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民工歌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爱唱歌差点误了终身大事
今年45岁的王旭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农场一个普通家庭。王旭的父亲曾经在西安飞机制造厂工作过，后来到民权县农场成了一名农场工人，王旭的母亲则在农场里教书。虽然当时父母都有体面的工作，但是王旭兄妹三人还是让这个原本清贫的家里捉襟见肘。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排行老二的王旭虽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一直到上初中，他都只能穿姐姐的旧衣服。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王旭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小女孩。
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小时候的王旭也有许多梦想，王旭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歌唱家，像电视里的歌手一样，在偌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王旭从小就喜欢唱歌，上幼儿园时，流行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等京剧也成了幼儿园的主要课程，王旭一学就会，而且唱得有板有眼。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到农场附近的草垛上高声歌唱。后来，王旭就拥有了自己几个铁杆粉丝，每天放学，他们便簇拥着王旭一起来到草垛上，听王旭唱歌。
上学的日子是快乐的。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王旭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父母决定供成绩较好的姐姐读书，而王旭只能辍学了。当时的王旭觉得父母的决定是对的，并没有因此而闷闷不乐，他觉得只要能唱歌，自己就是快乐的。辍学之后的王旭便决定去农场打工。
‘在农场打工的生活很辛苦，每天都面对同样的重体力活，王旭就用唱歌来为自己减压。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别说电视，就是收音机都是一件奢侈品。王旭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是在一个邻居叔叔家里，当时王旭一进屋门，便听到了悠扬的旋律，王旭听得很是人迷，后来叔叔答应把收音机借给他听几天。从那之后，王旭便决定，等自己挣到第一笔钱，就去买一台收音机。
终于，王旭领到了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同事约王旭一起出去庆祝一下，王旭笑着拒绝了。王旭来到百货大楼，终于买到了自己心仪的收音机。看着崭新的收音机，王旭激动得快流泪了。虽然收音机花费了王旭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他却一点都不心疼。王旭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跟着收音机里的旋律学着唱歌。
那时的王旭，成为了农场里名副其实的“歌神”。许多歌曲，王旭听几遍后就能学会。有时大家听到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就督促王旭赶紧学会后唱给他们听，王旭也乐此不疲。然而，因为收音机不可能一直放自己喜欢的歌曲，收音机已经渐渐不能满足王旭对音乐的热爱了。后来，王旭又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垒出积蓄购买了一台磁带式录音机。那时，通俗歌曲刚刚从港台地区传人内地，当时邓丽君的一盘磁带就要卖7元钱，在王旭看来绝对是个大数目，但他还是忍不住买来享受了一回。
从那之后，王旭能够在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可他很快就感到清唱不够过瘾，于是又奢侈地为自己添置了一把吉他。王旭经常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对着录音机唱歌，然后再慢慢审视自己的“山寨唱片”，寻找不足之处。
凡是王旭听过的歌曲，不用几分钟就能原汁原味地唱出来，引得一帮年轻人都到他那儿听歌。他到哪里，哪里人气就旺，王旭唱歌的实力逐渐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然而，摆在王旭面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却让王旭的家人犯了愁。王旭的粉丝虽然不少，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按说王旭长相不错，就是家里条件差了点，一家都是老实本分的人，找对象也不难。可是，要真给老大不小的王旭介绍对象时，姑娘们都退缩了。那些姑娘都担心，王旭整天这样不务正业地到处唱歌，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安定和幸福吗?!那个时候，王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尽管这样，王旭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唱歌的爱好。
后来，一位亲友为王旭介绍了一个同是农场工人的姑娘。但对方和王旭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就分手了。分手的理由如家人担心的一样，说他不务正业，就知道唱歌，怕以后在一起没好日子过。
就在王旭对未来感到迷茫时，最终获得了一个姑娘的欣赏，她就是苗兰芝。苗兰芝并不觉得王旭喜欢唱歌是不务正业，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要嫁给王旭。
四处漂泊将梦想“埋在春天里”
1986年，王旭和苗兰芝结婚了。然而，生活的压力并没有让王旭放弃唱歌。成家之后，王旭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地过活，一家人都等着王旭挣钱回来养活，但王旭依然没有把心思都用在立业上。王旭依然做着自己的歌星梦，期待有一天能站在舞台上尽情地唱歌。周围的人都笑话王旭还在做着青，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龄了。好在苗兰芝非常理解王旭，她从来没有让王旭放弃唱歌，好好赚钱养家。一直以来，苗兰芝都非常支持王旭。每当王旭唱歌时，苗兰芝甚至会停下手里的活，静静地听他歌唱，偶尔还会力所能及地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刚开始，王旭和苗兰芝还能勉强度日。1988年5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一家人都欢喜不已，也期待着小生命的到来，希望孩子能够激起王旭做父亲的责任，把这个家撑起来。然而，当时正赶上一家歌舞团来农场招演员，王旭听说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定试试运气。而试的前一天晚上，王旭整夜未眠，他向苗兰芝静静地讲述着自己这些年来的努力和对音乐的热爱。就这样，在家人的反对和苗兰芝的支持下，王旭走进了歌舞团。苗兰芝知道，王旭热爱音乐的程度就像自己爱他一样，也愿意帮助王旭实现他心中的梦想。
然而，虽然王旭靠自己的实力顺利进入了歌舞团，但他在歌舞团的日子并不如意。王旭经常随歌舞团四处卖唱，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很多人对于这种奢侈的消费还不能接受。就这样，转眼两年过去了，歌舞团并没有给王旭带来多少经济收益，他在外面的生活经常是入不敷出，更不用提补贴家里了。
王旭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闯出一片天地，然后带着妻子和儿子到城市里生活。然而，事与愿违，两年过去了，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90年秋收时，当王旭回到家里，忽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已经住上了小洋楼，而妻子和儿子还挤在不蔽风雨的土屋里时，王旭偷偷地抹着眼泪，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挣到一笔钱，让妻子和儿子过上好日子。
王旭没有再回到歌舞团，而是选择与妻子在家里承包农场种果树。看到王旭的改变，苗兰芝非常高兴，她觉得属于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几场暴雨和大风的蹂躏下，王旭和苗兰芝承包的果园里，果树死了一大半。王旭并没有因此气绥，种果树不行，他又改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但不幸又一次地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遭遇了劣质种子。让王旭赔得血本无归。
1993年，王旭和苗兰芝的小儿子出生了，在喜悦之中，又再次加重了王旭的负担。那些日子里，王旭看着妻子和儿子，决定到新疆打工挣钱养家。虽然新疆那边的薪水高一点，但是生活条件却非常艰苦。尤其用水是个大问题，有时两个月不能洗一次澡，但王旭坚持了下来。在新疆打工的几年里，王旭做过搬运工，去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只要能挣钱，脏活儿累活儿都干过。
3年后，王旭回到了家乡。之后，他和妻子靠做一些小买卖维持生计。那段日子里，两个孩子都等着用钱，王旭几乎没有时间再去唱歌，只是为了释放压力，他偶尔也会在民房里哼上几段。那时，摆在王旭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便是生计，让妻子和两个儿子过上好日子成为了他的首要重任。
这样安稳的日子过了两年，安定的生活虽然幸福，却没能攒下什么积蓄，王旭的心里开始痒痒了，想趁着自己年轻，再出去闯一闯。有了这个想法后，王旭便跟妻子苗兰芝商量。起初苗兰芝并不同意，她觉得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不想再分开。王旭觉得苗兰芝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却怎么也按捺不住出去打工的想法。苗兰芝似乎看透了丈夫的心，她最终决定让王旭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这一次真能闯出什么名堂呢。
“我能看出来你现在过得并不快乐，家里的负担重，也让你力不从心。以前不让你出去打工，是觉得在外面打工太辛苦，你在家里我还能照顾你。现在我想通了，你还是出去打工吧，说不定这一次就能成功了!”一天晚饭后，苗兰芝意外答应让王旭外出打工。
听着妻子意味深长的话，王旭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王旭知道，苗兰芝都是为了自己好，自己现在因为搁浅了唱歌，忽然觉得生活没有了乐趣。这小小的农场已经承载不了他高远的志向，他该走出去，走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
2000年秋收后，苗兰芝为王旭打点好行囊，开始了第一次北漂生活。相比较之前打工的地方，北京可以说是最繁华的一个都市。当时选择去北京打工，不仅仅是因为北京的机会多，还因为王旭从电视上看到很多明星都有北漂的经历，这不禁也让他产生了北漂的念想。在打工挣钱之余，王旭依然怀有自己的明星梦。
初来北京，王旭和老乡租住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好在经一位亲戚介绍，他找到了为一家企业烧锅炉的工作，每个月工资500元。锅炉工要24小时值班，只能在锅炉水烧开后的间隙打个盹儿，枯燥乏味。为了排解工作中的压抑情绪，王旭高兴或烦恼时，总会对着锅炉大声唱歌。但好景不长，后来企业倒闭了，王旭又失业了。为了生存，王旭又相继卖过水果，摆过煎饼摊。
