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论文: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论文 一、调查主要结果 从总体上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2013－2014学年度第2学期10所文科学院2013级本科学生以及2014－2015学年度第1学期6所理工科学院2014级本科学生的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运行情况是高度认可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把自评互评纳入“基础”课程考核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较好地测评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给予了学生更多交流机会和展现平台，是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但与此同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现行的“基础”课程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两支队伍”融合等问题呈现憧憬与期待、抱怨与不满、疑问与忧虑相交织的复杂心理。 （一）自评互评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但对“基础”课程改进教学方式存在憧憬与期待。“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作为试点班级的任课教师，您认为本次改革试点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有推动作用吗？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时，有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拟定和设计对于提升“基础”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遵守校院规章制度等。除此之外，依托自评互评，能够有效推动“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结合行课学生客观实际和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进而使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均取得较大改善。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习惯于按照教材章、节、目内容进行循规蹈矩的逐条讲解，我们认为这种按照教材篇章顺序进行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略显僵化、生硬，明显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改革导向不符，它不能够解决教学知识要点多、教学计划课时少、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教学效果质量差等突出问题。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13位任课教师对“基础”课程改进现有教学方式、方法存在憧憬与期待。 （二）自评互评有助于测评学生基本素质 但对“基础”课程现行考核方式存在抱怨与不满。“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本次试点改革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不足的地方？”这一问题时，10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体现了测评公正、机会平等、团结友善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初步做到了综合测评学生的课程理论知识习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但是，有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个别学院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管理过程的松散化和随意性、成绩测评的简单化和趋同性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对校、院关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配套进行的课程平时成绩改革导致课程平时考核繁琐化、量化课程作业导致作业质量贬值化等问题存在抵触情绪。调研发现，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自评互评管理，强化平时课程考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使“基础”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刚性约束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在克服以往考核方式存在“重智轻德”、“高分低能”等弊端的基础上，真正达到“释压减负”、“知行合一”，既取得教学质的提高也获得考核量的平衡还迫切需要全面的统筹规划。 （三）自评互评有助于“两支队伍”融合 但对构建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存在疑问与忧虑。“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怎样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和学工队伍的融合？”这一问题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使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工队伍长期存在的“人为分裂”或“二元对立”等错误思想倾向有所遏制，有利于“两支队伍”的亲密合作。依托自评互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主动与任课学院学工部门负责人联系，全面了解对口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行课学生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的就业现状；同时，学工部门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副书记、书记）率队深入课堂随机听课，既了解任课教师的授课特点，观察行课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使没有上过“基础”课的学工部门教师较好地熟悉“基础”课程教材内容。通过课前交流、课后反馈，任课教师和学工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宽泛的接触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使“两支队伍”能够群策群力、协同分析本院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一套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并没有构建起来，“两支队伍”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调查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成绩与问题依然并存。我们既要清晰看到“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校、院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化、完整化的助推作用，也要深刻认识“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结合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选择正视现存问题，善于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才是推进我校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自评互评意义尚需突出强调 “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考，而是多侧面、多视角地考量每个学生的教育自主性、参与自觉性、表达自如性，甚至管理自治性。它既是一次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课程学习；它既是一次规范的过程考核，又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随堂考试。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包括班主任、辅导员、副书记等学工系统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比重和分量，提升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做到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与课程考核严肃性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愉悦接纳“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过程中，达到受教育、长才干，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作用。 （二）自评互评指标尚需删繁就简 在具体实施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学院制定了涵盖明德与守法两大汇报板块的学生课外思想道德培养与综合表现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在不低于5分钟的时间段内至少汇报6方面内容：（1）在成都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本期发展情况；（2）人生理想及自我实现的准备；（3）身心和谐发展情况；（4）学习目标与达成情况；（5）日常生活道德践行情况；（6）个人法治、规则意识及遵守情况。它内在地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概括能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旨在促使学生较为全面地去反思自我、认知自己。然而，不少班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根本来不及汇报完上述内容，这就带来了汇报者汇报时蜻蜓点水、草率应付，点评者打分时无从下手、盲目给分的问题。我们认为学院还迫切需要根据具体院情进一步整合测评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维度，以利于学生汇报时特色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点评时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评分客观。 （三）自评互评过程尚需规范管理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参与“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态度是积极的，考前准备也是认真、充分的。但是，教师们认为学生在参与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自评汇报时嬉笑怒骂、嬉皮笑脸，主题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集中，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一些互评学生在听讲时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有的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充耳不闻，甚至有个别学生耍手机、看小说、睡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提问时乐于提一些与测评内容无关的哗众取宠话题，甚至说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激进言语，还有个别学生在自己汇报完以后对其他同学汇报不上心，存在故意迟到甚至旷课缺席现象。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自评互评考核过程，形成一套严格管理和严肃纪律的自评互评考评制度，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紧张、活泼的测评氛围。 （四）自评互评配套尚需丰富完善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现行做法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但是，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强烈呼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够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所有问题，“基础”课程不能包打天下。同时，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介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功能和价值同样不能无限拔高，仅仅依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来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还是势单力薄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在课程平时考核方面，要适度增加一些小测验，以重点考核学生对重大现实问题、敏感问题或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能力；在随堂考试方面，要尽可能地设置一些开放式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回答的问题；另外还需要配套进行“基础”课程网络化教辅、计算机考试等措施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三、对策与措施建议 基于调研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的内涵建设力度不够导致了课程的含金量不高；二是“基础”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不强导致了课程的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约束性不硬导致了课程的严肃性不够。基于此，我们认为“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统筹兼顾，以利于推进“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的科学化发展： （一）培养专家型人师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等内涵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要打造一支自身素质硬、理论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专家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那么，如何把现有的“基础”课程“经师”培养成专家型“人师”呢？我们认为校、院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外部引进优秀人才以外，更要注重内部培养，加大师资培训支持力度。要给予“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多的课程观摩、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的机会，定期组织省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开展以交流经验为主的教学研讨，定期组织“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加新课程标准、新修订教材、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个性特点、价值取向……以利于“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教学手段，夯实专业技能基础，完善教师道德人格，进而有效驾驭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倡导网络化教辅 古语说：“凡益之道，与时皆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满意度较低，更是不满足于网络教学资源的匮乏，他们大都欢迎课堂讨论、分组讨论、小组辩论、网络教辅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形式。鉴于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虽然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网络缺失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理想的预期教学效果。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当代“90后”大学生“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现实状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不仅要在常规授课方面下功夫，广泛开展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等，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媒体，主动走进学生的网络生活，借助网络化教辅扩展自评互评的边界和功能。 （三）增设计算机考试 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成功试点，使“基础”课程最终形成“平时、随堂、自评互评”三位一体考核方式。实践证明，这样的考核方式实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三位一体”考核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主要不足在于考核刚性不强，致使学生的分数普遍偏高，及格率大幅度提升。这就造成部分学生对“基础”课程学习的不重视，存在“想考高分不容易，想不及格也不容易”的错误心理。面对这一问题，“基础”课任课教师一致认为，应增设计算机考试方式，重点考核“基础”课教材中最基本的概念、原理等知识，形成“四位一体”考核方式，以确保“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总之，扎实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任重道远，还迫切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现有成绩基础上持之以恒地探索和努力。 作者：岳鹏万君曹游宇何翠微单位：成都大学 法律与道德论文:职业道德与法律分层教学论文 一、开展分层教学的必要性 从2010年起，我校进行了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推行“行动导向法”，实施“项目教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也进行了项目教学的系统化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学生存在智力、兴趣爱好、前期知识储备等方面的个体化差异，以统一的教学项目和评价标准去应对所有的学生，势必会造成部分学生学有余力而部分学生达不到教学目标的情况。根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人在满足吃饱穿暖等低层次的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和安全需要（Safetyneed）之后，就会产生被尊重的需要（Esteemneed）和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need）等方面的高层次需要。如果学生能顺利地完成课程所要求的教学项目，就会获得“高峰体验”而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追求这种体验的行为动机，可以推动课程的学习。相反如果不能完成课程的项目任务，会使学生产生挫败感，导致对课程的厌烦感，教学效果不能保证。为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有必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与其能力相匹配的项目任务，使得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产生主动学习的心理动力。 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分层教学的实施 （一）分层的方式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采取无差别的方式，教学项目任务。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把学生按甲、乙、丙、丁四个层次分组。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不同的项目任务，确保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发展情况动态地调整教学项目的难度，乙组的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升到甲组。甲组的学生不能胜任该组的项目任务，也可以调入乙组。 （二）统一授课和分层辅导相结合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为了保证授课的效率，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集中式的班级授课模式开展。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授课的方式是一致的。为了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程度，我们采取“统一授课，分层辅导”的方式。对于接受程度比较好的甲组和乙组的学生，强调“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教师帮助点拨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丙组和丁组的学生则以“帮助”为主，重在带领学生学习。目的在于引领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发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需求,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心理因素的积极作用。 （三）关注学生的自尊，避免分层教学的负面效应分层教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不同层次学生的习潜能，使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适合自身的发展。然而，给学生进行分层，难免会给学生贴上“三六九”等的标签。尺度把握得不好，会给处于低层次的学生带来心理阴影，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对“分层”的操作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在分层的过程中，弱化“层”的概念，强调“分”的原则。 （四）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的评价方式为了配合“项目教学”的实施，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了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方式。1967年美国哲学家斯克里芬（M.Scriven）首先提出了过程性评价(formativeassessment)的概念。随后，过程性评价被美国教育家卢姆（B.S.Bloom）应用于教育实践中。过程性评价将评价对象过去的表现跟现在相比较，或者把被评价的个体的有关侧面进行相互的比较，从而得到评价的结论。这种评价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中的情况，评价更为真实、客观。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地将评价的结果反馈给学生，可以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到自己阶段性的学习效果，促使学生积极地进行反思和总结，端正学习的态度，调整学习的方法和心态，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虽然过程性评价有着终结性评价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教师工作量大，不同教师对评价标准的把握主观性大等缺点。相比之下，终结性评价具有评价效率高，客观性强等方面的优点。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过程性评价的补充评价方式。 三、分层教学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在班级集中式授课的组织模式下，对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分层教学的形式，可以迎合各种层次的学生的心理需求。有效地解决了后进生和优秀生之间，获知进度不均衡的矛盾，使所有的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乐”，从而有效地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分层教学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项目式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职业道德与法律》不同于专业课，项目的主观性较强，项目难度的界限不好界定。另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准备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资料。如何解决这些分层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是一个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程秀鸾单位：广西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法律与道德论文: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论文 一、调查研究方法 （一）访谈1.学生就业对口企业访谈。含生产型企业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和服务型企业天津红星美凯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目的是为了了解目前企业对中职人才需求状况，为德育课程体系完善和制冷专业人才培养提供目标参考，找准职业素质培养方向，准确进行人才培养定位。2.毕业生访谈。对本校制冷专业毕业生访谈，目的是为了解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轨迹与现状，通过企业的需求与毕业生实际情况的对比，找出差距，帮助德育教师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有针对性的了解学情、改进教学方法、突破教学重难点、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 （二）问卷调查对制冷专业在校生分年级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不同年级在校生的职业素质、人际交往能力、工作适应能力、遵守法律规章观念以及团队意识方面的差距，衡量《职业道德与法律》的实际教学效果。并结合企业访谈结果，发现德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企业访谈结果显示目前中职毕业生的工作态度及精神状态一般，就业优势不明显，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理解领悟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法制意识比较好，中职生应进一步提高悟性、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踏实，提高自己的协作精神。 （二）毕业生访谈共涉及10名毕业生，访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获得的提升与重视与在校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为相关；70%的学生认为目前中职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处于理解并会遵守的状态；对于了解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的途径，70%的同学是通过课堂或教学讲座，30%通过父母长辈的教导；对于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80%的同学不会参加。第二部分工作状态的调研，除一名同学认为自己不会关注了解企业理念和要求，不会经常检讨工作，提出改进方法以外，其余9名同学都认为自己的工作状态是完美的，这与企业调研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两家企业对学生工作状态的评价都一般，这表明学生对良好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够，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第三部分为学生目前职业发展现状的调研，其中有50%以上的学生工作后跳槽两次以上；仅有20%的学生在工作半年后就小有提升;30%的学生认为现在对工作满意，70%的学生和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无同事关系紧张和矛盾现象；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和单位同事发生矛盾会先协商后求助法律。综合三部分调查结果，得出如下分析结论：1.学生目前了解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的获取来自课堂，但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不大，因此相关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的动机不强。2.学生目前对于自身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高，且在就业过程中的职业道德水准表现往往比他们的自我认知要低很多。3.用人单位会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提升，但学生普遍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证明学生对企业的职业归属感不强，未能做到爱岗敬业。4.学生的法律意识强，侧重于运用法律途径而不会在道德层面考虑、解决问题。 （三）在校生问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校一年级、二年级制冷专业共计50名学生。其中一年级25名，二年级25名。问卷共发放50份，共收回46份，其中一年级21份，二年级25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100%。通过数据比较，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是非认知上基本一致，学生的道德观念是正确的、积极的。这说明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减少对错好坏的阐述；二年级的同学相较于一年级思维方式更趋于成熟，他们对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更趋于辩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更为多样化，而在用道德知识以及道德所蕴含的礼仪知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有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的加强。 三、课程改革途径 通过调研，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一）教材改革根据《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教职成[2008]6号）文件中强调中职学校德育课教学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依据文件精神，挖掘德育素材和德育资源，补充到教材中。1.补充历史文化知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蕴含了无数礼仪与道德的闪光点，取博大的中华礼仪与道德精华补充到教材中，可以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通过历史与当代的对比，将礼仪、道德知识理解的更为透彻。2.补充学生身边的故事或案例。从道德情感方面，使《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更加贴近学生，激发学生爱生活、爱职业的热情。 （二）教法、学法改革在教法上通过体验式教学，培养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即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指导学生了解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完美工作状态，以及其与职业道德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职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学法上，通过学法的指导，让学生从“学会”向“会学”、“会做”转变，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掌握浸入式学习法，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使学生浸入到任务的模拟情景中，让自己在任务的进行过程中，学习知识，体验成果；掌握团队协同学习法，和小组成员之间相互配合，并在活动过程中找到自己在小组中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掌握分析归纳法，能从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活动蕴含的相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提升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维能力。 （三）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教法学法的改革要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法律意识的提升，实践能力的养成。因此，传统的笔试考核已无法满足考核需求。传统笔试让教师倾向于知识的灌输，学生倾向于死记硬背，无法考核学生道德品质、法律意识、实践能力的真实情况。卷面分数的高低只能测试学生背下来多少道德知识、多少法理法条，与学生的德育水平并不成正比。因此，设计注重实践教育、品质教育、养成教育的科学评价体系，实现知行统一，学考相适。《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与期末笔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重于期末笔试，实践考核重于试卷考核。1.形成性考核通过学生平时作业，考核学生道德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实践能力的提升。主要考核点为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书面表达情况和作业态度。通过表现考核，考核学生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情况。小组活动课考察学生工作实践能力以及职业道德中所蕴含的团结协作能力。主要考核点为小组任务完成情况、小组表现力、小组成员配合程度。以小组成绩计组内成员成绩，也通过考核提升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日常考核注重发挥德育学科的育人功能，主要考察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引入专业实训中的道德表现用来考察学生在专业实践中体现出的职业道德水平。2.期末笔试考试题目以问答和案例分析为主，主要测试基本礼仪规范知识的掌握、对案例中所蕴含的道德意义的理解、对案例中所涉及的法条、法理的解释。 作者：李响单位：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法律与道德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教育论文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 （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3）活跃课堂气氛，改革授课方式。传统的法律授课方式往往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难以调动学生进行积极思考，课堂效率较低。因此，授课老师应当在法律素养的课堂中充当引导者而不是决策者的形象，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 作者：李子君 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法律与道德论文: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论文 摘要：中职技校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成熟时期，在遇到突发性问题时，处理问题易冲动。《职业道德与法律》能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职校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使他们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真正做到学法、知法、守法。 关键词：教学质量;法律基础知识;职校;技工 《职业道德与法律》是中职技工类院校德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法律意识、培养学生学法、守法的自觉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从事法律课程教学的教师，自己深知让学生学好这门课程是十分困难的。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法律知识的理论性较强，对于中职层面的学生而言较为抽象、不易理解。二是学生意识不到位。大多数学生会认为法律课不是专业技能课，他们到学校学习的是技能，其他课程没必要学，学了也没用处，因此缺乏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国家法治进程在不断地加快推进，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更加严格。所以《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程的意义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这就要求从事这门课程教学的广大教师，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现就本门课程教学现状及提高教学质量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 一、法律课堂教学质量不高的原因 1.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新意识。现在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受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在课堂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限定的非常死。把教师的教学严格限制在既定的模式中，同时学校还将教师是否按教学计划、教材，是否规范板书，是否运用多媒体教学，是否教会书本知识等作为考核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准。这样使得教师不去根据实际创新教学方法，影响教师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创造性教学模式的开发。2.学科专业教师相互沟通学习机会少。对于大多数的职校来讲，通常都是以系部为单位对教师进行管理，许多文化基础课教师和专业技能教师在同一办公室进行办公，这样是方便了学校的管理工作，但造成了系部与系部之间的法律类教师不方便沟通，不能及时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利于专业教学发展。3.教师进修学习受限。现代社会是终身学习型的社会，同时知识也是不断更新的。所以教师也应该经常走出去，参加多种形式的培训、进修，以利于知识的更新，保持于最新的法律法规相一致。但职校中许多进修都是向专业技能教师倾斜，文化教师机会往往较少。影响了法律教师相关知识的更新和学习。4.社会不良环境对教学的影响。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正在从法制社会向法治社会进行转变，同时法制也不断健全。但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时常出现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等现象，使得法治实践与课堂法学理论相脱节，使得学生产生法治与实践没有实际作用的心理，影响了学生课堂上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二、提高法律知识教学质量的方法 1.端正学习态度。有的学生觉得学习理论知识太枯燥无味，有的学生认为“只要我不做违法的事情，学不学法无关紧要”，针对学生的这些心态，我们从第一节课就要给学生讲述一些法盲违法犯罪和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合法维权的具体案例。同时不失时机地和学生阐明学法的重要性，使他们端正学习法律知识态度，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2.精选教学内容。课本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依据。但所有的教材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唯教材是从。教师应该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未来从事职业的需求，整合教学内容，从而确定教学内容主次，避免面面俱到，做到有的放矢。以增强学生法律意识为目标，以学生的兴趣、需要、认识能力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合理遴选教学内容。3.优化教学方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职学生思维活跃，当下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往往是他们更感兴趣的话题。抓热点，就是抓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把学生吸引到教学知识点上。通过学生上网玩游戏没钱，从而偷盗的案件，让学生自己分析讨论。先分析犯罪构成要件，犯什么罪？应该如何处罚？再结合现在青少年犯罪动机、心理进行分析，以此教育学生自觉遵纪守法。打破原有的纯理论、填鸭式教学方式，从教师讲授变成师生相互交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运用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理解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4.转变教学评价。这就要求我们职校的老师有一颗更加宽容的心，用心去了解学生，多找他们的可取之处，而不是挑剔，刻薄地要求他们做到完美。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的教育教学中来，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教师同时进行具体的点评讲解。以鼓励为主，达到激发、强化学习动力的效果，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5.加强师资建设。教师是教学中的主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教师队伍建设坚持管理、培养、培训并重，建立一支素质高、专业强、事业心强、有奉献精神的专职教师队伍，增强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 总之，教师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不断提高专业能力，依据学生特点及时展，优化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让职校培养出的技能人才，不但做到技能过硬，同时还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作者:王亮 单位:江苏省宿豫中等专业学校 法律与道德论文:法律基础教学与思想道德论文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模式单一 在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涉及两门学科，教学模式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教学需要。有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还有的教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同时在很多的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因此，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保证学生学以致用，很难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2.教学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在当前考试教学管理体制下，很多的教师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教学范围比较窄，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同时当前的考试制度非常重视教材内容和知识，使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不高，很难增强这一门课程的感染力，考试分数也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综合能力。因此，要不断深化改革考试制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措施 1.因材施教 教师要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提升高职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要提问合理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开动脑筋，锻炼他们的思维。同时在备课过程中，要设计合理的问题，保证提问问题的难度，不能太难或者太简单，让学生能够接受，避免让学生失去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兴趣，从而降低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进行提问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提问不同难度的问题，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让他们在回答问题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答案，做出具体详细的解释，肯定不同学生的思维和想法，有效培养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信心，让每个学生体会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乐趣，保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提高教学效率，就要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多给学生动手和动脑的机会。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分析不同回答的差别，找出其中的原因；同时教师要求学生提高动手的能力，做好相应的笔记，不断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积累知识。 2.要巧妙的利用课堂艺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艺术的思维、视角、形式以及手段对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进行设计和改造，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获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首先，教师要采用恰当的导入。课堂的导入对整个课堂的教学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课堂导入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高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的教学质量。其次，不断整合和开发课堂资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拘一格，灵活合理的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对教学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大力的开发教学资源，帮助学生能够主动积极的学习资源。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其他有关教学内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阅读练习资料的搜集，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丰富学生的内容，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的为教学服务。最后，要注意转变师生之间的角色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启迪。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水平和基础，创造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提供积极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同时要建立学习小组，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发挥团体作用，进行取长补短，分享学习的乐趣和喜悦，提高学生的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能力。 3.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理论，还要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适当的增加学生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习惯和法治意识。同时教师要根据教材中的内容，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合理设计学生实践的内容，保证教学目标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真正理解、消化道德和法律的基本内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优势，召开各种主题班会，组织有关时事政治的教育活动，保证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另外，教师要采用合理的教学考核形式，不能仅仅依靠考试形式，要重视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行为问题，在全面合理的了解学生基础上，客观公正的评价学生。因此，作为教师要采用多元的考核方式、内容和体系。综上所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巧妙的利用课堂艺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建立全面公正客观的考核体系，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提高法律意识。 作者:许文珺单位:河北地质职工大学 法律与道德论文:大学生法律道德与幸福感探讨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新时期下又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同时，法律和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又反过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体验，即所谓的幸福感在法和理的间隙最近偶那个得到看更好的提高。作为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在道德和法律的世界中寻找幸福。 关键词：法律道德幸福感大学生 正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会。这对置身在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 最后来说说关于大学生所要担负的关于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中国的未来还要靠这一批特殊的人来创造。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肩上的胆子着实不轻。思想道德的修养当然是相当要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在守法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中华名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学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做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养的人。 法律与道德论文: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道德权利；法律权利；权利的制度化 论文摘要：“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两者在界限上应当保持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协调，以实现良性互动。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主权，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法律与道德论文:法律与道德边缘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社会道德；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优秀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法律与道德论文:法律与道德作用机理研究论文 摘要：法治和德治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抑制。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治；德治；协调 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法治与德治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其良性关系如何建立？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如何发挥？功能局限如何克服？如何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优配置使总体的功能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功能局限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机理及关系 法律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习惯，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即通过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内部形成秩序、提高效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为了秩序和效率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正因如此，法律和道德自从产生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混杂在一起共同发挥其调节的功能，法律被道德化，道德被法律化，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道德依赖法律而被贯彻。直到商品经济大发展之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出于最优调整的需要，法律和道德开始分野，它们的功能差异逐渐凸显，作用领域也开始专有化，法律和道德除共同作用于大部分社会领域外，还各自占据了其独有领域，在法律专有领域，道德受到排斥，在道德的专有领域，法律受到排斥。这种分野的结果使法律和道德从同质发展成为异质的社会规范，这就产生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如法律和道德各自的边界在哪里？法律和道德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构成了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的良性关系，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分析法律和道德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的。规则的制定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因而存在着主观客观化的难题；规范的遵循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因而存在着强制力消失或不足时的法律遵循难题；规范的实施是以机构为主体的，因而存在着机构经济人特性与有限理性的克服、机构行为动力的不足及资源限制等困境。而道德则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而非既定规则及强制力来影响人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法律的不足，但道德的多元化及相对主义会导致规范的非普适性问题；道德的非强制性会导致对性恶之人的规制力不从心；道德的利益界限会导致利他的有限性。由此可见，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基于人性的恶而进行基本的制度架构，道德基于人性的善而设置各种社会规范。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既有恶的性格，也有善的性格；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人在行为决策时，既有理性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成份。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很难找到绝对利己的人或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历史证明，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或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对社会整体发展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程度。”[2]（P140）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只能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性格占主导则因人而异，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也存在着主次的问题。如在市场领域，人的自利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在伦理领域，人的利他特性会占主导地位等。法律和道德分野正是对这种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进行多元调整的需要。法律禁恶，道德扬善；法律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而道德则激励人的利他行为，法律抑制人的非理性，而道德则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的最基本功能，正是从这一视角，我们认为，法律是一种外在性、他律性的规范，道德是一种已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规范不能覆盖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道德则可能影响人的所有行为；法律着重于抑制人的非理性，道德则更多地倾向于激发人的理性；法律依靠强制性命令而运作，道德则依靠内心服从而运作；法律的实施存在着被抗拒的可能，道德则会被主动遵循；法律的预期目标的实现是以巨额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为代价的，道德对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则是低代价的。法律与道德基于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而存在，其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是对方不能替代的，其功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对方所克服。法律与道德的良性关系就应基于此而建立，否则，法律不成其为法律，道德不成其为道德，其各自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将会丧失殆尽。 二、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优势与局限 由上可知，法律与道德在人性多元化的情形之下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效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并基于不同的切入点对社会的秩序和效率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并有助于对方功能优势的发挥及功能局限的克服。以法律和道德作为治国路径和终极价值追求而产生的法治和德治也存在着同类性质的关系和问题。在社会秩序形成和效率提高方面，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所以以下我们对法治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的论述都以对方为参照物。 （一）法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权威的非人格化。法治社会中，法律是最高权威，任何其它主体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与历史上的其它权威相比，这是唯一的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威，这种权威因其非人格化而没有人格化权威的弊端，主要有三，其一，非人格化权威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的特性，因而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诚如邓小平所说，“……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更不会如人格化权威因权威丧失而导致社会动荡。其二，非人格化权威的树立成本和维护成本相对较小，而人格化权威则常处于不断地树立又不断地被打破的过程中，因此非生产性资源耗费相对过多。其三，非人格化权威的存在是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基础和前提，而人格化权威的存在则往往使公共利益被人为扭曲。 （2）直接禁恶。法律运用其强制力直接抑制人性中的恶，其作用的对象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由自然人组成的机构，通过禁恶，使其行为限制在利己不损人的范围内，从而促使人与人、人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使各主体有机会分享因合作而产生的增量利益。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情形下，这种合作的促成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保障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利益的最后形成和分配。法律通过禁恶还能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影响道德弘扬的首要因素是人的恶行，如果没有法律对人的恶行进行惩处，使人因其恶行而获利，那么，人们就会从恶如流，社会因此陷入混乱之中。 （3）权力和权利的明晰界定。法律通过确定私权的边界使私权与私权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关系，通过确定公权的边界使私权免受公权侵扰，从而使以财产权为主体的私权得到良好利用，使公权能够得到合理行使。这是在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和提高效率所必须的。如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4]荀子云，“群而无分则争。”[5]道德讲求利他，因而德治往往忽视权利与权力的明确化，这是德治对秩序和效率的消极影响。西谚云，“篱笆好，邻居好。”[6]所以只有用法律这个“篱笆”使权利明晰化，人与人之间才会长久存在良好的关系。如果没有财产权这个“篱笆”，人类不是处于贫穷落后之境地，就是处于互相纷争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促进了人类道德的提升。 2.功能局限 （1）主观客观化的难题。马克思曾经说过，“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7]“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P12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这使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必然性，它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果主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则法治对秩序和效率的追求就会受到损害。制约主观客观化的因素主要有主观客观化的主体的有限性理及经济人性格与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主体的有限理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等方面影响主观客观化的，因为在信息能力不足情形下，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所必需的有效、充分信息常常受到限制，而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边际成本递增又加剧了信息非充分和非有效性，因而导致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失误。主体的经济人性格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社会中存在量上的差异，这种性格是从对立法和执法公益性的人为扭曲的角度影响主观客观化的，这种人为扭曲完全缘于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注，由于制度不可能彻底抑制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这种不良影响的存在也就在所难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消极影响，道德在这方面有它的独特优势。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得到众多实证资料的支撑和经验的支持，它主要指制度供给的程序存在能力边界，在这种能力的限制之下，反映所有私人偏好的制度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就是说，不存在把所有私人偏好汇集成一种公共利益的程序。正因上述制约因素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不难解释现实中某些法律制造矛盾而减少秩序和效率的情形。 （2）领域的有限性。法律是一种外在性的规范，它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及对不遵循法律的主体的处罚而促使社会主体遵循法律，从而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所以法律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实践中有部分社会关系是法律所不能调整的，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二点，其一，规则化的困境，主要指在设置行为模式时，社会关系不能被有效地外在化、规则化，利益不能被明确地界定；在设置后果模式时，由于本身就不存在有效的后果模式，因而往往使后果模式设定失当。其二，实施的困难，指由于社会关系自身的特殊性，法律实施者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在没有其它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的情形下，法律的实施会丧失前提，从而也使法律的存在形同虚设。符合上述两点的社会关系领域（如情感领域等）是法律所不能进行调整的，如果法律强制性介入，则必然导致其自身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此外，我们还应明确法律对单纯利他行为直接促进的限度。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它通过禁止人的损人利己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秩序，提高效率。法律很少作出单纯让人利他的规定，激励人做出单纯的利他的行为主要是道德的功能，但这并非与法律完全无关。如见义勇为是道德所鼓励的，也是法律所提倡的，法律的提倡主要通过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来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见义勇为者自身可能会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从而使见义勇为只是一小部分道德相当高尚的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大到全社会的主体。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正是为了使见义勇为扩展到全社会。这种利益激励是相当必要的。但法律通过利益激励来促进其自身被普遍遵循应该受到限制，因为这不是法律的主要性格。法律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来促进其自身被遵循主要限于当人遵循法律但却导致遵循者产生负收益之时，在此情形下，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作出对规范遵循者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使规范遵循者不致于因遵循规范而受到损失，从而促进人作出遵循规范的选择，提高法律被遵循的可能性。 （3）资源代价。法治功能的实现有赖于良好规则的制定及该规则被有效遵循和实施，这必然要耗费资源。这种耗费是非生产性的，其来源主要是税收，而适度的税收是产权得到保障的前提，过度的税收则会侵犯产权，从而影响社会资源的产出。所以，实现法治的资源耗费应该有合理的限度，使尽可能少的生产性资源被用作非生产性目的。[8]因此由于受制于资源因素，法治不能彻底消除违法犯罪行为，而只能把不遵循法律的行为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以犯罪率的控制为例，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低，对社会带来的成本也越高；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高，所花费的执行成本就越高，并且当犯罪率被控制在一定程度时，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会急剧递增，边际收入会下降。因此只有当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即当抓犯人的成本加上犯罪所引起的成本总和最小化时，犯罪率的控制才是合理的。 （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预防冲突。道德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还是一种冲突预防机制，这种机制能积极地预防冲突的产生。因为道德要求人利他，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要求以集体利益为先。因此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就会减少。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9]“无讼”的社会正是他所主张的德治来实现的。 （2）促进法治成本最小化。法治成本最小化的实现有赖于诸多条件，道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道德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是从两方面展开的，其一，道德在一定范围内可直接替代法律。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清晰的，而是易变的、模糊的，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良好的道德水准，对法律的供给需求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有学者认为，“若中国采取法治，其法治成本就会远低于西方国家，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必像西方那么详细，很多方面可以用道德秩序替代”。[10]当然这种替代必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罐装天然气的交易规则为例，天然气销售公司接到用户的电话后立即给予送气，这是一种便捷的交易方式，但如果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给天然气销售公司打电话要求送气，却故意留下并不存在的地址或并不需要天然气的家庭的地址，导致公司错误送气，人力资源因此就会被浪费。如果这种不良事件发生次数足够的多，销售公司必然会改变交易规则，要求用户担保或设置各种确认用户身份的机制，从而使交易成本增加，交易也变得不很方便，对交易双方都不利。现行交易规则的便捷正是现有民众较高道德水准所促成，如果民众道德水准很低，为了确保交易安全，交易规则必然更为复杂，交易成本将因此而增加。其二，道德促进法律实施。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促进主要表征有二，第一，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民众对法律的认同，因为不遵循法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法律因而得到遵循；第二，现实中较多的人并不因为法律的存在而是因为道德约束而有良好行为，因此减少了法律的实施成本，减轻了执法者的监督责任。 （3）道德谴责的普适性。法律对侵犯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者的惩处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刑法》不惩罚14周岁以下的杀人者，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之人不适用死刑；诉讼法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根据这种举证规则作出的裁决有可能因举证责任人在证据获得、收集和保存等方面的不足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民法通则》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债权人就债权的实现因此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道德对不良行为的谴责几乎是不受限制的。任何人杀人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并且这种谴责不会如刑罚那样有时间上的限制，一个故意重伤他人者，在刑期结束后还有可能受到道德谴责，一个少年杀人者可能终身会受到道德谴责。对盗窃数量没有达到刑法标准的盗窃者，刑法对其无能为力，但周围民众会对其“另眼相看”；因对方举证上的不足而胜诉的事实上的侵权者同样会受到知情者的道德谴责；因诉讼时效问题而胜诉的债务人更会受到社会道德准则的谴责。 2.功能局限 （1）弱强制性。与法律相比，道德的强制力很弱，过弱的强制力使道德自身常常对违反道德准则者无能为力，从而减损了道德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道德社会的维持，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性资源配置机制。”[11] （2）道德多元。法律是一种在其效力范围内统一的规则，这有利于民众的遵循和公权机关的执行，但道德存在着多元性，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道德规范会有差异，并且可能存在冲突，实践中会因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道德分歧而产生各种冲突；在同类利益主体之间也会存在道德分歧，因此对同一种行为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评价，但道德的分歧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存在一种普遍伦理。 （3）道德资源的缺乏。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功能发挥的前提是民众拥有丰富的道德资源及社会文化中含有深厚的道德沉淀。如果民众的道德资源存量不足，则道德的功能优势只会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模式，实践中不可能得到有效实现。道德资源缺乏主要从两方面导致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不足，其一，在行为层面，对冲突的预防功能将会减弱，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作用也将会大打折扣；其二，在道德责任层面，道德资源不足将会使违反社会道德者不把道德放入其行为时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对社会给予的道德谴责也会不屑一顾。道德资源的缺乏一直以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常态，其主要受制于三个因素，其一，道德存在利益界限，利他因此是一种“有限度的慷慨”；其二，法律的不良实施；其三，社会整体对道德的弘扬不足。 （4）匹配性弱。道德的形成和普遍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的变迁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变迁和法律的变迁，此情势下的道德不仅自身不能促进社会的变迁，反而还会阻碍法律的实施。 三、法治与德治的互补与协调 在秩序与效率的视野中，法治与德治都有独特的功能，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并且互为优势和局限，即法治的功能优势是德治的功能局限，法治的功能局限是德治的功能优势，法治和德治因此得以成为不可或缺、不或偏废的治国路径。但法治与德治功能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在它们之间的良性关系，因为法治与德治既存在着合作的条件，也存在着冲突的趋势，如果它们之间关系紧张，则不仅不会使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得到发挥，反而会使其各自的功能局限凸显，产生“负和博奕”的不良结果。我们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它们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如果过度强调法治至上，把法治至上绝对化，则我们就会忽视法治的功能局限及缺陷；如果过度地强调德治，则很容易忽视德治自身存在的缺陷，从而把法治与德治彻底地割裂开来。所以我们不能走一条极端化的道路，在强调法治之时，不能否定德治；在强调德治之时，不能否定法治。人的本性具有多元性，“人类理性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在与非理性的对立中得到体现的，人类本能地有着对美和善的追求，可是却又永远也摆脱不了非理性的冲动。非理性属于人性的一部分，诚如雨果所说，人是二元的，有兽性，也有灵性。人既是天使，也是野兽。”[12]因此基于人的本性而衍生出来的法治与德治这两条治国路径对以追求秩序和效率的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3]只有“善”与“法”的共同作用，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我们认为，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在政治上必将最终走向人治，在经济上也必将导致发展的低效率；而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会使法治的负担过重，因为此时的法律不仅要规范人的所有行为，同时也要承受过高的资源代价，这必将使法治成为一种低效率的治理体系。 从对社会秩序形成的作用机理和路径考察，法律和道德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法律通过充分、有效地界定权利使各种权利在行使之时互不冲突，对权利的冲突通过诉讼等途径使利益得到平衡，对直接侵犯私权和公权的不法行为予以惩处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不法行为的产生，从而在社会内部形成秩序；而道德则通过要求人作出利他行为，从而使冲突根本不发生，促使社会良性秩序形成。但法治促进秩序的形成会受制于主观客观化困境、领域的有限性及资源代价等因素，德治由于不同于法治的作用机理而不存在主观客观化、资源代价等困境，其对冲突的低代价预防也克服了法律的不足；而德治通过主张利他来预防冲突虽然有助于秩序的形成，但应该有其限度，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无讼”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不仅因为不可能实现“无讼”，还因为实现了“无讼”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更不完美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无讼”的社会，则这个社会内部肯定存在着更大的不足，如果一个社会的“无讼”是通过存天理、灭人欲而实现的，则这种无讼的价值就更值得质疑。因为人毕竟还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一面，如果让人在任何时空都作出利他的行为，人的正常行为动力将会不足，而法律正是保障人在一定范围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工具，在法律的框架下，人有权利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道德的不足。正是这种互为优势与局限的特性，法治与德治才有可能进行最佳配置以产出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如利己不损人是法律与道德在架构自身规范时的衔接点，它是法律对人行为时的最高要求，只要不损人，任何行为在法律上都是许可的，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利他，法律在所不问；而道德则把利己不损人作为其对人行为时的最低要求，它不仅要求行为人不损人，更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利他，甚至鼓励损己利他的行为。这两种不同社会规范共同作用于人，有助于最优秩序的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与减少冲突的方式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通过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实现功能互补。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确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法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道德的弱强制性的不足，从而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这是道德得以法律化的原因之一；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的最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如果法律过多地强调人的单纯利他并基于此而进行制度设计，或法律侵入纯粹伦理领域，则不仅法律的实现会受到障碍，道德伦理的应有价值也会受到破坏。在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德治不应该影响正常的法律供给。如果基于人的性善而进行法律制度建设，则不仅会导致法律供给在量上不足，使民众对法律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还会使法律供给在质上与正常需求产生偏差，如基于对人的过度信任就会放松对人的法律规制，从而有可能使人的恶性凸显，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强调法治也不应该忽视道德资源的培养，尤其应该运用多种路径培养道德资源。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法律得到普遍遵循，但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应该通过法律的强公益性和对私的主体的利益的尊重来实现，否则不仅法律道德化不能实现，还会侵损人们对“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这一道德责任的信仰。 法律与道德论文: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教学模式及整合 一、为什么要提出“基础”课主题教学 之所以提出并进行“基础”课主题教学的探索和思考,直接的动因是源于对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现实问题的检视,深层的思考则源于对“基础”课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理念反思。 (一)“基础”课教学的三种类型及其问题检视 从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看,有三种主要的教学类型代表:一是“政治灌输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的教师认为,“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职责,因此必须坚守和突出“基础”课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政治性立场。但从实际教学看,这种“政治灌输型”教学缺乏理论的深入论证和逻辑推演,缺乏思想的启迪和思维的激活,仅仅流于机械宣读、生硬照搬,其话语体系中充斥着“一定要、必须、应该、贯彻、落实、深刻领会、大力推进、积极响应……”等程式化、结论性语言。从教学效果看,这往往是大学生最为逆反和排斥的教学类型。二是“知识传授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侧重以“纯科学”“价值无涉”的立场进行学科知识的讲解,且部分教师在伦理学、法学等方面专业知识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更易于获得思维独立、拒斥灌输的大学生的好感,甚至为学生敬佩和崇拜。然而,这种无导向的“价值中立”不仅难以担负起“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的职责,反而可能由于其无立场的“价值澄清”使得大学生思想更加困惑、迷乱。三是“生活娱乐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的教师一般生活阅历丰富,熟悉社会生活动态,善于及时吸取社会生活中的新鲜案例,教学语言或幽默或煽情,教学中充斥着故事、段子、俏皮话,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常能博得学生的笑声和掌声。遗憾的是,笑声、掌声之后,这样的课堂给学生留下的思想启迪和心灵震撼却不多,个别有意迎合学生、庸俗浅薄的教学更是损害了“基础”课教学的声誉。对照“基础”课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显然可以看到这三种课型的局限和不足。 (二)基于“基础”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理念反思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具体到“基础”课而言,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法治精神。这表明,“基础”课是一门以我国主导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遵循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规律,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增强法律意识,从而帮助其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课程。由此看来,“基础”课以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为根本教学目标,是一门融知识性、政治性和生活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知识性是指“基础”课教学目标的达成需要借助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体系的支撑;政治性是指“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意识形态教育和价值引导的使命;生活性是指“基础”课意识形态使命的完成必须与关注、服务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活需求相统一。这三重性质与特征,生活性是根基,知识性是依托,政治性是导向,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即服务于大学生健康成长,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在“基础”课教学中,知识性讲授需遵循知识的逻辑,具有系统性、抽象性、普遍性、客观性等特征;政治性引导需遵循意识形态的逻辑,具有灌输性、价值性、排他性等特征;生活性指导需遵循生活的逻辑,具有现实性、具体性、鲜活性等特征。这三重逻辑既有统一也有对立,“基础”课教学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前述三种“政治灌输型”、“知识传授型”、“生活娱乐型”课型中存在的问题,即根源于这三重逻辑关系的处理不当:或将课程当做“价值无涉”的客观知识讲授,或当做机械生硬的意识形态灌输,或当做简单肤浅的生活指南和“心灵鸡汤”。这其中任何一种偏失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难以真正全面地实现“基础”课教学目标,并偏离了课程的本质要求。也有个别教师将三种“课型拼盘”当做三者的“有机统一”,即在教学中时而“价值中立”,时而“价值灌输”,时而“贴近生活”,如同“变色龙”般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变化教学 的性质和立场,学生常常困惑于教师的讲授为何有时“通情达理”,有时却又“强灌硬输”、“霸道无理”,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实效。因此,如何在教学中实现知识逻辑、意识形态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有机统一,这是促进“基础”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达成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 二、“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内在依据是什么 (一)“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 “基础”课主题教学模式试图从教材体系中提炼深层次的理论主题,从大学生成长需求中提炼针对性的成长主题,在两者的契合点上建构“基础”课教学主题,从而实现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这一努力正是遵循和实现知识、政治与生活这三重逻辑契合与统一的探索与尝试。陈秉公教授认为,“基础”课的实施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的转化,主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主要解决怎么教、怎么学和将课程目标与内容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信念和品德的问题。两次转化和飞跃前后衔接、连续一贯构成了完整的课程实施过程,缺一不可。[1]因此,第一次转化重在内容,第二次转化重在方法。第一次转化关键在教材编写者,第二次转化关键在授课教师。笔者赞同这两个阶段的分析,同时也认为,在第二次转化中,依然存在着通过授课教师实现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转化的任务。并且,教师对教材内容体系的理解、诠释和整合能力,将是实现第二次转化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基于自我对于教材内容、学生需求、国家社会要求和国际国内社会背景的理解与把握,重新组织和整合教材内容,使之转化为更具针对性和“现场感”的教学内容,其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和难度并不亚于第一次转化。 (二)“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现实依据 在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的转化过程中,教师作为思想的使节,犹如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在教材与学生之间搭建起思想信息流转的桥梁和通道。赫尔墨斯作为诸神信使,他的任务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之间,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前者是把人们不熟悉的诸神的语言转换成人间的语言,后者则是对诸神的晦涩不明的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人们熟悉的世界。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要完成这样一项工作,需要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2](P1-5)对于“基础”课教师来说,其教学正是一项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的工作。能否兼顾各方利益或需求,是教师能否准确、有效地完成“中介”任务的关键所在。而教师能否兼顾各方利益或需求的前提则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各方利益”本身是否存在可以兼顾的契合点。对于“基础”课教学来说,其中的“利益主体”一方为国家社会,其“利益诉求”乃是国家为维护其政权统治与社会管理而遵照其执政纲领对社会成员提出的“政治化要求”,为此,它需要通过领导“精神生产”的途径与方式来培养、塑造符合自身阶级利益和需求的建设者、接班人;另一方则是大学生个体,其“利益诉求”乃是个体健康成长和顺利发展的“社会化需求”,为此,他需要学习适应和融入社会的规则与精神,掌握相应的方法与技能,以此来减少或避免成长的阻力和障碍,并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的接纳与支持。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种利益诉求在国家根本制度保障下的一致性提供了两者契合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大学生本身即是国家的主人,其政治社会化既符合于国家社会的政治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国家社会主人的发展需求。因此,在“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过程中,兼顾课程的“政治性”要求与“成长性”需求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质言之,国家社会发展需求与大学生成长要求的契合提供了“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现实依据。 (三)“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理论依据 “基础”课作为一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课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基础”课教学内容进行主题式整合得以可能的内在理论依据。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要求包括“基础”课在内的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遵循知识生成与传授的逻辑来展开教学,以此来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和真理的力量。其次,与一般宣称“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公开的价值立场和追求。这就意味着,所谓“纯科学”的价值无涉的“知识型”教学不可能真正完成,并且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和职责。第三,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对于“基础”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大学生处理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理论武器,“基础”课教学以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为己任,就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充分关注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现实需求,以具有实践品格的教学来帮助大学生获得了解社会与人生的认识框架与实践能力。忽视、轻视教育对象及其生活世界的“基础”课教学既是盲目的,也注定是无价值、无效益的。事实上,“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以专业知识讲授和学习为主要目标的课程相比,具有自身鲜明而独特的课程特性。一般专业课程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基础”课教学作为一门以教学生学习做人、学习做事的综合性课程,则不能仅仅止步于知识,而需在“转知成识”、“转知成智”、“转知成行”上下工夫。因此,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本来就是“基础”课教学的应然状态与应有之义。“基础”课教学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和教学逻辑都决定它必须以生活为根基,以知识为媒介,以信仰为目标,并以生活、知识与信仰的三位一体来克服教学中一定程度存在的“精神分裂”与“逻辑错乱”。 三、如何进行“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 从目前的教材内容体系看,经过教材编写组专家的集体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逻辑体系,“教材的内容遵循思想、行为发生的规律,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理论的逻辑,由思想到行为、由自律的道德行为到他律的合法行为而依次展开,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有机融合的完整体系。”[3]可以看到,无论是教材的逻辑主线还是基本框架,现有教材内容体系所体现的政治性引导的意识形态逻辑是清晰明确的,这与该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是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基础”课教材内容的主题整合,就需要在坚守教材现有政治性、方向性基础上,着重从两个维度下工夫:一是深度挖掘教材,探询教材背后的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问题,通过教材内容的再组织来提炼教材内容体系中蕴含的理论主题;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学生,掌握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及其思想品德发展规律,了解大学生成长中的思想困惑和价值需求,从中提炼大学生关注和困惑的主要现实问题,即把握大学生的成长主题。理论主题的提炼意在知识性的维度上增强和保证“基础”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深度;成长主题的提炼意在生活性的维度上增强和保证“基础”课教学的针对性和生活厚度。在此基础上,寻找教材中的理论主题与大学生成长主题的契合点,形成“基础”课教学主题及其内容体系,才有可能在价值维度上获得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自觉性与精神高度。这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它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透彻理解,对教材中蕴含理论问题的深刻认识,对大学生成长需求的准确定位,对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科学把握。这需要教师看到教材观点背后的理论问题,看到生活现象背后的成长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教材内容的主题式整合,绝非抛开现有教材另起炉灶,而必须以遵循教材的基本精神,覆盖教材的优秀理论观点为基础和前提。 (一)成长主题的提炼 为提炼和概括大学生成长主题,笔者结合自身近20年从事“基础”课教学的实践,以“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调查”为主题,自2008年至2012年间通过面向全国9个省市9所高校近2 0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研,以及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的访谈与座谈,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规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4]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大学生所有的需求与困惑均围绕其社会身份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如作为一名社会性个体,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包括婚恋关系)以顺利融入社会共同体?作为一名学习者,如何高效地学习以适应学习型社会的挑战?作为一名劳动者,如何获得职业并为未 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作为一名公民,如何处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和履行公民权责?等等。事实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05)个体的成长乃是其社会本质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关系的丰富和拓展而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要求个体不断学习和逐渐培养相应的社会角色意识与能力,大学生成长的问题和困惑归根结底来自于其社会角色意识和能力与相应社会关系发展要求的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应。笔者的调查研究结果和教学实践经验均显示,伴随大学生社会化角色发展的成长问题主要反映为如下三大现实主题:求学、求友(偶)、求职,其优秀则是“求发展”。即大学生在自身健康成长中追求学业发展、人际发展、职业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高层次的政治发展,以充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二)教材主题的提炼 “基础”课教材由三大版块构成,即思想、道德和法律。透过这三大版块,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分别对应和解决的主要有三大问题:“思想”版块主要解决“人生有方向”的问题,该版块实质上对应的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引领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远大理想信念等问题;“道德”版块主要解决“做人有准则”的问题,该版块实质对应的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集中体现为个体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个体道德四大领域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法律”版块主要解决“做事有底线”的问题,该版块实质对应的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对于大学生的成长而言,教材中三大版块围绕“人生有方向”、“做人有准则”、“做事有底线”三大主题的内容设计的价值和意义,概括起来其优秀就是“助发展”。即如何从发展方向、发展准则、发展边界等维度为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引导助推、保驾护航。 (三)教学主题的整合 如此,在生活维度上以“求发展”为优秀的成长主题,与在理论维度上以“助发展”为优秀的教材主题,就在“发展”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这里的发展无疑包括“个体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围绕“个体与社会”关系这一优秀问题在政治、伦理、法律等维度上找到了“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契合点。即全面、健康的个体成长与发展需要在适应、融入和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健康发展则是国家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和原初动力。因此,“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整合应该紧扣“国家社会与个体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契合点和主脉搏。这一点事实上也正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归宿。围绕“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教学主题,笔者在近五年的教学实践中尝试将其细化和分解为“大学之道”、“信仰之道”、“身心之道”、“相与之道”、“乐业之道”、“家国之道”、“德法之道”、“自然之道”等分主题,并在此基础上再将每一个分主题转化为以问题锁链方式呈现的具体专题。事实上,“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或许有多个维度和进路,其主题的专题化分解也有多个着眼点和识破点。但不论教学内容如何整合,专题如何分化,“基础”课教学主题整合与专题分化都应具备如下特点:其一,应是对教材内容的问题提炼和重点聚焦,其二,应是对教材内容的理论挖掘与深度拓展;其三,应是对教材内容贴近和针对大学生成长主题的生活化转化。笔者围绕“基础”课主题教学的实践探索表明,这种努力兼顾理论深度、价值高度与生活厚度的教学探索让师生共同收获了思维训练、价值引导和生活智慧,也得到了大学生的喜爱和认同。当然,笔者深知,教学活动本身是一项“缺憾的艺术”,我们以不断的教学探索和创新来追求教学实效提升的努力将永无止境 法律与道德论文:思想道德与法律课的哲学释解 哲学基础之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根据以上引述明显看出,上层建筑仅指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多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可见,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做过非常简要而涵义又非常深刻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32)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定的上层建筑,不论是思想的上层建筑,还是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并且竖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变革。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关于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讲过:“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6](701)另外,思想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乃至由这个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思想上层建筑可以帮助巩固和发展其所反映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也可以瓦解性质与其相反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一个阶级如果想夺取政权,那么它在成为统治阶级前必须要用本阶级的思想冲击反动阶级的思想;夺取政权以后,不使本阶级的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所取得的一切经济、政治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当代大学生肩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他们是否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直接影响到其历史使命的履行程度。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必须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育作用。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又一重要的哲学基础。 哲学基础之三: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为了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苦苦挣扎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精神生活却一度匮乏。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4](12)人的物质和精神各方面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过:“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7](190-191)因此,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克服由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造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全面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潜力和现实能力等’,也意味着在实践中‘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是用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8](141)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不仅决定着人的本质,也决定着人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3](295)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109)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还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最后,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早在1957年,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0](65)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多次谈到:“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0](166)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揭示了思想道德素质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指出:“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仅要注重大学生的需要、劳动能力、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要注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法律素质、身心健康素质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是最重要、最优秀的素质,它决定着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性质,影响着大学生整体素质结构的优化。所以,需要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开展系统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使大学生自觉地内化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并外化为自身的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优化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结构,使其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也是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 法律与道德论文:从赡养抗辩权透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摘 要】现如今，许多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次人生幸福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文章从赡养抗辩权透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优秀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容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如果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作用，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爱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爱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与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其实并非如此: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法律与道德论文:浅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发微 [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 法律基础 实践教学 教学实践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优秀，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 信奉，即个体人在认同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行为实践的情感体验，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是人们在内化和外化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对转化为内心信念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价值及其真理性坚信不移，它是系统化的道德法律认知和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的结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的较高层次和阶段。信奉阶段除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高度自觉性、主动性外，还具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坚定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信奉的关键是“信”，其特点是对道德和法律有关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实践感悟、情感体验，坚信其认识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并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烈的情感，它是激励人们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和法律信念坚定，则认识必然深刻，情感必然强烈，意志也就愈坚定，行为则愈自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对稳定性，是指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转化为其自身意识和自身需要后，不会因为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动摇，相对稳定并持续地实施某种符合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行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进入信奉阶段，标志着两个飞跃的阶段性实现和完成。在信奉阶段，受教育者主体不仅能够依据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对稳定的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而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 诚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片面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或者片面强调实践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的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法律与道德论文:论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 社会道德； 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 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 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 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优秀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新闻传播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1）新媒体的概念 首先，新媒体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前提之上的，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双重条件之下，新媒体逐渐应运而生。新媒体的产生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出现的，一般来看，新媒体是一种可以向受众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通过更多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推送的媒介。例如，网络、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智能产品的出现，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它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特点，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满足当代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和弥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不足和劣势。 （2）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是新媒体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所在。它所具备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普遍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丰富化。首先，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电视观众，它可以使得人们在任意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更多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相应的电视新闻内容。其次，在许多的传播平台都可以有相应的新闻获取，甚至比电视可以更早了解这些内容，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的新闻内容。最后，传播内容的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就集中在文字、图片传播上，而新媒体背景之下的传播，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内容的丰富，包括动态图、视频等，都成为激发人们获取新闻兴趣的重要保障。 二、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并不是说将要被取代，而是应该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首先，要明确传统电视新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新闻的播出时间受限，许多时候都必须要观众在固定的时间点，选择固定的频道来观看新闻内容，这就导致了时空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观众自身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其次，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容相对枯燥，观众对其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兼顾到全部的受众。所以受众的范围不能够扩大，很多时候也很难真正地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变化 （1）传播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和传播。首先，促进了大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接受。传统的新闻内容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传统的纸媒进行传播的，而新媒体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传播的渠道。手机、平板以及网络终端，都成了传播新闻的途径，所以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地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内进行新闻内容的获取，再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相应的电视新闻时间安排。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新媒体在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新的传播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推广，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新媒体平台的推送。 （2）传播方法的变革 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传播方法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传播方法具有许多的弊端，而新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传播方法的变革，可以有效地推进电视新闻的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也可以有效的把握电视新闻传播的方向。现在的传播方法包括互联网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方法，从最初的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跨越，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传播方法的不断深入变革，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进行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样的传播方法背后，电视新闻的传播更加具有推广意义，人们获得的新闻内容，也将更为全面、真实与直观。 （3）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传播内容的变化上，确实新媒体视域之下，具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传统的电视新闻内容，主要就是有关于国家大事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些与许多观众的实际生活都是具有较小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观众并不能够带着更多的积极性来看待这些新闻内容。其次，传统媒体播报的新闻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人们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有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而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与从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突破。新闻内容除了文字、图片、插图，更是有了许多的动态图或者短小视频，这非常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满足传播的特点和要求。另外，作为全新的一种新闻传播手段，更是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将新闻内容按照板块进行分类，一方面便于人们的查找；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要求。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丰富，是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弊端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人们电视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在新媒体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要想更好地为观众带来满足观众需求和口味的新闻内容，就应该实现传播手段的创新，将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和手段融入其中，推广新闻内容的同时，满足新闻的不同内容发展要求，进而有效的提升电视新闻的整体发展水平，将新媒体这一背景更好的应用起来。 作者：符岩 单位：洛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新闻传播论文 一、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相同之处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在现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在报纸等传统媒体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时，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开始注意灵活运用网络优势去弥补报纸传播的缺陷。在现今互联网之上，也有一些报纸媒体开始打造网络上的阵地，建立、维护相关网站的运行。读者也可在网络平台上阅读电子版的报纸信息，并在信息下发表自身的看法。不仅仅是报纸媒体，电视台媒体也开始开展官方网站的建立、维护工作。