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5:52
【摘要】在规范化执法的总体要求下,基层行政机构的执法由于权限小,范围窄等原因,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着执法重心的下移,赋予基层行政机构必要的执法权限确有必要。本文以行政机构法律责任承担为视角,从现行立法的不同规定入手,分析行政机构责任承担的现实特点、理论基础,在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后,提出行政机构法律责任承担的新思路。
【关键词】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法律责任
【正文】
行政机构,在我国行政法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机构指所有的行政机关,通常在机构改革、机构设置等用语中使用[1],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狭义的行政机构特指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临时组建的机构。本文从狭义的层面上来分析行政机构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一、现行立法关于行政机构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既包括各级人民政府所属的内部机构及临时设置的机构,也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内部机构。派出机构是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在一定区域内设立的代表该部门管理某项或某方面行政事务的派出机构。在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主要有:公安派出所、税务所、财政所、工商所、土地管理所等。从机构性质和法律地位上讲,派出机构与职能部门设置的内部机构处于同等的地位,本身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法律、法规、规章有授权的除外。
行政机构法律责任的承担,也就是指行政机构能否做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赔偿义务机关、行政诉讼的被告。我国现行立法对此的规定不甚统一,具体表现如下:
1.《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行政复议法》没有直接规定行政机构能否作为被申请人,但在《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以自己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机构的部门或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从此项规定可以推出行政机构可以作为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或其他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对外以自己名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结合这两条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行政机构能否作为被申请人,取决于法律法规有无授权。但这两处规定只说明有无授权,而没有越权的规定,所以可操作性不强。
2.《国家赔偿法》及其相关解释的规定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临时机构、派出机构能否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法》没有明文规定,但考虑到内设机构、临时机构、派出机构一般缺乏独立财政,且行政机关对其负有监督职责,因此应由该机构所属的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1}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赔偿费用预算与支付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由此可见,在国家赔偿中,不管义务机关是哪一方,最终的责任承担者事实上是国家。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来看,行政机构一律不作为赔偿义务机关,不论有无授权。这一规定显示出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不同。
3.《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的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关于行政机构能否作为被告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十一条对行政机构与被告的确认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1)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3)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4)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分析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得出以是否有授权作为行政机构能否作被告的标准,在这一点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保持了统一,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增加了有权却越权的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授权,行政机构不论是在授权范围内,还是超越授权的范围,都要做行政诉讼的被告。
分析我国现有立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在行政机构责任认定方面的差别: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来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应当是自然衔接的关系,也就是复议的被申请人、被告、义务机关理应是相同的确认标准,但从现实立法来看,有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构能否作被申请人,取决于它是否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权利,即有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构一定做被告,行政机构一律不做赔偿义务机关。这样就会出现被告与被申请人、赔偿义务机关的不统一的环境。
二、现行立法的理论基础
因为《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出台于行政诉讼法之后,所以在确定责任承担者时,基本沿袭了《行政诉讼法》被告确认的模式。而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是以我国引入的行政主体理论为基础的。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中,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独立的行政职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具体包括两点:(1)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只有行政主体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行政赔偿的义务机关。这一理论的引入其中一个很功利的目的就是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的需要。但从实践来看,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存在以下问题:
(一)有名无实。
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是中国行政法学者的原创性成果,而是借助于王明扬先生的《法国行政法》引入中国的一个继受性概念。{2}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王明扬先生阐述了法国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概念,[2]但文中并没有论及中国行政法应如何建构行政主体理论体系,而此时,恰逢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定与实施,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权行使主体,如何确认被告成为司法实践部门的当务之急,借用王明扬先生阐述的法国行政法上“行政主体”之名称,成为理所当然。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从法国、日本等国移植而来,但却与他们的行政主体理论大相径庭。准确地说,我们仅引进了行政主体概念,但却对其内容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在西方国家,行政主体是一种法律制度,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法律技术,具体的类型主要包括国家、地方团体、公务法人及其他行政主体。行政主体间相互独立,依法行使权力并负担义务,并独自承担法律责任。各行政主体都设有自己的行政组织,独自开展活动。国家对地方团体等的控制只能依法进行,行政主体间的行政争议由法律手段解决,而且其行政主体理论与具体的行政主体法律制度相联,主要是阐述行政主体制度的有关内容以及论证行政主体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则肯定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独立人格,认为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并独立承担行为的后果。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强调形式上的责任,认为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就是承担行为后果的具体表现,严格地说,在我国的行政主体中,只有各级人民政府有独立地位,其他行政主体均受所属的人民政府以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制约。分析中西方行政主体理论的差异,可以发现,两者在行政主体的种类、条件、权力、责任的承担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正如学者所言,“几乎达到了中西行政主体理论无法对话的地步”。{3}
(二)行为者与责任承担者难以对应。
根据现行立法的规定,《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都以有无授权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前提,这样就出现了没有授权的行政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法律后果要由其所属的行政机关承担。有授权的行政机构不论是在授权范围内还是超出授权范围,法律规定均由自己承担责任。对于行政机构的不同对待,使得行政法上确认责任的承担者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增加了原告起诉的难度,也为法院审查起诉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同时也不利于体现权责统一的要求,难以达到促使行政主体严格依法行政的目的。从我国现有的行政主体来看,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只要是行政主体,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责任定位与现实不相吻合,因为在我国,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并不真正承担责任。虽然在形式上,哪个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被诉,就由该行政机关作被告,但行政赔偿责任最终由国家承担,国家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由此可见,我国行政主体理论所指的责任是形式责任,既然是形式,那就大可不必规定得这么复杂。笔者以为,可以考虑实施谁行为谁责任的原则,当然最终的责任归属是国家,这样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三)行政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不被重视。
根据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有法定的行政职权;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实施行政管理;能独立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根据这一要求,执法权力的行使与保障应重点集中在基层。长期以来,多层执法、多头执法的问题,一直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由于行政机构的主体资格不被重视,可能产生“有权的看不到、管不了,看得到、管得了的没有权”的问题。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行政机构原则上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作出行政行为,除非有授权,所以,行政机构应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4}但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机构应属于行政机关的范围。{5}由此可见,行政机构的性质认定尚有争议,认定为行政机关,则容易将其作为政府或部门的一部分,不利于行政机构独立地位的确立。
三、行政机构执法的实践分析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可见法律对派出所是有授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这些授权存在以下弊端: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语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choice），“公共选择经济学”(economicsofpublicchoice)。”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之下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喻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同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撤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樊篱。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有以下特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明确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二战以来政府规模增长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发展的结果，而公共选择理论则主要考察了政治制度的特征、政府预算决策过程中政治家与官员的行为、关系来阐释政府预算不断膨胀的原因。其中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府规模膨胀和增长原因的理论工具有：（1）官员预算最大化和官员效用最大化理论。（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理论。（3）宪法经济学理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控制政府规模增长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有关约束政府规模的思想，对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在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合理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
（一）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党如何领导国家以及如何领导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创新。诚然，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在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改革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仅仅进行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一切政府和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于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变为制度化运作的过程，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
（二）科学界定和约束政府权力
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所以，合理界定并约束政府权力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1）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将权力限制在维护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范围之内，把社会自身能够解决的管理事务交付社会，培养其应有的自制能力，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和责任，使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有限管理能力相当，保证政府权力运行的畅通以及行政（下转第23页）（上接第15页）效率的提高。（2）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权力应退出属于市场的有效领域，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把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国有资产管理上。（3）是政府间的关系。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到既不简单放权又不随意收回，中央对地方拥有宏观调控权和监督权，地方则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三）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约束政府开支
对政府开支进行必要的约束，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要手段。（1）要使政府财政开支与国力相协调；（2）要确定政府消费、政府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的科学比例；（3）要规范财政税收制度，杜绝政府各种形式的税外乱收费；（4）引入行政成本收益分析概念，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讲究行政效果。
（四）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效率
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各种类型的竞争，以此打破长久以来的行政垄断，是振兴公共机构，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大举措。具体地说：（1）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使部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社会化，改变过去一切社会事务由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2）是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便在市场竞争和私人承包都不可行的领域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效率。例如：实施分权化管理，推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推动公民参与管理以及舆论监督等等。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好上述工作，以新的举措深化政府改革，以新的思路加快政治发展，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太原，华夏出版社，1999．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运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D8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48-07
生态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以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等为代表的且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抗议运动总称。这种新运动形式的兴起，不仅对西方社会现有的体制、政策和权威构成了挑战，而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进行纠正，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相应，伴随着依据马克思主义视角解释社会运动的传统理论的式微，阐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各种理论模式也相继出现。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就是用来描述和解释60年代中后期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诸多新型社会运动形式的理论术语或理论流派。90年代之前，欧美学者由于理论兴趣、研究主题方法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线： 欧洲研究路线与美国研究路线。欧洲学者倾向于从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美国学者为克服心理学研究路径的缺陷，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进程理论。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在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进程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建构理论与文化建构论。本文试图对各种理论流派的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内容、发展动向进行论述，以期对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有更清楚的认识与理解。
一、欧洲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与西方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兴趣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是着眼于社会派系结构，二是着眼于社会意识层面的变化。也就说，对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的解释，不仅关注运动的结构性动因，而且还应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文化意义。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与克兰斯・奥菲（Claus Offe）、意大利学者阿尔伯特・梅卢西（Alberto Melucci）。