后来，王旭在一家医药公司找到了做库管的工作。一位寝友见他喜欢唱歌，送给他一把吉他。从此，王旭每当闲下来时就为寝友们唱歌。后来在一位寝友的建议下，他决定到酒吧唱歌。可酒吧要求他晚上7点至8点演唱，但库管的工作要6点才能下班。就这样，连续迟到几次后，王旭只好放弃了这个与梦想近在咫尺的工作。
无意中的“怒放”让梦想飞扬
2003年的一天，王旭在经过一条地下通道时，被一阵歌声吸引住了。王旭不由自主地循声走去，发现是一个艺人正在地下通道现场卖唱。那个艺人站在过道边，倚着墙，手里弹着吉他，在他前面放着一个盒子，里面有一元、五元不等的零钱，不时有过往的路人往盒子里扔钱。王旭听得聚精会神，在他停留的一个小时里，就有十多位路人往盒子里扔钱。忽然，王旭萌发了自己卖唱的念头。“我歌唱得不错，而且我也有吉他，下班后也有时间，何乐而不为呢?!”想到这里，王旭觉得自己似乎总算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起初，王旭觉得出去卖唱，脸面上有些挂不住，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同乡，而是独自一人偷偷地准备着。终于，王旭经过精心准备，来到离租住房子较远的一个地下通道，开始了自己的卖唱生涯。虽然王旭做好了充足准备，但是当他第一次站在陌生街头对着许多不熟悉的异样眼光唱歌，还是难免怯场。好在王旭的唱功确实不错，引来了周围的观众阵阵喝彩声。看着人们往自己的盒子里投钱。王旭心里激动不已。晚上十一点，王旭回到了租住的屋里，数了数第一天的战果，竟然有五十多元钱。王旭没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有一天也能如此轻松地换来真金白银。
就这样，王旭每天下班后，拿着吉他就往附近的地下通道赶。然而，卖唱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观众不经意的举动，让王旭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屈辱。有时候观众盒着一毛钱，像练习瞄准一样，往他跟前的盒子里投。还有一次，王旭让围观的人点歌，有一位观众点了首《恰似你的温柔》，谁知道一个醉汉上来，立马就掐着他的脖子，嘴里说着“我掐死你的温柔”，弄得王旭尴尬不已。虽然经历了各种坎坷甚至玩弄，但是一想到家里的妻子和儿子，王旭依然坚持了下来。
2005年秋天。在一次卖唱中，王旭在复兴门的一个地下通道认识了同样在那里卖唱的刘刚。刘刚29岁，黑龙江人，或许是两人比较投缘，对于这种抢地盘的行为刘刚并没反感，当行人稀少后，两人竟像老朋友一样相互攀谈起来。由于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了朋友。后来，志同道合的他们干脆决定聚在一起卖唱。
转眼到了2010年8月下旬，王旭和刘刚及几个老乡在刘刚租住的房子里聚会，在酒足饭饱之后，王旭和刘刚便光着膀子唱开了。有一个老乡觉得他们歌唱得非常好，于是就用自己的手机拍下了王旭和刘刚合唱《春天里》的画面，后来将这段视频传到了优酷网上。让大家没想到的是，那段视频很快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关注。
凌乱不堪的房间，沙哑的嗓音，尽管没有华丽的演唱技巧，却一时感动千万人，视频也速在网上传播开来。视频里光着膀子的王旭和刘刚一下子成为了名人。当王旭得知视频被传上网络后，因为考虑到当时糟糕的形象等因素，赶紧跑到网吧去删除视频，可由于转发众多，删也删不过来了。也正是因为王旭和刘刚真实的农民工身份，让他们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甚至得到了蔡卓妍、王小骞等名人的力荐。后来，王旭和刘刚经朋友建议，组成了“旭日阳刚”组合。
2010年11月6日，“旭日阳刚”参加了央视《星光大道》节目。他们在舞台上依然熟悉地唱着《春天里》，感动得现场观众潸然泪下。他们说这首歌就是在唱他们自己。最后，“旭日阳刚”顺利夺得《星光大道》周冠军奖。
11月7日，湖南省委书记在主持省委常委中心组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进行集中学习时，称自己被互联网上“旭日阳刚”演唱的《春天里》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和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座谈时，向他们力荐这首歌。
11月13日，《春天里》的原唱歌手汪峰，邀请“旭日阳刚”登上上海8万人体育场同台高唱。就这样，这对星光熠熠的草根明星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又赢得了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的青睐，并确定登上2011年的春晚大舞台。
2010年8月，他们在狭小的出租屋内，光着膀子、喝着啤酒、叼着香烟，用沧桑、沙哑的噪音高歌了一曲《春天里》。当粗糙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后，迅速疯传各大网站，点击率千万。那充满坎坷的歌声、那顽强执著的呐喊、那辛酸破败的画面，都让网友们心头一颤，引发共鸣。歌声质朴有力，更唱哭了很多70后、80后，感动着千万网友，甚至感动了湖南省委书记……
民工版《春天里》火得一塌糊涂
伴随着沧桑而富有质感的歌声，两个着上身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中。他们当中，一个男子弹吉它先是自唱，接下来，一个叼着香烟的男子抢过话筒，继唱汪峰的那首《春天里》。在他们忘情演唱的背后，是凌乱不堪的陋室。可以看出，整个视频制作粗糙，但两个大男人身处异乡的寂寥，以及对底层生活的无奈和呐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民工版的《春天里》。
北京市丰台区看丹桥附近一个五六平米的出租屋里，住着视频中的两个主角：年龄偏长的叫王旭，今年44岁，来自河南省民权县农场：年轻的男子叫刘刚，29岁，来自黑龙江穆棱市农村。
两人的相识可追溯到2005年。一天，在北京复兴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刘刚正摆摊唱歌，王旭想等刘刚唱完后接着唱，但刘刚直接打消了王旭的想法：“哥们儿，别等了，我后面也有人了。”王旭并没有走，而是和刘刚聊了起来。两人聊得还很投机，就这样认识了。
然后刘刚和王旭就成了搭档，在北京地下通道经常能看到他们“同台表演”，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在地下通道，如果碰上人多，他们会唱《阿美阿美》、《迟到》，很热闹；人不多不少的时候，唱《干杯，朋友》，很抒情；人很少的时候，唱《丁香花》、《大约在冬季》，很深情，他们自己享用。
那段《春天里》视频拍摄是在2010年8月底一个晚上。当时，在刘刚的出租屋里，王旭等几个好友一起喝酒聊天，天气很热，每人三四瓶啤酒下肚，便甩掉了上衣，光着膀子起哄唱歌。王旭和刘刚唱了首《春天里》，刘刚弹着吉它，第一段刚唱完，话筒被王旭“抢”了过去……一位朋友突发奇想，用手机录下这段视频。过了两天，朋友自作主张把视频传到网上了。
两个大老爷们儿，光着膀子，没一点儿形象，王旭和刘刚觉得特丢人，让朋友删掉，朋友说太忙，没搭理。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段散发着底层生活气息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后，迅速被网友疯狂转载，视频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在优酷网的原始视频，竟然突破了百万点击率。质朴有力的歌声唱哭了很多70后、80后，这让王旭和刘刚感到非常意外，他们也成了“网络红人”，不会用键盘打字的王旭开始学着上网，两人还以“旭日阳刚”演唱组合的名义开了微博。
民工版《春天里》是那样的质朴无华，视频里，狭小的出租屋内，灯光昏暗，背景嘈杂，刘刚弹着吉他，王旭站在旁边主唱。部分，王旭仰头高歌，紧闭双眼，脖子上青筋毕露，左手则紧紧夹着一根香烟。两人怒吼般的演唱，高亢而雄浑，沙哑中带着金属般的穿透力。
两人的歌唱被网友们当成来自最底层的呐喊，里面描述的“没有信用卡”、“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的生活现状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网友们说，民工版《春天里》唱出了真实情感，唱出了农民工生活的辛酸，也唱出了打工族执着顽强的生命力。
《春天里》翻唱视频感动了无数网民，这首歌由歌手汪峰创作和原唱，是王旭和刘刚平日最喜欢的一首，他们觉得歌里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刘刚说：“这首歌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吧，桌子、喝空了的啤酒瓶，都很真实，再加上汪峰的歌词，里面写的也是那么真实，从这首歌，我能找到我的生活。”
视频在网上得到千万点击率，并不断通过微博和视频网站转载，草根网友为此欢欣鼓舞。著名音乐人小柯在微博中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两人可以随时找他进棚录音。“香港人气天后”蔡卓妍用微博两次转发这个视频：“他们的歌声和整个画面都不停在我脑海里徘徊!音乐是源自生活，唱出真实的感觉就能感动人!”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骞也通过微博两次转发这个视频，并强力推荐至《星光大道》……
农民工在北京辛酸卖唱
王旭老家在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王褚村，父亲曾在西安飞机制造厂工作过，后全家搬到河南民权县农场。父亲是农场工人，母亲在农场学校教书。兄妹三人中，王旭最具有音乐细胞，从小就喜欢唱歌、唱戏。
王旭四五岁时，在父亲单位的幼儿园，流行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京剧，他一学就会，唱得有板有眼，但他没有深造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王旭初中毕业到民权农场当了工人，上班后的王旭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把吉他。此时，通俗歌曲从港澳台传入内地，王旭还买了台磁带式录音机。当时邓丽君的一盘磁带能卖到7元钱，绝对是个大数目，王旭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了下来。
那时候的王旭就爱提着录音机，抱着吉他，在农场里听歌、唱歌，凡是他听过的歌，不用几分钟就能原汁原味地唱出，引来一帮年轻人当听众，人气很旺。但在许多人眼中，王旭不务正业，常常这样劝诫，“唱歌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一位亲友介绍了一位农场姑娘，但那位姑娘和王旭接触了一段时间就分了手，理由是“不务正业，光知道唱歌”。
1986年王旭结婚后，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四处奔波谋生。上世纪80年代末，王旭想靠歌声挣钱，于是把附近热爱音乐的人召集到一起，组建了一个歌舞团，四处卖唱。但歌舞团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经常是入不敷出。大儿子出生后，他回到农场种果树，天有不测风云，受暴雨、大风等天灾影响，果树死了大半。
生活艰难，王旭去新疆乌鲁木齐、陕西安康等地，干过搬运工，扛一个200多斤的麻包，还曾在建筑工地拎泥巴兜、和水泥、拉砖头。在小浪底工地期间，为了能挣三倍工资，他每年春节留守工地。大年三十，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就对着周围的群山唱歌，吼累了才能睡着。后来，王旭又回乡种小麦、玉米等，不幸又遭遇了劣质种子，赔得血本无归。王旭又改行做生意，卖百货，但依然赚不到钱。
