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4: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民族文化观是人们对民族包括自身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取向。一个民族如果持有开放的、宽容的民族文化观，该民族的文化就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之，该民族的民族文化将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观及其文化选择对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地区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民族文化观
民族文化观是人们对民族包括自身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取向，集中反映了人们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认识、理解与认同的程度，是以民族文化为认识的基本单位。民族文化观从广义看是这个民族世界观的一部分，从狭义看反映了某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所以文化观能为我们揭示一个民族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文化观念能否更新，如何更新，对我们理解一个民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变迁方式、变迁方向显得尤为关键。民族文化观是一个民族文化选择的基础，选择何种文化在多民族地区处理是否得当，引发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还会引发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冲突，所以民族文化观缘何引发社会冲突，如何通过调节文化观消解社会矛盾，以及何种文化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维护新疆稳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新疆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地区，我们不能强调某个民族、群体的发展，牺牲了更为广义的人性。对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民族和身份认同功能主要通过文化来实现。但是，文化、观念上的双语者如何培养依旧是一道难题。对汉族而言，如何理解、欣赏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也需要我们积极探讨，而解答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民族文化观与少数民族文化选择是必不可少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由于文化观的差异引发的各类冲突在世界的多民族国家都在所难免，所以国外关于文化观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Tylor（1994）系统阐述了文化和文化观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范围，认为文化是理智的产物，文化根植于理性，文化模式对其成员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对进行语言分析来说很重要，更是研究族群或个人的身份认同、道德以及认识论的媒介。Boas（1993）提出“历史特殊论”“文化相对论”论断，他还认为“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解决一切的民族问题应从该文化的内部去研究和理解。”1萨丕尔（1990）认为“文化不是生物学的产物，各种文化有其独特的评价标准，文化带有社会性”；萨缪尔•亨廷顿（1996）指出“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西方国家过去主要是以种族的文化观差异是否会引起社会冲突为研究对象，目前主要研究文化观差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国内研究民族文化观对民族影响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戴庆厦（1990、1993）分析了仡佬族和普米族的文化观念，以及制约文化观念的内、外部因素。徐杰舜（2001）撰文指出文化观念、语言认同在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中所起的作用。马戎（2013）认为“文化是多层面的，各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应采取宽容的态度不是互相排斥（如教义，圣战）。如果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文化与观念，拥有不同文化族群难免会彼此冲突，无法和谐相处，这需要建立某种统一的文化认同。”针对维吾尔族民族文化观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比较匮乏，且多论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又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层面。张洋（2009）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仔细的描述，认为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移植，而是一个双向交流、综合、变迁、创新的过程。王景辉（2010）结合新疆历史地理文化环境与“7•5事件”，认为以文化认同凝聚国家认同，是消解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疆文化安全威胁的一条有效途径。赵莉（2013）通过对留学生的研究，认为文化认同是学习语言的动机之一。文化认同度加深，促进学习动机。李景（2014）探讨新疆文化资源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面性，并提出一些建议。刘长星（2014）研究了新疆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倡共同民族文化观。众多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观与民族价值观、意识形态有关，而他们共同构成了影响文化认同、社会稳定的内部因素。
三、民族文化观与民族文化选择
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显然新疆维吾尔族选择伊斯兰文化是一种被动选择，而不是一种主动选择，可是不管是哪种文化选择，哪种文化选择方式，一旦被本民族选定就是本民族共同成员的选择，并被普遍认可，成为本民族的“标志”。斯大林将民族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同时他也指出“共同心理素质是其中较为稳定的特征”。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又表现为共同的文化心理。共同的心理素质在具有稳定性特征的同时也具有可变性。民族共同的文化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内容会发生变异和更新，旧的文化心理会随着新文化的选择而发生动摇和变化，新的文化的出现又促使新的文化心理的建立。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与共同文化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结构。从文化的社会功能和表现形式分析，任何一种文化都分为为四个层次：先进文化、不先进不落后的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文化是代表本民族前进方面的文化，是推动民族文化不断进步的文化。这一部分文化在整个民族文化中占有比例较小，她的推广和发展需要民族精英的努力，如果没有民族精英的倡导和促进，这部分文化往往不会发会其社会功能和作用。不先进也不落后的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可称为“中性文化”“多元文化”，它是每个民族体现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包括历史、宗教、习俗、服饰、艺术和语言等。如果没有了这些特征，那么这个民族在文化上可能已被其他文化同化了。这一部分的文化充分反映民族文化的特征，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异性。本民族对此类文化的变化极为敏感，其他各族应对此类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尽管它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可是他对社会的作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对于此类文化应当改造、抛弃或者铲除。一个民族文化中落后的文化过多，可能助长民族的排异性和滋生民族主义。新疆是多种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新疆作为分裂中国的突破口。境外敌对势力和“”往往借助宗教这种传统文化模式，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诚然，在新疆，民族主义势力抬头，非法宗教活动猖獗，暴力恐怖事件频发，这一切固然是受国际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影响产生的结果，但同时也使新疆少数民族本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共同体认同削弱的体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根之本。一个民族选择何种文化，选择怎样的方式进入现代化与民族持有的民族文化观密切联系。放眼当今世界，“文化多元论”是影响最大的一股思潮，在此背景下产生多元民族文化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多元文化”中的“多元”处于何种地位，认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总之，事实已经证明：一个民族如果持有开放的、宽容的民族文化观，该民族的文化就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之，一个民族如果持有封闭的、自私的民族文化观，该民族的民族文化将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石斌
本文分别阐述分析了黔中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渊源与特征，提出黔中民族文化是以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为主要特征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贵州安顺；黔中；民族文化；多元共存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的多元并存。
一、黔中民族文化结构
1、黔中布依文化
布依族是从先秦时期的“越”、“骆越”、汉晋时期的“僚”和唐宋时期的“蛮”衍变分化而来。其族自称“布依”或“不越”，“布”是“人”或“民族”的意思，“依”、“越”是古越人对自己的称谓。安顺境内布依族多分布在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及安顺市的许多乡镇，主要居住于河谷和坝区，大多是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的产粮区。其村寨依山而建，聚族而居，住房多为“干栏”式建筑，旧州、双堡一带多为四合院。其族主食与汉族同，嗜糯食，婚丧、节日以及访亲拜友都需要糍粑和糯饭[1]；喜酸食，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行路打蹿蹿”[2]；好酒，喜以酒待客。布依人的服饰随着民族交往日益加强，民国时期已有很大变化，特别是男装，基本与汉族相似，但在边远地区的妇女服饰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点。镇宁、关岭、普定三县有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穿裙，保存古老的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裙式为多种多样的蜡染长裙，上着蜡染或刺绣的短衫，头戴假壳。具有代表性的是镇宁下慕役、江龙和扁担山一带的妇女穿着，式样不但古老，而且端庄秀丽。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布傣语支，没有方言之分，只有土语之别。布依族有“二月二”、“三月三”、 “四月八”、“六月六”等民族传统节日。
2、黔中苗文化
