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5:22
孟姜女哭长城
古时候，孟老汉和姜老汉互为邻居，仅一墙之隔。一年春天，孟老汉在自己院中种了一颗葫芦籽，经过浇水、施肥精心培育，葫芦秧长得肥壮、高大，从墙头爬过去，到姜老汉的院里结了个很大的葫芦，有几十斤重。等葫芦熟后，姜老汉拿刀把它切开，突然见里边躺着个又白又胖、非常可爱的女娃娃，姜老汉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村里人听说后，纷纷前来观看这新鲜事，可是孟、姜两老汉却因此产生了矛盾，吵得不可开交。孟老汉非常坚定地说：“这葫芦是我亲自种下的，胖女孩该归我。”姜老汉却固执地说：“这葫芦结在我的院子里，这女娃该是我的。”吵了三天三夜，难解难分，毫无结果，后经村里人调解为：女娃娃属于两家共同的，轮流居住，共同扶养，并取了个“孟姜女”的名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孟、姜两家老人为现已长大成人的孟姜女选了个丈夫叫范杞梁，选定良辰吉日，准备成亲。天有不测风云，成亲当天，新郎被几个衙役，抓走了。原来，当时由于秦始皇在全国各地抽调大批民夫修筑长城，日日夜夜拚命干，民夫们被累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为了加快工程速度，他们又到处抓民夫补充，范杞梁也被发配去充当修长城的民夫了。转眼一年过去了，范杞梁杳无音信，急得孟姜女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不知如何是好，跟两家老人商量后，决定去找丈夫，发誓找不到丈夫绝不回家。
她带上干粮和给丈夫特制的御寒衣服上路了。一路上，风吹雨淋、日晒风寒、饥寒交迫、步履艰难，经过千难万险的万里跋涉，她终于找到了修的的地方，一打听才知道，为修长城死了许多人，丈夫范杞梁早就累死了，并被埋在长城下，尸骨都找不到了。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孟姜女顿时就伤心地痛哭起来，泪如泉，声如雷，哭得惊天动地，天昏地暗，眼看着长城一段段的倒塌，哭到哪里便塌到哪里，足有八百里长。这下可急坏了工程总监，急忙去报告正来此巡查工程进展的秦始皇。秦始皇赶忙去见孟姜女寻问根由。一见之后，便被她的美貌迷住了，非要封她为“正宫娘娘”。孟姜女虽然怒火满腔，但还是压住心头仇恨，灵机一动，将计就计地非要秦始皇答应她三个条件，才能当“正宫娘娘”。一要找到丈夫范杞梁的尸体；二要为其丈夫举行国葬；三要秦始皇为范为了得到美貌的孟姜女，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杞梁披麻戴孝、打幡送葬。秦始皇听罢孟姜女提的三个条件，思索片刻，，孟姜女戴，宿愿已偿，面对滚滚的渤海，纵身一跃，投海自尽了。
万年灰与燕京城
人们都说，是秦始皇最早修的万里长城。其实开始的长城并不是他修的。早在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有个燕王，他的国土小、兵马少、力量弱，随时都有被邻国吃掉的危险。为了保住国土，燕王就征用了民夫，在他的国土边界山顶上筑起高高的城墙，以防外敌入侵。
因为那时还没有石灰，他筑的城墙，石、砖都是用泥抹的。为了抢时间，早日修好城墙，他下令冬天也不停工。天冷，和泥得用热水，因此，民夫们就把大铁锅抬到工地上，用三块石头支起来，添柴烧开水。天长日久，铁锅被烧了个大窟窿，满锅的水全漏光了；把锅下的火浇灭了。可民夫们也意外地发现，水洒在支锅的石头上，热石头遇到水就炸开了，炸出许多白面面，民夫们瞅着、想着，好生奇怪。有个人把这白面面用水和和，觉得比泥还滋润，还有粘性，就把它抹在石条和砖缝里。
第二天，民夫们发现，用这白面面抹的石条和砖缝，要比用泥抹的结实的多。燕国人得到了启发，从此，就烧石灰，来抹城墙缝。
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了保住他的皇上宝座，也仿照燕王的办法兴工修起了万里长城。动工时，他下了一道旨令，让原来的燕国人包揽烧石灰的活儿。因此，那时修长城所用的石灰，全是燕国人烧的。长城修到哪儿，就在哪里山坡上烧灰，而且烧的灰质量非常好，被后人称为万年灰，意思是万年不变质。
长城修完后，别的民夫各回各地。因燕国人烧灰有功，秦始皇又拔下金银，建了个城镇，专为燕国人居住，这城镇就是现在的北京。因此，那时北京叫燕京，燕国人烧灰用过石头的山统称为燕山山脉。
四年级:3535353535
关键词：《湖光山色》 民间传说 象征寓意 文化精神
对于作家文学来说，民间文学不仅是艺术母体，还是创作源泉。像周大新这样土生土长的中国当代作家，更是注意采撷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丰茂的民间文学之花叶，以嫁接，以装扮，进而完成对自我文学形象的塑造。也许都是出于土地、乡村的缘故吧，中国乡土作家对民间文学有一种本能的类似血缘关系的亲近。一定意义上说，是民间文学滋养、生成了中国乡土文学这棵大树。许多当代乡土作家都谈到了民间文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周大新也曾说：“他的故乡南阳邓县，‘是一个生产故事的地方’，‘差不多人人的肚里，都装着一串一串的故事’；他在童年、少年时代，从故乡父老乡亲口中听到了许多‘景物故事’、‘动物故事’、‘鬼怪故事’、‘历史故事’和‘荤故事’，正是这些民间故事养育他成为了一个小说家[1]。”作家对民间文学的利用，或者民间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其方式是因人而异的。就周大新来说，其小说强烈的故事性显然得之于民间传说、故事等文体特点的潜移默化。周大新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下面仅就周大新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如何利用民间传说，及民间传说对作品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意义，做一窥斑见豹式的探讨。
一
《湖光山色》中的民间传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史事传说，如关于楚长城、楚王赀、屈原等传说故事；一类是地方风物传说，如关于丹湖的神奇烟雾的传说故事。据作者说，前一类关于楚国的史事传说，“星散在故乡的村落、山坡、湖畔和田垄里。在我懂事后，这些传说开始断断续续零碎地进入我的耳朵，像鄢陵之战，丹淅之战，像楚秦联姻，像怀王赴赵，它们部分地满足了我了解历史的兴趣，在不觉间给了我精神上的滋养”；而后一类关于地方风物的传说故事，丹湖及其神奇烟雾都出自作者的虚构，尽管丹湖“脱胎于故乡的一座巨大水库”[2]。既然丹湖及其神奇烟雾是虚构的，那么附着在其上的传说故事似乎更是编造出来的。但其实不然，只要看一看那些解释性的传说故事，不管是龙王女儿生火做饭的炊烟、丹湖湖神显现真身的护身之物，还是楚军作怪的怨魂、阎王释放的幽灵，其故事，其人物或角色，仍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母题和原型。因此，关于丹湖神奇烟雾的传说故事说到底仍来自民间文学，而非作者完全的虚构。在这里，笔者并非要考证《湖光山色》中的传说故事是否真正来自民众之间，而是想要说明：民间文学对作家周大新的影响也许是无所不在且潜移默化的；同时，像其他当代作家一样，周大新对民间文学的利用，主要是一种创造性运用，而非简单的直接引用。
关于后一点，且看作品是如何叙述这些民间传说故事的。作品中，屈原、楚长城等历史传说，叙述极其简略。叙述比较详细、完整的是楚王赀的两个故事，一是谭老伯编的楚王赀迁都告别母亲故里祭祀的故事，而这故事的源头仍来自民间传说――据民间传说，楚王赀是其父亲与一个民女所生的儿子；另一个仍是谭老伯讲的，却真正来自一本民间传说书上的导致楚王赀迁都的故事，一个忘乎所以的故事。丹湖神奇烟雾的地方风物传说，如上所述，本来都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实际叙述也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作者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详略有别、以略为主的民间传说叙事方式呢？因为作者明白，只有故事还不是小说，“故事是思想寓意的载体，是人物成活的依据，是引诱读者阅读的香料，是展览语言才能的舞台”[3]。也就是说，故事对于小说来说确实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也许只限于工具性层面，作家讲述故事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塑造人物等。作者说的当然不限于民间故事，但民间传说一类故事也应包括在内。因此，在《湖光山色》中，作者对民间传说故事的叙述，是与作品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其服务的。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创作目的或意图，作品中的民间传说叙述或略或详，不一而足。
具体来说，作品对地方风物传说和屈原、楚长城等历史传说的简述，其主要目的在于氛围烘托，即通过对民间传说故事的引述、渲染，展现乡民的生活文化环境，作为人物故事展开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依据。这种形式的氛围烘托，也容易形成作品鲜明的地方色彩。而作品对楚王赀传说故事的详述，其目的却似乎不限于此。当代民俗学者陈勤建考察了民间文艺在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重建情况，提出了四种模式，除上文提到的“氛围烘托”外，还有“衍生复写”、“综合组建”和“对应错位”[4]。作家文学与被利用的民间文艺在结构意蕴上相契合，即所谓“对应”。《湖光山色》中现实人物旷开田的故事， 与作品所讲述的楚王赀的历史传说，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把两种不同的历史时空组接在一起，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味之无尽的形式意味和想象空间。这也许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审美效果。
《湖光山色》中的民间传说故事，尽管不能独立存在，只是作者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依据”和“载体”，但其本身仍具有迷人的魅力，既是“引诱读者的香料”，也是帮助读者认识历史、社会、人生的教科书。仅就其器物性、工具性层面来说，由于这些民间传说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丰富的含义。
二
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曾说：“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5]《湖光山色》中丹湖神奇烟雾及其风物传说，楚王赀史事传说，其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如果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意象”的话，那么显然已变成了象征性意象，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
就丹湖神奇烟雾及其风物传说来说，其寓意较为明显，显然是人类欲望的象征。这一传说故事中的人物或角色，如龙王的女儿、丹湖湖神、楚军怨魂、阎王、幽灵等，都来自另一个世界，或水下，或地下，也许暗示了人类埋藏于心底的幽深、神秘的潜意识欲望。传说中那神奇的烟雾，似乎是通向人类潜意识欲望的通道，或者是显现人类深层欲望的镜像。