图海纳根据文化模式、投资和核心冲突的类型，将现代社会区分为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与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社会类型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文化和场域。Buechler， Steven M，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3（1995：Summer） pp.441-464.哈贝马斯与奥菲均是从合法化的视角来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哈贝马斯把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认为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危机，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由此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联系和忠诚，使人丧失了自我认同（ 身份），发生了异化。曾特清：《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述评》，《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4期。而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政治和市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忠诚和认同。梅卢西在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基础上，把当代社会描述为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系。他们尤其特别强调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生态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是以个人认同以及决定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权力为诉求，来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
除此之外，欧洲学者还借用美国社会政治学者罗纳尔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1977年所写的《寂静的革命――西方公众变化中的价值观和政治方式》一书中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概念来分析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产生，由此形成了后物质主义理论。英格哈特认为，随着社会结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相应地也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即也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与非常注重社会、经济、政治上安全保障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明显不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注重自我实现、生态保护等非物质诉求的实现。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就构成了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基础。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由此不难看出，欧洲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微观层面的价值观念变化去解读生态新社会运动，从而为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新视角。尽管如此，这一理论范式仍是有缺陷的，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不仅忽视了运动组织在运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忽视了不是从左翼起源的社会运动，并且对于当代一些右翼社会运动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二、美国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一）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是美国学者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在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涌现的大量新社会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麦卡锡和扎尔德以经济学家麦克・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成本收益的权衡是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这一命题为基础，在1970年发表了《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和《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的理论》两篇论文，由此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该理论从资源动员的视角出发，不是关注新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关注个人动机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组织的动员努力转变为参与行为，关注新社会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为什么一些新社会运动类型会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是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运动行为者如何获得可利用的资源以及行为者可以采取的手段等问题。其中尤其关注新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到的资源及专业运动组织的关键作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与戴维・斯诺（David Snow）均是资源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展者。在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运动的资源动员，二是运动的动员背景。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前者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其中既包括实体的、有形的资源，还包括象征性的、无形的资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道德资源（moral resources）、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社会组织资源（socialorganizational resources）、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五种类型。后者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成功得益于运动资源的同时，也取决于新社会运动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包括两方面：一是所在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二社会运动产业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之间的关系。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前一方面指政治体制的性质，如开放的、多元的抑或封闭的、极权的政治体制对环境运动、反核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等之类的生态新社会运动在动员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斗争方式等方面会带来何种影响。后一方面主要是指生态新社会运动与一些环保组织或其他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
早期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强调资源动员的意义和作用，但忽略了社会心理层面、集体认同等非物质资源因素的作用。90年代以后，在受到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等学者的批评后，斯诺等学者进一步拓展资源动员的内容，不仅重视成员与组织在资源动员中的作用，而且强调文化和认同因素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以及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资源动员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从资源动员向框架动员扩展。
（二）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过程理论是西方学者在质疑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以及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系统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与国家力量之间关系的运动理论范式。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艾辛格（Peter Essinger）、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学者都为此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彼得・艾辛格比较早地对“政治机会”进行了论证，他于1973年最早使用“政治机会”这一概念对美国城市抗议活动的进行理论分析。他解释了60年代在美国43个城市中出现的基于贫困和种族问题的集体动员，这种动员的概率与城市的机会结构有关。查尔斯・蒂利提出“政体模型”（polity model）的分析视角，认为不同的政治条件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机会或者威胁，进而影响挑战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形式。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 and national politics”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根据这个模型，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都必须包含以下四个因素：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斗争手法以及集体行为框架。其中，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政体模型理论中的核心部分。西德尼・塔罗创造性地把政治机会结构与抗议循环周期联系起来，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不同类型的抗议都同时出现。Sidney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机会结构的四要素说：政治人口、精英分裂、精英联盟和国家镇压。Sidney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75，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汉斯皮特・克雷西（Hanspeter Kriesi）等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应包括国家的冲突向度结构、正式的制度结构、主导性的国家战略和政治联盟结构。Hanspeter Kriesi et al.，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p.26-82.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则将其概括为：制度化政治体系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政党联盟的稳定或不稳定、精英联盟的存在或缺失、国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Doug McAdam，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oug McAdam et 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国内学者郇庆治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主要有四个要点：一是环境关切及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二是自觉意识并集体组织起来的绿色社会政治抗争；三是政治制度系统内部特别是政党格局的构型；四是环境友好政党的执政与在野地位。郇庆治：《“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90年代，西方学者对政治机会机构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行跨国研究，在重视静态层面的机构特征的同时，更加强调政治机会的动态演变Sidney Tarrow，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18；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1996，pp.41-61.；二是国际层面的政治机会开始受到重视Doug McAdam et 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三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涉及文化与性别因素Rita K.Noonan，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Sociological Forum， （Vol.10.No.1，1995），pp. 81-111.。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所包含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面临的困境有三个：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界定非常混乱，政治机会的运作机制含糊不清以及如何处理政治机会的客观事实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关系。朱海忠：《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尽管如此，从70年代以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一直是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理论范式，并在80、90年代占统治地位。
三、美欧合流后的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上一直是平行发展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大西洋两岸的学者才开始学术交流，初次的交流让欧美研究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学者均大吃一惊，面对同样的生态新社会运动，双方的观点竟有如此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开始了一个相互学习与交流的过程，通过频繁的几次学术会议，欧洲的学者开始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路线，而美国的学者也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以及价值观在生态新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此，欧美学者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研究的方面走向了共同发展的道路。90年代以来，关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欧美学者大致形成了四种理论取向：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结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由于前两种理论流派上文已经作了阐述，本部分重点介绍后两种理论流派。
（一）社会建构理论
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关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出现了一个变迁，即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转变。这一范式的转变既得益于研究生态新社会运动的西方学者对其他学科最新理论成果的借鉴，又得益于北美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批评，同时也是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补充与发展。社会建构理论主要涉及五个不同的分析框架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97页。：
一是道格・麦克亚当的认知解放。麦克亚当用“认知解放”来指称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中间出现的意识转变，并把变动的政治状况看成是生态新社会运动参与者认知解放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因为它促使政体成员和运动参与者这两者间之间关系的象征内容发生了变化。当一个政治体制的成员们改变了他们对待某种生态新社会运动类型的态度时，该运动参与者就会认识到政治状况的变化为其动员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或益处，从而灵活地选择运动的方式。
二是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的公共话语。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益突出，西方的生态新社会运动也日益卷入到了一场围绕意义和解释而展开的象征斗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甘姆森认为大众媒体对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非常重要，离开了媒体话语，就无法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的形成与激活。
三是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的共意形成和共意动员。前者关注一个生态新社会运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中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后者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和亚文化中意义的融合，其中包括一个在社会中形成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的情境中的共意动员和生态新社会运动开展运动动员情境中的共意动员两个层面。换句话而言，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不仅要产生出一群容易接受其运动理念（如平等、自由、环保等）并参加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个体，而且还要有具体的、足以让人信服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目标和行动方法，从而激活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参加者积极地投入到运动的行列中。
四是斯诺的框架联合。斯诺及其合作者试图用“框架联合”这一术语描述个体参与者的认知框架是如何变得和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框架协调相一致的。生态新社会运动是通过力图动员潜在的支持者和成员、积蓄旁观者的支持等方式来架构相关的事件和状况的。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运动组织试图把运动参与者个体的解释和它们自己的解释联结在一起，从而使这两者的解释能够相互一致且相互补充。斯诺认为框架联合的过程可以分为框架沟通、框架放大、框架扩展、框架转型四个不同的过程。David Sno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51），pp464-481.框架沟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结构上不相干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近的框架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生态抗议组织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环保组织内部和若干环境活动者之间。框架放大是在运动过程中，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为了动员那些在价值观等方面有一定认同的旁观者或同情者而进行的宣传活动。框架扩展是生态新社会运动为了扩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与那些在价值观、运动目标相似的组织，通过框架的沟通建立起抗议的联盟，而面对那些在价值观、抗议目标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的组织时，则通过框架的扩展过程，对自己的运动目标和话语进行一定的改造，以便与其他运动组织能够达成认同。框架转型是指生态新社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对不合时宜的行动框架进行纠正，重新提出新的行动框架。在这四个过程中，斯诺认为框架沟通是当今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最常用的联合方式。
五是梅卢西的集体认同感。梅卢西认为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建构。他把社会运动看作是运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度决策的一个过程。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运动者在表达诉求的时候，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标志性的东西（如标记、标杆性人物、物品等），从而让自己或旁观者能非常顺利地识别出运动团体和组织的特性来。不仅如此，这些标志能够在参与者中间形成、强化和维持一种认同感，彼此相互信任，从而维持运动的展开。此外，在运动过程中，运动者还通过戏剧化的表演来强化参与者的认同。如60年代以来的反核运动与环境运动，运动者经常在抗议时经常举行戏剧化的表演，模拟核爆炸或环境破坏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景象，以增强人们对运动目标的认同。
社会建构论这五个分析框架共同关注的是动员的象征层面，但是却涉及生态新社会运动动员过程的不同部分，或者关注个体行为，或者关注集体行为。但是若把五个分析框架综合起来，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是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个新的重要成果。因为，就整体而言，该理论在空间轴上顾及到了微观的个体、中观的组织、宏观的社会文化三个不同的层次，相对于先前只关注生态新社会运动某一层面的理论流派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进步。
（二）文化理论
9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界在批评主流理论当中的资源动员取向和政治进程模型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最新的动向，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转向，即文化理论的出现。文化理论认为文化和情感因素在生态新社会社会运动研究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其中情感是社会地和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无论任何情感都可以进入政治分析的核心。文化理论对情感的关注，虽然为我们对生态新社会运动参与现象的考察提供了额外的解释力，但也意味着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取向的转变，即有理性向非理性的复归。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the Fall and Rise of Emotion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0， 5（1），pp.65-83.
