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1:00:24
《方案》以2018年、2020年、2030年、本世纪中叶四个阶段提出工作目标。到2020年，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全省土壤环境综合监管能力显著提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到2030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方案》共提出10条任务、38款具体措施，每项工作都明确了牵头和参与部门，便于贯彻落实。
《方案》要求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属地责任。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土壤环境质量负责，并要于2017年6月底前分别制定并公布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确定重点任务和工作目标，工作方案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作为参与《方案》编制的主要专家，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肖荣波博士对该《方案》亮点进行了解读。
明确目标：2020年污染土地安全利用率90%
记者对比发现，与国家“土十条”明确了3个阶段的目标相比，广东《方案》增加了2018年的工作目标――到2018年底，全省土壤环境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投入运行，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进一步查清，建设用地分用途风险管控制度全面实施。
对此，肖荣波表示，广东增加了2018年的短期目标，是因为广东前期在大力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积极开展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调查、污染土壤治理修复试点示范等方面已开展一系列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为了更好的延续现有“治土”工作，当前主要着力于补短板和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能力建设，以便于《方案》对各地近期工作进行指导和落实。
《方案》还对2020年、2030年的目耸迪置魅妨司咛逯副辍5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韶关市提前一年完成。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肖荣波解释，国家也把安全利用率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的一个核心指标。土壤污染治理是长期的过程，该指标强调的是污染土壤采取治理措施后，风险得到防控并能安全利用。例如轻度、中度污染耕地可以通过农艺调控、替代种植得以重新安全利用。根据环保部数据，全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广东这个比例会更高一些。所以根据实际，把全省2020和2030年的阶段目标分别定在90%和95%。接下来国家和省里会就土壤的安全利用出台一系列技术要求，以具体指导各地的土壤污染治理。
打好基础：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治土”先要摸清现状，才能有的放矢。对此《方案》把开展“土壤环境详查，查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放在第一条，并要求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2018年底前，完成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2020年底前，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此前农业、环保等部门也对我国土壤污染状况做过调查，但存在密度偏低、技术指标不统一等问题。”肖荣波说，《方案》对此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构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基础数据库。2019年底前，韶关及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完成重点行业在产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掌握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其他地区于2020年底前完成。
建立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10年开展一次。
突出重点：有色金属矿采选等12大行业作为监管重点
“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壤、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这就要求地方‘土十条’的编制要因地制宜，体现区域特色。”肖荣波表示。
例如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行业方面，《方案》结合广东实际，确定了以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的12大行业重点监管行业。
与国家“土十条”提出的八个重点监管行业相比，广东的《方案》少了石油开采，根据地方产业及其污染特点，增加了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方案》对这些重点监管行业从土壤环境调查、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污染防治、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要求。
在区域目标和任务设定上，也体现了区域差异化要求，如《方案》针对韶关市涉重金属行业集中、土壤污染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在韶关仁化、曲江等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域实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建设土壤修复技术研发评估与工程示范基地，通过省市共建先行区创新土壤污染防治机制；针对珠三角地区工业发达、污染地块密集等特点，提出了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部分城市开展污染地块环境监管试点、率先实施重点行业企业和公用设施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制度。
联合监管：土壤环境要求纳入城市规划与供地管理
近年来，城市楼盘用地的土壤环境状况亦屡屡引起舆论关注。在建设用地责任监管上，《方案》着重将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责任落实上，进一步明晰细化，着重污染地块再开发全过程环境监管。
“《方案》要求，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肖荣波指出，国土资源部门要合理规划土地用途，结合土壤环境质量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转让和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严格建设用地审批。
城乡规划部门要合理规划、科学论证功能布局和用地性质，加强城乡规划的实施、审批管理和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建设项目的施工审批管理。
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活动的环境监管。
同时，要建立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门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实行联动监管。
《方案》提出污染土壤的全过程环境监管要求，实行“三备案，一公开”的土壤环境监管制度，即规定污染地块进入用地程序前需要开展土壤环境调查评估、编制治理与修复实施方案、进行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三个环节，相关报告或结果报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T备案，其中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结果要向社会公开。
先行试点：多元试点打造“治土”广东样板
“广东将通过多元化试点示范，打造土壤污染防治广东样板。”肖荣波指出。按照国家要求，韶关市要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对此《方案》针对先行区方案编制、涉重金属环境整治以及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重点在土壤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逐步改善先行区土壤环境质量。同时，将启动建设粤北韶关土壤环境污染示范基地，开展修复技术研发、评估验证与工程示范，摸索形成成熟的修复技术体系和科学合理的治理推广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土壤修复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总体思路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目标，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抓好源头防范，注重风险管控，全面排查调查，有序治理修复，加强跟踪评估，强化监管执法，严格考核问责，健全长效机制，推进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二、年度工作目标
总体要求：全县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全县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取得明显成效，“政府主导、市场驱动、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全县土壤污染防治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
主要目标：到2020年底，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管控。
三、主要工作任务
（一）深入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积极配合省市做好全国人大《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准备。根据市上工作安排，做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准备。对照《土壤污染防治法》分解各条款部门职责，组织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情况自查，梳理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的薄弱环节。（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2.对标冲刺《土十条》各项目标任务。组织开展《土十条》和“十三五”终期考核自查评估，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全面梳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各项目标指标和工作任务，重点推进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工作，全力冲刺“十三五”土壤污染防治重点目标任务完成。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按季度调度<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进展情况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751号）和市级安排，市生态环境局分局配合市上做好“土十条”实施进展季调度和报表报送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参与）
（二）努力夯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
3.继续做好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持续做好调查对象核实增补与基础信息调查质量提升工作，配合市上选取的代表性地块开展试点工作。2020年9月底前，配合市上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分析测试、数据上报、审核与入库。（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参与，各乡镇、县西城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乡镇、县西城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4.加强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结合市上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结果，继续做好国控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完成省控点位布设工作，建立覆盖县域内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加强数据共享，发挥土壤环境大数据在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土地利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参与）
（三）加快推进农用地分类管理
5.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贯彻落实《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实施方案》（甘农科发〔2019〕3号），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在前期试点工作基础上，全面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2020年底前将划定结果上报有关部门审定，数据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分类清单，绘制耕地土壤环境类别划分结果图件，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报告。（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6.积极推进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对安全利用类耕地，以农艺措施为主，重点推广“低积累品种+水肥科学管理+酸碱调节”、“低积累品种+原位钝化（固化）”、“秸秆离田+深耕深翻+土壤调理剂施用”、“超积累植物与低积累作物轮作（间作）”等安全利用模式；对严格管控类耕地，以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为主，重点采取调整种植结构、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划分、退耕还林还草、轮作休耕等风险管控措施。（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7.加强优先保护类耕地建设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向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的地区倾斜，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项目不得占用。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严格控制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铅蓄电池等行业企业，防止对耕地造成污染。（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8.加强林地草地园地土壤环境管理。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要求，严格控制林地、草地、园地的农药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完善生物农药、引诱剂管理制度，加大生物防治比例，减少农药使用量。优先将污染牧草地集中区域纳入禁牧休牧实施范围。全面开展林地、园地产出食用农（林）产品质量检测，发现超标的，要采取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县林业和草原局牵头，县农业农村局参与）
（四）严格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9.加强未利用地环境监管。按照科学有序原则开发利用未利用地，防止造成土壤污染。拟开发为农用地的，县政府要组织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评估；不符合相应标准的，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要加强纳入耕地后备资源的未利用地保护，定期开展巡查。依法严查向河道、山区等非法排污、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影响区域内未利用地的环境监管，发现土壤污染问题的，要及时督促有关企业采取防治措施。（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县公安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五）深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10.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推动实施《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继续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动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有效防控种植业污染，提升农业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加快解决农业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
11.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制定《县2020年度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工作方案》，继续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继续实施粮食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加大新肥料新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推进秸秆养分还田，减少化肥用量。开展新型农药引进、筛选、试验、示范、推广，推荐适宜高效低风险农药新品种及配套使用技术，优化农药品种结构，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风险。2020年，实现全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主要农作物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利用率达到40%。（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12.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继续贯彻《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严格农膜市场准入，大力宣传落实国家地膜质量新标准（GB13735-2017），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膜。加强农膜市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农膜的行为。创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积极开展废旧农膜捡拾回收机械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易回收地膜的示范推广，推进废旧农膜资源化利用。2020年，全县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力争实现废旧农膜全面回收利用。（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参与）
13.严控畜禽养殖污染。推动实施《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草畜资源条件、土地对畜禽粪便消纳能力等，优化调整畜牧业生产布局，协调畜禽规模养殖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促进科学使用。加强禁养区监督管理，禁止在禁养区内审批新建养殖场（小区）。新（改、扩）建标准化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2020年，力争全县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财政局等参与）
14.减少生活垃圾污染。坚持“集中处理为主、分散处理为辅、配套设施共享、城乡统筹治理”原则，建立政府、社区、企业和居民协调机制，通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试点，综合循环利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继续推进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县住建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水务局等参与）
（六）切实加强源头预防和监管
15.做好重点行业企业环境管理。更新2020年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单，督促重点监管企业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落实“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设施防渗漏管理、有毒有害物质地下储罐备案、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工矿企业自行监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控、企业退出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等8项制度。同时，将重点监管企业相关土壤污染防治义务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建立在产企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预防机制。（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工信局参与）
