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5 19:39:50
《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
饶银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六年七月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从而进一步改善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并取得了外交理论的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围绕新中国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来更好地指导对外实践问题，国内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热烈讨论，其中不乏有创造性的成果。由饶银华所著、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7月出版的《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一书，无疑给以上问题的争论提供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新中国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要以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以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落脚点和归宿。该书立足于新中国外交实践，对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涉及到国际形势的判断、新中国外交基本原则、发展大国关系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内容，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的新进展，也有所涉及。具体来说该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书稿的命题正确。在此前出版的众多同类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理论、外交史等著作的命题中，其中不少冠以“当代”开头的字样。就史学界而言，“当代”一般是指二战结束以后至现在的历史。对中国来说，“当代”是一个不易清晰界定的时段。因为二战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国共两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决战。直到三大战役结束、主力部队被歼灭后，中国共产党仍然以军事力量为主追剿残余势力的同时，才逐步加大了外交等方面的力度。因此，作者不局限于史学界时段的划分，把该书命名为《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这就明确告诉读者该书主要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尽管对此前中共领导人的外交论述有所提及。
第二，提纲的拟定准确。该书不是就个别内容、而是从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面来拟定提纲，像国际形势的判断、外交基本原则、发展大国关系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共领导人都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样的提纲拟定虽然语句不多，却充分展现了中共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活动，有助于读者比较明确地了解和把握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三，理论的归属明确。、邓小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和马列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如何清晰地表述其继承和发展关系，是摆在我国国际关系学者面前的又一重大问题。作者对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时段的表现及归属作了较好的处理。以对外开放思想为例：作者认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虽未明确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们已预见到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展，将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从而为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强调在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并为此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从而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探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思想极其相关措施；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对外开放思想，从而使读者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第四，语言的表达精确。该书虽然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学术专著，尽管其文学性的修饰语言极少，但通读全书文笔十分流畅，特别是对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的表述非常严谨。作者对某个理论观点不轻易做出“最早”、“首次”、“第一次”或“最后”提出等结论，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但在理论界却是一个经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作者对、邓小平和等领导人的著作及党和政府的文献有较强的解读能力。因而要尽量避免由于新文献的可能产生而与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自相矛盾的现象出现。这体现了作者长期研读文献和有关学者的著作并不断吸取其丰富的理论成果和精炼的语言，而形成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
总之，该书初步完成了对新中国外交思想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对该思想整体性研究的不足；力所能及地纠正了以往国内理论界及国外政要和学者对该思想研究存在的一些狭隘化和实用化的误读及错读现象，对于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新中国外交思想的科学体系、深刻地把握我国当前及今后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为我们更有效地回应和解释当代各种国际政治思潮、客观地肯定其科学价值等，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支持。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 刘少奇 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同志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他主要参与国务外事活动，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其外交思想不断完善与发展。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其形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共的外交成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传统儒家文化塑造刘少奇的外交品质
刘少奇的性格有些“内向”，有着自身独特的沉稳与严谨。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温良与谦恭的性格。他反思自身的思想发展时说自己“在年幼的时候，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刘少奇思想发展影响之深。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是排斥的。他在七大上阐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时指出：“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和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和不适的东西。”可见，传统文化中“中庸”、“和平”等思想明显为刘少奇所借鉴、吸收，并将其运用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二、马克思主义奠定刘少奇外交理论基石
与同时代其他人一样，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结缘，是在十月革命和的指引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刘少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他说，“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当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刘少奇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必然的，是有必要的，而且要长期坚持。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身，锻炼自身外交思想意识。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将其致力于他外交思想的创新与批判。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务实而准确，拒绝任何空谈、无用之语，他说“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刘少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新中国成立初的外交活动中，并内化于自身外交思想中。
三、复杂的时代局势决定刘少奇的外交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国际上正处于美国与苏联两大帝国冷战对抗的时局。美苏两大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之间，彼此水火不相容，并互相建立阵营，组建了两大阵营的国家同盟。这一时期，整个国际上普遍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参与世界政治，进行国家外交活动。同时，在两大阵营之外，国际上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中间政治力量，美苏两国极力分化争取国际政治中的中间政治力量，构成这一时期世界政治行为的一环。新中国成立初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决定了时展的主题，也决定了刘少奇外事活动和国务工作的方式，并应用于其外交思想的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同志参与了大量国家外事活动，凭借着其对国际形势的正确把握，以自身切实谈话风格和扎实的理论修养，推动着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刘少奇外交活动和国务主要围绕着如何巩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以及如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一问题而进行。
四、中共外交成果构成刘少奇外交思想的历史依据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背景下，积极寻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构建了有利于中国革命前进的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赖走向独立，经过不断探索与检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对革命利益的强调、对非意识形态化外交的认识和对和平外交的探索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宝贵财富。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外交思想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受外交思想的影响，在充分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务工作实践，形成自身独特的外交思想。同时其外交思想也构成了外交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刘少奇同志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这一伟大历史贡献，正是基于中共长期实践获得的外交成果。
刘少奇同志的外交思想准确而务实，并非空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剖析其外交思想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借鉴其外交思想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刘少奇人生纪实（上下册）[M].凤凰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文年谱（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张飞虹.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述评[J].党的文献，2011，（01）.
关键词 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外交思想 和而不同
理想主义概述
发端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想主义是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形成最早的一个学派，其很大 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美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倾向和外交实践。从其产生和发展来看，理想主义可 以说是在一战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战争中逐步增强的军 事力量为后盾、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导、以谋求世界主导权为战略导向的话语霸权在国际政 治领域的折射。理想主义在哲学观上主张人性善，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应有的性质是和谐的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的，只是由于某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才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 争。良知一旦被唤醒，误解一旦被消除，人类社会仍旧会恢复到和谐、友善的美好社会。在 政治观上，理想主义崇尚国家和世界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普遍 安全机构，完善国际法及其职能，加强国家间的相互合作，用理性战胜邪恶，最终实现一种 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避免世界战争的悲剧重演。[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9]