2.东亚国家的"竖向民主"辨析史少秦，常士訚，ShiShaoqin，ChangShiyin
3.公民表达权研究述评虞崇胜，李海新，YuChongsheng，LiHaixin
4.民主巩固的多维动态评价模型:内涵及其特征王升平
5.西方中庸理念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复兴杜倩博
6.国内政治发展理论研究述评孟军，孔德元，MengJun，KongDeyuan
7.自由主义VS父爱主义:国家干预的正当性理由分析刘笑言
8.从内部普遍信任缺失的角度看国共内战时期政权的失败别红暄，BieHongxuan
9.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研究述评王天笑，吴春华，WangTianxiao，WuChunhua
10.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王洋洋
11.媒体的职业特征与政府的舆论引导骆正林，LuoZhenglin
12.频发背景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探析宋香丽，高军
13.改革时期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变化薛立强，XueLiqiang
14.论党员民主人格的结构与意义阚延华
15.搭建从政道德的网络评判台江彩云
16.网络时代中国党报的理性变革李华，蒙晓阳
17.统筹城乡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机制研究李颖
18.魏晋南北朝官员的考课周期与考课年限王东洋
19.论中国共产党民生政治观的内涵、特征和意义谢倩
20.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麻宝斌，董晓倩，MaBaobin，DongXiaoqian
21.珠三角政府工作人员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以社会距离为视角钱正荣
22.论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治理价值杨嵘均，赵春雷
23.城市和谐社区建设非制度因素的深层检视——以社会资本存量为视角王扩建
24.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研究综述韩磊，孙昱丹，张璐，殷江
25.公共管理失范与社会信任危机杨东萱
26.组织传播:研究进路、"范式"建构及其未来李洋
27.关于政府执行力建设的思考马健
28.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贾永梅
29.世界文化遗产地政府治理问题分析——以丽江古城为例木永跃
30.公共政策与社会公平探析董跃
31.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政策制定研究——以"重庆出租车事件"为例杜亚霏
32.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寻甸县实践的思考吕伟，吴鹏，赵卿丞
33.近年来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综述(下)陆海发，黄沙，LuHaifa，HuangSha
34.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环境因素影响分析高建华
35.民族地区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法律思考——以贵州为个案研究曹务坤，梁宏志
36.试论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监督——以教育督导为视角周朗生，卢石英
37.政府采购中双阶理论的运用王锴
38.保险人缔约信息提供义务研究——兼论新《保险法》第十七条汪华亮
39.房屋征收及搬迁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金雪花
40.论我国正当防卫权潜能的充分发挥陈文兴
41.宪法学教学首重意识的培养韩钢
42.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背景下云南对外开放的新挑战张伟
43.经济集聚与服务业的发展王泽填，邱志珊
44.试析越南稻米生产与出口形势及我国对策杨健
1.马克思对黑格尔伦理思想的超越——从社会动力、市民社会和道德理想三重意义上阐释辛慧丽，XinHuili
2.马克思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研究孙强，SunQiang
3.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理论及其再认识王存福
4.关于人大代表专职制的思考姜朋，JiangPeng
5.论宪法程序化孙昌乾，杜学文
6."同票同权":缩小城乡差别的关键一步朱海峰，于现忠
7.从恩惠到权利:纳税人社会保障权的证成高军
8.公共行政双重合理性契合与服务型政府构建刘德林
9.论官僚制的反功能李智，LiZhi
10.政治学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陈自强，ChenZiqiang
11.大部制视野下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建构靳学法，JinXuefa
12.论构建当代中国的发展政治学王敏，WangMin
13.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先在基础及其汲取因素苍永东
14.和谐社会构建中政治妥协的价值支撑与通达要件——一种基于宽容的交融解读魏崇辉
15.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吴若飞，牛磊
16.论现代性视阈下我党执政理念的转变舒毅彪，张彧
17.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张永刚
18.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刘虹，LiuHong
19.网络化治理研究综述孙牧
20.网络道德失范机理与虚拟交往的道德自律建构常凤英，张云钢
21.论网络环境下我国公众司法参与的制度化建构陈发桂
22.提升公共政策公信力的对策研究王琳，韦春艳
23.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利益冲突与调整郑宝霞，ZhengBaoxia
24.论应急处置状态结束的法律机制林鸿潮
25.公共利益范畴的歧义性与准确界定张方华
26.云南省电子民主发展研究之二——政策对策邓崧，段雪梅
27.近年来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综述(上)陆海发，黄沙，LuHaifa，HuangSha
28.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稳定问题陈东冬
29.清代国家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化佴澎
30.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基于典型行政执法事件的分析吕尚敏
31.官员道歉存在的问题及其路径选择薛瑞汉
32.从村"两委"换届谈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金河镇五家寨村为例伍朝晖
33."乡财县管"改革中乡镇政府激励不足及其解决对策研究杨运姣，彭金玉，鲁先锋
34.析授益行政行为的制度构造代刃，吴坤埔
35.反腐倡廉,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环境丁忠甫，郑林
36.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的创新性研究颜勇，龙禹
37.可普遍化原则——法律实践的基础性原则夏辰旭
38.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规制肖乾利，张万兵
39.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中国周边维和张慧玉
40.大学生人际信任危机的影响、成因与重构陈剑梅
41.高校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罗晴
42.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钱伟超
43.心理解剖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的启示马喜亭，蔡晓懋，蔺桂瑞
44.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及启示高洪力
45.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考李兰
46.穿越在两个世界之间——旅游推动民族社会功能性分化及其意义研究陈煦
1.多民族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族际政治整合与政治文明建设常士訚，ChangShiyin
2.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袁明旭，YuanMingxu
3.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形态中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江明生
4.非正式约束下的政策参与研究谢庆奎，王懂棋，XieQingkui，WangDongqi
5.深度契合与有限疏离: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的关联性研究张爱军，高勇泽，ZhangAijun，GaoZeyong
6.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之争——20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民主问题的分歧之一乔贵平，QiaoGuiping
7."修正"民主的理想——论罗伯特·达尔对民主理想乌托邦成分的批判及其意义叶剑锋
8.政策问题结构视角下的公民参与张进军
9.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杨金键，施远涛，胡逍影
10.从马克思"人"的理论视域诠释当代人发展的悖论顾习龙
11.论网络舆论在民主政治构建中的积极影响罗源
12.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哲学审视王帆宇，刘春丽
13.从和谐美学到和谐社会:中西和谐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分析吉永生
14.当代中国群体利益冲突的自治特性及解决的路径选择贺佃奎，王安利，HeDiankui，WangAnli
15.以权利义务的平衡为视角解析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梁洪霞
16.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张睿丽
17.与非直接利益冲突谢海军
18.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彭晓伟
19.城市拆迁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问题初探王雪丽
20.传媒中的"他者":浅析乡村话语边缘化现象贺艳
2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问题研究张北根，ZhangBeigen
2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与自身现代化建设王禹军
23.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的改进与优化李红霞，胡文勇
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基于科学发展策略的解释刘金程，刘熙瑞，LiuJincheng，LiuXirui
25.超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五个理论视角——基于西方"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阐释曾保根，ZengBaogen
26.论政府"做精明买主"的重要性——评唐纳德·凯特尔的《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储亚萍
27.真、善、美:公共政策科学发展的三维尺度刘虹，欧阳正良
28.危机行政文化的缺失与重塑王忠国
29.省直管县:我国地方行政层级改革的愿景邓集文
30.绩效评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动力来源朱丽峰，ZhuLifeng
31.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的分析与思考——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中的制度及行动调整姚迈新
32.转型期国家财政税务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中央企业财务管理思路李萍
33.我国基层财政风险管理的内部对策研究李真
34.云南省与GMS五国高等(远程)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刘寒雁，陈瑛，汤石军
35.基于个人知识的组织知识管理刘蕾，陈正浩
36.我国海洋环境应急管理的政府协调机制探析王刚，王琪
37.实行人本化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伏斐，陶军屹
38.我国经济适用房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张梅荷，张学高，扶涛
39.新中国六十年宪法理论建设的成就及其问题朱应平
40.政府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原则分析黄芬
41.古代傣族诉讼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吴云
42.拒绝许可著作权的反垄断法规制郭德忠
43.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责任竞合中的运用——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责任竞合为案例杨青山
44.高等职业教育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查与研究黄光芬
45.昆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调查分析史晓宇，杨毅
1.2009年政治学研究综述卢向国，LuXiangguo
2.分离与弥合:西方民主的本义和实践何军，王丽娟，HeJun，WangLijuan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述评郭燕来
4.社会资本之于民主巩固的意义袁刚，杨东曙
5.社会转型中的精英衍生、利益集团化及其救治刘德林
6.从动员到沟通:社会变革中党活动方式的变迁分析周育平，张录平
7.政治心理视角下的网络政治参与朱碧波，尹向阳，ZhuBibo，YinXiangyang
8."行政三分制"研究综述崔会敏，CuiHuimin
9.论行政管理体制的封闭性及其超越王子坤，王资峰
10.论维度下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胡肖华，谢忠华，HuXiaohua，XieZhonghua
11.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杨琳瑜，YangLinyu
12.地方政府管理责任机制:反思与建构王前，曾学清，WangQian，ZengXueqing
13.城市政府规模非适度表征及适度化路径选择——以深圳市为例王燕
14.政府自利性假说与现实研究: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王志强
15.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端:严复的自由思想评介
16.破产的运动与制度重构——从联省自治运动看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制度选择凌伯韬
17.联合政府思想的几个问题方敏，FangMin
18.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看新中国城乡关系的60年变迁冉文伟
19.新形势下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张永刚
20.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思考——比较、反思与构建马元锋
21.制度与价值:解读社区组织管理创新的两个视角李璐，LiLu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 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论文关键词：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金融支持，机理及政策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连续不断的能量交换，以保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基于生态环境视角，从经济体制类型和我国的财政状况、政治体制、政治环境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官本位”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影响和制约效应，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寻找理论支撑。
一、引言
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原来是自然科学术语，主要用来描述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F·Park)和蒲基斯(E·w·Burgurs)为先锋，借用自然科学中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进行政管理的关键一环，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而蓬勃展开。由此，加强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无疑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
正如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一样，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也丝毫不能例外。社会生态环境是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效绩评估制度必然和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但又受到其制约。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不断克服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的过程。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生态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其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作为评估政府管理能力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类型、政府财政和预算体制。
