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3: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监管的目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现状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353-01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更广和更深的参与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金融业也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但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并不能及时的和世界金融监管完全接轨，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要使监管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
（一）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监管机构组成。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在金融业务增多和相关业务相互交叉的时候，造成了监管混乱，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
（二）我国监管理念存在滞后的问题。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相对比较滞后，还停留在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的认识上，但是，与普通消费者相比，金融机构其实是处于更强势地位的，更需要保护的却应该是普通消费者。更何况，金融业本身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服务，那么金融监管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效服务于整个经济体系。金融监管的相关规定，固然需要将风险最小化，但是其前提是不应该损失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是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为消费者服务，如果其结果是损害了其“上帝”，那么再严密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另外，有些人还认为控制金融风险只是金融业内部的问题，金融监管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全部归于监管机构，而事实上，监管机构更多思考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行为准则，督促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和管理。
（三）金融监管信息透明度不够。判断一家上市公司好与坏的标准不是简单的绩优与绩差，而是透明与否，同时，资本市场的透明，也需要监管部门的透明。但目前我国的三家监督机构相对比较独立，不能有效的将信息进行分享，而且有时出现信息和实际完全不符的情况，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给参与者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四）金融监管人员业务水平不高。金融行业的快递发展也给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是开展金融监管质量、提高监管效率、落实监管政策的基本保障。但我们目前金融机构的监管人员却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一些监管人员在知识水平、工作能力、知识机构和对金融市场的快速反应并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目标的高要求和高标准。
二、针对我国金融监管行业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
1、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要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广大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金融监管机构必须通过依法、审慎监管。
2、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要实现多元化。通过以往的经验表明，外部监管手段在金融监管中只是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手段，主要的手段还是依靠金融企业的内控制度。在世界发生的金融案例中，如巴林银行的倒闭等，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前提是制定了严格的内部监管制度，而且还要认真执行。在重视内部监管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外部监管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缺陷，造成国有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乏善可陈，内部控制缺乏必要的利益约束。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监督管理仍然是有效的监管形式，要加大以现场监管检查为主的外部监管频率与强度，要加大对内部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弥补内部控制不力的缺陷。监管方式要由过去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在监管中充分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三种手段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确保金融行业的稳定。
3、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机构作为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经营失败时应该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机构的破产规定，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改变了以前银行经营亏损全部由国家买单的做法。破产法的贯彻执行将使金融机构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能够更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但现实由于缺乏市场化退出机制，现在只要成立了金融机构，就很难退出市场。它退不出市场，迫于社会稳定的压力，国家就必须救助，这必然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对金融稳定构成了隐患。不仅如此，政府在救助过程中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这样导致政府成为金融机构风险损失的最后承担者。金融机构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实质上都等于买了国家保险单，均不承担损失。
4、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要根据国际金融业的发展需求和我国现状，及时对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使金融监管法制建设能够跟上形势的需要，以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
（二）转变金融监督管理观念
金融监管部门应转变传统的合规性监管的方法与理念，充分发挥监管的导向作用，积极音带和督促中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建设，促使监管与合规产生有效的互动。要明确重点，将监管重点转向外部督促和外部评价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状况，引导银行积极的参与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而且，以往的金融监管理念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三）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搞好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既要靠现代管理体制的建立, 又要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更要靠有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要对监管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业务培训，不仅要更新培训内容，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新技术、新理论的运用，也要采取多种培训方式，加大对监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能力，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一、金融监管激励相容的理念构建
对于为了防止由于市场失灵而引起整体或者局部金融危机产生的金融监管制度而言,目前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金融市场便产生了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制度。在某些程度上,激励相容有效地减少了金融监管的脆弱性,并且为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制度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一)多年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其巨大并且普遍的破坏力直接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各个国家的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金融机构的损失。在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更快速发展,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的速度也明显增快。在这种全球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共同加快的前提下,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瞬间高涨、范围不断扩大。而对于早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而言,随着资本门户的洞开、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接轨国际市场使得中国金融业的风险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加大,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在全球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显得更加地严峻。所以,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激励相容制度显得异常重要。
(二)对于金融监管中激励相容制度的现状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效地约束监管者的行为。只有形成金融监管的激励相容的制度,在进行金融市场的监管时加强内部控制与市场的约束力量,才能够建立有效的监督以及考核体系,快速顺利地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而在目前,各个国家对于激励相容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经济机制理论研究、体制转轨时期对激励相容制度的研究、从预期收入角度进行激励相容制度理论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加强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并且加速了金融创新。
二、金融监管制度下激励相容制度的冲突
合理的金融制度的安排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金融监管制度下的激励相容制度,进而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而目前,金融监管制度下的激励相容制度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合理采用适当的方法来解决金融监管制度下激励相容制度的冲突是研究金融监管制度下激励相容制度的主题之一。
(一)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社会公众常常可以通过强制合同来使监管当局形成一致的社会福利目标与效用目标。因而,解决金融监管制度下,激励相容制度冲突的主体往往是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
(二)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以资本充足率为主的风险监管模式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是发达国家主要实行的。对于分为结构性与功能性的两种监管而言,是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当前,各国主要朝金融功能性监管发展。
三、调节金融监管中的激励冲突的措施
在当前信息不对等的条件下,常常会产生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各种冲突。因此,为了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实现控制金融机构的风险目标和方向一致的监管机制,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调节:1.完善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建设;2.体制改革和监管制度的安排;3.对于金融机构的内部内部治理和控制要进一步完善。只有有效地对金融监管制度下的激励冲突进行调整,金融市场交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稳步发展。
