅游景区管理和维护、景区内旅游交通服务等。村民可以是自己经营旅游服务（如开办家庭旅馆、向游客出售旅游商品）的形式从事直接参与旅游活动，也可以是在当地的集体、合资、个体旅游企业内从事有关的旅游服务或管理活动。间接参与则是不直接参与面向旅游者的服务等活动，而是参与到与旅游有关联的产业中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些产业包括乡村旅游地的种养业和轻工业，涉及到乡村中的耕作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食品加工、旅游纪念品生产、家具生产等多个方面。
因此，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当地乡村社区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选择合适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为乡村旅游地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构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流对话和协商的机制，使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村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经营之中，公平地分享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收益，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才能够真正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1]邵琪伟：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J]，《求是》2007（1）
[2]冯红英：乡村旅游中乡村资产的构成、作用与保护[J]，《资源环境与发展》2007（3）
（一）田园风光型旅游产品。
这类产品是以乡村自然风光作为独特的旅游资源，以田园风情、自然景观等为主要产品。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崛起和发展，旅游者渐渐热衷于更具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的特色旅游。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山野村庄、民族村寨，因为自然环境优美静谧，加上精心设计的特色旅游活动，吸引了大批需要缓解压力、放松心情、度假休闲的城市居民和国内外游客。田园风光型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应注意的是要把多个个体的乡村系统的加以组合，使之连成线、形成片，这样不仅能够避免因单个村寨空间小，游客大量涌入带来环境资源的破坏，还能延长游客的游览时间，形成比较独立的乡村游览景观，促进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二）参与体验型旅游产品。
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游客可以直接参与到当地乡村活动中去，亲身体验真实的农家生活，这类旅游产品的开发要以当地民俗文化为中心，一般为一日游或周末游。开展的具体活动要深入挖掘当地的乡村文化特色，多开发一些参与性强、体验性强的产品，如种植、插秧、栽花、割稻、锄草、施肥、、挤牛奶、捕鱼虾、放牧、采摘果实、收割农作物、制作农家食品等能够展现乡村真实生活，营造乡土氛围，体验当地文化，增加娱乐性、知识性的产品，以达到打造精品、扩大知名度、吸引游客的目的。
（三）乡风民俗型旅游产品。
这类产品的特点是让游客充分感受乡村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在目前旅游市场走向观光度假、体验式度假发展的趋势下，乡风民俗型旅游产品具有很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各地乡村可以充分利用本地民俗特色，利用节事庆典来开发旅游产品。靠山的乡村可以举办苹果节、葡萄节等，海边的渔村可以举办垂钓节、鲜鱼节、螃蟹节等，按时间来说也可以有春季的赏花节，夏季的蔬菜节，秋季的采摘节，春节前后的美食节等内涵丰富的经典节事。此外，乡村旅游还可以和政府机关、知名企业等合作，举办各式的庆典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参与。
二、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营销策略
（一）广告营销。
乡村旅游地的进行必要的宣传和推广，旅游者才能更好的了解乡村旅游产品。广告的作用不言而喻，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而且广告的方式多样，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通过一定的媒体传播，把乡村旅游产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群，扩大乡村旅游地的知名度，使更多的人产生旅游的愿望，进而促进乡村旅游产品的销售，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销售营销。
1.针对旅游者的营销。
主要包括：向旅游者散发旅游宣传品；赠送具有旅游产品信息的纪念品，如画册、日历、纪念卡、纪念币、打火机、小玩具等，以吸引游客的购买欲望；展销活动，即乡村旅游地联合企业举办各类主题的展销会，向游客宣传当地乡村旅游产品，增加产品的销售机会。
2.针对中间商的营销。
对于旅游中间商的营销方式主要有：邀请考察，乡村旅游地要主动与中间商合作，邀请他们进行乡村旅游线路的实地考察，让他们亲身感受乡村旅游地人文景观，使他们更愿意主动把乡村旅游产品纳入到本旅行社的旅游线路中，大力宣传、推销乡村旅游产品；营销津贴，即乡村旅游地向中间商提供一定的津贴费用，已支付中间商开发、经营旅游产品的必要开销，进而更好的争夺旅游市场；批量折扣，即乡村旅游地对中间商经销的旅游产品按照不同数量的进行不同比例的价格折扣，经销数量越多折扣越大，以促进中间商的经销积极性。
3.全员营销。
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注重旅游产品的实际品质，树立全员营销的意识，提升旅游服务意识。通过培训旅游从业人员，强化他们的服务意识，提高他们的服务技能，以提升乡村旅游的美誉度。让游客感觉乡村不仅自然美、风景美，更有淳朴的民风和浓郁的人情。
三、结语
一、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爆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科技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水平，如勤勉、诚实、节俭、自助、协同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图：新乡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生活伦理的关系（缺）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乡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