(一)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不同，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政府对全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则政府的绩效就由政府对全社会集中统一管理的绩效决定，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引起了政府规模、结构、职能以及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行政信息、行政情感、行政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经济模式的转移也带给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根本性的冲击。政府绩效评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对原有评估体制进行了改革。但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弊端，出现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这给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造成了很大困难。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虽然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特别是市县以下政府仍面临部门职能不断调整的不确定环境，在实际考评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将诸如创卫、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种评估或考评与对部门工作业绩的考评混合，以致出现无论考评结果如何好，一票否决的项目都可将其业绩通盘否定的情况。
(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评估所需的成本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绩效评估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由于评估工作及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同，国家没有单独的评估经费拨款，评估费用大都摊入具体的公共项目中，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其推行的公共项目顺利完成，往往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评估工作，致使评估的资金投入不足。这样，由于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常常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即本着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以及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与政府体制却并不配套，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地位，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几乎没有可靠的收人来源；现在国家虽然明显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许多历史“欠账”却不是马上可以偿清的；没有财政的良好支持，政府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应引发了多重矛盾，当然也严重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如果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考评政府绩效，特别是评估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三)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
在我国，财政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申报的投人以及结合上一年度的拨款使用状况来分配预算。如果当年的拨款用不完，剩余的将会失效，来年的预算将会减少，资金将被分配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相反，如果预算超支，下一年度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拨款。节约资金意味着来年的拨款减少，于是很多部门在年度即将结束时，都会陷入“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疯狂状态。在这种预算体制下，绩效的提高和节约成本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反而面临着预算被削减的危险。于是，政府各部门都把办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大自己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好。政府绩效评估旨在提高政府业绩，但如果政府机构不能从重视产出、节约成本、提高业绩中获得利益回报，那么政府绩效评估就会流于形式。
三、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各项机制的运作和功能的实现最直接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障，评估多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规划，减弱了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作用
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也只是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绩效评估立法。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绩效评估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而且由于绩效评估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难以相互比较和进行经验交流。另一方面，把绩效评估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这就导致了运动式的行政管理，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政府绩效评估的非规范化导致评估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许多大检查、大评比不仅没有取得效果，而且使这种检查、评比成为基层政府的一种负担，某些检查团成员索要礼品、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直接损害政府形象。
(二)评估以官方为主。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内部的自身评估
我国现有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分明，为了同这种层级制相适应，对政府的考评主要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层层考评。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虽然有利于实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实、“政绩”做给上级看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评估结果失真、评估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无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相反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由于评估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公众和大众媒体的积极介入，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而仅靠政府自我监督则难以达到有效的督促效果，评估的结果往往也是报喜不报忧。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一些大学、研究机构或媒体来组织进行。社会自发成立的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独立性，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是评估结果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可以弥补单一政府绩效评估的不足，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较大缺陷的时候。而且，社会评估还具有及时反映公众需要、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独特功能。200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家民间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这表明中国开始有了独立的、专门的民间评估机构，意味着社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参与地方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民间评估力量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束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不同则所设机构肯定就不同，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机构改革。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曾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总是把解决财政压力放在首位，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如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甚至明确提出了精简比例。但是，如果从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不应该是简单地做“加减法”，而应该立足于整合各个机构的职能。党委、人大、政府等序列机构性质不同。静态看，它们各有职权，分工明确；但在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中实际运作却会出现职能重复、交叉的状况，而且越到基层，各机构职能交叉的弊端就越明显。不论行政管理幅度大小、工作多少，都与上级政府设置同样数量的机构，这本身就不是经济的选择。再加上各序列机构的职权边界不清，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同，工作成本就被大大增加了。所以，如果不先整合机构，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就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设计评估指标，那么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评估的实效性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在减少管理层次、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序列权力机构管理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科学合理、具有实效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十一五”规划已经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论述，即“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四、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谓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或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方案是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深受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化生态的诸要素中，与我国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最为明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性。如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但中国人的人性不是偏于理智，而是偏于情感；人性中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这种“人情至上”的精神融入到行政中，使政府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注重亲缘血缘关系，讲情面、论义气，将工作关系、契约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情破坏原则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显然，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再健全，如果还是以“人情”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工具，终将归于失灵。
(二)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人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思维上重视感情因素，缺乏纯理性的分析，而重感情、轻理性必然重经验轻理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极少有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规律的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理论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理论研究不足，仅一味地引进“先进方法”而忽视对评估理论本身的研究，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理论根基。另外，我国自古就重伦理、重德行，对科学技术重视不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种发明创造都要经过伦理规范的检验，这样，中国古代的这种轻视科学反应在政府绩效评估上，就造成了评估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评估方法多为定性，较少采取定量方法；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重“官本位”思想、轻“民本”思想。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源于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追求效率、效益，提倡竞争，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能力，适者生存。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和”，提倡“和为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本着“和”的原则，当评估结果有损下属颜面时，领导就大事化小，不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这样评估的反馈作用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造成了这些政府官员缺少服务于民的意识，这给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带来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和部门把引入和实施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在目标制定中没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形象包装”式的政府绩效评估必将会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公信力下降、作用失效，最终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劳民伤财的举措。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关键词：行政权力监督，大部制，借鉴
一、科学合理地整合大部门是前提
要在大部门体制下形成有效的行政权力监督体制，只有大部门设置科学合理，行政权力得到有效配置，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各种行政权力监督的方式，形成具有强大功效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借鉴。全观西方国家的大部门体制，在长期的政府管理实践探索后，把同类职能的机构整合进一个部门是西方国家的共同点。如美国1966年将原本分散在商业部、财政部等8个部委的交通管理职能集中，组建了联邦大运输部；英国1964年合并国防部和海陆空三部为新的国防部，1968年合并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为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重组社会安全部和卫生部为卫生和社会安全部，1970年合并住房和地方政府部、公共建筑与工程部、运输部为环境事务部，合并贸易部和技术部为贸易与工业部，将海外发展部并入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借鉴。我国政府的大部门体制改革由于刚刚起步，很多条件还不成熟，虽然已经合并了一些部门，但还未能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大部门体制。，借鉴。在今后的大部门改革中，要在改革允许的条件下，“顺应市场经济与发展型社会的要求，在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上，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按照职能特点，将相近职能进一步整合，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部门体制，在国际交往中将能更好的与国际接轨”。为建立起有效的行政权力监督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注重行政权力的分离制衡