16.强化重金属污染防治。推动落实《省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污染防控工作方案》，落实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措施。进一步规范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完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控制制度。推进涉重行业企业隐患排查和污染治理，严厉打击涉重环境违法行为；严格执行涉重金属相关行业准入条件，推行涉重金属重点工业行业清洁生产技术，鼓励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生产技术和工艺，继续淘汰涉重金属重点行业落后产能。（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参与）
17.做好涉镉污染源排查整治。按照“边查边治、以治为主”的原则，持续推进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污染源排查整治，努力切断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农产品的途径。（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工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粮食局参与）
18.规范工业废物处置过程。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引导有关企业采用先进适用加工工艺、集聚发展，集中建设和运营污染治理设施，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继续落实国家清废行动有关要求，结合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等指出问题整改，进一步摸排工业固废堆存场所存在的问题，消化问题存量场所，巩固整治成效，建立长效机制，2020年底前完成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工作总结。（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参与）
19.严格土壤环境监管执法。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环境监管执法的重要内容，严厉打击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违法违规存放危险化学品、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及有毒有害物质、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参与）
20.加强灌溉水水质管理。灌溉用水应符合农田灌溉水水质标准。加强农业灌溉用水水质监测，重点对黄灌区灌区水进行抽查监测。对农田、蔬菜基地、果园灌溉水水质超过《农田灌溉水水质标准》的，增加监督监测。（县水务局牵头，县农业农村局参与）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建立健全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发挥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统筹推进落实省、市和我县土壤污染防治的决策部署，研究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重大事项。贯彻落实《省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评估办法》，完成2020年度实施情况自查评估。（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科技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二）定期开展工作调度。各牵头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推进工作任务开展；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本计划，制订本年度工作计划，落实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完善保障措施，并分别于6月25日、12月25日前将辖区内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及证明资料反馈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要抓好统筹协调，对资料汇总整理，将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报县政府和市上有关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县发改局、县科技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三）加大资金投入。各乡镇应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确保土壤污染防治年度目标任务按期完成，支持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调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作。（县财政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参与）
（四）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积极推广土壤污染防治先进技术装备，对易推广、成本低、效果好的适用技术加大推广应用。（县科技局牵头，县发改局、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参与）
我国目前对于土壤污染区划的侧重点是根据土壤环境的功能进行划分。土壤环境功能区的划分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不同地区在土壤类型、土壤环境质量和使用功能上的差异对区域进行合理划分。当前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在我国存在相关的实践，沈阳市的土壤环境总共划分为三个功能分区，其中一级功能分区为四个，并且在一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根据土壤环境的污染现状以及其生态敏感性的评价，结合不同区域的生态服务性功能差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划分土壤环境的二级功能分区，根据二级功能分区，按照土壤环境的空间和地理的分布差异，划分三级功能分区。在国内的理论研究上，吴运金等人提出了土壤环境功能区划的体系和方法，其立足于土壤功能定位和土壤环境的管理，提出了一个三级区划体系，在土壤环境功能区和土壤环境功能亚区的基础上划分出一个土壤环境功能管理区，管理区内分别为监控区、保护区和整治区。笔者从《条例》中得出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大致分为监测、调查评估、公告、风险评估和分区管理等几个方面，这些规定从具体和条理方面梳理了《条例》中对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区划的步骤和内容，从而对城市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提供了更为切实可操作的范例。
二、《条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区划的内容解析通过阅读《条例》相关内容，笔者对土壤污染区划的内容做如下梳理：
(一)土壤污染的监测
土壤污染的监测，是指对土壤环境进行监测的方法与标准，具体是指对特定地区土壤里污染物的类型、数量、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污染物的来源和转移途径进行监测的一系列手段，其最终目标是检测各种污染物对土壤环境的影响，从而达到预防和整治土壤污染的目的。土壤污染监测贯穿于整个《条例》中，监测的主体和时机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对土壤污染高风险行业的三废处理情况等进行监测，并对建设项目可能对土壤污染的状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种是有土壤污染高风险的企业每年开展自身和周边土壤污染监测，将监测结果报告给环保部门备案。同时引入和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土壤污染的监测服务。
(二)土壤污染的调查与评估
为掌握土壤污染的状况，《条例》规定应该对存在污染可能性的土地进行土壤污染调查。其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每五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普查，对于修复后的地块每三年展开一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而调查的主体和对象主要包括两种类型：负有土壤污染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于可能造成污染的场所和修复后的污染地块等重点区域土壤环境状况进行调查。第二种状况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于作为居住、公共管理与服务、商业服务用地等建设用地使用的，未评估或者评估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三)土壤污染状况公告
土壤污染状况公告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一项内容。对于土壤污染的调查与初步评估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并建立土壤环境质量档案，并向社会公开。质量档案的内容会随着土壤使用过程中污染事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对于已经污染的土壤，应当建立污染者地块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公众有权利对于污染地块的权属登记事项进行查询。而土地质量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决定了土地转让时的价值，这就用经济手段促使土地所有者来改善土壤环境状况。
(四)风险评估进而指定污染区
所谓的场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是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中对土壤的评估部分。风险评估工作的启动是紧随于经调查确定存在污染之后，但该工作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调查之后一般需要初步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对场地污染进行控制或者修复，如果确定需要修复，则需要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和生态风险评估等详尽的评估。评估的目的与修复的定位紧密相连，风险评估是评估生态暴露于污染的环境下或毒性物质中所承受的风险度，而最严格的修复制度是发现污染就需要进行修复，并且完全彻底地清除土地污染。在《条例》中，规定相关部门应当开展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根据评估报告来要求土壤污染的责任人对污染地块进行控制和修复。
(五)污染土壤的管理
土壤污染的管理是指为了控制或者修复污染土地，以此来恢复土壤功能，是对污染土壤进行的预防、治理和修复活动。《条例》中，对污染土壤的管理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土壤污染控制区，是指已经造成了污染，但根据风险评估又未列入修复地块名单的一类，在该区域内采取调整土地用途、设置围栏等表明土壤污染的情况、以及责令停止排放污染物、限制生产或者停产等措施来减轻土壤污染危害或者避免危害扩大。但其只是治标的过程。第二部分是土壤污染修复区，对于那些可能损害人体健康并影响土地可持续利用，以及不适合单纯控制的污染土地，要划定修复区进行修复治理，从而使受污染的土壤尽量恢复到满足后续土地用途所需要的状态才是标本兼治的解决之道。
三、《条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区划的不足之处
《条例》作为首部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其中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制度的规定对于更好的实现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并且针对目前我国尚缺少区域尺度的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区划。从而有利于开展全国性的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整体区划;基于土壤环境功能区划是实现土壤环境分类分区管理的重要前提。从而有利于污染土壤的分级分类管理等诸多合理之处，自身也存在着不足：
(一)土壤污染调查的主体受到限制
在《条例》中，土壤污染调查的主体是县级以上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还有一部分是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一方面环保主管部门有能力和技术进行污染调查、第三方机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污染者之外实现公平。但这种主体设定会使环保部门任务艰巨并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将土地的使用者或污染者纳入到调查主体中来对于减轻政府压力，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二)环境标准体系不完善
1996 年开始实施的《土壤污染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种类比较少，并且在对象、范围、程序等方面的标准并不完善。这就需要构建一整套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其中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等标准体系。
(三)修复资金缺乏明确来源
土壤污染的预防与治理的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在《条例》中对于土壤污染的控制与修复资金来源没有提及。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之中，也并无类似超级基金法规定的专门用于修复棕色地块的资金渠道;对于明确责任主体的污染地块，目前没有专门的配套资金用于这些污染场地的修复与综合整治;对于那些污染者不明的地块，《条例》中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土壤污染的修复和控制工作，但是承担这项工作的资金来源仍然需要解决。
四、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立法重点
于调整对象而言，将农用地和城市用地分开立法，再辅以其他相关的法律，《条例》是一部土壤污染的防治法而非整治法在对象方面，也是包罗万象，包括农业、工业、城市建筑用地等等。笔者认为，由于土壤污染的污染源非常广，制定法律只需要一些原则性的预防条款，具体的内容则要在相关专项法律里面给予规定。在国家层面立法中，要着重进行已污染土壤的整治和修复的制度设计。对以防治为主、农工分离的原则作为国家层面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重点。
(二)完善调查主体
《条例》中土壤污染调查主体，主要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政命令式的调查方式使政府在调查过程中担负着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土壤污染者更容易逃避污染责任。笔者认为在全国性立法中应明确规定调查主体以及调查费用须污染者自行承担，政府部门只能是调查结果的监督者和计划者，并且调查的结果受公众监督，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土壤污染者的调查行为真实性、并且有利于政府监督的合理和公平。
(三)建立完善的土壤环境配套法规、标准
《条例》出台时，我国进行土壤监测的标准大概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土地背景值为基础，只要超过了这个值的上限就会产生污染，以这个为基准产生的污染面积会大一些，还有一个是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的8 种重金属，这样产生的污染面积会小。两种方式监测的结果不尽相同。因此，在《条例》出台后，应当将重点放在土壤环境标准的制定上，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一方面有利于《条例》的实施，另一方面为全国性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提供条件。
(四)确立治理和修复基金的来源
日本有关土壤污染治理规定有污染原因者的，污染原因者承担污染治理费用。政府向土地所有者下达治污命令时，土地所有者承担治理责任。当没有污染原因者或原因者不明时，费用由土地所有者负担。除此之外，对于负有治理责任而能力不足的主体，设立指定支援法人基金，在污染原因者不存在时帮助土地所有者修复土壤。基金主要包括国家的补助金、来自政府以外的个人、组织捐赠的资金。在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之时可借鉴该项制度，实现政府与社会主体共同治理，社会资金广泛注入的基金模式。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土壤质量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农产品安全、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而且关系到一国国土资源环境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防治土壤污染为各国政府所关注。 一、中国土壤污染的基本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 中国全国范围内已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和毁坏。耕地污染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的蔬菜种植基地、大中型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产地和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毒有害物、农药、抗生素等。 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亦不乐观。中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重金属（如铅、铜、锌、镉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如石油烃、溶剂、助剂等）的污染。城市工业企业（包括已搬迁或遗弃的工业企业场地）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城市的土壤污染已经对城市地下水质量、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的矿区土壤污染面积也已达数百万公顷，其中，受采矿污染的土壤面积占到五分之二。此外，矿产资源的冶炼和加工所造成的土地破坏和土壤污染同样相当严重。 总之，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归纳起来，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且未得到有效控制； （二）土壤污染类型呈多样化，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 （三）土壤污染负荷加大。由于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中国局部地区的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增大； （四）不仅部分农用耕地的土壤受到污染，而且，城市和矿山土壤污染问题呈发展之势。 二、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严重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据初步统计估算，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达千万吨，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达千万吨，经济损失极大，达数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有些稻谷不能食用。另外，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引污灌溉，使得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致使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质量下降。 （二）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体健康。 耕地污染导致中国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一些城市近郊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或者超标，或者接近临界值。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并可能祸及几代人。 （三）影响农产品的出口，降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卫生、安全等技术要求愈来愈严格，技术壁垒愈来愈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正常的情况下，本身就承受着国际市场高要求的巨大压力，而土壤污染，使得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威胁国家的生态安全。 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受污染的土壤向周围环境输出或释放的物质和能量，又可引起大气和水污染，致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加剧土地资源的短缺，进而最终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中国政府关注土壤安全 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要求政府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活动。 2006年，中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全面展开。其显著标志是，中国政府拨出第一批巨额资金，在全国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以弄清中国 当前土壤污染的现状，为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其中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提出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的技术要求或技术标准作好准备。 为了搞好全国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专门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办公室”，领导和指导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亦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其评价工作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展开。 