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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 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态度变化(attitudinal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of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ofwhatoughtto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of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注：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ForeignPolicy,ed.JamesRosenau,(NewYork:Free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图(cognitive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amplificationofrelevant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ContinuityandChangeinItsSecondGenerationeds.,Laura
Neacket.al.,(NJ: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B.Bobrow,“TheChineseCommunistConflictSystem,”Orbis,9(Winter1966);H.BoormanandS.Boorman,“StrategyandNationalPsychologyinChina,”TheAnnals,370(March1967);TangTsouandMortonH.Halperin,“MaoTse-tung''''sRevolutionaryStrategyandPeking''''sInternational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9,(March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政策。(注：StephenG.Walker,“TheInterfacebetweenBeliefsandBehavior:HenryKissinger''''sOperationalCode
andtheVietnam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啬鬼(cognitive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注：DeborahW.La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JerelA.Rosati,TheCarterAdministration''''sQuestforGlobalCommunity:Beliefsand;
TheirImpactonBehavior(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to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
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G.Herman,CharlesF.HermannandJoeD.Hagan,“How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ofaModel,”Paper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ChinaEyesJapa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Rozman,TheChineseDebateAboutSoviet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t.YongDeng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咂渲饕饔迷谟谖け竟墓依妗R虼耍拦肮袂淇死锼雇懈ト衔拦淹平拦蚶娴哪芰ν淼厍蜃匀蛔试唇裘芰翟谝黄稹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期间有纷争、波折也有合作、共赢。起初，出于联合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主动与中国接触，并最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美国则在很多方面需要借重中国，两国间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在国际形势这一因素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在美国则更是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状况。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60多年前就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托克维尔困境”，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可能是世界上处理外交方面最贫乏的制度。同任何一个大国一样，影响和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社会的多元特点又增强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复杂性，使得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诚然，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安排，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多元的社会特点等都会制约外交政策的实施和制定。最能体现全民意愿的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同样也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克林顿总统的竞选与执政
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外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所作的反应。另一方面，国内因素又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近些年来每逢美国总统大选之期，中国议题以及对华政策总是能够成为争论焦点。而中国议题往往能够把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国内与国外因素牵连在一起。这种选举政治如何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总统选举的实例中一窥究竟。
克林顿政府是冷战后的第一届新政府，中国在冷战之后日渐强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的交往和依赖也随之加深，期间的摩擦和矛盾难以避免。毕竟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历史文化上都相去甚远。苏联解体以后，中美联手抵御苏联的战略前提已不复存在，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和作用也有一个全新的评估。不同党派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和标准。
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由于部分媒体的歪曲报道，美国民众的情绪被煽起，造成对中国的严重误读。当时，美国总统布什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中美关系，抵制住国会压力，极力保持住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总统及其团队则在竞选过程中利用中国议题大做文章，抨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由于在治理国内经济上欠佳，布什在这次竞选中败北，克林顿胜出，成为美国新一届的总统。
上任后，克林顿处理对华关系明显要受到1992年“选举政治”的影响，1993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伤害。幸而，经过实践，克林顿政府认识到这一方式的不妥当之处，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可以看出，克林顿总统初期虽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兑现承诺，但在对华政策上还是比较谨慎，不是完全按照他竞选总统时的说法去履行，而是不断在修正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
二、美国选举政治何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一)竞选策略
在总统竞选过程中，任何议题都可资利用，尤其是对竞选者来说。他可以抨击在任者的外交失误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从吸引选民关注的策略出发，竞选者也常常提出与在任者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彰显自身的独特性，而忽略了这些政策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竞选者缺乏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在竞选过程中难免出现短视的判断和行为。例如，克林顿在竞选过程就不顾两国长远利益，利用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大做文章争取选票。他入主白宫之初，也是在按照竞选时期的一些承诺来制定对华政策。
(二)任期与连任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美国总统任期先后为序，呈现出某些规律性的特点：(1)任职第一年，缺乏外交政策经验，经常制造一些“外交麻烦”;(2)任职第二年，外交政策经验增多，大部分美国总统开始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3)任职第三年，处于竞选连任的考虑，大部分总统趋于保守，难有作为;(4)任职第四年，争取连任成为该年度的首要考虑，外交政策领域显有突破;(5)成功连任后，则可以摆脱选举政治的束缚，第二任期是大部分总统最有作为的时期。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大都以负面影响颇多，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统出于个人政治生涯的考虑，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二位置。托克维尔早年就洞察到：“连选连任的渴望支配着现任总统的思想，他的一切施政方略都指向这一点，他的一举一动都着这个目标。”克林顿总统不似他的前任布什总统那样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同时又是成功谋得连任任职八年的总统，在这期间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也是符合以上所描述的这一规律的。
(三)两党政治
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自19世纪以来，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历任总统也基本上在两党之中产生。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也允许第三党派的存在，但是两大党派均能够很快吸收小党的政治纲领或政策主张，致使小党很难长时间存续。所以总统的竞选也仅在民主、共和两大党之间角逐。两党对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存在一些分歧。“就外交思想而言，共和党奉行现实主义，而民主党推崇理想主义;共和党的外交风格偏重单边主义，而民主党则喜欢多边主义;共和党的外交风格偏重单边主义，而民主党则喜欢多边主义;共和党倾向于民族主义，而民主党强调国际主义。在防务/外交政策方面，共和党主张强大国防、独善其身、相对孤立，而民主党则倡导裁军、集体安全、多边合作、对外干预。在外交政策目标上，共和党倾向于将安全排在第一位，而民主党有时将人权/民主排在第一位，有时又将经济排在第一位。美国的党派之争直接造成了府院之间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布什总统执政后期，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美国两党在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政见相左，成为对外政策中的一大争议。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也总统与国会也时有争论。
. (四)争取选民
立国之初，由于担心民主的风险，国父们反对总统直接选举。因此，他们设立了选举人团。总统选举分两个步骤进行，先由选民选出各州的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总统。今天，美国已经接受了总统直接选举，选举人团也仅是一种形式的存在。这种赢者全得的选举方式使得选民在选举中的作用大大增加。总统的竞选理念和纲领都要十分迎合选民的意向和心理，然而选民对于他国的认知和判断未必就是客观合理的，总统的竞选及之后的执政就未免受这一因素所囿。当然国内政治经济是选民的首要关注，每当国内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时，外交政策就成为了转嫁国内矛盾的一条出路。无论是从总统的竞选策略入手，还是选民的自身情绪来看。在国会和舆论要求取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地位的情况下，布什总统深知在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尽量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克林顿利用国内国外两个议题来攻击布什政府，更易赢得民众舆论的支持。
三、中美关系能否摆脱选举政治的影响
中国及对华政策之所以会沦为总统竞选的一张牌，是由于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判断和定位的不一致性。有分歧就有争论。这要追溯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其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考虑到中国的基本现状和发展前景，美国国内出现了对中国采取“接触”还是“遏制”战略的不同意见，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时期还是布什总统时期，对华定位总是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克林顿总统在任期内也是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从制裁，到接触，到合作，中美关系虽存在波折但还是不断向前发展。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对华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利益相关者”的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更加紧密，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也表明了美国对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重视和倚重。当然，无论制定何种的对华政策都是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的。
时至今日，选举政治又会在何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中美之间是否已经建立的更为成熟的大国互动关系。我们可以从2012年的总统选举过程中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在经济危机阴霾笼罩下的本次大选，“中国牌”再次成为奥巴马和罗姆尼争论的焦点。与克林顿总统竞选时期相同的情况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争论的话题已不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罗姆尼的一路竞选下来，对华的态度均十分强硬。他宣称，在他当选的第一天就要给中国贴上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标签。2012年以来，奥巴马也开始在国情咨文中表露出对华贸易政策施压的风向。今年对中国的指责多半是因为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这样的策略同样是在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拉取选票。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所说：“很多美国总统喊着对中国强硬的口号上台。但是一旦他们真的入主白宫，了解中美双边关系的实质后，他们就会意识到情况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可以见得，在竞选阶段，总统候选人的策略难以避免出现一些非理性的、短视的理念或者口号，以迎合舆论所向。
然而，竞选成功之后，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的哪一位上台，继续在中国议题上如竞选时所言大做文章，那不仅会伤害中美两国关系，也会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据统计，到2011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6万亿美元，占其总额的26%;双边贸易上，美国对中国出口额为1038.8亿美元，自中国进口额为3993.4亿美元。除此以外，民间交往不断深入和扩大。可见，中美之间的经贸文化纽带更具韧性，对抗只会损害双方共同的利益。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交往与共处，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活动，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候选人们同样深知，美国在很多领域里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两国间的和平相处才是大势所趋，并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
中美关系会由于美国国内的选举政治而产生一些起伏，但是从冷战结束到今天，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并没有因为选举政治的影响而发生方向性的大变化。也是中美大国关系相对成熟的一种表现。虽然，美国的总统竞选制度没有发生变化，选民对选举结果仍有着直接的作用，美国民众做出的选择使奥巴马成功连任总统。在中国崛起中美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必将更加的务实和理智。对美国选举政治的规律有所了解之后，有利于我们更加从容自信的应对与处理中美关系。
关键词：国家外交 单元特征 世界局势
在制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对其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单元。单元是构成国际系统的一个基本的行为主体，也是个国际系统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存在单元主体就不会存在系统。在国际系统的行为主体中，单元主要被认定为是国家，而并不是国际组织或者是跨国公司等其他行为主体。本文就从对国家外交政策形成影响的各种单元特征角度进行探讨。
一、 国内政治系统和国际政治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外交政策就是其在世界上需要实现的各种目标以及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战略等。比如美国，对外政策通常都是源自于一些专门为美国总统等提供意见参考的机构，同时其对外政策等也都会受到美国国会或者是一些辩论赛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美国政治体制其决策主体的多元性就导致了美国总统或者一些专门提供意见参考的机构以及国会等都会跟单元，也就是国家行为主体的政治特点以及文化特点等存在许多联系。在广义的政治学概念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被包含在一个系统之中的，阿尔蒙德以及小鲍威尔等在对政治学的研究之中借用了生态学的观念，对于政治系统指出政治制度不仅存在于其国内环境中，同时也存在于国际环境中，政治制度不仅改造这些环境同时也被这些环境进行改造。在这些的系统之中，国际政治就成为了国内政治的环境，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通过输入与输出进行沟通，国内政治最终成为了国际政治的子系统。而对于一个单元，也就是国家行为体来为国际政治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对国内政治进行服务。所以说国际政治跟国内政治之间并非是隔绝的，而是有消息互通的，甚至相互影响乃至互为因果。
（二）、在对单元政治特点进行梳理的同时需要考虑到两个问题：国际政治对于国内的影响，以及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影响。就单元的外交政策来说，这是国内政治决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属于国内政治，但是就起实施的对象来说又可以看作是国内政治系统对于国际系统的政策输出。在这个输出的过程之中，外交政策就成为了沟通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桥梁。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让二者之间进行互相作用以及反馈，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再次回到国内政治系统之中来实现外交政策的最初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的最终结构输出到了国际政治系统中，又成为了构建国际政治系统的原因。
（三）、一个国家行为主体其对外政策属于其国内政治的范畴，所以制定其对外政策的时候会受到其国内的政治体制以及参与政治的各种力量的影响，同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以及议程等都会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这种来自不同单元主体的政治差异就导致了不同单元主体制定其对外政策中存在很多的不同，而政府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机构、个人等也都会参与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来。比如说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分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来说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会牵扯到多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如说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其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定位和定性等就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这样一来，实际上美国外交政策所反映出的就是对于美国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最大影响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趋势。
（四）、国际政治的国内化影响以及国内政治的国际输出指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界限上的模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外交是国内政治的一个延续。但是在目前阶段，国内政治也有可能变成外交政策的延续。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单元主体的内政除了会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外还可以是外部对其内部进行反馈的客观条件。在国际化的关联性之下任何一个单元主体都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而是会出现辐射性的效应。单元的外交政策比如含有的国际性会导致国际成果，因而也就会导致对其他国家的反映而被国际化。
