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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伦理学研究方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国内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本文就我国目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三点总结：首先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研究颇多，研究核心问题基本一致；其次翻译伦理模式分类多样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地翻译策略；最后译者伦理的建设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出现众多的译者伦理建设的研究。翻译伦理研究使我们对翻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衡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伦理；译者主体性；译者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3-0068-02
翻译活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从最初的诗歌翻译到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都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完善。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理论研究也随之建立并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翻译活动的实质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人本层面来看，最起码涉及三者的意向：作者、译者与读者，可能还涉及到赞助人、出版商或批评家的意向，所以译者实际上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伦理网中；二是从文本层面来看，译作与原作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翻译伦理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指导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协调译作与原作之间因文化差异等因素引起的问题。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在西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最初开展研究并使翻译伦理受到关注的学者是吕俊教授，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呈多样化，有对概念界定、翻译模式、理论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理论应用研究。本文结合已有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论述我国翻译伦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力图为今后的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清晰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第一个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到现在大范围的研究翻译伦理问题，何为翻译伦理这一问题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也曾对翻译伦理的概念进行过反复的研究。王大智从“伦理”和“翻译”这两个概念来界定“翻译伦理”的指涉范围，明确了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也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方薇则认为西方翻译伦理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开放性研究，国内却热衷于对“翻译伦理学”、“伦理学研究途径”的系统进行建构。她分析了“规范”、“价值”、“准则”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有明显的“规范”导向，很少在“价值”、“德性”等方面有所论述。最后认为“翻译伦理”不等于“伦理规范”，将道德哲学、德性伦理学相关资源引入来探索翻译中真正的道德价值，以此关照职业规范的制订才是“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最具潜力的发展路向也正是这个研究视阈的缺乏导致“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始终无法“正名”，并且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杨荣广等对翻译伦理进行了批评式的研究，他们认为翻译伦理研究经过不断地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体系构建方面不够完善等问题。从以上描述来看，目前国内对翻译伦理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他们一致认为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并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翻译伦理既包含了个人伦理，翻译职业伦理，还包括了译者的伦理、读者的伦理、赞助人的伦理等。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译者的伦理问题。总之，理清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方向和类别之后以及这些伦理之间的关系才有利于翻译伦理研究更好地发展。
二、翻译伦理的模式多元化
除了翻译伦理概念的研究，国内有不少学者关注了翻译伦理的模式研究。不同的翻译伦理研究模式意味着其代表的伦理思想不同，他们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也会有所不同。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曾将翻译伦理模式分为四类：再现伦理（e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伦理（ehics of communication）和规范伦理（norm-based ethics）。在随后的研究中，切斯特曼进一步完善了翻译伦理研究并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由此他提出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Chesterman，2001）。我国的翻译伦理模式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王莉娜针以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从伦理学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力图为描述翻译学派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陈瑛在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翻译伦理模式，即对等伦理模式（equivalence-based ethics）、功能伦理模式（function-based ethics）、对话伦理模式（ethics of dialogue）、规范伦理模式（norm-based ethics）和差异伦理模式（ethics of difference），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陈瑛，2008）。翻译伦理的不同模式提供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所以不论是哪种伦理模式，他们都给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研究理论和基础。孙致礼教授也在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五种翻译职责：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以及恪守职业道德。由此可见，翻译伦理模式的研究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空间。
三、译者主体性日益凸显
在后现代语境下，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译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翻译机器，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翻译工作者。骆贤凤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在后现代语境下，译者的主体性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开始提倡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就是说译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仆人”、“隐形人”等。由此可见，译者的权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如何来规范译者的伦理问题，确保他在翻译领域形成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则成了当前翻译伦理研究的重中之重。主体和主体性属于哲学范畴，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译者的主体性与译者的伦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了译者价值观和道德素养的约束，译者的伦理观念决定着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好坏。彭萍在研究中发现有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语文本中不符合自己的伦理思想的部分会有意地进行删减或修改，使之符合自己的伦理思想。为了最大程度地树立译者正确的伦理观，发挥好译者的主体性，建立译者的伦理原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骆贤凤教授根据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结合翻译实际对译者应具备的伦理原则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译者应具备诚信、责任、正义和规范的伦理原则。但其他学者对于如何规范译者伦理所开展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多，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HJ1.8mm〗 摘 要： 本文从列维纳斯的“脸”，进入他者的伦理学。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是以“他者”的形象塑造的。他者是一条与同一相异的路，“他者”的异域之路是走向生活的。他者之脸，是异域之路上的精神生活。脸言说的是，他者的死。
关键词： 同一 他者 脸
当代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的著名，源于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哲学一直到海德格尔为止，都没有完全跳出同一性或存在论的圈子。列维纳斯正是在超越自我学的基础上，走向了一条异域之路。这就是“他者”的理论，是其伦理学的核心。同一性或存在论的哲学一直主导着世界，列维纳斯就是要打破同一超越存在，走向“他者”的异域之路。
一个伦理学的哲学世界，建立在“他者”的基石上。马里翁说：“脸言说并现象化为一种伦理学。”[1]（p.38）是的，我与他者之脸的相遇，构成了伦理学的形形。列维纳斯从“脸”的不可见性，深入到“他者”的伦理学。我与他者之脸的关系，是一个责任与义务的伦理学世界。我与他者在“脸”的世界里，永远是不对称的。我带有比他者更多的罪，我就要比他者负有更大的责任。他者之脸，是我与生俱来不得不相遇的面孔。
脸
我生来就被他者包围，他者陪伴着我。我是在同他者的相互关系中生存，也是在同他者的关系网络中，面对着他的世界，与他者共存。没有他者的存在，我根本就不存在。在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世界里，与其说我来自于他者，不如说我就是一个他者。只有在他者的世界里，我才会对他者更关爱。因为他者是弱者，需要仁慈。
列维纳斯说：“所有他人都是独一无二的。”[1]（p.275）他人，是一个绝对的他者。他者是相异性的，他者就是不可剥夺的。独一无二的他者，都有一个世界。他说：“与他人的相遇一下子成了我对他人的责任。”[1]（p.274）我与他者的相遇，无条件的就要对他者负责。我有义务对他者行使保护和关爱。因为列维纳斯说：“我不能让他人独自死去，正是这个事实，作为对我的召唤。”[1]（p.276）这是一种爱，一种正义，伦理的仁慈。我与他者就这么联系起来了，而且还是不对称的关系。
生与他者有关，死亦与他者有关。可是，列维纳斯讲比生还重要的死之现象学。这是一种死亡现象学，他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生是因为有死，是死敞开了生。列维纳斯说：“我是他人的负责者，我回应他人。”[1]（p.241）回应在哪呢？他者的脸。他如是说：“你对脸的反应就是一种回应。不仅仅是一种回应，而是一种责任。”[2]（p.330）这种责任是你不能杀人，他人是弱者。杀人，是有责任的，比罪还要多的罪。他者之脸，带有生之要求，却不是死之恐惧。
孙向晨说：“‘脸’不止是‘注视’，更是‘言谈’和‘回应’，并进一步引申出‘责任’的问题，引出‘脸’的‘伦理’意义。”[2]（p.148）脸与脸的相遇，是一种语言；我与他者的面对面，是一种责任。他进一步说：“‘脸’的伦理性显示了‘一种存在的断裂’，并预示着某种更深远的东西。”[2]（p.145）脸，是其可见性背后的“不可见性”，这是一张断裂的脸。列维纳斯讲的脸是不可见性的，是脸的意义。可见的是面孔，不可见的意义才最为重要。因为脸是他者之脸，我与他者的面对面是一种意义的源泉。
