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哲理的话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1

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哲学”的这门学问，在西方人中叫做philosophy，据说最早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按古希腊语中，哲学表述为φ ι λ ο σ ο φ ι α，意思是爱智慧，也就是“喜爱智慧”的意思。到了罗马时代，哲学亦成为“爱智之学”，或成为“爱智的研究”，即当成一门学历来研究。即使表述发生了变化，哲学的本义还是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生活的本质与秘密进行无穷无尽的追问。

一、儿童与哲学：联系之桥

（一）困惑

儿童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由于他们二者之间都表达这同样主题：困惑。哲学起源于怀疑，而怀疑起源于对周围世界的困惑，这事物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幼童由于其生理和心理正处于从不成熟向成熟的一个不断发展的状态，这个不成熟表现为缺乏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对整个世界的了解以及在认识和了解基础之上知识的运用的有关经验，导致了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才会有一个又一个困惑的出现。但是，随着年龄的渐长，对世界的认识逐渐地丰富，同时由于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自动吸收进而渐渐地社会化，大多数儿童对这个社会也渐渐地缺乏了好奇心，困惑也渐渐地越来越少。

（二）推理

推理在沟通哲学与幼童之间关系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幼童的确在运用着自己的推理技巧。书中引用了很多关于儿童运用推理的例子。也就是说儿童通过推理体现着自己的哲学。儿童的哲学在诉求上讲求逻辑，因为儿童的哲学是讲求推理及推理的技巧的。但是，幼童的推理能力的发展是受到自己的已有经验的影响的，已有经验越多，推理就越多，并且这些推理有时候总会显得很不合理的。

二、儿童与哲学：表达方式

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哲学主要是通过游戏、故事、幻想以及对话这四种方式。在儿童的生活中，这四种方式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化的。

（一）游戏

马修斯接着分析了与儿童生命息息相关的游戏，这种游戏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积木游戏、纸片游戏，而是概念性的游戏，即事物的相对性、文字本身等现象所带来的困惑、思考以及推理。马修斯在书中通过列举了大量的游戏，如“在前”与“在后”的相对性概念、面包与黄油、“早”与“迟”概念的文字游戏（同时还有关于“名字”、“死”、“偷窃”的概念的文字游戏），展开了哲学与幼童之间关系的讨论。幼童是将自己的生命通过游戏来展现的。在这里，马修斯所说的游戏，一是与幼童相关的哲学的来源，即幼童的哲学是通过游戏来开始的，并且是通过游戏这种表示方式让成人感知的，二是幼童哲学展现的方式，即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的。

（二）故事与幻想

故事与幻想之间直接沟通着幼童的困惑和推理，也是表现儿童与哲学之间关系最为常见的载体。故事中发生的事、使用的词、所说的话，都来源于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对身边的人所说的词、话。儿童对成人的生活是好奇的，也是不了解的。他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说这些话，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故事和幻想中思考着这些从成人的眼光来看“事实就是如此，不需要解答的问题”。儿童是非常喜欢故事和幻想的，在这些故事和幻想中，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使用自己的推理，展现自己的困惑，并且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对话

对话是儿童最直接表达其哲学的方式，因为对话能够让人直接明了和知道儿童困惑、幻想和推理的表达方式。柏拉图认为：知识并不是像小孩一样生下来的，而是经过讨论而获得的。

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对话总是显得天真，是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感性方面的直接表达，带着一点没有经过修饰的野性的味道，这些情形就是人们在与儿童的接触中经常对儿童的话所经常用到的三个词：童稚童语、童言童语、童言无忌。幼童的这些对话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的：与小伙伴的对话中、与爸爸妈妈甚至是其他大人的对话中、问题的不断提出。这些对话可以是具有很少方向性或者制约性的漫无目的的，也可以是一个具有主题鲜明、组织严密的、具有鲜明的方向性或者制约性的谈论。

然而，儿童通过对话表达其哲学的思维，却总不那么容易的，因为成人似乎总是对幼童提出来的关于世界的疑问感到非常的无力，因为很多问题对于成人的思维来说，都已经是约定成俗的或者是理所当然的了。成人总是习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来逃避幼童的提问或者是追问，或者是用其他的话来搪塞其提问或者追问，这样无疑不能让对话顺利进行，同时也活生生地将幼童的哲学思维扼死在萌芽之中了。只有将与幼童的对话至于同一个水平上的平台时，对话才能顺利进行，并展现其哲学天赋。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2

  derrida/others/philosophy/non-philosophy/ethnocentrism

“解构”首先是针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种“内部策略”，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文明的“内外关系”。哲学与非哲学的“同”“异”关系于是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在西方文化内部，哲学始终摆脱不了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文化必须正视非西方的非哲学文化。德里达承认了作为他者的异质文化的地位，但他依然没有摆脱“种族中心论”倾向。

    一

    梅洛-庞蒂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时表示：“人类精神的统一并不是由‘非哲学’向真正哲学的简单归顺和臣服构成的，这种统一已经在每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侧面关系，在它们彼此唤起的反响中存在。”[1] (p115)在他看来，“东方哲学”并不仅仅是某种生存智慧，它乃是探讨人与存在的关系的某种独特方式。“印度和中国哲学一直寻求的不是主宰生存，而是寻求成为我们与存在的关系的回响与共鸣。西方哲学或许能够由它们学会重新发现与存在的关系、它由以诞生的原初选择，学会估量我们在变成为‘西方’时所关闭了的诸种可能性，或许还能学会重新开启这些可能性。”[1] (p115)他显然不像黑格尔和胡塞尔那样把东方文化看作是低于西方哲学文化的“经验人类学”形态，而是承认了它的“哲学地位”。不过，梅洛-庞蒂仍然只是把东方看作为西方可以藉之考虑自身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一面镜子，因此看到的只是不同文化在人类共性基础上的差异，并没有充分考虑文化间的真正异质性或他性。就此而言，他并没有走出种族中心论的藩篱。

    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运动中，从借鉴索绪尔的“差异”原则到德里达提出“延异”观念，凡此种种，都表明绝对异质性获得了认可，绝对他性得到了强调。当然，不存在着统一的看法，而是存在着一些差别十分明显的主张。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指向“他者”和“别处”，他“把自己奉献给倾听他者的声音”[2] (p19)，并因此与许多西方哲人在种族中心论主宰下的自言自语或内心独白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在德里达眼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并没有远离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他依然是柏拉图主义的传人。卢梭以“在感性我思中面向自我在场”的方式“重复柏拉图主义姿态”[3] (p29)，而列维-斯特劳斯“自称是卢梭的现代门徒，把他读解为现代人种学者的创建者”[3] (p154)。这种谱系清理表明，列维-斯特劳斯不可避免地停留在逻各斯中心论之内，其人种学也因此必然隐含着种族中心论。在德里达看来，人种学虽然诞生在“欧洲文化，乃至整个形而上学及概念的历史都发生解体”的时刻，但是，“它首先属于一门运用传统概念的欧洲科学”，“因此，无论人种学者愿意与否——这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决定，当他声称要废弃种族中心论的那些前提假定时，他已经把它们纳入到了自己的话语中”[5] (p414)。当然，这种种族中心论与此前的种族中心论有了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自认为反种族中心论的种族中心论，一种意识到了正在摆脱进步主义的种族中心论”[3] (p175)。

    德里达确实看出了列维-斯特劳斯思想中的种种困境，这其实表明，要西方人完全放弃以“我”为中心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他本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通过批判逻各斯中心论来清理整个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他力图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传统中一直包含着的瓦解该传统的“边缘”因素，并力图弘扬这些作为他者的因素。他在《哲学的边缘》中表示：“哲学始终就是由这一点构成的：思考它的他者。”[7] (pi)这足以表明哲学始终与作为他者的非哲学密切关联。确实，德里达的工作主要致力于探讨为逻各斯中心论全面渗透的全部哲学史中的“同一”与“他者”关系。在他那里，“延异”这个“非概念的概念”、“非语词的语词”对于理解他有关他者问题的思考至为重要。“延异”其实是“差异”一词的“延误”和“区分”两个含义的充分展开，而关于他者和他性的思考尤其推动了后一个含义的游戏性“播撒”。区分意味着“不同，他者，不能辨别”，与“争论”，“他性”，“距离”，“间隔”相关[7] (p8)。“延异”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一种“新逻辑”：它当然不会求“同”，但也不是简单地求“异”，而是注意到了自身(同一)与他者(差异)之间的往复运动。“解构”首先是针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内部策略”，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文明的“内外关系”。这就导致德里达对哲学与非哲学的“同”“异”关系的理解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

    德里达尽管解读的是柏拉图、卢梭、黑格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西方主流哲学家，但揭示的却是他们思想中的非主导性的东西，或者说他要以他们思想中的非主导性方面来瓦解其主导性的方面，以其思想中的非哲学因素来瓦解其哲学因素。而且，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列维纳斯、巴塔耶等与主流哲学拉开距离的哲学家，也非常关注那些与哲学有某种牵连的文学家。他非常明确地主张，“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静态的、明晰的界限”[6] (访谈代序，p9)。哲学无疑是思想的某种形态，但思想还有其他形态。这意味着对逻各斯中心论的批判，即对强调言说、理性、判断、逻辑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并因此重新考虑哲学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德里达注意到，逻各斯中心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乃是种族中心论。这其实表明，哲学具有特定的“地理”和“历史”含义。简单地说，它是一种与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人(欧洲人、白种人)或西方(欧洲)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独特思维模式。问题在于，这种源自某一地域、某个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却始终具有成为普遍思维模式的雄心。在“哲学即普遍科学”的理想中，不管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如何，他们其实都有一致的看法，“欧洲哲学”乃是一种“同语反复”[5] (p120，注释2)。哲学于是成为种族中心论的集中体现或直接见证。问题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是西方的，但在西方内部出现了对于哲学的越界，应该如何对待呢？另一方面，既然哲学是西方的，那么西方的哲学思维与非西方的非哲学思维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二

    德里达非常关注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其实是在探讨西方文化的内部张力。哲学曾经被看作是至上的，文学艺术之类都服从于哲学；但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学科界限的消失导致的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平等或哲学的至尊地位的丧失。更有甚者，与从前对文学艺术进行哲学阅读相反，现在更应该对哲学进行文学艺术的阅读。哲学传统坚持声音与文字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强调了声音对作为异质力量的文字的压制。逻各斯意味着理性和秩序，而文字则是对理性和秩序的偏离，“如果我们坚持把这种文字命名为差异，这乃是因为，在历史压抑的运作中，文字因其处境注定意指最可怕的差异”[3] (p80)。文字其实是非理性的代表，凡是在哲学传统中受到压制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文字。真正说来，逻各斯中心论支配下的声音与文字的对立表现为哲学与非哲学的对立。文字往往与激情、感觉、想象等方面联系在一起，它总是超出于理性的控制之外，总是偏离于真理之“声”，这显然与哲学的理性主义指向南辕北辙。因此，如果人们赋予文字以重要性，他们就是受骗了，犯错误了，“他们的过失首先表现在道德方面，他们屈从于想象，屈从于感觉，屈从于情感，陷入了文字的圈套”[3] (p55)。柏拉图贬低文字，并且要把诗人赶出城邦，看来是“有理由的”。

    文字在逻各斯中心论传统中代表的只是边缘性的因素。这是西方哲学根据二元对立原则看待世界而造成的：心灵与肉体、善与恶、男性与女性、所指与能指、语音与文字、在场与不在场都是对立的，而且有等级的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好于后者，优先的一方属于逻各斯，次要的一方属于文字。从总体上看，哲学作为一种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却始终在对文字进行贬低。比如柏拉图和卢梭都著述颇丰，但却强烈地贬低文字。以文字的方式贬低文字，这是一种悖论，就其实质，它无疑表现为某种权宜之计。因为这种原因，“尽管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所有那些差异和断裂，逻各斯中心论的主题却是恒常的：我们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6] (访谈代序，p11)。其实，哲学从来都没有拒绝考虑“边缘”问题，但它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保持与非哲学的关系。哲学自信能够把自身之外的东西纳入到自己的范围，让它们受到自己的支配。哲学话语“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主宰着边缘。它根据全部可能的样式认识、构想、设定、拒绝边缘，从而趁机更好地处置它、逾越它。它自身的边缘必定不会对它保持为外在的。它因此把这一概念据为己有。它相信它控制了自己容器的边缘，并思考它的他者。”他进而解释说：“哲学总是坚持这一点：思考它的他者。它的他者：那限制它的东西，它在自己的本质、定义和生产中扬弃的东西。思考它的他者：这仅仅是要去扬弃它所扬弃的东西，是要去开启它的方法步骤而不是超越边界？或者，这边缘总是倾斜地、出奇不意地为哲学知识留下了又一次打击？边缘/通道。”[7] (pi)

    很显然，在进行哲学内部关系的清理过程中，德里达看到的是“边缘”的双重性质，它既在内又在外。尽管如此，哲学从总体上有其执着的信念，它更多地认同于自己的传统，而不是让自己滑向“边缘”。在黑格尔以及此前的哲学家那里，认同传统显然不成其为问题。哲学家始终不断地追求对起源的接近，其间出现的偏差和求异倾向不过是一些“意外”。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哲学终结论”的喧嚣在黑格尔之后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有两个宏亮的声音一直支配并召唤人们进入到哲学的“绝对循环”中去，那就是来自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声音。他写道：“尽管有种种深刻的差异，对传统的求助(这与传统主义毫不相干)却都受到某种共同于胡塞尔式现象学和我们暂时地、接近而方便地称为的海德格尔式存在论的东西的引导。”[5] (p120)德里达注意到，“整个哲学史是从其希腊源头出发获得思考的”。尽管胡塞尔把柏拉图看作是哲学理性和哲学任务的建构者，而海德格尔相反地认为柏拉图标志着存在思想在哲学中被忘却的环节，“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只因为其共同的希腊根基才变得具有决定性，这种差异在全都服从相同的主宰的后代子孙中亲如手足”[5] (p120-121)。也就是说，他们所理解的希腊或许有不同，但希腊源头“预先规定了对形而上学的服从或越界”，“对形而上学的还原”[5] (p121)。这几句话典型地表明，按照德里达的看法，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来都只有内部分歧，而不存在着绝对的对立。

   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这种希腊情结其实也是所有哲学家的共同意向，回归希腊成为哲学之为哲学或全部哲学史的“主题”。任何所谓的“哲学”，要么承认这一主题，要么放弃作为哲学的权利。这一主题“预先规定了逻各斯和世界性历史哲学的状况之整体，任何想要动摇它们的哲学都不能不以臣服它们开始，或者说都不能不以摧毁自身作为哲学语言的身份告终”[5] (p121)。德里达本人持一种含混的姿态，他关注的是“哲学的边缘”。要批判、攻击和解构哲学，我们必须确定立足点。但我们立足何处？在哲学之内还是哲学之外？如果立足哲学之内，我们无法动摇哲学的根基，因为一切都归属于内部分歧。如果立足哲学之外，我们根本就无“权”去攻击。真正说来，哲学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尽管它始终包含着一系列的内部分歧，但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分歧，一切只是进展过程中的迂回和曲折。比如，“危机意识对于胡塞尔来说只不过意味着某种先验主题的暂时的、却几乎必然的恢复”，“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这个先验主题本身已经开始去实现哲学作为科学的那个希腊构想”，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当他说思想长期以来、太长期以来处于干涸状态，就如同鱼儿上岸离水时，他要还给思想的元素仍然是希腊的元素，是关于存在的希腊之思，是由希腊人涌现和召唤的存在之思”[5] (p122)。所有的哲学形态，甚至包括走在后现代途中的海德格尔哲学，都以回到希腊为其目标。

    在哲学大家族中，无论是后辈对于前辈的批判，还是同辈之间的分歧，都不能瓦解他们在忠于逻各斯中心论范围内的密切一致，都不能掩盖他们回到希腊根基的“自然倾向”。然而，尽管哲学力图“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力图成为“普遍性”，尽管它“不简单地是一种话语或各种思想中的一种”，德里达还是相信，“哲学并非全部思想”，“非哲学的思想，超出了哲学的思想是可能存在的”[6] (访谈代序，p12)。按照他的看法，“解构，从某种角度说正是关于哲学的某种非哲学思想”[6] (访谈代序，p12)。在德里达的游戏性读解中，传统哲学家对文字的贬低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这是因为，声音与文字不过是语言的两种载体，它们各得其所，各有所长，都是“原文字”的表现形式，它们始终处于增补游戏的链条之中。由此导致哲学从一开始就不纯洁，并因此始终维持着哲学与非哲学的张力关系。哲学不可能不关注某些非核心主题，它始终探讨某些“边缘”问题，它甚至自身也开始处于某种“边缘”地位。德里达以“细读”的方式关注哲学的“边缘”问题。在他眼里，哲学处于某种“垂死”状态，我们永远无法用“生”“死”二元对立来解释之，二元对立模式根本无法应用于“边缘”问题。传统哲学往往只听自己说(理性的独白)，听不到外面的、异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并不是要强制它听来自外面的声音，而是要让它的“耳朵”“脱臼”，让它听出自己内部也有“杂音”和“异调”，从而产生某种新的“音响效果”。形而上学体系内部总有那么一些尚未驯服的东西，而这乃是哲学始终保持活力的源泉。     三

    哲学与非哲学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内部关系，它更多地表现为异质文明之间的关系。德里达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借鉴非西方的东西，比如对中国的参照：“从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参照(至少是想象的或幻觉式的参照)，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我所参照的不必然是今日中国，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字语言相关。”[6] (访谈代序，p5)在德里达对列维纳斯“异质思维”的思考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作为文化间关系的哲学与非哲学关系问题。列维纳斯属于犹太血统，天然地承袭了希伯来式智慧，但他接受的却是西方教育，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尤其存在着哲学与非哲学的内在张力。德里达认为，在以回到希腊为目标的认同或同一思维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形下，列维纳斯的他人哲学提供给我们的是“别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因其求“异”而给予我们以震撼，“在干涸深处，在不断扩大的沙漠中，这种从根本上不愿意再成为存在之思和现象性之思的思想，使我们对一种前所未有的解主题化和解占有充满梦想”[5] (p122)。列维纳斯受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深刻影响，本应追随他们回归希腊，现在却要开辟从希腊出走的路径。

    德里达突出列维纳斯在回归希腊等问题上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差异，并借以展开他本人的思考。列维纳斯思想呼吁我们“从希腊逻各斯中脱位”，“从我们的同一性中脱位”，甚至“从一般同一性中脱位”；呼吁我们“离开希腊场域”，甚至“离开一般场域”，以便“通向某种既非是源头也非场域的地方”，“通向某种呼吸”，“通向某种先知言语”，“通向那个希腊的他者”[5] (p122)。问题在于，希腊的他者是否就是非希腊的呢？尤其是它能否自命为非希腊的呢？德里达注意到，这种思想仍然打算在其最初的可能性中“把自己定义为形而上学”，它打算扬弃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想恢复这个概念来对抗整个出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5] (p123)。德里达要问，这种形而上学与希腊形而上学是同一的还是不同的？它能够达到解主题化的功效吗？更为重要的是，列维纳斯从形而上学中呼唤伦理关系，即与作为无限—他者的那种无限、非暴力关系，这与海德格尔等人的无道德的本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的无限和他者确实类同于德里达的“延异”所要表达的东西。

    在德里达看来，列维纳斯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哲学意义上的“希腊人”，尤其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两个仍然是希腊人的哲人”。这当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按照德里达的理解，列维纳斯思想既没有回到希腊，也没有完全脱离希腊，走向别处，正因为如此，它为思考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范本。它“不想让自己认同于人们所谓的哲学明见性，甚至也不想去补充这种哲学明见性，它无论怎样也没有在其话语中将自己当作一种犹太神学或犹太神秘主义、一种教义、一种宗教、甚至一种道德来展开。因为它在最后时刻从不以希伯来论题或文本为权威依据。它要求通过诉诸经验本身而获得理解，而经验本身以及在经验中最无法还原的东西乃是朝向他者的通道和出口；在最无法还原的他者中的他者本身乃是他人”[5] (p123)。按照德里达的理解，希伯来与古希腊这两种源头，两种历史言说相互阐释、相互溢出，而不存在向某一种螺旋式地回归。正因为如此，只有借助于某种既依赖于哲学又超越哲学的通道，才能理解两者的关系，才能理解列维纳斯的思想。

    维护逻各斯中心地位的欧洲哲学思维天然地包含着种族中心论倾向，“拼音文字的形而上学”，“其实已经成为最原始和最强烈的种族中心论”[3] (p11)。这种种族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其中也出现过超越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跨越特定的界限。德里达告诉我们，直至16世纪，西方人还认为他们自己的表音文字“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字”，而在17世纪，开始出现某些抛弃“神学偏见”的努力，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字的多样性。当然，这种最初的离心化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莱布尼茨试图以汉字为蓝本建立一种“普遍文字”，其工作在逻各斯中心论之内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丝毫没有中断逻各斯中心论。普遍文字理想只是逻各斯中心论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引进外来的东西丝毫不会改变其性质。德里达明确地表示：“在原初的、非‘相对主义’的意义上，逻各斯中心论是一种种族中心论的形而上学。它与西方的历史联系在一起。”[3] (p117)莱布尼茨等人由于把汉字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哲学的文字，显然把它纳入到了理性主义的秩序中，也因此没有承认它的真正独特性或异质性。这样一来，“汉字概念只是作为一种欧洲人幻觉起作用”[3] (p119)。通常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东方文化则是神秘主义的，普遍文字理想却试图贯通两者。然而，真正说来，这依然是西方人在“以己度人”，“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有某种共谋。他人的文字每次都被纳入自家的方案”[3] (p120)。