黔中苗族多自称“蒙”，1951年国务院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和“苗”的历史渊源及苗族人民的意愿，将之统称为苗族。安顺境内苗族分布于安顺市的7区47乡镇以及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地区，苗族主要居住在森林茂密的高山深处，山高水低，饮水困难，有所谓的“山苗水布依”之说，少部分居住在坝子地带。其住房大多依山而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是“吊脚楼”，“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建筑。坝区苗族以大米为主食，山区苗族以玉米为主食。糯食是苗族的高贵食品，逢年过节要打糍粑吃并用以祭祀祖先，亲友拜访，婚姻往来都要用到糍粑。苗族喜欢喝酒，很早就掌握了酿酒的技术，许多农户都能自制酒曲，自酿泡酒和烤酒。苗族服饰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男子一般穿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穿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毛巾，冬天脚上多缠裹绑腿。妇女的服饰比较复杂化，大都穿着大领短衣，长的或短的各种百褶裙，裙罩有裙片，有的长裙长及脚背，有的短裙仅到膝盖。妇女盛装时一般都佩戴着多种银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川黔滇方言第二土语区，各支系语音略有差异。苗族有跳花节[3]、四月八等民族传统节日，具有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
3、黔中白族文化
白族是古代“龙国人”与部分明代迁黔的南京（应天）人的人们共同体，又称“南龙”，是“南京”与“龙家”的合称。安顺境内的白族分布在安顺市的蔡官、华严、二铺、旧州、双堡等地区以及其他各县的部分地区。其村寨依山傍水，古代白族的部分寨子修筑有石墙，墙外有护“城”河，今安顺市的讨兑寨留存有遗迹。白族古代住房为木质结构，以双间为一幢，从坐房对向的左右两边起，第二排柱头上有不放穿方的双托，托的两端雕刻有龙头图案，名曰“龙头独架双托”，目前在安顺市的木头、讨兑二寨存有十多幢。现代建筑与汉族基本相同。白族服饰，男子多包头缠白色或蓝色包头，身穿白色对襟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臀环扭丝银镯，指戴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的包头，现今白族的服饰基本与当地汉族无异。其语言无方言差别，只有土语区分，但今天仅有极少数老人能说出少量单词。白族有七月初六和十月初一等民族传统节日。
4、黔中伊斯兰文化
回族在元代时随元朝势力的拓展进入贵州，安顺境内的回族多从威宁迁入，其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分散小聚居，二是山上多山下少。安顺市境内回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顺着轿子山山脉和马鞍山山脉聚族而居，或居山颠，或住山坳，很少临河川居住。亦有少部分居住于城市，经营皮革等小手工业。其村寨多依山而建，寨内有供节日活动的公共场所“清真寺”，寺不论大小，常为四合楼建筑，内设“密窝”和经堂，是回族人民在节日请“阿訇”念经和礼拜的场所。住房同于汉族，不同的是堂屋不设“神龛”，有的只在正堂屋内放一香炉或挂伊斯兰经文或经文对联。其服饰城镇同于汉族，但在三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时候，主要宗教人士穿着洁白的长袍，头戴白帽，而参加活动的人衣着也肃穆整洁。其农作物有玉米、荞、麦、水稻等等。主食同于汉族，禁止吃猪肉或自死动物（如自死的牛、羊、鸡、鸭）。其语言与当地汉族同。回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5、黔中仡佬文化
仡佬族源于古代濮人中的“鸠僚濮”，自称“仡”或“仡佬”。安顺境内仡佬族分布在二铺、华严、蔡官、旧州和紫云、关岭、镇宁等县的许多地方。住房多是靠山而建，构造大多为石木结构，现今多被钢筋混泥土的平房所代替。仡佬族服饰造型讲究，式样美观，布料精湛，是本民族自制自织而成，历史上叫“兰干细布”，也叫“铁迪布”。“改土归流”以后，废除了土司世袭制，在仡佬族地区实行了和汉族相同的政治制度，汉族大量迁入，使仡佬族古老传统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今古式已经失传。饮食习惯以大米为主，玉米、小米、高粱等杂粮为辅。嗜糯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要吃糯食，并以其作供品祭祀祖宗。好酒，有祖传的酿酒技术，招待亲友少不了酒。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僚语族仡佬语支安顺、普定方言，无文字。仡佬族有祭山节、尝新节、牛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6、黔中彝文化
彝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迁入安顺境内后与仡佬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彝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山坡上或山间小盆地中。住房有石板房、瓦房，也有土木结构的双斜面茅草顶平房。彝族以大米、玉米、荞麦为主食，好饮酒喝茶，男子和老年妇女喜欢抽叶子烟。安顺境内彝族男女通常包青、蓝色棉布头帕，头帕较长，环绕多层，形成“大包头”。男、女皆在短衣、长裤外加穿青、蓝色长袍，系腰带。解放前部分地区的彝族还穿长裙，解放后彝族服饰逐渐与当地的汉族或布依族服饰相同，但许多彝族女青年仍备有在节日或喜庆时穿戴的民族服装和首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东部方言。彝族有火把节、丰收节、祭山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二、黔中民族文化特征―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
黔中安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多种民族传统文化并行发展、各种小传统文化交错并存的历史相当悠久。安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夜郎的属地，主要有濮、越等土著居民。战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27年），庄西征，控制夜郎，部分楚人入住夜郎地。秦朝开道而置且兰、夜郎二县，始有华夏人零散迁入。汉武帝时置郡，汉人开始入境。蜀汉及南北朝以后，夜郎故地的土著不再称为“濮”或“越”，而通称为“僚”，他们与乌蛮和少量汉人杂居。唐、宋、元时为宋家、龙家、仡佬、苗人、仲家、罗罗等民族大杂居时期。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特别是明朝初年，大量汉人随军涌入，就地建立卫所。据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西南诸省》载：“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指当时迁入的中原汉族）。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苗。总之瓠子孙，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杀斗为业。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4]可见当时民族关系之复杂和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激烈。随着汉文化的渐进和商业往来的频繁，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大量的汉族官员、商贾、难民、移民进入贵州，汉族人口逐渐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都视为“苗”，当时屯堡人也被目为“蛮夷”而以“苗”相称。在现代社会，安顺地区也交错分布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现在安顺地区主要居住着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其中布依族和苗族是安顺地区少数民族之主体。
相对于中华民族大传统文化而言，各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的小传统文化。贵州是一个拥有17个世居民族的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多元并存，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使得多种民族文化并存、各种小传统文化分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成为当代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之基本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总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因而文化的民族特征也会随之演变。但是，文化的民族特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凝聚民族群体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民族群体文化的根本特征，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5]同样，从一个民族的分布情况、居住、饮食习惯、服饰、语言、传统节日等方面依然可以追寻到各民族传统的特色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也表明了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创造出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6]黔中安顺世代居住着众多古老的民族，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正因为各民族有着各自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或相对独立，才使得黔中民族文化如此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注释】
[1]民谣云：“摇摇摆摆进城来，黄泥裹脚大花鞋；一进门来拜三拜，稗子粑粑滚出来。”（见《续修安顺府志・风土志》）黔中各族人民都喜欢以粑粑作为礼物走亲访友，这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乡间妇女携带粑粑进城看望亲友的情形.
[2]“蹿蹿”，读阴平，与“川”同音，为走路不稳之意。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如果三天不吃酸食就会走路不稳，摇摇晃晃.
[3]《续修安顺府志・土民志》（贵州省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点校翻印本）云：“跳花之俗最古，相传始于杨六郎。时间大都在阴历正月”.
[4]（明）王士性.广志绎[M].清康熙十五年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84-85.
[5]杨镜江.论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载[J].北京师大学报，1992（4）73-78.
[6]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4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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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三大要素。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学习和掌握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用于表达常见话题和功能的语言形式等。[1]词汇在语言的学习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小学英语的学习中学生对词汇的掌握显得尤为重要。《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对小学阶段应达到的二级词汇标准有以下的表述：知道要根据单词的音、义、形来学习词汇。词汇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要真正掌握好词汇，除了会读、拼写外，更应掌握其内涵意义。词汇的发展不只是熟悉新词而已，还包括深化已知词的知识，词汇知识的深度和词汇量同等重要。[2]每个民族的词汇都蕴含着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对词汇的掌握就意味着要理解它们的文化底蕴。
二、黔东南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推行背景及其效果