四、中国着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关研究 中国进行土壤污染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对全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无疑，立法是其重要对策之一。就在中国全国开展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同时，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始着手组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聘请了部分外国和中国的法学专家（主要是环境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着手进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亦委托中国高等学校的专门环境法研究机构，同时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接受委托的中、外专家或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土壤污染的总体状况（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本资料）； （二）考量中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并对其能力进行评价； （三）收集、分析和研究国外及国际社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文件，以期获得某些启发或借鉴； （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分析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基本需求。 至今，中国已经举办了数次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中、小型研讨会，与会的既有中国环境法学界的专家，也有中国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2007年8月，在中国兰州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及中国近30所高等学校和专门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1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五、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的基本思考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现处于前期专家研究阶段，还未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国家立法规划。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建议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新的立法规划。 中国学者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一）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 学者们一致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其主要理由有四： 1．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重，且呈发展之势（参阅本文一、二部分），亟需通过立法予以遏制； 2．中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中国现实土壤污染防治的客观需要，具体理由为，一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二是中国现行立法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但散见于数十部法律之中，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明显滞后，不能适合现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 3．进行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以提高国人的土壤污染防治意识，引起人们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 4．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提供规则和保障。 （二）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际可行性。 学者们认为，中国进行专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已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这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极好基础。任何立法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则或经验的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有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是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不可缺少的 条件。 2．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前面说过，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并非完全空白，而是在现行法律中已有一些规定，只不过这些规定比较分散、不系统、缺乏针对性、不便操作罢了。但它们毕竟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那么，先前立法者在制定这些规定时的思考过程，经验教训，都是现在可以用来作为参考或借鉴的。 3．有可资参考或借鉴的国外或国际社会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文件的存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大概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进入活跃期。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格鲁吉亚、俄罗斯、韩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均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作为中国土壤污染立法的重要参考。 4．有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重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本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经提出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2月明确提出要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由其主持制定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这些都是中国着手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支撑条件。 （三）关于土壤污染立法的具体建议方案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两种方案选择：其一，修改现行有关法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并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二，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中国学者建议采第二种方案。 不采用第一种方案的主要理由为： 1．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律，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因为，所涉法律、法规太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远水解不了近渴”。 2．仅以适合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为由而提议对中国现行多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客观上难以得到中国立法机关的支持，不易被列入其立法规划。 3．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缺失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或者主要法律制度，而这一问题是很难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的。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只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某些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其全部需要。 4．从立法成本的角度来看，亦不合算。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耗时太长。 基于上述主要理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力主中国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具体建议为： 关于法的表现形式，建议以“法律”为其法文件形式。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作为中国的一部一般性法律。 关于该部法律的名称，建议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于该部法律的作用，建议将其定位于中国土壤污染领域里的“基本法”或者“牵头法”，意指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 六、中国学者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具体思路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为直接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目的，以追求人与土壤的和谐为最终目标，以土壤生态综合管理为基本理念，以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整治相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规范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为侧重点，以中国国内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国际社会、国外有关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为参考或借鉴，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具体需要的专门的法律。 （二）该部法律应当是对中国多年在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和其他管理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措施、办法及有效的经验，将通过制定本法而上升为法律规范，成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领域里的基本行为规则。 （三）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为土壤污染的预防；二为已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且以后者为主。不过，少数学者反对这一内容设计，主张主要内容仅规定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至于土壤污染的预防，建议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 > （四）该部法律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中国现行法律中已有的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注意与其的衔接、交叉，避免与之相矛盾或冲突。同时，应当将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吸收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五）该部法律作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的“基本法律”，它规定的应当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最主要或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的监督管理体制；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和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防止土壤污染和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整治或修复的原则、基本要求或基本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的处理以及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所应当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等。 （六）该部法律在内容结构上，将按拟解决的问题或拟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同类性、相关性作为设章、分节的基础或“标准”。法律责任问题，集中规定，单独设章。 （七）该部法律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一部“宣言式”的法律。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建议草稿的基本框架 目前的专家建议稿由八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政策宣示、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责、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第二章，土壤污染防治基本管理制度，即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标准制度、监测制度、调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基金制度、土地休耕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和控制区制度等。 第三章，土壤污染预防，主要规定土壤污染预防的一般性要求，其中包括预防污泥污染、排污口管理、工业废渣管理、油田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矿产资源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和预防畜禽、电子废物对土壤的污染等。 第四章，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主要规定受污染土壤的认定、受污染土壤的修复原则、修复责任的承担、修复主体、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之污染土壤的修复、修复资质等。 第五章，重要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防治，主要规定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特殊保护制度，其中包括重要农产品产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区土壤污染的预防措施、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等。 第六章，法律责任，主要规定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法律责任类型、法律责任的承担、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法律责任的实现以及土壤污染防治纠纷的处理。 第七章，附则，主要对该法律中所使用的某些术语进行统一界定、规定该法律的生效或施行日期以及与该法律有关的其他法律规范的废止或适用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根据《XX市净土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案》(政办发〔2020〕40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2%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土壤环境质量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2%;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1%。
二、重点任务
(一)深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1.配合省上、XX市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补充设置土壤环境质量省控监测点位。(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住建局配合)
2配合省上、XX市深入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0年底前基本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配合)
(二)加强农用地分类管理。
3.完成耕地分类划定，实施耕地分类管理，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分别负责)
4.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和农产品超标情况，通过农艺调控、种植业结构调整、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措施确保耕地安全利用，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加快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2020年底前实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2%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自然资源局配合)
5.严格控制林地、草地、园地的农药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完善生物农药、引诱剂管理制度，加大使用推广力度。加强对重度污染林地、园地产出食用农(林)产品的质量检测，发现超标的，要采取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市林业局负责，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配合)
(三)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6.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并及时上传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动态更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并向社会公开。严格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腾退用地的土壤环境监管。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地块的土壤污染环境调查;确定有污染的，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要求。(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配合)
7.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以及转让、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管，充分利用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提升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生态环境局配合)
8.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重度污染农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由所在镇(街道)负责组织开展调查评估，调查评估结果向市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门备案。(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生态环境局、住建局配合，各镇、街道负责落实)
(四)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
9.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录并向社会公布。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督促落实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按年度开展自行监测，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超标排放造成土壤污染的企业挂牌督办，限期治理，对治理后仍不能达标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制定包括应急措施在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报市生态环境局和工信局备案并实施。(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应急管理局配合)
10.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的区域严格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配合)
11.严格执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落实相关总量控制指标，加大对涉重金属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业或关闭，并将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布。完成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完成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指标任务。(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配合)