2000年，王旭来到北京做锅炉工，一个月500元钱，后来企业倒闭，王旭回老家，养猪、养羊、喂鸡，但猪病鸡瘟，干啥都赔钱，他又来到了北京当起锅炉工。做锅炉工要24小时值班，只能在锅炉水烧开后的间隙打盹，累了或困了，他就对着锅炉大声吼唱。再后来，王旭换过无数个工作，卖过水果，摆过煎饼摊……
2003年9月，在北京打工的王旭带着把吉他，周末出去卖唱，一般去公主坟一带的地下通道或人行天桥，这样能增加一些收入。
2006年，王旭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找到做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就
此稳定下来，月薪有1500元左右。王旭饭量大，一顿能吃一大盆，因为厂里午饭不要钱，王旭可以敞开了肚子吃，中午多吃些，在自家能省点儿。
王旭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郑州读完大学后，来到北京打工，小儿子正读高中。王旭和大儿子挤在一个屋内，房间有一张上下铺，他睡下铺，儿子睡上铺。工资加上卖唱收入，除掉每月600元的房租和日常花费，如果运气好，还能结余些寄给家里。有时劳累了一天，王旭回去躺在床上，抽着闷烟，想孩子和老婆，越想越难受，感觉对不起这个家，为家里做的事太少，于是外出唱歌，感觉很舒服，一天的疲劳都可以通过歌声宣泄。
有着稳定工作的王旭尚且如此，没固定工作的刘刚压力更大。
刘刚从小也是喜欢唱歌，参军时学会弹吉他，退伍两年后离开父母，2002年来到北京。他做过保安，摆过地摊，干过杂活，工作一直不固定，唱歌是他主要收入来源。刘刚说：“最穷的时候，我把铝锅卖了2元钱，买馒头吃。”
刘刚说，唱一晚下来，一般收入30到80元不等，有时候仅几块钱，但运气特别好的话，一个晚上有一百多块钱，但一般两三个小时唱下来，嗓子就哑了，得休息几天才能恢复。卖唱的场景中，匆匆路人的一个欣赏、鼓励的微笑，也能让刘刚心里温暖很久。
王旭和刘刚成为搭档后，两人有时相约一起唱歌。
两人曾经遇到过一件非常委屈辛酸的事。那一次，他们让路上围观的人点歌，有一位观众点了一首《恰似你的温柔》，谁知道一个醉汉字扑上来，双手掐着刘刚的脖子，嘴里说着“我掐死你的温柔”……对此刘刚说，在马路上当流浪歌手，难堪和羞辱是常见的事。
王旭说：“唱歌时，经常有人拿着一毛钱，远远地抛过来，像练瞄准似的。”但有时候，也能得到路人的赞许，是他们最为高兴的事情。有一次，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看王旭唱得卖力，跑到附近的商店专门为他买了瓶矿泉水。还有一次，一位姑娘听他唱歌听得入了迷，临走时，那位姑娘对他说：“能不能拥抱一下你?”两件事情让王旭激动了几天。
王旭说，他和刘刚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少有人关心、关注，《春天里》这首歌他们唱了近一年了，特别喜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能连续吼上一两个小时，就只唱这一首，把嗓子唱哑了才停下。唱歌让人感觉不到劳累，能让人心底的不痛快尽情宣泄。王旭甚至曾对朋友说，如果以后他死了，不要在他的坟头放哀乐，就放《春天里》。
“唱哭”千万网友的背后
一些喜欢民工版《春天里》的粉丝自称“钢儿”，在QQ群、贴吧里组建了各种粉丝群，并且贴来“旭日阳刚”的最新进展。他们说，“钢儿”蕴含着草根儿的味道，同时有坚强、乐观、朴实的意味；钢(刚)儿需要储蓄(旭)；积少成多才能成事，意在提醒全社会关注低收入者，关注农民工兄弟。网友们还建议他们参加春晚，因为中国有两亿农民工兄弟，让全国人都能听到打工者的心声。
谈起被追捧的原因，王旭说自己就是草根，来北京打工这么多年，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工，多数农民工没受过太多教育，心里想的是赶紧挣钱养家，他们吐痰，乱扔垃圾，在街上光着膀子，但内心是善良的。经常看到有农民工拎着大包小包上公交车，有些人看到后脸上会显露出不屑，王旭内心感到很刺痛。
他们渴望得到尊重和认可。王旭说，再美的城市，再高的楼，都是农民工的双手建起来的，但是一完工，立马收拾行李离开，这个地方就不属于他了，如果再想进那门，估计保安都不允许……
令人十分惊异的是，民工版《春天里》视频之后是“史上最文明、最干净的跟帖”，没有网上常见的愤世嫉俗和相互攻击，只有深深的感动。很多网友都被歌声中的苍凉触动，很多人都有过相似或者类似的经历。看过视频后，他们会想起农村的老家，儿时的伙伴，进城后满腹的委屈无人诉说，漂泊多年依然居无定所，生活在别人的城市，还有那未知的明天，只能靠流泪来释放自我。
视频中，歌声不仅唱哭了很多70后、80后，就连生于1960年的湖南省委书记也被打动了。2010年11月7日，在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会上举例说“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两位农民工歌手演唱的歌曲《春天里》，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真实心声，听来非常感人，这首歌多次让我热泪盈眶”。11月9日，出席湖南省优秀大学生村官表彰会时，再次提起这段视频，说：“每看一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你们也应该去看一看。”
2010年11月13日晚，“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举行，罗大佑、许巍、朴树、郑均、汪峰等摇滚乐手集结一起，献唱经典代表作。王旭和刘刚有幸被汪峰邀请同台演唱《春天里》。当晚，八万人体育场火爆现场，王旭和刘刚赢得的掌声和欢呼，一点儿不比大腕明星们少。
突如其来的成名令他们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两人有些措手不及，感觉很忙很疲惫，生活秩序也被打乱了，他们一度怀念在地下通道里唱歌的日子。不过，现在他们无法再外出唱歌了，没时间，也不敢去唱了，很多人认识，唱一会儿就会有很多人围观，会把道路堵塞。
出名后，他们还被一些团体邀请献唱，对于出场费，王旭有些尴尬地说，还没有接过商演，好多时候是一分钱没有的。两人的日子依然清贫，但他们没有改变梦想，希望一直把歌唱下去，他们的近期目标是，拿下央视《星光大道》2010年度的年冠军。谈到未来，王旭还说：“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个生活中的强者，光明在前途等你。”
故事似乎接近尾声，但两个“草根歌手”背后，还有着诸多的深思。
在广州城市印记公园，有253位农民工的手模印记；团员活动中心原是工业区变电房，复原后如实反映了近20年来广东各级共青团组织服务进城务工青年的历史；生活实景区留存下来的简陋的农民工宿舍和饭堂，真实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工的饮食起居。
我们深切体会到，“人”永远是一个博物馆、一个城市印记公园的主角、最应该关注的对象。从一个规模宏大的历史博物馆到由小型工业区改造而成的农博馆，“人”的感情互动所产生的人文意义，远远超越了富丽堂皇的建筑所带来的视角享受。
参观结束后，就展品征集和展示内容的话题，记者对冯耀波副馆长进行了专访。以下是双方的对话。
记：到目前为止贵馆收集到的展品有多少件？
冯：我们公布的数字是三万多件，我接手这里（的工作）后认真查看了每一件，包括目录，其实数目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一张照片、一张车票也算一件，所以选择的余地有限。虽然我们前期的征集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毕竟时间短，真正有震撼力的展品，相对这个馆的容量来说还是显得少了。真正有代表性意义的东西，比如能够反映整个时代进步、发展的标志性展品，我个人认为还不足够，还要继续征集。
记：您也在讲解中提到，两代农民工存在差异性，两个群体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新生代外来工接受信息的渠道比第一代农民工多得多，两者对世界认知，对生活的态度也不一样。农博馆内涉及第一代农民工的展品较多，涉及新生代农民工、外来工的东西比较少，以后你们会不会调整这方面的内容？
冯：我反复强调，内容肯定会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调整。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展品，今后肯定会增加，包括他们的特质、他们的一些成长背景。我来到这个岗位后，翻阅大量资料，觉得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更大的不幸。我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他们回不了乡，进不了城。第一代农民工始终是想着赚钱回家娶老婆，落叶要归根的，大部分收入都往家乡寄，给妻子给父母用。第二代农民工在家乡根本不愿、也不会耕种，自己挣的钱自己花，但完全融入城市又有人口容量、户籍的限制，因此从文化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是没有根的一代。另外，他们知识水平高，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强，出现很多维权事件。他们抵触农民工这个词，当然社会也在把“农民工”这个词淡化。他们从小在城市生长，从小接触的也是城市文化，所以他们概念里面也没有这个词，
从社会进步发展角度来看，这是农民工意识的觉醒，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的话题：怎么表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特性？
记：我们新闻记者从事文字工作，对广州农博馆的展品，我们会不自觉地从文字的角度来衡量这些展品的表现力。比如打工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占有较重的分量，出现了许多好的作品，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权威文学奖项都曾经颁授给打工文学作家。而广州农博馆对打工文学的展示比较薄弱一些，是不是这样？
冯：我跟你是有同感的。（我们）还要用更好的形式来表现打工人的心灵，目前的展品还是缺乏这种震撼力。从文学、艺术角度的反映能力来看，（它们的）力度还是欠缺点。按照你的思路来讲，还要加强。比如说打工文学，如果有专门的展柜或者专设专题展览，我觉得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所以，总体上的展品艺术表现力，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内涵可以更加丰富。
我去过四川的一个地震博物馆，里面一个走廊的墙上全写着有关地震时期的诗歌，你今天读到那些诗歌仍然感受到震撼心灵。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诗歌的力量。同样，我相信，在打工文学里面这种辛酸、厚重的东西也不少。我们怎么通过艺术表现力，来展现打工人员心灵上的飘零感呢？日后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前两个月，广州市白云区作协有个作家的一本新书。当时他邀请我参加新书会，他其实就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是从湖南来的，他写散文，写奔波两地的心灵挣扎，书名是《一生两半》。我觉得这是他的心灵写照。他的一生分成两半，一半的记忆，包括成长过程、父母的印记全部在家乡湖南，另一半记忆，在这个城市飘零，在广州落户、成家，孩子也在这边长大。这是漂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种人生经历，通过他的文学作品表达出来。其实，通过文字、通过影像等等，把打工文化（这）方面的震撼力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这也需要文学界的人士多给我们提供意见。
记：有报道说广州农博馆白天是博物馆，晚上将成为文化宫。在你们管理者的心目中，文化馆跟博物馆，究竟是怎样的概念。
