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3:53
唐——李白。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
东方渐高奈乐何！
白话译文：
姑苏台上的乌鸦刚刚归窝之时，吴王宫里西施醉舞的宴饮就开始了。
饮宴上的吴歌楚舞一曲未毕，太阳就已经落山了。
金壶中的漏水滴了一夜，吴王宫山的欢宴还没有结束，吴王起身看了看将要坠入江波的秋月。
天色将明，仍觉余兴未尽，就是天亮了，又可奈何我乐兴未艾哉！
2、唐·皇甫冉《送魏十六还苏州》。
原文选段：
秋夜深深北送君，阴虫切切不堪闻。
归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苏是白云。
释义：
秋天沉沉的夜色下送君归去，蟋蟀鸣声切切不堪入耳。明日你将乘船回毗陵，到那时，回首姑苏，所见将唯有一片白云。
3、宋·苏舜钦《过苏州》。
原文选段：
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
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
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
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
释义：
古人写诗作文十分重视锤炼字句，至今流传着许多精心修改诗文的佳话。但是，也有一些改笔是弄巧成拙甚至令人捧腹的。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是王籍的两句名诗。诗人以“噪”衬“静”，益显其静；用“鸣”衬“幽”，愈见其幽，这两句诗把静景写活了。王安石看了却认为大谬不然，于是挥毫将它改成“一蝉不噪林愈静，一鸟不鸣山更幽”。王安石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客观事物，把诗句改得韵味全无，无怪乎黄庭坚讥笑他是“点金成铁”。
相传，古时苏州有个秀才，善诗工文。一天晚上，皓月当空，秀才触景生情，即兴作了一首咏月诗。适逢太守来访，秀才请他修改。当太守看到“一轮明月照苏州”一句时，便说：“偌大的月亮，如何只照苏州，不照别处？”于是便在“苏州”后面添上了“无锡等地”四个字，变成为“一轮明月照苏州无锡等地”。这位太守根本不知诗为何物，无知妄说，弄得秀才啼笑皆非。此事传出去，闻知者无不大笑。
苏轼写的《古史》，即对《史记》所作的修改，有不少是因为苟简而顾此失彼的败笔。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写道：“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却说：“母，韩女也，滑稽多智。”删去三字，语意不明。再如：“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省去动词“事”，就与原意迥然不同。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全唐诗》收录这首诗时，将第三句中的“休”字改成“多”字。这样改虽然不错，但过于写实，把原诗句“欲扬故抑”的含蓄手法改掉了，由“浓茶”变成“白水”，读来索然无味。
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清明》，是一首千古流传的绝唱。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昀，字晓岚，却以为杜牧的这首《清明》不够精练。他说诗贵含蓄，太唆了就不是好诗。因此要改一改，全诗只要20个字就可以归纳这28字的诗。他改道：既然“清明时节雨”，当然“纷纷下”，何必再说？“路上行人”句，不在路上何谓行人？所以“路上”二字可以删去；第三句，省去“借问”二字同样有借问之意，不必累赘；至于“遥指杏花村”的也不一定非要牧童不可，谁遥指都一样，用“牧童遥指”反把诗意限制住了，所以无须指明，因此“牧童”二字也是多余的。经他这一改，《清明》就成了：“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好好一首七绝，却被纪昀改得面目全非。从字面上看，似乎改得去冗精练，确实比原诗简洁、古朴。但仔细吟咏，味同嚼蜡，感觉别扭，终不如原诗生动、迷人，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关键词】枫桥夜泊；夜半钟声；考证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朝诗人张继在安史之乱后，途径苏州寒山寺时写下的诗《枫桥夜泊》。在这首诗中，诗人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同时也将自己的羁旅之思、身处乱世无归宿的顾虑恰如其分地流露出来，意境清美，情味隽永，历代各种唐诗选本都有将此诗选入。尤其耐以寻味的是，在此诗流传的千年时光里，历代文人对末句“夜半钟声到客船”中的“夜半钟声”是有是无，存有争论，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文化史上的“公案”。笔者以下主要就两宋文人对“夜半钟声”的有无观点，做梳理考证举要。
对“夜半钟声”的有无，两宋文人展开了考证举要。
第一种观点，夜半无钟声。
宋人欧阳修认为：“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1他有所嘲笑唐人张继作诗并不严谨，为了贪求佳句，明明没有听见钟声而硬写钟声。
宋人魏庆之承袭欧阳修的观点，认为“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句好而理不通”，因“三更不是撞钟时”。2
笔者按：持“夜半无钟声”这一观点的评论者不多，而且考证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即夜半三更不是打钟的时间。
第二种观点，夜半钟属实。
宋人计敏夫认为“此地有夜半钟，谓之‘无常钟’，继志其异耳，欧阳认为语病，非也。”3他反驳欧阳修的观点，力挺张继作诗的可信度，确认唐代苏州有夜半钟，也称之为“无常钟”。
宋人陈岩肖也对欧阳修的观点提出异议，他拿亲身经历举证，称“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诸寺中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又举例称“后观于鹄诗云：‘定知别后家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白乐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温庭筠云：“悠然旅榜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再举皇甫冉、陈羽的诗为例，“则前人言之，不独张继也。”4陈岩肖认为除张继外，另有五位唐人写下“半夜钟”的诗句，证明“半夜钟”并非张继的专利。
宋人王在《野客丛书》卷二十六中也认为唐诗中写到“半夜钟”的很多，不只限于鹄、白乐天、温庭筠的诗句。他又加举如司空文明“杳杳E钟发，中宵独听时”，王建“未卧尝闻半夜钟”，陈羽“隔水悠扬半夜钟”，许浑“月照千山半夜钟”，且考证许浑作此诗正在苏州的华严寺，即苏州“半夜钟”确实可信。王又举例“《江南野h》载李c受禅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钟，满州皆惊，召将斩之，曰‘偶得月诗’云云，遂释之”，据此进一步考证“所谓半夜钟，盖有处有之，有处无之，非谓吴中皆如此也”。王认为寒山寺有“夜半钟”，只是不独有，“夜半钟”也不是苏州地区皆有。
宋人王直方在《兰台诗话》中举例于鹄、白居易、温庭筠三位唐人诗中的“半夜钟”，说明唐代“半夜钟”常见。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三“辨误”中称“王直方《兰台诗话》亦尝辨论第所引，与予不同”，他先引陈正敏《q斋闲览》：“尝过姑苏宿一寺，夜半闻钟，因问寺僧，皆曰‘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问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因陈正敏称“半夜钟”在苏州又名“分夜钟”，而其它地区没有听说，仅苏州有。吴曾认为陈正敏的说法不准确，他举了唐人皇甫冉《秋夜宿严维宅》诗为证：“昔闻元庆宅，门向会稽峰。君住东湖下，清风继旧踪。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世故多离别，良宵讵可逢。” 皇甫冉在会稽也听到“半夜钟”，说明此钟声不只苏州一地有。吴曾进一步举例，唐人陈羽《梓州与温商夜别》中有“隔水悠扬半夜钟”，以此论“会稽钟声亦鸣于半夜，乃知张继诗不为误，欧公（按指欧阳修）不察，而‘半夜钟’亦不止于姑苏”，且“乃知唐人多如此”，说明唐人笔下多写有“半夜钟”，张继并不拥有专利权。5
宋人陆游也认为陈正敏的说法不准确，即“夜半钟”并不只苏州一地有。他举例于邺《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两例唐诗中的“半夜钟”都不在苏州。陆游臆断“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称“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6陆游认为唐钟到宋已不传，宋人不知“夜半钟”实属正常。
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称“欧公尝病其半夜非打钟时，盖未尝至吴中”，他推测欧阳修没在苏州亲闻“夜半钟声”，因此才讥笑张继的“夜半钟”，他考证“今吴中寺实夜半打钟”。宋人王观国在《学林新编》中举例：“《南史・文学传》‘丘仲孚，吴兴乌程人，少好学，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然则半夜钟固有之矣。”又称温庭筠“言姑苏城外寺，则半夜钟乃吴中旧事也”。
宋人范温在《诗眼》中考证：唐以前，《南史》中已有记载“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为限，阮景仲为吴兴守、禁半夜钟”。到唐代，“诗人如于鹄、白乐天、温庭筠尤多言之”。到自己生活的宋代，“佛宫一夜鸣铃，俗谓之定夜钟。”范温不清楚唐人所谓“半夜钟”，是南朝齐景阳三更钟，还是宋代的定夜钟。不过在范温看来，“半夜钟”到底属什么类别的钟，这对解读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没有实质的意义，但他至少认为唐代“半夜钟”确实存在。