可以预见的是，现今不仅仅是我国还有全球范围内的传统、网络媒体均会聚在一起弥补自身不足，充分发挥优势，以此为广大读者带去更为优质的服务。 作者：郭晓野单位：吉林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研究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出问题，再到真正地解决问题，除了研究者亲身去寻找新的研究热点以外，还不能忘记传统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保证研究成果的精准度，同时提高研究成果的新颖度，保障整个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进程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大放异彩。但究竟什么是学术创新呢？经笔者个人的总结与归纳，认为学术创新指的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变，但从新的视角或者新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找出新的答案，这就是学术创新。那么，新闻传播研究应如何实现学术创新？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便是：创新，必先融入传统研究。这里所说的传统研究别无他物、绝不单一，指的是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知识谱系。立于这般学术创新大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者可以妙用传统研究或者知识谱系的光亮，照亮自己新晋研究的学术问题，从而获取新的感知与认识。例如，“民生新闻”这一名词概念及其内涵自产生之日起便广受关注，但是其真正的本质精髓，却也是众说纷纭，对此，可以从新闻传播学术知识的角度进行思考，便可得出其实质上是一种新式的新闻传播范式，或者说是一类新闻的集合、总称，挟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传统研究尚处于较低阶段，且传统研究层面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导致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推进进程较为缓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便更应该加大对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拓展学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研究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贡献，最终有效推进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发展进程，保证新闻传播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 作者：胡娜单位：滕州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论文 一、充分利用微博平台 利用微博体育新闻资讯不失为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在这里，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地信息，用户也可以通过微博及时接收、查看，传播效率可见一斑。记者可以利用微博将撰写的体育信息或者拍摄图片发到网上，不用因为编辑、校稿和排版问题耽误时间。由于微博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将体育新闻在微博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微博看新闻。在浏览时，还可以对新闻进行及时评论、转发，让更多的人以更快的速度参与进来。这就是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不少体育明星以微博引导体育舆论，他们因为高知名度而被人们所重视，并且对体育事件的言论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反响，让更多人参与、交流，让体育舆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通过规范标题提高网络新闻报道 深度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网络新闻的读者需要先点击标题才能进行资讯阅读，而传统媒体则恰好相反。所以，网络新闻标题的好坏直接影响新闻点击率，进而影响传播范围。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体育网站的新闻传播对标题很重视，往往出现了言辞浮夸、标题深奥的报道。这是在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对体育网站的信誉度是一种玷污。而国外诸如天空体育之类的体育网站的新闻标题都是很规范的、不带夸张与渲染的陈述式，大众一眼就能够从题目中了解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网络时代的体育资讯异常丰富，大众对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有着更高的欣赏水平与审美品位。他们想要了解的不仅是体育赛事，也更加希望了解某支球队、某个体育明星的信息。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中的报道要具有深度，才能满足大众的多元化需求。通过深度报道，人们会对某个球队及明星的过去、现在、未来、逸闻趣事等有全面了解。所以，体育新闻的传播要注重视野拓展，认真做好深度报道，在丰富报道内容的同时，提高其可读性，以特色化的深度报道为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奠定基础。 三、以精品栏目塑造特色品牌 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媒体需要重点加强质量模式革新，着力打造与众不同的精品栏目，以特色品牌为发展目标。这方面我国的网络体育媒体做得不如国外网络体育媒体好，因而需要不断通过借鉴、融合、创新的方式打造自身的精品栏目。例如ESPN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电视网，其经营方式和理念都独树一帜。该电视网的“NBA世界”、“英超联赛专栏”等精品栏目在世界上有为数不少的受众，传播效果很好，也正是这些精品栏目成就了今天的ESPN。相比我国，不少网络体育媒体都缺乏特色化的精品栏目。原因在于我国体育网站运营还不成熟，缺乏资金和实力，更缺少奔赴各个体育赛场的专业记者，尤其是国际足球频道、NBA频道，尽管有众多的观众，却缺少独家新闻，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国外体育网站转载，信息同质化现象突出。所以，要想走出这个尴尬的境地，就一定要长期坚持特色化品牌塑造。网络媒体的竞争极为激烈，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一定要做出别人没有或者比别人更具创新实力的精品栏目。品牌特色、个性化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各个媒体也必须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不能随波逐流。 四、结语 网络时代，网络媒体渐成主流，网络体育媒体参与的重大体育新闻报道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已经能够和传统媒体进行对抗。体育媒体必须依靠网络的的超强信息整合能力，抓住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途径，通过独特的传播方式加强体育新闻的影响力与关注度。谁能够在重大体育新闻报道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获益匪浅。尽管我国已经有一批比较成功的专业体育新闻网站，相互之间在通过竞争强化自身的优势，但是也需认真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品牌，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为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 作者：邸静单位：榆林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 对于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与传统的电视新闻相比，电视新闻由于对人们的舆论和社会生活能够带来更多的信息。因此，受政策、传播理念以及各种体制的束缚，给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空间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网络一样与观众实施互动，只能通过电视直播和网络形式进行播放，并不能够对于某一新闻某一话题针对观众的反应做出及时的反馈，而是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才能够得到信息的反馈，这种传播形式的单一性限制了电视新闻的传播。 （二）国内外新闻报道内容不平衡 新闻报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日益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对于网络和手机电视都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传播。而对于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电视新闻主要侧重于国内的新闻报道，对于海外新闻、国际新闻缺少评论和各种报道，尤其是在互联网速度发生之快的状态下，电视新闻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欠缺造成了观众缺乏对国际新闻的了解，从而使得国际化之间的交流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还应该加强海外新闻的针对性和包容性。从新闻报道上更多地了解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也成为电视媒体传播的内容，从而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三）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新闻最重要的特点 之一是对于新闻内容的“快”。但是电视新闻由于具有固定的播放时间，并不能够将刚发生的事件通过电视及时地传达给观众，尤其是对于突发事件的爆发，使得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播出时间产生了时间差，这有可能对于观众的预防措施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能力不如新媒体的更新快，直接失去了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新媒体环境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措施 （一）加强电视新闻的互动电视新闻 在为观众提供重要的新闻内容外，还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在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发达和普遍的情况下，能够使数字化时代下实现多元化的舆论形式，在于观众的互动和舆论的发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新闻变革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创新，从而加强电视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互动理念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革新，是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理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只有加强与观众的互动，才能使电视新闻节目更真实、更体现民众的思想。从而将大众的声音反映到新闻节目中，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舆论压力大的情况下，民众的声音最能反映新闻的真实程度。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中文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普遍，有更多的人去学习中文，我们在关注世界母语的同时，国际上也在关注中国的声音。在互联网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这需要电视新闻改变传统的媒介环境和新闻的生产模式，才能呈现给观众以新颖的传播方式。在当下，社会大众在新媒体的情况下，会从报纸、电视台和网络进行多方面的接触新闻，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互联网更多的是以手机的形式进行传播，这对于传统媒体的应用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这就需要电视新闻针对社会的发展在新闻的节目安排上能够给予国际新闻更多的空间和播放，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使得更多的人继续关注电视新闻节目。 （二）及时更新内容新闻的及时性 能够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动态，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新媒体不断冲击着新闻传播格局，新闻信息过载和传播渠道过剩使电视新闻频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因此，在对于电视新闻进行安排的情况下，要将电视新闻的播放时间尽可能缩短，或者设置专属的新闻电视节目，才能将新闻及时地反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同等重要，而不是等待播音员进行时间上的整理后才能播出，这样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网络的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三、结语 网络的信息量和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大多数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以及报纸的冲击给电视新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电视新闻的新颖度，如何充分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是电视新闻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众多新媒介应运而生，对传统的电视新闻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传播不可能脱离世界电视新闻发展的大趋势。新闻的追踪报道、时事评论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在新媒体下的电视新闻应该具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与观众和网民的互动中以此增加收视效果。利用电视和网络各自的优势，把观众吸引到电视屏幕和新视频媒体前，共同建构大电视、大传媒的观念，真正做到共生共荣。 作者：祝亚军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时期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 （一）人文主义是新闻传播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新时期之前，人们处于““的思想枷锁中，而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使人们突破了陈旧的思想，解放了自己，冲破了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制度。人文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思想转变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在人文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与之相遇并能够理解、支持；然后，这一阶层的人们互相交流使得这种思想在这一阶层中广泛传播。随后，在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起思想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文主义思想，从而引起全国人民观念上的改变，至此，人们的心里接受了这种想法，思想运动取得成功。人文主义思想重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解放自我。基于这种转变，人们，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新闻的一切，新闻的传播形式首当其冲。人文主义就这样给新闻的传播打下了群众的心理基础，新闻传播也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二）人文主义为新闻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新闻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转变，大步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并确定之后，新闻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传媒业逐渐走向大众，被大众更加了解，新闻业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前的新闻业是由政治来指引，围绕着政治展开，而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被高度重视的时候，新闻业的重心是否将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是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难题之一。然后和政治一样，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重点，却不是全部，若以经济为新闻发展的中心，则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片面、笼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人文主义成了新闻业发展茫茫迷雾中的指明灯。跟随人文主义进行改革后的新闻业，以人为中心，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来进行对人文的关注。新闻传播开始对普通的个体进行关注，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人。 （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转换 对比20世纪和如今的新闻内容，最显著的感受就是如今的新闻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将新闻和读者放在了平等的地位。在这一改变过程中，“受众”的观念被提出，认为新闻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决定，这是新闻业的改变中强有力的一笔。但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世纪80年代，受众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表面，主要体现为改变报纸的版块排列，增加互动内容等方面；到了90年代，才将传播者的姿态降低，和受众处于同等地位。观其发展历程，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得越来越彻底，除了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在同等地位，还能够把每个人当成独立的个体，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人文主义已经不断渗入新闻业。从根本上来说，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就是从漠不关心，到无限关注“人”，将受众的需要放到最高的地位上，无处不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新闻已经能够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群众，更能被群众所接受，都是人文主义促进了这种转变。 二、传媒新技术 对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交互影响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及，新媒体逐渐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对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提出，2012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而新媒体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产业日趋活跃，特别是微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活跃度极高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和信息传播空间并频频引发热点。微博、微信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只要用户下载微博、微信软件并进行注册即可登录使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微博、微信的使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手机即时通信的移动化、碎片化和随时在线的特点，符合当代人们的使用习惯；微博、微信等媒体地出现在改变着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等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方式。微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微博的特性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需要，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微博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客户端都可以随时随地信息，更新迅速，交互性传播快捷、信息海量，成本低廉，而微信则融合了腾讯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使关注和分享性更强，再加上微信资费便宜，只花费很少的流量费用，并且支持语音、图片、文字等各种信息的发送，让受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微”软件除具有网络媒介信息传播量大、速度快、超地域性等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传播即时互动性强、高度自由性、信息内容与方式多样性、语言表达方式简捷性等特点。这使得新闻传播更具个人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模式，新闻传播又传播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三、结语 本文探究了大量新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新闻传播的关系，其优秀就在于对“人”的关注，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过程曲折艰辛，但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社会的主体是人，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新中国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性，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懂得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即是社会主体的意识觉醒。新闻传播的变革，正是去传播这种意识，促进思想觉醒，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使人的进步带动社会进步，人与社会能够更加和谐。 作者：胡芳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张冰清张国伟单位：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一）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 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是由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互动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等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潮流，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专门开设自媒体版块，可命名为“亲历者说”等，用来作为网友新闻的阵地。同时，设置相应的负责该版块的新闻编辑，对有价值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闻进行核实和追踪报道，予以在其他相应版块，以供对严肃的新闻有阅读需求的读者进行阅读。在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核实之后，可以对新闻的第一者进行适当的奖励等，以鼓励更多的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入到新闻报道之中，鼓励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二）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新闻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为了刺激读者，一些新闻机构开始使用一些哗众取宠、措辞浮夸、观点偏激、内容严重失真的新闻。这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之下，要想进行新闻传播模式创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以促使读者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而非只受到一些偏激的言论的刺激。首先，记者和编辑要有发现有价值新闻的能力，坚持报道对人们生活有切实影响、对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对国家发展有一定作用的新闻，避免一味地通过各种奇闻逸事来刺激观众的好奇心。其次，记者对于新闻的报道要有深度。新闻的深度体现在，对于新闻的挖掘能够启发人们进行思考、能够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真实的社会。因此，记者应该坚持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要坚持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做到报道新闻事实、了解新闻事实发生背后的原因、对新闻事实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报道，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等。如此，新闻才算完成了其使命，记者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 （三）新闻要与读者的阅读习惯 相契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发展的社会，新闻量上升的同时，给人们造成的是一种阅读负担，使人们找到所需要的新闻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在进行新闻时，一定要使新闻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尽量缩短读者对新闻进行筛选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读者的忠诚。首先，新闻需要进行分类，可以将新闻按照新闻事件的种类、新闻发生的时间等来进行分类，便于读者进行新闻的筛选，并且供读者进行分类订阅，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阅读。其次，新闻应该尽量清晰简洁。在新闻的页面，可以采用标题罗列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各种新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点击标题进行新闻内容的阅读，这样，能够有效地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最后，在新闻的内容页底端，附上新闻专题以及相关性较强的新闻的链接，供有阅读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度阅读和扩展阅读。所以，新闻应该是标题内容页相关专题、相似新闻链接的模式来进行，这样，读者能够方便地按照个人的阅读习惯进行阅读，有效地节省了阅读时间。 二、结语 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特点进行充分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充分地把握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然后在这两点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我们相信，只有深切地把握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模式的特点，不断地了解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才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新闻传播模式，才能够促进新闻传播效益的大幅提高。 作者：袁敬舒单位：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新闻传播论文:人才培养新闻传播论文 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共建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 “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部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在认真学习国家、省、市的有关要求和学校的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在学院内就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和理论设计；并就下一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进行了初步规划和调研。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还积极联系新闻单位的行业专家，就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方案征求了业界的行业建议，并为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吸收了一些业界知名人士参与。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二级学院积极正视目标与要求，及时反馈问题，适时做出了一系列规划与调整，注重内涵建设，力争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过程中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理、课程、教学、师资、科研五方面的有机互动，充分实现学界与业界联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走出一条政产学研合作互动、深度融合的新路。 作者：黄进杨琨李勇单位：成都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优秀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公共关系论文 1.新闻传播运用公共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质上来说，公共关系属于一种传播活动，它会利用各种传播手段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媒体表达形式，具备双重意义：一方面，新闻传播是开展各项公共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活动得以良好发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公共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新闻传播中运用公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品牌效应，媒体经营亦然。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说，品牌代表了企业的品质和形象，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除了注重新闻质量外，还要有自我宣传的意识，提升媒体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在新闻传播中，加强公共关系的运用，打造良好的媒体形象，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升社会影响力，对新闻媒体的发展大有裨益。 2.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的具体应用 引导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最为主要的应用便是引导其价值取向。在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已形成一定的价值导向。新闻传播本身便是舆论，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长期以来，媒介与媒介之间缺乏竞争，传播者往往只需要按照自身的价值观进行传播即可。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迈入了信息时代，公众逐渐形成自己的媒介价值观，新闻传播需要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选择。公共关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体现在对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受公共关系的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在选取时一般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例，在每日的播出中，该节目都会与公众进行互动，不仅保证了公共关系的良性循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影响媒体机构的发展方向。新闻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理念不同，则传播的内容也会不同。一个只会追求眼前利益、娱乐大众、忽视公共关系的媒介，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受众所淘汰。因此，新闻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从媒介自身还是新闻人角度，都要注重公共关系的运用。 3.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发展 新闻工作应积极引入公关意识，吸收积极因素，弥补自身不足，促进新闻工作的长效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其中，要想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有效发展，需要遵循以下几点：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对新闻事实进行真实报道，积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不能因为团队以及局部小利益，使整个新闻工作失去客观性，使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坚持双向交流，在多方参与下，让新闻报道更加可信、可亲。由于播发载体的局限性，传统媒体在过去基本是单向传播，很难与读者、观众、听众进行互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实现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新闻报道在运用公共关系时，不仅能够避免新闻传播的片面性，也能使新闻传播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使整个报道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可信。丰富新闻报道方式，吸引读者深入其中。要想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新闻追踪以及策划。很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往往将新闻作为一个已然结束的事件进行报道，常常采用总结式，致使新闻性较差。而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要将新闻传播看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要将事实传递给受众，还要拓展报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对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促进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精心组织，紧抓时效性。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树立“战役意识”，进入“临战”状态，要在第一时间内获知新闻事件，及时调动各个方面资源，从根本上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公共关系与新闻传播之间不仅有着密切联系，也存在区别。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能够对新闻事件进行表述。公共关系发展至今，给我国各行各业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作用于新闻传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闻传播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坚持相关原则，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发展。 作者：金辉单位：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论文 一、建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全媒体实践带动教学改革 一个中心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宁波电大文法系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致力于培养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掌握全媒体信息采编技能的一线技术人才，培养的是多能复合操作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全媒体的意识，了解不同媒体的特性，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采制工作，并能根据不同媒体特点相互融会贯通。两个基本点解决的是如何培养的问题：一是坚持全媒体实践为主的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课程教学和考核方式；二是坚持校内外实践平台搭建，以项目产品推动提升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两个基本点相互促进，开始前者搭建基本框架，现在后者进一步带动前者。 （一）建立强化全媒体实践能力的课程教学体系 1、改革课程设置，建立适应全媒体发展的高职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从2004年创办以来，逐步摸索出一套符合高职层次的课程体系，不分具体媒体方向，突出全媒体采编技能培养的实践课程，相互融合互补。课程体系以专业技能课程群为主，涉及全媒体采编的各方面。主要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报纸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图像处理与动画制作、网站开发与管理、平面广告设计、播音主持、网络新闻实务、广告实务、公关实务等。这些专业技能课程群分布在第1-4学期，层层递进，由易到难，相互融合。整合新闻理论课程，将原来的新闻学概论和传播学概论课程合并为新闻传播学概论课，将新闻史的相关内容整合到新闻传播学概论课程及其他实践课程里面，精要教授必要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让学生具备全媒体的理念。同时辅之以应用汉语、中外文学经典等人文知识课程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其能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作出正确的价值和文字判断，还有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秘书实务、企业文化等辅助知识课程，让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2、改革课程教学，教学手段全媒体化，突出全媒体实践能力培养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网络等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实现全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摄影棚、录音室、演播室等实现采编播教学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使用电子教案、网络课件、各种音视频案例、蓝易思多媒体控制系统等多媒体教学技术手段，让教学更加形象生动，易于让学生接受，也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多媒体的魅力。建立教学资源点播系统，把历届学生做的视频作品、音频作品、Flash动画作业放在上面，供大家交流学习。新闻摄影课开发新闻图片系统，让教师和学生上传和浏览新闻图片。教师可以在线评阅，也可以邀请同学共同评价，整个教学评价过程透明公正。学生则可以观看其他同学的作品，相互学习，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精简理论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练习、小组讨论、现场练习、作品主导等方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一味灌输和讲授，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全媒体融合意识。不同的实践环节有机统一，围绕专业实践培养目标，以项目产品推动课程设计改革。专业优秀课程体系以“一幅动画、一本杂志（纸质、电子）、一张照片、一档音频节目、一个视频短片”为“五个一工程”项目导向，建立起全媒体融合的课程内容，较好地训练了学生的全媒体思维。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上注意融入全媒体的思维。比如采访课让学生学会网络采访、手机拍照和写稿，最快速采制信息，并能考虑不同媒体的特性采写有差异性的内容。写作课采写适用于不同媒体形态的稿件，尤其是及时关注最新的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稿件特点。播音主持课让学生明白现代播音主持人要会自己策划采访制作“微节目”，既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还可以适当使用网络用语让节目更有亲民特色。 3、改革考核方式，最终以毕业设计可视化改革全面展现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考核方式的改革是为了让学生更重视全媒体实践能力的培养。本专业课程考核或结合平时实践作业；或直接用作品进行考核；或以考级考证为契机，以证代考；有些课程结合学生在系“新文人工作室”里的实践表现，作为加分内容。鉴于视频作品能较全方位考查学生的采编写全媒体技能，2012年起启动毕业作品可视化改革，要求学生组队制作专题视频短片，考核他们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掌握情况和整合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实干能力，各门课程所学都能在此得到充分考察展现。2013年继续完善毕业作品操作流程，完善开题答辩、中期检查、验收评定、分组答辩等环节，加强指导和过程监控；2014年增设毕业设计指导课程，每组指导老师分设文案指导和技术指导，制定更完备的流程册让学生和指导老师全程填写，考核更加科学。这几届学生制作的视频或展现宁波历史文化、或反映社会现实、或与实践基地合作，在提升全媒体采编技能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二）搭建全媒体实践平台 1、系内创建“新文人工作室”全媒体仿真实践平台新文人工作室是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的专业实践工作室，从本专业创立不久就创建了。十年来，工作室的组织架构随着媒体发展态势而不断调整，原来只制作平面杂志，后增加网站，仍以文字图片采集为主。2009年开始制作视频新闻，但量比较少，2013年创建官方微博，2014年开始制作演播室节目，创建公众微信号，并将部门调整为平面媒体部、网络新闻部和电视媒体部，分设平面媒体部、电视媒体部、网络媒体部，制作平面杂志、电子杂志、视频和音频新闻及节目，管理系网站信息、系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号，学生实践全媒体化。每个部门都有专业课程老师提供指导，由同学们自己策划选题，报道校内外新闻，展现自己各种多媒体原创作品。工作室模式创新了教育教学载体，让学生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自主实践，融合各种媒介的采编技能，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全媒体思维和技能，是专业实践教学的第二课堂。在这里，信息的生产是个完整的全媒体融合流程，项目化的管理让学生的全媒体采编能力得到了可视化的呈现。尤其是2014年创建的“今日文法系”公众微信号较集中融合了全媒体的运作流程，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报道在这里集中展现，并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送。同学们锻炼了策划管理、团队合作和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掌握了最新的移动社交媒体形态的特点。因为有了公众微信号每天快速便捷的终端展现，学生的视频新闻制作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电视媒体部打破了原来采编组、配音组、技术组和主播组各自分工干活的机制，所有实习记者都从基础的采编工作做起，全面掌握视频采编技能。自2014年9月以来，共制作165个视频报道，有些还使用了虚拟演播室系统，有主播播报。新文人工作室还通过表彰先进及出台《新文人工作室关于记者（编辑）业务考核及等级评定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加强对工作室记者编辑们的管理考核，激发同学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是现代化媒体管理手段的仿真模拟。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实践的过程中也能得到各种反馈，更好地调整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和各指导老师相互间协同作战，相互促进。由此，工作室的全媒体仿真实践带动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2、积极开创校外实践和实习基地本专业在寻找校外实践基地时，注意选择可以锻炼学生不同媒体形态采编能力的地方。先后与宁海县文化馆、中国宁波网、天一阁博物馆、人民网浙江频道、江东区百丈街道、江北区芝红社区、新侨报、鄞州电视台新闻中心、搜地网、81890求助服务中心、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江东区档案局等单位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实习实训活动，受到合作单位好评。为了增强和业界的联系，本专业还建立一支由业内专家组成的校外导师队伍，聘请了宁波大学、宁波日报社、人民网、江东区档案局、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海曙作协和影视家协会等单位的15位专家，校外指导或来校讲座。 （三）取得的成绩 本专业在2012年成功申报宁波市高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是宁波市唯一一个高职新闻传播类重点建设特色专业。已培养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实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新文人工作室在2008、2010和2013年被评为宁波市先进大学生集体。本专业老师一起做的《创高职高专新闻采编实践教学之路》、《创新载体丰富平台拓宽渠道教学相长——宁波电大以新文人工作室促进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教学》、《轴心驱动可视呈现——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实操体系的创新探索》分获宁波市第七、八届高校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和第九届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的毕业作品在校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宁波及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学生多人次在省市的征文、演讲、播音主持、公益信息传播比赛中获奖。 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 （一）全媒体技能融合的教学实践还需深入 全媒体采编能力不只是掌握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关键还要有全媒体的思维，能够迅速判断适用于不同媒介的信息采制角度，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整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精通。高职的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如何让学生既有全媒体的思维，在综合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的基础上突出掌握某些采编技能，这是高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时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训练和实践。每门专业课程要密切关注媒体发展的最新状况，研究最新媒体形态的特点，及时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加强全媒体思维训练，阐述在全媒体背景下，本课程内容所需要变化和注意的地方。相关课件可和学生网络共享，供学生随时自修。目前本专业的工作室虽已有各种媒体形态，但还是分部门各自运作。今后可以做进一步改革：建立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各部门采集的信息都发到这里，实现信息共享，然后各部门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深度报道或制作音视频报道，可以彼此合作。公众微信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向各部门进行约稿，包括提出对已知信息做怎样的进一步报道的要求，由此提升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信息资源的全媒体有效配置。 （二）全媒体师资培训仍需加强 虽然本专业有系内外专业教师21名，高级职称比例占43%，部分教师毕业于复旦、浙大、中国传媒等名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也有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师，但要真正掌握全媒体的特点，具备全媒体思维和相应的教学能力，仍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目前本专业双师型教师所拥有的证书主要是高级秘书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专业普通话测试员证书、MACROMEDIA授权的网页设计师资格证书等，离全媒体采编专业优秀技能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加强全媒体采编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通过考取相关证书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如何让教师转变思路？如何创造进修培训机会？如何提高教师的培训积极性？如何协调繁忙的工作和培训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校系出台相应政策进行保障，为老师培训创造条件。再艰难，也要保证老师不断进步，这也是学生能学到更多知识技能的源头。同时，要建立校外导师的定期指导或讲座制度，目前的联系仍较松散，缺少针对提升学生全媒体实践能力的交流计划。 （三）全媒体教材亟待建设 虽然本专业教师有编撰过《Premiere基础实用教程》、《宁波历史文化读本》等教材，但离全媒体教学所需教材的差距还较远。要进行适应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教育的教材改革和建设，一是广泛收集业内各种相关教材，取其精华；二是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关注业界的最新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然后进行资料梳理，总结归纳，编撰相应的教材。 （四）全媒体设施设备需要资金投入 全媒体采编设备都是数字化网络化的，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已建立大洋非编实验室、摄影实验室、虚拟演播室。另有摄影摄像仪器设备、平面媒体排版软件等，各类专业实验室固定资产总值近150万元，全面实现数字化采编播一条龙装备，为专业的实验教学提供了条件保障。但现在还缺少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来实现学生多种媒体形态作品的平面、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的同时全方位。而且，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器材设备需要更新换代，仍需不断的资金投入，光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申请以外，还可考虑争取和企业合作，目前国内校企合作建设的传媒学院亦有一些，如果能为企业输送人才，双方可以双赢，这也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全媒体采编人员。同时，还可想办法争取创收，比如目前大洋非编实验室已挂牌大洋非编系统培训认证中心，可考虑向社会开放相关培训。 作者：邬晶晶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艺术类论文:爱玛中反讽语言艺术论文 一、反讽语言的风格综述 “反讽”这个词语起源希腊，在古代有三类意义：第一是假装不知道；第二是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就是对手处于其连续不断诘问情况下暴露的可疑之处；第三是罗马式反讽，即词组表面意思和实质含义不相符合或者是截然相反。大众概念里的反讽是在第三种类型的根基之上汇合现代反讽要素，它的关键表现在语言和含义两者间的对峙。在叙事文当中，反讽被使用得相当广泛。在当事人某一些尖锐的语言里，有时候存在着表面和内里两个声音，这是语言反讽。有的时候，当事人不动声色，只是利用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展现出语言和含义的差别和对立，这是情景反讽。假如作家故意将小说的情节、架构或角色，大概与大家熟悉的某个神话历史平行，进而使每个比照都得到小说对神话的反讽，这就是结构反讽。自19世浪漫主义文论之始，反讽的含义开始延展。到20世纪新的批评派都在运用此概念，使得它的意义有了迅速扩张。虽然韦恩•布斯提出有关何以称之为反讽的问题，评论专家却一直无法作出统一的判断结论。新批评的干将人物之一克林思。布鲁克斯以为，反讽是“一类结构法则”，是一类“有机地关联、制衡着和它引导基调明显对立的各个要素的力量。总而言之，反讽能被划分成三方面：一、修辞反讽。就是利用“假装不知道”的词汇择取以及排布来得到反讽的效果；二、戏剧性反讽。就是利用人物、环境、情节等方面的冲突展现反讽；三、哲学反讽。就是利用小说当中的多元矛盾互相对峙以及融合这种形而上态势，折射出作者关于生活以及世界的了解感悟以及美学判论。反讽透过双关、模糊、过(缺)量表达、讥笑、戏仿、比较、悖谬、漫画等诸多文学手段的使用，得到预期效果。而这种效果在《爱玛》里遍处都是。反讽的基础元素就是反差与对比。而在《爱玛》遍地都是的反讽展现出它最为凸显的特色——二元对立和转化。依笔者来看，保持宽容且平衡情感以及理性之间的矛盾才是她作品的反讽基础以及特色。《爱玛》中反讽就是构建于“情感与理性”对立及统一基础之上的。 二、《爱玛》的反讽语言 《爱玛》里，主人公第一次面对的打击是她关于艾尔顿先生有了不对的评判，以及她对哈莉叶特•史密斯存在特别强烈的掌控欲。小说中，作家重点使用结构反讽的表达手段，结构反讽的重要作用是使得小说里的主角和表述者无法迅速以及有效率压制他们思想里的偏见，这些人多半坚持自己的看法，却能使读者知道实情，可以对人物表达出自身看法，而且最终读者会希冀作者可以改正小说里主角有错的地方。结构反讽重点的是阅读的人能明白作家到底为什么进行讽刺。作者在采取反讽手段之时，就是希望实行某个和读者互动的方法，因此作品里使用反讽的手段普遍情况是树立一个简单而笨拙的主角形象，使得读者和作者之间可以共享事件的真相。小说里的反讽，构建于角色个人看法和实际不能调和这个基调之上。主人公所作所为初期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是友善好意的。可因为其长期以来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试图规划其他人的生活，最终差一点毁了他人，同时也害了自己，最后意识到其实连自己都不懂。只有当艾玛从主观幻想的迷雾里跨越到外界，才能看清楚自身以及其他人。这部作品表达了奥斯汀对生活的深度了解：人有着那么执拗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得愿景和事实之间有了巨壑，阻止大家能够正确地理解自身以及生活，进行对其他人以及本身都有着很大害处。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积极投入到生活里，才可以从其他人的视角看待自身地位，得到真实的幸福。不在现实里得到几次打击和挫折，就没有办法突破这种主观限制。就像特里林所言，奥斯汀的反讽“重要的不是表达成为某个语调，而是要展现成一种理解的方法”，“其不光沉浸在展现各个外在的美德，并且着重展现取得以及实际履行诸如此类美德所要付出的代价”。自大和自傲毫无疑问是致使主人公犯错的主要缘由，作家使用这类结构反讽手段展现了主人公的个性特点，由对爱玛的描述来传达假如只是依赖自身的幻想去断定人和事、毫无疑问将带来很大的危害的道理。由此事来说，读者能够感觉到爱玛自大，同时可以明白爱玛失误的地方，读者可以和作者处于相同的角度来看清爱玛的判别是如何误导别人的。在这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这种方式将主人公产生的幻想加以展现，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能够发现作品用反讽的视角将主人公自命不凡的劣势展现到大家面前来。作家利用对主角的思维方式作出主观性的估计，并对其实际情况里所碰见的不合心意事情进行表述，这些都表现了主角从幼稚慢慢成长，最后懂得究竟哪样才是真正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小说里主人公幻想且遭受打击的桥段一共包括三次，首先是主人公碰见艾尔顿先生的时候，产生包含偏差的解读。这时候，主人公还对哈丽埃特•史密斯有了强烈的掌控欲，总想着时时刻刻都要掌控此人；其次是对弗兰克的臆想，以为弗兰克衷情于自己，甚至误解迪克森以及珍妮•菲尔法克斯两者之间的某种朦胧模糊关联；再次是其听到了弗兰克解救被其他人攻击的哈丽埃特之后，主人公立马意识到能够利用此事使得弗兰克与哈丽埃特团聚。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来表达，达到使整文里所有部分的反讽得到强调的功效。小说里反讽展现出客观以及包容之特点，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讽刺，它意图在揭露短处，它的实质就是否定。然而小说的反讽有趣地展现了矛盾的地方，超然却不作出绝对的判别，它的实质乃是相互包容。正如前文所言，《爱玛》是“有关生活在臆想以及错觉里的人们的喜剧”；作品里，近乎所有人物均暴露了理解上或者是道德上有缺失的一面，在作者理性标杆之前遭受了深浅不一的反讽。例如，埃尔顿夫妇的粗痞、哈丽特的愚昧、贝茨小姐的啰嗦、伍德豪斯的懒惰无能等。但在这里面受到反讽而冠绝众人之首恰是主人公自己，其“洋洋得意、高高在上、缺少谅解、苛刻冷漠且不断遭受嘲笑和讽刺，直到引发读者蔑视。”虽然这样，小说“还是怀有莫大的同情，相信她一定会觉醒，坚信好变化一定会落在艾玛身上。”小说的最后结局是：主人公最终察觉到究竟在哪里犯错，哈丽特抛弃掉不实际的攀附，丘吉尔恳求他人“原谅”，贝茨小姐取得主人公的怜悯，伍德豪斯不因老年而忧心……大家各取所需，作品里遭到讽刺和嘲笑最甚那一位，到结局里成了最快乐的人。作者的妙处在于虚拟构建了一个不合情理的表象，就是用使人羞愧难当之事来展现好的习俗，展现典雅情调。简•奥斯汀为了使大家重新得到对风俗的深刻体悟而经历刁难难堪的闹腾，她从里面发掘了各种有趣之事。此段文字非常精妙地揭示了作者讽刺之特点，即具备包容典雅以及内在动力。在作品的最后，艾玛真正了解了自己。这也是她作品小说里大部分女主角的发展轨迹，就是将主角们从虚无缥缈里面拉到真实情境当中。在作品里，主人公作出幻想因真实情况而被各个击溃。首先，艾尔顿突然改变求婚人选；其次，弗兰克和珍妮订婚；再次，因为哈丽叶特对奈特利的表白。上述内容和主人公的幻想发生矛盾，正因为其失误迫使她不断陷落到痛楚当中，那些事也使得主人公逐渐成熟，迫使她得到教训。而最后主人公获知生活的真谛时，这种讽刺就逐渐消失了。 三、结语 小说《爱玛》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之作，它透过描写主人公艾玛，表明作家自身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简•奥斯汀在作品里使用了很多反讽，构成这部作品独特的反讽艺术。与此间作品还展现出简•奥斯汀在语言上的天分以及驾驭的能力。这本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在成长历程中多次失误，但又可以从失误里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逐渐成熟起来。《爱玛》这部作品对里面的人物角色进行了一番说教，它娓娓道来，在使人沉醉的描述与迷雾一样的桥段里，在对角色个性以及内心的分毫毕现的描绘里。读者眼前好似浮现出一卷美丽且带有浮夸气息的真实画卷。读者一点也没有遭遇说教的感受，这恰恰是作者高明的写作手段造成的效果。奥斯汀精巧的自由间接引语的表述手法得到了反讽的艺术功效，阅读之人在情不自禁发笑的一刻也坦然能面对这些理念。作者利用反讽达到了创作的最终目的，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客观评价。生活是纷乱繁杂的，我们每一位都不能去轻视生活本身，而应当尽可能缩小自身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看清生活的真相，从而战胜困难。 作者：刘宁宁 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艺术类论文:小学语文教师语言艺术论文 一、通过心灵碰撞，体现教师的语言艺术 教师必须在教学中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感情，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对老师的产生信任和爱。这种信任和爱会对学生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他们探究新的领域。文学作品都是表情达意的，而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非常明确的情感和价值指向，而教师就是通过语言来传递情感、传达信息的。因为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切起伏不定的情绪，就连最微妙的情绪波动，都是由声音表达出来，因此教师只有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情感，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共鸣中不断地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如果教师的语言苍白无力，就不会使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甚至会使学生有厌倦情绪，从而导致教学的失败，不会利用情感表达语言的教师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师。教师在课前要深入挖掘文章的内涵，在借助大纲及参考书的基础上，对文章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教学中要通过自己的语言，传达这种见解，尤其是一些富有情感的课文，教师富有情感的语言对学生理解课文的内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语言要处处饱含深情，情是教育的根，因此，作为教师更应该带着感情去传授知识，满怀深情去教育学生。尤其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用饱含真情的语言，用亲切的语态、深情的语气来感染学生、激励学生、陶冶学生、使学生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愉悦与满足，从而实现教师语言的情感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声情并茂地以声传情，在设置一个又一个情境的同时，努力酝酿情绪，是自己的语言富有真挚的情感，从而敲击学生的心弦。 二、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表达情感 首先，教师要通过圆润优美的声音来表达情感，使其语言充满无穷魅力。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师生交流的主要渠道。人们都希望自己的语音准确、清晰、响亮、圆润，并具有一定的魅力，作为一个教师，动听的语音，悦耳的语调，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书面语言没有或无法表达的，有声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由于声音具有丰富的感染力、表现力，优秀教师总是很讲究吐字清晰，讲求语调抑扬顿挫，变化有致。”其次，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口语的感情色彩必须通过语调来表现。“语调是语气的外在声音形式，使教学口语声情并茂的技巧，有很强的表意功能。语调是音量的轻重强弱、语调的抑扬顿挫、节奏的起伏快慢、语素的停顿连续构成的一种调式。它直接作用于口语表达效果，制约着口语表达的行为。教师的教学语调是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语言的独特的符号系统，它表现细腻的感情，负载丰富的信息。”由此可知，“用什么样的语调说话是件很重要的事。”尤其在教学中，教师的语调有时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如果能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讲授，学生不仅会受到美的熏陶，同时，学生也不会对教师的语言感到疲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积极地去探究问题，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雷会斌 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艺术类论文:唯美主义语言艺术论文 一、王尔德作品中的唯美主义 在当时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终结在很多人看来是由于王尔德的被捕，由此可见，王尔德在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流派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而，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少有传统喜剧中经常出现的粗俗的语言，反而用词优美、语言文雅，这一特点在王尔德戏剧的人物对白中是显而易见的。王尔德的戏剧主要以上流社会的人物和生活为描写对象，因而这些人物往往都说着优雅浪漫的事情，即使这些事件的内容涉及风花雪月之事，王尔德也总让他们避免用粗俗的语言去进行描述。例如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就能找到关于王尔德作品语言的唯美主义特征的痕迹。《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作于1892年，是王尔德创作的第一部喜剧作品，它主要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家庭和婚姻问题，戏剧的优秀是研究、探讨淑女和荡妇之间的区别。王尔德的观点是，淑女和荡妇往往是一念之差，对二者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划分，比如一个被人尊敬和爱戴的淑女极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荡妇，同时一个臭名远扬的荡妇也不一定就坏到骨子里去。这样内容的作品，很容易陷入粗俗、卑鄙的深渊，很容易失去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对语言和对白的准确度、深刻度和讽刺的尖锐程度都有很高的要求。王尔德用自己的语言天赋，用唯美优雅的语言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感染氛围，使剧中人物形象十分立体、鲜明。比如，作品中的温德米尔夫人这样说到她的丈夫：“他一刻不停地要寻死觅活来恐吓我，我才接受了他的求婚。可是不到一年，他就追求起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式样、各种质地的他都追求。”这句话中的“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质地”“各种式样”都在隐晦地指代各种各样的女人，即使是同他人说到这样不堪的事情，温德米尔夫人也努力地寻找文雅的词语优雅地、隐晦地对事件进行讲述。再比如，“他很会动感情的，虽然我该说句公道话，他从来没在一个女人身上花过大笔钱，在这个方面，他有高度的原则”，这句话中的“很会动感情”是一个很精确巧妙的说法，这个说法间接而明确地描述了她丈夫的好色形象，一个滥情花心男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委婉间接的表达方式反而比直白的说法更有表达效果、对听者的影响更深刻。王尔德对语言的文雅性的重视也许是来自他天生的浪漫主义，但这样的语言却更加深刻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制造了更鲜明的反差，强调了讽刺的效果。 二、王尔德作品中的悖论语言 在王尔德的作品中，悖论语言这一表达方式的运用是他的作品能流传至今仍受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似是而非”的语境，我们能够发现有些词句的语义在表面看来完全不难加以理解，但是当我们细细推敲语句结构，却发现它们常常颠覆了常理、经不起琢磨和研究。与此同时，当我们对这些初次读来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一定深入地推敲时，往往会发现这些悖论语言中深藏着另一层意义，从而又建立出“似非而是”的语言环境。王尔德戏剧作品艺术上的特色就是由这一悖论语言表达方式构成的，研究“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悖论语言是我们对王尔德作品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对其艺术深度和艺术价值进行研究的突破口。在王尔德里程碑式的作品《认真的重要性》中，他将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有违常理的剧情结构和不同于常人的人物形象以及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滑稽的喜剧整体，这部喜剧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王尔德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巅峰。通过这种奇妙的组合，王尔德对上流社会视角中的爱情、婚姻、体面、死亡等严肃圣洁的事情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也正是这样，这部喜剧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认真的重要性》中，两位贵族姑娘都希望与品性真诚的绅士结婚，她们的想法也与常人不同———她们都希望嫁给名字是“Earnest”的人，只因为这个名字与真诚同音，这样异想天开的做法吸引了两位贵族公子，他们冒名“Earnest”试图俘获两位小姐的芳心。王尔德就抓住贵族小姐的流于表面不重事物真正内涵的空洞的行事作风，展开故事叙述，使故事向着有违常理的方向进行。流于形式的两位姑娘执着于嫁给名为“Earnest”的男人，与此同时，这两个冒名的贵族公子又希望摆脱名不副实给他们带来的困扰。王尔德在这样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一个个谈吐不凡、言语诙谐的人物，由于这部戏剧的曲折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诙谐的悖论语言，对当时的喜剧文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认真的重要性》中，王尔德大量采用了荒诞、夸张、反讽、颠倒逻辑、对称结构等语言形式来达到幽默的表现效果，透过剧中人物对心理活动的真实表现，人物的形象都异常生动，作品的喜剧效果也被烘托到了极致。比如，剧中格温多林和赛西丽小姐产生一些误会时的对话就是运用悖论语言表达方式的典型之处。其中提到的“callaspadeaspade”是一句英国的谚语，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即为实话实说，而在针锋相对中，赛西丽把它改成“WhenIseeaspadeIcallitaspade”，来表现自己的真诚态度，而格温多林却利用spade的本意“铲子”来做文章，一语双关，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出身高贵，一方面贬低了赛西丽。这样巧妙、机智的对话在剧中比比皆是。 三、王尔德作品中的修辞手法 对比修辞法的运用。在王尔德的戏剧中，对比句时常出现。对比句可以使语句朗朗上口，对人物形象进行明显突出，还可以深刻地揭示事件的本质。例如，在喜剧《认真的重要性》中，爱杰农对杰克说，“你创造了奇妙无穷的弟弟叫作认真，于是进了城。而我创造了无价之宝的永久病人叫梁冕仁，于是下乡去了”。这句话其实是爱杰农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王尔德在喜剧的创作中，往往利用对比句推动情节的发展，常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效果。矛盾修辞格的运用。矛盾修辞格是指在戏剧创作中语言和逻辑在突然间进行改变，也叫正反句修辞格。这种修辞格在王尔德的笔下常被用来增强喜剧效果，存在冲突的句子组合在一起之后，往往看似矛盾但读来却有其所以然。在《认真的重要性》中，根据布雷纳尔夫人与爱杰农谈论有关哈贝莉的内容，依常理来说，哈夫人是一位寡妇，应该期待着变老，但剧中却反之而为，让她朝着年轻的方向进行一些转变。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也许会觉得这是布夫人的怜悯，但在下半句又听出了布夫人的一丝嫉妒之情。一惊一喜，看起来似乎充满矛盾，但深入体会，却不难发现，这正是哈夫人在丧偶之后的解脱感的一种表现，王尔德用这一正反的修辞格，隐喻出上流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奥斯卡•王尔德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语言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魅力。一方面，他的文学作品提出了对传统的美学的挑战，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阴暗面。除了本文讨论的这几种王尔德常用的语言表现手法外，他在创作中还喜欢运用夸张、比喻和用典等修辞格。正是由于王尔德对作品语言的严格要求，他的作品才能温和、委婉、隐晦地表达和讽刺。因而，我们在对王尔德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当着重研究他的语言特色，在他的无数剧作中探索能为我们学习的技巧和手法。 作者：吴娇娇 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艺术类论文:大众化语言艺术论文 1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语言展示强烈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始，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正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焕发出灿烂的真理光芒。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魅力，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到崭新阶段。 1．1睿智超群，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是对思想进行注解的载体。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用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且精辟的解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此进行了通俗化的阐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论述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经过深刻的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诠释，形成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说明人脑的判断推理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语说明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引用孔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及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才能准确地把握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还以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半殖民地为例，说明矛盾着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把生动形象的语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髓同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群众不但喜欢读，还读得懂用得上。 1．2荟萃古今，吸纳中华民族语言的精髓 善于继承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的精髓，运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语、诗词、对联、典故等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采用比喻、设问、排比、借代等修辞手段深入浅出地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并掌握，唤起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获取胜利的思想，运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引出党的路线，即发动和引导人民群众，挖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以古喻今的高明手法，把大道理溶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便于人民群众理解记忆，又便于贯彻执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深刻理解，写就了经典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准确判断。在文中大量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俚语，如“杀猪出谷”、“牙床”、“打轿子”、“纸叶子”、“打零”、“游团”、“洋学堂”等，出神入化的语言有利于唤起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农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地发挥作用，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 1．3源于现实，提炼实践中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教条，而是在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行动指南。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者不应困囿于书本或课堂，而应“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的许多篇章、报告、演讲词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确凿取材凝练而成的，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深入考察，采用漫画式的笔调刻画道:“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寥寥数笔便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尖锐泼辣的语言既来源于身体力行的实践调查又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透彻领悟，使人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看穿小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口语化的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有机统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说，丰富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赋予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近群众、走近生活、走近实际。 2抱定主旨，甘为公仆———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又反映了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即抱定主旨，甘为公仆。通过演讲、报告、著作等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目标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2．1明确对象，学习群众的语言 鲜明地提出认识对象、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他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以反讽的手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必须同人民群众的生产实际、生活实际相结合。因此，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同群众的生活、学习、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提炼总结出人民群众的语言。“如果不但是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睿智超群的思辨才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典范。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等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讽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主观意愿出发，缺乏调查研究的风气;同时还使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等语句讽刺不注意联系实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样群众性的语言既简明精炼又直切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及说服力，彰显出群众语言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 2．2贴近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在其生命历程中，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这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深深的爱。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使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化的语言，使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者们只有了解群众、心怀群众、贴近群众，才能更好地让群众信服。首先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其次要言为心声，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反映人民群众心底的声音，使“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马克思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撰文写道:“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以简洁明快又饱含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切，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为国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2．3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办事 自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注重实质，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1920年，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纳着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创造性地将“工人”二字连起来，组成“天”字，说明工人的力量大于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作斗争。1921年秋冬，先后两次深入到安源矿井，通过与工人的亲切交谈，启发着工人的觉悟，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散布到工人阶级中，使之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演化为强大的斗争力量。以敏锐的判断发现中国的农民蕴藏着巨大革命能量，1925年，回到韶山，在同农民打麻将、玩骨牌的过程中巧妙无痕地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1926年，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号召他的学员们“向党里要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走进了工农群众的心田，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点燃群众奋斗的热情，唤醒群众对新生活的希望，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进程。 3文脉流畅，浅显易懂———语言表现充分的通俗性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抽象到理论的具体生动，从理论化的话语体系到具体化的行动指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这一过程的实现应当以通俗化为基本途径。用气势磅礴，风格壮美，富于想象的语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性，无论语言内容还是语言形式，或者语言风格都带给人民群众以“真”的思考、“善”的启发、“美”的享受。 3．1语言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富有感染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既注重从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营养，又注重从当前的革命工作建设实践里吸收养料，力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深入浅出，形成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为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问题的重要性，引用了俗语“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民主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比，说明了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的加工改造，原本枯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即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情绪。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借用古语“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并且对此加以创新解释;讲到写文章应当言之有物时，他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为例，不仅幽默，还给人以回味和思考;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真面目。总之，总是能够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贴合实际的例子，传递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思想，使人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3．2语言形式生动活泼，传播具有亲和力 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语言形式应当生动活泼，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善于灵活运用多种辞格，增强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在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基础上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的智慧表达。比如在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论述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巧妙地以设问的形式引出“人民群众是真正铜墙铁壁”这一伟大的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通过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预见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撰文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语言如诗如画，以气贯长虹的排比和比喻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使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和宏伟纲领。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良好的入耳入脑的效果，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强大的威力。 3．3语言风格短小精粹，表达富有吸引力 旗帜鲜明地提出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工作时，宣传的载体———报纸、著作、标语、口号等应注重实质，真正地为人民群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在《反对党八股》中，用“懒婆娘的裹脚布”讽刺一些长且言之无物的文章，要求文章写得短而精粹，言之有物。纵观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文为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队伍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例如赞扬新四军队伍“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称赞叶挺将军“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一连串四字辞格的使用，读罢令人意志坚定，昂扬向上。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为了表示对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坚决摒弃，慷慨激昂地论述道“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层层递进又一针见血的排比，体现了出神入化的用语艺术，彰显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魅力。进一步以对联加以讽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总而言之，以准确精炼的语言、匠心独运的句式，精深巧妙的思辨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神州大地上焕发光彩，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所展现的民族性、群众性、通俗性正源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通俗性，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其中，语言艺术所展示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根基，目标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语言艺术所体现的群众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旨归，最终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并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语言艺术所表现的通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语言艺术民族性的展示应当以群众性为旨归，以通俗性为依托;语言艺术群众性的彰显应当以民族性为导向，以通俗性为途径;语言艺术通俗性的表现应当以群众性为目标，以民族性为指引，从而形成有机统一、三位一体的态势，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刻的价值内蕴。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条件看，我们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艺术加以提炼和总结，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汪馨兰 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社会科学部 艺术类论文:主持人语用原则下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作原则减少语言的模糊性 语用学中合作原则的目标是以含意的交流为目的。在信息的交流中，语言往往不仅表达字面的意思，在一定语用环境下语言会显现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含意。而合作原则正是以含意的准确传达为目标的。这种含意在主持人语言理论中被称作内在语，张颂认为，“播音的内在语是指那些在文字语言中所不便表露、不能表露，或没有完全显露出的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合作原则在主持人语言中的重要意义受到其传播形式的影响。主持人语言的传播处于一种单向的、虚拟的人际环境中，于是对于主体来讲对传播语境的把握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是一种推测的结果。格赖斯认为，合作原则是“根据会话的目的或交流的方向，使自己讲出的话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交际所需的。”为了消除语言中含意的模糊性，语用学家认为需要从量、质、关系、方式这些层面对语言交流进行规范。其中量与质的层面对主持人语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量的层面要求主持人语言必须具有明确的优秀，涉及的内容需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逻辑性的结构中展开。 对于主持人话语量的规定，要求其语言不能超出受众所需要的信息。但是，电视受众的组成是多样而复杂的，同时单向的传播模式也致使主持人无法及时对自己的话语进行调整。于是主持人语言的量准则就需要把握受众需求中的一般性。对于电视新闻报道而言，这种受众需求的一般性直接地通过事实来体现。了解事实信息，是所有受众共有的基本需求，而对事实信息的主观判断与评论就未必适合所有的新闻主持人节目。简单的说，当受众希望看到某位主持人的评论时，其内心已经形成了对这个主持人的兴趣与信赖。优秀的评论节目都具有品牌型的主持人，其栏目往往以主持人冠名。例如CNN的《拉里金•现场》、国内的《老梁观世界》《杨澜访谈录》等等。这说明主持人的语言内容首先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形，话语内容着眼于事实层面还是评论层面与传播主体的媒介形象密切相关。当然，主体形象是可塑的，通过对事实信息的准确把握，理性思维在评论中的应用一个主持人会逐渐赢得观众的信赖。例如，十几年前江苏卫视《南京零距离》的子栏目《孟非读报》就赢得了受众的青睐，主持人孟非通过这个节目被观众熟悉与喜爱。该栏目立足社会热点，通过有力的论证向观众表述观点，这是把握了受众在思维层面的一般性。也就是说，受众可能因为立场而对结论有不同倾向，但是人们思维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把握住了这个优秀，就能成功的说服观众。总之，量准则要求主持人把话语限定在事实和逻辑思维的层面，以适应受众的需求，所有纯粹武断的、主观情绪化的信息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主持人语言内容上的准确性得到了保证。 2.质的层面要求信息交流的真实性。 新闻传播的本质与职业伦理强化了这一层面的要求。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不仅仅体现在报道话语与事实的符合，同时，真实性也具有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詹姆士认为，“真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思考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就像对的东西不过是我们行为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实用主义真理观作为符合论的一种补充，对主持人语言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主持人所表述的内容不仅仅是要与事实相符合的，同时也应该是对受众有用的。受众通过主持人节目获取事实信息的目的有两点，其一是通过事实信息形成自己对社会状况的判断；另一目的是通过事实信息获得消遣娱乐以应对烦忙的生活。这两个层面适用于数量众多、类型不同的主持人节目当中。当然，前者更集中地体在新闻节目中，后者则倾向于娱乐节目。就新闻节目而言，主持人的语言通过对事实信息的选择来实践实用主义的真实性。 二、礼貌原则体现平等关系 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理论认为，有一些语言本质上和交际者的面子相悖，他们称其为“威胁面子的行为”，如命令、建议或提议等。礼貌原则在主持人节目的单向传播中被简化了，简化为主持人语言对受众的尊重。与合作原则注重内容不同，礼貌原则把焦点集中于主持人语言的形式上。首先，礼貌原则主持人与受众平等关系的要求。主持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了更有力的话语权。在传统传播环境中，媒介较之受众掌握了绝对的信息优势，于是媒体对信息容易形成垄断。这些优势使主持人倾向于以一个说教者的姿态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这在当下仍有残留的“宣讲式”新闻播音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而言，这种强势往往体现在主持人语言态度的轻率与评论的肤浅。例如，2012年2月22日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扩大版》报道了邻里矛盾的新闻，主持人评论说：“做什么事我个人觉得应该把握三点：一、讲道理。二、不能损人利己。三、别太自私。如果大家都能想到这三点，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纷了。”这种评论语言不传递任何与新闻事件有关的信息，只是简单的、抽象的道德表述。受众在评论中感到自己在接受初级的教育，于是一种反感就随之呈现。这是对礼貌原则的一种触犯。其次，礼貌原则显现在具体的语用技巧之中。礼貌是语言面貌的综合显现，在语气、用词、人称方面都有不同效果的体现。主持人语言能否体现尊重与主持人语言表达使用的人称有关。新闻传播要求客观真实，主持人语言首先受到了这个职业原则的限制。于是体现客观性的第三人称，通常是主持人常用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主持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个信息的搬运工，于是受众就不会因为对语言内容的不认同而直接对主持人产生反感。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表述，对于遵循礼貌原则来讲，都是危险的。第一人称表述是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节目主持人未必是受众所信任的，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与受众的对立面上。这显然不如符合礼貌原则的要求。第二人称表述，直接以“你”为主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评论，第二人称都会对受众的面子构成威胁。例如，河南电视台《DV观察》2008年9月1日的节目中主持人的口语评论：“……不要命啊，您就不琢磨琢磨那东西万一不是在水里炸了而是在手里炸了你这人就完了。拿电电鱼？你倒是不下水，水里头你也不看看有别人没有？你们这玩意儿，你们是为自己能吃口鲜的啊，还是打算拿他卖钱啊？啊，你这样，你要真是改不了这毛病，笑寒（主持人）给你出一主意，你也甭钓鱼，你也甭捞鱼，你也甭电鱼，你也甭炸鱼。你搬两块石头，卖把子力气，你砸（杂）鱼得了。这多好啊，又热闹……”上述评论中，主持人以嘲讽的语气对用炸药炸鱼者进行批评。一方面这些批评都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表现出了极度的对抗色彩；同时第二人称表述，使这些敌对情绪被所有的观众直观的感受。尽管，电视观众不是评论的对象，却成了主持人泄私愤的对象。于是礼貌原则被严重的触犯。 三、结语 最后要总结的是，由于电视主持人节目具有模拟人际传播形式的特征，于是人际交往的语用原则对其产生了实践性的作用。在主持人节目中，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应用，对规范主持人语言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 作者：李佳瑜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艺术类论文:中职信息技术中语言艺术论文 1中职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语言艺术的淬炼 （一）利用设置悬念的语言艺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设置悬念的方法，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主动去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心，在探索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掌握学习的方法，在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自信心，使学生更加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开拓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不断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也能够锻炼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性。在新课讲解中，当碰到较复杂的问题时，学生表现出困解时，教师通过设置出一个合理的悬念，给学生拓展开想象的空间，为学生的思维进行引导，开启学生的好奇心，学生通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不但解决了问题，还激发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信息技术课程的语言规范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知识讲授中，特别是一些含义和概念的讲解中，必须保证语言描述的准确规范性，在操作方法的讲述中更应该注重语言的规范性，避免使学生对所讲述的知识点出现误区或者疑点，有效防止在原则上的理解性错误问题的出现。 （三）信息技术课程中充分和合理利用肢体语言 利用肢体语言，能够对口头语言做出相应的补充，合理的使用肢体语言，还能实现口头语言所达不到的效果，肢体语言可以反映出人的态度和内心，在信息技术课堂上进行提问时，在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正视学生并且认真的倾听，对学生所回答的答案给予客观评价和适当的肯定，不能表现出嘲笑和蔑视，以此去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是学生养成积极参与教师提问的环节中去，使学生积极思考回答问题的好习惯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在每一堂的教学中，教师如果一味的进行机械的讲解，不能够充分调动整个课堂气氛，会逐渐使学生脱离课堂，这时如果充分结合肢体语言，表达教师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将这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传递给学生，使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得以拉近，有效的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最终使整个教学气氛在活跃的环境中进行，有效避免了沉闷和单调的学习氛围，例如在学生周围与学生一起进行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在计算机上机课上，在学生旁边进行走动和仔细观察，检查每一个人的操作是否有错误，并及时进行纠正和辅导，和对学生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表扬。 （四）信息技术课堂中注重语言幽默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程中有许多逻辑性较强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学生不容易理解，并且内容比较枯燥和抽象，很多学生在遇到这种类型的内容时就会选择放弃，进而也会严重影响到后面与这部分知识相关联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在这个阶段教师要选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有趣生动语言和切合实际的实例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和形象化，使学生能用最佳的状态和轻松的心情去认真听老师的讲解，注意应该避免的误区，更好的去掌握重点知识，这种心态的学习方式也能够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勇于突破难题的积极性，利用幽默性的语言，也可以很好的维持课堂纪律，当学生在课堂上聊天或者做出其他有损课堂纪律的行为时，教师可以利用幽默的纠正学生们的不遵守纪律的行为，又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得到预想的效果，可见，在信息技术课堂中利用幽默的语言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教学内容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师生间的问题。 2结语 中职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教师的语言艺术，掌握了课堂上的这一门语言艺术能够提高教师语言的准确规范、生动和幽默，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要求教师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树立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精神，逐渐的完善和发挥自己的语言艺术，使早日实现既满足教学要求又适应学生教学的语言艺术的形成，从根本出发，尽最大力量的去调动中职学生的学习信息技术课程主动积极性和主动探索性，不断提升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中职信息技术的教学内容最全面、教学效果最佳的状态，也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这将对我国中职的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杨敖 廖艳 单位：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艺术类论文:观察类社会舆论语言艺术论文 一、严格采用专业术语，展示社会系统的真实百态，确立客观性的价值认知 我们不能让这孤独的勇气被冷漠所吹散。如何去正确看待、积极帮助这群有梦的小精灵，让每个孩子的梦想伸出翅膀，舒展翱翔，是值得每一位社会成员思考与践行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有了彼此之间的协助，这个社会才会让人觉得更温暖，更踏实。”正是通过诸如以上专业、精准的语言的添加与衬托，令观众群体真切感知到社会发展的真实现状，也能以更为客观的认知去接触、认可其他社会群体，从而让社会舆论的形成更为客观、科学。 二、合理融入网络流行语，释放切实有益的应对理念，营造协调性的论述氛围 捕捉并呈现社会万象的更新变化，是社会观察类节目的又一特色。网络时代的到来，显著改变了社会群体的用语习惯，继而也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话语表现，观众群体也普遍希求能够观赏到更加贴合自身生活环境、契合自身话语氛围的电视节目。为了继续保持收视优势，良性引导社会舆论，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进行了适时改良，其开始合理融入时下颇为热门的网络流行语，调整节目语言的表现效果，着力去凸显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思维理念，继而也充分营造了协调、活跃的舆论环境。譬如凤凰卫视社会热点观察节目《总编辑时间》就在网络流行语的添加、表现上做到了水乳交融，同时也对社会舆论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灵活引导。如在对猖狂倒票的火车黄牛党进行调查报道时，就作了如下解说与点评：“这群头脑灵活的投机者确实很任性，其来往穿行于购票厅、车站广场以及工厂等人流量巨大的场所附近，乐此不疲，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貌似热情的态度，倒也真忽悠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于是将白花花的银子都揣进了自己兜里。”“任性”等网络用语的添加，不仅使整个气氛显得轻松自如，同时也鲜明刻画了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倒票团伙的丑恶嘴脸，提醒观众群体提高警惕。而在总结辨别黄牛党、整治黄牛党时，其语言设计对于网络流行语的添加利用则更为巧妙、自如，如“对于这些害群之马，我们要擦亮眼睛，一是要坚决到正规的售票单位购票，二是要自觉抵制低价票的诱惑，三是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相信在社会大众的协同努力之下，最终留给这些黄牛的，除了寂寞空虚冷，还是寂寞空虚冷。”通过这种诙谐独特的语言引导，使观众群体不仅形成了对于不法谋利群体的理性认知，而且也掌握了防范犯罪团伙欺诈的应对技能，继而良性引导了对于游走在法制边缘的灰色人群的舆论走向。 三、灵活调度背景旁白，形成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释放人性化的话语气息 背景旁白是电视节目之中常用的语言手法，其与视觉画面相结合，共同营造了与节目主题契合一致的视听体验。在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之中，由于其表现主体多为故事结构复杂、人物个性各异的社会百态，所以也需要相对应的背景旁白来理顺脉络、凸显主题。而为了缩小与观众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创造更为温暖、和谐的观感体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都开始注重更新其背景旁白的设计，不仅加强了语调语气与词句的和缓衔接，还更多地选择了简洁、温馨的语句，这就有效形成了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使得人性化的话语气息充分萦绕开来。譬如深圳卫视的《温暖在身边》就以节目语言表述平和、真善情感传递细腻而深受观众群体的喜爱。该节目在语言统筹上多采用背景旁白与背景音乐呼应并行的表现手法，如在讲述怀揣音乐梦想的单亲少年苦学唱歌、勤工俭学、贴补家用之时，就利用舒缓动人的背景音乐与旁白，对这群特殊群体作了动情讴歌：“每当其他孩子都在甜甜的清晨梦乡中时，他们已经悄悄来到厨房，生火做饭；每当夜幕降临，其他家庭都围坐在饭桌前说笑谈天，他们则在打工店里来回忙碌着。他们本分、踏实，遇到困难只会自己想办法解决，万不得已，绝不去给别人添麻烦，哪怕只是一颗煤球、一盒火柴。只为了能让心中的梦不再缥缈，让自己多唱几首喜爱的歌谣，多看几次父母的微笑，就够了。”在这种温馨、真挚的背景旁白的感染之下，观众群体会主动去感悟温暖、友爱的真情社会，对于单亲家庭的成员群体，也会有更为正确、全面的认知与定位，继而形成科学的舆论氛围。 四、集中增扩激励号召语，促进不同阶层的参与互动，构筑互助化的交流平台 平台功能性是社会观察类电视节目的社会化价值，也是颇能体现其媒体社会效益的一大环节。伴随着全民参与社会发展的浪潮涌动，电视媒体也顺应这一潮流，增加了诸多鼓励普通百姓积极参与、表达意见的新式节目。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本身就具备极强的交流互动性，为了更为有效地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到节目交流中来，形成更为协调的群体舆论氛围，其普遍都在节目设计之中加入了带有励志性的号召语，以此来聚合各个社会群体加入互动平台，共同探索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譬如广东卫视于2015年全新推出的社会观察类节目《你会怎么做》，就将鼓励各阶层沟通、带动全民性互助作为节目主旨，力求通过富有特色的号召激励语的添加，激发观众群体的参与热情与互助兴趣，合理引导当前社会舆论朝向科学、人性的层面拓展。如在该节目第2期中，就对活跃在社区、负责交通疏导的义务交通员群体进行了观察与记录。当主持人寻求执勤交通员帮忙指引道路、并故意试探其能否为其导向之时，交通员爽快并热情地为其带路。此时，略带夸张的艺术化词句“我要给他们点一万个赞！还在等什么，乡亲们，加入这支队伍吧！”跳跃在电视画面之上，主持人也对着镜头向观众发起号召：“还在犹豫什么，我这么懒惰的人都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想要做一回义务交通引导员，来吧！等你。让我们一起加油！”而配合愉悦的背景音乐，一大群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开始紧跟在主持人身后，争当义务交通引导员。此时，节目再次运用旁白发起号召：“别再犹豫了，小伙伴，再不加入你就out啦！”通过这种轻松欢快而极富鼓励性的号召语的点缀，互助化的交流平台得以确立，观众群体都能在节目中获取对社会发展的多样思考，并激发其主动参与、乐于奉献的意识理念，从而也促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和谐、融洽。 作者：王子彤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艺术类论文:合唱指挥肢体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唱与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 （一）合唱的艺术表现形式 合唱是一种音乐艺术形态，其包含着艺术家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构想，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象形式。从本质上讲，合唱是艺术家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意识，将各种体验性的、主观性的素材加以高度融合，形成某种独特作品艺术的表现活动。其作品是一种以词、曲为物化形式的意象表达，是一种专门供观者鉴赏和审美的艺术形象。合唱是一种集体效应下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丰富的情感内容，能够体现恢弘壮阔的艺术情境。合唱包括青年混声合唱、童声合唱、室内和声合唱等多种形式，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以及一种合作下的艺术美感。但是，合唱与其他歌唱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需要在统一的指挥下完成，具有一定的指挥情境效应，这就使合唱具有了诸如某种舞蹈的肢体语言大集合的艺术特征。 （二）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特征 合唱指挥往往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进行对合唱作品内容的表达，指挥人员借助丰富的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技艺形式，形成某种肢体语言对合唱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进行意象化的展示。指挥人员需要在对创作家的情感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情感的肢体表达将作品中的情境完美地展现出来，将此种情感化作一种艺术形象，给观者以视觉的冲击与心灵的震撼。合唱团每位成员的文学造诣、艺术修养以及音乐功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合唱团队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良好的合唱指挥的基础上，只有在完美的、富有艺术气息的以及具有实用效用的指挥基础上，合唱团才能够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另外，合唱在于通过不同声部及各种不同的演唱形式达成整合的艺术效果，这就需要一定的完美的艺术指挥。在有序的指挥下，合唱团的合唱人员才能够将各自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整体效应，达成完美演出的目的。而且，对于观者而言，台上的演唱人员是相对静止的，只有通过指挥人员的肢体表演，才能够对表演进行视觉上的感知，由此形成的强烈的视觉效果使其更加地被现场的气氛及情感所感染。合唱是一种声音的共性艺术，是一种协调性的群体艺术形式，表现了一种和谐之美，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多种合唱的声音进行协调、训练和统一，由此便产生了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合唱最大的魅力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就在于和声，通过和声使声音的音域更加地宽广、丰富了音色，使声音更加富有表现张力，这是个体及小群体演唱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基于其整体性，合唱指挥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优秀的合唱指挥能够在表演过程中给观众带来最佳的艺术情感体验，最大限度地激发观者对合唱作品的共鸣与认同。一个成功的合唱指挥需要最棒的指挥技术与最为丰富激情的肢体语言之间达成高度完美的融合。合唱指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指挥者丰富的肢体语言加以表达。合唱指挥在表达上既要充分体现原作的情感，又要对其进行再度创作。合唱指挥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程艺术创作及合唱艺术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及艺术美学价值。指挥人员在指挥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合唱作品进行演绎，使其具有一定形象化艺术特征，创造出肢体语言的美感效应。指挥人员在表演过程中，将肢体语言艺术化，提升了合唱的听觉艺术价值和视觉的审美价值，使合唱成为具有综合特征的艺术形态，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经典艺术。 二、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运用的原则 指挥是合唱团艺术生命的灵魂，其不仅仅是合唱队的优秀人物、领导者与组织者，还是合唱团音乐艺术形式的再次创造者。从观者的角度看，合唱团的指挥人员更是一名表演艺术家。因此，合唱团中的指挥者不仅要具有一定的音乐艺术造诣，还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及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这样才能够使合唱在内外两个层次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协调统一，得到观者的认同。合唱指挥要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对每一位合唱队员的音乐表现进行引导，要遵循“省、准、美”的艺术原则，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第一，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适度，指挥人员通过对合唱作品思想情感及意向进行精准的把握，对其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对每一肢体语言进行设计，做到情感表达到位，情绪拿捏到位，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空的状态。省是指挥人员进行肢体语言艺术表达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两种原则的基础。在肢体语言运用上，指挥人员应从该基本原则出发，做到艺术形态的完美表达。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在一定程度具有适度性，合唱也不例外，尤其对于合唱指挥人员更是如此，合唱的艺术效果不在于个性的突出，而在群体效应。因此，指挥人员要注意对自己情绪的把控，照顾大局，点到为止，不需要做到过“满”，以致影响整体演出效果。第二，准是指指挥人员能够对合唱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向进行完美精准的再现，包括对音乐节奏的精准把握、对歌唱者换气点及呼吸点的掌握，并给予合唱人员最为精准的预示及情感眼神的交流，使合唱人员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演唱，达到完美和谐的艺术状态。第三，美讲究的是指挥人员在动作上具有艺术美感，富有协调性和舞蹈性，动作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指挥人员通过艺术动作美的呈现给予观者以感官上的冲击，使观者能够通过指挥者的动作体验其内在的情感，从而达到一定的思想情感的交流，使其有所动、有所悟，完成艺术的呈现与交流。艺术不在于观赏，而在于观赏后是否能够激起观者内心的涟漪。指挥人员作为合唱队的灵魂所在，必然是传达某种情感的优秀，因此指挥人员不仅要做到外在表演上的惊艳，更要体现内在情感抒发的美学艺术价值。指挥人员要做到“省、准、美”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完美地融入到表演中，使动作富有一种灵动的和谐的魅力。 三、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的完美运用 （一）手势语言的艺术表达 合唱指挥最为丰富的语言莫过于手势，通过手势动作不仅能够对合唱团人员进行协调统一，还能充分地将合唱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出来。指挥的手势语言在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中尤为重要，任何思想情感活动都主要通过指挥人员的手腕、手指、手掌、手腕、小臂和大臂的相互协调进行语言艺术的表现与传达。在运用过程中，随着音乐的发展，手势语言应当有所变化，既要有一定的控制感应效果，又要有一定的漂浮感和灵动感。合唱成员一般通过对气息的推动进行歌唱，其在发声过程中既要对气息有一定的控制，又要连贯、强弱得当、声情合一。这就需要指挥人员运用手势语言形成一种阻力来控制音乐。 （二）面部语言的艺术表达 指挥人员需要通过一定的面部表情，根据音乐作品中的情感意象进行艺术信息的传递。面部语言是指挥人员在手势语言表达之外最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指挥人员主要通过眼、嘴、眉、下巴等面部器官对音乐情感进行表达，特别是作品中较为复杂的音乐情感，直观地再现作品中的喜怒哀乐，是肢体语言艺术表现形式最为生动、直接和灵敏的所在。比如，当表达恐惧、愤怒时，指挥人员会张大瞳孔，在表述哀伤时，会放大瞳孔，放空眼神。 （三）身体语言的艺术表达 这主要是对于指挥人员的身体姿势而言，在表演过程中指挥人员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姿势，即或坐或站。指挥人员一般是保持一种傲然挺拔的端正站立姿势。在正式场合中坐姿较为少见，但是排练时却有所体现。指挥站姿一般要求两脚站稳、身体挺拔端正、肩放松、腿稍分开，给人一种积极兴奋、挺拔向上的沉稳之感，以此达到外形的和谐之美。合唱指挥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审美的角度看属于艺术范畴。因此，合唱指挥既要有精准到位的、娴熟的技能，又要有丰富大方的肢体语言，从而充分展现合唱的内在艺术特征，增强其美学效应。 作者：和桂莲 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类论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论文 一、新闻评论节目特质对主持人语言的要求 （1）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灵活。 电视新闻评论集图像、声音、文字于一体，有时还运用多种表意符号来传递思想。在节目中，经常会插入现场再现、嘉宾访谈、现场采访连线等，其内容十分的丰富，形式多样。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除了具有传达信息的能力外，还能够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跳出自己已备好的语言模板，用自己更加灵活的语言，去串联各方，确保节目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 （2）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亲和。 传统的评论总喜欢摆出一副讲大道理、教训人的姿态。而电视新闻评论则不然，无论是主持人、嘉宾、记者、事件当事人，上了镜头，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作为各方的衔接者，要使节目参与各方都能够以最佳状态投入节目，顺畅地传递信息，首先在语言上要做到有亲和力。 （3）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具分寸。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的回归，新闻评论节目对主持人自我语言特点和人性化表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主持人要顾忌人性，该高要高、该低要低、该怒要怒、该喜要喜、该伤要伤，这样才能拉近受众、吸引受众。同时，在评论中要特别注意分寸，应兼顾大多数人的接受水平有的放矢、有分寸地把握语气、节奏，使自己的评论能够更多地得到接受和认可。 二、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应注意的语言禁忌 （1）不要说想当然的话。 作为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更多的职责是将新闻的信息传播好、把参与各方衔接好、尽力得到较为科学、公正的结论。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参与评论的时候，在语言上一定要留出空间和弹性，一定要谨慎。切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随意地给出结论。 （2）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很多的时候是代表政府说话，代表政府传达信息，所以信息的指导性非常强，影响非常的深远。因此，对每一句话都要真正地负起责任，说每一句话都要真正清楚、明确。特别是很多的事件，涉及多方的责任，甚至会涉及政府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弄不清楚的话，不负责任的话更不能说。 （3）不要说压迫性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涉及方方面面，所有的参与者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谁质问谁，所有参与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新闻能够更加完善，使结论能够更加科学。因此，作为主持人，尽量避免用压迫性的语言，去质问和要求参与者。 （4）不要说虚话。 新闻类节目本身特点就是真实，真实的事件就是需要真实的表达，稍加修饰和做作，就会使之失去原本的意义和特点，大大降低事件本身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虚话，哪怕一点的不实，都会使整个节目出现本质上的改变，原本真实的信息也会被受众怀疑。 （5）不要说废话。 新闻评论节目，信息量的集中储备在新闻描述、在新闻当事人、在评论嘉宾，而不是在主持人。主持人的话太多，自然会占用节目的时间，影响到节目的信息量。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废话，要使每句话说到点子上、问到点子上、评到点子上。 三、如何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修养 （1）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使语言更主流。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都在剖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国内外发生的各种消息。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思想素质，较强的政策观念和新闻敏感。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注重对中央和各级发展精神的学习，把握方向，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2）扩大社会知识面，使语言更丰富。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评论的事项，古今中文、天文地理、人文自然，无不包括，所接触的评论嘉宾很多都是各个专业的专家和高层人士。因此，要真正使自己的语言能够驾驭好节目的开展，知识面的丰富是基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刻苦地学，不断地学，自己的学历层次、文化水平和知识积累。 （3）提升专业能力，使语言更规范。 专业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修养最基本的要求。要获得良好的声音，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声音训练。此外，还要加强口头报道、现场采访等语言能力的训练，加强自身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语速的训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多的信息传递给受众，能够在更为紧迫的情况下，准确规范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4）做足准备功课，使语言更恰当。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录制节目前，一定要对所播报的问题，详细地搜集有关情况。一定要与编导组一道研究、分析，充分掌握整个节目的初衷、要达到的目的、整体的程序、参加的嘉宾、引导的方向和最终的结论。同时，主持人还要深入细致地了解嘉宾，了解询问的问题，甚至要充分预想或事先询问嘉宾的回答内容。 （5）塑造良好的风格，使语言更精彩。 对一个主持人来说，其风格是否独特鲜明，分析是否深刻，决定着主持的成败。特别是在语言表达上，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富有感染力。每一个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自身的语音条件不同，自身的讲述方式不同，所主持的节目也不同，但是风格的培养是必须的，风格培养的方向就是符合节目设置、符合受众要求、符合自身实际，使节目更具人性化、吸引力和感染力。 作者：刘霖 单位：莱芜广播电视台 艺术类论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领导重视提供保障，组织周密章法有度 1.悉心指导，增添动力。 作为提高青年教师授课水平的一个全校性的教学活动，学校领导对此非常关心和支持。在讲课比赛的每一个现场，都能看到学校领导的身影。他们静静来到比赛现场，非常认真地听了有关教师的讲授，并在赛后对参赛教师的讲课效果做了精彩的点评。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校领导密切关注赛事进程，多次亲临教务处进行指导。各院系的领导不仅认真组织试讲、选拔，而且都始终坚持随堂听课，给了参赛教师极大的鼓励。 2.安排合理，井然有序。 任何一项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周密的组织管理。根据《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教务处对竞赛事宜做了部署安排，明确了竞赛程序和相关要求。各院（系、部）根据强化过程、重在提高的原则，认真组织、谋划和落实。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原则上采取随堂听课的方式进行。预赛阶段的比赛在各院（系、部）开展，最终选拔出了23位青年教师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参赛教师涉及到全校13个院（系、部），参赛课程涉及到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整个决赛阶段的组织有章法、有秩序。在开幕式上，不仅有上届一等奖获得者的现场示范教学，也有部级教学名师和退休教授交流教学和科研的感悟和体会，给参赛者和组织者以启迪。比赛过程严格按照比赛规程有序进行，赛前有组织、赛后有评议、评后有反馈。参与观摩的教师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撰写心得体会。教务处安排有专人负责决赛全程的组织、协调和记录，并能对整个赛程进行及时报道，保证了竞赛活动有序开展。 二、参赛教师风采纷呈，课堂演绎别样精彩 各位参赛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各领风骚、独具魅力，不仅仅体现了师道之高尚，更能使每一位参与者体会到教与学的和谐之美。 1.教学态度严谨认真，富有职业心、责任心、自信心。 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课堂又是教师这一职业神圣之所在。在每次比赛现场，我们都能看到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的参赛教师，他们服饰得体，仪态端庄，举止大方。课堂教学尚未进行，其稳重的师表已经给每位学子做出了表率。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教师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是能对学生人生道路产生影响的知识。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主、以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课堂上讲授不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是很有责任心地、有意识地传授知识，使学生真正领会、掌握、应用所学知识，表现出来的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讲课过程不仅是对授课内容的比赛，更是一场展示教师人格魅力的过程。课堂上教师的表现必须要有自信，有自信才能引发出激情，才能淋漓尽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各位参赛教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激情和自信，而且大多数教师都具有亲和力，能将感情投入授课中并充分“享受”这一过程，课堂交流融洽、自然，教学气氛活跃、和谐，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效果明显。 2.教学语言优美生动，表达风格化、情感化、规范化。 “披文入情，情动而辞发”，良好的教学语言可以烘托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各位参赛教师的语言表达准确清晰、严谨精练、生动流畅，节奏感、逻辑性强，讲课规范有序、张驰有度，极富魅力，语音准确，语调正确，语句合乎语法修辞逻辑，用词恰到好处，准确无误地表达思想与教学内容。大多数教师语言表达都极富有情感，热情洋溢，抑扬顿挫，幽默风趣，显示了不同的教学风格和教学个性，从心理上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教学过程融洽、默契，整个课堂充满情趣与活力。有如小桥流水者，轻声慢语、娓娓而至；有如大河奔腾者，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有如绘画大师者，尽情泼墨、写意渲染；有如哲理名家者，构思严谨、环环紧扣。能恰当地运用表情、眼神、手势等体态语言对教学进行有机补充，意近旨远，词浅意深，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功能策略和交际策略，对学生进行启发暗示，收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3.教学设计精彩恰当，具有合理性、逻辑性、层次性。 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对课程环节的安排设计，每位教师都独具匠心、风格各异。参赛教师在平时备课活动中，都分别在深入钻研教学大纲、精通教材内容、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针对课堂教学的目标群、知识结构、板书利用、课堂练习与作业等因素，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诸方面进行了合理设计，在课堂教学中能很好地把握课堂节奏，通过精练的回顾讲解，很流畅、自然地引入本节课的讲授内容，根据翔实的材料、清晰的条理、严密的逻辑，深入浅出，从多个角度去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并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 4.教学内容充实丰富，体现知识性、专业性、前沿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竞赛课堂的教学内容上可以看出，教师要非常优秀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依赖于平时的努力；不仅要依靠储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很强的实践技能和经验。在理论课教学上，教师尽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联系专业实际和生活实际，提出学生真正感兴趣且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增加一些带有探讨性、启发性的教学内容，通过具体实例的讲解，把学生的思维领入到实际生产中去，最大可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目的。 5.教学方式灵活多样，突出统一性、适宜性、实效性。 在竞赛课堂中教师能采用诸如启发式、激励式、记忆式、问题式、参与式、案例式、研讨式等不同的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但也不是凌乱地、毫无目的地应用。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广泛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多媒体课件信息量大，制作精良，运用娴熟、自然。课件不是为了表现多媒体这一教学手段而使用多媒体技术，也不是简单地将教材文字转化成电子文档，而是结合科研成果、工作实例，用图表、动画、视频、声音，生动形象地展示所要讲授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各位参赛教师并没有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是紧密结合课程实际，将传统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交互使用，使“多媒体课件＋黑板板书＋教学模具”有机地结合起来，相映成辉，相得益彰。 三、评审专家工作细致，赛后评议客观公正 在竞赛现场，有一群听众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学校本科教学巡视组成员、讲课比赛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各位专家都是有着非常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教授，虽然有的已白发苍苍，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们本着对学校教育事业负责、对讲课比赛负责的态度，聚精会神听讲课、专心致志做记录。在每次比赛结束后，都分别进行了两场点评，一是由教学巡视员担任的竞赛评委会的点评，二是由各院（系、部）参与听课的领导和教师的点评。各位评审专家在赛后评议中陈述已见，对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分别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点评，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另外，为充分体现客观公正这一原则，评审专家在赛后还采取随机听课的形式，了解参赛教师的日常授课情况，以综合表现评定参赛结果。各院（系、部）除了客观点评外，以如何更好地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为出发点，院系领导亲临指导，青年教师踊跃发言，畅谈体会、感想和收获，汲取经验，思考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四、学校搭建交流平台，共同促进教师成长 对青年教师而言，欠缺的是教学经验的不足，即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且被学生接受和理解，这就好比要想给学生每人一杯水，教师不仅仅要有一桶水，关键是如何把一桶水有效地注入每个学生的杯中。讲好一节课容易，重要的是讲好一门课，在这方面学校为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锻炼、提高的平台。通过举办讲课竞赛，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培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有效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作者：刘芬 单位：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艺术类论文:微积分教学中语言艺术论文 1《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要形象、生动 《微积分》的知识内容往往是抽象的，要化抽象为具体就要用心揣摩怎样用比较形象、生动的语言去讲解，比方说，讲到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水来刻画，也可以用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摆桌子来比喻，这些比单纯的去讲数学证明更能让学生理解，也更能让学生印象深刻。 2《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可以浪漫但是不失深刻 学数学的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往往是木讷、活力不够，没有搞艺术的那么潇洒，其实并不如此，德国数学家维尔斯特拉斯说过“缺少诗人气质的数学家不能算是真正的数学家”，尽管我们高校的很多数学老师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工作者，其实一样可以在课堂上浪漫一些、洒脱一些。比方说讲中值定理，我们可以借用我们古代的一句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作一个很好的总结。在给学生讲解微积分基本公式时，我们可以来一句英文：“It’sapowerful,beautifulandgalivibleformula”(galivible是时下流行的网络语)，此时学生们会惊讶不已。在介绍比较复杂、冗长的泰勒展式时，尤其是几种余项的时候，比方说皮亚若余项，我们可以先讲讲皮亚若的生平、故事、思想，然后强调皮亚若说过一句话：“给学生讲授晦涩难懂的东西，是对人性的犯罪”，进而我们可以说为了不背负此罪名，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更简单更人性化的皮亚若余项。这就是一种洒脱，也更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 3《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应该尽量活泼、幽默 人们常常说活泼带给我们青春，幽默带给我们快乐。讲授《微积分》也一样，课堂上不只是有证明、计算、推到，公式、定理、结论，也应该有欢笑、掌声和快乐。一次，笔者给大一新生讲连续和不连续的概念，黑板是上下拉动的，上面一块写满了要拉下来，突然卡住了怎么也拉不动，这时笔者转过身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不连续”，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还有一个学期，上午三节数学课，第二节课休息期间，很多同学都爬在桌上要睡觉，这时笔者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于是稍加改动，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现在睡觉你会做梦，现在听讲你会圆梦”，课堂里顿时掌声如鸣。在《微积分》的教学过程中要经常做到上面的要求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当然还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有关联。教师首先要对《微积分》的教学内容熟烂在心，信手拈来，同时还有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才能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充分发挥，驰骋千里；其次要多读些数学史，多想些比书本上更深刻的东西，结合自己的语言风格，形成自己独到的语言体系；最后跟紧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能够像海派清口代表人物周立波那样讲讲数学里的“段子”就更好了。 作者：刘双乾 单位：暨南大学数学系 艺术类论文:导游语言艺术论文 一、导游语言的基本原则 1、生动幽默原则 导游语言也应该具备生动形象的表达，这也是导游语言的艺术性和趣味性的具体体现。另外导游语言需要运用适当的幽默，因为导游人员在讲解过程中穿插一些相关的幽默，会使气氛融洽讲解更加生动有趣。 2、灵活性原则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导游语言应该注重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使用语言进行讲解，使特定的景点讲解适应文化素养，审美各不相同不同层次的游客。导游人员要根据不同的游客灵活掌握讲解内容，使其适应每一位游客，让每一位游客能够享受导游语言艺术之美。 二、导游语言艺术的技巧 1、语音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包括语调、音量、语速，要善于进行语调变化，语调平淡的导游讲解会缺乏活力，所以，语调应该有高潮也有低潮，语调的变化能使语言具有节奏感，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其各自特点，也可以赋予不同的音调，使其适当的以情发声，以声带情。导游人员的语调要自然优美，抑扬顿挫，发音清晰，语言要通俗易懂，而且导游人员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声音强弱，要富有感情色彩和节奏感，在导游讲解语速上应注意节奏快慢，如果导游人员一直以同样的速度进行讲解，缺乏感情色彩，会令人乏味，缺乏兴趣。所以，导游人员要根据要讲解的内容，游客的反应控制语速，讲解语言速度的快与慢是相辅相成的,在讲解过程中通常讲快了游客跟不上或听不懂，讲的太慢，游客又失去兴趣，所以导游人员应掌握好语速，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快慢结合。 2、口语化语言技巧 导游讲解过程中口语化语言是及其重要的，是导游人员必备能力之一，也是导游人员表达的方式，口语化能使导游人员和游客之间清楚明白的了解和接受对方，理解和接受是口语化的特征。当导游人员在讲解时候，游客不感兴趣，这时候导游人员应该注意语言的运用，首先应运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其次在讲解内容上注意技巧性，讲解语言尽量口语化，避免使用难懂词语，用口语化语言更加贴近游客，激发游客兴趣。导游语言要尽量使用大众化，浅显易懂的词语，使导游讲解贴近游客。另外，强调导游语言的口语化，但是不能忽略导游语言的规范化。 3、语言叙述方式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运用灵活多变，生动形象的的叙述方法，以便更好地吸引游客，在导游词讲解中如果只是按照顺序方式讲解就会显得十分平淡，没有吸引力，所以在讲解中倒叙和插叙显得尤为重要，如在讲解过程中设置悬念等方法活跃气氛，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致。在导游人员具体带团的过程中，导游人员除了具备基本的导游方法和技巧以外还应该具备自己的特色，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导游效果。导游艺术的重要部分有导游方法和技巧。导游人员要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激发游客的兴致就必须讲究导游的讲解方法，提高导游的语言艺术。 三、导游语言艺术的作用 1、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活动，导游人员要接待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性格、爱好、信仰的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表现出不通过的行为、习惯、性格和语言，在此过程中要使旅游团始终保持和睦融洽的气氛，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就要求导游用灵活、幽默的导游语言打破沉闷的气氛，避免尴尬的情况，用多样的导游语言提高游客的游兴；运用导游语言艺术能够激发旅游者的积极性，提高导游人员服务质量。 2、协调增进主客关系 在不同的职业中，协调能力是必备的一种工作技能，所以对于导游行业来说也不例外，旅游者初次到达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旅游者的心理总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拘谨感，导游人员的语言艺术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缩短主客之间的关系。当导游与游客之间出现隔阂的时候，艺术性的导游语言艺术能够化解双方的矛盾，是协调主客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 3、提高导游员素质 导游人员是最直接接触旅游者，导游人员的素质和好坏，服务质量的高低，严重影响旅游业和社会声誉，也关系到旅游国家和地区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在旅游过程中导游人员要以游客为中心，大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自身人格魅力感染游客，导游员带团过程中在游客心中确立威信，带好团队。语言艺术是导游语言的升华，对导游员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导游员在提升自己语言艺术的同时也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自身的综合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四、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游客和社会对于导游员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而导游的语言艺术在导游员带团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导游语言运用是否成功在导游员带团中起到极其重要，所以导游人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艺术，学好语言，掌握语言，带好旅游团。 作者：扎西卓玛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地理教学中德育语言艺术论文 一、语言应自然朴实，化难为易 在地理教学中如果说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是一条明线，那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是一条暗线。教师只有娴熟地运用语言技巧过好渡、铺好路，才能起到“明”“暗”双收的效果。因此，教师的语言必须朴实无华，犹如潺潺流水激起学生思想的朵朵浪花。例如在讲“海陆的变迁”一节时，虽然内容抽象，但是有利于科学史教育和科学兴趣的培养。因此，教师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切入正题。故事一:一位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考察时发现了海藻、海螺等海洋生物的化石，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直接猜测:“这里过去可能是海洋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就是海洋。”接着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七千万年以前这里是一片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不断抬升，海水渐渐退去，海洋生物沉积形成化石。故事二:20世纪，有人在台湾海峡的海底发现古代森林遗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有学生猜测说:“这里过去可能是陆地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是和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接着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一百万年前，这里森林茂密，后来由于地壳下沉成为了海峡。不过由于板块的不断运动，台湾海峡还在缓缓抬升，据预测，一万年以后台湾海峡又将成为陆地。教师朴实的语言，自然的引导，引领学生“穿梭”于古今之间，深入浅出地体会知识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从而证实了“海洋和陆地是不断在变化的”这一理论。苍海桑田是大自然的规律。教师的语言自然朴实声声入耳，将知识化难为易。 二、语言应风趣幽默，语近意远 地理教学中常常涉及较为枯燥的人文地理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是再好不过的素材了。所以教师诙谐幽默、生动风趣的语言会让知识富有情趣，使课堂充满愉悦和谐的气氛，这往往比枯燥的说教更为有效。例如在讲“我们需要洁净的空气”时，正好是午后第二节课。走进教室，讲台前有些狼藉，门后的水盆水桶里满是脏水……教师笑着说:“我们经常出入这样一个狼藉的空间，目睹垃圾散落的地面，粉尘飞扬的讲台，享受这浓缩了的人工‘废水’‘废气’和‘废渣’，哎!看来今后上课要必备一样东西———大口罩，你们说怎么样?”学生们听后有的偷笑，有的面面相觑，有的恍然大悟。几个学生立即对教室进行了清理。教师通过这样的“小情景”和风趣幽默的语言，使学生懂得了保护环境要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的“大道理”。信手拈来既不牵强附会，又达到了语近意远的效果。 三、语言应真实生动，饱含情感 常言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地理课上所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内容，都应以科学准确且饱含激情的语言，真情流露出对祖国河山的自然情感，从而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的情感，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树立热爱祖国，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高尚情感。例如在讲“台湾”一节时，“钓鱼岛”就是再好不过的德育内容了。为此，教师在课上可以这样讲述: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100海里的地方，面积为43838平方千米。由钓鱼岛与其周围的赤尾屿、黄尾屿、南北小岛及附近的一些岩礁共同构成。有关钓鱼岛归属的问题一直是热点。但可以证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据有三:第一，钓鱼岛与我国东海大陆架相连。根据《国际法》规定，海洋沿岸国家对大陆架是拥有固定的排他性主权的。从这一点来看毋庸置疑，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第二，早在1403年中国人杨载就首先停留在钓鱼岛，而后明朝、清朝《筹海图编》《海国记》等书中也都有关于钓鱼岛的清晰规定和标示。中国政府早在600多年前的嘉靖年间就对钓鱼岛进行了主权管理。嘉靖35年(公元1556年)总督胡宗宪奉命负责守卫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海防。第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抢占钓鱼岛。二战结束时，钓鱼岛连同日本本土同被美国占领。1971年美国为了对华冷战将其托管的钓鱼岛非法移交给日本。日本当局据此提出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后又觉不妥，于是日本外务省又进行了无耻捏造，说钓鱼岛是日本于1895年发现的“无主地”。如果说120年前日本强占钓鱼岛是野蛮的军事入侵，那么120年后这一幕的重演，则是日本右翼势力凭借经济强势复活军国主义的重要一举。教师这时可以引导学生说出“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强占钓鱼岛是痴心妄想”，“努力学习，建设强大祖国，实现伟大中国梦”等励志话语，激起学生对日本海上扩张的无比愤恨。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倾注情感的言语往往具有动人的魅力，具有拨动心弦的力量。正所谓“言为心声，语重心长”。 四、语言应机智巧妙，一语中的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对于教师的讲解常常会产生不解、困惑或者质疑，甚至会有反感和抵触。对于学生的种种变化教师更应明察秋毫，切不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不可简单地呵斥，而是应该用巧妙机智的语言疏导启发，让学生心悦诚服。教师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婉转闪躲的语言是教学中最为忌讳的。总之，如何在德育渗透中发挥教学语言的作用，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需要教师的教育机智。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因内容而异。只有教师不断地自觉追求，不断地加强修养、提升品位、增长学识，在实践中苦心锤炼，从而形成自己娴熟的语言技巧，才能在德育渗透中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真正地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作者：蔡学芳 单位：鹤北林业局鹤北中学 艺术类论文:教师批评语言艺术论文 一、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原则分析 1.教师批评要尊重学生 21世纪的学生大多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其生活的环境致使其自尊心较强，在学校尤其重视自身形象。因此，教师在进行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时，批评语要尽量减少和杜绝语言暴力。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批评的行为，不仅会伤害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产生怨恨情绪，也有损教师的形象。因此，新时期的批评教育，教师应该选择人少的场所和课间、午休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和学生推心置腹，体现出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发挥批评语言的教育实效性，从而达到以德服人的效果。 2.教师批评要公正合理 学生犯错，教师以批评的方式引导学生是一种科学的教育途径。然而，在实际批评教育中，有些教师易受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将工作与生活中的不快发泄在学生身上；有的教师还在批评学生时，依据个人对学生的固有印象进行判断，把对其错误的批评转变为对学生个人性格的责难，造成了不合理的批评行为，丧失了批评教育的公平合理性。因此，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将客观事实与主观因素理清，公平合理地批评学生，让学生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 二、提高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的建议 1.保持沉默，进行“冷处理”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使用批评用语的方式提醒并引导学生改错是最为常用的教育方法。然而，部分教师却未使用亲和开导式的语言，而依靠责备的语言镇住学生，并强调其改正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一旦受到教师严厉的批评时，容易产生怨恨心理，而不会去反省自己。相反，教师如果发现学生犯了错误时，保持沉默，只需一个眼神也能足以让学生感到紧张与不安，并体会到教师的关爱，保持沉默的“冷处理”方式反而会让学生反省自己的错误。这就要求素质教育实施的大背景下，各教育阶段的教师都应该尽量合理避免正面的批评教育，积极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教育学生。 2.注重批评场合，维护学生自尊心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的批评教育非常重要，然而批评的场合选择对于批评教育的成效则更加重要。教师在进行批评教育时要讲究场合，对于较为固执、不能及时认识错误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在办公室进行批评教育；对于自尊心强的学生，则应该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下，例如校园花坛、操场等，以聊天的形式使其认识到错误。以学生上课迟到为例，当学生迟到较长时间，教师可以在下课后找该学生亲切地问一句：“是家里出了事呢？还是身体不舒服？导致你上课迟到。”当学生否认这些原因后，教师可以说“那你就是路上贪玩啦？”以设问诱导的语言，缓解了学生紧张害怕的情绪，既能问清迟到的原因，也能达到批评教育的目的，促进学生积极改正。 3.注重含蓄幽默，触动学生心灵 教师在批评学生时，注重批评的语言艺术，较多时候都能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认为这里的语言艺术尤其要注重语言的含蓄与幽默，达到触动学生心灵深处的目的。含蓄的批评语言能让学生在接受批评时保持自尊，幽默的批评语言则能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接受教育。教师应该将幽默的语言巧妙的运用在批评教育中，以此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缓解尴尬的气氛。例如，教师在检查某教室的清洁卫生工作时，当用手摸到地球仪上，发现了较多的灰尘，教师说了句“为何这里落满灰尘？原来我摸的地方正好是撒哈拉沙漠。”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以此也间接批评了当日的值日生清洁工作未落实到位。从此教室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可见，批评的语言艺术是一门大学问，更是教师应该广泛学习和培养的艺术。 4.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 教育家陶行知针对顽皮学生王友进行批评的“四块糖果”故事告诉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育人。当学生犯错的时候，教师应能够心平气和地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这样比严厉地批评，督促其改正错误的效果更明显，最强之处还在于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所以，教师要学习多样的批评教育方法，有的放矢地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必要时需要以表扬替代批评，让学生自我觉悟。例如，课间有故意使坏的学生在黑板上将教师板书的内容添加或删减文字，造成句子句意混乱，教师发现后，可以不露声色的对该学生说，“是不是以为老师弄错了，漏掉了或添加了字，所以就帮助老师完成了。”这样的话语，能让学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自觉进行改正。 三、结语 总之，教师的批评是为学生鼓气而不是泄气，其宗旨是为了育人，批评语的运用一定要讲究语言艺术，教育者应使批评成为帮助学生克服和杜绝不良行为的高效教育方法，而不是让批评转化成挫伤和打压学生自尊心的言语武器。 作者：江艳丽 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艺术类论文:护患交谈语言艺术论文 1具有情感 常言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是一句话，说话满面春风、语气平静和缓、柔声细语、用商量的口气，避免冷若冰霜、语气急促、高声叫嚷、将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与患者交流、沟通时要具有情感。如在工作中与患者发生误会，解释时要注意场合，不能迁怒、训斥、伤害患者，必要时可用幽默的语言消除患者的误解，解除心理负担。 2通俗易懂 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语言要简明清晰，必须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用词通俗易懂。与护患沟通时，语速要适中，语气要温和，患者交谈离题时要善于引导回到主题，护理操作时多用正面建议，不随意说不、不能、不行等生硬语言。 3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护患关系是以护士为中心的关系，因此，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护士言谈举止要端庄大方，严肃、高尚，温柔中不失自尊，充分发挥语言艺术在护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对患者解释耐心、使之感到安慰感并给以鼓励，充分调动患者本身的积极因素，使之积极配合治疗，取得协同效果。 4注意保密 护患交谈应注意保密，一般情况下，应实事求是向患者解释病情，说明检查结果，但有时直言相告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对癌症患者、疾病终末期患者及一些感情脆弱患者，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护患交谈时言语要委婉、含蓄，对患者的隐私及部分病情要注意保密，这也是护士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的内涵之一。 5正确运用日常用语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日常用语也是护患交流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礼貌、介绍、安慰、迎送等语言，这也是护理工作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语言，必须熟练自然地掌握和运用。语言是开心的钥匙。护患交谈是护患双方交流信息、沟通情感、加深了解的重要渠道。在护理工作中，护士无论运用何种交谈方法与语言艺术，都不能模式化，要因人、因病、因事、因情境而异，要结合患者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交谈技巧与语言艺术。护士应始终围绕患者身心健康这一中心，根据护患双方的关系，采取启发、疏导方式，熟练掌握护患交谈技巧，用正确的语言为患者创造一个愉快、欢畅、可慰、可信的康复环境，这不仅可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护理质量、避免医患纠纷发生，并可促进医德医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6结语 随着医学模式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医患交谈的内容将更为丰富，沟通方式方法将呈现多种多样形式。医患交谈的技巧与语言艺术是医务人员经过艺术加工，使医学术语通俗化、形象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医务人员运用语音、语调、语速和面部情感来影响患者，使医患交谈语言达到声、像、情的统一。因此，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要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态度要热情诚恳，言谈举止要亲切和蔼，充分体现同情和关怀，使患者具有可慰可信感，同时体现医患交谈的语言艺术具有规范性、情感性、道德性和保密性，以达到护患交谈语言艺术的最佳效果。 作者：朱冬红 单位：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类论文:影视作品中音乐艺术论文 一、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塑性作用 体现于对剧情的烘托和渲染何谓对影视片“塑性”?使用这一概念旨在将影片所要传递给观众的审美感知和审美感动概括和浓缩起来，即观看一部影视作品人们会收获什么的“感悟”，是这种被感悟到精神形象。每一部影视作品都有其形象，这种形象是影视创作人所精心打造的，也即是影视片所要表现的主旨;这种形象是观众通过视听感官所感受到的，也即是影视片对观众所能达到的审美影响。从影视创作人所打造的影视作品的形象说来，要经过若多个环节来实现，若从剧本的形成开始，这些环节如:制片方认可这个剧本，与剧本创作人达成拍摄协议，物色和确定投资人，购得剧本的拍摄权，确定导演、编剧等，组成剧组。这些环节属于影视作品创作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影视作品的形象尚停留于剧本的文字描述之中。剧组成立后，进入由编剧和导演、演员实施的艺术创作阶段，这一阶段即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拍摄阶段和后期制作阶段，也可以视为一个时间跨越拍摄和后期制作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影视作品的镜头画面和配音配乐等音响被协调于共同塑造影视片形象的表现中。那么可见，一部影视作品艺术形象是由镜头画面和背景音乐联合组成的，仅有镜头画面的影视作品是影视创作活动的倒退，也即倒退到了无声电影创作时期唯有背景音乐成分的加入，才使得当代的影视作品的形象丰满起来，镜头画面被背景音乐包括主题歌所烘托所渲染，令观众看得见、听得到，形成视听感觉的共振共鸣。影视作品的背景音乐是怎样来塑造作品形象的呢?其前提是因为音乐具有艺术性与实用性双重属性。音乐的艺术性体现于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人们通过听觉器官的反映来接受音乐，通过对生活中声音形象的体验来感受音乐告诉给自己怎样的形象感受，继而引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和情感共鸣。音乐出现于早期人类生活之中，因之对人类生活审美需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流传和发展至今，但电影制作和音乐艺术的合二而一以“电影原声音乐”出现的形式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自此，电影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影艺术的发展揭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篇章。电影音乐一经出现，人们就发现了其对电影剧情烘托、渲染的“塑性”的重要作用，正如电影音乐大师伯纳德•赫尔曼的评价:银幕上的音乐能够凸显角色的内在性格，能将画面场景所要表现的场景气氛衬托到逼真，甚至于提升到人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极致。电影音乐学家汉斯•艾斯勒的评价:音乐可以补充影像所缺少的生命感，带给观众以视觉上的舒适感，解除观众观赏无声影片所带来的静默压力，又可通过音乐形象让画面形象鲜活生动起来，使得观众感同身受。“音乐像一个旁白在电影中者对画面进行评论。”美学家柏拉图的评价: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人的灵魂中。乐圣贝多芬的评价: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比一切智慧甚至于哲学还要崇高的灵性和启示。哲学家叔本华的评价:声音是音乐的本性，高亢或低沉，急促或舒缓，强烈或轻柔，都具有召唤人的心灵的巨大感染力。先哲们的评价无疑是精辟的。音乐的配置可为影片所要表现的故事内容和故事情节创造出特定的气氛基调，以有限的画面来展示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一个节点，让观众感受到特定的环境感、时代感、地方色彩感、民族特点感等，有了这样一些感觉做积淀，才使得审美感觉拉近与影片创作者对欣赏者的预期期望值的实现。音乐融入影片后是以旋律的整体性效应的画内音乐和画外音乐音乐将画面镜头串联起来和贯通起来的，镜头画面的跳跃性、分散性、有限性所带来的有可能影响观众审美感觉的短板问题被有效解决，正因为音乐具有这样的功能，影片的蒙太奇表现手法才能够充分展示。 以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来具体分析音乐对影片形象的塑性作用。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仁爱对生命的滋润、感化、助长作用。在这部影片中，写实性音乐与写意性音乐相结合，形成美妙的感染问题孩子们心灵、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的叙事音乐。写实性音乐也即画内音乐，镜头画面中会看到影片的主人公马修在以钢琴伴奏的形式指挥本来都是些散漫不羁的孩子们排练合唱，孩子们饱含深情的唱着:“风中飞舞的风筝，请你别停下，飞向大海，飘向空中，孩子们在望着你呐，在那暴风雨中，你坚韧地飞翔，别忘了飞回我身旁……”这个时候的孩子们神情专注，他们的心情和面部表现都沉浸于歌曲的意境之中，他们被歌曲的意境所熏陶，音乐的神奇力量在开启他们走向健康成长的心门。写意性音乐即画外的背景音乐，如对因犯错而被体罚到“关小号”的莫杭治和佩皮诺两双凝望窗外渴求自由翱翔眼神的配乐，马修旁白时的配乐，对故事情节全过程的配乐都结合进孩子们合唱的这首歌曲的旋律，将孩子们内心对热爱生活、渴望成长的快乐和幸福的感情表现出来渲染开来。影片中的音乐与剧情所要表现的主旨形象水乳交融的契合起来，充分展现出音乐对人性的熏陶作用，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需要关爱之情的投入的寓意。所以，影片《放牛班的春天》的形象当时以马修为代表的关爱孩子们，给予孩子在爱心呵护、滋润成长环境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通过影片的音乐配置真实形象地达成的。 二、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符号 作用体现于对剧情的浓缩和记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不朽生命力，因为这部影视片的音乐旋律尤其是其主题歌曲不会衰老，不会模糊和淡化观众的记忆，会在人们的不断品味和传承中常温、常新、常感动，成为永远地熏陶和洗礼人们性情的经典。以对影片《上甘岭》《我的祖国》这首主题歌曲的分析为例。《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在国人中的传唱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生活中，国人的耳边常常会想起这首歌曲的旋律，老少妇孺几乎都会唱上几口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人气儿和不老的艺术魅力才会让国人记得建国初期摄制的这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人所澎湃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力量的电影的剧情。 可以说是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赋予了影片《上甘岭》作为经典影片的艺术魅力，因为这首主题曲凝聚和浓缩了这部影片激情豪迈、乐观幸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旨，让这部影片的剧情通过传唱主题歌曲的形式在国人中一代代的形成挥之不去的记忆。上甘岭战役是何等的残酷，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战斗在朝鲜国境的我解放军八连战士以寡敌众、以弱挡强地坚守在无名高地的坑道里，一个月的苦战，一个月的坚守，因为敌人的封锁战术，战士们的水、米补养不足，一张张嘴干裂的爆皮，但是他们仍以顽强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念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最终坚持到大部队增员的到来，彻底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的意义无疑是伟大的，但抗美援朝战争又是十分艰苦卓绝的，当以上甘岭战役为代表来表现我国参加这场战争的主旨，无疑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首歌曲中表达出淳朴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斗，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斗，希望用自己的奉献换取祖国和人民的和平幸福。《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典型的A、B段曲式，A段的主歌由女高音领唱，柔润甜亮、细腻悠扬，在歌声中铺开了祖国自然美景与人的勤劳聪慧交相辉映的美好画卷，正如歌词中出现的画面:“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边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B段的副歌是混声合唱，气势磅礴、自信骄傲:“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在歌声中分明表现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能够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漂亮、温馨和谐的能量。由影视片的主题歌让人们喜爱这部影视作品记住这部影视作品的例子有很多，如由歌曲《英雄赞歌》想到电影《英雄儿女》，由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想到电视剧《便衣警察》，由歌曲《向天再借五百年》想到电视剧《康熙王朝》，由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想到电视剧《三国演义》，如此等等，其实例可谓之经典影视作品所都能够彰显出的特性。 作者：王延安 单位：北华大学音乐学院表演系 艺术类论文:特长教育音乐艺术论文 （一）外在价值 素质教育要求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而音乐艺术特长培养过程，渗透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个方面。 1.培养过程中的德育 在这里指的是狭义的德育，即学校德育，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在音乐课堂中老师可以充分运用德育的两种模式，使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品德。①主体性德育模式。这一种模式侧重的是道德认知。音乐教学中可以充分让学生作为德育的主体，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主体道德素质的社会主体。例如由于音乐艺术的课堂不同于普通课堂，大多在教室环境上需要重新改变，课前需要按需要重新排列椅子。这个时候让学生帮助老师排列椅子，可以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和学会帮助他人。并且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座位，这必定会发生选座的矛盾，会有两个或更多的同学喜欢某一个位置，这时就需要学生自己商量和思考，由此培养学生的谦让精神。②情感德育模式。这种模式侧重的是情感。首先可以让学生“学会关心”，引导学生从原始的情感提升到理性的关心。音乐艺术特长教学中，学习乐器的学生都会有自己的乐器、学习声乐的学生也会有自己的歌谱。所以，在老师的强调下，学生不仅会爱护自己的乐器和乐谱，也会注意不损坏别人的乐器。所以这最终培养的不仅是“关心”的情感，更是一种责任感。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必定会涉及到乐曲背景、作曲家的故事。千百年来，音乐已成为人类抒发感情、寄托思想的最佳载体。国内外都有很多乐曲充分表达了音乐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肖邦，他被誉为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9世纪初，波兰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肖邦悲愤欲绝，他希望祖国能够强大，不希望祖国灭亡，因此写下了《革命练习曲》，以此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思念和民族的期望。在对此类曲子的赏析和演奏过程中，学生会被音乐深深感染，体会到浓浓的爱国热情。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都强调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并且大力的提倡。孔子之所以推崇《韶》乐，就是因其“尽其美，又尽善也”。孟子主张艺术应为“善教”服务。荀子提倡以艺术借美的形式传道、扬善、授礼，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政治境界。所谓“文以载道”就是他们一致的认识和主张，音乐教育则无疑可以增强这一种文化自觉。 2.培养过程中的智育 我国的学校教育有两个较明显的特点：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和逻辑、语言能力的训练。正是由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学生的智力的全面发展。智力一般指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而我国的应试教育进行的是教条式的、严密的培养，对于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的形成与发展是起到阻碍作用的，而观察力和想象力是人类发明创新最需要的动力。观察和想象是艺术的基础。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可以在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观察力。首先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少不了音乐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设备教学。例如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可以先让学生看一下多瑙河的图片或者动画，然后闭上眼睛听音乐。当序奏一开始，小提琴琴弓轻轻奏出徐缓的振音，同学们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好像飞到了多瑙河上空，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拨开了河面的薄雾，平静的河面渐渐荡出波纹。其次，识谱是一个过程，通常的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教学，都需要看五线谱，学生需要通过自己比较，找出每个音位置的不同，这个过程中必然锻炼到学生的观察力。 3.培养过程中的美育 美是抽象化的东西，大众对美的认知是主观的，也会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审美乱象。快节奏的生活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使人们赶到压抑，但是又没法找到恰当的途径来释放压力，从而以扭曲的审美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从小、从课堂中、从教育里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修养尤为重要。艺术对审美教育的作用人人皆知，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培养更是能直观的促进学生的审美。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流传下来，提出很多关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价值标准问题。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教师不仅教学生唱歌、演奏，还要对乐理知识的讲解、作曲家的相关介绍，这样更可以提升审美能力，因为音乐作品中的节奏和旋律以感性呈现给审美者，审美者又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了解有关的形式结构，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等，以至有关的背景情况，并且能够懂得乐曲的进行过程，才会有较好的审美效果。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可以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作美的能力。所以说从政策实施方面来看，加强音乐艺术特长的教育是把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充分落到了实处。素质教育从本质来说，就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虽然目前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接受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但是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这种形式的教育会越来越普遍。并且必须看到的是当这部分学生将来走进走入社会，必然对周围人群会产生引领作用。公共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得以实现的，当一群在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做出贡献，必然成为大家学习、模仿的榜样，在这样的作用下，才有可能实现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化。虽然本节探讨的的是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外在价值，其实它已经对学生个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随后才才由各个个体聚合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内在价值 从上文中已经看出，音乐艺术特长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个人的品德、想象力、观察力、审美能力。那么音乐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还有哪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呢？ 1.自信心的建立 有些孩子出现了胆小、害羞的问题，现在的小问题可能为今后埋下隐患。因为胆小、害羞，不敢和老师交流以至于不会的问题一直没搞懂、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话以至于错失很多表现机会。自信心的培养可以完善孩子的人格。学校的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为学生的自信心的培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在音乐艺术特长培养一般是小班教育，所以老师可以充分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增加学生的心理满足感，让他更能在课堂上表达自己。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正因为是音乐艺术教育，老师可以让学生站到讲台上表演，这对其又是另一种挑战，在观察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平时站在讲台上可以自信的说话的学生，拿起乐器在大家面前表演也会产生紧张的情绪，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锻炼，才能全面充分的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艺术教育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格化的过程。 2.毅力的培养 虽然有音乐天才，但大部分人都趋于普通，所以想要诠释好一个音乐作品，无论是乐器演奏合适还是演唱都需要反复的练习。练琴、练唱这是从事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老师反复强调的。其实无论学什么肯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熟能生巧是所有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有人能走到终点而有的人只能半途而废，这跟个人的毅力有很大关系。而学习音乐艺术特长的过程也是毅力的培养和形成过程，虽然教育家不鼓励被迫学习，但也不鼓励半途而废。所以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是否对这个乐器或声乐感兴趣，然后必须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通过反复的练习，学生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难，原来音乐那么有意思，学生自己心中也会充满成就感，会懂得坚持的可贵。那么在之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这么坚持必然得以保存和发扬。 3.情商的培养 艺术教育包括艺术的各种门类和形式。在艺术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艺术的要素贯穿于其中。即陶冶性情、愉悦身心，而这些属于情商的教育。音乐艺术特长教育更是对学生的一种最直观的影响。有艺术引发的美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不同于其他靠逻辑论证和有意识的理解、记忆的教育方式，更不同于那些约束、限制的手段。它是通过美育在审美愉悦中得到情绪的调节、情感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实践证明，音乐能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特别是情绪活动。现在有很多用音乐来舒缓、治疗心理的方式。通过音乐艺术特长培养，学生会更懂音乐，甚至自己就懂得用音乐来自愈，调节自己的情绪。 4.学业上的帮助 谈及学业上的帮助，这是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音乐艺术特长的初衷。且不论其对错，但从内在价值上看，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说，对其升学确实有帮助。全国各省市的初中，在小升初招生政策中，很多学校都对音乐艺术特长生有加分优惠或者优先录取。在取消小升初的城市，音乐艺术特长更可能成为学生进入好学校的敲门砖。再论及高考，不容忽视的是艺术特长生的招考制度。艺术特长生是部分高校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推进学校素质教育而招收的考生。艺术特长生报考的是高校的普通类专业，但同时具有艺术专长。一般而言，艺术特长生通过省级统一测试及招生院校测试，经公示后，可在高考中享受适当的降分录取优惠。2014年有53所高校面向全国招艺术特长生。其中包括了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无疑，音乐艺术特长生成了学生进入名校的又一条路。 作者：杨珂晶 单位：云南大学 艺术类论文: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论文 一、从音乐人类学看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 首先，什么是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就是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又称音乐民族学或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包括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东方艺术音乐、以及当代口头传承音乐的学习研究，也包括对概念性课题的学习研究，例如音乐的起源、音乐的变化、音乐作品与即兴创作、作为象征物的音乐、音乐中的普遍模式、社会中的音乐功能、音乐体系的比较、以及音乐与舞蹈的生物基础。“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和最终回归自我的过程。 二、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和共性 1、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定义 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形式、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它指代的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都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音乐艺术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还是不同的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2、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 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诸多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音乐文化能够反映出一个时期，一个年代的文化潮流，还能充分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所以，音乐文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仅是综合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生活浓缩的结晶。例如：西安的“古乐”，山西的“八大套”等，它们既有传世的古老乐谱，又有数代乐人的相互传承，从这些色彩浓重的地方音乐中，不仅折射出昔日文明的辉煌，也能反映出当今文化的灿烂。音乐艺术是一种听觉艺术，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使人生产生审美感受，音乐以声音为物质手段，又不等于凡声音就都是一种音乐，如现实生活中自然物所发生的一切音响，人的一切言语声音等，就不一定能成为构成音乐语言的主要物质材料。音乐艺术还是一种无形的艺术，它可以不受空间形象构成的限制，而自由发挥创造空间。音乐艺术又是一种时间艺术，音乐在时间里展开，在时间里流动，欣赏一部音乐作品，也需要从开端一直持续听到尾声，才能准确地感受作品整体所带来的效果，而且它是随音乐的演奏、演唱而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的。最后音乐艺术是一种表情艺术，音乐艺术所擅长的是内心的表现，表现人的感情、意志。它的表现方式，既可以直接地抒发人的内心情志，塑造出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二胡曲《二泉映月》等。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借音乐的语言来描绘社会生活某一场景或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的情志，造成一种音乐艺术特有的意境，塑造出另一种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等。值得一提的是，音乐艺术还有一定的再现外部现实的能力，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外部现实，因为客观外物，只要一振动都会产生一定的声响。如风声、雨声等等，都是现实声音的表现。 3、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 首先，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的表现形式上，它们都是以音乐为依托，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表达人们内心深处对世界的真情实感以及对当下社会文化精神的传承。其次，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创作的根源上，它们都是以外界事物为参考反映到作品当中的，如音乐中的“号子”就是受到集体劳动时劳动者喊出的口号的启发而产生的。最后，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还体现在你作品效果的实现途径上，它们都是通过对人们感官的刺激从而使人产生精神上愉悦或悲伤的审美体验。 三、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相通性 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总体上两者是相通的，可以说音乐文化中包含音乐艺术的元素，文化包含艺术，艺术反映文化，两者紧密相连，融为一体。音乐艺术是以审美文化为优秀的艺术，作用于人的情感引发共鸣，激发一系列的联想，浸润人的心灵，使人受到某种意识观念的熏陶渗透，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社会的某种文化潮流和趋势，最终到达音乐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综上，通过对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共性以及相通性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出二者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二者在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是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讲，一种音乐文化必然包含着一种音乐艺术，而一种音乐艺术也必然能够表现和反映出一种音乐文化。艺术根植于文化之中，就像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承一样，文化与艺术都是其独立存在的标志，即便是不同的艺术也可以带给人们相同的感动，所以，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在整个世界的和民族的大范围内，是密切联系，融会贯通，不可分割的。 作者：陈瑶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本体化现代艺术论文 1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起源 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是现代艺术设计灵感来源和设计思维的基石，现代艺术设计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价值的继承和再创新。在现代艺术的诞生和演变过程中，始终与传统绘本体化画一脉相承。在传统绘画人文精神的熏陶下，设计师将艺术审美与生活服务融合起来，实现设计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19世纪以来，一大批具有印象派色彩、立体主义的形态建构等现代艺术的艺术理念的西方传统艺术的现代艺术大师实现了设计理念在包豪斯设计学校的传播，使得设计形态逐步摆脱了简单模仿自然的样式，更加趋向主观的再创造。 1.1西方绘画艺术的引领 一方面，现代艺术的变革起源于印象主义，先后经历了印象、新印象和后印象主义的初期探索阶段，使人类对于物象的感知和表现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从而使艺术设计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印象主义对现代设计的色彩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现代设计的色彩语更加炫彩夺目，也是人们对于设计的审美追求有了新的理解增强了艺术设计的视觉信息传播力，使得设计内容过多地开始强调自然生态中人类自身；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艺术的视觉传达形式的两种类型之一的再造自然型，具有强烈的主观抽象的表现特点，体现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以人为本，面向人类自身服务的艺术设计理念。 1.2中国传统艺术的滋养 现代艺术设计的肌理技术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性，中国传统艺术技法语言的水墨材料体现了浓浓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人性化精神情节。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完美的艺术意境，要求画品与人品相结合，工中带写，许多设计作品在素材选取、构成、色彩以及文字等构成元素上，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取向。 2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构建 2.1绿色设计 在当下生态环保理念的影响下，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越来越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追求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和谐统一。绿色设计理念也越来越成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在绿色设计理念的指引下，设计师应从尊重自然生态基本法则的角度出发遵循环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进行艺术设计；此外，设计师要树立绿色环保意识，积极通过绿色健康的设计作品来引导人们的绿色审美理念，始终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之，艺术设计出了要关注设计产品本身，也要更多地挂住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借助绿色设计理念和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为现代艺术设计开辟新的天地。 2.2低碳设计 低碳设计旨在降低空气中碳的排放，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现代艺术设计的人本化灵感。低碳设计、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生存意识的主流，从而引发设计低碳的创意趋势。设计旨在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维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降低对空气中碳的排放量，保护自然环境，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掘各种艺术设计的人本性设计灵感，使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拥有最大程度的满足感。 2.3非物质设计 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技术设计的理念在于更多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现代艺术设计在设计理念、设计方式和设计导向等方面更多地趋向人性化，向非物质的设计理念发展，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更为深刻的艺术设计理念中，面向人类的需求和发展，凸显艺术设计的终极追求，依托本体化设计导向，通过设计所产生的精神效应来抚慰人们在高速度、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所产生的焦虑和不安，使人类超越物质的束缚，进而追求精神健康的体验。因此，现代设计艺术的非物质化是设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3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化溯源 3.1大众化 现阶段的互联网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图像视觉信息所传达的人类认知和审美世界。也正是由于当下图像信息设计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现代艺术设计具有强烈的大众性理念，这直接表现在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基础、思维导向和设计灵感来自大众文化，同时也致力于使现代艺术设计到达简洁、深刻、直接和精致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因此，大众性正是现代艺术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称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现代艺术设计借助各种各样的设计形式传递信息知识、表现艺术审美。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享受，更多的是启迪人们的审美意识，洗涤人类的审美心灵，提升人们的审美艺术享受。 3.2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论是信息的传递容量还是信息的传递速度都在飞速地增长，使得原先的语言和文字媒介已经无法满足信息传递的需要，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传播快捷的视觉媒介应运而生。由于图像传播媒介不具有文字等的认知隔离和交流障碍，突破了不同地域和文化传统的束缚，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成为符合人们交流习惯的交流媒介，也被大众和现代艺术设计界所广泛接受，迅速形成网状传播的设计优势。现代艺术设计通过设计图像将设计理念和图像信息以更加便捷并且覆盖全球的传播途径传递给更加广泛的受众，信息时代的图像艺术设计已经成为艺术理念和图像信息的全球性传播途径以强烈的网络覆盖力深受大众喜爱。借助这种网状非线性的方式，现代艺术设计更加便捷地服务于大众生活。因此，网络性也是现代艺术设计人性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3.3多感化 艺术设计审美的受众是具有多感官的审美本体，多感官途径的艺术理念传达更具有高效的艺术审美效果。因此，现代艺术设计通过多感化的设计理念，彻底打破传达媒介的低劣化应用，通过多样的感官参与体验设计信息的传达，到达了直接、真实、直观的传达效果，一起传播范围更广泛、传播效率风高效的特点被大众和设计师所认同，实现了一种全新的设计传达手段。借助多感官的艺术体验和外感价值的完美统一，使得设计作品的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范围获得了质的飞跃，最大化了艺术理念的传播效果。因此，多感官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也是时代大众审美和艺术设计理念的时代诉求和历史潮流。 4结语 现代艺术设计是在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下，实现以人为本的具有大众化、多感化和网络化特点的绿色设计和低碳设计思想。现代艺术设计以实现对人的服务为目标，致力于在人类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再创造，并且不断追寻本体化的终极设计追求。人本化的设计艺术理念和追求已经成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艺术设计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认同和创造，实现人类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体现艺术设计的人本化思想，实现人类社会审美的健康发展。 作者：邢博川 朱海英 单位：甘肃陇东学院 甘肃庆阳西峰职业中专 艺术类论文:民间美术图形现代艺术论文 一、中国现代视觉设计受“全球化语境”与“国际化语言”的影响 作为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现代视觉设计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联。其将传统美学观念打破了，还展现出创作手段、思维方式和设计理念上的独特之处；其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社会价值而言，现代视觉设计不但有助于收获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很好的呈现出来。当代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比较迟，然而西方现代视觉设计理念却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进而致使现代设计教育几乎可以说是对西方整个设计体系的沿袭。这样尽管使得我们在设计时可以参照借鉴，也对中国现代视觉设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很多问题也由此引发出来。面对“全球化语境”和“国际化语言”背景，中国设计产业理所应当可以按照国际化设计语汇与现代审美趣味来赢得市场认同。但是，趋于全球化的设计活动并不是说就要促使视觉设计风格的趋同。实际上，每一民族的文化和心理都会深受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其形成的生活习俗、价值体系和生活习俗等的形成与其他民族都是存在区别的。就拿现代主义、国际主义来说，在设计本身的发展中也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发展，并且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多元共生的新设计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国的设计界还在探索现代视觉设计的独特面貌，其必然也需要对这一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未来现代设计的发展，怎样才能从西方模式的影子中走出来，使打造的设计队伍具有民族本土特色，同时对于国际性的设计话语也要兼具。所以，从设计角度来看，关注文化身份，不但是设计者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全球化的应对策略，同时也是进行民族特色视觉文化构建的责任。 二、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表现手法及其艺术特征 民间美术是来源于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必然密切联系着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并且具有十分广泛的分布，地域文化特色比较强。传统民间美术拥有十分繁多的品类，多样化的风格，对实用性和审美性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根据种属来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绘画、刺绣染织、雕塑、家具器皿和其它的一些剪纸、服饰、编织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造型极福变化，主要是劳动群众参照自然物和社会生活，通过独特的观察和思维方式，在加工、演绎的基础上促使其成为固定化、抽象化、图案化的图形符号。这体现了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积淀，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集体审美意识，其具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都是特定的，是对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体现和文化观念的承载。整体上看来，传统图形采取的表现手法以寓意和象征为主。也就是借助某种直观形象来对其相似的概念进行喻示和象征，从而来对图形隐藏的情感和内涵进行传达，诸如“四神纹”、太极图形、“云纹”等，有着非常多的具象或抽象图形。其都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到孕育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这些图形的特征就会渐渐具有易识别性和内聚性，进而逐步积淀成审美符号。其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同时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可传承性的特征，这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对民间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种关键的传播符号。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艺术特征：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从造型和色彩上来看，不仅简洁、明快且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通常是借助复合、同构形来组合完整的“意象”图形。其蕴含着中国人的很多观念。如今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很多视觉语言又都深受西方影响。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和设计思维上体现的独特之处必然会为现代视觉设计贡献创新的可能性。 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中国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善用和开新 将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符号融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促使这些图形符号成为重要的元素用来进行民族语义的表达，同样借助现代视觉作品也能很好的传播传统图形符号元素、艺术特征以及表现手法等，促进自己一种独特面貌的形成，这应该是现代视觉设计今后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和积淀，当代的很多成功视觉设计作品也都是因为民族文化意味的传统图形符号成为其灵感来源。例如中国联通的标识，就是从传统的吉祥图形“盘长”纹样中取材的，关于佛教中的“佛说回环一切通明”，其正是取义于此。线条往复联通，这样的造型有通信网络路路相通、顺畅的意蕴，还有两个相连接的心形这是对联通公司宗旨的表达，即“通信，通心，联通永远与用户心连心”。这就将传统图形赋予了新的内涵，极具时代感的同时也充满了文化气息与亲和力，两者之间是一种和谐完美的状态。总之，需要深层次的理解、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图形，最终还是要基于民族传统来进行再创造与重构。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民间艺术是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和艺术传统的一种体现，其必将清新的生命活力注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在研究和运用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时候，不能只是在图形符号的表层停留，还需要深入挖掘其造型结构和精神层面的本原特质。应当以现在的视觉艺术设计现状为依据，以全球文化视角为立足点来对传统民间美术进行审视。针对西方的一些设计思潮应当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契合点，才可以将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打造出来，才可以让我们的现代设计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且又可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作者：石祥永 单位：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
经济基础论文: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呈现“新、变、乱”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呈“乱、变、新”趋势，“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治理，“变”于国际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机构。大危机潜藏大风险，推动大变革，孕育大机遇。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对动画产业进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其成熟的动画技术和市场开发，使依靠传统制作手段的中国动画产业显得严重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动画市场有80%以上被国外的动画片占据。这里被占据的不仅是动画片的份额，更多的是动画的衍生产品市场，包括文化用品、儿童用品等相关产业。综合各项数据可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乏力。随着近几年政府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高新产业之一的动画，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好时机。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大量的动画产业基地应运而生，这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动画制作和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今世界，一部成功的动画片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试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恐龙》来说，其制作成本高达两亿美元。如此高成本的制作是保证动画大片最终成功的基础。同时，由于当今动画片制作越来越精良，要制作出具有超越其他动画品质的作品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国每年在动画片制作上的投入只有1.2亿元左右，这对于动画产业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一部好的动画片需要大的投入，因此加大动画片制作的资金投入是当前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良性的动画产业的运行，需要具有一部或几部取得良好票房、获得良好口碑，并且影响巨大的成功动画片作为基础。只要有了这样的动画片，其相关的产品、市场才能被开发出来，并且不断延续壮大。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样离不开具有真正投资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国内目前注册的动画制作公司不下百家，但大部分企业都只能制作和加工国外动画公司的产品。真正具有独立投资、独自制作能力的动画公司寥寥无几。这对于急需具有原创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内市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从国外动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引导和投入固然重要，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动画产业市场离不开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投入。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鼓励引导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投资，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动漫产业”。这样的规定和措施从全局出发，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构建起高、广、厚的动画产业结构，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和深化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身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动画产业。试看这几年国内动画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国内动画也已逐步树立一种新颖的大市场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和渠道两方面。 动画产品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以前的动画片制作企业只关注电影和电视的发行。而今动画产品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形象设计，以及剧本延续都需要提前进行市场论证，针对不同的风格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同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开发，如从动画形象的传播、动画音乐的发行到动画玩具、服饰、文具等一系列的产品。最后，在完成第一步动画片发行，第二步衍生产品推广的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再创作的推进。这里再创作可以采用独立的电影系列片、电视连续剧以及长篇连载小说等方式。 21世纪的头十年，给世界带来最大惊喜的就是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开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引发了动画片渠道的全新变革。我国是全世界最新移动技术普及和开发的最大市场，因此让动画产业与新技术媒体相结合，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创建出代表最新生产力的动画产业市场，势必成为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文作者：王宇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方式，这种交换是人们通过市场这个平台彼此尊重对方的产品所有权而实现各自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其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也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产权独立的市场规则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必然要反对政治上的特权和专制，确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原则，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也演化为法治原则和定期选举原则。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曾经试图逾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结果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人力和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听命于权力的调配而不能自由流动。而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几千年来的专制意识，又借助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并以集权化、等级化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专制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走向多元，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收缩权力，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加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市场经济由于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当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时，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转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垄断生产资料，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还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平等自由”的交往形式下掩盖的却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主权在资”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大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作为定语，它明示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即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自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劳动尺度面前一律平等。这就铲除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奴役他人劳动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奠定了机会平等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则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结果公平的终极价值。因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确地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就需要在国家领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取消了资本所有者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为在国家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公有制本身也有一种民主的诉求。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全民的资产由国家代为占有、使用、处置和获得收益，那么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国家对资产的运营和处置行为以体现全民意志。而这一套程序和机制的实现就要通过健全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完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对民主的诉求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面镜子，一方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利和产权权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用公共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另一方面，保障公有资产所有者对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树立劳动至上理念，健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机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编制等影响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各种障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二、人民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价值 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是人民主权。它倡导这样的理念:国家机构和官员除了人民委托给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权力之外，本身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为一己私利出卖人民利益，人民可以使用民主程序之“最终的决断权”，把官员和政府、议会和议员一起统统赶走，使公众免受政府的侵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4］(67)然而，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7］(104)。这样，资本的统治便背叛了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蜕变”归罪于民主本身，而是归因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因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7］(52)当然，马克思致力追求的“真正的民主”，其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民主。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一个趋势判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于是，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所争取的民主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然而，近代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方，先进的工人队伍只占社会成员的少数，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国外侵略者与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走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分析，认识到她所追求和实现的民主不单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民主，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的主体范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以说，“人民民主”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的“人民主权”的否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如今，“人民”的外延日益扩大，已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并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146)后来，我们党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依法治国”。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官员手握国家大权，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法治的优秀内容是强调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强调的重点不在限制“私权”上，而是在约束“公权”上。宪法和法律限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规范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政府和官员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并对自己的施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从而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法律是人民经过民选机关、通过民主程序创制、反映人民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治使政府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也体现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优秀领域的代议民主制度，甚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也只能在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中进行到底。但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本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基于金元政治的种种限制，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报复［7］(520);其设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对权力授予和权力来源的不对等规定使立法权在与行政权的抗衡中呈现出官僚机关凌驾于民意机关的态势，而这正是维护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在基于金元政治的竞选规则之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治捐款、掌握选举资源、控制舆论工具，进而有机会进入权力领域的优秀层，使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也就仅仅停留在了制度的“形式”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实它的内容。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它创设的“议行合一”的权力配置原则，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制、任期制、限任制、责任制和可撤换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性地发挥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它使“议行合一”的“一”的含义就由“同一”发展为“统一”，即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国家或本级地方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审判、检察等执行机关的产生经它选举、权力由它授予、工作受它监督;执行机关没有否决人大议案的权力，更无权解散人大;但是，人大与“一府两院”在组织上是分开的，职能上是分权的，人员构成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不可包办代替。这样，它便超越了由一个机构同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原生态“议行合一”模式。这种“一统三分”的制度设计，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既坚持了人民通过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分权制衡原则的合理内核，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有效纠正当代西方代议制下行政集权的弊病。而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之上的。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民主文明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我们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普选制度的构建选择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路径，这也保证了民主实现的实在性和民主进程的稳妥性。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建立，使现代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是通过影响并争取选民来赢得多数选票、以夺取或维持政权的。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都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争夺选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这也就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如果将这样的政党制度引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其实，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如果仅仅依赖票决民主，也势必会让诸如“纳粹党”这样的政治势力通过“花言巧语、投其所好”攫取政权。因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大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级人大不是按党派“瓜分”席位的，而是按地区和界别(仅是军队)分配名额的;各级人大全体会议与同级的政协会议同期举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这就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民主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定”与“尊重少数”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结合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信任、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作者：郭强 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优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优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抑或上层建筑综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我们从审计规范、审计体制、审计职能和审计作用等方面考察审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一）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国家审计是基于监督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安排。审计监督包括经济监督和权力监督，因此审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和一种政治安排。因为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力量，国家的运行也需要经济力量。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中，经济资源是物质基础，使用、管理和配置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利益，所以这种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审计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制约机制，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国家具体权力的确立和行使，是由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的，国家审计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力，正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国家审计权，只是将这种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形成一种附属权。就法理而言，监督权是一项独立的、专业性强的并带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根据历代审计的变迁轨迹，对权力进行监督历来就是审计的重要职能。历代审计的变迁中，体现了审计是治吏的工具，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最高统治者通过“治官”来实现“治国”，以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审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烙印，但它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整顿吏治，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的。 （二）审计制度是调和阶级利益 矛盾的政治安排有史以来审计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机制，历代审计监督依附于皇权，皇权的需要决定了审计监督力度，甚至存废。帝王巩固专政的意识越强烈，则贯彻审计制度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在古代审计史上，中央越集权，政府审计越发展。但当审计监督触动了君主统治的利益，统治者会架空审计监督权力。古代帝王是独占型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否则政权就要崩溃。比如1761年12月23日，奥地利建立了审计法院的最早前身——“会计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审计监督触犯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1773年统治者被迫取消预防性审计。审计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直接相联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处理财政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统治阶级服务。审计是通过经济活动这个切入点辐射到运作和操作经济活动的权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审计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产权，而产权规定了不同经济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权利通常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财务利益，使其受益或受损。因此，审计不仅涉及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交易费用大小，而且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体现产权经济性有非常的意义。此外，审计对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可以采用国家意志、法律保护以及道德约束等形式。产权首先体现为对财产的权利，审计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并进一步由此而规定了每个人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位的社会关系。产权基本权能的具体表现又呈现一定变动性，审计对产权权能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显著。因此，审计就是在基本内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习俗约束、法律强制乃至个人行为努力下，不断重新认识、补充和完善起来的。从现代观点看，即使远离政治的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也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维护社会再生产参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受托主体的效能差别，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信息担保。审计结论影响投人、产出、分配等决策和判断，关系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三）审计法律规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从审计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审计制度已被普遍载入世界各国宪法。一般情况，凡属根本制度都在该国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重要法律（如英国无专门宪法，而是由一系列重要法律起宪法的作用）中规定下来。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确立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而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即它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且，凡是重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通常都在该国宪法或者相当于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中确立了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等内容。因此，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宪法思想密切相关。往往宪法思想决定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和发展导向，作为政治体制，其履行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属于公共治理范畴，与一个国家的公众福利、国家利益相关，其职员的履职状况、体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可能关系到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就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无论是审计法律还是审计准则、审计惯例、审计伦理道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审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审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四）审计制度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现实的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使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运作的现实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基础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和保证，并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经济基础的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还需要建立其上层建筑。审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审计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有着密切联系又具有独立、权威性质的专职部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其共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其特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紧密联系。审计既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需要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发展服务。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就是基于这个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也有双重性。其中既有质的适应，也有量的适应。审计要实现这种反作用，必须同一切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审计的反作用总是加深、体现着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审计要想实现自己的反作用，它必须是一种现实力量。否则，反作用便无从谈起。如我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检查权、审计调查权、制止权、建议权、审计结果的通报公布权、处理处罚权、提请司法追究权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审计如果在量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的不适应，也会产生上述结果。比如审计机关过于庞大、审计的自由裁量权多大等都会造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用，从而可能导致审计的削弱或消亡。 作者：宁佳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新晨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嬗变与秩序变迁刍议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优秀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的经济基础及解决思路 摘要：高效制度供给虚拟泡沫化的的种种形式，成为计划经济唯一自留地的中国教育，界的顽疾，它导致中国高校教育阵地示范失真，学生就业知识结构和能力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管理层的各种制度供给的虚拟化或形式化，有其存在的经济土壤和基础，抑制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主要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行渐进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唯学历教育；惩罚机制空缺 制度供给和创新形式化直至虚沫化现象由来已久，近年已经蔓延渗透入担负着为市场提供各类人才的高校这个神圣领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纷纷扬扬的高校评估活动中各级委托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直至造假盛风；职称评聘中的规则制定与操作实施中的异化现象；由水博士团队组成的行政管理层的空中楼阁方案等等，是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寒心的。 1 中国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虚拟化小满冠 这里，笔者就某一普通高校评估中的制度创新虚假例子为引子，给出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或创新的小满冠。某普通财经高校大院长在得知10个月以后要对本院进行评估后，首先召集全院中层者作了厉害冲突的动员报告，随后各二级院长就猫步紧随地对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下达任务，教学大纲，试卷规范，其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等近三年的教学资料都要补齐，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补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资料时，为了反映管理层工作的扎实到位，期中教学检查规范成表格化，在学生反映最好老师、最差老师两栏中，教学秘书根据认识与否，把每学期任课老师中不认识的老师填到最差栏，认识的、本单位老师填到优秀栏，无意中有位敬业老师发现，找到相关人员问起，教学秘书一开始还质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知道？不让普通老师看的，临时补的材料，领导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继而解释说“如果认识你就不会写你，设计的栏目不能空着，其他学期也是这样，只是为了给领导检查，没人看”。最后在这位老师的执着下，这个奴才式的教学秘书不得以道歉并“好心”告诉当事老师找教学副院长，另人震惊的是那位二级院副院长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先诚恳地感叹：“哎，都是为了博士学位和学位点建设，当时我在外地跑博士学位，又不能耽误学校的评估大事，就让教学秘书根据学校精神和北大清华的教务检查模板补上就行了，接着满脸尴尬无奈哀求说本学期放到最好那栏作为补偿，等有机会和教务处长沟通一下，最大限度地挽回声誉损失。但是该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未灭绝，给予义正严辞地回绝，不料这位博士副院长立马恢复了野蛮专横的政治流氓面目，扬言谁让你不是学校的校长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教学秘书一看他领导的态度也开口侮辱该教师。这位老师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评说，结果换来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踢皮球似的推三推四，最后是尊贵的校长的安慰：社会上造假成风，家丑不可外扬，要相信世风会是漫漫好起来的。是的上上下下都在补材料迎评估，大院领导层更不希望出任何纰漏。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那位二级学院的副院长是卑躬屈膝买官得来的地位，是大院长的亲信。在迎评估动员大会上，领导就曾经用威胁的口气声称：下个星期专家进住院校：无论哪个教师们被专家组抽查到，都有义务把背诵了2个月的院政绩材料口述给专家组的调查人员，谁如果说了对学校评估不利的事或话，轻则降职，重则自动辞职。 1.1 职称晋升制度中形式化暗罩下的沉闷 中国的职称晋升制度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冲击下有所该改进，但形式主义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作祟的成分仍然起主流作用。市场化进度的加快使中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且来源极其有限：一是靠财政拨款（包括直接拨款和科研经费），占教育支出很小的比例；二是靠招生创收（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在职教育），则占据了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比例。由于扩招学生成了许多学校的立校之本，所以教师的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就十分繁重。如果教师每年指导20个本科生、每年讲授600个学时的课程，那他哪还有什么时间来从事科研工作呢？如果仅是指导学生和讲课，现有教师的工作业绩或许比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更突出。人可挖掘利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教学占用的时间多了，科研就受影响，相反亦相反。在许多学校，教师指导本科生论文都要写日记（生产实习也是这样），指导质量好坏不论，不写日记就不合乎要求。学生答辩尽管也是形式主义，但参见答辩的老师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量，写评语、导师意见、答辩过程记录，最后还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论文是否符合要求。教师讲课的内容和质量并没有作严格要求，但上课迟到或早退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因此学校决策者在职称晋升中设计的规则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民主而又科学的程序，这样职称评审晋升沦落为走形式，送人情，其中参杂着供租寻租继而腐败就不足为奇。比如，某高校2002年为了上学位点，在教授博士数量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院领导突发奇想，决定把后三年的指标拿到当年用，拿出50个正教授指标，根据结构比例副教授等也成规模效应，当年有的老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事物中或者无暇顾及这些政策信息，或者出外进修学习，在这种知识信息严重不对称下，据说人事处、总务处等行政后勤人员因其业绩考核无依据也捞了个教授，消息灵通的外部被开除没在大学里没教过书的某水研究生，开车送礼调入该院也被封了个教授，被美传为教授大批发、大送礼。该单位后面的职称评聘是一种什么机制模式可想而知。果然在2005到2009年解冻的职称评聘中，当年被遗留下的教学科研不错的教师再也没了机会晋升，每年3-5个教授指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的职称评聘条文规则既超前又详细，超前到大多数教师望尘莫及不敢申报，详细地使人象看一本小册子文书。评聘程序貌似合理，学科组评委、院学术委员会大评委、公示等，但其中的道道或许参与申报教学科研出众又落评的老师能领捂到个中苦涩。公示异议期7天，个别不服气的科研强者提出建议：学校应该成立矫错机制，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果。经过事后消化、信息披露，原来是该校为了上层次，除了个别科研教学还说的过去外，把有限的教授指标或者给了新来的博士或者送了礼。 1.2 部分“水教授博士”垄断下的中国高校学历教育名华实虚 教授贬值，博士水货，学术腐败，中国的高等学历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何去何从？“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浙大在四校合并之前，对教授的评定是很严格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四校合并之间，发生了“滥评”（特别是其它几个校区的，感到合并之后要评上教授会遥遥无期，于是放开口子），致使浙大教授一下子鱼目混珠，大家都是教授，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洗牌，成立“工分”制。现在中国各高校教授已严重超标，真正有水平的教师在有限指标和非公平竞争压力下，即使科研水平、条件比在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高出数倍，也很难当上教授！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1.4 博士领导管理层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规则成为空中楼阁 高校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属于校内的行政系列，他们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或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教师通常是可以替代这些岗位的，个人偏好上的差异使许多人在以前的制度安排下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扩招上层次形势下的繁重教学科研压力，使教师处在一个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而保持行政部门相对稳定，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中，教师的薪酬达不到行政人员薪酬水平，所以，至少对某些风险厌恶型的教师而言，他们会因为教师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感觉福利下降。