大部门体制下，部门权力将更加集中，作用范围也更加广泛，这样就容易导致问责更加困难，国家利益部门化风险大。在西方国家，行政三权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是相对分离的，决策机构专司决策，执行机构主要负责政策执行和提供公共服务，监督机构则负责监督事务。如英国的执行局化改革是成功的典范，其最显著的成效是设立了执行机构，实行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开，减少了政府自己决策和自己执行的随意性，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目前，我国行政权力中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不分，导致监督流于形式，决策部门受到执行利益的干扰。我们要加快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科学集中、执行专业顺畅、监督有效有力。目前有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在一个大部门内部实行机构功能分化，分别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执行机构及监督机构，由监督机构负责部门监督事务；另一种模式是在各大部门之间，由某部门行使决策权，某些部门行使执行权，某些部门专门行使监督权。两种都建立了行政三权相对分离制衡的机制，各权力机构各司其职、各尽其职，有利于避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三、强化对行政首长的监督力度
行政首长是一个领导班子的核心和权力的中心，对一个集体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对一个部门的工作及其成果等方方面面都起着至关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保证人民大众赋予的公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防止行政权力的运行偏离正常的轨道，其重点就是强化对行政首长的监督。西方国家对与行政首长的监督直指最高领导人，源于其“人性本恶论”。这在其宪法中也得到了体现，如美国宪法规定首先要对总统的权力加以制约，就是要防止总统这个最高行政首长成为皇帝。目前，我国对行政首长的监督是一大难点，要加强对行政首长的监督力度，一是要加强对行政首长的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其政治修为和理论水平，不断增强自身政治素质，以使其在工作实践中自动抵制由行政权力所带来的诱惑，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二是要使行政首长行使权力公开透明化，推行阳光下的行政，让各种监督主体来监督其行政权力的行使，这样就能避免权力的滥用。三是加强行政部门内部对行政首长的监督，在部门内部设置专门的、有效的对行政首长的监督方式，及时发现行政首长在行使权力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及时得到纠正。，借鉴。四是加强上级行政首长对下级行政首长的监督力度，上级行政首长借助其权威，可定期与不定期检查下级行政首长的工作情况，对其所出现的问题予以纠正解决。
四、提高行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在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中，内部监督相对与外部监督来讲，内部监督能更加全面、深入、直接的了解部门内部权力行使的情况，行政监察就是一种部门内部的监督。行政监察机构作为部门内部的一个机构，在对部门尤其是行政首长进行权力监督时，会由于一些原因如工作伙伴关系、行政首长的压力等而受到阻力。，借鉴。行政监察机构的监督功能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就看其是不是有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行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监察长一般都由行政首脑任命，并经议会确认；监察首长直接向其上级首长负责，实行垂直领导；行政监察员都是职业素质高、能力强、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而且他们职业稳定，待遇高。这些措施都使得行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强，权威性大，所以西方国家的行政监察机构能够充分发挥其监督功效，使行政权力得以正常运行。反观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由于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使得我国行政监察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和行政领导的压力而无法充分行使其监督权力，有时甚至形同虚设。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一是要逐步改革行政监察机构的领导体制，避免双重领导造成的弊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二是要加大对行政监察员的培养，建立检查员保障机制，让监察员能尽心尽力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结合现实情况不断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提高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行政监察职能得到有效发挥。，借鉴。
五、强化新闻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尤其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是因为其具有强大的监督力量。新闻舆论监督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监督政府行政权力的作用，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新闻媒体的政策以及国内的舆论监督环境。国家重视舆论监督，积极营造新闻自由的环境和气氛，国内的新闻舆论监督就能得以良好发展，充分发挥其监督功效；反之，则会抑制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使其监督效力得不到应有的体现。西方国家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普遍建立了新闻自由制度，对新闻实行法制化管理，如法、意、丹麦等国制定了专门的新闻法对新闻进行管理，还有的虽然没有专门的法律，但是在宪法和有些法律条文中得到了体现，如美、英、日等国。所以，西方国家的新闻舆论监督发挥了巨大监督效力，像美国尼克松水门事件、日本的洛克希德丑闻等都是新闻媒体的功劳居首。我国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其作用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却在长期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表现在：新闻舆论监督层次偏低，监督报道不敢碰硬、批小不批大等。我国现在也没有出台有关新闻舆论的法律法规，也是一大缺陷，应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强化新闻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1、贺丹、张晶.西方主要国家大部制改革的实践及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启示，才智，2008（13）：3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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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川自考科目安排（自学考试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不同，具体点击查看：自学考试科目） 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 专科 两年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 本科 两年 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理论与技术、政府经济学、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政务案例分析、信息与网络安全管理 电子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 （一）、电工原理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线性电子电路、非线性电子电路、数字电路、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电子测量、音响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 及应用 、办公自动化 设备、 电子工程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工本) 、物理(工)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工程经济、信号与系统、计算机软件基础(二)、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自动控制理论(二)、声视频技术 服装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服装工艺、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款式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市场营销等 本科 两年 服装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图形设计、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服装立体剪裁、展示工艺、企业形象设计、服装饰品设计等 数控技术 专科 两年 机械设计基础、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数控编程与操作、CAD/CAM、电工学等 本科 两年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传感器与监测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机床数控原理、CAD/CAM软件应用、模具与现代加工技术等 视觉传达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插图艺术设计、包装结构与包装装潢设计、平面广告设计、机构形象设计（ VI ）、商品摄影、POP与DM广告设计等 本科 两年 书籍装帧设计、包装工艺与设计、创意网页设计、影视广告、方案与脚本、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展示设计、家具设计 动漫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字体设计、动画基础、动画运动、电脑图像设计、动画概论 本科 两年 漫画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分镜头、二维动画制作、三维动画制作动画特效合成、动画创作 生物技术 专科 两年 普通生物学、食品分析与检验、发酵工艺学、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学、病毒学、现代生物技术导论等 生物工程 本科 两年 英语、工程制图、化工原理、生物工艺学、微生物遗传与育种、生化工程、生物制药学、生化分离工程、高等数学等 食品工程 专科 两年 基础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分析 本科 两年 食品工程原理、食品营养、食品加工技术、酿造食品加工、食品法规、食品包装与设计、农产品储藏运销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景观园林 本科 两年 英语、园林工程制图、园林艺术原理、景观生态学、园林建筑学、园林CAD、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学、3DMAX、园林植物保护学、园林美学 新闻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汉语基础、社会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写作、报纸编辑、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广告学、新闻心理学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新闻评论写作、新闻摄影、外国新闻事业史、中外新闻作品研究、传播学概论、公共关系学、新闻事业管理、文学概论 应用心理学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理测量、普通心理学（含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认知心理、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史、变态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含实践）、学校心理学、心理诊断、行为改变技术（含实践） 小学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教育原理、科学技术社会、小学教育心理学、小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班主任、素质教育导论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中小学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小学艺术教育、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学校管理心理学、教学设计、德育原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学前教育学 专科 两年 学前教育学、学前发展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社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育学原理、学前游戏论、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比较教育、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园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学设计、教育电视系统、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育、多媒体教学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与学的基础原理、教育传播方法研究、教育电声系统及软件制作、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 教育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育管理原理、教育评估与督导、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法学、教育预测与规划、中外教育管理史、管理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
【关键词】中国式政治制度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3点基本共识
1.1必须尊重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谓“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是指经过世界各国漫长的政治文明实践，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原则，诸如“权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在《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中文版译序，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应该承认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整体上都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程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GiovanniSartori著、台湾国立编译馆1998年出版的《比较工程》一书做序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众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语并非妄言。比如，投票与选举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但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投票程序实际上存在复杂的多种可能性，选举同样如此。西方政治学对投票与不同选举制度产生的选举结果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却对此罕有系统研究，这在技术上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实现。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充分吸收世界政治文明（当然也包括中国本身，比如唐朝的行政三分立制）的普遍成果。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论及创新。
1.2民主模式的多元实现形式与“中国特殊论”
民主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念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不同水平的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等因素所构造成基本国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尊重承认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照搬西方民主。
美国创建之初并没有照抄当时欧洲的民主模式，而是从美国国情出发，经过费城制宪奠定了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制【1】。但今天的美国领导者却非常热衷于“输出美国模式的民主”，要求其它国家全盘接受美国民主模式。事实上，即使是很多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效法美国的政治体制。而那些对美国模式照抄照搬的发展中国家中却鲜有成功的范例。对此邓小平多次表示，“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要求全世界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西方民主模式固然不能机械效仿，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体制同样也不能互相抄袭。邓小平曾对波兰前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早在1919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后所写的《欧游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就早已经指出：“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
在政治模式设计上，既然有“美国特殊论”，那么“中国特殊论”自然也是可能的。康晓光在其《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特殊论”【2】。康晓光认为“我相信西方经验不能支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不会简单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命题。”
