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5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
党的十报告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要求“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高校立德树人重要抓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势必需要首先做出调整，走强调事物本质属性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外延式发展而言的，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是以事物内部因素作为动力，通过它们之间相互协调、共同进步来求得一种和谐状态的发展。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形势下学生工作的必然要求
国际上，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冲击，导致国民时刻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断蚕食着我们的传统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同时，西方势力与我党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更加激烈。这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自1999年高考扩招至今，国内已经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但随着学分制改革的深入、就业形式的转变、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当代大学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竞争环境。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为了迎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政教育，把高校思政教育提升到战略高度，不但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新形势下学生工作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根本需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和价值表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需要时刻紧随党的步伐，用最先进的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进而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题教育。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是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理论需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成为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基础。我国自古就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取向，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道德传统，一直渗透着这种价值意识，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其实也是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价值基础，是其走内涵是发展道路的实践需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以爱国主义为指导，重点提升大学生国际视野
面对国外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冲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顺应时展的趋势，以爱国主义为指导，重点提升大学生国际视野。首先，强化思想政治课堂主阵地，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引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内容，增加同学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从正面引导同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以学生社团为载体、以爱国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同各类错误观点进行思想斗争，并组织一系列思想端正、内容充实、具备吸引力的讲座，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再次，注意思想政治教育隐性化，激发大学生自我教育机制，要求同学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各国的社会动态变化，在培养其国际视野的同时，通过客观的分析及论证，使其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爱国情怀。
（二）以爱岗敬业为目标，深度提振大学生责任意识
要树立大学生爱岗敬业的道德标准，首先应该从其责任意识入手，而责任意识又是以认知为前提，即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意识便无从谈起。首先，应以学风建设为入手点。因为对于还未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们，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拓展自己的综合素质，就是对自己本职岗位的最大尊敬。因此要构建科学的规章制度、规范同学行为，实现管理实效性的提高。其次，通过对党员、学生干部的管理来树立典型，用以带动全体同学责任意识的提高。再次，将责任意识融入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让同学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不但要做好规划，更要重视自身责任意识的提高，以此契合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最终通过深入提振同学们的责任意识，最终实现爱岗敬业价值目标教育。
（三）以诚信友善为根蒂，促进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人无信不立，古往今来凡成大才者必是诚信之士、礼仪之士。允遣诺幕础，大学生只有品质过硬，综合素质才有生根发芽的土壤。因此，我们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形教课等主流渠道，结合具体成功案例，使同学认识到诚信友善与综合素质之间的必然联系。其次，注意开展网络思政。通过QQ、微信、微博、论坛等网络方式，开展大学生关于诚信友善作为公民基本道德标准的讨论，以大学生喜欢的方式形成良好的局域网络文化。再次，将诚信友善等基本公民道德标准，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树立“先学做人，再学做事”的基本认识，使综合素质的提升有的放矢。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扩张规模的外延式发展向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过程中，如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政教育，是高等教育能否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一步，事关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把认识提高到新时期国家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内涵要求上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三苏”；社会控制；礼治；德治；法治
[作者简介]王滨，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2005级硕士研究生，山东青岛266071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082－03
“三苏”即苏洵及其二子苏轼与苏辙，北宋眉山人，著名文学家，同时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北宋社会出现转型与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丰富而又有卓见的社会控制思想，为北宋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的社会控制手段可分为组织指令、政权、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信仰信念以及社会舆论等等。本文所探讨的“三苏”社会控制思想主要是从礼德风俗之软性控制和法律之硬性控制两个层面展开，力图全面展现“三苏”社会控制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特色。
一、推崇礼治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道德为基础并涵摄法律与宗教的礼。赵宋王朝继“礼废乐坏”的五代之乱而起，其统治者大力提倡尊礼重德，以重建社会“礼德”体系作为维护其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三苏”将“礼”“德”据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武器。
其一，重“礼”。“三苏”充分认识到礼治社会的重要现实功用。苏洵认为，早在上古社会，“礼”即为圣人所用。“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圣人通过规定君臣贵贱、父子尊卑、兄弟上下等一系列社会制礼行动，训导民众“遵蹈其法制”，礼治社会的教化功用也就凸显出来，即“一圣人之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所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
苏轼对礼治社会亦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礼的社会功用就是确定人的名分和等级，安定社会秩序，即“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并巧借养生健身理论，将“礼治”喻为“平居治气养气，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将“法治”喻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论述，他总结道“礼治”虽然显效缓慢，却是治国为政之根本；实施“法治”可震慑民众，却是一种急功近利之体现。“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二者弊益，一目了然。缓。
苏辙也将“礼”视为治国之根本，提倡效仿古代，大兴礼教。他说：“古之圣人不用财，不施惠，立礼于天下，而匹夫匹妇莫不自得于闾阎之中而无所匮乏，此所谓知本者也”。
其二，正“礼”。“三苏”父子非常重视对当时朝廷礼制的修正与增补。苏辙曾提出不必过分拘泥于古礼。可视具体社会环境，可“以义起礼”，为今服务，“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苏洵对当时的礼制有着清醒的认识。“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苏洵成为朝廷组织编修礼书的主要人选之一，“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薄，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嘉六年以后，苏洵还相继编写了《嘉谥法》三卷、《谥录》二十卷。苏洵编修礼书是对北宋礼制的有益完善和规范，亦是其“礼治”思想的一次积极探索和重要实践。
元八年，关于皇帝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郊祀，朝廷部分大臣认为应当遵循三代之礼，分祀天地。而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通过引章据典，论证合祭之礼的合理性，“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力挺“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亦非，权宜”，“实为无穷不刊之典”。
与此同时，苏辙也认为天子亲祀天地当用合祭之礼。他对当时一些大臣“牵于古学，不达时变”的迂腐做法提出批评，“自汉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他认为礼制应随时而变，“事各适时，岂必三代”?
其三，劝“礼”。苏氏父子注重以“礼”规范统治阶级，多次上书规劝皇帝重行礼教，以期发挥“礼治”的示范作用。
苏洵对圣人以身行礼的做法大为赞赏，“古之圣人将以立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他是想提醒统治阶级能够以“礼”的标准严格自律，起到示范天下、教化子民的作用。他甚至将“礼”作为朝廷选官的重要标准，“若夫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也，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建议君主“以礼维其心，而重责以勉其怠”，这样才能造就一名尽职尽责之相。
苏轼则主张用“礼”来约束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因此苏轼指出“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礼”成为维系君臣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和谐的君臣关系有利于统治阶级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提高。
二、重德引俗
仁德思想一直是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亦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利用，成为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之一；而社会风俗习惯所调节的社会行为大多是日常生活领域的行为方式。苏氏父子注重强化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引导，以此来整合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万言书中专门论述了社会道德风俗对“兴致太平”的重要性。他将道德风俗提升至国家存亡之基石的高度来规劝神宗皇帝“崇道德而厚风俗”。他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之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一个国家“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与长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还以“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来进一步论证道德风俗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故愿陛下爱惜民风，如护元气”。
苏辙认为“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敬，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用民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注重以德化民、以德治国。
在社会风俗方面，苏洵认为统治者在导风正俗方面更应发挥表率作用，他说：“风俗之变，圣人为
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返。”，统治者须合理运用权力，善于引导，“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风俗之变而不复返也?”