最终脸的不可见性是什么呢？他者之死，我将永远无法与他者的脸“言说”。列维纳斯说：“脸是一种要求”[2]（p.330）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要求呢？他说：“脸意味着‘你不可杀人’，你不应该杀害我。……它想说的是‘你要让我活’。”[1]（p.244）是的，他者的要求来自脆弱，是脆弱的心声呼唤着我。我比他者带有更多的责任，有更多的义务来保护他者。生与死就在漫长的一瞬间，死更加的令人高贵。列维纳斯这样说：“有成千上万种杀死他人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用手枪；人们可以通过对他人冷漠而杀死他，可以因溺爱他而杀死他，也可以通过遗弃而杀死他。”[1]（p.244）为何要用手枪呢？难道手枪就与死紧紧相连？他者之脸与手枪的面对面，就是我与他者的面对面。手枪是不语的，会言的是我。他者之脸向我请求，死不是这种方法。死应当是一件高贵的事，手枪与高贵相去甚远。他说：“人们可以杀戮，可以消灭。消灭他人要比占有他人来得容易。”[2]（p.331）这是生命的死亡现象学，他者永远不可占有。列维纳斯还认为，女性作为他性，即使失去了贞洁，也不能占有她。无论怎样，占有他者是一种不可能的事。脸，我只有对他者负责！
在脸中，我与他者的伦理学关系，永远不是对称性的。列维纳斯说：“与他人的关系是不对称的，这一点对我来说相当重要。”[1]（p.276）伦理学一定是与自然相悖的，是讲人性的。如果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对称的，那么就没有人性的伦理世界。他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相异的有差别的。伦理是他者的伦理，每一个他者在自然中都是弱者，才有伦理的世界。正如列维纳斯所说：“不对称性的概念是设想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重要方式，它不把他们置于同一层面。”[2]（p.340）没错，他的伦理学世界，将“他者”放在至高无上和不可替代的位置，自我是围绕着他者的，自我是另一个他者。脸中有要求，他人是弱者。
结语
列维纳斯的哲学，是讲他者的理论。他的哲学是“这种仁慈的智慧，爱的智慧。” 这不仅是圣经中的智慧，更是塔木德经中的智慧。列维纳斯带着犹太人的生活智慧，成为一个法语世界的思想家。塔木德经给他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使得“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发挥到极致。列维纳斯说：“脸的观念就是关于无缘无故的爱的观念，是一种无缘无故的行为的诫命。”[2]（p.337）他者之脸的伦理哲学，难道与塔木德经没有关系？
列维纳斯告诉我们，哲学并不只是有同一的哲学，还有他者的哲学。人类的生活世界，把他者放在首位才最为关键。如果没有“他者”的异域之路，那么人类的去留就是不可设想的。即“人类将被抹去，好比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是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路，是人类生活世界中有爱的智慧之路。它是一条“他者”的异域之路，脸与脸的相遇、我与他者的面对面都在异域中相逢。无疑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是哲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一点都不为过，对当今世界影响也会越来越深。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徐礼平（1985—），男，江西新建人，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
项目简介：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编号：C-593）。
摘要：针对我国现代医学信息技术起步较晚，其伦理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的现况，文章分析现代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研究的意义，厘清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脉络，初步提出现代医学信息技术伦理问题破解方向。
关键词：现代医学信息技术；发展；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R-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7—0147—02
一、现代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研究的意义
（一）对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可从信息技术应用的角度，将医学伦理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延伸、拓展。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其目的主要是将伦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运用到医学领域中，以指导医疗系统的道德建设。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将可以促使医学伦理学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针对信息技术应用中的医学道德现象、道德关系、道德问题等进行分析，赋之以时代新气息，用新的视角来诠释医学信息化道德伦理理论体系，并更加广泛、深刻地剖析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为将来的医学理论研究提供依据。
（二）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研究在拓展医学伦理学研究范围的同时，还可应用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制定该技术的伦理规范。这对医疗界形成良好的行医风尚以及医疗工作者正确伦理观的树立有着积极规范作用。要使医疗工作者在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除了其人员本身所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外，良好的制度规范是其职业道德形成的先决条件。统一规范的制度与行为准则，可以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心理与行为的导向，使其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研究能有效改善不良的医患关系，强化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增强社会大众对医学界的了解与认可。自古以来，医务人员就肩负着救死扶伤、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使命。医德不仅关系着医务工作者本身的职业操守，更关乎着患者的切身利益。医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在新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这需要医务工作者在不断学习与完善提升自我医学伦理知识过程中，加强患者及社会大众对医务工作者的认可与信任。
（四）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可以为医务工作者提供相关的监督管理依据，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可据此制定出科学的监督管理政策。任何的伦理道德都需要规章制度的监督和约束，任何的规章制度都需要有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研究综合客观因素及实际情况，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制定出针对性的规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从而完善巩固医疗卫生系统中的伦理体系。
二、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一）国外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发展历程。2007年，欧盟开发出一整套新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该系统的优越性在于可精确检测疾病暴况和其他事故的潜在威胁，从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相比传统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功能来说，“新系统能够长期自动搜集和筛选1000多个新闻网站和120个公共健康网站上32种语言的信息，不仅大大拓宽了信息搜集的范围，其综合、整理信息的效率也有所提高。”2008年6月，日本政府了《经济财政改革基本方针2008》，正式提出该年度创立“尖端医疗开发特区”规划，此法规支持IPS细胞应用、再生医疗、创新型医疗仪器与药品的开发，标志着日本“尖端医疗开发特区”工程的正式启动。2009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7870亿美元资金“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90亿美元投资于医疗信息技术领域，用于使医院的医疗信息计算机化。以此为发端，美政府开始推出一种新型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放射学信息系统（RIS），以加入各种现有信息为基础，医院在随时随地获取病人信息报告的同时，安全性也大幅提高。2010年，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搭建N3网络，解决了医学资料传输的宽带限制，让电子病历可以在不同的医院之间相互转移，完成图像资料的动态传输，“并可以通过对全国的网络收集汇总的群体数据进行理解和数据挖掘，得出很多对公共卫生有帮助的信息。”N3网络覆盖英国的整个医疗网络，为构建全国性区域医疗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步加强远程医疗网络系统建设，通过采用通讯网络来交换医疗资讯，为临床护理提供援助。借移动WiMAX网络，了解患者信息，使其跨域就医。医生也可以通过WiMAX网络快速获取患者的病史，危急时还可通过视频指示他人对患者进行急救，同时，远程门诊挂号对于有效防治病情、提高就医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发展历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及系统建设发展历程不长，主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的计算机信息设备相对落后，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医疗的方式局限太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的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开始利用信息技术对药品采购进行集中招标，此举大大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自此我国医学信息技术应用进程开始加快。截至21世纪，我国一些国家级、省级医院开始将信息技术普遍应用于医疗领域，但其应用重点多以财务核算为主，真正用到医疗技术方面的信息技术还是跟不上医疗发展的需求。当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国医学发展带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的医学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2003年初，随着我国广东省首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发生，非典开始向我国各个省市地区蔓延。在这场灾难的面前，中央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医疗中，并加大了对医疗的投入与医疗信息技术应用的支持。自抗击非典取得胜利以来，“各级政府投入加大，公共卫生、农村医疗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发展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2006年4月，我国医药信息学会在北京举办了“2006环太平洋医药卫生信息化峰会”。会议指出，我国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已有了明显进步，电子病历、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等信息技术已基本普及到医学实践领域中，其技术也在不断地革新。会议还针对当时的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建设对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将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作为规范医学界科学管理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展望我国未来医学发展的前景。2009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其总体目标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
三、现代医学信息化伦理问题的破解方向
第一，医学院校或医疗机构应不断加强对医学生或医护人员信息技术的使用的培训工作，积极引导和规范医疗行业有关人员科学地运用现代医学信息技术，从而不断培养从业人员正确的道德伦理观。第二，不断增强医护人员的媒介素养，医学信息技术运用的各个环节需要医护人员对其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具备分辨、获取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以避免因误差和信息分辨不清、技术使用不当而产生相关伦理问题。第三，不断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确保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在应用前、应用中以及应用之后监督到位，以规避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的产生。第四，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确保出现伦理问题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而不断规范医护人员对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
[参考文献]
[1]俞梦孙.关于我国医学信息技术的发展[J].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2008（02）.
[2]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陈苒，马莉.浅谈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对医学伦理行为的影响[J].中国医院管理，2008（08）.