二、 国内文化特征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对于单元主体来说其民族文化因为包括了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化的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其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有较大的影响：第一就是因为一个行为主体其文化的形成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其沉淀下的文化积淀具有长期性。第二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或者是其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稳定性。第三就是文化其施加出的影响是会超越阶级和政党存在的，其表现在社会中家庭生活以及企业生产和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例如说在经济文化中美国强调的是公平竞争而中国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第四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成功的一面也都有失败的一面，但是并不存在一种文化超越另一种文化。
（二）、政治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美国有关学者将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对其政治进程以及政府工作的性质和风格的态度。在一个民族内部政治文化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政治态度以及感情。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民族历史遗迹社会、经济等都有很大关系，同时政治文化也会直接影响到政治角色的行为。在对任何一个政治主体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需要研究其实际的政治行为，还需要对其带有政治倾向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解。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了两种内容，第一是内部人民看待自己和外部的国家观念，第二就是人们处理其对外关系的方式。
（三）、国家外交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国家利益，而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政治文化。人是在文化中成长的，那些掌握了实际政治权力的人更加容易受到文化的影响，其行为和态度等都是存在许多文化根源的。例如我国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古诗词来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当我们在谈及政治文化时主要的参考对象是美国，尽管美国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在综合各种意见之下的产物，但是却依然渗透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三）、政治文化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1、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影响到这个行为主体的外交政策内容以及目标，比如说国外许多学者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扩张归于在美国文化因素中存在的个人动因，和美国文化中有关权力是建立在商业以及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观念；或者很多人都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归因于在日本文化系统中的思维框架存在的危险性。而在冷战之后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对于国家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国家认同。例如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特质等影响到我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倾向于自省，而美国则更加影响于将本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普遍价值等向世界推广。从一个国家的文化角度来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的学者认为，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其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的联系，被称为战略文化。例如美国学者金淳基曾经指出的，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扩军行为更多的体现的是我国在过去一个世纪所受的屈辱的反抗。
2、文化所施加出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其直接影响决策者并且通过决策者来影响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由代表这个国家文化以及民族特性的代表所制定出的，这个国家主体其长久以来所沉淀下的文化传统以及道德价值观念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决策者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及信仰等。而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其反映出的则是本民族的文化需求。例如由于我国在近代长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坚持着国家不得侵犯的原则，并且坚持将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而美国文化系统中的天定命运的思想观念导致了美国在不同时期其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理念，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理想主义，而卡特则是人权外交。
3、一个国家行为主体其文化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机制和过程，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会直接影响到基本政治体制以及政治制度。例如美国所采取的三权分立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日本和英国的民主立宪制度等都是跟本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文化中鼓励的是个人主义，所以在这种政治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就会首先考虑到如何来有效的避免权力会过度的集中，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这种政治体制也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一个互相斗争的过程，每个部门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争抢利益。对日本来说，其外交机构的设置就受到了日本家庭制度的影响，其家庭制度的资历特点以及明显的级别等都对其外交机构的设置产生了影响。而印度文化中对宗教的重视等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中对外交政策的落实方式不够重视，对于甘地或者尼赫鲁来说都没有为了解决实际的外交问题而制定政策。
4、文化所施加出的最后一个影响就是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执行以及实施方式产生影响从而让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文化以及民族特色。外交政策是代表了国家利益的人进行交往的社会现象，所以在特定文化中的各种文化规范以及习惯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外交主体对外的特点。比如说我国文化中人际交往中比较重视面子的特点，在外交中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而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对于外交的政策来说，中国强调的是矛盾，要分清敌我，在早期强调的是一边倒，而后期强调的是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
三、 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分析
各国政府在制定各种外交政策的时候，意识形态对其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第一就是功能认知。意识形态是过去生活所积累下的知识以及经验，在人们所进行认知的过程中，可以充当分析灵镜的功能，具备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体，在对同一个客体进行看待的时候可能就因此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理念。也就是说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决定了我们在现实中的各种行为。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种族习惯和语言系统、宗教文化系统等，就可能会出现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世界历史上一些较大的冲突事件等大都是发生在意识形态冲突较为严重的时期。比如说冷战时期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当时的领导者在其认知上出现了误差，而这种误差又来自于其意识形态中强烈的意识。
（二）、第二个功能就是意识形态具备的规范，在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主要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有限制和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一定的指导。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此进行认识，就是意识形态对人来说提供了一整套的知识，让其在潜意识中受到一组习惯以及准则的支配。从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其一的主要功能就是让个人或者是集团的外交方式更加复合各种规范。在冷战期间，尽管在美苏两大阵营内部也存在各种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在国家体系之间都有缓和彼此利益冲突的愿望来维护其一直的国家利益。在冷战结束以后，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阵营冲突不复存在，但是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
（三）、第三个功能就是合法，其指的就是意识形态会提供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语言来让其有关的制度合法化，为外交政策寻找依据以及各种理由。例如美国为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是其却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
除了上述几个作用之外，意识形态还具有目标功能的作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直接目标。
结语：对于一个单元主体来说，其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种力量交汇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正处于复兴的中国来说，外交政策更是关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金卫星.二战期间的美国筹建战后世界多边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历程[J].史学月刊. 2003（12）
[2]胡德坤，韩永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的战后世界和平[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
【关键词】理性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从物质力量层面探讨了国家的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的力量分配来理解国家的对外行为；自由主义以国内政治为中心，用利益来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它们的分析框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理性主义的视角对国家对外政策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把国家看成是偏好固定不变的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建构主义把国家和国际体系的互动结合起来，从国际国内的集体身份和规范的角度去审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种新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国家对外政策的新窗口。本文首先归纳了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然后阐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分析与应用，结论部分评价了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
一 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
戴维·辛格曾说过，外交政策分析是从国家层次上来理解世界，它不同于从体系层次来理解世界政治。[1]肯尼思·沃尔兹曾反复地指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本不是外交政策理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系统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即从结构而不是从单元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系统理论解释的是为什么地位相同的国家，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行为是相同的。外交政策理论解释的是地位相同的国家，为什么其行为是不同的。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国际政治理论是系统理论，它解释的是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是描述国际结果而不是国家行为的理论，其因变量是不同国际体系的性质。至于国家在体系结构约束情形下如何做出反应则是外交政策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国际体系能够影响外交政策，但不能决定外交政策，所以国际政治理论不能运用到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2]在与沃尔兹的辩论过程中，柯林·阿勒曼（Colin Elman）归纳了沃尔兹等人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的四点理由：（1）新现实主义论点的内在逻辑没有提供惟一决定的行为预测；（2）单元层次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意味着体系层次对国家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总是不准确；（3）新现实主义以进化选择机制理论为基础，所以它不能用来预测国家的行为选择；（4）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变量概念清晰度不够，常常发生歧义，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均势等，不便于操作，因此不能对行为进行具体的预测。[3]不过，按照柯林·阿勒曼的分析，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实际上并不容易分开，而且一些学者总是利用新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单个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4]詹姆斯·费尔恩（James D.Fearon）认为沃尔兹把外交政策理论局限于单元层次过于狭隘，因为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后果的解释实际上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题中之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有多种变量，如果从分析层次的角度来考虑，可以有三个方面：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虽然有些变量在单元层次上解释起来比结构层次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系统理论不能解释外交政策，而只是说明它不能解释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5]如果沿着这种思路来理解外交政策，新现实主义还是有外交政策理论的。
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解释，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单元（国家）的功能是不变的，因而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是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或国家间的能力（capability）分配。这种相对权力位置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国家的能力和国际体系的极数（大国的数目）。这样，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相对权力位置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自变量国家相对权力地位决定因变量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6]
虽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对权力内容的理解存在分歧，但都认为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是军事和经济力量，[7]国家通过它们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去追求自主及其影响。换言之，权力政治以寻求自主和影响的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寻求自主的政策旨在维护和增强国家的独立性，这种政策可以通过以下行为模式体现出来：不遵守双边和多边组织的义务；拒绝把国家的物质资源转移到国际或超国家组织；一旦合作增强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就拒绝合作；建立针对第三国的联盟。如果说国家的自主是避免环境对自己的影响，那么，寻求影响的政策则是国家对环境施加影响，塑造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国际制度是国家发挥影响的最重要场所。当然，双边关系中也存在这种行为。这种政策行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增加自己在组织内的资源份额来提升发言机会；偏爱那些给自己带来最多发言机会的国际组织；确保强国和国家集团的发言机会；维护和增强对弱国的影响。国家所受到的安全压力越低，它就越愿意牺牲一定的自主性，去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更大影响。[8]
新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无论是分析追求自主性的政策还是追求影响的政策，都是以权力为基轴，权力是其核心概念。它试图通过聚焦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位置，寻求国家权力位置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预测和剖析国家的对外政策。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尽管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约束，但主要是由国家内部的行为体的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经常提及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命题就反映了这种认识路径。它不是把国家看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unitary actor），而是对它进行功能性的分解，确定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体的效用偏好，最后通过各行为体的利益计算，从而自下而上地推导出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打开国家对外行为的黑箱。
国家内部的行为体一般可分为两个： 政治－ 行政系统行为体(political-administrative system actor)和有组织的私人行为体（organized private actor）。政治－行政系统行为体又分为政治行为体和行政行为体；私人行为体又分为公司、经济压力集团（行业协会）和政治倡议集体(group of political advocacy)。这些行为体的基本利益就是增加经济力量（收入和增产）和扩展决策权力。不过，它们的重要性在不同行为体的考虑中是有区别的。[9]
其实，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分析都可以纳入到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理性主义对国家对外行为的解释是基于国家作为“经济人”的行为体具有对成本－收益的计算能力，在外在结构和有限信息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国家行为的逻辑是推论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10]
二 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分析
理性主义外交政策的分析路径在冷战之后开始遭遇挑战。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地图，而且也激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辩论。一些历史性的事件不仅成为检验理论的试金石，而且也是理论创新的催化剂。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认同和文化重返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以认同、规范和文化为核心概念的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根支柱之一。[11]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分析单元，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性的，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由共享的规范、主体间的观念和角色身份构成的，不同的文化赋予行为体（国家）不同的角色。国家的角色和身份并不是先定外生的，而是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由社会结构建构形成的，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12]行动者的行为不是像理性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以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行动，而是以社会人和角色扮演者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行动者的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文化）之中，其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引导。这种社会规范使国际社会的行动者（国家）的行为遵守“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社会规范对新现实主义而言，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因果作用，在对行为的分析中可以不需考虑；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只在一些问题领域有作用，并帮助具有既定利益的行为体去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起到干预变量的作用；对建构主义来说，社会规范不只是规定和限制了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建构了行动者的身份，使行为合法化，并定义了行为体的利益，由此而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