对当时不正之风，苏洵进行大胆批判。嘉八年，仁宗驾崩，丞相韩琦任“山陵使”，动用大量民工，修建陵墓。苏洵认为此事极为不妥。他说：“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可能导致“为国结怨”、“海内骤然”的不利局面。苏洵明确提出 “当今之议， 莫若薄葬”。
苏轼认为治国施政要善于因俗而革，“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他提倡对那些品行端正、刚直不阿的贤良加以褒奖。他说：“右臣闻国之兴衰，系于风俗。若风节不竞，则朝廷自卑。故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
苏辙的社会风俗观与其父兄如出一辙。他说：“然臣闻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为恶。”他对当时台谏对群臣的议策“既不施行，又不黜责”的失职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建议皇上“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罢”。
三、善用法治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力推行的社会规范体系，因此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最强的约束力。苏轼曾指出：“古者礼、刑相为表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法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必要手段和有益补充。
苏氏父子秉承理性务实的政治理念，能够灵活运用与现实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方式。
一方面，“三苏”倡导建立严明法制，对违法乱国的行为严惩不贷。苏洵面对时政“赏滥刑弛而兵不振”的贫弱局势，强调重用法度，实现强政。他说：“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而奸民猖吏亦常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
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其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依法执政，维护朝廷和百姓的正当利益。元韦占八年，苏轼知任定州，面对当时军政不严，“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的糟糕局面，他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行为，将偷盗军物的“张全、田平等，皆以狱按治。侵禁山人逐次举党，依法勘断”，最终出现“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的良好局面。
元占九年，皇太妃之兄朱伯材请求奏荐门客，当时朝廷并没有相关律例可依据，而苏辙建议：“至于奏荐，亦当量有所予，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他的建议被皇上批准，并成为日后遵行的法律依据。这体现了他不畏权贵、因法行事的宝贵精神。
另一方面，三苏强调“法治”中人的因素，主张因人治法、人法结合。
苏洵曾论“古之法简，今之法繁”，“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古今之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发生了变化，“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偷矣，不若古之淳”。这就需要提高官员和民众的法律意识。他说：“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此五者”是他总结了社会上五种“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的不良行为。他主张重点整治这五种不良行为，以提高广大民众的法制意识。
苏轼认为“夫法出于礼，本于仁，成于义”，所以他强调人与法的有效结合，“任法而不任人，则法有不通，元以尽万变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则人各有意，无已定一成之论”。他主张应“人法兼用”：“夫法者本以其存大纲，而其出人变化，固付之于人。”
一、传统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合时宜的成分
(一)对“五育”的概念术语表述不全。在对“五育”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对德、体、美、劳四育进行了近乎规制性的表述,分别是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感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对智育却没有进行表述,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和有关教育著述中都是如此。(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如胡守棼主编的《德育原理》[12](P57-59),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四)体育改为健康教育。概念表述为:“向学生传授健康、卫生、保健的基础知识和相关基本技能,增强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内容包括生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生理健康教育包括“体育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生理知识教育”和“卫生保健知识教育”三部分。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心理学基础知识”、“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培育与养成”和“心理障碍的预防、调适和矫治”三部分。这一改变更能适应当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体现了教育的时代特点。
(五)劳动技术教育改为社会生活教育。概念表述为:“向学生传授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行为规范,增强学生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适应,以提高社会生活能力和质量的教育。”内容包括劳动教育、礼仪教育、法纪教育、社会认知与社会适应教育四部分。劳动教育包括“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产业劳动领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智力劳动领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等内容,礼仪教育包括礼仪基本知识、礼仪基本规范、礼仪修养等内容,法纪教育包括法律知识、纪律知识等内容,社会认知和社会适应教育包括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现象观察与分析、社会突发事件应急与处理、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生存训练等内容。这样,就构建起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符合当代社会对人才素质需求的新的全面发展教育内容体系———思想观念教育、智慧教育、健康教育、审美教育和社会生活教育。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教育;扬弃创新;转化继承
在对国外“批判性学习”和对传统“继承性创新”的基础上，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势必将面临一轮新的构建:既要把转型期各种社会关系、伦理规范和权利义务重新系统化为新的仪式理论，又要把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汇或重塑成新的仪式实践形式。
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演变的历史性考察
根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研究，普遍意义上的“仪式”具备三个要素，即特定形式、特定活动与特定内涵［1］。作为一种特殊的仪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主要是学校通过一系列由象征符号聚合起来的、具有表演性、正式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行为系统来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学生在认知上把握这些仪式需要传达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并使学生在道德情感上得到激发和丰富，最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规范、引导、凝聚和激励。由于目的性和手段性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也会受不同变量影响而产生一定的“调适”甚至“变异”。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认知程度的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形式及内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也是大学以及中学仪式教育同名不同实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国家及社会灌输的道德规范、政治要求和社会价值观有所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仪式设定的目标和方法也难免会出现变化。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变迁为例，可以看到，在革命中强化特定阶级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初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都曾陆续使用过相似含义的词汇，而我国使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1950年的教育部文件［2］。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仪式形式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5年):整顿旧学校、旧思想、旧风俗，重置升旗、入队入团、国庆大典及各种群众教育仪式，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创设期”。二是“”时期(1966－1976年):以政治仪式为主导，通过“大框架”和“小细节”竭力规约仪式中的个人行为，属于“固化期”。三是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至21世纪初):社会经济发展多样化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和差异性增强，受西方和传统文化影响，在保留固有学校仪式的基础上，新仪式、新礼仪被不断开发，属于“转型期”。四是深化改革时期(党的十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与实践上对思想政治教育仪式进行新的建构，属于“升华期”。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历史时期的专制政府从维护自身统治、强调政权合法性和意识形态正统性等角度也曾搞过控制人民思想、禁锢人民行为的所谓“礼仪教化”活动，如清朝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但这些都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虽未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一词，但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在各地军政大学中普遍开展开学、毕业、入党、校庆、大型讲座等政治仪式，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基础［3］。回溯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仪式作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常规手段与有效载体，一直得到我国教育界的持续重视和广泛应用，而仪式教育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极具国情特点的德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各类、各级、各层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在学校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而且不容否认，这些教育仪式还将继续发挥重要功效。但以往过分强调学校、教师的单方面主导作用，同时忽视仪式教育方式与内涵的与时俱进，也逐渐导致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学生参与度、接受度和影响力不断被削弱。