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6:03
摘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危机已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它一旦爆发,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对它的研究一直都不断。本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关于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发生条件的理论等,最后结合实际,总结出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形成机制发生条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对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的时间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使统一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一般条件并非现实性,不能说明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一、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随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和现实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走向危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市场竞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
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但独立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现实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总体发展的背景,而是指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证券交易所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后还专门补充了“证券交易所”一节,并强调说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方式以内的扬弃,是一个过渡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尚有若干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都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看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步伐加大,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也是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展现和发展。、邓小平、和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前进。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金融安全观,积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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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常规货币政策；利率期限结构；条件异方差；SVAR
一、 引言
本文试图从实证的角度，通过研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常规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来判断常规政策是否有效。采用利率期限结构因子和包括货币政策变量的宏观经济变量构建SVAR模型，构建一种灵活的识别方法，研究货币政策的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这种方法与以往现有的识别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假设前提是结构性冲击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即存在异方差，基本思想在于这种方差的时变性为参数估计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此时可以利用这种异方差进行参数的估计。
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其货币政策也比较发达，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有代表性，在货币政策研究和分析方面都具有引领地位。本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且美国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显著地改变，为了有效地比较和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常规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采用美国样本进行分析。
二、 文献综述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会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通过对货币政策实施前后利率期限结构曲线的变化，央行可以了解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能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进而使得整个利率期限结构曲线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
Estrella和Mishkin（1995）研究发现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着丰富的有关实体经济活动和未来通货膨胀率的信息。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可以参考该信息。Evans和Marshall（1998）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对收益率曲线的冲击在短期内非常显著，但在长期内对利率期限结构是没有影响的。货币政策的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是远远强于投资者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文章的不足和局限在于只考虑了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而且零息债券的定价方程使用的是线性方程，没有考虑到非线性问题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影响。构建模型在考察货币政策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影响的同时如果同时可以将其他冲击变量考虑进来，将会使研究结论更完善更加接近真实经济情况。纪志宏（2003）认为市场投资者预期是货币政策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关键。收益率曲线的形状很形象地反映了当局货币政策的松紧。谢赤和董华香（2005）认为，中央银行的信誉度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决定了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程度。在中央银行信誉度低或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任何影响，因而中央银行无法有效地调控宏观经济。刘海东（2006）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在收益率曲线的最短端和中长端的表现有较大的差异，但确实会对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产生影响。魏玺（2008）认为未来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将更好地采用一般均衡框架。而且，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在满足一定的市场条件后，应当从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逐步过渡到间接调整短期利率。康书隆（2009）分析发现，短期内扩张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内，扩张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水平升高，增加通货膨胀水平。Ang等（2011）美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蕴含着大量的货币政策信息，而且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因子和倾斜度有显著影响。
三、 模型、变量和数据
在已有的研究货币政策冲击的文献中，所使用的识别方法都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单一的货币政策变量，然而货币政策变量的选取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变量不再单纯地采用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考虑使用非借入储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目标变量，或者几种政策工具变量混合使用，这种因选取不同货币政策变量带来的问题就更加明显。
本文采用异方差约束的识别方法来分析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基本思想是：结构性冲击中条件方差的时变性为SVAR模型参数的估计提供更多的信息。选用一个简单的描述准备金需求与供给的市场模型对SVAR施加约束。
本文采用两个样本区间的数据进行分析进而进行结果对比：金融危机前的样本区间和包含金融危机发生第一阶段的样本区间。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mpany）申请破产保护被公认为是金融危机开始的标志，设定金融危机开始于2007年4月，则危机前的样本截止到2007年3月，即金融危机前的样本区间从1990年1月到2007年3月。在确定第二个样本区间的结束点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尽量避免因样本量的增多给常规货币政策的冲击分析受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干扰。另一方面又避免样本数目过少影响分析的准确性。综合以上两点考虑，选取2008年8月作为包含危机发生第一阶段的样本区间的结束点。因为2008年9月中旬以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生迅速转向，为了缓解信贷紧缩现象，美联储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此之前，美联储采用的都是常规性的货币政策。所以第二个样本区间为1990年1月～2008年8月。
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均为美国月度数据。变量选取包括工业生产指数（ipt），城市居民消费指数（pt），世界出口商品价格指数（cpt），非借入储备（nbrt），根据储备要求调整过的总储备（trt）和名义联邦基金利率（fft）。收益率曲线因子采用Diebold-Li方法估计的利率期限结构水平、斜率和曲度因子。数据来源wind万得资讯。在模型估计前，对原始数据进行例行处理：季节调整、利率数据之外的数据对数化、平稳性检验。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脉冲响应分析。图1显示了利率期限结构因子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收益率曲线的水平因子在短期和中期显著降低。斜率因子在短期反应不明显，但在中期显著减小。曲度因子在非常短期内显著减少，但一个月后变化就立刻变得非常小。用本文采用的识别方法优于Choleski分解法，克服了Choleski分解法由于货币政策变量选取的不同导致分析结果不一致的缺陷，即无论使用联邦基金利率或非借入储备作为货币政策变量，对利率期限结构因子的冲击的识别的结果是一致的，而采用Choleski分解法得出的分析结果却有很大差异，这一缺陷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变得更加明显。当把金融危机包含进样本区间后，货币政策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三因子就不再产生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中长期冲击是正向的，对价格的冲击不显著，对联邦基金利率的短期冲击是负向的。无论使用哪种货币政策变量，对于产出和联邦基金利率的冲击的分析结论都比使用Choleski分解更稳定。
基于包含金融危机样本期间的脉冲响应函数揭示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于未包含金融危机的样本期间，包含金融危机的样本期间的经济变量反应弱得多且很不显著，利率期限结构因子的反应也是一样。具体来说，水平因子对于冲击的反应在短期内小，在中长期很不显著；斜率因子在所有期都不显著；曲度因子是最不显著的。换句话说，当样本期间包含金融危机时，无论是在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利率期限结构因子对于冲击的反应在大部分滞后期内都不显著。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改变收益率曲线不再那么有效。具体来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变量（包括利率期限结构因子）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都是显著的。然而，当包含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响应无论是在统计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不显著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期间只占整个样本期间很少的部分，引起的变化却很大。当货币政策变量是非借入储备时，使用Choleski识别方法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但是，但货币政策变量是联邦基金利率时，结果就相反。考虑到联邦基金利率不是美联储可能使用的唯一政策工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假设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时，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而在这个问题上本文采用的识别方法能得到稳健的结论。因此，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美联储应该选择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工具。
2. 方差分解。