12.加强固体废物监管，持续开展“清废”行动，巩固2019“清废”成果。加大对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严防工业污染“上山下乡”。(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自然资源局配合)
13.推进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巩固较大规模农村生活垃圾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成效，防止出现反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以上;推进“垃圾围堰”整治;加快农业生产废弃物非正规堆放点整治。(市住建局、城管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分别负责)。
14. 控制化肥农药污染，推广应用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渗控等措施，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试点示范。推进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积极推广高效施药器械。农药使用量保持零增长，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推广化肥减量增效，积极推广配方施肥技术，化肥使用量保持零增长，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提高到90%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生态环境局配合)
15.优先在设施栽培面积较大、农膜使用较多的区域推进降解农膜应用示范和废弃农膜回收处理试点。结合农业项目实施，示范推广0.01毫米厚度农膜，提高残膜回收率。创新农膜回收机制，推进农膜回收处理试点，积极落实农膜生产经营者回收处理责任。(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16.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饲料、兽药等监管，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使用饲料添加剂和抗菌药物行为。深入开展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培训，继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全市推进项目和健康养殖项目。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0%。(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生态环境局配合)
17.开展灌溉水水质定期监测和评价。灌溉用水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对使用污水灌溉导致污染严重、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土地，要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市水利局负责，农业农村局配合)
18.减少生活污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及餐厨垃圾处理。(市城管局、各镇、街道分别负责)
(五)有序开展土壤污染治理。
19.开展化工行业等典型污染源周边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水利局配合)
20.加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监管，依法依规落实相关管理要求，工程实施中要防止土壤挖掘、堆存造成二次污染，转运污染土壤前要提前报告,工程完工后开展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估并向社会公开等。(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分别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道)、相关部门(单位)要制定本行业、本领域年度专项工作方案，强化组织领导，确定专人负责，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完善政策措施，抓好工作落实。每月5日前报送上月工作进展情况;2020年12月10日前将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及佐证资料报市生态环境局。
(二)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途径普及土壤环境保护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培训，努力营造保护土壤环境良好氛围。
“据说每个中国人死了，倒在地上，拍扁了就是一张元素周期表，还是重金属含量很高的那种。”
因为“镉米事件”的频发，土壤重金属污染，这个因其隐蔽性而长期未受足够重视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聚焦，一时间重金属似乎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事实上，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化工污染成为重大污染源。苯、酚、磷类有机污染及镉、砷、铅、铬、汞等重金属污染严重，在对空气、水体造成污染的同时，也成为土壤中长期存在的“毒瘤”。
不少专家指出，重金属无论是污染水体，还是污染大气，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事实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
各种污染最终回归土壤“摆上桌”
据了解，土壤中的重金属主要来自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渣和废气。以种出“镉大米”的湖南为例，官方数据显示，湖南全省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2.8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3%。
作为全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重金属污染的历史包袱异常沉重。在衡阳常宁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等涉重金属企业密集地区，许多耕地早已不适合继续耕种。当地环保官员表示，以前工业污水直接排入湘江，农民则用这样的水灌溉农田，日积月累，造成了周边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而此次“镉大米”事件，也许只是当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冰山一角。
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区划所研究员陈世宝表示，土壤是各种污染物废物的处理场所，重金属无论是污染水体，还是污染大气，在经过了迁移、转化后，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其中，重金属污染耕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耕地质量下降，包括土壤的环境质量、肥力质量和健康质量的下降，导致农产品的品质下降，出口受限，同时对人体健康带来潜在危害，因而备受关注。”陈世宝说。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
来自“美杂志称中国移民体内重金属超标”的博文近日在微博中流传。博文称，去年，刊登在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杂志上的一份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铅比其他亚洲新移民高出44%。
陈世宝表示，对于人体摄入危害物质的剂量或风险值，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国家的科技、经济技术水平及饮食结构等制定了相应的限量值，“我国也有对应的农产品食品限量值（2005版）。我国大米镉的限量值是0.2毫克/千克，这个标准要严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污染面积上看，国内专家认为镉污染最严重，但如果从健康风险评估角度，我认为是类金属砷污染，因为砷的致命剂量非常小。”
土壤污染秘而不宣或怕引恐慌
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没有一个官方的权威数据。翻开过往报道，对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程度更是众说纷纭。仅有的一份比较权威的数据，则来自2011年10月25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
早在2006年到2010年，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便组织了一项耗资10亿的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只不过迄今为止调查结果始终未向公众公布。
今年1月，北京律师董正伟向环保部提交了申请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的信息公开。1个月后，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6月，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也称，已经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然而，相关信息依旧未公开。
对此，业内专家纷纷揣测土壤污染秘而不宣的原因：一是认为掌握的数据不是非常完整和准确，二是担心一旦公开很有可能会引起大量人群的恐慌。
“现在我们有太多的未知。”2013年陕西“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李香菊教授提交了《加强“毒地”危害治理刻不容缓》的提案。李香菊表示，首先，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的程度、污染元素种类、污染面积均是未知；其次，修复目标，如何才算修复好，都不清楚。
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导致污染原因、种类、范围和程度也成为盲点，防治措施也相应缺乏针对性。李香菊表示，“毒地”缺乏历史档案，信息透明度低，成为“毒地”害民的帮凶。土壤污染关系到农产品质量，涉及到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信息，在重大的民生问题上，公众有知情权，对其信息公开化是政府对民众的负责，“首先要建立‘毒地’档案，详细记录‘毒地’的污染类型、受污面积、污染程度，明确限制土地的用途等，禁止未经评估和无害化治理的污染场地进行土地流转和开发利用，不能在不透明的情况下以牺牲施工工人和居民的健康权利为代价。”
国土资源部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
没有确切数据，专家们也只能用碎片拼接大致图谱，他们一致认可的是，南方比北方严重，重金属污染是土壤的头号杀手，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重金属污染越严重。从我国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汉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重金属污染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表现为分布面积增大，含量强度增高、元素种类增多。
从目前来看，全国多目标的区域地球化学的调查项目也已经发现，局部地区的土壤污染是严重的。比如说长江中下游的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和铅异常，而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
研究证实，镉、汞等重金属元素与人类污染存在密切关系。重金属元素在土壤表层明显富集并与人口密集区、工矿业区存在密切相关性。和1994年左右采样相比，土壤重金属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并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
幸而，近日有好消息传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将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
据悉，我国正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1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各采集1个深层土壤样品和1个表层土壤样品，深层样品来自1米以下，代表未受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地球化学背景：表层样品来自地表25厘米以浅，是自然地质背景与人类活动污染的叠加。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得出重金属元素“人类污染图”。
土壤污染后修复要一百年
更坏的消息是，土壤被污染后我们无法指望它像空气和水一样自我修复。
“理论上说，重金属污染土壤是可以被修复的，但完全恢复其生态功能很难。”陈世宝告诉记者，目前世界各国针对重金属污染土壤提出的修复措施有很多种，污染土壤修复主要包括2大原理：遏制（in-aiturem ediation）与去除（rein ove，ex-situ）。基于上述2大原理，污染土壤修复主要有隔离包埋、固化稳定、热冶分离、化学稳定、电动修复、客土和翻土、土壤淋洗及生物修复等（包括植物修复），但每种措施都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
“重金属一旦进入土壤，再进行修复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费。针对我国污染农田污染特点：（程度低、面积大、需安全持续利用等），原位化学钝化（以降低重金属在土壤-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为核心）技术由于其经济有效、修复时间快、易于操作、适用范围广等优点，比较适合我国重金属污染农田的修复，具有较好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且已取得重要进展。”陈世宝说。
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为例，一共863公顷（12945亩）农田，总共投入3，4亿美元，花费了33年时间进行客土法修复完成，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于大米的镉限量标准为0.4毫克/千克，而我国镉米限量值仅为0.2毫克/千克，健康风险控制是要严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大米中镉限量标准严，意味着土壤中镉的质量标准也相应地严格。
陈世宝表示，以日本镉污染土壤修复案例来说，如果按照我国大米镉标准，那么修复成本和时间将更加巨大，修复措施也更加困难。
从中国现实操作来看，污染场地修复的资金来源大致可以分为4类：地块的原业主方、地块的获得方、地块的修复方BT模式（Build和Transfer的缩写形式，意即“建设-移交”，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垫付、相关贷款与基金。
李香菊则强调，要强化土壤修复中政府的主导责任。对于环境污染，无论出于“谁受益谁治理”，还是出于“谁污染谁治理”，在不少污染土壤的国有、集体企业已经破产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应承担修复责任。管住源头防止先污染后治理
业内专家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控制源头污染。
“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中，须源头控制-过程阻断-末端治理相结合，其中，源头控制是关键。‘千万要防止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也是目前我国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世宝说。
好在国家层面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11年，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规划将内蒙古、江苏、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14个省区列为重点治理省区，有138个区域被列为重点治理区域，采矿、冶炼、铅蓄电池、皮革及其制品、化学及其制品五大行业的4452家企业被纳入重点监控。同时，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重金属污染防治资金。
据了解，3年来，国家已经拿出了97亿元支持重金属污染治理，在以打击重金属违法企业为主的环保专项执法行动中，全国31个省（区、市）政府近两年已关闭了1000多家重金属污染严重的企业。
另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到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
启示之一：
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国特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某些发达国家就因倾倒化学废弃物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拉夫运河事件”，引起民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美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
在时间上，及早立法赢得主动
梳理东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会发现日本在时间上走在了多数立法国家的前列。
日本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农业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质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经被污染的农业用地，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及变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制定及变更农田土壤污染对策计划、指定及变更特别地区、调查测定农业土壤污染、现场调查、农作物等种植的劝告等等。
当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及早立法与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应成为多数国家学习取经的典范。
在设计上，两种模式防治结合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独立的立法模式，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单行法规范对象进行立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此相对，采取附属性立法模式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其有关土壤保护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均采用附属性立法。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或政策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确规定。如文莱的《环境命令草案》，泰国的《自然环境质量法》，马来西亚的《环境质量法》，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及印度尼西亚的《20 号政府令》。
众所周知，专门立法效果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规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结论是否定的。
以俄罗斯为例。至今，俄罗斯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护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上，即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联邦水法典》《俄罗斯居民卫生安全防疫法》《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俄罗斯土地法典》中规定了土地保护的目的和土地保护的内容，其中包含对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护;并责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应该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环保的工艺进行生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而使土壤的生态状况遭到破坏。同时规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达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复垦被破坏的土壤、恢复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复方法。以《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为例，其对使用的农药、化肥的一系列试验、登记、生态鉴定等活动，以及对使用农药化肥制剂的严格规定，都是对土壤污染的预防制度。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农药、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对于高毒、高残留及残留期较长的农药要限制使用。
由此可知，在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无论是专门的立法，还是综合的立法，都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结合，并不会由此影响到对于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效果。
在进程中，多次修法应对变化
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比较好。
尽管韩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始于 1995 年，从时间上而言要晚于日本。但在应对发展变化和立法进程中，做得比较好。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和取得实效，韩国对相关法律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确保了立法始终跟上发展变化进程。
