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6: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监管目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维持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信心。
3，为消费者提供适当的保护。
4，保护和增强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5，降低受监管公司被用于金融犯罪的可能性容。
6，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7，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防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8，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9，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10，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关键词：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方式；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业的开放是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都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并且已经付诸实施。金融业的这种进一步开放，必将使我国的与环境、市场环境、金融商品价格杠杆作用以及金融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关系等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若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给我国的金融业甚至整个国民的健康带来极为不利的。本文将结合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及国内金融监管的实践，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新构建作一探索。
一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监管就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的个人和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相应地，金融监管就是指通过立法和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资金的价格、市场准入、分支机构的设置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实施限制，其目的是为了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地发展，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存款人的利益，推动经济和金融业发展。
由于各国的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与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所采用的金融监管模式也不尽相同。若按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作为标准，各国的监管模式墓本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即：集中监管模式和分业监管模式。所谓集中监管模式，就是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统一进行监管，一般是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监管的职责。从实行集中监管模式的国家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并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所谓分业监管模式，就是根据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范围的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一般是由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如果对这两种金融监管模式作一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这么两个值得我们思索的：其一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与监管职能的相容性问题。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首先是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而存在的，若认为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相容，一般会采用集中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同时还是金融监管的实施者。反之，若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兼容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则通常会采用分业监管模式。在分业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则主要行使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而由其他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其二是中央银行如果要实施金融监管时，是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还是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在集中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职责的实施者，而且是惟一的监管机构；它不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且还实施对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而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如果对银行业的监管是由中央银行而不是由一个专门的银行监管委员会来实施，中央银行也只能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不能对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
考察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世界多数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监管权力越来越趋于集中，而且也倾向于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去，由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管。英国是实施金融业集中监管的典型代表，过去多年来一直由英格兰银行承担着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责。但是，自1996年巴林银行倒闭以来，鉴于其暴露出来的监管方面的缺陷，英格兰银行增设了一些分支机构，分化职责，实施就近监管；为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成立了资本与批发市场部和专家运作部，建立了质量保证系统，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现场检查。在此基础上，1997年5月，英国大臣又宣布了对金融业监管实施重大改革，最重要一项是由调整后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接管英格兰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该委员会于1997年10月成立，成为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全面监管的独立集权机构。这样，英格兰银行今后就只侧重于实施货币政策目标，控制通货膨胀，而较少考虑金融监管和操作；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到证券与期货管理委员会和中央银行双重管理的制度也不复存在，从而减少了管理上的成本，并适应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界限模糊的发展需要。日本也拟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金融监督厅”，对金融业实施统一的全面的管理，从而实现财政与金融监管的彻底分离。美国的金融监管是以机构重叠而闻名于世的，其中央和地方两级均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权；同时各级又有若干个监管机构共同来完成监管任务。这种模式兼顾了地方利益，使之可实施结合地方具体情况的监管政策，并可减少监管的空隙。但多重监管机构的并存，也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具有多种监管标准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力；同时机构的重叠，使重复劳动增加。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简化或集中监管机构的呼声一直很高，虽然多头监管的模式至今仍然保留并运作着，但在各界提出的改革议案中，倾向于把各监管机构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级监管机构的观点占有绝对多数。
金融监管趋于集中统一的这种潮流，将给过去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赋予新的。在这种趋势下，将会使中央银行越来越集中执行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职能，而逐步放弃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能；在对金融业的监管方面，也将会通过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全面统一的金融监管，而不再是过去那种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监管。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国际化的潮流越来越影响各国经济、金融状况的条件下，这种趋势将快速蔓延。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呈现出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人民银行于1982年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金融机构改革，制订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等。后来又从该司中分设出条法司、非银行机构司和保险司，原金融机构管理司改称银行司；另外，还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权。
为了加强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监督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撤销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职能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根据1998年7月23日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随着我国保险机构的增多及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1998年11月又专设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管。
伴随上述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我国的金融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金融监管已向法制化迈进；金融机构的业务稽核检查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金融监管的基础性工作正在趋于完善，金融秩序大大好转；制定和实施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及其中国金融业本身的局限性，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1．金融监管目标不够明确。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管制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一种宏观目标，是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迅速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货币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它突出强调的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然而，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目标并没有突出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经营。1986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首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该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其金融业务活动都应当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和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这一监管目标的核心就是为经济发展和稳定货币服务。199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金融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金融秩序稳定，规范金融机构管理，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1995年5月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中，又提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监管目标。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的特征。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任务；既要保障商业银行稳健运行，又要促进经济发展；既要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商业银行的合法利益。简言之，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通过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以确保国家各项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是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也就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2．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 9月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但从我国作为金融监管机构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虽然其相对独立性比过去有较大提高，但总的来讲仍然属于独立性较弱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之一，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制订和执行政策、履行其职责时，都比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理应具有“超脱性”和“工作上的自主权”，但监管实践中却很难不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当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实施金融监管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此外，中央银行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于一身，也使金融监管绝对地服从于货币政策目标，从而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相对独立性。