    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哲学从一开始就不纯洁，因为它始终在借助于一些神秘的、外来的东西，尤其是借助于一些来自东方的隐喻。从表面上看，自柏拉图到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一直在抗拒隐喻的侵蚀，即使隐喻不可避免地在发挥作用，哲学家们也视而不见，或者说有意无意地把它纳入逻各斯的规范中。然而，真正说来，哲学的整个语言在其使用中都是隐喻的，隐喻的力量已经渗透在哲学交流中，哲学家们甚至在滥用隐喻。在标题为《白色神话学》的长文中，德里达探讨了隐喻的地位问题，认为柏拉图的日喻是西方哲学史或理性主义传统中的最根本的隐喻。日喻的实质是把善理念比作太阳。我们感知世界需要光源，认知理念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获得理智之光，我们因此应当崇拜理性的太阳。于是，理性在西方人(白种人)那里成为一种解释一切的神话。“白色神话”即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哲学)，“形而上学——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白色神话学：白种人把他自己的神话，印欧神话，他的逻各斯，即他的方言的神话当作是他仍然愿意称之为理性的东西的普遍形式”[7] (p254)。在这种形而上学中，理性排斥非理性，西方排斥非西方。这种理性神话既是西方人的防御机制，又表明了西方人的自以为是和固步自封。

    然而，德里达注意到，“这种日喻总是在自我扬弃”，它“总是会变成为某本书中的干涸的花朵”[7] (p324)。德里达其实从这种“白色的”神话中看到了西方哲学传统的致命弱点，它仿佛成了某种“苍白”的神话。“白色”在这里显然既意指理性神话是“白种人”所固有的、独有的，又意指它是“苍白的”、“无力的”。这是德里达字词游戏的一大杰作，但这并不仅仅是个字词问题，由“洁白”、“清白”到“苍白”、“空白”的过渡是很有意味的：理性的自我辩护与防御机制是靠不住的，是挡不住攻击的，把理性作为公则是没有“理性根据”的。事实上各种民族之文化神话总是各行其素，并不以你为中心，并不会向你投靠。相反地，各种“颜色”的存在及其混杂，使逻各斯一开始就不“清”不“白”，而且它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事实上，柏拉图不仅以日喻建立起了形而上学大厦，而且还经常使用来自东方的神话来证明逻各斯。在他的作品中，哲学原则和神话是契合的。德里达甚至认为，理性与非理性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是经常转换的，逻各斯本来就有非理性的一面，“这里应该谈到活的逻各斯的‘非理性’，其陶醉人的、让人着迷的、炼金术般变换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它与巫术和魔法联姻”[8] (p143)。他并且向我们表明，理性并不高贵，它有其卑微的出生，正像苏格拉底出生在一个父为石匠母为产婆的家庭中一样。

    四

    然而，在关于哲学与非哲学关系的思考中，德里达既没有完全颠覆西方传统，也没有真正摆脱种族中心论。正像他认为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理想没有摆脱种族中心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工作是一种反种族中心论的种族中心论一样，德里达依然处于种族中心论的阴影之下。斯碧娃克在谈到《论文字学》时表示：“逻各斯中心论与种族中心论的关系在题记的第一句话中就间接地包含了。然而，悖谬的是，而且差不多是以一种颠倒的种族中心论，德里达坚持逻各斯中心论为西方的特产。他在其他地方经常提到，以至于引用乃是多余的。”[4] (plxxxii)在她看来，中国或东方在德里达的文本中从来都不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第一部分中谈到了对西方的中国式偏见，但东方在德里达的文本中从来没有获得认真的研究和解构”[4] (plxxxii)。德里达显然不会像某些学者期望的那样“走向东方”，对于他的解构工作而言，东方文化最多只具有工具价值。他曾经这样表示：“我经常参照非声音中心的文字，比如中国文字，就是说我不相信，也不愿意说中国是欧洲中心的边缘，也不要中国变成为中心。”[9] (p46)这显然强调了文明或文化间的绝对异质性，非西方乃是西方的绝对他者。到这里为止，似乎还有某种不含偏见的意味。

    然而，细究起来，这里的“他者”免不了有所贬抑，因为他者乃是哲学的他者，一种没有上升到哲学层次的他者。德里达非常明确地认定，哲学虽然自称是普遍的，它其实是一种欧洲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不断扩张其影响的特定思维方式。接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他认定“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与德语的‘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6] (p10)，“是一种特殊的希腊—欧洲式的东西”[9] (p158)。从表面上看，他在限制哲学，其实骨子里却有着说不出来的优越感。我们前面讲到，梅洛-庞蒂克服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偏见，承认中国和印度有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具有存在论指向，而德里达却回到了传统的偏见中。他明确认为“存在论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主题”，而中国“没有存在论传统的文化”[9] (p158)。他进而认定这样一个“死理”：非西方世界最初是没有哲学的，如果说后来有了所谓的哲学，那也一定是引进的。他说道：“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因此，说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等没有问题，但显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的中国‘哲学’，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问题。而当它引进了欧洲模式之后，它也就变成欧洲式的了，至少部分如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式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来源等等。”[6] (访谈代序，p10)

    就海德格尔以“思想”取代“哲学”[10] (p58-76)，而德里达本人称解构为“思想”[9] (p70)而言，把非欧洲文化归属于思想范畴也不算贬抑。但哲学毕竟代表最高智慧，否认一个民族具有哲学精神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褒”，而只能是“贬”。从总体上看，德里达虽然承认西方有其局限，但他始终尊重自己的哲学传统，“我的解构工作是从指出西方希腊哲学、欧洲思想的局限开始的，但同时又尊重西方哲学这份遗产”[9] (p84)。他还表示，应该尊重其他思想，包括其他语言，但这依然脱离不了以自己为立足点，“我爱自己的语言，但正是因为我爱它，我才应当尊重别人的语言，我赞成拯救一切语言”[6] (访谈代序，p24)。在翻译方面，他认为把一种文化的作品完全不加改变地搬到另一种文化中是不可能的。“要去翻译，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本”，译本“是另一个历史，另一本书。是同一也是另一个我本人无法追随其命运的他者，何况，即使在自己的语言中，也无法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书的命运”[6] (访谈代序，p24-25)。正像他的任何解构一样，译者显然能根据或无意识地会根据自己所处文化的情形，增添许多新的东西，尽管这并不完全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之上。“读就是写”在这里成了“译就是写”。不过，德里达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引进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如果是中国的，它承认了“译就是写”，但中国不就有了哲学，至少有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是西方的，它虽然表明了欧洲模式的引进导致了中国西化，但却否定了“译就是写”，或者说否定了译文自有其命运的论点。

【参考文献】

    [1]梅洛-庞蒂. 哲学赞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渡边公三. 列维-斯特劳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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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杜小真，张宁.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3

[摘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关注现实问题，然而如何关注现实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在我们的时代“出场”，这是当代学界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和焦点。“对话”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范式，使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与中国现实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话范式作为国内学界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无疑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22-06

长久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往往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文本的解读等等，而鲜有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对于以什么样的范式来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以多种形式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其中，在解读中“对话”无疑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出场形式，这种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到”马克思，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在场”。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话范式给予科学分析和理论梳理，通过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文明谱系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从“当年”到“当代”：对话范式的成因与特征

无论有多少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无论在众多的学说中存在多么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有一点上存在着共识，即马克思只有从“当年”走向“当代”，他的学说才会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与马克思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对话，似乎是每个时代的学者所面临的使命。尤其在当代，人类实践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以现代性、资本全球化、物化异化、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表现出来，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命运。这里，对话不仅是回应当今时展诉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逻辑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在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时代落差中进行的。由于中国社会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因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必将遭遇更复杂的困境和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呼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紧密“对话”，这样才会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学术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平等而多元的对话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展开，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当代现实之间的对话和交锋。首先，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之间展开。事实上，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补充”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许多涉及社会发展的时代重大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答案。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如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类生活的物化异化、环境污染与破坏、精神与信仰危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资源，提出了涉及消费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等诸多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和方法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科学分析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共同点和特质，在批判吸收西方哲学合理思想资源和方法的同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总结经验、创新思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视域与新方向。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开展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时，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与核心地位。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偏离方向走入歧路。

与此并行，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间展开对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郭沫若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共性给予了相应研究。不可否认，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形态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对立、不相融通的。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哲学就开始逐渐寻求自身形态的转变，即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而中国哲学自身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相融会贯通的过程。可以说，当今中国哲学学术样态就是借鉴、参照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的，它本身就是中西融合的产物。除此之外，在哲学旨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也颇为相似，即二者都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而无意于构造抽象思辨的理性哲学体系。可见，开展中国哲学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

当然，对话范式的实现不仅仅在马哲、西哲与中哲之间展开和融会贯通，同时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展开对话，形成相应的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相联姻，就会促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产生。在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哲学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而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的经济学思想也为同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具体层面来看，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范式具备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对话视野广泛。这体现在对现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相关问题、方法、人物以及著作分别进行专题和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积极开展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对话。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思潮、流派进行思想历史线索的梳理，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这包括关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卢卡奇的总体性哲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此外，对新出现的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如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

第二，对话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对话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国外学术热点、理论前沿和著述进行翻译与介绍，而且也开始对多元思想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在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原创性哲学的建构。在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话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即把理论研究同思想对话相结合，并“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中，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为目标。

第三，对话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展开。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对话范式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同时还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展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除了对话范式以外还存在着教科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以及出场学范式等等。目前，国内学界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高效对话，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亦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对话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确立与开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主体意识的一次巨大觉醒。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还是对学科教学与教材编写，我们长久以来都照搬苏联教科书体系，从而丧失了理论研究的独立性与创新性。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也要自觉变革与创新。当然，这种变革与创新唯有在高效开放的对话过程、在对多元思想资源的反思批判中才会形成。

二、对话范式的路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在众多的对话范式中，显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在中国学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即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可以说，30多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出现了两大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研究立场的转型，即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第二个转型是研究主题的转型，即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是这两大转型，建构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对话研究范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各异的对话路径，当然这不仅没有使他们之间各自为战，反而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中发展与丰富了中国学界的对话范式。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以一种“激烈论战”的形式出场的，中国学界最初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争论。对此国内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徐崇温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列宁主义、反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反机械唯物主义的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不能说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二种观点以杜章智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模糊、可疑的概念，主张用“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来替代；第三种观点以陈学明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统一到柯尔施的概念上来，因为柯尔施的规定是原本意义上的用法，其他用法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这种规定既包含地域性含义又不以地域性为限，内容比较全面。这场论战的结果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学界认同与接受，而且拓宽了学者们以往的研究视野，以一种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不过，无论中国学界是从何种角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存在着一个共识：即“倘若我们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仅仅囿于‘文化知识的积累和辨析’，那当然应把注意力放在其定性上，即确定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但假如我们是为了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而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么我们将专注于吸收和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已不再纠结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问题，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在这里，对话范式也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其中，将文化哲学看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提法，比较具有影响力，即不是把文化哲学看作一种部门哲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具有这种内在特质。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基本理论形态上，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在具体表现形态和当下形态上，马克思哲学表现为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和超越精神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在当代之所以会表现为文化哲学，是因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揭示了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和演进思路：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深层文化精神，即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文明模式；另一方面，代表着一种对现代文化危机和现代人文化困境的深刻的批判意识。这种理论定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来自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把握。而且，这些学者为了强调这种分化和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地域范畴，更愿意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包括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还包括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后期新出现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其内涵更加丰富。虽然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甚至流派内人物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以衣俊卿为代表的学者群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演进中的文化哲学转向，即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的历史观转变为文化历史观。我们认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哲学理解，实际上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另外，在西方哲学视野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从生存论的角度探究马克思的当代性，即所谓的“以海解马”的对话范式独树一帜。在这一研究中，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深刻关联，唯有这三者进行充分的对话，才能真正领悟古典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对此，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学者们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他们指出，德国古典哲学虽然不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来源，但它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被简单化了，我们要重新认真探索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关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关系、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也被凸显出来。通过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话，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问题域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是一致的，马克思哲学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而且马克思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由此，以吴晓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海德格尔生存论的解读，以此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实现了哲学史意义上的“生存论转向”，甚至马克思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这种转变。“在突破形而上学方面，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可以说都达到了一种‘历史生存论’的境域。因而，他们就不是一种新形而上学来代替旧形而上学，而是完全消解了形而上学问题本身。”在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时，吴晓明教授认为，呈现马克思哲学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就是对话，为此他还明确区分了作为文本解读的对话与在更广义上的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的对话。可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不是现成地被给予，而是在“对话”和“追问”中不断生成，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取决于这种对话的展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处于现存世界本身的历史性中，通过对话其意义也被历史地揭示和阐明。但是，“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与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的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得到不断发展与丰富。在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内学界以陈学明教授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进行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应该思考的问题，如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理性和科学本身还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是应该以集体政治行动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还是从存在论根基上建立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等。

三、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可能：对话范式的启示

对话范式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众多范式中的一种，并非是唯一有效的研究路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无疑为当代中国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停留在对于文本无限贴近的解读，或者是亦步亦趋地紧随西方学者，那么显然无法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对话范式的开展无疑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对话范式打破了学界僵化、教条、封闭的学术局面，开创了多元、灵活与创新的学术氛围。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处于相对简单、封闭、僵化与教条的境遇，从而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发展与研究质量。而对话研究范式因具有综合、开放、灵活的特性，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多元思想主体展开对话交锋；学术研究与时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话，无疑有助于我们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研究模式，为新思想的诞生注入新鲜的血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西、马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有意识地突破学科壁垒，积极探索并构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当代新哲学的可能路径。如赵敦华就提出了要以“大哲学”的视野看待现代中国的哲学，这是一种广义的中国哲学，“指在现代中国发生的、或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一切哲学形态”。他认为，在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不存在了，现代中国的哲学既有传统中国哲学，又有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这三种哲学一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和融合。从中国哲学来说，其现代形态就是在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才构建起来的。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4

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AlbertSchweitzer在鼓励西方人反思自身时说：“我们过久从事着我们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发展，而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哲学只不过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不过真正的“世界哲学”这样的东西实际上还没有出现，世界的主流哲学倒是有的——假如认可这个说法的话——它自现代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哲学。

说到这个事情人们难免会有一点愤愤不平地以萨伊德（EdwardSaid）对东方学的分析/批评模式想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样想虽然有点小气但没有错。事实至少是这样的：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分别创造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深刻而复杂的理解，从而各自都塑造了具有高度复杂微妙的理性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即那些观念和情感世界都具有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体会才能够进入和理解的思维层次和情感细节，但是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当权使它拥有了文化解释权（福科理论确实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各种“知识/权力”的关系），于是，非西方的思想就被看作是人类学或文化研究的对象（当然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即非西方的精神世界被看作只是由“思想”（当然指的是西方思想）来进行研究的对象和课题，或者说，非西方的事物可能都值得被研究，但研究的方式只能是西方的，总之其他思想不是可以与西方思想并列的、也可以用来思考任何问题的别的方法和原则。结果，各种文化之间便不存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和交换关系，而只有西方思想在“告诉”其它文化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值得思考的和不值得思考的事情。就像西方的传教模式一样，西方的哲学和其它思想也进入到其它文化中。

文化霸权的关键还不在于西方对东方的不正确解释，而在于东方自己为了迎合西方而对自己也进行了西方式解释，因为西方知识被假定为“普遍的”（往往还是“必然的”）并通过霸权成为普遍流通的知识。在现代中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中国的事情和怎样表述中国的问题，即使为了对中国进行自吹自擂，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标准来进行自我批评或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正如杨念群指出的：“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鼓吹社会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至于到今天，中国人已经“习惯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至少中国知识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念的代言人”。

在哲学上按照西方标准来重述中国哲学可能更深刻地表明了对西方的彻底认同，因为哲学是文化里最深层部分。近百年来中国人按照西方哲学的结构和概念来重新表达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也分析为存在论、知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等，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的解构，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各种方面的问题都在同一个问题体系中——不仅哲学问题不分类，甚至文史哲都不分家——各种问题只有当被一起考虑时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而不可能认为有着分别的存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之类的问题体系，比如说，中国哲学不大可能分别地讨论知识和行为（尤其不可能讨论纯粹的知识）；也不大可能觉得tobe和oughttobe的区分是个大问题；更加不可能单纯地讨论心智（mind）而不同时讨论心事（heart）；尤其不可能假设某种终极目的和超验（transcendent）关怀，如此等等。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和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和力度，就好象要按照书架的结构去重组椅子一样会破坏本来的性能。

这里不仅是一个把中国哲学拆得七零八落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一些在西方观念体系里难以表达的问题就或被忽视或被荒诞化或按照西方习惯重新理解，例如“形势”这样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会被忽视；“阴阳”则可能被认为是幼稚的神秘主义世界观；“道理”、“自由”会被解释为表面类似的西方概念，诸如此类。不得不承认，自从现代中国哲学形成了西方概念和中国概念的双重表述方式以来，无疑产生了许多混乱。特别是，既然西方哲学成为榜样，人们在解释中国观念时往往就会把中国的概念解释/翻译为西方体系里的“对应的”概念，或者，把西方概念解释/翻译为中国的“对应的”概念，而事实上那种对应性是非常勉强的，即使似是而非地混过去，既破坏了中国原本和谐的概念意义，也破坏了中国概念本来的思想位置而显得好象是个很傻气的概念。

例如“仁”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它在传统的中国概念体系中具有最核心地位，属于中国概念体系中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最核心层中的一个，类似地位的概念还有“道”、“天”、“人”等。如果仁被翻译成benevolence或kindness之类，则理论意义分量轻薄，好象是个不重要的俗词；如果被翻译成humanity，又显然泛泛，完全空洞废话；翻译成compassion则含义狭隘，尤不准确；如果被翻译成goodness，虽然在思想位置的重要性上比较接近，但在观念含义上的差别无疑是鹿马故事。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关键词的理论潜力和历史环境（context）。概念体系其实很像人际等级体系，有一些概念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就像重要人物具有更大更多的权力一样，如果一个重要概念被翻译为没有分量的概念，它本来所意味着的思想问题也就好象变得微不足道，而进一步就会觉得去思考那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似乎是傻乎乎的。历史环境也同样重要，像“仁”这个概念在孔子时代显然其含义是开放性的，甚至属于总也解释不清楚的概念，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神经兮兮地老是问孔子关于仁的解释，而如果可以把仁翻译为compassion或kindness之类，那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不是本来就很清楚吗？“仁”似乎应该直译为of-two-persons或between-two-persons（E.R.Hughes有个翻译是不错的：man-to-man-ness），它显然在理论上表达着人之间的好关系（它肯定不是坏关系，坏事无非是杀人放火，根本不用考虑。坏事都清楚，好事才难说），但具体的好关系则必须给历史环境留出来解释的余地。对于孔子来说，仁这种关系是等级关系。我们不能随便就把它替换成西方式的个人之间关系，尤其是不能随便希望从中“开出”与西方一样的观念，比如说“开出”自由和民主之类的观念。这完全不顾儒家的基本原理（如绝对的忠君孝父、家族高于个人等）与个人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南辕北辙，甚至可能严重冲突。

另外一个坏例子是对道家的解释，老子的“道可道”思想往往被说成是关于不可言说的事情，结果道家思想看上去就好似变成了知识论，甚至还有了超越的关怀，这未免过分了。其实道家思想是实践论的，是关于各种行动/生活策略的哲学，是中国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医学、武术和阴谋的总的方法论，它讲究自然而然，灵活顺应自然之各种变化情势。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凡是有规可循的道便不是永恒之道”而不是“可说的道就不是永恒之道”。中国人只关心是否能够灵活地把握形势，而不关心那些不可认识的形而上的东西。即使道家在说到语言局限性时，也决不是在说西方意义上的因为在科学知识之外而不可说的那种超越的、神的、不可思议的东西（theabsurdum），在中国思想里，天人总是能够合一的，不可能有超越性的神的假设。中国关心的语言局限性是，特定的语义永远网不住无常的事物，因此永远不能拘泥，只有灵活的心和亲身的体会才能跟上自然的节奏。

不过这里也不应该过分强调西学入侵国学所造成的混乱和伤害。我们不能过分抱怨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这样会显得我们像小人）。在批评西方的文化霸权时，必须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如果说在接受西方文化这件事情中，东方没有得到好处，大概也是说不通的。何况事实上西方哲学给中国哲学带来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新问题和强化了逻辑力量的表述/论证方式，这就是一些明显的好处。甚至可以说，西式的论证方式是发展中国哲学非常需要的东西，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自吹有东方式的意会能力，但是如果缺乏逻辑论证，再深刻的问题也终究无法展开和推进；而且，如果意会到的东西终究不能说出来与人共享，那也没有意义。这正是中国哲学传统做法的缺陷：尽管早就有许多深刻的问题摆出来了，但却没有由一个问题引出一些论证、由某种论证生成另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个明显推进过程，结果2000年来问题的演变发展不大——微小进展总是有的，如孟子和宋理学明心学等对孔子的发展，但这些微小的发展在学理上颇为可疑，与其说是问题的推进还不如说是问题变成了教条或教义化观念，几乎失去了孔子原来非常开阔灵活的问题意识。不再面对问题，只在乎一些基本概念和教条的释义，这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哲学实际上刺激中国哲学恢复了对思想问题本身的兴趣。西方思想的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的问题，这也应该说丰富了现代中国哲学，进一步说是丰富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其中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相当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的思维方式，现在几乎人人都会这样思考事情，其它如自由主义观念、康德哲学、尼采思想、海德格尔哲学等也有很大影响。也许还应该提到胡适等人的现代白话文改革，它以中国古典白话文为基础，又在其中强化了西式的逻辑表达方式，从而比较成功地在保留中国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实现了西方概念的中国化。今天我们正是以这种中西合璧的新汉语在思维和表达。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西方哲学重新唤起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原来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丢了自己的问题，这又是个当下的困境。

