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7:04
从前，在西哩呱啦的大森林里，住着一只懒惰的小猫，它在猫妈妈的精心培育下十分健康、强壮。但是，它不像别人在茂密而深绿的灌木丛中蹦来跳去的玩耍、嬉戏。而是沐浴在阳光明媚的青草地上懒洋洋的躺着，等待妈妈给喂食物，因此，森林里的动物都叫它“懒猫”。它的同类见了这种情形，说：“妹妹，你不去练习捕鱼、爬树等本领，将来怎么面对这危机四伏的大森林呀！”懒猫不但不听同类的劝告，还怒气冲冲地大叫道：“这是我的事，不要你们管！这里是我的地盘，不允许你们进来！”它的同类们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块还剩最后一缕阳光的草坪。
有一天，老虎对它的午餐猎手命令：“你，去把那只又肥又胖的猫捉来！”于是狐狸带上在森林商场买的墨镜，穿上棕色的皮大衣，开着小汽车，以百分之百的速度来到那块草坪上，拉好拉链，拽了拽袖口，对懒猫说；“小家伙，快醒醒，叫声狐狸绅士，我带你去‘食物洞’。”果真，它立刻醒了，说：“狐狸绅士，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大名鼎鼎的狐狸绅士还会骗你？”懒猫信以为真，一摇一晃的跟着狐狸绅士走了。
到了那儿，倒是有山洞，可上面画着老虎的面像，写着“森林之王”几个字。它大惊失色，转身就逃。可是，它又肥又胖，才跑了几步就被捉住了。
懒猫因为贪吃、懒惰的坏毛病，使它那天生的本领没有练成，结果成了老虎的午餐。
陕西省西安市前卫路小学三年级：李可桢
作文 zuowenku.net
[关键词] 《窈窕绅士》;《窈窕淑女》;表演;细节;逻辑
《窈窕绅士》于2009年9月28日在国内上映以来取得票房佳绩,在国庆假期档的表现抢眼。媒体对本片也多有偏爱,溢美之词迭出。脱胎于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名片的电影故事对观众和媒体来说,都可算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几乎具备了成功影片的所有资质,得到好评实在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细细思量,这场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还是有着些许不足之处:虽然瑕不掩瑜,但有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必要。
《窈窕绅士》:几乎具备了成功影片的所有资质
第一,影片故事脱胎于60年代名片《窈窕淑女》,况且《窈窕淑女》身后还站着的萧伯纳笔下讥诮的《卖花女》。这就至少已经争取到那些纯粹为“丑女大翻身”戏码着迷的观众来捧场。近年来日剧《野猪大改造》和韩国电影《美女的烦恼》的风行,就充分显示了“丑女大翻身”仍是个拥趸众多的高热题材。
第二,由吴宇森、张家振和杨紫琼等组成的幕后监制,阵容堪称国际豪华级,颇能赚人眼球。
第三,导演李巨源的成绩单也很说得过去。1998年完成电影处女作《为人民服务》,获邀夏威夷国际电影展、获选台湾公视经典电影系列。随后一直在影视圈工作,曾担任张婉婷《非法移民》、张坚庭《天使出更》、陈友《两公婆八条心》、洪金宝《过埠新娘》等片的副导演。之后还陆续担任了台湾TVBS节目《一FOOL当关》《好莱坞故事》、台湾滚石音乐频道的主持人。于2001~2005年担任李安导演之华语电影研发主任,曾在李安的《推手》中出演角色。另外还担任了《色•戒》《卧虎藏龙》《喜宴》《少女小渔》《查之舞》和电视剧《她来自海上》等的剧本翻译工作。在和杰出的电影工作者的合作经历中应该积累了丰富的电影从业经验。正经历情理交战的文艺青年和中年危机的文艺中年应该为此导演工作履历吹响集结号。
最后说演员部分,也是大卡司,孙红雷在2009年一部《梅兰芳》和一部《潜伏》,就可谓炙手可热,大银幕和小荧屏相互辉映,风头无二。林熙蕾《气喘吁吁》归来,刚与葛优合作结束,也正是话题上的风流人物。宣传孙红雷“硬汉”形象由此浪漫喜剧转型,重开天地。林熙蕾演绎知性熟女。这又成功吸引观众群中的“师奶兵团”和“败犬女王”。
《窈窕绅士》虽然几乎具备了成功影片的所有资质,但是细细思量,这场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还是有着些许不足之处,虽然瑕不掩瑜,但有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必要。
《窈窕绅士》:高材生的白玉微瑕
(一)改编经典珠玉在前,《窈窕绅士》力有不逮
《窈窕绅士》影片故事脱胎于60年代名片《窈窕淑女》,电影围绕着吴嘉倩(林熙蕾)将曾天高(孙红雷)这个“土大款”包装成上流人士展开。笑料迭出之间,还穿插着曾天高一心想要追求女明星,却最终爱上了帮自己转型的吴嘉倩的浪漫爱情故事。1964年制作的《窈窕淑女》也是改编作品,来自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作《卖花女》。无论是萧伯纳化用古希腊传说皮格马利翁的原作,还是好莱坞60年代的改编,都已经在时间的淘洗下成为经典。改编经典珠玉在前,相较之下《窈窕绅士》有欠火候,力有不逮。《窈窕绅士》将《窈窕淑女》“拯救”故事的主客倒置,使得两片“拯救”动机和“变身”目的高下立分。并且最有意味的还是关于文化包装:是包装头脑还是包装消费。两相对比不难得出:脑子fashion才是真正的潮男潮女。《窈窕绅士》又败下阵来。
1.“拯救”故事:主客倒置
《窈窕淑女》本质上是个拯救故事,是语言学教授希金斯对卖花女伊莱莎从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双重拯救。希金斯通过对伊莱莎进行口音纠正和文化教养,使她可以进入上流社交生活,从而抬高自己的层阶。而在《窈窕绅士》里面,表面上是吴嘉倩(林熙蕾)拯救有钱没教养的曾天高(孙红雷),骨子里是曾天高拯救经济上捉襟见肘、工作上疲于奔命的吴嘉倩。
2.“拯救”动机和“变身”目的:高下立分
《窈窕淑女》里的语言学家希金斯说:“语言学,说话的科学,这是我的专业也是嗜好。”对于语言的热爱推动他去试着改造一个言语粗俗、行为鄙陋的卖花女。因为“发出如此讨厌声音的女人,就没有资格到处走,没有资格生活。记住,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并具有口齿清楚的天赋。你的母语是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圣经》的语言。别像傻瓜般,坐在那里咆哮。”而“一个英国人说英语的方式,绝对会影响到他的地位。”《窈窕绅士》里吴嘉倩包装曾天高的动机则是为了得到曾天高公司产品的行销合约以支撑自己的小公司。
《窈窕淑女》里伊莱莎用一段街头歌舞表达了她的朴素的生存理想:不会寒冷的房间,里面有张大椅子,有很多巧克力可以吃,很多煤炭烧烤食物。她求助于希金斯教授是因为教授说“我也能让她到需要说正统英语的地方上班”。深深地打动伊莱莎的是:纠正好了口音和举止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因为她当时的理想就是在花店里当专柜小姐,但是除非举止优雅,否则不会受雇。对于伊莱莎来说,这是一个自我文化地位、工作地位进而社会地位提升的愿望。而《窈窕绅士》里的曾天高,这个因为经济能力而有恃无恐的男人,在慈善晚宴拍卖上发现,居然也不尽然是价高者得,还是看菜下单,即使钱多仍被歧视,他觉得必须把“曾天高”这个产品好好包装然后行销到“芳娜”的市场去。否则他将无所适从。与其说他追求女明星,不如说他不满自己在慈善晚宴拍卖上的落败。对于芳娜,他最多只是个想多看几眼真人的“粉丝”。对于自己在慈善晚宴拍卖上的落败,他用合约延请吴嘉倩拔刀相助,以求扳回一城。这是一个既缺乏文化教养又多金中年男人自我证明以求自处的需要。
两相对比之下,《窈窕淑女》和《窈窕绅士》“拯救”动机和“变身”目的高下立分。
3.文化包装:包装头脑还是包装消费
《窈窕绅士》和《窈窕淑女》相比,最有意味的还是关于文化包装。
《窈窕淑女》充分体现了包装头脑要用文化艺术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性。除了给善良的灰姑娘华服美钻,还要雕琢出一口漂亮口音。上流社会的淑女除了样貌端庄之外,更要口音纯正、言语机趣、举止娴雅、进退有度。文化包装主要是包装头脑。皮相再好,谈吐行止失仪,也绝对登不上台面。
《窈窕绅士》把文化包装定位成提高高档产品得体消费的能力。虽然吴宇森有良好的愿望,他在访谈中说:“到了《窈窕绅士》,我想拍让人在紧张的时间里学习到优雅的生活态度的戏,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时代。”①但是电影显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肤浅地将“优雅的生活态度”与“高档产品得体的消费能力”划上了等号。并且这种高档产品消费能力不仅仅是经济上可以负担,要玩得转就需要找行家指点。在现今的情势之下,语言学教授自在边缘的边缘。自视甚高的“前”香港社交界名媛不得不在行销合约的招揽之下放下身段,为“土大款”出谋划策,甚至利用自己曾经嫁入豪门未果这种不快往事,替曾天高变身海归雅痞之后闪亮登场造势。编导并不真的关心“土大款”是否能经由魔鬼特训恶补后脱胎换骨,看重的是习得“绅士生活法则”过程中行差踏错时造成的笑料,追求的是美式笑话没心没肺的直白。《窈窕淑女》在嘲弄上流社会虚张声势的同时,通过皮克林上校这个人物对真正的绅士保持了足够的敬意,这是英国式的讥诮。《窈窕绅士》中被扭曲成“查尔斯”的曾天高一直试图融入所谓上流绅士的生活,但却从头至尾游离在游戏之外,越想藏拙越是露怯,带放大镜去看达•芬奇的画;正装出席意大利歌剧;仔细琢磨红酒咖啡……每一次消费都是一场顶礼膜拜的仪式,诚惶诚恐,造次不得,生怕一不小心被人贻笑大方,遇到回答不出的问题只能鸡同鸭讲,背诵准备好的驴头不对马嘴的标准答案,顾不上训练有素的优雅微笑已经变作尴尬讪笑。吴嘉倩对曾天高的文化包装在这个意义上行销失败。曾天高脸上洋溢着的是丰收的喜悦而非绝所谓贵族的那种懒洋洋的理所当然。于是他终于在看油画时烟瘾犯了,听歌剧时睡着了,与芳娜约会的时候也不懂委婉地表明身份,只能来个打回原形的大展示,虽然芳娜的尖叫失声很有喜感,但是这同样宣布吴嘉倩对曾天高的行销失败。一个真正的绅士永远是彬彬有礼、进退有仪,是绝不会将自己送到那样尴尬境地的。
并且《窈窕淑女》的伊莱莎从一开始就是精神独立的现代女性,这个根本用不着包装。在电影一开头,剧院外,当希金斯教授大喊:“女人,马上停止这讨厌的哭声或是躲到别处去吧!”伊莱莎就已经毫不畏惧地回答:“我有权呆在我喜欢的地方,跟你一样!”大使馆舞会教授大获全胜,伊莱莎受到女王的赏识,多次与太子共舞,自作聪明的匈牙利语言学家甚至认为伊莱莎是位血统纯正的匈牙利公主。教授得意忘形,而伊莱莎则落寞,她希望被尊重,被教授视作淑女。她对于未来充满恐惧,舞会上的繁华只是镜花水月,谢幕之后怎样回到自己的人生。伊莱莎负气出走,早市上已经无人识得,得不到群落认同,回不去了。伊莱莎充满智慧和勇气,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不任性妄为。结尾没有俗滥的亲吻拥抱和好,仍然是老光棍的孩子气和无赖:“我那该死的拖鞋到哪儿去了?”电影落幕,意味悠长。
《窈窕绅士》的曾天高处境要好得多,事业成功,完全不存在生存压力,但是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金钱能买到想要的物质,却买不到气质与格调。魔鬼特训的结果只是按照既定答案背诵,不分场合不知深浅地炫耀学识,并且不知灵活变通。看歌剧一节,歌剧前酒会,被问张艺谋的《图兰朵》是不是真正的意大利歌剧,就是真的“太慌张”了。电影的高潮部分,在《夜来香》的钢琴乐曲中,拿着徐志摩的书去找林熙蕾。求爱的时候还要读徐志摩的文章,虽然有小小改动,但仍体现了曾天高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话语能力:“可是都是你的错”,“是你不该让我在和你吃冰激凌的时候,一颗心偷偷为你悸动。是你不该无理取闹得一点都不自知,让我傻傻地笑完又笑。是你不应该在我家踢开鞋子的时候,让我看到你不经意的美艳动人。是你不应该昏睡一天一夜,让我有机会痴痴地读你一遍又一遍。是你不应该让我整天心里总是说不出的甜蜜,满是浓得化不开的柔情。你最不应该的,就是让我感受到我原以为不属于我的喜悦,让我贪心地想你。”“吴嘉倩,我爱你,2009年某个夜晚。”难怪女主角睡着了。
(二)孙红雷浪漫喜剧转型,表演上稍显单薄
孙红雷粗犷深情的形象已随其早年的一系列作品深入人心。《梅兰芳》里的邱如白虽然稍显过火,有抢戏的嫌疑,但是证明了孙红雷亦可以温文尔雅。用《窈窕绅士》浪漫喜剧转型的孙红雷,应该让我们看到从财大气粗却莽撞懵懂到斯文得体低调温存转变的过程。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人物造型的转换,而孙红雷的表演实在是单薄了一点。或者更直言不讳一些,孙红雷的表现在他表演的水准线之下,过于浮于表面,甚至熟极而流,缺乏对于人物的揣摩和思考。
经过吴嘉倩打造后的曾天高,造型一水的欧洲绅士风:三件头高档毛料西装、丝巾、眼镜。但是诚实地说,孙红雷的气质实在不适合这个角色,不优雅。曾天高前面的粗俗有余,后面的优雅无依。始终是结结巴巴,语言乏味,英文的口音还很可笑。口头禅“太慌张了”是为了增加“笑果”,但是别扭得醒目。林熙蕾倒是对“吴嘉倩”这个角色驾轻就熟:上海机会多,租了一间旧厂房,在上海开公司。被工作搞得焦头烂额,有学识有眼界,为了搞定客户不择手段,辛苦支撑自己的小公司,说话英文夹缠,看似是有港台生活背景,“白骨精”加“败犬女王”。林熙蕾掌控角色的游刃有余更显得孙红雷故作优雅时的捉襟见肘。吴嘉倩故意要狗仔队跟拍,提出要去曾天高家过夜,曾天高对于这件事开始并不知情,有点小鹿乱撞是人之常情,他机智地用刚才给没给小费来测试吴嘉倩有没有喝醉,这是符合人物年龄阅历的表现,但是接下来开门时手抖就太做作。不光抖,且振幅大频率高。这是表演的夸张失误。进得门来,烧开水时手还抖。沧桑外表少男心?过火的恶趣!在上海音乐厅听歌剧双双睡着,曾天高拉着吴嘉倩的手窘迫地逃出,双方倒是都出人意料的镇定?结尾处,曾天高示爱以后发现女主角居然睡着。孙红雷又小鹿乱撞样,熟男会这样乱了分寸吗?一定要用少男相来表现吗?建议孙红雷看看亨弗莱•鲍嘉的《龙凤配》,看看理查•基尔的《风月俏佳人》,或者至少认真研究一下《窈窕淑女》里面的雷克斯•哈里森。数不胜数的前辈的经典表演都是教学片。最后孙红雷在晨曦微露的外滩显示了一把霹雳舞功底,彻底暴露了他的城市青年身份。曾天高来自农村,孙红雷的80年代舞步把“都市”两个字写得清清楚楚!
