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2:54
孝经读后感范文
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关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孝指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是传统美德。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系统地论述孝道。
《孝经》中，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应该身体力行的。诚然，儒家孝道也有时代局限性的陈旧观念，夹杂封建性的糟粕，比如"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之丧"，均已过时，应毫不吝惜地抛弃或予以批判。
《孝经》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特别是西汉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之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成为人们修养的必读书目之一。《孝经》，是古代的圣人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它是儒家经典著作中专门谈“孝”的一部著作。《孝经》一共有十八章，每一章都是经典。第一章为开宗明义章，是全文的主旨：“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短短33个字就总结了孝之始，孝之终。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为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庶人章，规定了不同地位的人的孝道标准。第七章为三才章，强调了孝的地位和作用：“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利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第八章为孝治章，讲圣明的君王如何以孝治天下。第九章为圣治章，讲圣人如何用孝道教化百姓。第十章为纪孝行章，讲孝子应如何孝敬父母。第十一章为五刑章，讲不孝为诸罪之首。第十二章为广要道章，讲孝为什么是重要的道理。第十三章为广至德章，讲孝为什么是最高的德行。第十四章为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后世的关系。第十五章为谏诤章，讲父母有了过错孝子应该怎么办。第十六章为感应章，讲孝道与神明的关系，孝道达到极点就可以感应神明。第十七章为事君章，讲孝子与事君的关系，孝子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第十八章为丧亲章，
讲父母去世孝子应该怎么办。《孝经》，短短十八章，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孝道上至诸侯、天子，下到黎民百姓无一不是要遵守孝道的。《孝经》，它不仅能教我们学会孝，还有教我们要效法天地，自然和万物！
孝就是人的道德的根本。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孝道他就不能算是一个人！孝敬父母最重要的，也是最基层的条件就是听他们的话，只要他们说的是对的，就一定要照着去做，因为这些话对我们多多少少都是有好处的。所谓“孝顺”，并不是必须顺从。孔夫子在《孝经》中告诉我们：孝，不是做样子，而是发自内心的对长辈真挚的感情，不是盲目听从，而是在长辈有所失误的时候，也能提出适当的建议，不是只孝敬家里的长辈，而是爱己及人，爱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能做到由孝及爱，上爱下孝，温暖人间，和谐统一。
百善孝为先，所以我们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下，都要记得关心自己的亲友，多为父母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对自己的亲戚及新老朋友多点问候，多点联系，即使是远在异乡的他们，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同时也使彼此间关爱与温情传得更远，使我们更加热爱生活。
子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关心、孝敬自己的父母，不要等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去哭泣去后悔。父母生我们已是大恩大德，我们已经永生难报了，只能在有生之年好好孝敬他们。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古人以孝治天下，孝，无论在家还是在国中都是核心。孝的观念是对中国乃至华人世界影响最为深重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关键词：新二十四孝；孝道教育；对比；启示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284-02
“孝”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从未断绝的道德根本，它也是我国伦理道德观念的中心部分。在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备受推崇，孝道一直是被中华民族所遵循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规范和为人的基本原则。所以将新二十四孝与传统孝道内容加以比较，分清二者各自的优劣，对于我国的大学生孝道教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比较新二十四孝与传统孝道的内容出发，分析两者的优劣，从而梳理提炼出对我国大学生孝道教育的启示。
一、传统孝道与新二十四孝的内容分析
（一）传统孝道的主要内容
传统孝道主要是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亲亲之情，它是随着人类的出现与发展的一种无形产物。顾名思义，它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在纵向的血缘关系中，晚辈对长辈的行为规范这种观念体系的总和。简单归纳，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要对父母孝养。奉养是传统孝道的核心，也是孝的基础含义。孔子提倡的便是敬亲之孝，其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其次，敬爱长者及他人。《孝经》有云：“爱亲人，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其说明了孝顺和尊敬父母是前提，但是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这种敬爱变成一种“博爱”，推及到整个社会之中，这不仅仅包括对长者老人的敬爱，更扩及到了对老师及朋友的敬重与友善。
（二）新二十四孝的主要内容
古话有云，百善以孝为先。而“二十四孝”作为泱泱中国古代重要伦理思想之一，影响着中国人道德行为规范至今。如今新二十四孝本着贴近现实，承载着鲜活的时代元素，颇值得大家为之激赏。新二十四孝的主要内容如下所述：时常带爱人、子女回家；为父母庆贺生日；尽可能与父母共度节假日；回家时亲自为父母做饭；确保每周与父母温情通话；给父母足够的零花钱；用心倾听父母的往事；给父母建立“关爱卡”；培养父母学会上网；时时给父母拍照等24条内容，其中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也表现了对老年人内心更加关注和重视的走向。
新二十四孝其实是相比较传统孝道而言的，所谓新，不是完全否定传统孝道的做法，相对而言，只是增加了一部分时代的气息和新鲜的血液，因此新孝和传统孝道并不是对立的，它只是与时俱进，并不断发展进步的。
二、新二十四孝与传统孝道的优劣比较分析
（一）新二十四孝优于传统孝道之处
1.新二十四孝标准来源于生活，语言朴实易懂
相较传统的孝道，新二十四孝标准，语言更加朴实易懂，朗朗上口，和当代生活联系紧密，更加贴近老年人的心里，是它的最大亮点。比如“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等，这就使我们感觉到社会生活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步伐；而“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无疑是中国传统孝道的突破性提法，它充分地走进了老年人的生活及心里，新二十四孝关注提倡的不仅是对老人的物质关心，更加强调对老人的精神关怀，这是传统孝道所没有提及的。
2.新二十四孝的孝心不体现在“新”，而是体现在心上
新二十四孝的创新之处不仅仅是相较于旧孝的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它更加贴近老人的生活，要求子女们不仅要满足老人的衣食之需，更要了解他们的心声，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如“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带父母参观自己工作的地方”等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最容易被子女及晚辈所忽略，却是最容易走进老人内心的捷径并且还携带着时代的气息。将父母融入我们的生活圈子，这样就增加了两代人的沟通机会，父母也就不再孤单了，通过沟通多多了解父母的心声，多多聆听父母给我们提出的意见，这样父母就不再感觉自己是无用的了。通过这样的相互关爱的方式，让父母的心变得更加踏实，日子过得更加温暖，让孝在人们的生活中蔓延。
3.新二十四孝标榜时代特点，引领行为准则
新二十四孝除了遵循与时俱进这一特点外，其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发展潮流及信息技术的前瞻性。与传统孝道相比，新二十四孝更加与时俱进，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行为指向性。譬如，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打开父母的心结，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等，并没有法的强制性，使人们感觉更加容易贴近生活，更有助于民族风尚的唤醒。
其实，不管是新孝还是传统孝道，他们与法律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只是一种道德标准，没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所以我们根本不必纠结于要将这些标准逐条对照并且做到；其深层价值并不在于条款本身而是一种对人们的引导与指引。也是国家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新二十四孝存在的不完善之处
1.涵盖的范围太广，普通人难以企及
新二十四孝的标准虽然贴近生活，也比较全面，但正是由于比较全面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才显得范围过于宽泛。如果按照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去孝敬父母，无疑会有绝大部分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就新二十四孝中的第一二条，“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这看似简单的十几个字，却使得许多外来打工人员望尘莫及。第一是路程远，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打工地点离家何止千里之遥，不要说是经常，哪怕是过年想要回家一次有时都很难实现；第二是路费贵，不管是乘坐汽车、火车甚至是飞机，需要排长队买票不说，车票的费用着实不是一个小数目，有时为了带上家人回家一次，甚至要花费一个月的工资，这让很多外来打工人员回不起家。第三是没有时间，现在很多外来人员都是在私人企业工作，他们的作息时间都是无法由自身掌控的，这也使得他们的回家成为了美好的愿望。
2.没有真正站在老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部分条款显得过于牵强
尽管新二十四孝与传统孝道相比更加重视老人的心理生活，但是它并有没能真正站在老人的立场去考虑，也引起了一部分老年人的质疑。比如：第3条“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第9条“教父母学会上网”、第18条“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这些大都是站在儿女的立场上，让其更加重视父母的内心世界，目的是让两代人能有更多地沟通机会，但是有时候结果恰恰相反，必须承认让父母走入儿女的世界是一种加大两代人沟通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必要方式，也不是对于任何家庭都可行，上不上网，是老人们的自由，大多老人都是深受传统孝道的影响，勤俭节约是他们都有的美德，对于生活宴会这种场景，对于我们来说大家吃吃喝喝，热热闹闹，我们也会认为为父母尽心尽力的在做着什么，可是我们又何尝想过，这些是不是父母所希望和需要的，也许一家人坐在家里，说说话，看看电视，吃个子女亲手烹制的可口菜肴，才是老人们所希望的，才是幸福。或许我们更应该在行动前，坐下来与父母好好的沟通，聆听他们的希望，这样应该能更有效的了解老人的心理。
三、新二十四孝对我国大学生孝道的启示
（一）在大学里面加强孝道教育
“孝道”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三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更是大学生自身和谐最深层次、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孝”需要首先唉自己的父母，如果没有这种真心的爱孝心也就无从谈起，然而这种爱心也是可以发展的，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把这种亲亲之爱推己及人就变成了对自然中一切生物的爱心与爱护，就是孝观念发展衍生的结果。
（二）孝道教育有助于解决代沟问题
加强孝道教育有助于解决代沟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赡养与抚养的亲子关系已经发生了变质，赡养与抚养的关系逐步偏斜，出现了新的不公正，即有抚养而无赡养的不公正。父母在培养和抚养子女时呕心沥血，可悲的是有些子女却最终疏远了他们的父母。中国的抚养模式同时强调抚养和赡养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在当今社会却变为了父母单向的付出，传统孝道中的积极因素遭到了无情的破坏和践踏。如果从加强孝道教育入手，加强学生对父母、对老师、对学校、对国家的孝心培养，就可以更好地树立学生的责任感，最终消除代沟问题。
（三）孝道教育有助于营造融洽的社会环境