问题在于，尽管康晓光提出了“中国特殊论”，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予以体现，“中国特殊论”始终就只能是一个缺乏实践价值的理论概念而已。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经不再处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理论补课阶段，而是进入提出具体改革模式的实践阶段。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其他，而在于设计出一个能够实现已经被证明的各种政治制度设计一般性原则、同时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方案。所以下文没有进行学院化的理论讨论，而是直接表述具体设想。
1.3必须采取渐进改革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放弃激进的休克式疗法，采取渐进改革策略，经过90年代中期的激烈论证之后，已经成为主流观点。对此已经有很多精彩阐述，不做赘述，可以参考文末资料。
、中国模式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设计
2.1政党制度设计：多数党法定制度
政党是社会各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最主要组织手段。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但是这并不排除核心执政党与其它派以某种方式分配公共权力，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努力，实际上这也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途径。笔者认为，这个多数法定的执政党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下文就以此为前提展开讨论，不做更多说明。
中国政党制度目前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其它派是法定的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地位与公共权力的相对大小不是通过选举投票，而是基于各政党在历史上积累的政治资源大小来确定的。
尽管这一政党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的今天暴露出很多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参政党参政决策权力没有真正的制度保证，因而参政党难以有效监督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权力集中无可非议，但是和平革命建设时期，权力过于集中已经暴露很多弊端，因此根据历史条件需要，调整党与其它政党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已显得非常必要。
2002年6月，复旦大学浦兴祖等人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国外政党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了《研究国外政党政治，反观我国政党制度后的几点思考》的研究报告，报告坦率提出：“我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多元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制衡机制关系，但是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参政党本身的功能也不健全，这造成现阶段中国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党制度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坚持既有架构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权力结构，把参政党的参政与监督的范围、方式、内容、步骤等方面用制度与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如积极推进政党法的出台。”2005年3月正式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已明确提出各级领导职务中确定适当比例的派人士。
对于新时期下的多党合作，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各政党内部机构与政府机构独立。人大、政协合并形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同时兼任人大代表职务，更不得兼任人大主任。人大主任和其他代表一样只有一票投票权，由各党代表轮流担任。
■人大和行政机构中，共产党与其它政党人员比例有2种确定方法：一是不同行政层次比例不同，比如乡镇、县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50％，省部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60％，中央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70％。二是全国各级人大和行政机构均为一个统一的固定比例如65％，显然前者更灵活，更能适应各层机构的不同情况。当然以上比例只是一个设想，具体为多少可根据各级权力结构特点以及其他因素再行讨论。
■直辖市、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多数行政机构正职领导由共产党人担任。少数部门正职可由其他政党党员担任。具体规定可在相关法律中予以明确。
■对于无政党独立人士全部归入“无政党候选人”类别，预留一定比例名额，按照上述原则作为一个“虚拟政党”进行相应对待。
■全国人大设置政党管理委员会，负责政党注册管理等事宜。
在宪法中对此思路予以原则性确定，具体比例等由《选举法》等普通法律予以明确。可称以上制度设计为“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
2.2多数党法定政党制度的巨大优点
尽管很多国家政党结构中，都存在一个占优势的主要政党，比如印度的国大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但是本文设想的多数党法定制度与这些情况的本质区别在于将占优势的主要政党地位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认可的一党独大制。优点在于：
坚持以一个党为核心执政党，可以避免政党力量均衡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社会阶层围绕一些基本公共命题出现僵持局面，甚至诱发社会局势振荡的可能性，这在2004年美国大选以及乌克兰大选都有明显的表现。以简单多党制和简单比例代表制为例。比如在以色列组织一个政党条件很低，各政党得票率有1．5％即可进入议会，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还能够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所以人口不到600万的以色列政党众多，一度有27个政党。大选中选票分散，难以形成一个在议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大党，政府频繁解散，甚至议会本身也自行提前解散了多次。1999年产生的第15届议会参加竞选的有27个政党，进入议会的有17个，120个议席中工党(23席)和利库德集团(24席)总共只占有47个席位，不到总席位的一半。因此大党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不能单独组阁，必须依赖中小党派的支持组成联合政府。大党不得不接受中小党的政治要价，埋下政局不稳定因素。“多数党法定”制度能够完全避免这些情况。
完全实现了党的意志通过民主程序体现的目标。举例来说，不必每次全国人大会议换届之前，中共都要召集全会，向人大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并就当前重大政策或改革措施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而是以人大会议的多数党身份提交议案，实现了以民主方式实现党的意志之目标。
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比例来实现政党间竞争程度的调控，当然一旦确定就不能轻易改动，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改变。由于各级国家机构中，各政党席位比例确定，少数党也无须担心多数党滥用多数党地位，取消少数党席位，这为党内外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和制衡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保证中共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中共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机构重复设置问题。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结构相似，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监察部门，党委的组织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党委的宣传部与政府的文化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之间都存在机构重迭与职能交错的问题。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国有企业曾经出现过党委书记开除厂长党籍，厂长开除党委书记厂籍的荒唐事件，就是党委与政府权力重叠导致矛盾的一个典型例子。“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中共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这2个问题。
有利于实现国家财政与政党经费的分离。政党不管是否执政，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团体，而不是国家机构。从学理上说，国家财政没有任何依据应该供养各个政党。但是长期以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根深蒂固，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家政权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如果实施多数党法定制度，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其政党系统大部分都与国家机构系统融合起来了，诸如党纪委等属于执政党内部机构，可以这样考虑：一部分人员独立为党内机构，一部分进入人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还需要向各政党拨付一定经费，透明度大大增加，数额也将逐步减少。对于国家拨付给各政党的经费，需要在政党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定期公开经费开支情况，接受国家审计机构审计，最后经过人大批准。
军队方面，由于中共是全国人大中的多数党，全国人大选举的全国军事委员会中，中共自然也是多数，而且军队各级正职领导全部是中共党员，党依然能够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可以修改现行宪法第59条为“军队不得派代表参加各级人大会议”，以符合当代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中普遍实施的军队国家化、避免与国家日常政治活动直接挂钩的做法。
对于“多数党法定”权力集中可能产生的弊端，除了政党之间的制衡之外，还可以通过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2种方式来抑制。公民创制复议权的讨论参见下文，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另文讨论。
2.3多数党法定有先例可循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权实行的“三三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多数党法定制度。抗日战争时期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实施了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组成人员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可参见徐详民等著.《政体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抗战时期“联合”的共和国方案及其政体思想》）。
建国初期，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3人；56名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27人，几乎占一半。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非共产党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到14人。
但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良好制度设计没有继续坚持。据李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普遍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对中共提出的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章伯钧提出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3】。
这些都是今天实行多数党法定制度的宝贵历史经验。
2.4司法独立
司法不独立于行政是现行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不足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阐述。实际上，宪法第16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司法与行政独立不过是将这一原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而已，完全符合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
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实质分立，可以考虑以下设想：
■赋予司法系统相应人事权、财权，由司法系统内部实现垂直管理。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财政等，与地方政府脱钩。
■地方人大全体成员3/4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调整同级法院法官职务的动议，要求上一级法院与上一级人大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处理。特别委员会由上一级法院与上一级人大成员各占一半组成。如此虽然地方人大不具有直接罢免法官的权力，但可以间接罢免不称职法官；避免了司法系统具有高度独立人事、财务权，出现内部封闭、不透明的情况。
■全国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赞成票通过，可以撤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赞成票包括通过电子邮件、委托等多种形式。
■各级人大可以提出撤销或者满足一定条件下直接撤销法官职务的动议，但是不能直接否决法官的判决结果，只能由上一级法院来决定是否否决。上一级法院否决下级法院判决结果必须以最低2/3比例票数通过。
■法院内部法官独立。在多数情况下一名法官独任审判，可以非常方便的考核法官业务水平和追究渎职责任，同时也根除了法院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的老弊端。
■公民不能直接对法官进行弹劾罢免，而是通过使用创制复议权在人大提出议案，要求罢免不称职法官的方式予以间接实现，而且附加了前述严格条件，以保证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逐步实现司法机构成员与政党脱钩，最终实现司法机构所有成员不属于任何政党。在政治改革过渡期，可以考虑规定，法官所在政党对其进行的任何党内处分不影响其司法机构的任职。
如此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司法系统相对独立性同时，体现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特征，同时将人大撤换法官的条件定得很高，充分保证司法系统独立性，这也是体现了笔者设想的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平行制衡”的“交叉制衡”。
2.5抑制黑金政治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黑金政治是现代选举制度暴露的重大弊端之一。近年来中国各地选举中富人群体参选越来越多，贿选现象也日益突出，国内已经有很多文献讨论。如果不能设计出有效抑制黑金政治的制度，中国模式政治制度不可能建立，有重蹈台湾黑金政治旧辙的可能。
目前各国（地区）对政治黑金问题绝大多数是制定直接的管束法律，如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任何个人在同一年内，对同一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所有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等等。每个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10天或选举后30天内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所收到的捐款和竞选开销。尽管这些法律对黑金政治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但实际上还是无法真正抑制黑金政治，黑金捐赠者往往通过所谓的捐软钱(softmoney)的方式名正言顺规避法律约束。
笔者认为，如果不将所有竞选者约束在同一平台上，那么竞选与金钱之间的利益勾结关系始终就无法得到真正抑制。因为如果各选举人各自开展竞选活动的话，竞争经费自然是越多越好，法律对此监督成本必然会随之上升，而且因为资金转移存在很多渠道，监督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中国式政治制度构建中，遏制西方选举制度的异化为金钱实力比拼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可以考虑以下制度创新设计——
■各党代表参加选举时，制定统一的竞选人宣传措施。简言之，即所有候选人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现，同时面对选民。称为共同竞选平台制度。对于日程安排，各党选举前协商确定。
■各候选人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不得不将自己的竞选设想与其它候选人的批评直接面对，增加了选民甄选候选人的有效度。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各候选人必然彼此监督，能够有效避免候选人隐瞒信息等情况。
■捐赠经费不能捐赠给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竞选人，而是由所有候选人分享。经费管理由一个各竞选政党等名额组成的竞选资金委员会负责。
■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独立，国家财政为各党竞选拨付一定数额经费，所有捐赠纳入一个全国选举基金统一管理，不接受针对具体政党的竞选资金捐赠。竞选预算总额由全国人大批准，通过法律规定拨付给各党的选举经费总额不得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某一个比例。
