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8:55: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德育思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是一个人人生发展中的启蒙阶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父母对孩子的培养和管教应该是正确的，科学的。家庭教育在注重孩子智力提高的同时，也要关注对孩子心灵的塑造，品格的培育，行为的养成。庞军鹏在《当代家庭德育教育应借鉴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一文中分析了当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现状，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即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教育观念上的偏差和教育方式的极端化。当代家庭教育借鉴古代教育的意义非常大，以及分析了如何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观点继承前人留下来的财富，并加以吸收和发扬，为现代家庭德育教育提供可贵的借鉴。颜之推在《颜式家训》一文中指出“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制。”认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教他们洒扫，待人接物方面的礼节。古人充分认识到行为习惯在家庭德育教育中的时效性。
笔者认为，分析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德育教育方面的影响不应全部借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也相对的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们应该辩证的继承前人留下来的财富，并加以吸收和发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位，假期里都要求孩子学习来提高成绩，认为成绩可以证明一切。可是现在学习好的孩子在人格方面的培养并不一定是完整的。
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孔子把人口、教育、财富作为“立国”的三大要素。并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聂翔雁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迪》一文中提出将人格培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主张创造性学习的思想，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重视社会教育的思想。现代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社会的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学校系统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尤其是大学同社会大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着信息交流，培养大学生不仅是高校和教师的责任，也同样是高校和教师的责任。王秋莲在《论古代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孔孟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学会认知，知行统一，思想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服务的，因此也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精华，批判和否定它的糟粕。让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的建设。重温中国古代教育家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更大地帮助，更有利于创造大学生成长的环境。
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教与学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教与学的精华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当代教师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孙云英在《教与学的启示》中指出教师是辛勤耕耘的园丁。因此，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教学中，教师的研究对象是学生，因此教师要因材施教，有的放失。教师要启发教育，循循善诱，生动直观的启发式教育能够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教学由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组成，在教学中应该教学相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交给学生快捷掌握知识的方法。张文在《关于发掘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思考》中指出了我国当代教育的现状，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教与学的启示对当代的教育理念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如何才能让学生高效率地获取知识才是教师应该努力去做的。最近，在新闻上出现一些教师师德问题，教师在教学的前提是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自身的个人修养。这才是教师教好学，教好学生的前提。
四、中国古代教育中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教育的生态意识表现在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的整体综合观念。注重自然界与人的协调，即“天人合一”的辩证观念。羊枣在《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中提出天人合一的辩证观念，以及强调启发主体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开发主体力量达到至善之境的自我生态平衡观念。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都是比较完整和超前的。钱伟在《从“天人合一”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指出，深刻全面的认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识这种追求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重视伦理性，自省性的古代教育思想，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校教育；大学生；德教为先
德育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传统，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人们在长期的德育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和传统文化道德教育资源。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如何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寻求精神营养，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资源，来提高高校德育教育的标准、拓展德育教育的思路、改进德育教育的方法、创新德育教育的内容，来实现德育教育实践的重要途径，这对提高高校德育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教育应把“德教为先”道德教育思想放在首位
所谓“德教为先”，一是指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在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关系上，要坚持以德教为主的原则；二是在学校教育中，在德育与文化知识教育的关系上，要坚持以德育为首位的原则。可见，德育教育不仅是现在，在古代德育也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以德教民”，要“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是一种新的冲击，也出现了种种困惑，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还是以“毕业”为标准来衡量高校的培养标准。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在高校中存在已久，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所以我们应借鉴古代中国“德教为先”的道德教育思想，在高校教育中，全面执行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作为高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在高校中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把“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为人之德’；以‘责任心’为核心的‘为事之德’；以‘爱国’为核心的‘为民之德’”。作为教育学生的核心问题，为祖国建设培养出更多所需要的“接班人”。
二、以“修身为本”的道德教育思想引导学生注重自我修养
古代中国道德教育强调“德教”目的是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认为自我修养的关键在于内心自觉、严以律己。加强自我修养，完善个人品格，以自身修养与锻炼来实现“德教”目的，以“热爱生命，追求自我完善”为核心，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现在的思想品德教育，虽然从小学就开始了，经过了初中、高中一直延续到大学从未间断，但由于应试教育深入人心，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和毕业率，使得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受到了影响，一方面是学生的高分数表现令学校、老师和家长欣慰，而另一方面也隐藏着学生道德素质的贫瘠、生存能力的孱弱和人格行为的幼稚等现象，要想彻底改变这一传统模式，还需多方部门的共同努力。所以高校应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提高道德认识和自我品行的冶炼，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同时还要把德育教育与理论实践相结合，让道德教育活动内容走出校园、走向生活、走向社会，多做一些公益活动，形成多元化的德育教育体系。
三、“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思想，应是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行为准则
古代中国道德教育思想在知行观上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在道德学习的全过程中，“知”和“行”是人们认识客观道德原则和礼仪规范的两个主要环节，“知而不行不可，行而不知也不可”，知行不仅相须而且应相互为用。在衡量人的品德上，不但要“听其言”，更应“观其行”。每个人不在于能了解和懂得多少道德知识，而在于他能否依据一定道德准则诚心诚意地进行道德践履，只有“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才是真正的品德高尚人。目前高校学生也存在着“知”、“行”不一之事，其根本原因并不是道德行为的偏离，而是道德信念的缺失，所以德育教育是高校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大课题。如何利用现有教学形式和教学资源，调动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积极性，确立正确的道德观，使德育教育规范化是一个值得探研的问题。高校道德教育应结合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遵守校内交通规则，走路要走人行道；在教室上课或自习时，不大声说话、吃饭；期末考试时自觉遵守考试制度，不要有我不作弊我吃亏；遇事要谦让，同学之间有困难要相互帮助。只有从生活中的这些点滴小事做起，不断强化德育教育，才能使道德行为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使大学生久而久之养成“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思想。
四、“身教重于言教”是教育者应遵守的职业道德
古代中国道德教育思想在“言教”与“身教”关系问题上，倾向于身教重于言教，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教育者首先要遵守道德，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先修其德，先立其行，然后乃能育人、乃能化人。”所以，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加强政治思想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培养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教学态度，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做学生信赖和爱戴的行为楷模，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亲其师、信其言、效其行”，达到潜移默化的德育效果。同时要健全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不能只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评教、晋升职称”，而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管理，应以学校制定的教师职责制度约束自己，做到“正人先正己”。
五、结语
高校教育应重视“以德为先”的培养理念，根据社会需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步形成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的思想品德，为国家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10-315.