理想主义作为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 治思想及其纵横阖闾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就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素材。春秋战国时代 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催生了中国早期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的不同流派，形成了儒、墨、道家 为主体的理想主义和以法家、纵横家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外交、国际关系思想。[注： 楚树龙，金威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时事出版社，2008：5。叶自成 教授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一文中认为春秋时期理想主 义外交思想及流派有：以管仲为代表的理想主义霸权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仁义学 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自然学派；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流派有：文仲、范蠡 的超限制外交学派、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谋略学派和韩非子的权力学说。 儒家崇尚 “仁政”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战争在于“以仁伐不仁”，战争 的目的在于“诛其君而吊其民”，天朝朝贡体制下历代王朝对外的怀柔政策，墨家的“兼爱 、非攻”思想，以及老庄以“道”为客观规律的和谐世界思想都与西方的理想主义有思想内 核的契合之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主义的最早雏形。
理想主义的中国传统国家间政治思想比照
各民族文化有其通约性，不同文化所表现的核心特征也有趋于相似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的 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几千年来的外交思想有很多对应点和相似性，[注：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29 ]其 思维模式都是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并且把人本善的哲学道理延伸到社会领域和国家间关系领域，寻求一种使 人类逐步趋于和平、社会逐步趋于稳定和世界逐步趋于有序的发展模式。
叶自成教授认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 的观点，但许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2）：114]。如此对照[注： 本文依照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的立论基点和理论要点为基本参照系，从中国传 统政治思想资源中挖掘其理论核心和东方思想渊源，其原因在于：其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从创立到发展一直占支配地位，是其他理论创设的参照系，存在相当大程度的话语霸权；其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观点，但许 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比如，先秦时期 的“霸权”在今天存在，而“王权”便找不到与此相对应的概念与思想。 ]分析表明：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的国际政 治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 华民族就开始思考并在政治生活中加以运用。这些思想的默契与独到之处足以体现我国古代 政治思想的深邃，是中国学者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值得思考和努力的地方。中西方学者应该 在思想上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探索“西方中心”之外的东方世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 对历史资源分析和借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理想主义主要从人性等诸方面提出自己理论的立论要点。在人性的判断上，理想主义认为人 性本善。即使有的认为人性是恶的，也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人类在教育和正确思想的驱 使下，在好的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作用下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最终走向文明。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和认识。孟子认为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注：孟子•告子章句上 //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人民出版社，2005：142]。孟子认为 人具 有先天的善行，人性善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四个方面，在性中已具其端，乃性所固有：“恻 隐之心，仁也；丑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人皆有之 ，我故有之也。”[注：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80]孟子还说，性固有善端，未必无恶端，“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几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 禽兽。”（《滕文公》）[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85]由此可见，在孟子看来，人之性具有向善性，完整的善 性必须经过后天的引导、培养和教育由善之“端”发展而来，培育的方法就是扩充善性。所 以，孟子主张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教化民众，国家要以仁、义、理、智四种善端作为实 施仁政、善政的根源和基础。在这一点上，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如出一辙。
在世界本质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人类世界本质上是和谐的，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 重大的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是可以互相协调、和谐一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占主导地位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 都可以认为是当代“理想主义”中华智慧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有这样的传统思 想，由人际关系来推演国际关系，由自然秩序来创设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是扩大 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应该是合 作与和谐的；自然秩序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同样也可 以普遍适用于社会领域，和谐统一的自然秩序也必将创造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礼记• 礼运》中对“大同”社会作了如下著名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注：周桂 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4]墨 子在《兼爱中》说，“天下之人皆相爱”，“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而且“强不执弱，众 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注：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 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43]这样，社会就会和谐， 国家间就会和睦。
在国家间秩序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在“民族自决”之上建立国际机制，用集体安全来代 替均势、依靠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公众舆论来保卫世界和平。 [注：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36]国际联盟就是美 国在理想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国际秩序安排的实践尝试。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国际法和国 际公约不仅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还可以起到惩戒和制裁个别国家违法行为的作用。 [注：同上书：3]因而，衡量的标准主要看外交政策是不是符合国际道德。中国古代贤哲大都认为道德是维 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多从道德规范、等级规范等道义的角度论及天下与国家的关系及 秩序。孔子认为用仁的道德规范约束诸侯们的行为，是可以维护国家间秩序的。他说：“克 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注：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 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老子认为道是和平的基础， “天下 有道，却走马以粪，”“道生之，德畜之。”以老子看来，政治领导人有德就能实行道，于 是就能维持国家间秩序。墨子也坚信道义是可以有效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而且认为讲道义就 不应用暴力来维持国家间秩序。[注：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霸天下思想及 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
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理想主义承认伦理和道德对于世界秩序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衡量 外交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就是看符不符合国际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困难在于国际道德 标准确立之后，如何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得以贯彻执行，国家只有在国际道德的约束下才可能 在对外关系中不损害别国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连 ，推崇道德力量的思想称之为“王道”，过分强调权力的思想称之为“霸道”，由于“仁” 之思想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因而在多数情况下“霸道”只能居于“王道”之下。管 子、老子、孔子、荀子和孟子都认为道德是维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注：同上书：273]孔子提 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孟子将孔 子“仁”之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体系，即“人性善”的理论基础、“民为贵”的 中心思想及“得民心”的基本原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心，斯得民矣。” [注：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3、74]墨子 在《尚贤》中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主张。儒学的政治哲学中，只 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故称“王道”。“王道”是“圣王之道”，王道的力量来自道 德教化，依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施政，而霸道的力量则来自武力强制，依靠暴力手段施政。孟 子说：“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也诚服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纪出版 社，2005：96、97]以德服人的统治者是仁者，“ 仁者无敌”， ]以力服人的统治者是暴君，应该“服上刑”， [注：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5]仁者施 以王道，靠义战来维护国家利益，而暴君施以霸道，靠不义之战来作出损人不利己之举。
在国家的安全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集体安全有利于国家安全，建立国际机构，保卫世界和 平，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某种理性中介的调和，使各方都受益后而化解。[注：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从这方面 来看，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维持的东亚朝贡体系可谓殊道同归。东亚朝贡体系的形成过程实 际上也是东亚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模式，对朝贡体系 双方关系的建构起了关键性作用。儒家以“和”为贵，强调“和而不同”，即重视不同事物 、不同意见的调和、综合。儒家和为贵的思想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了保持社 会的延续与发展、国家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和谐。这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 的具体运用就是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原则。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鲁定公 十年》)、公羊学派的“内中国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春秋传•卷一》）以及宋代 以来的“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 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 [注：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5：553]都是对自愿结盟的东亚华夷集体安全秩序和体系的有 力见证和形象描述。