在该制度设计下，竞选黑金活动空间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抑制，竞选效率也大大提高。
国家资助竞选者的制度可以参照以色列的相关规定。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下设一个财政委员会，对议会选举的经费作出预算。预算报告提交议会，由议会批准。每个参加议员竞选的政党可以从国库获得一定数额的选举经费。议会根据大选结束后各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多少，决定拨给每个政党具体的款额。国家审计长负责审查全部竞选费用的拨付，对全国人大负责。
2.6人大代表资格的收入限制条款
从国内外政治研究与实践看，影响政治行为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影响最大。西方政治史上选举活动中对参选者收入进行限制的先例直到19世纪依然普遍存在，原因正在于此。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模式认为，由于利益驱使，经济基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个体以及经济地位类似个体构成的利益群体（即过去所谓“阶级”，今天更习惯称为“利益集团”）的政治观点。这一观点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成立的，事例非常多，中国基层选举中出现的大量贿选现象就是例子，再如2003年6月中国央行出台旨在抑制地产泡沫的121文件之后国内房地产开发商的激烈反应就可见一斑。目前占据中国各阶层最大份额收入的企业家群体参政越来越多，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私企代表不过50人。而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私企代表逾200名，占代表总数近10％，5年间增长4倍。如果不对选举制度和代表资格进行更多明确限制，那么少数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拥有多数份额财富的群体必然利用其财富优势攫取政治资源，出现西方议会中普遍存在的“富翁议员”现象，进一步拉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因此，为了在不同利益群体（可以粗糙的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阶级”术语）之间形成最有效的利益博弈制衡关系，最大限度防止收入因素对人大代表政治决策行为的干扰，有必要明确提出人大代表资格的收入限制条款。更具体而言即，中等收入阶层应在人大中拥有多数席位。
很明显，如此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政治学所谓的“中间阶级论”。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起，西方政治学研究与实践都表明，中等收入阶层主导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程度满意的和平解决，而不必诉诸战争之类的激烈手段。
正是如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在理论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是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在现实层面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可“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具有经济和政治、社会的多重意义。
简言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间阶层应至少占据50％的席位，以确保中间阶层在议会投票中形成有效多数票。
需要补充的是：一是“中间阶层”如何界定，限于篇幅原因对此不做更多讨论，在后续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二是人大代表收入限制对于不同层次的代表有所不同，对于全国人大代表应该以全国人均收入为基准确定收入限制标准，而对于省级代表应该以该省人均收入确定，其余类推。三是人大代表不得连选连任，只能担任一次，任期不宜偏长。可从目前的5年一届调整为3年一届。
加上前述对人大代表的种种弹劾条款等，弱化“官本位”文化传统，扩大民主参与度，增加试图滥用公共权力者的机会成本，消除其进入人民代表大会的谋利动机，提高人大代表竞选中真正热衷于公共事务公民的比例。
2.7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职务保留问题
人大代表专职化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要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关键阻碍因素之一即代表的职务保留问题。
不妨以一个简单例子说明：假设甲为某国立大学教授，被选举为某一级某一届人大代表成员，如果在目前制度设计下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那么甲必然面临4年之后原大学教授工作如何处置的问题。毕竟人大代表不可能终身制，而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此应在选举法等相关法律条款制定中考虑：
公民在某一机构任职，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后，其所在职务暂由他人代为履行，其人大代表任期结束后，自动恢复其任人大代表之前的职务和待遇，直至其与该机构签订的合同到期。如果该公民任人大代表前所在机构（如企业）破产或关闭，则进入失业保险序列，国家可以考虑支付一次性津贴，以褒奖其为公共事务所做贡献。
2.8两院制还是一院制
一般为，英国两院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阶级之间妥协的结果，美国两院制也是一样。以美国两院制为例说明。
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独立之初，美国建立的是邦联制度，并非联邦制度。1777年的《邦联条例》明确规定，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州保持其“、自由和独立”，出于共同防御、维护自由和公共福利而加入“彼此友好的联盟”。凡是没有明确授予中央的权力，一律自行保留。当时美国邦联是一个极为松散的权力架构。中央只设一个议会，由各州派代表组成，每州不分大小，只有一票表决权。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权力十分有限，对于各州人民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也没有征税权。1786年8月～1787年2月在马萨诸塞州由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过战功的退伍陆军上尉谢斯（Shays）领导的农民起义即谢斯起义（Shays''''sRebellion）暴露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软弱无力，大大刺激了美国由邦联制度向联邦制度的变革。1787年各州代表聚会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大州代表认为，自己人口多，纳税也多，所以在国会中的席位也应多；小州代表则强调小州与大州的平等地位。最后选举一个11人委员会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提出建立两院制，即在参议院中各州无论大小都享有同等表决权，但在众议院中代表权按人口比例确定，最终获得制宪会议的通过。
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当年的英美类似的特殊历史语境，而且宪法已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权力机关”，因此一院制最符合实际，也即党委、人大、政协等三合一。各党内部机构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存在属于党内事务，自行处置。
2.9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划分民主制度的类型，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划分民主制度，可以分为总统制与议会制两大类型。英国议会制一般被认为是议会制的典型代表；而美国总统制是总统制的典型代表。
议会制：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权力。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由各自的独立选举产生。彼此无权罢免对方，也即所谓“权力的双重合法性”。
当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混合型如法国“半总统制”等。但是当今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这表明半总统制还不具有普遍性，即使实行这种政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可提供的政体样本数量有限，对于其利弊的证明力度是不够的。因此在以下讨论中，以总统制和议会制为主要考虑对象。
据统计，二战后在39个议会制民主中国家有13个崩溃；而在13个总统制民主中至少有10个崩溃（《制度性战略和民主》.第十五届国际政治学会世界会议论文.1991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总统制下，“权力双重合法性”使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都有独立合法性基础，在重要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非常可能发生冲突。此外，由于总统制下总统任期是固定的，当总统和国会意见不一致时，无法改选总统，双方僵持很容易陷入危机。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与国家杜马之间不能就权力划分原则达成共识，最后竟演变成动用大炮坦克的府院之争。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和稳定都必须考虑。如果缺少必要的稳定，即使得到自由，也难以持久。中国政治文化缺少意识，威权与专制意识深厚。如果采用总统制，由于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很容易制造强人政治格局，使宪法体制形同虚设。因此笔者主张中国政体选择议会制。
行政内阁更换过于频繁是西方模式议会制主要缺陷之一。对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法定多数党，在各级人大占有多数席位，而且行政机构主要领导人员也是共产党人，因此能够有效避免议会（也即全国人大）频繁撤换行政首脑，造成政局不稳。
为了进一步抑制西方议会制的不足，可以规定政府无权解散议会。西方议会制中政府可以解散议会，这种制度设计不适合中国。因为在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为选民选举更换而不能为政府解散。
以上制度设计既吸收了西方议会制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
.10公民复议创制权
从理论与实践上说，代议制都存在代表忽视民意、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固然可以通过周期性投票，将不符合民意的代表撤换，但是在两次选举之间就难以约束代表。实现直接民主的复议创制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国人心目中，直接民主与十年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目标，有多种实现方式，大鸣大放不过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失败的实现形式而已，并不能由此断定直接民主不成立。创制复议权就是一种很好的实现直接民主的方式。创制权指一定数量的合法居民可以联名就某事项提出意见，并要求政府机构讨论、回复；而复决权则是创制权的相反操作，即选民可以通过和创制权一样的程序否决现有法案。
复议创制权的含义颇多，根据使用对象与层次的不同，大体言之有下列几种：公民投票（Plebiscite，也有人使用Referendun）、宪法复决权（Constitutionalreferendum）、政策复决权（PublicPolidyreferendum）、咨询式复决权（Consultativereferndum）、创制权（initiative）等。
孙中山曾经指示廖仲恺、孙科等翻译了不少有关创制复议权的著作，如Wilcox《全民政治论》（GovernmentbyallthePeople）等。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复议创制权，当然孙中山没有制定具体程序来保证公民创制复议权的具体实施。
中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与西方政治实践中的创制复议权有共同之处。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因此打击报复公民对国家机构合法批评建议权，或者懈怠处理的行为屡见不鲜。所谓“工作困境”一词就是一个显例。与改革开放之前或者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司法独立性没有得到完全保证，量显著增加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各部门和所属企业建立所谓应急分队，对准备越级集体上访的人员进行堵截，甚至出现“稳定”的提法。
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法仅仅从建议和批评的层次上界定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权力，而缺乏实质权力支持的建议与批评很容易受到漠视和打压。
近年来国内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建议案数量不断增加，2003年最突出，该年度有代表性的建议案有——
5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等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等5位国内知名法学家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7月26日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许志永等三人就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提出的《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第176条的建议》。
一系列事件表明，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法治与参政意识将越来越强，原有的批评与建议权力度不足的弊端日益暴露。如果将宪法第41条进一步具体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复议创制权，那么公民对于国家机构行为的监督有效度显然会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
可以参照国外相关的成熟规定设计中国的创制复议权制度。当然，需要设置防止少数公民恶意滥用创制复议权的行为，尽量提高提案的民意代表性，可以如是考虑——
（1）一个公民如果提出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那么他将在某一段时期比如在4年内丧失创制复议权和签名支持他人提出建议的权利；此外，一名公民一年内只能以第一提案者身份提出1个议案，以提高议案质量。
（2）将提案与签名公民的年龄要求确定在25岁。因为18岁个体虽然法律上成年，但多数人经济尚未独立，缺乏社会经验，作为一个群体整体上看对于各种社会事务并没有足够成熟的判断力。通常情况下，公民在25岁才具有一定水平的经济收入，对复杂社会现象才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
（3）创制复议权只能针对选民所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一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公民就全国性事宜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并要求回复，很难实现，全国性事宜应该由全国人大代表来提出。二是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范围已经覆盖了公民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宜活动范围。
（4）如果针对一名人大代表的弹劾被通过，那么此人大代表将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家职务，同时加以与其收入与资产联系的一定比例现金惩罚，若触犯刑律则进入司法程序，罚金并处。
（5）为进一步提高公民针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动机，可以考虑：一名公民针对人大代表的弹劾如果成功，那么若符合人大代表条件比如党派代表比例限制允许、无不良记录等，且人大投票通过，则该公民获得取代被弹劾者代表职务的权利（当然公民可以放弃）。为避免针对人大代表无谓甚至恶意的弹劾，必须设计一系列制度加大处罚力度，充分抑制不实弹劾行为。
对人大代表弹劾的处理视被弹劾内容而定，如弹劾尚未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则由人大系统内部与提出弹劾的公民代表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决定。举例来说，假设委员会有9人，一名县人大代表被公民使用创制复议权要求调查，那么特别委员会由上一级人大代表会议派出的5名调查员、该县级人大代表会议的2名调查员以及提出弹劾的公民代表2名一共9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主任由上一级人大代表人员担任。如果弹劾属于司法管辖范围，直接由同级司法机构处理。该代表所属政党对其的调查处罚在弹劾程序之后进行，结果与此无关。
政府行政人员不能针对人大代表行使创制复议权，但可以签名支持其他公民提出的弹劾议案。
16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制度设计之一。公民创制复议权宜渐进实现之，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是修改《立法法》第13条，删除“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和“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等条款。通过随机抽签的分组方式产生主席团，主席团只作为大会主持者存在，以消除主席团往往由地方领导组成，不利于非领导职务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弊端。
.11增加人大直属机构
第一，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
统计是一国治理的基础。缺乏真实全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公共事务决策。尤其是，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人大就不能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评价。公元前2000多年，《史记》就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指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行于水，险也”。