社会规范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化的机制来完成的。社会化可界定为将个人持续且广泛地导入社会的客观世界之过程。社会化一般包含两个方面，即新的行为体进入新的环境，通过学习和适应，然后把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加以内化。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它是团体行动者（corporate agent），其社会化的过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国际社会方面， 即国家的跨国社会化过程；另一个是国内社会方面， 即社会社会化（ societal socialization）。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在国际层次上，通过社会化过程把由国家间所共享的国际规范加以内化；在国内层次上，把国家内部公民所享有的社会规范加以内化。国际社会层次上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有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倡议联盟（transnational advocacy coalitions）。国内层次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各种组织，它们把适当行为的预期赋予政治决策者。
国际规范主要体现在国际法、国际组织的法律条款和国际会议的最后条文之中。社会规范主要通过宪法和法律秩序的诠释、政党纲领及竞选主张、议会辩论的分析和舆论调查来考察。如果从规范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进行，即跨国层面的建构主义和国内社会层面的建构主义。[13]
建构主义除了用规范的概念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外，还把身份（认同）作为理解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温特把身份限定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14]这实际上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身份(state identity)，即身份是在国家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属于国家身份的外在层面。如同新现实主义一样，体系层次上的建构主义仍把国家看做是单一的行为体和一个黑箱，国家的身份和国内的实践没有关系，或者从分析的角度把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搁置起来。从国际层次的角度考虑，国家的身份基本分为三种：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角色会赋予国家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将规约国家的行为。不过，国家作为自组织的单位，它的认同可来源于国家内部的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在体系层次上互动之前，是具有自己身份的（national identity），即国家身份的内在层面。这种身份的建构是国内具有不同角色概念的集团讨价还价的过程。决定国家内部身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共同的文化和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共同的文化包括语言、习惯和宗教，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是指自由/民主还是自给/专制。
国内政治的发展如战争、革命和制度安排等会改变国内集团的权力配置。至于哪种认同最后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不同组织在国内的力量分配和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一般来说，最有实力的组织或个体会把它们的观念和认同强加到法律、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使之制度化，一旦这种文化被积淀为社会事实后，就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5]如果我们能够定义国家的团体身份，我们就能清楚在国际体系互动之前，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国家的互动方式就能确定是肯定的认同还是否定的认同。由此，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就成为体系层次上社会身份形成的重要自变量。这种对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解实际上突破了温特对认同分析的体系视角。温特只从体系层次上探讨了国际社会结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没有分析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对国家身份的国内因素考察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系理论的不足，也是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而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16]
国家身份的形成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互动的过程。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会影响国际体系层次上国家身份的变化，反之，国际体系层次上身份的变化也会影响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的身份或者会强化，或者会遇到危机。而这种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外交政策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国家对它的理解。[17]
三 规范、认同与国家外交政策分析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建构主义除了进行理论体系的建设之外，还对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8]虽然温特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论，[19]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现代主义类型的建构主义”(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学者把建构主义的视角和概念框架运用到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理论解释的不足。
德国统一是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德国问题一直是欧洲的中心议题。统一之后，它的对外政策走向牵动着欧洲乃至世界的神经。围绕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德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界展开过激烈的争论。[20]按照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德国统一后力量的增强，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并再次成为欧洲的大国，由此而来的是其外交政策也会发生变化，它将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more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一个更加强大的德国将再次拥抱民族主义，它将寻求与其经济资源相称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独立性，并对邻国构成威胁。作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英国一样，必须准备在一定的环境下使用军事力量，在涉及德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时，不再置身于多边军事行动之外，而是全面参加北约地区之外的行动。冷战之后的欧洲将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之下。[21]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统一后的德国由于国内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德国的领导人将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问题，国内政治的考虑将影响外交政策的变化。
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德国的对外行为并没有出现如主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而是更加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实现了欧洲货币联盟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欧洲的国际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维持跨大西洋的关系，继续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不过，德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并不仅仅像新自由制度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基于物质利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为德国对外行为提供了适当的规范。对于德国在冷战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有别于主流理论的预测，建构主义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把德国的外交政策放在整个欧洲的制度中来分析，欧洲的制度不仅仅约束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改变了行动者的身份。它把德国和欧洲的关系变成了德国在欧洲内的关系，德国这艘大船被牢牢地锚在了欧洲，成为一个温顺的国家。[22]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从德国国家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借鉴了叙述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认为战后出现和延续下来的超国家的欧洲身份构成了德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德国朝野都把德国的利益与超国家共同体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欧洲身份告诉了德国利益之所在：支持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深化。因此，尽管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德国的国家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统一后的德国仍然保持着政策的连续性。[23]约翰·杜费尔德(John Duffield)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德国统一后的外交政策，反军国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德国的安全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克制力。[24]沃尔克·瑞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等人则选取了德国外交政策领域中的4 个案例，它们分别是北约内部的德国安全政策、德国的欧盟外交政策、欧盟和关贸总协定内的德国外交政策以及联合国内部的德国人权政策，这四个领域分别涉及国际政治的三个主要方面：安全、福利和规则体系，全面地考察了德国统一后的对外行为。他们通过科学实证的分析，把理论预测与德国的对外行为变化联系起来，对理论加以检验，对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是最弱的，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建构主义则最具解释力。因为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征是与规范相一致的外交政策。它几乎总是坚持国际和国内社会所共享的以价值为基础的适当行为的预期。[25]德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不可能脱离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只靠自己来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将更牢牢地嵌入在西方世界之中，支持欧洲一体化，维持跨大西洋的关系。
约瑟尔·波兹达格鲁(Yucel Bozdaghoglu)把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运用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分析之中。从地理上说，土耳其位于北方和南方、东方与西方的交汇处，就文化而言，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占多数，同时，它又是一个接近西方式民主的世俗国家。因此，一些学者正是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出发，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主要的集团发展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必要与特定的集团发展全面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然而，事实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现代史上全面地认同西方特别是欧洲，并且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解释，土耳其的这种政策纯粹是受土耳其的安全考虑的驱动。土耳其通过在安全上作为北约的一员、政治上对西方的承诺来对付苏联在二战后所构成的威胁。不过，这种观点是有疑问的。第一，尽管土耳其与西方的密切联系有具体的安全利益考虑，但这也反映了土耳其要成为西方一员的意愿，加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可以让土耳其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使他们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旁观者，强化他们对西方的认同。第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时期就已经确定了要向欧洲文明看齐的方向，当时土耳其并不存在苏联的威胁，而且在独立战争时期，还得到苏联的经济支持和同情。苏联的威胁只是在土耳其与西方完全结盟之后才出现。另外，在20 世纪50 年代苏联的威胁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土耳其进一步加深了与西方的关系。在冷战时期，苏联极力争取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但土耳其仍然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起，即使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没有得到西方支持的时候也是这样。[26]冷战之后，随着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一些学者认为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将会松懈，因为它的文明是伊斯兰的而不是西方的。但土耳其并没有这样，而是坚定地与北约站在一起，因为北约不仅仅为自己提供了安全，更重要的是一种确认自己认同西方文明的象征。[27]
四 初步结论
建构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主要流派之一，除了进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外，实证方面的研究也蔚然兴起，国家的外交政策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分析所使用的概念、关注的层次可能不同，但都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知识基础。
1．建构主义通过把规范和认同纳入到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中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解释外交政策变化的知识图谱。规范和认同在主流理论中仅仅作为解释行为的剩余变量来对待，而建构主义恰恰把它们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要质疑它们，也就是说，行为体的规范和认同原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不过是行为体建构的结果，是行为体把自己创造的东西看成了外在于自己的客观实在，即由becoming 变成being。随着行为体的互动实践不同，规范和认同也就不同。规范和认同不再是主体的，而是主体间性的，它们附着于行为体，但并不能还原为行为体本身，具有体系结构的性质。这种结构不仅约束行为体的行为，而且还可以改变行为体的身份。身份不同，利益自然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不同，因而也就决定了外交政策的不同。所以，一旦行为体在互动的过程中被赋予新的身份，建立起新的规范，我们原来所看到的国际政治图景就会发生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2．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研究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彼此并不排斥，在某些方面还是互补的。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研究社会互动，两者相结合可以对政治行为(其中包括国家对外政策)给予充分的解释。“行动者的理性行动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对行为体和效用的详细描述却不在分析之内，因此，在分析开始之前，它是先验给定的，只有在理论上理解相关的行动者是谁，相关的结构是什么，在经验上明白那些行动者可能需要什么，社会结构的内容可能是什么之后，建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才能对国际政治提供实质性的解释。”[28]如果能够确定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过程中不发生变化，那么，理性主义模式就可以解释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应对行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解释模式。如果身份和利益在发生变化，那么建构主义就是一种很好的解释模式。[29]
3．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为理解我国的对外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30]改革开放20 多年的时间，既是中国综合实力明显提升、物质力量壮大、正在走向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国家身份再造和国家社会化的过程。现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不只是国家战略博弈的舞台，还是约束和建构国家的一套规则和规范，国际规范自然会对国内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国家的社会化过程。另外，中国国家身份的再造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国内层面，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国内社会结构的转型，从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二是国际层面，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观念互动，即形成新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国家身份再造的关口。国内和国际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复杂性，中国不仅对自己进行新的定位，世界也在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世界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实力，更是这种力量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冷战之后中国强调要做负责任的大国非常明确地体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新的认同。[31]这种身份的变化已经对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1] David J.Sing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ndrew Linklater,ed.,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Routledge, 2000, pp.835-848.
[2]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p.54-57.
[3]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14.
[4]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48.
[5]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8, pp.297-298.
[6] 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992 年版。
[7]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杨歧鸣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年版。
[8] Volker Rittberger, 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pp.45-47.
[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69-100.
[10] 关于此处的推论逻辑和下面涉及的适当性逻辑的概念，参见James G.March, and Johan P. 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943-969。
[11]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29-46.
这里的建构主义主要指中间立场的建构主义。
[12]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pp.384-396.
[13] Volker Rittberger,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5-132.
[14]［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82页。
[15]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Routledge, 2003, p.29.
[16] Paul A. Kowert,“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in Glenn Chafetzs,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Interests,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p.1-34.
[17] Steven Smith, “Foreign Polic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Vendulka K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M.E.Sharpe, 2001, pp.38-55.