黔东南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简称。它是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比例为80%以上，而苗族人口占全州的比例不少于41%。[3]2002年贵州省开始推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目的是依托学校实现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为了紧随贵州省推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这一步伐，黔东南州教育局和民委颁发了一系列通知、文件，以保证此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已有多所学校展开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其教学成果要求学生能简要介绍本民族、本地民族民间文化及特点，学校开展诸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手工作品、美术作品之类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成果展示等。目前黔东南各校开展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主要是让学生学习蜡染、芦笙舞、民间体育、民间绘画、苗族飞哥、木鼓舞、板凳舞、刺绣等。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推行有着良好的初衷，但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其受制于长期以来的升学制度的考核标准。相当多的家长认为学习民族文化是负担，不够理解支持子女学习，学生对民族文化进课堂也信心不足，事实上，个人发展与生存竞争挤压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民族文化进课堂大多只是点缀而已，形同虚设。[4]单一的、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教育评价体系、人才评价系统决定了我们现行教育的运行轨迹以及社会选人用人、职业应聘、劳动报酬等人才成长的所有的评价标准，这是民族教育得不到足够重视的根本原因。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实施成效没有与学校、家长和学生关心的升学成绩挂钩，这是其推行受挫的直接原因。
三、民族文化进校园视域下的黔东南苗族地区小学英语词汇教学
（一）黔东南小学英语课程开展情况简介。2001年春季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教基〔2001〕2号），要求从2001年秋季开始，全国城市小学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2002年乡镇所在地逐步开设英语课程。黔东南州根据这一文件精神，相继在各小学开设英语课，但到目前为止仍有少量位于农村地区的小学没有开设英语课。（二）黔东南小学英语词汇教学的情况及存在的不足。黔东南各小学使用的英语教科书有两种，分别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湘少版）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版）出版，两种教科书都以三年级为起点，其中更为偏远的地区用的是湘少版的教科书。湘少版三年级上册到六年级上册各有12个单元，六年级下册有9个单元；人教版三年级上册到六年级上册各有6个单元，六年级下册有4个单元。两种教科书的教学内容的量相当。各校每学期的教学周为18至20周，每周英语课程开展时间为2到3节。如此看来，小学英语每单元的课时数较少，学习的连续性也较差。人教版的《义务教学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提出了对词汇教学的五点教学方法建议，即第一点是利用实物、图片、表情、动作等教学词汇；第二点是在语境和语篇中教词汇；第三点是提供多种形式的听、说、读、写与词汇相结合的语用活动；第四点是利用自然拼读法教学词汇；第五点是注意对学生进行词汇学习方法的指导。由于课时数不多，教师难以做到设计综合的语用活动，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也比较欠缺。第二点词汇教学方法要求教师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创设使学生身临其境的语境等来帮助学生学习。黔东南有80%的少数民族人口和41%的苗族人口，但在黔东南的小学英语教学中，授课教师并未做到联系民族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行词汇的教学，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学习特征。忽略了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特殊困难，这是黔东南小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较大不足之处。（三）黔东南小学英语词汇教学与民族文化。《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课程基本理念的第二条提到“面向全体学生，关注语言学习者的不同特点和个体差异”，“由于学生在年龄、性格、认知方式、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具有不同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5]。苗族是黔东南人口比重最大的民族，苗族学生的学习效果直接影响到黔东南的整体学习效果。在黔东南的小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并未关注到苗族学生的学习特征，致使教学成效不高，学生的成绩差。英语是苗族学生的第三语言，他们对英语文化较为陌生，使得他们对英语学习存在着恐惧心理，易失去学习兴趣。“特别在小学阶段，教师尤其需要注意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的学习态度”[6]，帮助苗族学生克服跨文化的障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苗族地区小学英语授课教师应思考的重大课题。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实际推行效果并不理想，多校的此项活动流于形式。但如果做到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做到提高学生各科文化知识的成绩，这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无疑将受到师生的欢迎，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推行也得到了保障。教学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经验；要尽可能接近现实生活中语言的使用的实际情况，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目标语言项目的真实意义和用法。[7]将苗族文化融入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小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对比英语词汇和苗语词汇的内涵，能加深苗族学生对词汇的印象和理解，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推行。下文从小学英语教科书中出现的几种苗英内涵差异较大的词汇现象进行说明。1.问候类词汇。湘少版和人教版的小学英语教科书的第一单元的问候语都用了“Hello”和“Hi”，而苗语中无直接与其对应的单词。传统上苗族是聚居民族，同一部族的人居住在同一村寨，大家彼此熟悉，一般把村里的人看成自己的家人。如果见面说“你好！”或者“早上好！”，就会显得见外。苗族的问候语常是问“你去哪里呀？”“你吃饭了吗？”或者是“你在休息呀！”“你在忙呀！”等。值得一提的是，英语教科书后面的单元出现了“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语，苗族也有类似的话语，如“你起得真早呀！”。问候语的差异反映了东西方民族的价值观差异，西方人比较注重隐私，而东方人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像西方人那样忌讳谈隐私。2.送别词汇。通常英语的送别词汇就是简单的“Good⁃bye”或者“Bye”，而苗族人在送别的时候往往说“您慢走！”“您走好！”“下次再来！”等，且陪同客人走出家门，以显示自己的好客、客气和真诚。3.家庭称谓语。一般来说，英语的家庭称谓语涵括的范围比苗族的更为宽泛，需根据具体的语境才能找到与之具体对应的苗族称谓。（1）father和mother。英语的father是对父亲的称呼，而苗族却可把父亲、叔叔、伯父、姨父都称为爸爸。同样，英语中称母亲为mother，而苗族却可以把母亲、叔母、伯母、姨妈都称为妈妈。当然，苗语中也有单独称呼叔父、伯父、姨父的词汇，但为了表示亲近，父母一般提倡子女称之为爸爸。对叔母、伯母和姨妈的称呼情况亦是如此，父母教导自己的子女称之为妈妈。（2）brother和sister。英语的brother对应苗语的哥哥或者弟弟，sister对应的是姐姐或者妹妹。虽然有时英语在brother和sister前加上older或者younger来明确其长幼关系，但一般都是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判断其准确指称。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苗族比较重视男性，所以不管女孩比男孩大还是小，一般都称自己的亲兄弟为哥哥。（3）cousin。英语的cousin对应的苗语较多，有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4）aunt。英语的aunt对应苗语的伯母、舅母、叔母、姑姑和姨妈。（5）uncle。英语的uncle对应苗语的伯父、舅舅、叔叔、姑父和姨父。4.breakfast（早餐）。传统上苗族对早餐的理解与英语中的“breakfast”的内涵差异较大。苗族大多居住在山区，是农耕民族，大多数人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传统上，苗族人一起床就挑水、煮饭、煮猪食，煮熟后一般已经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他们在这段时间吃饭、喂猪后便去干农活。他们称早上九点到十一点的这顿饭为早饭。早些时候苗族人没有手表或者手机，没有办法知晓准确的时间。在农忙季节，他们通常干活到天黑才回家。由于干活时间过长，他们早上出门时通常会带上饭，以供在下午两三点时吃，他们称这顿饭为午饭。天黑回到家，再做晚饭吃，吃晚饭的时间一般已经是晚上七点到十一点。“黔东南苗族一般一日吃两餐”，“苗族大人小孩一般都不吃早点，如果你问他们吃早餐没有，他们往往理解成9至11时那顿饭吃了没有”，“苗族群众往往把城里人在十二时左右吃的午饭，视为他们在9至11时吃的早饭，因而他们问城里人吃早饭没有，实际指12时左右这顿饭吃了没有”。[8]由此可见，由于时间概念的不一致，看似简单的breakfast（早餐）、lunch（午餐）、supper/dinner（晚餐）对于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苗族学生来说，却会引起他们在理解上的混乱。5.green（绿色）和blue（蓝色）。英语和汉语都把绿色和蓝色分得很清楚，但黔东南苗语中的绿色和蓝色是同一个词。鉴于小学生的具体性思维强于抽象性思维的特点，授课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展示颜色的图片给苗族学生看或者进行举例说明，将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区分green和blue。除了英苗词汇的文化内涵差异导致苗族学生学习英语词汇时造成他们的混乱和学习困难外，由于说英语的民族和苗族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经济、历史存在差异等原因，英语还存在着大量苗语无法对应的词汇。在苗语里，抽象和概括性的词比具有具体含义的词少得多，比如在小学英语教科书中出现的reason（季节）、animal（动物）、plant（植物）、color（颜色）、hobby（爱好）、pet（宠物）、sign（标志）、country（国家）之类的英语概括词就难以找到完全能与之对应的苗语词汇。由于长期以来苗族地区的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偏远，许多东西是苗族小学生没有见过的。这些差异造成苗族小学生的认知空缺以及文化空白，需引起授课教师的注意，并想法帮助其克服学习上的障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掌握一个词不仅仅是知道它在词典中的一个意思（或多个意思），还意味着知道什么词经常与它联合使用（它的搭配），以及它的内涵意义，包括它的语域和它的文化底蕴。[9]各民族的词汇存在着内涵差异，这容易引起外语学习者的思维混乱，从而造成学习的困难。在苗族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要关注苗族学生的学习特点。通过对比英苗词汇的内涵意义和文化底蕴，能激发苗族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克服学习词汇的文化障碍，深刻地理解词汇的意义，提高其学习效果。这个过程也能让苗族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有效践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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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7.
[8]李锦平.苗族语言与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163.