3．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从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三个部门共同承担金融业的监管责任。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一种协调机制，常常互相牵制。而且在这种分业监管模式中，中国人民银行处于核心的地位。这就是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但是它们也必须与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意见不一致时，要服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意向。这不仅使这两个监管机构对证券业、保险业实施监管的能力弱化，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两个行业出现问题时，没有明确的责任承担者，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实施者。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组织机构仍然是按照计划管理模式设计的，突出的问题是：负责审批的不负责监管和检查；负责现场检查的又不负责审批和日常监管；各职能部门都有权代表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实施处罚，在实际操作中各自为政，条条布置多，块块负责少，使各分支机构很难统筹安排监管任务。这种状况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重复监管现象严重，既没能形成整体合力解决监管问题，又使监督环节出现诸多漏洞，给被监督者以可乘之机。
4．金融监管措施不力。考察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实施情况，无论是监管手段和方式，还是监管内容和标准都存在诸多问题。从金融监管的手段来看，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并辅之以适当的经济处罚形式表现出来。目前，虽然基本金融法律已经出台，但与实际工作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再加上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工作还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大大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受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的影响，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也是少之又少，并且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中央银行的主要监管部门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活动监管较少，金融检查和稽核也常常忙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所起作用相当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价以及风险管理等都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具体的量化标准，衡量金融机构行为的客观标准和奖惩办法都不明确，监管标准随意性很强。三
面对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业进一步开放的局面，面对世界金融集中统一监管的趋势，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笔者以为，必须尽快重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1．顺应国际潮流，实现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分离。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放松管制使许多实行金融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摆脱政府的管制和的限制，实行混业经营；又由于金融机构间的激烈竞争以及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导致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利率风险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传统业务的操作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将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实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人民银行一直把保证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作为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这样做的现实基础是：其一，我国长期实行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庇护下，我国银行似乎不会倒闭，风险管理、保护存款人利益等意识淡薄；其二，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还没有实现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有赖于中央银行强化金融监管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无疑是被当作货币政策工具或确保货币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一个手段来使用的。因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也不可能分离。
但是，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之后，伴随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金融原来垄断经营的市场格局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形成；金融市场体系的扩张速度将会大大加快，金融市场细分化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将导致金融机构单方面决定资金价格的局面不复存在；金融商品和投资需求多元化趋势将会加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创新也将成为金融机构经营的主旋律。此外，金融市场的不平衡性也会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风险监管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突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使金融监管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功效，笔者以为我国也应该实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的分离。
2．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体系。根据国际上通常做法，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不外乎这么四种情况：其一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其二是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一一金融监管委员会，由其独立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管；其三是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实施监管；其四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但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保险业、证券业则另设专门机构实施监管。上述四种监管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集于中央银行一身，通常会弱化金融监管，使金融监管成为货币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一种工具；第三种模式虽然能够发挥专业监管的优势，但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难度较大，而且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之间的冲突亦较多；第四种模式虽然将银行业的监管交由中央银行来承担，减少了机构设置较多所带来的成本增加的负担，但在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同样会出现协调难度大的，其结果常常是其他金融监管机构较难以独立行使监管职能，出现摩擦时要服从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专业监管能力减弱。只有第二种模式，笔者认为既能有效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又不会出现监管机构独立性、协调性弱化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组成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由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对我国金融业行使集中统一全面的监管。
3．明确监管目标，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总的来讲，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主要有两个，即：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就保护债权人利益而言，这里的债权人就是指存款人、证券持有人和投保人等。在金融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比债权人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这就使得它们有可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将金融风险或损失转嫁给债权人。为了防止债权人利益受损，国家需要通过金融监督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就维护金融稳定而言，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经营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货币资金，而且其经营活动是以本身就包含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信用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内在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风险本身又具有较强的连带性和易传播性。为了控制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国家需要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这两个目标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并购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使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因而目前各国基本上是将维护金融稳定放在首位，但同时也要兼顾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按照1995年3月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制订的，但在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中，维护金融稳定做得较多、较好，但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较为欠缺。这与过去多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一直在国家的庇护下经营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将发生较大的变化，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兼顾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将银行倒闭造成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而且还在于它的存在为监管当局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必要时采用果断措施消除了后顾之忧。当然，其突出的意义还是使债权人利益得到了保障。