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很多教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可能更愿意选择从事行政工作，甚至某些教学科研很一般的老师在名利贪婪的欲望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上博士争教授，是为了当教务处长或院长，以扬眉吐气、摆脱原来的尴尬处境。高校的行政部门曾进行过改革，但众所周知，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把行政级别制改成了职员制，而且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等大家的级别定好以后，基本上又恢复了从前一样的情况，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认定仍和从前一样草率，他们也和从前一样过着职责不清、吃大锅饭的生活。改革搬不来国外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制度，在现有行政环境的约束下，教师的工作效率要大打折扣，我深信这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高校行政部门相对教师队伍而言，保持着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得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因供养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无法实现对教师的激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师招聘中提出的报酬方案（讲师的起薪4万美金，副教授的起薪5万美金，教授的起薪6万美金）确实能吸引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绝大多数学校如果将报酬提高到上述标准的一半，势必导致行政部门的强烈不满，政策制度是他们制订的，行政部门收入也随之上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高校行政部门的博士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保证本部门人员有工作可做，以制度创新的名义通过不断变动调整规则为教学和科研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约束。行政部门类似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他们理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但多数学校的行政机构成了教师的管理者。他们不断地设置一些所谓的新制度，并派专门的人去检查和监督，比如各种教学科研工作量、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表格的不断修正、填写、执行，指导毕业论文是否写了日记，带队生产实习是否写了日记，科研教学量完成情况等。这些约束明显与学校的学术标准不符，但教师或教授没有资格做出这方面的决策。相比之下，同样的工资水平，由于他们没有教学科研压力，高校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有更多的替代者，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着博士教授头衔，又有着共同的寻租供租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处在一个比在社会其他部门就业更养尊处优的垄断地位。人的感觉总是敏锐的，全国高校，除了洋博士和已经晋升教授者感觉很好之外，多数教师感觉到个人福利在下降，认为当老师可悲，厌恶当教员的情绪上升。在博士领导制定的高标准无法实现又无路可寻的情形下，许多教师采取了国人的Q精神，你做你的朝三暮四的创新规则，我走我的崎岖羊肠溪路。大家不言而喻地认为：博士教授理应做专业，你弃技专从政很说明问题。 1.5 美好的科研团队建设设计在预期操作运行中会成为泡沫 随着研究型大学建设逐步受到广泛重视，各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尽力培植适于提高科研效率的环境。培养并加强对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是符合当前科学研究方向的，对于提高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水平质量，发挥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各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设计方案一般采取三个步骤：入选科研团队的条件、明确团队的战略任务、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供给有问题，诸如教授职称晋升因人设岗、博士水分、博导虚华等等，在公布入选条件、任务和奖励程度后，许多博士教授或者不具备入选条件，或者现有教授科研条件规定比科研团队要求低得多，或者执行中的教授激励比科研团队奖励设计要高出一截，而悠闲观望不申请，最后申请加入科研团队第三层的学术骨干，大部分是希望以后晋升职称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员，年龄结构从28到53岁；第二层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强的博士副教授自愿当外，其他的是各职能部门的副头；而学科带头人因按入选条件没能达标的就改为负责人，理所当然的落到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由大多数博士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设计的超前科研团队任务书，这里笔者只摘要某普通财经高校科研团队中的的学术带头人的三年任期科研任务：1，至少申请到本人主持的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部级科研项目（前3名），且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到款至少3万元，并且本研究方向经费累计到款至少7万元。2，在我校“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规定的学科权威期刊范围内（第Ⅱ类）1篇；或在学科著名期刊范围内（第Ⅲ类）至少3篇；或作为第一作者，被《新华文摘》或三大检索至少全文收录论文2篇；3，在任期内至少完成以下3项内容中的1项：（1）公开出版1部本专业的学术专著，为前2位完成人（此项对人文社科类及理学类不重复计）；（2）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7位）、二等奖（前5位）、三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5位）、二等奖（前3位）、三等奖（第1位）；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前6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2位）；或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类成果一等奖（前3位）、二等奖（前2位）、三等奖（第1位）；（3）获国家发明专利，为前2位完成人。教学任务：三年任期内独立系统地讲授至少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及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三年不少于450学时，教学效果优良，教学业绩显著。 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差距有多大，读者可以自己琢磨。科研团队本质上是个虚拟团队，构建了明确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在团队建立之初，每个成员也了解团队的目标、远景和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在项目科研进程中通过互动而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各自角色的理解；个人收益和团队业绩结合起来，促使成员在创建团队绩效中更加努力。但在目前高校教育体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背景下，高校科研团队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动机多元和其学术任务规定超前标准化的不协调磨察中，最终的任务完成和报酬兑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教师因为反感走形式，而以不进入这个团队为骄傲，当然也有许多教授博士因为科研太差不符合入选条件而坐山观望。 1.6 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指标实施中成为给外人看的摆设 对专职教师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本意是强化教师业绩和薪酬的有效结合，鼓励在岗教师的爱岗敬业，创新立本精神，教育管理层的动机和愿望让局外人感到是欣慰的。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在渐进性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可以感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很快，各行各业的市场化在对外开放、外资管理模式示范冲击下已基本完成，近些年来高校等事业单位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的不断渗透下，奖惩竞争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上有所体现，但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毕竟不同于企业，因而它是除了中央垄断企业外的双轨计划体制的唯一自留地，这种内外环境运转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现行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实施中的奖惩机制非现实性（惩罚机制空缺），导致教师业绩考核指标成为花架子。 某高校管理层在大环境带动、政策驱使下，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民主讨论，终于出台了聘任制下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办法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其中设计教授为4级：0、A1、A2、A3，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岗位津贴也拉开档次，前两级科研任务要求太高，没人敢申请，后来解释为给局外人看的。现有资格教授申报A3岗的多，A2岗的也不在少数，每年都要小考核，三年大考核后，A2岗的科研任务基本没人完成，甚至有的A2教授岗三年的科研是无，A3岗的部分完成， 但惩罚只是象征性的，扣几百元钱了事。学校的科研教学是一群想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副教授职称以下的教员来支撑，他们大量超本岗位的科研教学，但是职称晋升中的这样那样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机会晋升，超额的科研教学工作量虽然得以兑现，但与那些要高岗位，拿高岗贴最后没完成科研任务的不惩罚或者少惩罚的教授相比，其薪酬仍然低，考虑到为科研教学所牺牲掉的精神需要，这部分倾其所有时间精力于教学科研中的教员的福利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指数呈恶性循环式效应，他们的心态失衡导致的对任何事情的冷漠已经到了低限。上一轮的业绩考核和薪酬结合给教员们的深刻印象是奖励了偷懒、平庸、贪婪的教授，相对惩罚了那些高强度劳动并有客观成绩但没机会晋升的教员，后面管理层制定的各种职称评聘、考核办法、奖励机制除了既得利益者外，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文字垃圾。 2 高校制度供给虚沫化的经济学基础 2.1 制度创新虚拟化的微观市场基础 制度供给或创新的虚拟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是有其坚实的市场基础的。 2.1.1.马歇尔的供求市场的微观基础。虚拟化的制度创新在需求方面，其市场基础在于各级层对行为失真和形式化的制度创新的需求高于务实制度产品的需求，因此而来的形式化制度的消费价值高于实实在在的制度产品的消费价值，这和仿制品、赝品的消费价值大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的道理类似。之所以出现这个扭曲消费和价格状况，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质量消费比曲线的作祟。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价格。东西不好，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问津，而东西很好，价格很高，恐怕消费者也要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某种东西价格很低，质量从外表上也不差，需求方一定愿意购买消费。物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质量比在P*处最大，（①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此后，随着商品内在质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质量比下降，即内在价值下降。学校的制度供给或者说创新也一样，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创新供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或说是代价，也就是说成本要高一些，这样上级者也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或者代价进行考察研究，以展实际可操作、执行的程度。所以，某些普通文教卫、科研单位把名牌单位的制度模型拿来，稍加变化或者根本就不变化，不仅可节约其费用，而且上级层也会感到是高层次、高标准的规范模版，因其所谓的制度产品的内在价值高，用不着多花费时间精力，顺利过关，下级单位很可能由此受到嘉奖。 供给上它的市场基础在于形式化服务的供给价值大于扎实行为的供给价值。何谓供给价值呢？对于高校这个制度产品的生产供给单位来说，某种制度是否提供不仅要看它消费需求行情，即上面所叙的消费价值和它的成本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消费价值和成本差额，或者说是要考虑它的价格成本比，如果某种制度产品的需求价格高，而产出成本也很高，即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事业单位会提供它。反之，如果某种制度供给不仅有市场需求，消费价格客观，而且生产成本很低，即价格——成本比大于1，以至于利益收益非常客观，那么这种制度供给一定比较客观。（②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形式化的制度供给因为它的模仿性和非本土性决定了它的产出是低廉代价的，它的利益效应也定是非常客观的，这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事业单位制度创新形式化和虚拟化的供给基础。 形式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与一般商品劳务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属于各级人，作为消费者它增加各级层的消费者剩余，作为生产者它又增加各级层的生产者剩余，经济学上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总福利，这样说来，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意味着各级层的福利的大大增加。交换产生消费者剩余，联合导致生产者剩余。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作为制度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他们通过圈内默契交流或者交换，互相维护这种别扭制度链条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的剩余也因此得以放大。 2.1.2.知识信息不对称中的委托双方的机会主义败德博弈 如图，[0，7]解是委托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败德行为，它导致的是“富官强兵靠贫民”的结果。事业单位中的制度供给或创新，最低层中的具有良知的科技教研人员往往出于职业道德，对每项程序、表格、规则等认真行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如果某些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则一定是做事情的一线科技人员吃亏，道德行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报酬为零甚至负的，而管理者靠已有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与自己的努力不相当的报酬； [7，0]解刚好相反，是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刁民弱政”解，如果管理层中有道德行为和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官员，他们为了把事业做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的规则即便是一流的，但是这个单位的科技教研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教学、科研团队、协会等组织的强大，使作为管理者的委托方的制度规则设计制定不得不适应各种教学、科研团队的势力对比变化作出调整更改，即所谓帕累托改进，那么该单位的一线人员利益就一定会得到最大保障，甚至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行政官员利益的侵剥。 从博弈矩阵解可以看出，委托方和方都有选择走形式，搞花架的利益激励，这应验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短期囚犯博弈规则，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委托方和方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行为，结果短期均衡解就是对由双方组成的整体最不利的结果[0，0]，当然如果是长期的多次博弈则可能双方考虑以后长期共事，就可能达成对整体有利的解[7，7]。 中国的人才流动受社会上美式企业雇佣劳动体制的影响，（③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115 页。）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弱势政治，规则制度在利益格局变化调整中的不断变更，加剧了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高级知识员工的频繁跳槽，使我们目前的事业单位各级委托博弈处于短期博弈规则和结果中，事业单位的制度规则也因此沦落为应付检查和对付利益团体格局变化的形式工具。 2.1.3.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斯塔克勃格非均衡所体现的当权者既德利益的充分体现 领导者者与追随者博弈所体现的领导者多赢的非均衡原则被被各级人运用发挥置顶。斯塔克勃格非均衡解所呈现出的领导者利益大于追随者的利益（④（美国），詹姆斯 M 亨德森，里查德 E 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89页。）决定了事业单位知识人士的仕途理念。只要有机会，官瘾大欲望强的知识人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领导岗位。 领导者可以优先体现自己的偏好、意志，从而自身的利益和圈内人士的利益也能最充分的体现，这就象社会上的形式纷繁的会员制，只要你加入了这个团体，成为内部人士或会员，你的行为就被保护，就会沾上领导的光，或者说是“搭上便车”。当然如果这个领导者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他所在的单位及其员工负责，他又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领导人格魅力，无疑，他的当政和“新政”是对这个单位及其科技人员的赐福；而现实的某些事业单位领导者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管理层又有多少是处于对学校的前途及其员工利益的负责呢？或许有的知识专家从政的初始愿望是要把单位办好，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官本位和西方领导者与追随者博弈格局中的利益显示驱动下，大部分的知识员工当官的原始动机就是“混”体面，利用既得岗位的优先权制造垄断效应，寻求大量正常和非正常的租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即使原先有良好动机的从政者在这个多数人机制里，其美好愿望也会被漫漫侵没。中国事业单位官员圈内的保护机制受社会上官官相护影响，只要做了官，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即便是为非作歹也有可能受到保护。可以说，在中国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就象一个垄断者，众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因为其分散教研，处于充分竞争地位。如果教研一线人员不能很好的联合，成立各种团体，并成长为优势群起，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垄断地位和一线教研人员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受损失的只能是一线教研人员。一线人员会为适应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层规则而高强度高负荷劳累工作。久之，当大多数一线人员无法适从朝三暮四的政策规则和完成繁重的岗位任务时，管理层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便成为POWPOINT式的虚团。 2.2 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宏观基础 虚拟的高校制度供给或创新，在市场的宏观基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均衡思想、机会主义被被各级人淋漓发挥。 凯恩斯主义及政策是政府针对社会上的私人投资和消费不振，利用“货币错觉”和知识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的“傻博”投机，把“陷阱”中的短期流动投机资本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这种挤出资本市场泡沫，转虚拟资本为实际产业资本的政府“救市”作为，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KNS主义者的反博弈政策是采取了政府利用权利垄断效应和公众的信息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短期均衡手段。（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刘凤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0-140页。）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以学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条件，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大多数有着相对高的学历，他们即使非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也在接受各层教育时程度不同的接触过西方经济学，对KNS主义理论和政策及风行之久，其正统地位不受威胁的内奥是有所领悟的，加之国人的“兵不厌诈”从政哲学的古风今道，管理者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试验大潮中，也开始在自己的管辖领地无所顾及地实政短期博弈规则和条例。实施过程遇到阻力，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某些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更多的是管理层形成的“垄断团队”的利益受到稍微损失，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就需要推倒重来，且为了从程序上让信息绝对下风的一线人员无柄可抓，拿出大量时间让一线员工讨论，走所谓的“民主”程序，而实情是根据领导意图的方案早已成型。 文教卫科技人员毕竟和社会上的蓝领员工不同，他们中的专业凤毛麟角者有许多博览群书，即使非财经类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好学，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使科技、教研人员能够识别管理者的规则内容和意图，在受到一次戏弄后，他们中的佼佼者的辞职，跳槽或许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他们除了事后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利益方案修正外，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投机，KNS的利用工人短期“错觉”的知识信息不对称，于是发展为制造知识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不愧为是搞政治的，他们出台的“高水平”的岗位条例，一线教研人员即使倾其所能，有时也很难完成，一线人员以自身的岗位任务为中心，计划努力完成，管理层推陈出新的制度花样是难以再费心机的，于是管理者便利用教专人员的精力分配倾斜，朝三暮四地变更规则，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获取上级领导对本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好评；二是间接实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方案调整。 3 事业单位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后果 事业单位制度虚拟化、形式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科技一线人员创新细胞的扼杀、奖惩机制的丧失、优秀员工的跳槽继而对社会市场人才需求甚至对教研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任。 3.1 唯学历的高校教育制度造成优秀教研人员憾退教研阵地 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其实，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中心，其使命是传播知识与真理，传承人类先进文明。只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解决一流的问题，做出一流的贡献，自然会成为一流的大学。学者贺卫方在接受《大学周刊》采访时，对大学创流运动评价刻薄，但却诛心。他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是“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他提醒大学各级管理层当转换脑筋，目前高校须直面的不是办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办真正的大学。” 从创“世界一流”，一下跌至办“真正大学”，无疑给一窝蜂而上的大学创流运动泼了盆冷水，也让其很失颜面。但是细分析来，贺教授的话还真在理。何谓大学？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问题的都没搞清，还是先缓言一流。 朱清时做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对于大学的领悟颇让人深思。刚做校长时他以为大学缺的是发展经费；后来感觉“比经费还重要的是人才”；继而又领悟到“除经费、人才外，还要有硬件设施”；到最后朱校长感慨，“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诚如朱校长所说，大学要发展，资金、人才、硬件等不可或缺；但等有了充裕资金，引进了一流人才，盖起漂亮大楼之后，大学应有的最本真东西——“读书想问题”却缺失了。朱校长从上个世纪末入主中国科大，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的感悟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自省与自责。近20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规模空前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美轮美奂的表象之下，却是教育功利化、世俗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大学围绕市场转，正在沦为培养资格、贩卖文凭的场所；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导致学术泡沫，学术失范、腐败现象丛生；高校的政府化、学生发展的整体划一等，破坏着大学的治学氛围；豪华工程上马，奢侈作风泛滥，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流失。凡此乱象，造成形式主义泛滥，浮躁之风盛行，教师难安心做学问，学生无心学知识。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当让求学者觉悟，教学者自强，进德修养，力矫颓俗，成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规避干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象牙塔”里的公民静下心来，潜心治学；让大学回归“学人之社会”，追求文明进步之精神殿堂。 4.2 重洗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牌 现在，人们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说是机制问题，而机制问题在哪里？我想说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能力，这包括相应级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权威性。领导的任务在于以自身的公众权威性，带领他的行政团队设计出具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程或制度策略。官员的权威程度不仅仅是在于书本知识积累等学历高低的形式，身经白战的丰富经历和对各种事情的驾御操作能量才是其负众望的根本。据说，中国的各级省部、厅局、处级领导有博士学位的不少于三分之二，现行高校研究院作为培养学历的地方，管理层和高级职称对学历的要求就更甚。我们的博士培养机制，博士贬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真才实学的博士博导也很多，在这里我是说由于“水货现象”的充斥，博士队伍已鱼目混珠，所以“任人唯学历”的管理者选拔条件是非科学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能连任美国总统，使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如其说是他的家族势力影响，不如说是他的个性魅力和丰富人生经历积累。 中国多年“学而优则仕”理念根深蒂固，莘莘学子读书为了“仕途”。做官为了什么？很多高学历追求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现状，为了将来活得体面，这种浓厚的自我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我国事业单位现有福利制度规则的团体倾斜性，规则制定者的这种“唯我”动机也一定程度导致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制度规则的不公正性，从而失去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如果这个管理者的“官瘾”非常强烈，除了博士等高学历而自己又没什么让人值得信服的东西，那么他的“官”路一定很艰辛，先要“跑官”，付出各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供租”，占据了相应的“官”位后，以权利压制他人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这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偏好非理性者的无差异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就是说除了“官欲”，对别的事情的欲望需求是很少的，“官需”随着权利的上升会对别的事物的欲望需求代替能力越来越大。制度规则的扭曲性会越发不可收拾，只要这个当权者在位，这种扭曲的规则就不会得到矫正，等到一线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一轮以某种貌似合理程序重新洗牌的时候了。（⑦王少梅：《福利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267页。） 这里，笔者期盼每4年一轮的职位竞选不能再走程序，上层管理者应当吸取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任人唯亲，不唯学历是起码的择优准则，以服务基层、一线的累计年功多寡为领导选拔准则代替现行的不拘一格的明星用人制度。风行一时的各级部委博士“童子军团”，他们制定规则、政策只能是从书本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寻找，可以想象，这种脱离实际基层的花样文章到底对当地或本部门的实际运作有多少指导意义。事实上，现实中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他们的政治规则，处理问题的手段能力更具实效性。近些年，中国的“仕途经济”中的唯“学历”、崇“海派”趋势有所下降，实践中人们越发认识到“土生土长”的国内势力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团队中的“一把手”，如果不是从扎实服务于所管辖领地的实际历练者选拔，而是“天降大任”于一个外部引进“人才”，或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所谓“少壮派”推上“塔峰”，不仅会对这个专业或二级单位带来各种盲目和混乱，使很多老师无所适从，而且对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利，如果博士、专家是名副其实的，那他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高手”，而管理组织方面，他们就不见得必定会有什么作为。 改变现行事业单位行政团队的级别位置遴选条例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复杂工程。事业单位的的教学科研等是一线人员具体作为，一线员工在制定各种教学科研等规章条例上也最具发言权，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由一线的员工来讨论、提案并生成。作为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各级分院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行政团队，应当由本部门本分院的一线员工通过公正竞争程序产生。至于具体的竞争条件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权威领导协商，交由一线人员讨论定案。其中的主要原则是：竞争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单位对别人负责，并且要有能力负责。鄙视“出人头地”、“穷人要翻身”的自我意识。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既有高学历，又具经济基础、业务素质、政治修养、处世涵养的厚道人士选到相应管理岗位，让敬业人士安心专业兴趣，刁钻之流心服口服。 4.3 各种制度安排当体现其本身的规范、稳定性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无疑，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是推动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原动力，但规则、制度、政策就不应当提倡不断创新。如果说资本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创新品种、金融衍生品种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高校作培养人力资本的场所，它比资本市场更具稳定性，它的制度规则条例也更应具相对长久性。工业产品和服务为适应人民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推陈出新是可取的，它刺激了人们的视野，激活公众的细胞，使人们的生活鲜活缤彩。高校的教学科研等考核制度毕竟和五彩缤纷的商品不同，它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只是受他的约束，人们大都不喜欢约束，喜欢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人们习惯了某种约束，要马上改变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产品是人和科研成果，这毕竟和商业产品不同，要培养优秀的学生，攻克顽症，作出优秀的课题和文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事业单位的教学、方案、科研规则等政策性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就是说，周期要长一些，象现在各高校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结果的的年度教学科研量考核，就不如不改进，它打乱了教师过去的计划，增加了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浮躁情绪，使教学科研投机泡沫成份增多。一线教师的精力一大部分用在了校方管理者的应急对付上，教师适应朝思暮变制度的成本太大，使教学科研质量无法保证。 制度不适合经常变更，尤其是以生产特殊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制度更不适合经常调整。当然制度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移风易俗、制度改进在某些内在东西异化成熟期到来的时候，适时的改变某些陈规陋习也是必须的。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些规则、政策不能凭长官意志或应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呼声随意改变。如果把制度的适当稳定和制度的应时改进作为两中制度进化产品，那么规则制度产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均衡影响同经济学上的任意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需求均衡原理一样，均衡的制度产品供给是对消费者的最佳服务。高校的规则制度也一样，它需要在创新和稳定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制度供给。现行的中国高校制度规则帕累托改进太多，稳定对改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说明稳定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改进创新，因此需要纠错机制来纠正现行的朝三暮四的规则改革创新，按照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重构规范透明的规则制度，诸如，在领导团队的组建上，作为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高级层校方领导的选拔规则条件上，是不是把“摈弃包括KNS主义在内的各种短期效应、兵不厌诈的思想意识”放在突出条件中？委托者更应该强于者，这不仅局限在学历等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除了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别无负责上，象香港总督董建华等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富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富裕，使他们除了对他们的公众负责以外，别无他求。一旦公正效率的校领导团队形成，规章制度的科学规范就有了着落，科学的公正的规则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顺利，是它能够成为约束员工的最好佐证，它也就成为衡量各种员工作为的真正尺度，从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的稳定性也就随之保证。 4.4 填补惩罚机制设计的空缺并落实到位 现行的高校规则制度，对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案很多，也一般兑现，但对于惩罚机制的设计很少或没有，这弊端上面已经讨论过。奖惩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奏效关键在于惩罚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并到位。学校的教学、科研团队也好，规则也罢，能落到实处才能显示规则的效应。我呼吁，一旦规范的制度建立，对于没有完成各种任务的当事者要惩罚，对于弄虚作假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袒护弄虚作假的，中饱私利者更要追求其责任，惩罚的重度体现要充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及其效益分析 摘要：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只有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结算，并且逐步扩大结算范围才能最终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目前，95%以上的中越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和效益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促进边贸发展为中心，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乃至实现货币的区域化；第二，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检测体系。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济效益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和支付结算手段，广泛流通和使用。在越南，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占到了95%以上，人民币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货币；在缅甸和尼泊尔，人民币成为两国的官方储备 货币。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六部门《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扩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同时境外结算地由港澳、东盟地区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双方实行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客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在越南起步早，发展快 从1995年开始，广西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陆续与越南有关银行建立了结算合作关系，与越方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而且越南多家企业在广西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专用账户，同时广西五个边境陆路一类口岸所在县（市)均开通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1996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广宁分行签订边贸结算协议，农行东兴支行成为广西第一家开办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目前，广西与越南边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为80%。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累计达1200多亿元，其中2008年边贸人民币结算额为220亿元，占当年全国各口岸边贸结算银行办理的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的60%以上。以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农业银行防城港分行东兴支行为例，1997年边贸结算业务量为2904万元人民，而2008年仅前10月份，就飙升至56.67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越南芒街市及广西东兴市从事金融、边贸、旅游行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边贸及旅游、投资等领域95%以上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在越南己被普遍接受。 （二）中越双边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占比趋于平稳 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规模可通过双边边境贸易额来体现。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39.8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12.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2.3%，广西和越南贸易的贸易额占广西外贸总额从10%增加到了28%。 （三）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增大 随着近几年美元的持续走软，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2005～2011年，中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持续下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这种形势下，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贸易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结算，签订贸易合同与交付产品之间通常存在时滞，这期间美元若发生贬值将造成企业利益受损；二是美元币值不稳定，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出口企业通常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这无疑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经济收益；三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是美元结算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另一种经济损失。与美元不同，人民币近几年却走上了一条持续升值的道路，中国与越南选择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能有效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也能降低美元结算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及外汇储备的损失。 二、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 （一）中越双边的经济互补效应 随着中越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越南的第三大进口国。2009年越南从广西进口的家用电器、木制品及家具、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等总额达到88.09亿元，占整个进口产品比例的46.51%。从1995年开始，工业品的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到2009年为止广西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了39.62亿元。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情况则相反，从1999年开始处于贸易逆差，到2009年为止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38.45亿元。 （二）中越边境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中越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两国的边境旅游也中越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边境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两国绮丽神秘的自然风光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的盛况吸引着众多游客。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推动了广西—越南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越南已成为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客源国，2011年一季度越南到广西旅游人数达到7.11万次，同比增长34.3%。 以凭祥为例，自中越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开通后，凭祥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并先后到南宁、广州、重庆等地进行宣传推介，打出了凭祥边境旅游的名声，凭祥市接待异地办证赴越旅游人数获得重大突破。据统计，自2009年3月凭祥在我国各边境口岸中率先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以来，办理《中越边境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旅游的游客达1.5万人次左右。目前，凭祥市共有10家旅行社具备友谊关口岸边境旅游组团资质。 经济基础论文:谈谈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读完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时，心中恐怕都会有一个困惑，祥林嫂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在短工和“我”的对话中是这样说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而这个“穷死”就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琢磨的空间。想要搞清楚问题，我们还需从头来看看。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祥林嫂为什么会再到鲁镇做工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女性即使离婚都可以分得一些财产，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而祥林嫂和贺老六结婚时住的房子在贺老六死后却被她的大伯子收走了。为何？因为封建礼教之中的“三从四德”要求女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祥林嫂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阿毛，只剩了一个光身的女性的她根本没有权利去继承任何财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却被大伯子收走，这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反而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禁让我们为祥林嫂打抱不平，愤愤不已！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祥林嫂有个房子，然后或者有点田地务农，或者养蚕织线，都足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她还用得着再去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吗？而她现在一无所有，那么失去经济基础的祥林嫂就只能靠重新做工维持生计了。 二、我们分析一下既然留下来了，祥林嫂为什么没能在鲁四老爷家里留得长久，很快就“穷死”了。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折的呢 我们看到再到鲁镇时，祥林嫂看起来相比较以前太清闲了。而太清闲只会让她更有空去回忆痛苦。再到鲁镇后，祥林嫂在祭祀之时想照旧的分配酒杯和筷子都被四婶阻止了。到头来，一天可做的事情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太清闲，让祥林嫂有更多的时间加深痛苦的回忆，更加的难以忘怀。 统治阶级又不可能容忍一个太过清闲的人。当祥林嫂已无半点伶俐可言，鲁四老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把祥林嫂留下了。 也许，我们有人会想，那时社会上，鲁镇就至少连一个有善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吗？我们当代社会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活雷锋”，而那时真的就连一个也没有吗？ 如果说四婶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已无半点伶俐劲儿的佣工的话，那么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祥林嫂再次失节的事实。怪不得，当祥林嫂被卖改嫁时会闹得满城沸反盈天。当中奇了怪的地方既不是祥林嫂是由她的婆婆强行卖掉的事，也不是推荐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做工的中人卫老婆子又合伙劫她去的事。而是因为祥林嫂新寡再嫁。所以，即使祥林嫂后来沦为乞丐，也不会有人对她有真正的同情与怜悯。 三、看现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作品《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最终觉醒离家出走的女性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怎样养活自己，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剧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结尾，让我们既为娜拉高兴，又为她担忧。
新闻业务论文:舆情研究与数据新闻业务探索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大数据”的世界，任何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趋势，都可以成为丰富多样的数据形式被记录、计算和预测，这让数据新闻的产生如水到渠成一般。 互联网舆论格局变化催生新的信息服务形式 互联网舆情大数据是能够挖掘、汇总和分析的宝贵信息资源，这是主流媒体开始重视舆情数据工作的重要原因。网络舆情研究就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来监测、分析和研究公开的互联网信息，超越了传统的新闻业务范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2007年以来，针对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进行分析与解读，每年都和中国社科院共同推出《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倾向性”分析与词频统计打开一扇窗户 人民网早期的舆情研究根植于互联网信息增值服务，开发过“人民数据”，但直到找准了对于网上复杂言论定量化的“倾向性分析”，舆情研究才打开了一扇最重要的窗户。近年来充分运用舆情数据，结合传统新闻简报，把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等与新闻传播理论相结合，利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盘点和分析社会舆论格局的变化，及时做出舆情预警和分析研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年来注意对舆情、舆论、新闻与民意等不同概念的准确把握。首先，我们追踪研究网络舆论场，搜集和了解决策反馈，把握社情民意，为促进政民顺畅沟通和良性对话效力。其次，当网络舆情产生聚集时就会向网络舆论转化，网上舆论场外还有多元社会利益的博弈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弄清网络舆论指向。第三，突发事件发生后，考察零星而起的网络言论会在哪些具体网站、网友群体之间迅速酝酿成为社会热点。网络舆情监测也要深入考察舆情压力的形成脉络与走势、网络传播特征和媒体互动特征。第四，编辑要掌握基本的舆情研判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为舆情应对做好前期基础工作的同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从技术上来说，舆情监测与分析有最重要的五种诀窍，包括搜索工具、关键词运用、信息源、时间线和倾向性分析等。这五种诀窍，让舆情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监测到来自各种媒体的舆情热点，判断网络舆情走势。同时，通过对网络舆论进行精准分析，准确把握重大新闻事件发酵发展的脉络。而舆情大数据平台这样的智能化工具，提升了信息搜索分析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节约人力成本，也是当前舆情数据工作的发展方向。 数据新闻与舆情研究多元化模式的研发 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大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模型，拓展了舆情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在大量舆情研究中总结出网民关注度、传统媒体介入、网站推荐位置、网络意见领袖关注度、外媒关注度和网下行动等数据热度指标，党政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行政问责、动态反应、网络技巧等舆情应对量化指标体系。2013年以来，我们运用智能化平台和数据软件工具，通过词频和情感词分析，推出“全国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两会答记者问”、“全国舆情地图”、“大数据图说高考志愿填报”等图解数据新闻。 在议程设置方面，我们注意观察政府、媒体和网民分别主导的三大舆论场域的此消彼长和微妙变化。对于繁荣活跃的网民议题进行必要的验证、甄别与疏导，消解网络水军、网络谣言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伤害，对市场化媒体和境外媒体报道与言论进行及时考察与反馈。 在网络人文地图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多次进行了互联网博客论坛调研，深入了解我国网民分布和人群流动特征，比较不同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和热点虚拟社区的网民社会学特征。《2013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推出了对国内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调查研究的成果。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在我国把互联网安全与信息化作为重要战略的今天，对舆情数据报告的探索，将为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和推出数据新闻产品，充分运用舆情数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新闻业务论文: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创建新闻业务教学模式 摘要：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学的课时有限，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业务；教学模式 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高校分校及新建高校大多在远郊，教师下课后即乘班车回市区，与学生的交流很短暂。大学的课时有限，那些课上来不及讲的内容，那些需要反复讲解的问题，那些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那些还需要补充和拓展的知识，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如新闻选题、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这样空对空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学生真正走上新闻传播类岗位后，一切还需从头适应，从头学起。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年轻人趋之若鹜。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不能无视这个现状和发展趋势，也应将新媒体纳入教学内容中。要解决上述问题，一要设法密切与学生的联系和交流，设法加强在课外对学生的讲解与指导；二要设法让学生置身于实战性的新闻业务环境，以新闻业的工作节奏和工作要求训练学生的业务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下课后不能一走了之，还应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课内外教学时空连接起来，将课内外教学工作融合起来。这是大学教师的职责。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第一阶段，2007年：建立新闻专业教学博客，利用网络平台交流的即时和便利，延伸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于2007年11月在东方网开设，现已搬迁至新浪网。6年来上传了教学文章500多篇，50多万字；浏览量已达88万多人次，学生留言及跟帖评论2000多条。教学博客主要栏目有：新闻编辑课堂、新闻评论课堂、新闻业务练习课堂、学生实训作业、学生新闻作品、新闻习报、毕业论文、课堂内外。这些栏目包含新闻业务教学的主干课程，涵盖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制作等专业内容，还包括学生实训、实习，课内外交流、毕业就业等环节。教学博客的建立，意味着整个课堂都向社会公开。所授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问题讨论、学术研究、讲课录像、作业布置、师生讨论、授课笔记、练习题及试卷等都刊登在博客上，方便师生交流的同时，也全面地接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同行的检验和评判。譬如在“新闻编辑课堂”栏目里，可以看到新闻编辑学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全套教学录像。教学博客除了加强与同学的交流沟通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刊登学生佳作，向媒体推荐优秀新闻人才。博客上经常刊登学生的优秀习作及老师的点评和指导，学生通过练习与交流在新闻业务上取得长足进步。06级新闻专业詹佳佳同学的一篇《新闻晨报汶川大地震前十天报道的研究报告》在博客上刊出后，被新闻晨报转载到报社网页上供记者编辑学习参考（多名记者留言），同时邀请詹佳佳同学到该报国内新闻部实习。该同学在实习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发表30多篇新闻报道作品，获得国家奖学金，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07级丁荣同学多次在教学博客上发表优秀习作，多篇作品被东方网转载。随后在东方体育日报和新民晚报实习期间，发表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作品60多篇，其间得到东方体育日报总编辑特别嘉奖。丁荣同学毕业后正式成为东方体育日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已经毕业工作的同学仍然关注教学博客上的动态，还会登录上来留言，或是点评学弟学妹的作业。教学博客的建立，也意味着相关教师从此再没有完整的休息日。6年来，专业老师每天都要数次打开博客，收阅邮件，关注留言并回复，或是上传最新文章、学生最新作品。无论上下班、节假日，哪怕大年初一，天天如此。 第二阶段，2012年：创办电子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上，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进行训练。应用型本科的新闻专业课教学，不能停留在课堂讲授上，也不能停留在书面作业上。应根据当今新闻和传播业界对前端人才的素质及技能要求，按社会媒体的岗位职责要求，对学生进行实战训练，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和专业环境中，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完成工作任务。2012年年9月初，在新闻专业教师组织和指导下，结合《新闻业务练习》课程的教学内容，10级同学在教学博客上创办了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该报目标读者为本校14000多名学生，遵循新闻价值规律，按照新闻周报的制作节奏和要求，报道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专业学习、教学管理、校园生活、实习就业、校外相关信息等。每个班级每周采编制作一期电子报版面，在教学博客和教学微博上公开刊出。目前两届学生已制作刊出48期电子周报。《新闻习报》创办后，《新闻业务练习》课程就按照该报的采编制作流程来实施教学，从新闻线索的发现、新闻选题的确定，到采访、写作、编辑制作，学生们都在一个专业流程和高强度快节奏中进行。报纸有截稿时间和固定的刊出日期，学生记者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新闻采写任务，从而磨炼学生的实战能力。电子报是向全校及社会公众公开刊出的，因此其新闻的真实性、报道时效、报道价值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价，须承担社会责任压力。有同学新闻稿上不了版面，就会与编辑部交流，向老师求教，力争提高新闻的采访及写作质量。有同学抄袭了某报记者的新闻稿，该报记者很快找上门来。有同学对学校某部门工作的报道有疏漏，该部门即要求下期报纸予以更正。在这个实战环境和平台上，编辑部成员和学生记者们经受了训练和摔打。 第三阶段，2013年：创办新闻服务性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时俱进，教学形式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随着信息时代的变迁，年轻人的信息接受方式已经逐步转向移动媒体和微博微信平台，新闻业务的教学改革不能无视这种变化，而应适应这种变化。今年10月初，在老师指导下，新闻专业12级学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上创办了一个新闻服务性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一样，《建桥建桥我是新闻》目标读者也是本校14000多名大学生。其采编方针是“关心生活，畅所欲言，报道大学生关注和爱看的新闻”。其特点是信息简短，提供新闻热点、校园资讯的快速阅读浏览，让在校大学生了解时事政治与社会动态，引导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目前，《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微博平台粉丝已近2000，40%信息阅读量超过1000次；微信平台粉丝也已超过3000，每月粉丝增长率保持在60%左右。微博微信平台每日更新刊出，工作量很大。团队由12级新闻专业60位同学组成，他们负责两个平台各个栏目的新闻信息采编制作上传。指导老师则对学生采集上传的所有文字、图片、视频信息逐一审阅修改，不分昼夜，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6年来，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专业教学团队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在新闻业务教学模式的创新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新媒体时代人才需求、可以推广应用的新闻业务教学方式。 1.教学博客已经在专科一届和本科四届同学中得到应用。学生作品在教学博客上刊登后受到媒体关注，40多名同学被20多家媒体挑选去实习。18名同学现已应聘进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青年报、上海文广集团、东方网等主流媒体工作。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获得2009年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提名奖，事迹被收入《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汇编》一书。2011年，该教学博客获得本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实践证明博客教学是一个可以借鉴和推广的模式。新闻专业教师分别建立起自己的教学博客，形成团队效应。有北京、广州高校的新闻专业老师发来邮件，联系交流。还有外地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冒充建桥本校学生与高东老师联系，希望得到业务上的指导。 2.两个学期《新闻业务练习》课程教学中，190多名学生参与采编制作出50期电子新闻报《新闻习报》，在新浪博客和微博上公开刊出，共120多个4开版面，计36万多字（含新闻照片）。学校党政领导，集团办、校办、党委办等部门，要求每期报纸给他们送去纸质版。校长办公室已将《新闻习报》列为重要参考媒体，并将其纸质版张贴在校园阅报栏。有的报道还被网站转载。今年又有9名同学被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等媒体挑选前去实习。 3.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刚刚创办2个多月，粉丝总数已过5000人，60人的采编团队带动了12级新闻专业大部分同学投入到这个新闻服务性平台的采编、制作和维护的工作中，同学们在新闻采编、网页制作及社交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 作者简介：高东，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曾在新民晚报工作10年，任新民晚报美国版主编等职，主任编辑职称。 新闻业务论文:移动互联网辅助新闻业务教学探析 教改背景 新闻采访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闻专业基础课，重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必需的专业技能。但是很多高校的这门课程普遍存在课程学时和经费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条件有限、评价和考核学生的机制不当等问题，使此类课程教学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教学方式急需改革。①情境学习理论关注知与行的交互，强调把个体学习者、社会情境统一考虑进去，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的过程，②这为新闻采访课程的教改提供了理论指导。③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移动终端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便携等优势，使信息实现了实时接收、动态传播，④实现了人的延伸，成为高效的知识展现和传播平台，可以为情境式学习提供技术支持，改善新闻采访课程的教学效果。 目前，国内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的论文主要由计算机和教育学专业的教师撰写，研究内容集中在：传统教育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教学时代的应用，从技术角度探讨移动互联网辅助学习的可行性，手持移动互联网学习终端的研发与应用现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程资源建设现状。新闻传播学界仅有少量论文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困惑、教学互动方式和对体育新闻教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以思辨论述为主，缺少结合具体课程探索新闻业务课程改革方式的论文。 笔者在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实施了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情境式教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着重介绍教改实施过程，以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教改准备工作 教改实施前，笔者首先调查了该班学生移动终端拥有情况和课程安排时间，得知该班学生的移动终端设备拥有率较高。在48位学生中，95%的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100%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15%的学生拥有平板电脑，7%的学生拥有可上网的相机，3%的学生拥有电子书。学生可用移动终端设备在校园任何地方上网。笔者和全班同学互相记下电话号码，建立课程QQ群，在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优酷视频网分别注册了班级公共账号。 教改实施方式 移动互联网支持的情境式教学，是建立在课外自主学习与课内互动学习交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模式，⑤教师与学生都深度参与进学习过程。笔者在课堂内外都应用了此教学模式。 （一）课前预习：教师预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前预习阶段以学生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学习为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接触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教师预设并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学习情境，使其产生对学习内容的强烈求知欲。 去年清明节，笔者带领学生赴四川外语学院附近的红岩革命烈士陈列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参观清明祭先烈活动，现场讲授如何采访事件性新闻。笔者在清明节前一周把相关景点纪录片上传到优酷网，将采访技巧和注意事项的图文内容到班级公共博客上，在微博和QQ群中了视频及图文链接地址并置顶。学生们阅读信息后纷纷通过微博的转发、评论或者私信功能与笔者及其他同学进行沟通，进一步明确实践要求及方式。很多学生将自己发现的参考资料也以类似方式与大家共享。 移动互联网还有助于教师在上课前初步了解学生学习的能力，为有针对性的教学奠定基础。在清明节前一天，笔者事先通知全班同学在19：00登录班级QQ群进行集体辅导。笔者首先在群里了一条类似题材的现场特写，要求学生迅速评述该文的采写不足和可改进之处，要求每人在20分钟后准时在QQ群里评述后自行休息，并在21：00再次登录QQ群看教师评析。接着笔者迅速评改学生作业，复制并简评有代表性的观点。21：00笔者将简评发到QQ群里，并讲解采访前准备及观察重点，然后回答学生提问。笔者在此过程中大致了解了学生的采写基础及问题所在，有利于第二天有针对性地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二）课内学习：拓展教学方式，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将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到课堂讲授中，促进了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1.拓展课堂信息量，提升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 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利用移动终端上网查询，及时解疑释惑，并迅速分享所得信息。如，笔者有时会在课上提到某经典新闻作品及其历史背景，但是不同学生对此的了解程度差别很大，为防止部分学生接收过多的重复信息，笔者留几分钟时间指导学生上网查询，然后发言分享信息。这种实践拓展了课堂信息量，提升了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经过几次类似的训练，学生逐渐掌握了快速搜索重点信息的能力。 2.利用移动终端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新闻采访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敢于提问的能力。笔者下课前常留出10分钟请学生就当堂内容提问，但超过半数的学生畏惧公开发言。于是笔者请学生用手机登录班级公共微博并问题。为鼓励学生发言，笔者告知学生历次微博提问情况将汇入期末总评。然后笔者点评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着重鼓励那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学生。由于时间有限，笔者将重点问题转发到本人微博中并课后在微博中回答。学期过半之后，笔者发现原本不爱发言的学生课堂表现活跃了许多，当堂发言次数明显增多。 （三）课后实践：教师设置任务情境，学生协作完成任务 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因此，笔者设计了课后的任务情境，让学生分组采写新闻，仍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技术支持。为了避免学生在合作中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笔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跟踪学生合作中的参与情况，及时与学生沟通，指导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笔者主要设置了两类课后任务： 1.信息差任务 有关教学研究指出，信息交换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交流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参与者积极告知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促进交流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设置信息差。⑥依据此理念，笔者将任务信息分解，通过QQ给学生分别单独发送信息，使每组成员只能获悉部分任务信息。为了完成任务，学生需要利用各种方式与本组其他成员协商合作，补充完整任务信息，然后共同完成任务。组长收集交流过程中的关键录音，并通过QQ发送给笔者，笔者以此了解学生的交流情况。 2.团队合作任务 为了提升学生日后从事媒体工作时至关重要的团队协作意识，笔者布置了部分课后团队合作任务，并按新媒体环境下记者常涉及的四大符号系统（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来设置任务内容。 去年，笔者利用四川外语学院举办春季运动会的契机，指导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网图、文、视频并用地进行现场直播。笔者首先把学生分为8组，其中6个组负责赛事报道，1个组负责图像视频编辑（另邀请两位高年级学生做技术指导），1个组负责文字校对。学生负责人在新浪微博建立了校运会讨论微话题，在优酷网建立了校运会视频专辑。 笔者告知学生将关于赛事的图文信息在微博讨论话题下，若采访事件值得深挖写成通讯，就利用长微博功能稿件。学生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可上网相机等移动终端拍摄新闻照片与视频。若无法独自完成视频编辑上传，则通过QQ等其他方式迅速传递给图像视频编辑组。为促进学生合作，笔者为此次赛事专门设置了新闻线索奖，鼓励那些正忙着采访却忽然发现了其他线索的学生，将线索在微博中校运会讨论话题下，为其他学生提供采访线索。学生采访中遇到采访难点时，可立刻打电话咨询教师，如果需要调动其他资源，就立刻在班级QQ群中求助信息，便于快速得到支援。这种在真实情境下的团队协作，由于有移动互联网的支持，学生们完成了对运动会的文、图、视频的立体式直播报道，提升了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敏感和业务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教改效果及反思 教改结束前三周，笔者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也主动反思了教学过程。 （一）教改效果 移动互联网辅助下的新闻采写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89%的学生认为教改增强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虚拟互动与现实互动彼此促进，强化了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92%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教师对学生的辅导领域、延长了辅导时间，实现了个性化辅导教学，有助于学生认清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进；98%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使自己更敢于发表个人意见，更能综合展示业务能力，从而使教师更了解自己，最终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多元化。 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教师可以随时收集教学反馈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及思想动态，并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方案，拟定对学生的不同评价标准。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资料，活跃课堂气氛，增进师生情感。 （二）教改反思 首先，教师要明确移动互联网辅助教学的立足点是“辅助”，不能喧宾夺主甚至取代教师的主导功能，教学应主要在现实中进行；其次，面对移动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教师应加以引导并监督学生有选择地接受信息，防止学生沉溺于网络娱乐功能中；最后，信息时代的教师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否则无法更好地改革教学方式。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谈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 [摘 要]在生存竞争和利益竞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注重“营销策划”。抓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力争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最大的汇报。如果有了好的新闻策划，没有深刻把握事件的价值内涵，报道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力，难以让读者接受，这样就削弱了传播效果。 [关键词]报纸个性；新闻业务策划；分析 一、新闻业务策划的必须性 在近年来有关报纸业务研究文章的关键词中，“同题竞争”是频繁出现的概念之一。报道内容的同素材、同主题等新闻资源的有限性绝不是现在的产物，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因为“各得其所”，使这一原本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多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责任”与“规定动作”需要的是相安无事的办报状态，突破有限性而开掘新闻资源只是副产品。市场中求生存的媒介管理定位使得“自留地”与“自选动作”有了较大的空间，求新、求异的受众加速孕育出报人“你争我夺”的职业理念，并将同题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问题的解决包括了两方面：合理利用报纸空间拓展的相对优势，张扬文字报道特有的全面性、厚重与深刻性等报纸所共有的个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新闻资源，摆脱素材问题带来的同质化，尽量体现每份报纸的个性。业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要做到这些新闻业务策划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 各类媒介所具有的“类”的介质属性，都能够为报道内容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提供潜在的空间，同时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上拓展这种弹性空间的，除因特网外当属报纸。外延扩充方面，报纸版面增扩，除新闻出版秩序监管的政策性规定带来某些约束与限制外，适应新闻策划需要的潜力是与电视媒介难以比拟的，因为后者要受非灵活性的时间因素限制。常规情况下供读者选择的信息超市式的报纸分叠、多版组处理，重大活动与节庆、特别事件时的增版、特刊与号外等这些外延式扩张手段，不仅是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竞争，也是报纸之间激烈竞争的一种有效与必然选择。新闻策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量的规模，版面扩增的相对自由正是报纸的个性与优势所在，所以，新闻业务策划的实施将报纸的个性与优势充分挖掘并体现出来。 二、不要把新闻策划变成炒作 新闻策划和炒作，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两个概念，也是业内同仁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它是新时期报纸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然而，新闻策划这个新时期新闻运作的“宠儿”若宠过了头，宠变了形，就会成为“炒作”。以致不少正常策划也经常遇到人们的质疑。从表面上看，新闻策划与炒作有些相同之处：追求创意，追求与众不同，追求社会反响，追求广告效应，以达到扩大报纸影响的目的；有周密的计划部署，首尾照应的操作，以把文章“做大”等。策划与炒作既然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若把握不好度，策划就可能变成炒作。随着竞争的加剧，媒体绞尽脑汁，以策划或炒作的手段去吸引读者，扩大影响，都是为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新闻本质上看，新闻策划是在传媒竞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立足于客观新闻这一前提，对报道活动进行的有前瞻性的、有巧妙创意和构思的、能够解答重要新闻热点问题的谋划与设计。其目的在于最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 炒作也是新闻竞争的产物，也是为了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正如美国克瓦克教授和罗森斯特教授所指出的：“媒体的空前发达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新闻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如今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炒作热点新闻，加大新闻炒作的力度，抓住某一新闻事件大做文章。”尽管如此，以严格的目光来观察，新闻策划与炒作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新闻策划以客观新闻是否存在为策划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具体报道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总体是一种客观的、被动地、“第二性”的行为，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而炒作则不痛，它既可以借客观存在的新闻为由头，也经常主动地“作出”新闻。通过发起活动实施预设选题，或者幕后指使人做“有新闻价值”的圈套，然后来报道活动中、圈套中的新闻。这样“作出”的新闻，不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 三、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的关系 报纸普遍地增版、扩版始于报业逐步走向市场的20世纪90年代，报纸为了成功地走向市场，包括选题、作品呈现形式、规模效应、建构报纸形象等内容的一系列新闻策划或新闻业务策划大量出现，其中晚报的策划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晚报都开展过一些公益与救助性的常规与非常规新闻活动策划。 各种媒体所面对的显性新闻资源与素材的同一，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媒体报道内容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大小，也取决于对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新闻事件或现象都不是一种单纯的自在体与独立体，它应该属于处在隐性状态中的事件或现象“链条”中的一环，可以从中截取的事实“长度”就依赖于认知与把握的能力。所以，对如何利用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存在弹性空间，用画面和语言文字手段来具体丈量这种认知与把握程度的效度是不同的，语言文字更有优势。因此，对于同一新闻素材而言，语言文字报道比画面报道更有深刻性、厚重与全息性特点。如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中，尽管央视在表决结果揭晓的瞬间就已把“北京赢了”的欣喜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了观众，但《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号外）以文字报道全面性的特点展示了报纸的优势，不到半小时两家报纸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其中莫斯科火线传真、各界对中奥城市陈述的反应、奥林匹克百年史、中奥8年全景回放等密集信息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和深度分析，在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消费需求。当然，文字不限时驻留、延展性信息全方位呈现等报纸诸多个性优势，只有依靠新闻策划和运作，避开自身的劣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总之，新闻策划必须认真调查研究，通过团队的力量，组织整合资源，设计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案，全方位进行论证。有了个性，才会有生命力。 新闻业务论文: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 要】梁启超的新闻观点历久弥新。本文从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的角度对其新闻业务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媒介的现实问题与梁启超的新闻业务思想相结合，分析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业务 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二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新闻思想。其报刊活动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总结，为我国的办报活动留下的丰富的遗产。 虽然在梁启超时代，新闻业务的活动仅限于报纸和杂志，但是对于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发展而言，其新闻思想仍有很多现实意义。现从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来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的国际媒体格局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力有限，新闻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够。发挥媒体的功能，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报纸功能的阐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开民智”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均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阐述，但是却不能抹杀这一新闻思想的指导性。启迪国民、改造旧国民缔造新国民是梁启超办报的目的。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国民应当时刻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媒体应当发挥好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国民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传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媒体话语权。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关键在于“通”。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人们和报纸缺乏一种政治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的通塞与否。“通”的含义就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及言论的表达。媒体的功能在于沟通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树立我国的国家形象，宣传我国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我们要积极发挥媒体“喉舌”的宣传作用，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发展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增强我国媒介的话语权。 3、“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在监督政府方面，他还提出了三种方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名誉监督”实质上就是“舆论监督”，他认为“报馆”应通过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无形中的影响力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好媒体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监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当地体现在报纸上，就是舆论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二、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要重视受众的观念 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果说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受众思想是一种精英受众观。那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有了平民化的特点，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老百姓，内容上更加丰富，文体上自由灵活，分类上不断细化，编排上更加多样。目前，我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的格局已经形成。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形成的为受众服务的观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服务受众的观念非常重要 新媒体不断出现，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局面。虽然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已经存在，但是在具体实践上还不到位。新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介，他们服务受众的观念还需要明确确立起来，服务受众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新媒体对于梁启超观念的学习和继承十分必要。他的观念值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习。 2、媒介竞争的格局下，赢得受众是发展的关键 受众本位观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媒介竞争包括介质、技术、内容、营销、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许多方面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获得更多更广的受众是他们竞争的目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目前的发展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媒体的受众开始流失，广告的份额也开始减少，因而，传统媒体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离不开为受众服务的理念，赢得受众是其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大胆创新以谋得发展。 3、媒介环境政策下，媒介发展中受众需求导向日益增强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日趋成熟，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以“传者”为导向到以“受者”为导向的过程。不仅仅在媒体行业，在其它的行业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顾客”。相对于其它行业的“顾客”而言，媒体行业称作“受众”。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机制的。因而，虽然在梁启超生活的时期，媒体产业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众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规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出现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所带来的改变。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们要学习梁启超的创新精神。 报纸版式方面，他改革了报纸的版式，摒弃了线装书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书籍的装订法。他还打破了旧式期刊“首论说、次上谕，次各省要闻，次本埠新闻”的格式，使用铜版新闻照片配合文字进行宣传；办报原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业务规范方面，制定了论说和记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论说的准则是“公、要、周、适”四条，记事的准则是“博、速、确、直、正”五条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个媒体的理论和业务的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不管是网络新闻、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以及其它新媒体新闻的采写编评都需要规范，真正能够做到梁启超提出的论说和记事的准则，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队伍建设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问题，新闻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由于受到主客观的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媒介失范问题频频出现，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侵权报道等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违背了职业道德。 梁启超的报刊自律的观点对我们这些现代人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报人的素养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要想办更好的报刊，就要提高办报人自身的素养。“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认为向导民众要从自身做起，这一点也是对现代社会媒体人的要求。提高媒体人的素养尤其重要，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规范媒介的行为，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健全舆论所具备的条件——“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这些要求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对健全报刊舆论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人员的行为规范提出的要求，更是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我们应当以梁启超提出的这几点要求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素养，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新闻业务论文: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与探索 摘 要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一直都实行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环境和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新闻专业学生的成才要求。因此，探索新的新闻业务课程方法已经迫在眉睫。本文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为基准，分析了当前新闻业务课程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改善对策。 关键词 工作过程导向 缺陷 优化对策 一直以来，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被视作教育的重头戏和生命线。一个具有高水准的教育方法才能确实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新闻业务课程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业务工作者。但是长久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和普通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理论的传授，教师成为了教学工作中的控制者与决定者。但是因为新闻业务的本质属性偏向于实践性，这与我国现阶段过于偏重理论传播的教学模式有一定的冲突。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实践学科，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过于落伍，培养出的新闻工作人员缺乏实践的能力和素质。所以，业界十分有必要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新闻业务课程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与思路，通过积极的优化业务课程与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闻业务从业人员。在改革的各种途径与建议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探索。 1 工作过程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1.1 工作导向的含义 工作过程导向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德国。从历史上来讲，德国独创的工作导向性职业教育促使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操作技能，通过理论的传授加工厂的实践操作培养出了大批素质很高的人才。这其中，德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能力开发离不开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理论作为基础性理论的支撑。 从广义上来讲，工作过程就是指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的顺序。狭义的工作过程是指物质产品生产的顺序。工作过程的意义就在于“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职业，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如果不能对工作过程有很好的理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实际体现出真正的教育内容。 1.2 工作过程导向的特点 （1）课程与教学理念时代性。首先，应该明确工作过程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趋势为指导的，这就要求教育课程的模式也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善，也就是对于工作过程进行系统化的了解和准备。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是符合时代性的教育方法与理念。通过严格按照工作的实际过程来安排学习的进度和方式，来达到在学习中“学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模拟工作的过程，为学生日后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职业能力基础。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在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前，需要首先将实际工作分析作为基础分解，通过实际工作的模块化顺序分解作为具体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以学科为基准来组织教学内容，而是强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配以理论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情感的综合。这种行动化学习在每一个学习模块中都囊括了不同的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和情感等内容。项目“行动”过程的完整性很大限度上得到了保护与落实。 （3）课程教学的模拟情境化。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要求以项目教学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情境”中实施。老师通过在课堂上或课下实践活动中按照实际任务情境将真实的工作组织形式带入教学中。这样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贴近职业实践，达到了实际工作过程与教学内容的“同步”。通过模拟情境化教学把课程实施的主体、客体、教学过程和教学的场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课堂上并不是老师的“独角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师，而是突出了工学结合，包括了学校、媒介的融合，教师、“工程师”的融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学生心理过程与行动过程融为一体，即“教、学、做”融为一体，完全服务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有效地构建了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学场所也延伸到了实验室和媒体。 2 目前新闻业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2.1 偏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 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培养中，过于重视课堂上的课堂教授，传授型课程的比重过大。业务课程本应该着重与技能训练，但由于各门课程过于强调课程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其中有不少与技能训练脱节的东西。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课程中可能以往教师只注重教授学生一些大道理、大原则，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本应是重实践的课程，结果被理论教学占据了过多本该进行技能训练的时间。 2.2 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性联系不强 近几年，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新闻类型专业与课程大多都开设了例如“中外新闻名作赏析”的专门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安排作品的鉴赏去没有跟实践练习结合到一起。在实践新闻写作上，教师一般只讲授消息和通讯，其他的新闻体裁很少涉及。学生由于没有学习到诸如述评性新闻、新闻分析、解释性报道、新闻特写等体裁的写作知识，毕业以后，往往难以适应新闻实践的需要。以笔者所教授的专业新闻采写课程为例，一般教学只是通过学习采访教科书中提出的若干笼统原则，作为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但由于没有紧扣采访环境实际，深入讲解在不同采访环境中对原则的灵活运用，学生虽然对采访原则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到具体的采访环境中往往不知所措，提问浅显，甚至是无的放矢。 2.3 业务课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新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授课的老师必须要具备比较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才能为学生带来有用的知识。因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亲身经历新闻业务的实践流程，懂得实践中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通过传授实践经验给学生，学生才能真正懂得未来的工作业务流程。但是，现阶段在高校担任业务课的老师，大多没有媒体实践的经验，或者已是多年未和业界接触，这样教师很难有从事新闻实践的机会。因为教师自身工作经验的欠缺，对于新闻业务发展趋向动向缺乏把握。所以，大多老师的课程教学只能从“书本”到“书本”，难以紧密结合新闻实践，学生所学的知识必然也难以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 3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优化 3.1 改变传统教授模式，引导学生多渠道自主学习 新闻教育专业知识的讲解与教授应该注重多元化和知识的丰富性与现时性。从事新闻教育的老师除了具有较强的理论专业之外，必须还要能够了解新闻专业的最新国际国内发展状态，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传授方法和手段。通过有效的手段引导课题教学，引领学生富有成效地汲取知识。如果教师只有理论素养但是缺乏业务实践经验，那么就无法生动地讲述新闻业务的精髓。 首先，老师需要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做好指导工作，通过适当的引导，去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诠释出个体对于新闻业务的理解。其次，针对新闻教学的特殊要求，高校要大力引入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负新闻业务课程的授课。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在课堂教学中要偏重“引导”，不能大包大揽地“统领”。 其次，新闻业务老师有必要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的组织者，通过给学生设定目标和方向来引导学生对于新闻知识进行深化了解。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当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能够有步骤、有计划、逐层深入地安排学生的采、写、编、评、播、摄等新闻业务内容，规定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引领学生逐层深入掌握新闻业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 3.2 “多管齐下”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 高等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培养过程，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的简单传播。通过调查发现，尽管高校在新闻类教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总体来看，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高职院校新闻教育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多管齐下，彻底根除传统教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让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灵活多元化。 首先，要将课程的实践上应该多样化，具体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式。通过定期邀请新闻业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专门的讲座，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这些新闻从业者，触摸到新闻实践的真实脉动。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于新闻实践工作的好奇心，并且确定未来的职业目标。二是直接式。即让学生直接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理论，在课堂上进行职业体验，进行例如“模拟新闻会”，这样将课堂学习由静变动，由内而外，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思考，活动范围和时间的限定又保证了实践的效率。三是参与式。即通过让学生去报道新闻的方式，直接让学生参与实践工作，面对和克服在报道中碰到的问题，锻炼和累积实践经验。 3.3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大学生的自我发展与提升，其实就是自我性格和身心成熟的过程。教师在这期间对于学生的教学过程，就是通过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人格职业魅力去引导他们完成这一成长的过程。大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学习中通过自身的感知、感悟与个人实践体验的统一。知识是外在的，还需要学生运用内在的知识理解和构架去进行再吸收循环才能起到作用。因此，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既需要有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身进行主动的思考和创新活动，需要将学生放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让学生实际接触真实的新闻业务，去思考所接触的事物、现象、规律，从而激发在采、摄、写、编、播、评等业务技能上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新闻业务论文: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研究 摘要：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的迅疾发展，催生了诸如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的趋势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本文立足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本体研究，首先概述了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继而提出对策，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借鉴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 电视新闻 业务 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发展迅猛使得媒介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电视新闻工作者要积极适应新闻传播模式的改变，推动新闻传播的革新与发展。 一、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一）媒介融合内涵 媒介融合是相对于电视、报刊等媒介所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内容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撑，计算机网络则为其构建了多媒体平台，受众在融合网络的各个节点上可以同时获取多种媒介的多样化信息，主要涉及技术、内容以及产业的融合。 （1）技术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网络电视”、“手机报”等不同媒介平台上进行传播、扩散文字、图像、声音等新闻内容信息； （2）内容融合。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将不同媒体的新闻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而且实现不同媒体的新闻内容相互间的渗透和重新组合，满足受众多层次的需求； （3）产业融合。构建以新媒体为优秀的数字化平台，从而实现网络视频、网站、手机、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的相互叠加，多向分布，而且使众多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二）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1、大大提升受众地位。在媒介融合的情景下，信息的传播体现为较强的个性化。以微博、播客、博客等为代表公民新闻和草根媒介对电视受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受众参与的内容生产使得新闻信息源呈现多元化，电视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的影响，而是有选择的筛选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内容，选择为自己接受的接收终端。 2、媒介载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数字技术瓦解了信息对传播载体的特殊依赖，新闻信息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状态。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媒介载体可以是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网页。形式的极大丰富，使得电视受众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获得满足，随着这种需求被持续地强化，电视受众对新闻传播载体的选择变得更加挑剔。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策略 媒介融合带来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给电视新闻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新闻业务的没落，只要电视新闻业务根据所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结构性地调整自己的采编播业务，加强与各种媒介多方式、多层次的沟通与合作，凭借专业的人才资源优势、多元化内容渠道和庞大的受众群体，电视新闻业务仍将在媒介融合生态下的受众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构建大媒介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在媒介融合环境中，传媒的竞争愈加激烈，单独的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很难形成竞争的优势，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任何媒介传播途径都应该成为电视新闻业务可借鉴的形式或借助的手段，以实现立体化传播。基于此，根据用户需要构建大媒介平台，一方面依托电视台现有的新闻节目建立网站，提供播出节目视频；另一方面是组建传媒集团，对接多种媒介平台，整合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内容资源、新闻传播平台，开展跨媒介的新闻资源共享。通过手机电视、视频网站、网络电视、播客、IPTV甚至手机短信、微博等，将新闻信息以多元化的形式、多样式的包装、多渠道的送达，以实现立体化传播的模式，从而实现促进跨媒介的资源共享的目的。 （二）借助媒介平台，实现节目共创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节目的主编开始注意使用网络媒体平台对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互动性推动，往往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设互动板块接受观众对于新闻节目内容的反馈，但是这只是属于新闻节目的独创阶段，远不能达到共创的目的。要真正实现新闻节目共创，就要对其他媒介进行有机整合，树立自己竞争的优势，所以说创造性地嫁接其他媒介平台，让互动从形式变成节目的内容就成为必须。在内容选题阶段，重视网络互动平台，选取网民点击量最多的新闻话题，提高自己内容的原创能力，通过记者现场调查、网络连线采访，演播室主持人解说、嘉宾现场讨论等形式，对新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同时在内容报道中，通过论坛、微博、播客、DV展播等形式邀请观众参与，较好的处理观众与新闻内容生产的关系，将其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合作者、加工者、整合者以及解读者。对于通过网络收看节目的观众，还可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沟通渠道，让观众实时参与到节目中，将互动的过程全方位呈现出来。 （三）适应媒介融合趋势，转变新闻传播角色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得以转变，新闻传播草根化、群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以加速新闻传播、提供信息服务、监督舆论导向、为群众发声为职责，体现社会责任感；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新闻传播工作者要做受众的“回音壁”，不断满足受众资讯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反映群众的心声。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加速了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又促使电视业务的改革与发展。新闻传播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状况，积极转变自身角色，着力于媒介平台的构建，促进节目共享与节目共创，推动新闻业务的新变。 新闻业务论文:《红星》报的非新闻业务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1935年8月3日因红军即将进入草地而停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份报纸的非新闻业务是怎样的呢? 一再策划和发起活动 与现在的许多报刊一样，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也曾策划和发起一些活动，例如，捡子弹壳的运动。1934年5月30日第45期第四版刊登王宗槐的《我们检弹壳的成绩》，其中写道： “《红星》报提出检子弹壳的运动后，得到红色战士很热烈的回答与拥护。关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师曾普遍在党团小组中讨论了，立即发动进行，并决定以每个党团小组为单位去收集，检阅党团员。这一工作的进行，成为经常应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更积极去收集，每次战争后检阅一次；就是负伤的同志都能很积极的搜检。最近两月中单青年，共捡到了子弹壳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发，子弹八千三百九十发。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我们还在继续努力进行着，希望其他各部队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呵!” 此外，《红星》还一再对读者发起号召。例如，1933年8月13日新第2期第2版刊登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19日新第3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1933年10月1日新第3期第4版刊登了《两个号召》，这两个号召分别为“红军部队快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月写两封家信”，《红星》还为后者特设专栏登载“红军家信”；1935年1月15日第68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 本月廿一日前每三人扩大一个红军》。 1934年11月7日出版的《红星号外》，实际上也是一次号召――《本报号召 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1月30日，《红星》曾发起六次号召，这些号召“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的号召，得到各部尤其是东方军的响亮回答”。 重视与兄弟媒体的协作 与兄弟媒体进行报道或活动方面的协作，有利于形成舆论合力。对此，《红星》比较重视，甚至曾专门刊文推动相关协作。 1933年12月3日的第18期第四版刊登了《关于红星报的号召――给各红军报纸的编辑者》一文，文章指出：“各红军的报纸，对《红星》的号召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报纸上很少看到对《红星》号召的响应与回答，甚至有些问题《红星》已提出了号召而自己又再来一次。这主要是由于不了解《红星》的号召是代表总政治部的意见，是带有领导性质的。各红军报纸对这些号召的任务，应该是伴着它的周围，把一切报纸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号召之下，组织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响应和回答《红星》的号召，亦即是总政治部的号召。” 而在1933年11月26日的第17期第二版，刊登了《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一文。 印务情况 《红星》的刻印方式以铅字印刷开始，以铅字印刷为主，但有不少是手刻蜡纸油印，最后以油印结束： 第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第31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和第68期(1935年1月15日)是手写油印的32开报纸。 1933年8月6日，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恢复铅字印刷4开报纸。 第二，未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1934年10月20日)至新第26期(1935年8月3日)是手写油印的4开报纸。 据负责刻蜡版的《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纸张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红星》的印张也不固定。一般为“本期一张”，但也有“一张半”或“两张”的情形，如1934年9月10日第46期“本期一张半”。1935年1月15日第68期“本期两张”。 1934年6月5日，第46期，一版刊登了《印刷所声明》：“本期报，第二、三版位置装反，油印工友上版时弄错，望读报者同志注意为盼。”落款为“军委印刷所”，表明这时是由军委印刷所负责印刷《红星》报。 发行情况 一度定价大洋三厘。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8月6日新第1期。没有标明售价。第3l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红星》报，系手抄油印，没有标明售价。 1933年8月13日第2期至1934年9月25日第66期。《红星》报一般都在报头区刊登“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字样，标明售价，此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附加副刊，售价也一样不变。 1935年1月15日第68期起(第67期散失，情况不详)，《红星》报均系手抄油印，不再标明售价。 