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乡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乡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乡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在这一阶段，新乡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乡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乡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乡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乡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乡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乡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乡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乡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乡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乡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乡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乡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乡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
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乡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乡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预计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圆（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韩国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自70年代中期，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乡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70年代的新乡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圆（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圆（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乡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乡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乡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乡村运动遇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汉城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新乡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乡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乡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这些都无非是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乡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
韩国开展新乡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在绿色证书培训、科教兴村活动、农村科教扶贫、农村综合开发等项活动中，与韩国新乡村运动组织机构、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据2002年4月统计，在全国开展科教兴村活动的村庄已有3000个。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乡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都会有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3，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新乡村运动论文集》，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6
1.1缺乏有效的教育理念
医学教育面临很多问题，但主要是基础教学和临床应用的严重分离。基础和临床脱节主要的原因是基础和临床教师的分离，导致培养的学生也出现基础和临床的分离。这个问题不解决，医学教育改革就无法真正实现，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而又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是教学理念的缺乏。没有理念的教育是空洞的教育，没有医学理念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同样是没有医学理念的学生。目前，乡村医生教育同样缺乏有效的教育理念，这必将导致乡村医生基础知识与临床应用不能有效结合运用。
1.2没有较好的教学体系
我国大部分乡村医生医学教育采用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由于学科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教学内容存在交叉重复，造成学生思维单一，知识不系统、不连贯，综合能力差。比如在临床实践中，当患者出现的症状和体征发生变化时，乡村医生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体系，往往无法用整体观分析、解决问题。
1.3偏重理论而忽视实践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决定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系统辩证思维能力得不到锻炼。另外，乡村医生培训理论多于实践，因此很难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乡村医生花大量时间死记硬背，严重阻碍了乡村医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1.4教学设施不够完善
目前适合乡村医生可利用的有效教学资源少，质量差，乡村医生的医学教育仍以课堂授课为主，“教师”是课程的主角，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同时乡村医生遇到问题时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从而导致乡村医生所学知识明显受限。
2转化医学理念引入乡村医生教育的重要性
转化医学的实质是基础医学和临床的整合，是多学科、多层次、多靶点，微观与宏观、结构与功能、生理与病理、预防与治疗、人文与科学的交叉融合，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转化医学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大量从事转化医学研究和应用的人才，更依赖于医学院校对转化医学人才的培养。在医学教育中，任何教学内容和形式都要围绕着患者、疾病或者医生的治疗等方面，只有让转化医学理念在乡村医生教学和实践中发挥作用，乡村医生才能更迅速将所学知识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从而避免了教育的盲目性，因此，以转化医学理念指导乡村医学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转化医学理念指导乡村医生医学教育的策略