作者：邓智勇单位：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摘 要 研究金融监管理论并积极推进金融监管体制创新，是我国金融业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国际和国内金融形势下，通过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定义论述，制定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评价框架，希望能够对有关方面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关键词 金融监管 体制创新 评价框架 效用假说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一种补救市场失灵，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和有效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之间是一个相互博弈的作用过程。由于监管体制的时滞，监管方几乎总是处于被动反应状态。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行为简单地看是盈利动机驱使，从深层次看却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相对落后，阻碍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没有永远成功、有效的或者永恒不变的监管体制，所以才要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
二、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
从熊波特的创新理论出发，结合金融监管体制的定义来理解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金融监管体制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被监管者的信息、适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监管体制理论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组织模式的出现。
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都是为了替代当时己经成为金融发展阻碍的金融监管体制。率先进行体制创新的国家都是为了化解本国金融业发展的阻碍，所以每一次的体制创新都是对原有体制的扬弃，这就是体制创新的表现，新的体制成为随后一个时期金融稳定发展的保障，这就是制度创新的意义所在。所谓金融监管体制的根本层面，就是金融监管主体构成。这也就决定了金融监管主体结构的变化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重要表现。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动态博弈，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体制的变革，我们要从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含义、背景和原因与目的进行分析 。
三、制定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评价框架――金融监管的效用假说
各国之所以变革其金融监管体制，其原因必定是新的体制要好于旧的体制，但是，体制变革的好处往往取决于各国具体的条件。这里，尝试根据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效用理论，解释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对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效果给出一个全面综合的解释。
各国对金融活动的监管所要实现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证系统性稳定(S)和保护消费(投资)者的利益(C) 。S与C就类似于我们在进行效用分析时的两种商品，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系统性稳定和消费(投资)者保护，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两目标的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即ps/pc=，则有金融监管的效用函数U=U(S， C) 。这里的监管效用，并不是指单个的监管机构的效用，而是指全社会的总体监管行为所取得的效用，这往往就不只包括监管机构，也可能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也即对金融市场的人为干预所要达到的总效用。
一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取决于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金融监管的体制安排模式等诸多因素。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动，必然会对金融监管的效用产生影响。一般说来，可以将体制变革的效用分为：体制变革后的收入效应、体制变革后由于两目标价格变化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首先是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即指通过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使得一国金融监管能力发生了变化，也即金融监管预算线的变动。例如，将原来分散的金融监管部门整合为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带来规模经济，也即降低了监管的体制成本，从而提高了金融监管能力。
其次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金融监管体制发生变化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由于监管能力的提高而获得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用，但是，正如前而所讨论的那样，体制变革后由于新体制对不同金融监管目标评价可能发生某些转变，这样它要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监管目标所要支付的成本也会发生改变。我们假设整个社会对于金融监管各目标的偏好不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改变视为两目标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已经指出，新成立的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机构，往往更加重视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目标，其采用的监管技术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改进有利于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监管技术。也就是说，两目标相对价格随着监管目标和技术的转变而变化了，即C的价格相对下降，S的价格相对上升。同样，为了取得等同的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并成立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往往需要与中央银行和则政部等部门进行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其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这也可以视作系统性稳定(S)价格的上升。
由此可见，两目标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金融监管的效用下降。与一般的效用分析一样，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对金融监管效用的影响也可以分解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
通过对由监管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与体制变革后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和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判断金融监管体制变革是否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用 。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监管效用假说，只是试图给有关监管体制改革效果的讨论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个假说本身是以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其隐含的假设条件十分简单，如它假定金融监管的两个目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计量的，金融监管的成本与收益也是可以计量的，两目标的关系也符合正常商品的性质，而金融监管预算线也符合消费者预算线的性质，
参考文献：
[1]陈柳钦.论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及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金融研究.2004 (1):22-24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
中图分类号:F045.6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金融业在经营范围上并没有受到政府行为的干预,整个金融业还不存在人为的分与合的划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先后从其它行业中分离出来,之后随着经济、技术和制度等知识的积累,美国自然选择了在竞争上相对更有优势的混业经营。直到1999年美国开始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格局的终结,自此美国打破了分业经营的格局,迅速转向混业经营。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其最大的特点是“双线多头”,“双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即联邦政府监管机构监管在联邦政府注册的国民银行,州政府监管机构监管在州政府注册的州银行。“多”指有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在银行监管方面,货币监理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3个联邦级的管理机构并存,各州还设有州银行管理机构;证券监管方面,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为全国最高一级的证券投资和交易活动管理机构,下设9个地区证券交易委员会协助工作;保险监管方面,由州保险监管署(SIC)根据各州保险法对保险公司、店、中介公司实行限制监督,并成立了全美保险厅长官联席会议。
这种监管模式的特点是的监管重点较为明确,容易实施监管和落实责任,还避免了对金融机构不必要的重复监管劳动。但是,这种模式在金融业总量相对较小时才能发挥最大功效,而且,对于各金融机构不同业务的监管,监管者存在着专业性不强的缺陷,对美国来说,美联储的实际权力难以确保其履行所负有的金融监管职责。一是美联储难以行使综合监管职能。虽然作为综合的监管机构,必要时可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但如果其他专业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不适当,可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二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力有限。美联储主要对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而对于证券控股公司和储蓄控股公司则没有监管权力。三是美联储对新的金融产品及机构缺乏管理权限。
二、金融危机后的美国金融监管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12月11日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这是美国金融监管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发展。
其实美国此次改革所涉及的金融监管模式已被荷兰,澳大利亚所实践,实际上是一种目标导向的金融监管。它是从金融监管的基本层面提出机构设置的依据,一般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由保护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出发,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乃至金融市场崩溃;二是由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的,针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以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欺诈行为。