关键词 知行 知行合一 重行 德育
中图分类号 B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5-0099-05
一
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从先秦直到近代一直受到中国哲人的关注，而在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更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关于知行关系的长期激烈争论。
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自然是一对认识论的范畴。不过，中国古代哲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即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关系，具有特定的含义、特别的针对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自1949年以来，各种中国哲学史教材、专著多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阐述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很少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角度论知行。而且，为了驳斥某些西方学者“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偏见、误解，人们更加着意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论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甚至对宋明理学家着重从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角度论知行有所批评，认为这是“把知行问题伦理化”。影响所及，连不少中国伦理思想史著作对中国古代知行学说作伦理学解读、予以应有的重视也显得不够。其实，着重从道德认识、道德实践的关系论知行，为了正确解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而重知行。这是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特点，而不是缺点。只有恢复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本来面貌，才能对它有确理解，并从中找到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今天从事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之学所重不在知识，而在如何“做人”，“求善”是中国古代之学的宗旨。所以《大学》所列“三纲领”最终落实为“止于至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即高度重视社会道德教育（教化）和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修身）。为使教化和修身收到实效，中国古代哲人对知行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长期的深入探讨。
《荀子·劝学》和《礼记·学记》是儒家论学的名篇。前者云“知明而行无过”。后者则留下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名言。基于《礼记·学记》“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的认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教化和修身过程中的道德认识即道德之知是高度重视的。他们认为，要想达到善，首先应当认识何者为善；要想事事皆符合于道，首先应当认识何者为道。因此，不论是王者的教化或是个体的修身，先当明善、识道，以接受、获得正确的道德认识为先务。孔子虽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论语》一书大量讲的乃是学而知之。孔子有著名的六言六蔽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放纵）；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狭隘）；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急躁）；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闯祸）；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就是说，对诸种美德、品行仅仅喜好、羡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它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认识，这样才能把握好各种道德的精神本质和全面要求，特别是它应有的度，否则必将因失度而陷入种种偏颇。这段话是孔子主动告诫子路的，可见孔子对知、学亦即道德认识的重视。对此，宋明儒者有更多论述。比如，朱熹就一再强调：“须先知得方行得”（《朱子语类》卷十四），“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卷九）他认为人们从事道德修养，当先由学而知。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通过学获得道德之知，才能将外在的道德观念、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识，先从认识上明辨是非善恶，把握各种道德规范的宗旨、要求。
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论证道德之知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道德认识必须付诸道德实践。他们一再强调，只知什么是善恶而不能在行动上切实地为善去恶，那就没有道德意义。道德品质、道德境界是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的，只有将所获得的道德认识外化、落实为道德行为，方算有德。早在先秦，《周易》即有“君子以果行育德”的训辞。而孔子则更明确地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对道德切实躬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头等大事，学习文献知识只是“行有余力”之后的事。诚然，这句话未必符合今天的时代需要，但它刻意突出行的意图至为鲜明。荀子也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大学》言学、问、思、辨、行，最终落实的也是笃行。从一开始儒家即认为，行才是学的最终目的，学、知是为了更好地行，离开了行，学、知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重行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基本倾向，这在宋明和明清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时期，关于知行的先后有激烈的争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争论的各方无不重行。王夫之等强调知来源于行自然重行；朱熹虽强调知先行后但同样重行，他虽说“论先后，知为先”，但紧接着又说：“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至于王守仁，他的“知行合一”说矛头直接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更加突出了行的重要。在这一时期，不同哲学派别的思想家们共同强调的是：“行过一尺方有一尺，行过一丈方有一丈”（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工夫全在行上”（《朱子语类》卷十三），“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为实也”（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中国古代哲人之所以无不重行是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这便是道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精神，善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文字上，而必须落实为行为，离开道德行为则无所谓德、善。对此，宋明以来的几位著名思想家曾先后作了相似的精辟论述。试举几例如下：
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
道是天地间本然之道……德是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者，故谓之德……如实能事亲，便是此心实得这孝。实能事兄，便是此心实得这悌。（陈淳：《北溪字义·德》）
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王夫之：《大学补传衍》）
在此之前，程颐也曾指出，“道”是客观外在准则，人若不行道，“则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须是以人行道始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些议论都是要说明，只有悟道而行道，知善而行善，外在的道德规范才能内化为我自身的品德，善才能成为我所具备的善。如果仅仅满足于对道义、德善之知，而不去躬行践履，甚至以空谈仁义道德炫耀于世，那么德善永远不能成为我之德善，与我永远无关。这一认识是深刻的。
为勉励人们躬行践履道德，中国古代思想家又一再提醒人们注意，他人与社会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标准全在于行而不在于言。孔子早就说，对人的了解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后来，不少人先后指出，人们无不是“以行取人”而非“以言取人”。对此，北朝思想家刘昼有一番很好的议论：“德行未著而称我能，犹足不能行而卖躄药（治跛足的药），望人信之，实为难矣”（《刘子·辨施》）。不少人先后强调：“行高人自重”（袁采：《袁氏世范》卷二），只有道德行为的确高尚，方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概言之，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求道德之知是为了指导道德之行，道德实践才是道德认识的目的。因此，行高于知，道德实践高于道德认识。
二
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知而不行、只说不做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通病。应该说，这种通病并未因自古以来重行的思想传统和对它长期的呼吁、提倡而有所减轻，相反，随着纲常名教日益严苛，这种习气更加严重。大致说来，自宋儒将三纲上升为“天理”，因而更加神圣化、绝对化之后，自“去人欲存天理”的口号提出并流行之后，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将忠、孝、贞节视为至高美德，竞相攀比，于是种种愚忠、愚孝、愚贞、愚节行为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则因道德的要求、标准愈拔愈高，以至要人“革尽人欲”、“无一毫人欲之私”，结果便是引发双重人格，越来越多的士人以理学自诩，高调门大谈仁义道德，而平居所为令人齿冷。这是宋明以来社会道德的两大问题。
应该说，朱熹知先行后的知行观对那个时代知行脱节的社会问题客观上起了助长作用。如前所说，程朱也是重行的，朱熹还曾说过“工夫全在行上”一类话。不过，他们更强调“须先知得方行得”，将“讲明义理”看作是为学的首务。而且，他们所要求的致知又是“穷尽事物之理”，其途径则是讲读。在这种知行观下，那时理学家们所关注的是辨析理气心性、义利理欲，重在讲明义理。在修养方法上则坚持主静，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流风所及，士人皆以讲学辨理为尚，以讲读为业。正如清初思想家颜元所说，宋明儒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存学篇》卷一）。这种避实趋虚、“离事离物而言学”的学风，不仅使不少士人鄙薄事功，也使社会道德日趋空伪，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恶习更加严重。这些自然不是程朱所愿看到的，但客观影响确是如此。
这种“讲说多而践履少”、知而不行的习气自然要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起而矫正之，其理论代表便是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指出，那时的士子因受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他们“只在知上讨分晓”，“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而不去躬行践履。结果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那时，“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书林司训卷》，《王阳明全集》卷八），而广大民众也往往是“知得父当孝、兄当弟（悌）而不能孝、不能弟”。王守仁感叹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行脱节、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习气“不是小病痛”，其现实危害与潜在危害是很大的，必须大力矫正。为此，他针对朱熹的知行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作为“对病的药”。