冯：这也是当时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主管这个工作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构想。就是说，其他博物馆可能为社会传播传统历史文化知识，或者传播革命精神，起到标杆作用。作为我们农民工博物馆来说，要更加接地气，要更加紧密地跟广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需求结合在一起。以农民工博物馆为纽带，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对农民工的发展、创业、技能培训提供系列服务的基地。
记：是否可以说，它既是博物馆，也是一个文化服务机构？
冯：不单是文化服务。文化服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们参观（印记公园）时也看到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综合，包括知识的提升，比如说在这里创业，在这里听某些讲座，我们到时候会邀请一些创业者过来讲课。因为现在的农民工，不单单是产业工人，他们当中还有想创业的人。以创业基地作为核心，组织某些沙龙，达到培训、交流的目的。第二，可以通过一些文化活动来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譬如农民工歌手自娱自乐，或者开展农民工摄影展览、农民工的电影放映等。我们的博物馆不只是参观的场所，晚上还可以聚集很多农民工在这里交流、联谊，互相促进、互相进发一些灵感。
这就是“白天是博物馆，晚上是文化宫”这个概念的由来。当然，这不单单是针对农民工博物馆的，它还包括整个印记公园的统筹安排。这不是一个部门能够独立运作的。这牵涉到就业、创业、培训、咨询等等，还包括共青团要做好青年工作，包括现在青年人的聚会、婚恋等等。怎么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成体系的工作我们还没想好，就是希望打造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爱来、喜欢来，并从中感受到这个城市发展力量的基地。
记：是否类似心灵家园的那种效应？
冯：希望做到这一点。我们觉得这个农博馆的建设，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褒奖也好，一个丰碑也好，不能只是纪念性的丰碑，还是要踏踏实实为他们做更多的工作。
【关键词】农民工；文化生活；音乐文化；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大多选择外出务工，走向各大城市，分布在各个行业。如建筑行业、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铸就了当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了我们社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成为了我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我国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同时也大大地改善了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收入也逐年提升，但是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在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中提出：“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音乐文化生活对于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演唱还是演奏，都与人们有着相关的情感因素。它与人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从原始社会最早期的音乐，到如今各个地区具有特色的音乐文化，音乐一直是给大家带来充满和谐与和平的艺术。当然它也是构建农民工精神家园的一服良药。我们认为通过加强农民工音乐教育，让农民工获得情感、个性、社会性等方面和谐发展，让音乐缓解他们紧张、焦虑的心情，克服他们自卑不安等情绪，在疲倦时心灵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同时对他们增强自信，促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以后，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了大家所关注的热点。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由于收入的低微，身份差距大，遭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差别对待。我们要重视和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提升人民的综合文化素养。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以及企业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才能让更多的农民工享受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让他们走出文化孤岛，使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双丰收。
1.精神文化生活单一化。本文作者通过一些问卷调查和收集大量的材料数据统计了解到，一些农民工在自己的工作之余时间，是很想去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因为很多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精神文化生活一直都未得到满足。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极其单调乏味的，几乎没有空余时间。而在休息时间中，大部分人会选择聊天，打扑克或者是看电视和打麻将。而一些年轻的农民工会选择上网去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调查结果显示：85%的人在自己的休息时间选择看电视、打牌、睡觉、上网，极少数的农民工选择喝酒、学习或者进行一些社区活动和公益活动。而选择逛街和运动的人所占的比例仅有10%。由此可见他们在休息时间里，精神文化生活极度缺乏。
2.许多民工没有充足的时间享受文化生活。统计显示，在农民工中，只有不到35%的人把他们的业余休息时间用于休闲娱乐，且休闲时间每天不足2个小时。而其他剩余的人中，每天用来休闲娱乐的时间仅只有一个小时，还有20%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没有娱乐文化的。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相对于过去来说，要好了很多，但是在农民工中，一些人虽然有经济能力去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但是工作的时间限制却使他们无法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
3.一些民工缺乏享有文化生活的能力。农民工的收入一直处于社会中下层，经济能力薄弱，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他们自身的温饱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他们并不会投入太多的金钱到文化生活中，文化生活开销极少。许多人的月收入一般是在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超过一千五百元的是极少数的。对农民工来说，他们每个月的收入不但要满足自己的花销，更重要的是还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花费，孩子的学费生活费等等。除去这些，他们能够余下的钱所剩无几。虽然现在的休闲活动场地很多，但许多地方由于消费过高，农民工几乎没有经济能力去享受这些娱乐设施。收入过低，经济能力薄弱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音乐文化对当代农民工生活的重要性及影响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音乐无处不在。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可以改变你的心情，改变你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方向，音乐的魅力可以使人变得积极向上。有人曾经说过：“音乐起源于劳动”。音乐是劳动人民抒感的一种载体，它能够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态度和理想，音乐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在医学研究中发现，一些好的音乐可以缓解人们的压力，调节情绪，放松人的身体，还可以减少一些神经失调和慢性疾病的产生。一些钢琴曲和古典乐曲，对于人右脑的训练与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
1.音乐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的重要支柱。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丰富了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随着随身听、MP3、卡拉OK、智能手机、各种电脑的普及，音乐文化更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迅猛速度深入千家万户，音乐成为了千万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精神支柱。一些网络歌曲也成了农民工的最爱，《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最炫民族风》等等歌曲都成了农民工手机中最常见的曲目和铃声。他们在休息生活中，打开音乐，放着自己爱听的流行歌曲，或者跟着音乐大声歌唱。音乐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的一种调剂品。
2.农民工因音乐铸就梦想。无处不在的音乐文化，使音乐回归本原。音乐文化的魅力， 渗透到世界各个地方。2005年湖南卫视的一档平民音乐比赛《超级女声》红遍大江南北，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关注着这档节目，使得一群年轻女孩一夜之间，走红电视和网络。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对于音乐的执着和其他音乐爱好者是一样的。 2010年8月旭日阳刚，一对农民工兄弟演唱的“农民工”版《春天里》上传到网上，受到不少网友和音乐人的追捧，他们以其质朴无华的演唱风格红遍了各大视频网站。2011年的春晚现场，一位表演者，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她就是西单女孩任月丽。任月丽16岁时孤身一人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打工族，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她成为了一名西单地下通道流歌手。动人的歌声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2011年的春晚演员。因为音乐，成就了他们的梦想。