虽然西方的文化霸权到今天仍然非常明显，但过多的批判并无很大的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要对谁说话、说什么话。如果中国哲学在今天试图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部分，那么就必须能够对世界给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贡献。我愿意借用朱苏力的说法：“在借鉴了外来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经过百年的向西方学习，在近10年来中国虽然出现了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性倾向，但是目前困难仍然很多，而且问题特别复杂。

我们喜欢自称特别有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也许确实如此，例如有过消化佛教的经验，但现在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与当年佛教的情况不同，西方思想远远不仅带来了异质的问题和思考方式，而且还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当年佛教也许带来了许多新思想，但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制度和社会生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尽管中国的传统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但不再具有惟一权威性，于是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在现代中国形成了双重权威，而这两种思想权威又是如此不同，这是独特的现代中国经验。由于我们坚决要保留我们伟大的传统又同时需要同样伟大的西方传统（想要兼有不同的好处也是正常想法），结果就有了中西协调这个非常特别的思想问题，于是有了诸如“中体西用”之类的结合方案。但一直到现在，尽管中国已经相当了解西方，融贯中西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成功的事情。问题在于，中西文化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没有足够多的共点可以成为融合的基础，尽管现代中国的经验是承认这两者的并列权威，但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

不同体系的思想观念要达成融合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只是在两者之间发现共同点或一致的思路，就是说，只能以各种思想资源为背景而创作出某种自身一致的新思想。不过要特别警惕一种伪创新，往往称为“现代化转换”之类，大概是从中国传统观念里“开出”西方现代观念诸如民主和自由等。这其实是文化霸权的另一方面现象，正如王铭铭指出的：文化霸权的形成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而是被动者变成主动者才可能实现，在现代弱势的东方的所谓现代化运动不过是要变成西方，于是“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变成了东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之前景”。这不是创新。创新没有这么容易。

有一个许多中国人都曾经想到过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融合和创新呢？西化有什么不对头？假如不要因为没有面子而觉得不好意思的话，这个似乎有损民族感情的问题其实很值得思考。只要比较现在的中国人和100年前的中国人，就可以看出中国思想文化西化的程度有多大，事实上从社会制度、经济和管理方式、法律体形到艺术和物质生活方式，都几乎以西为体了。在西体已经建立之后，社会生活完全西化是迟早的事情。尽管就目前而言，制度化层面是西化了，但其中的实际操作习惯仍然是中国式的，不过如果考虑到制度对行为方式的长期和有力的影响，就不难想象迟早会完全西化。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人们不会试图重新去发现那些实际上在行为和思维中已经失去了的或正在失去的中国理念。

从一个心胸比较狭隘的角度去看，在西化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于是就会寻找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观念；如果从比较实际的角度去看，人们会发现，在寻求外来的普遍“真理”之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本地性的（local）问题，那些本地问题才是生活中的切身问题，而本地问题有着本地的历史造成的上下文（context），从历史中来的观念因此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从一个更有雄心的角度去看，我相信使人们重新发现中国哲学的一个原因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中非常突出的许多共同的新问题或翻新了的旧问题，例如全球化、对话、他人、变态、精神病、商业和传媒，在西方思想里并没有非常令人满意地被解释。因此，东方的智慧似乎包含着另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想象力。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中国哲学的独特视野还发现了一些在西方哲学里没有被重视然而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形势思维可能意味着一种哲学水平的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博弈论，“心”的哲学可能是心理学、伦理学和信仰问题的更好的基础，等等，这些都直接有关人类幸福。

在试图推出一种既可以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又保持中国精神的新哲学时，显然不能拘泥于古代的教条，否则将失去与现实的相关性（relevance）。哲学虽然抽象，似乎离现实很远，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隐藏在现实中，哲学是思考所有事情的方法论，所以它隐藏着但又在身边。即使当年非常“好古”的孔子也是极其关注现实问题的。连雅斯贝司（Jaspers）在解释孔子的“好古”态度时也非常正确地看到，孔子虽然似乎是在回忆古代知识，但其实是根据现实问题在创新。这个道理虽显然，但做起来却不易，尤其是因为今天的现实变化如此之大，已经与中国传统社会之间有了明显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当大部分是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比如说与儒家思想相配套的人际关系、家族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非常薄弱或被现代化掉了（特别是父子、男女关系的现代化、利优于义和个人高于群体的社会生活现代化），因此儒家思想实际上被抛在当下问题之外。即使有些中国文化仍然存在，也往往在生活中被边缘化了，例如中国传统诗词、国画和京剧，它们更主要的是作为表现古代风情的古董存在而不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尽管我们知道，现在比较大的程度保持着传统生活风格的中国人仍然众多，但是，相比之下人数很少的“现代化了的”人们却掌握着更多的经济和话语权力，时代的问题终究是由那些有经济和话语权力的少数人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并承认中国的现代经验，必须看到问题已经变化了，在我们试图回忆古代知识或进行知识考古时，只能是通过现实问题去追问古代。尤其是哲学，它必须与现实的前沿问题站在一起———哲学只有这样一种做法，而没有另一种做法比如说专门“好古”的做法。看来必须承认，就目前而言，现代中国哲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传统与现实问题的相关性。

进一步的困难是，中国哲学要进入目前由西方哲学控制局面的世界哲学，就必须能够为西方哲学所理解并且接受。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话或交往（communication）是流行理论，假定能够有“可理解的、真实的、真诚的和正确的”对话（如哈贝马斯所想象的那样），也许确实能够产生互相理解甚至在价值上的某种互相承认，但问题是，理解也许蕴涵着（implies）却并不衍生出（entails）接受或接纳。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别的思想这方面不坏、那方面不错，但这只是非常有距离的承认，重要的是你终究并不准备用别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比如西方对中国哲学确实有着某种兴趣，但主要是需要借助中国哲学这样的“另一只眼睛”来看清楚自己的哲学的身份和性质，却未必打算用它去改造西方哲学。我相信，理解不能保证接受，是所有对话理论的局限性。显然，我们不能想象西方会仅仅因为理解了东方的传统观念就接受东方观念进入世界哲学。这里决不是在反对对话，相反，对话永远是极其重要的，是所有有意义交往的基础。问题是，我们不能总是仅仅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

至少有两个可以指望但也许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

1）使中国的某些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按照王铭铭推荐的一个说法则是，“中国概念的普遍化”。很显然，目前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几乎百分之百由西方概念构成，虽然有时在学术著作中也会读到个别中国的、印度的或阿拉伯的概念，但却总是属于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解释的概念，总是被思考的材料而不是思想的工具和根据，就是说，不管想什么，都只能使用西方概念去“想”，于是，不管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所想出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都是西方的。假如一旦能够使某些（数量不用很多）中国概念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即成为人类在思考任何事情所使用的普遍（universalandgeneral）概念，或者说，使中国语言中的某些关键词成为普遍通用的关键词，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思想能够成为通用的思想工具和根据的一部分。当然，这就会改变目前通用的概念体系的构成方式，世界将会被不同地表述——目前通用的概念体系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由逻辑关系构成的由一般到具体的金字塔型的概念系统，这种概念系统的优势在于能够清楚地表达事物间知识论的从属关系。中国思想显然不反对这种概念关系，但它似乎更重视发展一种表达人与事物之间的价值论的亲疏远近轻重缓急关系的概念体系，它可能更有利于思考实践上的重要问题。因此，从客观的角度看，中国概念进入人类通用概念体系将扩大人类思维的能力。

2）使中国思想所发现的一些独特问题进入世界公认的思想问题体系。中国的眼光与西方眼光同样是精神性非常强但又非常不同的眼光，所以如果中国思想中的问题能够进入世界的问题体系，那么一定能够丰富人类共享的问题体系，会使人们发现，原来还有这样多必须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问题能够与西方问题形成最大效果的互惠提问（reciprocalquestioning）——如果按照经济学观点，这可以最大化人类思维的反思（rethink）能力。

2．情景化理解和普遍化理解

现代中国哲学家们一直都希望能够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贡献给世界一些中国的思想问题或者关于人类共同问题的一些中国论证。最典型的努力可能是试图把儒家观念推荐给西方。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成功。我以为关于儒家其中有个悖论性的事情：假如回避不论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压抑残忍的儒家的社会体制方面的规章制度和具体化了的社会实践（其中以迫害妇女、儿童和年轻人以及压制人性和自由最为有名），而仅仅抽象地推荐儒家的思想观念（如各种美德和理想），则儒家会显得十分平常，不足为奇（在西方也总能找到大同小异的观念）且空洞无力（比如说“孝”假如不与惟命是从和家族暴政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则失去特点，我们总不能说西方人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对父母的爱；“忠”假如不是愚忠，就失去特别的力量感，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人对政府和国家没有忠诚。等等）；假如要使儒家观念生动有力起来，则不得不在具体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中去说明，而这又同时暴露出儒家的各种罪恶使得儒家不值得被推荐。问题就在于，儒家的思想观念不是一种可以抽象成立的理论观念，它只有在与之配套的特定社会制度和实践中才能发挥出高度的精神性和道德意志力量，就必须在存理去欲、克己守礼、对父对夫惟命是从、崇古贬今和反对革新等等具体行为中体现忍辱负重的道德境界。如果没有这些实践表现，儒家理论就表达不出来，就几乎失去所指。我们不能超出儒家的实践去理解儒家思想，因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来就是儒家的根本要求。要把自由和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体制与儒家观念进行很好配对恐怕不大容易。通过这个例子，我决不是想贬低儒家——每种可能生活都有它的道理，所以儒家观念决非没有它的道理——而只是想强调在利用古代资源来创造新的生活时必须重视这种创造在技术方面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如果一种思想或观念能够成为通用的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的（local），那么它就必须超越特定情景（context）而发展成为在各种情景下有效的观念，或者按照传播理论的说法，它必须由一种受特定限制着的“高语境”（therestrictedhighcontext）走向说清道明了的“低语境”（theelaboratedlowcontext）。现在世界上各种文化都在试图以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表达自身，尽管西方文化仍然具有霸权，但各种文化对自身的自觉表述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不合作毫无疑问是在试图削弱西方霸权。文化对抗或者像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也许会是个持续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不是好事。如何理解和接受他者，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然而，且不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含义，单就其知识论含义来说，也存在着很大困难。

当需要充分地和准确地理解某种文化中的某个观念，就确实需要建立一种情景化的（contextualized）理解，如格尔兹（Geertz）所提倡的“浓描”（thickdescription）和“地方知识”（localknowledge）。情景化理解有利于纠正对他者文化的曲解，但同时也多少意味着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几乎变成了一项完成不了的任务，因为如果要真正彻底准确理解他者文化，就必须理解它的所有文化语法和重要细节，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样，要理解一个做法，就不得不理解整个游戏或整个生活形式。这项工作不仅过于繁重，事实上做不来，我们不知道多“浓”才算“浓描”。比如说，如果不是彻底的描述，那么就总有理由批评它不够“浓”。但是我们又知道彻底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可操作性上说，我们只能适可而止，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什么是需要浓描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钻知识论的牛角尖去证明“浓描”其实既烦琐又总也不够充分，然而，确实应该指出，无论什么样的描述，浅描或浓描，以自己眼光为准或以他者眼光为准的描述，主观的或客观的描述，都不是知识的真实的和充分的条件，都只是单方面的知识生产方式。人文知识事实上只能而且必须在对话中形成，它是对话各方在互相诱导中形成的被共同认可的话语和观念，单方面的描述或者说独白终究是无效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发展一种更加逼真的描述，而在于发展一种更可接受的、更亲和的、更友好的解释。人文知识寻找的首先不是真理，而是互相有好处的观念，即互惠知识。

也许这里需要解释。我不打算说人文知识与真理无关，那样未免哗众取宠，但我试图论证说，对于人文知识来说，真理是第二位的，更准确地说，真理是以可接受的观念为前提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人类生活一定需要合作，因此，要做成事情就一定需要共同可接受的观念，反过来说，假如别人不接受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就做不成事情，也就不再是真理。因此，我愿意说，人文知识总是事后真理（thetruthexpost），它从根本上缺乏经验或逻辑的必然性，这一点决定了人文知识以互相认可为第一条件。从休谟以来我们已经知道tobe推不出oughttobe，考虑到人文知识的情况，似乎不得不说，ought

tobe甚至是tobe的一个条件，至少oughttobe是先行被考虑的。也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伦理和政治问题在当下哲学中发展成为核心问题，而且同时与法学、人类学、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等方面的多种问题发生着密切联系而构成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问题组。不过，必须注意到其中问题的复杂层次，比如说，伦理问题很可能并没有一个伦理学的解决，当然也不一定，我们终究还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知识论来重新发现问题的症结，然后再判断。

如果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并且能够构成互惠知识（reciprocalknowledge），显然还是需要一种通用的“共同理解”（commonunderstanding）。在这里，我把“共同理解”看作是一种弱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或者说是在形成共同知识时所需要的一种共同的理解方式。这种共同理解或共同知识可以源于各种文化，但一定被普遍化为共享的理解和知识，从而不再特殊地属于某种文化。这种共同理解方式当然没有逻辑和数学的那种必然性，而只是各种文化群体都可以接受的。即使这样，事情仍然非常危险，因为各种文化群体最乐意接受的当然是与自己价值观相符合的东西，而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恰恰是文化间差异最大的东西，即使能够找出某些共同之处，也难免貌合神离而且为数不多。现代版的人权体系可能是目前相对而言最成功的一套共同观念，但在它的被普遍认可的表面背后却实际上缺乏充分的共同理解，因此人权体系只不过是仅仅字面上的共同认可而远远没有达到概念上的共同认可。可见共识是多么的难。

建立共同理解或者互惠知识的困难在于目前的通用理解方式是西方的，因此难以理解丰富的世界。既然世界是各种文化组成的，那么理解世界的通用方式也必须由各种文化的视界（horizons）在对话和合作中创造出来，借用嘎达默尔（Gadamer）的话说则是视界融合（fusionofhorisons），不过不仅要历史地视界融合，而且更要地理上的视界融合。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要在各种文化的对话/合作中创造出来的共同理解决不是各种文化的某种组合形式，而恰恰是能够有效保证“各种文化的对话/合作”的一个对话体制，它使得各种文化容易互相理解和互相接受。显然，为了使文化间的对话充分有效率，或者说使对话能力最大化（maximizingofdialogue），就需要使这个对话体制包含有最大差距的、不能互相还原的（irreducible）多种世界/生活观，也就是不同的哲学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进入世界通用思想体系从而参与重新建立一种更丰富的共同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正如FranciosJullien所指出的——中国哲学正是与西方哲学的视界完全不同的、完全独立的、有着最大差距的哲学。

事实上，西方要接受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平等的视界和思想资源是不容易的，同样，其它文化也会对西方文化进行抵制。在今天，一些地方文化有着文化保护主义的倾向，甚至有着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尽管其中有着政治原因和其他利益问题，但这种倾向从长期来看其实对人对己都是不利的。很明显：假如你宣称你有你的先知，那么我也可以有我的先知，而即使各种来路不同的先知居然有一些异口同声所见略同的东西，一种先知总会不同意另一种先知，终究是很难合作的。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先知，都难免发展为欺骗，因为它们都是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平白无故地相信某种东西。在这里请允许稍稍离题地讨论关于先知的问题：先知主要是个西方知识论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属于希伯来传统的问题。可以说，如果承认知识存在着知识论的局限，即世界终究不能真的“看”清楚，那么就需要去“听”先知的话。这是宗教的思想基础。有趣的是，中国有着另一种“听”的传统，即要

求“闻道”，它不是宗教的基础而是哲学基础，它要“听”的是先师或圣人。如果说先知能够通神而后向人们传达一些必须相信的道理，那么圣人则要谦虚得多，圣人只是在人间世界中体会出道理然后去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于是听圣人与听先知有个根本区别，大概可以表达为：听先知意味着“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先知告诉我们必须追求某种东西s”；而听圣人意味着“我们知道要的是某种东西s但不知道获得s的方法m，圣人告诉我们m”。

关于先知这个问题的讨论并非与这里的主题完全无关，我想说明的是，一种方法论比一种价值观更适合于普遍化。当然，作为特定的思想技艺的方法并不像逻辑那样具有普遍必然的力量，但它意味着某种并非必取然而可取的思想和实践策略，因此虽不必然但却能够普遍。理由很简单：多拥有一些有效的思想和实践策略并没有坏处。而这正是交往的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现代哲学从西方哲学那里的确学到许多方法，例如苏格拉底式的观念辨证法、怀疑论方法（希腊的、笛卡儿的，休谟的）、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进入中国哲学并没有坏处。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能够整理出一些中国哲学的可普遍化的方法使之进入世界哲学也肯定没有坏处。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推荐的方法一定要是可以普遍化理解的方法，而不能够是那些只能私人领会的东西。在这个方面，中国哲学往往推荐错了一些据说是要通过私人觉悟的特别高境界的东西——假如那种高境界不能够被分享，那你说给谁听呢？这样就变成对交往的破坏。

交往或对话是当下知识和文化的核心问题，但也是一个具有悖论性的或辨证的难题，它不仅涉及政治甚至经济利益，它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问题。显然，文化和人文知识体系意味着一种力量，尽管它并不是直接的对身体的管理制度或物质权力，但却是对心灵的诱惑性或控制性魅力，因此它成为可争夺的利益和资源。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语言问题，为了有效交往就需要一种通用语言，目前充当这种语言的是英语，它在交往过程中给非英语文化造成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语言问题典型地表现了交往问题的悖论性质：总有某些东西是交往所必需的，但它同时又是对交往的损害3．以对话为条件的共同的哲学问题

在今天，我们的两种做哲学的方式可能不再正确：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做法。正如前面我试图论证的，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自己的问题体系以及形成这种问题体系的必然性，但是由于现代中国的制度化层面和社会生活形式已经西化，并且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已经形成断裂，因此中国传统问题体系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格格不入的，它属于古代的地方知识而不是现在的地方知识，更不是能够普遍化的知识；另一种同样不正确的做法是按照西方哲学问题体系的哲学做法。西方哲学在解释当下世界的新问题时似乎已经失去原来的开拓精神和力量，一方面是经典的主流思想变得非常意识形态化，人权理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等都是如此，而且许多非经典的另类思想也已经通过多元化的借口和假借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而获得主流化的资格，它们事实上也已经主流化并且同样意识形态化，如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和社会/文化批判等；另一方面，仍然属于另类的非主流的思想则表现为消极的、反讽的、边缘的后现代态度。也许西方思想仍然将是最强大的一种知识体系，但无论如何，它并不像原来被想象的那样是科学般的唯一的普遍真理体系，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考虑自己的问题和知识，而去替别人生产关于别人的知识。如果说我们的知识生产包括对别人的知识，那么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但如果表现为按照别人的利益、价值和需要去进行知识生产，则是需要做出解释的行为，比如说按照西方的利益来讨论人权理论和全球伦理，或者鼓吹西方的先知和宗教之类。

现在我们似乎应该能够看清楚，由现代哲学所强化了的“抽象人与整个世界”这个知识论关系可能不够表达知识问题（它假定的mind,ego和cogito是个抽象的主体，在实践意义上相当于单一个人；同时，世界也表现为具有同样规律的对象。于是，根据这种一个抽象人对世界的描述关系，哲学自然就主要关心诸如普遍必然知识、先天范畴、先验论证、普遍语义等问题）。这种“人和世界”的知识论关于抽象人的形而上学假定是非常可疑的，事实上只要反思一下就会发现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抽象的心灵是什么样的，如果一定要去想象，也只能发现一个逻辑的心，而这和实际上的人相去甚远。类似地，对象、事物、语言和行为等也都在抽象的、非个性化的方式中被想象。可以说，现代哲学/知识论对真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它只是对构造一个有最多逻辑优点的论点感兴趣，而不管那个有着突出的理论优点的观念是否有意义。即使那个有着最多逻辑优点的论点如此普遍有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例如关于“单身汉就是光棍”之类命题的意义和所指的逻辑和语义分析（分析哲学曾经对此类东西非常感兴趣），也不一定就特别重要。事实上并非所有普遍必然的命题在所有世界中都同样重要——尽管可以同样为真——而在现实世界中很有可能是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更古怪的是，有时有的论点，在现实世界里不真，甚至在大多数可能世界都假的论点，然而却因为构造了某种理想的状况，也有可能被认为在理论上很成功，如罗尔斯（Rawls）的无知之幕的有名假设，这种假设根本没有用，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使万一有这样的情况，人们也不一定会非常理性地考虑明哲保身的问题，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无知者无畏甚至应该是个更合理的假设；而且如果人们会非常理性地思考与他人的关系，这恰恰是因为有充分或很多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更会有理性。无知却理性，这样的假设是不合理的。这种理想状态的假设加上逻辑分析的知识生产方式甚至影响到社会科学各种学科，例如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虽然不能算错（在进行经济思考时，人们至少是“愿意理性的”），但实践意义却不大，很显然，只有在具备关于一个事情的充分知识/信息的条件下，理性思考才是最有利的，相反，如果非常缺乏知识/信息，这种有明显局限的理性思考恰恰可能被局限在全都是错误选择的思考范围内，因此失去了任何正确选择的机会，反而不如非理性的碰运气或冒险。实际情况中的人的信息和理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理想状态，比如说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及其明显可见的纳什均衡，实际上并不很多见。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都太依赖理想化假设，因此与真实出入甚大。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反对理想化假设，知识生产很难避免理想化假设，因为如果没有理想化假设，信息就很难从混乱中脱身成为知识。