(三)细节方面缺乏逻辑和呼应,喜剧和闹剧变得只有一线之隔
电影里吴嘉倩的理想和现实咫尺天涯,而电影告诉我们喜剧和闹剧有时候也只一线之隔。轻喜剧可以笑点低,但是要符合逻辑。《窈窕绅士》的情节设计在细节方面缺乏逻辑和呼应,喜剧和闹剧变得只有一线之隔。
电影开头慈善晚宴上的群殴,莫名其妙得打起来。原因交代不明之外场面调度也混乱,至少要打得行云流水才能增强“笑果”。
东北口音的曾天高竟然有个台湾腔的表妹。
打造绅士从衣装开始,团队上场为何穿白大褂?表现“科技感”?表现“专业”团队?让人匪夷所思。
听歌剧两人双双睡着,吴嘉倩坚持让曾天高要用“辣气剂”(辣眼睛的气雾泡沫)对自己执法,实际上是女人的情感博弈。在这里,曾天高充分表现了痴汉也懂女人心――辣眼睛的气雾泡沫变成香水,可是随身携带的香水竟然有那样大瓶,吴嘉倩小小晚装包岂不是早该被一瓶辣眼睛气雾泡沫和一瓶香水挤爆,太牵强。道具和美术设计都考虑得不够细致。曾天高坚持不问林熙蕾是不是饿和冷,因为社会科学课上,老师说20世纪女权运动和平权运动主张不剥夺女性挨饿受冻的权利,可笑!绅士培训的大失败!
吴嘉倩对曾天高从软硬件全方位打造,选车子、看展览、听音乐会、学习仪态、学习品鉴咖啡豆和红酒、学打高尔夫、学习餐桌礼仪、健身、学英文、买新房、玩游艇、学跳舞、标红酒、投艺术品……这一系列快速镜头切换暗示着紧密的学习日程,但是曾天高的生意呢?特别是他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白手起家的人,可以全部把工作抛开全情投入到“绅士课程”吗?这让人很费思量。
口味提高了,罐装咖啡太难喝,但是教养依然如旧,在超市付账前试喝然后放回原处。为煮好的咖啡,到曾学习咖啡知识的地方,从阳台爬上二楼,系上围裙像小偷一样行为还镇定自若。
吴嘉倩在曾天高“我梦见你,你那憔悴的神情,手捧着鲜花”的读书声中醒来。孙红雷戴着眼镜,微笑着看着睡着的林熙蕾,书名是大大的《再别康桥》。这是变态杀手恐怖片吧。还有用烤焦小蛋糕庆祝生日的老桥段。虽然“有情饮水饱”永远不过时,但是至少要用点新意来体现主创的诚意吧。
达•芬奇画展布展时课程刚刚开始,而开展的时候已经教学卓有成效,那“绅士课程”到底有几天?画展上握手的场面和镜头切换是要展现曾天高在此高雅社交场合与各种人应对都游刃有余,但是这个表演段落,最后一个和女士握手做结的时候,动作仍然显得粗鲁和没有教养。握手握出汗来,明显拭汗动作让人觉得没有见过世面和失仪。在与芳娜的交谈中,故作幽默和知识性的卖弄让人不适。与芳娜打高尔夫、看show,去探班,和她一起混酒吧,感情一日千里。首映礼之夜,和芳娜在家共处时展示“最不可思议的艺术品”是自己?简直是复仇心态。芳娜夸张的歇斯底里的反应,“徐志摩是不能丢的”,不要太搞笑。
最近的娱乐电影和电视剧很流行“金句”。《窈窕绅士》的对白也有“金句”闪现:吴嘉倩为制造话题,设计狗仔队跟拍,说出上流社会的规则:“好事炒不出话题,坏事炒半天,丑事炒翻天”。而飞蛾扑火似的缠绕话题人物就是搏出位的方法。“行销就是一切,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只要包装得好,行销得对,就是成功的秘诀。”这些对白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古希腊传说中的皮格马利翁性格孤僻,厌恶现实中女性的堕落与,用雕塑来制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窈窕淑女》中希金斯教授也是个厌恶女性的人,他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伊莱莎身上来制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而不顾伊莱莎的感受。《窈窕绅士》要把土大款改造成低调温存的雅痞,剧情和对白之下,“塑造”的过程中,隐藏着两性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各自矛盾又相差极大的出发点以及看待事情的态度,其微妙激烈的程度甚至比表层言语的冲突更大。虽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窈窕绅士》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电影小小的缺憾昭示着前行的方向,孕育着未来更成熟的作品。
注释:
【关键字】马科斯·恩斯特 装饰性 抽象 拼贴 幻象
马科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是德国著名画家和雕塑家，曾在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后来研究过艺术史和精神病学，并对尼采的美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学说颇感兴趣。恩斯特的艺术贡献在于具有颠覆性精神的艺术创作和对潜意识的表现，以及通过展现幻象的、无理性的事物这种创作风格，进而使观者产生广泛的想象力以及他的创作风格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哲学家以语言文字来表现他的精神思索，才能成为哲学思想；艺术家的精神，以艺术语言表达出来才有价值。”①对于既是哲学学习者又是艺术家的恩斯特，其作品里充满了怪诞、无理性的场景，极富个性，装饰性意味极浓。其作品的装饰性特色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呈现。
一、真实与幻象的交融
达达主义画家是激进的虚无主义者，他们以一种反叛的精神和嘲讽的态度来传达内心的呐喊，虚无即是不真实存在，他们常用幻象来展现虚无思想。
在《未命名的达达》（图1）中，画家借这幅作品营造出一种幻化的感觉。他随机地将一些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物品和纯属他幻象的物体形态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既随心所欲又充满讽刺意味的作品。
恩斯特笔下的森林妖怪是对真实幻象的结果。在《没有香味的森林》（图2）中，苍天和森林布满整个画面，森林背后的天空中有一轮明月，同时，有一只白鸟隐藏在黑色的森林中，因为其不是实体而是用虚线展现，它暗示封闭在森林深处的是一只不能看到的孤鸟。根据恩斯特的解释，这是模糊的幻象，白鸟代表成长在森林中的动物，同时也代表被关禁的灵魂。这种暗示性和寓意性通过幻化的森林和虚线真实的鸟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绘画与拼贴的共存
拼贴最先由毕加索提出，恩斯特和马格利特等人的拼贴否定了事物本身的意义，目的是在一个理性化的空间中呈现出一个非理性的梦幻的氛围。恩斯特认为：“拼贴是一种超且认真的正确性工具，如地震仪一样，他能够在任何时候测出人类之愉快的可能性之正确的数量。”②他在油画作品中同样拥有在拼贴画中的特点，把拼贴的手法融入绘画的内容和构图之中，使人们能够从画中感受到超现实的梦境，同时使画面有一定的装饰性。
作品《西里伯斯岛的大象》（图3）的中心是头大象，大象的造型是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或谷仓，大象的“头部”戴着一个由许多制图工具组成的王冠，它站在一个看似战场的地方。画面下方的一个无头人体模型举起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向这只怪兽做着手势，好像在告诉这个怪物去向何方。画面中，那些不相关物体有层次的并置，使物体从它们通常的环境和人们所认同的职能中孤立开来，且在新环境下有一种呼应的新关系，以某种看不见的新因素相互均衡，这些不相关物体层次、呼应、均衡手法的综合运用恰恰体现了它的装饰美感。
《两个孩子受到夜莺的惊吓》（图4）是带有小孩梦境的，天空中有一只夜莺在飞翔，一个人形物卧躺在草地上，另一个女人一边喊着一边追打着夜莺，有个男人怀抱着小孩，手伸向画框旁边的门铃，似乎要打破梦境，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幅作品中，“奔”和“拉”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在平静的画面中展现了节奏美。作者把这种不相干的事物给予看似偶然性却是有序性的拼贴组合，使艺术形象传达出一种空间感，更为重要的是突出绘画的象征性和形式美。
三、具象与抽象的交错
抽象艺术自1910年发轫，在二战后达到高峰，恩斯特深受抽象艺术的影响，常常用抽象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抽象是相对于具象而言的，造型自由奔放，以表达主旨思想为宗旨，也在图形中寻求变化。
在《森林》（图5）这幅作品里，森林和鸟都运用了抽象的表达方式，整幅画面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采用了树的肌理，以天蓝色作为背景，和下半部分树木的色彩产生一种空间感。下半部分的图案采用人形和鸟的同构，人的面部呈现出一种惊悚之感。它穿梭于看不到踪迹的森林里，使观赏者有无尽的遐想。在这幅作品中，作者采用色彩的呼应，以及均衡的构图，有序的表现使观者在体会其惊悚恐惧时，也被它的装饰美感所征服。在《森林和鸽子》（图6）中，这种抽象表现得更突出，其中，带有齿状的树木的表现和简洁抽象化的鸽子，使观者在体会抽象图案美的同时深深体会绘画者的独特审美。
四、解构与重构的交互
解构即解体建构，解构的目的在于使各种事物达到一种更好的结合，打破一些固有的规律，看似无规律可循，是一种创新的表现。“要求打破一切陈规，达到“超绘画”的境界。”③恩斯特宣称这是他的目标。
在《帽子造人》（图7）这幅作品中，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观念，使帽子造就人类，同时又把帽子和似人躯干的东西重构在一个画面中。这幅作品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含有一种幽默、俏皮的意味。在《悲哀的绅士》（图8）中，把绅士的形象解构成事物，把人的耳朵解构成鸟笼的木框，把人的面部解构成一个平面的木板等，重构成人的形象。这幅解构的作品，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绅士的无奈和悲哀，其黑色的背景和木色的颜色相互衬托也突出主题，同时装饰性意味也展现其中。
结语
恩斯特艺术中的超现实风格，对神秘恐慌感的强调以及无意识的幻象影响了许多艺术家，他的艺术在当时极具现代性，深受达利、马格利特等艺术家的倾慕。马科斯·恩斯特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去关注和表现自己对生命和事物的独特感受，他突破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以装饰化表达及多重意味的表现手法给当代艺术绘画注入活力。作为世界性的艺术大师，富有装饰性的绘画和拼贴作品贯穿他的整个艺术生涯，这些抽象幻象等绘画语言在绘画本体和内涵之间架起了桥梁，使其作品的象征意味凸显出来。
注释：
①齐日华.浅析克里特绘画的艺术语言[J].美术大观，2010（7）.
关键词：晚明；士绅；佛教信仰；黄州
自明代嘉靖中后期开始，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三教合一的浪潮兴起，不少儒士学者在思想上融合儒释道，而行为上也杂禅杂道。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佛教界，四大高僧倡导改革，佛教逐步世俗化，士绅亦参与其中，共同促成了佛教复兴思潮。但这种复兴是短暂的，到了清代，尤其是康熙朝以后，便出现了消歇。目前，对于晚明佛教的研究成果不少，如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释圣严的《明末佛教研究》对明末佛教做了概括性的研究，指出了佛教各派的发展状况；江灿腾着力研究了晚明佛教的改革；荒木见悟、陈永革等从理学家和佛教思想的角度作了深入的论述；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佛教与文学、狂禅等的研究在逐渐增多。晚明众多思潮同时涌现，值得关注，那么佛教复兴思潮为什么如此绚烂而短暂？此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原因何在？这一问题还有待揭示。
关于士绅佛教信仰的研究，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會的形成》一书，从国家与社會的视角来研究士绅，认为土绅通过捐建寺庙获取地方舞台上的权力，掌握地方社會的威权，形成了与国家政权抗衡的“士绅社會”，对晚明士绅佛教信仰的研究极具启示意义，但其结论目前仍受到质疑。那么，晚明士绅是否因为佛教信仰出现了“自治空间”？江南士绅之外，其它地区是否如此呢？
笔者从目前研究较少的黄州来看，发现晚明黄州士绅热心佛教事务，游移于佛教和道教信仰中，并乐在其中，对于儒家的正统礼教有所忽略。但是，清代康熙朝以后，士绅佛道信仰的热忱减退，似幡然醒悟，重申儒学的正统地位，坚守礼教。所以，本文想通过对晚明黄州士绅的佛教信仰来看他们是否形成了自治空间，并通过清初以后的变化来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士绅阶层正统意识的回归。
一、晚明黄州士绅的佛道信仰
从明代嘉靖时期起，黄州的佛教信仰风气浓厚，禅林寺观不断兴建，大小佛寺僧人众多，外地僧侣也纷纷前来筑庙而居。同时，本地又崇信方术，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方士，士绅不仅相信神灵的庇佑功能，以神权来威慑民众、劝化向善，还崇信佛道，借以养身体道，构筑自己的心灵空间和生活方式。这样，士绅静心修禅、修炼方术、结交僧道，以居士自称，在当时可谓蔚然成风，其中著名者主要有：蕲州的顾问、顾阙兄弟，麻城的梅国祯、梅之焕、曹胤昌，黄梅的石崑玉、汪可受，蕲水的官应震等。
（一）参禅静修
晚明黄州士绅祝发为僧或耽于仙道者不乏其人，诸如黄冈诸生袁文炜（释心死）、麻城士子周之首（释道一）、广济诸生游明（僧彻崖）、增生饶定中（禅号海门）及黄陂的方一麟等。不过，最为普遍的不是出家，而是归隐静修：要么是宦游归来，参禅静修，体道养生；要么因仕途不顺、厌倦世俗而归隐。
以梅国祯为首的缙绅之家——麻城梅氏，该家族中无论男女均崇信佛教，深受侨居此地、被后世称为异端学者的李贽的影响，当时李贽祝发于麻城芝佛寺，不拘礼节。梅国桢尚在驰骋疆场时就将李贽、公安三袁等引为知己，与无念禅师书信往还，并产生“归而与其徒醉酒逃禅”的念头；其姊梅国晋，即梅喜佛，法名“南无欢喜佛”，姊夫陈楚产宦归后数十年，即宅为庙；其女梅澹然落发为尼，建绣佛寺居住，拜李贽为师，书信往还；其子梅之熳，曾是复社成员，“晚且祝发披缁，粗衣砺食”；其侄梅之焕号信天居士，从无念禅师信佛，在麻城建造多处寺观。
黄梅的汪可受致仕后，建挪步园，静修其间，并以宰官身护法黄梅老祖寺。他捐建巢云庵，延请名僧万辉住庵，请石门、憨山二大师前来讲法。他还研究佛经，曾“依释”《楞严经》，与门人刊刻宋僧道肯的《集篆金刚经》，付梓流布。
士绅除了崇信佛教外，还研习道教方术，置身其中，兴趣浓厚。黄陂诸生方一麟，自号湛一，曾到太和山习摄心术，岩居数年。时人劝导他归于理学，他执迷不悟，振振有词：“吾侪方外学亦有秘诀，待人而传，谈圣学何容易耶？”后来还吸引儒士，“偕之入山习静”。曾经因传播王学颇有影响的蕲州二顾——顾问、顾阙，晚年却深居简出，养生节食。顾问“暮年不复聚讲，求隐居，好服食丹砂”；顾阙“辟谷五十日，神益旺”，当地的樊山王朱翊纸曾向其请教“不死之道”，顾阙还著有《楞严解》、《楞伽解》、《方外记》等著述，可谓深入理学而出入佛道二教；麻城的曹胤昌亦是如此，为官不事吏治，对上司谩语讥诮，被遣归后，“益放浪于佛仙”，归家后构筑立浪园，读书其中，精研佛理。
（二）为方外交
明代中后期黄州士大夫一般都曾涉足寺院，前往游览观赏、拜谒大师、聆听禅师讲经，甚或曾在寺里读书备考；僧人也乐于结交士绅，因此士绅与僧侣道士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彼此仰慕，谈心论道，作诗品茶，士绅为僧人提供衣食居处，建立庵寺，作传记碑铭，并帮助解决佛教事务。
黄州士绅所交僧友众多，其中不乏海内名僧。麻城梅之焕，“于禅宗彻心抉髓、单刀直入，早岁李龙湖深器之，与无念、道一、愚庵诸师游，各有相入，而究无一字”；黄梅汪可受与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交往，为其修建庐山五乳峰法云寺捐资，德清曾前来黄梅拜访他；蕲水的官应震多结僧友，延请僧云峰至竹影楼，啖以酒肉，死后为之作寿僧传，又与班道人“为烟霞泉石之盟，居竹影园小楼十有五年，晨昏礼佛，坐卧一蒲团”，又与行脚入蕲的浙江僧人秀峰辩难，为方外交。
士绅在与僧人探讨佛理时，往往因禅机而大开眼界，别见洞天。蕲州的顾景星记述与言锋禅师的交往说：“丁巳春，访予窥园，相见倾倒，随以语录见寄……余大叫拍案，酒盏振落，因书为言峰禅师语录序。”梅国桢对无念禅师的指教深表叹服，并再三请教，书信往来。明清之际，有些士绅因不愿仕清而削发，如黄梅四祖寺的戒显，本是太仓诸生，因“国变为诗哭文庙，祝发为僧”，“素工书，有求者，写经藏偈语以赠”。这样，士僧之间有着共同的兴亡感怀，友谊因此加深。
士僧还共结文社、善社，一同参与社會活动。蕲州士人“雨湖七子”与东山寺僧鸣庵共结雨湖唫社，徜徉山水、吟诗作画，成为诗友；蕲水浴莲庵住持道惺著《秋影楼诗》，顾景星为之作序，四明的周斯盛选其中260多篇刻印。士僧还结善社，共同参与社會公益活动。万历间蕲州乡官袁世振迎归宗禅师住持宗远庵，结十斋社；蕲州王珙、卢綋延请石平禅师至真慧寺，缔结广岩社，同社的还有洪天擢、张登衡等，顺治时他们共同收瘗骸骨，扩大此前石平禅师独自收骸的行为。
（三）捐修寺庙