自1995年开始，此后经过多次修订，韩国主要完善健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使韩国得以建立一个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法律框架，对土壤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6 年，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测网”，以防止与矿山、精炼厂、军事基地、储油设施、垃圾处理场相邻地区的土壤污染。 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及时应对、修订完善法律，使法律法规始终与变化同步，与时代同步，不仅强制实施土壤污染调查、土壤污染的指定和修复等制度，而且极大促进了企业自愿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内容上，细致严谨丰富内涵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律层面有个瓶颈问题，即：立法易，执法难！
不止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而在执法层面做得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德国，其立法内容的丰富与严谨执行值得我们学习。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污染土壤和水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德国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例如《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和《垃圾处理法》等。因为在农业生产中经常要施肥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为此德国在1996 年制定了施肥法条例，将其肥料的使用依法规范，防止因施肥而引起土壤污染。
德国人以严谨细致而著称于世，面对立法与执法这么严肃的话题，德国人当然会更加严谨细致，更为务实执法注入了丰富内涵，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之二：
科技治污起关键作用
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说明，采用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以英国为例。众所周知，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着极为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当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却并没有消失。在尝试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挖出的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经过探索与发展，当前的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成熟和规范。具体而言，其科技手段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个方面，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
物理方法治理重金属
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①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②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③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
化学方法降解污染物
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①化学栅法。该方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②化学氧化法。该方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③生物修复技术。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已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启示之三：
分类治污使效果明显
针对土壤保障和环保工作，德国的策略是“分类治污”“逐步深入”。
开展调查摸底数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排查筛选定方案
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第二步，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第三步，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第四步，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第五步，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建立数据动态管理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少用土地避拓展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表土剥离防污染
除了以上德国分类治理的办法效果明显外，日本在分类治理方面也有“一招鲜”：表土剥离。该方式即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进入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表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曾一度污染严重。其中，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尤其是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 90%左右。为了治理土壤污染，日本开展了特定的土地改良事业，并指定了一些地区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日本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土法等方法。
其中，前者是先剥离被污染的表土并就地挖沟掩埋，其上利用砂石土形成“耕盘层”，最上层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通常是干净的山地土）;后者则是在污染的表土上直接客入砾质土形成耕盘层， 再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山地土。这两种方法都需制作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耕盘层”，以防止植物根系扎到客土层以下的污染土中。因此，为确保植物生长在无污染的土层中， 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形成的客土层应保持一定厚度（通常在 15 cm 以上）。这种表土剥离方法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启示之四：
税政治污促主动作为
梳理发现，世界各国在税政治污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一是直接向生产企业和主体征收环境税;二是对于低碳生态工业企业和主体减免其他应缴的税费。这两种通过税费手段防治污染的办法不妨称之为“税政治污”，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业主体主动作为。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有研究人员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启示之五：
赔偿治污为责任底线
一旦发生污染问题或事件，及时合理地赔偿由此带来的环境、身心健康和治疗费用等方面的损失，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做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
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一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二是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三是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
启示之六：
社会治污提专业水平
土壤污染防治，必须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道路。
一是坚持倡导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市场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会产生较大冲击，法律实施也为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日本和韩国尤为成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宽严不一，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情和区情。立法过宽，难以遏制土壤污染;过严，则不仅伤害经济，也不利于土壤污染的整治。
二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和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并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 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业务对专业技术性和职业诚信的要求很高，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称之为委派调查机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有关设立、变更和终止和监督事项。韩国《土壤环境保护法》详尽规定了“土壤相关专业机构和土壤净化业务”，还特别规范了禁止出租土壤相关专业机构的书面授权、禁止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土壤净化业务的注册等具体制度。
1 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现状
1.1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相关政策现状
1.1.1 国家法律、法规现状
目前，我国虽有十余部法律提及到污染土壤，但污染场地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文中，如《宪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宪法》只是规定了合理利用土地和防止土壤污染的粗放原则。《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规定固体废弃物是指一般固体废物、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而并没有具体指出污染土地。
近年来，针对污染土地的管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文件及规定：环境保护部2004年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8年了《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1.2 技术标准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在土壤污染监测监控、环境风险评价及土壤修复技术等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技术指南及标准，一系列暂行管理标准和技术指导方针还在试用或起草过程中。比如：《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上海世博会暂行）（HJ-2207）；《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目前还未。
1.1.3 地方法规、规章现状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一些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已经开展了一些探索工作，分别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印发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2007年5月，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印发了《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沈环保[2007]87号），对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进行了规定。这些法规政策的出台为当地污染场地的再开发奠定了基础。
1.2 政府主管部门对场地污染实施管理现状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一部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所以污染场地管理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以沈阳市为例，在2005年以前对工业企业搬迁场地的管理是空白。2005年原沈阳冶炼厂搬迁后的场地受到环保部门的关注，在各级政府及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对场地开展了监测、风险评估以及治理修复工作，历时3年全面完成治理修复了工作。
1.2.1 搬迁企业场地污染的认定办法
目前在实际中，对场地污染实施管理的主要部门是区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部门通过本级政府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了解掌握工业企业搬迁信息，确认后对于搬迁企业下达书面通知，要求企业对搬迁后场地开展调查、污染评估、有风险的，开展修复方案设计、工程实施、过程管理与监理、验收监测和验收评估。
1.2.2 搬迁企业场地污染环境管理的程序
环境管理主要是过程监管和审核验收。区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以场地再开发利用项目、特别是重大市政工程建设场地和大型居住区建设场地的环评审批为切入点，重点关注污染场地的环境和健康危害风险，实施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过程监管和防治二次污染，引入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验收监测，执行场地修复的专家论证、评审和验收制度。
2 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土地污染管理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有关污染场地修复和再开发的法律体系，以明确土地污染修复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为污染土地的再开发提供简明清晰的指导。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已成为当务之急。环保部正在力争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工作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中去。
2.2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环境标准不完善
我国现有与工业企业搬迁场地环境质量评价有关的标准有四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时间较早，是从土壤应有功能、保护目标和土壤主要性质，对土壤中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浓度指标及相应的监测方法进行的规定，仅适用于农田、林地、自然保护区等土壤，；《展览会用地土壤质量评价标准》规定了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项目、限值、监测方法和实施监督；《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是按照一般风险评价方法对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基准限值所做的规定，适用于工业企业选址阶段；《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主要针对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调查与评价，但其推荐居住用地土壤修复临界值所针对的污染物只有镉、铬、DDT 等16 钟，其污染物种类远不能满足向化工、农药等企业的需求
2.3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管理体系不明
晰
目前我国用于搬迁场地环境管理办法，只有《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该办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在具体实践中，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监测能力和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影响，对污染场地的监督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中国土地产权和企业产权结构复杂，很难清楚界定环境污染的责任方，最终可能还是要政府买单。最后往往是形成政府各部门之间自己相互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督管理的力度。
3 工业企业污染场地管理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国家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有关污染场地修复和再开发的法律、法规及地方规章，对污染场地管理、修复、再开发相关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明确各级政府在污染场地管理中的权限和责任。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府在污染场地环境管理领域的主导地位。
3.2 完善国家环境标准体系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场地修复的基 础和前提，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是《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环境管理、污染评价和土壤污染修复工作的重要依据。尽快完善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快制定国家土壤环境污染评价和修复标准，这是加强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前提和重要法律依据。
3.3 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法规
制定相应管理政策和法规，将污染场地纳入日常的环境管理之中，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三同时"制度等。尽快建立起土地使用档案，特别是污染场地档案，明确污染场地责任主体。对于历史遗留的一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污染场地，经风险评估确需修复的，可以借鉴美国联邦环保署的作法：为尽快降低风险，先由政府垫付修复费用进行修复，再由政府明确责任主体，由责任主体承担相应修复费用，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的场地修复由政府埋单。
3.4 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中国在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方面，与国外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加强相关学科的协作和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污染场地修复理论与技术研究，在土壤污染控制和治理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实用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扶持污染场地修复环保产业发展，为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撑。
3.5 建立可持续的资金筹措机制
根据污染场地管理过程中相关方的责权划分，构建政府、场地业主、开发商多方投入的资金筹措机制。将污染场地修复费用纳入环境税、资源税等税收制度。落实污染者付费、开发商付费的原则和制度，建立统一的污染场地资金管理体系。同时，探索污染场地的环境保险、污染治理费用预提留等制度，防止因资金不足造成对企业搬迁后污染土地的不能及时治理与修复。
3.6 提高管理者管理水平
污染场地修复涉及生态学、土壤学、生态毒理学、工程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是当前整个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前沿。为与之相应的环境监督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要求管理者、特别是区县基层环保管理者，必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业务水平，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对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需要。
3.7 加强宣传和信息公开
加强科普宣传，普及土壤污染的概念、监测和防治的基本知识，对区域内污染土地信息要公开化，强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科普宣传、参与环境执法、参与环保决策等工作的全过程，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及全民参与等方式，提高对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力度。
4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修复和再开发是各大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对污染场地的监督管理就成为环保部门一个重要的职责。为保障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环境安全，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采样监测、风险评估的程序和方法，尽快建立符合国情的企业污染场地管理体系，推动污染场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参考文献
[1]黄翔.我国POPs 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基础与完善对策研究第[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32（6）：11-13.