（1）不包括金融危机样本的方差分析。从基于异方差分解的SVAR模型里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前，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变量的波动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收益率曲线水平因子短期内波动的10%～40%，中长期波动的35%～50%。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和曲度波动中货币政策冲击短期内能解释10%，长期分别增长到接近45%和30%。金融危机之前收益率的方差分解，与金融危机之前的利率期限结构因子的方差分解很类似。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内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近15%的收益率波动的变化，长期增长到近40%。
（2）包括金融危机样本的方差分析。当将金融危机包含在样本期间内后，结果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政策冲击只能解释很少部分利率期限结构因子的波动。可以认为货币政策冲进不能解释收益率的波动。通过方差分解得出了与脉冲响应函数类似的结论，即货币政策不再像金融危机之前一样有效得改变收益率曲线。
3. 稳健性检验。取一些关键变量和样本区间对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通过用其他可选择的度量替换关键变量和改变样本期间，分析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第一个检验是在模型中用总余额替换总储备，原因是联邦基金利率决定了余额市场的出清。余额市场由总储备（借入储备和非借入储备之和）和协议清算余额组成。后者是机构与各自的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协议余额，以维持余额一定的余额之上。该余额能满足机构的储备余额要求。这个机制建立于1980年，为低储备或者零储备的银行提供获得联邦储备系统服务的通道。直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机构都没有使用协议清算余额机制。然而，协议清算余额占总余额比例从90年代早期稳步增长，直到2003年底达到顶峰（约占总储备的27%）。之后，逐渐减少。直到2012年7月美联储为了减少自身和机构在储备管理上的负担而取消该机制为止，比例几乎降到0%。
当使用总余额时，对于一个标准差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收益率的脉冲响应函数类似于使用总储备时的脉冲响应函数。具体来说，金融危机之前，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冲击，短期内所有的收益率反应都是负向的和减少的，在中长期内反应都不显著。但是，当样本期包括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在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所有期限的所有收益率反应都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当使用总余额替代SVAR模型中的总储备时，在金融危机期间常规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改变无效的结论是稳健的。
第二个检验是使用1994年2月作为两个样本期间的起始点。货币政策的效果依赖于美联储是使用联邦基金利率、非借入储备或者借出储备作为操作工具目标变量。1982年秋天，美联储放弃了非借入储备作为操作工具目标变量，转而采用借出储备作为操作工具目标变量，并从80年代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1994年2月，美联储开始采用声明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然而，这个方式并不必然意味着美联储仅使用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的方式，而不根据宏观和金融市场的条件采用一共混合的方式。事实上，最优的货币政策操作程序仍然是一定程度的不确定而根据宏观和金融市场条件相机抉择。（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1994））
对于一个方差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收益率的脉冲响应函数（样本期都是从1994年2月开始）非常类似于样本期从1990年1月开始的。具体来说，金融危机之前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所有收益率的反应短期内都是负向的和减少的，中长期内都是不显著的。然而，当样本期包含金融危机时，所有收益率在所有期限的反应无论是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不显著了。实证结果表明，当我们将样本期控制在美联储采用联邦基金利率操作程序后，金融危机期间常规货币政策对于改变利率期限结构是无效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 结论
本章在基于异方差识别法的SVAR模型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采用异方差识别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克服了传统的Choleski分解由于货币政策变量选取的不同导致分析结果不稳定的缺陷。本章根据是否包含金融危机确定了两个样本区间，在两个样本区间内分析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比较了金融危机前后利率期限结构因子对于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并对实证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收益率曲线水平因子中短期内显著下降，斜率在中期内明显下降，曲度则在极短期内显著减小。得出的结论基本与前面章节的分析一致。然而，把金融危机包含进样本区间后，货币政策变量无非是选用联邦基金利率还是非借入储备，整个收益率曲线的上述变化都非常不明显，强度上极其微弱，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之后，常规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已经没有影响。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央行改变策略进一步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是合理的，至少从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角度来考虑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期间，如果仍然单一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变量，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因此，央行不再单一地选取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考虑选择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工具将会是更加合理而且符合现实的。
Estrella和Mishkin（1995）、Ang等（2011）、谢赤和董华香（2005）、康书隆（2009）等已有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改变会引起利率期限结构发生变化。金融危机之前，伴随扩张性货币政策，收益率曲线的水平在短中期内显著减小，斜率在中期内显著减小，曲度在超短期内显著减小中长期内变化逐渐消失。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然而，当样本期包含金融危机之后，收益率曲线因子的反应变得非常不显著，在幅度上也大大减小。而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关于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却极少有相关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的改变已经不能引起利率期限结构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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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当代启示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次危机使美国深受重创，并且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灾难。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救市”措施但未能及时遏制危机的蔓延。我国已加入WTO，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逐步深化，尤其是在当今“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们不可忽视危机带来的警示作用，应更要提高警惕，加强对风险的防范。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应对未来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对于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深入思考如何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形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本质。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它反映了危机的最基本的现象和特征。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这种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马克思得出最后结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同时,马克思从不同层面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
2.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到过危机的周期性问题，他认为，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 ―1847 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 自1847―1867 年，大约是十年一次。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简直可以毫无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后，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以十年为期的循环周期是和这样规定出来的整个资本再生产段落有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规定了周期的长短，而且对危机周期的各阶段展开的性质发生影响。由于资本家要摆脱危机就要更新固定资本，但是这种更新只会使危机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地发生。
马克思还认为，固定资产更新是这种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 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 ，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既不相同和既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新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这就表明，固定资本更新之所以成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主要是因为当市场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资本家会开始新一轮投资，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为促进经济复苏和高涨阶段的来临创造物质条件。由于技术更新的不断加快，固定资本平均更新时间必须缩短，否则，就难以获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因而，危机发生的周期也就具有了缩短的趋势。
3.信用制度的杠杆作用。信用制度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经济危机是在信用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信用对于危机的进程起着推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的发展是债务的扩展和延伸，使得商品市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马克思认为，尽管偶然的实物借贷是一个先于货币出现的概念，但它绝不是典型意义的信用产生的根源。信用的发展就是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才会爆炸式的展现出来。
信用加速了社会生产过剩，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而信用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变更的征兆，对于危机起推动作用，而不是原因。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使本来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被强化到了极限。在竞争和信用的作用下，资本积累的结果是单个资本量的扩张、生产能力和产品迅速增长、劳动者贫困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状况现实化。信用作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支点，在极度膨胀的过程中，消费能力被明显放大。在买卖出现缺口，货币无法进行支付时，必然将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信用的扩张使得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突破了流通手段而实现了扩张的正效应，但也可能产生泡沫经济的负效应。信用潜藏着经济危机发生的危险性，这也是信用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杠杆的真正意义。马克思认为信用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启示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