蓝图建议将金融监管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市场稳定监管者、审慎金融监管者、商业行为监管者。由美联储履行市场稳定监管者职责,监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和其它金融机构,在事关市场稳定的问题上将有权收集、披露相关信息,与其它监管机构共同制定规章,采取措施,以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设立审慎金融监管局,其监管重点侧重于有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运作,监控其资金充足性和投资限制、活动限制等事宜,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查。审慎金融监管局将担负起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储蓄机构监理局(OTS)的现有职责,将针对联邦储贷机构和保险机构建立新的特许体系,以使得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能够在合规的前提下展开竞争。此外,为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设立商业行为监管局,监管所有类别机构的商业行为。
这种基于金融监管目标来设计监管模式的方法可以更加清晰集中地执行特定的监管目标,正如美国在蓝图中规划的一样,这种模式着眼于不同的监管目标,一是解决市场稳定,二是解决缺乏市场几率的审慎监管问题,三是以广大消费者为保护对象,解决商业行为监管问题。三个层次紧密联系,形成有机整体,改变过去分业监管的模式,避免了因分业监管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样设立的监管机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事实上有很大不同之处,必然无法有效地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来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所以其实现设定的监管目标的能力就会降低,但总体来说,这种监管机制对现在的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三、美国金融监管之于我国的借鉴
金融监管作为对金融业风险的外部监督与管理，随着金融全球化、网络化及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以及金融风险的暴露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与方法在金融全球化、网络化、自由化浪潮下，面临巨大的挑战，亟待创造性的革新。
一、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将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金融监管所肩负的责任更加艰巨，维护金融稳定发展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而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多。
1. 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已经不能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推动下，混业经营将成为国际上各国金融业经营发展的基本模式。而我国目前仍然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但是包括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往往不能实现监管信息的共享，不能在监管制度上达成有效的配合，很容易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2. 各金融监管部门自成系统，缺乏配合。我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的目的是实现监管的专业化分工，提高监管效率。2000年9月初，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虽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相互业务的发展，金融机构业务日益走向综合化。这种分业监管体制容易造成某些领域的监管真空，也容易由于监管责任不明确而造成重复监管，提高了监管的成本。
3. 监管手段单一。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由五类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行使监督职能，分别是董事会、中介机构、媒体、行政监管、司法诉讼。越靠前面的机构所起的作用越直接、纠错效果越好，成本也越低；越靠后，最后补救性质也越强。因此，行政监管属于外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监管手段，而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独立性差，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机制并不完善，造成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依赖于金融当局的外部监管，监管的效率比较低。而且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到哪里监管，实质是事后监管，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在金融监管模式中有四种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英国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可以称为“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都对银行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联邦制国家因地方权力较大往往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德国、英国模式基本可以划为“单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其优点是，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但需要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和配合。从德国、英国的实践来看，人们习惯和赞成各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和平衡，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配合是默契的，富有成效的。然而，在一个不善于合作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这种体制难以有效运行。而且，这种体制也面临同双线多头管理体制类似的问题，如机构重叠、重复监管等。虽然德国和英国同划为“单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但是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相比，更加强调其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和保险监管局之间既要相互协作而且还要保持各自的独立。而日本的金融监管事务完全由金融厅负责，因此日本模式可以划为“集中单一金融监管模式”，其优点：金融管理集中，金融法规统一，金融机构不容易钻监管的空子；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克服其他模式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弊端，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但是，这种体制易于使金融管理部门养成官僚化作风，滋生腐败现象。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建议
（一）我国的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
通过国外模式的分析比较，我认为德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能范围较为明确，有利于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同时各部门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其次，由于三个监管部门统一在一个监管当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能够同时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和重叠，同时也有利于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再次，我国金融混业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集团混业、个人分业”的特点，而德国模式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与这种金融机构设置相对应，因此其监管效果会更好。最后，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的建立是将我国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进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设立或撤销机构，既能减少现行体制下机构和功能重复设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又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具体对我国来说，首先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一个分部，专门负责处理全国金融监管事务，并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抽调人员和资源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人民银行管辖。其主要职能是：三个监管委员会收集的各种信息和数据汇集到协调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整理和分析，建立相应的金融信息数据库，结果由三个监管委员会共享，并且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数据库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换；协调委员会没有监管权力，仅负责三个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并由协调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成立协调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协调。
（二）建立适合我国混业监管模式的途径
1. 对现行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进行修改，确立混业经营的合法地位，为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预留空间，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针对现行的混业经营的机构和方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监管机构有法可依。
2. 转变监管理念，加快监管创新。一是要调整监管目标，二是将监管重心转移到新业务、新品种的监管上来；三是监管手段要创新，改变目前金融监管“救火队”的现状，实现专业化的监管；四是加强金融立法的创新，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3. 注重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监管的专业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相当复杂，是最体现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领域。金融监管专业化是必然选择，其运作离不开强大的专家体系。因此，选拔专业监管者必须极度看重专业能力。在机构、人员设置上摒弃“官本位”。
4. 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才能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5. 监管部门实现非现场检查与现场检查的有机结合。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预防、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必须建立统一、科学、规范化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必须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其网络监测作用；必须尽快实现由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转化，必须健全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的协调一致，真正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监测的基本依据，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
6. 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为了有效监管本国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金融业务，进一步加强跨国金融监管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和越来越重要。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与相关国家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在全面了解、认真学习、研究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国际认可水平，实现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惯例接轨，达到在国际范围内有效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文云，论中国金融全球化区域化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国际金融研究》.
[2]刘国玲、黄国钰，从国际金融监管模式谈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北方经贸》.