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战争不能超出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在国际法和国际 公约的规范下，国家一旦出现侵略行为，国际社会成员就可以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 对其进行制裁和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政策，进而保证世界的和平。[注：倪世雄.当代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6]合法性战争在 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是把战争与“礼”、“义”、“仁”等观念联系在一起，亦即“礼战” 和“慎战”。在儒家的学说中，战争需师出有名，而师出有名需以“礼”作为评判标准。孔 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礼乐征讨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申笑梅，王凯旋.诸子百家名言名典.沈阳出版社，2004 ：72]他认为在“天下太平”的时代，只有天子发号施令进行的战争才具有合法 性，“礼 乐征讨自诸侯出”是违背“天道”、有失合法性的的“无道之政”。孟子认为诉诸战争要符 合“仁”，“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周满江 译析.孟子选注.漓江出版社，2005：181]他认为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至仁之师伐至不仁”战争完全是顺天道、应民意的合法性战争，在战 场上一定是所向披靡，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成河以至于飘起棒槌来的战争场面呢。墨子在《 墨子•非攻》中称正义的合法性战争为“诛”，而非正义的、不合法的战争为“攻”，在《 非攻下》中讲到，“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注：刘 继华译注.墨子选译.巴蜀书社，1990：58]他 教育臣民要支持合法性、正义性战争，反对不合法、非正义的战争，所以，“非攻”也。“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则天下治”。此外，中华传统思想中根 深蒂固的“慎战”观念也体现了坚持合法性战争的思想。老子视战争为“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认为从事战争一定要谨慎，“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 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 。[注：沙少海等著.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57]孙子的思想“ 亡国不可以复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不可以怒而兴 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这些慎战思想都体现了先贤哲人的智 慧对人类和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在人类前途的态度上，理想主义重视教育与国际组织的功能，认为要维护国际道德，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公众的觉悟和文化素质，发挥学者和政治家的积极性，这些受过良好教育 的公众可以抵制国家的对外侵略。总之，人类社会是进步的，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中国传统 政治思想别注重“教化”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作用，认为通过教化可以改变蛮夷的落后 状态，对前途充满希望，笃信“华必统夷”，推行“尊王攘夷”、 “修德来远”和“用夏 变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对于不服从的国家，要以德服人，只有把自己 国家的人民教化得十分文明、社会建设得十份和谐了，其它国家自然就会学习和服从。对此 朱熹也曾说到，“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年代，亦不当勤兵与远”。 （《论语集注•季氏》）“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有这些思想都有 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德化人，都相信后天的学习和教育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 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从而促进天下统一。
古代政治思想中这些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都是理想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之相呼应的地方。作为理想主义的创始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力图在他执政 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实践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和平与正义’……国际社会大家庭共 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构架。”在威尔逊的理论中，价值的追求是国家行为的目标，一定的原 则是要属于整个世界并由全世界来维护。“这些原则属于获得了自由的整个人类……所有国 家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各自由民族的政治稳定拥有同等的利益，都同样有责任对这两者加以维 护”。[注：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26 ]从探求“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期盼世界和平”为主旨的思想来 看，东西方、古今人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
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主体思想，在儒家“礼之用，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中 国古代历史上从未有过对外实行军事殖民主义、横征暴敛与征服掠夺的历史记载。意大利天 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清晰地表述了中华文明的非侵 略、非扩张本性。他说：“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 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 心”。他还批判一些欧洲学者“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和扩张势力”的不真实性：“我 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 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对于成吉思汗等大范围征服的对外战争，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 的主体部位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中国只是为了守卫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贪求 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注：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 社会科学.2009（5）：48]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等人的“和戎”或称和战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谭嗣同《仁 学》中“以仁求通”的思想和孙中山力争世界和平的民主外交思想，是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毕生向往的崇高理想，就是人类永享和平的大同世界。他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 恢复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志向，坚决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争端，反对动辄使用 武力。在他看来，国际战争纯粹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 孙中山曾向世人宣告：中国独立富强以后，也不会去侵略别国，“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 道德”。[注：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2//陈金龙.孙中山与外交思想之比较.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4）：22 ]
新中国成立以后，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思想 ，在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探寻和平之路的“大同理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 反霸爱国思想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外交思想从总体来说， 理想主义要超过现实主义。[注：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到邓小平.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4：2]把仁义思想、诚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道德准则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准则，在外交中最早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身体力行付诸 实践。邓小平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世界政治 经济新秩序方面。冷战结束后，以为核心的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多极化、多样 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对外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新时期我国 把传统文化创造性发挥并提升到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来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光辉典范，它将 新中国在国际上所倡导的和平观、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构 建和谐世界，是以遵循“和而不同”为前提的。“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 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 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注： 邓淑华，尹占文.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7（1）：32是人类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应该而且也必然会遵循的真正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
结语
从思想的起源来看，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几乎都要追溯到古希腊的经典著作及其思想。在 西方，最早论及理想主义的要算是柏拉图了。《理想国》中讨论的基本问题就是“正义”， 从探讨个人正义逐步转到论述城邦正义。在他看来，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实现了或体现了至 高的“善”的伦理共同体，而这种“至善”或“正义”就是社会的和谐有序。自国家体 系形成以来，外交思想是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所遵循的原则在对外领域的体现。由于各国 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有别，这就导致由外交思想 所体现的判断利益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利益的方式手段存在差别甚至冲突，也即是说，表达和 诉求人类美好愿望的思想与将这些思想转化成实践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之间存在着类似“条条 大路通罗马”的迥异。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纵观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将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安全理论的深化和相互促进、外交安全理论同国内经济社会理论的体系整合、中国外交安全理论在国际上的互动和聚变以及强化实践检验理论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关系等方面。此外，我们还要提高时政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理论底蕴，加强智库的理论建设。简言之，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的应用性和体系性建设方面。展望未来，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实践和理论自信，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持续不断地创新，终将达到实践和理论的光辉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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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不仅仅需要进行学理性和学术性的研究，还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性大国，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更加需要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现在我们所具有的一些外交理念，就像一颗一颗散落的珍珠，还没有被系统地串联起来，成为一串珍珠项链，也就是说，还缺少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建设。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从“三个100年”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国际体系百年变化看世界的变革
