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48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原因；影响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具体成因如下：
（一）内因
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着生产结构性过剩问题。由于整个市场是开放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得以呈现，资本也可以自由流动，于是生产者开始扩大生产追逐利润。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盲目性、不可预见性等自身的缺陷，使整个生产处于无序状态。比如，当某一种产品有利可图时，许多生产商都集中生产同类商品，这样很有可能会造成生产供过于求使产品挤压，商家无利可图。
当资本无创新、无利润或市场饱和时，金融资本会不断侵蚀产业资本的利润，导致一小部分富裕的亚洲人开始将资本由实业型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流向如房地产、证券、股票等“泡沫型”产业，造成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虚假繁荣。而房地产和证券等投机利润高的行业，不断吸引着外资和银行贷款的资金投入。比如，房地产价格远超出居民实际承受能力，产生巨大的房地产积压，形成银行不良债权。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资金的流动具有盲目性和集中性，不能引导资源进行合理流动和配置，资金的流动只是对社会财富的超经济和虚假再分配。
亚洲与世界市场联系密切，亚洲经济的发展受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它本身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市场经济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整个市场局势也难以控制，因而投资者不能正确预测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负面外在效应”问题，我们很难把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亚洲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既保持固定汇率又扩大金融自由化，这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由于泰国所有的百姓都可以拿着泰铢自由兑换美元，且没有一定额度，导致泰国的外汇储备不够且没有美元可去换之。7月泰国政府已没有固定汇率了，在这样浮动的情况下泰铢贬值。这些对冲基金当时炒东南亚时，以美国为首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老虎基金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三大基金调动了1000亿美元攻击亚洲，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没这么多，东南亚金融风暴想把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辛苦赚来的钱变成一场金融风暴或金融战争。
在中短期债务较多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便会不可避免地使本国货币贬值。1997年索罗斯把目标盯在东南亚，利用汇率来赚钱。当时泰铢与美元的比率是1：25，一个美元可换25个泰铢。美国在90年代经济发展较快，在当时泰国房地产、股市都有泡沫境况下，其利用有量子基金及大量抵押资本带着钱首先冲向泰国。索罗斯找商业银行来借钱并给其利率，泰国很多银行都把钱借给他。而美国利率低亚洲利率高，于是，索罗斯就在国际上借泰铢抛泰铢，许多人心理惊慌便拿美元去换泰铢，最终获得许多美元。
银行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有经济问题均源于银行体系。亚洲一些国家的银行业未能及时建立较完善的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的系统性风险高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进驻也带来了各种先进的金融工具。此外，政府主导型的银行体系虽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金，但缺乏竞争效益低下；银行体系中对贷款存在严重的权力干扰，内部的腐败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分配不公， 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和呆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各种要素的配置不可能达到最优化的结果。
（二）外因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些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该区货币，以获取短期暴利。美国金融大鳄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其胃口大开，认为工业方面赚的利润已不能满足其欲望，于是对其它国家发动以暴富的金融战争。起初美国乔治.索罗斯从事美国套利交易，二战后欧洲经济萧条美国经济崛起，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很多钱让欧洲复兴，欧洲股票大涨美国人去买赚了很多钱，这样其逐渐名声大振。索罗斯70年代成立了自己的量子基金公司，其希望其公司的爆炸速度像原子爆炸速度那么快。而有钱的大客户，为在一定期限从对冲基金中获取回报，便将自己的钱交给金融炒家，这给炒家进行金融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机。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巨头，携巨额资本冲击亚洲金融业，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最终演变成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
美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成为超级大国后，为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经常保留危机感。新中国成立后其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统一战线，东南亚、韩国等都是美国经济附庸国。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各种内外因共同作用下，1991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其解体后只剩下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美国为遏制亚洲经济发展，且为本国创造经济财富，便开始采取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经济增长达到极限后，美国认为他们有金融大鳄，有能力去金融市场掠夺更多钱，于是开始纵容索罗斯的行为。在美国经济利益与经济政策的纵容下，1997年西方金融大鳄们的思维从创造财富向掠夺财富方向转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对外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商品多往美国出口，对外贸易的依存程度高。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投资、消费、出口三者的关系，经济发展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制约，一旦际市场局势发生动荡，商品的出口会受到巨大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这为金融大鳄们的金融投机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出口受阻，使中国经济发展幅度放缓。东亚国家在我国资金投入比重最多，我国的外资企业大多是加工型企业且主要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东南亚等国减少了对中国的投资，使我国商品出口下滑。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东南亚等国货币贬值，消费市场萎缩，人民购买力下降。东亚政府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减少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方面的财政预算，东亚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中国与东亚各国在商品贸易上有紧密联系。但中国对东亚的出口受到严重制约，中国生产的商品不能顺利销售阻碍了出口产业的发展，企业亏损现象大量存在，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利进程及中国经济发展。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地区货币贬值的现象十分严重，给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了压力。虽然中国政府表明人民币不贬值，但不意味着能保障其将来不贬值。中国人民币币值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趋势，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促进了外汇储备的连续增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促使我国国际收支项目顺差，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得外汇储备量不断地增加。但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国内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使商品的出口受到限制，造成我国外汇储备量增速减缓的趋势。
（二）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使曾创造奇迹的东南亚地区的金融秩序遭受重创，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也阻碍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此次危机使韩国以美元计算的全国资产减少了一半多，日本资产达到数十亿美元的银行、证券公司接连倒闭，亚洲许多大企业也相继陷入金融危机困境中。因受金融危机影响，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财政和金融方面实施了紧缩政策。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出口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缓慢。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没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其经济发展陷入衰退状态。
东南亚、韩国的货币贬值，加剧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东南亚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本身就与该国有较强的竞争力。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出口商品有价格优势。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为了增加外汇储备，于是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出口，而中国实行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此外，由于韩国的货币贬值，该国的技术型产品对中国的技术型产品形成的冲击。因此，出口商品价格的降低及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商品的出口，给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三）对世界的影响
欧洲和美国经济没有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出现疲软趋势，影响了世界贸易。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影响亚洲经济，也影响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东亚大量的廉价商品售往国际市场，很有可能会引发产品输入国的贸易保护，反倾销等行为的产生。这些将会对我国产品的出口不利。此外，在各国家间的交易过程中，美国的进口总额大于出口，经济发展出现贸易赤字，势必影响世界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及国际关系的紧张。
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影响。危机发生后各国自身发展存在着经济呆滞、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横扫东南亚的此次危机影响到港台、韩日等国家和地区，造成股市，出口等受阻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约十年。此次危机，对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市场经济局势造成的影响不断恶化，此次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此外，这次危机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冲击了1/4的世界贸易市场和1/5的世界服务业市场，加剧了全球性的产品过剩，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全世界范围内，此次危机使经济增长缓慢，失业人数上升，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大增加，这种状况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小结
亚洲金融危机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形态及外在环境所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约两年里，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现象严重；金融体系处于无序状态，银行纷纷倒闭信贷紧张，国际融资难度加大；国内外投资减少，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等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政治经济也受到此次危机的影响。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给世界贫苦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了人心惶惶以及社会动荡的局面，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定时期内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季风.当前日本金融危机风潮透视[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02）.