[关键词]中国古代游记；环境伦理学思想；旅游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3－0026－05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自然旅游资源得到迅速的开发与利用。1998年中国人和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100个自然保护区调查时，就有82个自然保护区已经开展了旅游经营。当我们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旅游资源遭到破坏的消息也接踵而至，旅游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此，我们必须发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与伦理智慧，找到一种保护自然旅游资源、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规范。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正是一门关于人类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的学说，它认为人类行为道德的最基本准则就是尊重生命、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通过对自然的道德关怀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近年来环境伦理学成为应用伦理学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许多学者开始发掘我国古代哲学、宗教作品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1-5]，但对我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却很少有人问津。事实上，昭示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古代游记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们之中蕴藏着丰富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以致有人将我国古代游记定义为是“一种揭示和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文体”[6]，并指出它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比较多地看到人和自然的融洽与亲和”[7]。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做一初步探讨。
1、中国古代游记中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
中国古代游记开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盛行于明清[8]，到今天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概括起来，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内容主要包括：
1．1爱护自然，珍惜资源――人类应是自然保护者的思想
环境伦理学关注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工业革命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掠夺与征服成为现代社会对待自然的主要方式。所以环境伦理学说倡导爱护自然、珍惜资源的道德态度。而我国古人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流露出的人类是自然保护者的思想，与之不谋而合。我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游历楚地时看到“自州至永明，松之夹道者七十里”，不禁由衷的赞叹“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9]，植树造林、爱护自然的行为得到了徐霞客的大力赞扬。他在粤西登叠彩山时，发现一洞“高可丈五，而高广盘曲，亦多垂柱，界窍分岐，而土人以为马厩，数马散卧于其中，令人气阻[9]。自然美景被糟蹋为饲养场，令人扼腕不已!在桂林猫儿山的白岩洞，当徐霞客看到“出洞而东，有庵两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栏猪笠于中”，不由得发出“此中之点缀名胜者如此!”[9]的愤慨，表现出对破坏自然美景的不满。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游记一直备受推崇，在其游记作品《齐云》中，他不但对肆意毁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严厉谴责，“青山白石，有何罪过，无故黥其面，裂其肤?吁，亦不仁哉”，而且希望立律令来保护自然环境，“俗士毁污山灵，而律不禁，何也[10]一种对生态环境的仁爱之心，对自然美景的珍惜之情油然而生。从赞美、惋惜、不满、谴责到要求立法，充分表达了人类作为自然保护者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1．2回归自然，与景为友――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环境伦理学试图把人之外的自然界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倡导在深刻的伦理关怀和道德情感指导下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游记中也早有涉及，许多游记通过将自然景观拟人化，以朋友甚至自然之子的身份来关怀自然、回归自然，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江水注》中盛赞三峡美景，日“其迭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他与自然山水是知己良朋的关系。唐代诗人独孤及游虎丘山时“抚云山为我辈”[11]，把云山胜景作为我们人类志同道合的知交。徐霞客一生走遍大半个中国，陈菡辉曾如此评价他：“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游山玩水对徐霞客而言就像走访老朋友一样。在其作品《徐霞客游记》中也常常流露出他以景为友的思想，当他出发“为人闽登陆道。十五里，出石门街”，结果途中“与江郎为面，如故人再晤[9]，与自然景观的再见恍如老朋友再聚，欢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甚至因爱美景，而“恋恋不能去”，安居在大自然中，返璞归真，建成庐山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装饰也很朴素：墙壁只涂泥土，不刷白垩，砌台阶用石块，糊窗户用纸张，一切再普通不过，按今天的说法是简朴环保的，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思想家梭罗是在一千年后才在瓦尔登湖畔过上这种生活，白公在这种草庐中“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发出“庐山以灵胜待我”，我“又何求焉”的感叹![12]回归自然的举动充分体现和实践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
1．3融入自然，天人合――人类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思想
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在于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及人在其中地位的认识[13]。古代中国和西方哲学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在西方哲学观念中，人与自然是分开的(apart from nature)，“自然界是理性研究和思考的对象，是被科学所操纵和掠夺来最大限度服务于人的工具[14]。中国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a part of nature)。我国古代游记是中国哲学土壤中生发的奇葩，也蕴含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5]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不是地球的统治者与征服者，自然也不是孤立和封闭的，人与自然之间是水融的关系。东晋文学家 孙绰在畅游天台山时，面对自然美景，感到“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11]，人与自然不知不觉的融为了一体。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和四年秋(809年)游览法华寺时，见到西山美景，尽收眼底，不禁“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12]，诗人在美景中心神安定，形体舒适，和万物的变化暗暗相合，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清代诗人方苞在游雁荡山时，面对秀丽明媚的山川河流，发出“万感绝，百虑瞑，而吾之本心乃与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8]的感触，天人合一之情油然而生。
1．4尊敬自然，关爱生命――人类与自然生而平等的思想
人类是否真的可以站在其他生命之上，对天地万物为所欲为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生命来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来自我们的生命，这一生物学上的事实在精神上特别重要”[16]。我们人类并不是掌控地球万物的霸主，卡尔逊也曾把这种企图控制自然的野心称为“妄自尊大的想像产物[17]。环境伦理学将生命关怀的范围从人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把尊重生态系统和基本生态过程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认为天地万物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一样宝贵，人类与自然是生而平等的。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游记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中国古代游记强调人类不仅要尊敬自然，而且要像关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关爱其他的生命。唐代独孤及和朋友们在虎丘山聚会游玩时特别注意“不乱行于鸥鸟者”[11]，不让自己的举动惊扰了鸥鸟们。宋代秦少游和辨才法师观龙井，盛赞“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之使迁；壮如涮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资阴阳之和，以养其源；推其绪余，以泽于万物。虽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8]把龙井泉水和人放在一起对比，结果泉水的美德甚至超过古代有道德的人。这样尊敬自然之情，使人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自然的统治者，而是平等视之。《西游记》中，唐僧就是一个“行路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18]的典型的生命关爱者。唐僧的原型是唐玄奘，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玄奘对关爱动物的行为都特别加以记述，如西游到达千泉时，看到“中有群鹿，驯狎于人……下令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故此鹿群得终其寿[9]；到北印度时，当地国君规定：百姓不准吃荤，谁若杀生，格杀勿论。[19]这些均体现出众生平等、仁爱万物的思想。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二十七日霁，乃散步藏经阁，观丁香花。其花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滇中最多，而鸡山最盛。折插御风毯。时毯下小截，为驼夫肩负而笋，与上截处稍解。余故垂之墙阴，以遂其性”[9]，徐霞客对一株小小的折地丁香花也倍加关注，表现出他对植物生命的人文关怀。
2、中国古代游记中环境伦理学思想的特点
历经近二千年的历史，我国古代游记中所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在东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大背景下，有其自身的内涵特色。
2．1 哲学基础――整体的自然观
我国古代游记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强调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整体自然观。游人在自然美景中感到“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11]，人和天地万物不知不觉的、鬼斧神工的合而为一。看到山水风光时人们觉得“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20]，超越纷然杂陈的万物囿别，达到个体与万物融合为一的生命境界。正是以这种整体自然观为哲学基础，我国古代游记中大量的环境伦理思想才能茁壮成长，也正是以这种整体自然观为哲学基础，才指导人们在对待自然万物时，不是站在自然界的对立面，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徐霞客游记》中谈到旅游景观规划的要点――“点缀得宜，不掩其胜”，就是要求人工景点的建设应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实际上这就是遵循“天人合一”思想，即人与自然整体协调理论在风景区的体现[21]。所以整体性的自然观在我国古代游记环境伦理学思想中起到了了理论支柱的作用，引导人们形成热爱自然、尊敬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职责。
2．2价值取向――和谐的人地观
怎样的人地关系才是最理想的呢?什么才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呢?通过与自然景观的频繁接触，我国古代游记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即和谐的人地观，以对自然的道德关怀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这既不是人对自然的卑恭臣服，也不是人对自然的狂妄征服，而是推崇一种最和谐的人地关系。在唐代诗人权德舆的《许氏吴兴溪亭记》中就描述了这一幕和谐的场景，当他游观吴兴郡溪亭时，看到“鸥飞鱼游，不惊不喁”，人在自然风景中惬意徜徉，鱼儿鸟儿在人周围闲适自在，人没有伤害鱼鸟之心，鱼鸟也不畏人，当地人置身其中更是心情“陶然，心与境冥”[11]，这既是自然之幸，同样是人类之福，其乐融融的景象尽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以这种和谐的人地观作为人类的价值取向，将成为提升人们道德人格的内在动力，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为根本。
2．3实践途径――人化的伦理观
中国古代游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环境伦理思想确确实实在实践中规范人的行为，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其特色在于将自然人伦化。承认自然是我们的母亲，人类是自然之子。明代诗人袁宏道游天目山时就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12]，是说对天目山来说，我也属于子孙辈。所以不管人类发展成什么样，人与自然之间都是母子亲情关系，人类对母亲的感激与敬爱之情应该是永恒不变的。把自然景观当成我们人类的知心好友，以朋友的方式对之，徐霞客认为“下至一涧一阿，禽鱼草木，亦贤人君子”[9]，所以人类应该爱护一草一木，珍惜一景一观。正是人与自然在冷冰冰的功利关系之外有了一种亲情、友情的关系，才能人伦化地相处，游客对待自然时才能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在湖南郴县游乳仙宫时，徐霞客由于“足袜淋漓，恐污宫内”而退避，后至中观，又因“观门甚雅，中有书室，花竹悠然，乃王氏者，亦以足污末入”[9]。正是徐霞客有了一颗和自然人伦化相处的心，他才能过风景名胜却不入，细微的举动典型表现出他爱景护景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3、中国古代游记中环境伦理学思想的旅游学价值
当旅游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加重，当旅游业“无烟产业”的光环日趋黯淡时，我们从我国古代游记中挖 掘到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对今日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3．1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旅游环境问题的解决
现代环境伦理学还在形成与建设中。要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尽快接受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并体现在人们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上，就必须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如果这种伦理观点与各种文化传统相容的话，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而一旦被接受，它也会迅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22]。而由我国古代游记中提炼出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以其鲜明的东方传统特色，成为一个桥梁，使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非常有助于人们尽快接受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使爱护自然、尊重自然蔚然成风，从而在根本上促进旅游环境问题的解决。
3．2有益于引导和规范当今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提高审美情趣和道德责任
我国古代游人在旅游中更注重审美感受和道德修养，重视人与自然的交融。在春天“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在夏夜“吾爱其泉ss，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11]大自然不知不觉间给人的熏陶和感染，哪里说得尽呢!游人与自然美景的关系是那样的亲近，是朋友，是母子，而不是对立的敌人。这种道德伦理的关系会很好发挥出力量，正如刘湘溶先生说的：“道德手段在调控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不可取代的”[23]。通过这种道德伦理观念的教化，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才会维系上心灵的秩序。只有这样旅游者的环境伦理意识才会提高，并落实在自觉的行动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规范旅游者的行为，使人们在旅游中自觉地善待自然世界，保护旅游资源。
3．3有助于提升旅游开发商的道义责任，确保自然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对待旅游资源的态度上，人类一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出发点和动力，视自然为自己的对立物，以技术为中介，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得自身旅游享受[24]。正是这种观念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天平开始倾斜，出现了很多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以满足人类各种欲望为目的的经营运作与规划开发。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还是为了更合理的保护旅游资源?是一味地满足眼前的利益，还是应该考虑到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使我们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最美的风景。事实上，我国古代游记作者中不乏为旅游资源的规划者、开发者。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就提出“宜其与山水……智以谋之，仁以居之”[11]，要用智慧来谋划山山水水，同时也用仁爱来保守自然风光。在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中称在余杭郡“从山复湖，易为形胜”，前人已建五亭，他认为这“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白公充分认识到这里山水与亭阁的特点，聪慧理性的“故吾继之，述而不作”。独孤及在慧山“深源因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11]，依据山水自然的特点来创造自然美，开发资源，也不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吗!