乌力格尔、好来宝：
扎鲁特草原民族文化的代表
乌力格尔，通俗地说就是讲故事，是蒙古族喜闻乐见的民族曲艺形式，它以中、低音四胡为主要伴奏乐器，以说唱为主要表演形式，一人多角色，气势恢弘，诙谐幽默，贴近群众。早在2006年，乌力格尔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来宝也属于说唱文学范畴，是一种由一个人或者多人以四胡等乐器伴奏，坐着用蒙古语进行节目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
距今二三百年前，乌力格尔发源于扎鲁特大草原，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世界级的民族曲艺大师琶杰和毛依罕说唱的乌力格尔和好来宝，他们的说唱艺术被纳入高等院校的蒙古文学讲义。1959年，琶杰进京为主席说唱好来宝《翻身的日子》，受到的亲切接见。
为了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扎鲁特旗成立了乌力格尔培训中心，多次主办乌力格尔表演活动及比赛，组织民间艺人参加全国各地的比赛，均取得喜人的成绩。扎鲁特旗与中国社科院签约建立了“乌力格尔、好来宝传承基地”，录制了500多个小时的音像资料。2014年，扎鲁特旗乌力格尔被自治区文联列入“一旗一品”文化创建品牌，得到了重点扶持。 2016年，扎鲁特旗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大剧院举办了乌力格尔、好来宝专场演出，内蒙古电视台录制播出了“乌力格尔摇篮――扎鲁特”大型春节晚会，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关注。
扎鲁特旗对乌力格尔、好来宝的传承教育工作也非常重视。自2006年起，旗蒙古族实验小学和旗蒙古族第二中学先后开办了民族曲艺特色班，培养了400多名学生作为民族曲艺的后备力量。2013年，旗蒙古族实验小学民族曲艺特色班的两名学生赴参加了全国少儿“六一”晚会，说唱好来宝，受到了V泛的好评。2014年，旗蒙古族实验小学的四人好来宝节目《学习雷锋》代表内蒙古参加第六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荣获三等奖。
民族版画：
在扎鲁特草原上蓄势待发
扎鲁特版画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版画作品注重个性、特点鲜明，有的古朴浑厚，有的朴实粗犷，有的优美抒情，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建国十周年大庆时，扎鲁特版画作品在自治区美术作品展览上首次展出，参观者赞不绝口。1964年，在华北局举办的美展上，扎鲁特版画声名鹊起。1983年和1987年扎鲁特版画两次进京展出，在首都美术界引起轰动。历经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扎鲁特版画已经成为独树一帜的草原版画流派。2008年，扎鲁特版画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键词]经典诵读；民族文化；陶冶情操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应有丰富的语言积累。许多学者都号召“诵读国学经典，积淀文化底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让孩子们从小与古典诗文同行，与圣贤为友，享受快乐古典人生，接受最有价值的作品，记下一些永恒的东西，在小学一至六年级的语文教材中就有李白、杜甫、苏轼等名圣古人的诗文。但如何通过诵读古典诗文来弘扬民族文化，将语文教学与古典诗文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灵中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阅读境界呢？
一、运用电视激发学生诵读兴趣
笔者所在学校为便于教学，每个教室都装有一台电视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会愿意学习。为了激发学生诵读诗文的兴趣，我们，购进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光盘，运用电视机图文并茂的优势，每天利用晨读十五分钟进行古诗欣赏，并利用中午进行古诗词的广播教唱。通过听、读、看、唱，让学生感受诗的意境，音乐的魅力，读的技巧，既激发了学生诵读的兴趣，又陶冶了他们的情操，锻炼了他们的诵读能力。
二、利用课堂提高学生诵读能力
诵读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传统实用的方法。“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说明了诵读的重要性。课堂是提高学生诵读能力的主要领域。那么，怎样利用课堂提高学生诵读能力呢？
1.示范读。古典诗文，不像现代文容易理解，但有一定的韵律。学生刚接触新诗文不懂内容，读起来感受不到诗文的韵律。如果教师能示范读或配乐读，这对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给学生提供朗读榜样，创造朗读条件，品味古诗文的优美，激发起学生朗读兴趣和信心。
2.引领读。为了培养学生诵读能力，检查学生学习古诗文的情况，感受到文章内在的节奏气势及作品中丰富细腻的情感，教师可在示范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领读或教师领读，让学生在领读中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情感的升华，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3.齐声读。齐声朗读能引起学生对朗读的兴趣，加强学生的责任感；能让学生很好地调整朗读速度，训练学生掌握自己的正常音量，发展学生朗读技巧，齐声读能渲染课堂气氛，活跃课堂气氛。对那些对朗读不感兴趣的学生，可多一些带读，并增加学生朗读的次数，齐声朗读的形式可以是男女同学分组读，全班齐读。
4.吟唱读。大多数古诗词本来是有乐曲，以供吟唱，如《今日歌》《忆江南》，有的古诗是后人给它谱了曲，如《春晓》《锄禾》等古诗就是著名词曲作家谷建芬老师谱的曲。在教学中，教师们能通过多媒体配上乐曲，引导学生进行吟诗唱歌，在吟唱中学生可采取多种吟唱，合着节拍摇头晃脑，合着节拍拍手，点动脚步，高年级学生还可以手拿笔用笔杆轻轻敲桌面，笔杆和笔杆轻敲发出脆响如同乐器，吟中取乐，唱中背熟，既使他们感受了音乐的魅力，又使他们在享受优美的诗文之中，学得轻松，记得牢固。
三、采用竞赛培养学生诵读情趣
德国一位著名的医生说过：“六至十三岁是人一生中发展的黄金时代，至十三岁为一生中记忆力最高峰。”小学生诵读古典诗文，是赶在孩子心里最纯净、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接触最有价值的作品，记下一些永恒的东西，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不断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应将跃然纸上的古典诗文，在孩子们最佳时机采用竞赛，培养他们的诵读情趣，以便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采用竞赛的方法：1.在班级学生中开展古诗文积累比赛，吟诵比赛，扮演诵读比赛。2.分低、中、高年级比赛，可以吟诗作画比赛，根据诗文自编自演比赛。3.在教师中进行古诗文教学比赛，意在检查教师方法，实质从中验证学生，学习情趣，所达到的效果。在比赛过程中，孩子们的个性得到了张扬，诵读情趣高涨，求知欲望加强，集体荣誉感增强，弘扬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升华。
四、借用力量调动学生诵读热情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运动以来，世界各国积极响应并遵循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下简称“非遗”）。中国也积极响应，先后以保护条例、保护法、保护实施方案等方式下发各地，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按照国务院的文件精神下发和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有效的“非遗”保护传承办法和条例，强调遵循其承诺和公约。宁夏自2004至2010年先后制定了宁夏“非遗”的保护实施方案、保护条例等法规文件，还成功将回族“山花儿”（俗称“干花儿”）申请进入了文化部确定的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期间在教育系统的花儿学者、教研专家、研究机构等的参与下，宁夏文化、教育等部门联合发出文件，规划“5年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中小学音乐美术课程；音乐课加入泥哇呜、口弦、山花儿等”内容项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宁夏“校园花儿”由宁夏高等学府的花儿研究专家、教授与基础教育的教学研究人员、一线音乐教师等，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的方案目标要求，汲取世界各国非遗保护传承的经验，从宁夏本地实际出发，从“教育传承”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宁夏“校园花儿”这一概念名词和实施模式，并积极付诸实施，一边实践一边完善使其见到了成效（“宁夏校园花儿”一词见《宁夏校园花儿教程》一书，2007年宁夏教育厅骨干音乐教师培训内部资料）。笔者以为：宁夏“校园花儿”的理论概念是巧妙依托了宁夏“回族山花儿”，曲式结构简、曲调流畅优美、音域不宽，歌词押韵内容丰富，音调与方言、内容与风俗、演唱与形式生动、文化背景深厚等特质，结合学校音乐教育即学校艺术课程要素、“教育传承”要素以及世界性的民族复兴情怀，在教育者的研究成果的支撑下而产生的。因为，只有熟悉宁夏人语言环境、人文地理与“回族山花儿”风格融合点：只有熟悉宁夏不同地区学生的年龄特点、艺术能力、技术技巧、接受程度及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教学目标内容以及学校艺术活动教育要素；音乐教师和专家的付出，才能够催生孵化出宁夏“校园花儿”这一接地气、有教育实效的“非遗”教育传承模式。因此被选入宁夏校园的花儿，首先应该回避歌词中不适宜学生年龄的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情节。其次应该是好听的、受学生欢迎喜爱的宁夏原生态花儿的经典曲目，并在此基础上经过简但是讲究的改编、扩充或增加声部串接和重新填词等手法的花儿，才可称之为“校园花儿”。它们既适合在音乐课中学唱表演又适合在校园艺术活动中展示；既适合师生在乐队中使用各类传统乐器演奏又适合在学生器乐教学（口琴、竖笛、吉他、口风琴、尤克里里）等乐器的演奏；既能结合教科书中各个年级音乐课程标准的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又能独成为元课题开展教学，还能够在大课间以及课余活动、班级和社区活动中开展花儿舞蹈的校园集体舞、广场舞等。因此，“校园花儿”必须曲调优美、音域适当，形象鲜明、歌词内容健康，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音乐旋律、歌词格律都要极具花儿特色，内容通俗、有寓意。同时，还包括在全国及西北地区流传的民间原生态“花儿”和由宁夏回汉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的民族风格鲜明的原创歌曲以及配合开展的一系列与花儿有关的校园文化艺术教育活动。
“校园花儿活动”则是指围绕“花儿”文学、音乐、历史的创作、表演、传承等，结合各个学科教学开展的与民族民间文化有关的教育教学活动，以班级、年级、学校和市县乡镇为位。“校园花儿”的探索实验说明，“非遗”教育传承的实践和探索需要艰辛的付出，执着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推广以及具有先进教育理念方法、敬业的研究团队、教育家和教育行政的支持，才能够不断完善持续发展下去。同理，中国许多优秀文化“非遗”项目均可成为学校传承项目的课程内容，可以移植成为一种推广的模式，包括与音乐、戏曲、美术等有关的“非遗”项目来借鉴和实施。
笔者认为，音乐要素的记忆对于人的成长而言，是具有母语声音性质要素的，是与情感、形象结合的共生体。因此，对于“花儿”音调的记忆和情感体验，就像每个人的方言母语一样，只有在记忆的最佳年龄亲身经历或被其感受、体验过，才能深深刻印在记忆之中一生不会忘记。即便是远离故土，一旦听到便能记起。故乡的方言母语和歌声，就一定会记得家乡、亲人和祖国。这应该是语言音调及音乐性不可磨灭的记忆规律。有人概括地说：“艺术具有形象、情感、感性的特质”，据此笔者认为，“花儿”曲调（“乡音”方言）、“花儿”歌词（“乡情”民风民俗）等，只要在成长的记忆中，利用艺术的情感特征这一音乐艺术规律特点和教育原理，并有效通过现有学校的音乐课程及校园文化艺术实践活动，通过美妙的花儿曲调给教育对象植入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和烙印，其重要性和功效也就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情感效应中实现了。因此，音乐研究者、教育者、管理者和社会成员，从教育传承的角度而言，对于社会上已经多年形成的“花儿进校园”（也包括：“花儿进课堂”）等约定俗成的提法与“校园花儿”之间的本质差异，应该从目标、任务、责及内涵上有清楚的认识和界定了。
二、宁夏“校园花儿”的教学途径与方法
1、以学校各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为载体