孝道教育有助于投建和谐社会。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中西方文化交织，各种利益诱惑蜂拥而来，社会中传统孝道缺失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场合家庭亲情被裸的金钱关系所取代，种种不孝的情况让人心寒，付出而没有回报，老而无人赡养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产生都与当今社会的孝道缺失有关。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也是由对待自己父母及家人的态度推及而来的，如果我们把传统的尊老敬老的孝道精神从家庭推及到社会中。那无疑是孝道的扩大与弘扬，这也必然会导致更加淳朴与和谐的社会风气以及更为融洽的人际关系。所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为了更加和睦的家庭、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的繁荣与稳定，需要我们大力推行孝道的教育。
总之，不管是传统孝道也好，是新二十四孝也罢，它的出现只是想让我们时刻牢记，“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五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但在现在社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经济慢慢占有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要地位，“孝”被人们慢慢所淡忘，所以才出现了不赡养父母，甚至于父母在自家门前冻死的惨剧。而新二十四孝的公布，正是用来提醒人们，给人们指明方向，从而来缓解社会的“孝”缺失问题，让我们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中继续充实。同时，新二十四孝的公布，也值得我们广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沉思和学习，以上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证明我们目前大学生的孝道教育存在很多的不足，因此加强孝道教育将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只有真正落实孝道教育，使社会的每个小家庭和睦美满了，国家才能更加的富强兴旺！
参考文献：
[1]孔丘.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孝文化最受推崇。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到唐朝,孝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侍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唐朝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孝”在古代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呼铁局恒诺集团包头公司王艳)
新标准，新亮点
亮点一：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
新“二十四孝”第十六条：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这是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还处于广覆盖、低水平的层次上，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之间养老金待遇有明显的差别。为此，希望有经济能力的子女给父母购买社保以外的商业养老保险，使他们的晚年生活能有一定的经济保障。除了商业养老保险外，还有健康险——在父母生病时获得补偿，这是对国家医疗保险的一种补充。另外，还有意外险——在父母发生不可预测的意外时有份保障。意外险是针对老年人因意外伤害引起的高残、骨折、关节脱位、重大手术等提供较高的保险保障，覆盖面广，赔付率高。
从事金融工作的长沙市民张玉说，新“二十四孝”中他最赞同的就是“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父母年纪大了，养老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张玉说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就给父母买了养老保险，同时还为父母购买了健康险。“有了这两份保险，我感觉父母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作为子女我也少了后顾之忧。”
亮点二：教父母学会上网
“现在许多空巢老人在家寂寞无聊，如果他们能上网看看新闻、了解一些国内外大事，能够在QQ上跟别人聊天交流，就不会感到寂寞了。”长沙市民柳女士说，新“二十四孝”第九条：“教父母学会上网”，极具时代特征。“我打算从现在开始就教我爸妈上网，这样以后我也可以和他们网上聊天了。”在柳女士看来，现代社会是网络社会，教父母上网可以使子女与父母更好地沟通，也是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新‘二十四孝’中的标准讲出了我们老年人的心里话。”家住长沙市的贺女士说。贺女士早年离异，两年前从一家国有企业退休，唯一的女儿又在北京上大学，她平时独自一人在家，感觉很孤独。去年女儿为了与她保持联系，利用寒假时间教她学会了上网，并为她申请了QQ号。“现在我都是通过QQ和女儿聊天，而且还经常上网浏览新闻，生活也不那么枯燥了。”贺女士说，上网让她的晚年生活充满乐趣。
亮点三：支持单身父母再婚
父母年龄大了，总有一位会先离去，另一位就会承受孤单之苦。事实上，无论从生理角度还是从生活角度来说，许多单身老人都有再婚的意愿。
单身老人再婚，不但可以解决他们的生理需求和晚年孤寂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子女不在身边没人照顾的实际困难。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子女不理解单身父母再婚，甚至百般阻挠，他们担心父母再婚后财产的一半会给予继母或继父，有这种私心的子女很多。此外，社会舆论和习俗压力也是不少子女阻止父母再婚的原因。在一些人的大脑中，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认为老人再婚有辱门风，让家人丢脸，从而使有再婚意愿的老人在子女面前不敢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正是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倡导子女新的孝道观，新“二十四孝”才有了“支持单身父母再婚”这样带有明显时代特色的标准。在某银行工作的王先生认为，“支持单身父母再婚”这条标准很人性化，体现了对传统观念的突破，符合丧偶（离异）老人的心愿。
与古代“二十四孝”相比，新“二十四孝”提倡父母子女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更加提倡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对长辈的尊重。新标准中还把许多老年人不好意思对子女提的要求列出来，道出了老年人的心声。比如，老人年纪大了喜欢怀旧，看看老电影或者到年轻时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心里的这些想法希望子女能帮他们实现。新“二十四孝”与古代“二十四孝”相比，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对父母与子女沟通的重视。这种沟通显得亲近、平易、温和，这些行动标准鼓励子女成为父母的朋友，聆听父母的往事，时常跟父母交心，并希望子女真正了解父母内心的真实需求。
你能够做到多少？
按照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逐项进行对比，做儿女的究竟能够对父母尽多少孝心呢？为此，记者随机对20位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
调查一：24条行动标准最多的选12条
记者所调查的20位居民中，30岁以下的4人，30岁至50岁的6人，50岁至60岁的10人。调查结果显示，按照新“二十四孝”标准能做到10条以上的只有1人，大部分人只能做到4条或5条，有的坦言只能做到2条。无人选择“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仅有1人选择“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
46岁的蒋先生是一名司机，他表示，从没对父母说过“我爱你”之类表达感情的话。不但他自己没有对父母说过，也没听自己的孩子对他说过。由于平时工作比较累，蒋先生很少锻炼身体，更别提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了。调查中，蒋先生只选择了4项：节假日与父母共度；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和定期带父母体检。
29岁的李馨在24条标准中选择了12条。李馨告诉记者，她刚结婚一年多，每逢周末都会和爱人去双方老人家里看看，一般两三天就会给家里打电话询问一下，对于父母的爱好及生活他们从不干涉。在李馨看来，新“二十四孝”中的很多行动标准是她日常必做的事情，但也有几项她觉得做起来难度很大，如“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等，因为平时的生活习惯及爱好不同，她觉得不但自己做不到，老人也不一定喜欢。
“对比新标准，我居然三分之二都未做到，按照这个标准我可是个不孝女。”赵女士说，不是自己不愿尽孝心，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工作原因，她一年也只能回老家两三次。她表示，除了“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这两条之外，再无其他能够做到的。多数居民表示，不知道“关爱卡”为何物，从未听说过，所以也没想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对父母的关爱多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调查二：“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选择率最高
记者调查发现，“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的选择率最高，几乎达到了80%。不少居民告诉记者，一周打一次电话间隔时间较长，基本上两三天就给父母打个电话，聊的时间也不长，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主要是想听听父母的声音，看他们是否安好。黄女士的老家在广西，平时很少回去，打电话就成了她和父母联系的最重要方式，每周最少要打两次电话。
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居民，大多会选择“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孙女士说，平时忙于工作，难以和父母每天见面，所以节假日都会和丈夫、孩子回家看看父母，让老人享受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而年轻的单身人士，由于没有家庭的拖累，大多愿意在节假日回到父母身边，感受一份浓浓的亲情。
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在30岁至50岁的人群中，只有2人选择“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居民周先生说，他父亲去世早，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每年都会带母亲到医院做一次体检。母亲的身体健康了他也就放心了，关爱父母的身体健康他觉得是子女必须做到的。
记者发现，大部分居民选择给父母打电话、回家看望父母、带父母体检、给父母做饭等方式表达对父母的关爱，而说出对父母的爱、打开父母的心结、常跟父母做交心沟通等几项的选择率极低。
“我不善于和父母谈心，把对父母的爱说出口更是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还不如直接做点事更实际一点。”高先生说，不把爱说出来并不是不爱父母，只是自己不太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他的话代表了大多数居民的心声。
调查三：精神赡养成最大难题
“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最难做到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80后”私营业主小孔说，“拿最后一条来说吧，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就很难做到，一方面是现在放映老电影的电影院不多，另一方面老人觉得电影院里人多嘈杂不愿意去。”在小孔看来，除了看电影之外，出门旅游也成了两代人之间不容易达成一致的事情。“老人认为看电影、旅游花钱比较多，挺心疼的，有这些钱还不如存起来备用。”
“70后”小汪说，新“二十四孝”中倡导的“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等，对他来说太难了。因为他开了一家超市，每天从早忙到晚，既没法与父母共度节假日，也不可能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尤其是自己有了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与父母交流的时间就更少，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父母真正要什么。
“我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很多时候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都要加班，哪有时间给父母做饭、为父母拍照？更不要说教父母学会上网、定期带父母做体检了。”说起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90后”小胡摇头叹息，觉得对不住父母。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小汪、小孔、小胡这样说自己不孝的人不在少数。
儿女怎样做才算孝？
新“二十四孝”符合当代人的道德观，对唤起人们失落的孝心有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存在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那么做儿女的到底怎样做才算是孝呢？
访谈一：孝道标准，让人很困惑
王宇（男，45岁，机关干部）：我父母在广州生活，而我的岳父岳母是四川人。逢年过节，我们夫妇俩都得奔波于广州、成都两座城市之间。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老人年纪大了都不愿意离开家，逢年过节要陪双方父母不太现实，新“二十四孝”那些标准对我来说要想做到真是有心无力。我觉得这样的行动标准大多数人都难做到，如“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等，对在外地打工的人来说就很难，他们一年甚至几年才回一次家。不是他们不想家，而是回家的成本太高，他们无法承受。