马克思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由生产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与人民群众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社会在生产的角度来分析，消费需求作为最终的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所以，如果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扩大需求可以削弱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我国这次没有完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交给市场，而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各国的经济关联度增加，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是缓解金融动荡，避免金融体系大起大落的有效途径。首先，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其次，要在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发展中,积极进行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及企业组织体制的制度创新,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新的银企关系。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构建政府直接干预机制，防范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重民生。马克思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由生产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与人民群众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社会在生产的角度来分析，消费需求作为最终的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所以，如果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扩大需求可以削弱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出现了重大调整，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扩大内需的同时，国际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提高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问题，如：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地缓解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的循环。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有机结合，克服当前困难与促进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这样一个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综合性计划，其实质和核心是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因而，它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长远之策。从实施的情况来看，不仅已经收到了经济较快趋向复苏的现实效果，而且可望为未来的发展尽可能减少隐患。
加强宏观调控，正确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的关系。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0 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有效的，应当充分肯定，但市场机制也明显地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经济学称为市场失灵或失效。这种市场失灵或失效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危机。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积极的作用，政府干预要适度适时，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尽量不要去干预他，不要错位和越位。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危机的蔓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干预需要适度和及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9]；第二，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主导作用，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都不能空位。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政府能够深入到私人部门和自由市场无法到达的领域，适时适当地金融市场干预是遏制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恰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极大地使宏观经济的冲击降低。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的经济救援措施对于恢复金融市场的功能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第三，政府要冷静地分析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增强宏观经济改革的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创新扩大国内需求的方式和途径，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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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结构 新金融相关比率 WFIR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101-04
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相关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到了相当的关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于1969发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成为现代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实际问题时，却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变迁早已丧失了解释力，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亟需结合实际做出新的探索。
一、新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构建
为了解决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区别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新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WFIR。WFIR共包含两个指标——WFIR1和WFIR2，以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分析。
1 WFIR1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利润率为pf，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为pn。金融部门利润率pf与国民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pn的比为WFIR1，则WFIR1=pf/pn。
WFIR1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而正是该能力的变迁，决定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
2 WFIR2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总利润占该经济体总利润份额为ω，即ω等于金融部门总利润（FP）除以该经济体总利润（TP），即ω=FP/TP；设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占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为ψ，即ψ等于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FGDP）除以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即ψ=FGDP/GDP；WFIR2指标衡量一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与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比例的分配关系，即WFIR2=ω/ψ。
WFIR2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变化关系的同时，更为准确地衡量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的变迁，准确反映出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体现了金融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二、实证分析与比较
本文选取了WFIR1、WFIR2、FIR与g四项指标进行对比与分析，该四项指标及其变化的具体含义如下：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采用美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与GDP之比，体现美国经济社会中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其变化反映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FIR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总量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长；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降低。
WFIR1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指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与实体经济获利能力的强弱对比。如WFIR1指标的值为2，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是实体经济部门的2倍。该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并由此带来利润率的上升；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利润率的降低。
WFIR2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如WFIR2指标值为1.5，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是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1.5倍，其本质反映的是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其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WFIR2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获得分配份额的增加；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所获得分配份额的降低。
g为美国GDP增长率，用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参数。当g大于1.5%时，表示国民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当其小于1.5%，甚至出现0或负值时，表示处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1963～2010年4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一方面是由于此区间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高发阶段，同时数据时效性强、覆盖率好，使得该区间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出WFIR1、WFIR2、FIR与g在各年度的实际数值，各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基于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在衡量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中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本文对美国近50年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1963年到2010年近50年间，美国的WFIR1指标从1.09上升到了2.36，2002年达到了3.57的峰值；WFIR2指标从1.09上升到了1.71，2002年达到了2.10的峰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近50年的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金融业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正是此变化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同期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从0.64变动到了0.61，基本保持稳定，已经不能衡量出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无法通过它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了。这与人们对美国金融结构已产生较大变迁、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共识背道而驰。