4．改进监管方式，使非现场监测与现场检查有机结合。随着金融环境的改变，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充分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正确地认识和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尽早发出预警信号，及时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监管负担。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预防、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但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虽然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都被运用着，但都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非现场监测的作用更加有限。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非现场监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建立统一、、规范化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报告制度；必须充分利用机等先进作业工具，发挥其监测作用；尽快实现由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转化，健全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的协调一致，真正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监测的基本依据，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
【关键词】目标型监管;金融服务法;横向规制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与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具体形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并处在不断调整变化中。根据各国监管体制的差异和不同标准,可将金融监管体制分为以下四种模式:①机构型监管;②功能型监管;③目标型监管;④集中统一型监管。
当今资本市场无法抗拒的潮流是金融业混业经营大格局下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机构型监管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由于其无法解决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类似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却受到不同监管者监管)以及每一机构监管者要对其监管对象从事众多的业务进行监管(它必须针对每一金融业务(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分别制定监管规则),监管成本极大,机构型监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国际金融混业监管的实践来看,代表性的模式有以下三种:①以英国为代表的集中统一监管(德、日、韩、新加坡等国也采用);②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头(双线)功能型监管(中国、法国在其基础上发展为“单层多头”型金融监管);③以澳大利亚、荷兰为代表的“双峰”目标型监管。
功能型监管,是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尽管功能型监管顺应混业经营的趋势,能避免机构型监管的诸多弊端,但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各监管机构都无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整体管理水平、风险水平和清偿能力。毕竟金融功能是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的,一旦其由于某一功能出现问题而倒闭,那么该机构的所有功能都不复存在,这样将更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于是,目标型监管进入金融监管者的视线。笔者认为,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地进行;只有责任明确后,才能讨论监管责任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只有监管机构明确各自的监管目标,也才能产生明确的内部控制重点,避免各监管目标冲突。客观地讲,澳大利亚的“双峰”模式介于美国的多头监管模式与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英国统一的监管模式虽简单,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业务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将其置于一个机构手中,可能难以应付。澳大利亚则将二者分开监管,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针对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针对金融机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金融危机后,美国正在积极考虑进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在其《现代化金融监管框架蓝图》中,有这样一句话:“以目标为基础的最优监管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与澳大利亚采用的模式相似”。至此,金融监管目标进行了有效整合。笔者认为,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应根源于金融业的脆弱性及其事关民众和国家福祉的属性。首先,金融业的脆弱性要求监管的首要目标是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其次,对无数金融产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金融监管的直接目标。
在监管目标层面上,金融安全性与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为我国监管理念革新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从金融法制横向规制及资本市场统合立法趋势探讨金融服务法引入中国的可行性
“金融服务法”是否引入中国的探讨是对功能监管与目标监管趋势的回应。其引入中国有国际立法实践经验的积累。21世纪以来,英、德、日、韩等国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金融行业规制向横向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2006年,日本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综合性规范,构建了一个横向化、全方位、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早在2000年,英国通过《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其主要内容涉及对金融行为和经营者的规范、交易规范、市场规范,全面整合了以往分门别类制定的金融管理法规,如《保险公司法》、《信用合作社法》、《银行法》等,几乎将所有金融服务业纳入调整范围,构建了金融机构补偿机制。金融机构倒闭而无法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从金融服务赔偿公司获得完全赔付。同时设置了消费者申诉调解委员会以迅速解决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另外,2007年韩国也通过了《资本市场统合法》。
我国也应顺应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金融服务法”理念的引入能促进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改变分业监管的传统模式,正如郭林在其《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我国应完成从证券向金融商品、从投资者向金融消费者、从证券法向金融服务法这三大转变。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旨在规范证券服务者的法律规范群,这正是走向金融服务法单独立法的现实起点。我国应吸取各国资本市场统合法的立法精神,逐渐确立以下原则:①由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金融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业、客户(专门、一般消费者)为标准对金融功能进行分类;②扩大有价证券的范围;③强化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机制,通过说明义务的强化、适合性原则的引进、未邀请劝诱的禁止等投资劝诱规制、投资广告规制、防止利害冲突机制的引进、扩大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主体的范围等多种制度来寻求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强化。①
三、中国的选择――金融监管模式的谨慎稳健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的激进创新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笔者持有“谨慎中求统一”的观点,即在金融监管体制问题上,中国应保持谨慎稳健的态度,而在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问题上,则可以激进的态度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
(一)关于金融监管体制问题。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是改良主义的路径。目标型监管虽然比功能性监管更容易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但其在解释上具有不确定性。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还很不完善,在创新过程中,相关金融监管机制远远未能跟上。我国在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同时,必须探寻防控金融危机的法治路径,加强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所以中国更适合按照功能型监管来构造统一的大金融监管模式,即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予以合并,建立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金融市场实施统合监管。②
(二)关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力求构筑以各种金融投资商品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金融统合立法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金融统合立法的核心或基础,是创造或引入了“金融投资商品”的概念。我国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还很不完善,在创新过程中,相关金融监管机制远远未能跟上。国家应在修改或废除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法》,逐步建立金融业统合监管法制体系。
综上所述,金融监管模式的谨慎稳健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的激进创新有机结合,应该是我国金融监管领域改革的有效路径。无论模式选择如何,我们都应该在横向规制与监管目标的理念与原则指导之下,进行探索与思考,这样才能跟上时展之潮流,确定适合我国的解决方案。
注释: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內部控制
一、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较为突出，便于分散风险，而这一点亦导致了监管协调中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来自混业经营、金融创新、网络金融的挑战，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一)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
(三)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四)金融监管措施不力。从金融监管手段看，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非常少。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监管较少，金融监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级任务，作用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级以及风险管理没有一套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五)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六)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集中。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二、金融监管趋势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英国的卢埃林教授在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三种形式。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呈现出减少趋势。
(二)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趋势。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历史上，英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形式，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二是美国模式，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监管法规众多，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不断走向法制化，注重法制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在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