三、音乐文化对于农民工文化生活的作用及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对于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他们是社会进步的顶梁柱，他们是一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协调配合，充分了解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强化改革，利用一切资源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改善。
音乐文化作为精神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以它独特的魅力感染整个社会。它是人类情感的寄托，引导着人类的精神与思想。人们的生活一直被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丰富着，不同阶层的人们，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音乐不同的喜好，正是音乐文化这种特有的丰富性、包容性，才构建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和声。在经济高速发展并趋于多元化发展的今天，经济和文化的交融和相互影响日益频繁，必然会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迅速变化和不断发展，因此人们不会、也不可能会用同一种思维和审美态度去对待音乐。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不同需求，使得各种音乐形态的并存成为一种趋势和必然。同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活背景、生活经历，也会造成音乐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待意识形态层面的音乐上，我们更应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对新产生的音乐和不同音乐表达形式，可以褒贬他、批判他，却不能一味全面否定他。无数事实证明，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沉浮、锻造、历练，时间自然会做出他的选择，那些优秀动人的音乐，那些真正发自于内心、服务于人民的、为大多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和音乐表达形式，都会因为他们自身的独特魅力被这个世界所承认、所记住，从而保存、传承下去。作为音乐工作者，更应保持这种开放心态，坚持为其提供足够的空间去创造和发展，并坚持为其融合于这个时代提供方向。
作为精神文化活动的主体，农民工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是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因素。企业、社会和政府的关注都是外在的因素，只依靠外在的因素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农民工必须还要依托他们自己来营造良好精神文化生活氛围。首先农民工要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多读书，读好书，让其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更快提升；其次农民工要从思想上建立重视精神文化生活。音乐文化的大力推广和传播能改变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积极主动地参加一些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朱泉，徐静，任佳. 浅析农民工文化生活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J]. 区域经济，2011（02）
[2]任佳. 关于丰富和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对策研究[J].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23）
东北“小伙儿”与河南“大叔”
“旭日阳刚”的成员是东北“小伙儿”刘刚与河南“大叔”王旭的组合。说起这对“忘年交”的相遇，还颇有戏剧性。“我记得那是2004年冬天，”王旭告诉我说，“偶尔走过一个地下通道，看到刘刚在地下通道唱歌，我就走过去问他唱到几点。刘刚跟我说：后面有人，你就不用来了。”看我有些不解，刘刚笑了笑说道，“虽然我们是流浪歌手，但还是要遵守制度，王旭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恰好是我唱歌的时段。”王旭接着刘刚的话继续说，“2005年的春天我又在西单的地下通道见到了刘刚。后来在复兴门我第三次遇见了他，在一起喝了点酒，才算真正认识了。”
从此以后，“哥儿俩”只要都没事，就聚在一起，弹弹琴，喝点酒。刘刚担任吉他手，王旭是主唱，“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的组合起个名字，就觉得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旭日阳刚’这个名字是视频火了之后才取的。”王旭所指的视频，就是目前网络上“疯传”农民工翻唱《春天里》的视频。在那段视频里，没有耀眼的舞台，只见不足15平方米的蜗居，满桌酒瓶以及一个简陋的录音设备。但赤膊的刘刚和王旭却吼出了青春、理想与追求，使得看过该视频的网友大都被他们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所打动。
“难兄难弟”闯北京
说起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刘刚和王旭异口同声地感叹道：一言难尽啊！
刘刚的老家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早年当过兵，2003年来京开始“北漂”生活。“刚来北京的时候，去过工地打工，最惨的时候，把锅给卖了，为了换四个馒头。”刘刚在回忆他的最窘迫的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显得那么沉重，反而很从容。刘刚说，在他看来，吃苦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之后我又摆过地摊，当过搬运工，换过很多工作。”刘刚还说，但是无论工作怎么换，每天晚上还是雷打不动地到地下通道唱歌，无论刮风下雨。“我相信，对于一个在外面漂着的、喜欢音乐的歌手来说，他们中大多数都跑到过这些地方唱过歌。但是如果我要说我每天在地下通道单纯地唱歌或者练歌，就很虚伪了，在唱歌的时候顺便挣一些钱，起码也能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你“北漂”了七年，有没有想过何时回家？我问刘刚。“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陷入了‘自己跟自己打仗’的状态，自己年龄一天天地增长，却除了一把吉他几乎一无所有。家乡的亲戚觉得我整天不务正业，而我自己也曾一度认为唱歌也许没有什么出路……如果不是网友们给我的支持，可能我就一直迷茫下去了。”刘刚感慨道。
王旭的老家在河南商丘，2000年来到北京。“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清河的一个小厂子里烧锅炉，那时候我每天除了自己的工作，闲着的时候就唱歌，唱给两个大锅炉听。”王旭特别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跟刘刚情况一样，我也打过很多零工，什么摆地摊、搬运工，这些我都做过。”2003年王旭进到一家医药公司当库管。在和同事聊天过程中，同事们得知王旭喜欢音乐，会弹吉他，就一起凑钱买了把吉他送给他。“那是非常好的一把古典琴，我就抱着那把古典琴先去了三里屯一个酒吧，试唱了一首《灰姑娘》，酒吧老板很满意，就同意招我当驻唱，但我老给人家误点。其实我也没办法，走到国贸老堵车，所以就经常迟到。在那个酒吧只干了三天，就不干了。”之后有朋友告诉王旭，去地下通道唱吧，“哪个地下通道？”王旭问朋友，朋友对他说，长安街上的地下通道。这样他就去了地下通道唱歌，“公主坟地下通道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唱歌的地方，我一直在那儿坚持。”
再后来呢？我问王旭。“后来他就认识了我，再后来就有了旭日阳刚。”刘刚话来。“我们唱歌给别人听，同时也在宣泄着自己想说的一些东西，至于有没有行人给钱倒无所谓，不过给钱更好，毕竟我们在北京生活也并不容易。”王旭接着说道。
只有歌唱能让我心安
为什么热爱音乐？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每一个在接受采访的歌手都要回答的问题，而答案大概基本上都是“没有原因”。但我还是期待着王旭和刘刚能给我一个不同的答案，而他们的答案依然是――没有原因。
王旭告诉我，大概从他三四岁时起，就跟着广播里的样板戏一起唱。《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之类的样板戏，“直到现在，小时候唱过的东西我还记得。小时候只要我一唱歌，大人们就会夸我唱得好，这给了我很多的信心。”王旭回忆，十多岁的时候他正式学的第一首歌叫《牡丹之歌》，之后还又学了一些校园歌曲。“当时要是能听上一首邓丽君的歌，就能把我高兴坏了。因为在当时，邓丽君的歌被批为靡靡之音，所以我就拿着收音机，悄悄地躲在角落里听。”通过电台，王旭喜欢上了张行、崔健、张明敏、费翔。“当时我最喜欢费翔的《故乡的云》。”在王旭十六七岁时，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吉他，“那时候没人教我，我就‘生抠’，硬生生地把吉他给‘抠’会了。”在王旭二十多岁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后不久，他就跟老家当地的一个歌舞团走了。“对我来说，能参加歌舞团，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那时候我刚学会一首歌，叫《大约在冬季》，试弹之后，歌舞团就收录了我。别的歌手演员还要参加复试，我也不需要复试了，就直接被录取了。一天五块钱，我这么就跟他们走了。”王旭跟着歌舞团四处演出，到过河南、山东、河北、山西这些个地方。“那几年里，冬天跟歌舞团出去演出，夏天回家种田，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农民工’，所有农民都在家里务农。”
刘刚说，与王旭相比，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没有系统地学过音乐，而自学的时候也是必须“偷偷”的。“当时我在当兵，要知道当兵是很辛苦的，每天都要训练、站岗，干一些杂务，根本不会让我有时间摆弄乐器。当兵的第二年，我自己攒了150块钱买了一把吉他和一本教材，天天偷着学。”那你是怎么学会的呢？我问刘刚。“我一看，明目张胆地练琴肯定是不允许，就开始转入‘地下’了。”刘刚给我介绍他们连队的住处：一个三层的楼房，二层楼从窗户跳下去有一个鸽子笼，上面是锅炉房。“每次我都偷偷摸摸地拿着吉他跑到那顶上去自己学。虽然很多战友都发现了，但没有一个人去报告。”
为什么喜欢音乐？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有了答案：热爱一种事物真的需要原因吗？如果把原因一条一条地列出来，然后再比较利弊，还能算是真正热爱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热爱音乐。”这是最佳的答案。刘刚告诉我，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希望有朝一日能唱自己的歌，和别人产生共鸣。这让我想起了，旭日阳刚版《春天里》开头的那句独白：只有歌唱能让我心安。
舞台上的怒放
“农民工兄弟”翻唱版《春天里》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之后，王旭和刘刚终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登上万人舞台的机会。