3．4有裨于开阔旅游理论研究人员的思路，为旅游伦理学的形成提供养分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未竟的科学，需要丰富与完善。国外的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施韦兹就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是“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并“伦理的肯定了世界和人生”[25]。我国近两千年来的古代游记中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中枝繁叶茂的一簇，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有益参照和养分。近十年来，一门新兴的学科――旅游伦理学在悄然孕育，其中旅游的环境伦理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理论到实践这种思想会如一股澄澈的山间清泉，使旅游相关理论的研究者开阔思路、融会贯通。在它融入现代环境伦理学后，将会为环境伦理学的完善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保护自然旅游资源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06－11－06；[修订日期]2007－01－10
关键词：西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奥菲；霍耐特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133—03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风云的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历了大概三个时期的发展，首先是第一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其理论侧重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的批判。其次是第二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期，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前期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规范性研究，侧重点是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的批判；另外一条是以弗里德堡为代表的经验性研究，侧重点是对于批判理论个案研究与现实问题解决。最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其中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奥菲、维尔默为主要代表人物，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初探
后期“批判理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现了“政治伦理转向”，而起始者就是哈贝马斯，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功能等相关功能，并将公共领域范畴放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大视野中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除此之外，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分析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哲学的关系、自然法权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等。后来，哈贝马斯又对道德发展和自我认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后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问题有独特的建树。但是，这些研究都处于政治伦理向度的边缘，所以后期哈贝马斯把侧重点转向了政治伦理问题。开启了“批判理论”新的研究方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基础
在哈贝马斯的研究理论中，话语伦理学以及商谈政治理论为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注入了新的血液。
1.话语伦理学
话语伦理学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话语伦理学的基础，指的是交往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伦理学是交往理论在伦理学领域里的拓展。虽然对于社会行为的划分不是从伦理学角度开始的，但是它却有伦理意义。哈贝马斯把交往看做是一种伦理行为，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合理性就是以一定的交往主体的道德为前提的。因此，理解交往行为就成为理解话语伦理学的前提。另外，哈贝马斯还认为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它们是交往合理性得以重建的前提条件。语言行为是交往合理性的基础，其基本机制是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其目标是达到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因而交往合理性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可能性与目的性，而且把道德诉求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这样，交往理论成为话语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再者是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即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原则。所谓普遍化原则就是“每个有效性规范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即该规范的普遍遵守对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利益满足所可能产生的预期结果与附带效果，能够为所有参与者非强制的接受”，而这一原则直接得到的结论是：每个论证的参与者原则上都能够在行为规范的可接受性上达成共识，所以把这一原则作为论证原则引入到伦理学中。所谓的话语伦理原则，指的是对作为实践话语者的所有参与者来说，每个有效性规范都会或将会得到普遍赞同。这两个原则使得话语伦理学的论证趋于完备。
2.商谈政治理论
在哈贝马斯的《事实与价值》，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哈贝马斯将交往理论视为法权话语伦理的基础，并通过方法试图澄清交往理论的多元主义特征。法权话语伦理就是把自我理解重新架构，从而保护自己的规范内核既能抵制科学主义还原，又能抵制审美主义同化。二是，哈贝马斯运用话语伦理学阐发法权话语伦理内容，从而阐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道德与法律都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冲突的，而且它们都应该平等的保护所有参与者和相关者的自主性，法律与道德应该协调一致，两者具有互补性。三是，阐发话语民主理论的商谈原则，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权模型。所谓的商谈原则就是指，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以及作为合理商谈之参与者，都可能同意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是有效的。
再者就是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在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阐发对差异十分敏感的道德普遍主义，他认为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互相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其中的每个人包括陌生人和边缘性群体。二是，突出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道德直觉观念，哈贝马斯在肯定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上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从而强调了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他们共同关注的道德的直觉观念。三是，更深层次的拓展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观念，并探讨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承认问题。四是，在阐发三种规范的民主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完善商谈政治理论。
商谈政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并将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融合起来。它作为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有助于揭示人民与人权同源同宗这一事实。但是商谈理论也在不断的解决和协调着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它承认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强调公民之间通过非强制的自由商谈达成政治共识的可能性。
三、奥菲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奥菲的“批判理论”初探
奥菲的“批判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政治伦理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奥菲的“批判理论”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验性的研究层面，这一层面突出了现实问题的个案研究；二是，规范性研究层面，这一层面侧重于福利国家的系统分析。这两个层面的共同点都涉及社会政治学与社会政策。但是，对“政治伦理转向”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奥菲在分析民主国家保障资本整体的利益时，提出了危机控制与结构选择的概念。在综合经济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他致力于福利国家的系统分析与批判，提出了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二）奥菲“批判理论”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奥菲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福利国家的四个基本原则，即“排斥原则、维持原则、依赖原则、合法性原则”。奥菲认为，福利国家必须在维持和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要很好的保障民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正常运转。但是，福利国家的矛盾使得经济危机倾向可能在财政危机中达到顶峰，资本主义的危机深深的扎根于国家之中。因此，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资本主义社会又不能完全没有福利国家。
总的来说，虽然奥菲的国家批判分析理论存在着某种缺陷，比如不能揭示国家、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说明国家是否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并由此不断地退向了还原主义等等。但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把西方国家理论推上了新的“批判理论”的舞台。
四、维尔默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维尔默“批判理论”初探
维尔默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思想既有传统批判理论的影子，又有批判理论的创新。因此，在“批判理论”发展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维尔默的“批判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对传统批判理论的继承和改造，以及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进行重新构建；二是，阐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建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三是，对话语伦理学进行修正，阐发政治审美文化观、民主伦理学的构想等。
（二）维尔默“批判理论”思想解析
首先是维尔默第一方面“批判理论”思想与前期哈贝马斯的异同。相同点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他们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悲观主义文化批判，缺乏相对的规范基础；二是，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仍然处在主体意识哲学框架之中，沉溺于工具理性批判，从而不能正确对待现代性；三是，都认为现代哲学话语需要引入新的思维范式，用语言交往哲学代替主体意识哲学；四是，都强调维特斯根坦语言哲学在重建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点是哈贝马斯创立交往理论，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而维尔默只是利用交往理论重新解释美学，提出如何重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再者是维尔默第二方面“批判理论”思想与前期哈贝马斯的异同。相同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都对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反思。不过维尔默一方面坚信现代性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又是彻底的理性批判思维；二是，都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两面性，维尔默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对后现代性寄予了同情，另一面看到了其局限性：社会理论视角的缺乏，并陷入了怀疑主义的理性批判。
最后是维尔默对“批判理论”的创见。维尔默分析了个人主义自由观与社群主义自由观的内在分歧，并站在“自由的社群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由于缺乏实际的民主体验，而没有看到作为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中介的民主伦理生活形式。在他看来，民主伦理生活形式概念，不仅是指个体自由平等与法权的制度化，而且是指民主规范与民主精神的伦理化。