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中分别摘引了同朝王直方、叶梦得、王观国及范温的观点，表示认同。
宋人张邦基认为唐代张继的“夜半钟”并非来自南朝齐武帝景阳楼的三更五更钟。“夜半钟”既然属“姑苏城外寒山寺”所有，也是苏州地区确实存在。他还称“平江城中从旧承天寺鸣钟，乃半夜后也。余寺闻承天钟罢，乃相继而鸣，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枫桥去城数里，距诸山皆不远，书其实也。”7
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中认为欧阳修的论断“姑苏寺钟多鸣于半夜”不甚准确，应是“姑苏寺钟唯承天寺至夜半则鸣，其它皆五更钟也”。若按此说法，寒山寺钟的夜鸣，并非“夜半”时鸣，而是“五更”时鸣。
笔者按：宋人持“夜半钟属实”这一观点的评论居多。虽认定“夜半钟属实”，但彼此间仍有争论――对“夜半钟”的考证角度不同，信息量也有差异。有以唐证唐，称唐诗中多有“半夜钟”，张继笔下的“半夜钟”当属实；有考证以唐前的“半夜钟”作为唐代的源，以宋代“半夜钟”作为唐代的流，证明唐代的“半夜钟”属实；有考证寒山寺有“半夜钟”，只是并非寒山寺独有，苏州其它寺庙也有，也并非苏州皆有、苏州一地有；还有考证寒山寺钟并非“夜半钟”，而是“五更钟”，清人吴景旭认为宋人龚明之在《中吴纪闻》的“五更钟”观点“最核实可信”8。
笔者的观点：不必拘泥于钟声之有无
宋人追根究底，争论“半夜钟声是有还是无”，提供给后人许多考证信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而之后的明清两朝文人中，多数认为“不必拘泥于钟声之有无”，如明人胡应麟称“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9清人高士奇认为“霜夜客中愁寂，故怨钟声之太早也。夜半者，状其太早而甚怨之，之辞说者，不解诗人活语。乃以为实。半夜故多曲说，而不知首句‘月落乌啼’乃欲曙之侯矣，岂真半夜乎？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斯得之矣。”10不无道理。其实早在宋人范温看来，“半夜钟”的类属问题，对解读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没有实质的意义；“半夜钟”的有无，明清两朝文人认为这并不是解读张继《枫桥夜泊》的关键点。作为今之读者，能感受江南水乡秋夜之幽静、体味旅人的愁绪才是品读此诗的要旨。
参考文献
1.z清{永、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本
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作者简介：
金苏琪，女，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音乐文学
注释：
1 z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8册，第252页
2 z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1册，第172页
3 z宋{计敏夫《唐诗纪事》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531页
4 z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62页
5 z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第545页
6 z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85页
7 z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4册，第89页
8 z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3册，第480页
关键词： 雅词 以诗为词 变革型 主体风格
文学自古有雅俗之辩，宋词产生于民间，一开始就带有俗文学的特征。宋词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其不断雅化的过程。这一雅化过程体现在宋词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总体风格雅化、题材内容雅化、词体形式雅化、词体功能雅化等。具体的雅化过程又分为两种倾向，即杨海明先生所说的“主体风格”和“变革型”，他把“主体风格”概括为“真”“艳”“深”“婉”“美”几个字，准确传达出了这一类唐宋词的总体风格。[1]山谷存词一百八十余首，其中有将近四十首艳情词，这些词即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亵诨不可名状”者。[2]除去这些艳情词，山谷其余词作都为风格雅正之作，其中包括“变革型”士大夫词，也有少量“主体风格”型词，后期情词即为代表。
一、“变革型”词的创作与“以诗为词”。
“绍圣初，议者言《神宗实录》多诬失实，召至陈留问状，三问皆以实对。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3]苏门子弟在党争中先后遭受迫害，又多以文字罗织罪名，“乌台诗案”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残酷局面使得被贬谪的苏门子弟不敢多创作诗文，从宋词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个莫大的损失，但另一方面却促进了宋词的发展。山谷在南贬的十余年中可查年份的词作即有八十余首，这些词构成了山谷雅词的重要方面。其中的咏怀唱和词尤其可以看做是对“以诗为词”词学观念的实践，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一）形式上“以诗为词”
山谷在词学观念上继承苏轼的词学观，赞成“以诗为词”，创作也与这一观念相呼应。具体表现有以词唱和，扩大词体功能，提高词的地位。黄庭坚雅词中唱和词占了很大比重，其中有给谪居地地方官员的赠词，如《鼓笛慢》“黔守曹伯达供备生日”、《洞仙歌》“沪守王补之生日”、《雨中花》“送彭文思使君”、《忆帝京》“黔州张倅生日”、《定风波》“次高左藏韵”“次高左藏使君韵”二首、《减字木兰花》“距施州二十里，张仲谋使君……用前韵先往。”“丙子仲秋，奉陪黔阳曹使君伯达玩月，作减字木兰花，兼简施州张使君仲谋”、《木兰花令》“用前韵赠郭功甫”“次前韵再呈功甫”等。也有和赠亲友的如《鹊桥仙》“次东坡七夕韵”、《减字木兰花》“用前韵示知命弟”、《南乡子》“知命弟去年重九日在涪陵作此曲”“今年重九，知命已向成都，感之，次韵”等。可见贬谪期间山谷已把词作为赠答的主要工具。北宋文人视作词为“小道”，只有娱宾遣兴的作用，认为词不登大雅之堂，他们的词作内容也无非是有关男女之情的无病，表达相似的矫作情感。苏轼领起“以诗为词”理论，举凡入诗的内容皆以入词，黄庭坚在这方面继承了苏轼，并以创作进行了实践，提高词体地位。在扩大词体功能方面，也学习苏轼，追求多样化的题材入词，黄庭坚咏怀词《水调歌头》“游览”，缪钺先生称“写出了黄庭坚潇洒超逸，卓然自异，不同流俗的襟怀，与东坡有相似之处”。[4]这首词风格意境都与苏轼《水调歌头》“兼怀子由”非常相似，以描写清冷的月夜景色表现深邃的情怀，相对苏轼表现很明显的思念亲人之情，黄词所表现的性感不是直接抒发的，而是将所咏之情寓于景物描写中。所写景物并不单指现实中所见之景，而是化用，用以表现词人情怀的典故和诗句，这是“以诗为词”的另一个方面。
“以诗为词”形式上的具体表现有用典，化用诗句等，这在山谷雅词中也均有体现。上面说的《水调歌头》，其中的“春入武陵溪”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花上有黄鹂”、“红露湿人衣”、“明月逐人归”均化用前人诗句，“金徽”“谪仙”“白螺杯”也都是作诗常用的典故。黄庭坚论词继承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又有所发展，他认为“词诗高盛，要从学问中来”，[5]把“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为“以学问为词”，这也可看做是黄庭坚诗学理论向词学的渗透。他的一些隐括、集句词都可以看作是“以学问为词”的实践。隐括词《浣溪沙》前三句化用顾况诗句“新妇矶头明月，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露宿鱼惊。”后三句则取自张志和《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做法与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作诗方法非常相似，苏轼称赞曰：“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6]这一评语既是对这首隐括词的赞赏也是对“变革型”词风格的总结，宋词经过苏门词人的变革，终于打破了唐五代以来“玉肌花貌”一统天下的软媚词风，为词坛吹进了新空气。
（二）题材内容上“以诗为词”
苏门词人“变革型”词的一大特点就是题材广泛，上文分析了山谷咏怀唱和词，现在再来看看其咏物词。咏物词在宋初就有，但没有形成风格，到南宋才达到全盛，苏轼及门人对咏物词的贡献表现在题材和词境的扩大化上，这一点亦可从黄庭坚咏物词中看到。黄庭坚咏物词对题材的拓展与苏轼有所不同，与他自己的论词也有所偏离。他评价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尘气，孰能至此？”[7]这条评语论词观点与山谷论词大抵相同，强调“学问”和“高雅脱俗”，苏轼豪放词确实符合这样的特点，因此应为恰评。但黄庭坚本人的咏物词没有突出地表现出自己的词学观，而是呈现出另外的特点。山谷咏物词中最受好评的是茶词，宋代饮茶兴盛，山谷被胡仔誉为“最佳”的茶词《品令》，[8]此词上片细写饮茶的过程，末二句“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带出宋代饮茶的另一个目的：解酒。宋代“在燕饮风俗中，酒与茶往往是相伴而行的”。[9]下片“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清黄苏评价：“以茶比故人，奇而确。细味过，大有清气往来。”[10]关注的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以茶喻故人，新颖而贴切。而从文化角度考察它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这几句词表面写饮茶的感受，实际上是写“饮茶解酒后的‘快活’感觉”，[11]也就是说以“故人”喻茶是一层含义，而以遇故人的快活感觉喻饮茶解酒后的快活感觉是更深一层含义，是作者所咏的真正所在，实在妙不可言。黄庭坚另一首茶词《看花回·茶词》也描写了宋代“歌妓在酒阑后歌词侑茶”的风俗，[12]上片先写醉酒“夜永兰堂勳饮，半倚颓玉。”而后写歌妓奉茶，“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下片继续写歌妓劝饮茶的姿态，继而联想到“满瓯银粟”“杯中绿”如此清香，“似粤岭闽溪，初采盈掬。”将现实中的茶香与酒醉微醺状态下的想象所带来的满足感浑融起来了。山谷茶词存词11首，为其咏物词之冠，可见饮茶在宋代文人中间的兴盛情况，其词内容描摹出士大夫集会交游的场面，反映出宋代文人独特的生活状貌。也就是说相对于苏轼咏物词把所咏之物与身世之感、人格追求紧密结合的特点，山谷咏物词更多的表现出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但又不失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拓宽了词境。