就现在所显示的知识状况和需要来看，知识论除了“人与世界”这样的基本维度，至少还必需“人与人”这个同样基本的维度，而这个维度的问题在过去往往被以为仅仅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问题。这个错误既与长期以来深得人心的休谟的事实/价值二分法有关，也与人同此心的抽象人还原论有关。尽管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以来就已经确定了人文知识是在对话中被生产的，但这种对话仅仅被以为是在进行论证比赛，真理和逻辑被假定为外在的客观标准，因此，知识生产只不过是通过了“人和人”的关系，而没有取决于“人和人”的关系，这就是缺陷。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知识并没有一个在“人和人”关系之外的客观标准，它的真与它的实践地被认可是一回事，所以，知识就是对话，他人就是真理标准。真理如果没有同时获得价值认同就不是真理。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中国哲学的一种根本意义：人总是要符合天的（天人合一），同时人又总是要表现为人的关系（仁）。

当下中国哲学的正确做法无论如何要从当下思想症结出发，在回答当下问题时再决定对于具体的问题需要利用什么资源（中国的或西方的）。这里所谓当下的哲学问题，是指关于共同事实的共同的思想性问题。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只有共同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因为那些共同问题涉及各种文化和国家的发展，因此它们必定要求在对话和交往的关系中被解释，关于这些问题的来自不同文化的思想选择都必须成为解释这些问题的资源。但是这里也必须特别注意一个事情：我们在强调关于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文化解释的重要性时，只能在思想层面上把不同的文化解释看作是开拓和丰富共同问题的思想资源，即不同的文化解释仅仅意味着关于一个问题在思想上的更多可能性，而要区别于在价值上的不同文化选择，否则对话将变成两点间最远的线而不是最短的线，同时，基于对话结构的人文知识也将变成破裂的对峙或者如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那样将导致共同问题和共同知识体系的崩溃。很显然，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是事实，这些事实同时也就是需要对话和反思的事情，而不能被假定为预先免于审问的绝对价值，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对话。正如我们看到的，到目前为止，在西方文化（基督教和自由主义）、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对话仍然是相当失败的。不但没有满足哈贝马斯所要求的交往标准和共同可理解的共识，而且甚至还没有建立起共同问题体系，当然更没有建立起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

一种有效的对话至少需要1）建立一个共同问题体系。共同问题可以被定义为：任何一种文化在寻求任何一种自身发展时都必需考虑的普遍有效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它们是在发展策略和技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任何属于特定价值观的问题都必须被认为是次要问题；2）在建立了共同问题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哈贝马斯的真实、真诚和正确的交往标准去谋求互相理解和共识，即达到知识论水平上的互相理解；3）最后创造一个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正如前面我们曾经讨论到的，如果只有知识论水平的互相理解或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化的言谈状况”（theidealspeechsituation）仍然缺乏实际意义，因为它仍然可能是一个言行不一的结果，就像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多元化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知识论水平上的或者言论上的互相理解，但同时有着不少于任何时候的实际冲突，以至于多元化变成了冲突的合理借口。因此，一个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是必需的，它意味着知识和利益的互惠成为可能。

在这个对话的时代，各种文化走到了一起互相反思，这一境况改变了哲学。人们发现，原来的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完全不同地被理解。这个情况和原来那种在同样理解方式内部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完全不同。既然世界总能够被不同地解释，那么任何一种解释本身都不是问题；进一步说，既然事情总可以有不同的做法，那么任何一种做法本身也不是问题。一种解释或一种做法如何可能被他人接受才是问题。于是哲学的重心只能由主体性（subjectivity）转向他者性（theother-ness），由心智（mind）转向心事（heart），由分析（analysis）转向对话（dialogue）。这样，哲学的问题体系也必定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原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真理、善、存在、心智、命题意义、经验和先验等失去了原来的分量，哲学的核心问题将表现为，假如我的看法没错的话，这样几个问题组：

1）交往和合作问题。这是重新解释知识的重要基础，就是说，知识论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在“说和听”的关系中被解释，其中涉及，谁在说，说给谁听，谁在听，听谁的，能不能不说，能不能不听，等等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涉及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阶级之间、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关系。

2）心事（heart）问题。这是重新理解生活问题的基础。过去哲学更多关注的是心智（mind），更多考虑的是认识能力、思维形式和理性决定。但是，关于心智的研究主要表达了我们对事物的思考能力，却很少表达我们对人的思考能力。因此，需要、欲望、愿望、理想、梦想、压抑、失望、放弃、情感、激情、依赖、信任、猜疑、嫉妒、羡慕、叛逆、迎合、同情、牺牲、忍受、虚荣等等问题都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些生理和心理的症状，相反，它们可能解释着行为和生活的本质，它们可能更能够解释价值观、道德选择和宗教。如果说心智为“物”立法，心事则显示“人”的互动。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5

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albertschweitzer在鼓励西方人反思自身时说：“我们过久从事着我们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发展，而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哲学只不过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不过真正的“世界哲学”这样的东西实际上还没有出现，世界的主流哲学倒是有的——假如认可这个说法的话——它自现代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哲学。

说到这个事情人们难免会有一点愤愤不平地以萨伊德（edwardsaid）对东方学的分析/批评模式想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样想虽然有点小气但没有错。事实至少是这样的：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分别创造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深刻而复杂的理解，从而各自都塑造了具有高度复杂微妙的理性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即那些观念和情感世界都具有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体会才能够进入和理解的思维层次和情感细节，但是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当权使它拥有了文化解释权（福科理论确实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各种“知识/权力”的关系），于是，非西方的思想就被看作是人类学或文化研究的对象（当然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即非西方的精神世界被看作只是由“思想”（当然指的是西方思想）来进行研究的对象和课题，或者说，非西方的事物可能都值得被研究，但研究的方式只能是西方的，总之其他思想不是可以与西方思想并列的、也可以用来思考任何问题的别的方法和原则。wwW.133229.COM结果，各种文化之间便不存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和交换关系，而只有西方思想在“告诉”其它文化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值得思考的和不值得思考的事情。就像西方的传教模式一样，西方的哲学和其它思想也进入到其它文化中。

文化霸权的关键还不在于西方对东方的不正确解释，而在于东方自己为了迎合西方而对自己也进行了西方式解释，因为西方知识被假定为“普遍的”（往往还是“必然的”）并通过霸权成为普遍流通的知识。在现代中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中国的事情和怎样表述中国的问题，即使为了对中国进行自吹自擂，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标准来进行自我批评或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正如杨念群指出的：“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鼓吹社会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至于到今天，中国人已经“习惯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至少中国知识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念的代言人”。

在哲学上按照西方标准来重述中国哲学可能更深刻地表明了对西方的彻底认同，因为哲学是文化里最深层部分。近百年来中国人按照西方哲学的结构和概念来重新表达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也分析为存在论、知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等，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的解构，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各种方面的问题都在同一个问题体系中——不仅哲学问题不分类，甚至文史哲都不分家——各种问题只有当被一起考虑时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而不可能认为有着分别的存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之类的问题体系，比如说，中国哲学不大可能分别地讨论知识和行为（尤其不可能讨论纯粹的知识）；也不大可能觉得tobe和oughttobe的区分是个大问题；更加不可能单纯地讨论心智（mind）而不同时讨论心事（heart）；尤其不可能假设某种终极目的和超验（transcendent）关怀，如此等等。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和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和力度，就好象要按照书架的结构去重组椅子一样会破坏本来的性能。

这里不仅是一个把中国哲学拆得七零八落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一些在西方观念体系里难以表达的问题就或被忽视或被荒诞化或按照西方习惯重新理解，例如“形势”这样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会被忽视；“阴阳”则可能被认为是幼稚的神秘主义世界观；“道理”、“自由”会被解释为表面类似的西方概念，诸如此类。不得不承认，自从现代中国哲学形成了西方概念和中国概念的双重表述方式以来，无疑产生了许多混乱。特别是，既然西方哲学成为榜样，人们在解释中国观念时往往就会把中国的概念解释/翻译为西方体系里的“对应的”概念，或者，把西方概念解释/翻译为中国的“对应的”概念，而事实上那种对应性是非常勉强的，即使似是而非地混过去，既破坏了中国原本和谐的概念意义，也破坏了中国概念本来的思想位置而显得好象是个很傻气的概念。

例如“仁”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它在传统的中国概念体系中具有最核心地位，属于中国概念体系中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最核心层中的一个，类似地位的概念还有“道”、“天”、“人”等。如果仁被翻译成benevolence或kindness之类，则理论意义分量轻薄，好象是个不重要的俗词；如果被翻译成humanity，又显然泛泛，完全空洞废话；翻译成compassion则含义狭隘，尤不准确；如果被翻译成goodness，虽然在思想位置的重要性上比较接近，但在观念含义上的差别无疑是鹿马故事。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关键词的理论潜力和历史环境（context）。概念体系其实很像人际等级体系，有一些概念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就像重要人物具有更大更多的权力一样，如果一个重要概念被翻译为没有分量的概念，它本来所意味着的思想问题也就好象变得微不足道，而进一步就会觉得去思考那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似乎是傻乎乎的。历史环境也同样重要，像“仁”这个概念在孔子时代显然其含义是开放性的，甚至属于总也解释不清楚的概念，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神经兮兮地老是问孔子关于仁的解释，而如果可以把仁翻译为compassion或kindness之类，那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不是本来就很清楚吗？“仁”似乎应该直译为of-two-persons或between-two-persons（e.r.hughes有个翻译是不错的：man-to-man-ness），它显然在理论上表达着人之间的好关系（它肯定不是坏关系，坏事无非是杀人放火，根本不用考虑。坏事都清楚，好事才难说），但具体的好关系则必须给历史环境留出来解释的余地。对于孔子来说，仁这种关系是等级关系。我们不能随便就把它替换成西方式的个人之间关系，尤其是不能随便希望从中“开出”与西方一样的观念，比如说“开出”自由和民主之类的观念。这完全不顾儒家的基本原理（如绝对的忠君孝父、家族高于个人等）与个人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南辕北辙，甚至可能严重冲突。

另外一个坏例子是对道家的解释，老子的“道可道”思想往往被说成是关于不可言说的事情，结果道家思想看上去就好似变成了知识论，甚至还有了超越的关怀，这未免过分了。其实道家思想是实践论的，是关于各种行动/生活策略的哲学，是中国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医学、武术和阴谋的总的方法论，它讲究自然而然，灵活顺应自然之各种变化情势。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凡是有规可循的道便不是永恒之道”而不是“可说的道就不是永恒之道”。中国人只关心是否能够灵活地把握形势，而不关心那些不可认识的形而上的东西。即使道家在说到语言局限性时，也决不是在说西方意义上的因为在科学知识之外而不可说的那种超越的、神的、不可思议的东西（theabsurdum），在中国思想里，天人总是能够合一的，不可能有超越性的神的假设。中国关心的语言局限性是，特定的语义永远网不住无常的事物，因此永远不能拘泥，只有灵活的心和亲身的体会才能跟上自然的节奏。

不过这里也不应该过分强调西学入侵国学所造成的混乱和伤害。我们不能过分抱怨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这样会显得我们像小人）。在批评西方的文化霸权时，必须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如果说在接受西方文化这件事情中，东方没有得到好处，大概也是说不通的。何况事实上西方哲学给中国哲学带来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新问题和强化了逻辑力量的表述/论证方式，这就是一些明显的好处。甚至可以说，西式的论证方式是发展中国哲学非常需要的东西，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自吹有东方式的意会能力，但是如果缺乏逻辑论证，再深刻的问题也终究无法展开和推进；而且，如果意会到的东西终究不能说出来与人共享，那也没有意义。这正是中国哲学传统做法的缺陷：尽管早就有许多深刻的问题摆出来了，但却没有由一个问题引出一些论证、由某种论证生成另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个明显推进过程，结果2000年来问题的演变发展不大——微小进展总是有的，如孟子和宋理学明心学等对孔子的发展，但这些微小的发展在学理上颇为可疑，与其说是问题的推进还不如说是问题变成了教条或教义化观念，几乎失去了孔子原来非常开阔灵活的问题意识。不再面对问题，只在乎一些基本概念和教条的释义，这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哲学实际上刺激中国哲学恢复了对思想问题本身的兴趣。西方思想的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的问题，这也应该说丰富了现代中国哲学，进一步说是丰富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其中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相当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的思维方式，现在几乎人人都会这样思考事情，其它如自由主义观念、康德哲学、尼采思想、海德格尔哲学等也有很大影响。也许还应该提到胡适等人的现代白话文改革，它以中国古典白话文为基础，又在其中强化了西式的逻辑表达方式，从而比较成功地在保留中国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实现了西方概念的中国化。今天我们正是以这种中西合璧的新汉语在思维和表达。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西方哲学重新唤起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原来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丢了自己的问题，这又是个当下的困境。

虽然西方的文化霸权到今天仍然非常明显，但过多的批判并无很大的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要对谁说话、说什么话。如果中国哲学在今天试图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部分，那么就必须能够对世界给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贡献。我愿意借用朱苏力的说法：“在借鉴了外来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经过百年的向西方学习，在近10年来中国虽然出现了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性倾向，但是目前困难仍然很多，而且问题特别复杂。

我们喜欢自称特别有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也许确实如此，例如有过消化佛教的经验，但现在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与当年佛教的情况不同，西方思想远远不仅带来了异质的问题和思考方式，而且还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当年佛教也许带来了许多新思想，但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制度和社会生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尽管中国的传统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但不再具有惟一权威性，于是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在现代中国形成了双重权威，而这两种思想权威又是如此不同，这是独特的现代中国经验。由于我们坚决要保留我们伟大的传统又同时需要同样伟大的西方传统（想要兼有不同的好处也是正常想法），结果就有了中西协调这个非常特别的思想问题，于是有了诸如“中体西用”之类的结合方案。但一直到现在，尽管中国已经相当了解西方，融贯中西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成功的事情。问题在于，中西文化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没有足够多的共点可以成为融合的基础，尽管现代中国的经验是承认这两者的并列权威，但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

不同体系的思想观念要达成融合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只是在两者之间发现共同点或一致的思路，就是说，只能以各种思想资源为背景而创作出某种自身一致的新思想。不过要特别警惕一种伪创新，往往称为“现代化转换”之类，大概是从中国传统观念里“开出”西方现代观念诸如民主和自由等。这其实是文化霸权的另一方面现象，正如王铭铭指出的：文化霸权的形成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而是被动者变成主动者才可能实现，在现代弱势的东方的所谓现代化运动不过是要变成西方，于是“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变成了东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之前景”。这不是创新。创新没有这么容易。

有一个许多中国人都曾经想到过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融合和创新呢？西化有什么不对头？假如不要因为没有面子而觉得不好意思的话，这个似乎有损民族感情的问题其实很值得思考。只要比较现在的中国人和100年前的中国人，就可以看出中国思想文化西化的程度有多大，事实上从社会制度、经济和管理方式、法律体形到艺术和物质生活方式，都几乎以西为体了。在西体已经建立之后，社会生活完全西化是迟早的事情。尽管就目前而言，制度化层面是西化了，但其中的实际操作习惯仍然是中国式的，不过如果考虑到制度对行为方式的长期和有力的影响，就不难想象迟早会完全西化。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人们不会试图重新去发现那些实际上在行为和思维中已经失去了的或正在失去的中国理念。

从一个心胸比较狭隘的角度去看，在西化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于是就会寻找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观念；如果从比较实际的角度去看，人们会发现，在寻求外来的普遍“真理”之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本地性的（local）问题，那些本地问题才是生活中的切身问题，而本地问题有着本地的历史造成的上下文（context），从历史中来的观念因此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从一个更有雄心的角度去看，我相信使人们重新发现中国哲学的一个原因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中非常突出的许多共同的新问题或翻新了的旧问题，例如全球化、对话、他人、变态、精神病、商业和传媒，在西方思想里并没有非常令人满意地被解释。因此，东方的智慧似乎包含着另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想象力。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中国哲学的独特视野还发现了一些在西方哲学里没有被重视然而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形势思维可能意味着一种哲学水平的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博弈论，“心”的哲学可能是心理学、伦理学和信仰问题的更好的基础，等等，这些都直接有关人类幸福。

在试图推出一种既可以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又保持中国精神的新哲学时，显然不能拘泥于古代的教条，否则将失去与现实的相关性（relevance）。哲学虽然抽象，似乎离现实很远，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隐藏在现实中，哲学是思考所有事情的方法论，所以它隐藏着但又在身边。即使当年非常“好古”的孔子也是极其关注现实问题的。连雅斯贝司（jaspers）在解释孔子的“好古”态度时也非常正确地看到，孔子虽然似乎是在回忆古代知识，但其实是根据现实问题在创新。这个道理虽显然，但做起来却不易，尤其是因为今天的现实变化如此之大，已经与中国传统社会之间有了明显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当大部分是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比如说与儒家思想相配套的人际关系、家族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非常薄弱或被现代化掉了（特别是父子、男女关系的现代化、利优于义和个人高于群体的社会生活现代化），因此儒家思想实际上被抛在当下问题之外。即使有些中国文化仍然存在，也往往在生活中被边缘化了，例如中国传统诗词、国画和京剧，它们更主要的是作为表现古代风情的古董存在而不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尽管我们知道，现在比较大的程度保持着传统生活风格的中国人仍然众多，但是，相比之下人数很少的“现代化了的”人们却掌握着更多的经济和话语权力，时代的问题终究是由那些有经济和话语权力的少数人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并承认中国的现代经验，必须看到问题已经变化了，在我们试图回忆古代知识或进行知识考古时，只能是通过现实问题去追问古代。尤其是哲学，它必须与现实的前沿问题站在一起———哲学只有这样一种做法，而没有另一种做法比如说专门“好古”的做法。看来必须承认，就目前而言，现代中国哲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传统与现实问题的相关性。

进一步的困难是，中国哲学要进入目前由西方哲学控制局面的世界哲学，就必须能够为西方哲学所理解并且接受。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话或交往（communication）是流行理论，假定能够有“可理解的、真实的、真诚的和正确的”对话（如哈贝马斯所想象的那样），也许确实能够产生互相理解甚至在价值上的某种互相承认，但问题是，理解也许蕴涵着（implies）却并不衍生出（entails）接受或接纳。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别的思想这方面不坏、那方面不错，但这只是非常有距离的承认，重要的是你终究并不准备用别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比如西方对中国哲学确实有着某种兴趣，但主要是需要借助中国哲学这样的“另一只眼睛”来看清楚自己的哲学的身份和性质，却未必打算用它去改造西方哲学。我相信，理解不能保证接受，是所有对话理论的局限性。显然，我们不能想象西方会仅仅因为理解了东方的传统观念就接受东方观念进入世界哲学。这里决不是在反对对话，相反，对话永远是极其重要的，是所有有意义交往的基础。问题是，我们不能总是仅仅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

至少有两个可以指望但也许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

1）使中国的某些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按照王铭铭推荐的一个说法则是，“中国概念的普遍化”。很显然，目前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几乎百分之百由西方概念构成，虽然有时在学术著作中也会读到个别中国的、印度的或阿拉伯的概念，但却总是属于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解释的概念，总是被思考的材料而不是思想的工具和根据，就是说，不管想什么，都只能使用西方概念去“想”，于是，不管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所想出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都是西方的。假如一旦能够使某些（数量不用很多）中国概念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即成为人类在思考任何事情所使用的普遍（universalandgeneral）概念，或者说，使中国语言中的某些关键词成为普遍通用的关键词，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思想能够成为通用的思想工具和根据的一部分。当然，这就会改变目前通用的概念体系的构成方式，世界将会被不同地表述——目前通用的概念体系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由逻辑关系构成的由一般到具体的金字塔型的概念系统，这种概念系统的优势在于能够清楚地表达事物间知识论的从属关系。中国思想显然不反对这种概念关系，但它似乎更重视发展一种表达人与事物之间的价值论的亲疏远近轻重缓急关系的概念体系，它可能更有利于思考实践上的重要问题。因此，从客观的角度看，中国概念进入人类通用概念体系将扩大人类思维的能力。

2）使中国思想所发现的一些独特问题进入世界公认的思想问题体系。中国的眼光与西方眼光同样是精神性非常强但又非常不同的眼光，所以如果中国思想中的问题能够进入世界的问题体系，那么一定能够丰富人类共享的问题体系，会使人们发现，原来还有这样多必须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问题能够与西方问题形成最大效果的互惠提问（reciprocalquestioning）——如果按照经济学观点，这可以最大化人类思维的反思（rethink）能力。