总之，维尔默的政治审美文化观、民主伦理构想、“自由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不仅是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修正，而且是对黑格尔、托克维尔以及自由主义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实践哲学的新方向。
五、霍耐特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霍耐特“批判理论”初探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以及多元正义构想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的最终完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霍耐特通过从梳理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入手，对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重构，并论证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的必要性。再者，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承认关系结构论，在承认关系结构中他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相互承认关系三分法的经验依据在哪里？二是相互承认关系的不同形式是否是人类实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阶段？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为承认而斗争”动力的社会体验是什么？最后，多元正义构想与“政治伦理学”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霍耐特 “批判理论”思想解析
首先是第一方面的解析，先是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支配批判的历史哲学模型在早期的批判理论中一直未变，他们直接借助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模型，从而陷入到历史哲学概念还原主义之中。第二，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传统功能主义还原论。第三，早期批判理论的最大困境是社会性缺失。然后是对早期批判理论的重构。较比福柯权力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他指出这些理论对解决早期批判理论困境是不成功的。霍耐特重构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阐发“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
再者是第二方面的解析，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霍耐特承认，社会生活划分为三个互动领域，而这三个互动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并认为社会整合形式是根据情感纽带、法律授权。第二，霍耐特把承认关系分为三个层面，承认领域，承认原则，承认形式，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第三，霍耐特指出蔑视就是拒绝承认，即承认的否定与剥夺。
最后是第三方面的解析，霍耐特提出的多元正义构想不仅能够在关涉道德进步的法律承认那里接受批判的任务，而且总是需要对不同承认领域之间的固定界限进行反思性检验。所以，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人们至少应该谈到道德进步，还应该使政治伦理学以承认原则为取向。这样，由爱，法权，成就三个基本公共领域共同确定的东西，就应该被置于社会正义观念下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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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凤才.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关键词：麦克尤恩 后现代伦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17.030
1 引言
麦克尤恩小说关注庸常人因生活突变所产生的各种极端状态，挖掘人性在张力下的变异和隐藏在实然世界之后人的不可言说的行为动机，为生活实践提供伦理和道德行为的校准和调节。小说中的夫妻、代际、朋友等人伦关系呈现出弱决定性、易变性和软弱性，随着现代性伦理危机以及后现代非理性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盛行，麦克尤恩小说由他律伦理返魅个体道德良知，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伦理向度。因此，从后现代伦理视角分析麦克尤恩小说中“技术占有的破碎”的伦理环境、“流浪者+观光客”的伦理身份，“理性的他者”的伦理选择，“道德身份共同体”的伦理重构，能够直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近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力量。Jack Slay （1996） 探讨了麦氏作品是以暴力和混乱为表征的人际关系的阴谋，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认为麦克尤恩的作品是典型的“道德寓言”，强调从早期的“惊悚文学”发展为更具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作品。Kiernan Ryan在Ian McEwan （1994） 一书中反对将麦克尤恩的创作生涯简单的归结为从“文坛的坏小子”成长为“负有责任感的成年小说家”，认为麦克尤恩早期作品中的反常，背叛和同样具有道德和政治寓义，其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道德必然性，打击瞬间判断力”的力量。Lynn Well 的Ian McEwan （2010） 主要运用列维纳斯伦理学思想中的“他者哲学”，求证麦克尤恩笔下的人物总是选择自我利益高于他者，从而遭遇一系列消极的结果。Andrew J. Taggart 在其博士论文The Moral Life of Modernity： Three Antinomies （2009） 中以《星期六》中的故事为支撑，分析了现代性中的道德问题，说明现代人类处于自身欲望与强制道德规则的鸿沟之间，无法克服这一困境。
国内学者则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或通过解构伦理环境、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若干伦理结，剖析麦氏作品的伦理图旨 （尚必武，2012），或从性伦理、生态伦理和科技伦理三个角度解读麦克尤恩作品 （周艺，2011），或从自由的悖论，伦理反乌托邦，以及伦理两难之境三个方面分析麦克尤恩主要小说中的伦理困境 （沈晓红，2010），反映出麦克尤恩通过书写极端的邪恶来承载对至善的向往。
虽然有论者谈及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伦理价值，但多数是从叙事伦理和文学创作技巧方面挖掘其伦理思想，未能深入分析作品所触及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背景，而且多数只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没有形成对其不同时期的伦理指向的体系性建设。
2 本文将宏观的伦理批评与微观的文本细读相结合，把麦克尤恩的文学文本放置于伦理学视域下进行讨论
2.1 “技术占有的破碎”的伦理环境
在《水泥花园》和《日光》中，现代世界是一个被技术全部占有的没有自身意义的、由需求所绘制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不仅生活被打成碎片，道德自我也成为最突出的牺牲品，被不断地分割和重新组装。《水泥花园》中失去双亲的孩子们在由水泥搭建的空间内一步步走向有悖伦常的隔绝生活;《日光》中比尔德在“解决世界能源危机”的工作中暴露出社会精英们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2.2 “流浪者+观光客”的伦理身份
《无辜者》中的英国青年伦纳德来到德国柏林完成一项任务;《只爱陌生人》中的科林和玛丽夫妇来到一个新城市旅行。他们自他者居住地穿梭而过，像后现代社会中的流浪者一样，只是暂时的在一个地方停留;又像后现代社会中的观光客一样，把怪异生活看作一种特权，看作自由的权利，自由的选择，看作重构世界的通行证。身体上的亲近，精神上的疏远是二者的共同公式。
2.3 “理性的他者”的伦理选择
《爱无可忍》中理性至上的乔有个注重情感和直觉的妻子，并被患有情爱幻想症的派瑞追求，体现了理性的有限性。《星期六》中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所代表的科学和理性与诗人大女儿黛西和音乐人小儿子西奥代表的艺术和信仰之间的碰撞与融合，都表明后现代伦理重新恢复道德能力的权利和尊严，实现道德的最大自由。
2.4 “道德身份共同体”的伦理构建
在传统伦理规约失效，道德个体自治不稳定的情况下，麦克尤恩小说反伦理乌托邦，主张通过实践和人际交往，形成身份认同和道德共同体，面对共同客体，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难题。麦克尤恩在《黑犬》和《星期六》中，通过人物境遇，开出的良方是挖掘人际关系的救赎力量，相信真爱不能被意识形态摧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面对世界的流变性，直面人生的脆弱性。
3 结论
在麦克尤恩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始终坚持着对伦理问题的探索。不论是早期恐怖惊悚的作品还是后期题材更为广泛的作品始终体现了麦克尤恩对理性与本能、道德与私利、科学与艺术的动态理解。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人伦关系总是呈现出弱决定性、易变性和软弱性，他律伦理对人们生活失去效用，具有后现代伦理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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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鲍曼・齐格蒙特著，张成岗译.后现代伦理学[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尚必武.“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语教学，2012，（3）.
[4]沈晓红.伊恩・麦克尤恩主要小说中的伦理困境[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Abstract: The official gives public notice of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the country selects the outstanding talent to enter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mportant means. This occupation itself has the stability, the status, attracted numerous social each kind of public figures to take an examination, graduating university graduate quantity was huge. This article through analyzes the non-graduating class university students to falsely report the official takes a test phenomenon, under revelation current university student new time moral question.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公务员考试
key word: University student Good faith Official test
作者简介:吴鑫(1986-),男,汉族,福建漳州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思政)。
最近,从网络上经常可以浏览到类似的报道:全国各地高校的在读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基本都参与报考国家公务员和省市级公务员考试。被称为“资深试考族”的考生坦言:“只要在报考过程中,针对自己所报考的职位的要求填写相关个人信息等,例如在读研究生可以用本科的专业或者研究生专业并谎称“已毕业”报考,目前都能通过考试资格审查并顺利参加笔试。”
从上述的新闻报道与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当前大学生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新的苗头,即非诚信的理由比以前更有现实性,更具说服力。这就为研究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专家和学者以及政府官员,提出了新的思考。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将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伦理学与诚信问题的相关知识对此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伦理学与诚信
伦理学是关于人伦关系及其调解的学问,“诚信”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是个体道德的基石。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诚信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善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非诚信”并不一定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在读大学生“谎报”参加公务员考试问题就是个典型。
长期以来,诚信始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并对人际交往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要想深入理解把握诚信的内涵,还需从伦理学中找到解答。而理解诚信的内涵则有利于我们更准确把握当前社会道德领域中出现的种种失信现象的本质。
二、当前大学生出现新型诚信问题的原因分析
首先,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这是公务员考试受到热捧的根源,同时也是新型诚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粥少分粥人多的情形下,为了减少竞争,借用他人的身份证进行注册报名,造成某岗位人多的假象,以此吓退部分竞争对手,或者通过谎报条件,通过资格审查等方式来为自己今后的“实战练兵”等等都是“非诚信”行为。因此,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大学生失掉诚信的防线可谓是“情有可原”。
其次,公务员招考过程中信用管理机制欠缺,让所谓的“聪明”考生有机可乘。虽然谎报经历通过审核,没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危害,但是通过这些“非诚信”行为,使一些优秀的考生因人数假象而放弃,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公务员选拔考试的诚信与公平的基本原则,更可怕的是对公务员的录用质量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连锁反应。从中暴露出当前各级公务员招考制度的不足,不得不引起人事部门的反思。