[2]金姬云.韩国金融危机对其经济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02）.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
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1、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账坏账严重。当时东南亚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的。东南亚国家在推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也致力于在房地产业中引进竞争机制。由于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从而吸引了大量资金，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形成地产泡沫，严重冲击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出口大幅度下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恶化。东南亚国家贸易结构相对单一，极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九十年代转向高技术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1996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东南亚各国出口急剧下降，如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猛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主要依靠出口增长带动的东南亚经济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3、外债负担沉重，构成不合理。危机前，东南亚各国大都实行盯住汇率，并相继放开资本账户的管制。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几乎一直存在着赤字，像泰国外债就已达850亿美元，原本就不平衡的国际收支状况雪上加霜，货币贬值压力加大，最终诱使国外投资者发动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攻击。
4、汇率政策僵硬，金融调控机制失措，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了以盯住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这种制度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难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自主、灵活地实施本国货币政策。如，1993年和1994年泰国出现了经济过热，但中央银行无法提高利率。而1995年和1996年美元利率开始上升，泰国经济陷入不景气，这时需要降低泰铢利率，泰国银行同样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5、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国家。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使得东南亚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当泰国金融当局抵挡不住泰铢贬值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时，国际投机势力立即冲向其他国家的货币，再加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泰国类似，所以金融动荡遍及东南亚在所难免。
6、国际游资兴风作浪是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外部因素。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日本股市复苏，美元持续走强，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纷纷撤离，从而构成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粗略统计，当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有712万亿美元，并且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势力在此次危机中兴风作浪，成为引发和加剧这次危机的导火索和罪魁祸首。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产业的发展应以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主导。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规模不会过于巨大，多数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即可建立起来，不会形成过渡依赖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格局。而且，这样的企业竞争力强，利润率高，一般不会出现还本付息的问题。随着资源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这样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以及较快速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2、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和股市的发展容易产生过热现象，很容易变成泡沫。政府应考虑经济的合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避免经济活动过渡集中于一两个城市。在减低股市的过热方面，政府应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让银行储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
3、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对于外国资金应以鼓励直接投资为主。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性较低，不容易受心理和预期因素变动的影响于短期间大进大出，而使国内经济突然大热，突然大冷。利用这种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还有利于外国先进技术向国内转移。同时，我国政府也可以允许一些条件成熟的中国企业到国外的资本市场去上市。但对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允许外国资金直接炒买炒卖流动性大的国内股票、债券和允许国内企业借用短期外债等融资方式，则要格外谨慎。
关键词：流动性救援 东亚经济体 双边货币互换 金融合作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各国陷入了流动性短缺之中，许多国家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逐步加大，因此加大了双边货币互换的力度，以相互提供流动性支援度过危机。实际上，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以来在为各国提供流动性支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能力和救援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各国也因此纷纷采取其他措施补充流动性，其中代表性的措施就是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在此背景下，同样面对金融危机影响的东亚经济体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也不断加强，并呈现出一定的演变趋势，这种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也影响着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不过，由于汇率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东亚各层级之间流动性互助的有效性亟待加强。
金融危机背景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发展
（一）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发展
双边货币互换手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具体形式是两国央行通过相互存入对方账户等值的本币以使用对方所存入的货币。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前，美联储可以通过此项措施避免黄金流失，该体系解体之后，美联储没有了任意兑换黄金的压力，但货币互换对保持美元稳定仍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流动性危机的出现，美国扩大了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互换，一方面原有的互换协议规模增大，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协议。
东亚经济体进行双边货币互换的历史较短，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清迈协议的签署为起点。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完善东盟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安排，并将其覆盖到所有国家，二是与中、日、韩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和一定的回购协议，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适当流动性资金。当前，东盟十国全部加入货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也分别与部分国家缔结了相关协议。
（二） 东亚双边货币互换发展趋势分析
东亚经济体的双边互换协议的主流形式是以本币换取美元，目前仅中日、中韩之间的协议是本币换本币。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改革出现了新的趋势，东亚经济体的货币互换向各国自主签署双边协议、本币与本币互换的形式发展。以中国为例，其主要的双边互换方式就是与周边各国签署本币与本地互换协议。近年来，与中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越来越多。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东亚经济体国家通过与中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期实现促进本国投资、维护地区稳定的目标。
东亚双边货币互换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原有的的区域合作框架下逐步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二是东亚经济体内部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与区域外的美国等国建立了相关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跨区域的货币互换机制逐步建立。三是本币换本币协议成为主要的互换协议形式，既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又利用各国货币进行了贸易结算，促进了双边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从而有利于统一的金融结算体系和货币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