第二，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准确地衡量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并可以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金融相关比率WFIR指标的发展趋势线来看，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WFIR1指标还是WFIR2指标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美国金融结构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且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背离趋势。同时，近十几年来，WFIR1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5，WFIR2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3之上，且两个指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从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其金融发展是过度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总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GDP增长率g的不断下滑趋势得到证明，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其经济增长，并成为其金融危机形成的源泉。
第三，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较为准确地对美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测。通过观察美国近年的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发现当WFIR1指标大于2.5和WFIR2指标大于1.6时，后面都会紧紧跟随着金融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引发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暂时回落到较低的区间，但该趋势并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只是短时间缓和了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的日益加强，为了应对危机而不断出台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使得主导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成为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由图1可见，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短暂下落后，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迅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规模占比又迅速大幅领先于实体经济。因此，由本文分析可见，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新的金融危机爆发。
三、WFIR在金融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通过WFIR指标，可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区分成四种类型，以此建立方便准确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1 当WFIR1
2 当1.5>WFIR1≥1、1.3>WFIR2≥1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稍强于非金融部门。考虑到一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垄断的地位与较高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该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较为有效地发挥，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3 当2.5>WFIR1≥1.5、1.6>WFIR2≥1.3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明显强于非金融部门。如果长期存在，则该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部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过高，使得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占，导致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第二，在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本与人才会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发展停滞或进入衰退；第三，产生马太效应，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必将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4 当WFIR1≥2.5、WFIR2≥1.6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大大强于非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巨大，主要表现在：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源尽可能流向金融部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金融发展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开始出现；WFIR1与WFIR2的值越高，危机到来的时间越快，程度越严重。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这种“金融”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骕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骕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
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问题,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着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法律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内容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 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状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那么无论其如何快速发展,应当说金融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统一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按发达国家水平制订的规则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其难以获得所需的发展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金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
三、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因素
一国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别差异使各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与信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各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就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一国维护其金融安全的能力至少受制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内在因素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形势恶化,包括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
首先,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当局通常都是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危机。可动用的资源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如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而且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救助。显然,救助能否顺利实施、信心缺失的弥补,都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其次,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与金融体系相协调,即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否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体系自身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如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状况、治理结构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状况等。
2.影响金融安全的外在因素
首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极大地影响着其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如该国的货币是否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该国是否拥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具有极强的控制操纵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发达国家,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仍可以维持稳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劣势,无力改变甚至难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其发育程度低的内部金融市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国际游资的冲击。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冲击将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体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从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已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国际游资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同时冲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造成市场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实现其投机盈利。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市场恐慌,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其结果导致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度下跌。为了挽救局势、扞卫本币汇率,中央银行往往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进一步打击国内投资、恶化经济形势,使本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一过程。
四、金融安全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1.金融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表1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
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基本方法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 全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Pi=SUM(AiBi)。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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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郑汉通:《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雷家骕:《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李翀:《国家金融风险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表面上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虽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却在生产领域。次贷危机是指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危机。美国经营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按照借款人经济状况划分信用等级。例如，发放给信誉记录好、有固定工作、有稳定收入、债务轻、风险小的借款人的住房抵押贷款，被列为优级贷款。相反，发放给信誉记录不好、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债务重、风险大的借款人的住房抵押贷款，被列为次级贷款，简称次贷。在这场风暴中，表层原因可归纳为政府监管不严、透支消费、金融投机泛滥、政策失误、金融创新过度等。
但若深究其根本原因，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社会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是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