中央16号文件要求各级学校“善于结合传统节庆、重大事件和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近几年，党中央又连续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开展礼节礼仪教育”“使之成为培育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方式”的改革要求，这对我国现有仪式教育改革和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提出更高标准。其实，我国仪式教育活动不乏成功案例，如举办汶川大地震后全国性哀悼仪式、创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直播北京奥运会各类仪式，以及启动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各项仪式，都极大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凝聚强大的民心与力量。但是，部分日常学校仪式背后显示出的“苍白无力”和“变样走形”也同样堪忧:一方面，在“欧风美雨”下，部分青年学生对西式宗教仪式的趋之若鹜与恣意纵情;另一方面，国内有些地方借所谓“复兴国学”之机大搞祭天祭孔祭祖，甚至罗致中小学师生曲从附礼以点缀门面，将其与“唯物论”“无神论”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混为一谈。这些“吊诡”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视为一种偶然。应该看到，仪式运作的关键在于通过组织化程序来编排或约定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关系，达到强化各种伦理规范和价值使命认同的终极目的。透过仪式的外在形式，应当直面其背后隐藏着的核心问题———“关系”，这些“关系”往往依托于各种权力、义务和利益诉求。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的开放程度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共同促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转型，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必然无法自外。所以，固有的学校仪式越来越难以发挥以往功效，而造成这种不适应性的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当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体系，增强仪式教育活动的感染力，从而强化青年学生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无疑是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古今中外教育性仪式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
明确指出，随着全球化深度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因此，以往“闭门造车”“严守门户”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已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学者认为应向西方国家学习“隐性教育”的优长，改革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及德育工作的弊端，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也要警惕其中存在的误区:一是认为西方无思想政治教育却依然运行“良好”，由此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仪式不足为凭的“取消论”;二是认为西方国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完美”，由此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仪式可照抄照搬的“复制论”。这两种论调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唯物论”、“无神论”教育与宗教教育的本质区别。作为社会化且群体认可的行为活动，仪式具有“再生产”“再塑造”的特性，故而对社会的稳定、道德人格的养成、价值观念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5］。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尽管形式上可能有变化，但特定集体仪式的实践对于巩固群体、社会乃至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均有很好的教育功能，这是当今世界各国从未放弃思想和政治上的仪式教育的根源。以下从国外仪式教育、中国传统礼教以及宗教仪轨、社会现行仪式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国外仪式教育。世界各国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仪式都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强调通过仪式教育将个人与国家、社会或群体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社会化并分享社会文化价值观。其中，有些国家的做法不乏亮点，值得借鉴。比如，美国强调生活情境、多元文化、多种样式的仪式教育形式，它在“9•11事件”后更注重以权威爱国主义象征性仪式来强化国家归属感。又如，德国在公立中学里坚持开设圣诞节、耶稣受难日等宗教仪式活动，并采用讲经、忏悔、祈祷等方法进行教育活动，同时它还注重家庭教育仪式，采用协商性范式使学生从小参与家庭重要决定及事务处置。再如，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强调传统、公共精神与“爱国心”，开展“升国旗”“唱国歌”等学校仪式，而普通民众也更加热衷于神道教“渡火式”、民间传统成人礼和“而立”礼等带有宗教性的仪式。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也开设专门礼仪课并由国家主导实施“忠孝”教育和“身土不二”爱国主义教育等仪式;新加坡也过《共同价值白皮书》以理论说教与社会实践并重，并由政府积极调动社会资源举办大型公共仪式活动。此外，苏联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制定并推行过《学生守则》，强调学校必须执行与国徽、国旗、国歌有关的集体政治教育仪式，要求学生必须参与自治组织与共青团组织活动。2．中国传统礼教以及宗教仪轨。中国传统礼教仪式包括政治、社会、人生、文化、军旅等五种教育性仪式。第一，“政治教育仪式”是指对“天地人神鬼”的国家祭祀仪式，其样式有封禅大典、宗祀、郊祀、社稷坛祀等;其内涵是统治阶级向民众宣传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的重大国家性仪式;其本质是强化封建社会中各对关系和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第二，“社会教育仪式”的样式有乡饮酒礼、射礼、燕礼以及士相见礼，历朝历代既有变更也有损益;其内涵是传播和灌输社会规范、社会价值与社会秩序的社会礼节性仪式;其本质是强化儒家思想“五伦”及社会价值观所规范的人际、人与社会之关系。第三，“人生教育仪式”的样式有冠礼、笄礼、婚礼和丧礼等;其内涵是在人类生命周期某个节点、以培养个人符合社会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个体性仪式;其本质是强化儒家思想基于生命、情感、孝道等血缘宗法主题设定的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以及人心理与生理的关系。第四，“文化教育仪式”主要指历代庙学，其样式有释奠礼、束脩礼或开学礼、释菜礼、养老礼、视学礼等;其内涵是通过左学校右孔庙的空间布局及其内部文化符号与表现其意义、价值的特定仪式来实现“礼乐教化”;其本质是强化封建礼制基于长幼、尊卑伦理而设定的师生关系，以及国家教育体系中个体与朝廷的关系。第五，“军旅教育仪式”是指治军仪式和战争仪式，其样式有和平年代的天子巡狩仪式和战争年代的出征、作战、献捷仪式等;其内涵是从思想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忠诚度;其本质是强化封建等级制度内不同阶级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至于宗教仪轨的内涵则是教职人员向信徒实施传播教义、道德规范、灵修方式等一系列信仰体系所采取的教习性仪式活动，其本质是强化信仰世界中凡人与神灵的关系，以及遵照神谕、戒律、教条而设定的人际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3．社会现行仪式。它主要分为政治、戏剧、民俗和展会等四类社会化仪式。第一，“政治仪式”的样式有表达规训、惩罚和忠诚等仪式;其内涵是社会群体或政党借助象征方式和手段来制造权威，隐喻地传导意识形态，促使参与者接受并认可;其本质是强化个人与群体、民众与政党、社会与国家的服从或信仰关系。第二，“戏剧仪式”的样式有联欢会、舞会、情景剧等;其内涵是通过事先安排好的固定剧本表演个人真实经验，达到自我了解、领悟或启发他人自我探索的仪式过程;其本质是强化个人心理不同层面的关系以促成和谐健康状态。第三，“民俗仪式”起源于巫术仪式或宗教仪式，但它更强调人性关怀，其样式有节日庆典、祭祖、乔迁、跨年仪式等;其内涵是通过人员组织与仪式表演传承人民生活和文化中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和习俗惯例;其本质是强化物质及精神文化谱系中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以及基于这组联系而设定的人际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第四，“展会仪式”的样式有博物馆、纪念馆、博览会、运动会等;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组织活动展示人类或文明进步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表现;其本质是强化由示范、激励、导向、隐喻而连接起来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国家、自然、历史的关系。综上所述，这些仪式教育的目标、样式、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内涵与本质却有一脉相承之处，即把各种关系的联通、规范、协调和强化，作为仪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以此为准则，根据时代、空间、情境、人物等要素变化，对各类型仪式形式进行“损益”或“调适”。这将为新时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依据国情特点与“扬弃”原则实现新的建构，提供巨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影响机制以及基本规律研判
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政治性仪式”，如升旗仪式、入党入团仪式等;二是“礼仪性仪式”，如上下课师生之间的问候礼等;三是“纪念性仪式”，如校庆、运动会、颁奖典礼等;四是“通过性仪式”，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军训汇报、成年礼等［6］。现有研究已从现象归纳和理论概括的角度，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比较完整的分析，即目的模糊、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符号短缺、结构失范、运作低效等情况突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社会信仰整体性缺失之责，也有学校应试教育排斥、宣传动员效果不佳、师资力量匮乏、组织实施能力薄弱、激励监督评价反馈机制缺位等抗阻性因素的制约影响。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基本规律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由于从众和模仿机制，个性在有意无意间会化为群性。第二，在教育仪式中，群性可以在框架上或细节上修正个性。第三，教育仪式既可促成师生的社会化，也可导致师生的异化，即能动性丧失。第四，只有内化的教育秩序感，才能建构出真正的教育秩序。第五，教育仪式不能忽视“特殊场效应”:仪式“语境”可产生超越现实的控制力，从而营造出师生共同信仰、期待和愿望的“共振”场域。当然，仅掌握影响仪式效果的基本规律仍不足以有效引导其效果最大化体现，还必须进一步分解其内在机制，并正确认识和控制其中的关键因素。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内在机制可能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一是“价值观认同机制”，即通过道德范式建构产生价值认同。二是“凝聚力强化机制”，即通过礼仪礼节营造和谐氛围，通过典礼产生文化推力，通过庆祝实践共建群体效应。三是“持久性运作机制”，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生活化和例行化，提供持续性的运行动力。四是“秩序转化机制”，即通过教育仪式再造秩序感并转化成真正的道德信仰秩序。五是“网络化协同机制”，即通过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和党团共同参与立体式教育网络，扩大仪式教育效应。六是“全周期管理机制”，即通过仪式环节监控，实现事前指导、事中组织和事后总结。众所周知，任何仪式中那些超出日常生活的、极具浓缩的特殊场景和意义世界之所以能被布置和创造出来，主要归功于人物、姿势、语言、音乐、器物等要素在时空中的排列组合，以及每个要件及过程的特殊含义赋予。因此，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效果的关键因素就隐藏在这些要素和程序中，它们可能包括:第一，“凸显性”:仪式地位越高、崇高氛围越足，仪式感越强。第二，“重复性”:仪式重复频率越高，强化效果越明显。第三，“主题性”:话语对象越清晰、评价色彩越浓烈，仪式权威性越强。第四，“规范性”:程序设计越有意义，仪式共识越大。第五，“表演性”:辞令信息越直接，礼仪配乐越紧密，仪式空间越匹配，其说服力越强。第六，“发展性”:仪式结构及内涵更新越快，其吸引力越大。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重视“仪式专家”(可以是有相关经验的领导、教师或学生干部)的“杠杆”作用，能够使仪式效果事半功倍;而重视“后仪式”的跟进反馈，也能够使仪式效果历久弥新。