综上，从当前东亚各国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建立的情况看，东亚区域内的流动性机制选择已经朝着双边机制发展，并成为区域多边机制的补充。不过，东亚自贸区建设进程缓慢，一个折中的选择就是进行自贸协议的制定。同时，以本币换本币取代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的本币换美元，凸显了次贷危机以来各国基于对金融动荡的关注和金融改革的需求。当前，通过本币换本币规避美元波动造成的巨大风险，有利于双方贸易的长远利益。这种货币互换协议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发展。
双边货币互换与东亚各层次流动性救援监督机制
（一）双边货币互换与流动性救援机制的关系
在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流动性支持的来源包括自身储备、区域流动性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多边流动性救援机制，构成了区域或一国流动性的三个层级，但其各自的特点和反应速度不同。其中，国内自身储备是最有效的层次，可以迅速应用到流动性支持中。区域内部的流动性安排紧随其后，也可以进行流动性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流动性支持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流动性支持的反应速度和效果最差。一国在进行以上几个层次的流动性配置时要结合使用、综合衡量。若后面的两个层级便利性较差，就要积极准备自身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东亚各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不断加大就是典型案例。而且一国需要流动性不能由自身满足时，区域流动性救援机制就要进行补充。因此，综上来看，双边货币互换实际上是一个流动性相互救援机制。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经济体纷纷加大了外汇储备，这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不力和区域流动性救援机制缺乏有关。具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力度不足一方面在于其预警机制不足，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救援速度和反应机制缺乏。近年来IMF改革的方向就是提升反应速度和救援效果，但改革进展缓慢，各国在遭遇流动性危机时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区域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当前，亚洲国家开始加大金融货币区域合作步伐，这主要是基于其自身充足的流动性资源而进行的。不过，虽然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经济体之间的流动性救援有所发展，但有效性仍需验证。未来，东亚国家将继续加强双边流动性救援机制的建立，以解决流动性救援并缓解外汇储备风险。
一、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国际协调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东南亚各国开始,迅速蔓延至韩国和日本,给亚洲地区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为摆脱困境,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先后选择向其他国家和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求援。但在危机形势下其他国家都忙于应付本国的经济问题,无暇他顾。只有IMF、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有限的援助。IMF分别向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提供了11亿、172亿、400亿和550亿美元的紧急援贷款。但是按照IMF的惯例,这项总额超过11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后面自然都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为了早日摆脱危机韩国政府不得不接受了IMF提出的苛刻条件,让出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以获取57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如IMF要求韩国开放银行业、取消进口日本产品禁令、减少进口手续等。泰国接受IMF贷款的条件也十分苛刻,根据IMF的要求泰国要减少财政支出,增加增值税,并禁止向有问题的财务及地产公司提供财政援助。世界银行也只是为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象征性的提供了共计80多亿美元的短期资金援助。总体来看,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建立起多层面的危机应对的国际协调机制,陷入危机的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应对危机,并度过难关的。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
为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美联储在危机管理过程中,除了自身迅速出手外,还积极呼吁世界主要国家共同联手一起应对“百年不遇”的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国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普遍共识也促成了此次危机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国际协调与合作。
(一)联手降息。为遏制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加拿大央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瑞士国民银行、瑞典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全球七大主要中央银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紧急协同降息行动。美国降息50基点至1.50%,欧元区降息50基点至3.75%,英国降息50基点至4.50%,加拿大降息50基点至2.50%,瑞士降息50基点至2.25%,瑞典降息50基点至4.50%,中国降息27基点至3.87%。除中国人民银行外的另外六大央行均声明表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紧急商讨如何应对,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联合行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来缓解金融市场危机的压力。全球七大央行联手降息的举措向市场传达了各国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决心,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市场信心。
(二)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本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与其他各国央行较早使用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短期美元资金流动性短缺和改善全球金融市场环境,从2007年12月开始,美联储先后与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央行和瑞士央行分别签署了2400亿美元、1200亿美元、8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随着危机的发展参与货币互换的中央银行不断增加。2008年10月美联储又分别向巴西、韩国、墨西哥和新加坡中央银行各提供了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至此与美联储货币互换的央行已达14家,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共6200亿美元。根据货币互换协议,联储向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美元,以便利他们向各自辖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通过该机制美联储发挥了对全球短期美元资金市场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另外为缓解国际市场流动性紧缺的局面,欧央行也向匈牙利、俄罗斯、丹麦和冰岛提供了315亿欧元的货币互换;中国也与韩国、印尼、阿根廷等国也签订了总计6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三、两次危机中国际协作差异明显的原因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虽然危机国家一直在呼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建立国际层面的危机应对和协调机制,但除了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提供了有限的、附加条件的援助外,其他国家应者寥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层面的协调和救助始终未能取得突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世界主要国家在第一时间就出台了协同的危机应对措施,并在G20领导人峰会上制度化了危机应对的全球协调机制。
为什么在两次金融危机的救助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不同货币地位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不同。东南亚等非国际货币国家发生的危机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直接冲击较小,发达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撤回资产而不是施以援手。而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美元的发行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一级,美国经济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国美国发生危机,其危机的影响必然会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扩散和辐射,危机引起的衰退对其他国家会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为了减少危机对自身的影响,其它国家有责任出台危机应对措施。其次,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现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就是世界的货币政策。由于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全球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推出的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操作能对其他国家央行起到“挟持”效应,“逼迫”这些国家出台与美联储相一致的货币政策。再次,美元作为国际金融市场最为主要的国际货币,许多国家手中都握有多种形式的美元资产,一旦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不可控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动摇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些国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资产比将大幅缩水。因此,为了保证自身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利益许多国家“自愿”积极响应了美国的行动,参与了次贷危机的国际协调应对。而纵观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危机的几乎都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国家,这些非国际货币国家都不具备美国这种国际货币国家上述的这些优势,也就决定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上注定缺乏广泛的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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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 跷跷板效应