三、解决当前大学生新型诚信危机的两点探索
(一)及时弥补当代大学生的新型诚信漏洞
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学生把诚信转化为内在的修养,扭转诚信误区,这就需要各高学重视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教育,将德育放在跟专业学习成绩同等的地位上来,两手都要抓,两手到要硬 [1]。同时还应结合社会现实,通过社会实践、案例分析等活动,帮助大学生透过社会现实树立正确诚信观念,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违背道德的行为。
(二)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招考程序,实行诚信报考制度
现在更省市的公务员招考越来越科学化,其中2010年江西省公务员招考中的诚信报考制度备受瞩目。所谓的诚信报考制度是指考生在报考时要填写诚信报考承诺书。一是报考人员在网上报名时不进行资格审查,面试前再对入闱面试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如因不符合条件被取消考试或录用资格,后果由报考人员自己承担。二是报考人员应提供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证明、证件等相关资料,如因弄虚作假被取消考试或录用资格。
结语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起码的道德标准。作为高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更应当诚信于事、诚信于人。然而,当代大学生非诚信的错误意识却悄然转移到公务员的报考过程中,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代大学生的形象,同时也对社会导向产生错误性引导。作为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切忌因就业心切,而忽略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和诚信品质。因此我们应认真分析大学生非诚信产生的原因,寻找解决对策,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
关键词：人类基因组计划 基因 伦理
一、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概述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被誉为人类生命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它可与人类登月计划和曼哈顿原子弹计划相媲美。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飞速发展,相关伦理问题的不断凸现已引起了生命伦理学界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1990年10月1日，美国正式启动HGP项目，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构建详细的人类基因组遗传连锁图、物理图、序列和转录图，阐明人类基因组全部DNA序列，识别基因，建立存储这些信息的数据库，开发数据分析工具，研究HGP实施所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在HGP实施过程中，先后有来自德、日、法、英、中等5国16个实验室及1100名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和技术人员正式加入该计划研究。
二、中国HGP的现状
1999年9月，我国获准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成为参与这一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承担人类整个基因组的l%的测序任务，故简称“1%项目”。我国测序的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大约30Mb区域，这里估计有750-1000个基因，蕴藏着极大的开发资源。2001年2月，由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专家验收确认，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完成图”的重大成果已提前两年由我国科学家绘制完成。所有数据已递交国际基因数据库中，可被全球科学家直接免费享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的完成，表明中国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的实际贡献率已达到1.1%。
三、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目标不仅从整体上阐明人类遗传信息的组成，还要识别人类基因的结构，包括所有与生殖有关的遗传疾病及其若干有遗传背景多因素疾病的相关基因，破译生命之书在人类掌握自身密码之时，也涉及到伦理、法律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社会各界都极为关心的事情。
1 人类基因信息隐私的伦理问题
众所周知，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隐私被公布于众，可能给本人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和损失，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不利。因此，人们都很重视隐私，隐私也在各国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有关基因隐私问题往往成为基困组研究中伦理争论的焦点。例如，一些公司在雇用员工时会使用基因信息对存在基因缺陷的人另眼看待；因基因缺陷极易患上某些疾病的人群被保险公司打入另册。因此，在进行基因研究时必须考虑到伦理、法律和社会等问题；要尊重提供试样者及其家属的尊严和人权；研究计划必须事先接受有关行政单位的审查，必须对遗传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对任何泄露个人遗传信息的个人或单位给予严惩；提供遗传信息者有权知道基因利用结果。
2 基因歧视带来的伦理问题
基因歧视与基因隐私密切相关。基因隐私权的丧失自然会导致新的社会歧视——基因歧视的产生。一旦人们认识到性状与基因有关，就会产生基于基因的歧视。可能产生所谓“好”基因歧视“坏”基因、“聪明”基因歧视“愚笨”基因等情况。通过基因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基因缺陷也有两面性。其实，人类所有的基因以及等位基因，没有“好基因”与“坏基因”的差别。导致某种疾病的等位基因，在一定的情况下确实是病因；同时也要看到，人类基因线在进化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突变，就整个人类基因研究而言也是有意义的。
1997年11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宣言中指出，人类基因组意味着人类所有成员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也意味着对固有的尊严和多样性的承认。象征性地说：“它是人类的遗产”。该宣言指出任何人都不应因其遗传特征而受到歧视，并致力于解决歧视问题
3 转基因生物带来的伦理问题
将外缘目的的基因转入生物体内，使其得到表达，这种移植了外缘基因的生物被称为 “转基因生物”。这将是一次人类求索生命奥秘的革命。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难免给人类带来某些始料不及的后果。伦理学追求真善美，时刻提醒人们无论什么研究都不要违背人类的初衷，伦理学不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它能不断呼唤和矫正科学的“跑偏”和人类的良知，只有建立起正确地伦理道德观念，才能使科学走向美好的未来。
回顾科技发展的历史，任何一项科学的重大发现都伴随着对于伦理道德的冲击和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以及基因技术的临床直接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相关联，必然引起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成为了当代科学领域的焦点，基因组学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人们进行探刻的思索，在传统与现代科技的张力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1]胡文耕.生物学哲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李海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M].长春出版社,1998.
[3]陈希敏.基因技术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福音[J].决策探索2001,(5):38.
关键词：价值 道德冲突 价值选择 伦理机制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然伴随着道德冲突与价值选择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与困境。现代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互动时代，这种新的全球化体系的构成基础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同时与它形成对照的价值多元化在人们的生活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面对多元化价值的世界，利益与道德面临着的价值冲突，如何进行合理的道德选择以保证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问题总是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共生的，因此，关于道德冲突、社会失序，道德选择的矛盾，必然要求有合理、妥善的应对方法来处理从而促进经济、文化、道德的平衡机制的建立。
有关价值的概念有多种定义。社会学中，克莱德・克鲁克赫恩建议把“价值”定义为关于愿望评价的观点，它明确或含蓄地体现出个人或集团的特性，影响着其对行为的可能方式、手段或目的的选择。由此，价值成为文化和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沟通着文化的意义和阐述内容，控制和引导着人们的举止和行为（审美或道德价值）。在19世纪后半叶，价值这一概念被引入了伦理学的讨论。马克斯・舍勒建构了实质的价值论：直觉性的本质直观把握理念性的价值。尼古拉・哈特曼从“自在价值”出发，价值领域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领域，但是，这种纯粹思辨的客观价值论失败了，因为作为其基础的认识论已被证明不可靠。按功能主义的阐释;：价值是调控社会发展构想，它阐发定向标准和规定目标。此外，价值作为被追求的目标应该和德性（基本行为）和财富（如生命、健康和合法财产等）区别开来。因此，人们把“价值”概念和其他社会学的行为决定要素联系起来，如需要、动机和态度，并且把它同规范和角色期待、利益和统治联系起来。[i]没有存在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抽象价值，没有“自在价值”。 由于价值的多样性，必然会导致持续不断的价值冲突和义务抵触，同时面临的价值选择在道德领域也就更为明显，因为只有偏好一定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做出决定。
道德冲突意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者群体在面临道德的决定与抉择时体现的矛盾状况。在道德领域中的社会矛盾大体表现为：一方面是不同的体系在道德要求间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是同一道德群体或道德体系下不同的道德要求之间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面对第一种道德冲突，主体要依据某一种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进行抉择，后一种道德冲突，则要求按照群体内部的价值等级合理性进行相应的选择。与之相应的道德抉择，则是对于行为善恶与好坏的自觉选择，通过一定道德方式进行体现。而道德行为的前提是道德的意识活动，通过相应的道德行为进行合理表达，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人作为主体其道德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关于道德冲突与价值选择问题，托马斯・纳吉在其《道德问题》一书中指出最剧烈的道德冲突事件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当每种选择皆是正确的，同样显示出决定性的和充足性的理由时，任意性意味着在需要理由的地方缺乏理由。他的主要观点是面对道德冲突的选择要坚持“理性的理论”同时支持“一切合理化考虑”。这种二难困境的发生不需要十分明确的完全的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对于文化、道德价值，尤其是当今价值多元化背景下面临的道德冲突，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实现双方的机制平衡，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进而道德的选择需要的是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固定的方法。下面的这个案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讨论上述问题。[ii]1982年9月30日，美国芝加哥街区有3人死于氰化物中毒，毒素来源于他们所服用的超浓缩的特兰诺尔（Tylenol）胶囊。人们迅速把这起中毒死亡事件与该产品联系起来，官方正式通知了该产品的制造商约翰逊与约翰逊公司。随着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最终死亡人数为7人），这家公司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甚至随时会发生灭顶之灾。特兰诺尔胶囊作为一种最新型止痛药品，是约翰与约翰公司最大的独立品牌。这种产品的销售额占到公司销售收入的7.4%，所占公司利润比例则高达17%―18%。……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已经公告，禁止服用特兰诺尔胶囊，但市政府尚未要求该公司采用任何针对性措施。或许当局不会要求公司回收所有该种药品，又或者只需在原因查明前采取暂时停止销售的措施足以实现确保公众不会受到进一步伤害的目的。与这不可预见的情况相比，有一些事实倒是相当肯定：一旦需要回收所有药品，公司所承担的损失将超过一亿美元;而这些损失不在保险公司责任范围之内。而药品回收的消息报道将大大损害这一产品品牌，公司管理者不敢保证特兰诺尔胶囊还能够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并保住目前所占据的37%的市场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公司应当在何种前提之下制定危机应对措施呢？是否应将公司的存在发展以及股东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呢？是否物质利益与财务状况应当成为高级管理者各项决策制定的唯一依据呢？面对已经死亡七人，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多人中毒致死的情况，约翰逊与约翰逊公司毅然采取了回收所有药品的措施，公司将公众安全放在首位，正如其公司宗旨中所宣示的那样。随之而来的巨大损失，尽管是悲剧性的、难以接受的，也必须置于次要地位。