本文不拟（也难以）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作全面评价，仅就这一命题对解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关系方面的意义作些分析说明。
王守仁提出这一命题，目的在于纠正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教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对此，王守仁有过明确说明。他说，由于受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关于知行关系，王守仁的经典表述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这里，他强调的是知与行亦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统一。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王守仁揭示了道德之知（道德认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他认为，道德之知不同于一般的书本知识，是实实在在的做人的学问。道德知识起于或好或恶的道德情感，因情感而生是非观念，一旦形成正确的是非观，面对诸事便能处置得宜。这便是“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因此，真正的道德之知乃是一种觉悟，它自然包含了按知而行的自觉，势必要表现为行。所以，王守仁一再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举例言之，“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知孝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在王守仁看来，不包含行的自觉的知不是真正的道德认识，只有包含了行的自觉的知才是真正的道德认识。
与前相联系，王守仁对德育的特点作了揭示。他一再强调，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灌输书本知识，让人“从册子上钻研”、“在知上讨分晓”，而是让受教育者明辨是非善恶，学做人，旨在教人落实于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教育。一旦失去行的自觉，教化与修身便成虚文，沦为空伪。《论语·学而》记载说：“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王守仁所主张的学（德育）正是如此，即德行优于知识，行高于言，所考察的是外在德行而非书本知识。诚然，王守仁的思想也有偏颇，以读书为可有可无之事，以至在圣贤标准中抹去了知识、才能、事功、贡献。不过，他坚持道德教育应是使受教育者学做人，而非单纯灌输书本知识，这是很有价值的。
三
自1905年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后，中国的教育制度以至中国文化的大格局都发生了空前巨变。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德育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点。以至王守仁认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本”（《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而在20世纪初所建立的新式学堂，所进行的乃是以西学、新学为中心的新式综合教育，虽然“修身”（德育）为一门主课，但新学堂所学毕竟主要是数理化、天地生等课程。诚然，诸多新学家们（包括）一再强调德育是学校教育的“中坚”，但事实上并未能圆满落实。所以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梁启超一再批评那时的学校教育乃是“装罐头的读书教育”，而德育则是“智育的德育”，并未达到德育陶冶情操、培养良好品德、提升人格境界的目的。大致说来，自新式学堂建立之后，如何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乃是几代有识之士所关注的一大问题。时至今日，在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下，这无疑更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复杂问题。当下道德教育仍然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同样不容回避。解决德育的实效性前提应当是正确理解德育的内涵。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浅见。
道德作为社会道德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人类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关键环节，是一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实现其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人类道德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人们的道德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其中，既要依靠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也要依靠人类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文明的浸染和熏陶，依靠社会道德从外部进行的“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没有道德教育，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掌握社会生活、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是全部教育的中心和重心，“做人”、“成德”被看作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今天，道德教育同样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塑造健全的道德人格，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涵，也是教育本质的体现。
综观人类历史上那些享受盛誉的教育家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都在昭示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完善，道德教育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教育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养，学校也不是纯粹的知识传授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讲的就是改变气质、成人成德，而不是具体的、琐碎的、实证的知识传授。不独中国，西方文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同样如此。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命题，把教人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作为其哲学研究和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这一传统，在其创立的“亚加德米学园”的门口，虽然写着“不懂几何学者勿入”的牌子，但柏拉图的兴趣显然主要不在研究和讲授几何学，而在研究和探讨社会伦理问题，希望实现他的道德理想国。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德主义的传统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强调的就是对人的美德的培养，是人的完善。
虽然“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完善”这一论断已经成为中外教育家们的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智德双修”已经是教育实践昭示给我们的一种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但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随着现代科学理性的日益强化和泛化，教育的工具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教育体系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人文精神被遮蔽，道德教育受到漠视。比如，在现代的大学教育中，虽然德育与专业教育一样，被当成一个学科、一门课程，可以换算成几个学分，但德育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渗透到专业教育中，没有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这种德育是一种知行脱节的德育，没有切实指向受教育者的品德提升、人格完善与全面发展，背离了德育的宗旨，成为梁启超所批评的“智育的德育”。在中国，除德育课之外，没有哪门课程由中央发文明确其课程设置、学分和基本内容，没有哪门课程编写一本教材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也没有哪门课程每年组织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师资培训。而实践上，德育课的满意度明显不高，实效性亟待增强，德育课处在一种形式上的被抬高与实质上的受冷漠的尴尬之中。可以说，德育课所面临的尴尬折射了中国的道德教育所面临的窘况，暴露出了中国古代哲人所一再批评的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
对于“文德”与“武力”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精彩的论述，比如汉代刘向就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之所以把“文”和“德”结合起来论述，一则是为了阐释文武关系的方便，二则主要是为了突出德行对武力的驾驭作用。对于“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极为深厚的。当然，先贤们强调“德为先”，并不是机械地把德看成是知识习得的一切了，也不是要把“德”与“智”、“武”、“才”截然分开，而是在强调德行在所有其他领域的重要性罢了。
二、人本德育理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此说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德行教育中最根本的教学方法，而且也在三言对偶中道出了“人性养成”的重要意义。人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存在物，人性的锤炼绝对离不开人自身的本性存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战国初期，齐国的管子就曾断言“人贵于万物”。管子本人就是在“人是万物之灵”的逻辑中阐述了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伦理经济思想的。“人本”思想和教育结下密不可分的渊源，应该说始于孔子时代。据《学记》记载，人要想提升自己的修养层次，“其必由学”，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学校教育来提升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教育不仅可以回归人的本性，而且可以使人脱离开动物的消极存在方式。因此，《学记》提出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思想。《学记》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否认了人的生理性存在，而是强调了“教”的重要性。“人本”思想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沧桑，至近代晚期发展至鼎盛。这一则是封建统治几近灭亡，政治统治土崩瓦解，人性得以自由释放；二则是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精华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辜鸿铭、梁漱溟、晏阳初、蔡和森等著名教育家都提出了“人性启蒙”这一思想。教育家更是奋笔疾呼：“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遵循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就会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忽视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就会衰落。“人本”思想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德育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三、生命化德育理念