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蕴含着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效率性及相应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占有指的是资本私人占有所决定的产品私人占有，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占有产品的意义是对产品中剩余价值的占有，所以"资本主义占有"带来的就是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扩大和缩小，决定着交换的方式和方法、分配的原则和结果、消费的分布和界限，从而推动着经济的过热、危机和萧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曾精辟的论述过有关经济危机的理论，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更准确的说,是一种相对的生产过剩。而在这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背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是信用制度在其中起了主要的杠杆作用,信用制度一方面"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1]也就是说,信用制度的合理应用对经济增长有良性作用,但若过度使用,则会引起经济危机的最终爆发。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性
马克思发表于1867年9月14日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再度成为西方社会的"宠儿"，"马克思又回来了"的声音在西方社会渐渐响起。据外电报道，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德国卡尔-迪茨出版社经理称，08年他们售出的《资本论》已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并成为08年圣诞节的最佳礼物。金融危机使《资本论》在欧洲许多国家受到追捧。重读《资本论》的不仅有青年知识分子，还有银行家、经理和政要人物。
由《资本论》的热销，想到英国广播公司举行的"千年思想家"评选中马克思毫无争议地高居榜首，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历久弥新。马克思绝非仅是19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也始终是真理前行的"同时代人"。 他早就洞悉了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资本论》的热销，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大的生命力。不可否认，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尽管马克思生前没有看到当今金融资本别出心裁的运作方式，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的本性没有改变。因此，只要有资本运动的现实存在，马克思的科学分析和价值力量就会不时造访人们的头脑和心灵。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座丰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对演化经济学注重人们的适应性经济行为，根据客观实践的发展调整经济决策和行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关系的思想，对于复杂经济动态学强调经济体系内在的反馈系统结构和相互作用，是驱动经济体系变化和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此外，《资本论》的热销，还表明西方人已开始进行制度与理论的对比和反思，当然我们也需要这种反思。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就像邓小平曾提出的精辟论断"市场经济是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他于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其实，只要是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能够满足人们各方面需求，最终能够实现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经济政策，那就是恰当的、科学的。诚然，《资本论》也好，别的科学论著也好，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灵丹妙药，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都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科学理论，研究人类新思想新观点时，采取务实的态度，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那样的道路，也就是具体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中国执政党近年提出"与时俱进" 的口号，也是基于世情国情的不断变化。把理论看成一成不变，那样的话，就不是正确的态度，而是教条主义。现今，中国党和政府之所以在气势汹汹的全球金融风险中能站稳脚跟，不能不说与中央一以贯之坚持正确的理论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动摇有关。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反映，是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具有统一性与开放性。这些理论内容由每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499.
［关键词］金融不稳定；非理；市场预期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27-0085-02
1 宏观金融不稳定的含义及影响
1.1 宏观金融不稳定的含义
关于金融稳定和金融不稳定的含义,目前国内外均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一般认为,宏观金融稳定是指一国金融体系没出现大的波动,金融的各种功能能有效发挥,不仅金融业自身能稳定协调发展,而且要注重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至于宏观金融不稳定,米什金在《全球金融不稳定：分析框架、现象和问题》一文中曾给出如下定义：当金融体系所受的某些冲击已经明显干扰了信息传递,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再能有效地将资金传输给生产性投资机会时,金融不稳定就发生了。所以说宏观金融不稳定,是指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冲击,金融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的状态,严重时则表现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
1.2 宏观金融不稳定的影响分析
由于当前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和金融化,金融不稳定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金融不稳定会使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扭曲,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受阻,这不仅影响金融业功能的正常发挥和金融企业的效益,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融资受阻,生产经营受到限制,收入和利润下降,进一步会造成居民就业困难,收入和消费支出下降。另外,一国金融体系不稳定,还会引发资本外流,本币汇率下降,直接加大进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加强人们对该国经济的不良预期,从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所以说宏观金融不稳定会导致经济大幅波动,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宏观金融不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可能带来极大的损失,不仅是本国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受到直接经济损失,且会给国民和社会带来很高的间接成本和强烈的负外部效应,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大到惊人的数值,如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公共援助成本高达当年GDP的16%,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损失则高达GDP的50%。
2 宏观金融不稳定的微观因素分析
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开放的演化系统,包含了上千个变量和参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环境变化对系统的作用,使系统的运行呈现出了一幅复杂的非线性图像。在金融市场运行中,人的有意识努力既是对预期目标的追求,也是对内外不确定性作用影响的回应。
2.1 投资者的失误决策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尽管投资者(人)拥有很强的分析和计算能力,但在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时,有限理性会使投资者决策过程中倾向于凭借经验解决问题,从而导致认知偏差,表现为投资者过度自信,造成市场行为的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使资产价格出现过度上扬或下跌,形成资产价格扭曲。如果波动的市场价格在噪声作用下使认知偏差呈现系统性特征的话,那么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则有可能出现偏差,进而导致定价偏差,造成社会资金流动异常化,使金融系统远离平衡态。
波动的市场容易产生反馈效应,容易使投资者产生情绪偏差,出现选择性偏差,产生合成谬误,易生成“股票溢价之谜”和“股票过度波动之谜”。同时,波动的市场会加重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对价格走势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大宏观金融风险。
2.2 金融中介的非理
如果把金融中介引进分析中,更能看清楚非理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理论上说,金融中介以安全经营为重。然而,现实中的金融中介普遍存在着盈亏报酬不对称和激励机制作用问题,这会加剧投资者(人)的冒险倾向,扭曲委托人和人的风险偏好一致性,导致资产定价偏差和引发人的道德风险。同时,因高额利润的诱惑以及自恃信息搜集完备和有能力选择适当时机等因素的影响,金融中介也偏好高风险资产。众多研究表明,在金融泡沫形成过程中,金融中介是始作俑者之一,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充分说明了金融中介的非理所造成的风险。
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现实中每个人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理性的,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为普遍违反规范行为的模型。因此,同样可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分析银行家的行为,如经济运行景气阶段对贷款的过度自信,经济运行开始过热时的保守主义和本能偏差,经济繁荣后期或不景气阶段分析中的框架效应、关注偏差和定位效应等,以及危机来临时的确定效应和损失规避等。由于银行家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同为有限理性者,因而货币市场上也会出现用理性理论难以解释的各种异象。同理推定,外汇市场等也概莫能外。
随着各种金融异象(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在金融运行过程中依次生成或同时生成并相互影响,市场有效性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当噪声交易者聚集于某一信息并发生极端反应时,就会出现“趋同性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中极易生成羊群行为的异象。当众多投资者以相同方式受到心理偏差的影响时,就会殃及整个市场。
一、问题的提出: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质疑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有人认为,会计准则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放大了金融危机。因为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金融资产市值大幅下滑,不得不对其计提大规模减值损失,引发市场对相关金融机构丧失信心,进而出现对其金融资产恐慌性抛售。
金融机构陷入了交易价格下跌———提取准备、核减权益———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必须继续加大准备计提和继续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在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即市场高涨时,由于交易价格高,容易造成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的高估;市场低落时,由于交易价格低,往往造成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的低估。
(一)有关公允价值的定义
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不尽相同。2006年9月19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报告主体交易的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为某项资产所能接受的价格或为转移债务所支付的价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认为,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似,只是作了“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进行交易”的补充。
(二)目前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压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目前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计量方式、表内外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公众质疑的焦点并非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本身,而在于产生公允价值的过程,尤其在不活跃、或者无秩序的流动性匮乏的市场上。流动性简单来说,就是指资产或者金融工具可适时交易变现的能力。这一含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可交易性;二是交易变现的能力。美国会计准则第157条款规定的公允价值计量,主要建立在市场活跃而有秩序的基础上。