关键词：CEPA；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法律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认为CEPA金融领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审慎性的一面，但随着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经验可以成为CEPA金融融合进程的借鉴；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区域金融融合的独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继续推进，促成了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时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构筑了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国两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等。规定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与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需求的制度基础。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相互”开放的双边框架。尽管学者对CEPA的性质意见并不统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特征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体文件中，如同GATS一样，CEPA亦先就金融服务领域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概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义务，而将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开放承诺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确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签订，并同样以附件3的形式对金融服务承诺予以修订。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签订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贸易组织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对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法律、成员方国内审慎监管法律等的协调，沿用GATS模式的CEPA进程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潜在需求。
其三，两地金融主管当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对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关系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成为两地金融融合的具体指导，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实践可能。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英伦银行研讨会”上，在阐释“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两种货币、两个货币制度以及两个全融当局之间的关系。”①并进一步提出处理两地金融关系的“七项原则”。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九周年‘认识一国，体现两制’研讨会”进一步就“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金融自进行了阐释。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内地银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加强双方监管合作、信息交流进行初步规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议，其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作用仅在于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领域，如市场准入监管法律方面，对于准入之后的持续性监管法律制度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务领域同样更多的关注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局限性使得持续性监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签署备忘录的层次上，未能与CEPA实施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的目标相适应。
2．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处理多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基于推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多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考虑，两项原则及其例外规定是适当的。但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一致”，最惠国待遇强调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协调消除合作国家间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对于区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异的金融监管法律仍然会阻碍合作目标的实现。如欧盟金融融合实践中，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颁布前，采用的即是国民待遇的作法，该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实现银行业“设立提供服务的自由”。因为“即使每个成员国能非歧视地适用法律，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并没有消除，从而共同体内市场的分离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员国就有多少市场，而这与建立欧共体内共同金融市场的目标是相违背的”。③
3．处理多边关系的GATS模式是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固然可成为处理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参照。但多边关系中的讨价还价，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与难与调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约束承诺的作出并未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而仅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讨价还价”。④因此多边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实的区域金融融合及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于香港与内地而言，一国两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邻及其天然的亲缘关系等等。
显然，CEPA下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模式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日益成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时，CEPA进一步促进金融融合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区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欧盟，其借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推进金融融合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欧盟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欧盟在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通过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一内部市场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银行监管法律协调为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令，对资本充足、并表监管、大额暴露等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协调。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欧盟金融融合建设进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内部单一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另一方面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又促进了单一市场的建设。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植根于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设计了良好的协调保障机制。
(一)欧盟基础条约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石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由欧盟基础条约予以保证。首先，《欧共体条约》①对四大自由的规定，尤其是对设立与提供服务自由的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来单一内部市场目标的约束下，对有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进行协调，是协调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欧共体条约》第二编第三章对法律近似化专章予以规定，特别是第94条依据共同市场的要求明确“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指令，以使各成员国的对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各项规定趋于接近”，从而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良好的依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亦明确规定，为了达到本条约所确立的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在共同市场运行所需限度内，使成员法律近似化”。将法律近似化作为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活动之一。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以目标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并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机制保证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在于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精巧设计。欧盟金融(银行)监管法律协调最初采用“全面协调”的原则，追求的是“通过对各成员国银行业法规的‘完全的统一’来实现共同体银行业一体化”。这一协调原则集中体现在欧盟银行业法律协调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国银行业法律的差异，追求“完全的统一”式的全面协调，并未能很好地推进欧盟金融融合的建设。1985年《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在描绘欧洲单一市场蓝图，列举建立单一市场所必需的指令时，摒弃了“完全统一”的一体化主张，确认了在关键领域，如金融监管等方面，运用“相互承认”、“最低限度协调”二项原则来促进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在银行业法律协调中确认以上两项原则，并成为了欧盟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以尊重成员国法律为前提，每个东道国把其他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视同于本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东道国通过适用本国法的不同规定而限制成员国、信贷机构的准入，扩大了银行业的开放。单一银行执照和母国监管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具体体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对银行业的“重要规则(essentiall rules)”进行协调。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以单一执照、母国控制原则为具体体现，辅之以欧盟立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附从原则(subsidarity)与适当原则(proportionality)，构筑了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完整体系。自《第二银行指令》以来，欧盟依托精巧的协调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对成员国国内法的协调需求，从而加速了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
(三)欧盟的区域立法工具体系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工具保证