“生命化德育”是指直面生命的社会价值，尊重生命的人本特性，促进生命全面、自由而个性化发展的教育。“生命化德育”的主要价值目标是：凸显生命的灵动，焕发生命的活力，激励生命的创造，丰富生命的意义。在其现实性上，生命化德育具有道德说教性、文化滋润性、生命方向性和政治引导性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它通过对学生进行生命价值的引导和教育，让其对自己有一定的认识，对他人生命抱以珍惜、尊重的态度，从而对社会及他人富有爱心，促进学生在生理、心理、灵性、社会性等方面获得全面而均衡的发展。生命化德育是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诸如“自杀”、“消极堕落症”、“抑郁症”、“颓废思维”等问题而提出来的。其实，这一思想早在中国的古代就已经存在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意识到后世诸人所可能遇到的生命困惑，提出了他的“生命养成说”。孔子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里，孔子把立志、立人、成才、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看成是个人成长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从而为人生在每个十年的最大困惑指明了心理的预期和希望。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生命养成说”，又添加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生命心志说”。孟子的心志说，强调生命的顽强和坚韧，指出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就人生的大业。孟子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心志说”是指向人的生命的，很明显孟子受到了春秋时期佛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人要经受长期的艰苦磨练，才能担当“大任”。这同佛家的“修炼说”异曲同工。值得一提的是，《易经》中也有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探讨的论述。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积极进取的文化思维，一直以来成为中国人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后经演化，“天地君子说”逐渐酿生成“德福制约说”。这一学说认为：““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也就是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享到人间的大福；靠德行之外的东西得来的福分，必然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德福制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中有些人不劳而获、投机倒把、养尊处优、丧志所必然带来的灾害性后果，另一方面也道出了财富的增值原理，即“劳必有所得，闲必有所失”。联系今天市场经济的实际，这一思想还是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的。
四、生态德育理念
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客体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是生态学和德育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其中的“生态”一词是移植了生物学生态概念的结果，因而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系统的生态德育思想，具体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中国古代特别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缺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道合人事的思想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联系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天人观”为我们征服太空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哲学视角，“天人”之间已经不再是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那样“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已经到达了孔子所预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古代所关注的天人关系已经简约化为人与自然的共存样态。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2.义利观所体现的公平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仁者爱人”所体现的普世爱思想相比，“义利观”主要解决的是利益的共享和分配问题。其实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也就在这儿。中国人之所以对“义利”特别重视，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贵贱和均贫富”思想。在今天的道德领域，我们也要效仿古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做法来识别人品。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也就是“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之友。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就品性领域，古籍早就告诉我们“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识别人品的第一要务就是看是否追名逐利，是否品行不端。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3.和同观所体现的甄别人品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也是与识别人品紧密联系的一个标准。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4.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荣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人历来非常重视耻辱观的培养。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之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耻观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知耻而奋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誉”，才能为荣而奋发。那种不经历知耻的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奋发图强。
5.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以身作则是进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通过自身的行动示范来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启迪作用，达到提升思想道德素养的目的。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6.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的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五、知行相合的德育理念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知行相合”的思想。比如荀子就曾说过“：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在这里强调的是“行先知后”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思想家提出了“知为先”的思想，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为了防止民众的反叛，古代的统治者还以“知识”来约束被治者，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以民众为被治者的“统治”思想，一旦汇进了知识的标准，就把百姓的“行动权”变相剥夺了。“知为先”有时空洞，“行为先”又容易盲目。那么二者之间究竟关系如何呢？国学大师王维指出：“中国古代肇始的知行辩，从现代层面上讲是一种理实之辩。这种辩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事实上，知行之辩到了近代已经发展到极盛。陶行知先生的一番话可以说给这一辩论做了最好的注解。陶行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也就是说“知”与“行”无所谓先后，只能说做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才算是领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今天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知行相合的思想都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德育手段，应该大加提倡。
六、快乐德育思想
“忧吾忧以及人之忧，乐吾乐以及人之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为有价值的欢乐教育素材。除去斯宾塞功利主义幸福观所追求的“快乐至上原则”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快乐”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失却快乐的人生是枯燥乏味的；过分快乐的人生是庸俗低下的。什么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呢？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孔子的苦乐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孔子看来，快乐的标准主要不在物质的享受，精神性的享受才是真正快乐的源泉。孔子一生贫穷，然著书立说，教授门徒，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无与伦比的。快乐德育是一种激发人精神力量的教育，它重在用快乐的方式，以幸福、愉快、舒服、爽快为主观感受标准，通过各种愉悦的活动，使人道德品质得以逐步升华的一种教育理念。快乐教育和理性德育二者之间不仅不会冲突，而且还会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快乐德育思想不仅包含感性体验角度的快乐，而且涵括以“乐”为教材教育学生的快乐。正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乐”艺所提供的音乐素材，这些素材不仅可以在诸如“韶乐”的音质体验中享受旋律的激荡和壮美，而且可以激发受众思想品行的快速升华。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言：“当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当受教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当音乐的欣赏变成对施教者品行的效仿，当快乐变成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德性认同，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快乐。”
七“、德刑并辅”的治国理念
关键词:古代道德教育 现代价值 探究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3-0007-02