一、何谓跷跷板效应
跷跷板效应最初由美国广告学专家艾・里斯提出,是指一个名称所代表的两种产品被分置于跷跷板两端,当一种上来时,另一种就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原强势品牌和延伸品牌竞争态势此消彼长的变化,同一品牌不同产品的市场表现互相冲突无法平衡。
有人提出用跷跷板效应来解释股市和期市中的特殊现象,即股市债市跷跷板效应在我国有两种表现类型:一种表现为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资金大量集中地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另一种表现为股市债市长期存在的“股市涨债市跌、股市跌债市涨”的现象。这与跷跷板效应的最初定义已经毫无关系。因此,可将广义的跷跷板效应理解为:对应的两个板块之间的此消彼长。
观察到历次金融危机中各国际货币汇率体现出的此消彼长的波动现象,在国际货币汇率波动这个领域给出跷跷板效应一个新的定义:全球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在金融危机中波动呈此消彼长的现象,任何一方的不稳定都会影响到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
下面利用跷跷板效应对全球各国际货币在金融危机中汇率所体现出的异常波动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例证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全球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中此消彼长的现象即跷跷板效应的体现,并解释其机理,找出规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汇率呈现此消彼长。运用规律来进一步分析此次全球次贷危机中国际货币体现出的异常现象。
二、金融危机中跷跷板效应的历史见证
(一)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
1992年世界经济已超越国家的障碍,正在走向区域化、全球化。北美、欧洲和日本形成了自由贸易的“黄金三角形”。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以欧洲共同体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市场, 以及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新的三元框架。在上述三元框架为主体的基础上, 世界经济形成了多重立体结构的格局。在这种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框架下,根据跷跷板效应,任何一方的经济力量被削弱都会导致其他两方的经济力量增强。
1992年发生在欧洲内部的货币危机造成了欧洲各国货币在汇市上巨大的波动。由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货币波动呈反相关关系。欧洲货币危机虽然对欧洲实体经济影响不大,但在汇市上造成了较大的波动,甚至使英国被迫退出欧共体。1992年由于两德刚刚统一,国家财政赤字明显,通胀压力大。德国马克开始逐渐升值,但由于欧共体汇率制度的限制,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货币需要维持与马克的比价,导致英镑被动升值,1992年9月英镑受货币市场的投机冲击已无力维持升值,遂宣布退出欧共体,英镑与马克脱钩。
由表1看出,1993年第1季度国际短期资本看好坚挺的马克,抽离美国和英国而大量流入德国,而在危机缓解之后资本又逐渐回流,恢复原有份额。在汇率波动上表现为美元与欧洲综合货币此消彼长。
(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7月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大幅贬值,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受汇市、股市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
由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日元和美元这两种货币波动呈反相关关系。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了日元汇率的波动和分阶段的贬值,而东南亚局势的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短期投资的目光转向了当时更为安全的美国,东亚国家在危机发生前吸引着大量的外资,其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 但更多是以股票、贷款性质进入的短期外资。1997 年下半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外资迅速从危机国撤出, 转而投向经济稳定增长的美国。由表2可看出,1997年第4季度日本的金融项目净额大幅降低,而同时期美国的金融项目净额增长了一倍多,但1998年第2季度危机缓解之后国际短期资本又迅速抽离美国,投向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国家或地区。东南亚金融危机解除之后,各项指标逐渐回归正常。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的震荡在汇率波动上短期内表现为与危机国逆向波动,此消彼长。
三、次贷危机中是否存在跷跷板效应?
2008年9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造成了较大影响。就目前看来,次贷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所受的影响也很严重。次级贷款危机向其他国家传递的路线之一是金融蔓延,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出现了投资次级债的损失。同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可能产生心理蔓延,特别是房价的重估。英国、西班牙等国更容易受到房价泡沫破灭的打击。同时,美国消费的产品远多于其生产的产品,其需求的急剧下降必然将损害其他地区的经济。
由图3可明显看出,次贷危机过程中美元和日元单边汇率上扬明显,澳元下跌明显,而欧元保持震荡走势,有相对小幅的下跌。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结合图3和表3逐个分析各经济体受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在汇率方面呈现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一)2008年年初,全球经济局势的普遍震荡导致了国际短期投资的方向重新转向了美国。从短期来看,为了弥补亏损,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美国金融机构纷纷从全球市场抽回投资;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基金,也加大了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力度,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致使美元汇率表现为回升,而到2008年年末,国际短期资本重新从美国流出,美元单边表现为贬值。
(二)日本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一个资本流出国,面临金融危机,很多国际资本为了躲避危机自然回流,所以日元在2008年第2季度也转而表现为升值,到第3季度之后,国际短期资本重新从日本流出,此后日元单边汇率表现为贬值。
(三)澳洲受次贷危机影响而投资环境逐渐恶化,国际短期投资迅速抽离,澳元汇率表现为不断程度的贬值,而2008年年末危机逐渐缓解,国际短期资本回流,澳元表现为升值。
(四)欧洲受次贷危机影响其投资环境时好时坏,危机过程中国际短期流动资本在欧洲不断流入和流出,极不稳定,欧元单边汇率表现为震荡波动,略有下降。
综上所述,次贷危机中各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呈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四、启示:跷跷板效应机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向标
通过以上对3次金融危机中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的分析和解释,合理地解释了金融危机中发生的以往经济学原理解释不了的特殊汇率波动现象,证明了跷跷板效应影响的汇率波动确实广泛地凸显于金融危机中。从1992年和1997年这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危机爆发――国际短期资本抽离危机国转而投向非危机国――危机国汇率降低而非危机国汇率升高――危机逐渐缓解――国际短期资本回流――危机国汇率回升,非危机国汇率回落。可见,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危机爆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危机中国际短期流动资本不断寻求更加安全的避风港,迅速地流入和流出,导致了相关货币的反方向波动。而由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得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在各个危机国之间游走,导致了各国际货币呈现更复杂的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我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对各国际货币汇率预期有误所以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要正确把握一国汇率的波动,从跷跷板效应的机理分析,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投资者的目光指向了危机中的避风港。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冲击很大。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导致资本项目顺差过大,形成货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一旦外国资本大量流出,则会导致本币迅速贬值, 增加出口换汇成本,从而影响一国的国际收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等,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更准确地预期各国际货币汇率走势。
主要参考文献:
[1]肖炼.论九十年代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战略[J].美国研究,1990(4).