一方面，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很多变化，比如相继出现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后冷战体系等。对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如何界定，有多种说法。中国的主流观点是国际体系趋向多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是多重体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叶江认为是无极时代。我认为，首先从国际体系的百年变化来看，至少有三个特点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力量的对比，但是今天的力量对比跟1918年、1945年和1991年都不一样，更多地是向软实力方向和低政治方向发展。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有一次他到上海来，我问他，软实力这个提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有一次太太让他在厨房干活时，他想出来了这个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我想，如果这样的提法是由一个小国的学者提出的，那也许就不会在世界上传开。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在世界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呼应。
第二，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伴随着行为体和主要议题的变化。现在的国家行为体比1945年时多了三倍，而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不胜其数。主要议题既有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传统议题，也有更多的非传统的议题。
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之间怎样从无序到有序、从相互抵触到合作共赢、从脱胎于一个日渐消失的旧体系向一个逐步形成的新体系转变，这个过程还是有迹可寻的。我也并不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100%无序的世界。无序中是有序的。例如，在安全方面，在巴尔干空袭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还是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全球治理也是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实践。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国际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另一方面，从中国层面来看，中国在过去100年中虽然历经曲折，但是总的来说，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还是成为一个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和获益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前几个月，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这使中国得以进入一战战胜国行列。让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满怀悲愤的是，一战以后为什么青岛还要被日本拿去。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没有成为战胜国的一员，我们所处的地位，肯定更是不堪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成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并且在战后进入了世界大国行列。中国成为这个体系的获益者，首先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西方建立的，也是我们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果。在冷战体系中，我们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在主体的两极对抗外逐渐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现在我们正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遵循从易到难的途径，基本上从经济和发展两个方面逐步走向政治和外交，乃至安全和军事方面。在这些方面现在刚刚起步，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上。
第三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成为全球大国，无论在外交实践还是外交理论上，都缺乏经验和积累。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与阿拉伯联盟相比，它可以派出一个老牌政治家搞斡旋，而我们只是派出一个中东特使，这说明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很少。过去中印发生边界战争后，锡兰（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在两个大国间斡旋，而现在我们对南海问题都无法斡旋。这说明我们实战经验不够，人才不够。特别是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上，我们更多的是提出原则口号，而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战略设计和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政界和学界来说，既是强烈的时代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从百年探索看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按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也是100年的时间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历经曲折之后终于走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10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探索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大致是30年经历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那时候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时中国是在逐步认识和准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特点是一切以苏俄为师，比如像我们去老革命根据地参观时看到的，江西瑞金叫“红色苏维埃”首都等等。第二个阶段是探索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这个阶段到现在还留有历史痕迹，例如中国领导人在一定场合都喜欢提一提胡志明、看一看卡斯特罗等等，这也是我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阶段大体就是1979年到2007年，这3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这两项事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理论的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还要几个30年才能成熟，才能走向世界。 在冷战体系中，我们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在主体的两极对抗外逐渐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现在我们是国际体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已经初见端倪。秦亚青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由时代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组成。夏立平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多层次（包括理念、制度和政策）、宽领域、大纵深。曲星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世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本人认为这一体系包括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等。应该看到，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缺少。这说明我们的任务还很重。
第三，外长是比较早和比较给力地主张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早在2013年夏季，外长在各种重要媒体发表文章，讨论和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提出在继承新中国外交60周年大政方针优良传统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但是我也注意到，一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的还只是理念：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理念”到“理论”，我认为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怎样能够让世界理解，有时候还是很难的。这个话语体系的特色和共性是我们学者需要做的。
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的百年使命
这也应该是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一部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至少有三大任务。一是要坚持理论的实践本源，投身于当前丰富多彩且又复杂纷繁的大国外交实践中，感受时代，领悟真理。要能够下接地气，上接天线。
二是必须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当今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真正做到把握和营造趋势，实现从实践到理念、从政策到战略、从理论到思想的无缝连接。
三是确定中国特色大国理论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学界要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假设、基本概念、条件、挑战等，构建起理论，并且接受实践检验。实现“国家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互动发展。强调“中国特色”，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概念。我一直认为，“特色”是历史现象，所以不可能永久不变，它应运而生，也因势而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第二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中国的体量和重要性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本身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关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还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中国特色”须逐步淡化，“世界意义”要逐步深化。有的学者非常强调“普世价值”，这容易引起争论，我想，是否可以换成“世界利益”这个表述方法？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必将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将会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将更具世界共性。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特色”就会减少，共性就会增加。
“中国特色”要逐步为世界所接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世界的东西也要逐步为我们所接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只有两者相互交替，才可以共同得到发展。
中国要与世界共同建设新理论。只有中国的理论是不够的。对于现有的“理论存量”，我们要去理解和掌握;对于“理论增量”，我们要跟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总结和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新理论，在此基础上还要传承中外所有的优秀文明，夯实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继续筹划国际体系的建设。当前历史赋予中国建设国际体系的使命。要让中国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些平台上长袖善舞，我们学界不仅要台前观看、台下评论，更要台后给力。第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要有所扬弃。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际秩序观，并不是只会讲“不”，并不是只是讲原则。对追求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我们现在就要提出来。讲“前无古人，但启后者”，我们要提出建设什么样的海洋大国、什么样的政治大国、什么样的文化大国、什么样的军事大国等等，对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我们也一样要提出来，并且版本不断更新，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第二，用理论指导秩序。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国际体系，就要从战略的高度搞清楚我们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我们有理想有目标，但是缺少理论依据。我们有道义有旗帜，但是缺少实施保障。我们有积累的金钱，但是没有积累的经验，更没有积累的理论。我们有恢弘大旨的高论，但是缺少具体策划的方案。知道了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的问题就随之迎刃而解了。
第三，我们还要对国际体系和秩序进行政策研究，而不仅仅是理论探索、战略运筹。不妨根据就近的原则进行分工，比如北京的学者可以多研究亚投行，因为它就在金融街;上海的学者可以多研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因为它就在浦东。新疆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云南学者研究中孟印缅有其历史传承。但是全国的学者都要研究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关于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我的想法也不成熟。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待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央提出我们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自信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中国又是个新兴大国。作为新兴大国中的一个个体，我们的思想理论又是什么？