1932年3月11日，23日的第11、12期《本报特别启事》：“近来连接各地方来信，购阅本报，要求多多印发，以便广为推销，兹特规定凡地方订阅本报者，每份铜元一枚，作辅助印刷费，由各地方机关直接写信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订购，预订若干期若干份，均先将订报的钱寄来，写明通讯处，即按期照付，至于红军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等机关部队，仍不收报费，特此启事。” 发行量在中央苏区名列第四。《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同志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 而据《中央苏区美术的蓬勃发展》的介绍，“1934年1月26日，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向‘二苏大’作报告，总结了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情况：已出版发行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已发行4万份，《青年实话》已发行2万8千份，《斗争》已发行2万7千1百份，《红星报》已发行1万7千3百份。” 由此可见，《红星》报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 另据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作者为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介绍，《红星》也发行至湘鄂西苏区。由此可以推测，《红星》报的发行范围不局限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其发行量超过了17300份。 当然，非常时期(例如，战斗非常激烈时，长途行军途中)的《红星》报。发行量达不到17300份，例如，“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每期印700至800份”。 发行机构及主要读者。“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发到连队。” 《红星》报的内容十分符合目标读者定位――红军指战员：“卫生讲话”、“卫生常识”都与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行军时)的健康维护有关；“小玩意”、“猜谜”都是娱乐性栏目，但这两个栏目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红军歌谣”等栏目的开设，也显示出《红星》的军报特色。 广告只刊登于中缝 《红星》报的广告只刊登于中缝，内容除书报刊出版发行的广告外，还涉及招生广告、遗失启事、寻人启事、领取股票及红利的启事等。 1933年11月12日第15期，第六版和第七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中国地理常识》出版印刷了仅三千份。购者从速，定价每本大洋壹角，红色战士减半。发行处――红军总政治部发行科。” 1934年3月25日第34期，第一版和第四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3条广告：一是《我们红色战士所渴望盼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出版了》；二是《卫生学校函授启事》；三是通知领取红军合作社股票及红利的启事。 1934年1月21日第25期，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遗失党证声明作废》和4则《访问启事》。其中3则《访问启事》的内容分别为： 钟涵兴，兴国上社区秀水乡长岭下村人，一九二九年到×红四军，三年未写信回家。 新闻业务论文: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中如何将理论和实践较好地结合，一直是新闻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石家庄学院新闻专业创建了《新闻报》，由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学生组建模拟编辑部自主运作，完成出报的各个环节T作，并最终印刷报纸。同时，并以此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一段时期之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基本的新闻业务技能。 创办《新闻报》的初衷 新闻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统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总数已超过300个。新闻专业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专业之一，但是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感到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用不上，工作无从下手。 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但到了媒体实习或工作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们往往缺乏解决的对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指出，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大媒体的记者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学生不去实践，不去动手写，整天在高谈阔论一些理论，可能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记者。在新闻这方面，写篇好的新闻作品能切实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远甚于整天高谈理论”。∞因此对于实践性很强的新闻学科来说。理论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当花更大的气力投身实践。在实践中贯彻理论。 新闻专业各门课程间割裂，缺少有机整合。一些大学文科院系增设的新闻专业往往存在狭义理解新闻教育、办学渠道不畅的状况。教学内容仅以新闻为主体，纯粹从新闻工作工艺过程分解出若干环节加以解释，不能反映出新闻学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编订教学计划的传统方法讲究清晰的课程定位，各门课程之间功能分工明确，但是课程之间的割裂会影响学生融会贯通地学习，致使教师之间的配合不够。对于新闻学教学而言，课程之间教学上各自为战，导致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懂工作流程，缺乏合作意识，远不适应新闻实践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媒体需要的是复合型记者。“‘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和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新闻学的专业教学应适应这样的人才需求。 但是教学实践对于“写”相对重视，课堂教学对此能力的培养也比较得力，相对而言，“采”和“编”则比较薄弱。“评”、“摄”的能力则由于实践锻炼的机会更加有限而疏于培养。采、写、编，评、摄，这原本需要相互配合的工作环节却由于课程的严格划分形成壁垒。“随着学科基础从文学转到社会学，课程教育也由仅仅重视写作，转向综合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这就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专业教学中应尝试打破课程壁垒，提升学生“采、写、编、评、摄”各个方面的专业综合能力，努力培养复合型记者，从而适应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 创办《新闻报》 鉴于以上原因，2006年，石家庄学院创办了一份供专业教学使用的《新闻报》，让新闻专业全体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报纸新闻业务的运作流程。以“锻炼能力，打造新闻传播人才”为办报宗旨。设置了本院新闻、高校新闻、视点聚焦r校园热点话题的特稿报道)、资讯交流(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1、考试专刊、就业专刊、副刊等版面，优秀读者定位于本校师生，两周一期，校内发行。 同时，我们设计了以《新闻报》为实践平台，模拟报社办报，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专业课的老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进行各项新闻业务技能整合运行的综合实训l。其设计思想和教学效果如下： 学生是主角，模拟报社编辑部自主运作。在办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量南学生自己解决，充分锻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针对办报资金紧缺的问题，同学们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拉广告的任务，他们热情地与学校周边的商家店铺联系，收获颇丰，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一定篇幅的广告刊登，这样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办报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使同学们的业务经营能力得到锻炼。教师是配角，辅助学生办报，督促学生的采编工作，监督采编流程，并对学生的报道导向和采编技巧进行指导，对学生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疏导。 模拟报社设置岗位，让学生进入“总编”、“记者”、“编辑”、“制作”、“校对”职业角色，同时定期轮岗。在角色意识的驱使下，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且让学生在特定的岗位中体会自己与其他岗位的相关性与协作性，体会新闻传播是多方合作的成果。树立起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中积累起课堂上得不到的自信心、勇气、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比如，在岗位职责的压力下，做记者的学生为获得新闻信息要学会与被访人进行“交流”，为稿件能够刊发要学会与编辑进行“配合”；做编辑的学生为分配本部门的任务要学会“协调”各记者之间的关系，学会与制作人员“协商”争取最好的版面效果，等等。在这种模拟的活动中，通过不断磨合的人际交往互动，构建起从事新闻传播工作所必需的团队意识，培养起学生职业传媒人的心理素质。 规范办报流程，模拟报社按周期生产报纸。第一步，召开选题编前会，各个记者申报选题，版面的责任编辑落实选题，组织记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写、摄影。第二步，召开编辑会议，讨论编辑稿件、设计版面，并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学生利用电子编辑实验室进行版面编辑，出样报、校对、印刷报纸。第三步，召开编后会，担任记者的同学谈谈采访写稿过程的心得、体会，担任编辑和制作的同学介绍版面设计的思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随后教师结合新闻专业知识对稿件、版面设计的优劣进行点评。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办报的积极性，定期组织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教师组提名该期报纸中的好稿、好导语、好标题、好版面等奖项的入围名单，全体同学投票进行评选，然后由学生计分员按照模仿媒体制定的工作量考核办法对学生作品计分。各期报纸得分的总和是学生这门实践课成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聘请资深记者、编辑与学生座谈，使之了解传媒人的真正生活状态以及报刊行业的最新动态。 创办《新闻报》的思考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式”教学被很多专业人士所推崇。即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社会实践，在学生的采写过程中教师现场进行评点。但是这需要停止其他教学活动，且耗资巨大，一般院校只能艳羡很难推广。采用创办《新闻报》的模式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将采、写、编、评、摄五门课程有机地结合，实现了教师的配合与课程整合，不影响其他课程的教学活动。课程所利用的实验设备等教学资源基本是专业建设中已有的资源，投入少效益高。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同学们各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感觉很有收获。同学们写的部分稿件还被省级媒体全文刊登。该实践课的创新点在于用模拟报社办报的综合实训形式搭建了一个新闻业务技能实践的开放式教学平台。克服了新闻业务易于讲解难于操作的封闭式课堂弊端。为新闻专业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新闻业务技能通过报纸物化呈现，具体直观的新闻产品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在办报流程的参与中发现授课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突破，切实领悟新闻理论的实际意义，有效地训练学生掌握各项业务技能的操作要领和操作技巧。此外，在模拟办报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分工明确，互助协作，增强了团队意识，不仅在实践中锻炼了业务能力，还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增强了新闻敏感，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有所加强，新闻业务素质获得了较为全面的提升。 编校：张红玲 新闻业务论文:20世纪早期中国新闻业务兴起之成因 摘要：美国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了大众报刊信息传递的阶段，而中国却出现了政党报纸裹挟新闻信息并行发展的特殊现象。中国历史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有行将走到末路的清政府，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三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发展，作为阶级和政党的主要宣传工具之媒介，也将政论作为其主要的宣传武器。相对而言，新闻信息在此期间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但历史并没有对新闻报道宣判死刑。本文旨在通过对此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电讯事业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的萌生和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条件等因素的分析，来探讨新闻业务兴起的成因。 关键词：信源 技术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记者 独立战争结束后，就是否批准宪法问题，美国形成了支持此问题的联邦派和反对此问题的反联邦派。为了宣传各自的见解主张，纷纷创办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美国报纸随即进入了“政党报纸时期”。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美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信息的高度渴求，促使了大量以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便士报的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大众化的报刊迅速取代了政党报纸在美国报业的中心地位。政党报纸结束后，美国新闻业迎来了新闻信息时代。但是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却经历了政党报纸裹挟大量新闻信息而发展的阶段。以现代报业发展理念来审视，信息服务无疑是大众传媒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为己之阶级理想、政党主张而奔走之时，在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与对峙之时，政论在报纸上处于中心地位之际，新闻信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没能唱主角，不代表在报业舞台上没有新闻信息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点点的萌芽在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使信息报道逐渐成为报纸的主角，中国的新闻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 信源丰富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①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多变的时势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有几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也刺激了新闻信息的大量报道。 首先，清末新政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清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于1901年开始被迫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推行系列改革。如政治上裁撤通政司、废除刑讯等，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但随着武昌起义枪声的打响，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之瓦解。但在此期间作为臣民的受众对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的内容、进程、影响等进行关注，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因此客观上保证了新闻源的丰富性和持续性。 其次，一战的爆发使得人们对信息高度渴求。一战中虽然中国没有出兵，但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应支持也算尽到了盟国的义务。再加之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他们有的挖战壕，有的在码头和铁路货场干苦力，有的给盟军下属工厂卖命。对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人们也是极为关切的。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践踏激起了民愤。美、英、法、日等国根本不让中国参加有关会议。1919年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将有关山东问题条款的主要内容转告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再三索要草约文本和会议记录，都被拒绝。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3小时，中国代表团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将来在适当时机重议山东问题的书面声明，被最高会议退回。中国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反而再次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整个一战牵涉到中国的多方利益，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 再次，军阀混战，国内局势多变。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建立反动独裁统治。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接连引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孙、吴、冯反奉活动等，历史发展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在这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继而出现了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人们急切关注着所有事态的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多变的国内局势自然成为信息报道的源泉。 技术支持：电讯事业发达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陆续设置电报局，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电波的出现，以其快速、覆盖广泛的特性将中国各地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了保证，远隔万里的事情，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到了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12年10月起，电讯在《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上所占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刊登电讯。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波之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报业信条》。②而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宝璜等人把新闻职业化界定为职业意识、职业品格和职业教育。③徐宝璜认为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供给新闻。他认为事实是舆论的基础，舆论因事实而生，并且把提供正确和详细的事实作为报纸的要求。简言之，新闻即事实，事实必须与言论分开。在《新闻学》一书中，他谈到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谈到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谈到了新闻事业商业化等，这种对专业主义精神的追求与弘扬，使得中国的报界逐步接近新闻报道本身。 名记者的积极努力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历史夹缝中，生活着一批怀有远大理想、富有生活激情和才华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彬彬、胡政之、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正是他们对新闻理念的不懈追求、对大众的关爱、对国家命运的牵系，使得新闻报道逐渐脱离政党色彩而占据报纸的中心地位。 文学功底深厚。在夹缝中生活的这批记者大多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传统国学功底极为厚重。如徐凌霄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优美又富于趣味。著名女记者刘韵琴出身书香门第，母许氏，通诗文。长兄刘增诜，次兄刘祥诜，皆善音律，工诗词。“韵琴九岁能诗，及笄文名籍甚”，文学素养很高，而以诗词成就最高。邵飘萍从小天资聪慧，1898年，年仅12岁的他就中了秀才。黄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采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就广涉经史子集等等。正是这些记者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使得他们的新闻报道文笔流畅、趣味盎然，脱离政论色彩，回归新闻信息本身。 报国有方。这些名记者没有像中国传统文人走仕途之路，靠做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走实业救国之路来兼济天下，反而从事多种类型的知识性传播活动，靠手中之笔，传递信息来服务社会。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专业，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社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邵飘萍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金华，相继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中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为上海各报撰稿。1911年，他去杭州和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终于实现了宿愿，走上了他在中学读书时立志“新闻救国”的道路，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03年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接受资产阶级新闻学教育。黄远生幼年时期，家里就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刘韵琴因向往日本明治维新，民国二年遂不顾世俗物议，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在日与黄兴、宋教仁、邵飘萍交往。1905年陕西省遴选留日学生，张季鸾由宏道学堂保送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后曾入东京经纬学堂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即能默读日文字典，最后到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学，这些都奠定了他们运用现代科学理念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些留日的经历，使得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现代资产阶级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思想，同时在国外学习的先进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经验，为日后回国投身报业，以思想启蒙、揭示真相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认识、救国救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业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渐渐摇起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慢慢踏上了新闻纸的信息传播时代，加之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阐释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方针”，把新闻报道在报业中的地位迅速地推向了高潮。新闻报道冲破了政党色彩的藩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报业的重心。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瞿秋白对新闻业务的创新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创办、主编、编辑过《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等党的机关报刊，是党报创始人之一。他在新闻实践经验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党报思想理论体系，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也有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闻采访上 我国出现中文印刷报纸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刊登的大多是访员从官府衙门得到的文件、探听到的内幕、市井社会新闻等，就事报事、支离破碎、内容浅薄、缺乏影响力。瞿秋白打破了这种新闻采集方法，采用全新的、符合新闻规律的方式采访新闻。 采访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1920年10月，瞿秋白担任了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到十月革命发源地的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将采访方向定为“研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将采访目的定为“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由于有了明确的采访方向和目的，他为《晨报》、《时事新报》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内容翔实、思想性强的旅俄通讯，并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全面地、真实地向中国人民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 采访以理论作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瞿秋白认为，新闻采访“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的生活”。他在苏俄采访期间，抓紧时间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了解、分析、研究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写出了内涵深刻的报道。 采访要求实求真。瞿秋白认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他把这个观点叫做“世间的唯物主义”。他在莫斯科当记者期间，不仅仅是采访当时苏联好的一面，也采访苏联当时的困难、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政策上的某些弊端和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并恰当地写到通讯报道里，指出这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国家所不可避免的旧痕迹。这样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反而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新闻体裁和写作上 瞿秋白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本着新闻宣传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精神，对新闻体裁和新闻写作进行了不拘一格的改进和创新。 散文式纪实新闻。瞿秋白在撰写旅俄通讯报道时，一改新闻写作中概念化、公式化、形式呆板、枯燥乏味的写法，借鉴散文的笔法，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有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行踪和言谈，又有人物形象和场景的鲜活描述，还有恰到好处、言简意赅的抒情和画龙点睛、寓意深刻的议论，实现了新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指导性与趣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很受读者欢迎。 首创综合新闻。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在报道“五卅”惨案时，无论是报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残害中国工人的状况，还是报道全国各地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都突破了反映单独事件、一事一报的新闻报道格式，将在全国或一个省、几个省，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一条战线或几条战线的情况、动向，组织在一个中心下写成稿件，既有全面的情况概括，也有典型事实的记述，点面结合地反映全局，报道面广、声势大、信息量大，使人们对“五卅”惨案有了完整的了解和认识，扩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提倡解释性报道。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党报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做富有说服力的而不是机械的解释。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党报“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恶化”。他在新闻实践中，在对共产国际，党的三大、四大精神，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等宣传上，发表过大量解释性的文章，开了我国新闻解释性报道之先河。 在新闻文风上 为了使党的新闻宣传能够在广大群众中发挥作用，瞿秋白十分注重改进新闻文风。他在主编《热血日报》时，听到一些工人反映看不懂报纸的文字内容后，就提出了报纸要注意文字通俗，力求用口语，尽量使用方言写作，以及文章要开门见山，篇幅要尽量短小，体裁要形式多样，让工人有空看、看得懂、喜欢看的办报要求。他在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期间，建立和培养了一支工农兵通讯员队伍，积极编发通讯员撰写的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带有乡土味的稿件。 瞿秋白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改进和创新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新闻工作者研究、学习和继承，使党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油藏经营管理五区） 新闻业务论文: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摘要：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业务 特色 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记公司时期，但作为发端，英敛之时期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为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主要有四大特色。② 新闻体裁多样化，新闻种类增多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此时的《大公报》的体裁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到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 这一时期新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③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开始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注重“精品意识”和“互动意识”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实践基本秉持了其《本馆告白》中所渗入的“两个意识”。 其一是“精品意识”。首先，其时的《大公报》几乎不登载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转而将报道重点放在关涉国计民生的时政新闻上，这本身就是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表现；其次，该报的“精品意识”还表现在较早刊登高质量的“新闻连载”方面。正如《本馆告白》中阐明的那样――“各报附录书籍多限于篇幅，虽陆续排登，骤阅之，每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殊觉味同嚼蜡。本馆附录各件其篇幅过长不能全录者总期成一片段，不致有闷葫芦之叹。”早期的《大公报》已经在通讯、调查等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新闻连载”的形式，例如，1902年6月24日该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来函代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的通讯文章，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进行了连载，该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恽学士被御史黄曾源参劾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在文中巧妙地穿插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种种暴行、相关人等的关系等背景资料，突出了当时通讯文体的传奇性、故事性的特点。又如：该报曾连续十期刊登了调查当时我国22条铁路的“新闻连载”，该文题为《调查各省路政纪要》，每期介绍2~3条官办或商办的国家铁路情况，而且介绍每条铁路的文字还用小标题隔开，这样，虽然是连载，但每期刊登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使读者读后并无“闷葫芦”之感；除此之外，大量刊登原创文章和译文，也是《大公报》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有力证明。该报创刊伊始就曾在《本馆告白》中表达了这个办报理念――“海内同志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详告本馆，当为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或创意欲撰、欲译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绍介、普告学者。”基于此，该报曾在“专件”中发表连载《南非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在“译件”中刊登翻译文章《英国工业新教育案》等文章。 其二是“互动意识”。早期的《大公报》深知报纸的未来系于读者的支持，故非常注重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办报思路最先见于《本馆告白》中：“日报一事全赖集思广益、不厌其详。本馆虽托有各处友人广咨博采尤恐圜于耳目或偏执，见有失实事求是之义。尚幸四方同志匡其不逮，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馆亦为采登。”在具体实践中，该报经常举行面向所有普通读者的“征文比赛”。如，该报曾于1911年11月22日举办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不仅详细刊登征文要求、奖励办法，还陆续刊登获奖作品。同时，《大公报》还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来稿”、“来函”的形式予以刊发，充分体现来自民间的声音。 讲求“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业界普遍认同并时常运用的新闻操作手法。虽然，在彼时《大公报》所处的时代尚无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大公报》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了，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该报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 从1917年7月3日起，该报开始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五天的集中报道。以下便从新闻业务角度对这组报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数量上看，该报一共做了11版的报道，大约刊登了各类新闻约120余条。其中7月4日和7月5日两天每天做了两个版题为“讨贼之师起矣”的组合报道，7月6日做了两个版题为“薄海争传讨逆声”的组合报道和一个版的《大公报特别附张》，7月7日又刊出了题为“逆贼无死所矣”的组合报道。至此，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完整圆满地结束。 其次，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的报道速度、稿件质量以及版式安排都颇为出色。不难看出，《大公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了纵深两个层面上――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直接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以事件为线索，关注并尽最大可能报道事件各方的态度、声明、举动等。这样，既保证了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又确保了报道的全面、客观、平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具体报道中，每篇消息的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新闻，但往往主旨明确，一目了然；评论一般以述评为主，也有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如《致国人》，言辞恳切，亦能一语中的；稿件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发人思索。如每天都刊登一个突出大标题的“专版”，这种做法类似今天的集纳专栏，主题非常集中。同时，配合新闻，刊登言论并巧妙地登载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新闻以加大报道的覆盖面。例如，7月4日刊登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辞职书》一文，就很能体现编辑的匠心独运。行文上，还注意通过字号的变化来隔离标题和正文并由此来标示新闻的重要程度。 还有就是加大了对“张勋复辟”所衍生的事件进行报道，从侧面呼应整个报道。譬如下述几则新闻标题――“京报界失言论自由”、“日本调兵到京消息”、“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等。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冠以“喻评”的新闻述评，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例如：7月3日报道中刊登了一篇很短的花絮式的报道――《两日来之成绩》，并注明“冷观”字样。该报道原文如下：“今将复辟后两日来之成绩摘要开列于左。一、恢复红顶花翎；二、恢复三跪九叩；三、恢复总督巡抚大学士；四、新增忠勇亲王一尊；五、骇走北京住民数千；六、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七、骇跌中交票价。呜呼复辟……呜呼民国。”这篇只有80余字的小文，却生动地反映了复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虽称“成绩”，实则反语，策划很到位。 广告内容丰富且操作手法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再有就是，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或者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亦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以上是笔者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早期《大公报》所进行的粗浅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主要是因为该报当时在业务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对今天的媒体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新闻业务论文: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报作为中国媒体的“旗舰”，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地履行着党和人民政府“喉舌”的神圣职责，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下，各级党报都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分析党报改革的历史与现实，总结党报改革创新和舆论引导的规律，旨在探寻新形势下党报如何保持主流媒体强势地位，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主导权、赢得主动权的新思路。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纵向考察 在我国，党报是新闻传媒中的“领头羊”，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过并正在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报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在第一个阶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此时期的党报为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众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得以拓展，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猛增。新闻传播理论也受到从西方传入的传播学、信息理论的影响。而全国晚报的兴起，则对党报形成了第一个冲击波，党报读者出现了第一次分流。针对以上情势，党报做出了灵敏反应。之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首都数家报社向财政部递送的要求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 的报告获批准。此后，对新闻传媒按“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也逐渐成为共识，党报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时也影响到随后的党报新闻业务改革。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努力调整和拓展自己的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为受众提供信息的综合服务功能转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以改版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以新、短、快、活见长，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现场短新闻，作为新闻改革的早期成果，当时大量出现在党报的版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中共十六大召开。在第二个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对于党报的改革发展而言，上述思想理论无疑是重要指针。提出的舆论导向等重要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对党报改革发展构成影响的重要因素还有：（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邓小平的倡导之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隔不久，新闻传媒也都程度不等地进入了市场，党报与市场发生了更多联系。它们必须直面市场和在市场上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受众。即使认定党报的读者“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和研究者，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面对这些受到市场经济熏陶的受众，党报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式也无法不发生变化。（2）党报处于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竞争既存在于同质媒体中，也存在于异质媒体中，已经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随着都市报的兴起和第四媒体的崛起，党报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党报的读者出现了第二次分流。而竞争的激烈，也使党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3）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由此登上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一阶段上，党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业务的改革以改版扩容为主，同时不断摸索、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实现经济效益之间的有效平衡。 自十六大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在重大战略思想方面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理念，并在各项工作中努力践行。以上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特别是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发表的讲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各级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这一阶段，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现期。党报不仅要引领社会公众舆论，而且要引领其他媒体，担负的责任尤其重大。而媒体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共有报纸186种，而2008年有综合报纸809种，专业报纸1129种。党报在新形势下的新闻业务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进行新闻业务改革的基本经验是：（1）导向指导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事业改革创新的优秀和前提。（2）主导决定引导。努力做到不失语、不乱语，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主动占据议题设置优先权、话语主导权、热点引导权、舆论监督权。（3）创新推进传播。创新是新闻传播的动力活力。坚持创新才可能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新闻竞争力。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横向透视 一、党报办报理念的更新 办报理念决定办报宗旨、功能定位。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办报理念是否正确和先进。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党报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勇于接受现实，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树立竞争意识，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办报过程中靠新闻信息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大众日报为例，该报从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两个面向”破题，通过“新闻强报、特色立报”的途径，初步实现了办“主流、权威、高层次、高品位”政经大报的预期目标。党报注重在报道事实中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这样一种办报理念，有别于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党报的办报理念。 二、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 改进时政报道。注重时政报道，是党报的重要特点，这是由它的地位、使命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活动范围和频率日益增大，党报的时政报道有待改进和优化。这既符合新闻规律，也符合市场规律。对党报来说，时政报道是其必做的“规定动作”。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既是党报时政报道的重点，也是新闻改革的难点。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推动下，各级党报在时政报道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2008年3月1日的南方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一幅仰天长笑、非常人性化的大照片，打破了党报刊登领导干部照片的惯例，获得海内外多方好评。而南京日报要闻版改版则体现出“三个原则”：领导形象亲民化，会议新闻信息化，群众形象主体化。许多党报按新闻价值标准对会议和领导人活动进行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针对受众的接受心理，重视编排新闻的可读性。这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对受众需求和受众的尊重，包含着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位的深刻内涵。 重视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人为本，就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方面，党报责无旁贷。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创新，要旨在于紧扣百姓的利益点。河南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将定位概括为四个关键词：“权威”、“大报”、“有用”、“民生”。前两个关键词足以使党报较之都市类报纸胜出一筹；后两个关键词则使之更加贴近民众，反映民众疾苦，体现出亲和力。与民生新闻相关联的是社会新闻。在新形势下，党报注重社会新闻的价值，除时政新闻外，受众也愿意关注有益、有趣、有品位的社会新闻；对党报来说，社会新闻是时政报道的必要补充，能否做好社会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党报对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的引领能力；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党报有义务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并为受众提供高于其他媒体的权威解读；社会新闻的市场很大，社会新闻在吸引受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加强舆论监督。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有其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党报是报业的“旗舰”，在整个新闻传媒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此而言，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理由不发挥表率作用，舆论监督应当被提到党报生命活力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2001年披露的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由媒体记者首先揭露出来的重大事故。近年来，党报更加注重对矿难、自然灾害、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舆论监督。深圳特区报开展舆论监督，有一整套正确的理念：以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为秉持进行舆论监督，以百姓最信赖最贴心的朋友身份从事舆论监督，以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为目的开展舆论监督。宁夏日报针对“老赖”（拖欠公款屡催不还者）进行的舆论监督，体现出了责任、勇气和力量，可圈可点。事实证明：坚持进行舆论监督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党报，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就高，舆论引导的效果就好。党报坚持不懈开展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业务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需要。 三、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报还存在诸如版式单一、内容种类较少、对某些热点和敏感问题介入不够、报道程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报在改进报道方式方面进行了长期努力。人民日报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尽量做到：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人文关怀；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具体细节、鲜活事例。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经济日报对西部大开发所作报道别具一格。2000年1月，该报推出了《东人西行记》系列报道。记者随几位有代表性的东部人士而行，记录这些人士西行期间所见所闻所遇所感；2000年5月，又推出了上述报道的姊妹篇――《西人东行记》，记录西部人士东行所获得的感悟。两组报道写得生动鲜活，虽没有为西部大开发开“药方”，但内中包含着记者的深入思考。新颖的观点寓于有意味的故事之中，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而又深受启发。 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路还很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更好地将党报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新闻业务论文:延安时期的新闻业务刊物――《通讯》 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曾在延安创办过一份油印的新闻业务刊物――《通讯》。当时,新华社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一起驻在杨家岭,同属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 1939年6月,新华社进行了一次组织机构调整,除编辑科、译电科和新闻科外,还成立了通讯科。通讯科负责人为海,编辑罗夫(何清),不久又增加了记者海燕(田体仁)。通讯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各县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报纸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并担负了向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副刊和香港进步报纸寄发特稿的任务,以及选择译发莫斯科苏联新闻处寄来的英文专稿等。为加强对通讯员的新闻业务指导、促进通讯员工作的深入开展,经中央党报委员会批准,通讯科还创办了新闻业务刊物《通讯》。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通讯》为油印32开本,每月一期。 在《通讯》创刊之前,通讯科以新华社的名义给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这个刊物的性质、任务和目的,请题写刊头。很快就用宣纸写了“通讯”两个大字共三份供挑选使用,这就是《通讯》创刊号上的刊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时任部长的洛甫()同志在新华社召开的延安市通讯员大会上的报告,洛甫在讲话中主要讲述了通讯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讯员的任务和新闻的基本要求等。洛甫同志指出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一、学习;二、向群众宣传,讲解报纸,讲解党的政策;三、积极写稿;四、反映情况。第二篇文章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写的《介绍新华通讯社》,讲述了新华社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情况。这一期《通讯》上还刊登了海写的《怎样建立边区各县通讯网》、于敏写的《边区通讯员怎样写新闻》等文章。 从1940年3月第4期开始,《通讯》改由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办。在改刊词中写道:“《通讯》过去是新华通讯社用以教育通讯员与推动边区通讯工作的社刊,从今天起,《通讯》决定改为新华通讯社与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联合刊物。因之,它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它的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它应成为教育通讯员与青记学会会员的有力工具,它是边区以至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推动机。”1940年6月,延安《新中华报》又参加了《通讯》编委会,这就使《通讯》成为新华社、《新中华报》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三家联合编辑出版的新闻业务刊物。 《通讯》的编辑方针,正如在1940年3月6日召开的编委会上所提出的:“主要在培养青年新闻干部,加强各会员、各分会、总会及与全国新闻记者之团结,求得工作经验之交换及学术上进一步之探讨”。《通讯》陆续刊登了一系列新闻研究文章,如《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向仲华)、《略谈战地新闻工作》(刘白羽)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提高记者和通讯员的思想修养与采访写作水平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大型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由杨家岭搬到清凉山,与《解放日报》驻在一起,统归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领导。新华社内部设广播科和翻译科,原通讯科及其人员并入报社采通科(后为采访通讯部)。以后,《解放日报》在副刊上开辟不定期的《新闻通讯》专栏,代替已出版了8期的油印《通讯》刊物。 此后,通讯员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解放日报》采通部与通讯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也极为具体。同时,新华社各地分社也积极发展通讯员队伍。至抗日战争结束前,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已初步形成。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的成长壮大,为党的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当年的通讯员后来都逐渐成为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新闻业务论文:论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 【摘 要】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是“学”与“术”的关系。新闻业务,是“术”中有“学”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关注新闻业务这一“术”的“学”。两类课程的任课教师,可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进行内容上的恰当延伸。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其涵括的“知”和“行”,都建立在对新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倘离开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能为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课程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有着不能不讲授的共同内容,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这些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重要连结点。 【关键词】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教学;关系 一 在高等学校新闻院系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课程系列中,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都是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课程。它们是在培养新闻学子专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的过程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类课程。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蔡元培则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高叔平,1996:p398)梁启超之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学”与“术”的分野以及两者各自的内涵,不无启迪意义。然而将此论用于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则有需注意之处。笔者在上文特意说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意在强调:对新闻“学”与“术”所作区分,不可太过绝对。实际情况是:新闻业务,虽为“术”但“术”中有“学”,而非纯粹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密切关注新闻业务此“术”的“学”(当然,它也还要关注新闻业界的现实发展状况和其他应当关注的问题)。相对于新闻业务而论,新闻理论并非高高在上之“学”。蔡元培所言,则道明了“学”与“术”的关系。“学”与“术”,既有区别然而又有联系,它们都必须以对方为凭借或基础。蔡元培的见解是颇为可取的。 新闻有“学”,但此“学”与文、史、哲等“学”相比,更偏重于应用,因而被划归为应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闻。新闻是以特定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反映。在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新闻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新闻反映生活,采取的是真实报道事实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程序上体现为:由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此处的新闻写作包括新闻报道写作和新闻评论写作),再到新闻编辑和公开刊播。在此过程中,“术”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与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更多体现“人学”内涵和审美特点的文学的差别,当是十分明显的;新闻学与既包含对文学的研究、又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的“文”(文、史、哲中的“文”)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新闻学内部的情况而论,作为分支学科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前者更偏重于“学”(但又并不全然撇开“术”),而后者则更偏重于“术”(当然是“术”中也有“学”)。从一个方面说,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大抵也就是讲授“学”与讲授“术”之间的关系。对以上两类课程,无疑应该并重,应该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诚如蔡元培所言:“两者并进始可”。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新闻之“学”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得益于新闻之“术”所提供的基础和养料。新闻理论从包括新闻业务在内的广义的新闻实践中经科学抽象而来,反映了人们在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事业进行理性探索方面所形成的深厚积淀和智慧结晶;它反过来又对新闻业务、对新闻之“术”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为新闻之“术”的掌握和使用者提供新闻思想和睿智灼见,使之能站到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思考和认识新闻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在思考问题所体现的深刻性方面胜人一筹。当然,对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的新闻业务实践产生积极和良性影响的,除新闻理论而外,还有其他学科的理论。它们共同陶冶着上述特定主体,并共同参与构成了特定主体的理论素养。新闻理论素养作为特定主体理论素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新闻业务的联系最为直接、最为紧密,因此它的作用尤其不容低估。 在新闻业界,业务出类拔萃的人士,其新闻理论功底一般说来不可能不扎实、不深厚;而新闻学子中,新闻理论底子欠佳者,则难以在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中有突出的表现,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更是难以长久保持后劲和竞争优势。以上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关联之紧密。 诚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但是探讨两类课程及教学的关系从探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起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进行考察,上述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常有相交叉和交融之处。一般而言,新闻理论课程作为先导课,在安排上往往先于新闻业务课程,以此可以激发新闻学子的理论兴趣,培养其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为此后的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也总是会根据课程的进展情况,适时引导学生重温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学习过的内容,或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对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某些内容作出新的更具体的阐发。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理论课程先于新闻业务课程开出,与“学”与“术”“并进”的理念并不违背。“并进”,并非时间上不分先后,而是在重视程度和用力程度上不厚此薄彼。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前者以“新闻学概论”为课程名,围绕新闻展开理论探讨和阐述,涉及新闻本体、新闻传媒、传媒受众、新闻传播、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旨在探讨新闻自身(新闻的界定,新闻的功能、本质,新闻信息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的规律),探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与社会生活,新闻与受众,新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新闻与法律,等等);后者则涵括了采、写、编、评、刊(播)等多门课程[1],既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又探索其中的相应规律。毫无疑问,新闻业务所涵括的每一门具体课程,都有着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而作为新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的新闻理论(或称理论新闻学),则是整个新闻学中的统摄性的理论。依笔者之见,在新闻教育中,应致力于体现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之间应有的紧密联系,并利用两者之间的紧密的内在联系,使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各自从对方身上获益。具体而论,即:在新闻理论教学中,任课教师以新闻业务课程中的鲜活内容和经典个案来诠释新闻理论中的有关重要命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记者的相关实践,来证明新闻理论范畴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新闻业务教学中,不仅要以新闻理论剖析典型个案及其成败得失,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新闻理论指导新闻业务学习和实践。两类课程的任课老师,都可以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做点内容上的恰当延伸和拓展。 说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在新闻业务课上大量地讲授新闻理论问题;说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重要,也不意味着用新闻理论课程取代新闻业务课程,或用新闻业务课程取代新闻理论课程。[2]而只是说,在教学中要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某种应当可以发挥的指导作用,发挥新闻业务对于新闻理论的某种确实具有的支撑作用。 二 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都认同它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一些新闻业界人士并不推崇新闻理论,或将它束之高阁,认为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是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而言未必管用;部分新闻学子,也并没有对新闻理论和新闻理论课程予以足够重视,没有把新闻理论当作对新闻业务真有指导作用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新闻业务重要性的认识,也并没有与它对新闻理论所具有的某种支撑作用联系起来。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其实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关人士对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两者关系理解上的一定程度的偏差。 新闻理论并不只是为回答新闻业务中的问题而形成和产生的。它有着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既关注新闻业务,又关注除此以外它所应当关注的各种问题,并从学理的层面予以思考和给出回答。同样道理,新闻理论课程也并不就是为新闻业务课程而设置的,并不只是新闻业务课程的铺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性质、功能、特点等)、新闻传播、新闻作品、传媒受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新闻传播实践包括各类新闻业务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定主体学好了新闻理论课程,能对他学好新闻业务课程并切实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提供与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在探寻新闻规律方面所形成的真知灼见。曾经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966:p263)在以上论述中,前一个“感觉”,依凭的是直觉或经验,固然很直接、很感性,但是毕竟难以达到从理性的高度认识、理解事物的境界;后一个“感觉”,以对事物的合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为凭借,体现为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和提升、对事物本质的深思和探求的过程,体现出高于前一种“感觉”的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可见,停留于前一种“感觉”层面的认识,不可能是深刻和全面的认识;而在对事物的更深层次的内容有所认识和理解以后,特定主体对事物的“感觉”就会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能帮助人们深刻地感觉、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是符合科学理性要求的理论。在新闻业务的每一门具体课程中,都由相应的理论概括实现对人们在该领域中的直觉和经验的升华;而新闻理论,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性概括。新闻理论是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闻活动包括各项新闻业务的理论。 大致可以说,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它们所涵括的知和行,都是建立在对于新闻本体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而言,新闻理论以及新闻理论课程至少在以下四点上,能够为特定主体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 一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是何物”、“新闻有何特点”、“新闻可以用来做什么”、“新闻应当如何体现自己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应的具体新闻业务时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制约和影响着特定主体进行具体新闻业务操作时理念的先进程度、准确程度。虽然不能说对上述诸多问题理解正确和深刻,就必然带来新闻业务上乘的结果;但是,倘若特定主体对上述问题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新闻理论素养甚差,那么其新闻业务就势必难以达到只有佼佼者才能达到的水准。 二是新闻理论坚持以受众为本位,它对于传媒受众包括对其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期待视野的深入研究,将推动特定主体不断探索通过具体的新闻业务赢得受众好评的方式、方法,从而推动提高新闻业务的质量和水准。受众是传者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每一个特定传播过程的终端。新闻信息和新闻作品的价值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新闻从业者的采写(或采制)和媒体的刊播,但归根结底要由受众来最终完成。最近若干年来,新闻理论加大了受众研究的力度,并且已经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值得在新闻业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加以吸收和借鉴的。 三是新闻理论对新闻规律的研讨,虽然探索的不是每一门新闻业务课程所涉业务的具体规律(例如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等等),但它对于每一种业务的具体规律无疑有着总体上的统率和笼罩作用。再则,新闻理论所研究的新闻规律中的某些内容,与新闻业务的某些具体规律是相融通、相对接的。例如,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就与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业务中的上述规律,共同构成了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而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业务中采访、写作、编辑等项规律的概括。 四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价值的深入探究,既使之成为新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又可以直接地用于指导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在任何新闻业务的实践中,在任何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相应主体都不可忽视对新闻价值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可忽视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辉。新闻价值理论关注事实的“从没有到有”和“已有而生变”。新闻从业者,在事实“从没有到有”的变化中,关注其“发端”;在事实“已有而生变”的过程中,关注其“变异”。“新闻价值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论”,则揭示出了构成或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系列重要因素。举例说,记者采访一场庭审,出乎原先所料,从女被告被法警背着上法庭这一细节中发现了新闻,意识到了此事在折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凸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写成的作品,以小见大,在对事实的报道中隐含深意,从而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后来获得了次年中国新闻奖消息的一等奖。[3]在记者自己也许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写作实践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有鉴于此,笔者坚持认为:新闻理论课程的任课教师,有必要增强以此理论向新闻业务渗透的意识,以充分体现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引领和统摄作用;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则更是应当将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当也完全可以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既然新闻业务方面的实践以及对于这类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新闻理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来源,那末,新闻理论也就必然能够从新闻业务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撑。例如,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关于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关于传媒受众的研究,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可以从新闻业务中得到相应的验证;而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方面的某些正反典型案例,则又往往成为新闻理论中一些重要观点的生动例证。就此而言,在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新闻业务的实例印证某些重要的新闻理论观点的比较广阔的空间。 三 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存在着两类课程都不能不讲授的诸多内容,例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笔者认为:这些也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连结点,必须以此为纽带,在两者之中有意识地建立和体现其间的紧密联系。 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一: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基石,是其生命之所系。新闻真实性,不仅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容许出现疏漏的实践问题。 新闻理论课程讲授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原理,讲何谓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为何必须真实的道理。这里所说的新闻真实,有别于文学范畴中的真实。它拒绝虚构、编造和合理想象。马克思曾经说过:“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p107)。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真正的”报刊,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报刊。则有“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这样的至理名言。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题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对新闻真实性加以专门强调。事实上,媒体的正确导向、对于公众舆论的引导功能以及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都是在真实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我们不妨将新闻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广告真实性加以比较,通过比较体察和辨明新闻真实性独特的内涵。在文学写作中,即使“无中生有”(编造、虚构)和“夸大其词”(适度夸张或极度夸张),但仍然可以是真实的。在这里,体现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在广告写作中,以不误导消费者为前提,虚拟某些故事和情节以进行广告诉求或增强广告诉求的效果,也仍然可以达到被认可的广告真实。在这里,体现的是广告的真实性。而故失其真的夸张,在广告中也并非就是虚假。[4]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业务课程讲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在操作层面如何达到和确保新闻真实性。笔者认为,通过新闻真实性使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两类课程相贯通的要义是: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对新闻业务的具体操作具有启发性;在新闻业务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使人避免误识、少走弯路。为此,笔者将新闻真实性概括地阐释为:据实报道(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如实报道(报道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这样一种界定,力求具有理论含量,又便于实际操作。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其结果是可以查验的。当然,纪实类文学作品与非纪实类文学作品、纪实类广告作品与非纪实类广告作品,情况有一定差别。文学上和广告中被认可的真实性内涵,在新闻范畴中则不被认可。 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对新闻真实性理论构成了挑衅,对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构成了危害,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必须共同认真对付的大敌。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只将新闻真实性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不足以应对来自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的挑战;在新闻业务课程中,仅仅让新闻学子知道从技术层面防范和规避虚假新闻、失实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新闻理论,寻找和分析虚假新闻、失实新闻的源头和成因。这样,方才可能多一份“堵”、“防”虚假、失实新闻的自觉性。而光靠新闻业务技术、技法的传授,就难以达到这样的境地。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二:新闻规律 新闻理论始终致力于研究和揭示新闻规律。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成果对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规律大致包括如下具体内涵―― 第一、以真实报道事实的方式面对世界说话 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与受众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方式。此规律常被学界和业界人士诠释为“用事实说话”,即用真实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方式说话。这一命题包括如下三层含义:(1)“用事实”说话,将报道事实作为“说话”的依凭;(2)用事实“说话”,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蕴含报道者的观点和倾向,巧妙地“说”想“说”的“话”;(3)在报道中凸现事实的新闻价值,而不是忽视和淡化事实的新闻价值。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新闻是报道者运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的一种“艺术”。曾经说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1983:p5)以上虽然是在对敌斗争中运用的方法,但是论述中关于充分发挥事实的作用的见解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而言却是富于启发性意义的。毫无疑问,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论观点,既是新闻理论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等业务实践。 第二、兼顾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新闻以真实、及时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而区别于文学。所报道的事实蕴含的新闻价值高,则报道后受众新闻需求的满足程度就高。两者呈现为正相关关系。而文学则以满足欣赏者的审美需求为旨归,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由此,构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具重要性的差别。但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并不是新闻从业者用来取舍新闻事实的惟一标准。与新闻价值标准同等重要的,是社会价值标准。对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事实进行真实、及时的报道,是媒体肩负的责任,又是它们坚持和体现正确导向的基础、凭借。新闻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受众新闻需求得到满足程度的高低;社会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对受众和社会从总体上说是有利还是有弊。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如果不报道事实而只传播观念,或者所报道的事实不具备新闻价值,那末就无法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因而就不可能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如果所报道和传播的事实仅有新闻价值而不同时具有社会价值,那末就无法坚持和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引领社会舆论;如果所报道的事实光有社会价值而不同时具有新闻价值,那末新闻就成了一般的宣传,不可能得到媒体受众的认可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第三、力求对新闻事实进行及时报道 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所有方式中,新闻是最能体现时效性的反映方式。“新闻姓‘新’”,“新闻是易碎品”――此类说法,以朴素的言语方式道明了新闻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新闻以时效性强而有别于历史,也有别于文学。因此,追求时效性应是新闻的不可丢失的基本品格。新闻追求和体现时效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拼抢的地步。在网络时代,受众在很多时候对新闻更是提出了即时播报、同步播报的要求。媒体也已经意识到“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对此进行及时报道、争取“首发”,已经成为媒体赢得权威性、公信力和话语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第四、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 应当说,有效的新闻传播,与诸多原因密切相关:一是媒体传播受众之所需;二是新闻从业者按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三是受众对媒体和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认可性接受。上述前两点,属于传者所为之范畴;后面一点,则属于受者所为之范畴。新闻传播按受众之需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这既是新闻理论研究之旨归、新闻理论教学之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新闻业务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讲究新闻事实的选择。选择何种新闻事实和怎样选择新闻事实,是记者基于采访基础,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所选择的新闻事实,不仅在主观上蕴含了其正确的价值判断,蕴含了健康进取的倾向和导向,而且客观上也将直接促成新闻报道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很少直言不讳地交代取舍事实的缘由(这部分内容往往被省略);但是,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暗含主观倾向与导向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媒体和记者当然必须努力发现、充分发掘社会生活中的正面新闻事实,通过对此所作的报道,发挥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激励、鼓舞、推动作用;然而,如果对负面新闻事实一味回避,则又是不明智的。通过对上述两类新闻事实的不同的选择和处理,都可达到将正确的导向蕴含于其中并产生积极效果的目的。其二,讲究新闻事实的表现。记者通过采访而掌握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经过一番理性思考以后,要将这样的事实示之于众。这就离不开对事实的表现。对新闻事实的表现,涉及角度、叙事、语言等多个问题。要通过精选,找到既能体现正确导向又具有某种新意的角度。对于某一新闻事实,不同的报道视角可以用来体现不同的导向,相应的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舆论引导效果。其三,报道包含理趣、包含情趣,或两者兼备。如果所报道的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有趣(有理趣和情趣),那末就易于吸引受众。在受众注意力日益成为紧俏资源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于新闻规律的探讨和阐发,应当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共同的重要内容。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三: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理论是新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概都是如此。新闻与文学,均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新闻报道事实且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具有社会价值),以此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并区别于文学。新闻价值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事实本身的因素即事实所具有的素质。倘若事实所蕴含的、经报道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要素比较多,那末其新闻价值就比较高;反之,事实的新闻价值就甚微乃至全无。二是记者的因素。记者在决定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选择,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标准之一即新闻价值。新闻理论课程讲述新闻价值,以讲新闻价值为何物以及它有哪些构成要素为要旨。新闻业务课程讲述新闻价值,则以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发掘、表现等重要环节为侧重点。以上每个环节,既包含丰富的技术含量,又包含丰厚的学理内涵,是新闻价值理论在新闻业务层面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记者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发现能力,是为新闻敏感。新闻敏感的练就,是新闻理论参与对特定主体熏陶和特定主体自身注重实际操练而共同形成的结果。三是新闻传媒的受众。因受众的存在,事实才有所谓新闻价值,新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媒受众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因而无论是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还是新闻业务及其课程,都必须以受众为中心、为本位。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要研究、要讲授新闻传播如何为受众所有效接受方面的内容;新闻业务及其课程,则要研究、要讲授受众乐于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具体操作方法。这是上述两类课程教学中不言自明的共同要旨。 新闻业务论文: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的推动力 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样来自“社会需要”。就国内而言，主要推动力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尤其是对新闻文化的需求；就海外而言，主要推动力是受众对新华社播发新闻信息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把“群众需要”“受众需要”作为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符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央的大政方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比较符合新华社的工作实际。 一 为了使大家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我简要回顾一下去年以来新华社对“群众需要”问题的调研过程。 2006年4月上旬，我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成都、拉萨。一路上，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成员向中方接待单位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研究“区域自治法”的参议员询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希望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区市的法律有何不同；一位担任过菲律宾旅游部长的参议员关心中菲之间旅游人数增减情况及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有的代表团成员询问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从广州乘火车到拉萨需要多少个小时，单程票价比飞机票能便宜多少钱；一些参议员的夫人则关心在拉萨八廓街可以买到什么便宜东西。我想，一个代表团就提出这么多问题，每年到我国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数以千万计，如果能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汇集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库”，这对组织指挥报道尤其是对外报道肯定会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9日，我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同采编人员座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需求库”的建议。同年5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到山西考察，我又向新华社山西分社负责同志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从东、中、西部各选一个试点单位，2006年10月下旬，我又建议新华社上海分社和“长三角”采编中心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层次人群对“长三角”的“关注重点”“关注角度”和“关注程度”。这三个分社的同志雷厉风行，经过调查、汇集、梳理，分别形成了三份“海内外受众需求报告”，其中许多“关注点”可以给人以启发。比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怎样选出来的？藏族干部在行政事务中有无“发言权”和“决定权”？西藏有哪些著名的用藏文写作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山西的煤矿还能采多少年，煤挖完了，山西经济会不会急速倒退？山西的富翁是不是都靠开小煤窑发财?“长三角”是否存在资金外流现象，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如何？“长三角”与“珠三角”如何开展差别化竞争？在此期间，新华社对外部、新闻研究所、营销总平台和部分社办报刊也分别对海内外受众需求和用户需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研，撰写了“受众需求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党组从理论层面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2006年8月社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后，我同田聪明、何平、马胜荣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就研究“群众需要”问题形成共识。去年下半年，新华社总编室连续召开了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研究了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新闻研究所把上述三个问题列为新华社2006年新闻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了几点新的理解：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除了要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要外，还必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国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量稳步增长，而且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也明显提高，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总量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就业方式和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活动半径”不断向外延伸，“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随之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许多人养成了从多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眼界和胸怀的开阔，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关心“近在眼前”的事情，而且关心“远在天边”的事情。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及时了解海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获取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仅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群众需要”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和区分。同志曾经把尊重“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谈到的“群众需要”，指的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体”特殊需要千差万别，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尽合情、合理；有的适时、适度，有的不尽适时、适度。检验“群众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适时、适度，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对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应尽量满足；对不尽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则要加以正确引导。 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前应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以“引导时机”为例，去年“五一”，新华社开辟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一些媒体认为新华社以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公布为契机，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潮流。其实，我们对“休闲学”的关注始于十多年前。1995年4月，新华社召开国内分社体育记者座谈会，我在讲话中已经讲到“休闲学”问题。由于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在全国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我们只要求体育记者从“闲暇时间增加”的角度研究全民健身的可能性，而没有在全社范围组织“休闲学”报道。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许多老百姓产生了“休闲需求”，向全社会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渐趋成熟，于是我们借“五一”长假之机，推出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当群众对某一类新闻信息尚未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超前提供，他们会觉得“与己无关”；只有当他们对某一类新闻信息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满足群众的这一需求，新闻信息报道才有可能引起社会共鸣。 以上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必要性作了简要阐述。新华社全体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地研究“群众需要”，在各项重大战役性报道、重大事件报道和日常报道中，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二 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从群众中来”的思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确定我们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二是按照“到群众中去”的思路，善于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入手，从中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在新的一年，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1.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 为了破解“正面报道吸引力不强”这道难题，新华社曾经提出要善于从非事件性材料中寻找“事件性因素”；善于在讲述带有新闻性的“故事”中进行正面报道；善于从渐变的过程中发现带有突变性的因素；善于从正常状态中找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新鲜之处、特殊之处；善于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入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种“还原感性”的思维方式和“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新华社党组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的关键不在于表现技巧，而在于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所传信息的实际需求。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知情、知政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且需要了解与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全局性新闻信息，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趋势，以便于他们对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当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期，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前不久，我到甘肃省调研，有的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人衣食无着而不管不问”。如何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的编辑、记者应该围绕人民群众的这些“关注点”和“兴奋点”，对党的方针、政策、重要部署和重大举措进行及时的宣传和解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知政”的需要。 （2）判断、决策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决定了社会思想和新闻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党和政府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将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看得见的好处，将会给哪些行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使哪些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或者间接影响。200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后，储户在低利率情况下存入的人民币，要不要到银行办理转存手续，把定期存款提前取出来会受到多大损失，转存之后会得到多少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办理转存就不会吃亏？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银行的利率政策，而且需要了解进一步的解释性、服务性信息。天津分社记者意识到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采写了一篇题为“央行上调存款利率市民可理性应对”的稿件。稿件播发的第二天，许多人都想找一份刊有这条稿件的报纸，以便作出是否转存的决定。 最近，我研究了正面报道与“家庭消费”“家庭决策”的关系。当前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还比较低。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关注“家庭消费”和“家庭决策”，包括家庭消费决策、家庭投资决策、家庭融资决策、家庭风险管理决策。 过去谈家庭消费，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都离不开“吃”和“喝”，这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前“家庭决策”的鲜明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家庭决策逐步延伸到衣、食、住、行、用、学、医、文等领域。以“住”为例，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为什么目前部分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依然偏高？经济适用房的覆盖面能不能更广一些，政策的针对性能不能更强一些，使城镇困难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围绕老百姓在就业、社保、服饰、餐饮、住房、汽车、家电、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认真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各类商品价格曲线的变化规律、各种影响家庭决策的经济社会因素、政府调控政策走向及其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播发准确而权威的新闻信息，那么，众多的家庭就可以据此作出既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确选择，这也有助于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引导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3）提高素养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还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得健康清新、可资交谈的“话题”。自古以来，“交换信息”就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也要交换一些有意思并且共同感兴趣的“新闻”。湖南电视台有个“乡村发现”栏目，经常为农民和城里人提供新鲜、有趣、能给人以启发的“话题”。其实，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有许多“城市发现”：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许多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家的；建广场把大树砍掉，用水泥做成“树墩子”和“小木屋”。我们的编辑、记者遍布全世界，每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有没有可供老百姓作为“谈资”的“话题新闻”？健康清新的“话题新闻”使人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正面报道领域。 2.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当前，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实际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有着迫切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尤其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危害极大，如果对这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人民群众就无法做到及时应对、正确应对和有效应对。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为例，从爆炸事件发生到21日哈尔滨公告全市大停水，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没有人向人民群众公布这次突发事件的事实真相，结果贻误了防范、应对的最佳时机，给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忽视了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爆发之初，往往以种种借口封锁消息，不仅为谣言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导致最佳应对时机的丧失。党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 （2）从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的角度来看，各类受众群体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有着广泛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蕴含着珍贵的新闻价值，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单位时间爆发出来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重点领域。在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应继续加强和改进。 （3）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媒体均应及时、准确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以满足全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需求。 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封锁”，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延误时机，或者避重就轻、瞒报谎报，就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在新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置方式及传播速度，不仅关系到媒体的信誉，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应该根据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力度。 关于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新闻信息需求的研究工作，要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在广度方面，要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逐一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这几类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点。在深度方面，要着重分析突发事件爆发前、事件发生、救灾抢险、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不同时段，人民群众关注点的“阶段性转移”，研究怎样根据这些基本规律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总量、结构、疏密程度进行调整。通过“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搞清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和关注度，我们就能做到既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又掌握好报道时机、节奏和力度，使突发事件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促进作用。 3. 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提高监督效果。 （1）要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比较优势”，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构成的。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任何一种监督形式、任何一个监督机构，都没有“包打天下”的本领，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选择各自的监督重点。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监督形式，同样应该遵循监督规律，确定自己的监督重点，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我们之所以提出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上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就是为了突出重点。当前，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防止随心所欲、四面出击。这样组织舆论监督报道，容易做到“三满意”，即中央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2）要认真研究各类监督形式的内涵，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从其他监督形式中发现监督线索、选择典型案例，开发舆论监督新闻资源，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近几年，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得到明显加强，在各自的监督领域，每年都抓了不少重大典型，这是可以挖掘的监督报道的“富矿”。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新闻资源的利用率还不算太高。新的一年，我们要从分析人民群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入手，研究如何从这些丰富的新闻资源中选择舆论监督报道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断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3）要认真研究“硬监督”和“非权力性监督”的区别，借助“硬监督”的力量，推进整改，使人民群众能够看到监督的力量和监督的效果，改变“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现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属于“硬监督”，其显著特点是对违法、违规、违纪的责任单位和个人，都分别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判”。尽管这也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蔓延，但由于除了“曝光”之外并不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只能称其为“非权力性监督”。 当前，作为“非权力性监督”的舆论监督，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采访难；二是取证难；三是见效难。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曝光是“天大的事情”，舆论监督促进整改的效果比较明显。最近几年曝光事件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已经“习以为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的案件历时三年五载，经多次曝光，问题依然得不到妥善解决，“舆论监督失效”现象频繁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舆论监督失效”的议论，这个苗头值得重视。 为了防止“舆论监督失效”现象的发生，今后在对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时，要进一步思考怎样把“非权力性监督”同“硬监督”结合起来，使舆论监督得到“硬监督”的合理支持与帮助。 近几年，新华社有关编辑部和分社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江西省个别领导干部在庐山建私人别墅，新华社记者于2005年1月中旬采写了《江西：干部抢建私家别墅选址锁定庐山景区》的稿件，之后又采写了《庐山滥建别墅事件追踪》等稿件。尽管这些报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当地政府一些人却竭力隐瞒真相，甚至指责新华社记者“报道失实”。后来国务院派出八部委组成的调查组深入调查，监察部负责同志正式公布庐山建造别墅是一起“违纪违法案件”。监察部还宣布：“对违规建造的别墅，一律予以拆除或没收；对事件中的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买卖土地的相关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舆论监督不同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密切配合，很难收到这样的监督效果。 4. 认真研究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报道的不同需求层次，从满足海内外受众需求的角度不断改进和加强涉外报道。 加强涉外报道，包括国际新闻对内报道以及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是建设更加强大世界性通讯社的重大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党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两个相适应、一个基本遏制”的对外宣传报道中长期目标；制定了以中国新闻为突破口、亚太地区为主战场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以调整对外发稿线路和稿件结构为主线，以抓好时效、采访和深度报道为重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满足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新闻信息的需要，不断增强新华社涉外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当前，海内外受众对我社涉外报道的需求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1）国内群众对国际形势认知的需要。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性明显提高，越来越关注国际重大事件和世界发展总趋势。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组织好世界热点和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反映大国关系的变化、周边关系的走势、发展中国家的动向以及国际多边活动的特点，使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全球重大发展趋势，将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和部署上来。 （2）国内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及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的需要。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各个行业越来越注重用世界眼光来分析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推动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据新华社营销总平台的调查，国内读者对“汽车、房地产、金融、证券、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希望多报道涉及国外相关产业的经验、动态”。近几年，新华社国际部、参编部、摄影部、信息部等部门和驻外分社围绕新农村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股市、车市等国内热点问题，组织了大量的专题系列报道，受到国内用户和受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国际新闻信息应该成为加强和改进报道的一个着力点。 （3）海外受众对中国新闻尤其是经济、文化、社会新闻的需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已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外国记者将会利用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采访领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对新闻素材进行取舍、加工、传播，从而影响国际舆论。这是“家门口的竞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大批外国记者自中国发出大量新闻信息，会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中国热”将会持续升温。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要以满足海外受众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使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取得较大突破。 （4）海外受众对涉华国际新闻的需要。 海外受众希望我们进一步增加涉华国际新闻报道。我们要针对这一需求，从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娱乐、体育、军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涉华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提高重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和质量，加强我政府和民众对重大国际事件反应的报道，增加专家访谈、时政评论、分析解读和背景资料等稿件。通过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积极传播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正义之声，全面充分展示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充分反映海外华侨华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三 2007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要突出“迎接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彻十七大”这条主线。《新华社2007年工作要点》提出要精心组织好党的十七大报道，加大有关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报道力度，还要做好两会、建军80周年、香港回归10周年、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俄罗斯“中国年”等重大报道。我们对“群众需要”研究一定要同重大战役性报道和重大事件报道紧密结合起来，为组织指挥报道提供“需求依据”。对“群众需要”的研究还要同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注意研究我国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点”，通过对这些“共同点”的揭示和阐释，增强新华社对外新闻报道的共鸣效应。 通过“试点”和专题研讨，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关键在于落实、成败在于操作。我提几点操作性意见： 1. 新华社国内各分社要认真组织“群众需要”专题调研，汇集海内外受众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建立有助于组织指挥报道的“受众需求库”。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和国外分管会要选择若干个驻外总分社、大分社进行“受众需求”调研试点工作，摸索经验，以便进一步推广。社办报刊要从自身业务改革和发展需要出发，认真研究“读者需求”，梳理出不同受众群体对报刊的不同需求。参编部要从参考报道的特殊需要出发，及时了解中央重视、群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新趋势。 2．新华社营销总平台2002年3月开始收集“用户意见反馈”，至今已编印《用户意见反馈》1万余期。在新的一年，要进一步提高反馈质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要探索分类搜集“国内受众需求”和“海外受众需求”的具体办法和途径，尝试对“海内外受众需要”作带有前瞻性的专题反馈。新华网要充分利用网民数量巨大和拥有与网民互动平台的优势，继续做好搜集网民需求、反映舆情动向等工作，同时要认真研究网络环境下搜集、研究“群众需要”的新方式、新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及时汇集“群众需要”的新平台。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要同营销总平台和新华网密切配合，对全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主要内容、项目设置、样式规格、分类方式、滚动更新等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包括即时性需求、近期需求、中长期需求的划分，同时要负责设计带有共性的“国内受众需求调查表”“海外受众需求调查表”。通过研讨，要对如何发挥“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技术局和多媒体数据库办公室要对建立“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 新华社总编室在新闻研究所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总社各有关部门、海内外各分社的调研成果和营销总平台、新华网搜集的反馈信息汇集成“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为减少重复交叉，《新华社2007年新闻信息采编工作实施要点》提出的“健全新闻线索收集和反映机制”一事可同“受众需求库”一并纳入新华社待编稿库“组织指挥库”系列，定期更新，供总社各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组织指挥新闻信息报道时共享。 5. “需求推动”不仅适用于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而且适用于“受众需求库”的建设。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或者“受众需求库”的内容不符合编辑、记者的实际需要，这项工作就容易流于形式。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总社各编辑部和国内外各分社要养成利用本部门、本分社汇集起来的“群众需求”的习惯，进而借助新华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开阔报道思路、发现新闻线索、拓展报道领域、调整稿件结构、改进报道形式。“受众需求库”建设推动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编辑、记者的新需要使得“受众需求库”逐渐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华社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同样是脱离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对“群众需要”知之甚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文化需求，那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就会出现“梗阻现象”；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就会变成一座“断桥”。这是全社在职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认真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 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这就是新华人的新年宏愿。（作者是新华社总编辑）