[18]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eter J.Katz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 页。
[20] Thomas Banchoff,“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5，No.3,1999,pp.259-289.Josef Janning, “A German Europe —－A European Germany? On the Debate ove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1,1996, pp.33-41. Volker Rittberger,ed.,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1]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p.5-56. Kenneth N. Waltz,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1998, pp.44-7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amed Power: German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8.
[23] Thomas Banchoff, “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283.
[24] John Duffie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9, pp.763-803.
[25]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323.
[26]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p. 4-8.
[27] Yucel Bozdaghoh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 83.
[28] ［美］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6 页。
[2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56 页。
关键词：波兰；俄罗斯；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851.32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3-0052-03
冷战结束后，波兰的对外战略目标是加入西方体系，回归欧洲并完全融入欧洲一体化，密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期获得安全保障，实现国家的顺利转型和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波兰必然要摆脱旧有的同原来盟主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关系，避免再次受俄的控制和威胁。但是，不能改变的地缘政治现实和割舍不断的经济联系，决定波兰必须重视这个暂时衰弱并正在崛起的东邻大国，谋求在新的基础上与俄建立新型关系。
一、疏俄、防俄、抑俄是冷战后波兰对俄政策的显著特征
从1990年起波兰就开始淡化与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积极扩大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及经济交往与合作，追求“回归欧洲”，希望完全融入西方。随着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相继解体，联结苏联与波兰等东欧国家盟国关系的纽带断裂。俄罗斯独立后，波俄关系趋于疏远和冷淡，双方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一度中断。军事安全上，波兰把国家防务的重点由西部边界转向东部边界，要求俄罗斯尽快从波兰撤军，视北约为欧洲安全的基石。为此，波兰对内重新部署全国的军事力量，把主要力量调往东部边界；对外积极要求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3月，波兰作为首批东欧国家成功地加入了北约，从此波兰的军事合作对象从原来华约组织和苏联转向了北约和美国。波俄双边军事关系弱化，地区安全战略相左。经济上，由于经互会的解散再加上俄罗斯财政经济状况恶化，波兰把对外经济联系的重点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尽快成为欧共体一欧盟的成员，成为波兰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1990年12月，波兰同欧共体开始建立联系国关系的谈判；1991年12月，签署了关于波兰成为欧共体联系国的条约；1993年，波兰正式成为欧盟联系国。与此同时，波兰与俄罗斯的贸易降到历史最低点，1993年波兰对俄罗斯的出口只有六百多万美元。2004年5月，波兰加入欧盟，从此波兰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从原来苏联的卫星国反向变为了西方的盟国。由于背后有北约和欧盟撑腰，波兰在对俄关系中变得底气十足，反俄情绪不断抬头，防俄、抑俄、弱俄成为波兰对俄政策的显著特征。
首先，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波兰开始通过借助同盟的力量，不断压缩俄的战略空间，扩大自身与俄的缓冲地带来防范和削弱俄罗斯。波兰不仅坚定地支持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等七国加入北约，而且主张北约进一步东扩，支持北约扩大到独联体国家，希望把乌克兰、白俄罗斯纳入北约和欧盟，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巩固这些国家的独立与，而且有助于巩固波兰的独立、安全并能扩大波兰的影响。2006年卡钦斯基就任波兰总统后多次表示，支持北约进一步扩大，希望北约在2008年接纳乌克兰并支持格鲁吉亚尽快加入北约。同时，波兰欢迎驻欧美军基地迁往本国，尤其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同意美国在本土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波兰入盟后，凭借自身的分量和欧盟新成员国领头羊的地位，开始谋求在欧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试图影响欧盟的“东方政策”。一方面，波兰希望欧盟对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区别对待，积极推动欧盟扩大到独联体国家，把东欧国家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以蚕食俄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波兰主张欧盟对俄实行强硬政策，力图在欧盟层面解决双边问题。2006年11月和2007年5月波兰利用“牛肉门”事件两次动用否决权，使得俄欧签订新的《欧盟与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计划化为泡影。同时，波兰希望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以报复俄罗斯对波兰肉类产品的禁运。
其次，波兰利用地处北约和欧盟前沿的位置和转轨国家“优等生”的身份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亲西方倾向，积极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国摆脱俄的控制，促进这些国家同西方的融合，对一些国家发生的“”推波助澜，不断挑战俄在“新东欧”的权威。在这些国家中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对波兰尤为重要。乌是中东欧地区的一个大国，也是可以遏制俄罗斯重建帝国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波兰非常重视发展与乌克兰的关系，强调波、乌为战略伙伴，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在2004年底乌克兰“橙色革命”过程中，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曾造访乌克兰，直接对乌克兰的政局发展施加影响。正如波兰政治评论家瓦科文所说：一个真正独立于俄罗斯之外的乌克兰将不仅是波兰在东方最重要的战略盟友，而且还将充当起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角色。此后，波兰与尤先科领导的乌克兰遥相呼应，一起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造势。
再次，波兰寻求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主张欧盟对俄实行统一强硬的能源政策。第一，波兰努力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数量。2003年，波兰同俄罗斯签署了新的天然气进口协议，其重要内容是修改1996年双方签署的《俄向波提供天然气的协议》的供气数量，把原来规定的到2010年波兰每年从俄进口2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减少为80亿立方米。第二，波兰积极寻求能源进口多元化，尤其是2006年初俄、乌断气风波和2007年俄、白油气纠纷影响了俄罗斯对波兰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更增加了波兰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紧迫性。一方面，波兰努力争取从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和利比亚等非洲国家进口天然气。根据2001年波兰同挪威签署的有关协议，在2008年至2024年间波兰将从挪威进口740亿立方米天然气，合同总价值达到500亿兹罗提(1美元约合4兹罗提)。2007年3月1日，波兰天然气领域垄断运营商――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又以3.6亿美元的价格购得挪威海油气层15％的开采份额。波兰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份合同的签署表明，波兰在能源供应多样化方面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波兰试图从中亚里海地区直接购买天然气。2007年5月，波兰发起召开由欧亚六国(包括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参加的“能源峰会”，重点商讨了里海石油输送管道的建设问题，试图打破俄罗斯对里海能源出口通道的限制，绕过俄罗斯，获取来自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第三，波兰希望欧盟对俄实行统一强硬的能源政策，强烈要求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对欧盟做出承诺，签署《欧洲能源》。波兰两度否决欧俄伙伴关系的谈判，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要求俄罗斯签署《能源》，从而增加俄能源市场的透
明度，允许欧洲投资者进入其基础设施及原材料市场，打破俄罗斯在欧盟石油、天然气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此外，波兰对德国与俄罗斯绕过波兰修建波罗的海输气管道表现出了强烈不满。
二、谋求与俄罗斯建立正常稳定的双边关系
波兰疏俄，但是却不能“远离”俄罗斯，因此在防俄、抑俄的同时“发展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关系同样是波兰外交政策的战略方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在争取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过程中，波兰就不断表示发展与俄罗斯正常友好关系的愿望。一方面是为缓和俄罗斯对它们申请加入北约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为了密切经贸往来，减少与俄罗斯经济中断给波兰带来的损失。1993年底新当选的波兰议长奥莱希克曾主张，在对外政策上，波兰在尽快加入欧洲联盟和北约的同时，应搞好同俄罗斯和东部邻国的关系。1996年4月，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访问俄罗斯，他在会见俄领导人时强调，波兰在争取加入北约的同时将继续重视同俄罗斯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1997年11月10日，波兰政府总理布泽克在施政纲领中也强调指出，独立波兰的对外政策主要方向不变，将“优先考虑”加入北约组织和与欧盟迅速一体化工作；继续贯彻侧重西方的多元外交方针，加强与地区性组织的合作；进一步改善同东方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努力使波兰与俄罗斯成为良好伙伴。1999年3月，在波兰即将加入北约之际，波兰外长盖莱梅克依然表示，对于波兰来说，俄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国，出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波兰仍然希望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随着波兰加入北约，波俄在此问题上的争论落下帷幕。2000年普京执政后，两国政策开始良性调整。尤其是2001年10月波兰中左联合政府执政后，为配合北约和欧盟对俄政策的调整，遂更加积极地调整对俄政策，强调波兰在“回归欧洲”的同时，不应忘记东方的邻居，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外交、经济、文化交往和发展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关系，同样是波兰外交政策的战略方向之一。为此，波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波俄关系的发展：波兰邀请俄总统普京于2002年1月访波；推动建立两国总理就重大问题每年定期磋商两次的机制；成立了由两国外长主持、每年召开两次的波俄战略合作委员会；启动由两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参加的波俄对话论坛；与俄达成建立“成熟和睦邻伙伴关系”的共识，加强双方间的高层互访。
2004年5月波兰入盟后，虽然对欧盟“东方政策”有着特殊的诉求，但同样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一系列政策：如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转轨，鼓励俄罗斯“回归”欧洲，主张欧盟加强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8月15日，虽然波俄双方因发生外交官及其子女在对方国家被打事件而关系紧张，但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在庆祝波兰建军节仪式上发表讲话时仍表示，“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建立良好关系符合波兰的利益，这对整个欧洲来说也很有必要。波兰与东部邻国的关系是欧盟共同东方政策的组成部分。”
一 中立的起源和发展
La Neutralitè“中立”一词起源于拉丁语，1536年才第一次使用。关于中立的功能含义，在海尔维第(瑞士的别称)国家最古老的文献中是用“静坐不动”来阐述的。瑞士现行联邦宪法第173条明确规定联邦议会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瑞士外部安全、独立和中立”（注：参见瑞士《联邦新宪法》，伯尔尼1999年出版，第42页。）。这个基本宪法的规定使得瑞士在对外关系上奉行四项原则。第一，永久中立原则。即瑞士必须避免战争危险，不能卷入争端，不结盟，它依靠自己“武装中立”，常备不懈。第二，普遍建交，不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普遍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休戚与共。中立不等于袖手旁观，瑞士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合作，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给予支援。第四，提供方便。遇有国际冲突，瑞士时常出面斡旋，使双方互相接触联系。[1] (P220)“广结善缘，淡交如水”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瑞士中立地位的确立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用鲜血赢得的。瑞士位于西欧中心，周边强国大国林立，它的西南部是法国，东南是意大利，西北是德国，东北是奥地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中世纪以来，欧洲许多国家就力图控制这块战略要地。1291年，施维茨、乌里、下瓦尔登三州结成永久同盟，以便共同对付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维护自身的安全。到了1513年已拥有13个州成员，这就是瑞士中立的开始。1515年，瑞士军队在马里尼昂(Marignan)被法军打败，1516年、1521年瑞士和法国签定永久和约，保证永不向法国开战，同时也拒绝法国的敌人通过其各道隘口。这样处于强国夹缝之中的瑞士，吃一堑，长一智，及时应变采取了高明的外交政策——恪守中立，中庸自保。可以说马里尼昂战役是瑞士全面执行中立政策的转折点。1618年欧洲爆发30年战争，瑞士已经奉行了中立外交政策，但仍有大批的瑞士人充当雇佣兵。此时瑞士的雇佣军不是为了帮助哪个国家战斗，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为国家赚钱，雇佣兵制成为瑞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瑞士首次尝到中立给它带来的益处。1674年中立政策成为瑞士国家行为准则，当时的瑞士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动乱，目睹了欧洲30年战争给邻国造成的苦难，感受与强国为邻的压力，终于在当年“国会”上宣布作为中立国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参加战争，第一次向欧洲提出自己的对外中立政策。瑞士的中立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时才得到欧洲主要国家的认可和尊重，使瑞士没有卷入该世纪的欧洲战争之中，为瑞士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814—1815年欧洲召开维也纳会议，东道主奥地利外相梅特涅(后成为首相)同意英、俄使瑞士变成缓冲国的意见。列强们承认“瑞士的中立和完整及其脱离任何外国势力而独立，是符合整个欧洲政治的真正利益的”。[2] (P436)1815年11月20日列强在巴黎签定了《承认瑞士永久中立的巴黎条约》(Traite de Paris: Neutralite perpetuelle de la Suisse)。至此，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瑞士的永久中立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3] (P280)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都保持了中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按照“武装中立”的原则，瑞士动员部队巡守国境。联邦政府任命维勒统帅全军，但瑞士法语区的人民认为他是亲德分子，造成德、法语区的人民对立情绪非常严重。尽管如此，瑞士政府和人民仍然对交战国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减少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二战期间，瑞士遭遇南北二个法西斯专制国家的夹击，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瑞士各阶层、各民族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以中立为原则，屏弃法西斯主义，加强边境守卫，终于使瑞士幸免陷入战争，维护了其领土完整与国家独立。二战初期，瑞士实施了“内堡计划”，在全国重要的交通要道、桥梁、隧道、山口等都安放了炸药，随时引爆。瑞士是一个山国，桥梁隧道炸毁之后即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内堡计划”是最坏的打算。在法西斯陈兵边境之际，为了防止德、意法西斯的侵略，瑞士军队进行了二战以来的第三次总动员，人员达到40万。[2] (P639)瑞士就是这样度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武装中立使瑞士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和一只刺猬；如果没有武装中立，富裕的瑞士也许早就成为法西斯德国的囊中之物。