邓细花（女，52岁，农民）：我儿子在外地工作，回趟家很不容易，他平时上班很少休假，像中秋节、国庆节等国家法定假期车票又难买，过年能回来就不错了，怎么可能给我做饭、陪我体检呢？出台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初衷是好的，但真的要子女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多半不可能。如“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在农村就很难做到。再如“教父母学会上网”，在农村很多地方并没有接通互联网，如何教父母上网？
访谈二：只要有心，不必看形式
范先顺（女，50岁，社区党支部书记）：很多人对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感到困惑，认为自己很多方面没有做到，只能划归不孝子女行列。于是，有人从内心排斥这个行动标准，觉得这是个违心的孝心裁判。其实做儿女的不必太在意这个标准能否在自己身上得到落实，只要有那份孝心，父母并不会在意你具体做了什么。
方向新（男，56岁，湖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只是一种倡导与引导，不能按图索骥，生搬硬套，关键是用心用情，不是说24条标准全部做到了才算有孝心。行孝不只是物质上满足父母，更重要的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尽孝除了“孝”还应该“顺”，比如，父母不喜欢过生日，就应该顺着他们的意，而不是教条地去理解，不必拘泥于形式，因为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只要有这个心，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就可以了。
访谈三：在行孝中唤醒自己，找回心中的敬意
史铁尔（男，54岁，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孝道的核心内容是晚辈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孝道是亲情，没有标准的认同何谈行动？任何一个做晚辈的都应该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父母晚年生活得更好。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是当今孝道文化建设的一个行动指南，它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要孝敬父母，尊敬老人。
于丹（女，45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论心不论迹。孝首先是你内心要有报答父母的愿望，新“二十四孝”告诉我们行动标准，并不是说你24条里面做不到20条就不是一个孝子。理解这个标准，完全不必教条主义。出台这个标准，是为了唤醒大家对孝的重视，更好地关心父母，学会感恩，找回心中的那份敬意。
访谈四：标准之外，还需制度保障
钱梅（女，29岁，私营企业员工）：一边是不断开枝散叶的小家庭，一边是日益增多的空巢老人，这就是当今社会的现实。因此，要想每一个子女都能定时、定期回家看望父母，仅有“常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文和新“二十四孝”的口头宣传是不够的。在呼吁子女增强孝心之外，政府还得配合出台一系列的保障制度。比如倡导在外地工作的子女经常回家看望父母，就必须增加法定节假日和探亲假，增加职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与机会。像春节这样隆重的传统节日，无论是在哪里工作，子女们都会赶回家和父母团聚。政府应当延长春节假期，比如可考虑把春节假期延长到元宵节，让父母与子女有更多团聚的时间。
李挚（男，43岁，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除了政府需要增加法定节假日外，机关企事业单位也要给职工行孝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多条件。一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法定节假日职工休假的权利，不以加班为由剥夺职工的休假权。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加班，就得严格按照国家的加班费标准发放加班费，或者发给比国家规定的加班费更高的加班工资。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职工休年假和探亲假的规定，让做子女的有足够的时间与父母团聚，表达孝心。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有关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刊策划此期专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告诉大家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告诉大家什么是孝，怎样做才算孝，更希望借此提醒每一个人：孝是一种责任与义务，要记得在工作之余给父母多打一个电话，多一声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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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
1.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
2.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
3.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
4.亲自给父母做饭；
5.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
6.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
7.为父母建立“关爱卡”；
8.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
9.教父母学会上网；
10.经常为父母拍照；
11.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
12.打开父母的心结；
13.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
14.支持单身父母再婚；
15.定期带父母体检；
16.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
17.常跟父母沟通；
18.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
19.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
20.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
21.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
22.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
论文摘要：曾子继承孔子孝道思想以及春秋以前的孝观念，将孝作为做人的基长准则，提 出重视生命延续的全体、贵生之孝；强调大经大法的根本之孝；区分了大孝、中孝、小孝的层次之孝。以敬为判断标；住重视孝道的履行，把孝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完善 了孝道思想的 内涵，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曾子是孔子的主要弟子之一，据典籍记载，他在孔门中拥有很高的地位。曾子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孝道思想。其孝道作为孔子的孝道理论和后来孝治派之间的桥梁，在先秦思想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 曾子孝道思想及实践
曾子孝道思想是继承孔子的孝以及更早的孝观念发展而来的。曾子以“身为亲之体”作为孝道确立的依据，提出了自己的新意，并以敬为判断标准，重视孝道的履行，把孝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善了孝道思想内涵。
孔子认为孝源于人内心对父母的真实情感，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而曾子在孔子基础 f=．进一步提出对父母行孝的根据，认为孝道源于“身为亲之体”，即：子女身体是父母身体的延续，子女生命也是父母赋予的。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并按照自己对孝的理解，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新意。他提出重视生命延续的全体、贵生之孝强调大经大法的根本之孝；区分了大孝、中孝、小孝的层次之孝。这些新意丰富了孔子孝道思想，也充实了曾子孝道体系的内涵，为后世孝道思想留下了宝贵财富。
曾子重视生命延续的全体、贵生之孝。他注重“全身为孝”，引用孔子的话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町谓全矣。” 认为子女要怀着敬父母的态度来爱护和保全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赋予自己的身体受到损害并让父母的身体通过自己及后代不断地延续下去：“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 对于父母赋予自己的宝贵生命更要珍惜，“父母生之，子弗敢杀……” 平时要注意安全，不令父母为自己担忧，“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而且曾子认为孝子没有 自己的忧乐，要以父母之忧为忧，以父母之乐为乐，“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
曾子强调大经大法的根本之孝。在孔子那里所重的是仁，孝仅是众多德行之一，处于从属地位。但到了曾子这里，孝被无限地拔高，成为一切的根本，“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曾子极力扩大孝的应用范围，把家庭伦理中孝的思想，子女对父母的敬爱，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在曾子看来，仁、义、礼、忠、信都与孝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之本教日孝，其行之日养……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把孝看作是衡量一切的准绳，是无所不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并指出孝充盈于社会每个角落，几乎可以囊括个人活动、社会关系以及政治行为等方面的所有规范，将孝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人类行为规范的最高层次。孝包含庄、敬、忠、信、勇诸范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⑨值得注意的是，曾子认为不庄、不敬、不忠、不信、不勇是不孝，是因为它们会给人带来羞辱，从而辱及父母。因此，尽管曾子把孝抬高到天下之大经的高度，但孝的根源仍是“身者，亲之遗体也。”阮元注释说：“不庄、不忠、不敬、不信、无勇皆易致祸害。首刑罚，毁伤身体，辱及其亲。” 曾子的贡献，是对孝的理论凸显。为了更好地突出孝作为大经大法的根本性作用，曾子对孝划分了层次。
曾子把孝划分为三类：大孝、中孝、小孝，其划分依据是以 对父母孝的方式。他说：“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大孝尊亲}”最重要的是对父母的尊、敬，这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 自己尊敬父母，终身无违，一种是促使父母受人尊敬。“大孝尊亲”一是尊敬父母 ，终身无违。曾子说：“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 还认为养志之孝不仅要关心、尊敬父母，而且要做令父母高兴的事情，不要违背父母。“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 与物质方面的养相比，精神方面令父母愉悦是更为重要的内容，而能否和颜悦色事父母就在于是否保持着一颗永远热爱父母之心。“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固如果父母有过，子女要和颜悦色地以尊敬父母的态度去进谏：“君子之孝也……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 二是促使父母受人尊敬。从积极方面说是扬名为孝。首先是不遗父母之恶名，“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其次是扬己之名，“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君子终身守此惮惮。” 扬己之名即扬父母之名，使父母受到人们的尊敬。对于“大孝尊亲”，阮元《曾子十篇注释》注日：“尊亲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如大舜以天下养，周公严父以配天，士大夫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曲而后来的《孝经》对曾子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认为扬名显父母是孝的最终形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不辱为孝”是中孝。即：不要因自己不合乎礼的言行而连累父母受到侮辱。不辱，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保其身，不辱父母之遗体；一是慎其行，不辱父母的人格。侮辱，尤其是大辱，会给人带来极其不良的后果。《白虎通义 ·丧服篇》引《礼记 ·曾子记》日：“大辱加于身，肢体毁伤，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昭穆之域也。”如果子女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连累父母，令父母之人格受到侮辱，会给父母带来不愉快，则与孝道背道而驰。
“其下能养”是小孝，能养就是赡养父母，父母赋予子女生命与身体，并且含辛茹苦地将其抚养成人，子女应思鸟兽反哺之情，尽力孝养双亲，满足父母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做到“慈爱忘劳”。“慈”者，《礼记 ·内则》日：“慈 以旨甘”。“爱”，谓孝子之有深爱也。“忘劳”，忘己之劳苦，如孟子所说：“竭力耕田，共为子职” 。
曾子也注意到了孝的等级化。在《大戴礼记 ·曾子本孝》中，曾子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明显地把孝按照社会等级区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与君子、士、庶人、任善相对应。古代学者对此进行了阐述，指出其中的君子指卿大夫，任善指王者。