不断加深的金融国际化，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三)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近年来，由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以及住友商社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都与内控机制的缺陷有直接关系，国际金融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重新检讨和审视自己的内控状况，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
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的银行学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各国都比较重视金融业工会组织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四)金融监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转移、扩散不可避免。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因此，西方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进行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三、改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
(一)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协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工作，使其监管向功能型发展。人民银行要成立“金融协调委员会”，通过立法使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法制化。“金融协调委员会”可以对三个原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整合，其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定期磋商，及时交流监管信息，界定业务交叉中的监管职责，解决分业监管中政策协调和配合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问题，以法律形式明确接管的具体程序及具体措施，明确金融机构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机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形式、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改进监管方式。目前，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早发出预警信号。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非现场检测和现场检查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检测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网络监控作用；尽快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检测的基本依据。
(四)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适应后wto时期的监管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一是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题的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三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应补充监管主体，建立金融同业工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以同业公会充实法定监管主体和完善监管，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
(五)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进行监管，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自律组织的有效监管体系。
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金融监管是世界普遍采用的形式，如香港银行公会、美国的基金联合会、台湾证券投资顾问商业同业公会等均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我国金融公会组织尚不健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银行工会在行业内的自律作用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在金融监督与矫正方面的成本。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对策研究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金融监管也愈来愈具有法律意义。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管理和金融监督的合称，也就是说金融监管主体为了实现金融业合法、稳健运行的目标，而利用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对被监管主体所采取的干预和调控的法律活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法律规范，其内容主要是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能和活动方式，规范其行为属性，实施体罚和程序法的结合，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监管法制问题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是调整金融监管主体在监管金融业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它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但是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制度，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散见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及其他行政法规和规章中。但是总的来说金融监管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金融监管法是强行法。从金融监管法的内容看基本属于强制性规范，而没有任意性规范或授权性规范；在金融监管活动中，金融监管主体与被监管主体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具体表现为监管主体代表国家行驶国家权力，对被监管主体实行强制监管，被监管主体必须服从。第二，金融监管是行为法。金融监管法本质上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监督和管理的规范，其内容主要是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能和活动方式。规范其行为，具有行为属性。
（二）我国金融监管法的内容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
金融监管应贯穿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市场经营到市场退出的全部业务活动，但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法的内容主要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简单来讲，实体法规定了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而程序法规定了权力行使及义务履行的程序。在金融监管法的内容中，明确金融监管的主体以及金融监管的目标。确定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与职责，规范金融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规定金融违法行为的惩处性措施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
（三）我国监管机制在与国际接轨时对外资银行准入与监管存在的不足
首先，这些文件在监管内容和方法上过于原则化，未对很多机制做明确要求而导致操作起来不便。其次，在监管领域上，我国侧重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而疏忽对境外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例如我国《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对海外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监管，只要求每半年报送一次报表而无其他要求。再次，我国银行监管法制还面临许多国际条例和惯例的冲击，如在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等原则的接受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目前的法制要为外资银行的市场进入提供完善的许可和国民待遇的监管，尚要对监管法制和有关政策进行修订。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思路
（一）转变监管理念
调整监管目标为应对金融危机，国有商业银行将按照市场原则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可能通过金融企业上市，来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不再姓“国”，最多只能是国家控股，不再享有中央银行给子的“特别待遇”。人民银行必须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还要实现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同等国民待遇。体现在监管目标上，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不再侧重金融风险的化解，而是根据监管原则和各家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对其适时作出停业整顿或退出金融市场的决定，从而确保存款人利益不受伤害。
（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监管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明确规定金融监管机关的法律法规，其法律地位、职责与职权、监管措施和监管程序。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这样，就要求我国加强对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规定，在原有的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加大有关监管的力度，合理选择和正确运用这些法律法规，有效的实施金融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度。
（三）规范金融市场行为，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
金融法的直接功能就是规范金融行为。将金融社会关系规范成金融权利和义务权利的关系。金融交易虽然是一种合同行为，但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对金融关系进行规制显然是不够的。金融行为的客体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风险远大于实物资本，并且金融业内部分工极为精细和复杂，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经营的金融产品差别很大，因此，关于金融业的法律规范必须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采用特别法的形式。
（四）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金融关系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关系，因而货币币值的稳定对金融关系的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才是有效的。因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1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4)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①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对最高权利机构负责的内审机构，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关注实践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明确；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力、内控意识不强、过分依赖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立内控稽核评价制度显得尤为重要；③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金融监管已滞后于金融业的，面对快速增长对金融改革的迫切需要以及加入WTO日益临近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必须从思想观念上、组织体系上、法律制度上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和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的完善和补充。
一、完善金融监管的目标和原则
金融监管最基本的含义旨在维护金融机构安全及稳健经营，从而在整体上确保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但由于各国、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的情况不同，因而体现在各国中央银行法或银行法中的监管目标也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我国《人民银行法》关于监管目标的规定则显得比较原则，其侧重点主要是维护金融业的稳健经营。诚然，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是我国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目标，但这不能概括其他金融监督管理目标。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应主要包括：一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二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三是维护并促进金融业的公平竞争。