新闻实践论文:论析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公共新闻”实践 【论文关键词】公共新闻；文化和制度语境；实践 【论文摘要】“公共新闻”自上世纪末在美国发端以来，引发了我国新闻界的思考和实践。“公共新闻”植根于公民社会，其诞生地的社会环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全面了解“公共新闻”内涵，紧密结合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深切关照当下国情和公共事务，恰当定位其在我国新闻实践中的角色，将是我国“公共新闻”实践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公共新闻”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并逐渐从理论探讨进人新闻实践层面。2004年江苏卫视举行《1860新闻眼》开播一周年纪念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定位在“公共新闻”，即“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推出了“公共新闻”栏目，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继“民生新闻”之后的又一场电视革命。 较之起源于美国的“公共新闻”，我国的“公共新闻”在实践环境、传播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这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立足我国国情，全面理解“公共新闻”内涵，恰当定位“公共新闻”，是我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关键。 一、“公共新闻”的缘起 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闻界，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逐渐偏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公众利益的诉求渠道受阻，形成了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式微，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疏离，民主政治生活面临崩溃的局面。在此境况下，美国新闻工作者发起了一场新闻报道业务方面的革新运动，即“公共新闻”运动。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念的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tayrosen指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和观看这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与新闻媒介对“公共新闻”的关注、争议和实践探索，主观上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思考，实质上也呈现出当前美国民主政治利用媒介的重新定位来达到调动社会公众情绪与力量，减缓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 二、“公共新闻”中国实践的理念及定位 在美国，“公共新闻”缘于对公民社会现状的深切体量，根本上是为了唤醒公民的政治生活参与意识，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由于新闻媒体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得运动的影响被扩大了。从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讲，这场运动植根于美国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当中，是对美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自我修复，是在美国较成型的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改革成果。 较之“公共新闻”发源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公共新闻”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个舶来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美两国在媒体制度、媒介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怎样将“公共新闻”的先进理念和我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充实“公共新闻”的中国式内涵，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新闻”实践道路，将是“公共新闻”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关键。 “公共新闻”致力于以公共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提高公众的行动能力，引导公众意见，影响公共决策，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崛起历程中的中外矛盾集中显现，这种环境一方面为“公共新闻”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需要使“公共新闻”实践既能自觉调和进而立足中国文化和制度语境，又能阐扬独特理念，有效影响公众，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笔者认为，就我国的“公共新闻”实践而言，以下几点有必要贯穿和遵循。 (一)以人为本 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尊重人、完善人、发展人为主要着眼点。当下中国，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大增，与此同时，高增长带来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社会诚信代价、分配格局差异等等问题集中显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由特定的人组成的族群之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分配的公共问题，微观层面实质上也是关系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公共管理层面已经达成共识，旨在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以人为本”思想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主导思想，并在公共管理当中有切实体现。 就“公共新闻”而言，在新闻报道中应该自觉培育“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这样既做到了植根传统文化，又上承公共管理部门思想，下应公民切身需求，达成多方利益的有效调和，进而促进问题解决。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公共新闻”报道在横向上可以致力于关注和纠正当下以gdp为本，以经济收益为本等短视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均衡全面发展;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财富收益权;纵向上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即发展既能满足当前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享用资源的权利。 (二)典论引导，促进和谐 舆论引导是新闻传媒的应有之义，是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新闻报道既影响舆论的生成，又关系其走向，公共事件报道尤其如此。鉴于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注意引导中的轻重缓急显得格外重要。 当下社会转型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频发，这些矛盾大多涉及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关注这些公共事件是“公共新闻”的应有之义，也为“公共新闻”发挥传递信息，提高公民获取信息后的行动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对报道的基调、分寸、时机的把握会直接影响到作用发挥的性质和程度，把握不当将影响作用的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务必要全面看待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渊源、制度因素，多角度、多视角反思个中诱发因素;新闻工作者务必秉持理性、客观，而不是人云亦云，意气行事。在具体的报道中，要密切关注事物发展的动向，在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把握恰当力度，扮演好公共利益、媒体价值判断和公共管理部门职责三重利益的调适者角色，促进公众和公共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三)培育公民意识 “公共新闻”脱胎于公民社会，致力于公共利益的诉求表达和有效解决，这基于全体公民都具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基于公民具有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的意愿和素养。反观当下的中国社会，公民关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和能力都有欠缺，在面对维护自身权益、关照群体利益的依法维权意识、实际操作水平等方面亚待加强。 公民意识缺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公共事务的解决离不开健全的公民意识，良好的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国情下“公共新闻”报道亚待关注和努力的重要方面。因此，依托“公共新闻”实践，注重培育社会成员的法制观念、维权意识、责任意识，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培养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方法等，显得尤为重要。. 新闻实践论文:在新闻实践中探索记者的新闻导向 【摘要】文章论述了新闻媒体为了达到人力资源的最大优化,实现特定专题新闻的采集、制作、传播和策划的最佳效果,吸引更多的受众和提升 经济 指标,而特设的一种以记者、编辑为主体的快速反应平台。这个平台是以创造性的智慧和灵感去燃烧激情,强调突出两个字:策划。作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必须在掌握好新闻特点的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新闻的宏观驾驭能力,高屋建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主观意识上把好新闻导向。 【关键词】新闻记者 实事求是 新闻导向 1 前言 新闻记者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我们心底的责任就显得格外的庄严而又神圣。记者的职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媒体乃人类文化与文明传播、传承的枢纽,是因为媒体乃社会机体健康与否的良医,是因为媒体关联着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心灵世界,是因为媒体直接影响着社会进步与进化的进程。新闻,是媒体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的反映。要搞好新闻报道,就要让受众获知比消息更生动的内幕,比内幕更生动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新闻报道存在着的死板浅薄的沉闷局面,把新闻盘活、写好。因此,我们要求的新闻,在对事实的反映过程中,不仅要有感性的,更要有理性的;不仅要反映程序性的,更要反映 规律 性的。要有血有肉,有筋有骨。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必须在掌握好新闻特点的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新闻的宏观驾驭能力,实事求是的努力把好新闻报道关。 2 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念 新闻报道有没有全局意识,将成为记者决定一则新闻报不报道、如何报道的重要前提。社会上的大众活动五花八门,只有把所报道的事实放到全地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才能避免新闻报道中就事论事、不得要领、浅尝辄止等问题。在采编新闻的过程中,树立全局意识,就必须先确定新闻的采编选题背景是什么,即报道的针对性是什么。这个针对性首先是指当前运行的热点话题是什么,然后是媒体对事实可能披露的程度,这些都需要新闻记者在掌握微观事例的同时,熟悉宏观情况:胸有全局才能一览众山小。如果没有对全局的把握,仅靠微观事例,就很难采编到一则真正有价值的好新闻。立足全局看局部,一定要有全局新问题、新思考、新观点与局部新情况、新事例的对应和整合,否则,报道就会出现不足,让人读来深奥枯燥,感到头重脚轻,就是让人觉得像看多棱镜,事实庞杂,眼花缭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新闻记者的采访不仅要有全局观念,还要深入地感知眼前存在的事物,还要掌握许多背景,了解和预测那些隐蔽的、过去的和未知的情况。如此,仅凭观察显然不够,这时候所要推重的便是记者的思考能力。新闻记者应集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及运动思维的全部优势,形成一种卓然不群的独特思维品质,敏捷性、紧张性、广阔性、深刻性、独立性便是这种心理素质的浓缩。可以说,新闻记者从准备采访到稿件的完成,其整个活动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迅速做出反映和判定,并能随时修正和改变原有计划,顺藤摸瓜,寻找新问题,发掘新线索,就是对记者思维敏感性的检验。所谓“机遇采访”和“突发新闻”的捕捉尤其需要这样的心理素质,这就是常说的新闻敏感。采访时要边听、边记、边观察、边思维,迅速判断,抉择写什么、怎样写;写作的过程更要追求快捷,争分夺秒,倚马可得。这种心理素质对于现场采访和现场主持节目的电视记者尤为必要。思维的广阔性要求记者要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抓住事物多方面的联络,举一反三。而思维的独立性则要求记者善于透过问题的现象,深入问题内核,揭示事物的本质,从简单的、普遍的现象中发掘深刻的主题。记者的许多有影响的“深度报道”、“追踪报道”和“连续报道”等正是有赖于记者这样的心理素质与全局观念。 3 新闻报道要强调真实性 新闻记者对事实真实地反映,是新闻的根本。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新闻记者对事实的报道,却又难免会带有主观性因素。所以,任何见诸媒体的新闻,都是认识事实和披露事实的一种意识化了的活动结果。新闻应当用事实说话,应当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但纯客观的报道又是不存在的。报与不报、多报与少报、报到什么程度,在报道中反映怎样的价值判断等等,都明显地受着主观因素的制约。 然而,真实地报道事实,这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不违反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强化存真意识,就必须处理好客观报道与主观选择的关系。所以,如何准确地选择新闻事实,就要根据新闻价值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在客观报道中,都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倾向。但倾向不是偏见。在报道中要求新闻工作者严格按照事实展开准确的叙述,说合乎事实和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话,不在报道中夹带个人偏见,不夸大成绩和掩饰缺点。倾向在一般情况下只是潜藏在文字的背后。有些报道,受众认为不真实,并不是报道的事实不存在,而是因为以偏概全。所以,要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从主观上讲,就必须要考察分析它所处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切忌不恰当地下结论。 总之,媒体的报道,一定要与时俱进,要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那些最具典型意义,最有指导价值,最能引起注意和重视的事实,呈现给受众,以服务和引导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4 新闻报道要有社会责任感 新闻记者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我们心底的责任就显得格外的庄严而又神圣。记者的职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媒体乃人类文化与文明传播、传承的枢纽,是因为媒体乃社会机体健康与否的“良医”,是因为媒体关联着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心灵世界,是因为媒体直接影响着社会进步与进化的进程。一个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不适合做记者;一个没有为人类文明献身精神的人,也不合适当记者。而记者职业要求的底线是职业精神和道德,我们不能不清楚底线,也不能忘记高标。既然做了记者,既然从事了新闻职业,那么,除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我们没有什么放弃不了的利益。除了人类所追求的真理和正义,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患得患失。如果我们忠诚地履行了记者的职业操守,那也不过是尽了记者的本分和义务。 社会是由不同的职业组成,我们从事新闻职业,就是向社会签署了一份契约,忠于职守是这个契约的优秀,履行记者职责和义务是契约的要求,遵守记者职业道德和纪律是契约的规定。我们既然是新闻职业人,同时也就是契约人,于是,我们活得并不轻松,也不省力,却活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因为记者职业对社会的运转来说应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位新闻职业人都应具备服务于社会的责任。 5 结论 新闻媒体的自身价值往往表现在社会效益和 经济 效益两个方面。一般来说,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媒体的公信力;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媒体的收视率。新闻记者的价值则是通过新闻作品反映出来,新闻记者的职业素质和新闻导向正是在不断的新闻实践和新闻创新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并显现出来。 新闻实践论文: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创新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摘要：本文通过对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学风特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运行机制等。 关键词：学风建设 人才培养 创新精神 素质教育 当前，无论是新闻教育还是体育新闻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而新闻教育资源又相对有限，整体教学质量将受到质疑。因此，各高校应把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摆在首位。而人才的培养质量关键是学风建设。所以，在现阶段中，高校学风建设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于学风建设，教育部《关于扎实推进高校学风建设的要求》中指出，一是建立学风建设专门机构，促进学风建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二是要将学风建设与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 结合教育部精神，成都体育新闻系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积极创新学风建设机制，并使之常态化、长效化。 成都体育学院自1995年成都体育学院开始在研究生层面进行了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的尝试，开始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理念、目标、途径的探索，2000年，成都体育学院开始招收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的本科生。在15年的人才培养中，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重视对体育新闻工作规律的探索，并紧密结合人才市场的变化，以“面向传媒、体新结合、能力至上、素质第一”为培养理念，以“一专多能”为培养目标，形成了“特色突出、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在建系之初就推出“模拟演播厅系列活动”，为使“模拟演播厅系列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2009年推出了“首届新闻艺术节”。通过“首届新闻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第一课堂的不足，形成了具有我系特色的学风建设机制。 一、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新模式内容 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新模式内容见下图： 1.理论支撑 在新闻界有这样的共识：新闻专业实践性强，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媒体不需要，媒体需要的毕业生新闻院校培养不了。0针对这一现状，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重视对体育新闻工作规律的探索，依托成都体育学院开设有新闻学专业的独特优势，以学校“以体为主、体文结合、体医渗透，培养‘一专多能’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特色为指导思想并紧密结合人才市场的变化，以“面向传媒、体新结合、能力至上、素质第一”为培养理念，其中，“面向传媒”是我们对人才走向的定位；“体新结合”强调的是在人才培养上的专业性；“能力至上”和“素质第一”是在人才培养上的目标，形成了“特色突出、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形成了“体新结合”为优秀的教育方式，培养为体育媒体服务和具有体育精神的大学生。 2.教育目标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自建系以来，确立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及教育目标，即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熟悉体育运动理论知识，能在新闻媒介、出版和宣传部门从事记者、编辑、营销、公关、广告及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2010年，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走过了十年，通过十年摸索。新闻系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学风。“素质第一，能力至上”成为新闻系培养人才的首要目标，也成为了其学风建设的风向标。目前，新闻系立足实际，以专业为特色，开展了各类“促学风、展风貌”的特色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创新途径 我系建系以来，积极探索教学模式，创新学风建设机制，深入各级媒体进行调研，并请各级媒体负责人与我系共同商讨体育新闻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多次论证后认为：仅依靠第一课堂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新闻人才的需要，只有结合第一教学同期开展富有创新性的系列活动，这样既能弥补第一课堂的疏漏，又能创新学风建设机制，对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社会竞争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在2009年推出了“新闻艺术节”。 (1)以“新闻艺术节”各项目推进学风建设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推出的“新闻艺术节”由“5＋1”个项目组成，其中的“5”是紧密结合我系在国内率先创新和开设了体育新闻传播特色课程体系(《体育新闻概论》、《体育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体育新闻采编与制作》、《电视体育专题》、《体育传播实务》、《体育新闻评论》、《体育传播概论》、《优秀体育广告评析》)同期开展的。“1”是学生自主设计项目后经学生公开投票产生的。“5＋1”个项目组成在很大程度上既满足了我系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设想，又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取向和兴趣点。 ①配合《电视体育采编与制作》、《电视体育专题》课程举办的dv大赛 结合第一课堂《电视体育采编与制作》、《电视体育专题》同期举行dv创作大赛。dv创作不仅仅能使学生提高思想境界，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们加强交流与台作，增强学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dv拍摄的各种元素如撰稿、摄像、后期编辑及配音等，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每个剧组成员都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人员互动，而且彼此建立起联系。 开展主题鲜明的dv创作大赛，对学风建设起积极促进作用。 ②配合《播音与主持》课程举办的体育主持人大赛 体育节目主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且体育节目中经常采用直播形式、直播新闻、直播赛事、直播谈话节目，如果没有丰富的体育知识沉淀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等是不能胜任此项工作的，因此，围绕这些要求来开展诸如主持人大赛、体育知识竞赛、普通话朗诵比赛、体育赛事解说、诗歌朗诵比赛等的训练项目，以此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③配合《体育广告评析》、《体育传播概论》举办的体育广告策划、体育赛事策划大赛 配合第一课堂《体育广告评析》和《体育传播概论》教学同期举行体育广告策划、体育赛事策划等，如在2010年我系已和成都市体育局签订了《体育赛事实践与传播基地》，对在2010年在成都举行的“运动成都”、“idsf世界杯标准舞大赛”、“成都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等活动中，我系师生以此为主题进行策划比赛，最后推荐出最优秀作品上交给成都市体育局，以此来提高学生体育广告策划和赛事策划水平，提升社会竞争力。 ④配合《体育新闻摄影》课程教学举办教学摄影成果展 配合《体育新闻摄影》课程教学同期举办教学摄影成果展。通过体育新闻摄影的实践，培养学生基本的艺术修养、欣赏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⑤配合《平面设计》举办的平面设计及网页设计大赛 为使《平面设计》课程务实化，在“新闻艺术节“中平面设计大赛是广大学生热衷的项目，在艺术节中以杂志封面和个性个人博客主页为主题进行营造良好的学风氛围。 ⑥配合《体育新闻采访与写作》和《体育新闻评论》举行的新闻作品大赛 紧密结合《体育新闻采访与写作》和《体育新闻评论》课程，以“发现新闻，培养记者”为目的，通过实战和评奖集中训练和提高学生的新闻报道意识和新闻采写能力，促进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热情、兴趣。 (2)“新闻艺术节”活动特点 ①参与的广泛性 从我系成功举办的两届“新闻艺术节”来看，是针对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在校学生展开，每一个学生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性参与其中。据统计，每届“新闻艺术节”参与人数达到了 第二届新闻艺术节报名参与人数累计人数达到327人，占在校生人数(毕业年级在外实习)总人数的79.4％。 ②活动的层次递进性 所谓“层次递进”，即在学风建设中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的共性，结合学生心理特征及个性差异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针对性循序渐进地推进学风建设。如低年级可以参与“新闻作品大赛”、“体育主持人大赛”、“诗歌朗诵比赛”等；高年级可以参与“dv”大赛、“体育赛事策划大赛和广告作品设计”、“平面设计及网页设计大赛”、“体育摄影大赛”等。 ③正确的导向性 坚持正确积极的引导，充分营造良好学风引导帮助每一个学生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全面发展。 新闻艺术节是新闻系课堂教学的延伸，通过实践，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也会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在以后的课堂学习中目标就更明确。各项目从初赛、复赛到决赛均有指导教师参与，指导教师均由请媒体相关专业人士和我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和聘任业界人士担当。认初赛、复赛到决赛无论在比赛中可以走到哪一阶段，广大同学得到了很好指导。 ④严密的系统性 “新闻艺术节”每年一届，每年年底召开“新闻艺术节新闻会”，宣布下一届新闻艺术节比赛项目，次年5月中上旬停课两天进行作品展示和决赛。并且已经纳入学分考评体系，形成了院系学工系统、教务系统齐抓共管的工作，实现了“教与学”紧密结合，带动了院系学风建设的新局面。 5.评价体系 “新闻艺术节”学风建设模式注重评价和反馈的应用，从评价目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三个方面出发，构建动态的、多元的学风建设评价体系。 (1)评价目的：通过评价环节，不仅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情况得到最真实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以评价为手段，使反馈回来的信息得以有效地促进下一个学习周期学习质量的提高。 (2)评价内容：评价以各特色课程的同期举行的活动为主要对象，包括活动项目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准备及操作，最终得出学生关于新闻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的整体评价情况。同时，为全方位检查教学效果，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经过教务部门特批在正常教学过程中停课展示和比赛，在比赛和展示均请业界人士作为评委和进行点评，这样既保证了成果的专业性和比赛的公平性。学生通过媒体相关专家现场点评，更明确了自身努力方向。 (3)评价方法。本学风建设评价方法坚持评价力‘法的多样化，采用现场点评和网上投票相结合、学生自评和专家、教师评价相结合、阶段性评价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力求评价的过程客观、标准、全面与准确。 二、创新新闻传播学专业学风建设运行机制 1.营造新氛围，不断提高“新闻艺术节”的聚合力 “新闻艺术节”是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学风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扬素质教育的主旋律，为了不断演绎新的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我们每年更新活动形式，创新开辟校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活动项月，鼓励和支持学生自主设计、策划和组织富有创意的活动，不断丰富学校文化教育的百花园。力争形成院系教工系统、学生系统齐抓共管，共同推进体育新闻专业方向学风建设的良好局面。 2.面向人才市场，开展“精品工程”活动 为形成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品牌效应，扩大系、院的知名度，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通过“新闻艺术节”实践平台，选拔几十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利周末和用假期对其进行专业知识等重点培训，力争使使其成为该专业学生的“精品”，为该专业就业广开门路奠定一定的条件。 3.挖掘新渠道，不断扩大“新闻艺术节”的渗透力 注重培养体育新闻报道业务技能与能力，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培养过程中强调实践环节和动手能力。不断挖掘新的媒体教育资源，扩大“新闻艺术节”渗透力是大势所趋。 4.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管理协调作用 学风建设创新机制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因此，学校必须设立一个专门对学风建设机制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科学管理和评价部门，这项工作应纳入到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中去。 学校各级行政组织不仅要担负起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而且要把学生的德、智、体、美、情的教育作为一项大事来抓，要积极配合学生管理部门搞好学风建设活动，并为之尽可能的创造一切便利条件。 5.充分依靠社会力量 充分利用学院的周边环境资源，把校内资源、校际问资源整合起来，把社区教育、企业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真正共享，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办法，让学生接触社会，受到教育。 新闻实践论文: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研究 摘要 本文 总结 了 台湾 地区新闻 教育 各阶段的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认为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实习管理制度；各校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并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 关键词 台湾地区 新闻教育 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 参考 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 发展 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 经济 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 政治 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 台湾 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 教育 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二、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 发展 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 网络 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 现代 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第三，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台湾各校十分重视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除有专人定期与媒体保持联络之外，学界成立协会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时。都会积极邀请业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业界的新闻在职培训，并对节目进行监督与建议。从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开始，一些新闻业界的人士就积极参与教育并提供奖学金资助，知名媒介愿意免费为新闻院系师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借机扩大影响或培养自己所需人才。比如近来一些报纸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校园记者”行动。资助学生采访并拿出一定版面刊载其作品。一些电视台开展“校园征才”活动。选拔优秀学生进电视台，先做助理记者、并灌输公司的价值观，使之与公司更容易融合，自己也可培养所需人才。这样的合作，于双方都有好处。 高纲在谈到 新闻实践论文:郭步陶新闻实践及其思想初探 关键词： 郭步陶 新闻实践 [摘要]：郭步陶在20世纪二、三十年即蜚声于 郭步陶（1879—1962），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少有的集新闻实践、新闻教育、新闻理论研究三者于一身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理论家。他先后在《申报》、《新闻报》、《星岛日报》等报刊任职；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香港）等处担任教授；他的《编辑与评论》、《时事评论作法》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编辑学、评论学的开创性著作。但他在中国新闻领域的贡献却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应有的评价，除了单波先生对其新闻评论思想稍事梳理外，其他有关新闻史学研究 文献 仅仅只言片语地提及而已。有鉴于此，本文在考稽、?集、排比郭步陶新闻实践史料的基础上，对其新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郭步陶出身虽为清王朝世家宦室，其家庭却积蓄无多。少时祖父为之延师课读四书、五经，常于深夜督其学，“自束发受书，即喜读史记文章。”（郭步陶，1926）15岁时随父宦游旅居河南颍川，师从潘冠曹先生习文章写作。潘以诵读古文词相勉：“谆谆讲授，并课以精读。稍有懈惰，则严词诘责，不稍假借。”（郭步陶，1926）1901年郭步陶回乡参加小考，中秀才。后参加叙府科考和成都省试，均未录。1903年“入隆昌知耻中学，接触 科学 知识，方悟过去所习八股策略文章与时代相悖”（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翌年，毅然向亲友告贷路费，只身去沪，入南洋中学。父病逝后，靠典卖衣物维持学业。 在南洋求学之际，其间两件小事使郭步陶独对《新闻报》心生好感：一是当时他的同学朱鸳福，边求学，边在《新闻报》兼职：“夜营报务，而昼攻书业。颇似近日之持工读主义者。余思本报之主持馆事者，能体念寒士而曲成学人之志愿如此。余苟读书有成，定当从事报业。此为余动念新闻事业之起点。”（郭步陶，1922）二是1909年秋，中国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郭步陶的同班同学杨锡仁在 考试 中获得冠军。“上海各报之得此消息最先者，厥为本报之北京专电。余于此时，乃知本报消息最为灵通。于是向往之心又加一倍。”（郭步陶，1922）1909年郭步陶从南洋中学毕业，经王培孙推荐，于1910年入上海《通信晚报》作助理 上海《通信晚报》于1910年11月由沪宁车站附近的进行社创办，宗旨为“捷便确实，补各日报所不及，亦并以集各日报之精萃。可省时节力，可作茶前酒后之谈笑资。”（方汉奇，2000，558）郭步陶在《通信晚报》上常评论时局文章，引起新闻界注意。1912年，经陈冷先生介绍，郭步陶被《申报》聘为在《申报》工作期间，与主笔张蕴和同桌对面而坐。在工作中郭步陶很快表现出了高超的新闻处理能力：“对于新闻之选择判断，则又动中綮要，人情世态，洞若观火，绝不为环境所蒙囿。至其解决疑难，尤如老吏断狱。余即心异之，识其将来必成新闻界之伟器。”（张蕴和，1938）郭步陶注意从工作中归纳和研究新闻学理：“其时余之志愿，仍以学习办报为唯一目的。”（郭步陶，1922）时时留意有关新闻学的研究动态，与自己的工作实践参稽互证。1916年前后，郭步陶一度萌发了“想要联合十几个同志，起来作改革报纸的运动”（郭步陶，1931）的念头，并曾与曾慕韩、张梦九、周太玄三人具体规划：“那时曾、张二人，方从事于救国日报，周君则从张一苇君游，亦正有事于新闻事业，都颇不以我言为大谬。其后三君以次西渡，因所学各有不同，回国后，所事也就不尽涉于新闻；而我一人能力薄弱，物色同志又十分为难；所以弄到如今，还不能把所谈的，见诸事实，这是我半生来一大恨事。”（郭步陶，1931）虽然这一计划后来胎死腹中，但也可以想见郭步陶的新闻抱负。 在《申报》工作期间，郭步陶有一天偶然见到《新闻报》副刊中有弹词小说刊登，心甚好之。旋亦自学为一二。经过同学李柳溪的介绍，获登于该报副刊《快活林》中。“余于是闭目自思：中国报纸，除党报外，组织较善，销数较多者，本报与《申报》殆可首屈一指矣。《申报》余既获学习六年，本报余亦必觅一机会以入学习。此念一动，事实随之。”（郭步陶，1922）1917年郭步陶患病，他顺势从《申报》辞职，不久进入《新闻报》，“于是十年来心向往之本报，乃得躬入而从事研究焉。”（郭步陶，1922）在《新闻报》内，他司编辑主任、主笔之职，侧重评论时局。 在这期间郭步陶加入了“南社”，曾与宋教仁、于右任、柳亚子、姚羽平、苏曼殊、周瘦鹃等常聚集沟通见解，讨论国事。当时军阀混战初平，而外侮相继发生，郭步陶写出《三韩亡国演义》、《苦女儿》弹词等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发表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章。凡反帝内容的稿件，均竭力见报。“五卅”惨案后，郭沫若抨击倭寇罪行的稿件，语言锐利，上海各报畏之，郭步陶毅然发刊于《新闻报》，引起各界人士强烈反响。他还与郭沫若、漆南薰、何鲁等发起成立“旅沪四川同乡会”，沟通声气，撰写爱国文章。“九•一八”事变后，郭步陶每天为《新闻报》撰写一篇“伸张民意，急呼御侮”的社论，后整理收入《不受侵略论》、《不受侵略 论文 集续编》、《不为奴隶论》、《不为奴隶歌》等四部评论文集之中。 1928年夏，秦中酷旱，酿成大灾。1929年9月，“政府赈灾委员会约业新闻者同往视察，为播布之资。”（李浩然，1932）《新闻报》馆推举郭步陶参与其役，同行的新闻界人士还有王安之、马半痴、田杰生等。9月20日，他们由上海动身，经南京、徐州、开封、洛阳、潼关、西安、咸阳、兴平、扶风、晋祠、大同，然后折返北京，于11月7日返回上海。在途49日，往返途程近万里，郭步陶除了给报社发回很多旅途通讯外，1932年又以编次纪年的方式连缀旅行途中的见闻、诗歌，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西北旅行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30年起，郭步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担任《评论练习》教授。1937年12月“淞沪之战”后，上海沦陷，租界当局通知各华文报纸一律接受日军新闻检查，《新闻报》屈从日人继续出版，郭步陶愤而辞职，后在同事掩护下，离沪去香港，到港后被《申报》香港版和《星岛日报》聘为主笔，兼任岭南大学新闻系教授。胡文虎1938年8月13日创刊了《星岛晚报》，又聘郭步陶担任主编。1939年4月，在香港爱国人士支持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创办了中国新闻学院，郭步陶任院长，金仲华任副院长，由当时从沪、粤、桂来港的进步新闻记者如刘思慕、恽逸群、乔冠华、郑森禹、楼适夷、许君远、吴景菘等任讲师。这是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培养新型记者的专业新闻学校，学员们除了一边学习新闻理论、业务并分别在《星岛日报》、《大公报》等实习之外，每个学习小组还规定每周编印一两期以新四军的《拂晓报》为蓝本的油印报。该校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方才停办。1942年香港沦陷，郭步陶被香港当局限期离境，遂偕妻子回江西永兴县投奔岳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局通知他回上海恢复《新闻报》，同时任教于复旦大学、新中国学院。数年之间，他感愤于 政治 腐败，1949年断然辞职回隆昌寄居云顶寨亲友家中，深居简出。隆昌解放，郭步陶1950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隆昌各界人民代表会一至四届会议，被推举为政协隆昌县委员会委员，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馆员。因爱人贺珍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遂迁居鞍山，复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聘为文史馆员。1962年10月5日，郭步陶病逝于鞍山，享年83岁。 二 郭步陶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深感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1935年11月27日，赵超构在南京《朝报》发表了《请从速开放新闻》的评论，主张改善现行之统制新闻方法，“我们不希望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我们也承认应该保守自己的秘密，但我们有理由可以要求对于对方的活动情形，阴谋，步骤，应该尽可能的容许报纸登载。”（赵超构，1935）郭步陶就此发表了《统制新闻方法有改善之必要》一文予以配合。他认为现行新闻政策，不惟于新闻事业有至大影响，且于国家前途，亦甚多不利。报纸之天职，为记载真确新闻，作人民的耳目与喉舌。报纸是民意的代表，可作政府施政的坚强后盾。郭步陶指出：当下国人对于报纸之信任，一年不如一年，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中国报纸，全在重重封锁之中。“以新闻学原理言，以国家实在利益言，五全大会所议决之‘改善宣传案’，在现在中国生死关头中，实有立即实行之必要。”（郭步陶，1936，117）在他看来，扩大新闻自由已经成为斯时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不二选择。 但国民党并没有俯顺舆论开放新闻自由，这引起了全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极大愤慨。1936年1月11日，郭步陶与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陆诒、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认为报纸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邹韬奋，1995，582）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随着市场 经济 的持续发展，新闻领域出现了新闻托拉斯的端倪。《申报》老板史量才1927年购买了在上海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后，又于1929年初斥资收购当时惟一能与《申报》相抗衡的《新闻报》。有的报纸赫然以“史量才欲垄断报业，并吞新闻报统一望平街”（方汉奇，1996，447）做新闻标题报道，由此引发了新闻理论界对报纸“营业化”发展方向开展了讨论。戈公振、谢六逸、陶良鹤等人肯定报纸的 企业 化经营是新闻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报纸之商业化，我们可以不必怀疑，也只有商业化是中国报纸的出路。”（戈公振，1932）虽然当时胡政之已经指出“报纸过于商业化，从销数上讲，一味企图多卖，不免要迎合群众心理，求所以引人注意之法，对社会忽视了忠实的责任，等于欺诈，取财一样。”（胡政之，1932）但他还是承认报纸“营业化”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而郭步陶则力排众议，对报纸“营业化”的发展方向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郭步陶直指“营业化”是造成中国报业暮气沉沉、奄奄待毙现状的罪魁祸首：“我们所说的中国报界制命伤，究竟是甚么？我敢抖胆一句：就是风靡一时，现在还没有人起来否认的‘报纸营业化’五个字。”（郭步陶，1931，84）他的意思是说报纸若抛掉了它的天职，凡事都听命于营业，那便失却灵魂，不能成其为报纸了。他也承认，“营业”二字，本来并未含有甚么不好意思，要是办得好，还可以经济独立。办报而能经济独立，报馆可以不致被人收买。但是“办报而归化于营业，就是于商人地位自居，就是以报纸为商标，有馆中电报新闻，以及纸张印具等等，都是店中的货物，馆中任何部分的职员，都是店中的伙计。我们想想，负绝大的使命，要给全国人民的新闻记者，仅仅像店铺的一个小伙计。凡在报纸上说一句话，登一件新闻，都要听店里老板或掌柜的命令，这宗木头人戏，和留声机器似的空名记者，怎样能尽办报的天职？”（郭步陶，1931，85）郭步陶对报纸“营业化”的发展方向深恶痛绝，是他亲身经历、痛苦经验的总结。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申报》、《新闻报》闹出的“诚言”风波，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事例。报纸负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使命，“营业化”的方向并不是报纸健康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闻与评论分开是西方客观报道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现代新闻理论诞生伊始，徐宝璜即高举这面大旗：“新闻栏中，专登新闻，社论栏中，始发意见，彼此毫不相混。”（徐宝璜，1994，56）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到《史记》、《聊斋志异》和一些笔记文叙述传统的影响，从事新闻写作往往习惯性地在叙述事情时加上作者的直接评议，这与现代新闻报道尤其是客观报道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形态距离。因此，徐宝璜所倡导的新闻与评论分开的客观报道理念，虽然甚为先进，却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普及，聊斋式的新闻消息仍大量出现在媒体上。郭步陶受徐宝璜的新闻思想影响很深，这在他的《编辑与评论》中有很充分、清晰的表现。郭步陶强调：“必有事实，才能算做新闻，这是人人所知道的，故凡空论，或虚拟的事件，都不能算作新闻。”（郭步陶，1938，11）将来稿中非事实成分从稿件中剔除出去，郭步陶将之归结为编辑者应尽的职责。他曾举一件来稿示例： 某甲素行不端，常喜议论人长短，一向和某乙同住，不时常有争论。昨天某乙家忽被法警查抄，并把某乙拿去。道路相传，将治某乙以反革命嫌疑罪，又据人说：这事是某甲诬告的，将来保不定要反坐的。 郭步陶借此解析道：“这访稿中‘将治’，‘将来’，‘保不定’等字，都是猜想的话。‘道路相传’，‘据人说’等字，也是笼统含糊的话。究竟何人所说？访员自己还不能指实，如何可作为根据？所以这稿中，一定有多少不实不尽的情节。编辑者绝对不能将他当作正确新闻看待。”（郭步陶，1938，12）这样的具体分析，简洁明了，对后学者把握新闻报道的特性与写作技巧，确有金针度人的功效。 郭步陶主张走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他分析当时中国新闻媒体的评论锋芒钝化、媒介精神萎缩的原因：“看去似甚繁难，说来却也简单。千错万错，都是枝叶，第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把报馆当作终南捷径，没有真正了解报馆的使命应当怎么。”（郭步陶，1933，208）虽然以新闻作为从政阶梯而成功的人并不很多，但这些人的行为对新闻工作者队伍的腐蚀性很大。“大多数人的事业，往往因少数人的误解，或偶入歧途，而竟得意外奇获，于是大多数人为之意夺，不免亦入于彷徨莫主的途径。”他认为报纸的天职是要代表舆论，“甚么是舆论？就是群众所要讲的话和国家政治，社会事业的改进，都有绝大的关系。群众已觉到的，报纸要作他们的代表，群众应说而还没有觉得的，报纸领导他们，使他们晓得。”（郭步陶，1933，210）新闻工作非常容易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种种诱惑，郭步陶甚至已经意识到诱使新闻工作者从政，是社会势力对新闻传播进行控制的一种隐蔽方式。因此，如何培养新闻工作者抵抗社会诱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郭步陶对新闻教育极为重视，他认为当时 三 郭步陶1933年9月出版的《编辑与评论》是对我国数十年来报纸编辑工作第一次比较全面的理论 总结 ，有学者认为“是我国报纸编辑与评论方面的第一本专著”（ 丁淦林，2002，299）。在此之前，新闻学著作虽然也出了不少，但编辑部分大多未能独立成篇。20世纪20年代初， 中国 本土的新闻编辑学开始走向理论自觉。1922年6月4日，北京《晨报》“新闻纸问题号”专版发表了《编辑新闻之我见》，是我国较早的新闻编辑学专论。徐宝璜的《新闻学》影响很大，不过其中仅设有“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两章内容。邵飘萍曾有撰写《新闻编辑法》的计划，可惜尚未完成即惨遭军阀杀害，壮志未酬。1926年，周孝庵出版了《如何编辑新闻》，1928年张九如、周翥青出版了《新闻编辑法》，但都比较简略。郭步陶的《编辑与评论》以其内容的系统性和体系的完备性而后来居上。 郭步陶撰写该书时已具备了二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经验，“冶学理与经验于一炉”（张蕴和，1933），使得该书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谢六逸盛赞这部书非寻常空泛的理论可比，“全书一字一句都是著者服务报馆的体现，就是我国新闻记者用自己的经验学识写出来的第一部杰作”（谢六逸，1933）。这部书的出版，使我国的新闻编辑理论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标志着我国的报纸编辑工作由自发阶段迈入了自觉阶段。 郭步陶在《编辑与评论》中首先探讨了编辑的品格、知能等素质结构问题。他认为编辑新闻是一种特别工作，决非仅有天才，便能济事，必须有种种繁复的准备，才能养成他的资格和技能。“编辑者处在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地位，所以人世上，种种利欲的引诱，奸伪的暗伺，以及一切为害于人群的恶魔，都环绕于编辑者的身旁。一个不当心，便造成无形的罪恶。”（郭步陶，1938，2）在新闻编辑的素质结构中，道德修养和品格培育是编辑养成的第一要素。“只能有大公无我的陈述，这才是编辑新闻的唯一态度。”（郭步陶，1938，3）倾心利禄，趋炎附势，沽名钓誉，都与编辑的职业操守格格不入。在编辑的知能方面，郭步陶要求编辑必须具有时、人、事、地四大观念，要能据此对新闻价值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衡估。编辑还要有较高的文字表现能力，能够把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分析得使人一目了然。他建议编辑时常多多浏览、揣摩一些名记者如黄远生的新闻通讯，“并随时自作日记，每日把各报细细对看，同是一件重要案件，究竟那一报叙得较为清楚？那一报编得较为好看？”（郭步陶，1938，12）时间长了，编辑的写作能力 自然 会有所提高。 郭步陶特别强调编辑要有“驾驭访员应有的能力”。郭步陶从编辑工作实践中深切地体察到编辑与记者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萌生了与西方“编辑中心制”相类似的观念。他认为编辑不能仅对来稿负责，还要有指导、调度记者进行采访的能力，要能够根据形势的 发展 和新闻采访的需要，对记者随时指导、随时督促。“凡有临时发生的特别事件，编辑者都应该立时派遣访员，从各方面搜求详尽的访稿，不能够随便说一句没有稿子，便算卸去编辑者的责任。因为要紧时候的访稿，全靠编辑者指挥的得法，和特派专员访问的努力。且此类专员，须要编辑者平时预备，并随时加以训练，到临用时，才能指挥如意。”（郭步陶，1938，6）编辑在报馆中处于中枢位置，就是新闻采访的总指挥，要随时发出采访的各种指令。新闻编辑、记者互相配合，这样，报馆方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高效运转的新闻生产机构。 在“编辑的方法”一章中，郭步陶除了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种通行的编辑方法外，还对“综合的新闻”的编辑方法给予了专门性探讨。作者将之分为“一事而有数稿的合编法”、“同类新闻的合编法”和“打破旧编制度合全报材料而汇编的方法”三种类型，对每种类型的新闻如何具体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将它与简单的繁琐的编辑方法作比较，“著者的理论已经促进上海各报的改善，影响甚大。”（谢六逸，1933）此后，所谓“综合编辑”或“精编”的方法得到提倡，如凡属同一类新闻，不管是外地的或本市的，都集中在一起发表，或者干脆改编成一条综合新闻发表；对于其他来稿，也开始善为支配，如重要新闻，刊布不厌其详，一般无关宏旨者，则尽量压缩无用字句，只保留它的精华；有的性质相同的新闻，汇列一处，冠以总题。这样，编辑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和体现。 1937年5月郭步陶又出版了《时事评论作法》一书。该书在《编辑与评论》的基础上，将新闻评论独立加以论述，使我国新闻评论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 科学 。谢六逸为该书作序说：“指导评论写作，以前没有专著，有之，从郭步陶先生的《编辑与评论》（商务印书馆）始。”（谢六逸，1937）著名新闻评论家潘公弼评价道：“是书于评论作分类之说明，赅备之剖析，于作法尤多启示。步陶先生将以此作为习作评论者入门之工具，是犹以舆图授之他乡来客，指针在握而身历其境，裨益习作，盖可胜言哉。”（潘公弼，1937）虽然此前张友渔也发表过《何谓社论》、《新闻评论之起源》等文章，对新闻评论多有研究和论述，郭步陶在对新闻评论的有些论述上，并未超出张友渔的基本看法，但他的《时事评论作法》一书从规模和体例上看，确实是“大大推进了新闻评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单波，2001，96），尤其是他将新闻评论的论说建立在对中国新闻评论的 历史 考察基础之上，“成为总结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第一人。”（单波，2001，97） 郭步陶对新闻评论在报纸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报纸之所以被称为社会舆论的代表，社会的导师，全是因为有报纸评论的存在。“报纸的精神，报纸的灵魂，完全寄托在评论中了。反过来说，就是没有评论，便不成为其报了。”（郭步陶，1938，83）《时事评论作法》对评论的本质、种类、作法、撰评者的修养分别进行了专题性论述。他非常注意在文体的比较中展开对评论的认识和剖析，以此来把握和阐释新闻评论的特殊性：“散文的论说，只要理由说得对，证据拿得出，文辞不至有不能达意的地方，便就算及格的文字了。报纸的评论，那就不是这样简单。除上述散文必具的条件以外，还要顾到命题的时宜，和词意不背于一般社会的正当心理，才能算是相当。”（郭步陶，1937，1）郭步陶在社会舆论形成的过程和宏观背景中考察评论的功用，对由于报纸商业化的价值取向发展而造成社会 经济 势力对媒介的控制，导致舆论天平的倾覆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和批判。 郭步陶归纳新闻评论有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解释新闻、提供问题四种功能，这在前人的著作中已经有所阐发，他的贡献是将这些原本分散的论述汇集一体，使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例如，他对评论“创造舆论”功能的阐释，就使人们对媒介如何“创造舆论”的线路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本来，徐宝璜此前在《新闻学》中就已经提出媒介具有“创造舆论”功能的观点：“新闻纸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徐宝璜，1994，6）徐宝璜解释媒介“创造舆论”的具体方法之一是发表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编辑本自己之学识与热忱，细心研究各种应兴革之事，常著切实之论说，说明其理由与办法，以提倡之。初或无甚反应，然历时稍久，必能使社会觉悟，因发生正当之舆论，使应兴之事果兴，应革之事果革。”（徐宝璜，1994，7）徐宝璜的解说有把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混为一谈的倾向。而郭步陶对评论“创造舆论”功能的阐释相对地就更为显豁：“报纸是民众的导师，在这种地方，应该有深一层的观察。民众还没有见到是利的，替他们把利之所在，指点出来；民众还没有见到是害的，替他们把害的实情，明白揭出。民众看了，觉得你说的真正是为他们造福免祸的，自然从而跟了上来，久之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威权。这就是创造舆论的意义，也就是报纸上评论一栏原有的‘指导社会’的专责”。（郭步陶，1937，10）这样的解释思维线路清晰明白，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领会和把握评论该种功能的精髓。 《时事评论作法》的底本源于作者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讲义，郭步陶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讲授新闻评论时，又在此基础上多有删削、增益。作为中国新闻评论史上的第一本著作，郭步陶写作该书没有一个可供仿效的蓝本，设计该书框架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学术创新性。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他在写作该书时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教材意识，将自己写作评论的经验以及当时各家著名报纸所刊布的评论置放一处，相互参证，既增强理论观点的说服力量，又使读者得以对评论写作快速地窥其堂奥。大量的评论实例和精当的专家点评，互相支撑，互为说明。特别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消化书中的观点，作者在每一章节之后设置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考题，启发读者对有关内容进行回顾性的再思考，学、思结合，从而促使学生真正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 现代 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郭步陶的新闻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甚至是糟粕的内容，如他在论述编辑知能的时候，将“对付手民应有的能力”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虽然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将捡字排版工人与编辑人员置放在对立的关系之中，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一种鄙视工人的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优越感；他建议编辑在“驾驭访员”时要采取“赏罚严明，恩威并用”八个大字，也多少透露出庸俗市侩的气息，难免给人一种缺少厚道、精于算计的感觉或印象。这些是我们在总结郭步陶有关新闻理论贡献的时候需要加以剔除的。 新闻实践论文: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一 现状梳理 最近几年，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迅速膨胀，以安徽省为例，从2005年起，黄山学院、合肥学院、宿州学院等11家地方本科院校都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为了突出新专业的技术性和应用型特征，这些院校新办的新闻学专业大多选择了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作为专业发展方向，同质化现象严重，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以下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传统院系及专业的转型。以上述地方本科院校为例，新办新闻学专业大都隶属于中文系，由于专业拓展、招生及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中文系的传统专业进行全面转型并进行了一些重大拓展，重大举措就是上马了新闻学等一批应用性突出的新专业；同时，许多院校的中文系也改名为文化与传媒系、文学与传播系等，以示转型。 其次，由于申办院校自身的在专业开设上软、硬件上的提升所致，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6月底，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了创纪录的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在全国有267个新闻学点的高校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大多数都是近六、七年时间内申办成功的。 第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最近几年在吸纳人才上普遍的高要求：211高校甚至985院校，有的甚至需要硕士研究生学历。这对新办新闻专业地方院校的本科学生就业形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近几年，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媒体却异军突起，对技术型、应用型、乃至全能型的新媒体人才需求与日俱增。据专家估计，2010年新媒体产业链人才需求超过200万，并势必以每年高达82％的幅度递增。新媒体产业链蕴藏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岗位，其中网络、动漫等专业的新媒体人才和技术人才需求量较大。媒介的融合趋势使得复合型或全能型人才脱颖而出，因此，大多数新办新闻学专业发展方向都选择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方向； 最后，招生便利性及就业优势。新办新闻学专业，由于和社会人才需求上的紧密相连，受到学生和社会的双重欢迎，所以各校目前的新闻学专业生源都比较好。 然而，各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上却遇到了两大共同难题：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专业，因其独特专业性质及新兴的专业发展方向，各校非常重视其实验教学，实验学时设置也是较高，平均都超过了30％以上，却遇到两大难题。 一方面是软件问题，即师资力量的薄弱，尤其是具有新闻从业背景、懂技术、能进行实验教学的复合型教师尤其缺乏；3－5个具有讲师职称的教师支撑一个新专业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地方本科院校严酷的现实； 另一方面是硬件问题，即实验设备的严重匮乏，学生人均使用试验器材数、试验室占地过低、设备老套等诸多问题。以合肥学院中文系新闻传播多功能实验室为例，目前总投资达100余万元，基本建成了新闻摄影摄像实验室、报纸与电视编辑实验室和模拟演播厅，也只能保证每届50位学生的实验需求。 二 创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 课程设置创新：模块化设置 面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人才需求特征，专家认为现行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因此必须进行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课程重构。模块化教学是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教改经验结晶，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和其有着许多相同的定位，比如地方性、应用型。 课程设置模块化是模块化教学的依据和体现，结合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模块化教学课程设置经验及新办新闻学专业实际，拟定下述九大模块组，并设置对应的课程群组和能力培养目标组，目的是实现模块组下辖的课程组培养出对应的学生技能(能力组)，具体设置及其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模块设置和能力培养目标成正比，其函数关系为y=kx。 2 实践教学过程实施创新 (1)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选用 黄旦等在总结1956年复旦新闻系教材建设的意义时指出与其说为编几本教材，不如说是放眼世界，兼收并包，总结经验，从教材入手，以创建、推进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因此，教材建设是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长期以来，新闻学教材建设相对于高速发展的新闻事业及传媒产业明显滞后，现实大量鲜活案例没有及时融入到教材中去。因此，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教材不应盲从权威，而应实现教材选取的开放，注重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 (2)“应用型”课堂教学 “应用型”课堂教学注重的是在新办专业实验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培养学生应用技能为目标，因此，这是一种“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应用为上”的教学模式，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甚至是合作完成项目式，通过此种实验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3)“全媒体型”专业技能实训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传媒业的发展将越来越依靠技术规律、行业规律、市场规律和资本规律等内生力量。这同时，也将推动媒体用人标准的“技术化”、“市场化”、“专业化”及“复合型”。在此背景下，新办新闻学专业应围绕全媒体时代所需，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播、传等综合能力，强化学生审美、采写、设计、摄录播传、经营管理、策划创意及调查分析等专业技能实训，使其成为能适应全媒体所需的新型人才。 (4)开放课程考核 以合肥学院采用“n＋2”课程考核模式为例，其目的增加课程应用性含量，提高课程实验学时所占的比重，并进而细化出课程论文、读书报告、实验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所占的比重。例如，《新闻采访学》的“n＋2”考核设计： n，即平时成绩(50％)，主要包括：期中考试(10％)＋实验成绩(20％)＋课程论文(10％)＋出勤、提问、讨论等(10％)：2包括：期末考试(40％)＋课堂笔记(10％) 这一模式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平时积累，有效地改变了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由于这种模式执行过程中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因此，该校便将n＋2模式的n中的课程论文以及课程实验完成的次数、质量等计入教师的工作量，设立专门部门进行统计和监管，既调动了教师实验教学的积极性，又保障了工作的有序和规范。 3 多类型、多层次实习体系建设 (1)建立多类型媒体实践教学基地 正如前述，实践硬件设施不足是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共性问题，最近几年许多地方本科院校摸索出来的 一个有效解决途径就是建立校外媒体实习基地，和地方媒体合作办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部分解决了院校自身软、硬件的短板；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此途径也选拔和培养了其后备人才，实现了学校与媒体合作办学的共赢。同时，在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应覆盖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广告等多类型媒体，并有配有专门人员进行相互规范化的管理。 (2)多层次专业实习设置 各大高校对新闻学专业实习都是非常重视，且模式多样，以“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为例，其模式是从二年级本科生与一年级研究生中挑选进行专门的新闻实践训练。从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系列讲座；第二阶段是暑期实习。 因此，学校在实习时间安排应注重认识上的层次性，“初期实习”——“认知实习”——“毕业实习”三个阶段，分期分批进行专业实习。大一为“初期实习”，主要在校园媒体锻炼，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站、模拟电视台等校内媒体资源，了解新闻的基本流程；“认知实习”由第4学期后的暑期构成。学生进入正式媒体，锻炼独立采、写、编、评、播等业务能力，真实体验媒体，加深专业认知；大四设置为期半年的毕业专业实习，通过最后的综合强化训练，实现实习与就业的挂钩。 4 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必须有高素质教师才能得以保证实施。实践教学队伍方面，许多地方本科学校按照学院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构建自我“双师型”师资队伍。 首先，聘请传媒资深人士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导师，定期为学生做学术报告。由于这些业界人士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素材及经验感受，在课堂上可以新闻现场情景再现，给予学生身临其境的新闻感觉，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新闻敏感； 其次，在学生的专业实习中，实行校内教师和媒体记者的双重指导。实习期间，校内教师负责学生的理论指导，校外媒体记者则最主要负责学生的新闻采写实训； 最后，选派新闻专业的青年教师轮流到合作媒体挂职锻炼或者技术部门进行系统的技术学习，以提升教师自身新闻业务能力和技术素养。 三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测度指标是对实践教学资源、潜力和结果的综合定量衡量，由于各个院校之间差异较大，因而相关测度指标的设立成为业界的难点。 下述指标体系是在结合了前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并结合实践教学整体流程进行提炼，重点关注了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过程、实习体系、师资队伍等四大块。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本研究注意整个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又关注到单个指标的独立性、动态性和代表性，力求能真实、全面、客观地衡量和评价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本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体系，详见表2。 2 评价方法 本文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用借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进行因子分析法比较研究，其方法原理如下： 首先，对原始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这是因为各指标量纲不同，在对这些指标综合集成前，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其中，x1为标准化后的数值；x1为原始数据；x为原始数据均值；б为标准差。 其次，确定因子变量。一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根据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 第三，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的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一般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 第四，计算因子值。将因子变量表示为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据此计算因子值。有了因子值，后期的分析研究就可以不再针对原有变量，而以各因子值作为研究的基础，从而简化为对各因子变量的研究，起到降维的目的。 第五，计算各项指标的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新办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综合得分。 使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因子得分，既可以进行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总体实力的比较，又可以在通过二、三级指标体系的得分发现实践教学体系中一些和问题和规律，从而有助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四 结语 新闻学专业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新办专业，其软硬件的问题一定时期内仍较难克服。一方面，我们尝试着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在这一体系之上建立一套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实现二者相互配套和校正，并最终推动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新闻实践论文: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理念与实践 摘要 新闻传播专业在财经类院校中，总体处于劣势地位，但如果能抓住财经类院校的特点，设立经济新闻方向，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同时面向社会需要培养特色人才，就能走出瓶颈，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 关键词 财经类院校 新闻传播专业 教学理念 实践 在财经类院校如何办好新闻传播专业，业内虽然有不同观点的探讨，但笔者认为，突出学校特色，变劣势为优势，适应市场需求，培养特色人才，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一、新闻传播专业在财经类院校中的地位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未能进入学校的优势学科，在学校处于“边缘化”或“陪衬”的地位。众所周知，财经类院校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要优势学科的院校，经济学、管理学也是其支柱学科，这些学科发展历史早，一般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师资队伍完备，教学科研积淀深厚。省级、校级重点学科也大多集中在这些专业门类中。而新闻传播专业大多是在“合校”、扩招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短，教学科研积淀不够，整体实力较弱，在整个学校处于一种劣势地位，短期内难于与财经类优势学科相抗衡。 2 师资科研水平、实践能力低于财经类优势学科。财经类专业的绝大多数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研已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规模，实践教学也具备了较为成熟、完善和稳定的模式。相比之下，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在这两个方面都显得不足。从师资上看，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学中文的教师转过来的，二是在媒体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到高校任教。三是近些年毕业的学新闻传播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第一类师资虽然积累了一些中文的研究成果，但派不上用场，需要重新开始。第二类师资，由于长期在媒体工作，工作要求与高校差距很大，进入高校后，高校所要求的“高级别”、“高层次”的科研成果较少。第三类师资由于毕业时间尚短，学术积累有待时日。这样一个师资队伍，在财经院校就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劣势。在实践教学方面，与财经类的传统专业相比，各个环节还不够完善。许多还处在探索、修改过程中。 3 实验室经费投入不足，难于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新闻传播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需要足够的实验设备供教师进行模拟媒体教学、科研和学生操作、训练。如演播室、报纸、期刊排版系统、激光照排机、印刷机、一定数量的照相机、录像机及非线性编辑系统等。由于在财经院校中的弱势地位，一般学校都不肯花大本钱投入在非重点学科上，致使实验室经费严重投入不足。有的学校设备陈旧老化，多为重点学科淘汰下来的设备，不能与社会同步，使毕业生到媒体工作后上手慢。有的学校虽然设备能与社会同步，但种类不齐全，有些设备总量又不够，这也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4 难于获得重点项目的支持。一则，新闻传播专业确还不具备与学校优势学科相抗衡的总体实力。二则，即使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学校也担心报上去竞争不过其他的综合性大学，因而不如推荐经济类、管理类的学科更稳妥。这样，大额的经费往往都集中于优势学科，使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奖励教学、科研、支持学科建设。而新闻传播专业，除了正常的办公经费以外，几乎得不到任何大额项目经费的支持，仅靠精神鼓励，缺少教学、科研的物质激励机制与手段。一方面，管理者面对捉襟见肘的有限经费黔驴技穷，另一方面，教师缺乏教学、科研创新的积极性。虽然总体也在不断发展，但与优势学科相比，则相对落后。 5 毕业生就业质量低于优势学科。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就业率并不低，但就业的总体质量却不及财经类的专业。用人单位在个体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接受综合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财经类毕业生由于“师出正门”，因而许多人能够找到对口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受到用人单位的不重视，只有少数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份到对口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总体协议就业率低于前者。 二、突出学校特色，变劣势为优势，适应社会需要，培养特色人才 1 设立经济新闻方向，变劣势为优势。财经类院校的强势在于经济学、管理学，若能利用这一优势，在新闻学专业设立经济新闻方向，这样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培养出特色人才。根据我们对毕业生的回访和用人单位提供的信息，许多用人单位更愿意接受经济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这首先是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类的报刊、杂志大量涌现，即使是综合类的报刊也有较大版面的经济栏目。各级电台、电视台都分别设有经济台、经济频道、经济栏目。网络媒体更是充斥着大量的经济内容。以前经济节目、栏目的编辑、记者大多是学经济的。虽然经济学的功底较好，但他们到媒体以后。需要一段时间熟悉编辑、记者的职业特点、工作流程及操作技能。而经济新阐专业的毕业生就省却了这个“见习期”，上手快，能够直接进入角色。在媒体，这两种人还可以取长补短，产生互补效应。从目前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只有少数毕业生能进入省级大媒体，多数毕业生只能在市级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或网站等媒体从事编辑、记者工作。这些单位机构小，人手少，需要毕业生来了就能上岗，独当一面，经济新闻的毕业生正是适应了这一特点。再从就业市场来看，经济新闻的毕业生有一定的经济学功底，又懂得新闻业务，在与综合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竞争时，更有特色，更有专长，更受用人单位的青睐。这样，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专业，就变劣势为优势，走出了制约自己的瓶颈。事实上，各个专业类大学都在尝试这种办法，如青岛农业大学设立了农业新闻方向、有些体育大学设立了体育新闻方向，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工商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都设立了经济新闻方向或经济新闻专业，已初步尝到了“甜头”。但由于是新生事物。关于课程设置、实践环节等重要内容还处在探索、发展过程中，这种尝试在专业类院校中还是少数，多数还在徘徊观望状态。 如何保障经济新闻方向的培养质量，关键在于课程设置，经济学的基础课必须由专业课教师“原汁原味”开足，如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打好经济学基础。在高年级的选修课中，还可以增加一些经济学的延伸课程，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对经济学的时代感和前沿问题的把握。新闻学的专业课也要作适当调整，如新闻评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可改成经济新闻评论、经济新闻采访、经济新闻写作，这样就把经济学和新闻学结合起来，避免了“两张皮”。在实践教学方面，尽量带学生到经济类的专业报刊或电台、电视台的经济台、经济栏目、经济节目实习，使学生在实习中感受到自己的专业所长及学业上的不足，从而回到学校以后更加努力地有针对性地学习，“缺什么补什么”，增加学习的针对性和效果。 2 聘请业界人士做与课程有关的专题学术讲座。新闻传播专业，除了请这类专家做“一般性”的学术报告以外，还要请与各门专业课程相对应的业内专家做专题学术讲座，这是由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决定的。如新闻评论课程，河北经贸大学就聘请了河北省著名新闻评论专家、河北省唯一韬奋奖的获得者、河北日报的高级编辑储瑞耕先生做了关于新闻评论的专题讲座，由于是课程讲座，有的放矢，学生听了“解渴”，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报纸编辑等都要请名记者、名编辑做与课程联系紧密的专题学术讲座，其他专业课也是如此。甚至有些专业课的时段(实践性、操作性强的时段)还可以让媒体的从业人员去讲，这样，培养的学生才能与社会同步，消除“滞后效应”。 3 强化师资的专业技能。上文谈到。新闻传播专业的师资分为三类，除从媒体调入高校的以外，其他两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缺少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致使许多教师在讲到“操作性”的问题时“心里没底”，这也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出台了：50岁以下新闻传播类专业课教师，凡没有专业对口实际部门工作经历的。都要到对口实际部门脱产工作锻炼半年以上。并把此项内容纳入职称评审体系分值。对教师的实践锻炼也要有具体要求，实践完毕要提交实践报告，并出具用人单位对本人工作的鉴定。学院也要对教师的实践进行不定期检查，起到督促、监督的作用。经过锻炼的教师，普遍反映收获很大，感性认识增多了，讲课更有底更自如了，同时也为科研提供了一手资料。 4 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本科二批培养的学生既不同于本科一批重点大学注重理论基础，又不同于职业技术学院上手快的应用型人才。其目标应该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复合型人才。笔者曾了解过河北日报对人才的需求状况，据报社的某领导称，过去我们是要学中文的，后来发现学新闻的上手快，就改为要学新闻的，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学新闻的后劲不足，现在又改为要学中文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是，既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要上手快，尽快独当一面。作为毕业生来说，也是先就业，再择业。鉴于此。我们培养的学生既要理论基础扎实，又要动手能力强，不能只是坐而论道。 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需要建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实践教学体系。在校内，必须配备与社会媒体同步的甚至是足够设备的实验室，供师生进行实验教学。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特点制定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在校外，尽量带学生到省内外主流、权威媒体实习，使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新闻媒体。这对他们今后求职就业也是非常有益的。作为学校，应该加大实验室和实习经费的投入力度。财经类院校，应用性学科较多，新闻传播专业，要想与财经类专业平起平坐，主要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产生“典型效应”，取得校方支持的资本。 在财经类院校办好新闻传播专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仅设一个经济新闻方向就能一蹴而就的，只要抓住财经类院校的特点，变劣势为优势，同时围绕着社会需要，培养试销对路的特色人才，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摄影学》学习网站建设实践 摘要 本文简述了学习网站理论，探讨了学习网站的设计、开发、应用的一般规律与特点，以及学习网站在网络学习环境中的优势和特色。 关键词 新闻摄影 网站 设计 教学应用 一、学习网站概述 网络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个别化自学、面授辅导、音像课堂、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协作式学习。这几种学习方式在网络学习中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条件选择一种或几种方式，为自己的学习需求服务。 目前，学习网站和网络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缺乏对高效率的学习平台、资源库的建设；(2)缺乏运用信息工具及网络功能的能力；(3)缺乏主动获取与善于处理信息的能力；(4)缺乏与他人交流、协作学习的能力。 学习网站的本质是一个基于网络资源的专题研究、协作式学习系统，它通过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向学习者提供大量的专题学习资源和协作学习的交流工具，让学习者自己选择和确定将研究的课题或项目的设计。自己收集、分析并选择信息资料，应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它强调通过学习者主体性的探索、研究、协作来取得问题解决，从而让学习者了解、体验科学探索过程，提高学习者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加工信息的实践能力和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与信息素养。 学习网站应具有以下特点： 1 专题性：在网络环境下，围绕某一特定的内容向学习者提供大量的相关学习资源，它强调的是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个知识系列的资源呈现和问题的解决，而不能将涉及面无限的扩大。 2 综合性：向学习者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源，但这些资料并不是孤立的，而需要相互支撑，共同为某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即具有综合性的，同时还要给学习者适当提供协作学习的交流工具。 3 开放性：学习者在自己选择和确定研究的对象或项目的设计时，让学习者自己收集、分析和选择信息资源。应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的结果呈现给大家，供大家来讨论、评价这一最终结论的正确性。 4 实践性：学习者可以在网站中尝试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以及搜集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利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素质。 二、新闻摄影学习网站的设计 (一)新闻摄影学习网站的设计 我们尽量避免一般中小型学习网站中的网络资源较分散、关联性不强。网站的技术实力不够导致了网站资源和设计的功能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艺术设计粗糙；大型学习网站虽技术实力强劲。但他们为了追求网站的流量而只注重资源的横向延展，对资源的纵向延展却不够细致等弊端。这些都降低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学习网站的吸引力。 1 网站内容的选定 根据课程的内容与特点，网站应有理论、实践、技术、艺术方面的内容。 2 网站的整体设计 学习网站应该具备：首先是专业，学习网站不能是各种学习资源的简单堆砌，而是追求资源的有效融合以最大的发挥其功效；二是优秀的教学设计：不能是简单的网页展示，网页间要有良好的关联和逻辑性；三是交互性好：即当我们的学习中遇到问题时能及时找到有途径供我们与专家、其他学习者进行讨论、请教的途径，迅速的获得对问题的解决；四是丰富的学习资源，防止因为资源的匮乏而挫伤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五是网站艺术性强：即要始终保持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因此我们在本网站中设计了八个主要的功能模块：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在线测试、作品欣赏、站内资源、在线答疑、摄影论坛和摄影博客，以实现相关学习资源的展示和合理地教学设计，并就本站的建站技术方案和美工设计请教了相关专业人士。 3 网站模块的功能设计 本网站中的各功能模块能有机地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全程的信息和资源支持。一开始。学习者可以参照“学习目标”，选择章节或专题开展摄影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作品欣赏”。展开实例模拟的学习；对于学习的阶段性成果。学习者可以选择进行在线的“自我测试”，并能及时获得测试的反馈结果；而网站中的“在线答疑”、“摄影论坛”和“摄影博客”三大模块与“在线预约”模块的有机结合能很好的实现师生、学习者与学习者间的交流、互动。网页头的flash导航设计能很好的实现网站的导航，使浏览者不至于迷失在网站中。能随时回到网站的主界面和在主界面时快速的进入学习模块。进入学习页面开展学习。 网站设计中尽可能的实现为不同学习者提供多样的互动交流方式：有疑惑，但不能明确界定问题时，可以考虑通过“在线预约”栏目预约专家(教师)到“在线答疑”栏目；在有明确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进入“摄影论坛”栏目，通过这里的主题帖和大家的跟帖讨论。从而对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当我们有了学习经验和心得时，就可以考虑进入“摄影博客”栏目，在这里记下我们的学习心得、体会和学习笔记。这样就能方便的供我们学习工作之余随时随地的查阅，也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学习成果，并可以交流和讨论我们的学习成果等。 为了能将本网站应用到校园网和因特网，我们采用了可扩展的数据库。以方便我们根据需要对数据库进行扩充、升级。在校园网和因特网内主要是提供大家一个协作学习的平台。师生、生生交流平台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库。在校园网内主要是教师讲解疑问；而在因特网中除了教师外，还将招募职业摄影师和一些学习者来共同主持各学习模块的交流和内容、资源的更新。在网络环境中为实现全方位、适时、多边互动的教学新模式，借助网络环境，专家与学习者、专家与专家、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除了可以进行有限的情景交流外。还可以实现全方位、适时的、多边互动的教学，形成一种全新的学习组织形式。 (二)《新闻摄影学》学习网站的开发 1 数据库技术介绍 本网站采用了access+asp的技术方案，win2000+i-is5.0或以上平台。网站的技术特色是access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和cookies对读者信息的控制。access应用程序不需要数据库设计者具有高深的专业程序设计水平。任何非专业的用户都可以用它来创建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管理系统。access数据库使用标准的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化查询语言)作为它的数据库语言。从而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通用性。使其成为一个功能强大而且易于使用的桌面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2 资料收集 在开始本网站的具体设计开发工作前，应收集了大量的与摄影知识、技巧有关的理论知识、实践知识总结和实践作品。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归类和整理，使之符合我们网站设计中对资料的需求需要。按照学习型网站设计的具体要求搜集网站所需素材和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动画和优秀课件。 3 系统设计 主要包括界面风格设计、导航设计、数据库设计、程序设计等，这些设计是网站开发的基础。界面风格设计需确定网站的整体色调、网站的logo设计方案等，在这部分设计中要能给学习者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吸引学习者乐学其中。导航设计明确、简单、栏目完整清晰，这样学习者在浏览网站时，可以轻松地在网站内寻找、浏览自己需要的资源，也可以方便地应用网站的相关平台进行研究性学习和协作交流。在摄影技术学习网站的导航设计中采用了动画导航方式，将网站各栏目呈现在动画中，使整个网站导航简单、明了、易用。在数据库设计时主要考虑网页的动态生成效率。在摄影技术学习网站中采用了access数据库系统，该数据库系统能非常方便的扩充为sql数据库，且访问数据、查找数据的速度快。在编码实现上，前台运用dreamweaver+asp开发静、动态网页和程序，以保证本专题学习网站的开发效率。 (三)《新闻摄影学》学习网站实际运行 1 技术测试 网站制作完成后，首先进行技术测试，以证明bbs、blog、测试、实践活动等栏目是否能正常读取数据库，按照预先设计显示网页。各个链接是否能正常链接。以及更加细微的工作。如网页上的标点、文字的错误等。 2 教学应用 由有丰富经验的一线教师在教学试用过程中，提出不当之处和修改意见，由学习者在网站的试运行学习活动后，提出学习感受和意见。综合考虑各种意见之后，做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然后再次进行相应的测试和修改，以尽可能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 这里讲的意见包括技术性意见和对教学设计、教学内容的安排的意见。教学设计和交互功能两方面的意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两方面的设计是当前学习网站中的弱点，也是我们本次探索的重点、难点。 三、网站的改进、完善工作 学习网站需要不断充实、逐步完善。如对网站的在线测试栏目的改进：理想的在线测试应能根据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阶段。由学习者在相应的学习内容和难度的题库内自主选择适量题目进行测试。目前的测试题库不能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进度动态调整题目难度。 对网站的站内搜索功能的完善。由于缺乏网站搜索引擎技术。使得网站资源的搜索功能没能实现。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学习者对站内学习资源的查找速度。我们将逐步改善在多个数据库间信息搜索的速度慢的现状，以便我们将搜索引擎嵌入到网站，改变网站无站内信息搜索的现状。 对优秀的摄影教学课件的收集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摄影作品的案例、实验、实践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有待具体化、多样化和丰富化，使这些实践理论的指导功能更加实用。这样，网站的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充实。最后须加强对网站中小错误的排除，确保网站内容不会误导学习者。 新闻实践论文: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的网络化实践 摘要 在高校新闻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利用网络进行教学、与学生沟通、指导学生的学习与实践活动，而学生也应在网络实践中，努力学习新闻采编，创办个人网媒，扩大社交范围，展示个人形象，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合格的新闻人才。 关键词 新闻教育 网络媒体 专业实践 高校新闻系的许多课程，离开了专业实践不行。但大学生的专业实践，各高校一般安排在大四进行。他们在前三年的学习中，很少有机会到媒体参与新闻采编活动，这对于新闻教育极为不利。缺少专业实践活动的新闻教学，无异于纸上谈兵。所以，有必要在他们大四之前，努力培养和强化他们的专业实践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借助网络的现有条件。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网络媒体与大学生实践的关系 1、通过网络转变学习方式。中国的中小学一直是应试教育，在这种背景成长起来的学生，读书的行为动机，就是老师的要求和课本的内容，很少涉及社会与专业实践，大部分学生无法检验自己的动手能力。即使考进了大学，他们也会依照惯性保持中学的学习状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对于新闻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专业品质。记者的职业，需要深入生活与媒体，进行新闻采编活动；记者的个性必须有活跃的特点，哪里有新闻，就奔向哪里，及时将采访到的信息传播给受众。用白岩松的话来说，“不传播，毋宁死，”否则，记者就会在大众和困难面前怯步。而新闻专业大学生通过网络了解社会、参与新闻实践，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这种潜质，使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2、通过网络认识社会。网络是虚拟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社会的折射，现实生活中的信息，在网上基本上都能读到；社会上的各种复杂矛盾，网上也能反映。所以，我们通过电脑屏幕，能触摸历史与现实。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结识社会的机会不多，时间也有限，但又必须对社会有一些了解。通过网络“和世界有个约会”，在最近的距离和最短的时间内，用鼠标键盘拉近自己与社会的距离，增长见识，扩大视野，就能为将来的新闻职业打一点基础。《红楼梦》里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网络，就是洞明世事的一个有效窗口。 3、通过网络结识媒体。如今大学教材上讲解的媒体，绝大多数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网络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使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理论，也都从传统媒体上取证，涉及网络等新媒介的内容并不多，这就容易使新闻教育在内容和理念上有所偏废。众所周知，每一种传统媒体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报纸只能依赖文字传播信息，广播通过声音报道新闻，电视虽然综合了文字与声画，却不能双向互动，仍属于“一面倒”的单向传播媒体。网络则不然，它能涵盖其他媒体的功能，在网上既能读报，听广播，看电视，也能进行双向互动传播，及时反馈来自受众的信息。所以网络的内容非常丰富，网络的传播手段也较先进。对大学的新闻教育来说，网络既是一种媒体，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的内容用不尽，它的形态学不完。网络的现代传播理念与规律，又是新闻教育的最好内容。大学生通过它了解现代新闻传媒的运作规则，可以深化新闻学习的内涵。 4、通过网络进行新闻采编活动。网络传播的双向互动特点，能让每一个网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便于成为大学生新闻实践活动的一个平台。学生们可以在网上做一回记者与编辑；把网上的电子信箱、qq、博客等，当作沟通世界的桥梁与纽带；学会在网上采访新闻、编辑版面、信息、制作网媒。用这样的平台锻炼新闻采编的专业技能，将课堂学来的新闻理论，通过网络转化成实践的成果，可以使新闻教育事半功倍。新闻大学生的这种实践过程，既是对课堂知识学习的检验与补充，也等于通过网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而这正是我们新闻教育的预期效果。 二、老师要成为是网络实践的先行者 1、课堂教学中的网络示范。新闻去学生是否了解网络，是否喜爱网络，怎样使用网络，如何利用网络为自己的专业学习服务，从某种角度说，与老师的影响和引导有关。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基本实现了网络化，老师可以在多媒体教室上课，利用网络为学生讲解知识，用网上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网络的有效使用，既是一种示范，也能无形中产生一种影响，使大学生有兴趣接近和了解它，并学会利用它为学习和实践服务。老师用网络展示自己的成果与形象，也能以提升学生对网络的认知与兴趣。老师对学生在网上开展的专业与社会活动的及时表扬和支持，同样会激发学生的网络实践的积极性。 2、课后交流中的网络沟通。大学和其他层次的学校不同。师生之间极少沟通。因为大学教师不坐班，教学时间也没有中小学老师多，所以在学校待的时间相当有限，基本上与学生不接触。这是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双重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师生不能缺少双向互动沟通，否则缺少信息反馈，教师便无法“因材施教”。而网络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网络的互动性是大学师生沟通的有效媒介。网络上的电子信箱、qq、个人空间、博客等，都可以成为师生之间沟通的纽带。一旦这种沟通能够实现，课堂教学的一部分内容，便可在网上进行。比如提交和批改作业、课外辅导、教学问题的探时，基本不用再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了。这样可以带动学生的网络实践兴趣。 3、实践活动中的网络指导。新闻专业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都要在业余时间参加新闻采编活动。因为课程多时间紧，他们只能借助网络与媒体发生联系，以此参与媒体的新闻报道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便可在网上对他们进行业务指导。此外，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辅导，而不必拘泥传统的师生面对面的方式。课题的确定、资料的选择、任务的分解与实施、文稿的结构与写作、方案的落实与结题，乃至课题总结或向刊物投稿，老师均可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遥控指挥。网上指导的最大好处，就是便利，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老师在网上进行教学指导，单独看可能与教学无异，长期坚持下去会影响学生对网络的认识，让新闻大学生自觉地把网络当成学习实践的工具。 三、学生参与网络实践的途径与手段 1、利用网络学习新闻采编。网络对新闻专业学习的作用，一般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学习优秀的新闻作品。我们打开网络读到最多的作品，就是记者们采写的新闻，新闻大学生通过它，学习文字、音频、视频、图片等各种形式的报道，可谓得心应手。与传统的学习方式不同的是，在网上学习新闻作品，可以留言的方式与作者直接对话，这种学习更为生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手段。二是锻炼写作和投稿。报刊杂志在网上都有自己的窗口，各种新闻网站也是琳琅满目，我们可以试着为它们做一些新闻采编工作，并将写出的稿子投寄给报刊，这或许就是大学生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开始。 2、利用网络创办个人媒体。许多新闻大学生在网上都有一个空间。有的还有自己的博客。博客是私人化的网络日记，但博客的内容一旦突出了社会化，并以传播公众信息为主，那么你的博客也就成了一种大众媒体。从这个角度说，在大学新闻教育中，应鼓励学生建一个能够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博客，这其实就是在鼓励他们经营自己的媒体。“媒体经营”是大学新闻教育的薄弱环节，即使大学生真正到媒体实习，也不会有管理的岗位让大学生去体验。而博客一旦成为媒体，采编什么内容、怎样编辑网页、使用什么图片和文字、怎样明确受众定位、怎样与受众进行互动等等，这一切都由我说了算，等于在行使一个媒体主编的职责了，说大一点等于在培养自己经营媒体的能力。在新闻大学生的专业实践中，这是网络得天独厚的地方，其他传统媒体均无这样便利的条件。 3、利用网上信息扩大社交范围。每一个记者都知道，新闻采编的资源非常重要。有的记者信息不断，采访起来左右逢源，有的记者却信息渠道不通，要采访的时候往往两眼一抹黑。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各人获取新闻资源的途径(即人际网络)有差异。新闻记者只有结识各种人，广交社会朋友，才能解决信息来源问题。这种能力，在大学埋头读书学不到。只有通过网络沟通世界，这个难题才能迎刃而解。许多媒体在网上都有窗口，媒体的记者编辑在网上也有个人信息。这就给有志采写新闻并积极投稿的大学生带来了便利，也为同学们锻炼社交才能提供了方便。多认识几个记者编辑，就等于多交了几个良师益友，新闻大学生欲进行专业实践，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4、利用网络平台展示个人形象。大学生的进步需要激励，而经常利用网络展示他们的学习和实践成果，有利于鼓励和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到专业实践中来。学生的成果可以自己展示，大家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包括博客)里，将拍摄的图片、采写的新闻或文章粘贴出来，可以在同学中形成相互促进和竞争的氛围；学生的成果也可以在系里的网站上展示，如能将学生们在媒体发表的新闻作品及文章、科研成果及时公示出来，理应会激励更多大学生参与专业实践活动。这其实也是新闻大学生在网上展示的整体形象，这种形象能够成为大学生投身专业实践的目标。 四、效果与问题 事实证明，大学生利用网络能锻炼专业技能，增强专业实践的理念，即走出课堂，深入生活，训练技能，提高专业水平。在这些环节中，网络作为一个媒介，是新闻大学生最便利、最经济实用的实践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锻炼大学生的专业技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时代，传媒的运作理念早已进入网络阶段，人们理当认识到网络的价值，它既是催生思想、激情甚至新闻信息的能源，也是新闻大学生展示自己形象的有效舞台。在大学读书阶段，学生们如能很好地利用网络，深入新闻实践，就会为将来的职业奠定基础。 认识到网络对新闻大学生专业实践的重要性之后，最后有必要强调几点：一是网上活动不能取代新闻大学生的全部实践。要知道，网络只是传媒的一种，更多成熟而优秀的传统媒体，同样也是我们学习新闻采编技能的平台。大学生除了上网，有条件还要深入生活，多了解民情和社会，这样才能使新闻采编有方向。二是网络实践能力不能取代新闻大学生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新闻业务本来就是一项社会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只有在人文社科领域广泛涉猎，才可做一个思想成熟、思维敏捷的优秀记者，才能写出优秀而深刻的新闻作品，才能使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对社会进步产生作用。三要辩证地看待网络。网络既是大学生新闻实践的助手，也可能是事业的杀手。严格地说，网络的功能始终具有两面性，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辨别网络信息的良莠，思想素养较差或心理脆弱的学生，还会因此沉溺于网络的不良信息或网络游戏中，影响自己的学习与进步。所以，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在网络这个充满诱惑的平台，成就一番事业，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新闻实践论文:浅析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借鉴 论文 摘要：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19世纪欧洲言论自由理论的经典阐述。由于 历史 原因，很多人对密尔的自由观存在一定的误读和忽略。当下，结合 他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在密尔的理想中，新闻自由不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认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只是因为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过迫害。而提出这些当时所谓的“异议”，“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对于公认意见有所争议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营晚，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流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缺乏，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对于反抗 政治 强权的作用，却忽略了个性自由对于自我 发展 的必要性和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义务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行为自主原则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密尔认为，首先它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个人不断的选择中才能得到锻炼，所以个人行为自主也是个体和人类的精神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再者，个人行为自主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当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们一般对于这个目的本身漠不关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们普遍地没有个性，没有表达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论自由就必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决不可能被全社会公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如果政府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人们说出的竟是同一个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张扬。 所以，防止社会多数运用权力强迫个人的行动，只是保卫自由的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讲，还要鼓励私域中的个人按充分张扬个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从而使个人生活冲破狭隘的政治维度，在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内多元地展开，开拓出人类更为丰富的生活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权力对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保卫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自由的战士。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就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他的《代议制政府》就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亲身参与政府实践，是个人 教育 的主要阶段。 在维护积极的自由、鼓励个性方面，新闻媒介应该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为公民教育的平台，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应该积极刊登一些开拓眼界、砥砺思想的材料。同时，它也应当成为公共 论坛 ，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鼓励不同意见的交锋。 2．激情、理性与宽容——密尔关于自由讨论的态度。 在新闻自由的实践操作层面，密尔在自由讨论问题上提出了讨论的态度和道德问题。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闻界注意的。 密尔对于公众讨论应持有的态度，简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宽容三个词来概括。他说，要是反对者在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攻击有力而动听，从而把对方逼得很紧，那不算是一种触犯。日㈣相反，要是坚持一种意见，就必须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其中。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因为没有某种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讨论应该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则。下列一些错误做法是算得上触犯的：“似是而非的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还有一般所谓无节制的讨论，“那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他并且特别强调应同等地建议双方都停止使用它们，甚至应更多地反对得势意见使用这些手法。最后是宽容。他在论证真理被压抑时说到“为知识方面的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这一点源于他对思想讨论自由原则的辩护。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他们。 这样的讨论态度正是目前我们新闻媒体所缺乏的。如果没有宽容，理性批评和合理责难的条件就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别人的意见，也可能带着激情争辩、攻击、拒绝与责难，但我们不能压制或者倾轧异己意见：因为压制和倾轧将毁灭善恶，这等于是集体性的道德与理性自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不乏饱含强烈爱憎、吸引眼球的语句，但大部分却是狂欢式的喧嚣以及对于“对立人物”(社会公认的)群情激愤的口诛笔伐。而难以见到的是对于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平等理性的讨论，难以见到的是对于思想信念的发自内心的辩护和思想碰撞的鲜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记者，其激情应该来自于对于信仰理想的忠实追随，来自对于国家社会的“匹夫有责”，来自对于底层社会的“铁肩道义”。这样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尔说对于无节制的讨论，“人们只是在对待得势意见时要限制他们的使用，至于使用他们去对待不得势的意见，则不仅不见一般的不赞成，而且还会让使用者博得所谓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等类的称誉。”纠㈣须知，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歧视就获得了可怕的正当性，比如对马家爵“杀人魔头”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媒体所必须警惕的假借公众舆论实行的“媒介审判”。美国近年来闭庭诉讼案数量的上升也无不出于这一顾虑。 三、结语 “人性不是一架机器，……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的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回㈣密尔提出的理想的自由状态是值得整个人类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他对自由的那种热情而执着的呼唤是伴随着人类追求自由精神的步伐一路走来的。 新闻实践论文:公共新闻视阈下的社区新闻实践 摘要:从2004年公共新闻的概念引入国内以来,学界和业界对公共新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到目前为止,国内大多数人都把公共新闻当成民生新闻的发展来对待。近两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尤其是地市报纸都把社区当成民生新闻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地来对待。社区新闻是民生新闻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公共新闻的理念,同时也是地市报纸在同上一级媒体竞争时的法宝。 关键词:公共新闻 地市报 社区新闻 公共新闻的优秀内涵及中国化实践 公共新闻理论的提出者纽约大学jay rosen教授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①伴随着公共新闻理论提出的是美国新闻界的积极行动。我国学者蔡雯认为公共新闻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主。② 从公共新闻的实践上看,中国的公共新闻更多的是与民生新闻挂钩。最早打出公共新闻旗号的是江苏卫视的新闻栏目“1860新闻眼”。它曾宣称:“我们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我们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我们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我们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③该栏目曾以直播的方式报道厅级干部的“公推公选”,推出诸如节水、节电的公共话题并广泛发动市民参与,掀起了一股“中国公共新闻”的热潮。此后,报纸媒体也在有意无意地践行公共新闻的内涵。一方面,民生新闻在国内的发展为公共新闻的出现提供了环境和基础,公共新闻本身也包含了民生话题。另一方面,在民生新闻的基础上发展公共新闻也是新闻媒体发挥公共领域功能、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由于资源受限,导致像《洛阳晚报》这样的地市报很难在公共新闻报道方面有其他大报那样的大幅度动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市报就不能朝着公共新闻报道方面努力。相反,地市晚报却通过社区新闻报道践行了公共新闻理念。 地市晚报的社区新闻实践 地市晚报是相对于中央级、省级报刊而言的地市级报刊。在报业纵向结构中,地市晚报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它面向的受众主要是本市读者。相对于面向全国经营和全省经营的大报而言,地市晚报无论是新闻资源还是受众资源都比较少。劣势有时候就是优势。地市晚报虽然资源少,但是和其他大城市动辄n报同时、同城、同质竞争的局面相比,很多地市只有一家晚报,这反而造成了该报在本市一家独大的局面。