2．情景化理解和普遍化理解

现代中国哲学家们一直都希望能够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贡献给世界一些中国的思想问题或者关于人类共同问题的一些中国论证。最典型的努力可能是试图把儒家观念推荐给西方。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成功。我以为关于儒家其中有个悖论性的事情：假如回避不论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压抑残忍的儒家的社会体制方面的规章制度和具体化了的社会实践（其中以迫害妇女、儿童和年轻人以及压制人性和自由最为有名），而仅仅抽象地推荐儒家的思想观念（如各种美德和理想），则儒家会显得十分平常，不足为奇（在西方也总能找到大同小异的观念）且空洞无力（比如说“孝”假如不与惟命是从和家族暴政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则失去特点，我们总不能说西方人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对父母的爱；“忠”假如不是愚忠，就失去特别的力量感，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人对政府和国家没有忠诚。等等）；假如要使儒家观念生动有力起来，则不得不在具体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中去说明，而这又同时暴露出儒家的各种罪恶使得儒家不值得被推荐。问题就在于，儒家的思想观念不是一种可以抽象成立的理论观念，它只有在与之配套的特定社会制度和实践中才能发挥出高度的精神性和道德意志力量，就必须在存理去欲、克己守礼、对父对夫惟命是从、崇古贬今和反对革新等等具体行为中体现忍辱负重的道德境界。如果没有这些实践表现，儒家理论就表达不出来，就几乎失去所指。我们不能超出儒家的实践去理解儒家思想，因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来就是儒家的根本要求。要把自由和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体制与儒家观念进行很好配对恐怕不大容易。通过这个例子，我决不是想贬低儒家——每种可能生活都有它的道理，所以儒家观念决非没有它的道理——而只是想强调在利用古代资源来创造新的生活时必须重视这种创造在技术方面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如果一种思想或观念能够成为通用的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的（local），那么它就必须超越特定情景（context）而发展成为在各种情景下有效的观念，或者按照传播理论的说法，它必须由一种受特定限制着的“高语境”（therestrictedhighcontext）走向说清道明了的“低语境”（theelaboratedlowcontext）。现在世界上各种文化都在试图以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表达自身，尽管西方文化仍然具有霸权，但各种文化对自身的自觉表述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不合作毫无疑问是在试图削弱西方霸权。文化对抗或者像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也许会是个持续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不是好事。如何理解和接受他者，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然而，且不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含义，单就其知识论含义来说，也存在着很大困难。

当需要充分地和准确地理解某种文化中的某个观念，就确实需要建立一种情景化的（contextualized）理解，如格尔兹（geertz）所提倡的“浓描”（thickdescription）和“地方知识”（localknowledge）。情景化理解有利于纠正对他者文化的曲解，但同时也多少意味着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几乎变成了一项完成不了的任务，因为如果要真正彻底准确理解他者文化，就必须理解它的所有文化语法和重要细节，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样，要理解一个做法，就不得不理解整个游戏或整个生活形式。这项工作不仅过于繁重，事实上做不来，我们不知道多“浓”才算“浓描”。比如说，如果不是彻底的描述，那么就总有理由批评它不够“浓”。但是我们又知道彻底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可操作性上说，我们只能适可而止，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什么是需要浓描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钻知识论的牛角尖去证明“浓描”其实既烦琐又总也不够充分，然而，确实应该指出，无论什么样的描述，浅描或浓描，以自己眼光为准或以他者眼光为准的描述，主观的或客观的描述，都不是知识的真实的和充分的条件，都只是单方面的知识生产方式。人文知识事实上只能而且必须在对话中形成，它是对话各方在互相诱导中形成的被共同认可的话语和观念，单方面的描述或者说独白终究是无效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发展一种更加逼真的描述，而在于发展一种更可接受的、更亲和的、更友好的解释。人文知识寻找的首先不是真理，而是互相有好处的观念，即互惠知识。

也许这里需要解释。我不打算说人文知识与真理无关，那样未免哗众取宠，但我试图论证说，对于人文知识来说，真理是第二位的，更准确地说，真理是以可接受的观念为前提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人类生活一定需要合作，因此，要做成事情就一定需要共同可接受的观念，反过来说，假如别人不接受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就做不成事情，也就不再是真理。因此，我愿意说，人文知识总是事后真理（thetruthexpost），它从根本上缺乏经验或逻辑的必然性，这一点决定了人文知识以互相认可为第一条件。从休谟以来我们已经知道tobe推不出oughttobe，考虑到人文知识的情况，似乎不得不说，ought

tobe甚至是tobe的一个条件，至少oughttobe是先行被考虑的。也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伦理和政治问题在当下哲学中发展成为核心问题，而且同时与法学、人类学、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等方面的多种问题发生着密切联系而构成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问题组。不过，必须注意到其中问题的复杂层次，比如说，伦理问题很可能并没有一个伦理学的解决，当然也不一定，我们终究还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知识论来重新发现问题的症结，然后再判断。

如果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并且能够构成互惠知识（reciprocalknowledge），显然还是需要一种通用的“共同理解”（commonunderstanding）。在这里，我把“共同理解”看作是一种弱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或者说是在形成共同知识时所需要的一种共同的理解方式。这种共同理解或共同知识可以源于各种文化，但一定被普遍化为共享的理解和知识，从而不再特殊地属于某种文化。这种共同理解方式当然没有逻辑和数学的那种必然性，而只是各种文化群体都可以接受的。即使这样，事情仍然非常危险，因为各种文化群体最乐意接受的当然是与自己价值观相符合的东西，而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恰恰是文化间差异最大的东西，即使能够找出某些共同之处，也难免貌合神离而且为数不多。现代版的人权体系可能是目前相对而言最成功的一套共同观念，但在它的被普遍认可的表面背后却实际上缺乏充分的共同理解，因此人权体系只不过是仅仅字面上的共同认可而远远没有达到概念上的共同认可。可见共识是多么的难。

建立共同理解或者互惠知识的困难在于目前的通用理解方式是西方的，因此难以理解丰富的世界。既然世界是各种文化组成的，那么理解世界的通用方式也必须由各种文化的视界（horizons）在对话和合作中创造出来，借用嘎达默尔（gadamer）的话说则是视界融合（fusionofhorisons），不过不仅要历史地视界融合，而且更要地理上的视界融合。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要在各种文化的对话/合作中创造出来的共同理解决不是各种文化的某种组合形式，而恰恰是能够有效保证“各种文化的对话/合作”的一个对话体制，它使得各种文化容易互相理解和互相接受。显然，为了使文化间的对话充分有效率，或者说使对话能力最大化（maximizingofdialogue），就需要使这个对话体制包含有最大差距的、不能互相还原的（irreducible）多种世界/生活观，也就是不同的哲学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进入世界通用思想体系从而参与重新建立一种更丰富的共同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正如franciosjullien所指出的——中国哲学正是与西方哲学的视界完全不同的、完全独立的、有着最大差距的哲学。

事实上，西方要接受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平等的视界和思想资源是不容易的，同样，其它文化也会对西方文化进行抵制。在今天，一些地方文化有着文化保护主义的倾向，甚至有着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尽管其中有着政治原因和其他利益问题，但这种倾向从长期来看其实对人对己都是不利的。很明显：假如你宣称你有你的先知，那么我也可以有我的先知，而即使各种来路不同的先知居然有一些异口同声所见略同的东西，一种先知总会不同意另一种先知，终究是很难合作的。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先知，都难免发展为欺骗，因为它们都是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平白无故地相信某种东西。在这里请允许稍稍离题地讨论关于先知的问题：先知主要是个西方知识论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属于希伯来传统的问题。可以说，如果承认知识存在着知识论的局限，即世界终究不能真的“看”清楚，那么就需要去“听”先知的话。这是宗教的思想基础。有趣的是，中国有着另一种“听”的传统，即要

求“闻道”，它不是宗教的基础而是哲学基础，它要“听”的是先师或圣人。如果说先知能够通神而后向人们传达一些必须相信的道理，那么圣人则要谦虚得多，圣人只是在人间世界中体会出道理然后去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于是听圣人与听先知有个根本区别，大概可以表达为：听先知意味着“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先知告诉我们必须追求某种东西s”；而听圣人意味着“我们知道要的是某种东西s但不知道获得s的方法m，圣人告诉我们m”。

关于先知这个问题的讨论并非与这里的主题完全无关，我想说明的是，一种方法论比一种价值观更适合于普遍化。当然，作为特定的思想技艺的方法并不像逻辑那样具有普遍必然的力量，但它意味着某种并非必取然而可取的思想和实践策略，因此虽不必然但却能够普遍。理由很简单：多拥有一些有效的思想和实践策略并没有坏处。而这正是交往的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现代哲学从西方哲学那里的确学到许多方法，例如苏格拉底式的观念辨证法、怀疑论方法（希腊的、笛卡儿的，休谟的）、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进入中国哲学并没有坏处。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能够整理出一些中国哲学的可普遍化的方法使之进入世界哲学也肯定没有坏处。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推荐的方法一定要是可以普遍化理解的方法，而不能够是那些只能私人领会的东西。在这个方面，中国哲学往往推荐错了一些据说是要通过私人觉悟的特别高境界的东西——假如那种高境界不能够被分享，那你说给谁听呢？这样就变成对交往的破坏。

交往或对话是当下知识和文化的核心问题，但也是一个具有悖论性的或辨证的难题，它不仅涉及政治甚至经济利益，它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问题。显然，文化和人文知识体系意味着一种力量，尽管它并不是直接的对身体的管理制度或物质权力，但却是对心灵的诱惑性或控制性魅力，因此它成为可争夺的利益和资源。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语言问题，为了有效交往就需要一种通用语言，目前充当这种语言的是英语，它在交往过程中给非英语文化造成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语言问题典型地表现了交往问题的悖论性质：总有某些东西是交往所必需的，但它同时又是对交往的损害。

3．以对话为条件的共同的哲学问题

在今天，我们的两种做哲学的方式可能不再正确：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做法。正如前面我试图论证的，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自己的问题体系以及形成这种问题体系的必然性，但是由于现代中国的制度化层面和社会生活形式已经西化，并且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已经形成断裂，因此中国传统问题体系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格格不入的，它属于古代的地方知识而不是现在的地方知识，更不是能够普遍化的知识；另一种同样不正确的做法是按照西方哲学问题体系的哲学做法。西方哲学在解释当下世界的新问题时似乎已经失去原来的开拓精神和力量，一方面是经典的主流思想变得非常意识形态化，人权理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等都是如此，而且许多非经典的另类思想也已经通过多元化的借口和假借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而获得主流化的资格，它们事实上也已经主流化并且同样意识形态化，如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和社会/文化批判等；另一方面，仍然属于另类的非主流的思想则表现为消极的、反讽的、边缘的后现代态度。也许西方思想仍然将是最强大的一种知识体系，但无论如何，它并不像原来被想象的那样是科学般的唯一的普遍真理体系，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考虑自己的问题和知识，而去替别人生产关于别人的知识。如果说我们的知识生产包括对别人的知识，那么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但如果表现为按照别人的利益、价值和需要去进行知识生产，则是需要做出解释的行为，比如说按照西方的利益来讨论人权理论和全球伦理，或者鼓吹西方的先知和宗教之类。

现在我们似乎应该能够看清楚，由现代哲学所强化了的“抽象人与整个世界”这个知识论关系可能不够表达知识问题（它假定的mind,ego和cogito是个抽象的主体，在实践意义上相当于单一个人；同时，世界也表现为具有同样规律的对象。于是，根据这种一个抽象人对世界的描述关系，哲学自然就主要关心诸如普遍必然知识、先天范畴、先验论证、普遍语义等问题）。这种“人和世界”的知识论关于抽象人的形而上学假定是非常可疑的，事实上只要反思一下就会发现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抽象的心灵是什么样的，如果一定要去想象，也只能发现一个逻辑的心，而这和实际上的人相去甚远。类似地，对象、事物、语言和行为等也都在抽象的、非个性化的方式中被想象。可以说，现代哲学/知识论对真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它只是对构造一个有最多逻辑优点的论点感兴趣，而不管那个有着突出的理论优点的观念是否有意义。即使那个有着最多逻辑优点的论点如此普遍有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例如关于“单身汉就是光棍”之类命题的意义和所指的逻辑和语义分析（分析哲学曾经对此类东西非常感兴趣），也不一定就特别重要。事实上并非所有普遍必然的命题在所有世界中都同样重要——尽管可以同样为真——而在现实世界中很有可能是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更古怪的是，有时有的论点，在现实世界里不真，甚至在大多数可能世界都假的论点，然而却因为构造了某种理想的状况，也有可能被认为在理论上很成功，如罗尔斯（rawls）的无知之幕的有名假设，这种假设根本没有用，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使万一有这样的情况，人们也不一定会非常理性地考虑明哲保身的问题，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无知者无畏甚至应该是个更合理的假设；而且如果人们会非常理性地思考与他人的关系，这恰恰是因为有充分或很多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更会有理性。无知却理性，这样的假设是不合理的。这种理想状态的假设加上逻辑分析的知识生产方式甚至影响到社会科学各种学科，例如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虽然不能算错（在进行经济思考时，人们至少是“愿意理性的”），但实践意义却不大，很显然，只有在具备关于一个事情的充分知识/信息的条件下，理性思考才是最有利的，相反，如果非常缺乏知识/信息，这种有明显局限的理性思考恰恰可能被局限在全都是错误选择的思考范围内，因此失去了任何正确选择的机会，反而不如非理性的碰运气或冒险。实际情况中的人的信息和理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理想状态，比如说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及其明显可见的纳什均衡，实际上并不很多见。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都太依赖理想化假设，因此与真实出入甚大。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反对理想化假设，知识生产很难避免理想化假设，因为如果没有理想化假设，信息就很难从混乱中脱身成为知识。

就现在所显示的知识状况和需要来看，知识论除了“人与世界”这样的基本维度，至少还必需“人与人”这个同样基本的维度，而这个维度的问题在过去往往被以为仅仅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问题。这个错误既与长期以来深得人心的休谟的事实/价值二分法有关，也与人同此心的抽象人还原论有关。尽管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以来就已经确定了人文知识是在对话中被生产的，但这种对话仅仅被以为是在进行论证比赛，真理和逻辑被假定为外在的客观标准，因此，知识生产只不过是通过了“人和人”的关系，而没有取决于“人和人”的关系，这就是缺陷。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知识并没有一个在“人和人”关系之外的客观标准，它的真与它的实践地被认可是一回事，所以，知识就是对话，他人就是真理标准。真理如果没有同时获得价值认同就不是真理。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中国哲学的一种根本意义：人总是要符合天的（天人合一），同时人又总是要表现为人的关系（仁）。

当下中国哲学的正确做法无论如何要从当下思想症结出发，在回答当下问题时再决定对于具体的问题需要利用什么资源（中国的或西方的）。这里所谓当下的哲学问题，是指关于共同事实的共同的思想性问题。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只有共同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因为那些共同问题涉及各种文化和国家的发展，因此它们必定要求在对话和交往的关系中被解释，关于这些问题的来自不同文化的思想选择都必须成为解释这些问题的资源。但是这里也必须特别注意一个事情：我们在强调关于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文化解释的重要性时，只能在思想层面上把不同的文化解释看作是开拓和丰富共同问题的思想资源，即不同的文化解释仅仅意味着关于一个问题在思想上的更多可能性，而要区别于在价值上的不同文化选择，否则对话将变成两点间最远的线而不是最短的线，同时，基于对话结构的人文知识也将变成破裂的对峙或者如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那样将导致共同问题和共同知识体系的崩溃。很显然，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是事实，这些事实同时也就是需要对话和反思的事情，而不能被假定为预先免于审问的绝对价值，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对话。正如我们看到的，到目前为止，在西方文化（基督教和自由主义）、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对话仍然是相当失败的。不但没有满足哈贝马斯所要求的交往标准和共同可理解的共识，而且甚至还没有建立起共同问题体系，当然更没有建立起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

一种有效的对话至少需要1）建立一个共同问题体系。共同问题可以被定义为：任何一种文化在寻求任何一种自身发展时都必需考虑的普遍有效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它们是在发展策略和技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任何属于特定价值观的问题都必须被认为是次要问题；2）在建立了共同问题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哈贝马斯的真实、真诚和正确的交往标准去谋求互相理解和共识，即达到知识论水平上的互相理解；3）最后创造一个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正如前面我们曾经讨论到的，如果只有知识论水平的互相理解或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化的言谈状况”（theidealspeechsituation）仍然缺乏实际意义，因为它仍然可能是一个言行不一的结果，就像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多元化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知识论水平上的或者言论上的互相理解，但同时有着不少于任何时候的实际冲突，以至于多元化变成了冲突的合理借口。因此，一个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是必需的，它意味着知识和利益的互惠成为可能。

在这个对话的时代，各种文化走到了一起互相反思，这一境况改变了哲学。人们发现，原来的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完全不同地被理解。这个情况和原来那种在同样理解方式内部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完全不同。既然世界总能够被不同地解释，那么任何一种解释本身都不是问题；进一步说，既然事情总可以有不同的做法，那么任何一种做法本身也不是问题。一种解释或一种做法如何可能被他人接受才是问题。于是哲学的重心只能由主体性（subjectivity）转向他者性（theother-ness），由心智（mind）转向心事（heart），由分析（analysis）转向对话（dialogue）。这样，哲学的问题体系也必定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原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真理、善、存在、心智、命题意义、经验和先验等失去了原来的分量，哲学的核心问题将表现为，假如我的看法没错的话，这样几个问题组：

1）交往和合作问题。这是重新解释知识的重要基础，就是说，知识论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在“说和听”的关系中被解释，其中涉及，谁在说，说给谁听，谁在听，听谁的，能不能不说，能不能不听，等等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涉及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阶级之间、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关系。

2）心事（heart）问题。这是重新理解生活问题的基础。过去哲学更多关注的是心智（mind），更多考虑的是认识能力、思维形式和理性决定。但是，关于心智的研究主要表达了我们对事物的思考能力，却很少表达我们对人的思考能力。因此，需要、欲望、愿望、理想、梦想、压抑、失望、放弃、情感、激情、依赖、信任、猜疑、嫉妒、羡慕、叛逆、迎合、同情、牺牲、忍受、虚荣等等问题都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些生理和心理的症状，相反，它们可能解释着行为和生活的本质，它们可能更能够解释价值观、道德选择和宗教。如果说心智为“物”立法，心事则显示“人”的互动。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6

摘要：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别探讨了科学实践和道教修真实践的求真内涵。作者认为，科学实践从其起源上看，其求真内涵是确证理性主体的存在真理；而道教修真实践从其起源上看，其求真内涵是确证生命道体的自然真理。科学实践中由其求真内涵所导致的困境和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反射性问题，一是主体的死亡带来的客体的意义丧失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可通过道教修真的求真实践得到补救。。

关键词： 科学 ； 道教； 求真

从我个人已接受的观念和对人们日常言谈的直观感受而言，我感到人们一向认科学为真理的代表，一句话有科学根据，一个东西是科学产品，人们一般都认为是真理，是真实的，由此便是可信任，可信用的。似乎在一般受过科学知识教育的人们心目中，求真理、求真实是科学的专业、专利，除此而外似乎没有别的求真事业。然而，从我已读的中国古书来看，我又了解到在一般历史常识所称的诸子百家中，继《老子》道家而起的《庄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真人”的观念，而在其后继老庄道家思想而起的道教中，则把得道成仙的修真实践作为其全部学术思想的中心，由此我知道除了科学的求真事业以外尚有道教的求真事业。为从根本上弄清科学之求真与道教之求真的异同，本文拟就自己已有的科学与道家的知识与力所能及的思考对二者的求真异同作一简略的探讨，以此抛砖引玉而求教于方家。

一、科学之求真内涵

科学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往往是指各门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在他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科学概念便是：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的物质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理论知识。由此而所谓科学真理便与科学知识成为同义语，而科学求真之内涵便被习惯性地想成是对自然界物质对象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这样一来科学之真便与自然奥秘等同。其实仔细想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个人觉的要揭示科学求真的内涵，着眼于世俗常识的反面或更切合一些。对中国人而言，科学之名与科学之实皆非中国固有的土特产，而是地地道道的欧洲进口货。并且科学在欧洲也非天外来物，而自有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因此，要弄明科学求真内涵的真谛，最好还是回到科学的欧洲起源，从古希腊的哲学说起。

古希腊哲学作为欧洲近现代科学的起源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在科学一统天下的今日哲学已失去往日的尊严而几近衰灭，但是敏锐的思想家仍能从科学的现存事实中发现科学起源于哲学的形而上学胎记。海德格尔在谈到哲学之思与科学的关系时写道：“思早已成了文献，而正是文献决定了西方科学的命运。西方科学经由中世纪的教义而成为现代科学。在这种形式下，所有的科学以一分为二的方式从哲学的怀抱中鱼贯而出。科学从哲学中产生出来，与此同时它不得不遗弃哲学。科学从哲学中鱼贯而出后，它已不再能从自身重新跳跃回自己的本源。如今，科学已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本质之域，在那里，唯有思才能发现它们，前提是，思本身能自行其事。”［1］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在习惯性的思维中，人们在思索科学的求真问题时往往从科学活动取得的现有成果出发，经过思维的分析抽象作用，以逻辑论证的方式人为构建出科学的求真内容。这种方式表面上看是实事求是，似乎很科学，其实它恰恰背离和遮蔽了科学的求真内涵问题。打个比方，这好比一个人在太阳下走动照出身影，然后有人不去直接询问这个人是谁，而是去观察、记录、分析他的活动，由此来确定这个人是谁。这样得出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人为的思维建构，是一种可能是的假设真理，而不是一种必然是的现实真理。过去人们根据科学活动的知识理论成果和技术实践，自然而然的把科学的求真内涵指认为追求自然界的物质真理，即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海德格尔的这段话考虑，我认为首先在思索科学的求真内涵时不能就事论事而局限于科学成果本身，而是要回到科学所从出的源头——希腊哲学；其次不能平面地以经验论的方式去抽象地思考科学的求真内涵，而是让“思本身能自行其事”，对科学的求真内涵作立体的、透视式的思考。