四、推进开放式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建构的对策建议
面向未来的新型开放式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建构，应当做到“各要素良性互动、各方面统筹兼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内核要素”:明确不同类型教育仪式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而非空泛的“口号”或标语，如汶川大地震哀悼仪式中预置的勇于斗争、同舟共济的“人本精神”宣传等。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在当下各类型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建构中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系统要素”:坚持“与时俱进、系统更新”和“顶层设计、基层完善”两大教育仪式改革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形式传播”的开放式教育仪式体系，即把教育内容同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环境、教育媒介等因素系统串联起来，通过情景化、生活化、社会化的教育方法来引导和规范受教育者的思想及行为。三是“结构要素”:在仪式内容上，精心设计仪式教育载体以突出内容和形式的匹配，注意实施环节管理以实现互动交融和个体与群体的共鸣;在仪式方法上，使用有代表性、贴近学生生活的象征符号体系，强调删繁就简，以提高仪式的可参与性，坚持“大方向不背离”与我国正式制度的社会化进程相结合。四是“资源要素”:树立仪式思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仪式符号的象征含义;充分挖掘社会和市场资源，注重新模式、新内容、新方法等资源的创新和整合，如将产学研用合作、“依法治国”、“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新理念融入教育仪式，实现青年学生深层次自我体悟与反思。五是“保障要素”:首先，“时空保障”即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日常运行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崇高性;其次，“制度保障”即确保教育仪式体系设计的合理性、组织人员的专业性和运转资金的丰沛性;最后，“文化保障”即确保教育仪式的受重视程度和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持久性。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积极把握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发展的最新趋势，因势利导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在教育主管部门方面，就宏观层面而言，应在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挖掘和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类型具体仪式的深刻认识，把握其规律及本质，完善固有仪式体系和规章制度，努力建构符合时代潮流的、承载仪式新理念、新形式、新内容的时空结构;就微观层面来说，还应深入学校基层，不失时机地预设“虚拟仪式”(主要指大学生网络社群的“仪式化”互动)、“创业仪式”(主要指“双创”背景下“社会化”的大学生创业形式)、“仪式再生产”(主要指学校优秀实践教育成果展示形式的“仪式化”创造)等实践命题，并展开具体部署与行动。第二，在各级学校层面，应针对不同对象的认知程度、不同仪式的意义特征，在时间、地点、设施、环境、程序、人员及衣着举止等方面厉行规范、勇于创新，既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号化、形象化和生活化，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掘转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第三，在教师群体层面，应发挥“仪式专家”的加权作用，注意在日常仪式操演中把握时机、赋予蕴含、布置合理、引导得当，保证仪式有序高效运行。第四，在青年学生层面，应将仪式教育效果与学生评价与自我评价紧密挂钩，做到仪式前积极准备、角色预热，仪式中心态端正、全情投入，仪式后认真总结、深刻反思。第五，在社会环境层面，应在开放的社会场域中构建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允许多元化思想共存和适应，确保学校仪式与社会化仪式之间具有一定的连接性和发展性。
参考文献:
［1］［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8．
［2］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27．
［3］程天君．“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5．
［4］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5－18．
［5］平章起．成年仪式的德育功能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01．
关键词：艰苦奋斗；时代内涵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065-02
艰苦奋斗精神虽然是日常话语的热点高频词汇，但多以事例和名言的方式来阐释，缺乏内涵层面的本质剖析，更缺乏对其社会价值的理性评判。如何顺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厘清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在社会上大力地弘扬这种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大有裨益。
一、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
一提起艰苦奋斗，一些人马上就把它理解为过“苦日子”：吃差的、穿破的、住旧的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反映了我们对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可以从字面、哲学、文化等各种角度诠释。
（一）字面上
诚然，就其字面的涵义而言，艰苦乃艰难困苦之意，一般用来形容生活、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恶劣与不便。但把艰苦与奋斗连为一体，它的中心词是奋斗而不是艰苦。它强调的是一种不计较客观条件而努力奋斗的意志力。我们不能随意曲解它的含义。艰苦奋斗就其本质意义上讲，就是不畏艰难困苦而坚持不懈地奋争。
（二）哲学上
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艰苦奋斗精神和实践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不断地展开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地获得自己的社会属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只要我们深入地考察人类的社会实践,就不难发现,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这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实践精神。即为实现既定的目标和理想而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的勇于克服艰难困苦、顽强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精神，包含着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勇于挑战的行为方式和甘于奉献的人生境界。［1］
（三）文化上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中西方虽在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上尚无共识，但都视“艰苦奋斗”（尽管可能概念表述有多种）为其文化精髓内容。米如群在《关于艰苦奋斗精神内涵的文化释读》一文中批判了日常语境下的“吃苦光荣论”、“国情需要论”、“节俭悖论”等认知误区，阐释了艰苦奋斗精神与节约型社会建设、与生态消费观的现代关系，把它的内涵解构为“合理而现实的目标驱动、资源效用最大化追求、竭心尽力的奋斗毅力”三个核心构成要件。［2］
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艰苦奋斗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有具体的、丰富的内涵，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不同的时代，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侧重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残酷，战斗频繁，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冲锋陷阵，勇敢杀敌。建国初期，由于百业待兴，整个国家处于迅速恢复时期，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都是不畏艰难困苦而坚持不懈地奋争。在当今时代，艰苦奋斗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积极探索，勇于创新。
二、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
中华民族一向以艰苦奋斗著称于世，广大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努力奋斗，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人们在实践中也提出了许多富有哲理性的格言来教育后人，如：“成由勤俭，败由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训。这些警句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生活的价值准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都主张“崇俭黜奢”的观点。尽管管子的《侈靡》篇裸地宣传奢侈，在历史上产生过一些影响，但崇俭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把“俭”和“温良恭让”一同列为基本的道德准则。清人朱柏庐的《朱子家训》中的名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万口传颂。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至今还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可以这样说，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之所在。
（二）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政治价值认同
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同，但在艰苦奋斗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上看法却是一致的，都认识到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3］曾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这已经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政治素质，必须在全党进一步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告诫我们，党必须保护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2002年12年6日，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了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求，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并从国家、民族、政党等不同角度阐述了艰苦奋斗的政治价值意义。他认为：“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一个重要法宝”。［4］