和其他大报动不动就搞向外扩张政策不同,地市晚报就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来耕耘,反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显著的成绩就是社区新闻的发展。 社区新闻的出现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社区取代单位、组织和企业,开始成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居住形式。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社区建设工作。社区新闻也就成了各级报刊关注的重点,甚至还成为了一些地市晚报的富矿。从概念上来看,社区新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从地域范围来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小区;从报道对象上来看,它报道的对象是社区居民;从报道内容上来看,它主要反映的是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社区新闻理解为是民生新闻的一种。 社区新闻是地市晚报得天独厚的新闻资源优势。一方面,社区新闻关注的内容和报道的对象符合地市晚报的主要读者和服务对象的要求。另一方面,地市晚报对社区新闻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更能够满足本市读者对新闻的需求。因此,社区新闻成为地市晚报和其他级别报纸竞争的重要法宝,也是在本市市民中铸就新闻品牌和新闻影响力的重要武器。 《洛阳晚报》于2009年6月1日起推出《洛阳·社区》版,开始社区新闻报道。社区新闻的主要栏目有“社区·话题”、“社区·面孔”、“社区·故事”、“区区小事”等。 新闻来源。该报社区新闻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主要是驻社区记者,该报在洛阳市主要的五个区派了五名驻社区记者并在报纸上公布每位记者的联系电话,定期到社区与社区居民见面访谈,了解民情。另外就是社区“新闻官”。这些社区“新闻官”有些是热心的读者,有些是社区干部。像《洛阳晚报》曾经报道过的刘本善(《热心的小区“新闻官”》2009年6月23日)就是一个经常向报社提供新闻线索的读者。还有就是社区网络。洛阳信息港、洛阳新闻网论坛也是了解社区居民生活的好地方,尤其是年轻的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网上采访。 报道内容。该报社区新闻报道的内容有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纠纷和社区建设等,也就是说只要是“社区里有意思的人和事”,“人不必高大完美,事不求惊天动地,只要能感动你我,启迪你我,有助你我”都可进行报道。正是这些你我身边的“新鲜事、感人事、突发事、有趣事、烦心事”构成了《洛阳·社区》流动的风景。读者们在这里既参与了《广告进小区 收益应归谁》(2009年6月2日)的话题讨论,还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寻常的社区人物。在一些关于邻里关系、楼上楼下纠纷、小区环境建设等方面,又让读者看到了大家建言献策、开诚布公讨论社区事务的参与精神,以及在建设和谐社区中的行动力量。 报道方式。该报社区新闻的报道方式也有别于以往的硬新闻报道。在报道角度上,更加平民化,小人物、平凡故事都是社区记者关注的对象,但该报又没有流于肤浅化。许多新闻处理得很有深度,经常以小人物、小事情为切口来反映大社会、大时代。像《一场百家宴 浓浓邻里情》(2009年9月28日)《和睦相处十一载 老人难舍邻里情》(2009年9月30日)等之类的文章都从小处折射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社区新闻就是要写夫妻爱情、家庭亲情、邻里感情、社会爱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关系之美好和谐的生活图景”。④因此,社区新闻报道的语言都是带有情感的语言,更加亲切、更加温暖。另外一点就是,该报社区新闻报道的语言还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例如“老娘舅”等词语的使用,会使洛阳读者读起来更加亲切。在大的广泛性问题的报道上,报社经常扮演引导者或者主持人的角色,引导大家参与到事务的讨论中。比如,在关于个别人在小区空地里种菜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不同的社区,连续发表了四篇报道(2009年10月12日至25日),从社区居民到社区管理者到法律专家再到园林局等各方人士,纷纷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发帖子等方式参与该问题的讨论,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另外就是后续报道,像邻里纠纷、居民困难等方面的报道都不是只报道了就完事,而是一直进行追踪报道,直到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报道目标。社区新闻实践一方面为地市晚报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就是促进了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社区文化建设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文明洛阳的重要工作之一。该报通过社区新闻报道,弘扬社区精神,讴歌社区先进人物,反映社区文明事迹,解决社区矛盾纠纷,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报纸反映社区问题,提供交流平台还提高了社区居民对自身周围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媒介素养和公民素养。 用社区新闻报道来照亮公共新闻理论 虽然地市晚报在社区新闻报道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报道题材过于琐碎,报道内容过分雷同,选题不够公共等,但是社区新闻报道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担负了公共新闻报道的责任。公共新闻是美国学界和业界根据美国国情提出的新闻报道理念和运动,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公共新闻。社区新闻是我国媒体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出的一条新闻报道之路,地市晚报的社区新闻报道既符合报纸发展的实情又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弥补了报纸由于自身资源有限而不能进行大规模公共新闻报道的缺陷。地市晚报用社区新闻报道照亮了地市晚报践行公共新闻理论的道路。 新闻实践论文:杭报集团推进新闻创新的探索和实践 面对社会思潮、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传播技术和受众需求不断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坚持“引导力就是传播力、就是竞争力”理念，坚持以新闻创新促进舆论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经过不懈地探索实践，形成了“重大主题报道时代化、经济新闻报道大众化、社会新闻报道主流化、民生新闻报道平台化和文娱新闻报道人文化”的 “五化” 新闻创新操作模式，有效推动了集团所属各媒体的新闻创新实践，推进了集团“主流媒体引导主流舆论，主流舆论引导社会舆论”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建设。 ——与时俱进，推进重大主题报道时代化操作。所谓“时代化”操作，就是要赋予重大主题报道以时代特色，体现与时俱进理念，着力解决好重大主题报道长期存在的模式化、程式化，读者不爱看、报道效果不佳等问题。在传达党委、政府声音的同时，尊重新闻传播方式变化规律，积极探索符合民众视角、民众表达、民众情感的新闻呈现方式，丰富传播载体，创新传播形式，激发人民群众对于宣传内容的兴趣，真正做到喜闻乐见，入耳入心。 如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亲自点题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宣传，对于这样一个抽象的体系，用什么样的传播手段和宣传方式才能让群众自觉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杭报集团策划了“我们的价值观——大型报网互动思辨论坛”。通过报纸报道、网络视频、嘉宾访谈等组合形式，就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进行访谈讨论，以事论理，让专家、市民共商共议，求索、普及、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由于论坛深入浅出，互动参与，手段多样，突出时代感、大众化和地方特色，有效推进了群众性社会主义价值观讨论。在此基础上，杭报集团又推出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优秀词公开征集活动，进一步引导读者的参与热情和对价值观的深入思考。 我们还抓住新闻事件带动价值观讨论，使之具象生动。杭城“最美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了从高空坠下的女孩妞妞，杭报集团各媒体第一时间将其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宣传结合起来，把“最美妈妈”吴菊萍作为一个典型、一种象征，通过生动而深刻的报道，推动了关于价值观的对话与讨论，加深了人们对杭州这座城市价值观的认识。 此外，杭报集团坚持媒体的精神导向追求和社会责任，不断推出各类公益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努力宣传、普及、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时代化。杭州日报发起“拯救民勤·绿色传递”活动，组织市民到千里之外的甘肃荒漠植树，倡导“一座城市的集体爱心”;都市快报秉持以“生活因温暖而美好”理念，积极举办各类公益活动，强势推出“公益中国”、“浙江慈善榜”等品牌栏目，成立“广济之舟”志愿者联盟，开展为贵州贫困山区孩子提供“免费午餐”等公益活动。 ——以民为本，推进经济新闻大众化操作。经济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关系社会稳定和民心向背，但经济报道往往容易做得艰涩生硬，导致百姓看不懂、不愿看。“经济新闻大众化”操作就是切实加强对经济现象、经济政策的解读，让经济新闻通俗易懂，贴近百姓，有用且实用，积极发挥媒体传递主流资讯、粘合社会力量、助推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实践中，杭州日报的 “财经三人吧”、每日商报的“商报大学堂”和“深读”等专栏专版坚持从市民百姓视角，强化宏观经济的微观解读;都市快报推出的“‘农超对接’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系列报道帮助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超市、农贸市场建立直线对接，充分发挥媒体牵线搭桥资源整合作用;每日商报“浙江中小企业一线行”系列报道和都市快报“为成长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活动”等，携手各方力量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搭建融资服务平台;“浙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信心”、“价格突围背后的需求博弈”等系列报道积极回应社会关注，体现媒体理性和专业性，见微知著，使经济报道更贴近民生、浅显易懂。 ——正面向上，坚持社会新闻主流化操作。社会新闻因其富有趣味性、可读性，一直为读者所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媒体社会新闻过于碎片化、格调不高，甚至为了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庸俗趣味，出现过度渲染色情和凶杀、揭人隐私的情况。“社会新闻主流化”操作就是牢固树立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多报道社会生活的好人好事;以建设性和理性的思维，遵循新闻操作规律，对待负面新闻和舆论监督;改进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在抢占报道第一时机、第一落点的同时，牢记媒体心系大局、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 去年以来，集团各媒体强势推出了“最美妈妈”吴菊萍、姜家镇浮林村救火英雄群体、法官陈辽敏等典型报道，营造了正面和谐的舆论氛围。在淳安姜家镇浮林村山林火灾报道、“7·23”动车事故、建德苯酚泄露污染水体、日本强震引发“抢盐风波”、钱塘江流域抗洪等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发挥了主流媒体析事明理、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的正面引导作用;在文明创建活动中开设 “文明出行·杭州先行”、“文明随手拍”、“曝光台”、“小辣椒”等舆论监督栏目，做到帮忙不添乱、尽责不越位。 ——民主民生，推进民生新闻平台化操作。民生新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是媒体服务百姓的重要领域。民生新闻平台化操作就是尊重百姓对于城市生活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以活动和栏目为抓手，通过打造平台，深化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加强对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宣传和引导，为政府分忧，替群众解难。 比如杭州网开设的“杭网议事厅”，就是“用网络构建民主促民生机制”的一种全新尝试。“杭网议事厅”是国内首个由党委政府与媒体联办的网络议事平台，各级领导与部门负责人通过与网民面对面的在线交流，听民声、察民情，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互动中达成共识。此外，围绕百姓强烈关注的错峰限行缓解交通“两难”、房地产调控、控烟禁烟、食品安全、教育、卫生、抗洪抢险等热点难点问题，杭州日报“新闻1+1+1”、每日商报“维权”、都市快报“我要问快报”等品牌栏目发挥一头联系市民，一头联系党委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正面引导服务民生，强化百姓参与互动，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抵制三俗，推进文娱新闻人文化操作。部分媒体错误地认为文娱新闻无非是明星绯闻，主动放弃自身责任，片面迎合受众低级趣味的倾向、情绪和要求等，对受众低浅层次审美情趣乃至感官刺激的迁就，造成了文娱新闻较为严重的庸俗、媚俗、低俗之风。“文娱新闻人文化” 操作就是要坚决抵制“三俗”之风，深度挖掘当地人文内涵和人文精神，高度关注本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发现和培育本土的文化名人、演艺明星，倡导文娱新闻的人文情怀，培养受众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操。 为此，集团各媒体一方面注重提供积极正面、具有深度的原创文娱新闻产品，如杭州日报开设了 “名家谈艺录”专栏，记录文艺家们与这座城市的对话，“文艺红人榜”栏目则将目光投向最草根的民间，用朴素的文字记录展示来自民间的传奇绝活;另一方面积极打造健康主流、面向大众的文娱活动载体，如杭州日报的“发现最美·杭州女孩”、 “西湖文创大赛”和都市快报的“激情篮球赛”、“民间世界杯”、“快报读书会·漂流书架”等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品牌活动，不断挤压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生存空间，全力营造重品位、重文化、重内涵的文娱新闻生产与传播环境。 新闻实践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析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数量激增与就业困境矛盾日益严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专业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思考，以专业优秀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和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关键词：实践教学；优秀课程；人才培养职称论文网/ 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成本低敛钱快范长江认作潘长江中国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文中引用了这样的数据：“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类专业不仅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普遍设立，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到了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余人，每年的毕业生由20世纪八十年代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万余人。”[1]李良荣教授在2010中国教育传播高峰论坛上也提到，30年前，全国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只有3家，现在已发展为850余家，与每年新闻单位的人才需求相比，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且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 据笔者的了解和研究，专业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专业人才的适销对路，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很多高校出现了照搬名校经验、缺乏明确专业定位的尴尬局面。在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新闻采访与写作》为例，很多高校都是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一本权威的教材，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如同空中楼阁般的知识框架，最终以闭卷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结束，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特殊性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特殊性。 以下，本文将以专业优秀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一）专业优秀课程的清华模式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是我国部级精品课程，他认为该课程是解决“故事在哪里？”这个优秀问题的。他认为，记者不仅会报道突发事件，更会报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仅见木，更能见林；不是简单地报道表面的事实，而是报道更能接近真相的事实；不仅能写作5个w，更能回答报道的意义；不仅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更能让读者看清事件的本质。 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告诉学生，培养一个好记者的标准要具备以下要素：1.对新闻报道充满了激情；2.对新闻理解充满了理性；3.有社会责任感；4.有新闻道德；5.有强烈的好奇心；6.有怀疑精神；7.有一个批评态度；8.有敏锐的观察力；9.高超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李希光教授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结合当前在广播电视新闻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习的开端，作为教师务必要给学生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学新闻？我要学什么样的新闻？我要怎样学新闻？我学了新闻之后可以做什么？据笔者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一般是开设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作为优秀课程，历时一学年，主要向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在这个阶段，学生们往往对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学习目标还没有形成成熟系统的认识，对于新闻报道、新闻职业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著名记者和主持人的喜爱等方面。在课程学习中也会以课本知识为主，所以，如果教师在这个阶段只是机械的灌输给他们课本上的概念定义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接受所谓的方法技巧，而缺乏纲举目张的学习理念，不能帮助他们尽早的树立职业目标。所以，在学习技巧和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关于培养学生自主树立专业学习的整体观念，笔者在授课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的方法:在课程的开始，首先介绍本门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和特点。其次，在课堂上请学生思考上述问题，并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再次，请他们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并借此引发思考与讨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影响，我们要做怎样的电视人？最后，教师在课堂上把他们的意见和讨论发言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以及新媒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传媒人要遵守专业理念与职业规则，在课程中我们会具体学到很多新闻报道的方法和技巧；另外一方面，媒体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责，促动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平等与和谐，而不是成为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反作用力。这是我们在掌握了方法和技巧之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最后，一名合格的记者要对社会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和别人平等真诚的交流。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培养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教学方法限于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等限制，很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都是以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课堂讲授为主，该课程的实践特殊性得不到体现。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一）课堂实践教学 1.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较低，对社会信息变动缺乏专业敏感，在采访交流中存在语言表述拖沓，意思表达含混等问题。为此，笔者特意在课堂上设置了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强化学生关注新闻、把自己当成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意识和动力。 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一下子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为此，笔者在开课初始的一段时间，先让学生尝试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中找到他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然后在课堂上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条新闻说出来，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让学生“念”新闻，而是要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关注新闻、寻找新闻价值要素、自己组织语言并现场表达的能力。 在课程进入到中后阶段，笔者尝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现场出镜记者，在课堂上根据媒体已有报道进行再次报道，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是在运用电视语言，电视画面和现场主持的相互作用、现场出镜主持的语速、仪态等。此外，考虑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会由于紧张不敢尝试，笔者还建议这样的学生在课下用dv等数码设备把自己的现场报道拍摄下来，带到课堂上进行播放。 此外，学生在逐渐熟悉了电视现场报道方式之后，还可以自主选择、设计报道新闻的形式或评论新闻的内容，形成自己的风格。不管事哪种方式，每次课至少有5位同学要进行5分钟现场报道，报道结束后教师还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评价总结。 2.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1）案例教学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授课过程中，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实例，特别是在讲授新闻采访部分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鲁豫有约》、《康熙来了》、《60分钟》等节目以及奥运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特别是记者和主持人如何与同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笔者也会提供一些存在问题的采访实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采访方法。 此外，笔者在教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除了上述电子媒体案例之外，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这个环节也是跟前面提到的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联系在一起的。 （2）情景模拟教学 在采访部分的教学中，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情景模拟训练，让学生尝试进入角色。比如在讲到采访形式中的新闻会时，在课堂上笔者会给学生观看一些重要新闻事件的新闻会录像，例如“70码飙车案”发生后的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会等，然后让学生总结新闻会的流程，记者提问的要素等。其次，笔者还发动学生模拟新闻会现场，根据某一新闻事件由他们自己担任新闻发言人和记者，进行实际问答。在此过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也很好地调动了起来。会结束后，由学生点评以及教师点评。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邀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或其他相关教师作为嘉宾、发言人，走进我们的课堂，针对某一领域的问题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现场访问，这样的练习比起学生之间的互相配合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在课下更加积极认真的准备。 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一定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面对面》、《鲁豫有约》等，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笔者还尝试在课程接近尾声的部分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来上一节采访与写作课。他们可以自己选定授课的内容和方式，老师来担当学生听他们讲课。尽管有的学生会紧张甚至是在提问同学时笑场，但是这种情景也是让学生体验实践的方法之一，学生还是比较认同这种体验的。 （二）课外实践教学 1.校园采访报道实践以新闻采访部分的教学为例，按照课程进度的安排，教师向学生介绍了采访准备、采访方式和采访技巧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逐渐引导学生在校园之内寻找选题，并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在课时安排上也是尽量把学生实践操作和课堂展示作品排在首位。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尽管在课堂上增加了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教学，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在人为设计的前提下进行的初级实践，学生只在课堂上学到了这些的话，还缺乏进行采访写作的亲身经历，无法准确的知道自己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以学生的第一次分组采访作品汇报为例。首先学生以6人小组为单位，分别进行校园话题采访报道的策划，进行背景资料搜索，确定采访主题，拟定采访计划，实施采访活动。其中有一组同学的汇报对他们来说是收获很大的。这组同学选择的主题是“校园食堂的安全与监督”。因为在当时关于校园后勤方面的负面报道比较多，他们这组同学就选择了从学校食堂的角度，带我们一起去了解学校的后勤保障。他们呈现回来的是自己用dv拍摄的10分钟采访。在采访中，他们找到了用餐的学生、食堂的服务员还有食堂的负责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进入到了操作间里进行了拍摄和采访，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食堂的整个操作过程，特别是食品保鲜和卫生消毒措施的运作。他们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敢于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打交道。刚开始他们很担心怎么找食堂的负责人，人家不理他们怎么办，不让他们拍摄怎么办，为此也想好了一些对策。可是后来他们小组中有两个女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们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们注意观察过，除了有服务员收拾餐具之外，在食堂里还有一个阿姨经常走来走去，偶尔还会询问学生饭菜怎么样。她们就猜测这位阿姨可能是食堂管理人员。后来，她们两个人就直接找到这个阿姨，跟她说明了采访意图，这个阿姨果然是管理人员，而且答应了他们的采访要求，还专门找人带他们去了食堂的操作间进行实地拍摄。 这样的采访虽然只是初次尝试，但是对他们来说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实际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尝试了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如何去找到采访对象，如何与别人有效地交流。而这只有在实际采访练习中才能得到。 当然，也有部分同学的采访练习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管是他们自己发觉的还是没有发觉的，在课堂展示和讨论过程中，都可以得到集思广益的交流与学习。 2.校外采访报道实践 限于时间与客观条件的限制，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主要是集中在校园内报道一些活动或采访不同对象。但是，笔者也尝试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走出校门，可以先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方面开始，用他们的dv和相机去拍摄真实的社会生活。比如，笔者在课堂上询问学生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是否有人去做兼职？笔者也建议学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一下兼职。同时，笔者也提醒学生，兼职的目的第一是为了锻炼我们与别人交往交流的能力，锻炼自己的勇气，获得一定的报酬；其次，大家去做兼职的同时别忘了要和你的兼职伙伴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兼职的目的，大学生普遍从事的兼职有哪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等等。还有，笔者了解到在大学城附近有网吧专门做学生上网的生意，有专车负责接送学生，笔者所教的班级中也有部分学生在网吧中上网。因此，笔者就建议学生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深度报道，让我们详细了解大学城网吧产业链的形成与现状。总之，笔者一直以来都是启发学生不管是走在路上，在地铁中，在商场里，在旅游时等等，都要做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做探究真相的有心人，做记录事件的有心人。 3.野外实践与暑期实践 本专业的学生到了大三阶段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等也屡次获得部级和省级的重要奖项。 近几年来，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能否把新闻采访与写写作的专项野外实践单列出来，就像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那样，老师带领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但是，考虑到条件限制，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笔者提出可以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野外实践与学生大三阶段的摄影摄像野外实践结合起来，学生除了担负拍摄任务之外，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我们还可以把野外实践的阵线扩展到暑期实践。暑期，学校团委会安排一定的暑期实践活动内容，鼓励学生参与。 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发动学生成立专业暑期实践小组，去走进媒体，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记录生活。 4.学生自办媒体实践 笔者所教的学生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平时，笔者一直不忘提醒他们要结合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积极尝试媒体实践，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实践。学生能够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基地就是学生自办的校园媒体，如我院的《十分快报》、《奔逸》杂志，电子杂志和校园网络电视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内媒体的报道策划、采访和拍摄制作等，课堂知识的积累，还有课内模拟训练和校园报道的实战经验，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为学生能够在校内媒体中完整的制作出新闻作品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也积极鼓励学生向校外媒体投稿，积极参与各级竞赛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结语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专业优秀课程，是实践性操作性课程。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完全学习清华模式，但是至少在我们讲授此类型课程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我们应该变“老师讲学生学”的死板教学模式为老师学生共同学习研讨，在实践尝试中不断调整修正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而不是权威的灌输者。 除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外，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也应该逐渐调整。比如，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期末成绩以独立完成的一份报道为依据，逐渐减少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为考核标准的比例等。 新闻实践论文:关于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影响与应用 论文关键词：审美心理；审美文化；新闻实践；新闻报道；意境美 论文摘要：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是人的天性。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无不积淀着人类的审美心理。新闻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审美创造活动，新闻作品也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审美描述成果。作为研究人类审美实践的美学，也理应将新闻纳入自己的视野，研究新闻美，建构新闻美学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具体影响和应用予以解释。 罗丹曾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就告诉我们，生活中到处充满了美。 “美”是—个诱人的字眼，它以其无法抗拒的美丽迫使们不懈地追求它，甚至不惜献身。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凡与美组成的词都能给人以愉悦的遐想和高品位的感受；凡以美作定语的事物。都是^们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纵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古往今来，人不分美丑、性不分善恶，都—致有对美的追求。 当代社会的学术研究，由于方法的多样性和视野的多维性，人们对同一学科性质的认识总会有多种不同的答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进人社会学视野中的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而运用美学的方法，进入美学视野中的新闻，则无疑是“新闻作者审美意识的物化”，或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信息”。 作为新的学科研究方向，本文力从国人固有的审美心理探讨“美”在新闻实践中的影响和应用，所以我们首先探讨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形成问题。 1 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形成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社会文化产品。中国文化从史前直到今天从未发生“断裂”，由此我们才能够对其整体(包括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发展过程做宏观的把握和查源知流式的审视。 启蒙哲学有一句箴言：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这对于中国这种“连续性文明”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作为—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个由若干民族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杨，它起着凝聚和联系的作用，从而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成为—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特色的形成，是与中国人的进化及中华民族的逐渐形成相伴随、相始终的，我们这里要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心理的形成或发生自然也不能脱离这一过程。 按照心理学的理解，任何一种心理的形成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形成，直接和大脑功能、体质特征、血统、气质争理发生的物质基础有关，而这些物质基础最初是由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来决定的。 民族审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民族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演化与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点越是在^类文化的早期越是表现得明显。 2 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影响 2．1美学视野中的新闻实践 运用美学的方法，进入美学视野中的新闻是“新闻作者审美意识的物化”，或“具有审美价值的信息”，“从美学的角度说，它又是一种审美对象”，“新闻作品也是新闻作者审美意识的载体”，新闻作者总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审美经历自觉不自觉地融进新闻作品中。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积淀成_种文化理指导并制约着新闻作者写作，使新闻作品写作遵循着“美的规律’’，有着美的内容、美的特征、美的性质。 2．2中国传统美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从道德修养、审美倾向、文章之用等方面影响着新闻创作的形成。同时中国传统美学关于意境美、语言美，作品的情感真实与语言真实，作品的情与理的思想也对新闻作品构成有着深远影响。 首先，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如“忠恕”、“内省”的自我修身原则。新闻记者是为社会立言、为公众立言、为社会道德立言的社会观望镜，他首先要具备高尚的人格修养，其次要具备在工作和生活中以他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人、影响人的道德修养。 其次，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性善论、仁爱论、扬善避恶论等美学倾向对当代新闻作品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第三，儒家美学思想主张文章为政治道德服务，“兴、观、群、怨”，新闻作品要具有社会喉舌和时代鼓手的作用等等，这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及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的新闻理念至今仍然是新闻工作者必须薄循的职业道德。 3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新闻实践构成上的应用 3．1新闻意境美 意境是我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锤炼出来的审美范畴，并对书法、绘画艺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那些优秀的诗词曲赋，无疑不是以其优美的意境赢得读者的喜爱。意境不仅是用来品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优劣高下的标准，也是文学家、书画家艺术创作追求的终极目标。 新闻报道能否借用意境的创造，以提高新闻作品的品位，赢得读者的喜爱呢?回答是肯定的。新闻作品，若能在真实地反映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出优美的意境来，无疑会增强新闻作品的感染力，给读者以更多的审美愉悦和启迪。因此，研究意境在新闻作品中的运用，对于总结我国新闻创作的规律，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新闻理论，具有重要的意史。 3．2新闻语言美 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人的交往离不开语言，写文章同样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有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有文学语言、行业语言；有普通语言、地方语言。新闻语言和上述的语言类型都有所不同。它既有自己的个陛，又兼有各类语言的特点。因为新闻涉足各个地方、各个领域，接触各种人物，所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规律；新闻报道在使用通用语言的同时，也兼用文学语言、地方语言和口头语言，有时在同一新闻作品中还往往运用多种语言形式，实际上这正是语言的综合运用。如果说要给新闻语言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应该是：新闻语言是用于表述、传播新闻事实的规范化语言。 新闻报道是用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的，这就有了—个美与不美的问题，不少新闻界的前辈都强调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要练好语言的基本功。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教育后人写文章要注意文采，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十分讲究对汉语言文字的推敲、琢磨。新闻语言不同文学语言要讲究辞藻华丽，但是同样不能忽视语言表达的要求。 3．3新闻结构美 新闻结构，就是新闻写作中表达内容、体现主题的谋篇布局，或者说是一篇新闻报道组织材料、安排层次段落的构思设计，也可以说是新闻报道中事实材料的排列方式。它一般包括突出中心、处理详略、确定表述秩序、划分层次段落、设计开头结尾和考虑呼应、过渡等。世界上的任何—种事物，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形式，结构形式不同，就构成不同的事物；新闻结构!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联系，才能准确反映今天的现实；新闻事实材料的排列方式不同，也由此构成不同的新闻文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闻事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审美趣味也越来越倾向于新闻实践，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具体影响和应用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教学方法实践与创新 【摘要】随着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在大学生中，智能手机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新的技术环境之下，新闻传播教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当然也给新闻传播教学的实践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无线局域网和智能移动终端条件下新闻传播教学方法的实践与创新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无线局域网和智能移动终端;新闻传播;教学方法 一当前新闻传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理论教学缺乏案例支撑。案例教学是新闻传播理论课程中的最为重要的教学方法。新闻传播教学案例通常篇幅比较大，如新闻稿件、策划文案等，案例形式多样，如文字、图片、视频等。如果没有互联网海量资源的支撑，普通教师对这些案例的搜集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互联网版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使得教师已经无法在课下下载所需案例，只能寄希望于有网络的教室上课时，带领学生进行实时观看。由于案例性质的不同，有的案例不适合全体同学统一阅览，如篇幅较长的新闻稿件或策划文案，每个学生的阅读水平、理解能力不同，长篇幅文字同时阅览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第二，组织课堂分组讨论阻力较大。课堂讨论是激发学生动脑能力、创新能力的教学方式，符合国际高等教育理念。但是在新闻传播教学过程中却难以有效地进行，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深度的问题的探讨。其原因主要是在封闭的课堂环境中，学生难以获取支持他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相关辅助资料、数据和案例。讨论问题的过程常常沦为毫无理性指导、毫无学术支撑、毫无数据支持的闲聊。面对以上问题，急需对课堂教学方法进行改善，无线局域网技术与移动智能终端的成熟与普及或许能为这些困难找到解决的出口。 二WiFi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条件下新闻传播教学方法的创新 无线局域网（WLAN）是不使用任何导线或传输电缆，而使用无线电波作为数据传送的媒介的局域网。无线局域网现在已经广泛应用在商务区、机场、大学等公共区域，同时在家庭中也具有一定的普及度。个人移动智能终端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PDA、平板电脑等。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移动智能终端设备技术不断成熟，价格更加亲民。特别是智能手机，在大学生群体中普及度非常高。目前，只要在有无线局域网的空间中，就可以快速地将个人移动智能终端设备进行网络连接，免费获取海量互联网信息。如果课堂中有无线局域网，那么，学生们的移动智能终端就能演变成为课堂上的第二块屏幕，同时也是一个高效的搜索工具和巨大的资料库。课堂中遇到的案例展示困难和分组讨论困难就有了解决的可能，同时，也为学生实践平台建设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就目前来看，许多学生在课堂上已经开始自费使用手机流量查询资料，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一现象说明了这种创新教学方式的可行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观察，利用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新闻传播教学可以有以下新尝试：第一，基于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进行教学案例的分发和推送。教师可以加入授课班级的QQ群或微信群，将文字性案例推送到班级群中，让学生自行打开浏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进行案例浏览，阅读速度快的同学可以率先进入思考环节，而速度慢的同学也可以确保浏览完毕。这样的尝试非常适于新闻采写课程的教学。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即使没有免费的Wifi网络，学生也愿意用自费流量进行文字案例浏览。日后，如果教室能够普及无线局域网络，解决费用的问题，那么推送的案例形式还可以进一步多样化。如推送摄影图片，让学生在高分辨率的手机上去体会色彩和光影。组织小组讨论时，教师也可以根据不同小组的议题分发不同的案例，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第二，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作为资料库引入课堂讨论。在当前智能手机普及的环境下，学生已经自发地把手机当作课堂小组讨论的重要工具。相信无线局域网的建设可以使学生这一自发行为更加便利和成熟。教师只需要适当的引导，要求学生在分享环节中客观真实、有理有据。相信学生会更加高效地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料数据，有助于学生严谨态度的养成和理性思维的训练。第三，利用智能手机建设自媒体实践平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手机原有的录音、拍照、摄像功能越来越强大，许多手机还推出了大光圈拍摄效果。各种手机文字、图片、视频编辑软件的出现，使得手机处理更加复杂的信息成为可能。智能手机已经成为集采、编、播为一体的移动设备。在无线局域网的环境下，还能具备实时发送和直播的能力。如此普及的实践平台如果可以和相关课程结合起来，一定能达到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 三关于无线局域网和智能手机应用于教学过程中的控制问题 教学过程中让智能手机登堂入室，又如何抵御手机带来的负面效果呢？笔者认为，教师在需要学生使用手机时要以问题为导向。也就是说，用手机查阅资料是为了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教师要用提问的形式来考查学生思考的成果，以此督促手机能真正发挥其资料库的作用，防止其沦为“游戏机”。学生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课程实践不同于个人自媒体，教师也应该参与其中，予以适当的控制和监管，杜绝博眼球的虚假信息，尽量过滤过于主观的、情绪化的信息，审查可能造成不良社会舆论的信息。教师可以进行播前审查和播后总结，结合课程成绩对学生的自媒体实践行为进行控制。无线局域网和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大学教学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吸收新技术，同时不断反思和应对新环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调动学生的学习实践积极性，拓展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作者单位：伊丰，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大学。 作者:伊丰 单位: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论文 摘要：新闻传播学是应用型学科，实践性强。在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设置中，实践环节严重不足，缺乏“双师型”师资力量，学生评价体系单一，这些现实问题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完善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体系，输出“体”“用”兼备的人才的意义越来越凸显。本文旨在剖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探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学;必要性 2017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会上，傅莹回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的提问，提出了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在美国，包括在你们的报刊上、在美国的电视上，你要得到关于中国一手的资讯是比较有限的。在美国要想看到中国人写的文章、中国人写的书恐怕也不多。”针对这一现象，傅莹简要归因为：“从我们的角度要多努力，尽量让自己的信息更多地通达国际社会、通达美国社会。我们也希望这么多国际媒体这次来报道我们的‘两会’，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的新故事。”［1］解决我们的信息难以通达国际社会这一问题，高校义不容辞。高校必须扛起改革的大旗，构建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体系，为国家培养出“体”“用”兼备的新闻传播人才。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 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主编12家报刊，指导报刊20多家，经常发表的刊物60余家，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不仅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组织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撰写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章程，还是卓越的报刊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马克思曾多次因在报刊上发表为反动政府所不容的文章而导致报社关闭或被迫辞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具有实践性。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时代的产物，是实践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长期新闻工作实践中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出来的，始终来源于新闻实践，同时为新闻实践服务。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积极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完善。2.在“部校共建”的契机下，积极推进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部校共建”缘起于中共上海市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在2001年12月24日签订的共建新闻学院的协议。十三年的办学成果收效明显，得到了包括全社会的肯定。“所谓共建，主要内容包括四块，一是引进业界导师到学院来上课，安排学生到媒体实习；二是学院老师到媒体挂职；三是学界与业界进行媒体项目融合，相互提供指导和帮助；四是通过共建为社会和媒体提供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培训教育”。2014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建立“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成为中央媒体与高校共建新闻传播学院的首例［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当前，以“部校共建”为契机，我区党委宣传部与高校共建新闻传播学院，搭建学生实践教学平台，分别是广西电视台与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广西日报与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合作。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实践教学的进一步推进。3.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现状。首先，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轻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教学中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对理论知识相关联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涉足比较少。在课程设置上，专业理论课门类全，课时多，而实践课时少。另外，实践课时大多集中在大三或大四上学期，导致大一大二所学理论利用率低。方法类课程较少，方法类课程的教育能帮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自主学习和处理信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能力。学生毕业后，一时难以适应新闻传播人才市场对实践型人才的需要，一些学生放弃本专业，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其次，“双师型”师资力量薄弱。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双师型”师资缺乏的情况。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在教学中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环节。但是，现实中实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存在比较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实践实习基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数量和质量都不能让师生满意，有些高校甚至没有实践基地；实践教学体系尚不完善，缺乏系统的实践教学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的薄弱反映在学生实习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甚至有学生不熟悉新闻报道的整体流程。学生具有强烈的危机感，感觉学校专业教学与业界存在“两张皮”现象。根据教学实践经验发现，专业任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存在案例更新不及时、所讲理论与现实实践脱节的现象。最后，学生培养评价体系不完善。现行高等教育大多仍采用传统的评价方式，即以学生分数的高低作为衡量学生质量的主要标准，在评价导向上比较注重对知识系统的掌握，缺少对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评价。部分新闻传播院校仍釆用单一的书面考核方式作为学生的评价标准，缺少形成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服务经济社会的需要。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为区域经济服务是高等学校最根本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高校在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必须积极培养符合地方需要的高素质适应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要切实提高新闻传播人才的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至关重要。因此，构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传媒产业发展相衔接的实践教学体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又是实现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2.培养“体”“用”兼容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新闻教育的基本职责正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穿新闻教育教学全过程，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夯实思想政治基础。正确新闻观的培育必须结合充分的实践，“体”“用”是一，不是二。新闻传媒学是应用性学科，实践性很强。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3］。然而，长期以来，高校新闻传媒人才的培养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一些毕业于传媒专业的学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频频碰壁，进入工作岗位伊始，难以迅速进入角色，仅靠书本上的知识，无法满足当代传媒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增加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权重，增强实践教学的时效性在当下尤为迫切。在广西，设有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绝大多数是地方教学型或应用型高校，偏重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通过调查发现，广西各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其毕业出口主要面向要求新闻传播人才是“一专多能”的、以“专”为基础、以“多能”为优秀，要求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地市级政府部门、市县级及以下传媒单位和中小型企业的新闻宣传或策划部门。因此，广西各高校在培养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时，必须根据这样的人才需求特征，培养应用型新闻传播“通才”。这样才能既体现高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又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3.在实践中培养学生作为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责感与使命感。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3］。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更要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明确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责任，承担历史使命。应当“胸中有沟壑”，“下笔如有神”，既能撰写学术文章，又能写出百姓疾苦；既能弘扬社会正气，又能揭露不公与黑暗；既能传承中华文化，又能架起国际友谊的桥梁。这些本领都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在实践中磨砺。4.有利于完善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学科的发展需要反思，反思是学科发展的希望。目前，各学科都在寻求学科建设的新发展，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研究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问题，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构建与发展，可以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我国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历经了一百余年的历史，这一历程既展现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取得的成就，又反映出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实践教学反思高校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的各种问题，有利于构建和完善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体系。 作者:王功名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研究 【摘要】针对完全学分制环境下，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全媒体新闻传播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文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人才培养改革进行浅析和探索，进而提出了适应完全学分制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关键词】完全学分制；新闻传播；云计算 新闻传播专业的高等教育，要求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参与媒体工作的实际操作技能。完全学分制的实施，对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提出了新的需求。本文探究了在新的学分制度下，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要求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完全学分制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一、完全学分制概述 当前，国内部分学校已经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完全学分制的主要特点是以取得总学分作为毕业要求，以人为本，较好的实现学生丰富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合理分配学生和教师资源。对教师而言，教育教学应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活动，它不仅是科学，更是一门艺术[1]。完全学分制改革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为教师带来较大的发展契机和发展空间。对学生而言，完全学分制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学生还可以修读双学位、二专业，扩充自己的知识领域，给未来的职业道路多一个选择；完全学分制的弹性学制，在2-6年内毕业，学生能够灵活安排课程，多参加实践锻炼，为提高实践能力打下基础。因此，实施完全学分制符合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下的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条件。 二、全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技术，在传媒理念和计算机应用上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成为人们探索的热点问题。在教育领域中，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为教学的形式手段与资源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2]。因此，新闻传播领域必须进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以适应未来传媒业的发展[3]。在媒介融合时代，由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多种平台都有一定的受众面，而且，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不一。为了达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新闻从业者要同时在多种媒体平台以最合适的形态新闻产品。新闻媒介单一的传播形式将被改变，新闻从业者必须灵活应用不同媒介形态以适应不同的事件，针对不同新闻事件的特点，采用恰当的报道方式在合适的媒体上。“通晓新闻、善用技术、晓得管理”的全面型新闻工作者将更容易适应各种媒介并存的时代。就新闻教育而言，新的媒介生态必然要求新闻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无论是理论教学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唯有通过必要的改革，新闻传播教学才能契合现实传媒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4]。对传统的各细分专业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突破传统专业人才割裂培养的人才模式，培养全媒体所需要的复合型专业人才[5]。 三、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有巨大需求，新闻传播需要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熟悉新兴媒体技术，掌握新的新闻传播手段，灵活应用新的新闻传播技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认为：“在传统媒体融合的趋向下，社会将需要两种全新人才，一是能在工作中整合各种新闻传播形式的高效率管理人才，二是能拥有多种全媒体技术的编辑、记者。”在融媒时代、大数据时代下，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必须对各种传播媒介进行综合运用，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长处和优势。因此，新闻业界更需要掌握多种技术、拥有宽广专业背景的人力资源，需要掌握整合技巧的实践型新闻传播人才，需要懂得高效率的管理和整合信息的新闻从业者。学习者需要具备的素质也越来越全面，不仅需要具备用多种新媒介传播方式传播新闻，同时，还要有很强的信息管理及编辑能力，能够把大量繁杂的信息根据传播需要进行整理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准确地选择不同的传播渠道。马云指出，“人类正在从IT时代逐步走向DT(DataTechnology)时代，IT时代以自我管理、控制为基础的技术，而DT时代则是以为大众服务、推动劳动者生产力为主的技术。”从表面看，IT和DT似乎只是一种技术的差异，但是，DT时代更强调对使用者需求的关注，是一种思想层面上的差异。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要从思想上具有大数据的观念。 四、完全学分制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国内高校新闻传播传统教学形式主要以“老师+学生”、“讲义+课本”，以及单一的“粗放式实习”相结合的形式。新时代下，这样的教学模式难以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因此，实践教学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和平台建设。新闻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常规的理论教学，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掌握必备的技能，因此，为适应高校完全学分制的弹性教学需要，建立基于云计算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平台包括三个模块：实验教学模块、虚拟仿真教学模块和创新创业实践模块，如图1所示。实验教学模块：学习者通过该模块的使用，较好的掌握新闻传播的基本实验内容和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实验，具备全面的知识结构；虚拟仿真教学模块：将实验教学中心的演播厅、播音主持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灯光实验室、校园广播台等进行虚拟化，并托管至“云”端，采用仿真模块进行综合实验教学；创新创业实践模块：整合学校新闻传播类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新闻类”竞赛作品等数据资源，建立新闻传播教学资源库，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及创作平台，在培养创新能力的同时，提高动手操作能力和成果的创作质量。实践教学平台特点为：一、实践教学内容的多元化，不仅要有相关传播媒介技术手段方面的教学，也要有管理方面的相关教学；二、实践应用平台的多样化，立足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实践、创新、创业一体化，充分利用社会各方的资源，搭建一个融通校内外的全媒体创新创业实习平台。高校在新闻传播实践环节里，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的优势，打通学校与业界的界限，为学生提供了理论结合实践的机会，使新闻从业者得到更多的媒体技术。此外，新闻传播实验中心应与时俱进，做出相应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通过在信息和功能上，将各实验模块相互联通，把书籍、报刊、广播、电视、数字产品、计算机及网络等各种媒介融于一体，实验平台作为学生校内实践的基地，几乎还原了社会媒体中的实况，为学生步入社会媒体做好铺垫。 五、结语 完全学分制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的研发，为适应发展而做出变革，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优势。弹性的教学计划和宽松的选课制度，给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学生可以充分培养自己的相关兴趣，加强实践训练并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或者通过修读双学位、第二专业培养自己跨学科领域的综合能力。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学生培养形式也需要进行不断探索，为未来教学的指引方向。 作者:黄伟波 杨增辉 林茵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业改革管理论文 摘要：我国的新闻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与西方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业在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也面临着改革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政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闻传播体系。我们必须针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新闻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page_break]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新闻传媒论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⑴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 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 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塔利班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职业教育论文 一、开阔职教学生视野 新闻传媒从广义上包括杂志、报纸、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以及校园各大新闻网站，具有公开性、真实性以及实时性等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媒的宣传教育以及舆论引导作用，保证新闻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新闻具有多样性的内容，新闻传媒所宣传的内容包括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以及改革活动、办学历史、治学办学理念、未来发展规划等，除了上述关于学校发展的相关内容之外，还包括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等不同内容，宣传形式多样，包括校园记者问答、任务采访、新闻广播电台中的“点歌祝福、实时新闻”等等。 二、拓宽职业教育内容的视域 新闻传媒的教育功能是指对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以及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关注学生以及教师的思想动态，努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以及校园人文环境。作为新闻传媒报道的另一个相对重要的板块就是有关师生参与的各种教学活动，例如兴建重点实验室，采购实验教学器材，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专业知识以及实践技能。在职业教育中传播与学术研发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学术动态，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关注度以及学习的动力。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大都是在生活以及学习过程中、在与同学的沟通交流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职业教育中的新闻传播一个较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沟通。新闻传媒在培养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起着较为突出的纽带作用。 三、政治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 在教育功能上，新闻传媒较为显著的是引导作用，媒体通过对党政方针、专业知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宣传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对职业教育学校的先进事迹以及优秀人物的宣传，激发大学生像模范看齐，争做先进的动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还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各种专栏，包括班级活动、教学活动以及社团活动来提升学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学生对班级的归属感。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所具有的新闻传媒功能与职业教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以及各种课堂活动有着显著区别。新闻传媒在对各种新闻进行传播时，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在新闻报道中，不会随意添加感情色彩，通过对新闻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来保证新闻传媒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新闻传媒所具有的客观性能够帮助处于叛逆期的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并学会利用正确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职业教育活动中，可以通过在校报或者网站上开设生活专栏，报道学生身边的大事小情，普及生活小知识，与学生进行良好互动，让他们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进而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德情操。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的运用能够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通过校园报纸、记者团、校园电台、校园广播以及校园新闻网等不同渠道开展的新闻实践活动，并进行新闻播音、新闻写作、文版编辑、任务采访以及各种活动主持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能够对现实生活以及学习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培养学生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将在校园生活学到新闻写作以及新闻采访技巧进行实际运用。职业教育中所开设的新闻专业还可以与校外新闻事业单位进行校企合作，并结合学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新闻实践以及教学的活动基地和项目。热烈欢迎新闻记者走进实际的职业教育活动中，让新闻专业学生更好地体会以及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到报社、网站以及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学习和工作，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四、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就业渠道 在新闻传媒的影响下，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还能够不断拓展和创造满足当代学生就业和创业的相关渠道。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者要对现阶段的就业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保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以及创业观念，并且能够对职业生涯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处理，从而让学生增强应对各种困难的能力，保证现阶段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够不断完善，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职业教育工作者要对传媒对职业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充分利用新媒体环境下的相关教学优势，准确把握时展的规律，利用传媒工具以及传媒资源，保证职业教育教学不与时展脱节，从而让职业教育教学工作为学生的就业保驾护航。 作者：银峰 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下和谐社会论文 1、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新闻传媒是重要的构成部分 1.1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新闻传媒能够提供有效理论参考，能够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反映出来，使做出的决策具有利民性和科学性，同时也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监督作用的，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由于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民群众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产生影响，而人们的公论也同样是政府进行决策所考虑的重点内容，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避免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的滥用，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对促进社会安定和国家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并且也能够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发展空间和时间。 1.2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公民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重要体现。单从理论上看来，新闻媒体只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大众的舆论和思想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是大众言论的载体和重要通道，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当前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形式是，新闻媒体是在政府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将新闻传媒对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转化为政府监督的利用好工具，这种将政府的意见和公民的公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使我国新闻传媒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原本所应具有的意义，使去正常的监督功能逐渐缺失，无法对社会发展现状进行监督，不能够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真实的报道，在国家权力面前不敢发声、保持沉默，最终导致新闻传媒论文利用媒介。新闻传媒失去监督作用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会对生活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会给大众造成一定的错觉，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误导。新闻传播和信息报道必须要以真实性、及时性以及有效性作为其存在的客观原则，而事实证明，新闻传媒对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难以实现的，作为利益群体，人类不可能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物，社会属性决定了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人具有倾向性，新闻信息不可能完全客观。 2、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传媒的和谐 2.1舆论和谐与新闻传播的和谐是和谐传媒的重要基础。和谐传媒首先离不开舆论的和谐，舆论的和谐主要指舆论的复杂多样，要求舆论的多种声音，不能仅仅一个口号或众口一词。同时也要求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要求新闻的传递是健康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立体的，这样让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人都能收到新闻的声音。从而使传媒达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让社会的一些思想，一些人们必须了解的主张在社会上得以讨论，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社会国情也复杂多样。因此，要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舆论的多样性。让每个人都有畅谈自己想法见解的机会。当然如果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那也很难集中统一的意见，全国就会一盘散沙，无法积聚力量，形成一股绳。因此，舆论的引导应是一个正确的，沿着一个预期的轨道去指引人们，指导人们往一个切实的可行的思路去走，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单纯的去讨论意见，仅仅求得民主，得到了民主，却解决不了问题，这种民主也没有实际意义。 2.2要在解决矛盾中，发展中实现传媒的和谐。任何事物都规避不了矛盾，这就要求如何解决矛盾，正确面对矛盾。矛盾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如何使对立的一面化为统一，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前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一样的声音。但我们不能压制这些来自不同的声音，也不应扼杀这些不同的思想。因为事物是和而不同的。只有用科学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正确的处理这些矛盾。相反如果我们遏制了这些矛盾。那么就会适得其反，会造成矛盾的扩大化。只有把不同的思想、观念、信仰统一在一起，正确面对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实现传媒有和谐。 2.3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实现传媒自身的和谐。由于受管理体制、市场运行机制、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新闻传媒自身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顺畅、不协调的现状。比如新闻工作者自身职业道德欠缺，个人私利思想严重，社会公德意识低、新闻传媒内部无序、恶性的竞争等，都是造成新闻传媒不能健康、稳序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资源配置失衡等系列问题也是造成新闻传媒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3、新闻传媒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宣传者和促进者 通过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目标和任务的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切实认识和感受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给自己、给社会和给国家所带来的益处，从而自觉地投入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去。新闻传媒的主要作用是解除疑惑，积极引导。这一特点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会难免出现困难和挫折，一些社会的领军人物在介绍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做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同的声音，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使我国的新闻传媒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新闻传媒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法制建设、民主建设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无形中提升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活力和制度机制的正常运行。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对促进我国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建成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明确新闻传媒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落实其舆论监督作用，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重要途径。 作者：刘福胜单位：黑龙江电视台 新闻传媒论文:传媒对司法监管的困境及突破渠道 本文作者：万萍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履职困境 从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向度来讲，自身困境是个体性因素的制约，而从司法的动态关系来看，履职困境则具有双向性。 新闻媒体介入司法的力度缺乏理性控制。就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力度来讲，新闻媒体对司法介入的力度缺乏理性调控。司法的中立性和专业性要求司法具有独立性，司法正确应对媒体的方式应为：司法敢于直面并理性应对媒体。当前，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职业道德操守各异，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司法审判的过程和要求所知有限，导致相关新闻报道有失公允和客观。这也使得媒体在对司法的监督过程中，新闻视角和法治视角缺少内在的统一性，同时也使媒体在对涉及法制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和报道时，更易于进行新闻炒作，有时甚至出现先于司法审判的媒体审判，导致司法界对媒体普遍怀有警惕甚至敌意。一方面，媒体常被司法部门认为专挑漏洞的人，所以“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为某些官员的常态心理；另一方面，媒体自身有时也的确会因对司法程序的不了解、滥用媒体采访权等原因而引发社会舆论向一边倒，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情绪的不健康发展，严重时甚至会妨碍司法独立的审判权，从而导致司法不公。 司法不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就司法应对媒体监督的向度来讲，在中国，目前司法不敢、不愿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媒体进行打压。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司法部门害怕媒体监督。当前我国整体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司法部门也确实存在一些害怕媒体曝光的软肋。因此，司法部门在应对媒体的正常采访时，往往以各种借口推三阻四，有时甚至人为设置障碍。面对如此状况，媒体也会采取各种特殊采访方法，如暗访、跟踪等。2.司法人员职务保障度低。当前司法人员的职务保障程度低下，司法案件一旦被媒体监督和报道，上自直接领导和当地党委、政府如临大敌，下至案件承办人如履薄冰。也因此司法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正确断案，而是揣测舆论走向和相关领导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些党政领导利用职权对司法审判进行干涉，往往导致案件的最终结果超出司法的界限和控制范围。3.司法权整体脆弱。当前司法权的整体脆弱，更需要新闻媒体的理性监督。从我国普遍的司法腐败现象出发，一方面需要新闻媒体加大监督力度，另一方面脆弱的司法还不能承载新闻媒体的监督之重。从司法的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司法对新闻监督具有一定的抵制和排斥。 冲突：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原则、新闻报道的冲突性以及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实践中，新闻工作者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新闻媒体越权监督，不仅造成对司法的干涉，同时也造成二者之间的冲突；而新闻写作的冲突性要求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易对案件的情节做艺术化的渲染；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报道要快捷迅速，因而有些新闻工作者在判决还未下达之前，就凭自己的主观认知做出判断，这与司法活动的过程性产生了冲突。虽然司法独立的具体含义在不同国家各有侧重，但司法应独立于媒体和舆论是被普遍接受的。 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突围之道 综上所述，要解决当前我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困境，需要新闻媒体和司法部门的共同努力。 处理好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时，应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不能使用误导性、煽动性语言，对法律进程的报道要客观公正，不能背离司法经验和正当程序，对司法处理过程不能妄下判断，陷入“媒体审判”、“网络审判”的泥潭。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传媒业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运用，为满足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提供了可能。每当能引发公众兴趣的司法个案发生，传媒都能够及时、迅速地把相关情节和处置过程向全社会披露，并汇总公众意见和社会评价，使司法个案的处置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社会舆论，同时也使个案处置所产生的效应在更广的范围中传递。“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在既往有关司法的社会监督的讨论中，公众判意被隐没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之中，公众的主体位置往往被媒体所取代，公众判意常常被表述为媒体的意志。”［4］笔者认为，在对司法个案的披露和讨论过程中，媒体固然是不容忽视的主体，但媒体的主要功能仍然只是传播信息以及公众的观点和意见，过于突出媒体的主体地位容易使公众判意受到忽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不仅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容量、传导方式及辐射力的局限，也为公众观点的表达提供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在此情况下，我们尤其应当坚持审慎的原则对以网络媒体为监督方式的报道做到反复求证。总而言之，只有根植于事实真实基础之上的新闻报道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 处理好新闻报道与民意蓄积的关系。当前我国司法的总体评价不尽如人意，司法的公信力缺乏民意基础和认同感，特别是普通公民不仅法律意识淡薄，对司法案件的处理更多是从人性和情理的角度出发，往往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还易于被新闻媒体影响和左右。就新闻监督的力量之源讲，民意的支持使得监督力度加大，从而导致媒体在报道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迎合民意，这种民意的蓄积一旦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就会形成对司法的巨大冲击力，使司法处于众矢之的的境地，从而影响司法的独立判案。因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应该遵循客观透明的原则，将事态发展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给受众，让各种声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达，让受众自己去选择和判断，而不是偏向一边，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我们应当重视新闻报道所体现出来的民意，因为民意是司法合法性的最终基础，司法当然应当回应，但更须有效回应，其中包括进一步完善制度和规范程序。司法首先要依据法律，否则就可能从本质上与法治背道而驰。吸纳民意不是对民意简单地妥协和依从，更重要的是有效吸纳民意中与妥善处理相关的信息。 处理好自律与司法部门的沟通协调。新闻媒体首先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防止新闻监督权成为个别新闻从业人员权力寻租、个人私利谋求的途径。在现实中，一些新闻媒体记者未经新闻单位允许，利用职务之便私自采访，在发现问题后先是进行敲诈勒索，一旦没有得逞就威胁曝光，对司法个案的报道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实际上是变相为个人捞取经济利益。这就需要新闻部门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如从业资格的严进严出、采访制度的规范化，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媒体在监督司法时，作为采访报道主体之一的记者要学会尊重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不是记者判断双方所陈述事实差异的根据，而是事实的真相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记者所需做的仅仅是“用事实说话”，将事实真相呈现给受众，理性地引导舆论展开监督，准确、恰当定位好自己作为传播者的角色位置，也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进行采访报道，报道出的新闻作品才能客观公正。另一方面，司法部门应建立和完善新闻采访和监督渠道，如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设立案情通报会，建立案件诉讼进程查询系统，设置宣传部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协调；推动新闻立法的进程，呼吁司法部门建立对新闻媒体的审查权，使新闻监督法治化、正规化、理性化，尽量减少和消除两者之间的排斥和紧张关系；进一步系统地培育司法人员应对媒体的素养和技巧，在内部建立新闻媒体监督案件的相关考评机制。与其堵不如疏，只有确保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才能使公众相信司法的独立和公正，真正做到树立司法的权威和保护法律的尊严。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管理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对新闻传媒管理的影响 （一）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相悖 在市场经济下，新闻传媒管理的矛盾增加，主要表现在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两方面。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新闻传媒必须寻求产业的发展，但是其产业属性却与意识形态属性相悖，这无疑是摆在新闻传媒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目前，在新闻传媒管理中，有些单位对新闻传媒意识形态的功能过于重视，忽视了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另一方面，某些单位过于追求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却忽视了其意识形态功能。 （二）新闻传媒管理的复杂化趋势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新闻传媒的管理不再单一简单化，管理目标、内容、方式、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简单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的控制新闻传媒的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领域走向了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同中国的交流更加频繁，大量的外来文化涌人我国，使得我国公众的价值观向着多元化发展，受众群体喜好的变化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了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管理的思路 （一）科学的管理新闻传媒 新闻传媒行业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导，利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实现新闻传媒的健康发展。科学管理新闻传媒，主要包括规范管理者行为与被管理者的行为两方面。在新闻传媒管理中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使新闻媒体管理变得规范而统一。 1.处理好规范管理与鼓励创新间的关系 完善的管理规范对新闻传媒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对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行为与活动进行有效的约束，使其行为和活动趋于规范性，可以增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更加系统性和全面性，进而促进新闻传媒的发展。在新闻传媒工作实践中，很多规范都是在实践中得出的，或是在实践中对旧规范进行创新，从而得出新的规范。由此可知，新闻传媒实践中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既不能恪守规范而固步自封，也不能一味寻求管理创新而无视规范。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新闻传媒管理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因此，要在日常管理中体现出创新意识，最大限度的推动新闻传媒的发展。 2.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新闻传媒管理的主要因素，两者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若管理过程中缺少了被管理者，那么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失去了意义；同样，缺少了管理者，被管理者的行为就失去了规范性。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传媒管理者，要以两者的关系为切入点，利用具体的管理措施，激发被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被管理者主动的做好工作，进而保证新闻传媒的各项工作可以圆满的完成。 （二）实现新闻传媒的综合管理 新闻传媒管理的内容复杂，环节众多，是一项庞杂的过程，因此，要求管理者要有全局意识，全方位的对新闻传媒实施管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建立起新闻传媒的综合管理模式，在规划管理模式考虑多方面的内容。 1.要树立协调、统一的意识 目前，我国新闻传媒并没有进行大的变动，所以在行使管理职能的时候只限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不能干涉其他部门，或者与其他部门相抵触，应保持一致、相互协调的管理方式，促进新闻传媒的良性发展。 2.要确立综合管理的意识 对于新闻传媒的从业人员来说，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对人员进行综合管理，使新闻传媒管理的规范性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管理总体体现为，与国家政策不配套，加之行业市场并不规范，所以新闻传媒必须从完善自身管理体系出发，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管理的有关对策 （一）突出新闻传媒的舆论机构的属性 在社会生活中，新闻传媒所传达的信息会形成社会舆论，这种社会舆论可能是积极的舆论，也可能是消极的舆论，无论是哪方面的舆论，都说明新闻传媒具有舆论机构的属性和特征。因此，在新闻传媒的管理中要相应的突出其舆论机构的属性。在管理新闻传媒中，应对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和形式进行适当的控制，以达到拥有的舆论效果，发挥社会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于积极的社会信息，新闻传媒应通过大众传媒的各种渠道，迅速的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其他社会组织不具备的信息传递快、范围广的优势，在社会中形成正确、积极的舆论导向；对于消极信息或已形成的消极社会舆论，新闻传媒应该发挥分散公众注意力，或利用正确舆论分散消极舆论，积极引导正确社会舆论的形成。 （二）重视新闻传媒的受众群体 新闻传媒管理者要善于发现传媒发展的规律，并在时展中遵循发展规律、改革管理方式，使新闻传媒生存并有所发展。无论新闻传媒怎样发展，都离不开受众的支持，受众群体是新闻传媒发展的基础。虽然新闻传媒的拥有者可以决定传播信息的内容，但是受众群体决定了信息传播价值。为此，新闻传媒应重视受众群体的感受，在制定决策时充分考虑受众的特点，将受众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新闻传播人员要以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为工作目标，以传播活动为出发点，充分考虑社会特点和受众群体的实际需求，制定针对性较强的传播活动，并注意传播的时效性。管理者要注意在新闻传播中体现出新闻的价值，引导正确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实际工作中，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是引导社会舆论的先决条件，因此，新闻传媒管理者要改善报道方式，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和速度，调整传播途径，优化新闻传播路径，在保证新闻传播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进行社会舆论引导，同时满足受众群体的实际需求。 （三）完善新闻媒体的市场运作机制 在新闻传媒管理中，要将市场运作要义渗透进管理工作中。新闻传媒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就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还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自身生存进行谋划。作为新闻传媒的管理者，要掌握市场要义，并在市场要义的指导下与同行进行公平的竞争，逐步占领市场，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润。作为管理者，要正确理解市场要义的各个部分。就新闻传媒自身而言，传媒产品迎合受众群体实际的需求就是新闻传媒市场运行的根本要义。只有传媒产品符合受众的需求，传媒产品才具有实际意义，也是新闻传媒价值的最终体现。无论新闻传媒怎样参与市场竞争，都要建立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要想在同行的竞争中占领市场，首先要保障传媒产品能在市场中立足，然后依靠经营的手段使传媒产品受到受众的喜爱，并优于同行的产品。同样，在传媒产品迎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新闻媒体才能从中获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传媒给予受众群体积极向上的传媒产品，也只能满足一部分受众健康的精神需求。在此条件下，新闻传媒要想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就要先投入一定的资本，然后利用传媒的广告效应进行为传媒产品做宣传。新闻传媒管理者必须重视传媒广告的管理，严禁不良广告投入市场。 （四）打造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 新闻传媒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的优劣直接影响管理工作的效果，因此，应将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第一，应制定并完善人员管理规范，并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派专人进行管理，保证各项决策可以贯彻执行；第二，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并采用专业讲座、演讲、交流等形式，帮助管理人员提升自身的素质；第三，应完善人员考核制度、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各项管理机制，通过各项管理机制提升工作效率；第四，鼓励管理人员从基层工作做起，在实践中提升管理能力；第五，鼓励管理人员在实践中创新，真正激发管理工作的活力，带动新闻传媒快速发展。新闻媒体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要求管理者要具有大局意识，同时具备综合管理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综合管理人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对于新闻传媒行业而言同样如此。因此，在培养新闻管理人员时，应注重其多种能力的培养。总之，管理是一门艺术，不仅要规范执行管理程序，还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创新。 四、结束语 作为新闻传媒的管理者，要在新闻实践中发现新闻传媒管理的规律，并学会在工作中运用这些规律。同时，应借鉴管理学中的专业管理方法，从中发现适合新闻传媒管理的方法或机制。西方新闻传媒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剖析，以获得有用的管理方法为我们所用。此外，管理者还应对具有启迪意义的经典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仔细体会其中的管理学涵义，并将自身的体会和感性经验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并成为日常管理中的具体措施，力求将管理工作做到最佳。 作者：王晓伟 单位：白银日报社 新闻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制作艺术论文 一、重复关键词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忌讳相同词语在一个语句当中重复出现的，诗词的这一要求更为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则不然，它不仅由于有时是信息传递不可少的原因，有时也是出于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考虑。所以，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当中，有时表达某个新闻要素的词语可以重复运用，不过，这种重复后的关键词，在某些方面已经跟先前的关键词有所不同了，具有了新的新闻信息含义。例如：1.《贤妻》糟蹋了“贤妻”两个字北京晚报2013-3-15尽管时代在变“贤妻”标准也在变，但一些大的原则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如对爱情的忠贞、不离不弃等都是必备的要素。电视剧《贤妻》引起了大战“小三”的“贤妻”话题，但编导似乎更热衷取悦于趣味低级的观众，以逐利目的来吸引人的眼球，这绝非高尚艺术，而是污染文化环境。在标题里，“贤妻”一词两次出现，但前后的意义却不相同：“《贤妻》”是电视剧专名，“‘贤妻’”却是偏正短语。 新闻中表达的意思是：《贤妻》并未塑造好“贤妻”的形象。再比较下面的标题：2.《咬文嚼字》“咬”上郭敬明称其为错字大王人民日报2012-2-193.《咬文嚼字》盯上郎咸平：怎能用“红火”形容惨剧搜狐文化频道2012-5-1标题2重复了“《咬文嚼字》”（刊物专名）中的“咬”，因势利导批评郭敬明的博客里有太多的文字、词语差错，堪称“错别字大王”。这样一来，郭敬明语文错误的一种程度就跃然纸上了。标题3没有利用《咬文嚼字》中的“咬”，而是换用了“‘盯’”这个动词。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标题非但没有突出郎咸平用词失误的程度，“盯”的人为意味也比较浓郁,而淡化了新闻客观性的语体色彩和“零度”风格。所以，还是标题2的传播效果更好些。有时，并非重复新闻标题中的整个关键词，只是重复了其中的某个成分，此种情况更表明重复关键词的修辞艺术是大众传媒新闻标题的一个独有属性，因为这时重复的关键词分别表达了新闻要素和对新闻要素的评论。这种关键词的重复，还可以是同音词的重复，表现出因势利导的修辞特性。例如：4.三门峡一景区搞“扯蛋”大赛不少游客批太扯淡大河网2012-4-164的新闻内容是：该景区搞“扯蛋”游戏，规则是在广口瓶内放着几个系绳的绿皮鸡蛋，线绳另一端由参与者抓着，随着主持人插科打诨后的一声“扯”，参与者就一起往外拽鸡蛋，后出者为失败者，得要戴上画有乌龟的“绿帽”加以惩罚。这游戏虽新颖好玩，但大多游客却对此反感，认为格调不高。“‘扯蛋’”与“扯淡”形体不同但读音相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批评。 二、词语动态化 这种修辞方式，是让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与另一个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在组合时形成联动关系，从而使新闻标题产生出动态化的语义关系，让标题活跃起来。如：5.“愤怒的小鸟”飞进现实：上海将建主题公园人民日报2012-7-3“愤怒的小鸟”是芬兰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小游戏。如今，“愤怒的小鸟”已从游戏世界飞进现实空间，Rovio.9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开设“愤怒的小鸟”实体店，并推出了玩具等“小鸟”衍生品，上海也出现了首个“愤怒的小鸟”主题公园。标题巧借“小鸟”的动作特征“飞”入题，浮雕式地传递了“上海将建主题公园”这一信息。6.“朝阳”在俄罗斯绽放中国石化报2011-1-11新闻中说，2006年中国石化的“朝阳”标志出现在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2007年2月，中国石化与俄石油公司在UDM公司的发展战略上达成共识，推动UDM公司呈现出价值上同向、战略上同构、经营上同谋、效益上双赢的良好发展态势。“朝阳”作为中国石化的企业标志，标题用它的“绽放”来说明中石化在俄罗斯的业务不断拓展，这不仅让标题更为简练也让它衍生了动态感。下面是同样的用例：7.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数千人争享“最后晚餐”北京晨报2008-11-14日8.扬子鳄有望“爬出”濒危名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4-11在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的最后一夜，数千顾客争相品尝着这“最后的晚餐”。7通过“哈德门饭店”来激活“最后晚餐”，让它们建立起了连贯的动作性关系，这不仅形象地传递了新闻信息，也留给读者留下了艺术妙趣，会联想到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扬子鳄的固有动作就是爬，8的标题结合扬子鳄的行动特点配合以“爬出”的动作，不仅让新闻的“主人公”形象活脱起来，更再现了拯救扬子鳄于濒危名单的艰难历程，由此而使新闻的主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对比性映衬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中，可以利用新闻要素提供的机缘，通过不同种类事物的对比来映衬人或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从而凸显出新闻价值。例如：9．胆子不小，带着手枪想进车站案子很大，一窝逮了20多个毒贩扬子晚报2010-1-810．贫困县县委书记被曝配百万豪车上假军牌大洋网2013-3-19这两个标题中，9把“胆子不小”与“案子很大”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新闻要素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密集了新闻信息，突出了案情的重大和新闻的不寻常价值。10是说辽宁省西丰县闫姓县委书记超标配150万元豪车并套用假军牌。 标题中用“贫困县”与“百万豪车”进行对比映衬，凸显了新闻事件的报道价值。再如：11.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居民照常生活新华社2013-4-23一场七级地震，让雅安芦山所有当代建筑的房屋全部毁损，但百年老屋、红30军司令部住过的那幢木质房子震后还依然耸立。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在地震中除屋脊脱落几块瓦片外没任何损伤。标题通过“百年老宅“和”屹立不倒”及新闻中钢筋水泥房子全部毁损的对比，表达了造房的关键不在技术而是否有良心的报道主旨。四、多样化比喻。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在运用比喻时，可以是多样化的。新闻标题中的比喻本体，是新闻要素，而喻体可以直接替代本体，也可以是新闻要素和喻体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标题部分。例如：12.印染厂有个“炸药库”青岛早报2011-1-1113.居民暗藏“炮”库新闻晚报2010-2-4这两个标题都是将新闻要素“烟花爆竹”用喻体“炸药库”和“炮库”直接来替代，既凸显了险情的严重性，也容易使读者了解新闻的内容和主旨。以上是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新闻要素）的例子，下面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标题中的用例：14.哈尼梯田：追续千年的大地雕刻光明网2013-6-2915.像挖煤一样挖文化光明日报2013-6-29由于新闻标题有引题、副题、主题等分别，有时本体和喻体会出现在标题的不同位置。例如：16.玲珑剔透的视觉盛宴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即将亮相中国文化报2007-7-517.十年磨“剑”近观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报刊文摘2008-9-26上述两个标题，16的“视觉盛宴”和17的“剑”都是喻体，其本体分别是副题中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和“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新闻要素。除了上述创新性修辞和变异修辞的方法外，大众传媒新闻语境的特殊性还为它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可能，即用表达新闻要素的关键词去替换既有词语（尤其是俗语）中的某个成分。这样就会使本体显现出一种新鲜变化的意境美来。例如：19.“湿露露”称和干露露的不同在于高雅与低俗株洲新闻网2012-7-1620.西班牙报告证实存在“挂牛头卖马肉”新华网2013-4-17上述标题当中，19的新闻说国内嫩模吴雨婵身材火辣，因不吝啬展现姣好身材及敬业程度而有“湿露露”之称。但随着她逐渐走红，其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为此，她试图澄清与干露露的差别所在。标题中的“‘湿露露’”是仿造焦点名词“干露露”而成的。 20的新闻说，西班牙农业、食品、环境部和卫生部报告称，该国189种牛肉的产品样品送检结果显示有4％含有马肉DNA。这个标题使用了中国“挂羊头卖狗肉”的变异形式，既形象恰切又很好地体现新闻的含义。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通常只是片言只语，但由于它居于新闻文本的显著位置，因而是大众了解新闻的窗口。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要想收到最佳效果，就得讲求标题的修辞艺术。这种修辞艺术，即关乎“形而上”的理论，又涉及“形而下”的技巧，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好才能制作出好的标题来。同时，了解大众传媒新闻的特点所在有助于媒体人创新或变异修辞艺术，从而获得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作者：李海宏 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网络传播论文 1．新闻传媒的特点以及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新闻传媒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它具有这其他社会力量所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大家都清楚，新闻传媒对于社会它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资料。这种特殊的生产资料与其他生产资料相比所具备的优势有：具有十分广大的覆盖面，其触角可以触角社会以及地域的各个层面；具有十分强大的渗透性，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生活领域，且能够对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进行影响；传播速度极快，能够对社会生活进行同步反映，即时干预；具有十分严格的周期性，按一定周期连续出版或播出，即马克思所说的“每日干预运动”的“周期律”；具有广泛的社会公开性，制作的结果会面向社会进行公开。这些特性与优势确定了新闻传媒在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其他社会力量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新闻传媒理所当然的应该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所贡献。新闻传媒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能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概括地指出新闻媒体具有三大社会功能：监测环境功能，关系协调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后来学术界又补充了一种功能，即文化娱乐功能。我国新闻学界对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的概括和认识，具体说法和表述虽各有差异，但对新闻媒介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这一基本点的认识却是相同的。国内传播学者陈力丹认为，“如果这些功能能够规范地发挥作用，会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冲突，调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新闻传媒对构建和谐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而推动和谐制度建设、营造和谐社会舆论、倡导和谐社会关系、培育公众和谐心态则是媒介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新闻宣传是一种领导工作的方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党在长期的政治工作中得到了将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的宝贵经验。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说过看报纸比吃饭更重要。他形象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这种“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说明了报纸是对指导工作和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新闻传媒作为一个领导方法，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革命报刊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新闻媒介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信息的台。 信息传播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1984年，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新闻传媒能者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所起的作用的高瞻远瞩。强化媒体的信息借给机制，将新闻宣传工作和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相衔接，结合媒体本身的特点，加大信息传播的有用性、有效性与有机性，扫除发展过程中的信息障碍，保障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良性与快速运行，使新闻媒体成为和谐社会的信息窗，成为宣传建设方针与政策、传递社会变化动态的信息桥梁。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信息的台，其应该具有选择有用信息过滤无用信息的能力。历史经验昭示，信息闭塞是造成国家和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传媒是担当着“去塞求通”的重要社会责任的组织。要想搏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不了解外界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动态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方面，传媒应当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满足甚至超出当地决策层、建设者的需要。