[2]李梦瑶.中国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中国农学通报，2010，26：338-342.
[3]彭晶倩：化工企业搬迁场地环境调查实践与思考[J].环境科学导刊，2011，30（6）： 71-73.
[4]苏爱华：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现状分析[J].绿色科技，2012，05：175-176.
[5]张胜田：中国污染场地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7，32（6）：5-7.
[6]余勤飞：工业企业搬迁及其对污染场地管理的启示[J].城市可持续发展，2010，11：95-99.
[7] HJ350 - 2007，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暂行）.
关键词：土壤修复；技术；监管；资金筹集；建议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932218
近年来，湖南“镉大米”、“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拷问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成效。当前，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从国家公布的数据来看，污染超标率已达15%以上，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耕地土壤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
1 土壤修复概述
土壤修复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污染土壤修复的技术原理可分为2类，改变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或同土壤的结合方式，降低其在环境中的可迁移性与生物可利用性；降低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2 土壤修复中存在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随着重污染企业淘汰力度的加大，以及一些关联的综合性老工业区改造、城市旧改，将使得大量的城市土壤修复问题涌现。目前我国土壤修复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土壤污染的底数不清
土壤污染的“家底”是所有防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因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布局变化、重污染企业（化工、电镀、冶炼、制革等）关停、搬迁等，工业企业退役污染场地与日俱增；因过度施肥、滥用农药、污泥施用、污水灌溉和周边企业排放大气污染物沉降等导致的农田耕地污染场地不断增加；因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及其冶炼等导致的矿山开采污染场地不断增加；因石油勘探、抽取、输送和存储等环节造成的污染场地不断增加。目前国内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包括污染面积、污染分布、污染程度、污染种类、环境风险、影响范围等情况，缺乏相关基础数据，土壤污染数据库尚未建立。
2.2 土壤修复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土壤修复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我国推进土壤修复进程的主要障碍。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相比，土壤污染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截止目前，土壤修复方面除2016年5月31日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外，仅过部分土壤相关的部门法规，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该体系应包含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修复技术体系等。
2.3 修复过程管理不全面
由于目前国内的污染土壤修复多为土地开发驱动型，因此修复技术多为异位修复为主，修复评价方法也多为评估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然而在异位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污染土壤的挖掘、长距离运输、异地暂存以及异地实施修复等环节，而现有监管部门不可能实现分阶段、分区域密切跟踪。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在修复过程中对二次污染的控制不到位、开放式挖掘、没有控制措施的随地堆放、甚至出现偷倒现象。另外，一些修复技术将土壤中的污染物从固相转移至液相或气相，而监管往往只注重土壤是否干净，忽略了对转移污染物后的介质治理的监管。
2.4 修复工作起步晚，技术及人才缺乏
虽然我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如植物修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目前我国土壤修复技术长期停留在实验室水平，且技术应用、工程经验、管理水平、修复装备、关键修复材料、高层次技术人才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专业从事土壤修复、具备完整产业链和先进治理技术的实力型修复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2.5 修复资金的筹集渠道不丰富
我国土壤修复市场一直依靠专项资金带动，行业资金严重缺乏。修复资金的筹集渠道很窄，多渠道融资的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土壤修复方面的资金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政府投资，这是当前污染土壤修复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约占当前修复资金总量的70%，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修复自身污染土壤产生的费用（因为在当前的关停与搬迁企业中，多数污染企业为建厂时间很早的国有大型企业）；国际援助资金，来自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和双边援助等，一般多用于对中国一些履约化学品污染土壤的修复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制订；社会资金，土地开发商在开发能够增值的地块时，愿意全部或部分付费进行修复，从而拥有对修复后地块的开发权。
3 推进污染土壤修复的建议
综观我国当前污染土壤修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合国际趋势和我国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进污染土壤的修复进程。
3.1 开展调查，解决底数不清问题
3.1.1 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以现有调查为基础，制定详细调查方案，明确调点（如重污染企业退役场地、受污染农用地等），开展污染土壤状况详查，掌握污染土壤的面积、分布及其影响，并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
3.1.2 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
整合优化各部门相关数据，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建成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借助先进技术，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实现数据共享。
3.2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3.2.2 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适时修订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加土壤污染防治有关内容、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3.2.3 系统构建标准体系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完善相关技术规范（如质量标准、风险管控、调查评估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3.2.4 加强污染土壤修复全过程监管
3.2.4.1 制定治理与修复规划
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的突出土壤污染问题为重点，以土壤中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土壤类型为重点，以化工、电镀、有色金属冶炼等重污染行业为重点，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学校、医疗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建立项目库。
3.2.4.2 全过程监管污染修复过程
修复已原址修复为主，在土壤挖掘、堆存等过程中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二次污染；责任单位在施工前要公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工程完工后要将治理与修复效果向社会公开。环保部门要对修复过程中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定期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进展，向社会公开本辖区内土壤污染修复成果；上级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督导检查。
3.2.4.3 为污染土壤修复提供坚实的技术人才支撑
3.3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研究
整合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科研资源，开展基础研究（如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土壤环境基准、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等）、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风险管控、土壤污染诊断、治理与修复等）。研发先进适用装备和高效低成本功能材料；优化整合科技计划，建设一批土壤污染防治实验室、科研基地。
3.4 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力度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根据污染类型、程度等因子，针对典型污染地块，结合国内外实际案例，选出一些适应我国国情的实用技术，逐步建立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默认清单制度，实现修复技术快速和规范化的选择，降低修复技术比选成本，减少和避免修复技术盲目选择现象的发生。
3.5 推动治理与修复产业发展
加快完善覆盖土壤环境调查、分析测试、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工程设计和施工等环节的成熟产业链，形成若干综合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产业化示范基地。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规范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从业单位和人员管理，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3.6 加大财政投入
整合相关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土壤环境调查与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治理与修复等工作。统筹安排专项建设基金，支持企业对涉重金属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3.7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发挥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为重大土壤污染防治项目提供支持，鼓励发行股票、债券、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等。
3.8 完善激励机制
激励相关企业参与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研究制定扶持废物回收处理等企业的激励政策，并在某些行业开展试点。
4 结语
关键词：土壤污染 立法防治 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键词：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监督体系
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依赖在土地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土壤是人们必要的资源，但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生活时会污染土壤，土壤一旦污染很难进行恢复，这样会让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现在出现的土壤污染有重金属污染、有机污染物污染、放射性污染以及各种其他因素导致的污染问题。我国现在的土壤问题主要集中在了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重工业污染，所以进行相应的土壤防治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1 我国土壤污染现状
1.1 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很多都是依靠工业进行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土壤污染，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重金属的污染，而且重金属的污染存在不能被微生物降解，潜在时间较长的现象，而且重金属在土壤中有较大的溶解性和迁移活性，加之重金属的活性不同，所以毒性也更不相同，这些都影响了它在土壤中的迁移和转化。重金属的危害会影响植物的根和叶的发育，更为严重的会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所以对于土壤中重金属的解决措施已经成为当今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根据数据显示，现在由于重金属污染受损失的土地面积已经占了总污水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中这些重金属污染会直接导致粮食的减产还有很多其他的题。现在的重金属污染已经不是分地区的出现，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了很大程度的破坏。
1.2 土壤有机污染
土壤有机污染是由有机物引起的土壤污染，土壤中的主要有机物有农药还有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石油、甲烷等，其中农药是最主要的有机污染物。农药的使用也是在近几年人们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产生的结果，农药的使用在现在的生产中已经非常常见。虽然不同地方可能使用的农药种类不同，但是最终产生的影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会产生土壤有机污染的危害。
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很多建筑材料也对导致土壤的有机污染，这些污染还有很高的致癌物，这些都会导致土壤有机污染。
1.3 土壤的放射性污染
由于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较为充足的发展，所以很多放射物最后都没有较好的处理就进入了土壤中，这部分放射物会直接危害到人体，还可能会通过生物链和食物链直接到达到人体内，这样就会导致土壤的放射性污染。