而对楚王赀来说，其身上的传说故事主要有两个，因此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一是楚王赀迁都告别母亲故里祭祀的故事，这故事原来是说楚王赀不忘故里、与亲人的离别之情的，但随着这一历史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复表演，却具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饰演楚王赀的旷开田已彻底忘记了自己的故里和亲人，失去了人之常情和本性，徒然沦为王权的奴隶，或者说准确一点，被政治权力异化为非人。另一个楚王赀的故事是一个忘乎所以的故事，表现楚王赀的荒淫、、残忍。如果联系谭老伯讲述这一民间故事的上下文语境，那么旷开田与楚王赀仍是有关系的，因为旷开田的所作所为，也有荒淫、、残忍等特点，正是忘乎所以。两个楚王赀的故事，都与现实生活中人物旷开田有关系，旷开田显然是历史人物楚王赀在当代现实中的复活。这当然不是指旷开田在故事表演中逐渐神似楚王赀，而是因为旷开田不仅多次说他是楚王庄一村之王，且在村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成为真正的“村王”。由一个朴实、本分、勤劳的农村小伙子迅速转变为忘乎所以的“村王”，我们不能不感叹政治权力对人的异化之深。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说，楚王赀与旷开田是一对互补型人物，甚至也可以说是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历史时空的两个化身。但作品讲述的主要是一个当代现实中的故事，作为历史人物的楚王赀毕竟不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人物，尽管如此，他的存在，为现实人物旷开田增加了丰厚的历史内涵。也就是说，旷开田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人性变异，除了要从现实生活中找原因外，还得从历史深处去寻找历史的基因。这种历史基因说明确一些，就是权力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还是小说人物谭老伯说得好：“开田的所作所为，依我看叫忘乎所以；这世上能叫人忘乎所以的东西很多，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权力……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知道中国历朝历代有多少因权力而忘乎所以的人，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要制约权力，谈何容易，它首先需要执掌权力的人有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眼光，自愿制定一些包括限制自己手中权力的制度……”谭老伯所说的，也正是作者对中国现实政治与历史文化进行的思考。这是作者借助小说人物之口直接表达的忧思之情，更多的忧思却通过生动的故事叙述间接暗示出来。比如旷开田的权力异化，与他长期所受权力压迫、剥削的关系，与他生活的乡土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物质、精神贫困和权力崇拜心理的关系等等，在包括旷开田在内的多个人物的故事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深沉的思考。正像阿Q是未庄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特定环境的产儿一样，旷开田也是楚王庄这个具有象征性的乡土环境的产儿。旷开田当然不是阿Q，但显然都是乡土中国的文化畸形儿。楚王赀也是这样的文化畸形儿。作为遗传了楚王赀历史基因的后代，旷开田这一人物形象内涵因此大为丰富了，逐渐成长为一个既具有鲜明个性又具有历史普遍性的典型人物。这应该是《湖光山色》的主要成就之一。
三
《湖光山色》通过对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两类民间传说故事的叙述，一方面深化了人物形象塑造，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人性、权力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思考，这无疑加重了作品的思想分量。但是，民间传说在作品中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作品中，民间传说等民间文艺、民间风俗及其所赖以生存的乡土环境一起构成了乡土民间文化与世界的整体面貌。旅游项目开发经理薛传薪提出的“田园风光”概念，可用来指代这一乡土民间文化与世界的整体面貌，因为他所说的田园风光不限于乡土自然景观，还包括乡土人文精神因素。作品中，作者借助薛传薪之口，且通过楚王庄发展旅游业的情节叙述，对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整个乡土农村的价值和前途似乎多有思考。
首先，针对当前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作者思考了乡土农村的前途命运。作者曾谈到创作《湖光山色》的缘起：“中国的城市化还在不事声张地进行，……农民的日子过得艰难，人们渴望离开乡村，世世代代的生存之地变成了极想抛弃之处，其外部和内部的缘由究竟有哪些？和农民涌进城市这股潮流并起的另外两个现象，是大批城市人在节假日里向一些乡村和小镇涌去，是一些城市资本开始向乡村流去，这反向流动的两股人流和反常的资本流动，在告诉我们什么？会带来啥样的结果？这一个个问号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我的眼下，这个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儿子的脑袋里翻腾，它们促使我去思考，《湖光山色》便是这种思考的一个小小的果实。”[2]如果说城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话，那么作者似乎有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这不仅表现在作者看到了与城市化逆向发展的社会潮流，而且更是在他的作品中刻意设计了主人公暖暖从大城市回到农村家乡谋求人生事业发展的情节。通过暖暖的故事，作者也许想说明：农村青年不必非要进城，在自己家乡也可以大展身手，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暖暖是以具有被看价值、也即旅游价值的田园风光来发展她的事业的。暖暖事业成功的故事也许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田园风光确实是农村区别于城市的独特之处。作品对田园风光的强调，以及在小说结尾刻意描写的并非仅仅取悦于读者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结局，似乎都在说明作者对乡土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设计。这也许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乌托邦设计，但不是没有这种历史可能性。
另外，从文化精神上来说，田园风光中的民间传说、故事等内容，既是形成乡土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也是乡土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旷开田在表演楚王赀的传说故事时，逐渐从富有人情人性蜕变为没有人性、忘乎所以，像楚王赀一样，他也遭到了众叛亲离，甚至差点为青葱嫂所溺杀。而遭到旷开田背叛、欺压、打击的暖暖，尽管人们对掌权的旷开田无可奈何，但却同情、帮助善良的暖暖。这种乡土社会朴素的善恶观、是非观，其实在楚王赀和屈原的传说故事中就已经存在了，深入乡民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乡土道德传统。这种道德情感倾向，以及小说结尾所表露的善恶报应思想，既是作者思想倾向性的所在，也是作品具有“暖意”的重要根源。这种乡土道德观念，无疑构成了田园风光中最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以区别于城市文化特征，并可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中人性迷狂的解毒剂。
新世纪以来，在作家们纷纷描绘中国农村分崩离析的图景，讲述农民进城的故事，大唱乡土挽歌或城市悲歌的时候，周大新却以他的《湖光山色》独自肯定、凸显乡村的价值。在他的作品中，乡村，不仅具有迷人的田园风光，具有发展经济的潜力，而且逐渐成为人们――离乡的农民和迷狂的城市人――精神家园。作为建构这一精神家园的要素之一的乡土民间传说故事，其重要意义正在于这一精神建构的过程之中。
（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汉水流域当代作家的民间文化资源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LGKY10-24。）
注释：
[1]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2]周大新：《的写作背景》，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1期。
[3]周大新，石一龙：《飞离与栖落》，青年文学，2001年，第11期。
[4]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21页。
关键词：孟姜女 儒家 法家 法治
孟姜女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广泛，无论从时间长度或空间广度上，都是我国民间文学的代表之作。众所周知，孟姜女故事的主题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在现代视界中，这些变化颇具启示意义，因此值得深入探索与研究。
一、故事的原型：儒家思想的宣传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
按上文记载，杞梁随齐侯攻营，结果战死。齐侯归国时在郊野遇见杞梁的妻子，便派人向她吊唁。但是杞梁之妻拒绝，她认为，杞梁如有罪，不敢辱君之吊；杞梁若无罪，齐侯应去她家中施吊礼。这则故事的主题，讲的是对礼制的信守。这则故事发生在周朝，比后来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版本要早，依当时《礼记・丧大礼》的礼制要求，大夫去世，国君应派人去死者家中吊唁，郊吊只能施于所谓的贱者。在周朝，礼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但社会中却常有逾礼之事发生，正所谓的“礼崩乐坏”。但杞梁之妻不但知礼，更能守礼，因此难能可贵，故被《左传》记载。
汉元帝时期的刘向对上述《左传》的记载很感兴趣，并将其改编，分别记载于《说苑》与《列女传》中。《说苑》主要写杞梁与其战友华周的忠义，而《列女传》突出的是杞梁之妻因丈夫阵亡而悲痛欲绝，其号哭崩城，并最终投水殉节。在这里，刘向塑造了两个义士与一个节妇的形象，宣扬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思想。