欧盟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基本渊源和派生渊源。基本渊源由欧盟的基础条约及后续条约组成，如《罗马条约》等。派生渊源由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构成。条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使用，无需经各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转换程序或批准方式使其成为其国内法。指令对特定成员国有约束力，要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转换成为本国国内法。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上，尤其是欧共体立法程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对其指明的对象有约束力，既可以对成员国作出，也可以对公民或个人作出。欧盟基础条约提供协调的总体框架与目标指引，作为基本法律渊源，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前述)，欧盟的派生渊源，则以其完善的、多样化的工具体系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主导作用。与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结合，指令最终成了实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的首选。根据《欧共同体条约》第249条第3款规定：指令对与其所指称的成员国，就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约束力，但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达到指令目标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种体现“软法”“软法（soft law）是用来指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与“硬法（hard law）”相对的一个概念。本处用来表示欧盟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中协调效力架构及注重灵活性的考虑。方式的协调，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与成员国间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及利益所在。以银行业为例，欧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设立和经营业务、资本充足与清偿比率、并表监管等多方面，通过该指令确立了银行监管法律协调。
(四)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组织保障
莱姆法路西框架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新系统，是以亚历山大・莱姆法路西为首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哲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导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协调立法框架推广至银行、保险业监管立法协调的成果，是对原有协调机构的整合、改造与突破。莱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个层次的协调机构，第一层次包括欧洲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洲委员会(EC)，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欧洲证券委员会、欧洲金融集团委员会，委员会由成员国财政部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确定、建议和决定有关对第一层次指令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三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各监管当局、欧盟相关机构等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保证统一实施第一、二层次立法。第四层次即执行层次，为各成员国包括成员国监管者具体实施欧盟指令、条例，欧洲委员会也担当监督、促进实施的责任。
莱姆法路西框架四个层次的架构，奠定了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的莱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层决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层进行框架性立法，协调立法原则，第二层次关注技术性问题，制定第一层次协调立法的实施细则，第三层主要是“在准备实施欧盟指令的技术性措施，及准备促进欧盟监管合作和监管趋同的措施中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第四层次由欧洲委员会协同成员国、成员国监管当局等实施欧盟立法。四层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颁布指令的方式进行协调立法。
(五)欧洲法院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司法保障
欧洲法院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重要作用，在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作初步规定后，欧洲法院不仅在实施中起到了统一解释、促进实施的作用，而且通过法院的判例，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原则。如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阐述了欧盟法直接效力的含义，而相互承认原则即源自于欧洲法院1979年对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决。①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阐释与发展是由其自成体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欧共体条约》第230条规定的合法性之诉，第232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以及第234条规定的预先裁决程序等等。由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的基本精神，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解决欧盟法与欧盟成员国法两种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则，以及部分调和了欧盟成员国法之间的冲突，从而扫除了共同体法直接适用于成员的障碍，为法律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既是作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体化的客体之一，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特征了是明显的。欧盟以基础条约规定的建立欧盟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目标为指引，以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约束，借助良好设计的协调原则，以超国家性的欧盟次级立法为主要协调工具，辅之以协调机构、程序的优化及其司法保障体系的构建构筑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推进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成功作用。欧盟的成功经验值得CEPA进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一体化)的借鉴。
五、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一)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
其一，欧盟成功经验的保证在于欧盟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规定的效力上。欧盟基础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成员国创设了国际条约上的义务。这是欧盟成功协调的源泉所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应该选择怎样的“基础条约”，显然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一。
其二，《基本法》为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是否是对此基本制度的侵蚀。即如何处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关系，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二。
以上两点难点，其实质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深化的基础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构筑的基本框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层面规定了两主体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主体地位及政治、经济、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尽管CEPA国际法层面的意义仍有异议，但内地与香港同为W'TO成员，其遵循WTO原则规定是符合逻辑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双重保证。源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一体化)需求强烈，建立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的共同市场，是一个国家内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其完善
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选择的约束。因此，以《基本法》构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为依据，考虑如何以CEPA阐释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独特性，以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促进共同市场建设，应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基础条约”之所在。显然，从CEPA的原则规定可以看出CEPA考虑到了这种独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进程中存在局限性。考虑内地与香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应着重考虑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的改进加强：
其一，考虑CEPA目标的扩展，将金融融合或建设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列为其目标之一。诚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标仅限于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虑到同为一国家、地域、文化等毗邻及天然亲缘下，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广泛的适当的目标不仅是指导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依据，而且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建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CEPA的目标，以便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①金融融合的一种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结合GATS模式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筑适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逐步推进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一国两制”是实施最低限度协调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天然基石，是一个之下构筑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的需要。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的最低协调可以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的监管规则为考虑的基础之一，适当考虑内地与香港的特殊性。在诸如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等金融监管法律中首先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与相互承认。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较大的领域，可暂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香港金融监管法律较为完善，内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监管规则的借鉴日益加速。内地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将会促进内地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虑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比较正式的，能就两地实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事项进行裁决，享有一定司法裁决权的争端机构，确保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施。当前至少可以考虑参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的地位、职能、组成程序、所作决定的效力等等。争端解决机构应仅就涉及两地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实施的有关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在人员组成上确保公平。参照WTO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强调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处理“两制”的适当性，而非仅仅是“一国”下的行政命令解决。
一、金融监管国际化趋势研究