摘要：当今时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早已不适合当下受众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如何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广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展工作之前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文章从这一现实需求出发，探讨“红色影视”这一具备特殊含义和特征的媒体形式对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路具备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红色影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多媒体
随着“两个一百年”战略的正式定调，中华民族向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又前进了关键的一步。但要想彻底实现“中国梦”，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和道路自信是不可或缺的，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类个体身心成长，尤其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时期，而大学生也是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如果这一时期能够接受内涵丰富、形式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格会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红色影视作为我国红色文化优秀的载体，不仅在革命年代为一代又一代人带去了精神激励，在今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能够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红色影视的文化内涵
（一）红色影视的基本内涵
红色影视，就是以宣扬红色文化为主要目的影视媒体作品，红色影视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分别阐述：从广义上看，凡是内容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主义压迫而开展的斗争，以及为建设民主富强现代化国家而付出的努力的影视作品，都可以称作红色影视。而从狭义上看，红色影视主要指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以及反映优秀共产党员，或革命家事迹的影视作品。影视作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倾向，红色影视承载着的是我国各族人民自清末以来百余年各路仁人志士探索救国之道、全民族用汗水和鲜血建设成今日之中国的集体记忆，和争取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文化倾向，体现了无产阶级共和国筚路蓝缕，从一穷二白到屹立东方，始终不忘初心的历史沿革。根据时代背景和主题不同，红色影视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革命的各方面情况。而按照影视作品内容侧重分类，则可以将红色影视另分为两类，一类红色影视反映革命斗争，如《地道战》、《亮剑》、《上甘岭》、《长征》、《八月一日》等；另一类红色影视反映的则是革命建设，如《焦裕禄》、《孔繁森》等。这二者在今日有逐渐融合的趋势，主要是由于红色影视制作者们开始尝试突破自我，从更宏观的角度还原中国革命在斗争中建设，在建设中斗争的风貌。
（二）红色影视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大量红色影视作品的研究总结不难看出，能够被称作红色影视的影视作品，普遍具备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政治性为核心。这是由红色影视作品内容本身决定的，红色影视继承的是五四文艺潮流中“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必然反映了一个或一群人的政治理想，具体到每一部作品，都是通过艺术化还原我国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过程中涌现的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事迹，体现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铸造的今日中国的民族精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政策方针、政治目标、价值取向、精神信仰和历史使命，以及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尽管今日红色影视已经脱离当年那个“政治挂帅”时代的影响，但红色影视的政治性核心并没有因此减弱。其次是教育性为目的。红色文化是被现今中国社会所认可的主流文化，而红色影视反映的正是红色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蕴含着伟大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凸显了无数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坚定的革命信仰。而创造这些美好而富有感染力的文艺作品，就是希望通过再现革命年代的人和事，向观众展现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片段，观众将这些片段连接在一起，就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集体革命记忆，通过红色影视的启迪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凝聚国民自信，提升思想政治素养的作用。
最后是艺术性为追求。红色影视的本质还是一种艺术形态，“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终究还是要回到艺术的本位上来。红色影视必须依附一定的艺术性存在，通过丰富的戏剧冲突，丰满的人物刻画，艺术化的再现革命历史。此外，红色影视政治性的核心和教育目的，必须通过艺术欣赏的方式达成，观众须藉由欣赏红色影视艺术中传达出的“艺术的美”，进而升华为对现实的热爱，接受并内化红色影视蕴含的无产阶级价值观。
二、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观特点
大学生是一个时代思想、科技、文化的生力军，背负着他们所处时代最鲜明的印记。当今社会处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之下，当代大学生普遍具备国际视野，兼收多样价值观的同时又坚持自我人格独立。从思想政治素质角度看，我国当代大学生大多拥有以下特点：
（一）初步建立的民族自信
当代大学生几乎都生于90后，他们成长的这段时间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变革最大的一段时间，他们切身的感受到了国家强大为自己带来的实际意义，这段经历会让他们天然的将国家强大和生活幸福二者之间的联系视作必然。且不同于同样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70、80后大学生，他们成长的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拥有更多的自信。但与高度的国家认同和对执政党的积极认同成对比的是，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同却普遍较为消极。
（二）混乱的价值观体系
这也来自于他们成长的环境，许多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上拿捏不准保持一个独立人格和遵循社会共同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导致有些人为了彰显自身人格独立、思想独立，而接受反主流但错误的价值观。另外，受到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也让当代大学生经常性陷入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与当代复杂的商业文化价值观、未能彻底革除的封建小农小市民价值观和当代主流的公民价值观的价值冲突当中，导致价值观体系混乱。
（三）旺盛积极的参与
渴望当代大学生身上同样闪耀着“主人翁”精神，他们对了解、参与国家事务充满热情，对违法行为、侵犯国家和尊严的行为会坚决的反对，会乐于参与力所能及的公共事务，积极尝试行使公民权力义务。现今高校中越来越多的“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等机构证明了当代大学生旺盛的社会参与渴望。但大学生对于社会的理解还缺乏冷静理性认识，对社会事务积极参与的热情在某些势力的煽动下也有可能演化为偏激的言论和行为，部分大学生在互联网上积极参与时事评论的过程中，也很可能因此成为境外某些势力“无意的帮凶”。
三、红色影视在大学思想教育中的应用前景
（一）红色影视能拓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形式
当代大学生对教学方式的喜好，更加偏向于参与式的课堂，传统的以“读课本”、“读年表”、“读语录”为主的单项教学开展形式对大学生的效度已经跌至谷底，课堂需要像红色影视这样形式多样、资源丰富的教学资源弥补当前教学开展形式不足的困境。通过在课堂中引入红色影视，比如在介绍中共成立的历史背景时引用《建党伟业》影视片段，可以将抽象的文字转为直观的图像，让大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历史的厚重和历史人物选择的意义与其内在的价值观。
（二）红色影视能增加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寓教于乐
政治是崇高而严肃的，但思想政治教育也从不与趣味相悖，红色影视相比单调的教科书更加具备趣味性，它艺术作品的本质在满足大学生的娱乐需求之余，也能够给予大学生深刻的思考空间。趣味性能够引导大学生主动思考红色影视背后承载的深刻内涵和其中蕴含的高尚情操，用影视作品中的价值取向衡量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这样的熏陶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作品内涵的影响，开始与主流价值观靠拢，在享受艺术的过程中升华了自我。
（三）红色影视能降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难度
许多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偏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走过场”、“应付学分”的“务虚”课，或者认为思想教育就是灌输概念、讲“过时”道理。这种在大学生脑海中的固有印象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是十分不利的，它无形中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难度。而利用红色影视可以有效扭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部分大学生心目中的“负面”印象，当沉重沧桑的历史和复杂诡谲的时势用影视作品的方式展现在大学生面前的时候，配上教师适时的解说，这样的课堂开展方式会使很多学生改变对这一课程的看法，乐于学习研究课程的教学内容。
四、利用红色影视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在红色影视选材上的建议
在红色影视的选材上，除了选择那些经典作品如“大决战”、“上甘岭”等的同时，也要侧重于选择那些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类是例如“建国大业”系列、“十月围城”等有大量大学生喜爱的优秀演员出演的作品；另一类则是例如选择“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符合当代大学生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的自制短片，力求用针对性换取时效性。此外还要注意一些“鱼目混珠”，打着红色影视旗号却胡拍瞎造的影视作品，例如各路“抗日神剧”，这类“红色影视”不仅不能起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反而会对学生的历史观、价值观造成不良影响。
（二）在红色影视应用上的建议
除了在教学过程中组织观看，或是利用影视片段对课程内容开展补充，教师也应主动研究红色影视的本身。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教学中教师对红色影视这一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可以从细节出发，向学生们更加全面的讲解、展现影片视频想要表达给观众的内容。红色影视作为一种影视作品，同时作为我国红色文化的一大载体，其政治性、文艺性和教育性的多重熟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珍惜这一资源，合理利用，合理开发，在利用红色影视改进我们教学的同时，赋予红色影视更多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郭文艳.论红色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以《》为例[J].东南传播，2014（3）：130-132.