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对传统神话式宇宙观和人生规则的怀疑和否定。陈嘉映写道：“柏拉图通过episteme这个词把哲学家和诗人或神话家区分开来。神话是传统智慧，从祖先传下来，提供了我们的世界图景和人生规范；episteme则是一种反省的认知，批判的认知，源远流长的东西可能是错的，真理需要通过批判才能获得。”［2］这里“Episteme这个词现在经常被译成科学，在英文里则经常译作science。”［3］由此可知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多么密切，甚至可以说哲学就是科学，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态度’就是哲学态度。”［4］在当时，较之世俗人们被动地接受神话传说和习俗成见的非反思认知态度，哲学家的反思和批判的认知方式无疑代表一种新的认知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当时的哲学家虽能大胆的指认出当时世俗流行的神话传说和习俗成见不是真理，但它自己却又不能说出真理是什么。陈嘉映在谈到古希腊哲学家与智术师的区别时写道：“哲学家在这个根本之点上是相反的，哲学家不知道结论是什么。他会有一些预先的设想，在科学中这叫假设，他要为这个设想寻找论证。但他的论证不是事后追加的外部的东西，因为在论证的过程中，他常常会自我否定，研究的结果可能否定开始的假设。因此，哲学家接受的是论证产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预设的结论。”［5］在谈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时又写道：“苏格拉底是要让真理在对话中浮现，他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智术师在讨论开始时就知道结论是什么，苏格拉底不知道。”［6］由此可知，哲学最初只代表一种理论上的求真态度，即以自由论证和公开辩论的方式寻求真理，但哲学对自己的求真内涵并未达到自觉。

古希腊哲学经由中世纪的神学阶段进入近代，哲学家的眼光开始由天国转向人间，转向人本身，经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怀疑论的反思，现代哲学终于实现了对自身求真内涵的自觉，这种自觉经笛卡儿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彻底表达出来。黑格尔写道：“勒内·笛卡儿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7］从古希腊哲人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在理论上求真态度到笛卡儿这里达到了自觉和自信，理性思维所追求的真不是别的，它就是自身的存在，我思故我在，思维即存在本身，由思而自信自己存在的我在这里即是绝对主体，古希腊哲学的求真内涵在这里揭示为主体性自觉。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7

关键词：哲学咨询;苏格拉底方法;思想分析;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赵楠楠(1989-　)，女，河南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逻辑应用研究，E-mail: nannan19890829＠163.com，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哲学咨询是一种向古希腊哲学复归的哲学应用范式，其以哲学理论为基础，以逻辑学为工具。与心理咨询相比，哲学咨询的适用对象和受众较为广泛，咨询方式富于哲学性与逻辑性，功能也更为全面。哲学咨询具有德性教化功效，因而可以服务于学生的德性培养，成为当代道德教育的新模式。德性教化具备深刻的逻辑机理，教化功能的实现依靠思想分析来完成。思想分析如同信念修复技术，分析就是治疗，哲学咨询的过程即是教育的过程。通过开展哲学咨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思维积极进行“哲学化”思考，协助学生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指导学生自觉树立正确价值观。

关 键 词：哲学咨询 苏格拉底方法 思想分析 道德教育

一直以来，我国都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青年学生的道德要求愈来愈高，如何提高实效性已然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难题之一。可以说，这个难题的本质是现实的秩序与状况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不能只关注教育的文化功能，更要注重对学生的灵魂塑造，既要了解学生的现实处境，更要关心学生的精神状况，要从对学生耳提面命转向与学生平等对话。因此，教育者要不断地创新与完善道德教育的方式。而基于平等对话的哲学咨询作为国内新近兴起的咨询方式，可以为道德教育提供新模式。

一、哲学咨询何为

自问世时起，哲学就面临着“无用论”的质疑，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个诘难的摧毁力越来越大，使哲学一度处于尴尬之境，寻求哲学的解题功能迫在眉睫。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则是哲学应用的新范式，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迅速被推广，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哲学咨询是要发挥哲学的效用，让哲学走进生活，走向实践，不仅有助于哲学从抽象纯粹的困境中抽离出来，而且可为普通大众提供咨询服务。

哲学咨询是用生活方式来定义哲学的尝试，[1]30是哲学“仙女下凡”面向生活的实践，但是哲学咨询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向古希腊哲学的复归。苏格拉底经常就道德或其他主题与他人展开对话，他的对话不是为赢得“修辞上的胜利”，而是引导对话者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检查。与之相似，哲学咨询的实质是对思想进行分析，以哲学为基础，以逻辑学为工具，通过对话式引导和自我性剖析，使咨询者的思绪得到澄明，进而自主能动地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并不相同，哲学咨询“正在介入传统上被认为是心理咨询的领域”[2]。首先，两者的适用对象(“病人”)不同。心理咨询针对患有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群体，其对象具有针对性。而哲学咨询比心理咨询的受众广泛，哲学咨询的对象是能够进行正常推理与反思之人，即位于无理性与完全理性之间的“有界理性”群体，普通大众均可囊括于其中，健康之人也可以进行哲学咨询。其次，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方法(“处方”)不同。心理咨询以诊断为主，主要采用观察、开放式对话、技术性方法和工具性方法，方法多样而成熟。[3]49哲学咨询则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其“处方”是“苏格拉底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开放式对话、自我对话或文本对话，厘清咨询者之问题症结的逻辑机理，引导咨询者从问题回归自身，对自我进行反思。可见，哲学咨询几乎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咨询过程相对轻松、自由；再者，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作用(“药效”)不同。心理咨询的重要作用是治病，咨询师主导咨询过程，对有心理障碍或心身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目标是使得咨询者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与心理咨询相比，哲学咨询主要关注人生观、价值观等关于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进行的是无障碍的平等对话。[3]49哲学咨询具有两个独特的功能。其一是消疑解惑，这一功能面向社会大众。哲学咨询是对人们心灵的关注，而困惑是心灵之中的矛盾信念，“人们不是为事情本身所困扰，而是为对某件事所持有的观念所困扰”[4]。在哲学咨询中，咨询师对受访者进行思想分析，本质是用逻辑的方法揭示矛盾信念并给以及时修正。其二是德性教化，这一功能针对受教育者。哲学咨询建立在咨访双方相互尊重的对话之上，“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对话以人及环境为内容，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5]12。因此，哲学咨询可以服务于学生的德性培养，不仅有利于解决德性意识缺失问题，而且可以作为学生探索真理的有效方法。

因为两个独特的价值功能，哲学咨询作为新生的咨询方式异军突起。哲学咨询功能的实现依靠思想分析来完成，分析就是治疗。事实上，信念冲突不仅是人们痛苦的主要根源，也是德性意识缺失的重要诱因，二者有相同的逻辑机理。德性意识缺失必然伴随着道德选择的混沌与疑惑，哲学咨询的德性教化即是面向学生的答疑解惑。所以，对哲学咨询的德性教化功能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二、德性教化：哲学咨询的本源意义

哲学咨询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和理论支持，古希腊哲学即是哲学咨询的本源。“从苏格拉底和智者运动开始，人成了哲学思考的聚焦点。不过，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着眼点不同，德性而非人的个体性自由才是人之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所思考的是‘德性’的形而上学，而非‘自然的’形而上学。”[6]苏格拉底非常重视对道德的探讨，他认为人们需要美德的知识来解决某些实际的道德问题，在他看来，德性既是个人完善灵魂的体现，也是一切利于城邦的美好事物的源泉。

苏格拉底获得关于美德的知识的方法就是对话，这是一种通过问题化来寻求知识的方法论探索，是探寻真理和自我认识的途径。因而苏格拉底总是在对话中不断质疑，使得对话者不断修正自己关于美德的定义，进而揭示对方信念系统中的矛盾，使其最终放弃原本持有的观点，承认自己处于无知状态。苏格拉底式对话并非漫无目的的闲谈，其所遵循的逻辑模式充满智慧。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概念定义的过程即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尽管苏格拉底并没有明确创立逻辑学，他本人却深谙论证的技术，能够通过盘问动摇对话者的不利信念，引导对方深入探讨，协助他们做出道德上的改善。苏格拉底将自己进行德性教化的方法称作精神“助产术”，这也是哲学咨询的“苏格拉底方法”的根源。

而自逻辑学创立之后，德性教化的方法更加成熟。与苏格拉底向个体传授德性、坚守“认识你自己”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教化论与政治学、伦理学紧密相关，他关注的是对公民的教化。与柏拉图所描绘的哲学王蓝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诉诸普通人的理性。他认为德性是一种做出选择的品质，万事万物都有适合自我的德性，而人的德性总与政治生活密切相连。人是特殊的个体，只有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德性，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均是以德性为目的并且依靠德性而生活的德性之人。如果公民抛弃德性生活，不幸沦为职务的附属品，城邦会由伦理共同体蜕变为利益共同体。[7]人的德性与“逻各斯”相通，逻各斯推动人们自由地进行选择，并超越给定、趋近至善。同时，逻各斯驱使人们从个体走向结合，从而形成共同体，而共同体是德性的社会性体现，人的德性与城邦的德性内在合一。真正的政治家必须系统研究德性，而真正的城邦又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公民支持好的城邦必须要有德性知识，反之公民的德性教化又要在好的城邦中才能实现。逻各斯作为诸多德性的联接点，是公民和城邦的德性建设的中心环节。与逻各斯相关的技艺不仅是直接民主和希腊古代文明发展的契机，也是公民德性教化的手段。

由上可见，自欧洲哲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德性教化即是哲学的重要目标与作用之一。古希腊哲学坚持人的德性至上，将人的高贵德性作为最高价值，因而十分重视德性的培养，对话、论辩与修辞都是对人们进行身心训练的手段。透过历史维度的分析也可以明确，哲学咨询主要采用的“苏格拉底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都源起于古希腊。

三、德性教化的逻辑机理

哲学咨询针对的问题现象是认识上的困惑与德性意识的缺失，两者都源于主体认知或信念的悖谬。哲学咨询作为思想分析技术，其实质是通过对话，运用逻辑分析发现矛盾、揭示矛盾，最终达到清理矛盾、重建信念的目标。

在苏格拉底参与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通过“较短的对话展示对话者如何被逐渐引向对某些他用以指导自己生活的原理发生疑问。苏格拉底询问对话者某些美德的定义，……对话者自信地用一个普遍的定义来回答。苏格拉底使他确信这一尝试的定义会导致与对话者有关所探讨的美德的其他基本信念相冲突的结果”[8]。对话者认识到自身信念的冲突，进而放弃这一定义以维持其他信念，这一过程反复出现，直至对话者承认自己无知。在交流中，苏格拉底总是采用破坏式手段，谈话总是结束于对话者的迷茫之中，原因在于苏格拉底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对方原有的信念，而是为了补充和完善其内心所持有的观念，破坏是为了激起对话者的思索。正如Rebecca Bensen Cain所言：“苏格拉底的方法是理性对话与论证，教化是使个体哲学地自我意识的治疗过程，也就是说，个体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无知和心理或道德上的不一致性。”[9]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法相应，尼尔森将其进行了扩展，将哲学咨询的方法界定为“苏格拉底方法”，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质疑、揭露无知；

2.探究日常生活中的实例；

3.从实例推理到普遍假设；

4.对概念的有计划的研究；

5.研究概念的定义等等；

6.让人们做哲学。[1]31

苏格拉底方法是解构与重构并举的询问方法。在对话过程中，苏格拉底方法首先基于哲学原理，提供一条非经验的纯粹思考路径。与古老的经验生活相对，咨询师训练个体哲学化、艺术化生活，哲学咨询在此的角色是哲学教育。通过批评性的哲学视角，咨询师尝试去检验关系、意义与启示等范畴，原来无争议的事实变得值得怀疑，有意将咨询者置于不稳定状态，迫使其与困境相通。由此可知，苏格拉底方法的开端是一种解构向度。但是，主体的信念系统具有稳定性，咨询师之所以能够促使对话者的信念发生动摇和转移，根源在于咨询者心灵中的不同信念之间存在矛盾。

内容摘要：哲学咨询是一种向古希腊哲学复归的哲学应用范式，其以哲学理论为基础，以逻辑学为工具。与心理咨询相比，哲学咨询的适用对象和受众较为广泛，咨询方式富于哲学性与逻辑性，功能也更为全面。哲学咨询具有德性教化功效，因而可以服务于学生的德性培养，成为当代道德教育的新模式。德性教化具备深刻的逻辑机理，教化功能的实现依靠思想分析来完成。思想分析如同信念修复技术，分析就是治疗，哲学咨询的过程即是教育的过程。通过开展哲学咨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思维积极进行“哲学化”思考，协助学生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指导学生自觉树立正确价值观。

关键词：哲学咨询;苏格拉底方法;思想分析;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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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信念系统中的矛盾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由符合直觉的不同原则相互结合导致的矛盾，即从明显合理的前提和严格地精确论证，却推得相信p与相信p的否定同时成立。例如以下三个原则：

(1)如果主体相信一个命题p，那么也应相信其逻辑后乘q。

(2)主体不会相信一组矛盾，因为人们不会把一组矛盾作为信念。

(3)主体自然地接受概率大于某个临界值的信念。

如果这三个原则成立，它们的合取可以构建出悖论，“悖论”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同理，声名狼藉的“说谎者悖论”可以同时断定p，也断定非p。第二种是主体通过经验归纳得到的置信矛盾，即主体相信p，也相信非p，说明人们可能同时相信被不同领域的经验所支持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矛盾没有被发现。这种矛盾信念在主体的心灵中大量存在，如果将第一种的悖论作广义理解，置信矛盾可归属于其中。第三种也是主体的心灵隐性接受的矛盾，即主体相信一个命题p，也相信p可蕴涵q，却同时相信非q。这种隐性矛盾在人们的信念中也较为普遍，说明人们可能会同时拥有后来被证明逻辑不一致的思想。第四种是主体无意识得将矛盾作为相信的对象，这是理性程度极低的主体可能产生的矛盾信念，即相信p与其否定同时成立。

与解构相对，苏格拉底方法的重心是对咨询者的信念体系给以重构。“逻辑分析方法”正是要揭示对话者信念系统中的矛盾，因为人们的言语行动、意识行动与客观实践行动总是相互作用，信念冲突是认知困惑、美德缺失与选择谬误的根源。对矛盾信念的分析是苏格拉底方法的质疑进程与创造进程转换的媒介，在揭示出信念矛盾之后，咨询师由破坏咨询者的旧观念转向重建对方的新认知，对话者也逐渐克服原来的不稳定思绪开始走向“新生”。在消解矛盾、重建信念这一阶段中，哲学咨询基于哲学的生活体验，扮演着哲学顾问的角色。

四、当代道德教育的新模式

因为哲学咨询区别于心理咨询的特殊性，哲学咨询在不同的对话场合发挥的作用迥异。在社会中，哲学咨询可以作为咨询服务，发挥答疑解惑与心理疏导功能，服务于社会大众，为其提供分析与治疗的“良药”。在学校中，哲学咨询可化身为教育哲学，充当学生的哲学向导，作为教师教学的重要工具，成为当代道德教育的新模式。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声称自己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来检验和质问人们怎样最好地生活。[10]同样的，理性面对生活本身也是社会性哲学咨询的宗旨，而这一理念投射在德性教化上，即是保障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

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对德育的高要求与现实中德育的低实效相悖的境况，道德教育必须寻求更加适当的方法，而哲学咨询式的教育模式满足道德教育的时代性诉求。当代学生都是普通理性群体，可以与教师展开真诚、独立、平等的对话。在哲学咨询模式下的教育实践中，“教学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没有固定的教学方式，只有通过无止境的追问而感到自己对绝对真理竟一无所有。因此，教师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感”[5]8。正如苏格拉底从来不给学生现成的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在反思中寻得结论，哲学咨询力求唤醒学生潜在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地教化转为自主地学习，从内心深处消解矛盾认知，去伪存真。因而，“‘苏格拉底方法’不是讲授哲学的艺术，而是讲授如何做哲学的艺术；也不是关于讲授哲学家的艺术，而是使学生成为哲学家的艺术。”[1]哲学咨询中的师生对话是教师在向学生传达如何独立地理性思考。师生可以一对一交流，也可以以教师主持、班级讨论的方式展开。通过交谈，教师分析出学生偏离行为的思想根源所在，劝诫学生扭转错误认知，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在教学模式的咨询进程中，教师作为提问者，其话语总是以问句的形式出现。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发言，并根据发言内容适时适当提问，引导咨询的走向。所以，哲学咨询就是教师引导和学生自我反思促使认识不断深化，力求学生在反思中实现觉醒或顿悟。教师在交流中把握学生思考问题的思维规律，找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并给以疏导，而学生从反思中看清疑惑的本质，使困惑得到消解。可见，“思想分析领域还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分析师的解惑不是在‘治疗’(cure)，而是在‘关怀’(care)，他们的工作是‘人文关怀’。如同基因修复技术一样，思想分析技术是对有问题的思想的修复，因而可以称为‘认知修复技术’或‘信念修复技术’”[11]。在哲学咨询中，教师指引学生进行思考，学生自我剖析疑惑，学生反思后的言论不需要理论化、系统化，只要疑惑得到消解即可。教师可以在咨询之后运用理论知识对咨询过程进行梳理，不断丰富自己的智力库，提高自己的咨询水平。可见，哲学咨询也是“教学相长”的范例。

综合而言，哲学咨询的实质是自我对自我的思想分析，学院式的哲学咨询即是教师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哲学咨询不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理论的过程，而是学生自身思考的过程。个体产生疑惑、言行悖于伦理的重要原因在于对某一对象本身的理解偏差，个体的认知谬误对行动产生错误导向。通过哲学咨询，教师协助学生澄清思想偏差的实质，使学生认识德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生理的我”出发，通过“心理的我”的机能，认识“社会的我”的职责。哲学咨询引领学生运用逻辑思维积极进行“哲学化”思考，使其基于美德的本性反思自我道德的履行问题，将自我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自觉培养道德责任感。因此，哲学咨询可以成为道德教育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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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8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1962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概念，此后，美国哲学家塞尔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修正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在新时期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首先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1962年在他的着名哲学着作《论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Aus-tin， 1962)。奥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上，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行为，抓住了语言的动态特征，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

塞尔((J. R. Searle)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对“言语行为本身夕，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口

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话语是一种行为，它不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 1962) o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称为述谓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国在亚洲”和“天在下雨”，这两句话有真假值，即对这两句话，我们可以问:“这句话是真的吗?”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为”的句子称为“施事句”C performatives )，如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要求你认真听讲。”起初，奥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对“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上。不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他发现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施事句的典型句式为“我+施事动词(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其他成分)”，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请求……”等等。然而述谓句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说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做陈述。所以，他发现述谓句与施事句两个概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摒弃了述谓句与施事句的区分，标志着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这时他提出了着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一个人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为说者所为;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语力，为说者所为;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为说者与听者共同而为。

奥斯汀首先提出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概念，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理论把客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转贴于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正式出场

塞尔首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他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 Searle ，1965)

间接言语行为在语言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问句不是疑问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么，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交际过程中，如何实施并理解这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呢?塞尔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就可以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出这类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处的语境。

奥斯汀的功劳在于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而塞尔则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不但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为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它解释了人们在交际中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间接言语行为，使得我们明白不仅要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交际的内容，还要了解说话人的目的以及说话所进行的语境，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概念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新视角。

三、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1.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追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可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通常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其中心论题为: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了语言哲学。所谓的语言转向，指的是哲学将语言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探讨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所进行的哲学研究。(付习涛，2004)就语言哲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涂纪亮，1996)。西方哲学界之所以出现“语言的转向”，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楚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言语行为理论源起于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它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

2.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又称逻辑实证学派。逻辑实证学派主张从逻辑方面分析科学语言中的语句或命题的逻辑结构，他们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状态，要么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须要具备其一，否则说出来的话语便是无意义的，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必须满足语义的真值条件，即这种陈述必须具有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验证真伪。(Yule， 2000)其二为日常分析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的分析。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 pseudo- 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Austin， 1962)。他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用来描写和陈述客观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种行为。他指出:“所谓的‘毫无意义的’‘伪陈述’本来就不是用来做陈述之用的，它们的意义在于以言行事。”这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观点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3.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理论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与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区分上。语言学哲学试图用分析语言中的特定词语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来解决特殊哲学问题，语言哲学则试图对语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学的阐释性描述。在塞尔看来，前者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关于主体的研究。塞尔认为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把言语行为放在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

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的静态研究(梁骏，2000);其次，塞尔对言外行为分类标准的研究是他对现代语言哲学的一大贡献(韩静静，2009);再次，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整体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塞尔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学背景下加以论述，强调言外行为的研究，强调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和领军人物。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9