（1）可以以院校、班级为位，开展“花儿”的主题性活动，也可以结合学校的重大节日、教学活动等机会，以地方戏曲、民族民间音乐、画展、文学、服饰展、当地艺人、传承人演示等内容为元的主题论坛、展示和表演活动。可以是一个主题或多个主题的综合活动，比如“花儿艺术周”或将“花儿”内容作为学校艺术节活动中的一个主题，采取表演、回族服饰与民间剪纸、刺绣等内容相结合的形式。也可邀请著名学者、专家、艺人与学生、教师共同参与，将学生在课堂上、书本上以及媒体上得到的认识，在具体活动中得到拓展、提升与认知，使之构建在个人艺术素养和知识结构之中。学校要利用校园网、校园电视、广播、微信、微博、校校通，包括上课铃声等一切媒体平台手段和集会活动，在日常师生、班级、朋友聚会，接待嘉宾等学校、师生的各种活动中，根据需要，有计划的、反复安排播放“花儿”。让花儿旋律在校园、家庭、社区等所有的与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听觉活动中，成为朋友聚会、节日活动中一种自发的、情不自禁的艺术活动，使其扎根、加深和留下深刻的记忆，让乡音、乡情伴随学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即使初次接触“花儿”的学生都能够产生共鸣，达到由生疏到熟悉、从了解到喜爱、从初步记忆到能够演唱的程度。其功效在于利用民歌音乐及（方言）母语亲情的内涵，使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达到最有效、自然的教育效果。因为，它们一旦根植于被教育者的心灵，会终生记忆、永不磨灭。经过积累，学校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建立民族艺术或以花儿为主题的展室或创作室，通过可见、可演、可听、可讲、可以体验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充分了解、感受宁夏回族“花儿”的发展沿革、人物事件、作品以及风格特点。
（2）可以与音乐课堂教学中的技能训练相结合。在音乐基础知识、视唱、视谱、乐理等内容的教学中，将大量流畅的“花儿”曲调选作训练谱例，加深学生对于民族、民间音乐色彩、旋律、节奏、结构、调式、曲式的了解、记忆。在舞蹈教学中，选取流传广泛、好听、节奏感强适合舞蹈的“花儿”曲调，采用标志性动作和集体舞做设计方式，即：将“花儿”的曲调设计出几套固定的标志性（回族花儿舞蹈）动作套路，作为“校园花儿”的特定舞蹈语汇或基本动作的训练，使每个学生都掌握，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花儿”曲调，都能翩翩起舞。在歌唱教学中，采用“花儿”的曲调作发声练习，用“花儿”的歌词作吐字练习，用“花儿”的音调、语言、节奏等作民族和声作品的二重唱、三重唱、合唱等训练。在音乐鉴赏教学中，与欣赏、鉴赏的乐曲内容、结构、调式、色彩、风格有关联的，即采取把“花儿”的作品与教学的作品先后对比听赏。这样的方式，尤其在欣赏和鉴赏教学中，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也可以把音乐创作与表演教学相结合，根据“花儿”结构、曲式、音调与语言（方言）及演唱的特点，选择短小的作品，从情景、音乐动机、节奏入手，由模仿开始，结合视唱和歌唱教学的曲调记忆，分析音组、节奏的组合，进行曲调的创作练习。可以与戏剧和表演教学相结合，将广为流传的与“花儿”有关的传说故事、人物等编成具有情节、人物的“花儿”剧，结合美术、舞蹈等进行综合艺术的表演与创作教学。还可以与其它学科综合，将语文、地理、政治、美术等学科整合教学，比如，将普通话与方言、方言与口头表达、社会交往以及方言与音乐风格差异等要素结合为开放式、元式、互动探究式教学等。
笔者的体会是：“校园花儿”需要与不同地域、不同学校、年级班级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需要与各个学科的实际教学内容、需要及进度、不同阶段的课程目标要求、风土人情、多元文化以及人文知识的教学结合；不可以脱离学生的需要和实际，搞所谓的贴标签、走形式的传承教育活动，要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有计划地课程目标及有管理有评价成效的教学活动，使学生真正了解到所在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根脉血肉，最终达到落实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中对学生进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教育以及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教育的总目标。
2、要以改编、创作及组织管理为切入口
根据教学需要，有时需要将大的结构、过于难的旋律简化，有时又需要将简的、一的结构复杂化；也就是说必须从实际出发选择曲调优美、好听的原生态花儿作为“校园花儿”教材的编选对象进行改编。除了思想教育内容符合外，要符合好听、好唱及不同年级的年龄特点教学内容及演出主题、对象、节日氛围的需要，还要注意要融入时尚和符合活动主题的创新元素。
歌词创作及改编，可以调动所在学校地区有音乐基础的语文学科教师以及当地词作家，率先创作做出示范，并引导学生和音乐教师大胆实践。除了要注意花儿歌词的韵律、格式、曲调情绪上的特点外，还要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歌词的创作、改编、演唱表演的设计等，一定不能脱离本地区、本学校和活动主题；越接近学校、学生生活、活动主题开展的创作、演唱、演奏、舞蹈等，就越受欢迎，就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花儿”到“校园花儿”和由“花儿”到“花儿素材歌曲”的创作改编是教学和传承的需要和途径之一。要重视创作改编的融合性，教师要结合教学、艺术活动的目标要求，开展以器乐、舞蹈、歌曲、戏曲等为内容的艺术教学活动和艺术创作表演。要大力推行但不能草率随意；保持和忠实原曲调是原则，让学生喜欢并积极参与是策略和技巧；要反复推敲修改试唱，包括附点、换气记号、装饰音、节奏等。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的表演形式需要，可以在不改变情绪、调性、风格等钢性原则下，采取加声部、引子、扩充、副旋律、串接等手法，达到和满足各种演出需要，使其符合“校园花儿”的教学活动。教师要有意识的利用各种音乐资源拓展“校园花儿”的教学渠道、鉴赏形式，使学生的接触面、视野、评价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背唱是检验教学和学生是否掌握的有效方法。必须要求教师先学唱背会原生态的“花儿”5―10首，并进行改编创作、排练演出、录音录像、授课示范。作为教师，对于花儿的传承来讲，教师掌握的多少是衡量其是否了解的重要指标。必须要求学生能够背唱经过改编了的3―6首“校园花儿”；能够听赏出原生态花儿和创作花儿的不同，并熟悉、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流传地发源地等；还能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爱好填词演唱；能够表达出自己欣赏的理由、能够辨别出它的地域和调令特点等。
我们知道，在原生态“花儿”的演唱形式中，根据环境、背景以及场合、主题即兴演唱、编词、填词是花儿演唱活动中最具有生命力和持久力的根脉所在，是原生态“花儿”演唱活动的灵魂，其中即兴表演又与现代艺术教育观吻合，也是“校园花儿”音乐教学的一个高级阶段。因此，教师要能够借助“花儿”演唱创作中的“即兴”特点和手法，利用民间歌手的示范、教师的演示分析以及学生相互间的创作表演等活动，不失时机的开展“即兴”技能技巧的教学和训练，使学生通过立体的花儿演唱创作活动对即兴表演、即兴编写歌词等方法有所认识和尝试，通过实践使其不断掌握和提高。并讲求教学的生成性、流畅性和创造性等新时代的课程教学理念。因此，花儿的传承，需要将演唱、歌词创作的即兴要素有机的贯穿在校园花儿的教学活动之中，使其成为音乐创新教育要素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培训、考核与教学实践的成果验收建立起“校园花儿”教学成果、管理成效的机制，只有获得考核评价验收，才可以获得有某一级教研位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校园花儿歌手”“校园花儿传承基地”的称号以资鼓励。
3、要以校本花儿教材（教程）的编写为基础
校园是运用民族民间素材，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进行爱祖国、爱家乡、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最佳最有效的场所。让学生从小喜爱家乡的民族艺术，在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让经典的“花儿”民族艺术通过学校的各类有声有色的艺术实践活动，建立和浸透在青少年的文化素养结构中，深深的注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像对于母语的烙印一样，无论走到哪里，乡音、乡情以及民族情怀都会伴随着他们，正所谓：音是家乡亲，情是家乡真，只要曾经有过乡音乡情的体验感受、有过母语音调滋养过的成长，就一定会终生不忘。通过地方、校本花儿教材的创编，不仅传承了民族文化遗产，而且能够促进教师在校本课程资源促进与利用上的潜能，为其它“非遗”项目的教育传承提供可以借鉴的途径办法。
4、要以创新、落实和评价为保证
一是要确立以市县为位、以有基础的骨干音乐教师为主的“校园花儿歌手”培训带动策略和教研小组。通过他们的教学、演唱以及辅导，形成不同区域内的示范效应。并以他们为中心在课内、课外形成艺术教育实践场合，演唱经过精心选择、适合学生的“校园花儿”作品、教学设计案例，使他们成为传承民族文化、搭建符合学校艺术教育和民间艺术传承发展的桥梁与使者。二是要确立以“校园花儿”为主题的综合教育教学活动的创新理念；要提供“校园花儿”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教学设计、活动方案与作品目录。结合学生身边事、家乡事以及地方文化生活、民俗艺术等有关的内容有机的进行教学，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达到育人之事半功倍的成效。举办以民族民间音乐、美术、文学、服饰、民间艺人等内容为主题的艺术周、讲座、展览、创作、表演等活动。“校园花儿”的教学，要与各个学科的实际教学内容、需要结合，要与课程目标中民族文化与多元文化以及人文知识的教学相结合，可以由市县（区）教育部门或院校、年级、班级开展以“花儿”为主题的活动。重视普通话与方言、方言与口头表达、与社会交往以及方言与音乐风格差异等教学要素、艺术创作的规范融合。不可以贴标签似的作秀、搞形式，要通过不断的教学活动、研讨和体验式的学习，使每次活动都能精心设计、有新意，真正促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播，落实好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中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以及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总目标。
三、花儿教材（教程）的编写与收获
教材的编写，目前国家有相关“非遗”的项目经费可以支持学校印刷或出版校本教材。但需要申请协调疏通部门关系，同时注意版权著作权保护意识的提高。根据笔者参与出版的《花儿综艺》为例，依据的是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课程标准及《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中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目标要求，力图符合教育传承和音乐文化教育教学的规律和目标。但是由于国家地方教材编写的限制规定，编委组将《宁夏校园花儿教程》教材名称体系做了改动，成为了一本综合性的、具有非物质遗产教育传承导向的、适合大中小幼及社会各界都能使用的工具性书籍公开出版。其内容体例值得参考，分别为：第一编：“花儿”民歌概论。包括了“花儿”民歌的历史、“花儿”民歌的分类及艺术特点、“花儿”民歌的改编、创新与传承。第二编：原生态“花儿”曲谱，包括了花儿经典的原生态花儿20首。第三编：改编的“花儿”曲谱，包括了作曲家改编扩充的花儿20首。第四编：经典的新编“花儿”及宁夏民歌曲谱，包括了宁夏花儿素材、宁夏民歌素材创作的歌曲20首。第五编：“花儿”改编的器乐曲谱，包括钢琴曲、（乐队、学生教学乐器）能够演奏、训练的器乐曲20首。第六编：“花儿”改编的合唱曲谱，包括了由原生态花儿改编的合唱作品10首。“花儿”素材新编合唱作品10首。第七编“花儿”乐曲新编的适合不同年级学生舞蹈的集体舞等，包括了以宁夏山川著名地域名称、回族用品等标志性动作的校园回族舞蹈基本手位、步伐名称与动作的（照片）示意图及动作组合、音响光盘附录42首。
一、创新机制，提升民族文化活力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文化活县、文化强县”战略，以繁荣和发展为主题，以文化创新为动力，强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和民族文化建设，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全县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实践证明，任何事物注入文化元素，才有生命力，才有发展活力。因此，我们要坚持“高看一眼，厚爱一层”的理念，始终高扬文化建设主旋律，强化措施，注重实效，推进文化事业快速发展。一是进一步加强领导，要将文化建设纳入全县“四个文明”目标管理，并与经济建设同步推进。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队伍建设。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机构，进一步壮大文化队伍。三是要大力挖掘文化资源潜力，整理出《盘瓠与辛女神话传说》、《苗族数纱》等资料，从而提升泸溪文化品位，树立全新的文化形象。
二、打造精品，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