中国还是发展国家。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但是我们还坚持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个政治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政治基础。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中国应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到本世纪末应成为高度发达国家。到那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中国是亚洲大国。在历史上形成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很多集中在亚洲。我们在外交中应怎样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
中华文明对今后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对中华文明，我认为第一是要扬弃，因为其中有好的因素，有坏的因素，有当时是好的而现在过时了的。第二就是要继承。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于中华文明已经没有多少知识，讲起来不超过100句话，就是“和为贵”等等孔子这几句话。
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我一直讲我们的集体精神、学习精神、宽容精神。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讲求宽容，有容乃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思想文明受到了美国人的嘲笑，他们说我们的文明是假的。十年以后，2008年美国就发生了次贷危机。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不会进行总结、包装和推销。我们只会说“润物细无声”，但是人家不知道谁是杜甫，怎么知道什么叫“润物细无声”呢？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属性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关键词】世界观 文化交际模式
【Abstract】Worldview reflects the people’s views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but also deeply affects people’s uniqu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both Chinese world outlook and Western world outlook，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entative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ancient Greek belief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eaven and Man”， and furthermore， explores tremendous influence of those distinctive thoughts on their separat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Through expl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ve patterns， the article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provides enlightening insight to th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Worldview Cultures Communicative patterns
一、引 言
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指出：“世界观的问题涉及到人们如何认识宇宙，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一问题和价值观紧密相关，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行为起到同样的支配作用。 ”［1］总的来说，在世界观方面，东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都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对立、独立的两部分组成。而古代中国哲学家，以老子为代表，早在《道德经》中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本文试从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入手，试探性地研究了世界观对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与社会行为的影响。旨在阐释每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的深刻根源。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交流及认知方式，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二、古希腊对世界的两分法及中国古代“和”的思想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根基。其哲学思想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它对世界划分中所蕴含的对立思想。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把任何事物说成是有“质料”和“形式”两部分组成；笛卡尔以“身心二元论”奠定了其哲学理论基础；黑格尔也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了“真实对象”与“绝对精神”的概念。哲学家对世界划分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思想中都存在着一种对立、独立、矛盾的思想。
而中国古代哲学，早在《易经》中的阴阳转化学说便奠定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四大学派的思想基础。以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理念为学派的宗旨，阐述各自的思想理念。［2］就《道德经》中“道”的理念来看，老子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谐是人与事物存在的基础。就《易经》的身心合一来说，老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他的统一；孔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墨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庄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他的统一。［2］而以董仲舒为代表，“天人感应论”也将“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天”体现着自然界的一切规律。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都体现着世间万物统一，和谐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想。
三、迥异的世界观对中西方文化及交际模式的影响
1．世界观对中西方认知方式的影响
西方认知模式的三大特点体现于其二元论、机械论与逻辑推理的思想。这三大思想都与西方世界观中的对立、矛盾的思想相一致。二元论主张世界有精神与物质两个独立本源；机械论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的运转是在某种既定科学规律的指导下机械式的运转。而在整个西方的历史进程中，二元对立的思想与机械论的思想已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譬如，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又如，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强调“人”与“神”的对立中，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再者，受二元对立思想影响的美国，也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的思想。同时，受西方对立、矛盾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人探索真理的方式多采取逻辑推理的方式。在强调感官所提供的原材料（感性材料）的同时，他们更注重把理性原则应用于这些原材料之中，使其成为有规则的整体。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人的归纳法与欧洲人的演绎法。其都体现了西方人认识过程中的两分法与部分独立的思想。
相比之下，中式认知模式特点在于其思维的整体性与直觉认知方式。在古代中国统一、依存、和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识事物时倾向于从整体入手，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譬如，在写作过程中，中国人习惯从整体布局，再不断细化文章观点。而且，从中英文的书写地址格式上来看，中国人习惯从大到小，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从小到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最后，从协议订立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主张“求同存异”，而西方人却细心的考虑每一个合约细节。此外，受道家等思想的影响，中式认知方式注重直觉、灵感与顿悟。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十分相信“摸石头过河”的原因。［1］
2．世界观对中西方价值取向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可分为群体主义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两种。笔者认为，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与其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相关，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群体主义取向密不可分。
个人主义取向价值观倾向于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区分开来，崇尚个人独立，自我实现［3］，并强调个人应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日常交际上，便是西方人在处理群体与个人关系时，能清楚地区分两者各自的利益取舍，能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争取自己在群体中的合法利益；同时竞争与奋斗也是其获取独立与成功的必然手段。而且，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还是 20世纪美国人作为独特个体的思想都体现了西方人的对立、独立、自主的思想。在日常交际中，他们不依赖别人存在，崇尚隐私权，热爱自由，寻求差异与挑战。
相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下产生的中国群体主义文化可称之为一种统一、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融为一体，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忠诚、依赖、妥协、义务与责任，突出群体观念、行动的一致性与相互合作。笔者认为，群体主义文化哺育下的交际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在交际中，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提倡要以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有时甚至可以忽略、牺牲。他人取向表现在：一方面，中国人做事，总是习惯于考虑别人的看法。对彼此“脸面”的顾忌使他们不惜说假话；另一方面，中国群体主义文化中的他人倾向倡导人们“舍己为人”、“为人民服务”。甚至，群体主义文化下赋予的中国人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到了凭“关系”达成目的的地步。［1］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群体主义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们缺乏独立意识与进取精神，而过分强调“关系”。
3．世界观对交际模式的影响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交际模式。与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相联系的低语境文化强调交际中的语码信息的输出，侧重使用语言的力量进行交际。相对来讲，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相互分离。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人事相分，解决冲突对事不对人。这点在做生意时就尤为明显。西方人做生意喜欢直入主题，人情与生意相分离，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的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
而处于天人合一的高语境文化中的中国，交际时，在关注语码信息的同时，更多地注重孕育于交际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交际场景。相对来讲，这种文化模式注重语言赋义与环境赋义的相结合。因此，交际中，中国人更注重“意会”而非“言传”。交际中语言内隐、含蓄，人际关系强调和谐紧密，处理事情时人事相连，关注面子，强调关系。解决冲突表现出情感取向，对事也对人。在中国的谈判桌上，尤为可见这种交际模式。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他方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
4．世界观对教育、医疗实践及建筑风格的影响