上述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诸子百家出现、发展、互相争鸣并付诸政治实践的时期。其间，秦国因践行法家而统一天下，法家因此成为儒家的主要对手。法家重视法律，但其并非主张“依法治国”的法治，而是推崇法、术、势相结合的“以法治国”，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将法律布之于众、实施刑无等级、重刑、一尊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在这种严刑峻法的极权统治下，秦朝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终于二世而亡。法家的缺点正如朱熹所批判的，系只见刑名且刻薄少恩，“后世之论刑者不知出此，其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矣”。秦亡之后，汉朝虽然继承了秦制，但暴秦的快速灭亡还是给了道家及儒家等实践其政治学说的空间。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不过，独尊儒术，并非意味着要取消其他各家。据《汉书・元帝纪》汉元帝做太子时，向他的父亲汉宣帝建议“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德教，用周政乎！”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一般认为，汉朝政治法律的特点一是王霸结合，即代表儒法结合，由此延伸是礼法并用、德刑兼备，即所谓的外儒内法。二是在王霸结合为主的前提下，道、墨、名、阴阳等凡是符合巩固、完善封建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所有学术思想“杂”而采之，兼而用之。西汉后期，汉元帝死后41年，大儒王莽篡汉，儒家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加强。
考察上述背景，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其实在于宣扬儒家思想，其当时并不是作为民间故事出现，而是被记载于《左传》这一儒家重要典籍，并被儒家学者刘向所改写。从后来儒家日益取得正统地位的发展轨迹看，孟姜女故事原型表达的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被认为是最佳的统治之道，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礼法规范，可以达成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随着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儒家经典中再也未见对孟姜女故事原型的改写或宣传。
二、故事的演进：对暴政的控诉与对自由幸福的渴望
唐末五代或宋初敦煌石室卷子中有一首小词《捣练子》：
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
在这首歌里，塑造的主要是一个忠于爱情的形象，但提到了长城，矛头只是隐约地指向了暴政。唐末诗人贯休的《杞梁妻》一诗则控诉道：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寒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在诗人笔下，孟姜女故事发生在秦朝而非春秋，杞梁也不是战死疆场而变为筑城而死，杞梁妻哭倒的则由城墙变为了长城，此外，关于杞梁妻投水而死的情节也改为杞梁妻随夫而逝，魂魄相逐返回故里。此后，“孟姜女”取代了“杞梁妻”，流传地域越来越广，流传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诗歌、小调外，还被编成长调、话本、戏文、杂剧、小说等。
分析以上变化，不难看出，演进后的孟姜女的故事，已经不再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意义：故事设置在秦朝时期，是因为在儒家长期的渲染下，秦朝是横征暴敛的典型，而秦始皇修长城正是暴政中的暴政；杞梁不是死于征战而为筑城所害，则先前儒家所讴歌的忠君思想荡然无存；孟姜女哭跨长城，则是对暴政的直接控诉；“疲魂饥魄相逐归”所表达的也不再是夫为妻纲，而分明是劳苦大众所追求的真爱与自由。中晚唐时期，反应社会黑暗与民生苦难的作品大量出现，“优端齐终南，颐洞不可掇” 的忧愤成了当时文学的特质与基调。将《杞梁妻》与杜甫揭露唐玄宗因发动开边战争而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的著名叙事诗《兵车行》对读，我们就不难领悟贯休写这首诗的主观命意。
纵观孟姜女故事的发展，其缘起于法家学说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为的是儒家思想的传播，为的是建立一个繁荣稳定、富强和谐的理想社会。然而，当儒家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后，那样的理想社会并未到来，相反，儒家所否定的秦朝式暴政一再重演，民众自发地改编了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从儒家的道德典范化为了普通大众的代言人，用孱弱的声音诉说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的暴行。
徐忠明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极为丰富和多姿多彩的法律文化史研究资料可资利用。”因此，从古代文学作品理解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而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其对当今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影响。就孟姜女故事而言，其情节非常简单，因此并不能如《窦娥冤》之类的故事一样提供给我们具体法律制度方面的信息，但其演进进程却给了我们一个反思中国社会法律治理路径方面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何勤华.法家法治理论评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1）：17-23.
[2]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0）.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很荣幸能当你们导游，我叫郑雨欣，大家可以叫我郑导，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
我们这次去的景点就是长城了。
大家看，我们今天去的世界着名遗产之一长城像不像一条龙？他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我们现在站在山脚下，你们看上去，可能只有几千多里，实际上，他有一万三千多里。我们现在登上去看一看吧！大家来看，多么气魄雄伟的长城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瞧！我们脚下踏着的就是方砖，现在让我们来扶着墙上的条石，走一段路，大家感觉到了什么？对，以前的劳动人民多么辛苦，她们把自己的智慧和血汗都献给了长城，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长城，长城是用巨大的条石和城砖筑成的。城墙外沿有两米多高的成排的垛子，垛子上有方形的了望口和射口，供了望和射击用的，城墙顶上，每隔三百多里就有一座方形的城台，是屯兵的堡垒。
大家知道关于八达岭的故事和长城的传说吗？八达岭的那个故事的题目叫《烽火戏诸侯》：周朝有个国君叫周幽王，他有个美女叫褒姒，她的脾气很怪，总是不笑，幽王就想办法。于是，他点燃了求救信号（烽火），结果，引得诸侯白来一趟，可褒姒却哈哈大笑，幽王也很开心。可是，真有敌人来进攻的时候，幽王点燃了烽火，却不见人来，幽王就被敌人杀死了。
长城的传说也很好听，名叫《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民间传说，它以戏剧、歌谣、诗文、说唱等形式，广泛流传，可胃家喻户晓。相传秦始皇时劳役繁重，青年男女范喜良、孟姜女新婚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寒衣，历尽艰辛，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的噩耗。她痛哭城下，三日三夜不止，城为之崩裂，露出范喜良尸骸，孟姜女于绝望之中投海而死。从此，山海关被后人认为是“孟姜女哭长城”之地，并在那里盖了孟姜女庙，南来北往的人们常在这儿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现在，故事和传说都听玩了，我们可以自由玩耍，记住1小时以后，我们在这里集合，注意，不要乱扔垃圾。
四年级:郑雨欣美女
“成语‘子虚乌有’原来就出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李家中学初三学生曾思雨告诉笔者，自己与同学们用双脚丈量历史文化的同时，思绪还穿越了古今。通过此次研学活动，同学们不仅收获了知识和欢笑，还增进了友谊，增长了见识。
近年来，蓬安县围绕建设“生态宜居江城、历史文化名城、融南发展新城”目标，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充分利用司马相如故里是蓬安这一独特资源，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努力绽放出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全域旅游格局基本形成，为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增添“点睛之笔”。
（小）重研究相如文化显神韵
“司马相如有着高远的政治理想、辉煌的文字典范，具有春秋大义、家国情怀、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崇高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精神，有着‘做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的胆识与壮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在第五次司马相如文化研讨会上指出：司马相如不仅是蓬安的，也不仅是四川的，他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司马相如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开通西南夷成为拓边功臣被誉为“万代推功”；其所作《封禅书》主张的大一统思想被汉武帝采纳，为文化统一中国奠定基础，成为历朝定制；其大赋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成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其“凤求凰”琴挑文君成为千古爱情佳话绝唱，为千百年来青年男女所向往！
司马相如出生于蓬安！史载：南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置相如县时即以其宅为治所。