重视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留给人类教育的宝贵遗产。以孔子为代表的我国古代教育家，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进行了卓有建树的研究。他们倡导的教育思想，许多方面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这里笔者仅就他们倡导的德育方法作一初浅的研究，以供大家借鉴和运用。
一、立志
立志即教育学生确立明确而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这是培养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内驱力。北宋教育家张载说：“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也专在勤苦，但观其趋向着心处如何”（《理窟·学太原》）。王守仁《龙场教约·立志项》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我国古代教育都重视学生立志，将它作为实现德育目标的方法。孔子要求学生立志学“道”（奴隶主道德），孟子强调学生要“尚志”、“居仁由义”，荀子强调“笃志”，董仲舒重视“义”，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韩愈提倡“道”。但是，每位教育家倡行的“志”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和阶级内涵，离开这一特征，志就不存在。因此，我们教育学生，立志就必须以个人前途和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就必须是以振兴中华为已任，做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如何立志，孔子认为关键在培养意志，他要求学生分清善恶，要“好仁”和“恶不仁”，能知耻（耻的标准是背离“道”），能有所不为，一心一意，以“闻道”、“守道”和“成仁”为自己的志趣，并且要重视恒心和百折不挠精神的陶冶，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孟子则认为一个人能以“仁义”为志，就能分清善恶，认清应为与应不为之事，他说：“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他认为锻炼意志“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郜子》），才能善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至大至刚”的精神境界。而荀子则主张“日三省乎已”。在教育方式上，孔子侧重行为情感体验的内化积淀，孟子侧重信念确立的导引，二者各有偏费，临威互补，都注重到培养意志的关键是分清善恶，有所不为。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甄别借鉴的。孔孟指明符合“道”和“仁义”为善，相反，为恶。其抽象意义昭示我们教育学生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区分善恶美丑的政治伦理标准。一切以国家、集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都是善的、美的，相反就是丑的恶的。而其强调的恒心和意志的锻炼，就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
二、力行
志当高远，更当力行，力行才能坚定志向。孔子在教育学生实现“仁”的道德志向时，特别重视对学生行为的引导，他要求“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以学文”（《论语·学而》），还特别强调“言行一致”和“慎言”，要求学生“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以言过其行为耻。他反对夸夸其谈的光说不做，要求先做后说，做不到则不说，说了就一定要做到。“行”是重要的德育目标，后世许多大教育家都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韩愈说：“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朱熹将“笃行”写进白鹿洞书院学规，提出“为学之序”，学、问、思、辨以穷理，笃行以体事，将“修身”、“处事”、“接物”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王延相说：“性成于习”，并提出“接习”与“实历”的教育原则。早期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等更是注重“行”，将“行先知后，知行并进”作为一条教育原则。重视“力行”这一德育思想，特别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研究。当前，学校德育中，很多教师只注重“言”，不重“行”，有的甚至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对此现象必须高度重视。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就是要教给学生如何做人，也就是教育学生如何养成良好的品行，矫正其不良行为。上述教育家在这些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①要制定明确的行为准则；②要引导学生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行为准则而不能背离；③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有意义的活动）使学生在实际行为体验中矫正不良行为，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④教师要目标明确，躬身表率。
三、自省和自克
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行，既要重视教师外在的规范导引，更要重视学生内化。孔子深刻认识到了“教与学”双方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提高学生加强自身品行修养提出了三大目标：①严己宽人。②“求诸己”，即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教育学生“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孟子对这一思想进行推理演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③行为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荀子则提出：“日三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这些德育思想今天仍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同志提出的加强自我教育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批判、发展地加以运用。
四、改过迁善
教育科学研究表明，德育中，教师正确对待犯过失的学生和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的过失，是成功转变问题学生的关键。我国古代许多大教育家，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孔子、孟子的经验告诉我们：①教师要真诚地爱护学生；②要使学生清醒地认识错与非错；③教导学生正确改错；④使学生明白世人的伦理美丑观。孔子教导犯过失的学生，首先要正视自己的过失，有改过迁善的勇气。这是一种真诚纯洁的师爱，它导引学生正视现实，向往真理。孔子劝教学生“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他教导学生要自省，犯了错误要“自讼”，认清错误的根源，要正确接受别人的批评，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之与言，能无说乎，绛之为贵”（《论语·子罕》）。他教导学生要善于交友，同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不与诌媚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诽谤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体现着循循善诱原则。孟子还教导学生认识伦理美丑观，他认为一个人能否受人欢迎，不在其原有的美丑，而在他能否力求上进，改过自新。他说：“而子蒙不洁，行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并教育学生积极学习别人的善行，“闻过则喜”、“见善则迁”、“与人为善”。他认为人能不固执己见舍己从人，就能乐取于人以为善，日迁于善。现在，我们一些教师总是歧视学困生和问题生，厌恶学困生和问题生，不管学困生和问题生，以至学困生和问题生在心理上失去安全感和所属感，与老师产生深深的隔膜，在行为上破罐子破摔。面对古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不知会否发生心灵的震憾，深为愧疚而有所作为。
五、长虑顾后，补偏就中
“长虑顾后”即教导学生以忧患锻炼，使之“明道”、“从道”，使其不要只顾眼前狭隘利益，而为长远利益打算。荀子的这一德育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培养新世纪的人才，实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宏愿，大而言之，就应当教育学生为民族的振兴而长思虑，忧患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生产力水平低、科技落后，与世界强国相比，差距很大，在国际事物中还处于受排挤，受压制的地位，以激发学生发奋图强、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情感；小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选择人才的标准也越来越严格，要求越来越高，同学们必须面对挑战，全面发展。
“补偏就中”就是要针对每个学生品格上的缺陷，补偏救弊，使之立于“中道”，不偏不倚。这一德育思想对培养健全而健康的人格十分重要。
六、乐道与安仁
编号：O1（2013）1-
04-03
作为一名青年数学教师，尽管参加教学实践的时间还很短，但我对高中数学教学的感觉却在不断地改变着，对如何教好高中数学的认识变的越来越清晰和明确。最初，感到高中数学教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加上干劲十足继承并吸取了好多前辈们的教学经验，觉得并不是多么难驾驭。中间一段时间的教学让我觉得书本上的知识越讲越干涩，总是从这个知识点强调到那个知识点，并且有做不完的题，稍有乏味。后来通过不断学习交流，我才深知在数学教学中我只是茫茫大海中的一片树叶。作为数学教师，我们不能再守旧于数学数字之学、计算之学的传统思想，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在数学教学中应当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扎实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及创新思维能力。
要想学好数学，就需要有较高的数学修养，学习数学不光是只会解题，会做几道简单的数学题，而是要懂得数学的精髓，要有一定的数学修养。在平时的数学教学中就要注意加强对学生数学思想，数学修养的培养。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和文化修养，那就必须在平时的教学中加强德育教育。正如钱学森所认为的：科学与人文精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缺一不可。对人的素养是如此，对数学教学也是如此。
1.从数学教学渗透德育的视角来举隅。数学是真的、善的、美的，数学中丰富的历史故事、众多的数学人物、辉煌的数学成就以及深刻的数学思想等等，都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教材，数学教学可以通过以下这些方面进行德育渗透。
1.1 挖掘数学的德育因素。数学不仅是工具性的，也是人文性的，需要学习者善于去挖掘，勇于去发现。
1.2 激活生活情境的德育功能？？？ 新课程的数学教学强调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而道德教育的主旋律也是强调回归生活。因而数学教学的生活情境自然就是数学与德育的良好结合点。
2.从数学教学渗透德育的策略来举隅
渗透数学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是德育的灵魂所在，数学作为一种文化，不仅肩负着传成知识传承的任务，也具有德育的任务和功能。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铸就了悠久的数学发展史，一章章记录着数学家执着坚定的毅力和为人类的数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些宝贵的德育素材，激发着学生的爱国热情，坚定了学生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例如在教学《算法》一课中，学生通过读一读，中国的《数书九章》中的秦九韶算法在南宋就产生了，可想而知，中国古代的算术有多超前，随即还可以布置让学生去查查有关圆周率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数学家的伟大和对祖国文化的自豪。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工作中的主旋律，是德育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在数学教学中介绍祖国的优秀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学生把这种热情转化为对家乡的热爱、对学校的热爱，让德育落实到位。