金融监管并非万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监管不当则会导致监管成本的上升、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等。为此，金融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督必须在法定的原则框架范围内进行，才能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关于金融监管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依法监督原则。二是适度监管原则。三是持续和系统监管原则。亦即从审查批准金融机构准入市场开始到其退出市场为止，对其整个经营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持续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还必须遵循系统监管原则。亦即把监管对象和作为有机整体，依靠中央银行大监管体系，综合配套地运用各种手段，科学建立监管指标体系，对金融机构风险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四是效率原则。主要包括金融监督的经济效率和金融监管的行政效率。
二、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建立并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进行有效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主体模式不尽相同，大致有二类：一是单一监管模式，二是多头监管模式。尽管各国金融监督主体模式不尽相同，但中央银行在监督体系中皆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我们认为，要充分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除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央行监管外，还必须建立并完善包括监管、行业互律监管及自律监管在内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这也是由金融市场运作中金融机构自立性、金融活动多元性和金融业务风险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在我国，完备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央行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根据国家授权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的监管。要在实施金融监督过程中免受政府行为的牵制和制约，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客观公正的立场行使监管权。
2．社会监管。即由合法成立的并经中央银行认可的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以便使有关方面对其财务状况、经营绩效和风险程度等作出正确判断，并对其存在的进行审计监督。由于上述机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且具有信誉特点，从而可以弥补中央银行监管疏漏或因力量不足造成监管不力的缺陷。
3．行业互律监管。为了避免金融机构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规范和矫正金融行为，以促进其协作运行和共同繁荣，金融业内互律监督不可或缺。这也是系统化有效金融监管的内在要求。在政府监管不到的范围，恰可通过自律的行业道德规范，行业者自觉的约束，触及法律和政府不能达到的死角，因而更为有效。可以说，互律是主管机关直接监督的补充与延伸。为此，建议金融业尽快成立金融同业公会，协调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制定同业公约实施行业内部监管。
4．金融机构自律监管。即金融机构通过建立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借以控制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其着眼点在于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金融机构自律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基础和关键防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业务趋于国际化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金融监管有时显得滞后，因而强化并落实金融机构自律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近几年一些国家银行破产倒闭事件来看，内部控制失灵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完善对机构的预防性监管
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及业务经营进行预防性监管，是防止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第一道防线，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虽然《人民银行法》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且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不少方面还不甚完善。主要表现为：
1．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把关不严。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对市场准入的控制是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定的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将那些有可能对存款人利益或金融体系健康运转造成危害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并使金融机构的设立符合国民发展的需要。从我国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的情况来看，尚存在一些：一是金融机构批得过多；二是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不严；三是注册资本不够充足；四是越权审批和擅自乱设机构的现象时有发生。
2．资本充足率不足。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但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高，多数达不到8%的要求。
3．金融监管缺乏一套规范的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指标体系。如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对违法违规的处罚，对法定代表人的知识、经验、管理能力监督等，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带有较大主观性和随意性。
我们认为，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第一，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对申请设立的商业银行一定要从严控制，审批金融机构除应坚持法定条件外，还应从经济发展的金融市场需要的角度进行审查。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应严肃查处。此外，还应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第二，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主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多种途径筹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第三，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管。请偿能力监管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其关键是对不同负债的对比。如果银行各种负债之间不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就可能因资本流动性不足而发生支付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所有银行必须保持其负债基数6%的现金余额，还要求银行保持相当于其负债基数20%的流动资产。
四、尽快建立事后保护性监管制度
有效的预防性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无论一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都难以完全避免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为避免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而给造成多种负面效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建立对金融机构的事后保护监管制度尤为必要。在我国，除建立了中央银行接管制度外，其他保护性监管制度尚属空白。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在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一方面自有资金占比率较低，存款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其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不良资产居高不下，针对这种情况，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尤为必要。
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或设立中国的存款保险公司?从国外来看，各国存款保险机构有政府主办并管理(如英、美、加拿大)、政府和银行共同建立并管理(如比利时、日本)和银行同业建立这样三种类型。我们认为，我国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举办更为适宜。如果存款保险公司隶属于中央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和管理，那么存款保险公司可能会形同虚设，独立性将难以实现。在处理有关保险事故时，又可能造成两者之间不正常的资金关系，迫使中央银行为存款保险牺牲货币政策目标。至于存款保险的对象，在美国，联邦储备制之会员银行均应参加(属强制保险)，非会员银行合乎标准亦可参加(属任意性)且不排除外国银行。在我国，我们认为，我国存款保险对象应为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因为只有将吸收存款的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银行都纳入存款保险的范畴，才能真正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及金融机构的稳定，才能保护所有存款人的利益。当然，不同承保对象其资产负债情况及风险程度都不相同，因此，如何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费率则值得。
2．建立中央银行最后援助制度。
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符合国情的最后紧急援助制度实属必要。可供选择的做法有：第一，对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有偿债能力的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第二，对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存款人利益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接管；第三，对在金融业中占有较大份额、影响较大的金融机构，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稳健的金融机构对其实施强制兼并。接管或强制性兼并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极端情况下对有“”的金融机构所采取的行政干预措施，其目的是恢复其偿债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完全不采取同意其破产的决定，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不应违反市场的原则和要求而逆向操作，否则将会使金融机构丧失竞争的外在压力。
关键词:上海 金融中心 监管制度 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3-024-04
为在2020年左右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与我国经济实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2009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动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转变职能,加强服务和监管协调,改进金融监管方式,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环境。同年9月,伦敦金融城了第六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的金融中心竞争力排名比第五期时上升25位,进入前10,成绩斐然。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较快,而并不是因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具有很强的国际吸引力。事实上,上海的金融监管制度中还存在大量不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发展要求的做法,金融监管制度环境总体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而且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正快步进行着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朝着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资本流动性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国的相关金融监管制度再不进行及时调整,一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力必将下降。
金融监管制度属于GFCI指标中最为世人所关注的一个内容,为更好地进行金融监管改革,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本文建议从制度的效率性、竞争性、特色性和有效性等属性出发,改革(包括拟定)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本流动性、提升金融市场特色和金融安全的目标。这也符合金融市场的需求,因为金融机构通常欢迎维护市场稳定秩序,有利于增强公众对金融机构信心的监管制度,而对导致金融机构成本上升的监管措施持抵触态度。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效率性改革