这一事件最终成了一个传奇。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决策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讲是恰当的，而且该公司在对这一灾难性后果的处理方式上也体现了很强的技巧性。在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伯克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每个公司都能采取类似的措施，即使这种行为从伦理角度讲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
约翰逊与约翰逊公司立即回收全部特兰诺尔胶囊的行为是面对道德价值与利益矛盾的冲突是所作的价值选择的最终结果。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他们的行为动机是否是出于道德的驱使问题，只单就这一事件发生本身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事件本身的处理是合乎社会责任与伦理要求的。也就是说，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没有固定的硬性规定可以制约该企业或者供该企业遵循，而选择的权利又是企业自身，这样，就更加体现了自觉价值选择下企业的责任性与道德性。
不论是社会、企业、还是个人，置身于社会交往，面对社会发展，必然面临各种冲突，而利益的冲突进而引起的道德价值冲突也不可回避的。从分析道德冲突产生的原因入手，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如何进行合理的道德选择。作为人的基本诉求，在需要与利益的多元性背景下，道德冲突的产生存在必然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利益与需要普遍存在于人的社会生存和发展中。多元化状态下的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体现出了多层次的需要以及价值追求。
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面临着更多的价值冲突，同时又不得不进行必要的价值选择。这之中，经济中的利益驱动与中国传统人文利益观的相互撞击在整个中国社会掀起了巨大波动，如何面对矛盾？如何进行价值的选择？这些伦理之问促使我们思考过去，面对当今。同时在社会之中出现了一种情怀，对于过往的眷恋之情。当人们对于当今的道德现象与价值冲突产生怀疑的时候，一种过往的眷恋之情在社会之中蔓延，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于过去的怀念，这些人群包括80后、70后与60后，甚至50后的人群也加入其中，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矛盾心态与对于现实道德状况的种种隐忧。
那么，在道德冲突中如何进行道德的有效选择，或者说，如何更好的提供一种非硬性化但可以达成矛盾双方机制平衡的方法？本文将试图作如下探讨。
当今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与伦理道德价值向抵触的行为，按樊浩老师的观点，关键是伦理机制的缺乏。樊老师认为“伦理机制的缺乏，是社会失序、行为失范的重要内在原因。这种伦理机制，就是主体的伦理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相互关联的机制，也是个体自我道德责任的机制。伦理的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信念的机制，一是现实社会的机制。”[iii]分析道德选择的具体问题，我们需要从道德化机制入手进行相应考虑，单纯就具体的道德选择而言，道德行为具有不确定性、自发性以及分散性的特征;但是制度道德化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前提保证，尤其是制度保证层面的强大支撑力量。由此可见，将道德原则贯穿于制度层面有助于人们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体制机制对于个体道德约束力的客观体现。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不仅是本国社会经济、伦理、利益、价值相互撞击形成的各种矛盾与选择的困惑，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挑战与二难困境更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伦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唯有此，在面对多元化价值的世界，利益与道德的价值冲突中，才能进行合理的道德选择以保证经济的良性发展与社会伦理价值的平衡。
注 释
[i]乔治・恩德勒（德）主编 李兆雄 陈泽环翻译《经济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4-5页。
[ii]本案例选自：理查德・T・德・乔治（美）著 李布译《经济伦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期刊文献情况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SCI科学引文索引(检索日期为2010年1月20日)。以期刊名“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Practice”为对象进行检索,时间为2005—2009年。该杂志共收录36期杂志,篇目总计633篇,提供关键词的文献447篇。期刊中的文献类型有9种,其中以“Article(学术)”类型最多,共355篇,占全部文献的56.08%,其次是“Editorial(编辑)”类型和“Miscellaneous(杂项)”类型,分别占25.75%和12.16%。可见《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是以刊载学术论文为主的专业杂志。由不同类型的文献所占比例不难看出其重要程度或含金量的差异,“Article”类型最具价值,其次是“Editorial”类型和“Miscellaneous”类型。
2目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项,是对研究内容的概括与提炼,通过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的主要内容[1]。本研究利用关键词的词频与共现关系分析近期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主题分布。2005—2009年共36期《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中篇目共计633篇,提供关键词的文献共447篇。考虑到文献的关键词往往出现在文献的题目当中,结合文献标题和关键词统计,出现2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共有141个。
选取keyword项出现2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同一关键词在keyword项出现次数与其在keyword及title项出现次数基本呈正比(表1)。可以看出,公共卫生、社区、环境、人才培养等是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重点主题;政策研究、评估和监督是该领域讨论的重要内容,相关的伦理学讨论也是研究的重点。从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研究对象来看,人才培养、社区、预防和政策是重点。在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应用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预防疾病、地区卫生政策和社区卫生方面,特别是对卫生政策实施与评估、对社区居民的健康保健教育研究等领域。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访谈和案例分析。
2.1公共卫生研究角度分析由于《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是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阵地,“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和“public health practice(公共卫生实践)”无疑会成为其刊载文献所共有的主题。公共卫生作为关键词出现在2005—2009年中该期刊108篇文献中,由表2统计的与之有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看来,公共卫生实践、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伦理学和公共卫生追踪系统是公共卫生重要的研究方向。
公共卫生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对公众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定义、范围、数量、结构和能力应该与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和公共卫生发展趋势相匹配[3]。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多体现出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缺陷,目前国外多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培养公共卫生管理的领导者,不少研究者认为应当将这种教育提前至本科教育以适应当前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同时应当加强循证公共卫生课程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作用;公共卫生训练中心(Public Health Training Center,PHTC)对于公共卫生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应起到模范作用。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地区表示建设不足,这对于进一步改进公共卫生管理实践工作有较大启示。公共卫生伦理学问题体现在由政治环境产生的伦理问题,如公共卫生议程的设置,政治压力,政治冲突的处理以及公共卫生实践的范围,说明政治和公共卫生伦理本质相交,但是政治压力和优先事项往往会对医生的伦理提出挑战。当前,在美国,环境公共卫生跟踪(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Tracking,EPHT)网络的作用日益凸显,关于环境对公共卫生危害的信息会通过国家数据库得到共享,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与EPHT计划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结合《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中的相关文献分析,当前国外有关卫生部门开展管理工作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了解卫生部门某一方面工作的效果或者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公共卫生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见与建议。目前卫生信息(知识)在公共卫生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不论是卫生部门通过培训卫生工作人员进而对特定人群开展健康教育以达到控制和减少疾病的效果,还是提升卫生网站的公信度来更好地宣传卫生知识,都说明了这一点。
2.2社区公共卫生研究本研究统计了与“community(社区)”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社区卫生,其次是社区健康评估和社区卫生中心。社区卫生服务(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是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经济方便、综合性的基本卫生服务,是世界卫生保健服务发展的大趋势[4]。在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研究中,社区卫生研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突出表现在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以社区为单位的人群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2.3环境公共卫生研究本研究统计了与“environment(环境)”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环境公共卫生,其次是环境卫生和环境公共卫生跟踪。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环境公共卫生检测指标的研究,会结合当前政府的相关卫生政策进行评价。
环境公共卫生检测指标的评价中,有三个评估阶段:(1)科学性和相关性;(2)分析有效性;(3)用于公用事业的可行性。然后确定重要的标准和框架,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有效的方案,成为环境公共卫生工作的科学决策的有效工具,以更有效地确保公众健康。
对于国家环境公共卫生跟踪网络计划的研究中得出,该计划的实施需要国家之间的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机构的正式合作,目前国家和机构间的伙伴合作关系已使得环境公共卫生和监测公众健康的工作取得成效。在未来,应该大力开发和利用各国的跟踪网络,增强协作和信息共享。
3小结
通过对2005—2009年《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重点在于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社区卫生管理的完善以及环境公共卫生检测系统的巩固和扩大,这样不难归纳出当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前进方向:信息网络化、管理规范化以及服务人性化。
[关键词]荀子；裕民；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038－05
李建华(1959－)，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伦理学；
金妍妍(1980－)，女，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湖南长沙 410083)
荀子是先秦诸子学派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对于中国思想史与儒学史影响深远。荀子的学说体系涉猎广泛，其中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努力实现富民强国，这也是先秦以来儒家学说的重要传统。“从孔子肇始，历代儒家都把富民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通过富民、实现民众治理、国家安宁，天下太平。”荀子“裕民”思想独具特色，不仅强调个体的伦理德性，而且注重整体和谐的价值导向与利益实现，睿智地洞见“裕民”伦理思想的崭新内涵。
一、“裕民”的管理模式
荀子理想的“裕民”管理模式包含“礼义治利”与“明分”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礼义治利”的管理模式。第一，“礼者，养也。”治理国家、国富民强必须以礼治始。“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充满贪欲。当社会有限的物质财富难以满足人的无限贪欲，将出现“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的社会混乱现象。圣王为控制这种局面，制定“礼”。“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认为制定礼义是为了等级差别，满足人的欲望且不能耗尽社会物质。“故礼者，养也。”荀子认为礼是用来调养满足人的欲望追求的。