2 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制度
2.1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法律
我国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制订了很多专门的法律法规，但是相对于水污染防治和其他一些较为普遍的污染，国家都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的宣传工作也相当到位，但是土壤污染的宣传工作并不到位，这样会导致很多民众不了解土壤污染的严重性，而且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限制环境污染，所以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加强土壤的污染防治立法工作，是贯彻落实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行动。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明确提出要治理污染问题，研究制定了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在加强土壤污染防止立法中，这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具体行动，也是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的根本保障。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有效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的重要因素。很多工作只是单纯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进行，无法遏制土壤问题，在必要的时候需要通过立法来防治土壤问题。由于土壤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必须要重视关于土壤问题的治理，但是由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所以污染排放一直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处理关于土壤方面的问题。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明确并且落实各方责任的客观要求，解决土壤问题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使命，需要各层次的人员共同参与。所以需要通过立法来落实各级政府对于本辖区的防治工作。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提高公众土壤环境保护意识的现实需要。由于现在的环保意识较为薄弱，所以人们很少想到对于土壤污染进行保护，这个现象就是因为现在这方面的立法较少，人们的潜意识中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人们无法系统的了解关于土壤问题的规定。所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2.2 完善土壤污染的监督管理体系
我国现在的土壤监督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多是以政府为主导，缺少各种相关机构的帮助，所以监督体系一直没有较为充足的发展。
我国关于土壤污染问题的监督涉及到了很多部门，只有这些部门之间相关联系，互相监督才能对于监督起到一定的水平，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部门之间较多而产生很多问题之间的相互推诿。
我国在进行土壤问题的监督时候要明确那个部门作为监督主体，其他部门辅助该部门进行相关问题的监督，在进行权力分配的时候要注意权力的合理分配，对于监督土壤污染部门有有相应的实权，对于一些其他部门可以分配监督权和监测权。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之间的权力来确保建立健全完整的监督管理体系。
在进行监督的时候相关部门要考虑到对于科研方面的监督，对于一些有良好前景的部门要进行鼓励和财政支持，帮助科研队伍研究出既有效又廉价的技术，普遍的运用到对于土壤问题的治理中。国家还可以对于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培养，培养出一批有能力和经验，能为土壤污染的治理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
在今后还应该增加对于有关的科研和治理的投入，做到以点带面，同时还应该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尽快的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2.3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制度
现在的土壤治理很少有公众的参与，这样对于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阻力，所以在进行是需要公众参与到立法中来帮助政府建立较为合理的法律法规，在进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治理时也应该确保公众的参与度。
相关部门可以对于土壤监测进行信息公开，能够将土壤治理的工作进程让公众看到，信息公开的越合理，公众参与度就会越高。对于公众的意见，相关部门还应该进行积极的听证制度，对于和民众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都应该有听证会，这样就能够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还能将这些意见和建议在防治里进行体现，确保防治关系到人民的切实利益。
2.4 强化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和考核制度
我国现在还没有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所以在进行评价时可能会存在很多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这样会导致最终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所以需要强化环境质量的评价。
对于土壤问题的考核应该有较为综合的方案，因为我国国土众多，土壤的类型分布也特别分散，所以对于土壤质量的评价也应该分别对待，对于不同的土壤问题有不同的考核方案，土壤环境评价制度要结合相关的问题进行较为综合的评价，来完善土壤环境评价制度。由于土壤的监测是一个较为长期的问题，所以需要长期的监控。
我国相关部门在加强土壤环境质量的考核建设，对于考核内容要根据区域进行考核，不能一概而论，还需要根据区域内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同时还需要对于土壤环境治理较好的地区进行一定的鼓励政策，在考核中重视相关的情况。
我国现在的土壤环境防治问题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但是总体的防治工作开展的较为顺利，在防治体系中，相关部门一定要确保运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相关地区的土壤防治问题，通过监督管理体系对于土壤防治进行监督，来督促相关问题的进行，还需要通过公众来确保防治工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最终对于土壤污染监测的考核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些制度体系来完善防治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关键词：土壤；污染现状；防控策略；
作者简介：庄国泰，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1962年4月出生，福建泉州人。长期从事自然生态和农村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推进工作。曾多次在《环境保护》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主持编译《土壤修复技术方法与应用》等书。
土壤污染问题是社会关切、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土壤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耕地质量、影响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随着土壤环境问题凸显、公众环保意识提高，国家对土壤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本届政府已将土壤污染防治确定为向污染宣战的三大战役之一。《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土壤环境保护工作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1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1.1土壤污染现状
根据国务院决定，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调查采用统一的方法、标准，基本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的总体状况。
(1)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7.0%、1.6%、2.7%、2.1%、1.5%、1.1%、0.9%、4.8%。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3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1.9%、1.4%。
(2)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0%，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5.9%、1.6%、1.2%和1.3%，主要污染物为砷、镉、六六六和滴滴涕。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7.6%、1.2%、0.9%和0.7%，主要污染物为镍、镉和砷。未利用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1.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8.4%、1.1%、0.9%和1.0%，主要污染物为镍和镉。
(3)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在调查的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的5846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6.3%，主要涉及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皮革制品、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化纤橡塑、矿物制品、金属制品和电力等行业。在调查的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4.9%，主要污染物为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主要涉及化工业、矿业、冶金业等行业。在调查的146家工业园区的2523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9.4%。其中，金属冶炼类工业园区及其周边土壤主要污染物为镉、铅、铜、砷和锌，化工类园区及周边土壤的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在调查的188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场地的1351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1.3%，以无机污染为主，垃圾焚烧和填埋场有机污染严重。在调查的13个采油区的494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3.6%，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烃和多环芳烃。在调查的70个矿区的1672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3.4%，主要污染物为镉、铅、砷和多环芳烃。有色金属矿区周边土壤镉、砷、铅等污染较为严重。在调查的55个污水灌溉区中，有39个存在土壤污染。在1378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6.4%，主要污染物为镉、砷和多环芳烃。在调查的267条干线公路两侧的1578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0.3%，主要污染物为铅、锌、砷和多环芳烃，一般集中在公路两侧150米范围内。
1.2土壤污染成因
土壤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土壤环境质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在局域范围内，人为活动的影响更为突出。我国土壤污染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自然背景高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局域性土壤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是由工矿企业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较大范围的耕地土壤污染主要受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一些区域性、流域性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则是工矿活动与自然背景叠加的结果。
1.2.1工矿企业污染物排放是造成局域土壤重污染和高风险的主要原因
(1)金属矿冶活动造成的污染。有色、黑色金属冶炼是造成采矿区和矿产资源型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金属冶炼过程中含有重金属的粉尘沉降是造成其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矿冶废水直接排放和土法冶炼也会造成企业周边土壤重金属的污染。
(2)重污染企业生产造成的污染。重污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老化、生产工艺等限制因素，污染物无组织排放，导致企业周边土壤污染。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有60万吨石油经“跑冒滴漏”等途径进入环境，其中绝大部分进入土壤。重污染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和有毒有机污染物，直接排放可造成企业周边土壤的污染。
(3)工业废弃地造成的污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大批工业企业搬迁或关闭，部分工业废弃地环境风险较高，成为新的污染源，对周边土壤环境质量构成威胁。
(4)废弃物堆放场地造成的污染。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堆放于地表的废石、尾砂、废渣和粉煤灰通过风化和淋滤等作用，其中的重金属被活化并以各种形式逸散到周围环境中，并最终进入土壤导致环境污染。废旧电器和报废汽车含有铅、汞、镉和铬等重金属，以及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和石油烃等有机污染物，处理不当可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我国的垃圾处理处置主要是以堆放、填埋为主，导致大量成分复杂、污染物含量极高的渗滤液进入土壤和地下水中，造成周围土壤污染，非卫生填埋场周边的土壤污染尤其严重。河道和湖泊疏浚底泥，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一般都较高，如不加处理直接施用于城市绿地或农田，会导致土壤污染。
(5)燃煤排放造成的污染。燃煤排放产生大量的汞、铅、多环芳烃等污染物，通过大气沉降进入土壤并积累，造成大范围或区域性的土壤污染。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年均燃煤释放的汞超过220吨，占汞排放总量的38%，仅次于金属冶炼排放。
1.2.2农业生产活动是导致耕地土壤大范围污染的主要原因