“司马相如和相如文化在蓬安的提出及研究始于**年。2000年，蓬安县决定开展司马相如研究。2003年，成立司马相如研究会。这些年以来，司马相如研究会年年召开研讨会、座谈会。”据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魏赤中介绍，2004年该县举办“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会”；2007年举办纪念“相如古县”建县1500周年暨国际相如文化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高校、科研单位和学术机构共计100余专家学者以及10多家媒体记者参会；2014年11月该县举办“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学术研讨会，18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2017年9月以“司马相如与民族精神家园” 为主题的四川省名人论坛·第五次司马相如文化研讨会在蓬安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四川省历史学会、省社科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所的12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相如文化精神，促进相如文化传承和创新，加快蓬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历次全国和国际性的研讨会，累计参会的专家学者逾1000人次，收集论文150余篇，编辑出版《论文集》4册、《会刊》7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同一时期，《相如故里文化旅游丛书》（包括《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司马相如作品译注》、《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究论集》、《相如故里故事集》、《相如故里风光吟》共5本）、《画说蓬安》《天下文宗司马相如》《相如故里100问》《相如文化简读本》《中国赋圣司马相如》等系列丛书和社科专著相继出版；《司马相如》文化邮票成功发行；专题片《寻找司马相如》亮相央视……相如文化名片在省内外成功叫响，司马相如文化的影响力、蓬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度提升。
今日蓬安，司马相如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河舒镇入城处，坐落着一道高大的青石门阙，上面镌刻着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马识途亲笔题写的“司马相如故里”隶书大字。无论是嘉陵第一桑梓4A级风景区里的夫妻树、共生树、连理枝等‘爱情树’挂牌，还是相如大道、抚琴路、文君路等城市街道和相如饭店、文君酒楼、琴台酒家等酒店餐厅命名，亦或是情侣楼、相如文化公园、凤凰生态公园、司马相如铜像、文化墙、相如琴台等文化场所打造……蓬安处处透着浓厚的相如文化氛围。蓬安县文旅局局长杜长书介绍说，这些都是蓬安旅游坚持以文化铸魂的丰富载体，也是相如文化在蓬安的生动再现。
（小）共传承 千年古城焕新颜
24日上午9点，新一期《相如文化大讲党》在蓬安二中学术厅如期开讲。“相如文化对蓬安影响深远，应该将其广泛传播，相如文化大讲堂就是一个很合适的平台。”蓬安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让大众熟知司马相如？如何畅通相如文化传承的渠道？如果有人传播，大众追求文化精髓的热情便能点燃。为此，蓬安的做法是，在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的基础上举办“相如文化大讲堂”，以相如文化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的形式，扩大司马相如文化的影响，在全县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相如大讲堂已连续开办讲座近百期，相如文化已逐步浸入人们心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在“相如文化进校园”的启动仪式上，蓬安县锦屏小学学生集体诵读的司马相如经典赋作《大人赋》动人心魂。半载已过，相如文化的独特魅力却丝毫未减。该县通过“相如文化进校园”、把相如文化列入中小学乡土教材，引导学生学赋、读赋、写赋，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家乡历史文化荣誉感，建设和打造中华辞赋之乡。
与其说办讲堂和进校园属“小打小闹”，那相如故城的保护和开发绝对算得上是“大手笔”。
拥溪临江、依山而建的相如故城位于蓬安县锦屏镇，他禀赋独具，积淀厚重。历经千年，轮廓犹存，街巷肌理明晰，至今拥有相如故宅、长卿祠、琴台、洗墨池等10余处司马相如遗址遗迹。其间，面积达12500余平方米的清代木结构建筑、文庙、武庙、龙神祠、玉环书院、城隍庙等保存尚好。“我们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激活资源、唤醒记忆，恢复修建相如故城，擦亮这张金字招牌，让千年故城重放异彩，成为嘉陵江沿线人们寻根溯源、传承相如文化的旅游目的地。”杜长书介绍，整个相如故城保护开发工程，蓬安坚持“共抓在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并不是一刀切，而是以保护为先，拆除的只是与故城不相协调的三层以上的现代建筑，古文物、古建筑、古树木是重要保护对象。
虽然时至寒冬、气温陡降，但相如故城的建设工地上仍是热火朝天。古扑的青砖城墙、复古的木制城楼、已成型川北民居风貌建筑……，工人们正在精雕细琢、全力赶超，力争让历经千年的故城重现历史风貌。
近年来，蓬安县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始终将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用历史文物丰富城市底蕴，用人文精神增添城市魅力，用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气质，以传承弘扬相如文化、保护开发相如故城为主线，深度挖掘相如故城的独特性、优势处、魅力值、高光度和吸睛点，努力凸显相如故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化吸引力，把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厚植文化底蕴作为使命担当，全力建设和争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争创天府旅游名县。
为擦亮相如故城这块尘封千年的“金字招牌”，该县把相如故城保护开发工程列入蓬安“10件大事”、全县“一号工程”，按照“修缮故城、展示故城、开放故城”的思路，以相如故城为核心，建“赋圣之城、太极之城、活水之城”；以相如文化为核心，规划布局“一线一带七片”（“一线”即南到北的历史文化体验线，“一带”即沿玉环溪的精品商业体验带，“七片”即历史文化观光体验片、民俗文化体验片、嘉陵创意文化休闲片、相如文化博览片、水街商业服务片、民宿客栈度假片、生态景观体验片）。坚持精品化、精细化施工，全面复建相如故城历史遗址遗迹，精心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和亲水休闲商业街区，配套建设旅游功能设施，力争让历经千年的太极太玄袖珍故城重现历史风貌。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副理事长唐晓零介绍说，这就是蓬安对相如故城的定位，也是可以与其他古城、古镇区别开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该项目已投资6亿元，东南西北4个城门、洗笔池、抚琴台、玉环书院、玉环溪已初步修复，相如故居、长卿祠、文庙、武庙、城隍庙仍在建设中。
（小）巧延伸 文旅融合书新篇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每逢周二晚上、周四下午，路过蓬安县文化馆门前的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向里张望，被朗朗的诵读声所吸引。
诵读经典、研习传统文化是蓬安相如国学之家每周要到该县文化馆进行的必修课之一。据团队负责人郑理平介绍，相如国学之家是一个纯公益组织，是由一群热爱以相如文化为代表传统文化的志愿者组成。他们借助县文化馆学习和推广相如文化，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展现给大家。
“借助相如故里和相如文化的研究，推动蓬安县打造了以相如文化为主的文化旅游品牌。”魏赤中说，他和同仁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以“相如文化是蓬安文化之脉”为主题进行文艺创作，探讨蓬安文化发展前景，促进蓬安文化繁荣发展。
相如故城建设工地上，原本破旧的大礼堂正慢慢绽开笑颜。“这是我们故城的‘沉浸式’剧场，我们将结合相如湖国家湿地公园和相如洞天福地景区建设，充分挖掘巴蜀第一文宗司马相如的汉赋文化和爱情文化，高规格、高品质打造一台以‘凤求凰’为主题的精品剧目；同时，继续改编提升《相如长歌》《蜀红》等文化精品剧目，全方位展示相如文化的唯一性，引爆蓬安旅游。”谈到故城的复建，文广旅局副局长宋俊华如数家珍、满满信心。
巧打相如文化牌，以此为契机，蓬安县以相如文化为脉络，开展了“相如故里大巡演”及文化走亲活动，把嘉陵江船工号子、四川金钱板、哭嫁歌、火龙、水龙、板凳龙、蚌舞、彩莲船、薅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其中，让群众共享文化成果。以“七夕”为媒介，连续举办了“最美爱情，蓬安见证”、“浓情七夕，巧聚蓬安”等婚俗文化活动，为蓬安、邛崃两地20对未婚青年举办了“相亲派对”篝火晚会。在县城画圣广场举办了“重温爱情经典”爱情故事图片展；为成渝两地青年举行集体婚礼，以拜堂、哭嫁、坐花轿等形式，展示川东 北民间婚俗文化。
“擦亮司马相如这块金字招牌，深挖蓬安旅游资源优势。”杜长书说，接下来，该县将进一步提炼相如文化精神内涵，提升蓬安文化品位；丰富旅游供给，引领旅游产品大升级。
围绕汉赋文化，重点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司马相如纪念园区；修建辞赋博物馆，建成国内独一无二的辞赋文化展示研修中心；修建辞赋文化博览园，以实物景观和虚拟场景还原《上林赋》《子虚赋》等辞赋代表作的优美意境，建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相如文化漫游体验中心；依靠古琴、古剑等传统文化载体，创建古琴、古剑等传承研修园区，建成极具特色的古琴古剑文化创意产业园。围绕景区配套和功能完善，修建“三纵三横”路网，实施“凤求凰”5D光影灯光秀项目，建成相如湖湿地公园和5.2公里的樱花大道……这些，将为蓬安旅游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邯郸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邯郸市是河北省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城邑。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初期，就有邯郸的建制，当时邯郸已是一个人口聚居的城市。战国时作为赵国都城历经158年，秦统一后分别设邯郸县、邯郸郡。当时的邯郸经济昌盛、繁荣发达，与长安、洛阳、开封、成都同称五大都城。
邯郸市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西倚太行山，东临滏阳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丘陵起伏，盆地交错;并有牤牛河、沁河、渚河、输元河流经市区(皆属滏阳河支流)，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使邯郸市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景观。磁山文化遗址，这是我国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7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北齐，并保存了自北齐至元、明各代大小造像4300余尊的南北响堂山石窟;赵国宫城赵王城遗址;传为赵王观看军事操练之处的武灵丛台，这里亭榭台阁，风格古朴，现已辟为公园;还有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陵园内安葬着为国捐躯的100多位革命烈士;此外还有照眉池、回车巷、京娘湖等游览胜地。