金融监管制度的效率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监管效率,方便金融机构从事有关金融业务。金融监管效率低下容易增加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使得金融机构,特别是跨国金融机构为降低成本而逃离本国监管。以美国为例,由于金融监管部门众多且监管手段不一,美国金融机构的守法成本很高。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有关数据显示,美国的各种金融管理部门多达115个,其监管成本是采取了统一监管模式的英国的18倍之多。效率和成本的比较优势使得近年来包括英国在内的不少欧洲金融市场赶超美国市场。根据GFCI报告,伦敦在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排名上已经连续多次超过纽约,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监管权限的重合和争夺不仅给金融机构造成过多的负担,而且也导致监管效率下降,拖延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从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新动态来看,美国也试图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整合分散的金融管理部门,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我国“一行三会”式的监管框架经过六年左右的实践,显现出与上述美国监管体制极为相似的现象,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为提高监管效率,上海建设金融中心应倾向于更多借鉴英国式的统一监管模式。在改革进程上,采取逐步整合的做法,适度实行功能型监管,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统一监管机构,实行综合监管模式。目前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关权力部门可以尝试让“三会”也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联合办公,同时,将某些监管权力直接下放上海总部,制度化“一行三会”的联席会议,使得上海总部不仅能够做到信息互享和监管措施互通,而且还“有权”办事,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中央决策。这可以使得分散的金融监管权在上海得到一定程度的集中,为今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大一统改革积累经验。
除了采用综合监管模式外,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采用原则性监管方式也是一种日益流行的,可以提高效率的监管方式。相对于非常具体的菜单式监管,基于原则的监管模式能够让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判断采取既满足监管要求又符合企业经营目标的行为,形成更富有效率的自律监管。对跨国金融机构来说,与其在母国接受复杂而众多的条文约束以及不停的诉讼纠纷,还不如把业务主体转移到采取更为灵活原则性监管的国家。事实上,原则性监管方式使得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我国香港等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大增。
我国金融监管机关经常倾向对被监管机关实施菜单式的监管。菜单式的监管经常表现为被监管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经营,事无大小,均需要获得监管机关的批准或认同,或者是监管机关仅根据菜单进行金融监管,而忽略了菜单之外的内容。原则性监管要求监管机关区分必须执行的监管标准,以及可以选择执行的监管指导,其优点是监管机关可以灵活地运用监管原则进行金融监管,而不受限于菜单式监管在范围和程序上的束缚。考虑到我国金融行业的自我监管能力不强以及对菜单式监管的历史依赖,上海地区的金融管理机构可以考虑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逐步增加原则性监管的比重,先对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较好的金融机构进行原则性监管尝试。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原则性监管不表示菜单式监管不再使用;对有些内容(比如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和有些机构(比如风险较大和业务复杂的金融机构)就不宜采用原则性监管,而应采用菜单式监管或者增加对其的资本准备要求。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竞争性改革
金融监管制度的竞争性改革指通过改变金融监管制度来促进和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上世纪80和90年代英国进行金融“大爆炸”改革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这使得英国伦敦的全球竞争力迅速上升。日本等国的金融改革则是在危机推动下金融立法机关为适应全球化竞争的产物,虽然被动,但也达到了提升东京金融中心地位的效果。
为达到提升金融中心竞争性的目标,各国金融管理机构都采取了合理放松金融管制,同时积极完善本国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做法。
放松金融管制可以迅速提升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这与伦敦金融城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中的结论一致,该报告在经过调查后指出最影响金融中心全球竞争力的因素就是过多的监管束缚。各国放松监管束缚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放松金融机构的准入制度,吸引境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入驻本国,扩大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范围,聚集金融资源;二是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制度,允许各类投资者进入有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在活跃金融市场的同时,形成规模效应,并通过市场的活跃再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形成良性循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尝试将有关机构和市场准入的审批权限由北京下放到上海;支持上海地方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壮大,加快其混业经营的步伐;制定出上海金融市场的合格投资者制度,细分投资者类别;对于法律没有禁止规定的新型业务,则应鼓励在上海地区“先试先行”。
放松管制的另一个效用是可以促进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程度高低也是金融中心活力的一个重要显现。但是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放松金融管制只是放松对金融业务非市场化准入的管制,而不是放松对金融风险的管制,也不是鼓励恶性竞争等无序行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还无足够能力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实施市场导向的审慎监管措施,还需要依赖一定程度的管制来达到监管目的。因此在放松管制的节奏和程度上,上海可以借鉴韩国为将首尔建设为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的做法,设立独立的“放松管制工作组”,从公司营运、企业融资、投资者保护和违规惩罚等方面对现行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梳理和评估后,有步骤和有目标地进行管制放松。
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除了传统的通讯、交通、生活便利等内容外,涉及金融监管方面的内容应是如何加强对信息披露的规范和监管,降低金融市场上的公开信息(包括监管信息)获取成本,促进金融交易。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多数金融中心与本国的金融管理机构所在地重合,如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等。这是因为靠近金融管理机构对金融企业来说,可以方便获取非标准化的信息以及便利进行业务公关,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效率。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纽约、米兰和悉尼等金融中心与这些国家的金融管理机构就不在同一个城市。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这些城市本身是交易中心,对交易便利和效率性的需求吸引不少金融机构选择在交易中心城市落户;另外,借助电话、网络等现代通讯手段,非标准信息的获取范围和速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迅速,使得一部分金融中心可以脱离金融政策的制定中心。上海是我国传统的金融交易中心城市,而不是金融管理机构所在城市,因而也无法为金融机构提供非标准化信息。2000年的一次调查报告也证实了金融机构选择落户上海的原因主要是上海良好的城市基建和经商环境,而不是其政策信息优势。为强化优势,改进弱势,上海一方面可以通过成立金融管理机构上海总部等方式,缓解其非标准信息供给较弱的现状,同时强调金融监管政策和市场规则的透明化,比如开设专门政府金融监管政策的网站和接待单位,方便公众查询和答疑,弱化其他政策制定中心的信息优势;另一方面,上海应继续加强其在交易中心方面的地位,比如增加其在交易结算方面的强势,吸引更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从事交易。
三、金融监管制度的特色性改革
国际金融中心是相对于国内金融中心而言的,它与国内金融中心的主要区别在于国际金融中心允许其他国家的居民参与市场交易活动,不受金融中心所在国的金融管理当局过多控制和干预,能够促进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当前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无不都是境内外资金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上海要在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将是人民币的可兑换性问题。这落实在金融监管制度内容上,上海就必须制定出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外汇管理制度,吸引外资通过上海的平台进出中国市场。这是上海金融监管制度特色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上海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业务必将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重要业务;上海将成为人民币新产品的研发中心和清算交易中心,而香港则可以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纽约和伦敦等成为人民币在北美和欧洲的交易中心。为此,上海应不断加强与香港、纽约和伦敦这三大金融中心在人民币业务方面的监管合作。
在上海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国际化的进程中,为显示自身的独特优势,上海还应进行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并没有现成的经验,而且在非政策中心地和非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注册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上海应着力发掘自身的市场和制度优势,形成投融资特色,吸引国内外资本的流入。不少处于第二或第三梯队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是或者借助于区域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或者借助于自身市场的特殊性等优势而发展成为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金融中心。比如,卢森堡在上市债券数量、市场筹资规模等方面就超过纽约和伦敦,居全球第一;马德里则在债券市场交易量上位居全球第一,首尔则在指数类衍生品交易量方面居世界前列。这些情况说明,如果上海需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除了要学习和借鉴伦敦、纽约等第一梯队金融中心的监管制度外,还有必要向其他特色金融中心取经。特别是在信息和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不少金融机构都可以借助先进的技术而不用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交易中心,这更加大了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性。但是,如果上海牢牢掌握住了自身的特色金融市场和监管制度,比如发展具有区域优势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金融产品和市场,发展特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和碳金融等“人无我有、人有我专”的特色金融产品,并在2020年前在某几个领域形成一定国际范围内的比较优势,那么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仅可以得到确立,而且还将得以巩固。在这方面,临国韩国首尔做得比较有特色。为避免追求金融中心建设的“大而全”,缺乏自身特色,韩国一开始就将首尔的金融中心地位定位为东北亚的资产管理中心,并以此为目标大力发展有利于吸引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监管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特色金融业务,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国的香港特区也正将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放到资产管理业务上来,要形成全球一流的基金超市。事实证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都经历了从最初的货币信用控制到金融市场监管,再到金融机构监管,最后到目前金融产品监管的发展阶段。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不例外,其金融监管制度的特色性改革也应遵循这种趋势,将重点放在对特色金融产品的规范上。这也是次贷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的方向。
四、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性改革