2010年10月29日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邀请旭日阳刚现场演绎，录制期间，栏目组全体领唱起立致敬，现场观众都沸腾了，栏目组乐手一度感动落泪；11月6日在央视三套《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这对“农民工兄弟”在一次征服了屏幕内外的观众，毫无疑问地摘得了周冠军。这个月的27日晚，在当晚播出的《星光大道》月赛中，旭日阳刚脱颖而出，再次夺得月冠军；11月13日，兄弟俩首次登上了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行的“怒放”演唱会的舞台，与他们的偶像汪峰同台演出《春天里》。一曲唱完，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体育场内的掌声持久不断。
北京及青海卫视等电视台了解到“旭日阳刚”后，邀请他们去做“一百万梦想”的节目。该节目的主持人是曹云金，而内容则是如果能够说服在场的嘉宾，则可以拿到一百万的创业基金。但是刘刚婉言拒绝了。“我们不想当明星，我们只希望能有自己的舞台，唱出我和老大哥（王旭）的心声，朋友在一起坐坐，喝酒唱歌。这正是我现在的生活，因此我很满足了。”
据《湖南日报》报道，2010年11月7日，省委书记在省常委中心组开会的时候说道：两位农民工歌手演唱的《春天里》，反映了农民工的真实心声，听起来非常感人，而他本人也在多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热泪盈眶。
现在，“旭日阳刚”也有了自己的粉丝。这些粉丝大多也是同他们一样的“北漂”，听到他们演唱的《春天里》时会想起自己的家乡、儿时的伙伴、自己青春的岁月。这些粉丝目前的状况大多是漂泊多年却依然居无定所，生活在一个居住了多年却依旧陌生的城市，而对于明天依然未知。这些粉丝都被旭日阳刚和自己相同的经历和歌声中的苍凉所触动，多年来满腹的委屈和压力仿佛突然找到了一个释放的窗口。
《春天里》一夜间红遍网络
伴随着沧桑而富有质感的歌声，两个着上身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上。他们当中，一个男子弹吉他先是自唱，接下来，一个叼着香烟的男子抢过话筒，继唱汪峰的那首《春天里》。他们忘情演唱的背景，是凌乱简朴的陋室。可以看出，整个视频制作粗糙，但两个大男人身处异乡的寂寥以及对底层生活的呐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民工版的《春天里》。
2005年，44岁的王旭和29岁的刘刚结伴在北京复兴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唱歌，从此成了搭档。在地下通道，如果碰上人多，他们会唱《阿美阿美》、《迟到》；人不多不少的时候，唱《干杯，朋友》；人很少的时候，唱《丁香花》、《大约在冬季》，两人自娱自乐。
那段《春天里》的视频拍摄于2010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当时，在刘刚的出租屋里，王旭等几个好友一起喝酒聊天，天气很热，每人几瓶啤酒下肚，便甩掉了上衣，光着膀子起哄唱歌。王旭和刘刚唱了首《春天里》，刘刚弹着吉他，第一段刚唱完，话筒被王旭“抢”了过去……一位朋友突发奇想，用手机录下这段视频。过了两天，朋友自作主张把视频传到了网上。
谁也没想到，这段散发着底层生活气息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后，迅速被网友疯狂转载，火得一塌糊涂。原始视频竟然突破了百万点击率。王旭和刘刚也成了网络红人，不会用键盘打字的王旭开始学着上网，两人还以“旭日阳刚”演唱组合的名义开了微博。
两人的歌唱被网友们当成来自最底层的呐喊，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网友们说，民工版《春天里》唱出了农民工生活的辛酸，也唱出了打工族执着顽强的生命力。
著名音乐人小柯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两人可以随时找他进棚录音。“香港人气天后”蔡卓妍用微博两次转发这个视频：“他们的歌声和整个画面都不停在我脑海里徘徊！”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骞两次转发这个视频，并强力推荐至《星光大道》……
在北京当农民工
王旭老家在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王褚村，从小就喜欢唱歌、唱戏。王旭四五岁时，流行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京剧，他一学就会，唱得有板有眼，但他没有深造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王旭初中毕业到民权农场当了工人，上班后的王旭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把吉它。此时，通俗歌曲从港澳台传入内地，王旭还买了台磁带式录音机。当时邓丽君的一盘磁带能卖到7元钱，绝对是个大数目，王旭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了下来。
那时候的王旭就爱提着录音机，抱着吉他，在农场里听歌、唱歌，凡是他听过的歌，不用几分钟就能原汁原味地唱出来，引来一帮年轻的忠实听众。
1986年王旭结婚后，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四处奔波谋生。上世纪80年代末，王旭想靠歌声挣钱，于是把附近热爱音乐的人召集到一起，组建了一个歌舞团，四处卖唱。但歌舞团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经常入不敷出。大儿子出生后，他回到农场种果树，天有不测风云，受暴雨、大风等天灾影响，果树死了大半。
2000年，王旭来到北京做锅炉工，一个月500元钱，后来企业倒闭，王旭回老家，养猪、养羊、喂鸡，但猪病鸡瘟，干啥都赔钱，他又来到北京当起锅炉工。做锅炉工要24小时值班，只能在水烧开后的间隙打盹，累了或困了，他就对着锅炉大声吼唱。再后来，王旭换过无数个工作，卖过水果，摆过煎饼摊……
2003年9月，在北京打工的王旭带着把吉他，周末出去卖唱，一般去公主坟一带的地下通道或人行天桥，这样能增加一些收入。
2006年，王旭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找到做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就此稳定下来。
刘刚从小也很喜欢唱歌，参军时学会弹吉他，2002年来到北京。他做过保安，摆过地摊，干过杂活，工作一直不固定，唱歌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王旭和刘刚成为搭档后，两人有时相约一起唱歌。
两人曾经遇到过一件非常委屈辛酸的事。那一次，他们让路上围观的人点歌，有一位观众点了一首《恰似你的温柔》，谁知道一个醉汉扑上来，双手掐着刘刚的脖子，嘴里说着“我掐死你的温柔”……对此刘刚说，在马路上当流浪歌手，难堪和羞辱是常见的事。
王旭说：“唱歌时，经常有人拿着一毛钱，远远地抛过来，像练瞄准似的。”但有时候，能得到路人的赞许，是他们最为高兴的事情。有一次，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看王旭唱得卖力，跑到附近的商店为他买了瓶矿泉水。还有一次，一位姑娘听他唱歌听得入了迷，临走时姑娘对他说：“能不能拥抱一下你？”两件事情让王旭激动了好几天。
王旭说，他和刘刚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少有人关注，《春天里》这首歌他们唱了近一年，特别喜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能连续吼上一两个小时，就只唱这一首，把嗓子唱哑了才停下。唱歌让人感觉不到劳累，能让人心底的不痛快尽情宣泄。王旭甚至曾对朋友说，如果以后他死了，不要在他的坟头放哀乐，就放《春天里》。
唱动千万网友的心
视频中，歌声不仅唱哭了很多70后、80后，就连生于1960年的湖南省委书记也被打动了。2010年11月7日，在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会上举例说：“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两位农民工歌手演唱的歌曲《春天里》，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真实心声，听来非常感人，这首歌多次让我热泪盈眶。”11月9日，出席湖南省优秀大学生村官表彰会时，再次提起这段视频，说：“每看一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你们也应该去看一看。”
2010年11月13日晚，“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举办，罗大佑、许巍、朴树、郑均、汪峰等摇滚乐手集结一起，献唱经典代表作。王旭和刘刚有幸被汪峰邀请同台演唱《春天里》。当晚，8万人的体育场火爆震撼，王旭和刘刚赢得的掌声和欢呼，一点儿不比大腕明星们少。
今年大大小小的春晚，还有网络春晚、微博春晚、“北漂”春晚……充斥着人们的视界。而最值得观众咀嚼回味的还是央视舞台出现的草根元素。
“西单女孩”任月丽、“旭日阳刚”组合和深圳民工街舞团在春晚集体亮相，是央视的一大创举。与此同时，在各地卫视春晚上，龚琳娜、慕容晓晓等网络明星纷纷登台。“草根”无疑成为兔年春节里最热门的话题。“草根”成为兔年
春晚关键词
央视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央视春晚收视率有望突破30％，创近年来春晚收视的新高。而美国《纽约时报》也给中国春晚算了笔账，“超级碗”橄榄球赛事2010年收视率达1.065亿，创下了美国电视节目收视纪录。而中国这台长达5个小时的豪华演出，则吸引了超过40％的国内观众，其人数超过了美国收视冠军“超级碗”橄榄球赛，甚至能与2010年世界杯决赛不分上下。的确，没有一档节目能让亿万观众在同一时段如此关注。可以说，春晚是一块金字招牌，谁能上春晚就意味着谁最有可能一炮而红。
在寸秒寸金的“春晚”舞台上，连明星大腕都很难争得一席之地，而今年春晚的大门却向一些平民敞开了。“旭日阳刚”组合、“西单女孩”、深圳民工街舞团……这些流浪歌手、民工组合作为草根的代表，登上了春晚的大雅之堂。
而草根明星的出现，的确抢了不少大腕的风头。容祖儿、古巨基、萧敬腾、方大同等知名歌手都被安排在零点以后“充场面”，倒是草根们都位居名列。观众不仅毫不吝惜地给予了这些草根明星掌声和鼓励，甚至还坦言，相比起大牌明星的高高在上，这些来自草根的平民百姓无疑更贴近生活。
对于草根明星“登陆”春晚，导演陈临春直言不讳地表示，春晚在策划时就是想要主打“百姓牌”，让草根和明星进行“混搭”，让春晚与百姓零距离接触。而央视《我要上春晚》、《星光大道》等节目的适时出现，则为草根们真正走上春晚铺平了道路。在导演组看来，草根的登台已经是一种成功，也必将成为一种态势。
“草根”跑调了，春晚真实了
其实，就算没有春晚，“旭日阳刚”也已经是网络红人了。一条用手机拍摄的视频，让“旭日阳刚”这个农民工组合一夜成名，他们在简陋的出租屋中放声高歌《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该视频首日点击率超过了20万，在人人网、优酷以及各大网站的微博、论坛上的转载数量惊人，以千万来计算。
刘刚和王旭在北京打工已经8年，因为都在街上卖唱，两人成为好友。王旭在2000年来京，曾经烧过锅炉，目前在一家制药厂的仓库当复核员，月收入1000多元。刘刚则是在2002年揣着100来块钱闯北京，在天桥、地下通道摆过地摊卖DVD，又被介绍到一个酒吧自弹自唱，工资每个月只有700元。
2010年11月，他们迈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农村长大、进城打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些因素让“旭日阳刚”吸引了大量的粉丝。有网友建议：“这首歌必须上春晚，因为中国有两亿农民工兄弟，让全国人都能听到打工者的心声!”