“梦城”、“赵苑”、“古赵一条街”仿古建筑群工程，将向游人展示古建艺术的风采。在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邯郸成为了一个“成语之乡”，许多历史典故诸如“邯郸学步”、“黄梁美梦”、“胡服骑射”、“毛遂自荐”等都发生在这里。在《史记》中还记载有蔺相如、廉颇“完璧归赵”、“渑池相会”、“将相和”等故事。
邯郸有成语典故之乡的美誉，其名就是一些成语的组成部分，如“邯郸学步”、“鲁酒薄而邯郸围”。除外还有包含邯郸意思的一类，如“围魏救赵”、“完璧归赵”。有人作过不完全统计，产生于邯郸的成语多达50多个，加上与之相关的则达到上百。
产生在邯郸的成语典故有的至今仍有遗迹可寻，如旧城南街的回车巷，传说是赵国上相蔺相如回避大将军廉颇的地方。从史书对两人的记载中产生的典故还有“怒发冲冠”、“两虎相斗”、“负荆请罪”、“刎颈之交”、“价值连城”等。今邯郸市区西南的赵王城遗址曾是赵国的王城，从兴建到焚毁的158年间，见证赵国的盛衰荣辱，上演过一幕幕内政外交的活剧，从中也留下了不少成语典故。如那篇《触龙说赵太后》产生的成语是“盛气凌人”、“舍本求末”。
邯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成语典故呢?这恐怕得从根本上说起———
历史文献记载的书面成语，一是来源于寓言故事;二是来源于神话或其它传说;三是来源于历史事件，它们也通称典故;四是来源于作品名句。邯郸历史悠久，是战国时赵国都城，为赵文化发祥地。古赵国立朝181年，造就了赵武灵王、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等明君贤相、英帅良将，成为战国的军事经济强国，因而形成了不少以历史事件为主要来源的成语典故。
赵武灵王雄才大略，与时俱进，下令“遂胡服，招骑射”，而产生了典故“胡服骑射”。
赵奢初任田部吏，大胆惩罚倚势抗租的平原君家人，留下了成语“奉公守法”。赵奢后为大将，阏于大战大败秦军，被封为马服君。然将相无种，其子赵括虽熟读兵书，却迂阔不足应变。秦赵长平之战中，赵括继任为将，轻举进攻强敌，导致40万大军覆没，产生的成语是“纸上谈兵”。
平原君赵胜乃赵之王族，长期为相，被太史公赞为“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然而在国之决策的重要关头却“利令智昏”———为贪图上党十七城，使秦韩之战演变成秦赵之战。成语“嫁祸于人”、“不识大体”等，就一股脑地出现在对他的评价上。
长平之战后邯郸告急，平原君受命使楚。门客毛遂自告奋勇随从。至楚，毛遂见平原君谈判不得要领，遂按剑登台，向楚王慷慨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好，促使楚国出兵解了邯郸之围。对此，“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因人成事”、“一言九鼎”、“三寸不烂之舌”等一系列成语便应运而生。
战国时的赵国被称为“四战之国”，邯郸曾几遭围困而岌岌可危。从退兵减灶故事中产生的成语“因势利导”，使“围魏救赵”无独有偶。
邯郸也是众多诸子学派及文史杂艺的诞生地，成语“开源节流”就出自《荀子》。唐时的邯郸已从兴盛到衰落，但沈既济的志怪小说《枕中记》仍然留下了“一枕黄粱”的成语。从来源说，这些成语均可被看为作品名句。
――选自1999年《长城史诗》摄影展
我国自秦朝就开始建筑长城：自西向东横跨我国的中轴线，多少年来，默默地守护着我国的疆土。多少中外摄影家们也都看重了这承载着战争与风霜的浓厚主题，却很难将长城背后朝代的更替和岁月的痕迹用镜头展现出来。
有一个人，他做到了，利用他坚毅的精神和慈悲的心灵，“守望”着长城，终于用镜头呈现出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墙，他就是陈长芬。
结缘长城 情有独钟
“平和的墙，没有更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政治及经济上的评价。”这是陈老师看待长城的态度，没有硝烟和战争。他说“在60年代拍摄初期，长城还没有具体的概念，只被看成是自然建筑，纯艺术的，实用的工艺，是结合政治、军事、地理、气象、人文、宗教、地域和形象与一体的造型艺术。长城作为谜最早被西方人更多的关注，是横卧在中国土地上的巨大的墙，象征钢铁的精神，后来经过拆、修又演变为国家历史、复兴及形象。”他把长城上的建孔看作是富有节奏感有起伏的音乐。透过镜头，把世界上最伟大的墙，看成是自己与世界对话的载体。通过拍摄与长城脚下的劳动人民沟通，通过相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最初拍摄长城时用的就是一个照相机，一个标准镜头。相机就像一种语言，能够准确的传达真实准确的情感。时间久了，相机就不只是工具，而是人体的器官，触摸到相机，你会觉得能够感受到他的皮肤，血管。跟自己的相机有这样的神交，它能帮你在创作中表达情感和不断的超越。”
“我更注重长城背后的故事。可以用一个‘关’字来形容。‘关’可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我研究过汉字，比如这个关，打开门就是关心，关怀等含义，关上门又是是海关，关卡的含义，这个字是一个提示，既是通道又是障碍，是一个表达对话的墙门。关的精神魅力尽在其中。”
拍摄长城对他来说是机遇也是起点，像一个自己的任务，怀着对万物平和的态度。
历经艰苦 尊重劳动
“每次拍摄基本每天只吃一顿饭，拍摄完一天下山，回到北京要3－4个小时，晚上10点左右才能吃饭。”听他平静的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心里突然变得很平静。“虽然辛苦，但我却比较喜欢极限有度的感受，面临人生重大考验，更能激发我挑战的欲望。不过有时候拍摄一天毫无成果，没有一幅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但我不会觉得枯燥，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至少我爬山出汗，加速血液循环，还预防感冒。”可以看到照片中有些是巍峨的堡垒，有些是悬崖峭壁，有些地段只剩下堆砌的石块。“几十斤的器材，有时候找人挑，靠广大农民朋友们帮忙，在雇佣关系中升华为朋友，他们给我讲故事，讲长城两岸劳动人民生活并守卫在长城的故事。使我了解到北京，河北等劳动人民祖先的故事，他们与长城的关系。当政府为开发让他们迁走时，我会站出来帮他们说话。如果长城脚下没有了居民，那就没有了人气。有故事，才有灵气。”外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很冷，风很大，心里却很温暖。我像一个学生，在听老师传授着摄影的经验及人生的经历。“为了让他们改善下生活，提高经济收入，我给挑夫都是很优越的酬劳，这在我心中也是～种慈善。作为艺术家，我很欣慰。他们缺乏知识，当我是楷模，所以我的行为举止一定要得体，也历练了自己。”
“在与劳动人民的沟通交流中获得积淀和灵感。感受他们的本分、朴素和诚实的心灵，与城市的浮华形成参照。”通过对话，感受到陈老师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长城的，他心中的长城不仅平和，还很慈悲。也许正是通过这慈悲的心灵和对劳动人民的尊重，才能将长城内在的强大表现出来。
慈悲心灵 人生底片
“2009年我在秦皇岛拍摄了一位长城老人。当时听放羊的说，有个97岁的老人没有拍过照。一路询过去，找到了她。决定用24英寸的大底片拍摄，怀着对父老乡亲的尊重，拍摄中不自觉的就单膝跪地。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拍照而感到自豪。”当陈老师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他断断续续的回忆着。
“那天老人的精神状况还不错，本打算以后每年都来做寿，再拍一个长城老人的纪录片。但是没想到2个月后她就走了。这张照片作为她唯一一张遗像，以作品的名义，存留下来。不仅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一种思考，使我充分体会到了摄影中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
“还有一个农民的姐姐从长城这边的村，嫁到了长城那边的村，现在已经近80岁了，当年嫁过去的时候还要翻越长城。这就是长城情结，长城两岸都是一家人。没有抵御和征战的概念，他们以故事的形式继续着长城另外的使命。”
这便是陈老师镜头里所呈现的，彰显着无穷的生命力和无限魅力的人生底片。
镜头视野 敬业精神
“原则上镜头中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凡人肉眼看到的没什么不同。影像是一个概念，更有选择性和归纳性，通过提升和处理，留下一个准确的记忆。影像是一个相对永久的固定形象，比如美国双子座大楼倒了就没了，而影像则会留下，超出人们的记忆。能给后人留下些影像，留下些思考，也是我敬业的原因。“本以为专业的摄影是很复杂的东西，但通过他的讲述，却觉得那么实用，那么的贴近生活。
“其实航拍更像是一种语言，改变了正常习惯的视觉。就像山，从祖先传承下来是从象形文字开始，本来是仰望45度角。但在飞机上变为“俯视”向下45度角，看到另外的垂直的角度，变成线条。也就是说改变了观念，结果同样发生变化。看人看事，换一个角度，可以给别人多一份理解，改变判断模式，可以使心态更加平和，更加包容和体谅。
曾以为非常震撼的航拍，在陈老师那里，却没有过多的渲染，而是换了一种思路，包含着对世界万物的理解。也许真正拥有了包容万物的平和心态，才能淋漓尽致的去呈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墙――长城。
“说到摄影的前期和后期，我认为都很重要，特别是后期。是艺术家对程序的把握。就像磨墨一样，是个构思的过程。我总是亲自做这些准备。在暗房中打坐、静想。这是一种工作状态的转换。把身体和生理调节到适合的状态。我追求自然的转换，不喜欢过分遮挡。修片子过分了就显得生猛，离判了技术本体的东西。把握好了更能够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就像画家买布，像演奏前需要情感的沟通。最后才能享受到物质与精神合为一体的愉悦。”
当问起是否用文字记录下这几十年的摄影经历，他说“没有用文字记录，图像也是一种语言，而图像更富有真实性，文字更多描述，我认为不如图像更真实。用图像记录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有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这就是他的心态，他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极限有度的体验。他说：“没有古老厚重的东方传统文化，是不可能有我这些作品的。”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邯郸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邯郸市是河北省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城邑。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初期，就有邯郸的建制，当时邯郸已是一个人口聚居的城市。战国时作为赵国都城历经158年，秦统一后分别设邯郸县、邯郸郡。当时的邯郸经济昌盛、繁荣发达，与长安、洛阳、开封、成都同称五大都城。