青海由于其特殊的地域性，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建制省，反分裂反渗透、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始终是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在学术界，关于话语体系建设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建设的必要性、建设的途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的关系等问题上，结合青海藏区的却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正常状态。一花独放，一家自鸣，万马齐喑，这是非正常的话语状态。本文尝试将青海反分裂反渗透作为观察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视角，做一浅显的探讨，以期商榷。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指导地位，使话语体系“言有理论”

话语是主体通过一定结构的语言符号传达思想、情感、意图的言语。话语就是言语，言语就是话语，它们都有口头形式（包括手势）和书面形式两种，话语本身只是一个载体，话语所要表达的是“道”、“理”和“意”，“道”、“理”和“意”才是话语的核心。无论是口头说的还是书面写的，都是主体的精神和思想的表达。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表达。思想理论体系是人类生活实践的概括和反映，这种概括和反映需要一定的话语体系来组织和表达。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影响青海藏区社会稳定的根源是境外达赖集团借民族宗教问题，大肆宣扬敌对分裂思想，制造分裂舆论，公开攻击党的民族政策，挑起民族矛盾，干扰破坏青海安定和谐的良好社会局面。与此同时，境外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与境内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国际敌对势力不断网罗“藏独”、“疆独”、“台独”分子抹黑中国、丑化中国，虚假宣传、片面宣传，用更加隐蔽手法开展分裂与渗透，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多种渗透，旨在控制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反分裂反渗透工作的重点就是争取人心的“攻心战”，其关键就是“话语权”。

对于意识形态，陈锡喜在《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中这样说：“不管如何给意识形态下定义，其最基本的要素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首先，它是一种价值观，是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其次，它又不是一般个体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追求，而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需要理论论证，需要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形式，来论证其所代表利益的合理性。”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要有一个理论作为其基础支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指南灵魂导向的准确性，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它比其他思潮更具有彻底性和有效性。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在实现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凸显价值意蕴，赢得了民众认同、信仰，取得主导地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我党始终拥有最广阔最牢固群众基础的根本原因。

青海是我国除西藏外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在反分裂反渗透的斗争中，交锋、较量此长彼消，如果回避退让，保持无语，只能助长反动言论长驱直入，长此以往，传统话语权势必弱化甚至丧失，要夯实巩固群众基础，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对提出的关于涉藏维稳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握实质，充分认识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牢牢把握“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掌握主动、争取人心、强基固本”的基本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始终保持政治清醒、政治定力、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抵制各种反动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核心，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来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做事情进行本质描述，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进行核心总结，对实践经验的实质性进行概括和提升。使话语体系“言有理论”

二、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使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言有实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保持生机和活力，是和其实践性分不开的，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

反分裂、反渗透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话语总是要依据指导理论和现实实际，而非凭空想象，肆意夸张。话语总是要基于本民族的历史实践并体现本民族的风格和气派，而非抹杀历史，任意歪曲。表征理论体系的话语体系能不能吸引人、引导人、说服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是话语体系建设的根基所在，话语体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即使再用大量的形容词、优美的排比句都是无济于事，再华丽的辞藻也无法弥补话语体系因缺乏根基的苍白。

境外反华分裂势力为了混淆视听，蒙蔽信众，极力攻击青海藏区现行的社会制度，散布藏区经济社会停滞不前的谣言，发出所谓“藏族没有民族平等”、“藏民族文化灭绝”等噪音和杂音，黑白颠倒，别有用心。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們认真对比青海解放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沧桑巨变，就不难看出这些谣言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青海藏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了达赖集团实质性的反击。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重点在于内容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实践，话语体系的形式再完整，逻辑再完美，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组组数据、一桩桩事实，是展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实践来源，也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不竭动力。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立足实践、扎根实践、表达实践、推动实践，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既要与马克思主义同源同宗，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交相辉映，使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言有实践”。

三、必须坚持话语权导向协调统一，使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言有力量”

“意识形态”一词早而有之，源自西方近代哲学家对社会意识与现实关系特别是与现实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研究。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领域从来就是分裂、渗透与反分裂、反渗透的必争之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只有谁主导的问题，没有“真空”的存在，如果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和特点，简言之：意识形态是为政治、政党服务的思想话语体系。同志强调：“意识形态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支撑，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2]反分裂、反渗透的斗争，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要有“话语权”，话语权即发言权，就是发言的资格、机会和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既要“敢占领”，还要“会占领”，更要“能占领”。只有在意识形态领域抢占制高点，才能真正掌握和持续巩固主导权。

在社会发展中，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表征方式的话语体系，在民族和国家内部发挥着重要的凝聚、融合以及教化的功能作用。话语即言说，言为心声，诗言志，歌咏言。话语体系的主体是学习者、研究者、传播者。但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时代，话语权早已不是仅仅借助人的口舌和笔墨才能发挥作用，如今，除报纸、杂志、图书、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外，手机微信、微博、推特构筑的互联网“朋友圈”等新的沟通方式与新兴媒介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话语平台，互联网分散、多点、互动、海量、无界、迅敏等特点，为话语权的辐射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在青海藏区，党员干部必须要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最严格、最关键、最根本的要求是深刻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及关于治藏、建藏、稳藏的新思想新方略新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分裂、反渗透，勇于担当、敢于亮剑，严格做到思想上分清是非、政治上划清界限、宗教上看清本质、法律上守住底线。自觉做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表率。

反分裂、反渗透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要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来传播相应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来坚决有力地揭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破坏团结的反动本质。在书籍、报刊、网络、电视等传统媒介和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广泛宣传“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青海广泛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活动，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引领方向、凝聚共识，进一步巩固群众和乐、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大好局面。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协调统一的话语权导向，说得好、说得对、说得强、说得善，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才能感动人、说服人、凝聚人、引领人，释放出最大的正能量，才能发挥正向影响力。靠摆事实、讲道理，靠说服力、感召力，靠真理的力量、正义的力量，靠事实的力量、榜样的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言有力量”。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515

[2]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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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达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涵、挑战及对策[DB/OL].新华网。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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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10

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偏爱分析哲学还是大陆哲学，最容易的方法是看看他书架上的图书杂志。如果他有相当多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著作，而没有戴维森和罗尔斯的书，那他也许情愿被描绘成偏爱大陆哲学的，至少不愿意被说成是偏爱分析哲学的。如果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写有大量标记的抽印本，都是选自《哲学杂志》、《哲学季刊》和《哲学评论》等期刊的文章，那么他便可以被当作分析哲学家的典型。

不过，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他既参加由上述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也能够就诸如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转向"的动机的解释是否恰切的问题谈得头头是道。还真有不少人，既包括以英语为母语的，也包括非英语母语的，能够在罗尔斯与卡尔·施密特、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福柯与c.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①之间游刃有余。不过，本书各位撰稿人的大作中体现出的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ambidexterity），在全世界的哲学家中仍属相对较少的一小部分。不妨做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虽然它以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哲学系的访问为基础)我认为这部分哲学家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左右开弓的本领之所以比较少见，其主要原因是：研究生为了找到哲学教职，先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靠的职业候选人，但他们的时间只允许他们涉足某一个领域，而他们能够取悦的潜在雇主也只有那么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争这样的教职的候选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学量的思想史，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在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一脸茫然：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如何？尼采何以偏爱索福克勒斯而不是苏格拉底?而在英语国家，他们就不必操这个心。但他们却必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主流英语哲学杂志(至少也得是其别重要的)最近几期讨论的问题都有哪些？

克尔凯郭尔与克里普克，d.刘易斯与谢林，无论一个学生具有多大思想的好奇心，也不管他想对他们持有多少见解，时间总是不够。因此，如果他想发展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那通常都是以后的事情，即在他取得教职资格之后。然后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研究而不是为了取悦于面试者或资深的同事。

只要在如何看好各个国家的职业市场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社会学上的差异，哲学就将继续大体上"分裂"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阵营。不过这种分裂是否值得忧虑尚未可知。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类似于文学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领域，总是有地域之分的。就像文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典型的对单个国家的文学的研究一样，哲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的训练也是典型的对该国哲学系正在讨论的著作和问题的研究。

当法国的哲学专业学生不可能不读列维－布留尔，意大利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在阅读克罗齐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时，在德国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他们。在193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大多数哲学专业的学生在读非常不同的著作，比海德堡、比萨、牛津甚至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学生更为广泛。学生们关于哲学前沿、也就是那些紧迫问题的想法，因国别而相去甚远，而且事实上，因其所在接受学术训练的大学的不同而差异极大。

在每一个国家，大部分哲学教授都不会过多地超出其导师为他设定的研究领域。因此，如果某位学生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向他保证：德里达整个是一个江湖医生，或者图宾根大学的导师认为形式语义学神神叨叨，认知科学小打小闹，这个学生也许会就此一直相信下去。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对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大陆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

但是，如果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分裂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不可避免地学术地域化的最为明显的例子，那么，为什么它就应当比别的"分裂"产生出那么多的不信任和轻蔑呢？--如天体物理学与物理化学之间、民法与刑法实践之间、意大利文学与德国文学之间的"分裂"？又为什么不将其仅仅视为单个学科内部受到不同专业吸引的不同学者之间的事情呢？

答案在于，我所描述的专业形成上的分歧，产生了对如下问题的不同解释：什么样的哲学教授是有价值的、有效力的，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以某种方式训练下的学者所获得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与另一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者相去甚远。他们对经受不同学术训练的人怀有轻蔑之意，故有猜疑之心：那些人是吃白食的，是从学科的声望中取利的；但此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如何，他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无法理解--这使他们陷入了各种形式的思想恶习（intellectual vice）。

自我形象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对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来说远比绝大多数大陆哲学家重要得多。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分析哲学家看来，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在《理智》（nous）、《心》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对在西班牙、日本、波兰和巴西教哲学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就像是真空中伪科学的嗡嗡作响。他们用贝克莱的名言讽刺那些被分析哲学家归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名下的纷然杂陈的问题："扬起一阵尘土，然后抱怨他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些被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形容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与最初把他们引入哲学之门的思想兴趣几乎毫不相干。

二

哲学是否应当将自身当作一种科学来思考，这个问题有点像哲学与思想史的关系，或许不参照实质性的哲学理论即可加以讨论。但事实上，元哲学问题(即倘若哲学有价值，那么价值何在?最好的探求方式何在?)与知识、真理和意义的本性的问题无法分离。在下面，我将概述这其中的一个问题，以便表明它能够产生多少不同的回应，而且这些不同的回应又是如何被不同的元哲学观点产生的。

这个问题是：概念只是语词的使用，抑或概念能够被更好地理解--一旦获得了明晰性则"概念的混淆"就会被清除，而不是只能被粗疏地把握的东西？围绕这两个选择而展开的争论使我们反思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像"概念分析"这样的活动？哲学家能否只是描述用法，并或许只是对用法中的变化提出建议？维特根斯坦放弃了系统化的意义理论的企图，这是否正确？奎因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残余，这又是否恰当？如果他们两位是正确的，那我们还能否保留"概念的明晰性"乃是哲学探究的一个目标这一思想？我们能否追随奎因对分析与综合、语言与事实的区分的批判，却又坚持哲学家探究的是"概念"问题而非"经验"问题这一思想？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什么方式，使哲学仍然步入科学的坦途？

元哲学问题是围绕如下争论而展开的：一个断言的内容是不是用以做出这个断言的句子的事儿，故既因使用者、亦因读者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一定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即构成这个句子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从而或许确实存在着具有内在性质的东西，使得哲学分析有望得以确定。但是，倘若断言的内容确实以那种方式不断变化，那么概念就会像人一样--从来也没有重复过同一个模样，永远在发展，不断在成熟。你能够通过改变用法而改变一个概念，但你无法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这个概念（get a concept right）。

b.布兰顿（robert brandom）②论证道，依照人的模式来处理概念，乃是黑格尔的思想和实用主义的核心。③布兰顿自己的推论主义的（inferentialist）语言哲学是围绕如下论断建立起来的：句子的内容在不断流动，句子也毫不逊色。在他这种观点看来，由句子组成的从断定到断定的推论构成了句子所具有的惟一内容。推论的性质并未成为语言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当个体和社群着手修正他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很容易把握的东西。④采纳布兰顿的观点会迫使我们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像"知识"或"德性"、"心灵"、"正义"这样的概念拥有永恒的、结构性的特征，哲学家能够洞若观火，而凡夫俗子却可能视而不见。

如果缺少了这种观念，就很难把哲学史看作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更喜爱的那副样子--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考察过的同样素材的不断考察，以希望最终正确理解知识、德性、心灵和正义。哲学家们能够希望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什么事，这个希望对于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基于这一希望而建立起自我形象的哲学家则谴责那些认为不存在被称为"概念"和"意义"的稳定存在物的哲学家，指控他们把哲学还原为"纯粹的对话"了。

就我本人而言，这一指控至少是相当准确的（即使把"纯粹"二字去掉的话也是如此）。我认为，哲学从来没有打算依赖于科学的可靠道路，让哲学走上这样一条路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我满足于这样一种看法：哲学教授对文化的贡献是通过对语词的用法的变化提出建议，使新的语词进入流通和传播过程，而不是通过创造一些分析，为语词的适当用法提供标准。我非常愿意放弃正确理解事物的目标，而代之以扩大我们关于个体和文化的自我描述的交际语库（repertoire）这一目标。在这种观点看来，哲学的要旨并不是去发现人类"确实"是什么，而是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幸福，更自由，更具有适应性。我们的概念的成熟，概念语库的增长，就构成了文化的进步。

作为语词用法变化的一个例子(这种变化或许可以产生更成熟的元哲学争论形式)，我建议我们放弃"大陆哲学"这个术语，并将对话的哲学（conversational philosophy）与分析的哲学相对照。这个变化将会改变我们的关注点，即从世界各地强加于青年哲学工作者的求职要求上的差异，转换到我刚才刻画的问题之上：是否存在着哲学家能够正确理解的东西。

我认为，"正确理解"（getting it right）这个词，只有当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每个人都从同样的断定得出大量相同的推断时，才是适当的。而"正确理解"这回事的出现，也只是当人们就这个领域内的探究目标达成共识的时候，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而问题能够确定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的许多话题上，常识提供了这样的共识，如同专家文化（expert cultures）在其他许多话题上一样。在这些文化当中存在着一致，例如，一个基因的定位取得一致，就是把基因的化合物分析为它的组成元素，或者一个定理得到了证明。专家文化的成员都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使用着相应的所指表达式（如"基因"、"元素"、"证明"）。他们还对何物存在基本达成共识，因为对某种特定存在者的存在的共同信心，与对于某种所指表达式的效用的共识是分不开的。⑤

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现在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种专家文化，具有这种长期而近乎普遍的共识的特征。共识之所在一直是地域性的，暂时性的。在为分析哲学所统治的学系中，其教授撰写的论文所处理的问题，在资历较浅的新聘同事看来，通常完全是稀奇古怪的。饥肠辘辘的一代代分析哲学家，彼此都想把对方踩到脚下，这一景象在我看来，是支持对话哲学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分析哲学家未能发展出一个超越代际的问题域，这一失败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使我们认为"让我们正确理解它！"的口号有必要被另一种口号所取代，如"让我们另辟蹊径吧！"；而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便是哲学职业化二百年来的显著特征。

回想一下这个充斥着失败的二百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哲学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把常识和所有形形的专家文化加括号之后留下的东西。⑥哲学永远不应成为一种专家文化，每当它试图把自己转变为这样一种文化的时候，它就蜕化为经院哲学了。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哲学都应当成为专家文化的观念，乃是一种不幸的尝试的结果，这种尝试就是把这两个探究领域塞入一种为满足律师、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之用而设计的大学体制当中。⑦

一旦我们放弃了某些东西是"天然的待解释者"（natural explananda）(即那些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令热衷思考的头脑去关注的论题)的想法，我们就不会再把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布兰顿视为"做"（doing）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义学的，也不会视之为在正确理解（或没有了解）实在、知识或意义。相反，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在表达对某种耳熟能详的思想倾向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并试图确立一种新的语汇表，一种现在正在讨论的描述现象的新方式。

黑格尔所表达的就是对康德等哲学家所使用的语汇表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主客二分是无法化约的。为了说服人们不要再以笛卡尔和康德式的方式言说，黑格尔提供了一整套对知识，对道德与理智进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重新描述。对于用以讨论这些问题的许多旧术语，他都赋予了新的、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涵义。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表达了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和摩尔、罗素的哲学倾向的无法容忍的态度。奥斯丁视艾耶尔的思想为草芥，因为他无法容忍其无休止的拖延，妨碍了去探寻能够拯救英国经验主义的东西。布兰顿并不是在说：每个人都错误地理解了概念，只有我才正确地理解了它们。他的意思更像是：表象论者对语义内容的解释已为世人熟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沉闷乏味，还是让我们尝试一种推论主义的解释吧，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好。《精神现象学》与《使之清晰》，犹如《哲学研究》与《感觉与可感物》，都不是用来回答"它们究竟在正确理解什么"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用以回答"它们在尝试理解什么"的问题。更有用的问题是：它是否有助于开始以那种方式言说？

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区分主要是个地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而我更愿意取而代之的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之间的区分则区别了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些形象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元哲学态度而产生，反过来又是一阶哲学问题（如关于概念本性的问题）之回答的原因和结果。

我更倾向于上述意义上的对话的哲学而不是分析的哲学，因为我更倾向于那些具有充分的历史主义态度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在参与一场对话，而不是在从事一种准科学的训练。我之所以对分析哲学抱有疑虑，是因为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往往认为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就是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问题！因此，无论对于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其他哲学家，他们都倾向于将其著作与那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品评。在我看来，这一专业化的扭曲过程，较之对话哲学家那里出现的类似现象，更有危害。

三

哲学教授的地理学定位与其自我形象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大致的联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话的哲学在有些国家更为流行，在那里，黑格尔的著作是接受哲学高级训练的学生的必读文献。而在那些对话的哲学不那么流行的的国度，申请哲学教职的候选人可以在提到黑格尔的名字时茫然不知，而对他引入到哲学当中的历史主义也颇有疑虑。在这些国度里，学生们仍然倾向于从康德直接跨到弗雷格。跳过黑格尔有助于他们保持康德式的思想，即存在着思想、意识、理性或语言等等的永久性结构，等待着哲学家去揭示，而平民百姓困惑不解也无所谓。坚信这些结构的哲学家往往认为分析哲学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一脉相承，通常也认为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一系乃是不幸地误入歧途，置之不理也无伤大雅。

相反，致力于后面三位人物的哲学家通常对黑格尔的这一看法心有戚戚："哲学乃是思想中对其时代的把握。"他们倾向于认为，哲学的进步不是由于对问题的解决，而是以新问题取代了旧问题--语词的某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被另一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所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使他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哲学的目标是"完全的清晰")心存疑虑，因为这是一种对事物实际所是的毫无疑问的把握，它要让哲学（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笛卡尔哲学、弗雷格哲学，而是哲学本身）进入永久和平。他们猜测，只要存在着文化变迁，只要艺术、科学和政治产生了以旧的方式使用的旧语词无法令人满意地描述的东西，哲学就不会终止。⑧这也令他们怀疑维特根斯坦对"无意义"（nonsense）这一术语不谨慎的使用，而对其另一个主张颇有同感--即如果你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则它们就有意义。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用意义取代无意义，而是用某种更好的东西取代特定术语的可感的、一致的用法。

持黑格尔式的观点的哲学家往往赞成"社会建构论"的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点（此观点我已经顺便提到过）：关于各种对象的存在问题可以归结为关于特定的所指表达式的问题。他们也倾向于将哲学的不断发展视为由天才的个体而不是共同协作的群体所施展的富有想像力的跳跃。

四

以分析哲学-对话哲学的区分代替分析哲学-大陆哲学的区分，用以描述当今哲学教授之间的某些裂隙，或许有助于我们抵御这样一种诱惑：即要么将这种裂隙视为对热爱真理和理性的人与热衷于戏剧性效果和修辞学胜利的人之间的划分，要么视为对缺乏想像力的笨伯与自由奔放的精神之间的划分。更好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对人类境遇的两种相去甚远的思想方式之间的裂隙，与宗教观点与世俗观点之间的裂隙同样深。这种裂隙自黑格尔挑战柏拉图式的思想的康德版本起就一直在加深，在康德看来，哲学应当类似于数学，能够最终证明关于人类生活的结构性特征的真理，而不是单纯总结人类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

站在这一裂隙的新康德主义一边的哲学家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柏拉图正确地设定了人类思想的永恒的非历史性的母体，即试图通过做出知识与意见、实在与表象、理性与激情以及逻辑与修辞的区分而将事物一刀两断。而那些站在另外一侧、追随黑格尔的人则认为这些区分（以及其他的许多区分，如心与物、主观的与客观的、先验的与经验的、实在论的与反实在论的、表象主义的与推论主义的、康德式的与黑格尔式的、分析的与对话的）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有可能如同其他工具一样，虽已无用，但仍然存在。

黑格尔主义者认为，淡化这些旧式的区分（这在《精神现象学》中进行过第一次系统化的演练），是让未来比过去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新康德主义者喜欢引用布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的格言"一物是其所是而非他物"的时候，新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一物（特别是一门学科）是借助与所有他物的关系而是其所是的，正如一个语词是借助语言中其他所有语词的用法而具有其所是的用法的。一切诸如此类的关系都是，而且应当是，不断流变的。