晚明士大夫捐建寺庙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寺庙，或是为僧友主持而建，或为自己修禅而建，或即宅为庵。如麻城大雄洞，由周思敬建，后来其婿曹胤昌曾读书其中；芝佛寺，由周思久构楼，作为李贽振锡著述之所；蕲州的宗远庵，由袁世振为僧归宗建；水如是庵，官应震为高僧无空建。到明末之际，不少士人又建寺隐居或祝发修行，如麻城进士陈儒朴建泊石庵隐居；诸生沈必超清初不肯从辫发之令，建石磬庵隐居；戴益吾归宦而卜隐于伏龙庵，并置祀田五斗；蕲水诸生周君敬在甲申变后遁入空门，养静于乐香庵。
对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寺庙，士绅积极参与修缮、维护，使之能继续传承、光大。在僧人提出请求和建议后，士绅倡导捐资，募集香火田，并监督管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六祖受衣钵的黄梅东禅寺，万历时，六祖殿由汪可受建，五祖殿由石岜玉建；黄莲镇的黄莲庵，由汪可受建，贡生汪方长重修；黄梅西关外的武当宫，万历十年（1582）推官曾维伦建，倾圮后由汪可受重建；蕲水圆通庵，万历间由僧秀峰建，阎民球捐资倡首，李应运襄助，官应震立碑记事。
在晚明特殊的氛围下，士绅往往乐于与高僧探讨心性问题，慷慨捐资修建寺庙，士僧既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又共同参与僧俗事务。这样，在对佛教道教的浓厚兴趣中，在与僧人密切的交往中，士绅的生活重心不免向信仰的世界倾斜，原本心中应有的儒家圣人形象难免被冲淡，也不免时而无视礼教规范，所从事的社會事务则相对减少。
二、清初士绅信仰的变化
（一）佛道信仰热情减退
黄州士绅对佛道信仰的浓厚情结，主要集中于晚明，延续到清康熙初年，此后，士绅之于佛道二教热情大减，风气悄然移易。
清初时许多寺庙高僧仍然人气旺盛，如慈翁森（圆照国师）于黄梅老寺开堂说戒，其“门风高峻，当其说法，万善殿中金紫缁白俱集，出游五台，旃旗扈从，王公贵戚而下皈诚礼足……”当时的盛况可见一斑，从游者如云，其中当不乏士绅。
黄梅蔡山寺的情形则清晰地显示了变化，黄利通记述到：“康熙初年，僧交朗主席兹山，以禅门耆宿名重诸方，堂殿修洁，竹树阴森，一时贤士大夫往往从之游，余亦尝一至其室，二十年来，星移物换，梵呗寥寥，缁素罕到，非独嗣法无人，亦以岁比不登，民力竭而僧缘悭，竿灯暗淡，佛亦末如之何矣！”可见，从康熙二十年（1681）后，寺庙变得冷清，士大夫从游亦减少了。
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士僧关系上。明代那些与士大夫交谊深厚的僧人，往往都有让人倾心折服的智慧和品德，又精通佛理，士绅与之参透玄机、谈心论性或吟诗作画，乐在其中，所以往往特地为其建造寺观，作为驻锡之所，或为共同交往场所。其时，士绅有一定信仰上的诉求，士僧之间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清代的僧人道士则由讲道、悟禅而转变为立坛乞雨、驱治邪魅和做佛事道场，日益世俗化，僧人素质降低，不再受士绅的敬仰，原有的亲密关系随之消失，同时，在明清之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士绅也不再有建筑心灵苑囿的雅致，不得不埋头于实际的生活，重建自身的地位。从此时的士绅书信、交谈中很少看到探讨佛理心性等内容；佛教的著述较明代大为减少，明代除顾阙的三部之外，尚有黄梅瞿九思的《佛钥》，汪可受的《道心亭说》，清代的则只有麻城汪锡朋所撰《心经解》、《一贯录》。
而修建寺庙的情况更能说明士绅热情的转移。晚明黄州缙绅往往将财力用于投建寺观，而清代的士绅大多投向一些公共的、实用性的工程和事务，诸如学宫、考场、水利、边防等社會工程，以及族学、义学、育婴堂、讲會、文社等公共活动场所。如麻城义合区的宋家庙，鲍鹏尝于此授徒，从游者众，程德楷、袁铣皆受业于此；天齐区大士庵，光绪时陈富林建，庙与田已全部立案捐人陈氏开办族学。而麻城的寺庙作区公所的相当多，清代多达数十个，如八里畈区的沙堤寺，光绪间本区西村人筹款修葺，为办公會议之地。蕲州广缘寺，同治九年（1870）太学生龚芩兄弟7人于寺中设育婴堂，并置田作收养费用；蕲水长庚庵，康熙年间张屏公等在其旁建辅仁义学，为會文讲肆所；罗田的紫云台，道光初年，庠生江启泰等募建庙宇并置田，议倡文會。
清代士绅修缮和维护寺庙，其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雍正时黄梅岁贡喻化鹄表白自己为东山寺捐香火田：“先君生平嗜善，度力稍可济物者靡弗为，康熙丁亥以一天门庄田一所入东山禅堂斋僧一事也，余以先泽所在未敢忘东山……余日：“然功德几何，余宕有幸心顾先君既已为僧食计，而食今无所是，亦先君未完事也，余小子何敢辞？”可以看出，清代士绅是为了承续祖辈先人的遗志，或者是出于士大夫的责任感将寺庙作为一种名胜古迹、文化传统来保护和传承，而不再是出于对自身信仰因素的考虑。
（二）寺庙变为香火庙
明代以士大夫个人出资兴建的小型寺观，到清代大大减少，绝少专为某位高僧而建，而阖族建庙或全区公建的明显增多，麻城的这种变化尤其显著，《麻城县志前编》“寺观”编有清楚的显示。黄梅新寺，即道镜庵，明代建造，到清朝石仙朗、桂寅初、徐国鼎、吴天相、程国治、柳焕眉、王瑞卿等七姓重建；黄梅高塔寺，为唐朝古寺，明永乐五年僧永恭置佛堂、廊房，乾隆年间僧德珍募化重建，邑人石灿曾为之作记，咸丰四年（1854）寺被兵毁，由唐姓复建后重佛堂。
清代，那些晚明士绅捐建的佛寺往往转变成了由宗族供奉的香火庙（又称家庙）和村庙，庙中供奉祖先，或兼供神佛，或只供佛像，甚至具有历史渊源的寺庙到清代转变为香火庙也较普遍，或因士绅附會说是自己先祖所建，或因由某个家族维护重建而转变。如天池庵，前明宋氏建，乾隆年间张文清祖承买重建，永为香火。那些祖先所建庙宇或读书处往往由后代直接变为家庙，如黄梅巢云寺，“旧名挪步园，汪可受建。可受解组归静于此，后改建为寺，内有可受祠，塑像祀之，有山场课米三斗，汪户完纳，乾隆二年（1737）监生汪抡等重建”；龙坪镇的梅源寺，系廪生石纯若山场，内建墨庄书院，康熙六年（1667）重建，石府为了纪念其先祖石崑玉，还在墨庄书院旁边又修建了一座宗祠“梅源寺”。明代陈楚产以住宅改建的陈家庙，到1935年时，其后裔仍为香火奉祀之。
（三）对礼教的坚守
从明代开始，黄州的佛教世俗化，各种民间宗教大行其道，香火兴旺，士绅亦间杂释道信仰，这让儒家伦理思想的正统的地位受到冲击，孔庙及一些正祀贤祠不受重视。不过，在清政府的控制和引导下，在重建儒家社會秩序的需求中，士绅崇圣道、固根本的观念复苏，重申礼教维护纲常的重要作用。嘉庆年间黄梅的喻元鸿分析夫子庙不如其它诸庙香火兴旺的原因是：鬼神能福善祸淫、消灾免害，所以人们乐于佞佛求仙。但他坚信：“然而五经四子之书至今具在也。五经四子之书一日不废，则虽贪生求富贵之徒日充满于天下，必有一二志士间出其间，必有一二大贤倡明其后，其为被圣人之泽者自不待言，即不然，农工商贾百家技艺之术，其先莫不从事诗书文字也，功名之士莫不藉是为进身之阶也，因诗书文字进而稍识礼义廉耻，其为被吾夫子之泽者，又不待言。”最后他得出“此吾夫子所以生则冠百王，没犹冠百神也，此吾夫子之所以大也”的结论。
士绅认为礼教的作用至重：“正一身以正家国天下者，其惟礼乎”，“苟试绳之以人亲人长、天秩天叙之大原，彼必无能与吾道抗，而吾儒之说乃可常伸于宵壤”，相信人伦亲情的优势，以之与其它神佛争长角胜。
士绅们响应官员的倡导，积极修建夫子庙和学宫。雍正十一年，蕲州文庙修建时，“时州牧會同学官集乡城绅士议论修建并举分任专责，蕲士人服其议，合志劝捐”，由庠生陈于座、王銮、张烒、李时可、国学生王镇、黄载安等捐修文庙的儒学头门。乾隆年间黄梅的太学生喻于智“任邑事如其家事”：建文昌阁时，“亦属督修，费不足，独捐银一千七百两有奇”，县令薛乘时捐俸倡修文庙学舍，喻于智偕同陈士元等12人督修，工程浩大，喻于智任劳独至。蕲州的张石潭在孔庙重修时，以为己任，专任其事，“垂三年而后成，共费白金一万有奇”，自称并非为了获取名声，而是为自尽其心。黄梅喻氏世代尽力修建夫子庙：“吾梅夫子庙初修于乾隆某年，曾王父韦斋公董其事。兹嘉庆元年，吾父与叔偕邑人续修之，事成，吾父既为文以记，故不敢复有赘说。”
由倾心于佛道信仰到为礼教争正统，由捐建佛教寺庙到以修建文庙为己任，士绅发生了由任凭自身兴趣到肩负社會责任的变化，本阶层的意识逐步回归。
三、士绅信仰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政治环境的影响
明初，太祖设计了一套以儒家礼教为正统的思想秩序，对各种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将各种信仰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打乱了明初统治者所设计的理想的统治秩序，对于财货的追求，冲破了礼治规范，风俗的奢靡，人们思想陷入多元和混乱，理学思想失去控制力和影响力，导致统治危机日益显露。世宗沉迷道教，神宗数十年不问朝政，政治腐败，及至晚明，阉宦弄权，东林人士蒙冤，边患侵扰，明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思想上的迷惑、对朝政的失望无助，以及人生的失意，使一些正直的士绅在努力抗争的情况下陷于苦闷和沉寂，隐迹山林。正所谓“海内荐绅多廉退之士，晦迹林壑，怡养性命”，当时的黄州就不乏返归乡里、隐居山林、逃禅避世的官宦。
明世宗迷信方术，尊崇道士。方士争献秘法仙药。神仙之说，风动朝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麻城的陶仲文深受皇帝宠爱，极一时之盛，势必诱惑一些黄州人追求方术奇技、崇尚轻侠，以邀恩宠、以为世用，以至于在名儒门下方士间出。正所谓：“方是时，四方承平禁网疏阔，海内蓄食客招方士法所不问，儒家者流自王守仁而下门墙充牛刃，稍杂异端，布衣之雄则颜铎梁汝元，聚讲动数百人，何其盛也，然而末年不免于祸。”同时，晚明黄州本地佛教兴盛，活跃在蕲州、黄梅的著名僧人，如四祖戒显、千仞冈等，延请高僧，开堂讲道，又不断联络士绅，深深吸引士绅参与宗教活动。
及至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张献忠来犯，黄州官绅士民组织抵抗，士绅筑堡御敌，亦有全家潜入寺院避祸而步入佛门的，易代之时，又有一部分士绅因守节不仕，不得不遁入空门，剃发为僧。
清初，顺治帝颇爱佛法，乐参释理，不断召见高僧，因此佛教继续兴盛，信士众多。但康熙帝开始崇儒重道，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整个统治进入儒家伦常的正常轨道，对佛道等管理趋于规范。这样，随着清朝统治渐稳，思想教化的政策加强，控制逐步严格，士绅为获得社會地位亦开始注重承担其社會责任，教化乡里，或受朴学风气影响，宣喻圣贤，研经证史，佛道信仰因此逐渐淡出。
（二）学术思想的转变
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其在黄州的传播声势猛烈，在理学家顾问、顾阙和耿定向、瞿九思等的带动下，士绅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开办书院，授徒讲学，吸引四海学者名家如李贽、何心隐、焦竑等前来。黄州的心学家包括耿定向在内，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被归于泰州学派，基本上都属于王门左派，他们的思想中明显地掺杂着释道二氏的思想，理学禅学的边界模糊。圣严的《明末佛教研究》“居士佛教”一章，探讨居士与理学家的关系，其中的居士——李卓吾、管志道、焦竑、袁中郎，均是与黄州的士绅有很深交往的，且都曾来到黄州。其中，李贽因与耿定向和定理兄弟讲学投缘而来黄安居住，后移居麻城周思久、思敬兄弟处；管、焦系耿氏门人，袁中郎与李贽及梅国祯关系甚洽。
李贽在信佛的路途上走得更远，在黄州掀起了波澜，极大地影响了黄州士绅。“卓吾遣妻女反温陵，独携一仆，祝发于敝县石潭芝佛寺，收徒百余人，以僧深有谓为首座。”耿定向因担心从学者对李氏靡然从风，苦口匡救，而他自己则“于佛学半信半不信”，而麻城梅氏家族信仰佛教无疑都是深受李氏的影响。另外，李贽与公安三袁关系甚笃，都信仰佛教，而黄梅的石崐玉、汪可受为师徒，他们与三袁、麻城梅氏都有交往，袁宏道与石昆玉曾先后在苏州任太守、知县，汪可受曾参与袁氏兄弟在京城所结的蒲桃社。所以，黄州的众多佛教居士相互交往，形成一种讲学修禅的风气。
在学理上，心学与禅学有相通之处，居黄梅老寺的香林和尚，尝对众人说：“汝等但信自心即佛，更莫外求”。士绅认为“心即理”，也接受“自心即佛”，所以他们乐于与禅师交往，讨论佛理，甘心乐意地参禅静修。
清初蕲州的顾景星对晚明黄州的理学家杂禅的情况很了解：“万历中，海内晏然，风俗醰粹学者喜谈性命，颜山农、何心隐之徒间窃佛氏参吾儒，李宏甫逃儒而释，智辨皆足移入，于是佛儒其辨如线。先大夫中岁谒部得郡判，病足不仕，侍曾大夫（按：顾阙）处林下，所从游多颜何弟子，故间取佛氏以广情而远俗焉。”顾阙的从游者多为颜山农、何心隐之类，讲学的方式类似于禅门的棒喝、顿悟，因器重颇有道术的王化醇，被人评价为“排异端而爱灵石”，与朱熹“辨二氏而注伯阳”相提并论。
在当时的黄州，还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麻城的士子周之首，号道一，他认为天下万世同归于混元之道，只因儒释道三教教门一开而渐起藩篱，他倡导三教合一，“拟标三教像，合事一堂之上”。梅之焕作《募铸三教像》，为之阐扬。这都表明黄州的理学具有很浓厚的释道色彩。三教相通的观念，儒释道之间没有鸿沟和明显的边界，因此士子认为探讨理学即探讨心性、佛理、道术，均属探讨学术。
但是，王学自身尤其是左派王学的杂禅引发了理学界各派的攻击，开始“由王返朱”，随着康熙帝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王学走向了沉寂，致使深受其思想影响的黄州士绅之佛道信仰也渐渐冷却。另外，学术风气发生转变，学术界出现了辟佛的倾向，乾嘉时期，文人学士开始转向研经考古，由尊德性而重道问学，不再心驰于心性的辨析，而埋头于经典的考证，从事实际的学问，儒释相通之处无人问津。
（三）士绅群体的变化
据林济对黄州宗族的研究，明中后期，黄安耿氏、麻城的周氏、刘氏、蕲州顾氏等为中心的士大夫集团，他们活跃于地方社會，具有巨大社會特权，甚至以地方保护者自居，把持地方事务。而到清代，士大夫集团因为受到打击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下层士绅居多的状况。
随着明清全国各地宗族的兴盛，黄州的宗族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起步，到清代渐渐兴盛。这些下层绅士努力营造宗族，通过宗族集体来扩大影响，提高声望。而且，“低级士绅作为一个由儒家政治所造就的社會阶层，他们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本身就富有政治色彩，低级士绅中不少人往往具有通过自己政治实践来达到‘安邦济世’的政治理想，他们‘穷则“寓治于教”’，热衷于在村垸社會推行文教礼治。”他们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不能凭一己之力兴建，而只能靠团结族人，举全族之力以筹集寺庙的修建费和香火费。而且为了凝聚族人，加强对族人或地方的控制，他们兴建香火庙或土神庙，或者将原来的传统寺庙和其祖先所建的寺观转化成本族的家庙。罗田王葆心对其家庙的描述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吾族在明代多喜立庙，人清代多喜结集神會。惟立庙多一人独割产为之，神會则合本地附近同族及他姓人为之。此可见一时风气，即可瞻全县风俗。”
四、余
论
晚明士绅热心于佛教道教信仰，热衷于佛教事务，在对理学的探讨中，将心灵游移于神佛的世界，此时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有微妙的变化，生活情趣致使其越出了礼教的规范。但到了清代康熙朝以后，佛道信仰热忱消失，关闭了别有洞天的心灵空间，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本阶层意识增强，主张以礼教教化民众，走上既有的建功立业之路。