邯郸市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西倚太行山，东临滏阳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丘陵起伏，盆地交错；并有牤牛河、沁河、渚河、输元河流经市区（皆属滏阳河支流），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使邯郸市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景观。磁山文化遗址，这是我国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7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北齐，并保存了自北齐至元、明各代大小造像4300余尊的南北响堂山石窟；赵国宫城赵王城遗址；传为赵王观看军事操练之处的武灵丛台，这里亭榭台阁，风格古朴，现已辟为公园；还有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陵园内安葬着为国捐躯的100多位革命烈士；此外还有照眉池、回车巷、京娘湖等游览胜地。
“梦城”、“赵苑”、“古赵一条街”仿古建筑群工程，将向游人展示古建艺术的风采。在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邯郸成为了一个“成语之乡”，许多历史典故诸如“邯郸学步”、“黄梁美梦”、“胡服骑射”、“毛遂自荐”等都发生在这里。在《史记》中还记载有蔺相如、廉颇“完璧归赵”、“渑池相会”、“将相和”等故事。
邯郸有成语典故之乡的美誉，其名就是一些成语的组成部分，如“邯郸学步”、“鲁酒薄而邯郸围”。除外还有包含邯郸意思的一类，如“围魏救赵”、“完璧归赵”。有人作过不完全统计，产生于邯郸的成语多达50多个，加上与之相关的则达到上百。
产生在邯郸的成语典故有的至今仍有遗迹可寻，如旧城南街的回车巷，传说是赵国上相蔺相如回避大将军廉颇的地方。从史书对两人的记载中产生的典故还有“怒发冲冠”、“两虎相斗”、“负荆请罪”、“刎颈之交”、“价值连城”等。今邯郸市区西南的赵王城遗址曾是赵国的王城，从兴建到焚毁的158年间，见证赵国的盛衰荣辱，上演过一幕幕内政外交的活剧，从中也留下了不少成语典故。如那篇《触龙说赵太后》产生的成语是“盛气凌人”、“舍本求末”。
邯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成语典故呢？这恐怕得从根本上说起———
历史文献记载的书面成语，一是来源于寓言故事；二是来源于神话或其它传说；三是来源于历史事件，它们也通称典故；四是来源于作品名句。邯郸历史悠久，是战国时赵国都城，为赵文化发祥地。古赵国立朝181年，造就了赵武灵王、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等明君贤相、英帅良将，成为战国的军事经济强国，因而形成了不少以历史事件为主要来源的成语典故。
赵武灵王雄才大略，与时俱进，下令“遂胡服，招骑射”，而产生了典故“胡服骑射”。
赵奢初任田部吏，大胆惩罚倚势抗租的平原君家人，留下了成语“奉公守法”。赵奢后为大将，阏于大战大败秦军，被封为马服君。然将相无种，其子赵括虽熟读兵书，却迂阔不足应变。秦赵长平之战中，赵括继任为将，轻举进攻强敌，导致40万大军覆没，产生的成语是“纸上谈兵”。
平原君赵胜乃赵之王族，长期为相，被太史公赞为“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然而在国之决策的重要关头却“利令智昏”———为贪图上党十七城，使秦韩之战演变成秦赵之战。成语“嫁祸于人”、“不识大体”等，就一股脑地出现在对他的评价上。
长平之战后邯郸告急，平原君受命使楚。门客毛遂自告奋勇随从。至楚，毛遂见平原君谈判不得要领，遂按剑登台，向楚王慷慨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好，促使楚国出兵解了邯郸之围。对此，“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因人成事”、“一言九鼎”、“三寸不烂之舌”等一系列成语便应运而生。
战国时的赵国被称为“四战之国”，邯郸曾几遭围困而岌岌可危。从退兵减灶故事中产生的成语“因势利导”，使“围魏救赵”无独有偶。
邯郸也是众多诸子学派及文史杂艺的诞生地，成语“开源节流”就出自《荀子》。唐时的邯郸已从兴盛到衰落，但沈既济的志怪小说《枕中记》仍然留下了“一枕黄粱”的成语。从来源说，这些成语均可被看为作品名句。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着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 分析 ，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 历史 上有诸多“空城计”
广为传布诸葛亮“空城计”的是产生于元明 时代 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之所以要绘声绘色地描写诸葛亮“空城计”，除了要“状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历史上诸多“空城计”的 影响 。因为到此时，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空城计，除前举 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珪“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守珪日：‘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琏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 政治 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 社会 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 内容 是：曹操引军攻紫乌城，孔明令偃旗息鼓，军人街门作乐，百姓带酒与之作乐；故事结局是：魏延等杀败曹军。
《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停留在《三国志平话》的水平上，它依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它大写特写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依据的是《三国志》上的注引以及历史上发生的“空城计”的一些细节，从而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它描写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使读者多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由于《三国演义》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可谓家喻户晓，诸葛亮的“空城计”也随之广为人知。《辞海》有“空城计”条，除诸葛亮“空城计”外，未阐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计”，就很能说明 问题 。
注释：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关 键 词】故宫；解密紫禁城；跨文化传播；符号；人文纪录片。
【作者简介】曹 畅，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电视新闻。
“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中是最接近真实、最具人文含量、最少隔阂的一种方式和载体，在促进不同文化的沟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1]。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文纪录片面对国际市场，借鉴他国经验，发挥自身优势，呈现出风格多样、多元共存的状态。
一、《故宫》及《解密紫禁城》概述
近年来，《故宫》《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圆明园》等这些不同于“直接电影”的“新纪录电影”出现了创作繁荣的局面。这类文献类人文纪录片以其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炫目的影视特效还原历史、以现代的视角解读过去，广受观众青睐。
《故宫》“Tht Forbidden City”，是中央电视台历时两年摄制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运用三维动画、演员扮演等真实再现手段，从宫殿建筑艺术、馆藏文物、故宫历史沿革诸方面，艺术地再现了故宫长达六百年的沧桑历史，全景展现了故宫的真实面貌，宣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一部投资巨大、制作精良的“部级”纪录片，出品精华版十二集，另有一套百集系列。
《解密紫禁城》“Inside the Forbidden City”，由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在《故宫》基础上编辑而成，压缩成两个小时，只分上下集。因西方人很难看懂《故宫》里出现的种种中国文化内涵的内容，便剪辑为一个发生在古老皇宫的各色人等的戏剧性故事。除了内容删减外，《解密紫禁城》针对非华语受众还添加了历史背景介绍，以增强解说与受众的母语表达、文化观念之间的关联度。另外，为了让西方观众更为理解中国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大量使用西方同期事件做平行说明，如，“1407年，欧洲正是瘟疫肆虐之后的恢复时期，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正在建造他们的帝国，而在北京，紫禁城的建设也拉开了序幕”。这些改变有效地增强了《解密紫禁城》的传播效果。
不论是真实记录还是情景再现或者三维动画，这两部影片拥有相同的影像素材，却针对不同受众对材料进行取舍和编排。《故宫》是因博大的中华文化内涵在纪录片中的显著表达而在华语世界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而《解密紫禁城》则以探究中国宫廷往事秘辛来吸引西方人的眼球。
二、语言符号与文化折扣
中国纪录片多承袭“画面+解说词”的创作传统，这也是源于汉语文字的强大表意功能以及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纪录片大多重视解说词的写作，或行云流水、优美雄浑，或灵动有趣、回味无穷。但当这些集聚汉语精髓的纪录片解说词被翻译成外文时，中文原有的文化张力在语词转换的过程中逐层减弱乃至消失。因为这不仅仅是文字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历史与历史的兑换。要做到语义内涵平移、语意表达清晰，实属不易”[2]。
《故宫》中的解说大气磅礴、纵横捭阖，却无法转换到《解密紫禁城》中。《解密紫禁城》再创作的首要问题就是对解说所构成的语言文字符号的跨文化处理。西方观众并不喜欢富有内涵的大段解说，讲求用画面直观地承载意义，所以那些体现了历史厚重感的铺垫、陈述和细节描写被大幅删减。
这是一种在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折扣”（A cultural Discount）现象，“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3]。
由于中西方在历史传统、话语系统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中国纪录片在对外传播的历程中面临无形而巨大的沟壑，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三、画面符号与高低级语境