第二，礼者，别也。在荀子看来，礼的功能：“一是‘养’，二是‘别’。所谓‘养’，就是使社会所能生产的物质财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所谓‘别’，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要按照尊卑的不同等级而有所不同。”礼是创立国家，治理国家，养育天下之根本。
第三，礼者，教也。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认为修身与治学的最高境界是“礼”。他认为个体道德修养关系到个人自身的安危，国家的生死存亡。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至关重要。针对“血气刚强”、“知虑渐深”、“勇胆猛戾”、“齐给便利”、“狭隘褊小”、“卑湿重迟贪利”、“庸众驽散”、“怠慢傈弃”、“愚款端悫”者施以不同的道德教化。他特别强调修身、养性的最好办法是在良师指导下严于律己，以礼之标准来践行。“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荀子认为尊“礼”，尊重师长，严于律己，“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道德个体，积善成德，坚持不懈，圣人之德备矣。
第四，贵礼义轻欲利。“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对义与利的追求，是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欲望，即使是尧舜也不能例外，但他们对利的追求并未超越对义的坚守。荀子根据德性的差异，阐释君子与小人之别。君子“求利也略”，“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而小人是“为利所生。无所不及”，无限制。因此，荀子提倡先义而后利，贵义轻利。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关系，适用于百姓与君臣，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于百姓，“涂之人百姓”可以通过“积善成德，圣心备焉”。其二，对于君臣，“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主应以德为先，尚贤使能，为实现善政提供政治道德保障。荀子敏锐洞见：“义立而王”，强调“论法先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利而之所利矣”，实现富国裕民。反之，将导致祸国殃民，政权倾覆。
[关键词] 《猩球崛起》；动物权利；私欲和贪婪；生态伦理道德观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13CWW014）；2011年度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1NCW008）。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20世纪中叶至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保护生态环境，加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道德建设，深入反思人类和共同生存于地球之上的其他物种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改编自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勒的《人猿星球》（1963），《猩球崛起》（2011）是一部反映人类和猩猩之间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优秀影视作品。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猩球崛起》的影评不胜枚举，然而从生态伦理学视角书写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通过质疑人类对动物权利的亵渎，否定人类的私欲与贪婪，旨在弘扬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生态伦理道德观。
一、动物权利的亵渎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对应该给予动物以平等权的呼声有增无减，20世纪末期，一场维护动物权利不容任意践踏的运动作为生态环境运动的一部分如火如荼地在西方展开。这一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彼特·辛格（P. Singer）。辛格在代表作《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一种新伦理学》（1975）中宣称，生存以及避免痛苦对所有动物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利益，但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却剥夺其他动物的生命。[1]影片初始，一幅和谐优美的热带丛林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大猩猩井然有序地排着列队在郁郁葱葱的植被环绕中向丛林深处走去。这份祥和宁静不久便被闯入丛林、手持利器、大声呼喊的狩猎者所打破。人类、汽车、工具、陷阱、铁笼和手无寸铁的大猩猩形成鲜明的对比。猩猩已无反击之力，唯有逃跑或被捕入笼。此场景在人类的欢呼声和猩猩的哀鸣声中落下帷幕。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当地居民利用先进的武器和狡诈的捕猎伎俩捕捉猿类，卖给试验机构以谋取经济利益。无论是愚昧无知的土著人、实验机构的负责人还是踌躇满志的科学家都未能给予灵长类动物的生存和免受痛苦的利益以同等的重视。
影片中的黑猩猩在强大的人类面前失去了生存权及繁育后代的权利。其中一只母猩猩被实验室工作人员取名为“美瞳”（Bright Eyes）。正如名字所预示的那样，灵长类动物原本应该生活在大自然中，享有明媚的阳光（bright light），鲜艳的花朵（bright flowers），晴朗的天空（bright sky），闪亮的群星（bright star）……但在这里却沦为科学实验对象，永远离开大自然。受到药物ALZ-112的影响，美瞳及其他猩猩的智商得到惊人的提高，原本清澈的眼中却掺杂了许多绿色的斑点，自然进化法则由此被人类任意改变。一次为了保护自己腹中的胎儿不受到伤害，“美瞳”本能地攻击了欲接近她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不幸被乱枪击毙。灵长类动物同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情感，有渴望自由、畏惧死亡和保护幼小生命的本能，可是这一切都被“至高无上”的人类无情地剥夺而去。
继《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一种新伦理学》之后，辛格再次撰写了《关于大猩猩的宣言》（1993），宣告猩猩不仅“有生存权利”，呼吁人类要“保护它们的自由”，而且猩猩和人类一样具有体验痛苦和愉快的能力，因而具有道德权利。人类和猩猩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应当得到“同样的关心”，即“关心的平等”[2]。美瞳事件之后，遗腹子“凯撒”被威尔带回家中抚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撒的高智商和二次生命来自威尔，可是身为“父亲”的威尔如同《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家维克多一样，并未给予他的“创造物”应有的道德关怀和呵护。在小猩猩凯撒的成长过程中，威尔最热衷的事情莫过于凯撒的智力测试记录，墙壁四周所贴满的一组组实验数据带给威尔的欢愉远远超过凯撒本身带给威尔的快乐。威尔平时只关注凯撒的智力水平而忽略其生理需求和心理变化，凯撒每天只能从阁楼的几何形窗户向外张望，渴望在户外自由地玩耍、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渴望在人类的世界中找到平等和尊严，渴望得到同类的认同和归属感。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几何图形窗户象征着凯撒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双重桎梏：由于长期被人类“圈养”，缺乏和同类的交流，凯撒日后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同类的嘲笑和挑衅；同样，在人类眼中，凯撒被定义成为一只具有攻击性的危险动物，即便在威尔看来，它也不过是一只外出时需要坐在后备箱里，系着项圈的宠物。缺少人类的关爱和同类的认同，凯撒不止一次地陷入困惑，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绿色斑点的眼睛更多了些忧郁和不解。直至影片结尾，科学家威尔也未能给予凯撒以道德的关心和真正意义上的人道帮助。凯撒率领众猩猩突破人类重重封锁，抵达自由彼岸红木林，可是威尔却为了能够继续他的“伟大”实验，“恳请”凯撒同他一起回到人类社会。令威尔始料不及的是凯撒缓步上前并在威尔耳畔坚定地说“Caesar is home”（这才是凯撒的家）。一句简单的话语揭示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对猩猩和所有野生动物而言，它们来自大自然，因此回归大自然才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只有在大自然中它们才能找到自由、尊严和归属感。凯撒的一句话同样对人类起到警示作用：人类不应当剥夺动物应有的权利，否则动物会以惊人的方式反击人类。影片结尾的红木林（Redwoods）中的红色即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人猿革命：人类将不得不为自大、傲慢付出昂贵的代价。
二、人类的私欲和贪婪
当今有许多对动物有影响的人类行为，包括利用动物进行科学实验、利用动物进行餐饮娱乐等。这些行为否认了动物所拥有的内在伦理价值的存在，侵犯了动物的权利。从原则上来讲，这些人类行为无不与人类的种种欲望联系在一起。“欲望，古往今来，有多少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曾满怀热情地赞美你！有人说你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有人利用你让世界发生了沧桑之变。然而，在生态文学家眼里，你就像被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一旦放出就难以有效控制……”[3]男主人公威尔·罗德曼（Will Rodman）的名字由Will Rod Man三个英文单词组成，意为“欲望惩罚人类”。科学家威尔有着浮士德博士般狂热的科学抱负，长期以来凭借对黑猩猩进行活体基因实验研发延缓衰老、增强智力的特效药。然而威尔对科学的热爱和执著却有悖于生态伦理。威尔不仅视凯撒为实验品，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ALZ-112在黑猩猩身上还未得到安全验证，威尔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查尔斯（Charles）作为首例人体实验对象。由于人类与黑猩猩两者基因组中的碱基序列的差别致使威尔研制的药物虽然能够明显提高黑猩猩的智商，却因受到人体免疫系统的排异而产生极大的副作用。威尔正是在深知各种风险的前提下，相继为查尔斯注射了ALZ-112和113，此举不料加剧了查尔斯的早逝。威尔以自己父亲的生命为代价追求自己的科学梦想，最终亲人的逝去和凯撒的离弃无疑是对威尔狂热欲望的严厉鞭挞。
如果说威尔·罗德曼的欲望是对科学或梦想的无止境追求，那么史蒂芬·雅各布斯则利用动物实验进行商业行为，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影片初始，史蒂芬对威尔说道：“You make history，and I make money”（你创造历史，我创造利润）。不同于威尔，史蒂芬更加看重药品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商业价值。史蒂芬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变得自私冷漠，唯利是图。在巨大的经济诱惑面前，史蒂芬只顾当前利益，无视实验室动物的个性与本能；在“美瞳”事件后，斯蒂芬还未查清事情原委，便要求终止研究项目，下令“find cost effective way to put these apes down.”（找一个最省钱的方式，将这些猿类安乐死。）在影片部分，史蒂芬执意要赶尽杀绝所有出逃的猩猩。坐在直升机里的史蒂芬自认为是比动物和其他生物更高贵的存在物，坚定地认为动物的存在就是为人所用。史蒂芬的观点类似于禀赋论，认为人比其他生命形式更优越，认为人拥有其他生命形式所不具有的道德能力。影片结尾无疑是对禀赋论的强烈嘲讽，众猩猩在金门大桥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协作精神和手足之情与史蒂芬人性中的懦弱胆小、自私自利和冷漠无情形成鲜明的对照。自高自大的人类在灵长类动物面前也自叹不如，惭愧不已。斯蒂芬最终被一只大猩猩推下大桥，坠入深渊。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优越感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人类对动物权利的亵渎及人类的私欲和贪婪均来自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的过往历史中，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在指导人类实践的社会价值伦理观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直以来，人类都以世界主宰者和统治者的身份自居，甚至狂妄地认为可以让万物以人类为中心，听任人类的摆布：捕猎者为了牟取经济利益掠夺动物的生存权，科学家威尔不惜颠覆道德良知和自然进化法则实现“自我价值”，药剂公司法人史蒂芬为了追求巨额利润狂妄地无视其他物种的权利和尊严。《猩球崛起》以其独特的视角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类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如同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危难中救助它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唯有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倡导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生态伦理观，才能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共建地球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辛格.动物解放[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2] 雷毅.生态伦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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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m Regan.Animal Rights，Human Wrongs[J].Environmental Ethics，1980（02）.
[5] Taylor，Paul.The Ethics of Respect for Nature[J].Environmental Ethics，1981（03）.
[6] J Hughes，James.Review of Limitless.105 mins.Relativity Media，USA，2011 and 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105 min，20th Century Fox，USA，2011[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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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青.《猩球崛起》——生态警钟再次响起 [J].安徽文学，20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