当前，国际金融逐渐趋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对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影响是利弊共存。从积极角度来看，金融监管趋于全球化，能够提高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确保资金的稳定流通，提高资金利用率，对国际投资及贸易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施的好能够快速推动金融产品的大力开发，促使金融产品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创新。并且合理的金融监管可以使各国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为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国际化平台，从而不断完善与健全各国金融体制，强化各个国家的金融业务交流。从消极角度来看，实施国际金融监管，加大了各国金融政策自主性的难度，从而使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风险。比如在金融监管工作中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活动中没有认清自身所处的金融经济环境及本国国情，从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且不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政策，有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时间过早，且对金融经济管制较为放松，这样会导致金融经济发展不稳定等状况，增大了泡沫经济的成分。现今国际金融监管国际化发展进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实施效果，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具有复杂性，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其在监管过程中牵涉到各个国家及地区所有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机构及区域性、全球性金融组织。由此可见，需要进行监管的部门、人员及内容较多，从而给国际金融监管人员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其次，国际金融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证劵市场等都属于国际金融监管的范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其所产生的金融监管对象也随之增多，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再者，国际金融监管在工作执行中易受利益制约，比如金融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过程中涉及到某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遭到该国家的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是无法正常开展的，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工作中要综合考虑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国际金融监管活动，在金融监管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国际金融环境，带动各个国家金融经济发展，提升各国综合实力。
二、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形式研究
在当前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快慢不同，它们的政策环境、金融制度及监管方式等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规则性协调，另一种则是相机性协调。所谓的规则性协调就是根据本国金融环境实际特征及金融监管实施状况制定明确的监管规则，比如法律条款、协定及指导性条文等等，以此来规范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金融政策，从而使各国之间在金融经济发展中建立良好互助的合作关系。利用该方式形成的合作关系目的性十分明确，且具有连续性。而相机性协调形式则是利用一些不明文规定，同时根据国际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而后由国际金融监管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与各国协商的方式针对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采用这种形式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灵活性与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合理改善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向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迈进。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频率角度上来说，国际监管合作可以分为经常性国际合作与临时性国际合作，经常性国际合作主要是针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一领域内存在的金融问题环进行经常性的、不间断的监管合作，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时常会为了解决汇率问题，协调各国汇率平衡为进行长期合作，这就属于经常性国际合作。临时性国际合作则是针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在金融经济发展中突然发生的问题，临时组织成员对其做出政策性调整及高进，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有效解决本国金融存在的问题，使金融经济稳步发展。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区域范围上来说，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可以分为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及专门化金融合作。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进行的多边合作，比如说欧盟为了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利益发起的合作就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金融监管合作，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贸易组织所发起的多边金融经济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是指各个国家涉及金融经济发展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各个国家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及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专门化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指金融监管合作主体在某一特定金融领域内的交流光合作用，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形式常用于银行及投资方面。
三、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双重作用
据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整体效果来看，可以说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既给国际金融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之所以说其带来挑战是因为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西方国家在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易向发达国家倾斜，从而导致合作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这种合作不具备权威性，那么在金融监管合作中所制定的计划与目标也不易实现。其所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通过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方式，能够有效抑制全球性通货膨胀，稳定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防范货币及债务危机的发生，有利于改善国际金融经济运作环境，大大提高了国际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五、结语通过对国际金融监管国际化趋势及合作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个国际还没有达到国际金融监管与合作的理想状态，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相关组织应根据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制定行之有效的监管策略，在金融监管合作中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合作原则，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作者：黄玮琦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迅速，金融衍生交易已成为金融市场上最具活力和力的金融产品。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高杠杆性、虚拟性、高风险性等特点，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改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乏力的状况。虽然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尚处在发展初期，但市场监管却不可小觑，笔者认为，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当选择统一监管模式。
一、统一监管模式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金融衍生品是对未来某个时期特定资产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的金融协议，按照其自身的交易和特点划分，其分为远期合约、期货、期权和互换四种形式。其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降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基础资产的各种风险，在性质上属于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品贡献巨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于被美誉为"改变了金融的面目"[01]，促成了金融交易活动的日益虚拟化。然而，由于金融衍生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系运用多种技术的"金融合成物"，因此，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具备跨市场、跨行业的综合特征，那些将"混合物"分拆成"基本元素"分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法必然会损耗金融监管效率。对"基本元素"实施监管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合成物"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机械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发生了合成作用的"化学反应"，事物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金融分业经营，还是金融混业经营，抑或是我国高层强调的金融综合经营，其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和无不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不断发展，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借助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各种资产组合，使其经营风险特征和传统银行的风险相似，从而使针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安全运行而设置的各种金融监管效力大大降低；同时银行借助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得对银行实施的审慎监管要求同样形同虚设。所以，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必须针对"金融合成物"本身的性质特征来设计。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基础成分"的分别监管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集团化趋势日渐明显。以英国为例，英国八家最大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范围都涵盖所有五种应接受监管的金融业务，而不再像20多年前，即使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只经营其中一种金融业务。这些都使得单一监管或称分业监管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出现诸多不适应症，从而使统一监管的实施显得十分必要。金融衍生品创新经验表明[02]，统一监管模式已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二、统一监管模式追求制度结构的内在统一和组织体系的相互协调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立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在单一制监管组织结构基础上，以有效实现确定的金融监管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是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组织及其业务等实施多层次共同监督和管理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该种监管模式强调通过明确统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协调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自律组织、金融机构等各层次的监督管理行为和业务活动，同时通过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实现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目标。
实际上，统一监管的制度结构和单一制监管结构有着相似之处，前者吸收了后者所主张的单一监管机构，在监管主体组织制度上也主张设立一个监管机构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及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管理。但是，统一监管和单一监管毕竟不同，表现为单一监管制度在一个监管机构之下，仍然按不同的金融行业来分而治之；而统一监管制度则是主张以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组织和建立金融监控法律制度体系。正如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古德哈尔特（Goodhart）所指出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把不同目标合并到一个监管机构中，会产生理念和行为的冲突，从而抵消单一监管结构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配置监管职权，较好地解决了这种冲突和损耗。