中国一直很重视统计工作，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1996年又对《统计法》进行了重大修正。但是在现行地方官员业绩考核体系下，由于统计机构归属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官员干涉统计工作的动机很强烈，往往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异化现象，统计独立性很难保证，对此已经有很多讨论。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G.Rawski）在英国《经济学家》上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1997年至2000年中国GDP增长统计结果的真实性。文章发表后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热点。就国内的反驳文章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多数中外机构和学者都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资料总体上是可靠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进一步改善中国统计体制是不必要的。
实际上，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了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工作系统。比如全国GDP总量并不是从各地统计资料汇总而成，而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自报数据基础上，通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系统统计与检验之后再予以公布。这也是全国各省市统计的GDP总和往往大于全国GDP总量的原因。
标准、严格、准确的统计和审计制度是建立公平、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基石之一。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爆发以美国安然公司丑闻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公司财会丑闻，这对其他国家都是值得借鉴的深刻教训。实际上，2000年前后国内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虚假财务报表事件与安然丑闻可谓如出一辙。在改进统计工作的同时也要改进审计工作。1994年《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职责为“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它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官员离任审计、政府财政开支审计等等，都是独立性较之统计更强的工作。实际上，正如统计系统有自己独立渠道一样，《审计法》第九条已经规定“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那么还不如直接独立出来，在审计系统内部垂直管理同时，对同一级人大负责。
可以考虑：
■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具体业务受上一级统计审计机构领导，人事提名权和财务权属上级统计审计机构，人大有统计审计机构官员职务处理动议权。
与对司法机构的监督力度比较，由于司法机构与审计统计机构之间独立性的根本不同，可以而且应该赋予人大更大监督权力。可以具体设计为：
■地方人大全体成员1/3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统计审计机构官员职务处理动议，之后由上一级统计审计机构与地方人大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最终处理。特别委员会组成应充分考虑人大与统计审计机构的代表性。
这样，地方人大虽然不具有直接罢免统计审计机构官员的权力，但可以间接罢免不称职统计审计机构官员，避免了统计审计机构系统具有高度独立的人事、财务等权力，出现内部封闭、不透明的情况。以上设想，可以首先在《政府组织法》、《统计法》、《审计法》等普通法律中做相应修订，在时机成熟时过渡到宪法修改中。
第二，各种、各级国家控制媒体直属各级人大。
公开、透明、及时的公共信息传播渠道是公民和人大对政府机构形成有效监督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可以考虑各种、各级国家控制媒体直属各级人大，中央电视台等国家控制媒体直属全国人大。各政党党内媒体由各党内部管理。
、总结：中国式政治制度要点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设想的政治体制中，各级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形成以下交叉制衡关系：
（注：虚线表示间接约束权力，比如公民通过创制复议权、机构之间人事弹劾罢免的交叉制衡机制。实线表示上对下的直接约束权力。）
与西方政治模式乃至新加坡的“一党独大”政治模式比较，本文提出的中国式政治制度的创造性集中表现在：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平行制衡”的“交叉制衡”。各组织各个层次都存在“交叉制衡”，比如司法系统内部等。
（1）四权分立的内容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西方三权分立是司法、行政与立法三权分立。而笔者设计的方案是司法、行政、统计审计和公共信息四权彼此分立，同时由立法机构人大约束。行政与统计审计直接从属于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在非常严格条件下可以间接的影响司法机构，因此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分立程度不同。
（2）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尽管法定多数党制没有实现政党活动的完全自由，但是民意已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法定多数党内由于其他法定少数党的竞争压力，内部竞争加剧，权力过于集中的长期弊端将受到很大抑制。也就是说，多数党法定制在引入选举制度优点的同时，又可以保证政局的稳定性以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考虑到实际可行性与改革稳定性等因素，法定多数党制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都是最现实、可行的政党制度设计。
（3）司法独立性的保证措施不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独立性都是通过司法系统在全国各个层次都保持内在封闭性来实现的。而本文设计方案是基于中国人大是各级国家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前提，因此必须保持人大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与此同时人大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干预司法。这一点是通过提高人大弹劾法官的投票比例以及人大不能直接否决法院判决2点措施来保证的。也就是说本文设计模式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比较，交叉制衡具有人事罢免权，这是“交叉制衡”概念与西方三权分立最有区别性的代表性内容之一。
（4）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创制复议权加强了公民对国家机构的约束能力，同时将公民提出创制复议权的对象界定在人大，能够抑制创制复议权本身可能存在的“过度民主”现象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出现的可能性。
（5）明确提出了对人大代表的收入限制条款，保证中间阶层对公共权力的掌握，避免西方议会中的富翁议员现象。这一点是西方政治制度设计完全没有的，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6）选举中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因此可以用“立法权主导下的四权分立制度”来指括笔者设计的政治制度。
当然，正如英国人所说的一样，“魔鬼在细节中”。前文只是对中国式政治模式设计最主要方面的轮廓性思考，还需要大量细化研究，比如在本文设想的政治模式中，人大地位大大增强，那么如何保证人大代表真正体现民意，形成人大代表的选举与监督、罢免的有效机制成为关键所在；再如在议会制构架下如何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膨胀，这在西方政体中已有前车之鉴；再如全国人大代表总数问题、代表专职与兼职问题、选区划分问题、以上制度设计如何进行试点，最终逐步推广的问题等，限于篇幅不做讨论，在后续文章进一步讨论。
四、价值：政治模式设计的中国探索
从作为执政党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具体政治模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其《新加坡“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一文中写到：“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萧功秦的这些文字与本文设计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在核心诉求上是一致的。
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模式设计并不仅仅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出发，也不仅仅是针对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提出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自身完备的新政治模式设计而存在的。
五、结语
公元前2世纪希腊史学家李维在其煌煌巨著《罗马史》中写到：“普布利乌斯在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方面被海内外公认为是最杰出的罗马人”。2000年后，“普布利乌斯”又成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美国新宪法草案获得批准而在纽约报刊上撰文的共同笔名。这些文章后来被集中以《联邦党人文集》的名称出版。19世纪法国著名政论家和外交家托克维尔评价到：“《联邦党人文集》尽管是专为美国而写的，但亦为全世界的国务活动家所必读”。汉密尔顿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提出的根本问题至今依然发人深省：“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参考文献
【1】赵海月.《论美国立体分权的理念与模式》[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2】康晓光.《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3】李.《回忆与研究》[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4】王长江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5】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
【6】赵忆宁.《冷眼静观印度民主》[N].《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5月27日第4版
【7】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EB/OL]
/data/detail.php?id=2950
【8】南京市委组织部网站.《苏共党的建设的改革及其教训》[EB/OL]/lw/wz.jsp?article_id=47676
【9】香港凤凰卫视网站.《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失去了国家》[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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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广东自考答案
2013年10月广东自考科目（自学考试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不同，具体点击查看：自学考试科目）
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 专科 两年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 本科 两年 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理论与技术、政府经济学、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政务案例分析、信息与网络安全管理 电子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 （一）、电工原理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线性电子电路、非线性电子电路、数字电路、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电子测量、音响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 及应用 、办公自动化 设备、 电子工程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工本) 、物理(工)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工程经济、信号与系统、计算机软件基础(二)、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自动控制理论(二)、声视频技术 服装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服装工艺、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款式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市场营销等 本科 两年 服装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图形设计、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服装立体剪裁、展示工艺、企业形象设计、服装饰品设计等 数控技术 专科 两年 机械设计基础、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数控编程与操作、CAD/CAM、电工学等 本科 两年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传感器与监测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机床数控原理、CAD/CAM软件应用、模具与现代加工技术等 视觉传达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插图艺术设计、包装结构与包装装潢设计、平面广告设计、机构形象设计（ VI ）、商品摄影、POP与DM广告设计等 本科 两年 书籍装帧设计、包装工艺与设计、创意网页设计、影视广告、方案与脚本、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展示设计、家具设计 动漫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字体设计、动画基础、动画运动、电脑图像设计、动画概论 本科 两年 漫画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分镜头、二维动画制作、三维动画制作动画特效合成、动画创作 生物技术 专科 两年 普通生物学、食品分析与检验、发酵工艺学、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学、病毒学、现代生物技术导论等 生物工程 本科 两年 英语、工程制图、化工原理、生物工艺学、微生物遗传与育种、生化工程、生物制药学、生化分离工程、高等数学等 食品工程 专科 两年 基础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分析 本科 两年 食品工程原理、食品营养、食品加工技术、酿造食品加工、食品法规、食品包装与设计、农产品储藏运销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景观园林 本科 两年 英语、园林工程制图、园林艺术原理、景观生态学、园林建筑学、园林CAD、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学、3DMAX、园林植物保护学、园林美学 新闻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汉语基础、社会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写作、报纸编辑、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广告学、新闻心理学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新闻评论写作、新闻摄影、外国新闻事业史、中外新闻作品研究、传播学概论、公共关系学、新闻事业管理、文学概论 应用心理学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理测量、普通心理学（含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认知心理、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史、变态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含实践）、学校心理学、心理诊断、行为改变技术（含实践） 小学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教育原理、科学技术社会、小学教育心理学、小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班主任、素质教育导论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中小学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小学艺术教育、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学校管理心理学、教学设计、德育原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学前教育学 专科 两年 学前教育学、学前发展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社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育学原理、学前游戏论、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比较教育、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园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学设计、教育电视系统、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育、多媒体教学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与学的基础原理、教育传播方法研究、教育电声系统及软件制作、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 教育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育管理原理、教育评估与督导、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法学、教育预测与规划、中外教育管理史、管理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