冷战时期瑞士又由于它特殊的地位，起到了两大阵营之间的避风港作用。瑞士与东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外交关系，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的不同等因素置之于外。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战后以来，世界局势一直不安定，美苏全方位冷战，北约华约疯狂军备竞赛，亚非拉众多矛盾与热战。但是瑞士对于这些问题在政治上采取“两耳不闻窗外事”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策略；在经济上采取“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政策，瑞士认为它的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应当珍惜，援助国外反而会使受援国产生依赖思想，同时也会使官员滋生腐败现象。但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瑞士却显得十分慷慨。瑞士的这种相对中立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理解。许多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会议纷纷落户瑞士，对于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瑞士不愿意提出也不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与建议，只提供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几间房子、几个厨子，然后大赚银子。瑞士的这种方式，各国都乐于接受。如前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过多次会晤，达成了多个协议。1991年前后东欧苏联崩溃瓦解，但西方国家并未享受苏东欧巨变后带来的“和平红利”，经济反而陷入持续衰退，汇率不稳，人心浮动，导致大量的东西欧资金涌入瑞士，瑞士法郎一枝独秀，成为“避难货币”。
很显然，瑞士永久中立政策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素。首先，从传统背景看，山区居民自古以来往往比较强悍、骁勇，他们最早结盟是为了反对侵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自由，而互相联合、互相支持、共度难关是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的人民相互生存的基础。正是这样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孕育出相互协调仲裁乃至中立等手段以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次，瑞士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对其中立思想的产生以及中立政策的确立、推进起了重大作用。瑞士处于西欧的中心地带，四周被德、法、意、奥等大国的包围，自古以来就是联系东南西北欧的交通要道。然而，瑞士又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国。阿尔卑斯山占全国面积的60％，其重要山口圣哥大、圣伯纳德等都是欧洲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这样的地理条件，使瑞士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每当周边国家战火蔓延之时，瑞士势必会首当其冲，受害匪浅。为此，中立地位对这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来说至关重要。第三，连年的战争使瑞士人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广大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而赢得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中立，以防止外来的侵略者干涉的借口。第四，瑞士的周边大国强国也需要一块区域来缓冲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瑞士的中立正符合这些列强的意思。所以瑞士的中立不是偶然的。
二 瑞士的外交政策及加入欧盟问题
瑞士外交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持续稳定不变。今天，不同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为迎接最新挑战而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使一向稳定不变的瑞士外交政策产生了要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2001年1月1日生效的新联邦宪法阐述了新世纪瑞士外交政策的五大目标即：促进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保护瑞士企业在国外的利益，缓解世界各地的贫困状况，保护瑞士的自然遗产。
加强促进和平的活动：瑞士打算在防止武装冲突上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倡导建立民主和立宪国家，鼓励政治解决冲突，并帮助重建工作。通过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瑞士团结基金会，在国家和国际上加强开展对话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执行人道主义政策：瑞士基于普遍性原则和人权不可分割性原则，制定了人权政策。瑞士继续其传统外交政策，并将实施一项独立的人道主义政策。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倡导和尊重人权及支持民主和立宪国家的努力。
有的放矢地保护经济利益：确保本国经济在国内可以享受可能得到的最佳条件，从而达到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要求。主要重点是通过中小企业促进出口，在外交政策上支持瑞士成为研究和培训中心，以及通过多边和双边努力确保瑞士成为高效和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并保护它在国外的利益。
为瑞士以减少贫困为重点的发展合作增加资金：在发展合作领域，瑞士强调提高收入、增加就业、良好的管理，推广私营企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世界贸易一体化，减少国家债务，社会平等，防止危机和控制危机状况。瑞士打算在今后10年实现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4％用于发展合作的目标。
对环境保护的承诺：瑞士的环保政策涉及倡导和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旨在创造强有力国际环保体制的法律手段。主要目标是(特别是在涉及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使用化合物上)扩大现有协定的适用范围，制定国际规章以保护森林、河流、湖泊和海洋。[4] (P46-47)
瑞士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瑞士与欧洲一体化问题。随着欧盟的崛起，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欧洲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新的形势，迫使瑞士重新对其欧洲问题的外交政治立场作出基本评估。瑞士加入欧洲联盟的问题已成为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涉及到瑞士未来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由于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于1995年1月1日加入了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所剩无几(除列支敦士登等小国)。对瑞士来说加入欧盟可以进入欧洲联盟的庞大市场，促进瑞士经济的长期繁荣，可谓是一举多得，但瑞士人也担心本国的中立受到影响。一般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5] (P20)瑞士人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欧盟从它建立时起就不仅仅局限于要实现经济目标，而且也要实现政治目标。随着欧盟的扩大和货币的统一，其结果必然将是共同的外交政策，共同的安全政策，以及共同的防卫政策，这些与中立所应承担的义务相抵触。永久中立国家的中立义务有主要的中立义务和次要的中立义务之分。战争期间中立国家所应承担的中立义务一般称为主要的中立义务，如防止和阻止交战国任何一方利用自己的领土，不给交战双方以任何支持，在应用国际法和国内法实施细则时对交战双方要不偏不倚等等。[5] (P19)而和平时期中立国家所应承担的中立义务一般是次要的中立义务，主要是避免卷入第三国之间未来的战争，如不发动战争，不参加第三国之间的战争，武装保卫中立，实行普遍的中立政策，不缔结军事条约和参加军事集团，原则上也不参加集体安全体系等等。（注：参见《瑞士国际法年鉴》第14卷，1957年。）
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瑞士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永久性中立问题，而关键是主权问题，瑞士不愿意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主权交给多国机构。瑞士的观点是，欧盟是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的同盟，最后实现政治军事同盟，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权几乎都交给欧盟理事会去决定，欧盟法律成为国内法律，成员国的主权明显减少，这与中立原则极可能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6] (P37)而中立法范围内的主权对永久性中立国家来说是不可转让的。随着欧盟机构权限的扩大，成员国的主权转让也相应增加，同时欧盟机构在很多方面采取多数表决或绝对多数表决原则。随着成员国的增加，这种表决方式更能增加工作效率，否则，如果主权转让的同时，采取协商一致的表决原则，那么，许多事情将很难协调一致，最终结果只能是议而不决。如欧盟的贸易政策是由欧盟领导决定的，与其它国家的关税协议也由它出面签署，而且还可以对其他国家采取单方面的经济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当欧盟决定对非成员国的第三国进行经济制裁时，中立国家根本不能例外，如此一来，永久中立国就可能违反中立义务。
还有一个使中立国瑞士望而生畏的问题，就是欧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欧盟成员国大多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根据北约协定，一旦北约或者它的成员国同非成员国的第三国发生战争，北约除了采取军事手段外，必然也会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对付敌国。欧盟内的北约成员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这时即使永久中立国的成员国可以免于参加军事行动，但是，对于政治制裁和经济制裁，它是不能不参加的。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等战争表明，现代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和高科技战争。欧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越密切，永久中立国家在欧盟内的处境就会越发艰难。同时，瑞士人也担心在欧盟内部大国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小国，而瑞士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如果加入欧盟它也将不得不接受大国强加的意志，被大国牵着鼻子走。永久中立是瑞士长期实践而且证明正确的，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瑞士人民也对中立政策十分留恋。所以，不愿使中立政策在加入欧盟后受到巨大冲击是瑞士至今徘徊其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
瑞士至今不愿加入欧盟，除了害怕与中立政策相抵触，还与其“淡交如水”的传统思想有关。由于中立外交历史成因不同的原因，在不结盟前提下，瑞士的外交不如瑞典那样显得更自由、更灵活和更广泛。根据瑞士宪法，对外签定条约以及加入国际组织，联邦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交付全民公决，取得选民及各州的双重多数。多年来瑞士全民公决投票多次否决政府提出的加入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 中立外交政策对瑞士的影响
瑞士中立政策是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其永久中立外交政策最直接地反映着瑞士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其一，永久中立政策带来了国内的政治安定。因为瑞士恪守中立，避免了邻国的干预，从而使得本国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致于发展到激化的地步。所以虽然瑞士是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多种文化的国家，但瑞士各州仍然能够凝聚在一起，结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共同体，从而保持了国内的长期稳定。瑞士的一位政治家这样评价中立政策：“中立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它，这是经过许多世纪的实践所证明了的，这表明它是维护我们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最好手段，奉行中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我们置身于小国不幸的政治纠纷之外。”[7] (P89)
其二，中立政策为瑞士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中立带来的政治安定局面极有利于瑞士的经济发展。从欧洲30年战争结束的1648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瑞士农村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农村地区，富有的农民还会写字、算数，瑞士几乎没有城乡差别。[8] (P12)特别到了20世纪初以来，瑞士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前列，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屹立在西欧中部。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6年，瑞士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第一位，为44350美元。在对外经济上，瑞士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它主张自由贸易原则，目的在于保护其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在国外的大量投资，保证其能源、原材料的供应渠道。基于这些原因，瑞士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废除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同时也反对国际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这对于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瑞士有相当大的作用。
瑞士因以中立著称，给人以信任严谨诚实放心的感觉，几百年来它从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国变为世界的保险箱和钱袋子，目前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资本存放地。全世界私人资本的36％存放在瑞士的资本管理银行里，粗略估计达30000亿瑞士法郎以上，有价证券超过10000亿瑞士法郎。[9] (P9)另外，伦敦金融市场每年赢利的三分之一资金都存入了瑞士。自1991年苏联瓦解以来，光从俄罗斯非法转移到瑞士的资金就高达1000亿瑞士法郎。瑞士银行业是受中立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每年的直接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税赋占联邦税收总额的11％，经济效益远高于其他支柱产业如机械、化工、钟表、旅游等行业，遥居首位。[9] (P9)银行业为增强瑞士国家经济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与瑞士国内政局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中立政策是分不开的。
其三，永久中立政策使瑞士在国际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欧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瑞士的中立地位，它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中，如维和、裁军、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家间的信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永久中立的瑞士，在国际关系中往往给各国以“良好服务”“和平使者”的形象。瑞士的这种良好服务可以归纳为：中介和调解争执的作用；参加国际仲裁；履行国际委任；参与维护和平的行动；向国际谈判各方提供服务；向国际组织及各国提供谈判的场所地址。[7] (P90)