从制度结构上看，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追求金融监管的全面统一，其不但强调监管组织形式上的监管机构统一，而且强调制度结构以及监管目标的统一。具体说来，其包括四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监管；功能型监管
金融监管体系的严重失范是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以美国、英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以巴塞尔委员会等为主的国际金融组织及机构高度重视全球金融监管问题，先后进行了金融监管体系的调整与改进，并由此形成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潮流。
一、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主要举措
1.美国监管改革措施
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双重”是指联邦和州政府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联邦一级，联邦储备体系（FRS）主要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对控股公司的子公司也有一定的监管权。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则分别由证券交易委员（SEC）、全国保险监管者协会（NACI），货币监理署（FDIC）等机构，同时各州监管当局在法定权限内对所在州的金融机构有一定的监管权。次贷危机暴露出了“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存在诸多弊病，亟需改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被认为是美国1930年代以来幅度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标志着美国的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法意旨主要有两个：即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护。围绕这两方面，规定了以下具体措施：其一，监管重心从监管局部的风险转向系统性风险。为此而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处理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加强金融系统稳定性，改变此前超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其二，在原有的美联储框架内，再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护金融消费者免受金融欺骗与掠夺。其三，规范金融产品的交易，对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和约束，加强对场外衍生品的金融监管，填补对对冲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监管空白、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机易和风险较高的衍生品交易。其四，优化监管组织体系，严格银行资本金监管和业务监管，设立破产清算机制。另外，赋予美联储更多权力，将其打造成可以监管大、中、小型银行的超级监管者。
2.英国的监管措施
英国实行统一的监管模式，1998年在合并了原来九个金融行业监管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监管服务局，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统一监管。英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也比较大，是积极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国家之一。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2009年2月的《2009年银行法案》和2009年7月的《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之中。《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并强化了相关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权限。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英国加强欧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加强跨境监管，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3.新的巴塞尔改革方案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瑞士召开管理层会议，27个成员国形成了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其最新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注重资本安全，提高资本要求。从金融危机汲取了教训，巴塞尔协议Ⅲ将资本安全放在了首位，并采取以下措施：修订资本定义，提升普通股在银行资本中的地位；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了7%；在某些证券化处理方法中，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赋予了更高的风险权重。第二，加强系统性分析防范，保持银行稳定性。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建立逆周期超额资本，对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指标和监管方式，引入杠杆率将银行表外风险包括在银行监管范围中。第三，引入新监管指标，建立统一协调的流动性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流动性监管指标即“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流动性覆盖比率主要用来提高银行短期流动性来应对突发的流动性中断情况；净稳定融资比率主要用来鼓励银行使用稳定资本来源支持其业务，提高银行中长期的流动性。
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动向
综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金融监管方面所采取的新举措，虽然各有侧重，但从中还是可以发现其具有共性之处，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出以下新动向和趋势。
1.监管模式趋向综合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向综合金融监管模式方向进行改革，加强了美联储权力，将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统统纳入美联储监管视野，从而使其成为超级监管机构；英国则在原有的综合监管模式基础上，又设金融稳定机构，建立以金融稳定委员会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监管架构；欧盟则将原欧盟层面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委员会联合升级为欧盟监管当局，由此形成统一的欧盟金融业监管。
2.实行“无缝监管”。各种监管改革方案都扩大了监管范围，以达到全面监管金融业的目的。例如，巴塞尔协议Ⅲ通过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将银行表外业务包括在风险资产的范围内；美国、英国和欧盟等都把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列入监管范围内；英国提出新的产品监管方法，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3.突出系统性风险监管。传统的机构型监管以金融机构为监管对象并不能实现监管面的全覆盖，只有以金融业务或金融产品为监管对象的功能型监管才是与混业经营相适应的监管方式，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所以，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家都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系统性风险，显示出功能型监管导向。美国新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监督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复杂识别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显示出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系统性风险。
4.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一国的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染给其他国家。当前的金融监管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缺乏在统一框架下的国家金融协作。在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进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信息共享和全球危机预警机制。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2011年4月，G20成员达成一致，准备把七大主要国家的各项政策放在显微镜下检视，支持建立全球预警机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演变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2），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职责。第二阶段（1992年至今），开始实行分业监管模式。随着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建立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原有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越来越不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1992年开始证券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和银行业监管职能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到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保监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银监会）“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制定与监督，其他三会分别负责对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监管。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新变化，以光大集团、中信集团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兴未艾，原有监管体制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容易出现监管疏漏。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机构间的业务交叉和渗透特征明显，业务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监管体制分业监管，缺乏沟通和协调机制。尽管成立了三方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各方信息资源分享和监管行动协调，但是实际上执行困难，从而导致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出现真空地带，产生监管漏洞，并且同时出现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和分散。
2.信息支持系统薄弱。我国金融监管质量不高，监管有效性不足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数据信息不真实，情况反映不明晰，甚至相互矛盾。具体表现，一是金融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因信息反映的目的、利益的差异，致使反映结果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二是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信息反映标准不统一，宽严尺度掌握不一，致使信息反映差异较大；三是金融机构与其它部门因政策理解程度、执行力度不一，导致信息反映严重失实。这将导致决策依据不准确，政策指导出现严重偏差。
3.潜在的金融风险压力大。面对世界更为纷繁复杂的环境和形势，我们一方面要防止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的金融风险引发为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被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所传染。长期以来在我国金融业中己聚集了大量的风险，主要是系统风险长期潜伏，局部风险集中释放。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质量每况愈下，金融机构经济效益不高等。如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居高不下，资产流动性差，盗窃、诈骗银行资金等案件时有发生等。过去我们之所以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之所以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不开放和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减弱，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着我国的金融发展之门。在这种情况下，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4.国际金融监管协作欠缺。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需要众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联合监管，而目前全球金融监管呈现区域分割的状态，各国之间缺少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和信息分享，随着全球金融化的不断推进，两者之间的矛盾必将明显。
四、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建议