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认知方式。西方学生倾向于无领域依附认知模式，而中国学生侧重于领域依附认知模式。心理学家 Jahoda（1980）认为无领域依附文化的人们要比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具备更强把某些成分从环境中离析出来并在具体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对社会环境更加敏感，更容易对社会提示产生反应，并屈服于社会压力。［4］在学习中，西方学生喜欢独立学习、思考、解决问题，主张通过竞争赢得荣誉；而中国学生则喜欢在老师的指导下，与他人共同配合完成任务，赢得团体奖赏。同时，中西方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学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内在动机。这种学习方式使他们勇于提出、思考、解决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向前，进而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而中国学生的学习受到了外界的强烈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多半是外在的，譬如是父母的愿望，工作的压力等等。这样的学习模式并不能保证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及执著追求，也加剧了学生对他人的依赖。
同时，在医疗实践中，中西方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西医把人体分为不同的部分，注重对患病之处对症下药。而中医强调人体整体的气血循环畅通，因此主张采取整体联系治疗的方式医治。在建筑上，中国天人合一，相互依存及和谐的思想促使中国人关注风水之说，建筑风格多强调物、景的和谐统一。这点在各处的名胜古迹的选址及建造上便可以得到印证；而西方建筑多以挺拔、独立为特色，体现出竞争的民族性格，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汉考克大厦等。
四、结 语
通过对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世界观在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西方天人相分的思想产生的独特的二元思维模式、逻辑推理认知方式、个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产生的整体直觉思维模式、群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正如陈国明指出的那样：“作为人类信仰系统的核心，世界观提供了一个了解人们在同一文化内认知，言谈，与思想的架构”［5］，了解中西方迥异的世界观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文化及交流方式，消除民族中心主义与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从而促进中西方间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79、99、62
［2］姜伟 .老子论坛［ EB/OL］. bbs.laozi.net/redirect.php?tid =6066&goto=lastpost
［3］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68
在新形势下，各类社团层出不穷，大致可以分为实践型社团、学术钻研型社团以及思想教育类社团等。学生理论社团的兴起对高校党组织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论社团不仅强化了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也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生活。可以说，高校应加强对学生理论社团的创新和引导。
一、目前高校社团工作的发展状况
由于高校教育机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高校的招生率持续增高，高校理论社团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主要原因有：
（一）高校理论社团的影响力持续增高
在中学时期，大部分学生都受到固定不变的班级形式的影响，到了大学，这种根据兴趣爱好组建的社团会大大吸引学生的目光，他们享受这种跨专业、跨班级甚至跨年龄的组织形式。社团的组建为学生在社会和学校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参与到社团组建和发展的学生既可以学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技巧，也可以全面提高自己面对困难的应变能力。
（二）参与到社团的人数持续增长，社团类别和数量也在增多
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高校组建了内容不同的社团，主要有思想教育类、志愿服务类、文艺类、文化传播类以及体育类。整体人数的增加为理论社团人数的增加奠定了基础，社团的参与人数也从刚开始的几百人增长到几千人。
二、高校理论社团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
现如今，高校社团作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学生素质、思想教育和社交能力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高校理论社团作为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能力的关键渠道，不仅受到国家的重视，也受到学校党组织的关心，因此，高校理论社团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一是理论社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学生提高自己思想政治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运用到课外活动的关键途径。
二是高校理论社团充当着“先锋排头兵”的角色，是大学生将理论变为实际的重要场所，社团不仅为大学生努力进步成为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动力，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带来了精神支撑。
三是高校理论社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在参与课外活动（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理论发表等）的过程中，会加深对社会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自愿去服务社会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综合素质。
三、高校理论社团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一）给大学生创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
现如今，高校理论社团组织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除了要带领学生熟悉理论知识之外，还鼓励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当中。大学生在实践学习的时候，可以主动去感受社会事物，培养自己改造社会的想法和能力。如此一来，不仅拉近了学生与社会间的距离，也增加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学生关注社会的热情。
（二）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位
理论社团的进步和发展方向，在高校组织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科学、文明的理论社团在根本上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味。理论社团既为校园文化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高校政治理论的学习创造了愉快轻松的氛围。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表现的主要形式，理论社团体现了校园文化的内涵，引领了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所以说，高校理论社团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校园文化的品味。
（三）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改新
高校学生社团活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参与的全面性、选择的自愿性。多样化的社团活动指的是其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出团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高校社团之间的交流沟通可以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校园文化中，在活动中不断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高校社团的主要成员是学生，但也离不开教师的参与。高校理论社团为学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机会，在交流过程中会提升各自的政治素养，也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现在的大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也得到了升华。高校理论社团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并为高校的党组织建设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高校理论社团举办的课外活动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带来便利，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社会思潮出现，都有特定的社会运动与文化做其背景。既不异军突起，也不空穴来风。社会运动、文化思潮、史学思潮，相互联系，呈现密切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由下到上、基础连接的立体架构。架构的基础形态是社会与意识的互动。社会是思潮的底层，思潮是社会的反映。社会矛盾决定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决定思潮波动与分流。认识这个架构，可以找到观察思潮演化的最佳视点。它的存在，影响与决定学术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学术流派的分合集散。
中国现代矛盾简言之是“上与下”、“新与旧”、“里与外”的矛盾。上下矛盾是阶级矛盾；新旧矛盾是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冲突；里外矛盾是反抗列强压迫的的民族矛盾。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思潮分流分派，此起彼伏，概被以上三大矛盾互动激荡所定。每对矛盾的运动，都成为思想流派产生发动的社会动因。依此可说，中国现代思潮“交替”前进，乃为中国社会矛盾交替演变使然。
20 世纪以降，从1900年到辛亥革命，社会主潮是国粹文化运动，特点是激扬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为驱除满族统治，实现种族革命制造舆论。1911年后这个思潮出现异变，演化为尊孔与孔教思想，政治目的遽变，直接为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服务。
1915年，以陈独秀为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诞生，标志新文化思潮席卷而来。直至五四，这个思潮到达颠峰。反传统，反孔教，决定它是国粹与尊孔思潮的反动。这是中国现代思潮的第一次“交替”。
这场新文化运动也遇到不可避免的“交替”结局。1919年，梁启超从西游归来，巡礼欧战场的结果写下《欧游心影录》，“宣布科学的破产”，对五四慕西学、重物质与反传统思想作公开质疑。与梁启超持同一观点的有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反对科学万能主义。期间，人生观讨论也发出异响。至30 年代，更有文化本位思潮接踵而来。纵览中国上半世纪思想界，驳杂交汇，此起彼伏，“一家独树，别处冷静”的局面绝难形成。五四大潮，旋起旋落，终被本位思潮替代。
然而，“本位文化”思潮一旦登场，即刻受到批判。批判思潮输入、酝酿而至播扬，渐呈主潮之势。30 年代后中国出现社会史大论战，而后大势剧进，狂澜激转，中国再度出现反传统热浪，孔孟之道复成靶的。这样的现象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并在文革期间演为极致。
作为对“反思”的反思，上世纪90 年代以后，国学复活，弘扬传统，中国社会思潮又出现了另一番气象。自杜维明等海外华人学者，执着于“播道”精神，进入大陆学界以来，中国对儒家思想的又广泛出现认同赞颂的倾向。
思潮迭进，“交替”反复，内涵以下诸性质：
其一，交替，表现的是“中学”与“西学”的交替、“保守”与“批判”交替。这都是对“传统”而言，保守是对传统的保守，批判也是对传统的批判。如果说国粹思潮是中学与保守的表现，五四思潮则属于西学与批判的性质。而后，“文化本位”思潮则又是“中学”与保守的。再往下观察，每次思潮的交替无不是“中西”交替、保守与批判的交换。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中与西的交替、保守与批判的交换，一概是“建设”与“破坏”的交替。这样，中国文化破坏了又建设，建设了又破坏，循环反复，似无穷期，是乃中国文化现代演化的一大风景。
其二，“交替”的形式是“革命”的与“激进”的。后期思潮总对前期思潮作不遗余力地的批驳、贬黜，表现出思想领域的“汤武革命”。“保守”与“批判”、“中”与“西”，一时左，一时右，不象鸟翅的同时振飞，宛如人脚的轮替开步。看似煎烙饼那样的一正，一反，实是塔楼转梯层层圈圈地提升。里面隐藏着“正-反-合”“三题”演绎的辨证逻辑，这又是中国文化进步的特别景观。
其三，“交替”是“反思”的。交替过程就是反思过程。无论中学派或西学派中人，似乎没几个表现出沉静平和的心态。仿佛在中国思想界，出世成名，非得偏锋激进，语出惊人，不如此就不能耸动声闻，推动舆论。就此，每一思潮面世，真理背后必埋藏极多的谬错。人们对新出思潮闻风响应，思潮的真理成分滋养着社会，作为代价，负面成分也同时谬种流传。这样，后出思潮必然无奈地承担起对前期思潮后遗症的艰巨“反思”任务。
反思是群体的，是知识群体的集体行动。五四前后，自由主义启蒙批判派对尊孔派的批判是一种群体反思。30 年代文化本位派对既往五四反传统思想的批评也是一种群体反思。当下，学界对百年前五四运动的再评价还是群体反思。
反思又是“个体”的。许多原来置身前期思潮中的思想家，对自我思想作反思，以期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样的反思是思想进步与追求真理的表现。中国的思想境界在交替中进步，也在群体与个体的反思中更上层楼。
第四，思潮交替式演进与唯物主义的最后胜利。表面上看，中国现代诸思潮相互抵制与对抗，然而异中有同，除了五四前夕出现的尊孔流派以及后来叶德辉之流文化顽固派之外，无论中国的国粹思潮、批判思潮与文化本位思潮，它们的思想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开展中国的文化建设，以使中国文化实现现代性适应。中国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并不“保守”，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对传统的态度与文化顽固派有异，与张之洞流的思想也大相异趣。
中国文化是一艘大船，中学派是一个纤队，西学派也是一个纤队，所用的力量方向不同，左右有别，然而它们的合力却指向前方。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开放型课堂；微博互动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090-02
随着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的广泛应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高校思政课课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承担着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本文将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对如何用开放、创新的理念改革传统课堂，构建开放型课堂，不断提高思政课课堂的教学实效进行探讨。