【关键词】工商文化 儒家思想 传承 借鉴
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工商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借鉴、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儒家传统思想的理论菁华，全面丰富工商文化内涵，构建具有先进性、时代性、传承性的工商文化体系。
一、工商文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工商文化是工商部门在长期市场监管实践中积累形成的价值观、职业道德、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各种物质形式的总和，包含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等方面内容 。工商文化的形成历经几代工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断探索和不断完善，集中体现了工商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是数百万工商人共有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推进工商文化建设，是开展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人的工程、心灵的工程、素质的工程。近年来，各地工商部门积极探索工商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与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廉政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工商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是，就系统地推进这项工作来看，工商文化建设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还存在诸多欠缺：对工商文化建设的内涵、价值与要求认识不统一，建设层次不高，影响力不够，参与度较低，系统性不强，规范性不足，缺乏长期规划，处于抓一阵松一阵的自发状态。体现在干部自身，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责任意识不牢，自身动力不足，工作作风不实，履职能力不强，教育管理不严，节俭风气不浓等。这些问题影响了社会对工商的正确认识，制约了工商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儒家思想与工商文化的必然联系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高礼法以及最广泛的道德遵从 。其内涵包括：以“王道、仁政”化导天下的治国理念，“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政治制度，“大同”与“小康”的政治理想，“长幼有序，惟道是从”的人际伦理，“慎独、重教、修己安人”的修养观念，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等;涉及了从国家到个体、从自然到社会、从精神到物质、从理想到实践、从目标到方法;涵盖了政治、法律、哲学、伦理、道德、教育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的严谨周密的理论体系。
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正统，儒家思想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渗透在人民的点滴生活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以儒家思想的“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展需要，提出了“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论;在逐步实现伟大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儒家思想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儒家思想不仅对我国影响深远，还传播渗透到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各国。尽管各国民族有异、语言不同，但通过利用儒家思想，他们同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表明：在当代，儒家思想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工商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不可能脱离传统思想和观念而凭空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儒家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就没有当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更不会产生几代工商人为之不懈努力、不断完善的工商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摒弃儒家思想等优秀文化积淀，工商文化建设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把儒家传统思想视为工商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和宝贵思想资源，充分传承利用，科学借鉴汲取。
三、儒家传统思想对于工商文化建设的借鉴
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摒弃儒家思想遗留的封建残余，其“以人为本”、“为政以德”、“齐家治国”、“格物致知”等思想理念，在今天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工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等工商文化的四个层次内涵有着具体的现实的指导作用。
四、结语
修德行做人，练本事干事。儒家的人本、法治、道德、改革及和谐等思想精髓，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这些思想精华的指引下，工商机关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切实借鉴吸收，才能焕发活力、产生动力，进而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成为工商机关行之有效的精神引导，细致严密的制度规范，创新载体的文化凝聚、坚强有力的行为监督，才能真正发挥出工商文化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增强服务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工商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进一步树立工商服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进一步推动工商事业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忠继.儒家文化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2]王德新.论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
一、人性化管理的内涵
所谓人性化管理,就是要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以及各种合法权益,即以人为本。人性化行政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人性化行政管理的落脚点在“人”。即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行政管理。具体来说,人性化管理的“以人为本”理念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行政管理提倡人文关怀,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性化行政管理就是要求行政管理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做到“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当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另一方面,人性化行政管理摈弃权力本位,确立“权利本位”的思想。管理者应正确处理国家与公民、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坚持以民为本,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合理、合法地使用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作为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性化管理而言,它有三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观念层面的内涵,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关系管理哲学,正确认识有序和无序在管理哲学中的含义,确立人的“类”意识。
组织层面的内涵,第一多元化组织,层次很少的扁平化组织, 成员之间能有效沟通协作的网络型组织以及自组织型组织应该说是适应人性管理的目前组织发展变化的一个方向。同时要建立适合组织成员发挥创造性的制度环境, 这是组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第二,可变的学习型有机体。组织机构是组织的骨骼, 它基本规定了组织的诸多方面, 但人性管理组织中的组织机构不应是一成不变的, 而必须是一个可变的有学习能力的有机体。因为, 僵硬的组织机构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 我们在现代组织中应建立起一种柔性的管理机制, 也就是一种灵活性的管理机制。第三,系统运行的基础应当是决策、发展、激励、约束四项机制的形成和运作决策是管理活动中最重要一环, 西蒙甚至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行为层面的内涵,第一要重视人的需要是人性管理的关键。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 而人的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 要激发人的动机, 就必须重视人的需要, 只有不断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才能有效地激发人的内在动机, 激发人的自觉行动。因此, 从人的需要出发, 去引导好人, 就抓住了管理人的关键和核心。第二,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是人性管理的根本任务作为管理主体和客体的人, 具有主体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仅一般地表现在他作为认识实践活动主体去正确地认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 并在这种正确认识指导下, 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方面。
二、人性化管理的现实意义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但是中国经历了多朝代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官本”思想严重。历史的车轮发展到现今,“官本”思想还影响和束缚着人们的意识乃至行为规范。主要突出的就是“一把手”现象。人们多年来习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拍板,遵从于“一把手核心说”。第二就是“官等级”现象严重,导致了现在的大部分人才都往仕途流动,出现了“官道如茶”的畸形现象。第三,是“民从官”现象。现今社会虽然进步如斯,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权威使“民从官”意识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之中,但是这种落后意识的彻底改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不是说现在的政治制下的“民本政治”就完全的完善和科学,其实任何一种体制都不是完美的。现行政治体制下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官本”意识尚存,“民”的权利和义务也会受到“权力”的制约和影响。所以,人们需要“人本”的建立,呼唤“人本”。
“人本”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是社会发展认识论的更高境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公民的平等化。无论“官”还是“民’, “人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大家都是平等的,均无任何特权可言,都应体现人的价值。第二是政体的法治化。“法律主治”、 “法律至上”的社会状态是政治体制法治化所要求的。治国的主体是法律,任何人都要遵循法律的要求,实行以法管人、以法管事、以法管权,从而更好的克服“人治”状态下的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有效的保证“民”者得以主事、主言、,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作为“官”者必须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为人民服务,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发挥好。第三是社会的文明化。社会的文明化是政治建设、道德建设、经济建设高度发展的一个社会状态,是“三个文明”的高度统一。文明引领时代,时代创造文明。第四是管理的人性化。培养人、帮助人、信任人、理解人、尊重人是人性化管理的核心思想,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给人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关爱。