黄庭坚雅词中也有风格悲惋、情感动人的作品。作于崇宁三年的《千秋岁》，前面小序道：“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揽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秦观原词用春景的今昔对比感慨时光的流转，引起苏门门人的群体唱和，苏轼、李之仪均有和作。黄庭坚和词创作时秦观已去世四年了，词中不仅感叹过去共同交游的胜景不再，“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更有“人已去，词空在”的深切悲痛。上下片构成鲜明的今昔对比，上片回忆过去同在京城为官，把酒唱和，下片痛言而今不只是时空的距离，而是阴阳永隔，如俞陛云所说：“先叙同官之乐，后言长别之悲，结句极沉痛”。[13]山谷共有两首《鹊桥仙》，一首自序云：“席上赋七夕”末句言“若得海上白头翁，共一访，痴牛騃女。”苏轼与山谷于绍圣元年江上一别就再也没见过，山谷以牛郎织女不能相见的痛苦比拟自己对东坡的思念，再次相见遥遥无期的无奈隐含在其中。此词作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夕，苏轼恰好逝于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另一首自序为“次东坡七夕韵”，此词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增订注释全宋词》说这首词“作于元符元年七月，时至戎州不久。山谷因元祐六年六月持母丧回家，未再返京。”[14]可见是从元符元祐六年开始算起，至元符元年正好八年，判断依据是首句“八年不见，清都绛阙”，指山谷不见京都八年。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认为这首词与上面提到的另一首作于同一时间，也就是靖国元年七夕，山谷与东坡最后一次见面是元祐九年也是绍圣元年七月，至靖国元年正好八年。可见郑认为山谷“八年未见”的是苏轼，这样的解释从整首词表达的感情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此词仍然是以牛郎织女喻自己对苏子的思念和牵挂，上片写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想见难见，这也可以理解为难见京都的无奈感慨。下片就明显表现对苏轼的挂念了，“百钱端欲问君平，早晚具、归田小舫”句除了表现对苏轼的牵挂，更升华为对苏子人生态度的追随之意。
二、“主体风格”词的创作与认同传统。
（一）创作“主体风格”词
早年山谷与宋初大多数文人一样持诗庄词媚的态度，绍圣以后，政治上遭受打击，生活发生了很大变迁，山谷心境亦有了很大转变，此后他开始大量创作词，词风趋于雅正，词学观念也发生变化。黄庭坚的词学观念基本上可以总结为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词学理论，认为学问是作词的基础，此外风格上崇尚雅正豪放，情感上追求真实动人，题材方面要求广泛。这些也均可以看成是“变革型”词作的特点，然而山谷词并非都是这一类型，也有近于“主体风格”型的词作，其后期所作的高雅情词就典型的带有这样的特点。
崇宁三年黄庭坚被贬宜州，经过衡阳时结识营妓陈湘，曾写过三首词相赠。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鲁直南迁，过衡阳。曾敷文为守，相留数日。营妓有陈湘，善歌舞，知学书，曾亦盼之，尝乞小楷于鲁直，为赋《阮郎归》，别时又赠以《蓦山溪》，到宜州后又寄前调。”[15]山谷晚年的情词一改前期的俚俗风气，格调高雅富有情致。《阮郎归》是初见陈湘时所作，以溢美之语赞陈湘才貌，嵌陈湘之“湘”字在词句中，结句发出“他年未压白髭须，泛舟归五湖”愿望。临别时山谷又写一首《蓦山溪》赠给陈湘，如果说前一首还只是停留在欣赏陈湘的层面上，这首词中山谷的感情已经有所升华，把陈湘看作同病相怜之人，充满了深婉的情感。此词上片描写陈湘美貌与气质兼具，下片则拟陈湘心理表现对词人的爱慕，并为有情人不能结合而深深遗憾。这里的遗憾包含着两层涵义，表面上是对“不由人”的情感的慨叹，“只恐远归来，绿成荫、青梅如豆”则是贬谪人生里困苦心境的曲折表达。陈湘虽品貌出众却沦为歌妓，自己则不断遭受贬谪，命运对他们相似的折磨更增进了惺惺相惜，末句“君知否。千里犹回首。”恰当表现出了这种情感的升华，似有切肤之痛。
到达宜州后，山谷复作一首《蓦山溪》寄赠陈湘，上片描写衰残景色，奠定整首词低沉的基调，“风尘里，不带风尘气”一语双关，既是写残花也是写陈湘，延续前词对陈湘的怜惜之情。下片对景怀人，酒宴仍在，然而意中人已不在，空留相思独守，通篇充满无可奈何之感。《古今词话》载陈师道曾赞赏黄庭坚这首《蓦山溪》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馀人不逮也。词家以秦黄并称。然秦能为曼声以合律，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语。黄时出浅俚，可谓伧父。然黄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峭健亦非秦所能作。”[16]《词学集成》载陈师道也曾言：“东坡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7]由此可见陈师道认为苏轼词非“本色”，而黄庭坚、秦观当为“本色”词手。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样评论有失公允，最权威的代表要数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山谷词一卷》：“补之著腔好诗之说，颇为近之。师道以配秦观，殆非定论。”[18]秦观是婉约词的代表作家，这是无可非议的，学者反对的是将黄庭坚列为“本色”词手。其实以上面提到的高雅情词为例，黄庭坚确实有些“本色”之词，其前期俗词虽格调低俗，但总体风格上趋近于“主体风格”类型词。后期词风虽有所改变，但仍有少数风格上接近婉约词的作品。秦观情词有“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评论，[19]黄庭坚的《蓦山溪》“鸳鸯翡翠”也带有这样的特征，词人与陈湘同是天涯沦落人，借写两人感情上的遗憾抒发对命运颠沛流离的感慨，使人读来不胜唏嘘。
（二）认同传统婉约词
从词学观角度看黄庭坚也表现出对传统“主体风格”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曾作悼亡秦观诗曰：“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觞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首二句隐括秦观《好事近》词“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前面所提和秦观《千秋岁》词小序中也提到这句词，山谷慨叹友人一语成谶，抒发深挚的怀念之情。后句指出而今能与秦观一样写出好句子的只有贺铸了，贺铸是典型的婉约词人代表，山谷对他表示赞赏，可见他对传统婉约风格的词还是持一定的认同态度的。
总之，山谷在词学理论的构建上，既对“以诗为词”继承，又有反拨。其创作是对其词学观的践行，既有运用“以诗为词”理论、方法的“变革型”词，也有风格接近“主体风格”类型词的“本色”词。黄庭坚从理论和实践上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词学变革理论，为苏轼词学改革后来在南宋的长足发展做了进一步的铺垫，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他对传统词的认同态度也顺应词的发展，整个宋词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雅化的过程，苏轼首开“变革型”词后，走出宋词雅化的另一条路，此后两种风格类型词共同发展，共同造就了宋词的多样化和全盛局面。这一过程中山谷的雅词创作兼及两种风格，论词也兼顾两种风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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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清]江顺诒辑.词学集成.转引自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67.
跋子瞻和陶诗
黄庭坚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注】
时宰：指当时的宰相章惇，他对苏轼一贬再贬，必欲致之死地。
彭泽：指陶渊明，他任彭泽县令后一百多天即弃官归隐。
出处：出仕和隐居
1.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表现了苏轼怎样的情怀?这两句诗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答案】
(1)表现了苏轼随遇而安的乐观旷达的情怀，以及追慕古代隐士以诗自娱自乐的高雅情趣。
(2)这两句诗具有夸张和幽默的效果，生动地刻画了苏轼不畏强权，我行我素的精神品质。
2.千载人和百世士是什么意思?最后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观点?