而在《大戴礼记 ·曾子大孝》中，曾子把孝划分为三个等级：“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魏源认为曾子以等级来划分孝，“此别记曾子论孝之等也。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是为博施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是为备物。此既醉诗所谓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盖美王者孝量无匮竭也，故为大孝。此言天子之孝也。尊爵莫如仁，而以此尊其亲……此士大夫之孝也……于父母之慈爱则思而不忘。于己之勤劳，则忘而不思，所谓竭力耕田，共为子职，故日用力。此庶人之孝也。或曰慈爱，如《内则》‘慈以旨甘’之慈，谓已慈爱其亲。” 而在《大戴礼记 ·曾子大孝》论孝的三个层次中，曾子将诸侯、卿大夫、士视为一个阶层，与天子、庶人组成三个不同的阶层，分别以大孝、中孝、小孝作为对应。
从以上几种孝道层次划分的标准上来看，其本义是以对父母之孝的方式为依据，因提升到孝道层面，被赋予了道德的内容，并被应用到社会实践，显示出孝道层次划分的鲜明性。曾子讲孝道并非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非常重视孝道的践行，他本人就是孝道实践的典范。他的孝行实践不但具体地诠释了其孝道理论，说明孝道的可行性和实际意义，也反映了其对孝道实践的重视，因此我们可以把曾子的孝行实践看作其孝道的有机组成部分。曾子对践行孝道的重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孝行中表现出来。
其一，对父母的物质和精神并重的孝养。曾子事亲至孝，在《孟子》等文献中有很多对曾子孝行的记载：“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撤，必请所与。问有余，必目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蟹曾子事亲，能体察亲心，顺承亲意，无微不至。曾子行孝，孟子称为养志，可渭人子之行孝至矣。据《苟子》记载：“曾子食鱼，有余，日：‘泔之。’门人日：‘泔之伤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日：‘有异心乎哉!’伤其闻之晚也。”唧这是曾子笃于孝行的例子。《孟子》中还记载了其父曾皙生前嗜羊枣，曾皙去世后，曾子睹物思亲，遂不忍食的故事。曾子至孝之心忘己，其心中只知有父母，而己之好恶尽舍。孟子云：“大孝终身慕父母”固，曾子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
其二，重视以礼事亲之孝行。曾子认为，无论父母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子女要按照礼的规定去侍奉双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固。这表现在对在世的父母要敬、爱结合：“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固曾子认为始终保持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就是礼终：“父母爱之，喜而不忘……如此，谓礼终矣。”固父母去世后，要以礼葬父母，并以礼祭祀父母。“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固曾子强调以礼葬亲，并注重丧亲之情，认为孝子居丧期间的哀戚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的情感流露。他说：“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以礼葬父母时，曾子非常悲哀，后来他对子思说：“仅，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 按照礼的规定，“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曾子每读《丧礼》，泣下沾襟”。这不是因为《丧礼》内容精深，而是由于曾子念及双亲的哺育之恩，感叹再没有机会奉养父母。
其三，曾子提出子女要及时行孝。“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存亲也。”还说：“故人之生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时，其此之谓与?”固曾子认为子女安身处事应以如何奉养好双亲为基本价值尺度，从而提出一个人仕原则：父母在世时，不择官而仕。“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在曾子看来，官位虽低，但只要能供奉双亲，对父母奉养的人生价值就已经实现，如果一定要等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时才想起奉养双亲，那是一种不孝行为。
二 对儒家思想的影响
曾子孝道思想主要体现在《大戴礼记 ·曾子十篇》中。其所反映出的曾子孝道思想，被后人发展为孝治思想。曾子孝道理论对儒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孝经》的影响上。《孝经》是关于儒家孝道思想的一部重要论著，是曾子后学所作，是曾子门人对先秦时期儒家孝道思想，尤其是对曾子孝道理论进行的系统、精辟、完整的总结。何异孙说：“《论语》是七十子门人所记，《孝经》只是曾子门人所记。”固《孝经》继承了曾子孝道思想并对其作了发挥，突出“孝治”的理念。《孝经》对曾子孝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孝经》之孝治是对《曾子》之孝道的丰富和发展比较《孝经》和《大戴礼记 ·曾子十篇》的异同发现，《孝经》主要讲“孝治”，涉及孝治的内容占全书的80％，而《曾子十篇》中主要讲孝道。《孝经》明显受曾子孝道思想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为从孝道走向孝治。《孝经》提出的孝治思想就是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认为孝为“德之本”，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它“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四，忠君是至高无上的孝，不忠即是不孝，而不孝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最大的恶行，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
孝治思想的提出，使孝道由原来的主要属于家庭伦理的学说变为社会政治学说。曾子所提出的孝为天下的大经大法的思想是建立在处理家庭内部父子关系基础之上的，并未提高到孝治的政治层面。《孝经》则认为父子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孝是上白天子、下自庶人都应当恪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统治者能够用以教化社会民众的至善之德，“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 贤明的君主正是根据人们对父母的爱敬之情教育人们相互爱敬，故所有道德教化都是从孝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孝也就成为可以用来教化万民，使“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的至善之德。若“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正是基于此，《孝经》才将孝看作统治者可以用来平治天下的至德要道。因此，《孝经》认为孝具有治家和治国双重功能，以孝治家，则家庭亲爱和睦；以孝治国，则“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从而使天下太平，祸乱不生。由于《孝经》把孝道同伦理和政治揉为一体，适应了中国古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伦理社会的需要。
其二，《孝经》是从孝道层次划分着手，改造孝道。《大戴礼记》中，曾子对孝的层次进行了划分，把卿、大夫、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与天子、庶人并列为三个社会阶层。而《孝经》把孝按照社会地位分为五个层次，诸侯、卿大夫与士之孝已被严格划分，体现出遵守等级、严禁僭越、孝于君主等内容，孝已经表达出忠的内涵。《孝经》与曾子孝道理论的思想源流隐然可见，《孝经》继承、发展了《大戴礼记》中曾子孝道的思想，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了损益。《孝经》与《大戴礼记 ·曾子十篇》关系密切，其中的某些内容显然是对《大戴礼记 ·曾子十篇》中孝行、孝道的发挥。《大戴礼记 ·曾子大孝》重视“全身”，认为孝的最高境界是“尊亲”，《孝经 ·开宗明义章》则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二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大戴礼记·子立孝》中，曾子日：“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与臣言，言事君”，具有调和事亲与事君，并有以孝统一两者的倾向，《孝经 ·开宗明义章》则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二者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孝经》源于曾子孝道思想，是对其的阐释与发展。而曾子孝道思想经由《孝经》的发挥，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注：
①②⑥⑧⑨⑩⑥⑥③《大戴礼记 -曾子大孝》。
③④《吕氏春秋 ·孝行》。
⑤《大戴礼记 ·曾子事父母》。
⑦⑥《礼记 ·祭义》。
⑩⑩阮元：《曾子十篇注释》，清抄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⑩⑩⑤《大戴礼记 ·曾子立孝》。
⑩《礼记 ·内则》。
⑩《大戴礼记 ·曾子立事》。
①⑤《孝经 -开宗明义章》。
⑧⑤《孟子 ·万章上》。
② 魏源：《曾子章句》，清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①《孟子 ·离娄上》。
③《苟子 ·大略》。
③《孟子 ·滕文公上》。
《大戴礼记 -曾子本孝》。
④《论语 ·子张》。
⑨《礼记 ·檀弓上》。
③《礼记 ·曲礼下》。
@《尸子》。
④《韩诗外传》卷七。
⑤《大戴礼记 ·曾子疾病》。
⑤《韩诗外传》卷一。
⑤王正己：《孝经今考》，见罗根泽《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61～171页。
④⑩《孝经 ·三才章》。
⑩《孝经 ·五刑章》。
电视剧《绝密孝金》由万弘杰、蒋璐霞、白庆琳、郭鹏、王泇淇、何音、李虎成、陈龙、白海龙和张浩的人主演。
《绝密孝金》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军阀割据，各地乱成一片，首富郭老爷丢失了古籍《二十四孝》，江南某县警察局警探陈九斤主理这个案件。
陈九斤联合郭家大公子郭盖、线人万小宝等人，逐一调查，按照《二十四孝》中的线索寻找，找到当年受嘉奖的二十四位孝子的后人，集齐二十四块孝子牌，根据提示寻找被人藏匿起来的《二十四孝》古籍。
虽然故事以找寻丢失的《二十四孝》为主线索，但寻宝人陈九斤和郭盖身边的亲情和爱情也占了很大戏份，二人的遭遇穿插到《二十四孝》的原文故事，结合二十四位孝子后人的经历警示大家。
最后陈九斤、陈德发和万小宝等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绝密孝金，但大家在陈九斤的劝说下没有动这些金银珠宝，而是联合起来代为看管。但结局时陈九斤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和万小宝或潘家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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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四孝的依次评析
《二十四孝》是元代郭居敬编录，另有说法为其弟郭守正，第三种说法是郭居业撰。流传于后世的版本较多，但是故事一致，仅是在排列次序上有所区别。本文以明朝版本《二十四孝图》为文本，进行评析。(一)孝感动天。舜作为儒家推崇的上古帝王，是内圣外王的重要代表，实现了由孝顺到忠君到治理天下的理想序列。舜的原生家庭比较糟糕，父亲瞎子，生母早亡，继母泼辣，后母所生弟弟性格狂傲。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舜选择孝顺服从，由此感应天地，获得大象、小鸟、雷电的帮助;并且由此上达天听，授予大权，成功继位。在这个故事中，较为重要的关节点是由孝顺获得感天动地的效果，从而在世俗生活中获得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换言之，当孝顺无法感动天地时，如何支撑内在合理性?(二)亲尝汤药。刘恒作为皇帝，母亲生病三年，衣不解带，夜不合眼，精心服侍，亲尝汤药。这故事看点在于皇帝是真实人物，有据可查，不是凭空捏造的。但是疑点在于，皇帝每天日理万机，国事繁重，后宫佳丽三千，宫斗重重。皇帝能够有那么多精力去伺候母亲吗?故事价值意义在于，皇帝孝顺，被封为道德楷模，其他人必须无条件向其学习。这是政治权力向道德权力的扩张和占领，是政统、道统、法统的相互支持。(三)啮指痛心。孔子弟子曾参上山打柴，家中来客，母亲咬手指，产生心电感应，曾参奔赴回家待客。在这里，“跪问其故”非常有意思。对自己母亲说话，为什么需要跪着?这种潜在的不平等是等级制度固化的彰显。在皇权时代，百姓跪拜县官，臣子跪拜君王，是约定俗成的社会交往礼仪。仅由这一相类似的动作能够看见孝顺与忠君的同质性。(四)芦衣顺母。闵子骞家庭环境与舜相似，早年丧母，后母虐待。父亲知道实休掉后母，闵子骞反来劝阻，后母改过，从此一家人幸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我嗅到浓浓的琼瑶味道。闵子骞如同一朵圣洁的白莲花，后母虐我千百遍，我待后母如圣人。这种做法仅靠道德感召，单纯依靠以德报怨促使后母人格升华，价值观逆转效果如何?我对此持保留意见。(五)百里负米。子路为双亲背负米百里。这个故事较为正常，类似于一位居于高位的凤凰男矜持的忆往追昔。故事里没有血淋淋的杀子选择。疑点在于，背负米百里是否值得，难道不可以就近买米吗?难道唯有用一百公里的距离来衬托子路的虔诚和愚蠢?并且，孝顺与位居高位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性。这里更多是身居高位的子路，在生活和事业双丰收，物质生活极度奢华之后，志得意满地回头遥望。(六)鹿乳奉亲。郯子孝顺父母，装扮成鹿皮，取鹿乳娱亲。郯子作为一个小国的君王，还需要事必躬亲，难道不能指派侍卫、宠臣和下属去获取鹿乳?显然，这是罔顾逻辑的主题先行式撰写方法。同时，对于父母患病后过度索求的病态要求，郯子选择无底线地顺从，这种病患与亲属的相处模式在今天是负面评价居多。“病人家庭(在该故事中即病人之子)对病人予取予求，无异于对这种讹诈行为的纵容，却被叙事者视为美德。”［3］(七)戏彩娱亲。隐士老莱子七十岁为取悦双亲，身着彩衣，假装跌倒，学小孩啼哭，愚孝成分颇重。老莱子作为道家隐士的代表，这一事件表明孝顺价值观不仅局限于儒家学说内部，对于追求纯朴、复归自然的道家同样适用。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老莱子活到七十岁，父母应当至少九十岁，这侧面表明家境殷实，衣食无忧。这潜在地在孝顺与富裕之间做了关联，喻示着孝顺能够通达富裕。(八)刻木事亲。丁兰将死去父母刻为雕像，事奉敬仰。妻子作为恶毒配角出现了，针刺雕像，竟然流血垂泪。