【关键词】民族振兴 美丽中国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6-0196-01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于是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在亿万华夏儿女中间，掀起了开展热火朝天的中国梦的学习讨论。因为中国梦视野宽广，内涵丰富，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在践行中国梦的过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是旁观者，而是应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学习中国梦的论述，领会中国梦的内涵，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学习，我对中国梦有如下思考：
一 中国梦提出的背景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确蓄积了一些矛盾，面临不小的危机。经济领域，我们经济转型，尤其是GDP增速，从过去长期两位数高速增长，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8%或者比8%更低的一个增速上，我们可能面临一些压力。所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才在“十”之后提出中国梦。其目的和出发点是要用中国梦来化解我们面临的危机，应对挑战，凝聚党心，激发民意，回应国际社会对我们新的期待。
二 中国梦的内涵和本质属性
中国梦的内涵和本质属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是中国梦的根本前提，民族振兴是中国梦的根本目标，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归宿、落脚点。联系当代中国实际，将中国梦的这一基本内涵解析开来，可以说其在体系架构上又是由政治大国梦、经济强国梦、文化兴国梦、天下大同梦、美丽中国梦这五个具体的梦想构成的。
1.政治大国梦
新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人口大国、领土大国，理应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扮演与其大国身份相当的角色，做一个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有能力影响世界政治发展与走向的政治大国。这就是我们对政治大国梦的最基本企求。
2.经济强国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梦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体现，仰赖于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因此，民族复兴中国梦必然要包含经济富强的内容。
3.文化兴国梦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出现重大断裂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伴随和包含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
4.天下大同梦
所谓天下大同就是人人幸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承载着对国家形象、民族地位宏观高远的角色追求，也承载着对人民福祉的微观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说到底就是要着力构建一个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精神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稳定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幸福社会。
5.美丽中国梦
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同时也生活在自然之中。“天人合一”是我们自古以来的生态追求。因此，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们应该对自然充满敬畏之心。因此，民族复兴中国梦里不仅应有物质基础、人文底蕴之“尽善”，同时也应有自然和谐之“尽美”。
三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
1.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之《中国道路》揭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径，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饱经沧桑，历经坎坷，正是中华民族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才使我们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才能逐步实现。
2.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方面，我们依然要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汇聚每个人的梦想形成伟大的中国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另一方面，170多年的思想和精神积淀，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改革创新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为实现中国梦充当了动力，是时代精神的彰显。
3.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一、“兴”者“志趣高远”
所谓“兴”，就是“引譬连类”（孔安国），并可用以“感发志意”（朱熹）。即通过个别、形象的譬喻，使人们通过联想作用，领会同这一譬喻相关、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人生道理。在诗歌方面，“兴”指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可以引感，引起联想，在感情涌动中获得审美享受。而其获得直接来源于读书学习。
学习就是力量。孤灯黄卷穿越的是文明之光，悬梁刺股传承的是精神力量，读书学习是生命个体通晓事理、陶冶情操、增长智慧的基本途径，是社会组织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和生机活力的重要基础。在以变革、调整、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学习被赋予全新内涵。学习力决定校长的领导力、执政力，决定学校的凝聚力、战斗力。校长是学校教育教学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校长读书学习要志趣高远，树立远大眼光，培育博怀，积淀为学校、学生和社会履职尽责的过硬素质，并在读书的同时抒感，引起联想：在感情涌动中获得教育的审美享受，从而在这种志存高远中常“读”常“兴”。
校长读书更要读教育大家之书。大家之书必有大气象。大家、名家的书，往往器宇开阔，思接千载，思想光芒穿透历史，精神魅力超越时空，能令人读出大视野、襟、大创造。朱熹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大家之书，多是研究大根本、大学问的。多读大家之书，可以收获超于常人的眼界与品位，培养全局、历史眼光，不同于眼前纷争的困扰，看到本质，守住根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大气。
读大家之书要善于体悟。渎书，第一是要钻进去，第二是要跳出来。重要的是要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来。善于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说出别人说不出的东西。这就是校长读书所追求的“兴”。
邓小平曾说，“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随波逐流的校长开始或者已经沦为只会左右应酬、阿谀钻营的庸“官”俗“吏”，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只有把学习变成生活需要，以知识充实、思想陶冶自己，追求才会远大，气象才会高远。
二、“观”者“仰望星空”
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旁人可以从中“考见得失”（朱熹）；孔子认为，社会风俗的盛衰和人民的情感、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所以“观风俗之盛衰”主要是“观”人们的道德、精神、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的。“观”在古代并不只是看的意义，“观”主要讲精神修养上的变化。主要是内观和内学，也就是道德修养的问题。
我们常用“星空”比喻信仰的高峰、理想的高度。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校长大气象的根本所在。于漪、魏书生、李镇西等先进典型就像星空中的璀璨群星，他们始终保持崇高的精神追求，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升华思想境界，不同于眼前纷争和一己私利，所以他们触摸到了教育的本质。
校长要善于思考大问题。校长读书不是单纯造就博学者，而是要学以致用，研究思考教育的大问题，特别是关系学校发展、教育进步的重大战略问题。思考大问题需要有大气度。当今世界，教育变革蓬勃发展，我国的教育形势面临多重考验，教育有许多重大战略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教育困局需要想各种办法予以破解。教育改革事业已入深水区，迫切需要一批有真才实学、宏大气度、能引领风气之先的人。思想没有边界，解放思想没有尽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自己，越是前沿的问题越要及时钻研，越是敏感的问题越要敢于思考，越是重大的问题越要超前研究。特别是面对世界教育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更要具有超越自我的全球意识、风险相伴的忧患意识、着眼未来的前瞻意识，以大思路应对大格局，用大智慧实现大发展。
思考大问题要敢于讲真话。讲真话是人的本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育更需要讲真话，但现在有一种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真话不敢说，假话说起来却如行云流水。没有思想乱表态，是逢场作戏；有了思想不讲真话，是人格虚伪。校长讲真话才是对教育负责的表现。只有人人都讲真话，我们的教育事业才有依靠、希望。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讲出真心话，在重大问题上更要敢于讲出掏心窝的话。
例如，于漪从教一辈子形成的“于漪风骨”。于漪老师总是讲“教在今天，想在明天”。在任何时候，于漪的讲话和报告始终不乏时代主流词汇，这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与运用；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始终把反映时代精神的主流词汇放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火焰中来淬炼。于漪创立新思想，但又敢于向表面光鲜时尚而实质上是肤浅虚假的所谓“思想”作不留情面的斗争。既与时代同行，又不断追问时代内涵，这是有风骨的思想贡献。这种风骨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彻底地分清黄钟与瓦釜、真理与谬误，从而使后来者心明眼亮。
三、“群”者“关爱众生”
所谓“群”，就是“群居相切磋”（孔安国）；孔子所说的“群”，其根本的东西是要实行“仁”，还必须使“仁”成为个体自觉的心理欲求，在情感心理上把个体陶冶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人和谐交往、能自觉行“仁”的人。同时，“群”还指诗歌可以使社会人流思想感情，统一认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在校长的每项决策之后，都可能预示灿烂未来与宏伟蓝图；每个数字之后，都可能有万家忧乐和众生冷暖。所以，校长只有时时系念于此，才能更周全地调研、更大局地决策、更谨慎地执行；也只有时时心怀师生，才有看全局、抓整体的眼界，才有重实干、讲实效的作风。
校长“读书”为什么？古人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读书的担当。校长是强教兴邦的栋梁，读书不是为了“小家”、“小情”、“小我”，而是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这个“大事”、“大爱”、“大业”。
做大事业要有宏大志向。人与人相比，生命的长度基本一致，不同的在于志向的高下和思想的深浅。大教育呼唤大思维，大事业需要大志向。作为校长，要立足世界格局、国家全局、社会大局、学生一生来奠定事业基点。始终把兴邦强教作为自己的事业追求，尽心竭力地为民族走向复兴、长久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群”之上，建立在“大爱”之上。
又比如，于漪老师常说“爱孩子就有智慧”。于漪老师做班主任时，家长把孩子交到她手上，说的是“孩子托付给老师您了，只要他学好文化、学好做人，我们全家都感激您！”但时下，不少家长认为送孩子上学是出钱购买服务，学校和教师不再有神圣感。独生子女的溺爱。也给学校教育造成困难。“其实，教育的无奈，每个时代都会遇到，只不过内容不同。”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教育之“爱”不能变化，校长之“群”不能变化。