而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引发流动性收缩,进而殃及全球金融市场。其危害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金融本身的发展带来阻碍和扰乱的后果,比如金融体系本身会在危机中遭到破坏,金融创新也会被监管部门更严格的抑制等。第二是打乱经济秩序并引起财富缩水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在这种坏的局势中某些金融资产会消失,其财富所有者受到损失。第三,对经济发展严重阻碍,在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甚至引起经济的倒退。在金融危机面前,很多金融机构会为了尽快变现财产,在无秩序的市场上甩卖产品,出现”流动性黑洞”,如果再用市场价值来作为账面资产的计价方式,就会产生不公允的情况。
在各种压力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出台新规:会计主体可自2008年7月1日起,以成本计价代替以公允价值计价,来计算非衍生金融工具(例如股票和债券)的资产价值。根据这一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不必再按当前市值记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同时允许金融机构将违约风险考虑在内对其资本进行估值,从而避免资产价值在市场动荡中被过于低估。2008年9月,美国监管机构已提出暂停金融机构采用“按市计价”准则。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决定修改欧盟现行会计准则中有关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缺陷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确实有一定关系。如何看待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是MarkettoMarke,t还是MarkettoAssets,这造成了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同时,由于会计中的公允价值实际上是统计学中的点估计,点估计既不能够说明估计的准确度,也不能说明估计的精确度,而只是对价值做出的概括性说明,用以代表价值的一般水平,它能反映变量值的集中趋势,而变量值之间还有差异的一面,即离中趋势。这是许多人士抱怨公允价值“不公允”的根源之一。
(一)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规则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
1、在活跃市场上,企业已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报价,应当是现行出价;企业拟购入的金融资产的报价,应当是现行要价。
2、企业持有可抵销市场风险的资产时,可采用市场中间价确定可抵销市场风险头寸的公允价值;同时,用出价或要价作为确定净敞口的公允价值。
3、金融资产没有现行出价或要价,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企业应当采用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确定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企业应当参考类似金融资产的现行价格或利率,调整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以确定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企业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不是公允价值的,应当对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作出适当调整,以确定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在非流动市场中运用存在的问题
按照美国证券监管规定,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大量次级债金融产品及其他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产品,每天应根据市场价值来确定其资产负债表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造成次级债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和市场价值直线下降,从而使得这些公司持有的次级债证券化产品的市场价值迅速下跌。如果无法将债券继续销售给投资者,而不得不把这些债券留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那么,或者它们将可能出现资金短缺,或者巨额资产减记将严重侵蚀这些公司的资本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没有及时注资来补充资本金,这些公司很快就将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存在问题,尤其是在出现“流动性黑洞”的非流动市场上,金融资产被大量抛售,整个市场只有卖方没有买方,被抛售资产的价格急剧下跌与卖盘持续增加并存,金融资产价格严重背离其内在价值。比如显著提高现金流风险的新型抵押贷款的性质和数量发生了变化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流动性的缺失会引起表面上资本充足率良好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市场严重缺乏流动性,会计准则却要求各金融机构须将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按市值计价,从而导致重大损失。而金融机构则认为,由于住房等实物资产价格下跌的势头终将扭转,因而,这些损失只是暂时的,应根据对相关债券长期价格的内部估计来定价,而不应依照动荡市场下的价格。如果金融机构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金融危机就会消退。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低估了在非流动市场上证券的真正价值,夸大了损失程度。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我国会计准则中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改进建议
对于在当前金融危机中受到越来越多压力的会计准则,特别是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金融资产减计问题,笔者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是由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引起的。公允价值计量及时反映了资产的状况,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的金融资产减值并不能说明金融机构错误的估计了当时资产的价值。因而,即使是价值的下降,也应进行真实可靠的会计记录和充分有效的披露。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一个时间性的价值,若没有此价值则可能导致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失误。
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确实对市场信心和市场秩序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因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会计准则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应当予以改进:
(一)增强披露公允价值变动信息的相关性
相关金融机构反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导致收益的易变性”,而企业管理层需要追求收益的平稳性(或者稳定性),因此对超出管理层控制范围的因素(如市场因素)引起的收益变动不应进行报告。因此,区分由市场因素变动引起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已实现利得与损失和由信用风险、合同约定的未来现金流量变动引起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便非常重要。当然,也应防止“人为的波动”或“人为的稳定”对投资者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扩大允许企业拥有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适用范围
会计实务中,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摊余成本计量这种混合的计量属性往往使企业的财务报告表现出远高于经济实质的波动性。国际会计准则允许企业拥有公允价值选择权,其目的正在于减轻企业财务信息的波动性,同时又豁免了企业为实施套期会计方法而必须准备的各种文档。
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19条规定“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该条款同时指出:(1)企业仅能在初始确认时使用公允价值选择权;(2)一旦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就是不可取消的。我国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还规定了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
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市场缺乏流动性,市场价格不能真正反映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因而,我国应扩大允许企业拥有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适用范围,在对金融资产初始初始分类后,可以允许金融机构在非常时期把非衍生金融工具调离财务报表中的买卖类别,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按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区分由市场因素变动引起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
同时要求企业管理层书面声明企业对相关金融资产的重分类的原因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并按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充分披露。这样可防止相关金融资产价值因随市价调整而导致盈利更大幅度的波动,也有助于加强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改善企业风险管理,增强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三)扩大企业运用估值技术确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自,完善估值技术实施细则
关键词：金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
引言：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升级，演变为金融危机，其影响迅速波及全球，造成巨大冲击，让全球经济陷入了阴霾两年之久。此次金融危机引起了政府、组织、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密切关注，大家都在透视危机爆发的原因，寻求自我解赎的途径。因此我将从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分析，探讨我国应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措施。
1.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产生，但是其内在深层次的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长期积弊，以及近几十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诱发的产物。
1.1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会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从而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①
1.2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政策性原因。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英美推行，并随后在全世界蔓延。他们极力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坚决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要给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画上一个句号，成为其失败的标志。英国《金融时报》说：“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②”。
2.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此，我就主要分析西方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2.1冲击我国金融业。首先，持有美国投资银行股份或债券的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影响，股票债券大幅缩水。其次，金融危机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放缓。主要是由于国外各商业银行缩紧银根所导致。再次，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中国股市的一蹶不振，几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资者信心受损，影响了整个金融业的经营环境③。
2.2减少中国出口贸易，就业压力突增。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后，其“消费过剩”矛头凸显。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随着危机的蔓延，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年贸易顺差的的出口国而言，必然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困境。生产商担心存货过多，就会缩减生产，反过来又进一步缩减消费需求④。生产的缩减又必将会对劳动力需求降低，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压力突增。
2.3影响投资热情与投资能力。从国内投资来看，金融危机一是会导致投资者投资热情下降，信心不足。二是会利用外资的能力减弱。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甩卖海外资产，回笼资金，以套现应对危机。三是预期投资成本的上升，随着各国的救市措施的实行和危机的缓解必然导致资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迅速反弹，使得投资成本上升。
3.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受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但其影响和威胁仍然弥漫在中国的周围。因此，中国应从这场金融风暴中吸收经验教训，积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3.1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和活动具有的强大的监督管理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作用。通过增加投资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的固定资本的有序更新和对国民经济的技术结构及其比例关系的调整，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⑤。