一、当前高校思政课传统课堂面临的挑战
1.改变学生对思政课枯燥无味的既有认识。为了了解刚进入大学校门的新生对思政课的认识和看法，笔者在2012年10月，对400名大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在被问到“当你得知大学要上思政课时，你怎么想”时，超过95%的大学新生表示“这是一门很枯燥无味的课程，没有什么学习兴趣”。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大学新生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思想认识，源于中学阶段的思想道德课主要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在考试的压力下，学生尚能被动地接受相关知识，暂时忽略或回避自身对填鸭式教育方式的抵制情绪。但当他们进入大学后，相对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让他们一方面自发地对应试教育下的思政课教学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对大学的思政课课堂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据笔者的调查，大学新生普遍认为，中学阶段的灌输教育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大学的思政课课堂应该有别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应该更加多样，教学内容应该更加丰富，关键是要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获取知识。可见，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新生对思政课枯燥无味的既有认识，才能够取得思政课教育的实效，而要做到这一点，高校思政课教师就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构建新型课堂。
2.应对思政课教学任务繁重学时有限等困境。除了让课堂变得更加新颖和生动，高校思政课课堂的改革和创新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可见，破解当前制约高校思政课课堂的诸多困境，急需在课堂的构建上另辟蹊径，对传统课堂进行拓展和延伸，让学生随时随地能进行思想政治课的自主学习，在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充分互动交流中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3.寻求契合“90后”大学生群体特点的教学平台。当前“90后”在校大学生是在网络快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熟悉各类网络信息传播媒介，习惯于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和知识。而与即时、便捷的信息传播网络相比，传统的思政课课堂相对封闭，课堂涉猎的社会信息往往较为陈旧和滞后，这种现状一方面会弱化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同时也使思政课课堂教学失去时效性。因此，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要取得实效，就必须实现思政课课堂教学与互联网的无缝链接，构建契合“90后”大学生群体特点的网络教学平台。
二、开放型课堂的内涵和特征
如上所述，高校思政课传统课堂已不能有效应对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改革传统课堂，构建开放型课堂，才能使高校思政课更好地开展思想教育并取得教学实效。本文所提到的开放型课堂，是指依托现代网络信息传播平台，打破传统课堂的时间、空间限制，将课堂内的教学活动延伸至课外，实现课内与课外有效互动，课堂教学与网络交流同步。具体来讲，高校思政课开放型课堂的特征主要有：
1.树立“开放教学”的理念。高校思政课开放型课堂紧贴时展、社会环境和大学生群体思想现状，秉承“开放教学”的理念，直面当前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及时选用最新的时事热点、新闻事件作为教学案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加以剖析，构建一个内容紧贴时代、深受学生欢迎的新型课堂。
2.提高“互动教学”的效果。开放型课堂与传统课堂的区别在于，开放型课堂更加注重互动教学，通过开展话题讨论、意见投票、主题辩论等多种形式，让每个学生参与互动体验，表达自己的思想，做到事事教育人、时时教育人，加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使学生在激烈的观点交锋、思想碰撞中得到新的思想启发，从而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
3.发挥“网络教学”的优势。开放型课堂要突破制约传统课堂的诸多因素，还需要借助现达的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将微博等日益兴盛的大众化媒介引入课堂教学，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平台的即时性、便捷性、广泛性等特点，让网络教学为课堂教学服务，将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有效衔接，构建立体化、网络化的新型课堂。
三、构建开放型课堂——基于微博平台的互动教学实践
1.收集微博热点事件，建立教学资源库。微博即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传播、获取、分享以及反馈平台。微博上每天都会涌现很多事件，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的一些事件，由于受到大量网民的关注、评论和转发，遂在某一时间段内迅速升温，成为众人瞩目的热点事件。笔者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这些热点事件多聚集当今社会的一些民生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认识分歧，集中体现了活在当下的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复杂多样的思想状况。“90后”大学生作为依赖网络的一代，他们也高度关注微博热点事件，教师通过收集整理微博热点事件，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引用和引导，让学生进一步理清各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提升自身思想道德修养。
2.微博话题讨论点评，实现微博与课堂相链接。在思政课课堂上，观点的交锋和思想的碰撞，能够闪现更多的思想光芒，从而达到交流思想，教育引导的目的。传统课堂由于受教学时间长度的限制，在教师在提出相关话题后，无法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供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归纳，长此以往，首先导致学生懒于思考、疲于应付教师的提问，其次导致教师也逐渐失去互动提问学生的动力和念头。另外，相关话题没有得到充分的思考和讨论，思想教育的效果自然无从显现。最终只会导致课堂互动越来越少，重新回归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课堂。为了破解这一困境，笔者开通了教学微博，鼓励学生以各种形式关注和参与微博交流。在课堂教学中，笔者还通过微博播放一些简短的音、视频来辅助教学，及时让学生从消极、被动、疲惫的课堂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表现出较好的参与兴致和听课热情，课堂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高。笔者调查发现，超过98%的学生表示通过微博开展思政课教学新颖、有趣、易于接受，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微博辅助教学可以缓解学习压力，调节课堂气氛，让他们更喜欢这门课。
3.强化师生课外互动交流，实现全方位育人。高校思政课要真正让学生入脑、入心，关键在于能否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学生充分意识到思政课作为个人思想武器的重要作用。传统课堂每次时长约80～90分钟，除了教师必要的理论讲授时间外，师生之间讨论、交流的时间十分有限，而且交流的话题多集中于理论和知识层面，较少关注和涉及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针对这种情况，笔者首先利用教学微博对授课对象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笔者会安排时间在课堂上进行集中解答，对于个别生活态度较为消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较为偏激的个例，笔者就通过微博评论回复、发送私信、QQ聊天等方式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引导和教育。其次，笔者也鼓励学生随时随地通过微博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这一做法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他们不仅踊跃参与微博话题讨论，还经常通过微博平台向教师提出问题，期待教师进行解答。笔者也及时对学生的疑问进行回应，为他们解疑释惑。通过强化师生的课外互动交流，增进了师生间的感情，也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了传统课堂，将思想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4.扩大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让同龄人教育同龄人。大学生正处于思想的成熟期，大学生个体之间思想相对独立，但又不可避免地互相产生影响。传统课堂中，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由于受到时间等因素的制约，开展得较少，效果也并不明显。将微博引入课堂教学后，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学生在教学微博上就同一话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在热烈的讨论中，学生不仅意识到自身看法的不足，同时也了解了身边同龄人的不同看法，从而拓宽了自身的视野，提高了思想认识，达到让同龄人教育同龄人的目的。
5.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突出情感分享与教育。依托微博中的微盘等共享平台，笔者将与思政课课堂教学相关的教学资料、文学名作、哲理故事、励志视频等上传至微博平台，供学生自行进行下载学习。另外，笔者也鼓励学生上传值得向同学推荐的美文佳作、励志电影等资源，并通过组织学生阅读写读后感、举行名人自传读书交流会等形式，让学生将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情感体验与他人分享。通过分享感悟，进而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达到情感教育的目的。
6.及时对课堂教学进行总结，扩大思政课课堂的感染力。笔者认为，微博既是一个教学的平台，也是一个宣传思政课课堂的平台。对于在课堂教学中涌现的感人画面或引起学生强烈共鸣的教学内容，笔者都及时进行归纳总结，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在教学微博上进行，既让授课对象重温课堂教学中的精彩内容，又能提升整个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认识，有效扩大思政课课堂影响力和感染力。
时代在发展，只有用更加开放的思维对高校思政课课堂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有效应对网络时代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诸多挑战，让高校思政课的课堂成为充满生机活力、深受大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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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40周年，值得纪念。
正因为尼克松的访华，才促成了之后的中美建交，“划破夜空”的跨洋政经外交斡旋。在晚年回忆文章里，尼克松坦言，访华之旅是他政治生涯的创获，可是，最佳的幕后推动者，是基辛格博士。
话说，基辛格博士的辉煌巨著《大外交》，上到政经人物，下至白领小民，都可以从中悟出国际春秋和纵横之术。这本书，国际外交“大史记”，估计是基辛格博士政经外交的理论根源。可他的新书出手，居然又直指中国，《论中国》。从《大外交》到《论中国》，玩味这位美国老政治家的创见，观察中国趋势的独照，中美已不只是经济之对镜国，逐步上升为文化之对镜国。
对《论中国》，基辛格自信地表述，90％的中国人，95％的美籍华人，没有他掌握的中国信息深入全面。这是美国人的自信表达。对于这种表达，基辛格进一步解释，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不同，在文化表达上――中国因文化悠久而历史负担较重，所以，先做概念的辨析比较复杂，这使得美国人乃至其他西方人，难于理解中国人的表述，但是，因美国新教式的语言风格，表述更加直观，因直观而易懂，而自信，故而不同。
当然，中美之间文化背景与历史迥异，不只是基辛格所简易描述的差别。因此，对于近期比较流行的思想文化样式而言，大致绕不开几个要素，宏观视角，体用之辩，结构分析，回归古典哲学等，那么，这些前提能够构成中国文化交流交集之纽带吗?
两个海平面的对话
如果，新世纪短暂的10年，可作为中美文化比较的背景，那么，大众可注意观察中国内地两类文化样式，一类经济学书刊，一类思想史书刊。
经济类，早年间的管理之术，到后来的趋势观察；思想史类，早年间的存在主义，到后来的古典哲学，都已经把流行的思想样式由欧洲与日本，转到了美国。那么，美贷危机、欧债危机之后，中国的文化相应“道与术”之标的，尤其以美国为关键。当然，经济学领域，周其仁等早有“两个海平面”的论述；思想史领域，甘阳等组织译著的美国哲人列奥・施特劳斯著作；法学领域，苏力、冯象等一直鼓吹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流派等等，都是以中国与美国为背景的大部头论辩与场域。
南海康圣人有为，当年曾表述，学术思想不外乎义理与制度二者，也就是说，既要理路的超越，也要思想外延的“开物成务”，那么，能够满足中国学术想象力与判断力的，估计只有美国的道术，值得长期玩味。
《两汉纪》云：扶明义教，网罗治体。
话说，这美国思想之体用，如何展开呢?
体与用的争辩
近日，新星出版社推出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周年史(1955～2005)》一书，从宏观上描述了该中心的历史因缘，让中国大众再次联想到费正清，以及费氏开演出的汉学家群体，还有万卷“中国研究”著述。
话题稍稍拉远一些，清末洋务疆臣张之洞，其著《劝学篇》之核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名噪一时，为当时很多中国文人所认同，甚至陈寅恪也自称没有走出这范畴。可这是存在问题的。当然，陈寅恪也称“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唐朝孔颖达《五经正义》体例来自佛教大疏，这不正是明证吗?唐朝人况且没有中学之“体”，清朝人紧张什么“体”呢?
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也受到了费正清高足列文森的批判。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他对张之洞的说法深表怀疑，“西学”为何只是功用之待遇呢?汉学家列文森，英年早逝，要不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助缘，应该更大，因他的判断力与想象力极好，中美学者都对他的判断力极赞赏。
既然“中体”是个虚幻的命题，那么，黄仁宇曾描述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问题，中国文化何时从边缘走到中心呢?或者，西方也不是简单的西方，欧、美有别，美国自身也是流派竞争，各异摇曳。
在中国，未来会流行哪些美国文化样式?