作者：吴晓亮 单位：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苍洱地区已是“人口繁众，生计日艰”，有限的耕地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以至于“农产物则菽麦稻梁不能敷食，多数仰给外邑”。于是，“穷则思变”，人们“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须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5](卷六《社交部•社会教育》)。显而易见，晚清以降苍洱地区的土地利用已经饱和，甚至达到外溢的程度。还有一些地方因开采矿产而导致良田毁坏，如洱海南面的赵州双马槽厂，自明嘉靖年间“开采淘金”，其后“金沙淘尽，淘金之人散去”。史载，清康熙年间那里是“水在中行，田列两岸，沙填河底，冲没田地”。据当地官员的勘察，原本可以灌溉此地良田四十余里的“双马槽冲”已经是“河沟淤阻”，“田地渐成沙洲，垄亩尽为荒坏”[4]《(封闭双马槽厂永禁碑记》，P147)，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可以说，洱海地区的土地资源已非明初模样，面临危机。2.山林资源的破坏。就山林资源而言，洱海地区像苍山十八峰那样有着“松林荫翳”、“材木繁多”美誉的记载常常出现在明代以前的文献里。不过，随着人们在山地垦荒、对石材的开采，以及百姓建屋造宇及日常燃料所需对木材的消耗，都对山林资源造成较大的破坏。晚清以降，这种破坏尤为严重。元明以来，大理石特有的花纹深受世人喜爱，可用作石屏、石床等物。明嘉靖八年（1529年）时，大理府太和县的地方官员，“擅发民匠攻山取石，土崩，压死不可胜计”。此类重大的事故引起朝廷重视，不惟官员受到惩处，为杜绝山崩人亡的隐患，在苍山开采大理石也被奏准“永为封闭，不许复开”[6](卷一百七，P2536)。但是，开采大理石等石材的活动在清代颇为盛行，到20世纪初，苍山脚下已经居住有许多以大理石开采销售的专业人家。像石材丰富的苍山雪人峰，已经成为“近山诸村石工凿为建筑之用”的石材产地[5](卷一《山川》)。石材的大量开采，破坏了原有的植被。随着人口增长及其日常生活需要的加大，森林植被的砍伐愈演愈烈，成为洱海地区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问题。文献记载，清道光年间，浪穹县铁甲场村的村民“擅行刊伐”林木。一些人对山地所栽松木“期成材木，连根拔起”，这些不良行为引起村民的不满[4]《(乡规碑记》，P184～185)。一个叫做“莲曲村”的地方，其村后的红山以往是“树木荫翳，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可是当人们习惯“树木成材之日，必为栋梁之选”的生活方式后，尤其是道光年间的“斧斤伐之”后，昔日林深木秀的风景不再[4]《(栽种松树碑记》，P213)。道光年间，赵州陈钊镗《凤山种树歌》中称：“曾闻故国重乔木，旦旦而伐成萧然，昔尝美矣。今濯濯晓月虽好，难为妍。”[7](卷五《艺文志》)20世纪初，一些有见识的乡绅看到，在社会环境稳定后有“一切神祠衙署，城乡民房，刹观庙宇，尽另行起盖”的趋向：像弥渡东西山一带的松林因“公私起盖所需，而且价廉脚省”，人们“竟将东西两山之松树成材者，选成殆尽”。“比年来，闻又有可作房料者，又被附近乡樵昼夜估伐，以致濯濯不堪”[4《](封山告示碑》，P233)。苍山的应乐等峰本是“林木甚夥”的地方，但清光绪二年出任云南提督的胡中和一到大理，遂将其占为己有，“建筑炊爨，砍伐几尽”[5](卷一《山川》)。当其部众“入山肆行，斩伐抵支柴薪”时，当地“士民痛惜，保护未能，前往恳乞，咸被诃逐。数月之间，童然如薙，一株不遗”[5](卷十一《循吏》)。可见，昔日的林木植被等已经为满足人们的种种需要而遭受严重的破坏。3.水资源的枯竭与水患的频发。就水而言，洱海地区的水资源十分丰厚。在苍洱之间及洱海南北，百姓世代享受着上苍赐予的苍山十八溪溪水、洱海湖等，用以灌溉自己的土地和满足日常用水所需。但明清以来洱海地区水资源利用出现较多的问题，或是水源枯竭，如剑川老君山一代，由于一伙强民沿山滥砍滥伐，“以致水源枯竭，栽种维艰”[4]《(保护公山碑记》，P173)。或是因水源不够充沛，故民间分时间、分地段使用，如苍山的葶佲溪，其支流常常是两村轮用或溪水两岸轮用；南阳溪也是“各依成规，分别灌溉”[5](卷一《山川》)。又如赵州“牧棕村沟”水，主要是“灌溉本村、敬天、甘陀、富乐、东山田地”。按照分水条例，有的村每月只可以用水四昼夜，像牧棕村可以“每夜鸡鸣放至天明止”，其余四村“每月四轮，周而复始”。又如赵州“城北冲水”，其周围军民田地“资其灌溉”，有规定“鸡鸣后军家放水，戌后民家放水”[7](卷一《水利》)。不过，关于水资源问题最大的是水患的频发。
明正统年间，亦即明军入滇的七八十年后，洱海地方的水患记录见于史籍，清代记录较详且多。总体上看，明代的水患不算严重，到清代以后，尤其是洱海湖水源流经的地方，水患频发且破坏性大，尤以洱海河源流经地的邓川州、浪穹县最为严重。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邓川州奏：“（本州）民田与大理卫屯田相连，俱沿湖泽，每岁雨水流徙沙土，将湖尾沟渠淤塞，以致水不泄，禾苗淹没，乞命州卫军民相兼疏濬。”[8](卷一百六十三，P3161)这是洱海湖的入水口———河尾或叫江尾地方河道淤塞，引发水灾的记录。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洱海的主要河源———瀰苴河也发生水灾；入清以后，这一情况更为严重，从康熙二年(1663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有较大水患18次[9](卷五《灾祥志》)。在浪穹县，明代水患仅有一次；入清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在白汉涧、三江口、凤羽河等地先后发生10次较大的水患[10](卷一《天文志•祥异》)，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可以说，洱海地区水患频发与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关系密切。洱海地区的人口随着明朝大军的进入而迅速增加，大规模的军屯又使荒地得到垦辟，农业进一步发展。到17世纪时，人口增长迅速与山多田少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前朝“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的情况下，清朝“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2](卷七百六十四，P393)，为解决生存问题，向山麓、河滨地带开垦荒地成为必然。其结果是，当人们将山地与河滨改造为耕地，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的同时，又为自己及后代埋下新的隐患。云南地质情况复杂，如果开发集中在河流的发源地，一旦地表植被毁坏，很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开挖沟渠引水灌溉很可能改变地下河流的原有功能。如洱海湖上游水源之一的白汉涧水，其水的发源地——“塔盘山”前后的山地被“渐次开垦”，致使“山无草木障蔽，一经大雨，沙石横下。压毁旱坝，充塞河身”，水患频发[10](卷四《赋役志•水利》)。通常情况下，上段河流若发生水患，至河流的下段，河患表现更为肆虐。在经白汉涧等诸水汇合后的瀰苴河，连年泛滥，必将对两岸的居民、耕地和房舍造成严重破坏。此外，从河岸周边所见“所”、“哨”、“营”地名可知，在瀰苴河水系的发源地和流经地明朝屯田军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言而喻。
洱海地区社会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回应
1.栽种松树，恢复植被，民众自觉性不断提高。在森林砍伐日趋严重的同时，洱海周边的一些地方或栽种树木，或封山护林，以恢复原有的自然植被和秀美景观。这种活动，明代就有，且多在明中期以后，主要在当朝官员的带动之下进行。到清代，尤其是晚清以后，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不仅文献多有记载，而且当地人有勒石为据。据载，明代嘉靖年间叶应麟受军命驻守大理，他在苍洱之间“教民垦荒种树”，并且“先于近郭开地，立准程，躬往临视”。官员以身作则的举动引领百姓“翕然向风”。清嘉庆年间，分掌迤西道的官员宋湘看到大理三塔后的山地林木濯濯，于是“买松子三石，课民种于三塔寺后”。在此六年后，他看到“松已寻丈，其势鬱然成林者”，发愿“何时再买三千石，种遍云中十九峰”[4]《(种松碑》，P183)。道光年间，都督罗思举也劝谕百姓在苍山的中和、龙泉、玉局、小岑、应乐等五峰“购种栽植”松树，且“饬营分段陪护”，“五十余年，树皆大，已踰抱”，可谓林木葱葱[5](卷十一《循吏》)。在赵州地方，乾隆年间赤浦村因官府“劝民种植”，故“合村众志一举，于乾隆三十八年奋然种松，由是青葱蔚秀”[4]《(护松碑》，P172)。道光年间，陈钊镗面对“故国重乔木，旦旦而伐成萧然”的现实，一方面沿城壕栽柳，一方面“购苍松之种一十有二斛，遍撒万壑千崖边，子来庶民竞趋事，树艺峻贩如平田”[7](卷五《艺文志下•凤山种树歌》)。其他地方如莲曲村后的红山，因道光年间大肆砍伐，植被受损严重。于是“，村中父老子弟共相商议”，在光绪八年六月要求村民“按户出夫，栽种松子，共有伍斗有零之数，每家合有贰拾余工”[4]《(栽种松树碑记》，P213)。经当地官民的努力，植被毁损的情况有所改观。2.订立乡规民约，划定公山，使人们对自然的保护逐步规范和法制化。如果说清代前期洱海地区栽种树木、保护山林的活动多由地方官员倡导劝谕而展开。那么，在清代后期有一个更为明显的趋向就是，当地民众为保护林木荫翳的山地，已经具有更强的自觉性，且更具全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运用乡规来约束日常行为，而且开始运用经济手段和法的力量来实施管理。乾隆年间，赵州赤浦村村民认识到山林树木匮乏的原因皆系砍伐造成，于是村民“奋然种松”。数年后，又制定条规，勒石为据，以规范村民行为。其碑文记“合村公众种松之主山，永为公山。合村不得横认地主，私自扦葬。所有古冢，任各归扫”。“倘有无知之徒，希图永利，窃为刊损者，干罚并不能免”。此为乾隆四十五年事[4]《(护松碑》，P172)。乾隆年间，一伙强民在剑川州老君山滥砍滥伐，“以致水源枯竭，栽种维艰”。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剑川州的乡绅为保护老君山订立了乡规民约。其规定明确指出老君山是公众的财产，禁止私人占有，即使“剑川州不得而私”。为保证公众的利益，制定出“公山应禁条规”，并“勒石”为据，要求当地民众严格遵守。其中详定“现留公山地基田亩不得私占”、“禁岩场出水源头处刊伐活树”、“禁放火烧山”、“禁刊伐童树”、“禁砍挖树根”、“禁贩卖木料”等等[4]《(保护公山碑记》，P173)。这些条规反应出当地人对砍伐山林、破坏植被，尤其是对出水源处的砍伐行为引发的生态失衡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过，这个约定似乎还只是停留在一个道德层面，无非“右仰遵守”而已，还缺乏一定的控制手段。道光年间，浪穹县的铁甲场村针对滥伐林木的现象非常重视，乡规中明确规定“遇有松园，只得抓取松毛，倘盗刊枝叶，罚银五两。……查获放火烧山，罚银五两……查获盗刊河埂柳茨，罚银五两”等等[4]《(乡规碑记》，P184～185)。长新乡也规定了“松树不得砍伐”等数条条款，一再强调“倘村里男女老幼人等所犯此规者，不论大小轻重，各村议定罚银五两，以为充公，临时不得抗傲此规，勿谓言之不先也”[4]《(长新乡乡规民约碑》，P185)。这些资料显示，道光以来人们不仅制止森林砍伐等行为，更重要的是，乡村开始运用经济手段来强化乡规民约的实施。可以说，在原有道德规范的层面上，乡规民约的具体落实又多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手段。20世纪初，光绪年间弥渡的东西山上林地砍伐严重，当地官民提议封山护林。考虑到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燃料为必需品，他们在《封山告示碑》中有明细规定，即“凡川中牧樵上山，只准砍伐杂木树，不准砍伐果木松树，及盗修松枝藉故砍树”。对私有山地也有明文规定：“山主亦不准因无用而砍伐己山松树，只准砍伐杂木树。若违，一律干究。”凡“上山估伐松树，盗修松枝者，准乡约火头山主管事老民，将人畜刀斧连所砍之书及柴，送官究治。并垦严禁砍伐年松、火把”。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封山护林能够实现，那么“每年可望多蓄成材松树二万余千株”。这种封山护林的精神，不仅传达到“附近乡村军民山主人等”，令其“一体遵照”；同时也发至“九里东界各村晓谕”[4]《(封山告示碑》，P233)。在大理县兴隆村，其绅耆老幼认识到“水利非但有益于一家，而有益于一邑”以及保护林木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制定共同兴修水利的条规外，要求“居深山者，以树木为重，以牧养为专，自树木一不准以连皮坎（砍）抬还家……如有不遵者，一再齐公重罚，勿得抗敖乡规也”[4]《(永卓水松牧养利序》，P235～236)。从弥渡的《封山告示碑》看，这个时期的封山护林方式较此前的乡约民规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是它显示出封山护林不再局限一个村，而是成为一个地区都必须遵奉的社会行为；其次从一个村的“齐众公罚”到准许乡吏、管事、老民等将违规者“送官究治”的变化。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法治观念开始深入民众内心，且法治手段开始在民间实际运用。3.修治河渠，减少隐患，民间权威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在洱海湖北面，河流大多依地势由北而南注入洱海，是为洱海湖的上源。从发源地南流至入洱海的主河道都属于瀰苴河水系，又可细分为三段，即上段曰瀰茨河、中段曰海尾河、下段叫瀰苴河。洱海地区水患多集中在洱海上源流经的浪穹县和邓川州，最严重的莫过于邓川州境的河段。因此，对该河的治理成为明清两朝地方官员及当地百姓生产和生活中的大事。有资料说，为治理瀰苴河，清朝每年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咸丰年间，每年所费河工达66679人，瀰苴河的治理为“全滇未有之钜役”也[9](卷九《河工志》)。不过，对邓川州这样一个11011人户、24282丁、23048口、僧道35户[9](卷三《村户》)的地区而言，疏浚治理瀰苴河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为承担河工差役，邓川州民几乎是全民投入。清中后期，为保证瀰苴河治理有效，阻绝官员贪赃枉法、督工不力等现象，朝廷利用乡间绅士了解民情，具有威信和责任心的有利条件，使之参与河务，以提高治河效率，从而形成“瀰苴河工，从前官委属员督办……近今官派绅士承办”的局面[9](卷十四《艺文志中•瀰苴河论》)。绅士，是民间享有较高威望的人士，能否参加河务，通常要具备正直、责任心和组织能力等素质，并经公众选举推出后官府才能签派[9](卷九《河工志》)。出身于邓川州中所的乡绅侯允钦就是一个典型。在他作为民间绅士督办河工期间，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合理投入民力物力，使治河具有科学性。与此同时，还形成一套相对规范的管理制度。他著述完成的《河工志》[9](卷9《河工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其他河患地区，民间权威人士的积极参与使治河卓有成效。如光绪年间何现鲲治理下关河尾之地[5](卷十六《人物部•义士》)，又如光绪年间，绅士杨玉发等治理淤塞多年的弥渡通川河大有成效，使“向之污泽，悉复沃壤”。据《修弥渡通川河记》碑刻记，所列当时参与治河的“在事绅耆”人等共计80人，其中具有不同科考身份的30余人[4]《(修弥渡通川河记》，P230～231)。
晚清以降自然与社会协调关系分析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洱海地区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人们不断调整自我、尽力发挥自身协调能力，力图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且，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人自身的协调能力也随民间力量的普遍参与和权威人士的引领而有所增强。首先，恢复生态，保护自然，是明中期以后，特别是入清以来的一个社会行为。据史料记载，明中期以后洱海地区人们采取种松、封山等措施恢复生态和缓解灾患，显示出大多为地方官员倡导或引领的特点，逐渐向着以民众自觉行动为主的方向发展。清代有所不同，栽种松树和封山护林已经发展成为民间大众的行为，如《金石编》所录碑刻十块，其落款大都有“合村士庶老幼人等仝立”、“公仝妥议”、“阖村同立”、“阖村士庶仝立”、“各村绅老仝立”、“合村仝立”等字样，这与明代多以地方官“劝谕”，以及落款多为某知州、某知县有所不同。这是民众恢复生态、保护自然的自觉意识较前代有明显提高的重要表现。而且，清代中期以后的活动记录逐渐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清代中晚期保护生态环境自觉意识更具有大众性和普遍性。其次，订立乡规民约，勒石记事，表现出一种维护公众利益、提倡公共道德的民间“法规”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前引资料看，洱海地区的种松、封山护林、水资源分配与保护、治河等乡规民约大多以勒石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表现形式看，勒石记事不过是古代中国实施数千年之久的一种记事手法。但是，当人们将重大事件记录并刻在不易毁坏的石头上以后，其主观意向及象征意义就远远超过了记事本身。一般说来，勒石记事会使其所记内容具有坚如磐石、不可改易、可传之永久的特点。在人们的主体观念中，勒石具有神圣而庄重的力量。当它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民间通用的手法时，对民众无形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从笔者今天的实地调查看，洱海周边的百姓依然遵守着这些规定。从洱海地区刻石所记的乡规民约内容看是多方面的，涉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具有道德行为规范的特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大一统政权法律逐渐深入当地后，其乡规民约也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仅从生态资源及环境保护的内容看，明代的乡规民约大多针对水资源分配和利用。