其四，瑞士因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永久中立政策，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成为国际机构总部之国。瑞士的巴塞尔市既是世界“药都”，又设有国际结算银行总部；苏黎世市除了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以外还是国际足联的总部；达沃斯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所在地；伯尔尼是世界钟表之都；洛桑是国际奥林匹克的总部；日内瓦是世界名城，它不仅是旧国联和现在的联合国欧洲总部，而且是世界上召开会议次数最多的国际会议城市之一。“世界分为五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日内瓦。”这是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的一句名言，以此极言日内瓦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10] (P218)联合国成立以后，日内瓦随即被联合国定为其在欧洲的总部。联合国除了在纽约召开安理会和成员国代表大会(联大)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大会均在日内瓦举行。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大致分为三类：一、与联合国有关或有联系的机构。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议、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贸易组织(原关贸总协定)、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讯联盟、国际劳工组织。二、国际组织。如国际教育局、欧洲原子能中心、欧洲自由贸易组织、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等政府组织。三、民间组织机构。日内瓦有200多个非政府的民间机构，各国议会联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民防组织、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警察协会、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社会科学术语国际中心、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登山协会国际联合会、公路联运国际联合会、世界滑水联合会、收入与财产研究世界协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宗教理事会、文学与艺术国际协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保卫儿童国际委员会等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总部均设在日内瓦。每年在日内瓦召开八万多场国际会议，处理有关裁军、人权、国际贸易、环境、难民、灾害、电讯、气象、知识产权、劳资纠纷、核扩散等几乎无所不包的问题。各国际组织和外交使团每年光是向日内瓦支付各种费用和社会保险费就高达36.5亿瑞士法郎。[11] (P25)瑞士既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为本国带来了巨额财富。
其五，中立政策使瑞士成为世界的避难之国，为世界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同时也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做出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瑞士的人道主义援救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由瑞士人亨利·迪南创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机构，每年为世界各地人道主义援助奔波，它成为瑞士中立政策的象征。信任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要诀，所以“比瑞士更中立”便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流行的口号。[10] (P184)
关键词：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60-02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推动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更高程度的发展阶段，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近300多年欧洲一直占优势地位的传统格局被彻底打破，德意日三国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退出了大国行列，英法虽然是战胜国但在战争中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再也无力维持其霸权地位；（2）在战争中，美国是交战国中唯一没有遭受战火破坏的大国，在战争中获利甚多，国力得到空前加强，由此确立了在世界的霸主地位；（3）社会主义超过苏联一国的范畴，形成了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并具备了与资本主义阵营抗衡的军事政治力量；（4）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迅猛，殖民体系趋于瓦解。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开始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矛盾转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
尽管如此，美、苏由战时的合作盟友关系发展到以后的冷战的全面对抗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有一段较长的过渡时期，即战后初期（1945-1949），这是一个新旧历史阶段交替的过渡环节。在这一时期，各主要大国纷纷调整自己的战时外交政策，使之适应战后新国际形势的发展。它们共同作用形成了冷战全面爆发这一最终结果。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国外交政策对于探讨冷战的成因与发展有重要意义。笔者拟从美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入手，分析和探讨美国战后初期的外交意图和举措，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二战后，美国凭借自己在战争中取得的优势，一举成为超级大国，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遭到严重的削弱，经济上需要美国的援助，而政治上则追随美国。在此情况下，不少美国政客认为，一手凭借美元，一手凭借对原子弹的垄断，他们可以取代19世纪以来“英国治下的和平”，使世界成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世界的担子并承担责任。”由此可见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主要因素。因此，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绕和争霸展开，对待苏联问题上则表示“要向俄国人挥动铁拳，同他们讲话需用强硬的语言，……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了”。这意味着美国要放弃战争年代与苏联建立的合作原则，而代之以“霸权”政策。
美国针对苏联在40年代中后期出台了以杜鲁门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针对苏联的压制、遏制政策。
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出席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的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图的征服活动”，“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等等。他大肆渲染希腊、土耳其受到“共产主义的严重威胁”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5月，这项要求得到国会的批准，并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首先，过去美国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实际上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遏制”苏联扩张，标志着美苏“冷战”正式展开。其次，这是美国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战，而干涉是以为理由的，标志着美国开始放弃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转为对别国内政的大力干涉。杜鲁门主义的目的就是：取得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最高领导权，以此来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最终获取世界霸主地位。它奠定了美国二战后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基调。
二、在波兰及东欧国家政府问题上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
对于波兰政府组成和战后疆界的划分，战时美英曾同意在疆界问题上向苏联作出一定让步，同意波兰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界，西部边界则有待战后协商解决。美英在边界问题上作出有利于苏联的让步是为了换取苏联同意在伦敦的前波兰资产阶级流亡政府返回国内执政，并使西方在波兰贸易、投资方面获得均等机会。但是苏联不理会美国的再三要求，成立了苏联支持的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成的临时政府，拒绝接纳任何资产阶级流亡政府人士加入。杜鲁门对此在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时公开表态指责苏联在东欧问题上违反了雅尔塔协议，并暗示要以切断对苏联的经济援助相要挟。之后，杜鲁门政府又多方向苏联施加压力，但最终都被斯大林顶了回去。同时美国在东欧其他国家的战后政府组成问题上和苏联意见相左，龃龉不断，美国强调这些国家必须进行民主选举，“美国外交政策决不允许同任何邪恶的东西妥协”。对于美国的强硬态度，苏联以更强硬的姿态回应，即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不断加强对东欧的控制。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得默认现状。
三、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援助控制西欧，但也希望藉此吸引和渗透到东欧国家，打压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对前者，苏联是认可的，它承认战后的西欧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这一区域可以享有优势地位；而对后者，苏联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坚决反对的。但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战后重建急需资金，所以一开始国家对美国送上门的援助，很难表示拒绝，对该计划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并有意参加。然而美国为达到控制东欧，遏制苏联的目的，授意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巴黎召开的马歇尔计划准备会议上坚持强调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国家应公开本国经济资料以建立统一的复兴计划，然后美国才能据此提供援助，这就意味着把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各国“置于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之下以及美国对这些国家内政的直接干预。”因此，苏联退出了马歇尔计划，并坚决回击阻止东欧国家参加。美苏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四、美国对苏联实施经济遏制策略
苏联明确表示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后，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和商务部就在分头研究、制定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1947年12月，在杜鲁门政府决定调整对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政策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形成了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会议决定：“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的停止从美国向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质和有助于增强军事潜力的物质”,标志着美国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遏制政策的出台。经济制裁主要围绕着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控制制度、禁运、技术制裁、经济封锁和制裁而展开。美国商务部随后也提出了建议：战后美国一直在解除贸易管制，但只对武器、弹药和国内短缺物质实行管制。今后应该加强对“凡是属于有助于增强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质”的管制。美国商务部利用《国际贸易组织》例外条款的模糊性提出对集团的出口控制议案很快就被国会通过。美国对苏联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遏制政策。
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实质就是美国推行的遏制战略，遏制苏联、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最终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它是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它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美国称霸世界战略的基础。美苏之间的关系已由战时合作逐渐走向对立对抗，美苏之争也逐渐由意识形态之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争）逐渐演变为霸权之争，最终导致冷战的全面爆发。
参考文献：
［1］黄正柏.美苏争霸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怎样形成的？总统为何在某特定议题上选择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方案？普林斯顿大学的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教授与哈佛大学的达斯汀・廷格利（Dustin Tingley）教授在新作《行帆海岸线：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中，将答案锁定在美国国内政治。
如果将国际政治比喻为一场游戏，那么美国总统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最阔绰的玩儿家。在对手面前，白宫或采取陆路进攻，或发动空中打击，或进行发展援助，或实施经济制裁。文攻武卫，任其选择。然而，总统的“阔绰”恐怕只存在于理论层面。事实上，国会的存在和民意的动向严重压迫着白宫的选择空间。
每项外交策略的制定过程中，总统要面对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利益分配。与重要反恐战略伙伴巴基斯坦谈贸易和援助，是否会引发国内纺织业的疑惧？历史证明答案是肯定的。米尔纳和廷格利研究发现，如果某项外交政策将给特定团体带来损失，那么该团体将联合游说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国会申诉。这也是为何白宫明知有必要和巴基斯坦亲近，却迟迟不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投其所好的原因。
其次，美国总统在选择外交工具的过程中，要考虑意识形态的分野。在朝核问题上，白宫是否要向特立独行的平壤让步？在克林顿的带领下，美国形成了用能源换取朝鲜无核化的方针政策，却引来共和党议员的抨击，终于促使后来的布什采用了更具对抗性的姿态。
最后，美国总统面对的压力，说到底也可以用信息对称或不对称来理解。在既不严重影响团体经济利益、又不牵涉意识形态分歧的议题上，国会和民间都没有动力去深究总统外交选择的利弊。此时的总统可以依赖国防部和情报部门采集的信息，把自己的选择描绘得头头是道，以求国会共鸣。反之，如果总统的提议触碰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神经，利益团体和游说公司就会源源不断向国会输送信息炮弹，导致国会在与总统的争论中占据上风。
国会对总统的限制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米尔纳和廷格利的判断让人悲观：鉴于经济手段很难赢得国会支持，二战后的美国总统越来越注重用高调的军事威胁或实在的武力行动解决问题。因为总统对军队和情报部门拥有牢固的控制力，而情报部门出于工作需要不必对国会百分之百透明，因此总统在选择武力解决外交问题时更加从容。
米尔纳和廷格利的观点并不算史无前例的突破，但二者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却有诸多创新。在作者看来，美国在经济谈判、外交斡旋和武力打击之间的抉择并不取决于海外威胁的本质，就好像在猜拳游戏中，本方出剪刀、石头和布，不依靠自己对对手的判断，而听信旁人支招。也就是说，要判断美国的举动，不能只观察中国和俄罗斯在做什么。本书的题目源于美国政坛的谚语“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大意是号召美国政客一致对外，让政治内斗止于海岸线。本书作者的研究无疑“破坏”了美国外交政策界表面的和谐。（刘岩川）
4月14日，中哈双方共同投资建设的哈萨克斯坦南线天然气管道建成完工，该管道被称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设施联通”的典范。
6?9月，以“未来的能源”为主题的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将举办。中国馆将紧扣“未来能源，绿色丝路”主题，展现中国与该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在能源及经贸领域的合作。
而在今年1月23?24日，哈萨克斯坦在阿斯塔纳主持召开了叙利亚问题会谈，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叙利亚政府代表和反对派武b参与了会谈，联合国以及美国代表则作为观察员出席。此次会谈的成功也被视为哈萨克斯坦平衡外交的成果之一。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而制定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一表态为其外交政策奠定了多元平衡发展的基调。哈萨克斯坦采取了外交平衡政策，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左右逢源，独立后不久就与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加入了多个国际和地区的合作组织。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希望通过外交的努力，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小国办大外交”的雄心。
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是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分析，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制定的。