【答案】
千载人和百世士都是赞美两位诗人的话，称他们是流芳千年百世的人。
【点评】
一、 “情”缘导入，步入诗行
在开课初始，深情的导入奠定了诗歌的情感基调，营造了浓厚的情感氛围，在舒缓委婉的音乐渲染下，学生的情感之门渐渐开启，思绪如河水缓缓流淌，渐入诗歌所描绘的意境，思维的触角伸向诗人的情感世界，牵起了苏轼和西湖的情缘，使得古诗教学的开篇有了一个准确的思想定位和情感定位。
二、 苏轼的用笔简直“神了！”
师：读着这28个字，如此生动鲜活的画面就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诗中有哪些字、词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受呢？请你打开书本，细细地读读，用心地品味，把你感受最深的记下来。
[交流1] “黑云翻墨未遮山”之“翻”
生：不知哪位伸仙在天上打翻了一大缸墨汁，“哗”地一下子就泼洒了出来。
生：我想到了练书法时，墨汁被打翻后在宣纸上，渲染开来的样子，翻滚的速度很快，而且墨在纸上弥漫开了。
生：这“翻”字用得很豪气，让我想到了苏轼的创作，他不愧是豪放派诗人。
[交流2] “白雨跳珠”之“跳珠”
生：如同顽皮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的样子，可爱极了。
生：只有当雨下得很大的时候，雨滴才会溅起，很有弹性的样子。
生：雨珠叮叮当当地打在船舷上，多像美妙的雨中曲啊。
[交流3] “乱入船”之“乱”
生：“乱”字并不乱，反而能衬托出苏轼喜悦的心情，那跳珠是一个挨着一个，蹦蹦跳跳地跑进船内的。
生：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实际上充满了生机，这让在一旁观看的苏轼不禁心生喜悦。
生：没有对跳珠的喜爱，就不会有这样的描写，“乱”是热闹的真实写照。
[交流4] “白雨”
生：老师，明明雨是透明的呀，为什么说“白雨”？
生：那是因为在黑云的映衬下，凸显了雨的白。
生：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雨在下得大、下得快、下得急的情况下，才会呈现白色。
师：（小结）一个关键词，一段生动的画面呈现，便可以带给我们如此鲜活的感受，让人不得不赞叹苏轼用笔之精妙。
生：虽然诗句很凝练，但读来有生动的画面感，苏轼真会写。
生：苏轼的用笔简直是神了！
在教学的时候，有意淡化诗意，将教学的视角投向那一处处满含诗情的字或词上，逐步引领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营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让学生渐渐步入了诗境，步入诗人内心，从一字一词中，揣摩诗者心，体会诗者意。
传神的“翻”字和“跳”字，可以在学生的眼前描绘出一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来，有“暴风骤雨”般的来势汹汹，更有“一黑一白”鲜明的映衬，学生在体会作者用词精妙的同时，更能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而捕捉到这样的感觉，需要我们去关注那些精当的字眼，发现那些传神的词句。发现、关注、联想和体悟，这些对领悟诗的意蕴、积累语料、掌握表达技巧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当我听见学生情不自禁地感叹“苏轼的用笔真是神了”时，心中不免激动，这不就是学生和诗人心灵相通的时候吗？
三、 相同的“跳珠”，相连的心境
师：苏轼早年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屡次被贬，曾任杭州、黄州等地的地方官，晚年又被贬到惠州、儋州这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他离西湖也越来越远，可是他从未忘却过西湖， 十五年后，当他再次来到西湖，提笔写下了《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读读这首诗，再看看下方的注释，你能理解诗句的意思吗？
生：我发现这首诗和书上的诗都有共同的“跳珠”一词。
生：这里的重复不是巧合，是苏轼对西湖难舍心情的表现。想到西湖，便想到西湖的雨，想到了蹦跳着的跳珠。
生：是的，跳珠，就是苏轼对西湖的情感寄托。
生：相同的是“跳珠”，相连的是苏轼难舍的心境。
师：“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这就是当时苏轼的心境，这就是当时苏轼的感受。不见跳珠十五年，就是不见西湖十五年，就是苏轼想念、等待西湖十五年。我们也能想象到这十五年间，他一直都没忘记西湖，（板书：情）都没能忘记望湖楼下那场疾雨。
引入了另首诗词《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拓宽课堂容量的同时，更加深了学生对苏轼独特的西湖情结的理解，更有助于学生对诗歌主题的理解和深化，更是五十岁的苏轼，在阔别西湖十五年后最真情的流露，最难舍的情愫。通过比对，学生惊奇地发现，“跳珠”在苏轼两首不同的诗句中出现，虽然阔别西湖多年，但是西湖的“跳珠”依然深深印刻在苏轼的脑海和心间。至此，诗的意境和意味便浓浓地弥散开来了，再读“白雨跳珠乱入船”这一句时，学生便会被这种在诗中所裹挟着的情结深深地吸引，久久地沉醉其中。课上至此，便与诗题中“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醉”字相契合了。
关键词：苏轼 杭州 情结 豪放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里记载：苏轼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对方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在我们看来，“豪放派”和“苏轼”已然对等起来。可是，豪放从来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武器。若不是心里有所郁结，有什么可放之于外的呢？一个人可以常常坚强，可以自我修炼得豪放，但总要有那么一个柔软的地方，可以一笔一笔地藏下他所有坚强过后的虚妄。
而杭州恰恰是这样一个可以躲避虚妄的、浪漫逃离的目的地。三十六岁，熙宁四年十一月，苏轼第一次来到杭州，一留就是三年，温润的风许诺，深翠的山许诺，碧玺的水许诺，在这里他不用故作坚强。这三年，苏轼的杭州是柔软的。杭州的苏轼，也是柔软的。
一切似乎都为苏大学士量身打造，杭州的山山水水给了苏轼无限的宽慰——山总是藏隐士的。杭州的山都不高，出入自如，平易近人，这就避免了不可自拔的不入世事；水总是鉴明心的。杭州的水是勾留的，连而不断，宁静致远，这就将时间凝在了水里，避免了滚滚流水的伤逝催促。苏轼就是在这里衔觞赋诗，上访佛寺，下采民风，左采菱，右放歌。与其把它理解成一个中央放来的官员，我们更愿意把他采纳为新市民，他不仅是诗人，更是杭州的美食家，规划师，工程师。他的形象在杭州饱满了起来，生动了起来，与杭州融在一起。没有沉重的政治包袱，不必伤神于明争暗斗，一个真正的人在这里得到无需他人认可的神采飞扬。当然诗人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其他形象的多元而改变，他的诗与杭州与西湖形成了共鸣曲，相互荣光。据有关考证，苏轼是从杭州通判开始填词的，可见这片土地给了他多少新鲜的空气和生长的空间。即使苏轼的词很棒，但我想再也没有比《饮湖上初晴后雨》更使杭州与苏轼的文采相得益彰的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后两句甚至已经成为了杭州印象里最通俗而空灵的描绘。读罢此诗，我总觉得苏轼把杭州当作自己的家一样骄傲地推销着，他说西湖的水好看，山好看，晴天好看，雨天也好看，他将西湖比作这世间少有的美娇娘，无论怎么看都不妨碍她的美，而且无论哪一款美，他都喜欢。这诗除了写景也和苏轼的境遇恰好相吻合，晴是他善良明朗的自由天性，雨是他怀才遇挫的淡然忧伤，但无论哪一个，无论以什么比例调和，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那个苏轼都始终有自己的风采。
不像往常其他诗人写杭州西湖的诗那么绵软，苏轼笔下的杭州清新明丽，自然脱俗。他的豪放在这里得到了调和，故他在杭州所做的诗大抵都被我称作是清丽的豪放派，他的霸气和温柔中和，让人煞是喜爱。南宋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苏轼之诗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异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苏轼留下的有关西湖的遗稿，正是介于绸缪和浩气之间，在其中走出了第三条路径。
这个柔软的而又洒脱的苏轼，比起喝着“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他，这里我宁愿相信他是真洒脱，相信他纵历厄难，随遇而安，抱道守真，不负初心。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些词句虽好，但总觉得那些词里他没有找到家，他在漂泊，他的乐观背后依然藏着“微冷”的无奈和哀伤。他不是那个地方的主人。他一生走了那么多地方，起起伏伏，贬谪再三，他在无数诗词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克服的勇气，他要用豪放克服这人生一切的不平坦不公正。但这克服背后的挣扎真叫人不忍，他愈是豁然，便让人觉得他的伤口扯得愈大。
人生有一个好处，上天冥冥中总会暗暗地设下几个停靠所，好在下一次风雨前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危险确实来了，但诗人以诗的方式挺过来了。
元祐五年，五十五岁，他又一次踏上杭州，这不再是一场单纯的邂逅，而成就了奇诗人与美江南的相互依恋。他修缮西湖、治理水灾、疏通渠道，他将对杭州的情谊化成了千古的功绩，千古的诗作。
记忆中的苏轼，一直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才子，虽然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但也总是觉得他有些柳永似的女声女气，他的代表《赤壁怀古》，有着李白一般的豪爽大气；而他本人的当官之路，又如李商隐一样坎坷崎岖；他天生有着方仲永一般的天赋聪慧，加上父亲后天的培养指导，终于成就了北宋的一代天骄。
从东坡出生那一刻起，也许冥冥中便注定了他的不凡，注定了他一生的传奇命运。东坡之父苏洵，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文人，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发奋晚，一生中并没有他所渴望的成绩，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好不容易得来的两个儿子身上。好在苏轼苏辙天生才气逼人，苏轼尽管因为欧阳修不必要的谨慎错失科举状元，但却在制科考试上一鸣惊人，得到了制科的最高荣誉。
之后苏家两兄弟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做官生涯，苏轼则开始了漫漫几十载的贬官之路。
任何人的性格都具有两面性，东坡更是如此，他一方面言辞激进从不怕说错话，无论是初做官时的上司还是娶了十八岁新娘的八十岁的学士，都被东坡写诗调侃过；而他另一方面却悉数继承了文官的胆怯，皇上派人来抓他，他也恐惧无比地认为自己生命就此终了。东坡注定命运多舛，乌台诗案，他侥幸逃过一劫，后却又被贬至小小的黄州。让东坡去黄州，这无疑是屈才了，但东坡倒也释然，不做朝廷命官，反而可在黄州逍遥吟诗。在黄州那些年，算是这位流芳百世的北宋文豪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了吧，无案牍之劳形，也交到了两位甚是投机的朋友，起了“东坡”这样一个田园味浓厚的号，又开始了另一段独特的人生。
初到黄州，东坡先是尝到了当地味美廉价的猪肉，兴致一来，挥笔便是一首打油诗，《猪肉颂》，其中的一句“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还成为了东坡肉的制作古方。与鲁直佛印间的奇闻轶事，嘻笑怒骂，则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段子。东坡在书法、绘画上的天资便是在黄州彻底发掘出来，后人在吟诵他唯美诗句的同时也在感叹他的才华横溢。黄州之后的东坡，愈发的成熟，褪去了年少的锋芒，多了岁月留下的圆润，洗尽了浮躁的铅华，换回了陈酒一般的无穷回味。于是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位坡，谅解欧阳修的谨慎，赞扬王安石的思想，少一份锐气，多一份内敛。难怪后人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东坡的词句是变幻的，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愁；有“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与“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的感叹；亦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哀伤；更多的则是“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的豁达潇洒。
晚年在常州的东坡装着一生的潇洒与诗意，平静离去，留下“着力即差”的遗言和给后人无尽的思考与感慨。东坡结束了他烟雨兼程的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切已默默沉淀于历史的飓风中。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
经霜斧刃全金气，插手丹田借火光。
入口锵鸣初未熟，低头咀噍不容忙。
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桨。”（《服栗》）
记得我以前读杜甫，以及若干唐诗宋诗里，都曾藏有药方，古人真是仁心，又聪明又智慧，他们用诗歌把自己的经验固定下来，传给后人永不丢失。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年龄老了腰腿疼痛，吃服栗子是山民老翁传授的古方）
“经霜斧刃全金气，插手丹田借火光”（栗子生于山上，要到深秋经霜以后采摘，故可作用于补“金”——中医认为金木水火土为人身的几个要素，而栗子又兼可补气，增强丹田的热能）