进入清代以后，水资源分配和利用仍然是当地百姓生活中的大事，但乡规民约中更多地直接表现出呼吁恢复和保护自然资源，并付诸行动的特点。从不准任意砍伐成材树木到必须保护初生的树苗，不准放火烧山、不准在水源附近滥伐滥垦到规定百姓进山只能拾取或砍伐边枝碎叶，以及对日后树木成林的规模预测等等来看，其对山林保护的规定极其细致，且具可操作性，这说明洱海地区对生态环境保护已初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间法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道光年以后，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人们又开始运用经济手段来强化乡规民约的实施，如罚款，这是在原有道德规范的层面上，又多了一种具可操作性的管理手段。此外，赵州弥渡《封山告示碑》[4]《(永卓水松牧养利序》，P235～236)表现出20世纪初的封山护林已经不再局限一村一地，而成为一个较大区域内大家都必须遵奉的地方法规。从最初一个村的“齐众公罚”，到后来允许乡吏、管事老民等将违规者“送官究治”的变化，表明维护自然成为乡村法规的条律，进入一种可操作的层面。这是法制观念深入民众心理的表现，是社会的进步。再次，清代以来，绅士（或叫士绅）、耆老作为民间的权威代表，是乡村社会中倡导和引领恢复生态、保护自然行动的领导核心。自元明以来，中原汉文化日益深入洱海地区，士绅作为社会精英分子，也一如中原地区对当地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前述种松、封山护林的行为，乡规民约的订立已经体现出清代乡绅的能力和力量，但他们在治河工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更好地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民间权威力量的介入和参与，使得生态保护和恢复的管理更加有序和合理。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清代中晚期对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以民众的自觉性、大众性日益突出，民间法规不断完善、民间权威力量不断参与管理为重要特点。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已存在的生态危机，且体现出人们在应对自然危机时社会协调能力的增强。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洗澡是件麻烦事，而身上带着烟味儿、酒味儿和汗味儿也不是件丢人的事儿。甚至，在面对女人的抱怨时，他们通常会“回击”说“这是我们的男人味儿”。殊不知，这些由细菌衍生而出的怪味道不仅有害于他们的个人健康，更污染了属于大家的公共空间。
要知道，文明的男人是清爽的——新闻调查上周，记者围绕“好男人”这个主题进行了一次随机调查，接受调查的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外企白领等在内的30位女性。统计结果显示，有86.5%的被调查者最讨厌男人身上的怪味道;有近70%的人认为男人应该适量使用古龙香水;有61%的人表示男人也应该做美容;另有78%的人认为，清爽的味道有助于让男士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又在日益“公众化”。
这种公众化不是说我们像明星那样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是说，我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更多地需要在公众场合与人交往、需要用公众的礼仪标准来自我考量。尽管你可以说不喜欢洗澡是你自己的事情，满身烟酒之气是你自己的喜好，但是，只要你不是独自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野人，这些事情就不能够完全算作是你的私事，你有家人、有同事、有职场的竞争者，家里不只有你一个人、办公室不是你自己独有的、饭店不是你独享的、电梯不是你的私人空间，你身上散发出的所谓的“男人味儿”，在别人的眼中只是一种懒惰与无礼的表现。我们不喜欢男人不修边幅。
因为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身边坐着一个不加修饰地飘着狐臭、浑身散发体味儿的男人，我们没法不走神、没法长时间耐心工作、没法与他长时间交流，更谈不上什么讲细节、有风度、够绅士之类的好印象。而一位散发得体气息的男士，不仅给人舒心的感觉，而且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因此，好男人首先就应该使自己尽量远离令人头疼的体味儿。如今，在商场里人们可以看见各种品牌的男士营养霜、剃须水、洗发液和男士香水，这些产品甚至专柜的出现不仅为男士提升自己的“味道”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更见证了这个文明时代男人“面子”概念范畴的新拓展。
女人喜欢男人干净清爽的味道，特别是在公众场合，男人使用香水或者营养霜、剃须水等等就如同出席正式场合前穿上西装一样自然。百分之百的男性香水中挥发出来的淡淡香味，不是造作，而是文明，它展示出了男人阳刚之美，同时，也让周围的人感觉到了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绅士格调和彬彬有礼的气息。适量使用男士香水是时尚之风，更是文明之举。绅士口腔拒绝异味，文明交谈要有“安全距离”。男子汉要讲“气节”，穿过的脏衣服决不穿二遍。男子汉应讲究公众形象，汗臭要及时“清理”。
喜欢直子，喜欢渡边君，喜欢《挪威的森林》，这种喜欢让我觉得迷失，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让我知道只要跟着他就不会落入枯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爱直子的渡边一样深爱着我的一切，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读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请您阅读。
读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1生活就像这片挪威的森林，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要走进去，因此我们才不可避免的对生活感到迷茫和痛苦。读完此书，心中隐约的明确，这是一本极度私密化的读物，也是予心灵深处的一份与“孤独”的共鸣。
1、谈书名
初看书名——《挪威的森林》，给人的一种清新、自然的视觉感受以及画面感。凭借我们的想象力，顾名思义的联想到自然绿色的生命力和美好。读完之后，不仅仅是富有美感的美好，而是无意识的接受和体验到更多元化的元素。带给我的更多是悲伤与无奈。
书名源自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歌词很通俗，描述了两人一次意犹未尽的邂逅，可终究不过一人醒来，一人离去。
书中作者将这感受具象化了。“海潮的清新，轻拂的风声，女孩肌肤的感触，尘土的气味，朦胧的夜色，缥缈的憧憬，以及童话般的梦境.....”这些组成了渡边的世界。那是一种微妙的，无以名之的感受，朦胧且真实，撩人又莫名.
“挪威的森林”正是象征着这样一种感受。
2、谈类别
《挪威的森林》有人说此书是一部恋爱小说，也有人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个人感觉以上的概括难以诠释这本小说的类别。作者本人曾明确的表态，该书有着他个人的主题构思和想法，也就是他个人的写作意识。但是，艺术创作理论告诉我们，在追溯艺术创作的本源地的时候，其归属并不属于创作者本人，而应该是归属于作品所处时代环境的创作活动当中。也就是说，在我们在对某个作品追根溯源的时候，尽管需要解析的往往并不是其作者本身的创作初旨，而需要自己的见解与感喟。
译者林少华说过，《挪威的森林》从内容或则性质来看，这是一部恋爱小说。从风格或则手法来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读完此书后我深感认同。
3、谈人物关系
本书所谓的主人公渡边是一个喜欢读书，音乐，思考，独处的男人，有着极度感性与理性的两面，执着于反复的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最要紧的一点是：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都极为真诚。
文中共介绍了四位与渡边相关的女性角色，直子、绿子、玲子和初美。这四位女性间色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初美，虽然文中描写初美的篇幅少之又少，但是我对于初美的印象始终是，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华贵而高雅。在我看来初美就是渡边心中最理想的女性。初美之所以是渡边心中最理想的女性，主要是因为初美是他“少年时代的憧憬”的象征。
渡边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语，他向往纯真的一个男子，而代表纯真的人物都是同性且离他远去，文中另两个间色，木月和敢死队。木月的死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朋友的失去，而且意味着纯真客体的毁灭。之后初美也是一样，所以渡边在得知初美自杀后，同文中另一个间色永泽彻底绝交。正因为永泽缺乏纯真情怀，渡边从未向他交心。用村上春树的话说，永泽是一个在道德意义上破产的人。另外，渡边爱不释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也是个经历坎坷而始终不失纯真的典型人物。寻求纯真的过程，无疑就是精神成长的过程。
但是村上春树写作魅力不光如此，另一种看法则是渡边在文中其实并非主角，而是作为陪衬，引出有鲜明个性的一群人。渡边是敢死队的室友，是木月和永泽的挚友，是直子与玲子的慰藉，是绿子的爱情。渡边是陪衬，换成这种角度看待，也许这是渡边既有个性又没有个性的原因之一吧。
读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2一场春雨连下三天，是《挪威的森林》给我的直观感受。
再淡的酒喝多了也要醉，那么迄今为止，最让我沉醉其中的小说，就是《挪威的森林》了。
村上春树评价《了不起的盖茨比》时说：“随便翻开其中的一页，从没让我失望过。”这本书用来评价村上自己的作品，也同样合适。
我试图用语言来描述这样一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反复阅读的作品，但“喜欢”这样的字眼，总显得不够一针见血，有一种巴掌拍在海绵上的无力感。在村上的语言中，“喜欢”，应该是“就像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一样喜欢你”，应该是“春天的原野里，你正一个人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好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打滚玩好吗?”，应该是那杳然而逝的“午后初秋的魔力”。村上非常善于用这样的语言，将人物细腻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给读者。初读时可能觉得寡淡无味，但却在反复阅读中越发明丽。正是一种“再淡的酒喝多了也要醉”的感受。
年岁渐长，阅历渐丰，几年前看过的书重新翻出来读，绝对会有不同的感受。初中时背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时，只觉得朗朗上口，大学里偶然想起这篇文章，顿觉得胸中激荡，豪气顿生。
初二时，第一次读《挪威的森林》，平淡的行文很符合我处在叛逆期时百无聊赖的心境。绿子的爱恨分明的个性也很对我的胃口。对于沉迷在幼稚的言情网络小说中的十三四岁的少女，这样的一部作品无疑如同一阵清风。我开始反复阅读它。
高中时离家读书，世间不会事事如意的道理成为我的第一次成长的收获，我渴望像永泽一样成为生活的强者，“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这句话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性格。
我开始欣赏向永泽性格中“目标明确”的特质。人活着，就应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为之奋斗不是吗。在别人通过了外务省考试无不庆幸的时候，永泽已经开始了西班牙语的学习。我想，忙忙碌碌的人，他们是在工作，还是只是在劳动，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清晰的人生规划。与其说步步为营，一路战斗的永泽有多开心，倒不如说碌碌无为将会使他万分痛苦。这是很多次当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痛苦时的领悟。
读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3最近读了一本十几年前流行的老书《挪威的森林》。
喜欢直子，喜欢渡边君，喜欢《挪威的森林》，这种喜欢让我觉得迷失，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让我知道只要跟着他就不会落入枯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爱直子的渡边一样深爱着我的一切，包括思想，包括文字。
于是就在那样的地方，就在那个阴惨惨湿漉漉的枯井里一个人孤零零一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而我的记忆，最终也将在记忆堆那个昏暗场所里化为一摊烂泥。
一直喜欢描写死亡，那种生活终结时的无奈而又放松，那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在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
于是只能自己压抑着对死亡的恐惧及向住，把它化解成我的文字，以此来证实我此生的目的。
爱是那样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字眼，可是无数的人却在亵渎着它，我爱是因为我心崇拜，女人因崇拜而爱此时却是多么的虚无，可许每个人都很平凡，平凡就是像一页书上的一张白纸。图然有着忘却的失落，却也只是无力去挽回的空白着，像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永泽说：“人生中无需理想这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他又说：“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而自己应做的事。”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在这样的冷漠的人群中，图有网络的温暖，却不需要绅士，我们只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脱离了社会性那样的一个单一的人，如此而一。
正是因为这样，死的阴影才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察觉到的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样的后悔着，也无事无补。
于是直子死了，活着的渡边亲身将挚爱的直子送进了坟墓，送到了木月的身边。
路渐渐的远去了，心却还在开始的地方挣扎着，这种痛一如离开母腹的婴儿，非要那么痛彻心菲的哭上几声才能证实自己真的存在。
直子就这样无声的啜泣着，虽然她很想哭出声来，可是女性的虚荣在阻止着她，不想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压抑。
曾说过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
是的曾经的目标在今天如果一旦放松，那么往后的希望就将不复存在，活着就是为了那一虚渺的幻想，尽管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够完成。
喜欢直子，喜欢渡边君，喜欢《挪威的森林》，这种喜欢让我觉得迷失，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让我知道只要跟着他就不会落入枯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爱直子的渡边一样深爱着我的一切，包括思想，包括文字。
于是就在那样的地方，就在那个阴惨惨湿漉漉的枯井里一个人孤零零一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而我的记忆，最终也将在记忆堆那个昏暗场所里化为一摊烂泥。