3.2加强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危险，注重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在中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在过渡期间，需要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选择最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中国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⑥。
3.3有效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我国对美国经常项目保持多年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其中有上万亿美元债券。因而，美国国内经济对我国经济财富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搞活多边贸易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外汇储备的资本结构，减少美元比重，丰富币种。我国应当增加外汇储备中黄金的份额，达到保值的目的，适当增持黄金，降低美元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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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燕生等.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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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卫兴华：《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期
注解：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
②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8月15日。
③《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④《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贸易保护应对策略国际贸易宏观经济
金融危机浪潮下,世界经济恶化,各国为保护国内产业纷纷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便是一个极佳的例子。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必须客观分析当前形势并积极应对。本文分析了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特点及对我国的挑战,并提出了几点对策。
一、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现状
1、金融危机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风暴,不少国家的经济实体增长放缓,产业发展萧条,失业率上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掀起救市热潮。为保护本国经济,不少国家纷纷筑起贸易壁垒,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据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显示,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已有122个世贸成员国采取了提高关税、支持国内产业发展政策等贸易保护措施;2008年上半年,各国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增加了39%,当中对中国产品的调查占很大比重。另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减少2.1%,为27年来首次预测负增长。
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美国对国内汽车厂商的救济实为变相补贴,违反贸易自由公平原则;法国推出了60亿欧元的救助汽车产业计划,提出不裁员、不转产;英国、瑞典等国也正在研究对本国汽车企业的补贴或救济措施。俄罗斯2008年12月将汽车进口关税由25%提高到30%;越南也将整车关税提高。德国和中国台湾也在对半导体产业进行资金扶持。印度提高部分种类豆油进口关税之后,又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玩具实行长达6个月的禁令;2009年1月31日,欧盟对我国出口紧固件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5年内征收平均高达80%的反倾销税。
2、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与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有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贸易保护波及全球,存在连锁和示范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世界各国经济趋于一体化,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正传递和经济波动的负传递机制加快。处于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美国次级信贷危机爆发后,其影响迅速向全球传播,演变成世界性质的金融风暴。由此金融风暴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带有连锁性和示范性,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第二,贸易保护措施带有掩饰性与隐蔽性。各国政府以各种名义,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与协议不直接冲突的贸易措施,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各国政府往往以公平贸易,保护本国产业,环境保护,维持就业及社会稳定等为理由,订立贸易保护条款,带有强烈掩饰性与隐蔽性,并使维权难度增大,使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贸易保护领域及形式更趋多样性。贸易保护涉及领域增多,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甚至资本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被涉及。贸易保护形式更趋多样,从国家向贸易集团延伸,频繁利用贸易集团的封闭性及排他性保护成员国利益。除传统的反倾销,关税壁垒等手段外,还出现了针对服务业的社会责任条款,针对外来资本的鼓励资本回流和排斥外资条款,以及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新兴劳工标准等。
第四,贸易保护对象国针对性加强。以美国的“购买美国货”为首的贸易条款明确规定贸易保护对象国,并主要针对中国,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又产生了印度对我国出口玩具的限制,欧盟对我国出口紧固件的限制等条款,我国在这新一轮的贸易保护狂潮中受到极大冲击,钢铁、玩具及纺织产品等甚至被迫退出某些国家的市场。
第五,贸易保护国中发展中国家增多。外贸需求的大幅下降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中来。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多采取的补贴等非直接贸易手段,发展中国家倾向于直接提高关税。如印度提高钢铁产品的关税,俄罗斯提高汽车的关税,厄瓜多尔也提高了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关税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得以筹资更多资金以缓解本国所面临的财政压力。
二、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挑战
1、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
我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售价较低,较易受到反倾销法规影响。另外一些发达国家为保护其相关产业,还以环境保护为名,设置各种绿色壁垒限制我国纺织品与服装的出口;或制订极其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限制甚至是禁止我国农产品及食品的出口等。上述种种皆极大影响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结构。
2、加大我国出口受阻力度
目前我国商品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地区,而该些国家及地区的反倾销、环保法规及技术法规等极为完善严格。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我国产品在该些国家及地区受到新的相关壁垒阻碍的可能性加大。另外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使得集团内部贸易量大幅增加,等同于排斥集团外产品。
3、贸易摩擦及纠纷增多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保护本国产业,各国纷纷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他国产品。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及第三大贸易实体,面临的贸易摩擦及纠纷大大增加。贸易摩擦的领域也有所扩展,从传统的货物向服务业,知识产权及投资等领域扩展,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门槛日益提高。我国贸易争端大幅增加,涉及的金额及损失极为庞大。另外,由于贸易纠纷频发,我国与他国的长期贸易关系甚至外交关系均受到不利影响。
4、贸易出口额降低引发失业率上升
金融危机引发世界规模的经济衰退,各国需求萎缩已使我国出口订单大幅减少,我国出口也长期持续下滑。而新贸易保护主义使情况更趋严峻,仅2009年首季已先后有印度限制进口我国玩具及美国限制进口我国禽肉产品等案例。贸易出口额的大幅降低严重打击我国相关产业,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尤其一些沿海城市受影响更为严重,不利于国家及社会的稳定。
5、金融业同时受到冲击
此次经济危机由金融银行业开始,大批美国跨国银行或破产或受到重创,极大地影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秩序。而不可避免地,各国贸易保护也以保护本国金融银行业为一个重点,这一切均大大阻碍了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另外经济危机背景下投资者商业信心下降,金融业信贷量也随之下降,银行纷纷收紧贷款,导致大批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撤资,国际资本外流。
三、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策略
1、加强国际合作,联手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前行,因此,各国应团结一致,加强合作,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方面,应积极促进多哈谈判,提倡适度的贸易保护和双赢观念;财政政策方面,各国如能积极实施财政政策支持来缓解外需下降压力,将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货币政策方面,应积极呼吁相关国家采取负责任的做法,积极监控主要货币汇率政策(尤其是美元),以防出现竞争性汇率贬值引发的贸易战。
2、积极运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规则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机制并不可说非常完美、完善,但其仍是各国在国际贸易方面所尊重的底线,并有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熟知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及规则并积极进行运用,将对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有非常正面的影响。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如贸易部门及法律部门,以及有涉外业务的企业,都应熟知WTO规则,以捍卫企业及国家的经济利益。2009年初,我国向欧盟发起的反倾销保卫紧固件案件就是我国利用WTO规则对他国贸易制裁措施进行反制裁的一个案例。
3、扩大内需,出口转为内销
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境外市场需求比以往大幅减少,在此背景下企业需要采取出口转内销的策略,借助国内市场需求渡过难关。然而在此过程中企业往往面临几点困难:出口产品及内销产品针对的市场不同,因此性能方面往往不尽相同;国内某些产业的市场尚不完善,或与境外市场存在差异;国内市场竞争较激烈,运营模式也可能与境外市场有所不同,等等。因此,企业在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中,仍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针对这一情况,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出台若干政策,海关总署也有可能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以期帮助我国企业渡过难关。
4、鼓励企业树立以质取胜的产品意识
我们应对企业进行教育与引导,鼓励其树立以质取胜的意识,避免生产过多虽价格低廉但质量相对较差的产品,以避免受到某些国家的反倾销制裁,并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如有可能,也应鼓励企业着重于品牌建设,全面实现从价格竞争到品质竞争的转化,以使我国出口产品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使“中国制造”成为高质量优秀产品的代名词。
5、利用税收引导产业升级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大,急需帮助。此时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有效地降低产品的出口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对企业起到扶持作用。为降低贸易保护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使出口产品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转移。而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则有利于加快这一步伐。2008年起,我国单就纺织和服装的出口退税率已先后进行三次提高;2009年又提高了部分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6、建立国外贸易保护预警机制