一则资料这样记载，1975年尚未结束，于漪老师受命带了全校最乱的班级。这个班级的学生几乎气哭过所有的女老师，有的学生甚至将体育老师鼻梁打断。而于老师接手后坚持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学生，都是我们的孩子。只要有爱，就有智慧。”小郑贪玩，于老师在办公室里帮他养乌龟和龙虾，引导他仔细观察，最终他成了作文高手。留级生小曹经常打架、偷窃，有一次还因酗酒被父亲打出家门，于老师在雨中找了他一夜，终于感动了这个孩子，从此安心学习、就业。这个最乱的班级1977年被评为市先进集体。
四、“怨”者“激浊扬清”
所谓“怨”，就是“怨刺上政”（孔安国）。孔子把诗歌作为从政和教育的工具，通过对作品的研读，考察诗歌的政治作用，看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治学气象”并不是虚无的“高蹈”，而要落实到每一项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歌颂美好与鞭挞丑恶，从来就是教育人的责任，校长要敢“怨”、能“怨”，为教育讲真话，对社会现象能“激浊扬清”。
校长的发展目标是成为真正的教育家。不要把校长等同于一般的行政官员，应该赋予校长这个职位更神圣的责任、更高的要求，教育应当帮助所有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校园应当发挥激浊扬清的功能。当今世界，“心病”普遍。社会变革，鱼龙活跃；家庭困难，生活矛盾；恐怖福乐，悲欢离合；沧海横流，泥沙俱下；竞争激烈，优胜劣汰。全社会都生活在压力下，唯教育为最大。学校是塑造人类灵魂的，是浇铸民族精神的神圣所在。校长肩负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和民族精神缔造者的重大神圣使命，承担学生从小学过渡到大学、幼年飞跃到成年的这一重要人生阶段，其思想情感从幼稚到成熟、单纯到丰富、简单到复杂的成长过程中，各种达成教诲、引导、扬善贬恶。激浊扬清的艰巨而繁重工作。
诗“可以怨”是极重要的治学精神。如果学校没有“怨”的机会，这样就会把问题积累下来，最终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怨”就是沟通和对话，也是为现实问题寻求合理和平等解决方案的最好途径。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同时与集体融为一体。通过对美好事物的热切赞扬，引导人们树立鲜明的价值立场。“暴露”社会问题突显其深沉的忧患意识，让全社会找回话语言说的自信。“怨”则是校长替众生申述共同的平等权利和生存要求。为众生说话，将得到师生的更加热爱。
兴观群怨四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其中“兴”是前提，“观”、“群”、“怨”离不开“兴”。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也将道德与学问联系在一起，认为不修道德、不求知识，是他最忧虑的。朱熹对他的学生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朱子语类》卷九）。义说，“穷理涵养，要当并进，盖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为用而齐致其功”（同上卷四十五）。朱熹指出涵养与致知两种工夫是相互联系、促进的，涵养高才能专一考究义理，明达义理可使涵养工夫更好，涵养致知是平行的基本修养方法。
摘要：本文通过国内外关于“现代化”这一进程的研究，通过比较“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两者的概念和外延之间的异同，认为:（1）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2）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现代化 人的现代性 内涵 关系
一、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Modern），通常作为一段时间的概念来定义。主要指当今这个时代，可以涵盖“当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古今对于“现代”一次释解各异。我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就曾对“现代”一词做过这样的解释：“Modern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最先使用的，是相对于Medieval即中世纪而言的，即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相对立的新时代。”今普遍的看法是：现代不是一个绝对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相对于传统而言的词语。
“现代化”一词来源于现代，主要是用以概括人类社会近期发展急速转变的一个过程。因此，“现代化”一词是表示一个动态的，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非固定的、静止的状态。
1．国外学者对现代化的释解
国外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可追溯到二战以后，但较集中的研究还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美国兴起。当时的研究中心主要是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过渡；发展中国家如何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研究认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矛盾。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各有侧重。部分学者从历史发展纵的方面对现代化进行说明，如学者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变革。”部分学者却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变化。
从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共识是从十六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全面的、总体性的社会变革包括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由于各学者关注的焦点及所站的立场不同，故强调的方面也不尽相同。
二、人的现代性
对于人的现代性目前缺少统一、标准的定义的。从人的现代化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1)人的现代化是人自身生产、综合素质以及实践活动能够适应并推进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传统人像现代人全面转化的过程：（2）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3）人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价值观的现代化；（4）人的现代化是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同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普遍而深刻的变化；（5）人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人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解存在着的角度是多样的。
一般来讲，人的现代性的内涵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人的品质而言的，表现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的品质和属性；人的这种现代性的外延包括多种不同内容和形式，如人的社会意识的现代性、观念形态的现代性、心理状况的现代性以及行为方式的现代性等等。
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种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充分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社会形式。现代化社会的基础就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即人的现代性。马克思所言：“社会产生人”，“人产生社会”。一方面，“社会产生人”。因为人的活动时时、处处受到社会制约，人们的活动形式上是个人的而实质上却是社会的。
(一)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首先，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要求人的发展。市场经济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目标，经济活动就是为了满足需求从而调动一些因素去追求最大的经济价值。生产是追求价值的过程，生产过程中人的体力和智力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直接影响着产出、利润以及经济的增长。
其次，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系要求配备发达的政治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支持和协调，具有现代性的高素质的人才对于现化化的政治体系的建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公益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而充分就业、稳定的货币购买力，稳定的经济增长等问题又对政治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代化政治体系这种高要求必须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去建构。
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
主要著作:《历史转折论》、《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等。
马拥军,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 要使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做到“扎根”、“高效”、“长效”,不仅是一个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更是一个制度保证问题。因此,应创新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一致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努力建立一个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机制;第二,努力建立更加完善的科学化执政程序;第三,努力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要求、有助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制度保证 人民性 科学性 协调性
同志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总书记对制度建设如此关注,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现代社会制度转型与实践探索所彰显的历史直觉分不开。当今,社会的、政治的、政党的制度已经变得日益庞杂丰富,对集体行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影响越来越大。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活动中的主要角色,在当代生活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制度之所以有着如此的重要性,除了能够决定、驱动或修正个人行为,将复杂的个人或团体整合在体现国家意志的行为规范中,并使社会成员发现其中的情境秩序、道德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外,还具有定义并维护全社会的价值、内涵、利益、身份和信仰等标准操作程序和结构的功能。当然,制度往往需要通过宪法、法律和其他稳定的规则或者常受文化价值观驱动的道德共同体来实现连贯性。
先进的社会制度通过对国家职能的内化,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着社会集体行为本质上的连贯性,拥有着社会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并通过一整套程序,尤其是通过一系列规制,使社会保持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之所以需要制度保证,首先是因为,唯有制度才能将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扎根在我们各个工作系统中,扎根在各项工作的评估尺度中,扎根在党的领导干部政策规则的把握中,扎根在全体党员的行为操守中。其次还在于,唯有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推进才有高效的连贯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有快速实现的可能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才有稳定和长效的持久性。
我们认为,创新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一致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既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又要有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制度机理,更要有彰显人民性、科学性和协调性的制度优势及本质。
人民性:努力建立一个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