在中国古诗词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环境描绘性语句，虽然都是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从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学艺术成就中，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咏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文学传统。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因此当代中国电视艺术也善于运用景物镜头来表现和升华主题，如电视片中常用的青松屹立象征革命烈士精神永垂不朽。这种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使影像的表意流畅清晰，却是影像跨文化传播中理解与沟通的障碍。
《故宫》第一集《肇建紫禁城》的开场画面：夜空中流星划过，然后急速俯冲东亚大陆、华北平原，再通过古地图上依次叠现历代北京城的位置和轮廓，镜头随之俯冲到清北京城中轴线，掠过前门、穿过现代场景的天安门广场，在飞入故宫的刹那，画面闪回到古代的过年景象。华语受众很能理解这一段三维特效所体现的古都千年更替的历史恢弘之感，但对于没有文化与历史共性的外国观众却很难认同。
辉煌威严的紫禁城、冉冉升起的红日，这种象征至高无上神圣皇权的画面多次运用于《故宫》中，却仅在《解密紫禁城》中出现了一次，仅是为了展现整个宫殿建筑群的全景，完全失去了象征意义。
春天紫禁城完工，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画面展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美景，隐喻君臣子民都迎来了生活的春天。而在《解密紫禁城》中这几个画面被挪用到了溥仪结婚的场景，画面的隐喻功能转换为叙事功能。
这些不同可以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概念做出解释。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T.Hall），在文化价值维度研究方面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概念。“高语境文化的社会成员由于历史、传统、民俗风土等高度的重叠性，绝大部分信息都已储存于既成的语境中，成为全体成员共享的资源，因此更擅长借助共有的‘语境’进行交流；而低语境文化的成员由于缺少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很难形成非语言的心灵感应，他们在交往中必须更多地借助直接的、清晰的符号编码信息”[4]。日本、中国等东方的“同质社会”多属于高语境传播社会，高语境文化的成员在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方面，喜好用含蓄间接隐晦的方式，并且内向羞涩，不擅长自我表现；美国等西方的“异质社会”多属于低语境传播社会，低语境文化所属成员则喜好用坦率直白的方式进行沟通，并且外向，热衷自我表现。最重要的一点是，语境越低的国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方面越占有优势，这便是《故宫》只能在中国本土受热捧，而能吸引国际受众的只有《解密紫禁城》的原因。
四、文化符号与文化中心主义
符号是文化的基础。文化符号不仅是传者在编码过程中核心传播的内容，更是传者希望受者在解码过程中解读出来的文化内涵。但我们从《解密紫禁城》对《故宫》的再创造中发现，不只符号的象征意义被消解，甚至还被选择性的误读。
《故宫》提及太监时，讲的是明朝司礼监的运作和明末的宦官干政，而《解密紫禁城》则强调他们未成年被强行净身，还添加了一段太监用其特有的尖细嗓音说的话。西方观众并不关心宦官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只是带着一种文化优越感，好奇地审视中国极权统治下的这类不正常人群。
在紫禁城与西方的关系上，《故宫》一方面讲述了八国联军对紫禁城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述了外国文物修复专家在故宫修缮工程中的积极作用，还描述了皇帝对于西方先进科学的喜爱。而《解密紫禁城》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只字不提，只讲西方技术帮助故宫修缮，还着墨讲述钟表、电话等西洋发明是如何改变了皇帝的宫廷生活。比之较客观公正的《故宫》，《解密紫禁城》的材料选择明显引导受众肯定西方文化，并潜在否定其他文化。
《故宫》描绘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封建帝制的瓦解、列强入侵的屈辱史以及中华民族重获新生的骄傲与自豪。而在重新编辑的《解密紫禁城》，却展示了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残害人权的极权统治、西方先进科技的“拯救”角色，体现了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审视他国文化的文明优越感。
“西方的商业纪录片面对全球市场，采取了‘内核’优先的商业化选题策略，内容上一般不会涉及到具体社会中的行进，而是在一种固定的普世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运行。它在这里宣扬的是作为普世价值的‘科学’与‘探险’，而对与‘科学’和‘探险’相关的社会脉络关系、历史关系，一般不加反省甚至付之阙如。然后，同一个‘内核’内容不断地被加工成不同样式的品种在不同级别的市场上销售盈利”[5]。“我们无法否认节目的优秀，但也应该看到优秀的标准为强势文化所界定，纪录表达的精神气度路径无疑已被预先指明”[6]。
五、小结
综上，虽然西方的纪录片在叙事方式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但我们应当认清国外纪录片比中国纪录片更有国际市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低级语境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视角更易为世界所接受。我们不能为世界范围的强势文化所界定，而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永恒的凝聚力、穿透力、吸引力，不能一味地为了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传播而忽略了中国纪录片应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中国电视业与国际接轨中，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通过要现代传媒向全世界进行传播，其关键在于要寻找到一条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进行有效传播的道路。这也是纪录片《故宫》及《解密紫禁城》最为典型的意义与启示。
注释：
[1]武新宏：《国际视野与现代表达——纪录片〈当卢浮宫遇到紫禁城〉跨文化传播理念与效果探析》，载《现代传播》2011年第6期。
[2]张 卓、王飞夏、凌 捷：《跨文化理论视阈下的纪录片影像表达》，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11期。
[3][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产业经济学导论》第45页，刘丰海、张慧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字：城市形象；镇江；爱情传说
镇江民间传说十分丰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区县卷就收录镇江传说约1000项。其中，在全国甚至在东南亚国家都具有影响力的传说就有部级民间传说类项目就有白蛇传传说、董永传说，以及梁祝传说的雏形――华山畿传说，其他省市级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2项，如此庞大的传说资源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挖掘和利用。镇江对部分部级传说已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挖掘和资源利用，但尚未形成较为体系化的整体利用观念，未能借助镇江代表性的爱情传说打造镇江爱情城市形象。
本文则是研究镇江富有代表情传说，从城市形象构建的角度入手，将镇江地方爱情传说资源整体化，探索将爱情传说资源转变成镇江地域文化符号。利用爱情传说的内涵以及整体化的力量打造镇江东方爱情之城的形象。
一、镇江富有代表性的地方爱情传说资源
据镇江非遗网 非遗名录，截止2011年5月镇江现有部级非物资文化遗产7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项，其中民间爱情传说类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蛇传传说、董永传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畿传说。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不断增加，已达近千项，其中爱情传说类更是占据相当比例。因此，可以看出与镇江相关的爱情传说有许多，但是想要利用民间爱情传说进行城市形象构建，则要从中挖掘出c镇江旅游业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切合的来，并寻找其当地的其他可联系资源，从整体性原则出发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 目前认为可利用的有以下几个。
一是与白蛇传传说相关的镇江金山。许仙与白娘子的爱情故事虽然起源于浙江杭州，但是在杭州他们的故事仍是单一的，更多的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白娘子也不过是爱上凡人的妖精。而故事的结尾金山，白娘子身上更多了一份勇敢与抗争色彩，为了爱情毫不畏惧的进行抗争，更显示出其身上蕴涵的勇敢无畏的传统美德。二是董永与七仙女传说的起源地镇江丹徒区谷阳镇槐荫村。《天仙配》不仅浪漫美好，也恰好包含了对孝的大力赞扬，这也正是当今时代匮乏的。三是梁祝传说的原型华山畿传说，华山畿传说原址是镇江市丹徒区姚桥镇华山村。《华山畿》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弘扬男女挚爱情深的千古绝唱，也被众多专家考证认定是梁祝传说的原型。此类流传下来的赞美女子大义的爱情故事现已十分稀少，正是众多旅游景点所匮乏的。最后则是与乾隆皇帝相关的七星传说。传说乾隆下江南停留镇江时，心仪一位青年妇道。想要带走不肯严厉拒绝他，惹得乾隆皇帝留下“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不公之词，却也体现了镇江女子的忠贞果敢，敢于天子相抗衡。
对于镇江丰富的爱情传说资源，镇江相关部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利用，如镇江金山为更好的传承与利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蛇传传举办了夜游金山、游客撞钟、旅游商品展销、大型水景秀《白蛇传》表演等活动；如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故址丹阳也采取了发行纪念邮票及载入地方志或其他相关资料的形式进行保护与开发。而华山畿传说的原址镇江市丹徒区姚桥镇华山村，经笔者走访发现，该村是江苏省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拥有龙脊古街、1500年“神树”华山银杏、禹王井等古迹。村落负责人相对于千年银杏树的传承与开发，对于华山畿传说的利用则开发力度不够大重视程度不高，而纪念华山畿忠烈女子的神女冢也因为高架桥改线、居民意见等原因一迁再迁。