3.1加强具有转化医学理念的乡村医生教师队伍培养
提高乡村医生教育质量，加强乡村医生教师队伍的培养是关键。由于乡村医生学历文化素养偏低、生命意识淡薄、法律意识较差、医患沟通少、成人教育复杂多变等，加之农村环境相对封闭、信息交流不便，同城市相比，更需要全科医学知识等特点，因此，地方医学院校要加强乡医培训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不但要掌握乡村医生教育训练培养目标及特点，而且要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感受转化医学理念，从而使转化医学理念融入在他们的教学中。
3.2加强转化医学在乡村医生教学中的应用
3.2.1整合课程，促进多学科融合，构建有效的教学体系
转化医学教育强调各学科的联系，要求基础与临床整合。通过对乡村医生的调研，在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和自身情况后，可以将正常与异常、形态与功能、基础与临床有机整合，以构建适合乡村医生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或“以疾病系统为中心”教学体系，这样不仅有利于精简内容，增加乡村医生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也能促使乡医把握基础知识为临床服务的正确方向，增进乡村医生对交叉学科之间的理解与掌握，从而真正意义上理解转化医学的内涵。
3.2.2转变教学模式和方法
转化医学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因此，在乡村教育中，应重视乡村医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采用PBL教学、CBL教学等教学方法进行组织教学。如将临床典型病例、疑难病例进行启发式、情景式、提问式、自主式、讨论式学习，从流行病学、病因学、病理、病理生理到发病特点，寻找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对其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以及该疾病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等进行综合学习。教学中应加强师与生、生与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及团队的合作精神，充分调动乡村医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乡村医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辩证思维能力及沟通交流能力等得到全面的提高，从而培养出实用型高素质的乡村医学人才。
3.2.3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切实提升乡村医生的业务能力
转化医学强调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原则。乡村医生教学中教师要向学生强调，医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都是在对实际病变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归纳和综合的结果，对实际工作具有极强的普遍性指导意义，因此，要求乡村医生在临床实践工作中学会自觉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以快速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3.2.4注重医学人文和信息知识的渗透转化
医学强调的是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人文精神有内在必然的联系。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指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要以人性和人文理念关注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各种人际关系，各种人文关怀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良性互动。转化医学实施的过程中倡导的“以病人为中心”就是人文精神的最大体现。医疗技术和医学研究成果每天都在不断涌现，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就要求师生双方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学生具备了良好的信息素养就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自觉地获取新的信息，教师具备丰富教学经验和优良的信息素养后，才能在教学中运用并传播信息，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中要不断地渗透医学人文知识和信息知识，提高乡村医生交流、捕捉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这样才有利于转化医学人才的培养。
3.2.5构建网络资源学习平台，推动教育信息化
近几年拍摄的一些影片，比如《和你在一起》、《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等，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来自于“乡村”和“城市”——这一二元对立的物理空间，他们在其中一个空间里“邂逅”，伴随着故事的延伸折射出不同的道德准则和精神生活，而且人物性格冲突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人（刘小春、刘成等）基本上坚守住了生活的信仰和人性的温暖，并顺利完成了对“城市”人（江老师、莉莉等）的“超度”，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洗心革面。这无疑也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这里，“乡村”扮演了“城市”拯救者的角色，成了“城市”人的道德绿洲和精神家园。同样是对乡村文化的肯定，但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影片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当我们视“乡村”、“城市”不仅是对立的精神空间而且是对立的社会空间加以审视时，后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索。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电影是要给观众营造一个美丽的梦并帮其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实主义的影片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们拨动的应该是社会上最敏锐的那根神经，尤其是有一定票房收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但当观众都心甘情愿并理所当然的认同它所给定的价值取向时，特别是当我们将乡村——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来思索的时候，后一种态度——对乡村文化前景的忧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回味和沉思。