[2]李艳君.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1998(12).
【关键词】中国-东盟 金融合作 金融危机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形成了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1}。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后，中国东盟之间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根据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贸易增长迅猛，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927.8亿美元，较2009年增加37.5%，增幅高于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幅（34.7%）近3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4000亿美元{2}，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巨大的经贸往来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为中国东盟各国的金融合作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又使双方金融业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因此，理论界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这一主题。
一、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进展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金融合作不断加深，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和东盟各国深化金融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
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97年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东盟国家的金融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中国在这次危机中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东南亚各国陷入进一步的衰退，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随之树立。之后，东盟各国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共同努力建立有效的金融合作机制来应对危机的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造成包括中国和东南亚在内的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1.9%降为9.0%，2009年进一步降为8.7%（初步核算数），2010年为10.3%，2011年为9.2%，2012年又降为7.8%，可见中国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这次金融危机的阴影。这次金融风暴再次证明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积极探讨区域金融合作的模式，并提出推进金融合作的诸多方案，为金融合作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中国东盟各国加强金融合作的愿望进一步增强。{3}
（二）中国和东盟金融合作的层次不断加深
一是官方金融管理当局加强了金融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在坚持平等互信的原则基础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话和协调，推动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入。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正式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9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货币管理当局签署了总额为33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09年12月，中国与东盟共同参与设立了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框架下推动成立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标志着亚洲区域监督进程以及货币与金融稳定建设进；稳步提高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鼓励互设金融机构和开展金融业务；建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首期募资10亿美元；正式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直接挂牌交易等。
二是中国东盟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相互进入对方国家拓展业务。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在东盟国家加快设立分支机构，而新加坡星展银行、越南西贡商信银行也已入驻南宁，则标志着东盟各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步伐也在加快。
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开展金融合作的良好愿望，并在金融领域加强了合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看来，当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和影响双方深化金融合作的因素，在金融长远合作的目标形式和机制建设上，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
（一）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上缺乏互信
首先，强烈的意识妨碍一些领域的政策协调。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在历史上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意识非常强烈。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还存在着领土争端，特别是近来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挑衅日甚，矛盾大有激化之势。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可能会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其次，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差异、分歧和利益冲突，导致中国与东盟某些国家缺乏互信基础。再次，开展金融合作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货币和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各国能否接受这一要求还面临各国国民的考验。特别一些实力较小的国家，担心在金融合作过程中受某些大国的“欺压”，从而在区域金融合作问题上持保守态度。
（二）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经济实力相差较大，自由贸易区内，中国近30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实力不断增强，2011年中国GDP超过7万亿美元，在世界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东盟小国虽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力十足，并一度被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东盟成员国越南、泰国等国还一度戴上“亚洲四小龙”的桂冠。但自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盟各国经济增长缓慢，2011年东盟各国总的GDP才一万亿美元多一点，与中国相比实力相差悬殊；从东盟内部来看，各国的实力也是参差不齐：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实力相对较强，而文莱、老挝等国实力较弱。二是经济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异。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近，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构成最优货币区的几大要素。但中国和东盟各国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结构和经济表现不一，各经济体面临的内外部冲击的作用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多冲突，而且区域内还远远没有达到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要在差异如此明显的国家间实现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较高层次的金融合作，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三）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现阶段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银行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并且相互进入对方国家开拓业务，官方金融管理当局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合作，但总体看来这些合作还不全面，合作仍处在初级阶段，与快速发展的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对金融合作的要求相比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一是在组织构建上，目前中国-东盟各国还没有共同建立起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统一监管委员会等性质的超国家的常设权力机构，目前的金融合作主要还是采取临时性的双边或多边磋商形式，层次还很低。各国对于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也未建立起有效的强制惩罚机制，从而影响了金融合作的有效性。二是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还没有制订出明确的分阶段实施的长远规划。金融一体化是中国东盟最高层次的金融合作，是经济一体化在金融领域的必然要求。但这是一项长期工程，必须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制订出符合中国东盟各方利益的长远战略目标，并将长期目标分解成分阶段实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短期具体目标，以便逐步落实，长期推进。但是，中国东盟在这方面可以说还仅仅只是具有良好的愿望而已。现当今，各国进行货币互换等方面的合作时，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迫于防范当前金融危机的需要，并不是分段执行长远的金融一体化目标。
（四）中国和东盟加强金融合作可能会遭到区域外势力的干扰和阻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愿意自已被排除在东亚事务之外，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美国不愿看到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必然借各种理由进行阻挠。而且，美国目前仍是世界头号强国，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在世界上均处于超强地位，它有足够的实力对东亚事务进行染指，以保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不受损害。特别是在目前，美国仍然是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并且美元仍然是各国主要的结算货币和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因而各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还很深，这无疑增强了美国对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的影响力。因此，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中国—东盟各国能否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关系。
三、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对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已然全面正式启动，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中国与东盟各国加强金融合作，共同应对面临的各种金融问题。结合当前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现状和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