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哈萨克斯坦本身的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加上苏联解体之后暂时出现了“权力真空”的现象，所以这里成为多种势力争夺的焦点，无论是世界第一号强国美国、传统强国俄罗斯，还是亚洲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势力，都希望能够加大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
其次是经济因素。由于苏联时期经济结构规划的影响，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其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为促进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推行了经济改革。但是，要想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对外经贸合作，接受其他国家的投资也非常关键。基于这种考虑，哈萨克斯坦希望发展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获得更多的援助。
最后是社会因素。哈萨克斯坦在发展中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走私贩毒、环境污染、民族矛盾等等。很多社会问题也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单纯依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很难解决，因此需要各国之间开展紧密合作。同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也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在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方面的先进经验。
外交平衡政策的丰硕成果
在外交平衡政策的指导下，哈萨克斯坦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加强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并且积极参与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合作组织。实践证明，多边平衡政策符合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发展需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政治方面，哈萨克斯坦积极发展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同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中亚国家等都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关系，同这些国家之间的领导人互访等政治活动进展顺利，这为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合作组织，也为维持本国的政治稳定、提升政治影响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经济方面，经济合作是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哈萨克斯坦获得了来自美国、中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时，多边平衡外交也促进了哈萨克斯坦能源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能源贸易进展迅速，哈中油气管道的建设不但为哈萨克斯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还为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提供了新的渠道，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
在社会方面，哈萨克斯坦与各个国家和组织的积极合作，对于走私贩毒、环境治理、民族问题这类跨越国界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来说非常重要。而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国内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关系中，最优先的选择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与俄罗斯巩固共同的经济、防御、人文信息空间是哈萨克斯坦对外关系发展的战略方向。而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得到美国的支持，是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前提。哈萨克斯坦也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对俄罗斯等外部力量进行平衡，从而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独立地位和国家安全。同时，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参加了俄、白、哈等国共同组建的欧亚联盟。
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多个合作组织中，并积极发展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由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发展而来，是一个区域性质的军事同盟。早在1992年哈萨克斯坦就签署了这个集体安全条约，是最早的签约国之一。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到这一组织框架下的军事演习、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和信息安全技术中心等活动当中，希望能够通过区域合作提高军事防御能力，防止地区性的武力争端。
哈萨克斯坦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成员之一，这个机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上合组织在各个层面所开展的合作，包括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对的打击;在治理环境污染、打击跨国犯罪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其反对种族歧视、加强成员间在各领域的合作、消除伊斯兰恐惧症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于2011年在本国主办了该组织第38次外长会议。
外交平衡政策下的哈中关系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外交对象，发展对华友好关系是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当中的重要内容。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坚定支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民族分裂主义行为;希望在一系列国际事务当中能够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希望两国之间能够在和平、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或是基本一致的看法，在国际事务当中保持一致的立场。
在哈中双方的共同推动下，两国建交以来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5年的睦邻友好关系阶段、1996?2004年的协作伙伴关系阶段、2005年以来的战略伙伴关系阶段。2005年，两国预计双边贸易额能够达到50亿美元，实际则达68亿美元;2011年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到了249.5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独联体国家当中仅次于俄罗斯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12年之后，受到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中哈双边贸易额一度出现下滑，201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降至106亿美元，但是中国仍然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要发展倡议，这一思路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于2013年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所提出的。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环，而中国的投资同样对哈萨克斯坦非常有利，所以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参加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时，再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表示哈萨克斯坦会对“一带一路”建设给予坚定的支持。中国计划于今年5月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将会出席。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样可以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机遇，中国的投资更是可以直接促进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大选期间，特朗普团队人头混杂，没有清晰的人事脉络。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他们是在胜选后才真正开始考虑今后执政的人事架构的，而且在搭建这个架构的过程中还要与党内外不同派系讨价还价，因此仍存在很多变数。目前为止只基本确定亚拉巴马州国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为司法部长、堪萨斯州国会众议员麦克・蓬皮奥（Mike Pompeo，52岁，商人出身，伊朗核协议的坚决反对者）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综合连续数日从共和党高层和美国媒体传出的消息，以下“金刚”有可能会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即将实权在握的当选副总统彭斯
副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定成员。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Michael Richard Pence）现年57岁，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曾任印第安纳州的国会众议员，2012年当选印第安纳州州长。他属于共和党内保守势力，反对高税收，支持民粹色彩浓厚的“茶党”。
彭斯从2003?2013年连续在五届国会中出任众院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还是众院外事委中东分委会主席。彭斯在外交领域更关注中东问题，相信“以色列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以色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
彭斯对华态度比较温和，当众议员时曾投票赞成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支持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贸易关系，任州长期间还曾访华，为该州争取贸易和投资机会。
彭斯目前任特朗普过渡团队的主席，因此对白宫的人士任免有非常大的话语权，考虑到他未来可能有志于参选总统，他极可能会积极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工作，在副总统岗位上着力培养自己的外交团队。
“情报人”弗林
迈克尔・弗林（Michael T. Flynn）现年58岁，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局长、军队情报委员会主席，退役中将。有30多年情报从业经历，是特朗普团队中唯一有阿富汗、伊拉克战地经验的顾问。
弗林是人，2012年4月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两年后因发表不当言论（他公开声称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在扩张）而被顶头上司要求退休。2016年2月，弗林加入特朗普团队。
弗林已被特朗普提名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将领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人选完全由总统本人决定，无需提交国会批准。
弗林最关心的是如何让美国“更安全”，在他看来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激进伊斯兰主义”。因此，在他的领导下，国安会可能会更关注美国的直接安全威胁，如“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以及伊朗、叙利亚、朝鲜等国。同时，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他可能会支持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加大国防投入，发展“硬实力”。弗林掌管国家安全事务后，美国的中东、伊朗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值得关注。
从历史记录看，弗林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僵硬。他曾指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暗中支持”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有恐怖主义劣迹”的国家，也对中国持续增长的军力表示担忧，关注中国海军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
弗林在担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时就主张把白宫国安会发展成为“能与中央情报局匹敌的情报机构”，坊间流传这是他遭解职的真正原因。他掌握国安会后，可能增加国安会的编制，增加国安会的预算，甚至建立某种形式的秘密行动队伍，将国安会的职权范围从制定政策扩展到执行政策。
由于国务卿是总统在外交方面的首席顾问，而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是总统最信任的外交幕僚，从制度设计上看，总统国安事务助理经常与国务卿因为分工和政见不合产生摩擦。弗林个性强硬，又是情报专家，如果特朗普选择一位不熟悉外交事务且没有情报资历的政治家当国务卿，新政府可能存在“阁僚之争”的隐患。
“英雄市长”朱利安尼
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olph William Louis Giuliani III）现年72岁，意大利裔，律师出身，也做过商人，曾任联邦检察官，1994年至2001年间任纽约市长，任内降低犯罪和提高城市品质政绩显著。他职业生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出现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因出色指挥危机处理而名声大噪，获选当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离开市长岗位后，朱利安尼与他人合伙创办了证券咨询公司，2008年也曾尝试参选总统，但没能冲出共和党初选关。此次特朗普竞选期间，朱利安尼从一开始便表明支持态度，为特朗普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美媒报道，特朗普已向朱利安尼发出了出任国务卿的邀请。
朱利安尼任纽约市长期间处理涉外事务的方式凸显了其性格强势的一面。他曾拒绝让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进入林肯中心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音乐会，引发外交事件；911事件发生后当听到沙特王子建议美国“应吸取教训”的言论，立即退回了王子给世贸中心遇难者家属捐献的1000万美元。
2016年11月15日，朱利安尼在出席《华尔街日报》举办的活动时表示，短期而言“伊斯兰国”是美国的“最大危险”，击溃“伊斯兰国”将是特朗普上任之初的首要关注议题，“远高过中东及其他区域等令人头疼问题”。他还透露，特朗普阵营将“重新设定”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朱利安尼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复杂，政治上一度不友好，2001年会见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还曾称台湾是个“伟大国家”。经济上，他主张与中国加强合作，倾向于同中国就经济议题进行交往，还表示限制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错误的”。
“摩门教徒”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威拉德・米特・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现年69岁，摩门教徒，出生于政商世家。其父乔治・罗姆尼是美国汽车公司总裁，曾任密歇根州州长、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还于1968年和尼克松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罗姆尼是位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1984年，他创立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贝恩资本，该基金现管理资金规模超过650亿美元。离开金融界后，他担任了盐湖城冬奥会组委会主席，并于2002年在传统势力范围马萨诸塞州成功当选为州长。2008、2012年两次参加总统选举，2012年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终攻败垂成。
虽然罗姆尼在竞选期间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甚至与特朗普打起了“嘴仗”，互相抹黑，但特朗普当选后仍向其伸出了入阁“橄榄枝”。11月19日，他应邀专程前往新泽西州与特朗普会面，议题之一便是探讨他出任国务卿的可能性。
罗姆尼的外交思想与共和党右翼的思维比较相近，认为俄罗斯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最大敌人，强烈支持以色列，赞成阻止伊朗获得核能力，赞同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曾经亲台的金里奇
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现年73岁，幼年曾随继父（陆军军官）在韩国、越南、法国、德国等驻有美军军营的国家生活。1978年当选国会参议员，1986年任共和党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1989至1995年任众院共和党党鞭，1995年率共和党成为众院多数党，终结了对众议院长达42年的控治。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团队将其列为国务卿人选“短名单”。