“入口锵鸣初未熟，低头咀噍不容忙”（ 噍：音jiao，咀嚼。栗子吃到嘴里如果声音铿锵，说明还烧煮得不熟，要细嚼慢咽，以免伤胃）
“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桨”（来客告诉我要早中晚三次，将久久漱过的唾液徐徐咽下，能顶上服食琼浆玉液之功效）
后若干年我在听一次中医讲座中，始明白“晨兴晚”的晨，不是指一般早晨六七点，而是凌晨三四点，于是我改为后半夜醒来就练习，将唾液久久在口中漱之，慢慢咽下，然后听到肠腔中“如鼓”（古人实行后的形容）的声音。这里应是道家的养生经验。
苏辙曾同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宋代有识之士，反对过史上争议颇大的王安石变法，我年轻时代很时兴学习法家学说，我认为他们虽属著名诗人，但不一定都懂时政可能有时是“保守派”，到了中年有了沧桑人世阅历，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到了晚年结合宋史重读《宋词》，始彻底明白，变法是好事，关键是怎么变，“安石变法”的主导想法不坏，但实行中弊大于利，祖国诗人对国家的爱刻骨入髓，他们当时就敏锐地发现它不利于民，广害天下，所以不惧权势不顾迫害终生呼吁不止——
海子有诗“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我实用了苏辙诗歌里的这帖药方，诗人就再生了，实际地活着，有益于人间和他人地活着，尽管大浪淘沙事去千年人去千年。这首诗字面看有什么特别华美吗？诗人仅仅为炫耀自己的才华而写作吗？不，他们象远古道士和医生一样有庄严目的，为实用性而存在，这是古代贤哲对文学的最高理解。
“不知歌者乐与悲”
“可怜楚人足悲诉，岁乐年丰尔何苦？”（苏辙《竹枝词九首》）
宋朝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有“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的赞誉。
这首词作于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不容于当权者，因此数年间由京师（今河南开封）而杭州，由杭州而密州（今山东诸城），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加上与亲人（其弟苏辙）五年之久不能相聚，旷达的诗人抹不去心中的愁绪，故在中秋之夜，大醉后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句排空而上，直指苍穹。心怀苦闷，无处言诉的诗人形象迎面而来。虽苦闷却不作任何小儿女情态，表现出诗人旷达和开阔的胸襟。李白《把酒问月》诗有“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之句，苏轼此句是从李白的诗句化出。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间天上，天上人间，酒后的诗人试图完全超越世俗，渴望登上仙界与仙人们交流，“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李白与苏轼同为天纵之才，李白号为谪仙，苏轼也以谪仙人自比，故把登天称为归去。酒后飘飘然的诗人欲乘风而去，可又害怕天上的宫殿里因高而生寒，难以忍受。这实则是诗人不满人世生活却又有所留恋的矛盾心理的反映，耐不住的并非是天上的寒冷，而是天上的孤独与寂寞，诗人并不愿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然之仙。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中，他“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在月光下手执酒杯踉跄起舞，思绪时而仙界，时而人间，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处了。这真是仙人语！出语自然，感人至深。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是写月光。月光似有意，似无意，若有情，若无情，在楼阁窗户间流转游移，始终不离开无眠的诗人。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月亮不应对人有什么怨恨，为何总是在人们别离时变圆呢？旷达的诗人竟责备起空中明月来了。很快，睿智而豪迈洒脱的诗人又释然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天上人间相对照，自然之事也如同世间人事一般，没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态度，也是人生的一种永恒的哀愁。但转而诗人又恢复了洒脱的本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自己同亲人都能生活得平平安安，大家虽不能相聚，可还能共同拥有一轮明月。这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愿望，也传达出了千万离人的共同心声。南朝谢庄《月赋》中有“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的句子，苏轼的这两句由此化出，更为简练含蓄，因而成为千古绝唱。
词中上片写词人酒后在天上人间选择中的矛盾心情，下片写对亲人的情思以及由此而来的更广阔的对人生、对时空的超越意识。苏轼是一个洒脱、旷达的人，即便面对人生的种种失意，始终不失其幽默、睿智之风。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士大夫的入世传统，又有佛、道两家的出世思想。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使他不能摆脱仕途失意的愁闷，政治理想的难以实现使他感到悲哀、伤感；而佛、道两家的出世思想又使他能对现实有一定程度的超越。他的这种各种思想杂陈的特点反映在这首词中，表现为词作豪放中散着哀伤，愁闷中又透出豁达、大度。
（请作者见报后速与本报联系）
关键词：唐宋旅游诗；差异；成因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083-05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史中，诗歌始终占据着文学主流地位。山水旅游诗是古代诗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以描写自然山水、吟咏田园风光、抒发怀古幽情以及展示民情风俗为主要内容。这些作品有优美的语言、动人的韵律、丰富的心灵感悟，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并以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具有永恒的美的魅力。[1]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诗歌门类之一的山水旅游诗，晋初开始创作，经过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到唐宋鼎盛繁荣，直到明清，历史悠远。这期间作家层出不穷、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诗人不仅在这些山水诗中营造了或空灵澄澈、或淡远秀美、或雄浑阔大的山水意境，更注入了其对自然与人生的热爱和对宇宙与人生的感悟，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山水诗繁荣的唐宋时代，咏史怀古、边塞、风俗人情等题材的旅游诗更是得到空前发展。但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旅游诗，无论在边塞诗的气象、旅游诗的题材及审美等方面，均与唐诗存在很大差异。
一、唐宋边塞诗的气象
边塞诗有两类。一类借写与边塞有关的事言志抒怀。这类诗的内容虽也有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但主要是为了抒发作者渴望投笔从戎的心愿、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卫国报国的情怀。作者并未亲赴边关，其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要么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体验，要么出自个人的想象。如，杨炯在《从军行》中高唱的“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李白在《塞下曲》中吼出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边塞诗，作者写作时并未到边关去“旅”去“游”，显而易见，是不宜划入旅游诗范畴的。另一类是记录自己的边塞生活，描写边关风光、战争场景、将帅形象、士卒情怀的诗篇，是货真价实的旅游诗。这类诗的作者，要么本人有过军旅生活，如，骆宾王、陈子昂；要么亲身经历过边关战争或长期戍守边疆，如，岑参、高适、严武；要么有过亲身游历边关的经历，如，王昌龄、李颀；要么奉命出使，亲身到过边关，如王维。
唐代边塞诗与宋代边塞诗，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比较唐宋可以归入旅游诗范畴的边塞诗，却发现它们的基调大不一样，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边塞诗凄凉；宋诗如羌笛吹怨，胡笳悲鸣，令人扼腕，催人泪下。唐诗则如黄钟大吕，大气磅礴，使人振作，催人奋进。
（一）唐代边塞诗特点
唐代边塞诗产生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强盛，百姓殷实，遇边境祸乱唐王朝多能克敌制胜保住疆土。这一时期，大部分边塞诗都表现出慷慨激昂的基调。
1抒发投笔从戎、边关杀敌、塞上立勋、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如，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该诗写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当时，正值吐蕃入侵西北边境，名将薛仁贵任逻娑（今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出征西域，骆宾王在军中任奉礼郎，用此诗作表明苦战立功、死不降敌之心。又如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是借此抒发塞上立勋的抱负。
2誓死报国、英勇无畏、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英风胜概
严武在《军城早秋》中描写“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王昌龄在《从军行》中描绘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月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两首诗连在一起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所表达的决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悲从军之多苦”、“久戍之苦”。而是豪气冲天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唐王朝的国力已经大降，版图也大幅缩小了，有过在边关从军经历的军旅诗人李益，仍在他的《塞下曲》中一如前辈那样高唱着英雄进行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诗歌歌颂边防将士决心仿效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决心为保卫祖国而不惜战死沙场，他们要远胜于那个曾经投笔从戎、绝域立功的东汉定远侯班超，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许敌人战车的一个轮子逃回巢穴的决心，同时在把敌人打败后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外敌卷土重来。唐代边塞诗中这种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从初唐一直奏响到中唐。
3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诗人满怀激情对西北边陲大漠雄浑自然风光的绝佳描绘，更是表达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为前方打了胜仗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自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绘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描绘的“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同样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乐观豪迈地抒情。风卷草折，八月飞雪，诗人不但不认为边关萧瑟，胡天凄苦，反而视若春风，梨花怒放。平沙入天，夜风如吼，碎石如斗，随风乱滚，诗人不但不以为艰苦，反而认为是杀敌制胜的大好时机。这种壮丽的画面、灿烂的色彩、铿锵的音韵、金声玉振般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边塞诗人斗志昂扬、气吞风云的胸襟，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二）宋代边塞诗的特点