对于春晚直播中“旭日阳刚”跑调一事，总导演陈临春说：“这说明我们是真唱。如果要录音棚录的那样，就直接买CD去了。”真实的演唱，让亿万观众都愿意买单。在中国新闻网“你最喜欢的央视春晚节目”评选中，旭日阳刚的《春天里》在全部32个节目中遥遥领先，第二名则是赵本山的小品《同桌的你》。
草根的出场也有遗憾
“深圳民工街舞团”也是被选人春晚的草根之一。在深圳街头，五个小伙子身着各自颇有特色的文化衫、牛仔裤和滑板鞋，很难联想到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建筑工、塑料工、洗车工和保安等，每人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他们每天下班后都去深圳万福广场练舞，后来也参加一些楼盘开盘、商品促销、社区活动等商业演出，团队演一场能赚到800元到2000元。在2010年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他们初露锋芒。这之后，“深圳民工街舞团”不仅被深圳人关注，还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围观”。
但是在春晚的大舞台上，他们的街舞被改成符合大主题的《我们工人有力量》，比较其他两组草根歌手未经删改的原始演出，这个节目则显得相对生硬。街舞变成了普通歌舞，失去了草根的原汁原味，的确让人有些许遗憾。
草根还能走多远
草根明星火了，但也有人置疑他们是否会昙花一现?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内地的“草根明星”基本上只有两条出路一电视台内部消化，或转卖给大的公司；有实力的不愿签约，自己去跑秀场。而像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样的，既没“组织”依靠，也没有过硬的专业实力，出路就很迷茫了。
草根明星必须有一技之长，才可能长期发展。无论是英国的苏珊大妈，还是台湾地区的小胖，他们都有常人不具备的才艺，所以才会脱颖而出。而像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种话题人物恐怕难有较长的生命力。
春晚之后，虽然任月丽没有再去西单唱歌了，知名度的上升也引来多家唱片公司的关注，但是她目前还没有签约的打算。任月丽说，现在收入主要来源于参加各个电视台的节目，生活基本稳定。任月丽口中的“稳定的生活”也就是一个月三四千元钱，刚好够维持全家的生计。接下来的日子，任月丽希望能够尽快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继续学习音乐知识，然后能够回到北京西单，开一间琴行。
“一千个漂泊者有一千个不同的理由”，对于“漂一族”来说，梦想的支点更多的应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漂泊者既有漂的美丽，也有泊的忧伤；既有都市客的喧哗，又有异乡人的失落。春节前夕，记者采访了几位经历着悲伤、欢乐、幸运和失落的春节不回家的异乡人。从他们的遭遇与感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想与失落。
为农民工谋取更多的权益
被访人：
银，男，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30岁
见到银，是在他地处北皋的办公大楼里。
银来自湘中的一个小城镇，1993年来北京时，他刚好17岁。
“刚来北京，我根本就是懵懂孩子，一下火车，看到车来车往，我就傻眼了，心里感觉空荡荡的。”
来北京后，因为亲戚的帮忙，银进了一家建筑工地，成为了农民工。
“那时的农民工可没有现在的待遇，我们遭受的是非国民待遇，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可每月下来，却腰包瘪瘪，根本就没有积蓄。”
“1993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其实我特想家的，一个只有17岁的孩子，每天劳累、遭遇白眼，真的很想回家好好休息，可是，那一年，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在工地，很多人满足于白天干活，晚上打牌的生活方式。可我想，人不能一辈子这样呆下去，于是我便利用空余时间给自己充电，那时候，我认识几个在北京高校读书的老乡，一有空我就跑到他们学校图书馆去看书，学习。”
“人的成长方式有很多种，这些年来，我陆续完成了建筑专业的本科学业，并进修了清华大学的研修班。感觉自己正在一天天地成长。”
“2003年，在自己多年的学习与积累中，我成立了湖南建筑秋实劳务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劳务与建筑工作，对老家闲散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输送到北京、大连等城市从事建筑工作。近年来，公司备受湖南省建设厅与北京建委好评。对父母，我心里总很愧疚。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创业，因此，很少回老家，反倒是父母他们理解我，还时不时打电话来慰问我，这让我感觉很温暖。”
“现在，我再也不要为回不了家而发愁了。”银笑着说。原来，去年春节前，他就把父母等亲属接到北京来住了。“但是，在内心里，我还是很想每年回去几次。”
“作为一个异乡人，要想在北京站稳脚跟确实很难。现在，我事业虽有了一点起色，但是，根基太差，为了让家乡更多的农民工走出来，为了给更多的农民工谋求更多的权益，我会一直呆在北京回报社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梦想有个温暖的家
被访人：
黄岚，女，国家事业单位职工，28岁
“来北京发展，一方面是为了爱情，一方面是为了理想。”黄岚一见面就说，“问我过年为啥不回家，是因为没钱回家。”
黄岚是浙江某大学2006届硕士研究生，本来在浙江她已经签约了一所高校，可是，因为男友在北京工作，于是，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京。
“我不知道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不是都有某种情结，关于理想、爱情、生活方面的。在我心中，北京是个神圣的地方，圣洁美好而高不可攀。同时，我个人也有一点爱情理想主义的色彩吧。”黄岚笑着说。
去年5月，迎着北京火辣的太阳，怀着满腔的热情，黄岚来到了北京。
“北京，对外地人来说永远没有一种归宿感，漂泊感太强烈了。为了爱情和理想，我选择了北京，可是在经过短暂的新鲜和喜悦之后，种种辛酸，各种遭受始料不及，比预料的更残酷更现实。”
“北京真是天堂与地狱的混合体。每天，都有来寻梦的人，也有逃离的人。北京以她独特的资源与方式考量着人们的心理承受力。”
“来北京，我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爱情。原以为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克服一切，可是，现在的压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发展。通过这半年的朝夕相处，我更理解了生活的艰难。由于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住的是没有暖气的房屋，吃的是粗茶淡饭，也很少买衣服。北京，让我们痛并快乐着。”
“由于年龄已不小，在老家农村，我们属于超大龄青年了，因此，近年来，一到年关，父母总是督促着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今年，父母又不时打来电话询问结婚的事情，这让我们心里十分地发怵。父母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以为我们在北京工作很风光，其实，北京高生活成本真有点让人承受不起，有时候，我想，与其在北京艰难生存，还不如回老家过悠闲的生活。”
“今年注定回不了家了，也注定结不了婚。在北京是做一名过客还是扎根下来，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明年无论如何都要回家、都要结婚了，要不家里的老人们就更唠叨更担心了。”
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被访人：
袁叶子，女，艺术工作者，28岁
见到袁叶子，是在一间幽雅舒适的琴房，当时她正在弹奏古筝，她弹得时而小桥流水，时而万马奔腾，时而高山流水，时而惊涛拍岸。再看她的弹姿，也很优雅、得体、大方、高贵。
与叶子交流，一个自强、自立、乐观、豁达的叶子凸现在我面前。
叶子1979年出生于山东菏泽。从小她就喜欢弹古筝。从湖南师大毕业后，她就一直留在长沙。如今，她在湖南声乐界已小有名气。
“漂者无根”，漂的本质似乎就是一个人在异乡孤军奋战。作为一位外地的女孩，一个人孤独地在长沙行走，确实需要勇气与胆识。
“那时，感觉长沙是一个娱乐的城市，连空气都是娱乐的气息。可是，在长沙摸爬滚打数年后，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边缘人，心里总是落寂和孤独。特别是夜晚，蜗牛壳样的小屋，丑陋的蟑螂，横行的老鼠，让人心惊胆战。”
“我留在这个城市的主要原因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前，这种事情在家乡通常被称为“无聊”、“不务正业”或者“受苦”。我不是艺术家，只是一个做梦者，生活的沧桑在我走入梦的第一步起就开始光临了：我必须要在长沙生存下去。我做过街头歌手，做过酒吧的乐手，也竭尽全力在歌厅表演过。可不管怎样生活，我心里总像浮萍，总害怕一觉醒来一无所有。几年后，我想找一份稳定的感情、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
“女人总喜欢自己的男人是一张白纸，那样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涂画，可是，世界上有完美的爱情吗？”叶子淡淡地说道，“以前有过一次恋爱经历，那次爱情留给我的，只是无尽的伤害和无情的摧残。那段日子我每天都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在短短的20天内我瘦了16斤。”
经过爱情的阵痛后，叶子显得更加的成熟和美丽，豁达与大度。
编者： 这是中国特有的客运难题，其他国家则没机会解答。每年春节回家，是亿万中国人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情结。短短40天内，超过31亿人次在神州大地上奔波。无论雨雪冰冻，无论海陆空运，无论旅途是否拥挤不堪，什么也阻不断中国人春节回家团圆的路。
十年未回家过年的打工者郑丽萍：
2000年，我留下4岁的孩子，只身前往西安打工。2004年我回家时发现，儿子已经调皮得不成样子，他爸爸管不住他。我知道没有母亲在身边，孩子是无法健康成长的。为了让儿子能得到自己的关爱，我决定让老公和儿子一起来西安，一家三口在这里打拼。从那时起，我们过年就没有回过家。
老公到西安后，蹬起了三轮车，儿子也进入了城里的学校，三人蜗居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小仓库里，用公共厕所、公共浴室，提着桶接水往回搬。虽然很辛苦，但我觉得为儿子很值得，至少我能亲自照顾他，他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比起农村的环境，这里要好得多了。
儿子一直吵着要回老家彬县去上学，那里有很多一起长大的伙伴，有爷爷奶奶，而且有宽广的田地可以自由玩耍，不像城里总是徘徊在边缘。虽然孩子这样要求，我还是认为城市能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他以后就不用过像我们这样的苦日子。
儿子老早就提议要回家过年，我自己和老公也想回家去看看，已经好几年没有陪伴父母过年了。但来回路费加上人情开支，最少要1000元，那是我一个月的工资，省下来，可以给儿子买好多参考书。他一年的学费都要好几千。我们没有办法回去。我能理解那些不回家的人，就是因为没有钱，谁不想风风光光回家过个好年？但是，我们做不到。
赤峰市宁城县一肯中乡茂福村农民歌手刘敏：
“天色渐渐地暗了，我守望着归乡的车窗，熟悉的灯光映入我眼眶，心中平静而又激荡。”这是我为那些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朋友写的歌。
16岁时，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只身来到城里打工，先后做过服务员、司机等。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在外打工，过年了迫切希望回家的心情。
近年来不少农民工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并逐渐形成数十万的规模。根据回家的时间和路线等情况，他们有的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有的三五成群、相互照应，也有的形单影只一路独行。我看到，他们大多一男一女共骑一辆摩托车，身上穿着厚厚的衣服，裹着雨衣，脚上套着的塑料袋上溅了不少泥水，后座上绑着行李，三五辆摩托车一组。
“省钱、方便”，是民工骑车回家的主要理由，买一辆7000元左右的摩托车可以用好几年。骑摩托车返乡虽然方便、省钱，但受天气、道路、交通环境等各方面影响，安全隐患较多。在一些省道上，摩托车队在众多货车之间蜿蜒穿行，不少民工为求早日返家，日夜兼程往往疲劳驾驶，存在着安全隐患。我作了这首歌，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些“铁骑大军”。
农村空巢老人公益图片展组织者叶祖艺：
为了反映农村空巢老人真实的生活处境，去年7月份开始，我同来自广东、江西、湖南、重庆、四川的其他七位乡村记录者，返回自己出生长大的农村，走近家乡的老人，聆听他们的故事，并用影像和声音记录下来。截止12月，我们一共走访了386位老人，拍摄了17397张照片，313小时采访视频。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1、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有力。一是乡镇综合文化站稳步推进。截止目前，全县2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任务，实际完成21个，完成比例91.30%。二是农村文化“三项活动”丰富多彩。2012年送戏下乡任务完成132场，占全年任务的100%；农民自办文体活动任务完成122次，占全年任务的106%；农村电影放映任务完成4820场，占全年任务的160%。三是农家书屋建设顺利进行。农家书屋建设点完成352个，村村都有农家书屋。
2、基层“两馆”公共文化服务有效提升。有效利用影剧院和广场，在重大节日开展文艺演出；充分发挥文化艺术中心小报告厅、多功能厅、源书画院的作用，开展“源讲坛”讲座、青少年艺术培训班等活动。坚持向业余文艺团体开放，源艺术培训学校、古文、京剧、源合唱团、采茶戏等团体及群众免费开放，建立了棋类、牌类娱乐活动室。
3、品牌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每年12月在工业园举办“新市民之歌”农民工文体活动周；连续举办10届“之歌”合唱艺术节；连续举办12届的“源之春”元宵文化广场活动暨农村特色文化展演；每两年举办一届“放歌源”歌手大赛、一届“源之星”少儿才艺大赛、一届“舞美源”健身操大赛。
二、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届县委政府班子都高度重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上世纪90年代，我县就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也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目前县文化馆、图书馆都是一级馆。在全市最早建设文化艺术中心，于2006年开始使用。在全省最早开通县城数字电影院线影院。目前又在贡江新区规划建设“四馆一中心”文化综合区，已经完成外形设计和征地工作。
二是高位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县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强化推动此项工作。2006年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县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69号；今年3月县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5月县政府又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督查的通知》，并以政府办督查科牵头组织进行逐个乡镇的督查。7月中旬，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还分别负责带队对部分乡镇进行专项督查。6月以政府名义行文召开迎接验收工作动员会，乡镇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文化站长参会。对三馆的软硬件建设查遗补缺，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除去其他经费，仅安排图书馆购书经费一项就达近50万元。
三、重视文化资源整合，打造特色文化
我县十分重视现有文化资源的整合打造特色文化。
四年，弹指一挥间。但是，对不断求新求变的媒体人来说，四年已是一个不短的概念。再次迎战奥运，中国媒体与上届相比，境况有何不同?战略有何变化?