（作者单位：山西省山阴一中 036900）
1职中生的特点
职业中专学校的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初中时期，大部分成绩不是很好，甚至有的学生还被教师忽略遗忘，因此他们具有和其他同龄人不一样的特点。
（1）自尊心强，容易冲动。中职生年龄大多在15岁到18岁之间。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普遍比较任性，而且正处于青春期，因此，自尊心极强，喜欢表现自己，遇事容易冲动，偏激，走极端。
（2）自卑心理严重，容易出现逆反行为。中职生学习成绩大都不好，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同学们的嘲笑，常常有低人一等的心理，自卑心理严重。感情比较脆弱敏感，容易出现逆反行为。
（3）自我认知存在偏差，盲目讲英雄主义、哥们儿义气。中职生还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喜欢在公众场合表现自己，盲目讲英雄主义，哥们义气。
（4）纪律差，思想活跃。中职生不喜欢循规蹈矩，经常违反纪律，但他们思想活跃，喜欢新鲜事物，和社会接触比较多，社交能力强，但也很容易受社会上不良习气的影响，染上不良习惯。
2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职生进行德育渗透的目标构建
（1）培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古至今，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孟子“以天下为己任”，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挖掘这一资源，可以让中职生以这些前人为榜样，也能自觉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人民。
（2）培育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互助关爱情怀。孔子主张以“仁”治天下，孟子提倡“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都主张仁爱，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相互宽容，相互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对方的选择，善待对方，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这一资源，对于培养中职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和谐人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培育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修身向善理念。我国古人非常重视对自身道德的培养，即：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修身立志就是要“正其心，修其身，明其志，厚其德，以至至善”。《周易•乾卦》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主张“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总结这些古代先哲对修身的认识，就是要心方正，立下远大志向，有美德，要自强不息，不能醉心于富贵，贫贱时也不能改变志向，武力也不能使自己屈服，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尊自立、积极进取、坚守气节的精神，以此来教育中职生，让他们也继承古代先哲优秀的品质和气节。
3中职德育教育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
（1）使中职学生重视并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习传统文化，从中吸取古圣先贤的思想和智慧，必须建立在相信和重视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学习的动力，才能深刻理解古代文化的义趣，并把古代先贤的教诲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去。从到，中国传统文化曾经饱受摧残，甚至出现了文化断层，人们长期认为传统文化属于封建主义，怀疑古代圣贤，认为古人不懂科学，古人不如今人。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又出现了崇拜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将成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障碍。因此首先让中职生相信传统文化并重视对它的学习。要让中职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先哲的智慧，而且这种文化已经深入到我们民族的学血洗中去，是中华门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的身份标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能继承先贤的智慧和美德，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使社会更加和谐。
（2）认真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不断丰富德育内容。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德育资源，需要我们认真去挖掘，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根据教学实际和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行为方式，以及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吸收。比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仁者爱人”、“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义以上为”、“先义后利”“与人为善”的做人原则；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亲爱兄妹的家庭伦理观念都可以成为中职学生德育学习的内容。另外，古代先哲对宇宙，对生命的认识，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有深刻的认识，只有充分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真正地热爱大自然，热爱周围的每一个人，才能真正地去做一个有爱心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只有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去做，社会才会安定和谐，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3）在实践活动中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是对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有时候实践活动对于中职生的品德教育远远优于课堂教学。比如成语接龙比赛，谜语大会，汉字听写大赛等，比赛内容以中职教材为主，比赛形式可以以学生个人为主，也可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这种形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有空就翻字典，背字词，一方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和集体荣誉感。另外还可以在一些重大节日，开展朗诵、演讲、征文、知识竞赛等多种主题教育活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渗入其中。另外，还可以组织中职学生到敬老院开展活动，帮助老人清理卫生，陪老人散步聊天，给老人表演节目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尊敬老人，并推及到自己的父母亲朋，让中职生在活动中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以及自己对他人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同学之间如果出现矛盾，教师也可以借助化解矛盾的时机对学生进行为人处世的教育，总之，社会实践是丰富的大课堂，教师可以随时使用，把中华传统文化孕育到德育教育中。
（4）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感染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的社会，手机、电脑，网络的普及大大扩展了信息传送的渠道，我们甚至可以说学生从网络、从电视上获得的知识要远比课堂获得的知识多得多，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资源，引导中职生从这些渠道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目前电视上有很多讲传统文化的讲坛，比如《百家讲坛》《中国记忆》《子午书简》《杏林讲坛》等等，还有网络上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网页、论坛、扣扣群等，这些都是学习和接受古德圣贤教育的平台，教师要充分运用这些资源，使传统文化的教学能够在一个高层次和高水平的基础上发展。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进行有选择性地学习。其次，对于这些林林总总的教学资源，要紧密联系教学实际，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选择，要去其糟粕，留其精华，选择那些和中职生生活联系紧密的，中职生比较感兴趣的，发人深思，启迪学生智慧的网络资源。在教学中，教师要多运用互联网和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组织教学。因为，中职生文化基础薄弱，不喜欢学习，但思想活跃，活泼好动，注意力容易不集中，运用互联网和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增加课堂密度，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使学生理解起来更加容易。
4结论
一、古代教育智慧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完善学生的道德素养不论是古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德育教育都是最主要的。古代教育强调的是明德思想，要求不教育过程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并且学生可以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在应试教育下，中学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上是比较欠缺的，学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古代的德育教育内容对于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还是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完善学生的品格，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古代教育中强调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内省思想，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注意从中学语文课程的实际出发，相应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还要吸取古代教育智慧的精华，领悟内省思想的内涵，自觉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及时纠错。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在语文学习中有待加强的地方，以便及时改正和提高自己。