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手段是否完成了金融监管的目标,或者说实现金融监管目标的成本与收益比较。美国的次贷危机所产生的巨大外部性说明即便是金融发达国家,其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实践也有待改进和加强,而作为一国,甚至是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晴雨表的国际金融中心,则应该能够对潜在的金融监管失效情况发出预警信号。
我国各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目标大多为投资者利益保护、金融机构运行稳定和金融市场秩序维护等内容。金融监管目标之间会发生冲突并造成金融监管措施之间的顾此失彼,而当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一个新的监管目标之时,就更容易与其他金融监管目标之间产生摩擦。其次,由于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会比封闭的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危机和风险的影响。再次,从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演变历史来看,随着一国金融和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监管制度也需要相机而变,不同时期的金融市场变化不同,监管重点因而也会各异。次贷危机的教训是在各类微观金融监管制度中应加入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以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性。最后,金融监管制度本身是否达到了效率性、竞争性以及特色性等的改革目标,是否具有安全隐患等,也需要有一个定期的回顾和分析。基于以上理由,对金融监管制度进行经常性的有效性评价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为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需要对有关的金融监管制度和金融环境进行有效性评估和改革。前期可以参照美国模式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评估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效果,并及时从被监管的金融行业中获取业界对监管制度的真实评价。对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有效性评估不仅有利于及时发现制度漏洞,还可以弥补我国一直缺乏对监管制度进行得失评估的制度缺陷。后期通过对金融监管制度的评估,上海应尽快地建立对危机或市场失效情况等的预警系统,在金融危机中及时调整各类金融政策和监管措施,为金融中心的长盛不衰打下扎实的制度基础。
五、结语
早在2006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十一五”规划》中,上海市政府就明确了在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必须要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和体系。当世人都在关注聚集在上海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以及金融市场交易量等硬指标之时,完善上海的金融监管制度等软指标也应与时俱进。为实现在2020年左右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上海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充分考虑和评估监管制度的效率性、竞争性、特色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制度的效率性改革方面,上海应积极探索综合监管模式和原则性监管方式;在制度的竞争性改革方面,上海应融合国际金融监管趋势,逐步放松不必要的金融管制,同时加强上海在信息流通和披露方面的要求,积极参与中央的金融监管决策;在制度的特色性改革方面,上海应完善人民币国际业务和有关外汇业务的规范,并以此为契机,率先制定出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规则;在制度的有效性改革方面,上海应不时分析监管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对比,分析监管制度与金融风险、金融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完善风险预警机制,评估有关监管制度改革的成效并及时向相关政策制定机构提出合理化建议。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权力都集中在北京的现实情况下,在上海进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看似不可能,但是上海必须要抓住建设金融中心这个契机,尽量利用本土和市场优势,改善自身金融环境,在监管制度改革方面做个“先吃螃蟹”的城市,既有利于自身发展,也可以为今后中国金融体制的大变革积累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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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监管与会计政策之间互相影响 会计准则属于会计政策的一部分,两者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进一步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机构为了应付会计政策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必须变更相应的监管政策,才能够使得监管措施能有效实施,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一旦改变会计政策,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而对会计政策的制定加以干预。
(二)金融监管体系中包括了会计标准 会计标准是编制财务报表的微观标准,是用来指导会计信息处理的重要原则,从而构成了会计政策的重要部分。企业在对会计信息进行处理时,需要使用会计标准,同时在进行金融监管时,相关部门也要参考会计标准。金融监管机构在进行企业监管时,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同于会计政策的目标,金融监管部门并不能够从财务报表中获得企业的相关监管指标,金融监管部门要想获取全面有效的监管数据,不得不在一些会计标准下,有效的处理企业的财务数据。而金融监管部门参考的会计标准会对监管指标产生重要影响,从而金融监管体系中包含了会计标准。
(三)会计政策依赖于有效的金融监管 根据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体系情况分析,可靠并且透明的会计信息是金融监管活动有效监管的前提。在对会计目标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知道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都是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而外部使用者正好包含了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要想对企业的财务现状加以了解,需要参考企业的财务报表,使得监管办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借助于有效的会计政策,才能够产生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进而保证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完善并且合理的会计政策决定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二、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分离
(一)会计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分离的必要性 不同公司的财务报表具体的针对对象不同,相应的会计目标也会产生很多的差异。不管是对内部使用者还是外部使用者来说,需要把握唯一的会计目标本质要求,提供符合标准的财务报告格式,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得以反应,体现出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以及财务状况,从而将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反应出来。金融活动中所面临的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客体,因此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降低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首先需要保证的就是审慎性,金融监管的前提是需要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首先需要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果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同于会计目标,则金融监管政策必须与会计政策相分离。因为两者面临着不同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双方的目标并不能融合,因此金融监管政策跟会计政策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要是两者不能够分开,其中一主体采用对方的合法内容,这样会对自身的目标实现产生严重的影响,更严重的可能会对两者的目标完成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只有将金融监管政策跟会计政策相分开,才可能使双方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分离的经济后果 (1)分离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一是分离可以保证会计政策的选择独立性以及制定会计准则。如果能脱离出金融监管政策的管制,则财务政策的独立性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证和提高。分离之后,金融公司需要参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独立的编写出财务报表,将金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公开全面的反应出来,从而可以让投资者借助于财务报表对公司的目前经营状况如实的了解,最终将会计目标表现为客观性与公允性。依据监管的要求和目标,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拟定并及时更正相应的监管条例,时刻提醒金融公司上报独立的监管报表,从而让审慎性监管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反应。两种政策分开执行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不打扰对方的目标实现情况,从而能够极大的让监管机构放弃对会计政策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干涉。
二是分离可以加大会计的透明性。监管政策一旦与会计政策分开,商业银行需要在新的会计准则的要求下,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方法对贷款的减值进行确定,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确定的资产减值损失就是贷款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能够回收的金额。这种方法可以使商业银行按照任何一项贷款业务的潜在风险,对相应资产的真实情况加以明确,可以将长期的按贷款余额对准备金进行计提的常规打破,更重要的是银行的财务报表可以将公司的准备金计提情况以及内部的资产质量高低如实的进行反映。这样必然会加大财务信息的透明性,使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的真实情况加以了解,加大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最终使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银行提供的真实财务报表对其开展有效的监管。
(三)分离后改变会计政策进而影响监管资本 (1)分离会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般来说,如果加大会计资本,则肯定会加大监管资本,但是并不能保证所有新增的资本都是合乎规定的。借助自身的经营,银行可以实现相应的利益并使其增加的监管资本得到认可,如果资本的增加是由公允价值的变动引发的,则不一定能得到认可。公允价值变动不能够对银行吸收损失,抵抗风险提供帮助,只能引起未实现盈利的变化。更严重的是,公允价值变动会使银行风险加大,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在对各个风险加权资产进行计算时,需要将其从账面价值重扣掉。所颁布的新的会计准则会让商业银行能够独立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从而严重影响资本充足率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2)分离会影响偿付能力监管。运用公允价值时,会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偿付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认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即为偿付能力中的真实资本,在对资产的风险性和流动性加以考虑的基础上,监管部门需要设定认可资产的比例跟范围。认可资产的流动性会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产生变化,同样认可资产的风险以及数量也会随着公允价值的变化而变动。
(3)分离会影响净资本监管。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时,会对计算证券监管体系中的净资产产生重要影响。在证券公司的净资本前提下,对所有资产的风险性加以改变,最终得到了证券体系中的监管净资本。运用完公允价值的计量情况后,公允价值一旦发生变化,一定会使得证券公司的所有的资产数量变化,甚至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将所有资产的风险性进行增大。
三、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协调应用
(一)协同理论的具体规定 (1)自组织内容。自组织区别于其他的组织。自组织具有自生性和内在性,根据某个特定的规则,其各个子系统可以形成相应的功能或者是结构,并不需要外部的指令。然而他组织的组织能力以及组织指令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外部的系统。这样,自组织的内容就可以解释一些内容,说明通过大量的子系统相互协作,在一些外部物质流、信息流以及能量流输入的前提下,可以形成全新的功能有序机构或者是相应的空间。