妻子被尚未谋面，尚未出场的父母通过丁兰之手抛弃了。愚忠的丁兰对于极权统治自然是温顺的绵羊，但是对于妻子恐怕是噩梦的来源。在汉代，妻子家庭地位卑下，一言不合就被抛弃。故事中隐含的敌意在于，父母通灵不是去帮助家庭和睦复兴，而是去毁灭;不是去惩恶扬善，而是将妻子塑造为打扰父子、母子亲情的潜在敌人和外来的破坏者。德国心理治疗大师伯特•海灵格的家庭系统排列理论重要指向是夫妻关系第一，夫妻与孩子关系第二，其它关系第三。在现代社会中，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逾越了夫妻关系，往往带来家庭关系的紊乱。(九)卖身葬父。董永被迫卖身葬父，遇到仙女垂怜，不仅与之结为露水夫妻，而且运用法力织布，偿还欠款。故事里面的奇迹在于孝顺拥有沟通神灵的力量，从而获取仙女帮助，财色兼收。这样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实际上将孝作为交换利益的工具。(十)埋儿奉母。为了母亲活下去，郭巨准备活埋自己的儿子。转折点在于，郭巨挖矿时获得天赐黄金。这是二十四孝中最令人为不寒而栗的故事。我不禁想到，如果没有挖到黄金，儿子就活生生地被杀掉了。难道，郭巨再没有其他选择，例如将小孩送人，例如自己多去挣钱，为何选择如此极端的境遇。其中，有一句“妻不敢违”。妻子不愿意，难道不能有其它选择吗?妻子不能够带着孩子重新生活吗?在这里我想起了清官海瑞，他是一位有名的孝子。但是，他五岁女儿从男仆手中吃东西，为此被逼饿死;他头两位妻子与婆婆不和，先后被休，最后一位妻子与妾先后自杀。这如同鲁迅所言，中国历史渗透着大写的吃人二字。抹灭人性的恶行道貌岸然，以孝顺的名义占据道德制高点，心安理得地做着惨绝人伦的恶行。(十一)涌泉跃鲤。婆婆爱吃鲤鱼，媳妇只能够天天做鱼，逆来顺受。并且，由于狂风大作，妻子取水晚归，竟被姜诗怀疑怠慢母亲，将其逐出家门。经过曲折，终于和好如初。这时候，神迹现身，家里有了堪比自来水的泉水，有了自动送上门的鲤鱼。这一故事是对中国家庭千古难题婆媳矛盾的范式解读。婆婆掌握家庭的绝对控制权，媳妇唯有谨小慎微，等待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这故事潜在隐喻是，孝顺具有神灵互动的巨大能量。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在于，丈夫具有幻想狂倾向，因取水晚归，就欲休妻;那以后会不会因为做饭难吃，坐姿倾斜，言语声音较大等莫须有原因，再次休妻?(十二)拾葚异器。蔡顺孤儿出生，孝顺母亲，桑树果实好些给母亲，差的留给自己。他的行为感动赤眉，赐给白米和牛蹄。这隐含社会反动势力对于孝道的价值认可，并且喻示着孝顺能够带来与强权者的物质授予。(十三)怀橘遗亲。陆绩随父亲到袁术家做客，偷拿橘子，被发现后，称偷橘子是给母亲，由此得到大家称赞。这一故事隐含意义是:偷窃他人财物是错误的;但是，在孝顺名义下，偷拿他人物品是褒扬。在汉代，礼法交融，逐渐礼大于法，孝顺大于法。中国文化的糊涂账在于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混为一谈。在孝顺的名义上，一切皆可为之。(十四)行佣供母。江革少年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遇到劫匪，哭泣告知上有老母，得以逃命。即便跌入赤贫状态，尽力孝顺。这一故事隐喻在于劫匪遵循和认同孝道价值观。并且，江革成为孝廉，从屌丝阶层青云直上，成为官宦阶层，孝道的现实功利价值体现的淋漓尽致。时下，这一求饶模式已经戏剧化了，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三岁小孩，这已经成为狗血般经典套路。(十五)扇枕温衾。黄香九岁丧母，一心伺候父亲，夏天扇扇子，冬天暖床。获得太守表彰。这故事表述的是，黄香不能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必须以父亲的需要为第一位的。这样的行为呈现，是他内心真实的自由的想法，还是被父母刻意塑造为一个父母利益至上的木偶?这就非常值得思考了。(十六)闻雷泣墓。隐士王裒母亲生前惧怕打雷。死后遇到雷天，王裒奔到坟墓前面，痛哭流涕。巨婴国中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恋母情结，在这里用起来恰如其分，即王裒尽管生理成人，但是在心理上尚处于哺乳阶段，尚未断奶。(十七)恣蚊饱血。吴猛八岁，家里贫穷，无钱买蚊帐，他自告奋勇充当吸蚊器，为了父母少受叮咬。八岁小孩人生观尚未定型，为了父母可以无限度的牺牲，这种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父母的荣光，为了迎合父母潜在的需求，是付出到了没有自我的限度?可见，中国传统孝道教育是培养出没有独立意识，没有自我边界的空心人，而不是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公民。(十八)卧冰求鲤。王祥幼年丧母，继母恶毒，父亲不喜，陷入悲惨生活。王祥孝顺如初，为了继母吃鱼，脱掉衣服卧于冰上。奇迹出现了，冰面消融。两条鲤鱼越出冰面。故事主线依然是孝顺感动天地，这使得充满受虐倾向的行为艺术获得传统伦理学的解释。反过来，如果没有奇迹，王祥是否裸冻死在冰面上。(十九)扼虎救父。杨香是一名十四岁的女孩。为了救父亲，爆发洪荒之力，与老虎搏斗并胜利。杨香举动是下意识的，但是未尝有太多的思考，更多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和对亲人即将丧命的愤怒。这一故事奇迹在于十四岁的小女孩打败了穷凶极恶的老虎。现实中可能性是，如同北京动物园的老虎一样，老虎不费吹灰之力干掉了杨香和她的父亲。(二十)哭竹生笋。孟宗的父亲早逝，母亲年老病重，在冬天蛮横无理地要求吃竹笋。孟宗计无所出，抱着竹子号啕大哭。奇迹出现了，竹子冬天长出竹笋，母亲吃后痊愈了。这里的关键点是，竹笋如果没有出现，孟宗哭声消逝在冰冷的竹林，一切依旧。孝顺到没有个体独立思考，七尺男儿面对母亲无理取闹唯有哭泣，这也是挺悲伤。(二十一)尝粪忧心。庾黔娄刚当上县令，感应到父亲病重，抛弃官位赶回家中。尝父亲粪便，并且向北斗星辰祷告，愿意代替父亲送死。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故事。有很多尚未出场的人物，她们如同中国画的留白一般，给予人无限的遐想。例如，庾黔娄的妻子对于由县官变为平民的地位落差如何看待，庾黔娄的母亲对于抛弃官位如何看待，对于学习越王勾践一般品尝粪便如何看待，庾黔娄为何不可以先请一个月事假，回家看望父母，或者将父母接到身边照顾?当然，对于主题先行的叙事模式，需要有矛盾冲突，在做官和照顾父亲中做一个斩钉截铁地极端选择。估计编撰者未意识到的是，这一选择隐喻在为皇权服务和为家族服务中，忠君是排在第二位的。(二十二)乳姑不怠。崔山南的祖母唐夫人到六十岁，还用乳汁喂养婆婆长孙夫人。这个故事有些玄幻色彩。一是唐夫人为何到了六十岁还有乳汁，这不符合生理常识。二是唐夫人作为官宦之家，难道找不到奶妈?需要这样子去作秀吗?三是难道没有更加好的孝顺方式?这个故事隐喻在于孝顺与崔山南官居高位有隐蔽的联系，换言之，孝顺带来功利角度的家运昌顺。(二十三)弃官寻母。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妒忌，被迫出嫁。五十年之后，朱寿昌弃官寻母，终于在陕西找到。这个故事潜在含义在于:第一，大家庭中妻妾之间的矛盾天生不可调和，最终刀刃相见。第二，为何需要等到五十年，等到五十七岁才去寻找，不可以提前吗，不担心生母死亡吗，要知道古代人平均寿命四五十岁啊。第三，他对于嫡母、父亲没有怨恨吗，还是不敢有怨恨。第四，孝顺的对象是谁，是生母还是嫡母。(二十四)涤亲溺器。黄庭坚身居太史，竭尽孝顺，每晚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这一故事看点在于，孝顺必须通过洗涤夜壶来表现吗?仆人哪里去了，侍女哪里去了，做秀成分过于实际情况吗?
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教育角度的简要启示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二十四孝》不合时宜的诸多方面。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教育方面，评析《二十四孝》有以下两方面价值:(一)孝顺需要有边界意识。在中国民族潜意识心理中，孝顺具有核心的伦理价值。这也是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引起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响的重要根源。孝顺的核心在于顺从父母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与传统的孝道相比，新孝道需要具有边界意识，即自己成为独立自主、独立思考的个体。在此基础上，个体对于父母需求和回应在独立思考之后，有限度给予满足和回应。(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教育需要培养儿童的真实个性。《二十四孝》是一本古代的启蒙读物。它的教育群体是针对儿童。这种培养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压抑儿童的天性，要求儿童以父母的喜怒哀乐为自己价值抉择的标杆。这种培养模式违背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容易埋下心理疾病隐患，造就人格分裂或者伪君子式的双面人。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教育需要遵照儿童心理成长规律，引导儿童自由表现自我的真实个性，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展开爱国教育、诚信教育、敬业教育和友善教育。
作者:曾永安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夏康达．从“二十四孝图”说开去［J］．道德与文明，1997，2:46
［2］陈谷嘉等．论《二十四孝》的人伦道德价值［J］．伦理学研究，2008，4:78
［3］潘大为．“二十四孝”中的病人、家庭与医生［J］．开放时代，2015，1:113
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立着一块青石碑：“陈少梅1909-1954”。陈少梅虽然只有短暂的四十五年生命，但他却以他独特的风格，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二十四孝图》便是他41岁时的力作。
周末上午我行走在新旧难分、五色杂陈的古董摊中，目睹昨日文明的遗存，感到自己是个岁月河边的淘金人，不由得心情舒畅豪情满怀。
寻寻觅觅，赏赏玩玩，在一外地老头的摊上发现一沓旧册页，作画的双面宣纸有明显的水渍，边角处已泛黄缺损，夹画稿的铁夹锈迹斑驳，似乎有点年头了。蹲下身去逐张浏览，册页比十六开杂志稍大点，工笔重彩，画的都是一个个古代孝子的故事，有“埋子奉母”、“哭竹生笋”、“亲尝汤药 ”等二十多幅。画稿每幅都钤有篆书“少梅”或“陈云彰”的印章，莫非这就是陈少梅的名作《二十四孝图》吗？我不由得心跳加快，待调整情绪冷静下来后，屏气凝神重观画稿，很快发现问题找出破绽。
陈少梅是湖南衡山人，名云彰，字少梅，别署升湖。幼承庭训，垂髫时即习诗文书画。其父陈嘉言先生为湘省名士，光绪乙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晚年归故里，主持衡阳书院(船山学社)，曾支持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少梅画品高标古雅、傥然不群，概得于家风。1925年在北京知遇于清末民初画坛巨擘――南浔人金城，成为金城的关门弟子，并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因年龄最小而画品最高，被会中名流耆宿誉为“神童”，金城更认定少梅“前程无限”，为其取号“升湖”。次年又加入名噪一时的“湖社”。1930年，少梅画作参加比利时建国百年纪念国际博览会，荣膺银奖，斯年21岁。同年，主持湖社天津分会。 少梅善写古今人物，融周臣、唐寅、仇英、戴进诸家笔法，工谨与豪壮相兼，而自出机杼。其山水画颇具宋人风范，承郭熙、马远、夏圭诸家笔墨，兼容明代“浙派”与“吴派”之长，下笔沉着爽利，其金碧、青绿、浅绛、水墨等品类山水皆工，尤以青绿山水最见精神。《二十四孝图》乃少梅先生41岁时盛年之杰作，其题材不多见，笔墨工雅，设色清丽，非同寻常，故堪称国之重宝。
一个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大家杰作会出现在江南小镇的地摊上，且以如此低廉的价位出售，这本身就让人匪夷所思。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手头这《二十四孝图》有明显的仿摹痕迹，临摹者虽有一定的国画基础，但底气、功力都明显不足，缺乏深厚的驾驭笔墨功夫，无法达到于变幻中见风姿的效果。作品整体给人印象是笔力软绵，构图粗陋，设色浮浅，印章模糊，印泥发污，无疑是近人临摹做旧的劣作。
回家后马上打开电脑补课，在“百度”上搜寻到不少与陈少梅有关的内容。陈少梅先生是在1950年冬天应朋友之约，绘制了《二十四孝图》册页。这样内容的画本，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又是由大家精绘，可谓绝无仅有，弥足珍贵。陈少梅所绘《二十四孝图》册页当年被人带至台湾，2003年初又从台湾辗转流传到香港，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被国内的收藏家购回，在2004年北京嘉德秋拍会拍出495万元的高价。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清画家王素给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陈少梅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不应该完全抛弃，孝道作为维系和促进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仍然应该发扬光大，这就是他绘制《二十四孝图》的思想基础。《二十四孝图》又是陈少梅先生以传统画题为题材的最后的画作，1954年他终因积劳成疾，猝然辞世。
《二十四孝图》中有两则故事――晋代郭巨的“埋儿奉母”，三国孟宇的“抱竹求笋”据说就发生在浙江安吉的孝丰镇。孝丰镇政府正在筹建孝子公园，准备建一个长廊，将镌刻在石碑上的《二十四孝图》陈列起来，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滋养后人。■
一、孝文化与北魏的政治生活
1.孝与奖励制度
西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孝廉制度，以孝作为选官的标准。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由此产生了孝廉制度。两汉政府把是否有“孝行”作为选官标准，由社会上举荐，以此选拔人才。到北魏时期，这种以孝选官的方式转变为一种激励制度，即对孝悌行为进行褒奖。史书上记载了北魏时期著名的孝子贤孙，其中有一半都受到朝廷的奖励。相传高湖之子是著名的孝子，守丧期间，天降祥瑞，“有司以闻，昭表闾里”。[1]孝子经常会因为自己的孝行为而做官。北魏著名孝子杨引，因为孝，政府给予旌表，豁免徭役，又给予散员的官职作为奖励。但与两汉时期不一样的是，孝子得到的官职许多都是虚衔，不会入朝参政。北魏只是把官职作为一种奖励来激励孝子，并没有像两汉将举孝廉作为选官制度。
2.孝与司法制度