媒体的态度取决于受众的态度。奥运会的再度临近，媒体人应该充分估量国人对待奥运会的心态变化。
北京奥运会，中国人首次当上东道主，把奥运会办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同时，中国运动员也豪取51枚金牌，荣登金牌榜榜首。在办赛水平和竞技水平两方面，中国都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登上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内体育受众的心态变化可以用两旬诗来形容。一句是“极目楚天舒”，中国运动员从长期徘徊的第二集团的急流险滩中冲出，让国人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同时，这也是一种心态渐趋平和、价值观渐趋大气的感觉。另一句是“黄山归来不看岳”，我们不但参与奥运会，连举办奥运会都达到了这样辉煌的高度，当然会对以后的比赛产生一些“审美疲劳”。
顺应受众这些较为普遍的心态变化，媒体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奥运报道战略。
一、顺应“极目楚天舒”的变化，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费力着墨于中国运动员一城一池的得失、你死我活的拼杀。过去，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造成的一种普遍的弱国心态，造成体育大体上都承担着一个向世界证明中国的任务，要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要证明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要证明中国强大起来了，等等。而现在，随着国家经济的多年飞速发展，国人精神面貌已发生很大变化，自信心也得到空前提升，对金牌数量多寡得失已看得越来越淡，转而追求的是金牌的质量。也就是看重国际主流项目、热门项目以及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如三大球、田径、游泳等；而对于一些边缘项目、冷门项目、中国在世界上专业打业余的项目，我们在报道上可以有所取舍。
二、顺应“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变化，我们应该透过浅表的赛事本身，去捕捉一些能够拨动人心弦的东西。体育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竞技场上有许多东西都符合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
北京奥运会上，50岁的栾菊杰代表加拿大参赛，与小她二三十岁的对手同场较量，并且在赛场上打出“祖国好”的旗帜；33岁的伟大母亲丘索维京娜为给儿子治病，改国籍代表不同国家不停参加体操比赛，直到身受重伤无法再比下去；广州亚运会上，东帝汶举重选手—一位保安兼酒吧歌手，他举起的重量比不上最轻量级的专业女子选手；他的同胞、羽毛球双打选手在和印尼选手的较量中，只坚持了12分钟；蒙古铁人三项选手是职业金融分析师，总成绩比第一名落后了足足4s分钟；为了参赛，6名阿富汗女选手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的成绩虽然不足以登上领奖台，甚至不值一提，但他们却分享了、甚至超过了胜利者的光芒。
这样的理念，我们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历次重大赛事中都一直在努力实践。比如苏迪曼杯羽毛球赛，《钱江晚报》舍弃了许多冠军选手，转而去浓墨重彩地报道一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母子混双选手，他们虽然一场没赢，却始终怀揣梦想。竞技世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小人物，才有了更多美好的情感和丰富的人文内涵。抓住这样具有人性光辉的内容，才能把“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读者拉回到我们的版面上来。
三、顺应传播规律变化，搭建开放式奥运报道平台，让受众也成为报道的主角。伦敦奥运会倒计时100天之际，《钱江晚报》组织了4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代替本报记者的角色，实地踏勘走访奥运会的方方面面，发回3个版的“探营伦敦”专刊。奥运会期间，《钱江晚报》将组织更多民间记者和读者，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多种手段互动，以延伸奥运报道的价值链。
四、顺应全民健身热潮的高涨，借奥运之东风，让体育走下高贵殿堂，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体育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样是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已连续举办7年的《钱江晚报》体育庙会隆重登场，今年体育庙会的主题是“车间奥运会”，是一场持续两个月、专为广大农民工举办、意在加强对农民工人文关怀的民间快乐奥运会。除此之外，《钱江晚报》还将举办多种以青少年为主要参与对象的社会体育活动，把奥运的理念与快乐带给干家万户。
自春晚亮相后的“旭日阳刚”就一直新闻不断，绯闻缠身。
先是二人一唱成名的《春天里》的作者汪峰不让他们唱这首歌了，后是连任第11届音乐风云榜主席的昔日歌坛大姐大那英公开说他们“入围不够格儿”了。
更有甚者，有人已经替他们总结出“身份门、报酬门、名烟门、采访门”等各种标签。
纵观媒体报道，指责与声讨并存，谩骂与澄清同在。各路媒体倒更像是事件的共谋。倒是音乐人此时显得更为冷静，酒吧歌手出身的羽泉组合之一胡海泉替那英解释，“其实当时记者的问题就有误，不应该以草根歌手作为评判标准，而是应该以入围资格做标准，譬如羽泉今年没有入围是因为去年没有发专辑，不具备入围资格。作品才是唯一的台阶。”
这么简单的规则，竟没有人愿意来点破，而更愿意在糊涂一片中，互相吐口水。于是，媒体博取了眼球，局中人成了热点，网民和评论人也发泄了情绪。
回过头看，旭日阳刚的横空出世，就始终伴随着情绪的宣泄和对规则的出轨。一个光着膀子亮着六块腹肌吼着唱歌的老爷们，和另一个抱着吉他吼着唱歌的平头小伙子一起在网上火了，并且一路从地下通道火上了春晚，直到今天“火”到陷入各种“门”。
在地下通道，一老一少两个爷们冒犯的是城管规则，那里是不能安稳自在地唱歌卖艺的。在汪峰那里，他们挑战的是商业规则，“禁唱事件”的背后满是商业与道德的条框局限。甚至，春晚舞台上，旭日阳刚用《春天里》这样一首悲凉无助的POP摇滚，“混搭”进那台其乐融融的“叫春的晚会”（池莉语），也是对主旋律的一次出轨。
而在对各种规则出轨的同时，他们初次亮相网络时的胸膛，吼歌时手里的烟卷和桌上的啤酒，甚至背景音里邻居大姐那句“这么晚了，让不让人睡觉”，无不着围观者的情绪。这情绪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底层生存的同情，而浸润着浓厚的“民粹主义”意味。
“对于长期形成的等级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养以及文化，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希尔斯Shils语,引自《民粹主义》保罗•塔格特著）
不可讳言，旭日阳刚的身上，混杂着浓烈的抗争意味和对超越悲惨生存境况的奋斗与坚持，这激发起人们的同情、感动甚至震撼。情绪裹挟着现实，是他们不断被鼓掌、喝彩和欢呼的原因。这也正是他们与原唱汪峰演绎《春天里》这首老歌的最大区别。
不是汪峰版《春天里》水平太低，而是演唱本是汪峰的职业，但旭日阳刚则以自由和超越的姿态，以生命和境遇对歌曲进行了诠释，激发起人们内在的冲动，引起共鸣。这里面充斥着对“农民工”的悲悯、对在地下通道里歌唱被城管驱赶时的激愤、对底层漂泊生活的呐喊，以及对生命自由和尊严的所有向往。
可是，在给予旭日阳刚欢呼的同时，我们必须清楚，缺乏理性支撑的情绪是危险的，对规则常识宁愿忽视不顾而徒自宣泄的行为，更是会对社会造成大面积的误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