1.循序渐进推进功能型监管。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动向显示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实施功能型监管的必要。鉴于功能型监管对复合型监管人才、金融监管水平以及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要求较高，现阶段我国在这些方面尚未完善，只能循序渐进地推进。起初可以由人民银行作为牵头监管机构，实现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建立统一框架内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三大专业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以解决分业监管交叉环节的监管真空。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过渡，将三大专业性机构合并为统一的监管委员会，按照金融产品或金融业务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监管，最终实现功能型监管。
2.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对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建立包括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等机构在内的信息披露制度，使信息的简单化、简便化、透明化。明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形式、内容和责任，严格惩治金融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弄虚作假行为，确保信息纰漏的真实、有效、准确、及时。建立监管机构信息公开的内容、形成及信息披露的考核问责制度，强化监管机构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的共享，降低监管信息的搜寻成本。
3.扩大监管范围。金融创新工具既会带来金融市场的繁荣，同时又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很强的破坏性，尽管我国对冲基金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但最终全面开放的预期是肯定的。因此，监管机构必须保持“超前”监管的理念。我国应完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方法，将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工具纳入到国内金融监管体制中，既重视金融创新，又不放松创新产品的监管，形成有效监管前提下的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
4.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的金融体系中独善其身。因此，国内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并发挥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加强与IMF、G20等组织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建设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协同制定与实施周期性经济政策以及完善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制度体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本着“立足自身，着眼未来”的原则，根据现阶段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情，结合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形势，制定时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政策，维护和推进金融稳定，充分发挥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总之，当前的金融监管需要全面协调，必须通过调整金融监管模式、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多种手段和渠道，进一步打开我国金融监管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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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金融监管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同为转型国家的匈牙利顺利实现了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内外因交织引发变革
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是促使匈牙利金融监管体系变革的重要外部因素。最近几年，外国资本在匈牙利银行业的股权已经占到了65％左右，保险部门中外资参与程度达到90％，70％的投资基金受外资控制。外资控制金融机构的完全合法化对匈牙利金融监管形成了极大的挑战。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警示之一就是，只有运用综合的、有弹性的、有预防的手段进行金融监管，才能适应金融产品创新和机构交叉的新形势的需要，从而促进金融和经济有序地发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规则的变化。
金融集团化和金融产品的交叉成为促使金融监管体系变革的内在因素。在匈牙利，金融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金融系统的主流，各种金融产品的交叉也使对金融风险的评估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都成为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内在动力。另外，为了更加顺利地加入欧盟，匈牙利也需要根据欧盟的统一标准对国内的诸多领域包括金融监管进行变革。HFSA――匈牙利金融业惟一的监管者
2000年4月1日，匈牙利国会根据1999年CXXIV法案成立了匈牙利金融监管局(HFSA)。它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业等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进行统一监管，是一种真正的、统一的和综合的监管。
匈牙利金融监管局是一个国家公共管理机构，在政府指导下运行，受财政部长监督。金融监管局是法人实体，进行独立核算。金融监管局局长由国会根据总理提名任命，执行金融监管局的最高领导权，支配和管理全局的活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各种职责。局长参加政府会议，对与监管活动范围相关的问题有咨询权。金融监管局由董事会、各部门的分支机构组成，靠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谨慎操作和遵纪守法进行持久监管。目的在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保护金融机构的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持和加强金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提高消费者的素质和意识，引导市场公平竞争。
金融监管局的职责是，负责批准所有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参与金融行业；根据法规保留相关档案和资料，负责管理金融机构、投资公司、保险、证券、基金等信息系统；监督和评价被监管者是否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检查、分析和评价被监管者经营活动是否谨慎；适当的时候采取强制手段调查可疑的不法行为；解释与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相关的法规条例，提交修改和采纳相关法规的建议；帮助国家储蓄保险基金和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运作。金融监管局的监管原则包括建立专业的独立性、与金融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依靠公众和市场原则预防危机发生、反对违规和以及冒险行为等。(摘自2003年1月25日《中国证券报》)
【关键词】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趋势 监管改革措施
金融监管是金融类监督与管理的统称。是政府通过特定金融机构对金融交易的主体进行的某种规定与限制。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范行为。
一、国外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一）监管目标由单一安全向兼顾效率过渡
在1970年，金融监督管理的举措关注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方面。各国已经建立了安全有效的金融网，在很多方面施加严格的利率限制、市场准入规则、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导致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不再具有效力。同时，所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采取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的金融工具和金融监管的政策。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目的为了促进金融业的效率的提升和竞争力的增强；日本的金融监管改革，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设立新的金融服务机构，以确保金融体系的活力、公正和效率、安全性。
（二）监管体制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过渡
近年来，随着各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和自由化不断加深，金融制度“趋同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各国逐渐认识到金融监管体系对监管效率、监管成本和监管责任的水平分工的重大影响，金融监管体制逐渐从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的道路。目前，许多国家监管体系进行了对自己国家的有效改革，但总的趋势从一些混业监管分业监管或完全混合与行业监管模式的转变。
（三）金融监管方式的改变
金融监管方式较为单一的合规性转化为监督并举的监管方法，侧重于事后的处罚、赔偿，容易导致被监管者的抵触情绪，特别是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扩大，使得监管当局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了监管的标准化模式。
（四）国际间合作不断加强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1975年对外公布《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到1997年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及至1999年6月关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征求意见稿的，都可以显示该委员会对银行监管业务的重视。虽然这些协议在原则上在世界范围内不具备很强的，但是由于其适应全球银行监管的实际需要，已经被广泛的接受和采用，国际银行业和国家的监管当局都有所采用。
二、中国金融监管问题
（一）忽视系统性风险监管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实施的是合规性金融监管，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去追求安全性和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风险监管的内容不全面，传统的银行监管重复存贷业务，对其他金融创新的业务不重视，风险监管中偏重于信用风险而对银行经营中的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重视却不够，强调监管流动性资产与资产充足率及其他方面，重点评估银行经营的结果，而忽视银行的盈利能力，管理能力与发展前景，以结合客户及其他指标进行考核；二是银行监管当局过度关心银行风险状况，却对银行的风险管理的办法与能力监管不充分。
（二）忽视对金融服务消费者的保护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一般都是被放松管制的机构，同时，忽略了强大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最终加速了一系列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具体表现在：第一，立法方面缺乏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监管方式的具体设置；第二，在金融监管机构内部进行处理消费者权益损害的解决机制的相对缺失；第三，金融业自律组织没有对消费者保护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我国的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和保险行业协会虽然已经成立多年，但是由于制度、机制监管不健全等方面因素，这些自律性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良性发挥，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作为也很有限。
（三）缺乏金融创新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我国的监管模式还是刚性的、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相比，片面地强调加强监管，限制了金融市场创新，特别是缺乏原始创新的能力，这是很难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也导致金融产品服务高度同质化等问题。国内金融监管机构更多地采取对立和压制的形式，给一些金融机构粗陋地贴上违规经营的标签就可以了。监管者对金融创新和违规经营的区分不清晰。
（四）金融监管的法规尚不完善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监管法规不够健全，有是还含糊不清、重复，差距问题依然明显，监管当局的一系列繁琐的工作程序，严重损害其营运效率，提高金融机构实施的成本。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风险控制责任和监管部门转移到金融机构自身的监督，但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过渡时期，该系统尚未发育完全过渡到直接监察风险监管是不太现实的，但我们要逐渐淡出调控的行政色彩，改进金融监管和法律支持体系，尽快过渡到使用标准化比率是指依法监督。
我国金融业需要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实现金融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伴随全球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新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衍生产品的产业链，隐藏于金融风险新形势下预防和监督金融危机是越来越难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应该坚信监管部门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大幅提高，防范风险和处理危机的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监管经验日益丰富，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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