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之后，孝文化开始与司法制度相结合。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父权家长制，日常的生活中，老幼尊卑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在北魏时期，法律的制订融合了孝的因素。首先就表现在怜悯老人方面。北魏孝文帝时期，“诏诸北城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以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抚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还。”[2]北魏律法曾经规定，在年过80岁以后，除非是杀人犯科，其他的都可以免于刑罚；年过49岁以后，犯人在接受审讯的时候，就可以免受体罚。其次，特殊情况给予赦免。在孝文帝时期，对于死刑犯，如果罪犯还有父母和祖父母，且没有成年的后人时，只要家人上书奏请，可以允许罪犯奉养老年，直至送终后再服刑。第三，子女可以包庇父母的罪行。西汉时期，颁布了“首匿法”，明确说明子女包庇父辈的过错可以得到容许。北魏时期，统治者沿用了这一诏令，并在律法中付诸实践。由此可见，孝的伦理作用已经上升到法律高度了，并且可以借助法律强制执行。
3.皇帝重视《孝经》
北魏孝文帝改革，把孝文化带给了鲜卑族，也对皇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孝文帝令人把《孝经》翻译成鲜卑文，以供鲜卑人学习，把孝的思想带给了国民。据记载，正始三年（公元506年），宣武帝开讲《孝经》；公元516年~528年，魏孝明帝时期，大臣王遵业与崔光一起给皇帝讲解《孝经》。同时，孝明帝自己在宫中也亲讲《孝经》，并留下著述《孝经义记》。皇帝重视《孝经》，使得这本儒家经典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得到广为流传，促进了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提高了其文明程度。
二、孝文化与北魏的社会生活
1.孝与养老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已，一方面是社会动荡，老年人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难以有切实的保障；另一方面政权更替频繁，篡夺之事不断发生，忠孝很难两全。北魏统一北方后，维护了北方的稳定，吸收了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养老与敬老之风逐渐表现出来，形成了专门的养老制度。这一时期由于门阀士族盛行，所以士族和庶族的养老又是有区别的。
北魏时期，门阀士族与政府官员的养老待遇是比较优厚的。北魏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致仕，诏“给上公之禄”。尉元卒，赐布帛彩物二千匹，温明秘器，朝衣一袭，并为营造坟墓。葬以殊礼，赐帛一千匹。[3]二三品官员退休后，多加官致仕，保持原来的俸禄，甚至是略有增加。北魏时期，高平王王琚致仕，诏拜“散骑常侍养老于家。前后赐以车马衣服杂物不可称计”[4]。由此可见，北魏时期，养老敬老之风盛行，养老待遇之优厚，也是前世所未见的。
庶族是一个广泛的群体，可以把士族地主以外的所有阶层称为庶族。与士族阶层所拥有的特权不同，庶族很少能享受到封建特权，其年老生活与养老主要靠自己的家庭收益。[5]北魏统治区域都是在北方地区，其养老的风气与南朝统治的东晋有很大的不同点，如“漪氏县人令狐仕，兄弟四年，早丧父，泣慕十载，奉养其母，孝著乡邑。而力田积粟，博施不已。”“又东郡小黄县人董土浑，兄养，事亲至孝，三世同居，闺门有礼。”[6]从典籍记载来看，北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养老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养老情况是不同的，北方地区是兄弟们共同养老，一般不分家。[7]
北魏建立的养老制度是孝文化得到推广、孝观念得到认同的结果。政府给岁数年长者给予专门的物质赏赐；同时，养老制度还与社会救济制度结合起来，救助孤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养老风俗还受到佛教的影响。例如，北方许多地区聚族而居，聚族养老及聚族殡葬的风气，就是佛教影响的结果。
2.孝与丧葬制度
汉代崇尚儒学，孝悌之义得到认同，并流传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战乱影响，各个民族建立的政权多，但存在时间短，旋即改朝换代。生命无常的残酷现象在广大社会成员的心里烙上了深深的烙印；佛教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思想广泛地影响着北魏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很难要求臣民对自己效忠，只能大力宣扬孝道观念。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各种孝义故事层出不穷。朝廷极力提倡孝道，如“迁葬曾祖以下三世九丧，倾尽资业，不假于人，哀感毁悴，有过初丧。百司奏闻，标闾复役，以彰孝义。”[8]
由于受灵魂不灭思想的影响，北魏丧葬习俗也得到很大改变。许多人认为既然灵魂不灭，死后又有另外一番世界，所以老人过世的随葬物必须丰厚，以彰显孝子的孝心，由此形成厚葬习俗。纵观北魏王朝的历史，厚葬是盛行的，尤其是北魏皇室，“国家营葬，费损巨亿”[9]，极尽奢华之风。据考古资料，已经发掘出来的大同方山冯太后永固陵以及孝文帝拓跋宏的预营寿宫，规模宏大，结构壮丽。
在丧式葬法上，北魏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受南朝风俗影响，与南方的传统葬法区别不大。
三、对北魏孝文化的思考
1.孝的二重性
北魏统治者重视孝文化，使一个原本不知中华礼仪的少数民族开始形成一整套尊老的礼仪，大大提高了拓跋鲜卑族的文明程度。传统的孝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即是表现在“养”和“敬”的两个方面，“养”父母、“敬”父母是人最起码的道德准则，生育之恩、养育之情是人所不能忘的，人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接受孝的。[10]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在吸收中原文明之前是不重视孝道的；但他们在接受孝的观念以后，家庭和睦，家族逐渐壮大，以小农为主的家庭关系更加稳定了，发展到后来，出现几代之间“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盛行，统治者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维系在这些世家大族身上，血缘宗亲制度得到重视，而“孝”则是维持血缘关系的纽带。北魏统治者重视孝文化，就确保了世家大族对自身统治的支持。这也是在魏晋南北朝这样大动乱时期，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竟然能维持近150年的重要原因。
当然，孝文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由于是乱世，这一时期的孝文化的虚伪性、欺骗性增加了，出现许多愚孝的例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孝道原本的涵义，带有很强的愚弄性。其主要表现在：孝子刻意行孝，经常做出一些荒诞的事情，甚至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丧礼频繁，厚葬之风盛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功利色彩增强，许多孝子带着做官的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一个“孝子”的名义，把“孝”当成自己升官发财的铺垫，造成不好的社会风气。
2.北魏孝文化对北朝的影响
史家将拓跋珪建立北魏（公元386年）到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公元581年）这段时期称为北朝。而北魏以降的北朝是在北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北魏的统治对北朝后期王朝影响是很大的。
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重视儒家文化，国力强盛，形成北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而继承皇位的后世皇帝虽然也重视儒家文化，但其儒学修为却远远赶不上孝文帝，也没有那么热衷于推广儒家文化。鲜卑族自身传统以及尚武气息并没有因为孝文帝的改革而彻底废除，又因为外戚专权、内乱不止，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裂。北魏分裂后，权臣宇文泰和高欢分别控制着西魏和东魏。高欢依靠鲜卑贵族“六镇兵变”而发展壮大，其身上有很多鲜卑族的传统因素。他们排斥儒家文化，甚至出现皇帝母亲死后，皇帝仍然饮酒作乐的现象。这为东魏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而西魏权臣宇文泰却重视儒家文化，利用儒家文化消除各民族间的矛盾，提倡礼仪，知人善任，最终逐渐壮大。后继的北周仍然重视儒家文化，孝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维护了北周社会的稳定，为后来隋朝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北魏统治时期，无疑是重视孝文化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社会民风习俗上都可以看出来。这对北魏统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成了北魏前期的辉煌。北魏后期由于鲜卑族传统文化的泛起，儒家文化受到打压，纲常伦纪不再，也导致了北魏的衰落以及灭亡。后继的西魏、东魏以及北齐、北周的统治者，由于对儒家文化态度不同，最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孝文化的推广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有利于巩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统治。
注释：
[1]《魏书》卷三十二《高湖传》。
[2]《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
[3]参见《魏书》卷五十《尉元传》。
[4]《魏书》卷九十四《阉官·王琚传》。
[5][7]参见张承宗：《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6][8]《魏书》卷八十六《孝感传》。
[9]《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十六《风俗》。
[10]参见李建业：《孝文化与汉代社会》，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银发中国”、“未富先老”、“空巢老人”，每一个词汇都在提醒我们，中国正以一个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迅速老去。
大连68岁的宋老太平时一个人在家，没事的时候就去摁一下抽水马桶，两个月放掉98吨自来水；青岛退休老人李树安每天坐着公交车兜圈，只为打发时间；广东的陈奶奶搬着一个小板凳坐在所住的车库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偶尔遇到熟悉的说上一两句话——这是她每天能当面说上话的所有人；重庆老人吴豁然在家附近的张贴栏发广告：寻找勤俭懂事、黑发黄皮肤的单身女性合住，零房租，只要能陪自己聊聊天……一桩桩“匪夷所思”的事，无不反映出老人的无边孤寂和落寞。至于老人独自在家中去世的事情，也曾见于报端。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你在外面打拼社交，是谁在陪你的父亲母亲？你有同事聚餐，有同学聚会，有QQ空间，有微博关注，但你知不知道，你的父母亲早晨怎样去的菜市场，下午怎样收拾房间，他们找谁聊天，向谁倾诉？
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等机构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对对看，你做到了几条？
新“二十四孝”行为标准
1·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2·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3·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4·亲自给父母做饭。5·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6·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7·为父母建立“关爱卡”。8·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9·教父母学会上网。10·经常为父母拍照。11·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12·打开父母的心结。13·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14·支持单身父母再婚。15·定期带父母做体检。16·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17·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18·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19·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20·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21·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22·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23·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24·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
“孝”应
A、子女：从现在开始弥补
网友周雪莹：看完“新二十四孝”，我哽咽了，我为父母做得太少太少了！现在开始我要弥补！
读者竖心旁：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新二十四孝”每一项都是生活中的小动作，体现的却是子女的用心。现代社会，儿女们或谋生在外，或成家立业，肩负更多责任与压力，但无论如何，不要把孝顺这件事儿放在角落。
网友紫晶灵：远在外地工作，想常回家看看都不容易，别说是给父母做饭、陪父母看电影了，太难了！下次回家给爸妈装上网线，每天视频。
网友张海澄：五个字：“常回家看看。”如做不到，退而求其次，“常打个电话”。如果这也做不到，干脆承认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读者李平彤：100个家庭的老人会有100种不同的性格爱好，子女不一定非得按照标准做。但平时要多注意老人的需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量身定制属于自己的“二十四孝”，只给“对的”，才是真的尽孝。
B、父母：愿子女常说知心话
读者朱女士：“新二十四孝”我能背下来，但不求孩子们都做到。孝顺主要是用心。他们果真照标准做的话，反倒成戴上道德枷锁了。
读者王全发：孩子大了，和父母越来越疏远了。要是他们能常和父母说说知心话就好了！