政府可以尝试组织专门人员对西方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和法规进行研究,如其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反倾销调查体系和绿色壁垒体系,并总结国内外企业应对贸易保护的经验和教训。还可拨专人、专款建立国外贸易保护政策实施的数据库,监控更新有关信息,并及时向相关企业预警,帮助我国企业避免相关损失。我国海关、检验检疫机构等相关机构还可帮助监督一些敏感产品,包括注意出口商品的售价及控制品质,以避免后续损失。
关键词：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网；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84-02
我国对金融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在尽量减少金融危机爆发对金融业乃至国家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提出了金融稳定的问题，这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安全网的弊端，使其对我国金融经济发挥积极的作用就需要对金融网的建设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一、关于金融稳定的相关分析
（一）金融稳定的含义
不同国家对于金融稳定的含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瑞典中央银行把金融稳定的含义定义为支付体系的有效运行，在此定义中提出，金融稳定的支柱是一种监管框架，其中包含规章与法令的内容，并且结合个体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违规检查，瑞士中央银行对金融存在的风险可以实时地展开监察，并实行各种危机管理措施。在德意志联邦银行，把金融稳定定义为金融系统处于能够有效执行关键功能的稳定状态，并且可以应对各种突况。从这些定义中，我国学者对金融稳定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内容：首先，金融稳定主要是指在金融体系中，能够发挥最大功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指导下，宏观经济可以更加健康地运行，并且货币政策以及经济中的相关财政政策也能发挥更加稳健的效用，在长期金融稳定的干预下，金融环境发生逐步的改善，金融基础设施能够发挥出更加稳定的作用，如果遇到种种外部冲击，那么金融体系在社会中仍然可以有效运行。其次，金融稳定的特点可以从宏观性、动态性以及复杂性几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金融稳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技术以及法律层面进行全方位的协调，然后以此确立投资人、保护人以及经营者的各方面义务、权利等等。
（二）金融稳定的影响因素
1.内在因素。影响金融稳定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在金融体系中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此种脆弱性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一方面，从事金融服务的需求者和金融服务供求者之间具有信息的不平衡不对称性；另一方面，很多金融机构处于高负债经营状态中，也属于行业特点。另外，金融机构因为存在信用扩张的现象，在较为强烈的利益动机驱动下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简单地讲，金融不稳定的内因可以归结为，信息不对称、高负债经营、过度信用扩张，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基本为金融系统监管不力，处理不及时，最后导致金融不稳定。
2.外在因素。影响金融稳定的外部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经济基本面改变。经济基本面改变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断变动引起的经济波动。例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变化引起的经济放缓或者衰退，这样市场价格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其次，宏观政策变化。宏观政策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金融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包含了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内容，从社会特定行业来讲，这些税收政策会引起企业经营业绩的预期，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财务实力有所降低。最后，外部事件冲击引发的金融不稳定。外部事件主要是指国家自然发生的各种灾害、安全恐怖事件以及各种丑闻等，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例如，在2001年，轰动世界的美国“911事件”，就给美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给美国的股市以及社会信心造成很大的影响，金融市场面临休市的问题。
二、金融安全网建设的措施
（一）审慎监管措施
1.我国审慎监管存在的问题。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了关于国务院提出的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在方案中涉及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公司等，这些机构的监管职能需要与其他金融机构有所区分，在中央金融工委的支持下，成立监管委员会，由此形成监管审慎体系，也被称为是“一行三会”。在这些监管体制中，有明显的分工和界线区分，这对于有效提升我国的金融稳定监管水平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此种监管机制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人民银行与其他机构地位平等，仅靠平级的协调难以起到约束的作用。在监管职能被分离以后，人民银行收集到的金融信息与曾经直管机构所获得的信息有非常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信息的完整度、信息的时效性方面。人民银行在对金融风险进行处理时，需要与监管机构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建立信息交流网络，但是现实工作中却没有建立此种交流方式，只是通过一些临时的信息沟通来获取监管方面的风险信息，这样会造成多种信息的遗漏和损失，给金融风险判断带来失误。其次，银行监管部门缺少信息共享机制。我国只有少部分地区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以及保监会一直在强调加强合作，建立监管沟通信息共享机制，但是在实践上并没有突出成效。目前，大量金融集团、金融机构的出现，使过去的金融监管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发展情况，在实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重复监管的现象，也有监管的真空地带，这样监管标注就不能在统一战线上，由此给金融风险控制和金融安全留下极大的隐患。
2.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内容以及方向。针对上述问题，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在维持现有监管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伞状的监管模式。具体做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建立起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此委员会主要是促进三会之间的共同合作以及相互协调。从法律层面讲，该委员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其只对国务院负责，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属于平等关系。该委员会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三会在金融监管委员会的带动下，需要及时地上报各种金融信息，以便于委员会可以做出各种金融安排。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存在可以解决一些分业监管体制不够流畅的问题，也可以对监管各自为阵，欠缺合作力的现象进行监管。其次，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是对货币稳定做出贡献，并不直接参与到监管工作中。在金融信息的使用上，要和金融监管委员会来共同享用信息数据库，由此中央银行在这种状态下就可以获得更多所需要的金融信息，能够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与动向可以通过委员会下达到各个监管部门，然后监管部门根据货币的变化制定出相应的稳定性措施。
（二）最后贷款人制度
1.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含义以及实践情况。最后贷款人制度主要是让中国银行在恐慌过程中进行自由贷款，并实行惩罚性利率。贷款人能够有能力提供贷款担保。最后贷款人制度主要是避免因为各种恐慌事件的发生造成货币储备的减少，利用有效的措施支撑整个金融体系，并不是对某一个金融机构进行金融风险的关注，但需要注意的是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存在，并不能避免危机现象的发生，而是将这些危机对金融产生的影响进行最小化的缓解。最后贷款人可以为有良好信用记录的银行提供贷款业务，并不是对信用记录不好的银行进行挽救，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恐慌程度对较好银行的影响降到最低，拯救性贷款应该是利息较高的，并且具有惩罚性。
最后贷款人制度在国外有了一定的实践活动，例如，在英格兰，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需要掌握流动性标准，同时注意对道德风险的防范。在市场面前，中央银行要进行必要的金融干预，充分考虑市场处置方法和市场原则，中央银行建设各项制度以此来维护社会利益，并将其分享到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最后贷款人制度指出，个别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也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因此要加强对其的救助，对内容进行保密。英格兰在此方面的实践积极的发挥了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功能，对于一些因为内部管理不善遭受损甚至破产的银行不采取救助措施，他们认为这种风险是个别银行内部所特有的，因此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比较小，所以不予支持。
2.最后贷款人制度实施存在的问题。我国在20世纪末开始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为了保持金融稳定，人民银行对一些金融机构提供了紧急贷款，有效化解了金融危机。这种做法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缺少完善的救助标准。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实行因为缺少完善的执行标准，尤其是对救助对象以及救助时间没有准确的实行标准。例如，我国一些农村基金会的关闭、商业银行的关闭以及信托公司的破产等等都产生了金融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是流动性风险也可能是清偿性风险，但是共同面对的问题都是支付问题，人民银行面对这种状况开始为这些破产机构埋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网的建设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减少金融风险的发生，避免对央行的过度依赖，有效改善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环境，促进银行和各个金融主体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增强信息的共享和有效应用，以此提升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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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运用
美国及发达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特别是9月份的物价上涨4.6%，已经低于政府全年的控制目标，其他宏观数据和结构指标升降互见，基本情况还算不错，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势。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最后，要注意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次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应当始于以实际经济活动背景的资本交易(如易变性最低的直接投资)，然后逐渐过渡到易变性较高的金融性资本交易；与实际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资本市场应先于货币市场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又应当晚于中长期债券市场，具有明显投机色彩的衍生产品市场则应放在最后开放。在货币市场工具开放的过程中，长期债务应先于易变性最大的短期债务；在资本流向的放松管制方面，一般的顺序是先放开流人，后放开流出。但在目前国际资本的过快及过度流入的情况下，则应当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资本流人限制、同时尽快放松对流出的限制。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年中央银行交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内流动性过剩起到了一定的收缩作用。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2007年，我国陆续采用了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和国债发行等财政措施，对抑制流动性过剩、缓解进出口不平衡和控制资产价格过快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充分利用税收工具；加大公共支出转型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大财力投人到改善民生、改善环境、改善社会保障上，而一般性支出应更加从紧；进一步启动内需，逐渐从出口拉动转变到内需拉动。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保持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从总体上来看，货币政策既不宜扩张，也不能收紧，而以稳定为要，具体政策手段需要调整，减少数量调节，增加价格手段，给市场主体以选择的空间。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