要坚持“双百”方针，“两为”方向，创新方式，开发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编创好《盘瓠与辛女》大型情景舞蹈，探索用辰河高腔的形式表现。精心改编集祭祀舞蹈和傩舞于一体的民族舞蹈———苗族《跳香》舞，对表现原始农作舞蹈动作适度创新提炼，打造曲艺节目———苗鼓说唱《岳老子的面子》等。要突出重点，抓好民间文化保护传承。越是民族的文化，越是世界的。加强文化保护开发和传承至关重要。一要做好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申报。申报《盘瓠文化》、《苗族挑花》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申报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二要大力推进文物保护工作。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传承发展”的思路，对现有馆藏文物强化日常安全管理。按时完成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浦市中正街的申报。
三、搭建平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为有效传播先进文化，要坚持以活动为载体，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用文化凝聚人心，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一是积极创办特色文化村。把打造特色文化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中之重来抓，要明确每个乡镇均要有一个民族特色文化示范村，并做到“三有”，即：有较固定文化活动场所和演出队伍；有传承泸溪县民族民间文化；有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通过特色文化村的创办，使全县形成“一乡一品、一村一特色”的农村文化新格局。
二是扎实推进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建设是一个地方文化繁荣发展的永恒主题，要着眼全县的民风民俗，以节庆文化为抓手，拓宽民族文化建设的路子，举办好每年的龙舟赛、“三月三”、“六月六”、“跳香节”、“七月八”等农村传统节庆活动，从而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
三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县城，以盘瓠文化广场为阵地，开展“月月乐、周周放、天天跳”为主要内容的广场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单位开展一年一度的大众文化活动。在农村社区，组建“夕阳红”老年队、“青年乐队”等。充分展示群文风采。
四是延伸公共图书服务领域。要紧紧围绕强化管理、服务读者目标，积极组织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资料。并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儿读书活动与“三湘读书月”全民阅读活动，从而形成“讲文明树新风”文明礼仪新风。
四、强化整治，全力净化文化市场环境
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起源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
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
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
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道。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兴起，促使川藏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与内地的联系，川藏茶道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使外国势力再也无力把从我国分离出去。
我国茶叶产于南方，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同时茶叶流入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的道路――青藏道。
青藏道在唐代成为茶道。故《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杂甘思及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而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于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贡使只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确规定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而明朝则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转至，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而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
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
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
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
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关键词：民族文化；创造；民族产业；发展
从地理位置来看，交通相对偏僻落后的地方为少数民族的栖息地；从人口数据的分析来看，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从产品产量来看，少数民族产品不具备大规模的生产条件；从销售的角度看，民族文化产品很难上超市，很难开专卖店、连锁店进行大规模销售。从产量和管理上都很难做到流水线式的统一；从历史时间看，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产品多为世家、传家产品（有的也叫非遗文化产品）；从审美看，这些民族文化产品，城里很少见到，因此它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从而少数民族生产的产品，市场上多数称呼为民族产品；国家统计数据把此类产品归类为文化产业里。
民族文化产品的数量有限，满足的人群有限，因此也可称为少数人的产品。民族文化产品具有独特的审美性和广大的消费市场，因此少数民族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无限的前景和广阔的市场，如何实现这些发展，关键就需要我们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创造之根、开拓之路。如何让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品更具个性、更具有民族性，下面从几方面来简单阐述下。
民族文化产品有很多优势，少数民族产品区域性较强，很多产品具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个性。特别是经过这一地区、这一民族文化的历史演绎后大都蕴含了民族最为淳朴的人为情怀，每个元素都表现出它独有的个性语言。犹如我们站在这个民族地区，抱坛揭封美酒时嗅到的那份陈酿的甜美之味。从开放民族产品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占尽天时地利，略加勾兑我们便能给外人耳目一新。略加研究，擦皮抛光便能让这一民族文化产品犹如深海里的珍珠绽放出光芒和异彩。
1 民族文化产品的不足
少数民族商品有优势也有其不足，很多民族文化产品均在本地区生产，区位优势相对较差，再加上交通、通讯、网络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很多民族文化产品外界知晓非常有限，大大制约了产品的知名度。虽然我们努力地开发民族文化产品，但是受教育程度和审美习惯的影响，我们开发生产的民族文化产品在销售方面的渠道不够畅通，特别是加工生产成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的问题。很多时候没有好的技术来促进产业的发展。我们只能依附本地人生产本地货，但是粗犷的工艺产品很难满足高端人群的需要，再加上技术不先进、销售渠道不畅通、成本高，这些因素都增大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产品的流通成本。在市场销售环节，我们的产品就会遇到瓶颈，无法进行推广，使民族文化产品在小厂、小店、小地区发展。这里笔者希望政府建立更多的交流的平台，与不同地区的专家多多交流，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拓展我们的认知能力。同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让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技术从根源上有所变化，从而提高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推广力度，真正做到发扬民族文化，扩大民族文化产品的知名度。
2 民族文化产品的路程
民族文化产品需要走很远的路，从山沟到平原，从平原到城市，平坦的路程用路码表就可以来记录。民族文化产品从城里到市场，看似在一个同城平台上做买卖，但实际上市场和销售就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路码表能表现出来的有形距离。这或许是教育的距离，或许是思维形式距离，或许是时代变迁的网络距离。当我们的产品没有附加时代的烙印，只是简单地从深山到省城，可能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里，分不清方向，容易迷路。我们的民族文化产品从市场到销售需要利用网络思维来完善和推广。有时真可谓“过了一沟又一路，过了一路又一程。进了省城卖不出产品还犯困，无奈之举只能货到地头死。只能坐等上门客，一客一解说，年底销售上不去，只有返回县城慢慢做。”民族文化产品的路程，只有以民族地区为根据地，只有加大对外学习，吸收外来思想，扩展思路，引进人才，铺设畅通的销售渠道，民族文化产品才会有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里就要求我们抓住民族文化的大基础，建设好大后方，把基础夯实平稳。否则路通了，汽车来了，飞机来了，网络来了，没有广阔的停放点和调头点，这样的堵塞也会让我们前功尽弃。
民族文化产品的前途一定会大放光芒。城里的居民越来越有钱，世界消费水平在不断提升，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距离也越来越小。民族文化产品会慢慢被大家熟知，我们的民族文化产品只要以特有的区域性、文化性、民族性和外界进行有效沟通，民族文化产品就会有出路和前途，中有这样才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人们购买民族产品很多时候是购买一个民族的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故事。他们会把民族文化产品当作一种读物，读取的是民风民俗、风花雪月、风土人情、如里金旺、吉祥如意。人们还会把民族文化产品看成一种信物，见证她们跋涉千山万水、不远万里的蹉跎历程。甚至有的民族文化产品会成为一个情感，寄托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生的美好记忆。
3 民族文化的根基
1.民族文化符号的滥用
近年来，传统文化因素在设计者的作品中被广泛应用，民族文化符号开始受到更多的青睐。这在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但也出现了严重滥用的问题，大量民族文化符号的堆积，为应用而应用的现象比比皆是。如许多商标的设计不论内容适合与否，都采用传统的图案纹理，造成了视觉和审美疲劳，反而会影响产品的特色和亮点。
2.民族文化符号的误用
民族文化符号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时代久远，其意蕴和现代人的思维会存在差异。许多设计人员在应用这些符号时，仅仅依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局限于符号本身的视觉意义，而忽视了其内在意蕴，这种对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会造成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影响设计作品本身的品质。
3.民族文化符号的搬用
民族文化符号的价值不是符号本身，而是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信息。设计者在运用时，不能仅仅是符号的拼接组合、照搬照用，而应结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和思维习惯，对民族文化符号加以再创造。生硬的堆砌和搬用既不符合设计创新的要求，也无美感可言，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破坏。