两宋时期，与宋对峙并存的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此时期的边塞诗，也多表现得沉郁、凄凉。[2]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阔怀名垂青史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留下的表现他边塞生活的《渔家傲》一词读来沉郁、悲壮、凄凉。由于宋王朝的一味退让，侵略者得寸进尺，侵扰不已。一心为民的范仲淹一向反对赂敌求和的政策，他虽然率领将士取得了一时一地的胜利，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求和的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在词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2]范仲淹笔底的“塞下”是延安，辛弃疾眼前的边疆是镇江，陆游诗中的边关是瓜洲《楼船夜雪瓜洲渡》，是汉中《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宝鸡。在这些塞诗中，中原腹地，竟是“大”宋的边疆！相对唐代来说，这样一个不景气的王朝，是很难孕育出气吞万里的豪迈的边塞诗。胸怀伟大的范仲淹、文武全才的辛弃疾和亘古男儿陆放翁，其“边塞诗”也只能是赤子血、志士恨、英雄泪、壮士悲。宋代词人们报国无门和 “国破山河在”的悲叹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2]
造成唐宋边塞诗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在历史上还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制度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初盛唐尤其如此。当时，整个社会开放进取，生机勃勃。唐王朝在极盛阶段，疆域曾达2307万平方公里，接近我国今天领土面积的25倍。[3]经济总量，更是高达当时全世界的五分之三。[4]而宋朝，则进入了封建社会的下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整个社会专制封闭，萎靡不振，即使北宋，版图也还不及汉代（汉为600多万平方公里[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只用了陆游一首诗的题目《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便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经济，虽说北宋时，其经济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一半[5]，但由于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用钱财换安宁的国策，每年都要向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大量赔款输银，实际上是很虚弱的，注定了宋代不可能有唐朝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空前绝后，还和唐代文人仕宦之路的多样性与任侠任侠，就是崇尚英雄行为、渴望建功立业、强调个性自由、珍视人生独立。的社会风尚有关。唐代文人入仕的途径有多种，除参加科举，还可投笔从戎，幕府效力，由军功而搏仕宦。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就都有过此种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边塞诗的繁荣。而宋代的文人想做官，就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进取的朝代，思想空前活跃，意识形态相当宽松。这种时代氛围，使任侠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大多崇拜边关杀敌、塞上立功。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宣称“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即使像初唐王维那样的被人们视为“田园诗人”的人，在《少年行》中也呐喊“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可见，唐人任侠的社会风尚也是边塞诗繁荣的土壤。而宋代却是较为保守封闭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全部心思，从开国君主赵匡胤开始，即是“攘外必先安内”。除“杯酒释兵权”防止武将作乱，对文人，在思想上也钳制很严。从歪整苏舜卿的“进奏院事件”开始，到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再到打击刘克庄的“梅花诗案”，文字狱不断。南宋兴起的理学，更是一门心思只“存”统治阶级的“天理”，而要灭掉人民大众的“人欲”。这种社会风气，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怕谈国事，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边塞诗就很难诞生了。
二、唐宋旅游诗题材
[JP2]在题材丰富多样性方面，宋代的旅游诗远逊于唐代。唐代旅游诗中，反映不同地域独特人文景观、民情民俗的风俗诗很多原因是唐代的文人格外喜欢漫游。唐代有一种与科举制度并行的潜规则――“行卷”行卷：即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把自己认为最为得意的诗作编辑成卷，送给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阅读，以换取他们的赞扬、推荐，为随后的参考预造声势，广结人缘，先做铺垫。“行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试结果。因为唐代的科举试卷是不糊名、不保密的。而且，录取与否，排名高下，还要取决考官及有权力影响考官的大人物或名人的态度。之风。这种做法，一方面滋生了拉关系、搞请托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迫使文人士子长年累月过州立府，攀结达官贵人、名流耆宿、世上英才，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漫游天下。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有过漫游的经历。唐人的“漫游”，歪打正着地造就了旅游诗的繁荣。比较而言，宋代文人就只需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式的单调的求仕之路。其人生阅历，远不如唐人丰富多彩。下面列举唐代反映不同地域的风俗诗，以尝鼎一脔。[JP]
（一）唐代旅游诗题材
1.反映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
例如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诗人通过对营州少数民族少年独特的服装、豪饮的习俗、高超的骑术的描写，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2.描绘唐代长江流域
（1）长江三峡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风光的传神速写。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诗中，人们住在桃李盛开、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上。妇女也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常到江边背水上山。尽管劳动辛苦，妇女们还是很爱美，喜欢佩戴金银饰品。男子则提着长刀，戴着小斗笠，在山坡上刀耕火种，从事近乎原始农业的耕作。
（2）唐代扬州都市的剪影。例如张祜的《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中的扬州，有十里长街，繁华市井，醉人月色，卧波长桥，窈窕丽人。尤其是禅智山，风景旖旎，简直使人想要在那里买一块墓地，美死在那个地方。
（3）唐代江南水城苏州的水彩画。例如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越》：“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诗中的“吴”特指苏州，其特点是民房皆是傍水而建，是个典型的水城。这里有悠久的历史，那些今天“闲地”已经很少了的“古宫”，就是城市历史悠久的见证。这座水城河港多，桥梁多，还是著名的丝绸之乡！
3.唐代江浙一带的缩影
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诗中的“吴越”，即今天的江苏、浙江，其特点是盛产柑橘、莲藕，商业繁荣。即使晚上，舟楫往来的桥边，也有灯火辉煌的“夜市”。此外，寺庙也多。而且，此地民风古朴，格外好客。
4.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俗的扫描
（1）张籍描写云南的《蛮中》：“铜柱铜柱，指汉代马援平蛮时与少数民族酋长盟约所立的铜柱，在今湖南西部湘西自治州境内。南边毒草南边毒草，指生长茂密的草木，古人认为南方多瘴疠，原因之一就是草木丛生。生，行人几日到金麟。玉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自抱琵琶迎海神：句中的“海”当指内陆湖，唐诗中习惯将内陆湖称为“海”。神。” 诗中提到蛮中，这里的“海”边女孩子有爱戴硕大的耳环、很喜欢音乐歌舞的习俗。这与今天生活在苍耳山下、洱海边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的生活习惯十分神似。
（2）柳宗元记录唐代广西一带人们生活的《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中描写的，是唐代柳州一带居住在山岩洞穴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他们穿着和汉人完全不一样的服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下山是为了买盐，买好盐后，就用青箬竹的叶子把盐包裹好带回山洞。若是去赶集，他们还会用新鲜的荷叶包上饭做干粮，他们用鹅毛缝成毯子御寒。在生产劳动时，他们总爱用鸡骨头求神问卜，祈求水神赐雨。他们喜欢“文身”，为了亲近他们，诗人甚至想脱下官服和他们一道去文身。
5.反映唐代澎湖列岛人们生活状况
例如施肩吾的《题澎湖岛屿》：“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这首诗告诉我们：远在唐代，澎湖和台湾就早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了。这一带的海水中充满了鱼腥气，海边有一种特殊的夜市场――晚上营业、天亮前收市的“鬼市”。这里的人逐船而居，船走到哪里，家就算是安到哪里，并没有人固定在岸上住。这里阳光强烈，少年人大多晒得黑黑的。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下海采珍珠，有时晚上还点着火把采集海产品。
（二）宋代旅游诗的题材
宋代类似上述风俗类旅游诗很少。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的《初到黄州》，虽有两句写了黄州的特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亦仅此两句而已，并非通篇描绘。他的《食荔枝》二首之一有两句写到了广东惠州的风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同样也是仅两句。至于其他诗人，则连苏轼这样的诗也少有。
三、唐宋旅游诗的审美
描绘山川河流、自然风光的旅游诗，唐代的大多具有壮丽之美，宋代的却只有小巧之美。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莫砺锋说唐诗》一书中指出：王维虽然是盛唐山水诗派中成就最高的，但“……用诗歌来形象生动地反映我们辽阔的壮丽山河，写出神州大地自然风光的壮美，王维还做得不够。这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杜的山水诗实在是好，他们以充沛的雄伟笔力描写了我们祖国的壮丽山河，写出了名山大川的壮丽之美而不是局限于狭小的区域、幽僻的境界。”[6]这段话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评价唐宋两代模山范水的旅游诗，可用李、杜代表唐朝，用苏轼置换宋代即可。
第一，同样写庐山，唐代李白渲染的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宋代苏轼抓住的却只是“西林壁”（《题西林壁》）一隅。尽管他同样写出了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气势与格局，终逊李白一筹。即使同样只写了庐山一个景点的《望庐山瀑布》，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也是苏轼所不及的。
第二，同样写杭州，气势亦大相径庭。唐代白居易当过杭州刺史，宋代苏轼做过杭州通判、知州，两人都写过不少有关杭州的诗。但白居易的诗，整体上比苏轼视野要开阔，场景要宏大。白居易的《杭州春望》是《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描绘，是用广角镜拍摄的全景：“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柿蒂，指绫上花纹的形状。，青旗沽酒趁梨花梨花，指赶在梨花盛开时开坛的美酒梨花春。。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而苏轼却没有一首这样描写整个杭州城的诗，而只有分别写西湖、望湖楼、有美堂等单个景点的诗，视野远不如白居易开阔。白居易是把整个杭州都装在心里，如同成竹在胸。苏轼却好像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尽管写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使人拍案叫绝，但总使人觉得精巧有余而恢宏不足。