当前，人民币已经在越南等周边国家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受，但仍处于区域化的初级阶段，主要在周边地区的边境贸易、跨境劳务收入与旅游消费的支付等方面流通，而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仍然是使用美元居多。如果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不仅能大大降低中国和东盟各国对美元资产的依赖，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而且可以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步伐，让人民币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基于人民币区域化基础上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会大大提高合作的实效性。
（二）加快建立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促进区域内资本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启动，经济金融合作会不断加深。自贸区内应当尽快放宽金融准入限制，降低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的门槛，众而推动区内各国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为区内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更优质的服务；努力建设单一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促进资本市场的深度合作；积极协调中国和东盟各国汇率政策，推进汇率制度安排的改革和完善；逐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区内金融市场一体化；加强中国-东盟各国间出口信用保险领域的合作，降低出口贸易风险，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完善。
（三）加强区内金融监管合作，提高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给各国经济带来了重后果，同时充分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仅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危机的冲击，各国必须加强金融合作，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金融监管合作。为了提高区域内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中国与东盟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努力。例如，2009年2月8日，中国与马来西亚签署了金额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元林吉特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3月23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了金额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元印尼卢比的货币互换协议；2010年7月24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300亿新加坡元的货币互换协议；2011年，中国与泰国签署了金额为7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机制的建立，不仅促进了投资的便利，也大大增强了危机发生时各国应对危机的能力，有利于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除此以外，今后中国东盟金融监管合作努力的方向应当是：短期应建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机制、加强金融人才的培训合作。长期内要建立和健全统一的区域金融监管框架。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东盟中心网站：http：//asean-china- 。
{2}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网站上的各年统计数据。
{3}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各年的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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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韦凤巧.中国-东盟区域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困境与出路[J].经济研究导刊，2009，（20）.
关键词：金融危机；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长期性；必然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余波未消，2009年12月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已开始波及多个欧洲国家。伴随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大国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导致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十一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甚至有评论家更推测欧元区最终会解体收场。这不得不使人们想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想起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如果仅从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和复杂的虚拟资本运行机制来研究金融危机，我们必然会局限于就金融市场本身看金融危机，难以透过现象看清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深层次原因。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深层次原因。
一、金融危机的实质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早就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马克思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一方面拼命扩大生产，一方面加紧剥削工人，这必然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工人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在形式和表现上非常符合马克思对于经济危机的经典描述。
当今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已由国家范围发展到国际范围，金融资本已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在本国国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由于金融资本是资本的高级存在方式，它本身不进行生产，必然会更加变本加厉地追逐利润。金融资本要不断增值，必然会在国内投资获利最大的领域，并通过垄断获取巨额利润，有时候甚至通过支持和控制政府，直接把纳税人的钱中饱私囊。最明显的就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破天荒的放弃自己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传统，向私人商业银行巨额注资。在国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增强，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超越国界的各种全球性机构不断出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大大加强，它们在全球快速游荡，尽可能地攫取巨额利润，为了谋取私利甚至不惜破坏他国金融秩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巨鳄”，对泰铢的恶意炒作，引发泰铢在短时期内迅速贬值，从而成为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使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化为灰烬。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发展到全球范围，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也没有改变，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各种矛盾仍然存在并不断积累深化。金融危机与以前的经济危机相比，只不过是发生的领域从实体产业发展到金融领域，发生的范围从一国或多国扩展到全球，金融危机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
二、资本主义无法摆脱金融危机
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于其影响程度大和范围广而引起我们的注意，事实上俄罗斯、中亚、东欧、东南亚和拉美各国都发生过国家性的、地区性的金融危机。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全面向资本主义靠拢，在改革上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国内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体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急速转轨。其中国有资产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使国内特权阶层能够利用转型期社会秩序混乱。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在国内快速形成规模和实力都很强大的私人垄断，并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破坏经济和金融秩序，谋取私利；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刚开放，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也使外资能够大量购买和抛售证券、兑换成美元将资金抽走、引起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那些所谓的“改革家”梦想通过向资本主义急速转轨，在俄罗斯创造奇迹，结果却事与愿违，俄罗斯国内陷入巨大的危机，生产大幅度滑坡、外债加剧、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综合国力明显衰落，俄罗斯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中亚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也使它们成为以后历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台湾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环境，包括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受力差的社会阶层；保护环境。这一报告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是“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其实，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尽一致的，不仅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差异，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均为城市，与当初“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的韩国、中国台湾及印、马、泰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初始条件差别很大；日本更是早在1885年～1919年间已实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就政府的经济作用而言，初始条件有相同之处的香港和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有显著的区别；韩、泰、印尼同为危机比较严重并向imf申请援助贷款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外贸和外资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远不如东亚其他国家显著，日本、韩国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与东南亚国家和香港也有很大差别。简言之，从实际情况看，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因而也就没有所谓“东亚模式”的危机。
二、东亚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