(1)污水灌溉引起的污染。工业污水直接灌溉或使用受污染的江(河)水灌溉农田是造成耕地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投入品使用造成的污染。滴滴涕和六六六等有机氯农药于20世纪80年代全面禁用，但由于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土壤环境中降解缓慢，目前土壤中还能够普遍检出，在有的地区还存在较高的残留。同时，滴滴涕作为三氯杀螨醇的原料、六六六作为农药中间体和林丹的原料仍在国内生产、使用，造成新的土壤污染。施用含铜农药和含砷农药(如亚砷酸钠、砷酸钙)成为农业土壤特别是果园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常用的磷肥中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较为突出的是镉。磷肥的长期施用是导致局部农田土壤镉污染的原因之一。据统计，我国农用磷肥施用量逐年增加，近30年累计施用量达到1.63亿吨，通过施用磷肥带入到耕地土壤中的镉总量估计高达数百吨。农膜的大量使用是设施农业土壤中酞酸酯污染的主要来源，农膜中酞酸酯类化合物的含量很高。全国农用塑料薄膜年使用总量为176万吨，农膜中的酞酸酯易于从塑料中解析并进入土壤环境，导致大面积的酞酸酯污染。
(3)秸秆燃烧排放造成的污染。秸秆露天焚烧所释放的颗粒物和各种气态污染物沉降到土壤中，成为土壤中多环芳烃等污染的来源之一。
(4)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畜禽养殖也是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硫酸铜、硫酸锌、洛克沙胂等饲料添加剂含有大量铜、锌、镉、砷等重金属物质，畜禽粪便作为有机肥料施用到农田中会导致土壤铜等重金属的污染。在一些受规模化畜禽养殖废水灌溉影响及施用养殖场有机肥的耕地土壤中，土壤砷、镉、铜、锌等重金属超标严重。
(5)污泥施用引起的污染。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25亿立方米/日，年产生含水率80%的污泥约3000万吨，而农田施用污水处理厂的污泥量约占污泥总量的45%。污泥中含有重金属、多氯联苯、二噁英等多种污染物，农田长期施用污泥可导致土壤污染。
1.2.3自然背景值高等是一些区域和流域土壤重金属超标的主要原因
(1)自然背景值高引起的重金属超标。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分布着大面积的有色金属成矿带，镉、汞、砷、铅等元素的自然背景值较高，加上金属矿冶、高镉磷肥施用等，导致这些地区重金属普遍超标，加剧了区域性的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
(2)流水搬运与洪灾造成的污染。长江中下游两岸土壤镉污染可能与流水搬运和洪灾有关。在镉成矿带和高背景地区，由于洪水等作用，土壤中的镉可在流域中下游形成富集区或富集带。
(3)森林火灾引起的污染。我国每年由于森林火灾产生的多环芳烃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分别为40吨和9.5万吨，最终大都沉降到地面，对土壤造成一定污染。
1.3土壤污染危害
长期以来，由于土壤环境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历史欠账较多，多年累积的土壤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特征，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中度和重度土壤污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1)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土壤污染会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减产；农作物可能会吸收富集某种污染物，影响农产品质量；我国每年因土壤污染造成农产品减产和重金属超标的损失达200亿元。如，湖北省大冶地区长期受有色金属冶炼的污染物排放影响，导致土壤镉污染严重，造成稻谷和蔬菜中镉严重超标；200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铅锌矿区多个选矿厂尾砂库因洪水灾害造成垮坝，致使沿岸5000多亩农田受到严重污染。
(2)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长期食用受污染农产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住宅、商业、工业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还可能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危害人体健康。如广东省翁源县大宝山矿区长期不合理的矿产资源开采，造成周边农田及农作物严重污染，导致位于其下游的上坝村村民重病频发，健康损害严重。
(3)威胁生态环境安全。土壤污染影响植物、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危及正常的土壤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土壤中的污染物可能发生转化和迁移，继而进入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环境，影响周边环境介质的质量。
2土壤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土地资源紧缺、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粮食安全保障的压力持续加大，土壤环境保护面临诸多挑战。
(1)土壤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增加。我国重化工业仍将保持较大规模，污染物排放将进一步加重区域性、流域性土壤污染；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加大，以及煤炭、石油生产和消费量的增加，土壤中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的负荷将继续增加，对土壤环境形成巨大压力；在现有农业生产条件下，为保障粮食需求，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化学品使用量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大量重金属和农药等有机污染物进入土壤，将成为土壤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2)土壤环境问题日趋复杂。除重金属外，我国土壤有机污染也日趋严重；稀土、酞酸酯、抗生素、激素、放射性核素、病原菌等污染物对土壤的污染不容忽视，土壤环境问题呈现多样性和复合性的特点，风险管控难度进一步加大，多年累积的土壤环境问题将呈集中爆发的态势。如不采取有力措施，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将难以根本扭转，土壤污染问题将成为影响公众健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
(3)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无土壤环境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不健全，现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分析方法、标准样品等标准已不能满足新时期土壤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亟待修订和完善。各地土壤环境监测、监督执法、风险预警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对辖区内土壤环境实施有效监控。土壤环境保护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基础研究薄弱，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壤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和设备有待开发。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投入严重不足，有效的投入机制亟待建立。各级政府统一组织、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有关方共同参与的土壤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尚未形成。
3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对策
3.1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规标准
目前我国尚无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鉴于目前我国严峻的土壤环境形势，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已刻不容缓。目前环境保护部已将《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环资委，下一步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加快推进立法进程。各地应针对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探索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
各地和有关部门应研究制定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税收、信贷、补贴、土壤污染损害责任保险等经济政策；鼓励有机肥生产和使用、废旧农膜回收加工利用；建立建设项目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估与备案制度及污染土壤调查、评估和修复制度，明确治理、修复的责任主体和要求。
应尽快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相关标准，制订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重点区域行业重金属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主要污染物分析测试方法、土壤标准样品等标准，制订土壤环境质量评估和等级划分、被污染地块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技术规范，以不断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满足土壤环境监管工作的需要。
3.2切实加强土壤污染物来源控制
(1)加大工矿企业污染控制力度。完善产业准入条件，严格环境执法，对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工矿企业实行限期治理，对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历史遗留的工矿污染及其土壤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专项整治。加强集中式治污设施的环境监管，规范危险废物贮存和处理设施运营，防止对周边土壤造成污染。
(2)加强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管。强化肥料、农药、农膜等农用投入品使用的环境安全管理，从严控制污水灌溉和污泥农用。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强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3)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加强规划，合理布局，防止重污染企业、各类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各类资源开发、开采等建设活动对周边土壤造成污染；通过区域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等手段，防止各种无序开发项目造成土壤污染；防止重污染企业由城市向农村转移，避免造成新的土壤污染。
(4)实施奖惩政策措施。以耕地为重点，开展土壤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和考核，对土壤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有效保护和改善的地区，国家实行奖励性政策措施；对造成耕地土壤严重污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受到威胁的地区，实行区域环保限批等惩罚性措施。
3.3严格管控受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
(1)加强受污染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管理。耕地土壤污染较重的，要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农艺措施调控、种植业结构调整、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综合措施，确保耕地土壤环境安全，防止农产品污染；耕地土壤污染严重且难以修复的，当地政府应通过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等措施，加大修复力度，对农户造成的损失予以合理补偿。在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期间，应给予有关农户相应的经济补偿。
(2)强化被污染地块环境监管。以大中城市周边、重污染工矿企业、集中治污设施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废弃物堆存地块等被污染地块为重点，开展被污染地块再利用的环境风险评估，禁止未经评估和无害化治理的被污染地块进行土地流转和开发利用。经评估认定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影响的被污染地块，应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散，且不得用于住宅开发。
3.4积极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
按照“先规划后实施、边调查边治理”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各地应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制定土壤修复工程规划，确定治理与修复的优先区域、目标和主要任务。国家选取典型地区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逐步建立适用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完善科学的土壤污染防治政策体系，积累成熟的土壤污染防治实践经验。同时，综合考虑土壤污染类型、土地利用现状、区域代表性等因素，在全国开展一批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加快建立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体系。各地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
3.5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建设
为夯实土壤污染防治的科技基础，应尽早启动实施土壤污染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加强土壤环境质量评估与等级划分、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土壤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关系、污染土壤优化利用、重点地区土壤污染与健康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建成一批国家土壤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技术中心，研发和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壤环境保护、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实用技术和装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国外先进的土壤环境保护理念、管理模式、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等，不断提升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科技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