[JP2]第三，再看一组写洞庭湖的诗。宋代黄庭坚的《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萧德藻的《登岳阳楼》：“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三年夜郎客，一舵洞庭秋。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黄庭坚的诗颇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气。面对“满川风雨”，他偏有兴致独自凭栏欣赏。在他看来，君山的十二峰，就像传说中湘水女神头上一个个绾结的发髻。但这还不够。若是能坐上一叶扁舟，冒着漫天风雨驶入湖中，肯定能看到：在千万座银山的山谷间，有一座令人神往的青山。“可惜”二字传达的，不是对风雨的惧怕，而是未能得到征服它的机会的遗憾。萧德藻诗的重点在后四句，中心是强调景色的“奇绝”。但实际却相当平淡，不过是说湖上有白鹭在飞，水天相接处有青山看，仅仅在遣词炼句上，下了点功夫而已。拿这两首诗比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名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比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比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中的“却却，铲去。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不可以道里计了。[JP]
宋代的旅游诗中，也有气势雄伟具有壮丽之美的作品。比如曾公亮的《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苏舜钦的《和淮上遇便风》；“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曾巩的《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这些诗，就都有股豪气，而且境界也开阔。但是，这类诗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并非宋代旅游诗的主流与基调。
如上所述，唐代的旅游诗气象雄浑，境界开阔，规模宏大，豪气凌云，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壮丽之美。宋代的旅游诗则显得格局较小，虽不乏精妙比喻，深刻哲理，到底只是一种玲珑的小巧之美。
唐代旅游诗在题材、规模、审美境界等方面远胜宋代的旅游诗，这是由两个朝代迥然不同的社会风尚造成的。它们的版图疆域、综合国力、政治经济，相差悬殊；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社会风尚，良莠有别。而文学艺术只是社会生活经过作家头脑中加工以后的产物。这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诗人们的主观努力所无法改变的。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会自然或不自然地将当时的国势强弱融入其中，唐代旅游诗和宋代旅游诗就是很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1]贺小梅.唐代诗歌中的一支夺目奇葩――山水旅游诗的艺术成就[J].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2）.
[2]卢红军.唐宋边塞诗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0.
[3]周敬东.盛世版图[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4]王觉仁.血腥盛唐[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史中，诗歌始终占据着文学主流地位。山水旅游诗是古代诗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以描写自然山水、吟咏田园风光、抒发怀古幽情以及展示民情风俗为主要内容。这些作品有优美的语言、动人的韵律、丰富的心灵感悟，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并以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具有永恒的美的魅力。[1]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诗歌门类之一的山水旅游诗，晋初开始创作，经过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到唐宋鼎盛繁荣，直到明清，历史悠远。这期间作家层出不穷、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诗人不仅在这些山水诗中营造了或空灵澄澈、或淡远秀美、或雄浑阔大的山水意境，更注入了其对自然与人生的热爱和对宇宙与人生的感悟，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山水诗繁荣的唐宋时代，咏史怀古、边塞、风俗人情等题材的旅游诗更是得到空前发展。但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旅游诗，无论在边塞诗的气象、旅游诗的题材及审美等方面，均与唐诗存在很大差异。
一、唐宋边塞诗的气象
边塞诗有两类。一类借写与边塞有关的事言志抒怀。这类诗的内容虽也有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但主要是为了抒发作者渴望投笔从戎的心愿、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卫国报国的情怀。作者并未亲赴边关，其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要么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体验，要么出自个人的想象。如，杨炯在《从军行》中高唱的“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李白在《塞下曲》中吼出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边塞诗，作者写作时并未到边关去“旅”去“游”，显而易见，是不宜划入旅游诗范畴的。另一类是记录自己的边塞生活，描写边关风光、战争场景、将帅形象、士卒情怀的诗篇，是货真价实的旅游诗。这类诗的作者，要么本人有过军旅生活，如，骆宾王、陈子昂；要么亲身经历过边关战争或长期戍守边疆，如，岑参、高适、严武；要么有过亲身游历边关的经历，如，王昌龄、李颀；要么奉命出使，亲身到过边关，如王维。
唐代边塞诗与宋代边塞诗，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比较唐宋可以归入旅游诗范畴的边塞诗，却发现它们的基调大不一样，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边塞诗凄凉；宋诗如羌笛吹怨，胡笳悲鸣，令人扼腕，催人泪下。唐诗则如黄钟大吕，大气磅礴，使人振作，催人奋进。
（一）唐代边塞诗特点
唐代边塞诗产生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强盛，百姓殷实，遇边境祸乱唐王朝多能克敌制胜保住疆土。这一时期，大部分边塞诗都表现出慷慨激昂的基调。
1抒发投笔从戎、边关杀敌、塞上立勋、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如，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该诗写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当时，正值吐蕃入侵西北边境，名将薛仁贵任逻娑（今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出征西域，骆宾王在军中任奉礼郎，用此诗作表明苦战立功、死不降敌之心。又如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是借此抒发塞上立勋的抱负。
2誓死报国、英勇无畏、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英风胜概
严武在《军城早秋》中描写“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王昌龄在《从军行》中描绘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月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两首诗连在一起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所表达的决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悲从军之多苦”、“久戍之苦”。而是豪气冲天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唐王朝的国力已经大降，版图也大幅缩小了，有过在边关从军经历的军旅诗人李益，仍在他的《塞下曲》中一如前辈那样高唱着英雄进行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诗歌歌颂边防将士决心仿效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决心为保卫祖国而不惜战死沙场，他们要远胜于那个曾经投笔从戎、绝域立功的东汉定远侯班超，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许敌人战车的一个轮子逃回巢穴的决心，同时在把敌人打败后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外敌卷土重来。唐代边塞诗中这种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从初唐一直奏响到中唐。
3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诗人满怀激情对西北边陲大漠雄浑自然风光的绝佳描绘，更是表达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为前方打了胜仗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自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绘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描绘的“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同样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乐观豪迈地抒情。风卷草折，八月飞雪，诗人不但不认为边关萧瑟，胡天凄苦，反而视若春风，梨花怒放。平沙入天，夜风如吼，碎石如斗，随风乱滚，诗人不但不以为艰苦，反而认为是杀敌制胜的大好时机。这种壮丽的画面、灿烂的色彩、铿锵的音韵、金声玉振般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边塞诗人斗志昂扬、气吞风云的胸襟，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二）宋代边塞诗的特点
两宋时期，与宋对峙并存的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此时期的边塞诗，也多表现得沉郁、凄凉。[2]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阔大胸怀名垂青史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留下的表现他边塞生活的《渔家傲》一词读来沉郁、悲壮、凄凉。由于宋王朝的一味退让，侵略者得寸进尺，侵扰不已。一心为民的范仲淹一向反对赂敌求和的政策，他虽然率领将士取得了一时一地的胜利，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求和的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在词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2]范仲淹笔底的“塞下”是延安，辛弃疾眼前的边疆是镇江，陆游诗中的边关是瓜洲《楼船夜雪瓜洲渡》，是汉中《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宝鸡。在这些塞诗中，中原腹地，竟是“大”宋的边疆！相对唐代来说，这样一个不景气的王朝，是很难孕育出气吞万里的豪迈的边塞诗。胸怀伟大的范仲淹、文武全才的辛弃疾和亘古男儿陆放翁，其“边塞诗”也只能是赤子血、志士恨、英雄泪、壮士悲。宋代词人们报国无门和 “国破山河在”的悲叹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2]