一直喜欢描写死亡，那种生活终结时的无奈而又放松，那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在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
于是只能自己压抑着对死亡的恐惧及向住，把它化解成我的文字，以此来证实我此生的目的。
爱是那样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字眼，可是无数的人却在亵渎着它，我爱是因为我心崇拜，女人因崇拜而爱此时却是多么的虚无，可许每个人都很平凡，平凡就是像一页书上的一张白纸。图然有着忘却的失落，却也只是无力去挽回的空白着，像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永泽说：“人生中无需理想这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他又说：“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而自己应做的事。”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在这样的冷漠的人群中，图有网络的温暖，却不需要绅士，我们只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脱离了社会性那样的一个单一的人，如此而一。
正是因为这样，死的阴影才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察觉到的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样的后悔着，也无事无补。
于是直子死了，活着的渡边亲身将挚爱的直子送进了坟墓，送到了木月的身边。
读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4《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是我不经意间翻到的一本书，原先并没有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因为在同学的描述里，它充满了丧文化。然而在一点点翻开它的过程中，却停不下阅读的步伐，直到读完了还沉浸在书所营造的氛围里面。
如书名，书中所有人都像处在一片深不见底的幽暗的森林，并努力寻找出路。
故事里的确有很致郁的部分，比如直子，算是渡边的第一任女友她拥有最清澈的眼睛和最安静的心灵，却难以和正常人交往。文中一开始她就和渡边说，希望你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在你身边待过，这样没头没脑的话仿佛一开始就在预言自己的离世;比如初美，一个家教良好的大家闺秀，却执着的将自己的全部幸福寄托在和一个人结婚生子，比如木月，可以巧妙的照顾到他人的情绪，但是在一个人的时候远远不如外人眼中那般乐观开朗。
他们好像都有自己躲不开的心结和阴暗的那一面，并且无法真正正视他们，就像一个不敢照镜子的人，看到心里的怪兽是如此畸形、扭曲不堪，丑陋，就尖叫着逃开。
人性的阴暗面，往往可以引起人的共鸣，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曾经有过直子的影子，不知道如何通正常人相处，如同那个清晨，她对着渡边，背着手，浅笑;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我们这些不正常的人呢，只是人们羞于承认，往往不正常也是一种正常。
还有一些更琐碎的小细节，没有逻辑却自然而然非常，比如在直子20岁生日说这个年纪"仿佛被什么东西强推上去"，比如他们一前一后走在街道，无言胜过有言，比如渡边和永泽，同样承认人性的自私，一个选择永远自私，一个选择不去自私，保护环境珍视所爱之人。
作者给出得到自我救赎的方式很简单，亲情，爱情，友情。然而唯有忠于自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那些迷失的人，总是讲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直子于木月，初美于永泽，否则总是一方坠落另一方跟着离去。
不若绿子，即使深知世间的诸多困苦，也始终保持一种源于本我的快乐，不会因为深爱的渡边喜欢直子而过分痛苦，仿佛山间激流边的小草，努力的生长着。
每个人都处在这样一片森林里，迷失了的会迷失,相遇的人也一定会相遇。
读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520世纪60年代日本处于“崛起时代”，经济增长的最盛期。村上春树用一个作家特殊的嗅觉闻到了令国民沮丧不已的精神危机，即都市中年轻一代在都市空间愈狭小却愈疏离，人们之间逐渐失去了接触的欲望。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1987年他创作了不朽的《挪威的森林》，这本青春恋爱文学作品时至今日仍广为传阅。
书中讲述了渡边在好友木月自杀后，与其女友直子走到一起，直子20岁生日，两人发生关系后，直子转入疗养院，渡边要求对她负责，结果得知直子自杀。在直子室友玲子的引导下，与同校小林绿子走到一起的故事。
初读这本书内心很压抑，我居然对渡边彻的印象如此模糊，剧中各人物都出奇的吸引人，也许是被那种特殊的文化和制度所震撼，也为他们的各中不幸惋惜。看了陈英雄改编的电影后，越发觉得书总比电影描写的更加丰富，值得再看。第二次再细读咀嚼，感触颇深，正如书中所言：文章这种不完整容器所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也更能读懂在木月死后那句：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它本来就包含在个体的存在中。人物的命运相继转接，都是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我们一边把死当作微尘，吸入肺里，一边活着”。也许谙熟的真理如何也不了排解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
从理想的角度，我们看到永泽就是个典型。他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可以站在众人之上审时度势，春风得意，同时又是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背负着十字架在人生的征途上匍匐。在臃肿庞大官僚机构中，摩拳擦掌，想要知道自己能爬多远，有多大本事。他曾生吞蛞蝓，众人的挑衅下永远越发坚强，内心认为人永远不要同情自己。但就是这样的精英，谈及理想，却说人生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他想做绅士：所做的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在竞争中他漠视所有人的才智，认为人们都在劳动并非努力，着实是一位成功的男士。在爱情上，初美对他种种行为容忍，却也最终没能有个结局，他选择了成为精英，也同时放弃了这位有着不易被发现却又能深深打动人的魅力的女子，他不爱自己，内心的空洞饥饿感促使他厮混，那句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语中的的说出了他病态的挣扎。
在交友方面，渡边君的描述贯穿小说。他能体会到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才不愿勉强去交朋友。他怀念木月在世待自己和直子的坦诚，不像永泽把他超出众长的才华花儿戏般的随意张扬。与永泽的相遇是因为他们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样喜欢。两个人曾用同一种方式排遣孤独，但其后带来的只有空虚……渡边这样的凡夫俗子，喜欢看书独自听音乐，在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因斯坦，但这些书他也不喜欢，只喜欢阿珀达依库，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再不喜欢的课也会去上，只为了练就忍耐力。对于学生崛起的，他本应是有青年学生的天然反叛意识，最终也因为学生领袖们的怯懦，对此事态变得麻木不仁，直到绿子的出现，生活才好像刚刚开始。
对于亲情，主要是绿子一家，在了解日本文化背景下，能体会到绿子对父亲的怀念，而对于父亲在母亲去世时说的宁可拿她和姐姐的命去换母亲的命时，她也表现出了十几年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缺少爱护的抱怨，及对于一份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很自然的向往。父亲胆小怕事，在生活上循规蹈矩，活的也很苦闷。压抑导致对子女关爱欠佳，同时绿子自立的一面也是作为一种鲜亮的色彩为《挪威的森林》增添了一抹绿光，从书中走到每位读者的心里去。
关于爱情，木月和直子，直子与渡边彻，永泽与初美，渡边与小林绿子，他们错综复杂的故事仿佛色彩过于鲜明，把这本书的风格通过人物润色的很好看。木月与直子年幼相识，在感情和性上没有约束，青春期过的比常人更轻松，自从木月自杀后，直子心里甚是怀念，最后去疗养院，把渡边当成精神寄托。渡边也知道直子从未爱过他，每每想起直子告诉他，希望能记住我，记住我曾经存在过。渡边君就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过都没爱过他。看到这感慨，耳畔想起了甲克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想象他坐在飞机上怀想起过往，时间以秒的速度回放脑海里库存的记忆，伴着不快的吉他伴奏，想起玲子这个人对他和直子在疗养院的表演和倾诉，一想起本想为直子守候一生，却只能回想而再也无法付诸的愧疚，翻江倒海…。。。遇到绿子算是把这死亡接转灰暗色基调一扫而光——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纵令那时我们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有些人就是因为相遇而相遇。要容忍她百般任性，她才会把爱情交付给一个人。村上写到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
《北方论丛杂志》2014年第三期
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市场的发展，以及毛纺织业的发展，成为圈地高潮出现的真正动力。积极圈占土地的人口囊括了农村社会众多阶层，有世俗贵族、乡绅、修道院院长，还有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新型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也有富裕的自由农参与其中。这个时期的私人圈地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协议进行的大规模的土地圈占行为，进行圈地的主要是贵族和租地农场主;一种是小块土地的圈占，这种圈地通常是土地所有者之间通过协议进行的圈地，圈占面积从1英亩到5英亩、10英亩或者20英亩不等，甚至更多，呈现出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自由农圈地大多属于这一类型的圈地［3］(pp.11－12)。世俗贵族地主是该阶段最主要的圈地者［4］(p.5)。其次是租地农场主，这一点在农业发达的伯克郡和牛津郡表现尤其明显。在封建庄园内，土地属于庄园领主所有，庄园主把自营地之外的土地分租给各种佃农耕种。对于租地农场主而言，圈地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特殊方式扩大租地面积。他们在得到领主“许可”的前提下，驱逐小农，圈占其土地，把各家各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租地变成自己集中经营的大片租地，提高了耕作效率，从而增加了租金，使庄园领主获利更多。因此，租地农场主的圈地往往得到贵族地主的支持。由于被对贵族和租地农场主等大土地所有者的圈地的过分关注所掩盖，自由农在圈地运动中的作用显得极不起眼。幸运的是，现代西方研究圈地的学者对都铎时期的圈地运动进行了全面研究，虽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取得共识。由于他们的贡献，我们不再因为全体大地主成为试图从农耕转向养羊的全体佃农的潜在敌人，而把圈地运动当做一场历史灾难。它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发展过程，时而多时而少，有一种发展趋势，圈地是为了更好的生产而不是纯粹为了畜牧。
此外，圈地显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圈占已经耕种的敞田，另一种是圈占迄今还未耕种的林地、荒地和沼泽地。对圈地方法和本质的理解，比以前更加到位。一是圈地大多数不是强制执行，而是自愿进行。在领主和佃农签订协议后，大量自愿的圈地开始了，最初有一人然后其他人也主动进行。二是小块地圈占更加著名:人们与领主或邻居为一小块公田签订合同，或没有签约就直接圈占;侵吞荒地或森林边界的小块地;或为了一条狭窄的条形地把自己的地界标志向国王的公路移动几英尺。骑士和绅士不采用上述蚕食的方法，它是非常适合已经习惯于为小块地争吵的小农的需要和作风的一种方法。自由农的地位、气质和野心都适合采用这种圈地，他们是小块土地圈占者中的绝大多数。
冈纳的研究表明，至伊丽莎白时代刚刚开始时一些郡的圈地已经非常完善［6］(p.179)。其中，自由农在圈地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从1485年到1517年间，仅伯克一个郡的自耕农圈地总面积就达841英亩，占全郡圈地面积的12.17%，参与圈地的自由农人数占该郡圈地总人数的16.15%;白金汉郡自耕农圈地面积1275英亩，占全郡圈地总面积13.91%，参与圈地的自耕农人数占全郡圈地总人数25.22%，;沃里克郡自耕农圈地人数占全郡圈地总人数的30.61%，该郡自耕农圈占土地1022英亩，占全郡圈地总面积13.3%。17世纪，自耕农人数大约占英格兰总人口的今17%，而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约为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5%—33%。坎贝尔法发现整个16世纪圈地在英格兰所有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圈地活动比较普遍的各郡四季法庭档案以及更高级别法庭圈地案例档案表明，富裕的自由农也是圈地和侵吞土地的积极参与者［4］(pp.88－89)。都铎时期自由农的圈地主要是在经济和市场的推动下，本着对各方有利的原则，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协议，和平进行的。例如，1548年，靠近威尔特郡瓦登的一份庄园法庭文书记录了一个关于自由农圈地的协议。自由农亨利•朗与一些佃农签订了土地圈占协议:农场主亨利•郎有权圈占属于这些佃农的14英亩土地，该地块位于阿尔默德米尔的弗隆;条件是亨利•郎拿出其位于朗兰德和耶特的另外14英亩土地交给其他佃农圈占。这一协议实际上是该农场主和其他佃农之间的一份土地置换协议。该协议的合法性得到领主的认可。中世纪英国惯例规定，任何人交换土地，只需在下次召开的庄园法庭登记即可［7］(p.47)。据此惯例，1589年约克郡布雷德福荒原上所有佃户聚集在一起，完全一致地达成一项圈地协议［8］(p.179)。当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扩大自己的耕地，一些自由农对土地的蚕食侵占近乎疯狂，甚至不惜违反法律。例如，1572年艾塞克斯自由农威廉•索尔(WilliamSorell)因为“在女王公路开了三个口”被［9］;艾塞克斯一个自由农乔治•桑普森“因为在王室公路上开了一个横穿公路的口子”遭指控［10］;约克郡自由农克里斯托弗•格林因为“犁了王室公路”被指控［11］;赫特福德自由农威廉•鲍尔汉姆(WilliamBore-ham)“因为在公路上栽木杆和木桩圈地”被指控［12］。类似案例在法庭案卷中较多，涉案富裕自由农明显多于其他阶层的人。
总体而言，自由农通常是不受同代人和大多数后世作者非难的土地蚕食者。小规模圈占土地通常比向牧场的转化更有利于农耕的事实，也有助于自由农逃避大量对圈地者的谴责和责难。例如，在德文的罗伯特•弗斯(RobertFurse)为子孙准备的档案中，他说他的祖先是这样的人:“有少量财产，然而他们逐渐积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通过这些方法有了更多的财产、信誉和名誉。”［13］(p.170)这是伊丽莎白时期一个约曼的简单叙述，却概括了许多人的故事。然而，有时富裕的自由农圈地的规模也是很大。例如，1566年，德文郡的自由农约曼巴纳德•拉克斯顿(BarnardLuxton)花400镑买下了“晚期属于哈特兰(Hartland)修道院的阿伯萨姆(Abbotsham)庄园”［14］(p.702)。1589年，肯特的一份契约说明，多佛的绅士约翰•艾德礼“放弃自己124英亩土地、3处宅院、果园和其他附属物现在和将来的权利给已经占有这块地的古德斯通(odnestone)的约曼约翰•里查德。”一份600英镑的合同表明，同一个约曼在早些年艾德礼家族另一个成员那里买了超过200英亩的土地［15］(p.12)。如此大规模圈占土地的自由农已完全不同于普通的自由农民，他们多为精明能干、善于持家的富裕农民的上层。这些人在从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善于把握机遇，积累财富，成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在社会转型中，迅速抹掉了旧式农民的印记，直接控制了生产和交换，以及地方行政司法的基本环节，形成了全新的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品质和观念，他们适应了市场需要，善于经营自己的农场，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资本主义农场主。