网友非典型50后：这二十四条是从老年人需求出发的，但孩子们做不全也不要紧，只要把父母的事放在心里，仍然是孝顺孩子。家庭幸福讲究的是父慈子孝。
读者郭老太：子女经济要独立，要能赡养年老久病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孝顺。
网友念亲远：平平安安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
C、深度关注：离不开子女的“小孝”，更离不开社会的“大孝”
临沂市孝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梁作军：孝是道德层面上的一种倡导，这二十四条标准是个理想化的模型，意义就在于引导，尤其是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教父母学会上网等，与时俱进，倡导关注老人精神世界。
刘俊博：“新二十四孝”是对孝的回归的呼吁，重要的是唤醒匆忙往返于名利场的每个人回过头看看自己的父母，重要的是建构起一个孝道社会。
网友张贵峰：孝道不仅是个人家庭的“人子之孝”，还是整个国家社会制度之于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之孝。老年人能否有体面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既离不开来自子女的“小孝”，更离不开源于社会的“大孝”。
网友石城客：没有养老体制的基本保障，没有户籍制度的深入变革，没有公共服务的健全，乃至于没有人性化的休假制度，做子女的想好好服侍老人，并不容易。
读者南方：计划生育导致的“4 2 1”的家庭结构，产业分布不均导致的异地求职，外加婆媳矛盾、老人与年轻人分开而居的现实让“四世同堂”的养老愿景受到了空前挑战。单靠子女的孝心，很难解决。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在生育意愿很低的中国城市中，即使现在允许生二胎，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养老危机。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劳动者能够创造出的财富得到增加，使更少的人口能够抚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这是解决养老危机的关键。
外国人如何尽孝
放眼全球，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又是如何体现孝道的呢？
A、法国：成年子女离家，给双方自由
父母会让成年子女离开家，本意不仅仅是给孩子自由，还包括还自己自由。虽然他们也享受跟孙子、孙女之间的一些生活，但是其余时间想出去旅游，或者要出去见朋友，或者要去看电影之类，非常自由。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丰富，而不像中国父母围着子女转。所以在法国，子女成年后离家恰恰是孝的一种体现。
B、日本：尽孝费用一年14万日元
母亲节、父亲节是很重要的日子，幼儿园的老师会教孩子们给父母制作礼物、日本人一年为父母尽孝所花的费用平均大约是1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其中主要花在为父母买礼物，一起去吃饭和回乡探望父母上。日本每年的盂兰盆节和元旦也像中国的春节一样全国大移动，都是回家乡看望亲人的。
日本的子女在结婚以后基本就是另一个独立的家庭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但常年为子女带孩子的并不多。
C、非洲塞拉利昂：一生不分离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 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_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_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摘要】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慈孝文化是其核心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在追溯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从清东陵的建筑格局、祭祀礼仪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以对清东陵所蕴含的慈孝文化作一综合考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它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堪称中华皇陵的集大成者。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风水文化、建筑文化、礼仪文化、宫廷文化和人文文化等。其中，慈孝文化是清东陵核心文化的重要一环。
本文拟从清东陵的陵寝建筑、礼仪制度、历史人文等方面出发，对清东陵蕴含的慈孝文化试作考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溯源
所谓慈孝，即父慈子孝之意。慈孝是构成中华传统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重要元素，随着社会文明的衍进与历史发展，它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逐渐成为民族的整体心理诉求。
慈孝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其中，“孝”字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资料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商代青铜器上刻有“孝”的象形字，为上老下子作服侍状。《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这是最早对“孝”字的释义。《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承，奉也，受也。”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说明了孝的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和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孝”逐渐延伸到政治、宗教等广阔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儒家极其推崇孝道，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1]认为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以孝立身理家。“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3]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孝思想，他向梁惠王“申之以孝悌之义”[4]，反复宣扬孝治成为他为人君设计的一种理想治国境界。
秦汉以降，经过历代儒家大师的不断完善，“孝”观念逐渐系统化、理论化，而《孝经》的出现，则标志着“孝”文化的成熟，孝道思想也越来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代，“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成为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将举孝廉作为一项重要政绩来考核地方官吏。到了唐、宋、元、明、清各朝，“孝”更是成为治国之本。历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帝业世代相传，都提倡“孝、悌、忠、义”等道德观念，而其核心则是“孝道”二字，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和首要规范，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码条件。因此，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均有“以孝治国”的政策和措施。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曾说过：“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可见孝道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崇信祭祀祖先能保佑子孙后代，认为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此，“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5]而封建帝王尤其崇信尊祖崇宗可以荫佑子孙，福泽帝业，以“事死如事生”为孝之至也。营建山陵以承祭祀，是帝王们尊崇孝道的具体表征。文献记载，秦汉时代的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6]，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作为清朝入关后营建的第一处皇家陵园――清东陵，正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产物，其蕴含的孝道文化，在陵寝建筑规制、布局的设计以及祭祀礼仪、祭品等方面都有生动的体现。
二、清东陵建筑制度反映的慈孝文化
清朝统治者将“以孝治天下”视为心传家法，如在皇帝死后的谥号中都有“孝”字，皇后的谥号第一字也均为“孝”字，可见对孝道的推崇。在清代帝王的眼中，山陵不仅关系到帝运之盛衰，国祚之长短，更是其展孝布思的场所，所谓“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7]。清东陵坐落在遵化昌瑞山南麓，其恢宏大气的陵寝建筑生动阐释了传统的慈孝文化。
（一）清东陵“居中为尊”的建筑格局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体现。
“居中为尊，长幼有序”是中华民族奉行慈孝的基本原则。《管子・度地篇》“天子中而处”，道出了贵为天子的独特地位。《荀子・简陋篇》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把天子居中而尊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天子不仅生前居中而尊，死后的葬地格局也是如此。“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8]清东陵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处庞大帝王陵区。
孝陵是清朝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在规划建筑时，充分考虑了首陵为尊的独特地位，借以彰显后代子孙的孝道情怀。
首先是奉孝陵为主陵。孝陵位于清东陵陵区中轴线上，北依昌瑞山主峰，南望金星山，坐北朝南，居中而建，位置至尊至贵。孝陵两侧，康熙帝的景陵傍依其左，乾隆帝的裕陵陪护在右，咸丰帝定陵居次右，同治帝惠陵居次左，秩序井然，正好实现了《周礼》强调的“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宗法制度。同时，建有景陵、裕陵、定陵的引进神路，并均与孝陵主神路相连，反映了“祖孙衍继，一脉相承”的伦理观念（图一）。这样的陵寝空间布局，秉持的精神实质即为孝道思想。
其次是孝陵的建筑规制最为完备。孝陵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是顺治帝死后由其子康熙负责经营修建的。康熙为了显示天家孝道，一方面借鉴明代长陵制度，一方面因时制宜，使孝陵别开有清一代皇陵典制，其建筑规制之完备，不仅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且充分体现了“厚葬以明孝”的思想。
孝陵神路全长5500米，神道上设计了30余座（组）集礼制性和功能性于一体的建筑，气势恢宏，为清陵之最。其中，最能体现慈孝文化的是石像生组群和神功圣德碑亭。孝陵石像生凡十有八对，凸显了墓主人生前主宰天下的非凡气势，具有很强的纪念性（图二）。《礼》曰：“祖有功，宗有德。”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为陵寝内最高的单体建筑，通高“九丈九尺九寸”，为阳数之极，寓意墓主人的功德无以复加。孝陵碑文通篇共计1700余字，历数了顺治在位18年间的文治武功，尾款为“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孝子嗣皇帝玄烨谨述”。康熙帝丕承遗绪、永言孝思之情显而易见。
（二）康熙帝景陵规制凸显了传统孝道文化。
康熙帝景陵建于康熙十五年至康熙二十年（1676―1681），是清东陵内的第二座皇帝陵。景陵处处尊孝陵为主陵，严格遵循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传统埋葬制度。
为了彰显孝道，景陵的建筑多遵照孝陵的规制，如神道碑亭以北的建筑规制几乎与孝陵相同。而最终建成的景陵，其规模仅为孝陵的一半左右，不仅裁撤了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等建筑，而且将石像生由孝陵的18对缩减为5对，并将体量大幅度缩小。景陵神功圣德碑虽由孝陵的一碑增为双碑，但立碑之初，雍正帝即专门下旨强调：“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较多，一碑不能尽载，宜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汉文。其碑若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宽展，恐有未安，即或加宽，必不可加高。”[9]实测比较发现，两陵功德碑的高度相差20厘米，与记载相符。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景陵之于孝陵的谦卑与诚敬。而后世的泰陵、裕陵、昌陵中竖立的功德碑，其尺度均沿用了景陵的作法，高度依次降低，以示谦敬。
在孝陵石像生的北侧，设置了一道礼仪性的门户，称龙凤门，为石雕三门六柱形式，用四段琉璃墙连接，是一座神化了的天门，规制很高。景陵改龙凤门为牌楼门，五间六柱五楼形式，虽然它们的作用相同，但是牌楼门与龙凤门相比，规格相对低一些。孝陵、景陵建筑规制的差异，体现的是父子尊卑有别，倡导的是慈孝精神。
（三）雍正帝对祖宗陵寝的孝道情怀。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嗣统，君臣猜忌盈廷，皇室内部纷争不断。雍正帝为了表明自己忠孝青白，即位名正言顺，遂在办理康熙丧葬及陵寝事务上做足了文章。除了诏命为乃父康熙竖立两块功德碑并亲自撰写了4300余字的碑文外，雍正还做了两件出人意料的事，以尽人子的诚孝之情。
一是以血荐陵名。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七日，内阁大学士等为康熙皇帝的陵寝拟定了六个陵名，恭呈御览。雍正帝“哀恸不胜，亲刺指血圈出‘景陵’字样”[10]，满语译作“安巴灵武”。“景”字在谥法中有13种美好寓意，如“耆意大图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少而有老成之谋能大其功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康熙少年继位，幼有大志，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兼开创，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雍正以景陵作为康熙的陵名，显得恰如其分，同时也可看出他的一片赤诚。