造成唐宋边塞诗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在历史上还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制度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初盛唐尤其如此。当时，整个社会开放进取，生机勃勃。唐王朝在极盛阶段，疆域曾达2307万平方公里，接近我国今天领土面积的25倍。[3]经济总量，更是高达当时全世界的五分之三。[4]而宋朝，则进入了封建社会的下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整个社会专制封闭，萎靡不振，即使北宋，版图也还不及汉代（汉为600多万平方公里[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只用了陆游一首诗的题目《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便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经济，虽说北宋时，其经济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一半[5]，但由于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用钱财换安宁的国策，每年都要向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大量赔款输银，实际上是很虚弱的，注定了宋代不可能有唐朝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空前绝后，还和唐代文人仕宦之路的多样性与任侠任侠，就是崇尚英雄行为、渴望建功立业、强调个性自由、珍视人生独立。的社会风尚有关。唐代文人入仕的途径有多种，除参加科举，还可投笔从戎，幕府效力，由军功而搏仕宦。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就都有过此种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边塞诗的繁荣。而宋代的文人想做官，就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进取的朝代，思想空前活跃，意识形态相当宽松。这种时代氛围，使任侠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大多崇拜边关杀敌、塞上立功。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宣称“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即使像初唐王维那样的被人们视为“田园诗人”的人，在《少年行》中也呐喊“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可见，唐人任侠的社会风尚也是边塞诗繁荣的土壤。而宋代却是较为保守封闭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全部心思，从开国君主赵匡胤开始，即是“攘外必先安内”。除“杯酒释兵权”防止武将作乱，对文人，在思想上也钳制很严。从歪整苏舜卿的“进奏院事件”开始，到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再到打击刘克庄的“梅花诗案”，文字狱不断。南宋兴起的理学，更是一门心思只“存”统治阶级的“天理”，而要灭掉人民大众的“人欲”。这种社会风气，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怕谈国事，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边塞诗就很难诞生了。
二、唐宋旅游诗题材
[JP2]在题材丰富多样性方面，宋代的旅游诗远逊于唐代。唐代旅游诗中，反映不同地域独特人文景观、民情民俗的风俗诗很多原因是唐代的文人格外喜欢漫游。唐代有一种与科举制度并行的潜规则――“行卷”行卷：即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把自己认为最为得意的诗作编辑成卷，送给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阅读，以换取他们的赞扬、推荐，为随后的参考预造声势，广结人缘，先做铺垫。“行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试结果。因为唐代的科举试卷是不糊名、不保密的。而且，录取与否，排名高下，还要取决考官及有权力影响考官的大人物或名人的态度。之风。这种做法，一方面滋生了拉关系、搞请托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迫使文人士子长年累月过州立府，攀结达官贵人、名流耆宿、世上英才，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漫游天下。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有过漫游的经历。唐人的“漫游”，歪打正着地造就了旅游诗的繁荣。比较而言，宋代文人就只需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式的单调的求仕之路。其人生阅历，远不如唐人丰富多彩。下面列举唐代反映不同地域的风俗诗，以尝鼎一脔。[JP]
（一）唐代旅游诗题材
1.反映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
例如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诗人通过对营州少数民族少年独特的服装、豪饮的习俗、高超的骑术的描写，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2.描绘唐代长江流域
（1）长江三峡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风光的传神速写。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诗中，人们住在桃李盛开、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上。妇女也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常到江边背水上山。尽管劳动辛苦，妇女们还是很爱美，喜欢佩戴金银饰品。男子则提着长刀，戴着小斗笠，在山坡上刀耕火种，从事近乎原始农业的耕作。
（2）唐代扬州都市的剪影。例如张祜的《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中的扬州，有十里长街，繁华市井，醉人月色，卧波长桥，窈窕丽人。尤其是禅智山，风景旖旎，简直使人想要在那里买一块墓地，美死在那个地方。
（3）唐代江南水城苏州的水彩画。例如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越》：“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诗中的“吴”特指苏州，其特点是民房皆是傍水而建，是个典型的水城。这里有悠久的历史，那些今天“闲地”已经很少了的“古宫”，就是城市历史悠久的见证。这座水城河港多，桥梁多，还是著名的丝绸之乡！
3.唐代江浙一带的缩影
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诗中的“吴越”，即今天的江苏、浙江，其特点是盛产柑橘、莲藕，商业繁荣。即使晚上，舟楫往来的桥边，也有灯火辉煌的“夜市”。此外，寺庙也多。而且，此地民风古朴，格外好客。
4.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俗的扫描
（1）张籍描写云南的《蛮中》：“铜柱铜柱，指汉代马援平蛮时与少数民族酋长盟约所立的铜柱，在今湖南西部湘西自治州境内。南边毒草南边毒草，指生长茂密的草木，古人认为南方多瘴疠，原因之一就是草木丛生。生，行人几日到金麟。玉?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自抱琵琶迎海神：句中的“海”当指内陆湖，唐诗中习惯将内陆湖称为“海”。神。” 诗中提到蛮中，这里的“海”边女孩子有爱戴硕大的耳环、很喜欢音乐歌舞的习俗。这与今天生活在苍耳山下、洱海边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的生活习惯十分神似。
（2）柳宗元记录唐代广西一带人们生活的《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中描写的，是唐代柳州一带居住在山岩洞穴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他们穿着和汉人完全不一样的服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下山是为了买盐，买好盐后，就用青箬竹的叶子把盐包裹好带回山洞。若是去赶集，他们还会用新鲜的荷叶包上饭做干粮，他们用鹅毛缝成毯子御寒。在生产劳动时，他们总爱用鸡骨头求神问卜，祈求水神赐雨。他们喜欢“文身”，为了亲近他们，诗人甚至想脱下官服和他们一道去文身。
5.反映唐代澎湖列岛人们生活状况
例如施肩吾的《题澎湖岛屿》：“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这首诗告诉我们：远在唐代，澎湖和台湾就早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了。这一带的海水中充满了鱼腥气，海边有一种特殊的夜市场――晚上营业、天亮前收市的“鬼市”。这里的人逐船而居，船走到哪里，家就算是安到哪里，并没有人固定在岸上住。这里阳光强烈，少年人大多晒得黑黑的。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下海采珍珠，有时晚上还点着火把采集海产品。
（二）宋代旅游诗的题材
宋代类似上述风俗类旅游诗很少。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的《初到黄州》，虽有两句写了黄州的特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亦仅此两句而已，并非通篇描绘。他的《食荔枝》二首之一有两句写到了广东惠州的风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同样也是仅两句。至于其他诗人，则连苏轼这样的诗也少有。
三、唐宋旅游诗的审美
描绘山川河流、自然风光的旅游诗，唐代的大多具有壮丽之美，宋代的却只有小巧之美。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莫砺锋说唐诗》一书中指出：王维虽然是盛唐山水诗派中成就最高的，但“……用诗歌来形象生动地反映我们辽阔的壮丽山河，写出神州大地自然风光的壮美，王维还做得不够。这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杜的山水诗实在是好，他们以充沛的雄伟笔力描写了我们祖国的壮丽山河，写出了名山大川的壮丽之美而不是局限于狭小的区域、幽僻的境界。”[6]这段话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评价唐宋两代模山范水的旅游诗，可用李、杜代表唐朝，用苏轼置换宋代即可。
第一，同样写庐山，唐代李白渲染的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宋代苏轼抓住的却只是“西林壁”（《题西林壁》）一隅。尽管他同样写出了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气势与格局，终逊李白一筹。即使同样只写了庐山一个景点的《望庐山瀑布》，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也是苏轼所不及的。
第二，同样写杭州，气势亦大相径庭。唐代白居易当过杭州刺史，宋代苏轼做过杭州通判、知州，两人都写过不少有关杭州的诗。但白居易的诗，整体上比苏轼视野要开阔，场景要宏大。白居易的《杭州春望》是《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描绘，是用广角镜拍摄的全景：“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柿蒂，指绫上花纹的形状。，青旗沽酒趁梨花梨花，指赶在梨花盛开时开坛的美酒梨花春。。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而苏轼却没有一首这样描写整个杭州城的诗，而只有分别写西湖、望湖楼、有美堂等单个景点的诗，视野远不如白居易开阔。白居易是把整个杭州都装在心里，如同成竹在胸。苏轼却好像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尽管写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使人拍案叫绝，但总使人觉得精巧有余而恢宏不足。
[JP2]第三，再看一组写洞庭湖的诗。宋代黄庭坚的《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萧德藻的《登岳阳楼》：“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三年夜郎客，一舵洞庭秋。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黄庭坚的诗颇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气。面对“满川风雨”，他偏有兴致独自凭栏欣赏。在他看来，君山的十二峰，就像传说中湘水女神头上一个个绾结的发髻。但这还不够。若是能坐上一叶扁舟，冒着漫天风雨驶入湖中，肯定能看到：在千万座银山的山谷间，有一座令人神往的青山。“可惜”二字传达的，不是对风雨的惧怕，而是未能得到征服它的机会的遗憾。萧德藻诗的重点在后四句，中心是强调景色的“奇绝”。但实际却相当平淡，不过是说湖上有白鹭在飞，水天相接处有青山看，仅仅在遣词炼句上，下了点功夫而已。拿这两首诗比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名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比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比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中的“?却?却，铲去。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不可以道里计了。[JP]
宋代的旅游诗中，也有气势雄伟具有壮丽之美的作品。比如曾公亮的《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苏舜钦的《和淮上遇便风》；“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曾巩的《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这些诗，就都有股豪气，而且境界也开阔。但是，这类诗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并非宋代旅游诗的主流与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