因此，古代教育智慧可以有效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提高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联系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古代教育中强调师生平等和师生的和谐相处，并且教导学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也要互相学习和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保证教师将最全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用积极的态度消化知识，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保证了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中学语文教学要从古代的师生平等关系中获得启迪，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建立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诗化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借鉴古代教育智慧，帮助学生形古代教育智慧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吉林省四平市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莹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古代教育中强调诗化教育，诗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语文教育而言，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像诗一般涤荡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思想，所以进行诗化教学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学语文教学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诗化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进行诗化教学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诗篇，首先要了解诗人，因为诗人是诗篇的创造者，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性情特点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时代的烙印，诗人的情感会跟随自己的情感变化，了解诗人之后再去阅读诗篇就可以充分读出诗人的心境和诗篇的内涵，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提升，因此，诗化教学是有效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二）进行反思教学将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应用到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将古代优秀教育理念渗透进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对中学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古代教育强调教师要因材施教，也是对反思教学的强调。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语文教学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可以给学生创造应用的情境，用提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第二，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好的教育学生。古代教师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培养优秀的人才。教师要注重自我提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提升综合语文素质。第三，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环境良好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的建立依赖于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成效，优化中学语文教学环境要做到：第一，教师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态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减少师生间的隔阂。第二，教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第三，教师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的认识，用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建立和谐愉悦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
三、总结
古代教育智慧是古代文化教育的精华，将古代教育智慧应用到指导和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上具有深远意义。中学语文教学要保留古代教育中的优秀观念，在借鉴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古代的教育思想完整的保存和传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学语文教学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中，要处理好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间的关系，既要传承和借鉴古代教育智慧也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将中学语文教学课程不断的优化，也为学生人格、素质、思想的完善奠定基础。
作者：李莹单位：吉林省四平市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数学教育;渗透;德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22-353-01
一、在数学发展史中渗透德育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初中现行数学教材中有许多爱国主义教育材料。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根据教学内容适时引导,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也可借此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学生在刚学负数时,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诸如温度计的表示、海拔高度、收入与支出等问题,而利用小学学习的数的知识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古代的科学家们通过不断探索后发现了负数,负数的推广和使用解决了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对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本人教学时引导学生阅读课外材料中“负数的认识”,引导学生课外去查阅关于负数的材料,学生们通过阅读了解了负数的发现和使用最早是在中国,这极大地鼓舞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学生对中国古代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中学数学内容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适时引导学生查阅《关于圆周率》、我国古代关于三角的研究、我国古代的一元二次方程、《九章算术》等。根据教学内容适时对学生进行数学史教育,学生们知道了我国自古以来在数学研究方面就有辉煌成就,这些真实典型的数学史,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而且也激发了学生在学习上的进取心。
二、利用数学教材挖掘德育素材
在数学教育中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不占有明显地位,这就要求教师认真钻研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把德育教育贯穿于对知识的分析中。例如:在学习应用题时,可以列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数据,让学生练习,这样一方面让学生掌握知识,另一方面使学生从中体会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进行统计学习时,教材中德育教育内容较多,教师要充分利用。如在学习扇形统计图时,通过人口普查数据让学生发现,在我国大学以上学历人数逐年增加,小学文化比例逐步减少,通过数据让学生明白,我国公民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这一结果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长期努力的结果。使学生树立作为中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贡献的信念。
三、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1、注重教师示范导行,进行良好学习习惯的教育
数学课上,教师和学生的示范作用以及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主要方法。我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感染学生,以自己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来影响学生。例如:上课时,讲普通话,语言清楚、明白、有逻辑性。板书整齐,书写规范,辅导“后进生”有耐心,让学生在教师的表率作用下,潜移默化地受到有益的熏陶和教育。另外我还注意发现有突出表现的学生,用实例来激励其他同学。例如:对上课认真听讲,学习认真刻苦,作业正确、整洁,思考问题机智灵活等方面好的同学,我及时表扬,为其他同学树立学习的榜样。总之,不论是师、生的示范还是教师的要求,教师都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认真、严格、刻苦的学习态度;独立思考、克服困难的精神。
2、利用数学活动课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德育渗透不能仅限于课堂上,应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我们可以适当开展一些数学活动课与数学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例如,在学习三角形的稳定性时,可以发动学生针对班级许多桌椅损坏如何动手将它们修好,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既对三角形的稳定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并教育他们不要故意破坏公物,号召他们发现公物损坏及时维修。另外在学习统计时,可以将学生分组,布置他们去调查同学们居住的村庄30~40岁、40~50岁年龄段村民文化素质情况、居住条件、收入等方面情况,通过反馈的数据引导学生认真学习,破除农村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在学习空间图形时,还可以布置学生制作纸箱和一些实物模型,既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工人们劳动的勤劳与艰辛。
四、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意志品德
一、在欣赏孔庙中自然渗透德育
我在上《恭城孔庙》一课时，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欣赏教学模式，让学生提前查找资料、图片。在阅读资料、欣赏图片中，学生了解到美术家创作每一件美术作品，除了通过完美的外在形式提示某一特定的主题之外，往往还有其更深层的内涵和更隐藏的意蕴，是一种文化、精神层面的要求与体现，是美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也是时代、社会、民族精神的写照。通过欣赏讨论，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传统艺术的熏陶，进一步体会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惊叹人类的聪明智慧，更加热爱人类创造的建筑艺术。之后让学生欣赏恭城的“三庙一馆”，感受偏远的瑶乡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搜寻历史发展的踪迹，欣赏多姿多彩的宫廷文化、民间风俗及传统艺术，感受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之美。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注重设计一些学生乐于参与的活动，让他们在活泼、轻松地环境中完成欣赏目标———体会画家的情感。如欣赏孔庙时，开展“听音乐”“，听孔子的故事”“，听保护恭城孔庙的故事”等活动，而不是教师空洞的阐述。最后让学生知道恭城孔庙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恭城孔庙的建筑，不仅以恢宏的气势、巧妙的构思、神奇的地理环境和阴阳八卦结构展示着孔子的儒家文化的显赫地位，而且以因地制宜的多变手法，瑶族和汉族文化相结合的多采风格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侧面。这样便能激发起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更好地渗透德育。