都铎时期，英国富裕自由农圈占土地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圈占公共土地;二购买或租赁土地;三通过协议进行土地置换。圈占公共土地，包括侵占公路和侵占公共权利的圈地以及圈占尚未开发的土地(林地、荒地和沼泽等)的圈地。除前文提及的自由农侵占公路的事例外，类似事例还有许多。例如，艾塞克斯富裕自由农民马泰•福德汉姆(MatthewFordham)在1566年大约圈占了30英亩土地，这些地被描述为斯坦威(Stanway)“公有地的一大部分”［4］(p.95);1566年艾塞克斯的自耕农富尔汉圈占了斯金姆耶的20英亩公地［16］(p.37)。对公共土地的圈占比较常见的是对未利用土地的圈占，像这种圈地不仅不会招致反对，而且受到领主的欢迎，尤其是森林、荒地或沼泽地的圈占，因为他们以前在这些土地上很少或根本没有收入，现在则可以收取土地租金。兰开夏郡罗森戴尔(Rossendale)整个地区的发展都是靠圈占王室森林。亨利七世森林砍伐令后，共同体的扩张很快就开始了，这里圈地的小所有者数量急剧增加，以至到17世纪该地大土地所有者圈地的只占少数。小土地所有者的产生和延续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该地区发展中是最重要的事实。英格兰公地在1500年占全部土地的1/3，1600年则大大缩减［17］(pp.1009－1036)。都铎时期，自由小农大量侵占公共土地的现象的大量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庄园制度已经解体，个体私人财产权利意识不断强化的具体体现。第二种方式购买或租赁土地，包括少数富裕自由农大规模买进土地和多数自由小农进行的小规模购买或租赁土地。大规模购买主要包括购买修道院土地和王室土地，以及一些庄园，属于少数富裕自由农民上层行为。
例如，1576年，东马灵(EastMalling)一个富裕自由农休•康福德(HughCornford)和子罗伯特以563英镑6先令8便士购买了苏塞克斯林菲尔德(Lynfield)乡绅弗朗西斯•查洛纳(FrancisChalloner)及其儿子的土地［18］。1588年，苏塞克斯沃尔德伦(Waldron)的富裕自由农约翰•弗克纳(JohnFawkener)以500英镑买下了蒙塔古(Montague)子爵安东尼•布朗的沃尔德隆(Waldron)庄园［19］。毫无疑问，能够有如此财力进行大规模购买和租赁土地的富裕农民，已非普通农民，他们应该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阶层。而大多数自由小农财力有限，资金不足，无力一次购买大量的土地，只能被迫购买任何能买到的小块土地以扩大土地，如前文所述，这种购买从1英亩、5英亩、10英亩到20英亩不等。诺福克的里查德?杨的土地包括21块，其中只有3块略微超过3英亩。21块中只有6块是继承的。其余由杨购买的15块都在2英亩以下。这些土地显然大多数是从不同的所有者手中买来的。萨福克的约翰•乔德斯顿在1615年的遗嘱中提到他的11英亩半的公簿持有地分为13块［5］(p.100)。自由小农小规模圈占土地虽然不为人所关注，其作用却也不容忽视。格拉斯通过对汉普郡一个村庄的研究得出结论，从16世纪开始古老的小块地在南克劳利(Crawley)和北克劳利都消失了［20］(p.99)。托尼论证了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21］(pp.61－62)。
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协议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土地置换。在通过圈占、购买和租佃增加了土地之后，农民还面临一个土地合并的问题。土地合并无疑是为了提高耕作效率。对土地联合的渴望刺激了土地买卖的同时，在自由农中普遍存在交换分散的地块使它们连在一起，以提高耕作效率的做法。如果在两块或更多的田里或在一块田的条田里A的土地和B的土地相邻，交换会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他们都有和C的土地搭界的地，C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做法让其他人和A和B交换土地，以便使自己的土地能连在一起。现存档案中有大量这种交换的契约，证明了这种合并方法的盛行。大法官法庭(Chancery)的一个案例提到，北安普顿郡自由农民尼古拉斯•杰克逊“为了更便利于自己耕种”进行了一次交换。自由农约翰•索普和林肯郡的乡绅丹尼尔•哈比(DanielHarbye)“为了更好地耕种他们的几块继承地”，在1602年进行了土地交换。契约表明索普的土地分散在几块田地里，其中有许多地分散在两小块地中。另外，他还用那些地和荒地上的公共权利换取了一块未圈地。沃里克郡两个自由农约翰•查塔克(JohnChattock)和约翰•奈特(JohnKnight)在一次交易中以一英亩半换取一英亩半土地，一块在公地上，另一块是最近圈占的土地;但从和他们别的土地的关系看，交易对双方都有利。诺福克一个自由农和一个绅士之间彼此各用5英亩1陆德互相交换，其中一块是公簿持有地，一块是自由持有地。1576年，北安普顿郡自由农罗伯特•雅克(RobertYack)和乡绅约翰•伊萨姆(JohnIsham)之间的一份交换契约表明，伊萨姆拿出自己土地中的19块换雅克的45块地。他们两人还交换了一英亩半和一陆德大小的另外几小块土地［4］(pp.100－101)。通过自由农民的租约和买卖契约、债券和抵押、交换契约和圈地协议和法庭档案，我们了解了都铎时期英国富裕自由农在圈地运动中的表现，该阶层在生存有了保障之后，为了牟取利润，不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财富，但又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冒险，于是就出现了渐进的土地扩张活动。他们实际上成为了野心勃勃的小投资者，其中不乏成功者，富裕农民上层中的成功者在扩大自己土地财产的同时，采用了新的雇佣经济，面向市场生产，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开创者，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变革中发挥了骨干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了一个崭新阶级———资产阶级的前身。但在激烈的土地投资冒险竞争中自由小农无疑是最易被淘汰的。在圈地中，大量的自由农沦为工业雇用工人和农业雇用工人，甚至是流浪者，已广为人知。靠圈地发家晋升为更高的等级或资产阶级农场主的自由农，数量毕竟非常有限。
作者：李彦雄单位：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
英伦古宅
幻化神秘花园
心里有数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爱》片这次主打的是CG 特技,拍摄全程只需40日,一众演员大多数都是对着绿幕做戏,省钱又省时间。不过位于英国西南面康沃尔(Cornwell)郡的Antony House,却有幸令导由片场移师实地拍摄。
这座18世纪的古老大宅外表看来灰灰黑黑,已经完全合导演黑暗口味,加上花园迷宫、古旧的大门和电脑效果,完全符合爱丽斯进入奇幻仙境的诡异气氛。电影中爱丽斯追著绅士白兔而跌进仙境的兔窟、遇见巨型毛虫的场景、甚至爱丽斯的房间都是在此拍摄。虽然全以电脑后期加工,不过最近大宅就特别增建了挂满魔法药水的大橡树、兔子洞和巨型的棋盘,让大家现场感受爱丽斯的奇幻旅程。
电影中的幻境入口,就取材白铁闸原来的雕花,改建成更大更神秘的花园入口。
阴天时的大宅立时变得阴深可怕,但雕花铁闸精美。
除了大宅以外,Antony Garden 的花园迷宫,也是电影中的素材。
电影中灰灰黑黑的大宅再加上藤蔓怪树,令场面更诡异。
Antony House
地址:Torpoint, Cornwall PL11 2QA
电话:+44-(0)1752-812-191
入场费:7.50/ HK￥90
交通:由伦敦乘搭火车至Plymouth,再转的士至码头转小轮
网址:省略.uk/antony
爱丽斯的Window Shopping
《爱丽丝梦游仙境》原著一向爱设计师、艺术家等热爱的题材,这次重拍大家心目中的经典,令大家引颈以待之余,亦令时装圈多位设计师灵感大发。巴黎Fashion Week 顺势请来近10位时装界大师利用自家的拿手绝活,配合童话中的巨型时钟、白兔、故事书、蘑菇以及扑克等装饰,演绎各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爱丽丝,橱窗时装展的展品不作贩卖,光是看看多套华装与奇幻异境的橱窗,都有如梦游美术馆中!可惜目前已经撤展,但就算只是看一看,也绝对能够体会那种奇妙。
by Alexander McQueen
McQueen遗作依然震撼,蕾丝荷叶边的喇叭型手袖和灯笼裤皱摺剪裁,反传统挑战细节位最多的宫廷服一样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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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要带领仙境的人民对抗大头红心女皇,Ann Dem就打破她的梦幻、维多利亚式形象,换上开胸雪纺长裙搭军靴,又上得大场面又穿得出街,帅气!
by Charles Anastase
由插画家转战成设计师的Charles Anastase,本身已热爱黑色荒诞的梦幻童话风格,娃娃剪裁、泡泡袖、素色全是品牌签名式元素;这次把卡通形象的爱丽斯变成了开胸纱裙、带有法国中世纪女侍感。
by Bernhard Willhelm
一向走大胆破格、色彩丰富又孩子气的Bernhard Willhelm,以拿手的染布来呈现全新的法国国旗色短裙已甚可爱,配衬棋盘袜和粗绳凉鞋,把爱丽斯化身了最孩子气的革命英雌。
by manish Arora
身上的海绵料Corset 裙加埋起角肩膀,飞天啤牌还要缀上blingbling 水晶,这个爱丽丝立体感爆灯!
by Maison Martin Margiela
MMM的爱丽丝继续玩偏锋,延续天桥骚向来把模特儿笠头的风格,配珠仔灯笼衫袖;还不忘把绅士兔变身肌肉男,用又皱又黄的啤牌制成背心和皮带。
by Chloe
一向走Child Woman风格的Chloe,橱窗里的爱丽丝自然穿上品牌签名式的飘逸雪纺长裙,不过没有惊喜。
负责戏中服装设计的Colleen Atwood不单是奥斯卡得主,也是添布顿的老战友,近百款华丽服装不用加入CG 也够晒奇幻,主角穿戴的更「斩件式进行亚洲巡回展。
Ladurée是法国甜品的代表,分店茶室一向走高贵古典路线;这间爱丽丝的期间限定店,就把茶室分为疯帽先生的绿色森林和爱丽丝的蓝色奇幻世界,再加上引人犯罪的LV、miu miu做背景,简直是女人最爱的仙境!
巴黎春天
疯帽先生的4D派对
进入奇幻世界,当然要跟好赶时间的白兔和约翰德普饰演的疯帽先生开tea party,再吃一下有150年历史的法国糕点名家Ladurée的蛋糕,足以令人沉醉在派对、连红心女皇都忘记了。
去过巴黎的人几乎一定尝过Ladurée的Macaroon,这次这间爱丽丝版的期间限定店更让人倍感新鲜,可惜现在赶过去也已经撤展。巨大的茶壶在头顶、逆行的大时钟、扭曲的地板长桌更设有一座座的Macaroon 小山丘,连森林中小鹿、爱丽丝、疯帽先生都现身茶室,有如置身魔幻世界。这里更有法国独家别注的“Alice music box ”,格仔内有期间限定的青苹果味“Wonderland macaroon”,粉丝老饕通通必扫。
特长的餐上开茶会,还有一座座的macaroon山,够缤纷。
茶室有扭曲的黑白棋盘做地板,极梦幻!
这些天，森林里的鸟儿们一起吃过晚饭便团团围住电视机，他们在干什么呢？原来，他们在看超级女生呢！不知是谁提议，我们也来举行超级鸟声Pk赛。小鸟们纷纷响应，积极报名舌。
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百灵鸟，有网络高手夜莺，民间歌手黄莺，善于学的鹦鹉，唧唧喳喳的小麻雀，就连只会呱呱叫的乌鸦也报了名。这下可难坏的孔雀，论歌声乌鸦和他一样难听。但是论长相。谁也比不过他。他想，也许观众会看他的长得漂亮的份上头他一票。于是，心一横，报了名。
鸟儿们可忙坏了。夜莺请裁缝为他制作了精美的服饰；黄莺则去做美容；百灵鸟也不闲着，他找到了野猪老板，给自己录唱片拉票；乌鸦也到百货市场定了一颗美丽的宝石；空缺到银行里取了一笔钱，买了一套独一无二的真丝裙。只有鹦鹉别出心裁，把荨麻草和马齿草踩烂，再缝制起来。还没等公鸡使劲叫唤，鹦鹉就出来练歌。晚上等到九点多才回去，到了睡觉的时间他又为自己缝制衣服。
一个月过后，超级鸟声PK赛隆重开幕。嘉宾们当然是鸟后凤凰；德高望重的大象；公正的牛大哥。比赛还没开始，票就卖光了。台下坐着山羊伯伯鹅姐姐……森里好久没那么人山人海了。“第一个上场的是夜莺”主持人是能说会到的小燕子。随着一阵委婉的音乐，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夜莺走上了舞台，虽然他唱歌很好听，但是太单调了所以评委们打了9.95分。“第二个上场的是小鹦鹉”鹦鹉缓缓上台，他穿这自制的燕尾服，戴着一顶绅士帽，还住着一根拐杖，颇像公爵出场。“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马上要到高潮部分，鹦鹉每次都唱不好，他仔细想想说“大家跟我一起唱”大家都是出吃奶的力气大唱起来，大家很满意，所以评委打了10分
最后鹦鹉得了第一名，这下子他成了森林里最忙的鸟，拍电视，拍广告都少不了他。
汶城小学四年级三班 纪然
那年暑假，我、妈妈和一个小姐姐一起去淄博的远山国家森林公园玩。
因为淄博离家比较远，所以汽车足足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我们住的旅馆就在半山腰，所以到哪儿游览都十分方便，而我和小姐姐也一直盼着去森林公园玩。于是，吃过午饭，我们来到了原山国家森林公园。一进大门，便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那翠绿的颜色，似乎要从叶子上滴下来一般。
我大步走上云步桥，用手抚摸那用原木制成的栏杆和苍翠欲滴的绿叶，轻快的穿梭于密林之中，偶尔也停下脚步，像山中隐士，静静的聆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鸟儿欢快的歌声。在这里，可以躲避喧嚣，尽情的享受大自然的美妙。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云步桥，我们随着人流来到了著名的望海楼。望海楼的外观很像风帆，共有十二层，直入云天。我和小姐姐闯进去就往楼上爬，只见每一层的墙壁上都挂着壁画，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让人感觉一看就融入了画中。第四层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只巨大的木鱼，一敲就会发出“咚咚”的声响。我俩一口气爬到了顶层，往下一看，只见林海、云海、石海尽收眼底。天哪，难道那些花花绿绿的米粒大小的点儿就是游人吗？好高呀！我感到一阵眩晕，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下了楼，我们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鸟语林。我们刚到门前，便有一只不知名的大鸟飞了过来，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掰了一地面包，捣成屑，投过去，本以为大鸟会受惊飞走，可它却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吃完了，它抬头挺胸，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几步，然后展翅飞走，还挺有绅士风度的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
吃过晚餐，我们一起来到原山民俗风情园。刚刚坐下，少数民族的“团队”便来了。她们带着花伞和手帕，身上穿着颜色鲜艳的民族服装。演出十分精彩，每个人的表演都体现着少数民族歌舞的色彩，都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看完演出，我们又急忙赶往保龄球馆。我从来没有玩过保龄球，这次开开眼。啊，那些五颜六色的球可真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抱起一个来。看看旁边的大人和小姐姐，他们一个个都玩得兴高采烈，根本无暇顾及我。我急中生智，用力一推，保龄球就“骨碌碌”地滚到了地上。再用力搬一搬，就可以玩了。玩够了，我们来到游泳池。我将脚伸进水里，一掀，溅起的水花落了我一脸一身。