二、艺术设计中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方法
随着对传统文化自身关注度的提高，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逐渐进入现代艺术设计中，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赋予民族文化符号新的表现视野和新的审美呈现成为艺术设计人员努力解决的难题。在艺术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形象观察的基础上理解民族文化符号所蕴含的精神象征，通过联想和想象进行艺术的解构和创造，赋予民族文化符号新的时代特征和意义，突破创新，实现再创造。
1.观察理解
形象观察是设计者进行一切创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具有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善于发现美、创造美。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保留下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物，如石窟壁画、皇家园林、亭台院落等各具特色的建筑景观，设计者只有在亲身体验和观察后，才能领悟到民族文化的真谛和内涵。观察的过程，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符号外在形象的记忆，更是对其蕴涵的文化信息的解读和理解。张道一先生曾说：“传统的‘传’即传布和流传，‘统’即一脉相承的系统。这些广为流传的文化符号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文化精神价值”。只有真正理解这些符号背后所代表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背景，才能在运用时做到得心应手、准确精炼。例如将中国传统的筷子和西方的刀叉组合在一起所设计的标志，传递出中西方相互交流的文化内涵。
2.联想创造
联想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是将两个具有某种相关性的物象通过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在形象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要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联想，是设计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通过联想可以将民族文化符号与具体的设计内容联系在一起，为设计提供素材和准备。之后，要对联想的内容进行选择和处理，进行新的形象创造，这个过程主要是借助对民族文化符号构成要素的解构、置换和组合加以实现的。这里的创造只是一个初级的阶段，主要要求与设计内容的关联度和相似性。通过联想和创造，艺术设计和民族文化符号之间建立起一个初步的联系，设计作品在外在的形象构成上符合要求。如对故宫博物院的标识设计，就是在对故宫建筑外形联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
3.时代结合
民族文化符号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历史性，将其应用到艺术设计中可以增加作品的厚重感和文化气息，给观者带来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在设计中应用民族文化符号，既要继承、保留其自身的传统，又要与时代相结合，创作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的优秀作品。同时，艺术设计者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取其精华，并将它们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现代设计语言与民族文化符号的结合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创意，如对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盘长”的应用，根据不同的设计理念和需求，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北京奥运会标志和中国联通的标志。这些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意蕴和视觉、审美享受。
4.突破创新
艺术设计经过多年的发展，其本身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理念和形式，但这些形式和理念中存在着陈旧的、脱离时代需求的内容，这就要求设计者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进行取舍和突破。民族文化符号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要在艺术设计中摒弃那些被时代淘汰、落后的符号，抽取出符号原型中具有经典意义的元素，对优秀的素材进行加工和提炼，赋予民族文化符号以新的形式，这一过程就是突破创新和再创造的过程。要打破符号本身所固有的形态，结合设计的内容和理念，用现代化的设计语言进行重构，可以通过分解、置换和异形的方式进行。形式的突破和创新，可以实现质的飞跃，使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更加贴合艺术设计的需要，从而使两者完美结合、浑然一体，形成更强的视觉冲击力。
三、结语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3、结语
人们定义文化的方式是地方和民族。就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文化的含义一直都是与一个固定的地方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一种文化’的概念含蓄的把意义建构与特殊性及地点连接起来”。[5]与此同时，社会还“利用讲家史、神话、传说、唱歌等形式传播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观”。[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社会经济具有自足性，加之交通、通讯的落后，使得社会流动性差，民族交往极其有限，各民族不得不在封闭的环境下通过缓慢的历史积累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一方面使这一民族文化成为一个完整协调的整体，另一方面使得该文化与地方和民族形成稳定的联系，并通过历史的传承得以延续。而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通过对社会体系的扩展，互动过程的加剧改变了这一切。进入现代之后，由于经济的一体化，交通、通讯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开放，社会过程加剧，流动性空前增加。全球化的世界体系“所包含的不同社会首次有了不容忽视的、迅速的、显而易见的相互作用”。[7]民族、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强化。“世界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影响”[8]自然地理、历史———这些过去对文化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减弱了，曾经界限分明、主要由地方性和民族性主导的文化概念面临社会过程的挑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越来越难以在一个单一的环境中依赖民族的自身传统来实现，而是愈来愈多的受制于横向社会结构的影响。由此改变了我们定义文化的方式，文化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界限被打破，过去长期主导着文化形成的历史传统被社会过程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及其过程愈来愈占据中心地位，并逐渐成为构建民族文化的主导因素。这一过程“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与我们的文化实践、体验和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9]尤其，随着社会关系的扩展和对社会群体多样性的认识，单数的文化概念代之以复数的文化，[10]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出现断裂，过去作为统一协调整体的民族文化不复存在。虽然，民族文化之间交流和影响一直都在进行，文化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各民族不断交往融合的历史，很难说哪一种文化就是纯粹的、民族的，因为各民族文化总是不同程度的包含着其他民族文化的因子。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具有“‘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特点，即从时间上说，它是一种将自身历史上的种种特质整合到当下状态中，成为其文化现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从空间上说，它又是一种将异于自身周围地区的特质文化整合到自身中来，成为其文化现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11]但从没有一个时代像全球化的今天这样，使民族的文化受制于外来力量的影响和主导，以致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面临着断裂的危险。
一、文化影响具有单向渗透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接触、影响一直都在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对等的。在社会延伸、互动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理论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可以影响对方，但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经济、政治是高度融合的，文化上的优势离不开经济、政治上的优势，这使得理论上应该双向、平等的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输出。由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对等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影响方向上的单向性；二是影响方式上的自然渗透性。
（一）文化影响方向上的单向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充满了结构性差异和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里进行的，存在着明显的权力差异。用多林•马西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权力几何学”，在这一架构中，“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掌管着它；有些人开始了流动与运动，而其他人则没有；有些人要比其他人受益更多；有些人更实在的受到了他的限制”。[12]从现实层面来看，当一些民族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媒介力量遨游在网络世界的时候，另一些民族却不得不为生存奔波；当那些具有优势地位的民族及其成员跨越空间将自身的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狭小空间中解脱出来时，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及其成员则日益局限于他们生活的地方性文化环境中；当富裕的人们可以自由游走于世界、到处去看时，大量的人们受制于他们的阶级与性别地位被“留在了他们原来的地方”，[13]只能被看。这一不对等的结构，使得全球化变成了单向的“化”与被“化”的关系，由此决定了文化影响的不对等性和单向性。尤其是随着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的融合和一体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几乎总是运用它的经济、政治和技术优势向其他社会推进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14]当今的全球化见证了这一被少数强势力量主导的过程，一些在经济、政治、技术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力量，已建立起了文化霸权，掌控着着全球化的话语权，他们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被上升到了具有普适性的高度，并被视为全球经验四处扩散，就如考林•海和马修•华生所指出的：“虽然世界也许确实全球化了，但是某些人的经验显然比其他人的更加全球化”[15]。