从上述可以看出镇江的爱情传说部分已经得到了保护与开发，但同时也暗示了对于镇江城市旅游开发存在可进一步探讨的研究空间：一是镇江有关部门现更多集中于单项传说研究，尚未对以镇江为整体的区域传说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二是更多是出于对传说文化意味的挖掘，尚未能从城市形象建构的视角进一步探讨镇江爱情传说所具有的文化建构的价值。
二、近年来镇江旅游品牌的创立及城市形象定位
镇江坐落在长江南岸、宁镇山脉北坡的阶地上，北倚浩瀚长江，在江边依次排开的金山、北固山、焦山， 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在此汇就中国“江河立交桥”坐标，再加上西津古渡这一受联合国嘉奖的文化景观， 使得镇江素有 “天下第一江山”、“城市山林，大江风貌”、“江河交汇，滨江城市”的美称。而镇江香醋，在中国诸多醋品中别具一格，它色、香、酸、醇、浓俱全，居四大名醋之冠，《中国医学大典》就曾记载：“醋，以江苏镇江为最佳”，这使得镇江同又拥有“一座美的让人吃醋的城市”的美称。
除镇江香醋名冠全国外，镇江同时拥有丰富而有多样的资源。罗浩、陈敬堂曾在《镇江旅游资源特色及其开发刍议》 中对镇江的旅游资源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及总结，其认为镇江自然景观资源有风光旖旎的江山、田园、林区、渔区、城郊景观资源，文化景观资源有特色鲜明的宗教文化资源、历代文人文化遗迹及故居资源。而于萍在《镇江发展节庆旅游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又对镇江节庆旅游节资源进行了分类，认为根据活动主题不同，镇江旅游节庆大致可分为以下6类：文化艺术类、自然生态类、民俗风情类、农事类、体育休闲类、综合类。
对于镇江纷繁复杂的资源怎样进行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打造形成镇江城市特色，塑造鲜明的城市形象，各界学者一直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与研究。吴立平、王善民2003年在《镇江旅游业发展策略探索》 就提出“镇江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形象的塑造重视不够，没有明显区别于国内其它城市尤其是许多江南城市的特色”。诚然，相较于苏州、无锡、杭州等江南城市，镇江城市形象定位不够鲜明、缺乏品牌产品市场化运作低，从而不能在同类型城市中脱颖而出。因此，“镇江旅游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应突出自己的资源特色，发掘自己的特有品牌，以求提高镇江在苏南旅游区中的地位。” 可以看出镇江急需改变旅游发展模式，塑造鲜明的城形象。而关于如何完成这一转变，学者们也是展开一番热烈讨论，有学者建议开辟长江水上游和沿江风光带、发展宗教朝觐旅游、建设古代科技博物馆，或改变镇江旅游发展模式为“以观光、宗教和六朝三国文化旅游为内涵的短期旅游为主体，同时适当开发休闲、度假、娱乐等旅游项目。” 通过总结与分析众多学者的建议，可以推断出镇江亟待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而通过对镇江爱情传说的利用与开发恰可以较好地发展镇江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改变镇江“山水城市”这一定位特色不够鲜明，而“一座美的让人吃醋的城市”这一定位略显单薄内涵不够的城市形象塑造困境。
三、整体化视角下利用爱情传说塑造镇江城市形象
在了解镇江民间爱情传说现状以及镇江城市形象构造困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城市形象构建的角度入手，将镇江地方爱情传说资源整体化，探索将爱情传说资源转变成镇江鲜明地域符号。利用爱情传说的内涵以及整体化的力量打造镇江东方爱情之城的形象，并提出明确可行的建议。
首先，可以充分利用镇江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挖掘镇江意蕴丰富的民间爱情传说，并利用其深刻的内涵，进行宣传与重新包装，把爱情故事的起源地、发展地等进行开发。如鉴于镇江城市面积较小且城市交通便利，可将白蛇传说水漫金山的金山寺、董永传说的槐荫村遗迹、华山畿传说的神女冢等景点利用爱情主线串联起来，打造镇江爱情专线旅游，不仅能吸引更多游客，而且还能让游客感受到镇江民间爱情魉档姆岣患捌浔澈笏蕴含的民族精神。将这几者联系起来，可以使得镇江丰富的爱情传说均得到很好的保护，也能够形成新的镇江城市背景与内涵，增强了镇江这座城市的意蕴，打破了仅以“醋”“山林”为固化模式的城市形象定位重新定位镇江城市形象。打造镇江东方爱情之城的形象，以文化吸引游客，以文化带动发展，提高镇江在苏南乃至全国的旅游竞争力。
其次，可以将镇江民间爱情传说与相关节日联系起来。民间传说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均都蕴涵着丰富的哲理，并且契合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西方节日也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中国人也开始接受一些西方习俗。且，较民间爱情传说来说，节日具有更高的接受度与熟悉度。鉴此，镇江民间爱情传说可与中国传统的七夕节、西方情人节等节日结合起来，镇江相关部门可在节日推出旅游折扣、景点特别节目、戏曲表演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将民间传说与节日结合起来，才能使得民间传说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也才能让民众通过相关节日较快的了解镇江民间爱情传说，从而加快镇江构建东方爱情之城的脚步。
以爱之力打造镇江东方爱情之城名片，不仅是城市构建的视角出发塑造镇江更为饱满厚实城市形象，更是为了镇江爱情传说能够得到保护与传承。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应当融汇在我们生活的山山水水之间，应当存在于我们朝朝暮暮的生活之间，更应当得到我们的重视与珍惜。
参考文献
[1]镇江非遗网：http：//
[2][3]罗浩、陈敬堂《镇江旅游资源特色及其开发刍议》[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03-09
[4]于萍《镇江发展节庆旅游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10卷第1期
此外，这里还有许多隐落在乡村僻野里的爱好文学的农村老人，他们矢志不移地追求文学创作，无论收获多少，更不计名利。这其中有3位老汉让我难以忘怀：俺村的“蒲松龄”王子平、果园里的“乡土诗人”尚超伦、小村里的“剧作家”陈文祥。
俺村的“蒲松龄”
——致力于民间文学创作的王子平
一辆破自行车，一个破手提包，一颗执著的心——年近古稀的虞城县刘店乡刘店集村村民王子平，走街串巷，挖掘和整理渐渐失传的历史文化遗产，他根据搜集的民间传奇故事、民歌、民俗以及村镇历史，已编写整理出各类民间文学作品100多万字，被乡邻称为“当代蒲松龄”。
王子平出生于1938年，他的大祖父王名堂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监生，父亲也是方圆几十里名气颇高的郎中。自幼受家庭文化氛围熏陶的王子平，六七岁时已熟读了《千家诗》、《童蒙史》和《唐诗三百首》等。除了读诗学习，他还从小养成了爱听故事的习惯，尤其喜欢民间故事。1958年曾被抽到站集乡做过3年的新闻报道员，从1961年至1967年，因为家庭原因，王子平一直在外流浪，以卖书画为生。6年中，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领略了各地的风俗民情，这对王子平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6年中，我每到一处，都用心去感受当地的风俗民情，细心搜集当地的民间故事。有时没钱住旅社，我就到火车站的票房过夜，那地方经常聚集着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讲述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和民间故事。”王子平说，“我蹲在一旁用心地记，不知不觉竟然记了好几大本。”
后来养成了习惯，农闲时，四处打听虞城各乡镇的民间故事、民歌、民俗和历史典故。为了一个稍微有点历史典故的古村庄、集镇或古寺，他会跑几十里路去刨根问底，弄清来龙去脉。他在放大着他执著的梦想。他的家人一开始经常抱怨说：“你天天这样走村串巷，就是当个货郎也能赚点钱，可你两手空空的出门闲遛了一天，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老王风趣地回答：“俺要的东西你们看不见，装在俺的脑子里，都是金豆子。”
为了搜集花木兰的一个传说，1999年夏季他骑自行车辗转十多个村庄走了50多公里路。考察野外一棵古树时，他在树下着了迷，大雨倾盆而下，他才从时空的隧道里回到了现实，离村好几里，连个躲雨的地方也没有，60多岁的他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附近一个村子里。怕时间长了收集的资料不好整理，因淋雨感冒的他一边打起点滴，一边口授让家人帮助整理下来。几十年来，他骑坏的自行车已有10辆了。
为了整理搜集来的材料，王子平在昏暗的床头灯下熬过了无数个通宵；为了筹集外出的路费，经常扛着几十斤粮食到集市去卖。年轻时经常外出挖掘传说故事，上点岁数就立足自己的家乡收集民间风俗传说，他家里的大小柜子箱子里塞满了用针线装订在一起的民间传奇故事、民间文学作品。为了查找方便，他在大小不一的纸箱子上面用毛笔标注着“杂报”、“文稿”、“传说故事”等字样，摆在家里就好像开了一个中药铺子……
如今，王子平已整理装订出《虞城民俗大观》、《古虞城名村、古镇、古庙、名寺、陵墓探渊》、《中原名人名地及历史故事集》、《睢阳忠魂》等各类民间文学作品30多册，共100多万字，保留和抢救了不少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出版过《花木兰》《李香君外传》等7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刘秀森曾专程到王子平家调研过。刘秀森介绍说，王子平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其中不少有一定的价值。比如他挖掘整理的清末捻军斗争的故事，就有一定的历史和学术价值。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不去整理和挽救，就有可能失传，王子平这种做法值得肯定和鼓励。虞城县政协副主席宋成树认为，民间文学作为一种被边缘化的文学形态，目前已很少有人关注，王子平如此执著于民间文学，确实令人钦佩。
“我看过王子平老师的作品，发现他对民间故事、民俗民风等作品形式的驾驭能力很强，下一步我会对他的作品进行修饰和整理，拣价值较高的部分结集出版。”宋成树说。
“老伴经常唠叨我，说我整天为一堆废纸累死累活的，图个啥？我啥也不图，就是为了不让这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民间文化在我们这一辈人手里遗失。”王子平说。
果园里的“乡土诗人”
——痴迷诗词绘画的尚超伦
尚超伦自谦是一介“汗洒满园果香，心裁半壁墨竹”的老农。
其实，尚超伦出身名门，曾是中国著名画家、教育家罗铭、刘文西的得意门生，他的同学绝大多数在中国画坛里占有一席之地。阴差阳错，有望成为一位画家的尚超伦，却一直“埋没”在乡野中。但他不以为苦，却安贫乐道，并一直坚守着自己心中的圣地。
尚超伦于1938年出生，是虞城县马牧集村人。1955年，尚超伦初中毕业。当时尚超伦的美术教师陈星河对他的绘画天赋很欣赏，动员他报考西安美院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