二、在绘画孔庙时用情感渗透德育
我让学生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恭城孔庙进行考察，并作简单的记录。比如对材质（砖制、木制、石制等）、造型（亭、台、楼、民居等）、建造年代以及建筑物结构等进行观察，以加深对建筑物的了解。再通过学习线描孔庙的局部，如斗拱、柱梁、脊、檐翘、窗棱等，了解恭城孔庙和其它古建筑不一样的魅力。通过考察与画古建筑，既训练了学生的造型能力，又使得学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古建筑物的理解与猜想(尤其是残败的)，体验、感悟工匠是怎样想象构思、怎样画草图、怎样施工建造该古建筑的，体会到家乡的孔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继而给学生讲解有关孔庙在人们的聪明才智下得以保存下来的历史典故，培养和增强学生对家乡人文遗产的热爱之情。这一课的学习不仅使学生对学过的家乡历史知识加深了理解，而且还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受到了美的熏陶。
三、在手工制作孔庙作品中灵活渗透德育
手工制作是小学美术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课型。它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灵活性，对于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手工制作课中认真挖掘德育因素，就能培养他们积极向上、踏实勤劳的生活态度。例如在《恭城孔庙》第二课时中，我采取先讨论，再小组合作的方法，出示以废旧物材料设计模仿孔庙进行造型，没有用的包装盒、一次性筷子，经过他们的小手，利用它们的外形、色彩，经过巧妙的加工创造，它们就会变成外形精美、有实用价值的艺术品了。学生从艺术的角度、实用的角度认识它们，不但养成环保意识，练就变废为宝的能力，培养艺术创造能力，而且还体现美术、人文、科学融合为一体的现代美术新教育精神。
四、在参观实践活动中有意识地渗透德育
美术实践活动是让学生学会用美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认识生活、领悟美术学习价值的重要途径。实践课在教学中不仅要教学生制作方法，还要对学生进行爱艺术、爱劳动以及爱集体的高尚情操培养。我们学校每年都要举办孔庙纪孔活动。我借此契机组织和辅导学生参加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了解儒家思想强调的正心、正名、正位、正物的理念和情感。体现在建筑布局上，就是方正、方整、严正、严整、对称、工整和对直线形象的追求，摒弃歪斜、弯曲的图象和方位。正，还包括正中的地位；正，也含有正直的含义。儒家学说强调为人处世要正直，要讲信用，要“言必信，行必果”，这些传统道德观念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学生的行为，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使学生知道做人要正直，讲信用。每一座不同的建筑，都有着不同的作用和造型特点，它所包含的文化含义也有所不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创始人，他的教育思想鞭策激励着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他智慧的光芒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恭城读书人。孔庙的存在，成就了人杰地灵的恭城！这也是每一个恭城人引以为豪的地方。总之，让恭城孔庙文化与小学美术德育教育紧密相连，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神奇作用。因此，在美术的教学中，要全方位的渗透德育教育，真正使学生在情趣上受到陶冶，在道德上受到影响，在心灵上受到启迪，让德育之花愈开愈美丽！
作者:李芳 单位: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第二中心小学
在初中数学课堂上渗透德育
有人认为进行德育教育是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的事。数学是自然科学，没必要进行德育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数学研究的是空间形式及数量间的关系。它相对抽象而枯燥。虽然不像文科知识活泼，生动而富有情趣。但数学教学作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必须渗透德育教育。关于这一点，数学教学大纲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可见德育教育在数学教学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数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和知识体系渗透了德育因素，数学教师应抓住学科特点实施德育教育。
数学科学的各种概念、定理间的联系、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在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利用中学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发展规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例如，在平面几何教学中，完成了基础知识传授、学法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图形，如：平行四边形、萎形、矩形、正万形等几个概念的内含与外延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其妙无穷。同时对这些图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进行比较，认识这些定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数学是有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要弄清各种概念及定理的关系，要有一定辩证思想方法和辩证思维能力作基础，实际上数学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一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用辩证法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教给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方法，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数学教学本身也要求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为完成知识教学，能力培养的任务，在教学实践中不仅要运用一定的方法、技巧，同时也要根据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在某些定理，公式的教学中，可适当补充简介发明者及发明过程。像在教学勾股定理时，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书籍中最早关于勾股定理的记载，要比欧洲人的发现早几百年。在学习圆时，向学生交代我国古代科学家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位将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的人。这比西方国家要早几百年。通过这些使学生了解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树立学科学、探索科学奥妙的理想和信念。
总之，德育教育应贯穿于整个数学教育当中，这不仅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也是数学教学实践的需要。只要教师认真钻研、挖掘教材，使德育教育溶于教学过程中，既可提高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
客观地说，在我国各级学校中，德育基本上是得到了重视的。但令人困惑的是：德育效果与人们的期望总存在一段距离，学校花在德育工作上的时间与精力和所收到的效果难以成正比。笔者认为，强调通过德育自身多、强调其它几育的德育功能少是导致德育低效问题的原因之一。
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德育自身，是指有关的德育课程和专门的德育活动，对于学校德育工作，这两方面自然是最基本的教育因素。但是，德育与其它几育相比较，其独立性要弱得多，光靠德育自身（如政治课和政治活动）而忽视其它几育的德育因素，就不可能收到好的德育效果。同时，德育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还得看其它几育效果的好坏，其它几育的教育效果，直接反映出德育的教育效果。故笔者认为：广义而言，学校的所有老师都是德育教师，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德育课程，学校组织的所有活动，都应是德育活动，整个学校就是一所德育学校。如果我们把德育同其它几育割裂开来，或藐视其它几育的德育功能，那么，德育工作是难以有大的成效的。下面，我们将主要探讨美育的德育功能以及德育与美育二者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对于美育的德育功能的探讨，已不是什么新课题，许多人在这方面已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诸多的结论，如美育具有辅德功能，能陶情冶性、令人高尚，是德育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等等。遗憾的是：往往只是在谈到美育时，人们才想起美育的德育功能，而在谈到德育时，我们又很容易忘记美育也具有德育功能。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我们是从美育的角度去谈美育具有德育功能，而不从德育的角度去谈美育的德育功能，美育的独立地位就很难得到保证，以致它只能被看成是德育的附庸而受到轻视，这样，美育的德育功能也就无从实现了。我们认为：孤立地谈德育，孤立地谈美育的德育功能，而不考虑德育与美育二者的关系，德育难以收到好的效果，美育的德育功能也难以实现。为此，笔者提出“德美并重”的观点，并认为这将是一条解决德育低效问题的有效途径。
《乐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音乐美学著作，也是一部社会美学著作，它从不同的角度与不同的层面对于礼乐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对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依《乐记》所见，礼与乐、德与美无论对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人的身心和谐、言行协调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二者相反相成，缺一不可。从《乐记》中，我们不难发现：德美并重、德育美育化，乃是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妙所在。西方国家从古至今也莫不如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说过“善就是美”。德国古典美学家、美育的创始人席勒提出“美育”的初衷是：通过美育来挽救被大机器生产所扭曲肢解的人性和片面发展的人，进而拯救整个社会。现代西方德育界所盛行的“行为技术学”更是与儒家的德育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反对灌输与过分的约束，反对与人为敌的清规戒律，注重暗示与心理感召，因而强调创造出一种舒适富有美感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的行为能有效地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且又能提高工作积极性与生产效率。
德育重在晓之以理，美育重在动之以情，只有有情才可达理，情理结合，然后导之以行，方能收到良好教育效果。所以，德育与美育本应是联系在一起的，德育与美育结合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我们既应强调德育，同时也应重视美育，应充分发挥美育的德育功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在进行美育时，德育是美育的方向，它对美的标准、美育的内容起着方向指导和保证作用。如果美的标准不正确，美育的内容不健康，那么，美育不但不能发挥德育功能，反而会对德育工作产生极消极的影响，真可谓“美能载德、亦能覆德”。
德育旨在提高道德理性，但很容易流于空头说教，美育旨在增强情感体验，也容易表现出华而不实。如果我们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发挥德美二者的综合效益，那么，德育与美育二者各自的效果均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自然，长期困扰我们的德育低效局面也会因此而得到明显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