(2)伺服内容。伺服也就是子系统的行为由序参量影响,慢变量影响快变量。系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与稳定因素互相制约,从而生动刻画出系统的自组织情况。这内容的根本在于对边缘线上的系统如何进行简化加以规定,缓慢增长的组态会影响快速减退的组态。这样在靠近临界点或者是不稳定点时,很少的某些序参量也就是集体变量确定了系统的实现结构或者是动力学原理。序参量需要对全局情况加以掌控,对整个系统的瞬息万变产生影响,最终对系统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3)协同效果。在双方互相协同的情况下,开放性的复杂系统会让所有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得到整体或者是集体的效果。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自然系统,都具有协同效应。系统要想形成有序的结构需要借助于协同效应。这种效应可以在某种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稳定的结构,让系统在没有次序的情况下变得有秩序,让系统在某一临界点上发生协同作用,从而可以再一定程度上解释出自组织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二)协同效应给监管政策和会计政策协调发展的启示 由协同效应的相关内容可知,系统内部的所有组分或者是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决定了系统是否具有协同效应。要是在整体系统内部的环境、组织、人等所有的子系统成分可以根据共同的目标加以努力合作,进行相互的配合协调,则合力的效果一定会大于两者单独起作用的效果。在竞争激烈、难以预料、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下,现代管理给企业的生产方式产生重大的挑战,需要企业大力提高其服务跟生产能力。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企业需要借助所有的力量,对内部各个子系统的关系进行协调,弥补自身的缺陷,提升其竞争能力。
协同理论中的自组织理论将系统如何从无序变为有序进行了解释,在现代化管理下,系统内部要想将自身的无序不稳定情况变为有序的稳定情况,需要通过自组织这一途径,完成自身的发展已经自我实现。而自组织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形成的,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前提。第一,必须拥有非线性相干性的管理系统,减少内部消耗,各个子系统相互帮助,对自身的功能效果充分的发挥出来;第二,必须拥有开放性的管理系统,确保系统具备发展和生存的潜力,能够跟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以及物质的交流;总的来说,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现代企业要想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对金融监管政策和会计政策进行协调发展。
四、金融监管与会计政策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改变会计政策的发展 (1)加大研究银行贷款的公允价值计量。银行业是我国金融行业的主要部分,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企业才能够实现融资的需求,为了能够让审慎和公允得到很好的平衡,金融监管机构以及会计政策制定当局需要高度关注拨备政策以及银行怎样对贷款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指导下,需要采用公允价值对交易性贷款进行计量,让银行的贷款资产拥有相应的公允价值选择权力,并在银行日常的表外披露中,大力披露公允价值的计量贷款。虽然我国在实现银行的公允价值计量上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并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但是还是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大力提高国内计量银行贷款的能力,实现计量公允价值的目标。
(2)加大会计准则的审慎性和前瞻性。确保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和真实性是会计政策的目标,在新的会计准则规定下,编制财务报表时金融机构需要将会计目标充分体现出来,同时在制定会计政策时,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加大会计准则的审慎性和前瞻性。在资产的计量以及损失的确认上,金融机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而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让金融结构进行财务报表作假。举例来说,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的规定下进行银行贷款的减值准备,银行决定了未来的现金流量金额,从而在利益的驱使下想要多多提取贷款减值,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银行可能不提或者是很少提取贷款减值。从而,制定会计政策的相关机构需要加大会计准则的审慎性和前瞻性。
(3)与金融界加强协调以及合作。在金融公司财务报表的前提下,会计政策跟金融监管政策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企业在当今社会需要具备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会计政策跟监管政策需要具备密切的联系。在两者的发展情况来看,需要将会计政策制定者跟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密切的协调合作。会计界跟监管机构必须进行密切的合作和沟通,不然的话,无论是会计政策制定者还是金融监管当局,只要一方发生某一举动,一定会严重的影响整个的社会经济。会计政策一旦与金融监管政策分离,肯定会让会计政策的运用以及会计准则的制定的独立性大大的提高,让会计目标在会计政策中得到更好的体现。然而,独立性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会计准则体系能够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指导,覆盖到社会经济的所有方面。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一定会使得社会经济中的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得到权衡,实质也就是保证中立性。之所以要保证会计政策的独立性,是需要在最大限度下,保持中立的立场,大力协商和沟通某些会计问题的矛盾,促使监管者跟实业界能够很好的沟通交流,实现双赢的效果。例如如果活期存款的会计处理产生分歧,套期会计处理产生分歧,负债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分歧,搜采用的公允价值计量的性质产生分歧,在制定会计准则时,需要加大与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希望能得到统一合理的意见,消除双方的分歧。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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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金融业竞争尤为激烈，混业经营已经是国际大趋势，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尚未完善的金融监管领域问题频发，金融监管模式的不确定性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本文提出当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和具体做法，为我国金融监管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
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
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
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作者：张天赐 张良彬 何鹏辉 赵飞 王长庆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2］高田甜，陈晨.金融监管体制：国际比较、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J］.上海金融，2013.10.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迅速，金融衍生交易已成为金融市场上最具活力和力的金融产品。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高杠杆性、虚拟性、高风险性等特点，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改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乏力的状况。虽然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尚处在发展初期，但市场监管却不可小觑，笔者认为，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当选择统一监管模式。
一、统一监管模式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金融衍生品是对未来某个时期特定资产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的金融协议，按照其自身的交易和特点划分，其分为远期合约、期货、期权和互换四种形式。其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降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基础资产的各种风险，在性质上属于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品贡献巨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于被美誉为"改变了金融的面目"[01]，促成了金融交易活动的日益虚拟化。然而，由于金融衍生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系运用多种技术的"金融合成物"，因此，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具备跨市场、跨行业的综合特征，那些将"混合物"分拆成"基本元素"分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法必然会损耗金融监管效率。对"基本元素"实施监管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合成物"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机械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发生了合成作用的"化学反应"，事物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金融分业经营，还是金融混业经营，抑或是我国高层强调的金融综合经营，其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和无不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不断发展，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借助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各种资产组合，使其经营风险特征和传统银行的风险相似，从而使针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安全运行而设置的各种金融监管效力大大降低；同时银行借助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得对银行实施的审慎监管要求同样形同虚设。所以，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必须针对"金融合成物"本身的性质特征来设计。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基础成分"的分别监管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集团化趋势日渐明显。以英国为例，英国八家最大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范围都涵盖所有五种应接受监管的金融业务，而不再像20多年前，即使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只经营其中一种金融业务。这些都使得单一监管或称分业监管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出现诸多不适应症，从而使统一监管的实施显得十分必要。金融衍生品创新经验表明[02]，统一监管模式已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二、统一监管模式追求制度结构的内在统一和组织体系的相互协调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立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在单一制监管组织结构基础上，以有效实现确定的金融监管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是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组织及其业务等实施多层次共同监督和管理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该种监管模式强调通过明确统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协调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自律组织、金融机构等各层次的监督管理行为和业务活动，同时通过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实现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目标。
实际上，统一监管的制度结构和单一制监管结构有着相似之处，前者吸收了后者所主张的单一监管机构，在监管主体组织制度上也主张设立一个监管机构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及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管理。但是，统一监管和单一监管毕竟不同，表现为单一监管制度在一个监管机构之下，仍然按不同的金融行业来分而治之；而统一监管制度则是主张以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组织和建立金融监控法律制度体系。正如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古德哈尔特（Goodhart）所指出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把不同目标合并到一个监管机构中，会产生理念和行为的冲突，从而抵消单一监管结构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配置监管职权，较好地解决了这种冲突和损耗。
从制度结构上看，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追求金融监管的全面统一，其不但强调监管组织形式上的监管机构统一，而且强调制度结构以及监管目标的统一。具体说来，其包括四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