当那些居于经济、政治、技术力量中心的民族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全球化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民族往往因为经济落后和生存的原因无可选择的被置于外来文化模式的影响之中，因为“生计层次根本不容许他们拥有任何一丁点、最微量的文化权利，因为贫穷已经是最具强制性的力量，他们只能先求生存。[16]这在现代旅游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旅游从来都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社会行为，与民族旅游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不变主题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利用民族文化特色实现民族社会的富裕目的，其一以贯之的模式是将那些能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进行展演、销售。在这里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同时得以展现，一方面，民族文化特质———从民间风俗到节庆仪式被当成商品包装向游客展演，一些与民族社会的重大事件、历史经历有关的地方节庆、甚至过去被视为神圣的仪式变成了观赏性的，甚至被娱乐化。另一方面，那些传统的未被现代污染的民族设施和地方被要求完整的保存下来，以满足跨文化旅游中外来者田园牧歌式的体验。经由这一过程，原本充满活力的文化与民族及其历史之间的联系被消解，文化的内涵被抽走，只留下外壳。就连时下流行的那些一向被认为最能代表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文化，也越来越远离其主体，既与这些民族文化的历史本相缺乏联系，也与文化的拥有者的主体需要无关，而是蜕变为满足那些厌倦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优势群体对异文化好奇的工具。而其过程，正如有研究表明的那样，是受制于外部那些拥有权力的优势群体，是被“原生态”化的。[17]可见，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尤其是弱势的民族文化，已经失去了意义和相互联系。一些文化特征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的濡化过程，而是成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其他功利性目标的手段，指涉民族差异的文化特征正在趋于表面化。[18]这样，旅游在给不同民族的交流提供机会的同时，使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影响和涵化。
（二）文化影响方式上的自然渗透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消费社会里，通过被大众媒介主导的消费主义实施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在这个时代，消费代替生产成为社会运行的中心。消费不仅上升为经济领域的中心，成为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关键，而且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关键。作为人类经历的核心部分，消费一方面植根于经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地位及其文化。消费社会是通过培养人们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维持的，这孕育了其主导文化—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关注人们的消费欲望，随时准备予以点燃。它不断向人们暗示，拥有了某种商品，就拥有了某种文化意义和人生价值，因为这种商品就是意义和价值的化身；而如果错失，就将面对生活的遗憾。[19]在这个社会里，不仅要确保人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消费中去，而且什么都可以出售，不仅所有的商品都是符号，符号都是商品。[20]对于消费社会，所有的消费活动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象征的，符号价值甚至比它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还要重要。人们消费的某一物品，不仅具有与物质相关的有用性，更显示着我们的偏好与价值，以及我们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和文化。消费社会的运行，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基础上的大众传媒是关键的一环，它凭借其对话语权的垄断和专业化的舆论技术，既促销商品，也培植与之相关的文化。大众媒介利用舆论和广告，在推销商品的同时，连同与之相关的态度和价值也一起打包出售。这是一种被斯克莱尔称之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生产者在提供商品的同时，也提供了创造与维持商品需求的价值与态度。[21]因此，优势群体不仅控制着人们的物质消费，而且控制着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尔曼与麦克切斯尼声称跨国传媒的权利“不仅仅是经济式的和政治式的，而且延伸到了一些基本的设定和思维方式之中。”[22]这正是他们将其《全球传媒》副标题定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的原因。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里通过大众传媒及其主导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实施的，使得人们身不由己地进入到了消费主义社会的运转之中，并以一种几近自然的方式置于被影响的过程之中，对象往往不是被改变，而是自愿的、积极的追求，主流群体的产品、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被当做先进的生活方式被追求甚至崇拜。这使得过去文化交流影响中的冲突不存在了。人们被同化了，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娱乐为表征的文化工业的作用下，面对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侵袭，人们乐在其中。[23]与以往强制性改变导致的依从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变迁大多是主动的，民族自身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过程。针对这一现象，有研究者提出了文化稀释的概念，并指出：“稀释是完全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强制性同化的情况下，通过现代社会的正常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在不知不觉间被稀释。对于各民族文化来说，这一过程并不是被动的，他们自己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24]由于民族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并非是强制的依从，具有内化的特征，从而变化得也最深、最彻底。
二、民族文化呈现出日益式微的态势
由于全球化是在一个经济、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背景下进行的，加之影响是单向渗透性的，使得民族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民族性弱化，同质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显性的物质、行为方面，也深入到了内隐的价值观念。就外显的物质、行为来看，最明显的莫过于民族服饰与语言。服饰和语言过去曾被认为是最能反映浓郁的民族特色的，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当今共同面临着同质化的倾向。一方面，许多民族服饰在外观上已经看不到多少民族特色了；另一方面，仅有的民族特色在淡化。就地域而言，民族服饰保留的范围越来越小，除民族聚居区、偏远山区外，很少有保留；从时间维度来看，许多民族服饰已缩减为节日或礼仪性的盛装，只有在节日或婚丧嫁娶时才隆重的穿戴，平时的生活装已主流社会化。[25]从社会层面来看，除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穿得时间多一些，青年、中年男性只有过节和特殊的场合才穿。[26]不仅民族服饰与民族生活已渐行渐远，愈来愈不能体现民族特色，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语言亦同样如此。众所周知，语言在所有的民族文化因子中是最重要的，它集表达和交流工具于一身，是知识、经验的载体和文化传承的工具。在本质上它表征民族与自身、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在民族语言中蕴含着民族群体对自身境况与世界的阐释，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经验，更是民族发展的依据。但在世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族群的成员正在加快丢弃本民族语言的步伐，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27]相关的研究表明，1万年前，世界人口约有100万，存在着大约1.5万种语言，今天的现实则是，全世界人口增长到了60亿，语言种类只留下了7000多种，不仅如此，语言学家预计，未来一个世纪内，还将会有2300多种语言的消失。[28]在大量的民族语言消失的同时，一些强势社会群体的语言文字的使用表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英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强势地位，使英语开始取代其它的语言，成为全球化的语言，“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科学家使用英语写作，全球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而）全球电子恢复制度中的信息，80%是用英语存储的”。[29]在商业、传媒、科学这些主导现代社会的领域中英语无处不在。在服饰、语言等显性文化趋同的同时，价值观念也在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理性化—这一随着现代化在特定地方形成的价值观迅速地席卷全球，人们正在成为具有计算性格的人，理性代替情感成为行动的主要逻辑，经济目的成为从生产到社会交往的重要动机，物质领域如此，就连那些过去一向认为神圣的精神领域，也在逐渐的世俗化。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现代化的城市，也发生在那些偏远的最传统的乡村社会。所以，全球化最终创造了全球产品和同质文化。它正在将独特的地方文化置于危险之中，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民族特征被消灭，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地方发展起来的文化，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到文化审美面临着同质化的危险，“各民族间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表现为共同的语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共同爱好的事物，共同的生活习惯等等”。[30]全球化的威力如此巨大，民族文化元素到处都在淡出民族社会的日常生活，完整的民族文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已很难再见到。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区，当被问及自己民族与其他民族有无不同这一问题时，多数民族成员都会说“不同”，但当问起有什么不同时，往往很难具体说出。[31]全球化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世界，“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2]在互动频繁竞争加剧的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于自己的经济实力，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33]当此之际，保持怎样的民族文化自觉，学会在一个广阔的全球化世界体系里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定位，既不囿于民族局限盲目排外，又不失去文化权利，成为各民族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既是因为文化作为民族的重要属性，在表征民族特性、实现社会认同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民族文化作为“软实力”对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路宪民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