二是为景陵亲书牌匾。清制，皇帝陵的明楼、大殿、宫门上分别悬挂斗匾一方。明楼上的斗匾题写陵寝名称，大殿题写“隆恩殿”，宫门题写“隆恩门”。康熙的陵名确定后，就要书写、悬挂匾额。雍正皇帝很重视，亲自书写了一幅，又命诚亲王、淳亲王及南书房翰林中擅长书法者敬谨书写，然后召九卿及南书房翰林们一起阅看，并谕曰：“今景陵碑匾，朕亦敬谨书写，非欲自耀己长，但以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尔诸臣可公同细看，不必定用朕书。须择书法极好者用之，方惬朕意。”[11]诸臣奏曰：“御笔之妙，天纵自然，而仁孝诚敬之意，流溢于楮墨之间，正与陵寝大事相称。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实为欣慰。”[12]所以，景陵三方斗匾上的字都是雍正皇帝的亲笔御书，其孝敬之情不言而喻。
另外，从雍正为自己选择陵址一事上，也能看出他对传统孝道的重视。史载，雍正皇帝最初本想遵循“子随父葬”的制度，在东陵选址建陵，并勘定了“九凤朝阳山万年吉地”[13]。然而在施工时，意外发现穴中之土带有砂石，只好中断工程，另选吉壤。最终，卜得易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面对这样的结果，雍正唯恐于礼法不合，落下不孝的罪名，心中不免顾虑重重，于是谕令群臣妥议具奏。谕旨云：“朕之本意，原欲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但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寻议，……虽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14]于是始定陵址。这段史料明白记录了雍正开辟西陵的心路历程，也再一次诠释了时人经营陵寝时以孝为先的指导思想。
（四）乾隆帝“昭穆建陵”彰显孝道苦衷。
乾隆登基后，本想将万年吉地选在雍正的泰陵附近，以尽“人子之情”，但最终却创立了父子分葬东、西陵的昭穆建陵制度。乾隆七年（1742）九月，定万年吉地于东陵界内的圣水峪，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二十日，敕命嗣皇帝于西陵界内卜择。旨意云：“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继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衍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15]这道敕旨明白道出了乾隆父子分葬东、西陵是“展孝思而申爱慕”，尽孝是理由，也是目的。
（五）昭西陵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例证。
清东陵大红门外东侧，建有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昭西陵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暂安奉殿，到雍正三年（1725）正式建成陵寝，经历了37年的漫长岁月。可以说，昭西陵的营建充满了皇家浓浓的慈孝亲情。
康熙帝8岁继位，是祖母孝庄文皇后悉心培养成长起来的，祖慈孙孝，感情很深。康熙帝曾颇有感触地说：“朕自八岁皇考世祖皇帝宾天，十一岁慈和皇太后崩逝，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16]在康熙朝的史料中，记载了许多祖孙二人互相关爱的事迹，兹不赘述。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五日子刻，孝庄文皇后崩于慈宁宫。四天后，康熙帝下谕旨曰：“太皇太后疾大渐时，谕朕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17]康熙皇帝秉承皇祖母的遗愿，遂卜地孝陵东南，修建暂安奉殿。营建之初，康熙帝又提出：“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遐升。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所择吉处，毋致缺损。著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前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18]而对于祖母梓宫奉安处，康熙皇帝尤为关注，“命绘图，皆亲加指示”[19]。
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初七日，康熙帝亲自护送孝庄文皇后的梓宫奉移昌瑞山，十九日正式将梓宫安奉殿内。出于对祖母的孝敬与思念，康熙在这一年之中又三次至东陵暂安奉殿，简列如下：五月，因天降淫雨，检视暂安奉殿工程；十月，至暂安奉殿为祖母举行上谥号典礼；十二月，为祖母行期年、忌辰致祭礼。此后，康熙帝多次到东陵谒陵，每次都必到祖母的暂安奉殿祭拜，以尽诚孝之情。尤其是祖母刚去世的几年，康熙每次来东陵，“距陵右十里，即哀不能禁，沿途哭泣。至暂安殿，大恸，行礼奠酒举哀。良久出殿，犹流泪，乘马行良久乃止。”[20]即便是在孝庄死后多年，康熙帝仍然孝思不匮，每念及祖母，仍十分动容。
雍正即位以后，群臣奏请暂安奉殿毕竟不是陵寝，应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五日，雍正帝谕曰：“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允宜定为陵寝。”[21]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暂安奉殿改称昭西陵。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三日，改建工程兴工，同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将孝庄文皇后的梓宫葬入地宫。从此，孝庄文皇后的葬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图三）。嗣后，但凡皇帝拜谒东陵，或是遣王公代祭，必先到昭西陵行礼，然后才去祭拜其他墓主人，以示孝道。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清东陵的建筑，不论从它的整体布局，还是每个建筑单元，都处处蕴含着深厚的慈孝文化。
三、清东陵祭祀礼仪反映的慈孝文化
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22]。帝王上陵展礼报本，被视为彰显天家孝道、风世励俗的大事，其源起有两种说法：一说三代已有之，“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名”[23]；一说于汉世，“后汉永平初，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24]。唐宋以降，帝王朝陵之礼或数传而一举，或一代全未举行，渐成具文。《宋史・礼志》中，上陵归入凶礼。清代将其列入吉礼范畴，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称大祀，并载于典籍，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之制度化。
（一）清代东陵的各种孝亲典礼完备。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5]。“祀”即祭祀，其内容是祭，而其思想核心是礼，是为了表示祭者对神的诚敬或孝思。清代皇陵的祭祀活动，肇始于太祖努尔哈赤设官经营其父、祖墓园。迨至入关，自清东陵始建顺治帝孝陵后，各种祭祀活动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臻完备定型。终清一世，相沿不辍。
有清一代，东陵内的各种祭祀活动频繁，典制完备。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岁尾前一天）四时，于各陵帝、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位前举行大祭礼（乾隆元年，帝、后忌辰祭升为大祭，与四时大祭同）。福晋、格格、常在、答应惟清明、岁暮两大祭（也有福晋每年四大祭之说）。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以及皇帝万寿、诸妃忌辰，行小祭礼。凡大、小祭祀，妃位以上于所在陵寝的享殿内致祭，嫔位以下各于宝顶前致祭。另外，凡国有大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告捷，也要在陵园内举行临时性祭祀活动。
陵寝中的大祭礼，通常包括谒陵礼、大享礼、敷土礼等内容。届时，或由皇帝亲诣陵园致祭，或由太常寺奏请派王公致祭，仪式相当隆重。
除了建立起完备的祭祀礼节外，各种祭祀物品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东陵的各项祭品讲究必丰必洁，备办供献更要毕诚毕敬。祭品名目是严格遵循各种祭祀礼仪的要求而设定的，同时又与皇家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陵寝所用祭品通常可分为大祭用品、小祭用品以及临时性祭品三类。大祭用品：一般包括茶、酒、膳品、饽饽、干鲜果品、牲牢、香蜡炭饼、祝版、帛、冥钱纸锞、佛花、洁土等。小祭用品：一般有奶茶、酒、熟羊肉、干鲜果品几项。临时性祭品：每年六月内供香瓜、中元供西瓜各一次；每年仲秋，由御膳房送乌朱穆秦、克什克腾鲜羊；每年仲冬，御膳房送交达郎冈爱干羊；每年仲春、仲夏，由侍卫自御膳房送奶饼。每样祭品在数量、样色上因人而异，因时有别，等级分明。
（二）清代帝王孝先天下，勤于上陵修礼。
有清一代，皇帝以万乘之尊，勤于上陵修礼。天命九年（1624）夏四月，太祖努尔哈赤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诸陵墓于东京（今辽阳），“诣二祖陵，奠酒行礼”[26]。皇太极时期，他曾先后六次亲至太祖福陵致祭。顺治一朝，世祖福临虽然屡发东巡祭祖之念，终因国事丛脞，“方隅未靖，师旅繁兴，兼之旱涝频仍”[27]而作罢。
康熙皇帝即位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改观，使大规模上陵活动成为可能。自康熙九年八月首次谒孝陵始，52年间，他屡勤翠华，先后47次至遵化，并3次诣盛京上陵展礼，形成清代天子上陵的第一次高潮。康熙帝上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史官评价康熙上陵时这样写道：“（帝）展省拜谒之礼自亲政以后，无岁不举行，或一岁再行，不以道路之远、鞍马之烦而少有间辍。”[28]康熙帝上陵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实”，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另外，终康熙一朝，他没有在去往陵寝的沿途起建行宫，每次都是晓行夜驻，随遇而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康熙帝“务实”的一面。
可以说，康熙皇帝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陵礼发挥到了极致，他尽扫汉唐以来“天子诣寝园，或旷世一举，大约遣官主祀事，奉行故典而已”[29]的流风，个性鲜明，影响深远，是整个封建社会类似活动中最具姿彩的一幕，显示出这位千古一帝以儒家“诚孝”理念治驭天下的抱负与作为。康熙帝勤于陵事，究其原因，是他饱受儒家“内对外王”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浸染所致。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这是康熙帝一生上陵不辍、乐此不疲的内在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
康熙帝上陵的举动深为后世子孙推许，特别是乾隆皇帝，不仅刻意摹效，而且谆谆垂诫后世，视同家法。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这八位清朝皇帝共来东陵125次，其中康熙47次，雍正8次，乾隆26次，嘉庆27次，道光9次，咸丰1次，同治2次，光绪5次。可以说，清朝皇帝的上陵行为，对宣扬封建孝道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雍正帝不辞劳苦，东陵尽孝。
清制，每逢清明节，陵寝中皇帝、皇后、妃嫔等人的宝顶要添加净土，称敷土礼。同时又规定，嗣皇帝仅于大行皇帝初丧的27个月内，即三周年内，行敷土礼一次，其它时候多由皇帝钦点的王公近臣主持执行。关于敷土的数量，康熙初年议准，各陵上土13担；乾隆二年（1737），为使宝顶少遭践踏，改为各陵每年皆增土一担。
皇帝行敷土礼，由石门工部专门预备洁净的“客土”（陵区外面的土），盛于两只小筐之内，于前一天贮放在陵寝罗圈墙外备用。届时，皇帝在前引大臣的引导下，步隆恩门东门，经陵寝门东门进至明楼前，大臣等排列于此，帮扶添土大臣随皇帝至方城前。陵寝内务府官员进献黄布护履（鞋套），皇帝及随行人员着护履，从东蹬道上宝城。陵寝内务府大臣已提前将土筐担至宝顶东石栅栏门外，皇帝到时，将土并为一筐，跪捧给帮扶添土大臣，由其捧筐至宝顶，再跪献给皇帝。皇帝跪接，双手举过头顶，将土添于宝顶上，筐交于帮扶大臣。退下来后，除去护履，由前引大臣引导，由原路退出。
雍正皇帝为了表达对乃父康熙的孝道，竟然抛却成规，亲自为景陵宝顶荷土，“实为书契以来所未有”[30]。史载，雍正二年（1724）清明节，雍正帝亲诣景陵致祭。“清明日，行上土礼。上亲著黄布护履，躬荷土担入明楼，由磴道升天桥。膝行至宝顶中间，跪，上土毕，匍匐退行，尽诚致敬……上毕，退。上诣隆恩殿行大祭礼毕，由隆恩殿左陛降，即恸哭入陵寝门，至宝顶前，伏地哀泣。王大臣等敦劝良久，上方出。”[31]
综上所述，清东陵是中国皇陵史上最后一个高潮期的代表作，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圣孝报本之区”[32]。无论是其陵寝建筑的经营，还是庄严神圣的祭祀，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慈孝文化。可以说，规模宏大壮观、建筑精美气派的清东陵，不仅是清代皇权物化的表征，也是我国传统慈孝文化的不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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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经》孝治章第八。
［2］同［1］，开宗明义章第一。
［3］同［1］，三才章第七。
［4］《孟子・梁惠王上》。
［5］《荀子・礼论》。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昌瑞山万年统志・卷首・原纂统志序》。
［8］《周礼》。
［9］《清世宗实录》卷29。
［10］同［9］，卷4。
［11］［12］同［9］，卷10。
［13］北京图书馆藏《样式雷图》。
［14］同［9］，卷89。
［15］《清高宗实录》卷1495。
［16］［17］［18］《清圣祖实录》卷132。
［19］［20］［28］［29］《康熙起居注》。
［21］同［9］，卷16。
［22］同［1］，感应章第十六。
［23］《史记・周本纪》。
［24］［27］《清朝文献通考》卷153。
［25］《左传・成公十三年》。
［26］《清太祖实录》卷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