这此金融危机在开始时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银行体系越稳固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其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问题越多的国家，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在股市暴跌的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日本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破灭后 的持续不景气，以及目前的经济衰退，也同样主要源于其金融体系的缺陷）。那么它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许多计量分析表明，东亚的高速增长与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密切相关；而物质资本积累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组织主要又是金融体系。因此，可以说东亚高速增长的实现离不开其金融体系对储蓄的动员和分配。高速增长时期，以日本为代表的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具有一些显著不同于英美国家的特点，比如：（1）企业更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而不是证券市场融资；（2）企业的负债—资本比率更高；（3）政府对信贷的分配进行指导和控制，而不是主要进行金融机构监管，并且有时保护和补贴银行等金融机构；（4）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如日本的“主银行”体制）；（5）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情况比较普遍（韩国财阀内部企业之间还相互对借款提供担保）。
在可用储蓄较多（因为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或积极利用国外储蓄）、政府以快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情况下，上述体制的主要优点在于有助于“刺激投资”。
同时，东亚金融体系在促进投资方面的优越性并不能掩盖它在其他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是：政府制定脱离实际的产业政策，直接促使所控制的银行为服从于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贷款，带来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银行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一些效益差、负债高、亏损严重的企业能不断得到银行的贷款，这些企业倒闭时拖累与之关系密切的银行陷入困境；一些政府官员因为可以对银行贷款施加影响而获得了为个人寻租的机会，等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对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的负债提供实际上的担保（如日本长期坚持“金融机构不破产”的政策，印尼银行的所有者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泰国的金融公司负债实际上受政府担保，韩国在银行遇到困难时把银行债务视为国家债务），虽然降低了金融机构债权人的风险，却提高了作为债务人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储蓄，然后大量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或收益不高的投资。结果是金融机构大量负债、大量投资，并且其短期负债（包括外债）与长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投资过剩，以及高风险的房地产、金融资产市场有泡沫。股市暴跌、金融机构和企业大量倒闭，作为对上述一系列现象的矫正，是有其必然性的。总地来看，一些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既成就了它们过去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直接与它们目前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
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历实际上表明，一个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应该能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内外储蓄的数量，并把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投资的质量，从而在促进投资增加和保证投资质量之间取得平衡。如果投资质量高而投资数量不够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投资数量增加很多而许多投资质量不高，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三、不能全盘否定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大多数东亚国家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较多，并且在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泰国、韩国、印尼，政府汇率、外债管理方面的失误也比较明显。但并不是发生金融危机后，就可以完全否定东亚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东亚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比如：
政府重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一方面有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避免劳动力素质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收入的均等。
政府主持的农村及重视对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助于农业的增长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成长，从而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鼓励了储蓄的增加，为扩大投资奠定了基础，比如通过财政收支盈余增加政府储蓄，设立便利储蓄的邮政储蓄机构，通过限制住房、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信贷刺激居民储蓄，通过保持物价稳定和正的存款利率增加储蓄的收益等。
在对外经济方面，比较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速技术进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同时用多种政策鼓励企业出口。有的国家政府在通过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出口增加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金融体系的缺陷也不全是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而是“干预不当”的问题。比如，对金融机构贷款活动的直接干预太多，既增加了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也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对金融机构借用短期外债从事高风险的房地产、股票投资缺乏严格的监管，使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上升。
四、结论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台湾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环境，包括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受力差的社会阶层；保护环境。这一报告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是“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其实，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尽一致的，不仅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差异，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均为城市，与当初“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的韩国、中国台湾及印、马、泰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初始条件差别很大；日本更是早在1885年～1919年间已实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就政府的经济作用而言，初始条件有相同之处的香港和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有显著的区别；韩、泰、印尼同为危机比较严重并向IMF申请援助贷款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外贸和外资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远不如东亚其他国家显著，日本、韩国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与东南亚国家和香港也有很大差别。简言之，从实际情况看，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因而也就没有所谓“东亚模式”的危机。
二、东亚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
这此金融危机在开始时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银行体系越稳固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其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问题越多的国家，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在股市暴跌的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日本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破灭后的持续不景气，以及目前的经济衰退，也同样主要源于其金融体系的缺陷）。那么它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许多计量分析表明，东亚的高速增长与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密切相关；而物质资本积累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组织主要又是金融体系。因此，可以说东亚高速增长的实现离不开其金融体系对储蓄的动员和分配。高速增长时期，以日本为代表的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具有一些显著不同于英美国家的特点，比如：（1）企业更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而不是证券市场融资；（2）企业的负债—资本比率更高；（3）政府对信贷的分配进行指导和控制，而不是主要进行金融机构监管，并且有时保护和补贴银行等金融机构；（4）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如日本的“主银行”体制）；（5）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情况比较普遍（韩国财阀内部企业之间还相互对借款提供担保）。
在可用储蓄较多（因为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或积极利用国外储蓄）、政府以快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情况下，上述体制的主要优点在于有助于“刺激投资”。
同时，东亚金融体系在促进投资方面的优越性并不能掩盖它在其他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是：政府制定脱离实际的产业政策，直接促使所控制的银行为服从于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贷款，带来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银行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一些效益差、负债高、亏损严重的企业能不断得到银行的贷款，这些企业倒闭时拖累与之关系密切的银行陷入困境；一些政府官员因为可以对银行贷款施加影响而获得了为个人寻租的机会，等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对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的负债提供实际上的担保（如日本长期坚持“金融机构不破产”的政策，印尼银行的所有者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泰国的金融公司负债实际上受政府担保，韩国在银行遇到困难时把银行债务视为国家债务），虽然降低了金融机构债权人的风险，却提高了作为债务人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储蓄，然后大量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或收益不高的投资。结果是金融机构大量负债、大量投资，并且其短期负债（包括外债）与长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投资过剩，以及高风险的房地产、金融资产市场有泡沫。股市暴跌、金融机构和企业大量倒闭，作为对上述一系列现象的矫正，是有其必然性的。总地来看，一些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既成就了它们过去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直接与它们目前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