持这样一种关于物与词的观点［或可称之为"关系论"（relationalism），但通常被称为"整体论"（holism）］的人，包括了许多自认为在"分析传统之内"研究的哲学家（布兰顿自己就是明显的例子）。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对整体论都极不信任。他们之中不只包括大多数英语国家的哲学教师，也包括大多数属于德国分析哲学界的非英语母语的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彻底的整体论早晚会导致哲学的对话观，因此也会远离科学而沿着人文学的方向走下去。他们认为哲学适当的专业地位与某种形式的原子主义是不可分的，这种原子主义作为对哲学的方法和主题的某种解释，能够维系柏拉图将事物一刀两断的意向。

愿意保留此意向的不只是自己认同自己为"分析哲学"的那些人，也包括许多欧洲的和亚洲的哲学教师，后者认为英语国家哲学家称之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东西几乎毫无作用。这些人中有些坚持这样的信念：先验现象学最终将让哲学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不过，许多业已放弃了对胡塞尔的信任的哲学家仍然坚信，存在着某种应当被正确理解的东西，例如，海德格尔试图正确理解他所谓的存在论的差异（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又如，德里达也曾试图正确理解他所谓的延异（différance）。他们仍然相信某种拱顶一般的非历史性的框架，以把握哲学家们应当试图以越来越大的精确性来描述的人类生存。他们恰恰认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哲学家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这一框架。

新黑格尔主义式的整体论者，如我本人，认为前面所勾勒的社会学条件，即允许我们有效地谈论正确理解某物的那些条件，不能在延异的情形下实现，其他任何特定的哲学论题的情形也一样。因此，我们更乐意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说成是这样的：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新的表达方式，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在哲学家和非哲学家提供的富有想像力的创造之间划一条楚河汉界。因此，我们也不担心哪一家学术机构应当担负起研究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或德里达的责任来。

这种不再忧心忡忡的态度将引导我们寻找思想史家与研习文学的学生之间的友谊，因为他们时常地发现这些学生是兴致勃勃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人文学提供了真理，而自然科学无法提供，而是因为对哲学史的研究使我们试图让哲学史适合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我们假定，代数拓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历史并不需要这种语境化，但哲学史，如同小说史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而新康德主义者认为，我们无需任何特别的文学知识和政治史就能够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正如在我们看来，一位哲学家的著作的价值，并不是它与事情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关系问题，而是与其他哲学家的著作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本身的价值也就不是它与所探讨的主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于与人类的其他对话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对历史所突出的不同重点，堪与我们对本书所提出的这种元哲学讨论所赋予的不同价值相比。新康德主义者一直试图远离元哲学，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哲学"。但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探讨哲学现在是什么、可能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做哲学的方式，如同讨论如何将指称含糊的语境置于一种语句意义理论中合适的位置上一样。

这两种探讨是同一对话的组成部分，因为要理解指称的含糊性何以重要，就必须思考分析哲学的创立者们何以需要他们所需要的，何以采取了他们所持的立场，也就是外延论（extensionalism）的要旨应当是什么。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引导学生去探讨含糊的语境提出的形式语义学的问题，就足以让他有一个做好的哲学的良好起点；而新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从未反思过一种语义学理论可能对什么有益，那又如何能有合宜的言谈呢？因此，这些学生在写作论文时就要面临这样的危险：他的论文的半衰期会很短，会被下一代学生所忽视，甚至受到嘲弄。我们认为，历史的和元哲学的自我意识，是避免空洞的经院主义的最好的预警。

五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目睹分析哲学对对话哲学，抑或对话哲学对分析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永久的胜利。但是，想象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实现，我认为都是异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哲学观点辩证地纠缠在一起，生死相依。在当前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要研究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在划分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某些或所有元哲学的和实质性的问题上，或明确或含蓄，或本能或反思地选择自己拥护的阵营。只有像佩克斯列夫⑨那样无情无义的人，虽曾意识到这些问题，却无心选择一方，重整旗鼓。

另一方面，我所做的区分，只是尝试在思想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部分把握。也许世界会改变，但不是因为当前分裂的双方任何一方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会出现某种新的、能够称得上"哲学"的东西。也许这一改变会像17世纪的变革一样剧烈。到了1700年，已经没有人再对重新阐发14世纪多明我会（亚里士多德的拥趸）与对手方济各会（奥古斯丁的追随者）的争论有多大的兴趣了。有朝一日，或许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甚至柏拉图与尼采之间的争论，对知识分子来说，都将变得单调乏味，没有人再愿意修正更新。那时，本书确实会显得相当离奇古怪。不过，就今日而言，本书的作用很可能还是相当可观的。

注释

①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1996-2002）。学术专长为道德哲学及其历史。著有《规范性的根源》（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1996）、《创造目的王国》（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1996）等。--译者

②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哲学家，著有《结合的理由：推理主义导论》(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2000)、《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 ，1994)、《不一致的逻辑》(the logic of inconsistency，1980)等。--译者

③参见布兰顿："黑格尔唯心论中的某些实用主义主题：黑格尔对概念范型的结构和内容的解释中的商谈与管理"（some pragmatist themes in hegel's idealism: negoti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hegel's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conceptual norms），载《欧洲哲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7卷，第2期（1999年8月号），164-189页。布兰顿将唯心论视为这样一种观点："概念的结构和统一性与自我的结构与统一性是一样的"。（164页）

④参见布兰顿：《使之清晰》（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587页："对不同语言实践者的道义系统进行清晰的推理性认可的相对性，反映了蕴含在由不同语言实践者的具体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中的推理认可的潜在相对性。'狗'、'愚蠢'、'共和党人'这些词自我口中说出，与自你们口中说出，其意义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而且就其可运用性所得出的应用的结果而言--附属于我的不同信念而不同于我。［同样，对应用的环境而言也是如此，试考虑'谋杀'、'色情的'、'抒情的'等词。］"

⑤对这一观点更为详细的发挥，参见拙文《文化政治学与上帝存在的问题》（"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见nancy frankenberry编《对宗教的激进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 in relig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53-77页。

⑥关于哲学家与专家文化成员之间的区别，以赛亚·伯林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见《政治理论仍在否？》（"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st?"），载h.哈迪(henry hardy)编选的伯林论文集《对人类的正确研究》（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1998），59-90页。特别是得出伯林如下断言的论证："哲学问题最可靠的特征之一......是，我们在开端处就困惑不解，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什么自动的技巧和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62页）

⑦这并不是否认为创造或鉴赏原创性的哲学或文学批评著作，专业课程的阅读的必要性。但是，有学识的（learned）和"科学的"（scientific）之间仍有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德语中的"科学的"(wissenschaftlich)更为狭窄，在这种意义上，物理学被视为科学的范型。

就文学批评与哲学的联系而言，比较一下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和哲学系因高度专业化而成为所谓专家文化的堡垒所造成的结果，是有启发意义的。近来文学系"文学理论"的流行乃是如下事实的结果：你必须写一本著作以便取得教职。要做到这一点，最简便的办法是学一种理论，然后将其应用到一部文学作品上。这类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没什么价值的苦力活。同样，为了在哲学系中取得教职而必须就一些目前时尚的争论所发表的绝大部分论文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中，出色的人士都是先为了教职而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然后再去做一点与当初把他们引入这个领域的兴趣相关的工作。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11

众所周知，《生活与哲学》教学最大的难度就是原理和概念太过抽象。在教学中，教师很容易把它上得枯燥乏味、死板空洞。要想避免这种状况，我们应该在保证其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运用独特的教学技巧把活生生的、丰富的现实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中，使哲学课更为生动、有趣。为此，笔者依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如下，与各位同仁交流。

首先，把哲学融入生活，用智慧的双眼及时、敏锐地捕捉身边蕴含哲理的现象

这对哲学单一知识点的理解非常重要。近几年的高考选择题命题，就有对特定原理和概念的考察。讲述哲学概念，如果离开概念所反映的具体形象，学生得到的印象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结果教师认为学生都能理解的很多知识反而成了失分点。

比如，在教学“意识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是囫囵吞枣，似懂非懂。所以，笔者在讲新课的时候，有意识地列举些生活实例来引导。有一次，笔者在某班上课时，有一男一女两个同学迟到了，当他们一前一后走进教室的时候，全班学生突然爆笑，而且窃窃私语，很多学生神情都有些诡秘。看着这些正处在青春期时期的学生，笔者一下来了灵感。笔者问他们在笑什么？学生都不回答。笔者接着说道：首先，你们看到一对男女同学时马上就做出了反应，这种反应不是他人强迫的，这就是意识的主动性。其次，不同的学生对他们两个的这种状况肯定会有不同的猜测和想象，而这种种猜测和想象正是意识的创造性。可是不同的学生因为对他们的了解不一样，就有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比如有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存在某种情愫或者其他对同一现象我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想法，这就是意识的自觉选择性。学生一下子恍然大悟。为了巩固这个知识，笔者还讲解了一些常见的现象或语言来证明这个概念。比如用“惊鸿一瞥”体现意识的主动性，用一个十人传话的游戏（即十个人相继传达一句话最后发现同一句话却在传达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体现意识的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学生一下子理解并记住了意识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的深刻内涵。通过列举学生身边的小事，让学生在如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感受中加深印象、引发思维，从而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这堂课后来的教学反馈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积极引导学生揭示社会生活与教材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这既可以增加哲学课堂的趣味性，更可以提高学生对哲学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引导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分析较大影响或争议的的时政热点，使教学内容呈现出时代性与实用性，增强教学的内在价值和吸引力。例如，教师在讲“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时，可以引入各级政府推广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热点问题。通过讨论、分析，加上教师的引导，学生既弄清了哲理，又有效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又比如在讲“矛盾的普遍性”时，刚好遇到了为了表达对日本政府非法购买并且所谓的“国有化”的愤怒，很多城市行反日大游行，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利用游行“”，产生了一些不和谐行为。为了能加强学生的是非观，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笔者让学生在课堂上分析和讨论，甚至可以进行辩论。笔者希望通过激烈的辩论，让学生掌握哲学原理（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存在于任何事物当中，要求我们要一分为二，坚持两分法两点论）。同时，对他们进行了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引导（即爱国的热情是对的，但是方式必须合理合法，否则好事就会转化成坏事，爱国行为的性质会发生根本的转变）。所谓辨析，就是在辩论中道理越来越清晰。高中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政治教学光靠说教是很难取得好的效果的，笔者通过列举发生在身边的实事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理解，去分析，效果肯定会事半功倍。

第三，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让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感受独特的哲理

很多学生熟悉的成语、典故、寓言故事都包含着一定的哲理，同时高考中又时常会在这方面出题，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哲学教学。例如在讲“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时，笔者举了“满招损，谦受益”这个成语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学生很快就理解了“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抽象的含义，这正体现了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教学时引导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分析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使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哲理。哲学的趣味化教学有利于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其实，哲学课堂并非枯燥无味，只要我们教师引导得好，它完全可以变成通往智慧之门的一扇窗，给学生打开奇妙的大门，进入充满智慧和乐趣的哲学世界。

非常有哲理的话范文12

10月16日，毕明哲和王理回到临湘，回到他们的初中、高中、家里。一路上，不同的目的地，数十次上下车，不变的是毕明哲蹲下来时轻轻说出的那三个字，并不悦耳动听，却让人暖到心底。一如毕明哲8年前一句近乎“玩笑”的承诺，毫不惊天动地。一如毕明哲人前人后那张阳光灿烂的笑脸，憨厚却温暖。一如8年来两人的兄弟之情，无须多言。

8年来，毕明哲用他稚嫩的肩膀，支撑起残疾同学的求学之路。从初中到大学，从临湘到长沙，行程万里，风雨无阻。

八年前的一句承诺：背上的兄弟情

17日，记者跟随两兄弟回到他们的中学，8年的时光，这对兄弟成长了。他口中的“老毕”是“湖南省雷锋式优秀大学生”、第十三届“湖南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他口中的“理爹”蜕变成了一个阳光朝气、喜欢说笑的大男孩。只有当年临湘市实验中学13班的教室还记得这两个并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小男孩是怎么结缘的。那时候的“老毕”是班长，放学后，他要负责锁门。那时候的“理爹”是一个封闭的小男孩，他苦恼自己那患“肌无力”的双腿，就算放学大家都走光了，也只能孤零零地坐着等家人来接。

“我不把他送回家就锁不了门。”于是，这个初一的小男孩决定送王理回家。王理的外公惊讶地看着回到家的王理，喜出望外，连连道谢。连续几天后，毕明哲对王理的外公说：“以后接王理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王理的爸爸王玉虎当时并没有觉得这句平淡的承诺会成为“改变儿子一生最有分量的一句话”。然而，小小年纪的毕明哲却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为了让王理踏实地接受自己的照顾，毕明哲在自我介绍时故意把年龄多说了两岁，当上了王理的大哥。事实上，他比王理还要小半岁。

从此以后，毕明哲每天凌晨5点半就早早起床，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步行到王理家，然后背起他赶着上6点半开始的早自习。而晚上，本来9点半就结束的晚自习，毕明哲送完王理再回到家，却往往要到晚上11点。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王理还需要克服心理上的悲观情绪，毕明哲无数次用张海迪、海伦等人的故事来激励王理。

三年后，两人同时初中毕业，一起踏入了临湘一中。换了校园，离家更远了，而毕明哲和王理的兄弟情却更加深厚了。这一年王理的体重已经达到了一百多斤。那段时间，在临湘一中的校园内，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毕明哲背着王理上下教学楼的身影，他们的教室在五楼，每天至少要上下十次。对毕明哲来说，每一次上下楼都意味着一身汗水。

“有一次他送我回家时摔了一跤，爬起来还是背着我回家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跤摔得他左手骨折了。”说起这事，王理眼眶湿湿的。“我记得有一次班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小毕没去学校。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才发现，小毕正好背着王理进教室。”王玉虎说，平时从不迟到的毕明哲很不好意思，还跟他解释是因为生病了。王玉虎这个汉子忍不住哭了，他说自己身患多种疾病，在云南工作的时候遭遇车祸，王理的妈妈患乳腺癌接受化疗——“因为我儿子的事，苦了小毕。”

“当时我们并没有公开表扬毕明哲，不想给他压力。”毕明哲初中的英语老师赵庆华告诉记者。看着毕明哲背着王理读初中、读高中甚至上大学，她的感受也从最开始的赞赏，到中间怀疑是否能坚持，到现在的钦佩和自豪。“说到他的动机，我认为是这孩子骨子里有一种侠气、豪气，憨厚而真诚。”

赵老师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毕明哲初中班主任丁城田的赞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小毕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照顾一个和自己非亲非故的同学他并不奇怪。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提着东西回家，远远地就看见毕明哲跑过来了。“不由分说地抢过我手中的东西，”丁老师回忆，“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碰到我的手很凉，就连连问我是不是感冒了，要我注意身体。”

这些感人的小细节不仅他初中的老师记得，他高中的老师记得，他大学的同学也记得。记者和老师、同学聊起毕明哲时，听到最多的三个词是主动、真诚、热情。

两年前的一次抉择：象牙塔中的N个“毕明哲”

三年的高中生活在毕明哲的汗水和两兄弟的打闹中飞逝而过。

2010年6月，高考，两个人分在不同的考室，下考后毕明哲赶过来背王理回家。多年的默契让他们在高考的压力卸下后也是默默不语。半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毕明哲上了本科线。因为治病影响了成绩，王理只达到专科线。

然而，几经思考后，毕明哲又一次赶过来了。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兄弟王理，决定和王理去同一所大学读书。“做这个决定，我其实也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毕明哲参加的是专业考试，录取通知属于提前批。在王理的录取结果出来之前，“放下王理去读自己喜欢的专业还是继续照顾他？”毕明哲每天都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

“到了保险职院后我才告诉爸妈其实考上了本科。”毕明哲说他的姐姐是最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怕她骂。”说起这事的时候，毕明哲还是会吐舌头。

进入保险职院后，毕明哲信守承诺的坚持和王理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成千上万个人，他们的故事也很快在校园里传开了。学校上上下下都忙开了，为方便王理的生活学习，学院专门调拨了一间位于一楼的宿舍。为方便王理出入，学院又改进了宿舍进出的大门以及卫生间的设施。同时，学院还将王理的母亲接到学校，专门照顾王理的生活起居。而王理就读的保险职业学院金融保险系2010级金融保险（客户服务与管理）班的同学们，在开学第一次班会上就郑重承诺：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王理同学上课、自习、食宿接送，全包了！为了接送王理，同学们专门安排了每天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担任护送员。

男生背王理上下教学楼，女生帮王理打扫宿舍、提书等，成为保险职业学院校园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对于被同学们抢去“工作岗位”的毕明哲，他有点无奈地说：哎，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每天的日程表了！后来王理的妈妈因为患病回家接受治疗，学校就把毕明哲和王理安排到了一个宿舍。很快“老毕”就跟王理班上的同学打成一片，看电影、打扑克，甚至一起吃泡面、喝啤酒，这个特殊寝室成了大家的根据地。

王理所在班级的班长王霖，是这个根据地的常客。他告诉记者，王理母亲来学院照顾王理，不久后发现患了乳腺癌，不得已回家治疗休养，照顾王理的重任就落到了10级客服班的肩上。而王霖，开始帮王理洗衣服、洗澡，还扶他上厕所。“在这之前我自己的衣物都不会洗。”

王理班上的学习委员阙骊蓉说，老师们经常会教育同学们，做一个好心人，不只是帮助王理，也要帮助其他的同学甚至不认识的人，要将对王理的爱扩散到更宽、更广的范围。

而受毕明哲的影响，学院志愿者们组织了一系列“向身边的雷锋学习，争做文明大学生”的活动，包括志愿服务进社区，参加湖南省保护母亲河绿色承诺行动。

一年后的人生继续：“90后”有自己的担当

5月份，记者第一次去保险职院采访这两兄弟。很不凑巧，毕明哲不在学校。王理在班上其他同学的帮助下参加期末考试。他告诉我，根据学习安排，他们即将实习。那天他们班上的几个同学吃了一顿散伙饭，期间，王理跟同学、辅导员老师以及奶茶店的老板开各种玩笑。团支书张玺告诉我，王理是他们的“活宝”。而他们的班长王霖是“实干派”，不太说话。她告诉我，其实王理之前也不说话。“‘90后’应该都有这么个特点，喜欢自己私底下海阔天空地聊天，就是不知道上台讲话。”因为毕明哲和王理的事情，大家和媒体，还有其他部门打交道的机会也增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都在成长，学会了更多交流沟通的技巧，会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散伙饭的最后，王霖这个“实干派”终于说了一些煽情的话。他说，当分别的时候，10级客服班的所有同学，包括王理在内，都会诚挚感谢生活曾经馈赠给他们的、让他们成长、成熟的机遇，这些见证并装饰了他们最美的年华，也必将使他们未来在职场和人生的大舞台走得更远、更久……

10月16号，记者第一次见到毕明哲，第二次见到王理。围着大圆桌，跟很多“90后”一样，王理在开会前掏出手机拍照。而毕明哲放下王理后，跑过来跟其他人打招呼。

早就耳闻，跟很多“90后”一样，他们也喜欢嚼槟榔，喜欢上网，喜欢用手机自拍。

等我采访完他的辅导员老师回到他们寝室后，一群记者围着的毕明哲一边回答问题，一边用纸擦汗。脚上一双运动鞋，白色的鞋面有一些油污了。蓝色的运动上衣，浅灰色的牛仔裤裤脚被踩烂了，一丝一缕的。毕明哲时不时地露出他的招牌笑容——就像王理的同学高敬楠的评价——“憨憨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大家都不会相信这么一个一米八的憨憨的大男孩会细心到帮王理挑鱼刺。

“我恐怕是最后知道这件事的。”采访毕明哲的辅导员刘玉美老师时，记者又一次听到同样一句话。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背王理的事，我开始以为他们是亲戚，觉得这小孩子还蛮重感情的。”初中的英语老师赵庆华之前认为这两兄弟是亲戚。“老师跟我汇报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一个好学生。”临湘一中的校长李曙东说他之前并不知道毕明哲的故事。

“我开始以为他们是亲兄弟啊。”跟王理家隔一条街，74岁的李奶奶用手在腰间比画着，“才这么点点高就开始背，后来别人才告诉我，他俩只是同学。真是个好伢子！”

采访中，相同的表达不约而同地从各个被采访者的口中出来。直到被媒体发现，毕明哲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的故事，别人问的时候，他也只是呵呵一笑，或者用他独有的“毕式幽默”敷衍过去。“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值得说。”辅导员刘玉美说，很多媒体来保险职院采访时，她第一次看到毕明哲也有脆弱的一面。“他告诉我媒体的采访让他感觉非常困惑不安，他认为自己的事情很平常，不值得这样宣传。他甚至认为媒体的采访会让王理受到伤害。他本能地想保护王理，抗拒采访。”

“很多人都对我说，接受媒体采访是好事，也可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以自己做标杆，去影响更多的人。”在学院院长、辅导员和同学们帮忙调整后，毕明哲慢慢接受了采访这件事。他甚至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任务。“现在除照顾兄弟外，还得身体力行地告诉社会，‘90后’其实很棒！”“并非‘90后’全部是‘非主流’，‘90后’并不‘脑残’。”毕明哲说。

“我现在和很多媒体记者成了好朋友，我们加了QQ，经常上网聊天。记者的见识也能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当问起毕业后准备怎么办时，两人都选择了沉默。良久，毕明哲抬头喃喃道：“要是王理的病能治好就好了。我还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继续读书。”毕明哲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更多的东西，他在准备专升本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