一、乡村道路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原因
（一）道路行车环境差
1、道路的硬化
最近几年，靖西县新甲乡的道路逐渐的从原来的泥土路面、砂石路面转变成水泥路面。但是，由于管理不当，仅仅是进行了很简单的硬化处理，道路的环境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90%左右的路面，都是在原来泥土路面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硬化来完成的，去烧道路施工的必要的测量、设计等等，而且路面较窄、弯多等都是很大的问题，导致行车的环境很差。（这里，可以结合您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于路面近几年的具体处理办法加些相关的信息。）
2、胡乱占道
随着乡村道路的改善，许多村民存在“要致富，上公路”的思想，在道路的两边随意的摆设摊位。尤其是到了粮食等收获的季节，很多村民占用道路晒谷、堆草积屯，甚至是在道路上堆放砂石、楼板等等，道路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加工厂、集散地，或者是停车道、贸易市场等等，严重的制约了道路的畅通。（这一点也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二）缺少安全配套设施
由于乡村道路狭窄，并没有正规的交通安全标识牌、标示线，跟谈不上机动、非机动车道的划分，导致行驶中，占道、抢道的事情频繁发生，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三）机动车数量的猛增
近几年，乡村道路不断的加速硬化，使得机动车的数量呈直线上升，机动车在乡村除了是交通工具意外，更多的是运用于生产、生活的工具。很多村民受到了利益的诱惑，使得一些性能、质量不能够达到国家标准的车辆出现在道路上。再加之繁琐的手续、费用等，农村出现了相当一批的无牌车、非法拼装车辆，交通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四）参与人员意识不足
有这么一句话：“上路的人，素质参差不齐、上路的车，无牌无照。”这说明了，农村村民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很多的村名都认为：“只要我不出远门，牌照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就算被抓住了，还能够找人帮帮忙，拿出来就是了。”，完全没有安全意识。没有进行正规培训的驾驶员，也在道路中随意的行车，完全忽略交通法律、法规，频繁出现超速、超载的现象。
（五）采矿道路的乱占
在靖西县新甲乡有信发铝和华银铝两个较为大型的矿藏。这两个公司在运输矿产的时候，经常乱占用乡村道路，由于重型汽车的压、砸，导致乡村公路遭受严重的损坏。虽然国家要求了让其另开道路，但是为了节约，两个公司依然占用乡村道路，对乡村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加强安全管理的措施
（一）高度重视农村交通安全
针对这几年农村交通事业的发展不难看出，农村交通的基础设施已经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公路交通安全事故的频繁，已对农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害。农村道路安全是一个较为系统的工程，不仅仅是交通部门的独立操作就能够实现的，应当推行能够适应经济体制的安全交通管理责任制，并且建立出完善的安全综合治理机制，对驾驶人员的牌照、证件进行严格审查，完善道路安全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等等。农机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拖拉机等农用车得管理，严禁超载、违载，对于不符合安全指标的农用车，严格禁止挂牌上路；对学生，也应当加强安全教育管理，提高学生安全意识，不做违规车辆；交通巡警部门针对县乡道路也应做出安全监督，形成各司其职、突出安全重点、对交通进行综合治理等有效的工作局面。
（二）提高村民交通安全意识
着手建立县、乡、村三级交通的安全道路交通行驶网络。联系公民道德建设的实施纲要，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送到千家万户之中，做到将交通法规送到村民手上，讲进村民心理，才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以求不断的提高村民的交通法制观念以及对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
（三）提高驾驶水平
随着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乡村道路的不断发展，多数村民将驾驶当做发家致富的一门技能，也作为了一项发家的途径，使得大量没有经过正规驾驶安全教育和训练的车手出现在道路上，大多数的人员文化程度都不够，而且没有相关驾驶经验。作为相关交通安全部门，应针对乡村道路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培训科目以及考试，并且针对窄路渊头、陡坡起步等等操作技术进行实地教学，并且掌握夜间行驶、泥泞路段的驾驶等技巧。（可以增加靖西县新甲乡的实际路段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提高。）
（四）改善县乡公路安全行车条件
针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县乡公路的建设与改造，制定出切实联系当地交通安全的整套修整方案，完善县乡交通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安全标示残缺、道路线型规划不够合理、抗滑系数不足、窄路过多以及相关其他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险桥险段，交通事故多发、交通秩序混乱的重点路段，都需要向上级及时的报告，提出路面整改意见，协调各级部门做好及时的治理工作。积极探索多个渠道，筹措道路修建资金，加大交通设施的投入，改革道路的养护、管理体制，培养一批专业化的养护队伍，加强对县乡道路的养护。
（五）设立乡村道路安全标志
由于县乡道路缺乏专门的人员监管，出现了大量乱挖、乱占、乱堆的现象，这也是造成农用机动车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靖西县应制定出相应的道路安全管理规定，在坡道、急弯等树立警示牌，在路面凹凸不平、路基质量不足的道路设置限速、限重或者是禁止通行等标志，时刻的提醒驾驶人员，让驾驶人员了解该路段情况，并且想村民宣传保护路段的重要性。
（六）加大安全执法与管理力度
对于现象公路的路面管理，采用的管理方式不能同于国省到的管理，对于乡村道路可以采用“道路巡查，路口守候”的方法进行管理，着重强调对失控路段、时间的协调管理。对于农村道路出现的安全交通事故要做到坚持安全教育与严厉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相辅相成，对于屡教不改的行为，要进行严厉的处罚，以便逐步让村民自觉养成遵守安全行驶的良好习惯。（可以加点当地的道路安全政策制度。）
（七）强化源头管理控制
首先，对于驾驶员的培训以及驾驶证的资格考试，做到严厉把关。在制定出严格的考试标准之后，农村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驾驶技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次，严格的管理车辆，以提高其安全系数。对于车辆的安全技术的检验，尤其是报废车辆以及转让的车辆，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杜绝报废型的车辆再次出现在道路之上，同时应当制定出对于农用车辆的报废标准。最后，整顿农运秩序，加强客运的安全管理，使得客运的混乱局面得以改善，从而提高客运的质量。（针对当地的县乡运输进行调整）
（八）加强矿产公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