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历实际上表明，一个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应该能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内外储蓄的数量，并把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投资的质量，从而在促进投资增加和保证投资质量之间取得平衡。如果投资质量高而投资数量不够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投资数量增加很多而许多投资质量不高，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三、不能全盘否定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大多数东亚国家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较多，并且在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泰国、韩国、印尼，政府汇率、外债管理方面的失误也比较明显。但并不是发生金融危机后，就可以完全否定东亚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东亚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比如：
政府重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一方面有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避免劳动力素质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收入的均等。
政府主持的农村及重视对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助于农业的增长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成长，从而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鼓励了储蓄的增加，为扩大投资奠定了基础，比如通过财政收支盈余增加政府储蓄，设立便利储蓄的邮政储蓄机构，通过限制住房、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信贷刺激居民储蓄，通过保持物价稳定和正的存款利率增加储蓄的收益等。
在对外经济方面，比较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速技术进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同时用多种政策鼓励企业出口。有的国家政府在通过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出口增加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金融体系的缺陷也不全是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而是“干预不当”的问题。比如，对金融机构贷款活动的直接干预太多，既增加了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也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对金融机构借用短期外债从事高风险的房地产、股票投资缺乏严格的监管，使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上升。
四、结论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上世纪70年代后，股票、债券和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等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并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如何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同时，汲取东南亚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良好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活动总是由虚拟经济成分和实体经济成分组成。实体经济是指人类生产、服务、消费和流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等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指在货币、证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脱离实质经济的一种经济活动，具有高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特征。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内在的内需，同时也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但是，经济运行最有效的状态就是均衡。一旦虚拟经济落后于实体经济，市场将会出现“金融抑制”的后果，造成经济萎缩；反之，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或超前发展，则会产生虚拟经济将实体经济“挤出”市场的现象，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实例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成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主要表现在股市和房产市场的严重泡沫化。
（一）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源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膨胀
股市市场价格剧烈震荡。东南亚国家采取的高利率、高汇率 “双高”政策，汇率被严重高估，吸引了大量外资以维持本国经济的高增长，刺激了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金融危机前，泰国股指从150点升至1600点，马来西亚由700点涨到1200点，印度尼西亚由不到100点涨到600点，但金融危机爆发后，上述国家的股指出现了大幅下降，跌幅分别达80.66%、63.67%和32%。同时，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急涨急跌”现象。金融危机前，日本、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商用土地价格大幅上涨，年均涨幅高达100%、40%和70%左右，而金融危机爆发后，上述国家价格分别较最高点下滑70%、54.5%和61.54%。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信贷资金难以收回，外资大量抽逃，亚洲各国金融运作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在所难免。
（二）美国金融危机主要源于房地产和次贷及其衍生品市场过度膨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将大量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同时大力在本土发展金融业。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的利率从2000年6月的6.54%快速下降到2003年7月的1%，创1954年8月以来的历史最低峰。这一举措直接导致房地产信贷急剧扩张，房价大幅上涨。而房价的节节攀升，极大刺激了次级抵押贷款以及基于次贷的抵押支持证券（MBS）、抵押债务债券（CDO）、信用违约合同（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需求。到危机爆发前，次级债市场的规模已达6.5万亿美元，日交易量超过2500亿美元，甚至比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还大。过度投机盛行，孕育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直接诱发了金融危机。
三、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预防
亚洲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虚经济的偏离，为防范危机，首先要分析我国现在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否存在偏离正常轨道的趋势。
（一）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经济货币化程度
经济的货币化指标等于广义货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即M2/GDP。这个指数可以大致观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程度。如果比例过高则该国货币超发严重，有可能出现经济泡沫甚至金融危机。根据世界银行M2/GDP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增长较快，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间扩大了近6倍，创下历史高峰，居全球之首。这一数据说明当前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由于虚拟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负债，货币发行越多，国家的负债就越多，同时潜在的国家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大，以至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也随之增大，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2.金融相关率
美国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FIR），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国民财富总值之比，该指标的合理区间在 1.5-2.0 左右。FIR是各国宏观调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重要指标。我国的金融相关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一直不稳定。1995 年到 2010 年间该比率增长不大，说明金融市场一直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在2007 年，该比率达到 3.3左右，随后一直在持续增长，到 2013 年已经接近于 7。这一指标说明我国金融市场中存在泡沫，并且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经存在分离的趋势。
3.房地产市场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发展较快，2013年GDP增长率达7.7%， 2014年为7.4%， 2015年为6.9%，但主要依赖着房地产经济的拉动以及政府投资的增长。由于房地产业所需资金巨大，仅仅依靠房地产业的自有资金难以完成整个开发过程，因此开发商会利用金融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融资，这样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业的虚拟性越来越明显。如果房地产业虚拟性占比越来越大，那房地产泡沫就会出现，一旦泡沫破灭，可能造成区域性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二）对于防范我国金融危机的建议
1.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实虚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建设合理的经济结构是重中之重。实体经济结构方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当前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的原则：一是加大对科技的重视与投入，发展科学技术；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调整。虚拟经济结构方面，发展稳定的金融市场是推动经济平稳运行的重心：一是发展完善资本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二是抑制房地产行业的虚拟经济规模。
2.加大监管力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在各类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总是靠从事高风险的博弈来取得最大的利润，只靠资本市场的内部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应注重提升监管水平，防范风险事件发生：一是加强立法，提高法律意识；二是改变传统监管方式，建立完善的检测系统，对各类金融产品进行实时检测。此外，建立和完善开放性的风险预警机制、监控体系，对预测经济波动的趋势，以及在风险出现时，制止风险的进一步恶化具有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二者的分离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亚洲与美国金融危机，对比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得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背离迹象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风险预防建议，希望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文倩.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角度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