选贝拉，还选施特劳斯
看中国文化，如果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观念大致过时了。帕森斯发展了韦伯。帕氏的高足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罗伯特・贝拉借用结构社会学的角度，著有《德川宗教》。此书是个新样式，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德川时代，这对东亚价值的再玩味，或有流行之趋势。况且，去秋北京论坛，杜维明先生与其论道，可见贝拉分析东亚价值之新切口与新道术。
另外，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也算一派新样式，德国犹太人，流亡美国，一生隐没，著述良多，弟子门生入驻白宫成为克林顿之大幕僚，而施特劳斯本人则一生烟霞之中，教书匠。他的价值在于，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以德抗位，以古鉴今。大陆学者甘阳曾多年赞叹施特劳斯自然法之追求，借助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体系，正好可以完成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当代转化，可喜。
关键词：价值论；高职英语；人文性；交往性；人文课堂
当代外语教育与实践呈现出开发之态，对于学科思考的空间与焦点往往以生硬的理论照搬或廉价的符号移植为主，新的教育观难以从学术视角进行魅力展现。近年来对高职外语教育实践的运用，得以从哲学视角来追求外语教育的新认识。正如黑格尔所言“概念是内蕴于事物自身的东西，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主要由其概念的定义，从把握对象中为我们评判概念创造了条件”。高职外语教育在追求知识至上、人文淡漠的误区中，外语教育的价值功能被遗忘，使得外语教育费时费力却低效。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提出“每一个语言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基于此，对人文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将从价值论视角，就高职外语教育的人文性及交往性进行探讨，并从关注人的成长、塑造健全人格上进行重构外语价值理念。
一、高职英语教育的人文性讨论
（一）外语教育中的人文性缺失
外语教育作为语言教育的论断，本身在本质界定中就显得矛盾。一方面外语教育并非是简单的语言教育，更多的是通过语言教育引领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另一方面，从语言教育实践来理解教育本身，非语言教育手段更是满足人类多样化思维方式的符号再现，对于特定场合、情境下表达的语言符号具有诠释、互补和内显作用。也就是说，对于高职外语教育，应该充分重视文化、情感、人格、尊严等内在要素的特殊作用，以渗透式、多元性、开放性、非强制性方式达到语言教育无法获得的教育效果。杨叔子提出“忽视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降低了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得教育面临功利主义的窠臼”。对于高职教育提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要兼顾学生个性与全面发展。高等外语教育中对人文素质的缺失，使得人文性日渐萎缩，过于重视外语学科专业教育，强调“实用”、“应试”导向，学生的精神追求和人文理想受到弱化，外语教育完全等同于一项技能训练。时代的发展延续了历史的脉络，对于人文意义的关注越发需要从人本、人道等概念的丰富中来形成。中国的人文教育是规范行为、教化民众的精神力量，包括人文知识人人文精神在内的文明之道。到底什么是“人文”，人文性的本质及内涵又是什么？教育的人文性有哪些表现？一般认为，对于人文性的界定缺乏严格的准确的规定，在谈及人文性内涵时，不同学者的视角也未能统一。然而，对于人文性的理解，主要从文化性、文学性、精神性、审美性、人格品质、创造力等方面进行细化，再进一步深化为人的个性、尊严、理想、价值、追求、信念、情操等要素。现代教育的人文性，特别的高等职业教育，在讲究功利性、物质性的同时，忽视了精神性的人文价值，学生过重看待知识的传授，而对于尊严、目标、情操等人文性素质的理解陷入茫然。
（二）外语教育中的价值审视
价值论作为哲学视角下的理论探索，对高职英语教育中的人文性的缺失进行了重新审视。英语教育的特性要与职业教育所倡导的专门性、技术性人才相一致，对于基础性技能的明确，不仅仅表现在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还应该从人文关怀上注重人文素质能力。也就是说，英语教育在教育目标上不能停留在纯粹知识、技能的训练与掌握，还应该强调直觉、意志等心理状的养成。与其他学科教育一样，对于高职阶段的英语教育，都是从人与人、心与心的精神互动中来完成的实践活动。既有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还包括对学生意志行为、情感领悟能力的养成。大凡教育活动，在知识的传递、思想的启迪、行为的向善、思维的变化、能力的成长中，对学生灵魂的触动是产生教育实效的具体表现。教育如同人的生活，其本质不能放弃对人性的完满。英语学科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同样需要在英语教育活动中，从外语知识的习得中认真反省和理性思考。同时，对于英语教育的人文性，多停留在空泛的概念上，特别是对内涵的规约，应该从道德性教育上强调其地位和作用。德育是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学者茱莉•罗宾曾说“特定的社会下，在技术成熟与完善的同时，健康的人未必拥有道德建树”。学者陈桂生也谈到，对于教育的本义有三个阶段两次转义，第一阶段的本义是道德人格的完善；第二阶段的转义是健全人格；第三阶段的转义是构建社会性的人格。可见，对于教育与道德的关系研究，需要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中来形成完美的人格品质。
（三）英语教育过程的审美意义
对英语教育道德性的追求，与英语教育偏离哲学的最高旨趣，使得教育过程不再是真、善、美的重塑，更像是教育技术化、工具化的彰显。事实上，在英语教育实践中，高职外语教育的道德教育作用是巨大的。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学生在西方文化道德元素的品读中，与自身的东方文化底蕴产生碰撞，并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激发学生的文化自省意识，增强学生的民族尊严和爱国热情。如利用专题讲座、演讲比赛、社会调查等方式来延伸外语课程的德育形式，从吸收、借鉴、分析、利用中来正确看待西方道德问题，立足于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发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博采各民族长处，增强民族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高职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与学生的审美教育息息相关，心灵的塑造如同对各种美的接受过程。外语驾驭在学生认知养成上，从符号美、对称美、哲理美、逻辑美中来认识美，欣赏美。我们从外语作品的阅读中，挖掘外语语言固有的美，在外语教学方式上，注重语言的鉴赏，开启学生思想认知与审美教育。现代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鼓励学生从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中来发现知识的美，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上树立远大的理想旨趣，陶冶情操，完善修养，提升学生的人文品质和精神品格。
二、高职英语教育的交往性讨论
（一）交往性在社会哲学中的表现
英语教育与其他社会认知活动一样，必然存在明显的交往性特征。交往性是英语教育过程中对各类复杂社会关系的归结，英语语言是人际交往和传递思维的重要工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每个民族在历史传承与演进中，对于交往扮演者重要的文化传递功能。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的社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的事实性呈现，二是对语言的应用性表达。语言在满足人际交往中，其目标在于传递思想感情。对于高职英语教育的交往性特征，也应该从两方面来考量。一是将英语教育过程中个体对语音、语法、词汇的学习；另一方面将个体对英语教育应该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适应。探讨英语教育的交往性，我们需要从文化的社会属性入手，来细究文化的内涵。学者泰勒对于“文化”的表述体现在：文化的综合性，既有知识、信仰，还包括艺术、道德、习俗等内容，这些都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必要要素。可见，从文化与英语教育的关系来看，成功的英语教育既要能够反映某个民族的文化，又要能够揭示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及世界观。个体的生命涵养、生命潜能需要交往性来关注和关怀。从体验哲学上来审视英语教育事业，人作为哲学主体在语言的学习和认知中，从交往性中建立对话，完成对心智、认知的形成。
（二）生命教育是构建英语课堂交往性的主阵地
英语学科知识教育与生命意识的渗透是对生命本位的尊重。英语课堂多一点情感、少一点控制，多一点互动，少一点灌输，首先是对生命个体特征的尊重。接受并肯定学生的个性特征，尊重并宽容学生的各种思想火花，要从英语课堂教学体验中，注重学生的兴趣激发和知识、情感、智能、思想的成长；其次，学生的生命教育在于唤醒，交往性在英语课堂中的运用，主要通过师生间的生命对话，从思想的传递、思维的碰撞中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并从挖掘学生的生命内涵中唤醒学生的独立性。英语课堂教学是构建交往性的主阵地，对于师生关系的平衡，不仅要从知识学习上满足学生生命主体的各类体验，还要从启发学生精神价值，帮助学生领悟世界的本义。这一过程的完成，将英语教育与生命教育进行融合，从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趋势下，将英语教育与人的生命教育归结在一起，促进生命个体的自然成长。
（三）交往性在文化中的表现
英语教育的交往性受到教育者文化价值的影响而表现在两种倾向。一是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的“语言中心论”，其思想在于从人的思维与语言结构上探究某种关系，并将对语言的认识作为使用语言的主要任务。对于语言中心论来说，不同民族不可避免的带有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来学习语言，从形成不同的语言观，这些特殊的认识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非语言行为。二是以鲍阿斯为代表的“文化中心论”，他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决定着语言形式，并受到文化的影响，强调文化对语言的决定性。我们从英语教育实践中来审视英语文化的传播价值，能够从文化展示中保持文化的中立角色，并从本族语言与英语语言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中取长补短，发挥英语教育的积极作用。
三、结语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拥有使用自身语言文字的自由。对于英语教育来说，政治性的导向作用也不容忽视。再者，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英语教育在构建社会组织结构中，必然需要与经济生活相联系，受到经济活动的制约。对于英语自身来说，由于英语的外延已经成为世界语，对英语教育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人力资本。因此，学习和掌握英语已经成为当前外语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要砝码。但同时，对于高职阶段英语教育人文性、交往性的探索，主要是基于从事实认知到价值认同的转移上，并从理性认识来判断其价值。总之，对于英语教育的本质探讨更需要从多层剖析中来把握，价值论视角下的高职英语教育，为我们洞悉英语教育活动的价值，探寻英语教育与人的智慧养成提供了参考，也让我们从哲学范式思考中为英语教育的职业化发展找到了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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