第二天一早，我们跟着导游去仿建的齐长城游览。这里本是齐长城遗址，最后在遗址上仿建了这座“齐长城”虽不是真正的齐长城，却让我感受到了长城的伟大与庄严。“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没有爬过北京的长城，就先在这里过过瘾吧！我拉起小姐姐蹦蹦跳跳地上了几层阶梯。开始兴致高涨，所以也不觉得累，又是跟着导游，我和小姐姐一口气爬了一大半的路程。我们原以为爬完也不累，可说话间我已经气喘吁吁了。
关键词：碑文；林业管理；清代；贵州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68-08
贵州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多民族省份，世居在这里的有侗、苗、布依、彝、水、土家、汉等18个民族。这里遗留着大量的清代碑文，其内容涉及到林业、农业生产与管理以及社会治安、风俗改革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碑文多为文献所未记载，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我们从事包括贵州在内的南方民族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笔者根据民族调查所获碑文资料，结合有关文献的记载，拟就清代贵州的林业管理情况试作探讨。
一、订立护林乡规民约
森林是人类发展的摇篮。世居在贵州的侗、苗等各族人民与森林有着密切的联系，很早就有“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爱林护林传统。清代，为了保护林木，贵州境内各民族地区皆订立有护林乡规民约，从而进一步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对林木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有关这方面的碑文不少，如：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一月十九日，立于今锦屏县敦寨镇九南村的“水口山植树护林碑”记载：“我境水口，放荡无阻，古木凋残，财爻有缺。于是合乎人心，捐买地界，复种树木，故栽者培之。郁乎苍苍，而千峰叠嶂罗列于前，不使斧斤伐于其后，永为护卫，保障回环。”
水口山原为一片风景林，浓荫如盖，因被人滥砍乱伐，致使林木凋残。当地侗、苗等族人民相邀捐山集资，买地40余丈，复种树木，并订约立碑，以保其林。共两条乡规民约，规定：“一禁大木如有盗砍者，罚银三两，招谢在外；一禁周围水口树木，一栽之后，不许砍伐枝桠。如有犯者，罚银五钱。”这些规约，有助于约束人们随意盗伐林木的行为，自觉爱护山林。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普定县补郎乡火田寨的熊姓村民，亦订有护林乡规民约，并勒石立碑：“一禁水火，二禁砍伐，三禁开挖。连婚、丧、祭祀及修房造屋，也不准任意砍伐。……此番禁革之后，倘有无知而冒犯者，杖责八十；明知而故犯者，罚银十二两，以警横豪。若有不遵者，立即鸣官究治，决不姑宽。”
由此看出，火田寨熊姓民众制订的护林规约是较为严格而又完备的，对于所植树木，严禁水火、砍伐及开挖，甚至规定婚丧、祭祀及修造房屋也不准任意砍伐。若有违犯，分别给予杖责、罚银处罚，甚至禀官究治。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初六日，在贞丰县长贡境内，立有“长贡护林碑”。碑文记载：“……自清朝以来，罗氏一门将祖茔安厝于弄房之易(阳)，茂荫儿孙，一脉相传。今为数枝之广所，蓄大树数树，原赖后龙家之麟毛而已。竟有不识之子孙，几毁伤龙脉，砍伐古树，惊动龙神，祖茔不安。是以合族老幼子孙，合同公议，故立碑以示后世子孙。如有妄砍树木，挖伤坟墓者，严拿赴公治罪，莫怪言之不先。自禁之后，各宜凛遵，毋得行毁伤龙神。以后罗氏一门后代，受情莫测，特此故立碑禁止。”
这是贞丰长贡的罗姓村民为了“栽蓄树木”，禁止砍伐坟山林木，经过合族老幼子孙“合同公议”后而立的护林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道光八年(1828年)六月十一日，黎平府城绅民为保护黔省名山南泉山林木不受砍伐破坏，在南泉山寺大殿底层左侧山墙上立有“公议禁止碑”。碑文中有两条规定：“一、三庵上下左右坟墓，听其拜扫。其有一切大小树木，日后子孙并众人、山僧等，永不许砍伐，违者送官究治；二、山中树木原以培植风水，不许砍伐，理应然也。倘藕以建醮美举，必欲取山中柴木，以供炊爨，将来上元、中元、下元等醮俱欲上山修建，此山中树木不几年而砍尽矣。请建醮者慎勿以守。”
从碑文看出，为了培植南泉山风水，除了不准砍伐山中柴木以供炊爨外，还规定不论树木大小，一概“永不许砍伐，违者送官究治”。这反映了黎平府城绅民爱护树木、保护南泉山风景的决心。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十五日，安龙县落溪、落坝、落央、阿能四寨，为“以靖地方”，在该县今兴隆镇的顶庙垭口立有“公议碑”。共四条，其中第三条规定：“禁山林不准乱砍”。这是经过落溪、阿能等四个村寨共同商议订立的，说明当地人民将山林管理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上述安龙县阿能寨除了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与落溪等邻近村寨订立“公议碑”保护林木外，至咸丰九年(1859年)，该寨又立有一块“谨白碑”。碑文共六条，由韦、岑二姓秉心公议，内容除了有保护水井不受污染、防贼进寨偷盗、不许窝藏赌徒之外，还规定不许砍伐树木柴薪，即如碑文所载：“凡各畜(蓄)边田边地树木柴薪，不许砍伐”。可见，安龙县阿能寨人民具有较强的林木保护意识，始终重视树林的管理。
类似的护林规约还有，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立于镇远县蕉溪区大岭乡金坡村的乡规民约碑载：“日后不具内外亲及贫老幼人等，概不许偷窃桐茶，盗砍木植。一经拿获，罚钱五百文。偷窃杉料材木，加倍处罚。”同治八年(1869年)，黎平县潘老乡长春村亦立禁碑：“吾村后有青龙山，林木葱茏，四季常青，乃天工造就之福地也。为子孙福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全村聚集于大坪，饮生鸡血酒盟誓：凡我后龙山与笔架山上一草一木，不得妄砍，违者，与血同红，与酒同尽。”
难得的是，清代贵州除了注重订立护林乡规民约以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外，还注意依法执行。如当时清江(今剑河)的一位刘总旗，在组织乡民议定约规后不几天，为表示其执法如山，故意悄悄叫自家的长工去偷砍一根公有树木，被寨民们抓住，他按约处理，除将树木没收为公外，还把自家的一头猪宰杀，请寨民们去吃，以儆效尤。这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使人人自觉爱护林木。
二、禁止乱砍滥伐
林木的成材期较长，一般需要二三十年，所以保护幼林和成林非常重要。清代，贵州民间及地方官府对乱砍滥伐山林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较早反映禁止乱砍滥伐林木的碑文，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立于锦屏文斗的“名垂万古碑”。共六条众议禁约，其中第一、三条分别规定：“一禁不俱(拘)远近杉木，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违罚银十两”；“一禁四至油山，不许乱伐乱捡，如违罚银五两。”对用材林及经济林皆禁止砍伐，重在保护。
之后，有关这方面的禁规碑文逐渐增多，如对黔中名山梵净山的管理即是如此。乾隆、嘉庆以来，外来炭商勾结当地刁劣绅民及不法僧徒，随意砍伐山林，掘窑烧炭。为此引起了清贵州地方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先后在梵净山域内立下数块禁砍山林的碑文。其中较早的一块是道光三年(1823年)铜仁知府敬文立的“梵净山禁树碑记”。在碑文中，知府敬文指出，梵净山在很早以前就以仙佛胜境而闻名天下，同时又是黔中胜地，既然“职斯土者”，就应当“加意”保护，这是其责任。适逢有人前来告 “近于斯山积薪烧炭”状，于是“勒诸石，永以为禁”，立下这块禁树碑。
此后，一些不法之徒在梵净山伐木掘窑烧炭的行为还是屡禁不止，私卖山权，与炭商勾结，在山内到处掘窑烧炭，破坏风景名胜。这惊动了当时的贵州布政使司按察使李文耕和抚理贵州巡抚部院观察使麟庆，二使特立碑刻告示，严禁乱砍滥伐梵净山林木。
按察使李文耕所立碑文文告，名为“勒石垂碑”，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二月一日立于今印江县张家坝乡东部29公里的“敕赐碑”右侧。其中有载：
“照得铜仁府属之梵净山，层峦耸翠，林木翳荟，为大小两江发源，思铜数郡保障。其四至附近山场树木，自应口水(永)远培护，不容擅自伤毁。前于道光三年，因寺僧私招奸徒梅万源等，在彼砍伐山林，开窑烧(炭)，从中渔利。据府属贡生万凌雯等呈控到司，当经前司饬府提讯究办，并出示严禁在案。今复据府属生员滕行仁等，具控楚民郑大亨等，贿串寺僧普禅等将山场售卖砍木烧炭等情到司，实属藐玩。除饬铜仁府查拿讯究详报外，合行再出示严禁。为此示，仰梵净山寺僧及该地方乡保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该处山场及附近四周一切山秣木石，务须随时稽查，妥为护蓄，毋许僧再渔利，私招外来匪徒砍树烧炭，以靖地方而护风水。倘敢故违，许该地方乡保人等立即指名赴府呈请拿究。如敢互相容隐于中分肥，别经发觉，或被查出，定行一并照知情盗卖官民山场律治罪，决不宽贷，各宜凛遵勿违。”
而观察使麟庆所立碑文文告，则为“名播万年”，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二月十日立于张家坝东部29.5公里的上茶殿。碑文称：
“灵山重地，严禁伐木掘窑。梵净山，层峦耸翠，古刹庄严，为思邛江之发源。良田民命，风水悠关，自应培护，俾山川树木，翁静无伤。斯居其地者，威享平安之福。李抚院访得该处有外来炭商勾串本地刁劣绅民，及坝梅寺僧私卖山树掘窑烧炭，只图牟利，不顾损伤风脉。屡经士庶呈控，地方官虽已查禁，而奸商阳奉阴违，至今积蔽未除，伐木掘窑有所匪细。除札饬思铜二府亲往查勘封禁，妥议具详外，合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军民僧俗等知悉：嗣后，毋许将该树株私行售卖，亦不得容留外来奸商掘窑烧炭。如敢故违，一经查获，或被告发，定即从重究办。倘乡保差役得规包庇及藉端滋扰，一并严惩，各宜凛遵勿违。”
从以上两块碑文内容可知：(1)早在道光三年(1823年)，梵净山就已发生外地炭商勾结坝梅寺僧私卖山树掘窑烧炭之事，铜仁知府敬文在处理该事件中便写了“梵净山禁树碑记”，勒石立碑，“永以为禁”。但事实上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虽“屡经士庶呈控，地方官虽已查禁，而奸商阳奉阴违，至今积蔽未除。”因而才使得这二位省级大吏亲自过问此事，出示告示予以整治；(2)两篇告示的目的和出发点都很明确，即为了保护梵净山的森林资源不受破坏，原因都是由于不法之徒内外勾结采伐山林，掘窑烧炭，破坏植被生态；(3)二位省级大吏对梵净山的保护都非常重视，态度十分坚决，严禁乱砍滥伐，掘窑烧炭，一经查获，或被告发，“从重究办”，“决不宽贷”。这对于保护梵净山的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起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光绪七年(1882年)，印江汪家沟亦立有严禁盗砍树木的“功德碑”。碑中除了刻有序文及37名倡导者姓名之外，碑的正面还刻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印江官府下发的文告。文告云：
“据九道溪各牌乡民宋洪熙、汪积珍、邓良金、戴迷珍、安洪俊、宋宗套等凛称：九道溪一带地方，土多田少，当有丁粮，乡民寒苦，全赖护蓄山林，卖柴以纳国课。横悍恶徒借割草为名，屡屡盗砍树木，失主拿获真赃，反被欺凌凶辱。乡民畏祸，不敢同伊滋事。恳请出示严禁等情到县。据此除告徒准立案外，合德出示仰谕。为此，示仰县属诸邑人等知悉：嗣后，割草者只准在外割野草，毋得盗砍树木。仰示之后，尚(倘)有前项恶徒结党成群在上(此)借割草为名，暗中偷砍树木者，许各牌乡民等扭禀以凭惩究，各宜凛遵毋违。”
由上看出，这是一个既利用官府文告又立乡规，将二者结合为一体的典型实例。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道溪各牌乡民宋洪熙等向官府反映，当地田少土多，生活寒苦，“全赖护蓄山林，卖柴以纳国课”。因遭不法恶徒假借割草之名，屡屡偷砍树木，乡民不敢干涉，反被欺侮。为此，印江县知事颁发文告，以为禁绝。时隔8年之后，汪家沟“首事”37人倡导立碑，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将严禁假割草之名行盗砍树木之实的禁令刊刻于碑，固定下来。事实证明，将传统乡约或官府文告以立碑的形式表示出来效果更好，乡民易于接受，也易于执行。
另外，在贞丰县必革村，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也立有“禁砍树木碑”。这是该村陆氏一支公议的条规，主要是保护坟山树木，严禁砍伐。可贵的是，陆氏宗族在议定禁止砍伐树木的条规时，强调不论亲疏，必须共同遵约，否则概予责罚。“倘有亲疏冒昧，不遵禁约，横行估砍。一经查觉，即赴伸鸣族长，公向令，责罚奠谢。倘敢辞傲，即行重究”。同时规定，若有举报或贼赃俱获，给予一定的奖励。“山林树、草、秧青并不准割，若肆行故违者，罚银八两八入祠。若有仁人见者，报信谢银一两二，赃贼俱获者，谢银二两四。”这种赏罚分明的措施，反映出陆氏宗族对护林的重视，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古州厅也是如此。道光初年，厅署曾令民间“蓄禁松、杉、果木”。此后，厅境的王岭、宰牙、冷里、晚寨等村寨勒以石碑，告戒村民村边寨旁树木“只准培护，不准擅行砍伐”，否则“按律重处，决不姑宽”。有的还规定，“不准砍伐生柴，若有乱砍败坏，日后查出罚钱一千二百文”等。天柱县三门塘村的“老人会”甚至还规定，谁偷砍树木，以后家里死了人不准别人给他家抬棺、拉牛，同时罚款高达500元。
禁止乱砍滥伐，目的在于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使得“环山皆木”。这有利于贵州山区巩固并扩大森林覆盖率，保持良好的生态。
三、加强林业法治
清代，贵州境内虽未见专门的林业法规，但地方官府文告中常有涉及林事的记载。特别是在禁止汉人越界盗伐少数民族山林方面，清贵州地方政府确实做了一定的工作，较好地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缓和了民族矛盾，这在有关碑文中有所反映。
如嘉庆十年(1805年)八月初三日，在今贵定县仰望乡关口寨门前，立有一块“万古普芳碑”。碑--文云：
“照得西排仰王(望)青苗雷阿豆等赴府具控生员郑士品等，越界砍薪一案：蒙府宪亲查结文行县票开，仰县官惠查照来文事理，立即束装前诣勘明，该苗阿豆等四至界址，出示谕令，照界永远管业。……嗣后，设有砍伐柴薪，毋得越占苗寨地土，致启事端。……今查勘得梅子冲，南抵老密寨叉路之内，应付雷阿豆等管业，郑士品等毋得再行冒占干咎，……。”
上述碑文主要记载了苗民雷阿豆等到贵阳府控告大平伐营生员郑士品等人越界砍伐苗族山林，贵阳府令贵定县正堂带领书办及仰望西排土舍第五任土司雷开勋现场勘查，明辨曲直。勘查中，通过审查苗族地契，确认郑士品确实冒占苗民山林，因而立碑晓谕，并告诫汉族官兵不得欺凌苗民，要维护
碑文记载：“盖闻黎山蓄禁古木，以配风水。……前人相心相议，买此禁山蓄禁古木，自古及今，由来旧矣。至道光年问，立定章程，收存契约捐钱人名，昭彰可考。蓄禁古木成林，被人唆害，概将此木砍净。咸丰、同治年间以来，人民欠安，诸般不顺。至光绪七八年间，合村又于同心商议，又将此木栽植成林。不料有不法之徒，反起歹心，早捕人未寝之时，暮捕人收工之后，私将此栽之秧木扯脱，成林高大之蔸砍伐枝丫，剥皮暗用，弄叶杀树。合村众人见之目睹心伤，殊属痛憾。自今勒石刊碑之后，断不扯坏。若再有等私起嫉妒歹心之人故意犯者，合团一齐鸣锣公罚赔禁栽植章程，另外罚钱拾三千文，违者禀官究治，预为警戒。”
由是可知，锦屏章山村早在道光时期，因“被人唆害”，山林被毁的现象较为严重。至光绪初年，合村又将树木栽植成林，不料又有不法之徒蓄意破坏，“私将此栽之秧木扯脱，成林高大之蔸砍伐枝丫，剥皮暗用，弄叶杀树。”为此，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该村特立禁碑，违者除了罚钱外，还将”禀官究治”。
类似的碑文记载还有。如黎平县肇兴寨于道光二十年(1841年)十二月初六日刻立的“封禁碑”，黎平县登江寨于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六日立的“禁止碑”，光绪十八年(1892年)七月初八日于黎平纪堂、登江、弄邦、朝洞等寨共立的“永世芳规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初十日于黄平王家牌立的“万古千秋碑”等。这些碑文中有关禁止毁林开荒的措施，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促进贵州民族地区林业生产稳步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