金里奇没有直接参与国安决策的经历，但曾是国会“国家安全/21世纪委员会”成员，主要负责审核军队、执法和情报部门相关事项。他也曾在美国空军大学、国防大学兼职授课，担任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企业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非正式顾问。
金里奇争强好胜，通常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处理政治冲突。他属于“鹰派”，曾公开建议五角大楼不要理会国务院和国安会的意见。如果他成为国务卿，有可能会对国务院进行改组，排挤掉一些他认为过于软弱的“鸽派”。
金里奇在上世纪90年代对华态度不算友好，一手促成了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并于1997年访台，成为美台“断交”后第一位访台的美国众议长，还曾表示支持美台恢复“外交关系”。不过，那时金里奇是反对党领袖，无所顾忌。现在身份转换，作为执政党的一员，他在涉台问题上应会更加谨慎，更何况这20年来美中实力此消彼长，已不可同日而语。
“愤怒的鹰派”博尔顿
约翰・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现年6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是美国著名的“鹰派”人士。曾任里根政府的助理司法部长、老布什政府主管国际多边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小布什政府主管军控事务的副国务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也曾在美国保守分子“大本营”企业研究所任副所长。
博尔顿和小布什关系特殊，2005年小布什利用国会休会的时机强行任命他为常驻联合国代表。然而，一年后共和党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惨败，小布什的“临时任命”无望得到国会参院批准，按法律规定即将“自动失效”，博尔顿不得不主动辞职了事。
博尔顿在美国政坛极富争议，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曾因涉嫌收取外国献金而辞去共和党全国政策论坛主席职务，更因保守强硬的外交立场而反对者众。他曾公开声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不合时宜，阻挠美国缴纳所拖欠的联合国会费，极力支持单边主义、推动对伊拉克动武，是小布什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兴起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特朗普过渡团队在考虑国务卿人选时想到了博尔顿，但他担任此职的阻力不小。不论他能否成为国务卿，都已进入特朗普团队，并在特朗普真正开始思考外交政策时参与其中。他非常了解亚洲，冷战思维顽固，一些主张有可能被吸纳进特朗普的政策中。
老谋深算的哈德利
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哈德利现年69岁，耶鲁大学法学博士，70年代曾在海军服役，随后进入白宫国安会工作。他在成为切尼的高级助手后，受其提携，开始一路高升，先后担任国防部负责全球战略事务的助理部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哈德利是有可能加入特朗普政府的共和党“建制派”元老之一。特朗普参选后，当“建制派”领军人物纷纷与其划清界限时，哈德利保持了沉默，目前不能排除特朗普邀请哈德利出任国防部长或国务卿。
哈德利曾多次访华，对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中美在21世纪应该继续保持接触合作、避免冲突，指出中美关系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两国军队、尤其是海军可能发生的冲突，希望双方增加透明度、减少误判。2015年，哈德利曾在《外交》季刊撰文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提出和演化，赞同美国接过这一理念，并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与中方继续商榷。哈德利曾发表言论对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亲密关系”而疏远美国表示担忧。
并非“专才”的塞申斯
杰夫・塞申斯已被特朗普提名为司法部长。他现年70岁，亚拉巴马大学法学博士，1994年出任亚拉巴马州总检察长，1996年成为该州国会参议员，有20年国会工作经验，在国会期间是军事委员会成员。由于他是最早支持特朗普参选总统的共和党内“建制派”，也尽心为其助选，深得特朗普信任。塞申斯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总体偏“鹰派”。作为司法部长和总统亲信，他可以列席部分国安会会议，将会对今后几年的美国内外事务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特朗普最终的内阁成员名单还在酝酿，上述人员最后将何去何从还有待证实。值得一提的是，朱利安尼、金里奇、罗姆尼都没有太多外交经验，如果他们中的一员成为国务卿，外交政策的制定将更依赖弗林掌握的国安会而非国务院。
特朗普与共和党内“建制派”的矛盾比较尖锐，在大选期间共有122名共和党资深外交人士联署反对他竞选总统。如果特朗普能与共和党“建制派”达成某种默契，不排除会有“建制派”精英加入其外交团队，比如前常务副国务卿、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以及在竞选过程中没有表态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
一、公共外交策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借鉴方法
当今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了十分全面的教育系统。既包括成熟的理论教育，也包括详细的跟踪调查。而公共外交在我国尚处在发展阶段，现在让我们从一个成熟的系统来看思想政治工作可借鉴的方法。
（一）“润物细无声”公共外交有时具有“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从影响看却大有“润物细无声”的效应。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变得“润物细无声”呢？中国的思想教育有别于西方传统主流的“教会思想教育模式”4,我国的思想教育方法以学校教育为主体，通过对于学生的长期培养与熏陶的方式达到传承与扩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目的。相较于宗教对于人的思想而言，我国的思想教育工作更加强调国民对于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以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首先在政府方面要强化民生建设，与此同时也要保证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的含量。在强调中华民族美德的基础上宣扬马克思主义。使人民在认可政府执政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学识与本民族的文化积累认识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这有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坚持站稳思想理论的高地。
（二）网络自媒体时代下的宣传途径宣传能够影响人们的观念，很早以前就已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5。当今网络自媒体时代是建立在众多独立信息传输终端基础之上的信息社会，对于宣传的管理以掌控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公共外交是的经典含义是一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而采取的公关行动6，同志也曾要求中国驻外使节“加强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7等政府行为强调了公共外交的作用，由此，网络的作用得到了体现。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网络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可谓五花八门。它们可以包括汉语言和汉文化的网上学习，也可以包括多种网络聊天工具的跨国界交流。更可以是对中国提供外籍学生留学的广告，甚至是商业化行为下的中国文化宣传。公共外交的行为一方面渗透着民族意识的存在，同时也是商业行为的必然体现。同时在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采取教育形式的网络化，网络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应该集中力量与社会道德建设以及舆论导向上。在一个网络“孤岛”时代，只有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保证网络信息社会的稳定。网络作为一个全新的“阵地”，合理的维护网络社区的思想稳定，同时吸纳民众需求，这才是当代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打开的新局面。
（三）加强我国自身商业文化的建设商业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文化融合的产物在体现各国在全球文化产业市场中的竞争力的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前美国好莱坞大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些具有影响的宣传，鉴于此，我们可知一方面振兴生长自本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化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而在另一方面，重拾民族文明自信也成为了我们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国家大力扶植。而在推动商业文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面，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艺术作品来弘扬过去的“激情岁月”，也希望有更多的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优秀电影不断出现。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纸上谈兵”模式，我们当充分利用商业文化发展带来的更多渠道进行新时代的有“中国梦”味道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比较及二者间可产生的影响
（一）二者的比较1、政策主体单纯从政治主体而言，思想政治工作与公共外交工作均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是同一政治核心主体作用于不同国家工作的政治事务行为，在其行使自身工作权利的同时体现了政治核心的目的、阶级性质、执政能力以及国家实力。思想政治工作与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是政治主体复杂国家行为中的一个部分，同时是为了满足特定政治目的的途径，也是政治核心主体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以及提供保证被统治对象的生存途径的有效方式。同时，随着民众自身意识以及需求的改变，国家政治主体核心的施政理念与方法也会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和公共外交等类似政策的实施过程反映到政治主体的施政理念层面之中。作为起到政治“触角”作用的两种方法是国家机器的功能的外在表现，也是一个具备正常行政能力的健康政府的外在表现。当前改革开放的规模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借助于市场经济实用道路的伟大探索，保证了中华民族继续向前不断发展的可能。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继续寻求复兴中华的有效方法的同时，也同时认识到了在政策改变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国家公民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所发生的改变。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社会越发展，越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放松不得。”对于国家政治核心主体来说，公共外交工作是将其政治形象宣传进一步扩展至国际层面。那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便体现在引导与宣传之间，它更是政治核心主体对民众展现自身形象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方法上和内容上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国政府的成长轨迹，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健全、成熟并且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化水平的真实显现。从此可见，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属性上必然存在一致性。2、施政目的公共外交的作用点落实在国家形象这一核心目标上。而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8是通过改善他国人民心目中对于施政国的国家形象，从而实现由下而上的对当地政府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于不同社会阶级所具有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客观现实的统一引领与指导，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其主要任务在于进行统治阶级的思想形态教育。9在教育民众以及引导民众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肩负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向下传承开来的重要使命。在此层面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别与普通教育，是普通知识传授型教育体制的更深一个层次。相较于公共外交的对外公关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包含“对内公关”的效果，但更肩负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开拓的巨大作用。就二者相似性进行比对会发现两者的均是官方通过特殊的渠道进行群体宣传的过程，其核心目的在于根据不同的群体特征（或文化特征）给予恰当的引导，以达到对大众群体的意识上产生改变与影响之目的。二者工作的开展是国家最高层次创造力的体现。3、客体层面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客体（或大众）作为必然存在的因素，在长期的施政环节中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被动状态，但根据“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观点所说，人民自愿放出手中的政治权利并将其移交政府。所以人民并非完全的政权主宰体，但根据“契约论”的角度来理解人民也不当是完全处于被动的无选择状态的被统治对象。人民基层是本身谋求自身利益的群体，更是牺牲自己部分政治权利来达到获取一定生存的权利群体。可见人民的需求与意愿不容统治者忽视。由此政治学的角度得出一个结论——人民阶层是具备主动性的社会群体。这使得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都不可以是“为所欲为”的。那么究竟人民阶层怎样的特征导致了公共外交与思想政治工作在施政手法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刨除工作领域所导致的差异）？很明显，公共外交针对的人民大众群体具备更加自由的选择权，而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存在意识形态的过滤作用。这便导致了哪怕是当今民主化浪潮下的两种工作开展难度上的差异，但民主依旧是人类前进的大方向。思想政治工作的提升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进一步的改进与学习新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当然这不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放弃阶级属性并改变自身的工作目的，而是应该进一步尝试新的方法与手段。两种施政方法下的大众群体的共同性还体现在其作用与产出上，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大众是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的主要来源。是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载体。单纯从国家生产角度来说，大众是农业、工业、经济、技术、劳动力、军事等领域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来源。一切施政方法之后的实质是政府维持自身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目的。故此我们可以导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下，思想水平以及他国对于本国的友好度都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故思想政治工作既有经济价值，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创新精神以及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10,消极的国家形象则可能使一国在发展道路上受挫，付出更多的成本。
（二）产生的影响公共外交战略是全世界的各国政府重视的外交措施，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多种国家势力及文化势力的对抗与冲突。中国经济虽然处在不断发展与飞跃的时代，但对于多国公共外交博弈大环境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必然面对着不同于冷战时代或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形态状态。在穿越了绝对意识形态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冲击时代的今天，面对着世界范围内国家主体文化崛起的现实，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应对外来的冲击，同时对内更要注重自身民族文化性和创新性的培养。旧有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在当代民主与法制的时代，思想教育的转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开放性与包容性将出现在思想政治领域范围之内，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构建更加符合新时代的指导思想，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充分发扬党的领导性与前瞻性。当然理论若不能得到很有效的执行也只是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想象，结合当前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我们有充足的自信心进一步捍卫国家稳步向前发展的步调。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工作者们也应当进一步深入学习党中央的核心指导思想，以坚定的信念基础来引导和吸纳不同的想法与新鲜的理念。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