可以及时传达中央的政策规范，也可以配合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作介绍，更可以编发本地市场机遇和其它地区的市场动态。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媒体上往往充斥不少“无效信息”，有人将当前媒体上“无效信息”的表现概括为“八多八少”，即会议新闻多，提供群众需求的有益信息少，领导活动多，记述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少；工作报道多，反映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少；关系稿多，采用基层通讯员的来稿少；软新闻多，给读者提供经验启发性的深度报道少：雷同重复稿件多，独家新闻、独家见解的稿件少；不健康或虚假的广告多，实用可信的广告信息少；猎奇、庸俗的稿件多，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少。这些无效信息大大阻碍了有效信息的传播，使得受众关注度高、契合他们需求的信息难以顺畅传达。因此，传媒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无效信息的过滤器。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信息，一切有利于现代建设的信息，一切有利于大众现代性增长的信息，才是有用与有效的。 当然，有效性还意味着信息的时效性，否则，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错失了全面小康社会的良好机遇，即使再有用的信息也会变得无效。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舆论导向领航员，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助推器。在和谐社会的创建过程中，让媒体直接参与到各级政府部门的作中去。引导媒体大力倡导和谐理念，培养和谐精神，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潴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自觉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首先，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调动当地各个媒体都紧紧围绕当地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好政策解读，让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凡有新的政策、新的中心工作出台，都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新闻媒介是和谐进程中的监督岗，是违纪违法的曝光平台。 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反映人民心声的重要渠道。舆论监督是谐社会的构建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想要消除其中的“噪音”、“杂音”等一系列不和谐的声音，必须依靠舆论监督。在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引导社会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各级政府应该善于通过舆论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发现和解决问题，推进和改进工作作。要不怕家丑外扬，积极鼓励支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新闻传媒在对引领公众舆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主导作用。现代社会中充满这信息，它是一个信息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公众的社会，在这个公众领域中舆论的表现，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此新闻传媒等媒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中，媒体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新闻传媒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相关权利的监督和制约的职责。当然，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必须获得民主制度赋予其的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是件对权力的制约。通常的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用权利制约权力，二是用权力制约权力，三是用道德制约权力。但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约这种方法没有办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健全用权利制约权力的这种机制，让广大公民来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合理地分配权力，用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在我国的这种制度下，这种功能主要的体现就为舆论监督。我国的新闻传媒有着舆论监督优良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如何让新闻媒介促进社会和谐 鉴于新闻传媒的特点和功能以及我国社会实际，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改进和完善新闻报道工作，促进社会和谐。首先，回归新闻本位，履行自己最基本的职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认知欲和知情权。对于和谐社会来说，其首要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新闻报道正是确保人民主法治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可以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依法表达意见，参与社会管理。而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手段——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必须借助媒介才能迅速完整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一切变动，从而作出恰当的反应，参与社会管理与决策。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履行媒体之为媒体的基本职能。其次，唱响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制约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是随着社会变革，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社会关系紧张等不和谐因素。这些不和谐一方面要靠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科学、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来化解，另一方面需要媒介发挥有效的舆论引导功能。 舆论引导是新闻媒介的重大社会功能之一，是新闻媒介发挥对社会的凋适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式。我国新闻媒介历来十分重视舆论引导，新闻媒介的舆论引导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弘扬正气、服务大局等方面也的确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再次，第三，构筑公共领域，强化舆论监督，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主法制，这要求有一个公共领域对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新闻媒介被赋予了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神圣职责。在民主制度中，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在现代这个社会中大众传媒具有制约权力的功能。在我国，舆论监督是这种功能的主要表现行为，它是指的是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这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一种体现。最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新闻媒介的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优秀主题，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又以社会各利益主体、社会各阶层之间生存状况与发展预期的和谐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主题。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的普通话教育论文 凸显传媒专业特色 思维敏捷、活跃是新闻传媒专业学生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生的一个特点，然而普通话作为实践比例较大的课程并不利于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去发散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发掘出符合该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帮助他们提高普通话水平。1、增加课前说新闻实践环节开展课前说新闻的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普通话表达能力的重要一步，每堂课开始之前请五六个学生上讲台上播报一条新闻，教师针对学生的语音、语气、语法进行评价和打分，这可以作为期末总成绩的一部分，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学生的新闻敏感度，在教师的点评下明白自身普通话的不足之处，极大的提升了口语表达水平。2、充分利用广播、影视资料的相关素材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有声有色的学习资料，帮助学生学习普通话各方面的规范，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代表作《普通话与方言》就是很好的素材，帮助学生理解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区别；《新闻联播》作为我国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其对普通话的要求是极高的，给学生分析主持人的语气和语态，为其提供极佳的例证。CCTV每年的新年新诗会也可以作为教学素材播放给学生，为学生讲解朗读的技巧。3、邀请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普通话实践教学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主持人、播音员等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实践功能，同时看到传媒从业人员极高的普通话表达水平，在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明白自身的不足，增加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这是针对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有效举措之一。 理论教学紧贴普通话测试，强化说话训练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语言不需要以十分飘渺的形式存在，它作为人们日常交流沟通所用的形式出现。”普通话教学对于高校新闻传媒专业学生来说不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更应该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强化说话训练，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语气、语态等方面的培养。广播电视编导等新闻传媒专业都要求学生在报考大学前进行普通话考试，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处于中上层，流畅朗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口语表达能力还远远不够，这和缺乏一定量的说话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结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差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思路，无话可说，再次是说话形式在但是感情缺乏。说话难关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克服，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教师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的比例。学生在说话过程中思维和情感都会引起一定的活跃度，这种活跃度要保持高昂的话就必须充分把握住技巧，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这和学生的事物认知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指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表达能力。通常情况下，给说话者一些词语或关键字就能激发其语言表达的思路。一般人们喜欢讨论购物和消费的话题，但是毫无目的的谈论只会让整个对话繁琐，有些时候还会无话可说。但是一旦将话题分类清楚，谈论话题就显得清晰多了，将消费分为网上购物、商店购物、电视购物等形式，帮助学生培养流畅的口语表达能力，这对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也显得至关重要。教师可以给学生指定一个话题或新闻热点，让其用正确的语态来发表对这个话题的看法，让普通话水平在日常表达中提高。教师在新闻传媒教学中要紧贴普通话教学的标准，通过多方面的训练来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学生在日常交流沟通中要注意说话方式和语气，不断扩展自身口语表达的思路，这对于一个新闻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必须具备的。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更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普通话教学方式，为社会输送高素质、高水平的传媒人才。 本文作者：张鲁萍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媒论文:电视传媒民生新闻发展论文 一、自贡电视传媒民生新闻的现状 通过随机抽样方式，从2008年4月至10月之间自贡市电视台播出的《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中各抽取了非节假日和非特别节目的9期节目进行内容分析，旨在正常情况下和自然状态中，对这两档节日所体现的普遍性特征进行客观研究。 1两档节目的本地新闻信息量分析 《盐都播报》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十五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7～9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1.5～2.1分钟。《都市全接触》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三十分钟左右。其中，除去每天固定的话题讨论子栏目《东评西说》以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栏目时间，留给新闻性节目的时间只有12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5～6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2—2，4分钟。 2两档节目的子栏目分析 《盐都播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盐都播报》的主体内容——本地的民生新闻，没有设置栏目名称；第二个子栏目“今日扫描”，内容主要为时政新闻，不属于民生新闻的范畴，以简讯的形式。《都市全接触》设置了五个子栏目：“目击现场”、“东评西说”、“当日快报”、“百姓说事”、“侯琪说天气”。除“百姓说事”和“侯琪说天气”之外，其余的内容都为民生新闻。“目击现场”把重大的、突发性的新闻事件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市民，“东评西说”则通过“说新闻”加上“点评新闻”的方式，传递新鲜资讯并直接表明媒体的态度。“当日快报”选取当天国内报纸上刊登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新闻资讯加以报道，信息量大，报道面广。 3两档节目的报道内容分析 通过对《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两档节目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几个信息： 第一，两档节目的新闻内容侧重点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盐都播报》的报道题材集中在文化遗产、交通治安、健身运动、农村信息、求助与助人信息等方面；《都市全接触》的报道题材集中在社会公德、就业上学、交通治安等方面。对于一些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两档栏目都有报道，但报道视角、报道内容则有所不同，避免了报道题材的重复。两档栏目不同的侧重点避免了两个栏目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并有利于观众了解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 第二，“健身运动”和“农村信息”逐渐成为报道热点。2008年是“奥运年”，“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更多市民投入到体育健身活动中来。此外，自贡市提出了“体育惠民”战略，大大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因此，这两档栏目中记录“健身运动”的报道数量也大幅度增多。 “三农”问题，是国家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医疗保险、农村政策执行情况等问题，在两档栏目中都得到了客观、及时的反映。但是，两档栏目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农民的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关注不够。 第三，“自贡市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得到深化。 自贡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粲海井、吉成质?如何争取持续发展的空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1“大民生”的报道理念 地方电视传媒应树立“大民生”的报道理念，在新闻题材的选取、报道角度、报道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提升民生新闻的高度，拓展民生新闻的厚度，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舆论影响力。 首先，拓宽民生新闻题材选取的范围。加大就业上学、物价波动、打假治劣等与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的报道力度；更多关注新兴的社会现象与流行的社会时尚。并加以解释、点评与引导；更多关注市民的艺术文化生活和民间文化艺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新闻策划对当地独有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度报道和开发。 其次，改变报道角度。叙述角度由俯视向平视转变。运用平民的视角报道、平视的拍摄角度、平等的、平易近人的表述方式，关注现实社会，体现传媒的人文关怀。强化传媒的服务性，更多地从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并对观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第三，改变报道方式。国家有关民生问题的大政方针，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也是市民密切关注的。在报道方式上，应做到将这类“硬新闻”题材软化，将普遍的问题个体化，采用平民化的语言风格、故事性的叙事方式，将“硬新闻”人性化、人情化，以激发观众的收视兴趣。 2传媒资源的整合，发展民生新闻报道力量。 加强媒体间合作互动，建立一个由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整合而成的媒体新闻信息平台，形成一个跨媒体的互动资讯架构。这种结构具有灵活互动，优势互补的特点，能够让传媒的新闻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利用率大大提高。 构建覆盖面广、主动活跃的“新闻线人网”和“新闻通讯员网”，培养和发展一批掌握基本拍摄和报道技能的“新闻线人”和基层“新闻通讯员”。在突发性的新闻事实发生时，处在新闻现场的新闻线人不仅能够丰富新闻线索来源，并能够作为临时记者承担起采制新闻的任务。从而保证突发新闻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并且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记录，将日常生活变为媒体场景，在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上更加贴近民众。基层“新闻通讯员”队伍，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并在情感上与民众相互交融，他们的报道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民情、民意。 3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建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 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电视传媒应依托本土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受众环境，培育一批具有相对优势和地方特色的个性化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具体的发展战略如下： 第一，在定位上突出差异化。以自贡电视台为例，可考虑将《盐都播报》发展成为“记录自贡市民每天生活”的聚焦本地新闻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在报道上突出新闻的现场性和权威性，在报道方式上体现细节性、故事化和人性化将《都市全接触》发展为提供快速和密集信息的民生新闻杂志栏目，关注视角拓展到国内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政策资讯、消费、经济等重大题材，把重点放在服务性和引导性的内容上。 第二，发展新的民生新闻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依据现有的媒体资源和人文资源，开发新的民生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开办民生新闻评论栏日，形成幽默诙谐、休闲轻松、精当犀利的评论特色，从而拓展民生新闻的深度。此外，可考虑培育采用方言播报和评论的民生新闻和民生新闻评论栏目。方言代表了地方的特色和文化，地方级电视台的收视对象主要为本地市民。因此，发展方言的民生新闻栏目，寻求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能够突出地域个性和语言特色，能够凸显浓重的本土文化，让市民感觉更质朴、细腻、率真，在情感上更加认同，有利于提高新闻传播的效果。 摘要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自贡市的《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两档典型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进行了分析以了解当前地方级电视传媒民生新闻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电视传媒民生新闻 新闻传媒论文: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论文 摘要：我国的新闻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与西方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业在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也面临着改革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政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闻传播体系。我们必须针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新闻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功能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治国安邦的重大战略任务。新闻传媒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闻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领公众舆论，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优秀，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新闻传媒论文:经济新闻传媒挑战管理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势必对全球新闻传媒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正确地认识，积极地应对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首先就经济全球化对世界传媒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接着阐述了中国传媒所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新闻传媒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势必对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新闻传媒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社会的稳定器。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新闻传媒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形成了一批跨国传媒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所的新闻公司，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都有多种新闻传媒产品，其电视网、报纸、杂志销售网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传媒产品，有的是采取与当地合作的形式销售传媒产品。传媒的营收也是国际性的。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说，“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国国内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们的大部分收是来自非美国市场，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尘，到海外寻求发展”。 2、大规模的新闻信息的跨国流动。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电视台发送电视新闻；美联社每天向全球各报刊发送文字新闻2001万字，新闻图片120万张以及350家电视新闻用户。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简单新闻信息的交换。国际贸易规则已将新闻传媒跨国经营列入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WT01997年规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时代华纳的《体育画报》在其境内发行加拿大版本。近年来，一些国际贸易谈判已将媒体市场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全球范围内新闻传媒市场垄断局面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对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制约、影响作用日益明显，新闻传媒市场集中甚至垄断局面也逐渐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始涉足新闻传媒领域，参股或收购新闻传媒企业，二是新闻传媒进人资本市场，兼并浪潮兴起，新闻文化传媒巨头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国还有125个拥有报社的集团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国重要报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业行为向新闻传媒全面渗透 经济全球化推动新闻传媒向产业转变，因此，寻求自身资本的增长成为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目的，利益驱动取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商业信息在跨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中比例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新闻传媒产品。二是新闻传媒内容的娱乐化。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将公民政治意识减弱、选举投票率低归结为传媒的娱乐化，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扩大了新闻传媒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开发、扩大市场，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输出的过程。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新闻传媒领域。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新的媒体，较之旧媒体，不仅扩张了信息交流的范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频率，还增加了受众人数。以美国为例，报纸和杂志的读者总数约为1.63亿人，占全美人口总数的近60%;而全美广播听众家庭户为944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9699万户的97%；电视用户则达98%。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新闻传媒要融入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路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1、传媒观念的滞后 中国的传播观念一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老问题、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传媒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作，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拨巨款扶持传媒，传媒是附属的“事业”单位，成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媒虽表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保持与党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实际操作上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隶属于上海广电局的“东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为上市公司，每年利润回报数千万元。但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仍是党的喉舌，是国家事业单位，是“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魏永征教授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而不是企业”。这些都是由于传播理论、传播结构、传播体制的现状决定的。问题是，在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作为“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究竟有无影响。 2、经营观念的误区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点。虽然有高层认为不拟提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但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已难以回避了。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介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介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国现行传媒政策对传媒的市场准入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而不少人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缺乏分析和预测。 竞争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五十年代初，我国只有百余家报纸和百余家广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几千家，以及一批网络媒体，以开拓传媒的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媒介初步认识到传媒产业的高回报率，即阳光产业。当前，联盟、整合、兼并远非中国传媒的主流趋势，虽然媒介集团已出现一批。这些媒介集团，也还不能说已走向市场。如果传媒的重组靠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3、结构与体制的顽疾 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传媒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媒体或明或暗介入中国新闻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 传媒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4、传媒势大力薄 全国有报纸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广播电视台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团，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不单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传媒发展的应对策略 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闻传媒新变化应对策略的考虑，不应局限于传媒本身，而应站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体的高度作宏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 新闻舆论作为“软势力”就是“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经的行为”。目前，西方跨国新闻传媒发展和西方新闻信息产品大量冲击世界市场，对此，发展中国家既要提高新闻信息产品量的规模也要进一步改善自己新闻信息产品的质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闻舆论影响。在具体策略方面，对外，要主动出击，提高国家影响，应对跨国新闻传媒出现的需要；对内，要增强我们政策影响力，争取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养新闻信息产品的产业 承担着资本经营和社会整合双重功能的当代中国传媒产业，日益从只注重传播的传统观念向重视经营发展。并且，随着拥有资金、人员、设备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将面临的是没有退路的竞争。那么，长期“事业性质”、“党的喉舌”的中国媒体该怎样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怎样在国内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怎样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团化是中国传媒的大势所趋，自1996年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后，媒体集团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媒集团使资源得到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也优化了管理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就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来说，其机构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相较之新闻集团、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国际传媒大王，论资金实力、新闻传播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际舆论界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体集团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为，基本上没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国内新闻传媒市场合理的发展环境 市场竞争规则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动性，对新闻传媒也是如此。随着国际新闻传媒涉足我国市场，以及国内新闻传媒市场的形成，竞争的盲动性、破坏性也会加大。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变重审批为重监管，要把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作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办法，扶持合理的竞争，处罚违规行为，培育和维护好国内新闻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 4、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 世界新闻传媒北强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当今，在西方文化传媒不断渗透和对先进文化传播技能的运用，已经影响或导致了部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主权变形与失踪。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应对办法，决不能让西方新闻传媒借市场化，以其现有的强势，无规则地进人我国内市场，冲击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优秀价值。要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建设，设置必要的门槛和市场活动规则，为日常的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条件，维护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护我国内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人文关怀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闻传媒的出现是一种人文现象，它在报道客观事实的同时，必然会在“人文”层面对受众有所影响。 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品，对受众实施“人文关怀”必然是其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我国当前新闻传媒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做了简要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 一、新闻传媒存在“人文关怀” “人文”与“神文”相对，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提出，它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蒙昧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主张恢复人存在本身的自然本性。人文主义的形态几经变迁，其优秀却基本保持了稳定，那就是承认人是目的的，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 新闻传媒的出现和繁荣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它以报道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为主，实际上无所不包，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新闻传媒运用语言、文字、图片、广播、电视、电脑等各种传播工具反映和沟通整个世界，影响及于每个人，既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工具，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纵观新闻传媒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传媒这种文化工具的发展和运用是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的，尽管它也曾作为传播“神文”的工具（例如我国本世纪初的教会报纸）；但更多的，它是作为传播“人文”价值观的工具而得到广泛运用和迅猛发展的。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它宣传民主，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关心大众的生存与发展，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戕害（例如“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各类出版物），以新闻传媒特有形式在文化层面对广大受众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人文关怀”。历史证明，那一时期新闻传媒的“人文关怀”对广大受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作用也是持久的。正是这种广播的对人的关注和尊重，以及新闻传媒自身通俗、广泛、价廉的特有优势，使新闻传媒自身得到大众的接受和喜爱，并在短短几年中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新闻传媒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文现象。 随着科学的发展，新闻传媒传播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时，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和精力的有限，人不可能与整个外部环境都发生直接的接触。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靠于传媒所提供的信息。正如居延安所说：“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媒介选择和解释过的媒介。”①因此，新闻媒介的工作就等于为受众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②。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是受意识支配的，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基于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和认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实践活动作用于现实环境，就会使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使“拟态环境环境化”③。因此，新闻媒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调节机制。它有责任、有能力在人文层面上体现对人的关怀。 二、新闻传媒缺乏“人文关怀”的现状 在当代，人文主义的实质主要是在理顺人与其他种种对象的关系中，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一种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价值关怀。 新闻传媒以新闻为主要传播内容。从新闻的内容看，绝大部分新闻报道的是与人有关的事物，因此，新闻总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有选择、有倾向地向受众展示着人与其他各种对象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新闻传媒实施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手段。新闻传媒一旦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将无法确立人的主体性，以及构建起能赋予受众以人生意义的人生价值关怀。其结果也必将是无法完成新闻传媒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对受众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导，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前，我国新闻传媒存在的一些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正是体现在这样几对关系的处理不当上。 1.人与社会的关系 1996年以来，关于下岗工人的报道开始频频出现在各传媒上，有的传媒却连篇累牍地把再就业的困境完全归咎于下岗工人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的报道，无视原有体制问题（如缺少社会保障制度），无视再就业中公开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它潜在地将下岗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的“合理淘汰者”，不做具体分析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的原因。 人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必须看到人是社会的主体。在人的推动下，社会的种种变革和运动，其目的都应落脚于人自身。也就是说社会竞争机制的引入、科学技术的推广，其目的都是为了造福于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不适应其发展的弱势群体是正常的，传媒对这一事实进行报道也是正常的。但把这一部分弱势完全归咎于其自身的原因，并以“合理淘汰者”为理由而完全失去了对他们的同情，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救”上，这就不那么公正了。 因为这样的报道使传媒这一本来应为人服务的手段，反而成了人千文百计追求的主体，人在手段面前反倒完全处在了被动的地位。这显然是把人等同于机器零件，要么符合需要而得到使用，要么不符合需要而遭到淘汰。在这里传媒“物化”了人性，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维护人的主体性了。从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这样的报道也是很难得到受众（特别是下岗工人）认可的。 2.人与人的关系 在现今的许多报道中，反映模范人物如何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为他人无私奉献一切的较多，关于不计报酬的报道也曾经屡屡见诸报端。然而却很少见到报道模范人物在为他人奉献时，他人是如何理解、如何帮助、如何关心他们的。不求索取，只求奉献当然是一种值得报道和学习的行为，但单方面集中在如何奉献上，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很难在受众中产生共鸣。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人”只有在“为我”依托下，才能长久，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因为人性既具有其社会的一面，也具有其作为他自身目的的一面。传媒过分强调“为人”，就在客观上否定了人是目的的这一特性，自然也就背离了人性的价值。 3.人与自身的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以指导消费和宣传消费为内容的出版物纷纷投放市场。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时代》、《How》等纷纷创刊。相对低廉因而更成功的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型小报。后者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1995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5000元者应穿载某一／某些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以此类推出四千元、三千元、两千元者又当如何如何。④ 这类传媒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显然是在传播问题以“消费主义”为优秀的商业文化，部分电视媒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有明显的效仿痕迹。必须看到，在这些传媒展现出的喧闹和繁华下，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能消受这种奢靡的商业文化“关怀”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这样的传媒又将引导受众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来面对转型期的社会调整。诚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了吗？在这种不切合我国实际的奢靡的商业文化吹拂下，受众难免要面临着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审视，是“工作赚钱的消费者”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这种人与自身的困惑中，又如何会建立能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的终级价值关怀呢？ 三、提倡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对社会发展有哪些作用 新闻传媒中的“人文关怀”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分为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两个部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必然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优秀的。在这方面，除了各种专门的教育系统外，新闻传媒这种最为广泛的文化载体，发挥的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现代社会，新闻传媒几乎总是走在最前沿，几乎总是在传播最新的文化价值观。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从物质的层面上体现了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关怀；精神文明建设，应是更多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上体现这种对人的关怀。新闻传媒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人文层面上将为现代化建设发挥以下作用。 [page_break] 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优秀价值观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把人放在优秀地位的。从哲学角度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秀也是解放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以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激发人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与以往的计划经济相比，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机制下，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人格和人的素质。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这种人格和素质的建立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 新闻传媒以其广泛性、通俗性、可反复性等特点，在这一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新闻传媒在文化上的向导性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的把握上，将是舆论上更深层次的导向。在境外文化纷纷登陆的今天，如何在我国社会构建起自己的人生价值关怀，并使这种价值关怀符合我国社会现在和今后发展的需要，将是新闻传媒的重要任务。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国家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国家之祸”这句话，更加意义深远。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才。文化建设的目的，并不只是局限在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在全民族培养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观念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长期的文化濡染过程；并且只有在社会上，与物相对的人的地位得以确立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把文化看作与衣食一样重要，看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手段，文化的发展也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新闻传媒正适应了这一要求，特别是在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对娱乐的需求的同时，完成了这一过程，使它具有其它文化载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新闻传媒形成合力的角度看，它在社会上形成的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文化氛围，将为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安全不仅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也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形态发生了动摇，精神支柱锈蚀乃至瘫塌，那这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信仰上，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规范方面，将处于严重的无序的状态，引发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也将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发展。”⑤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这种冲突不仅会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全面展开，甚至成为诸多冲突的焦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主要阵地就是“新闻”。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结了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东欧国家分化、西化“非常在效、非常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由美国新闻署管辖，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对华广播网。在通信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简单依靠封锁信息来对抗这种渗透，显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互联网络在我国日益发展的今天，这样做更是不现实的。但必须看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而文化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③。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法律的保护，被流散到世界各国长达1700多年，但是他们始终拿着一本《圣经》，他们心中始终有着共同的信念，在精神上始终有一个民族魂，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48年又回到了祖先的故士，成立了以色列国，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割不断的精神纽带，只是我们的新闻媒介把握住了文化这一优秀，建构起自己的人文精神，在文化上维系住自己的受众，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这将对维护安全团结的社会局面作出巨大贡献，必将使任何渗透走向失败，必将使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为出色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成为国家建设中有力的“组织者”。 四、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优秀，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⑥那么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传媒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而这种关怀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和维护，是对人的主体性和弘扬，以及在情感上对人的关怀和理解。新闻传媒的关怀方式，应该是在尊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关怀，采用符合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方式实施这种关怀。笔者认为，在我国新闻传媒中，“人文关怀”主要应体现在以下4点： 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立足于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范畴的开掘，既包含了对人的全面性、理想性的追求，又包含了对人的现实性、具体性的认识，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它实现了关于人的社会本质问题的科学解答。它通过对人的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着一种人文价值的终极关怀。⑦西方著名人道主义哲学家弗洛姆也这样称赞：“马克思是最传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把人视为社会发展的目的’的传大传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人的自我实现做出了贡献。”⑧因此新闻传媒应切实以马克思主义为建立自己的人文关怀的立足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维护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说过：“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也就是说，人既有他的自身价值，也有他的社会价值，过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人就会变得自私；过份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人的主体性就会被抹煞。新闻传媒应在避免两种偏颇的基础上维护人的主体性。 我国当前的新闻传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宣传中不断校正方向，人的主体性的宏扬使许多新闻作品成为传世的名篇，《在大海中永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文中没有列举邓小平作为伟大领袖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相反，文中回忆了邓小平与卓林相识、相爱，共同生活了58年的历程。在这里，爱国主义、革命品质当然是伟大精神中最硬的内核。但同时，邓小平面对人生的三起三落，始终保持了对人生理想的忠贞不二，以及和爱人相濡以沫、携手人生的脉脉深情，使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了一种传大的人格力量；而这种人格力量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将感动所有的中国人民。这与作者在采写过程中注意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双重存在”的特性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真正以人为主体的新闻者是受众能够接受的新闻。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关怀”受众中的大多数 文化无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只有在对大多数受众进行“关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深入人心。这就要求新闻传媒要贴近大多数受众的生活，符合大多数受众的情感、习惯与思维方式。 英雄是时代的代表，群众是生活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或杰出的作用，揭示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发挥领导和榜样作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闻宣传中，对英雄与群众任何一方的“一边倒”，都可能造成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误导，都不利于受众把握社会价值的平衡，也不利于建设一个有益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环境。 新时期的新闻传媒在重视典型宣传的同时，注意了在新闻传媒宣传中“英雄”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坚持了“点”与“面”相结合，出现了“平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为内容的报道逐渐增多，关系平常人生存状态的专栏、专刊不断涌现。对人的关怀对象不是长远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关注的主体不是少数的“英雄人物”，而是人世间所有的苍生大众。这体现了新闻传媒对受众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中国青年报》的专栏“冰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以“普遍关注”为突破口，以报道普通人中不普通的命运为显著特色。虽然报道的不是“热点”而是“冰点”，却由于在普通人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生存状态相关，而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喜爱，探其原因，除了接近性强，更深层次原因就是“冰点”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普通人居家生活中的一般问题，而是，普通人的人性价值，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冰点”不是利用情感的扩张，使读者置于受摆布的地位，从而使其在情感错迷中被迫接受某些化解社会冲突的陈腐观念；而是以大多数人的行为语言、习惯爱好、思想伦理为切入点，遵循与大多数受众同一文化的潜在秩序，来叙事、说理、抒情，受众自然会与之同喜同悲，在情感与认识上产生共鸣。正是这种从文化层面上给予受众精神的激励和满足，使一些文化周刊、杂志和晚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对现代人建立一种平衡的价值观、健康的生活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尊重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 新应该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的新。新闻传媒在构建文化价值观时，不能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否则，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文化是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积，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在书本上，在某些学者的头脑里；它更是根植在这个民族所在的社会里，溶解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因此，新闻传媒不可能割断这种文化上传统的联系。违背由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传播方式将很难被受从接受。 另外对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尊重，仅仅体现在传播中使用受众习惯的“语词系统”（即符合大多数受众语言习惯的语言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大部分受众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审美习惯等。 新闻传媒与正面宣传相配合的反面报道、批评报道的增多，体现了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和自觉适应。例如，在党的好干部孔繁森的典型宣传后，开展的对王宝森的罪行的披露和曝光，就体现了这种正面报道的完整性。一方面党的好干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党和人民敬仰而流芳千古；一方面一些干部视党纪国法于不顾，贪赃枉法，畏罪自杀，为天下人所不齿，遗臭万年。这种宣传建立在双方对立基础上，有破有立，使报道形象鲜明，意义深刻，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受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新闻传媒如何在文化层面上对受众进行“关怀”，将关系到更深层次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在国门向世界敞开的今天，各种境外文化纷纷在我国登陆，“自己的阵地守不住就会有别人来占领”，新闻传媒更应在文化这个至关重要的“阵地”上做到守土有责，而构建起自己的“人文关怀”将是这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 新闻传媒论文:新闻传媒功能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治国安邦的重大战略任务。新闻传媒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闻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领公众舆论，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优秀，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政治理论论文:课堂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常见问题 （一）把握不好教学内容 有些教师知识面狭窄，专业知识不够，教学经验不足，对授课内容把握不好，讲课不分重点难点，讲课内容详略不当，面面俱到；有些教师只注重讲解国家大政方针、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解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等较为“宏”“大”“正”的知识，对于学生的价值追求以及学习困惑等方面关注少；有些教师的教学时间分配不恰当，往往根据自己手中掌握的材料来决定讲多讲少，本末倒置；有些教师由于专业知识不深不精，关键的重难点地方没有讲深讲透；有些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机械地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讲解“，书上有什么就讲什么”，对知识的横向和纵向把握不透，抱着“宁少勿错”的心态，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少，把鲜活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学生听后收获不大，受益不多。 （二）教学材料堆砌，无的放矢 有些教师备课前不是深研教材和了解学生，而是到处找资料，找故事，找案例，到网上找课件，生吞活剥他人的课件，不能对资料进行良好的处理，不能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有的教师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变成故事会，台上老师讲得高兴，台下学生听得高兴，结果离题万里，加之材料选择不当，以致弱化了教学目标。 （三）课堂教学技术性代替了艺术性 现在大多数教师能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授课，但容易出现过分依赖课件的现象，教师只是在讲台上展示课件，拉大了师生间的距离，降低了教师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多媒体演示替代了教师的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学生看完课件后不甚了了的现象经常存在。加之启发式教学与讨论式教学运用较少，教师在教学组织、授课方法的处理上比较粗糙，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情趣和艺术性，老师讲得没有激情，缺乏感染力，学生听得了无兴趣，课堂死气沉沉，缺乏活力，极易造成双方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的恶性循环。 （四）课堂组织松散，控制不力 有些教师自由散漫，为了体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性，连上课时的基本环节都省略，没有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教师身上，课堂控制较为随意。由于课堂缺乏组织性，使课堂教学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有些教师上课只管上课，不管课堂纪律，抱着“我上课，你愿听则听，不愿听就不勉强”的态度，课堂组织松散。课堂纪律不好，学习氛围欠佳，造成不想学的不学，想学的也学不好的局面。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控制的有效策略 所谓课堂控制，就是对课堂教学中的时间、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情境与教学双方的情绪状态等进行合理的调节与控制。课堂控制策略是教师为完成教学活动中的任务，以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对整个课堂教学采取的主动控制和调节课堂的方法。 （一）教学目标控制策略 每门课有每门课的课程标准，每堂课有每堂课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授每堂课之前一定要认真钻研教材，明确每次课的教学目标。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讲，其教学目标主要表现在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紧紧围绕这三个目标来开展教学，正确处理好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坚持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导向，以素质为目标，努力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形成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最终在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在每次上课前，要把本次课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向学生讲清讲透，并且最好先把问题和任务抛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本次课的学习任务，将教师和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学目标上，把教学目标作为师生共同的切入点和归宿点。教学目标控制策略可以有效地把控课堂教学方向，防止出现教师上课东拉西扯、胡侃连天、教学目标不明确、讲课内容离题万里等现象。一堂课下来，讲课者和听课者均昏昏然，一无所获，浪费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这是典型的目标控制失败的表现。 （二）教学过程中的情绪情感控制策略 讲课者和听课者的情绪情感状态严重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而老师的情绪情感状态又左右着学生的情绪情感状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还必须用自己的情绪情感去引领和激发学生的情绪情感。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主动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调控好双方情绪情感，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就并非难事。反之，有些教师不善于课堂情绪情感调控，课堂教学死气沉沉，很容易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枯燥无味的“鸡肋”。一般来讲，教师的情绪情感控制分三个步骤： 1.情绪引发和推动。 像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样的课程，老师在备课时尤其要精心设计一堂课的开头，想要触及学生的灵魂，想要让其怦然心动、让其侧目，想要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就必须有一个精彩的开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是设计师，是导演。一个善于引发和推动情绪情感的教师或以一个简短而精彩的故事开头，或用名人名言开头，或用设问、反问开头，或用事实和数据开头，或用大家都熟悉的正在发生的事件开头，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或提起学生的兴趣，或激发学生思考。通过精彩新颖的课堂导入，引领师生双方处于亢奋的情绪状态之中，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情绪强化策略。 要学生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情感状态，就离不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间断地刺激和强化学生的情绪情感，常用方法有“高潮法”和“师生互动法”。“高潮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到重点、难点或高点时恰当地运用事例、比喻或排比等语言艺术点燃学生的激情，打动学生的心灵，激起学生内心的震撼，博得学生的掌声，使学生加深对这堂课的记忆，甚至使其终生难忘。每堂课都应该尽量做到旁征博引，紧扣当下时政热点和焦点，并有一两个教学高潮设计，这不但可以丰富教学过程，也加强了学生的认同感。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法”是常用方法，即教师通过教授打动学生，引起学生思考并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使学生的思维和注意力紧紧跟随教师，教师是乐队指挥，学生是乐手，双方都处于愉悦放松的氛围之中。 3.情绪延伸。 一堂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尾不仅要干净利落，还要有高度和深度，要用深刻而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来归纳教学内容，升华教学观点，尽量让学生感到“言已尽而意无穷”，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持续的学习热情，甚至让教师的某些话、某些课堂体验能够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人生”课程。 （三）课堂教学中的纪律控制策略 现在不少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采用大课制，几十上百人的大课堂，总有些学习习惯不好、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课堂，所以课堂纪律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一般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教师就要向学生提出相关的上课要求，包括课堂纪律、作业完成、考勤制度、课程安排、考核方式等内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身体语言进行课堂控制，如通过目光、手势、微笑、点头、示意、走动等来控制课堂纪律。在教室轻轻走动、与学生进行眼神交流、对学生点头或挥手等动作，都可以起到提醒学生、矫正学生课堂行为的积极效果；走到学生中间去，给学生提问和思考的机会，不仅能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能增加课堂信息反馈量，还可以维持课堂秩序，便于把集体控制和个体控制结合起来。课堂上教师还需对正确行为进行积极强化，如采取鼓励、表扬、加分等方式。也要对不良的课堂表现行为进行及时矫正，提醒学生注意等，以让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课堂习惯，有纪律有秩序。教师上课若不控制好课堂纪律，等到教学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才停下来维持课堂秩序，不仅破坏了课堂的连续性，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四）教学过程中的时间控制策略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统性很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如若课堂教学时间控制不好，教学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会给学生带来过于空洞或过于烦琐的课堂感受，进而削减学生的学习热情。把控好课堂教学时间，注重课堂教学节奏，对于一名思政教师来说尤为重要。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堂教学时间的重要性，一切内容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呈现出来。在每一堂课前都要有一个清晰的教学时间小规划，讲解、提问、练习、讨论的时间都要合理分配。认真处理好每一个课堂教学细节，把控好轻重缓急，深入浅出，详略得当，始终坚持以目标为导向的原则，以时间为尺度，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挥教学时间效能。 （五）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反馈策略 良性的教学互动是学生乐学善学、教师乐教善教的重要源泉，良性的教学互动需要运用教学反馈策略，就像人们从镜子中照见自己，以至了解自己、修饰自己一样，教师要对教学情况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包括学生对自己的教学是否满意、学生领会教学内容的深浅等。思想政治课尤其如此，课堂上的广泛提问、分组讨论、定时练习等都是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的有效方式。教师通过信息反馈可以及时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的教学方式，以使课堂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教师获得反馈并不断修正的过程也让学生不自觉地体会到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合理回应，同时也从回应中体察到自身在知识和能力上的不足，进而刺激其“补不足争有余”的学习动机。通过如此良性的教学互动，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最终达成教学目的。 （六）课堂教学的成绩评定策略 成绩评定这一杠杆可有效调控课堂教学，成绩评定结果是评价学生学习乃至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参考标准。在成绩评定中，要采用科学的评估体系，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课堂参与在最终成绩中所占的比重；积极思考、认真听课、勇于表达等优秀的课堂表现也要得到更多的肯定，给予较高的课堂参与分值。反之，逃课、不认真听课、我行我素、消极怠惰的课堂表现则会极大地影响其课堂参与分。通过对比鲜明、高低分明的课堂参与分评定，刺激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到课堂中，打消其只希望通过最终考试来完成本门课程考核的念头。 三、课堂控制策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一）教师的素质和经验 教师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课堂教学效果的优劣与教师的素质高低有直接关系。教育是一门科学，要讲好课不仅要有崇高的师德，良好的专业素质，过硬的业务素质，还要不断地更新教学理论知识，掌握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课堂教学能力，才能让课堂控制策略产生良好的效果。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师必须能正确分析学生，分析教材，必须能随时对课堂活动进行判断和分析，并能及时调控和改善课堂局面。除此之外，课堂控制策略实施的效果与教师的个人特质有很大的关系，与教师的个人魅力、性格倾向、权威性和影响力等也有很大的关系。教师的课堂言语要简明扼要，准确清晰，要能够深入浅出，逻辑鲜明，切忌烦琐混乱、拖泥带水。讲课的语音语调要抑扬顿挫，配合协调的身体语言，且用语应该形象生动、活泼、充满激情和感染力，切忌照本宣科，僵硬贫乏，毫无活力。 （二）班级规模适中 要想使课堂控制策略有效，那么班级规模就不能过大，班级学生人数应控制在50~80人，如果班级人数过多，教室空间太大，超出教师所能控制的范围，则会使课堂控制策略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产生教师根本无法实施控制策略的后果。 （三）教学法的灵活应用 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教学内容适合不同的教学方法。无论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课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积极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就是成功的。如果讲授法被灵活运用，就能达到精彩的教学效果，反之就是硬性灌输给学生，最终产生的教学效果较差。除此之外，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年龄特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针对抽象性强和理论性强的教学内容探索出了一种“问题教学法”，即把教学内容归纳为几个问题，只要把问题解决了，教学目的就达到了。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问题；第二步，学生带着问题自学和思考；第三步，问答与质疑，即互相问答和辩论；第四步，教师综述，即教师结合学生的发言状况对问题进行总结和引导。不同的教师在不同的教学实践中都会总结出不同的教学经验，会实施不同的课堂教学控制策略，所谓“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教师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刻苦钻研教育教学，互相学习借鉴，就一定能掌握教学这门艺术。 作者：邱如燕 张国蓉 单位：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网络公开课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以策划团队为骨干，优化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针对教学内容，由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经验的一线教师组成策划团队，经过调研和分析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根据其需求性制定翔实系统的教学方案，通过精选素材———设计方案———制作课件的科学流程，整合与优化各类教学资源，使整个教学设计呈现出科学、完整、系统化过程，确保教学效果的实效性，实现教学目标。 （一）精选素材，丰富教学内容 素材是通过对生活的收集和整理，发掘出未经加工的各种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原始的教学资源，这些资源是感性的、分散的材料。科学地运用素材，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灵活性、生动性和实践性，也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的有力支撑。其一，素材要有深度和广度。素材的选取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每一种素材都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宝贵的教学资源。以现实素材为依据，对素材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充分挖掘和整合，使教学内容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客观说服力。以“鸦片战争”内容为例，可以精选具有代表性、反映国情的历史事件、人物、影像以及背景文化，从鸦片战争的横向和纵向进行素材组合。如选取贝青乔的诗“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与反映当时战争的真实影像片段相结合，使精选的文学素材结合声情并茂的视频影像，形象地描述当时列强入侵，官兵吸食鸦片而不理战事，百姓流离失所的国情，说明鸦片战争失败的必然性，使素材更好地为教学目的服务。其二，素材要精准求实。鉴于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素材可选取的范围较广，在选取素材时一定要选取现实生活真实、准确的素材。借助网络平台，将多媒体、音频、视频等教学手段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体现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度，能够使形象实际的素材更好地应用在教学过程中，从而展现在受教育者面前。其三，素材要推陈出新。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紧跟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因此，其素材的选取应注重时效性。以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为主线，选取国际、国内最新时事问题和热点、焦点新闻；以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引入备受关注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件为素材资；以受教育者的认知程度为依据，采用有理、有利、有据的最新数据。 （二）设计方案，细化教学模式 方案设计是依据对受教育者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制定策划出解决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问题的最优方案，使教学效果呈现出技术化、艺术化、科学化和最优化的系统决策过程。设计方案应注意素材与理论的配合、前后的逻辑顺序等具体设计问题。第一，素材与理论的配合。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教学内容要与选取的素材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素材与理论的搭配设计可以打造轻松愉悦的授课环境和习得氛围，可以使枯燥的理论通俗易懂，形象自然，更具有说服力。不仅易于受教育者对理论的吸收和理解，增强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知，而且易于被思想政治理论教化和引导，愿意“听”，乐于“做”。例如，李海洋教授用“吃烧鸡”的例子来讲述什么是哲学和哲学的用途：图文并茂，令人垂涎欲滴的烧鸡可以理解为两只鸡———一只具体的鸡和一只抽象的鸡，简单的话语和诱人食欲的视频图片便生动地说明了哲学是抽象和具体的，哲学就是把握生活，把握事物，把握对象的方式，是平凡生活中的深沉智慧。简单朴实的生活素材，既贴近受教育者的生活，又深刻地反映物质生活是每个人生活的客观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客观基础这一哲学理论。。第二，循序渐进的逻辑顺序。逻辑顺序是指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设计方案前后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个方面，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成败的关键。其方案应遵循“主题设定———素材植入———理论阐释”的逻辑脉络来设计。设定的主题统领和指导植入的素材，植入的素材依赖和从属于确定的主题，而理论的阐释进一步深化主题，强调素材。三者逐级递进，环环相扣，富有条理，使教学设计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呈现的先后顺序符合学生思维规律和认知过程规律。 （三）制作课件，增强教学 效果课件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环境，融合图像、文字、声音、影像等多元化媒体元素，使各种媒体信息建立起有机逻辑连接，集成一个为课程服务的良好交互系统技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课件是将传统的教学课堂表现转化为网络媒介多元表现的飞跃，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件的制作是实现这一飞跃的具体过程。其作用是使主题寓于课件之中，活化理论内容，把抽象深奥的理论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便于受教育者对教学内容的领悟和感知。 二、以教师为主导，实现教学 实效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是教学表现的基石，教师是教学表现的主导者。教师犹如舞台的艺术家，用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每一位受教育者，用极富色彩的语言艺术洗涤他们的灵魂，陶冶他们的情操。可见，教师无疑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的重要表演者，其课堂驾驭能力决定着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成败。 （一）人格魅力，彰显内在吸引力 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在性格、能力、气质、情感和道德修养等人格特征方面所具有的内在与外在吸引力。教学魅力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人格魅力。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是政治性、榜样性、道德性等综合人格魅力的集合体，其内外兼修的气质、独具特色的精神境界，影响着受教育者对教学内容的接受与领悟程度。 （二）语言表达，体现言语技巧 教学语言可以称之为课堂艺术，是指教师运用富含情感、思想和审美原则的口头语言规律进行艺术性的教学表达，是教师与受教育者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桥梁。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授课语言体现在教师与受教育者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信息的传递与表达，是一种信息化语境下语言艺术的运用。高质量、高水平的语言表达应体现严谨性、灵活性和艺术性。第一，严谨性。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较大，且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具有引导和教化的作用，所以，教学语言要科学严谨。首先，教学语言要准确规范。用词用句要精准干练，理论概括要言简意赅，引用材料要真实恰当，言之有物，富含哲理。其次，教学语言要系统严密。语言的推理要符合逻辑，论证要有根有据，使教学语言条理清晰、论证有力。第二，灵活性。受教育者具有个性差异，灵活多变的教学语言可以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机智敏捷地选择和运用教学语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情具体分析，掌握受教育者的语言规律，勤于观察其听课状态，明确不同教学时间采用的语言基调，在其习得疲劳期及时调整语言表达方式，注意语音、语调、语气、语速和节奏的变换，要缓急协调、重轻搭配、强弱交替，使教学语言由始至终符合其需要，使其与教学内容产生共鸣，从而达到“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的整体效果。第三，艺术性。艺术感较强的语言表达对受教育者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首先，语言表达要新颖、潮流。与时俱进而又不失精准的语言风格备受受教育者的喜爱，可以适当地借鉴一些充满活力并经得起推敲的网络语言，这使语言表达充满着时代的气息，可以更好地迎合受教育者的心理需求，拉近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其次，语言表达要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语言表达可以营造一种轻松的课堂气氛。蕴含艺术的语言表达为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增添几分灵动，使其更显生命力。 （三）课堂驾驭，突显调控艺术 课堂驾驭是指教师具备雄厚的理论素养，能够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艺术对课堂进行整体的把握和控制。课堂驾驭能力是教师教授知识、课堂管理、引导学生等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良好的课堂驾驭能力能够使课堂有真实感，使教学内容“活起来”，可以根据受众的需要和价值观的波动调整价值观引导策略，以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展现雄厚的理论素养。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理论素质和修养，通过不断钻研和学习而形成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独特的人格品质和学识水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理论素养表现在驾驭课堂和授课能力等多方面，这些素养通过教学语言、行为、方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课堂上，教师因为通晓机理而游刃有余，能够将抽象深奥的理论知识化繁为简，且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使受教育者知名达意，了然于心；教师因为博学多识而引经据典，能够结合生动形象的肢体语言、丰富真实的素材和多媒体网络课件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使受教育者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教师因为学贯中西而与时俱进，能够紧跟学术前沿动态。 第二，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授课前应做足功课，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使受教育者实现有意义的学习。其一，运用问题教学法。授课之初，提出主题问题，使受教育者形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维方式和习惯，通过问题来刺激受教育者对已有知识进行总结和重构，引导其去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惰性知识转化为活性知识，达到锻炼思维和增强认知的效果。其二，运用探究教学法。在受教育者已经对知识产生问题，急需得到解决之时，引导和鼓励其应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问题进行分析调研，得出结论，完成学习过程的实践和体验，达到发掘其研究潜能，展现其本质力量的目的，从而实现培养其学术素养的教育效果。其三，运用参与式教学法。在对问题进行探究的基础上，受教育者通过与教师进行互动和交流，使彼此思想充分碰撞，可以提升其对问题归纳、总结、推理和论述的能力，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感悟理论研究的方法和逻辑，实现其知识、心理、品德、智力、审美的多重内化与提升，“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主体’作用，实现高效的‘教’与‘学’”。 作者：赵浚 胡晓红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论文 一、人学指向：马克思人学作为科学人学的主要意涵特征 在我们把马克思人学了解为科学人学并用来建构新的教学范式之前，先精要勾画马克思人学所呈示的基本科学人学意涵特征，包括： 1．“科学人学”的哲学自省 马克思人学涌现了“科学人学”的历史、反思、批判、科学、实践等的自觉自省的精神实质和理性呼声，突出表达了一种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希望”和“暖流”（布洛赫语）。马克思一生热情地坚守着自中学时期信守不渝并为之奉献毕生的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奋斗的伟大目标，一踏上哲学舞台就批判地做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宣言。从最初对“人”的理解的道德批判和伦理诉求的抽象性，最终跃升到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达至了对“人”的认识的空前境域，在苏格拉底古典人类学转向之后开辟了哲学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现代先河，形成了从人的历史存在状况进行自觉反思和实践批判的科学视界。这种鲜明的历史性哲学自省特征，使马克思人学区别于一般实证的自然哲学和思辨的精神哲学。高校思政教学一旦建基在这种“科学人学”之上，就要把科学的理性逻辑和哲学的自省精神结合起来，对自身所涉及的各种对象和活动进行自觉的反思和批判，保持科学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统一。 2．“道德人学”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在将哲学转向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后，除宣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还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入手，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发展命运的关注中，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终极价值诉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做出对人类解放价值目标的追求与承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马克思认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科学地阐释了人的解放的条件和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马克思学说的实质而言，它是关于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科学人学和道德人学。高校思政教学必须从最终极的意义上来传递关于人的解放和幸福的信息，并且将思政教学本身作为一种塑造施教者和受教者乃至整个社会道德价值秩序的活动和历程。也就是说，这种教学内含着一种道德诉求和价值干预，它的讲授和传达必须关涉社会整体的道德审问和价值判断，这是马克思人学内在的禀质和性态，而绝不应该把它讲授成一种（门）实验性（实证性）的技术科学。 3．“历史人学”的实践路向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个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实践”范畴实现了哲学的本体论逆转，伴随着这次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也确立了其实践人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实践人学’理论”。马克思实践人学的实践基础性和现实性，鲜明地体现为：在本体论上，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基础。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人的“斯芬克斯”之谜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他们要么诉诸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直观，要么诉诸一种纯主体性的能动性，而不能从感性实践活动的维度去理解人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开辟了一条把握人的问题的历史道路，它以人的“劳动”或“实践”（物质生产实践）为钥匙开启了人之存在的实践本体之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言：“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的一种带有必然性和第一性的历史活动。这种主张实践是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的见解，无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或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皆有所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科学人学－历史人学”的实践宣言。在这个层面上，高校思政教学应当被视作一种科学－历史的实践事业，而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或理论传播工作。在高校思政教学和课堂上，基于马克思人学的“科学人学－历史人学”视域，我们（施教者和受教者）能够从事那种关于改变世界的实践，一如它对思想、意识问题的追问、塑造和导引，而不是一再使之成为一种边缘化、客体化、外在化的课程。从上述维度来看，马克思人学意蕴丰富的“科学人学”思维范式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范式的转换提供有效的理论原则和实践路向。 二、现实归向：基于马克思人学视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 1．突破“单一化”培育方略 一般而言，社会意识和政治观念往往是通过教育来表达和培育的。教育目标的选择、确定和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影响着教育全过程的开展，也是评价教育成败的关键要素。长久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传授的主导内容侧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理想、政治诉求、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等相关内容，其目标在于塑造出符合社会和国家特定需求的、合格的“社会人”、“政治人”、“道德人”。就是这种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单向输出思维衍生了某种隔阂，成为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课程）遭遇学生疏远并呈现疲乏之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使得受教者视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为他者之事（国家之事），于其个人而言并非必要和迫切之事，甚至无足轻重。迄今为止，每一个社会和国家都在依据一定的准则和需要塑造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观念，这本身无可厚非。当这一塑造及其目标不是基于个体认同感而涌发的期许，而是嵌入式地施加给个体的“学习任务”，施教者的外在化“应对”“转达”、受教者的“困倦”“逃避”成了一种惯性。这种过于强调社会性、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单向化、单一化培育目标，忽视了受教者的个人需求、个体生存体验和个性化价值诉求，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实效性，徒添了误解和矛盾。马克思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其实，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活动本身不是抽象的、思辨的，而是现实的和具体的，它是一项非常直接的现实性活动，其目的不仅要注重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培养与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健全政治人格的人，更要注重提升个人思想和思维能力，激发个人的对社会事业和国家事务自觉关注，使得受教者个体的诉求与社会整体的诉求达成契合；高校思想政治教学除了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之特质，还应具有启发个体思想性或精神性的特性。例如，针对思政教育过程中对个体道德的塑造和育成，有研究者言：“德育本质上也是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是一种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德育的对象是人及人的心灵，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触及的是人的灵魂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德育是铸造人的灵魂的工程，是培养人的德性的精神生产过程。它的产品是精神性的。”这也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除具有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外，不应是个人价值的“飞地”，除去其意识形态特质外，不应是个体精神性特质的“空场”。当下，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推进，突破单向化、单一化的目标培育方略势在必行。马克思人学思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从社会关系总体出发来了解和建构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基本命题和价值目标。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和揭示了人存在的三种历史形式：“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式。第三种状态的人———拥有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人存在的新型历史样态，是马克思人学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扩展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目标，应从根本上体悟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以促进人的整体关系和整体素质的可持续发展为教育目标。 2．范式转换 从“工具性”转向“工具”与“价值”双性契合基于前述，在哲学反思意义上，遗缺了人学基底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范式，往往内在地隐匿着见物不见人、重智识轻人事、抓条框废思想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两种相互嵌套的结构关系上：其一，教育机构和施教者将教学内容、手段、方法和结果等工具性存在倒置为目的性存在；其二，受教者和施教者双重客体化对峙的现象日益凸显。这种倾向的特征呈示为外在性、灌输性、技术性、效用性等等，实质是一种工具性、功利性、机巧化教学范式。不仅破坏了教育过程中施教者与受教者“主体间性”的良性结构和关系，更掩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人文关怀维度和价值批判的功能，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乃至推进此学科建设的发展和成熟完善都构成障碍和侵害。那么，何以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由“单性”向“双性”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应当尝试把马克思人学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之一。马克思哲学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单纯从外在事物和既定事实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从社会关系、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实践活动、从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历史视域。马克思人学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在整体图景之上主要关注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科学人学”的思维范式。 3．几条假设和建议 首先，开拓新的理论导向。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作为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首先面临的就是传递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培养这样的人三大目标问题。不同的目标将导致不同的实践形式和实践结果。明确培养目标和价值诉求，是各阶段教育的关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也是如此，否则，教育就失去了风向标。而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诸多不力之处，与价值目标不明确和不全面有一定的关系。从此角度看，马克思人学应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树立全景价值目标提供科学理论导向。 其次，奠立新的哲学基石。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本身通常被当做一种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公共课程教学，似乎既不实用，亦无关宏旨；实则，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我国最普遍、最直接、最集中的思想传承和探索的活动和历程。在其起点导向设置上，应是双向互动式的，譬如它不仅传递从国家上层意识形态发出的声音，还应关注从现实的个体及其群体意识中产生的各种声音，并将其纳入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而不是对个体和群体思想现实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中国教育应当吸取近代历史上“千年只颂一本经，不闻时世异又新”的惨痛教训，必须深入现实，不断地调整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具体导向、内容和形式。在其落脚点上，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培养符合国家意识发展需要的人才，而是培养出用“知识”和“思想”两条腿走路的人。故而，马克思人学应为其奠立政治与人学融通、知识与思想合体的哲学基石。 最后，开启新的时代视角。由马克思人学视界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当事人：施教者和受教者）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因此，科学地判断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科学地认识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科学地审视具有时代特征的个人的观念意识，成为首要的系列问题。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施教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者多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定格了施教者的角色地位，也抑制了受教者的个性发展和思想创造力的增长。在社会持续多元化、后现代思潮涌动的时刻，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应当从时代变迁和现实境况出发，寻求教育－教学、个人－国家、政治－思想、施教者－受教者等的系统契合点和合理关系结构，彻底消解使施教者和受教者双重客体化的弊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须将施教者和受教者视为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时代域境中的个人，关注其现实生活境遇和精神诉求，尊重其主体性，激发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具体化、生活化和人性化。应当基于马克思科学人学的哲学自觉和思维原则，从事真正的反思实然、追求应然的活动，为高校思政教学奠立一个时代性视向。 作者：郑丽娟 何友鹏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中山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政治理论论文 一、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探究式教学的重要性 在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对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信、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回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动和发展的。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必须引导学生关注实践，在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2.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 研究生是社会的高层次人才，相对于本科生而言，他们有更强的自我意识，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渴望由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事物，通过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来体现主体价值。因此，在研究生中进行探究式教学，在老师指导下，通过自己的研究，验证书本理论的正确性或用理论来解释、说明甚至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相对与教师单纯外部灌输而言，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有助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探究式学习的目标在于塑造大学生的完美人格，尤其强调学生的发展能力，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和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促使学生关注现实。如：通过对低碳经济、教育均衡、户籍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增进学生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增强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②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探究式学习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创造了能充分发挥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尝试，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③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必须围绕既定主题，积极参与并亲自实践才能完成相关研究。通过实践，学生逐步树立积极的科研态度，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过程，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并且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④增强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开展探究式学习，如要撰写某一专题的调查报告，学生必须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人际交往等多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⑤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开展探究性学习，学生的人际交往更加频繁，学生之间、指导教师之间、受访对象之间的沟通交流大大增加，增强了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⑥增强社会责任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的探究式学习主要围绕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发展的问题展开，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更深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同时也更加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大大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探究式学习中，教师的学术权威取决于教师的学习经验、知识积淀和教育智慧。因此，探究式学习的开展对新时期的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心理素质、深厚的人文素养、较强的教学研究和探索能力，才能对学生的探究式学习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指导。因此，探究式学习在教学中的深入实践，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此外，开展探究式学习还将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逐渐掌握必要的现代教学技术，灵活运用各种信息搜索途径，以顺应学生的学习习惯，顺利地指导并协助学生完成对预定主题的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究式教学实践及效果 目前，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一般都是大班教学，每个班的学生数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高校甚至300多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由于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难以在课堂上得到有效的讲解，加之大部分教学内容在中学和大学都已接触过，因此在政治理论课上经常出现教师授课慷慨激昂，兴致盎然，而学生反应漠然的现象。虽然有一些教师尝试采用探究式教学，但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细则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结果也不尽人意。为提高大班条件下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遵循了科学性、时事性、实效性三原则。科学性就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中遵循教学规律和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特点；时事性就是紧跟时展脉搏，关注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实效性就是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教学目的。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树立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依据以上三原则，我们在推进探究式教学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指导学生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具有很强的时政性，学生对国际国内发生的最新事件和相关内容也最为关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时，注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中央近期重要会议文件及精神并从中选题，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深化学生对一些重要改革方向的把握和相关政策的理解。 2.分组研讨，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相对于本科生而言，经过多年的政治理论课学习和熏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许多研究生自主意识较强，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愿意和老师、同学们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学生关注的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讨论汇报。一般是5~10人一组，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推选出一名代表，在班级进行小组讨论汇报。学生对该项活动非常积极，许多小组都写出了较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在班级汇报时绝大多数小组都做出了较好的汇报课件，有的还链接有相关视频，有的小组在汇报结束后赢得学生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如食品工程专业的学生汇报题目有《从舌尖上的安全谈我国食品法规的完善和企业家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三中全会及其影响》等，机电专业学生汇报的题目有《从嫦娥奔月看我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创新》、《从我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歌曲的社会影响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等，题目新颖，论点明确，论述充分，汇报时不仅语言流畅，有课件、相关视频，并且还设置了提问等互动环节，效果很好。课程结束时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98.7%的学生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好，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有的学生在调研问卷上写道：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通过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3.改革考核方式 考试方式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好的考核方式不仅能真正考核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还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行为习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为提高学生参与课题研讨的积极性，我们把学生平时参与小组研讨状况、小组代表在课堂上的课题研究汇报、提交论文的水平等与最终成绩挂钩，探究性学习成绩占到总成绩的30%。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还是比较有效的，学生分工合作，精心设计调研问卷，搜集相关资料，认真撰写研究论文，深化了对理论的理解，提高了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知、信、行的统一。探究式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实践证明，探究式教学要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认真研究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同时也需要校领导和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机配合。只有各方重视，形成合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作者：赵排风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素质教育政治理论论文 一、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人本观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文化素质教育强调教育的文化性，其实质就是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对人进行教化、教育，必须在充分尊重人的内在因素，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因而，育人之根本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关注学生的成才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真正关注学生的发展，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具体而言:第一，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既是教育者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根据自身内在的需求，通过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接受教育的过程。两者必须同时兼顾，因而，教师在备课时除了“备教材”，还应该“备学生”，即充分把握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以及专业特点，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兴趣喜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能真正解决学生在成长成才中的困惑，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其成为优秀的职业劳动人才。第二，要更新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教育要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把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对立起来，不能只强调社会价值，却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要把握好两者的平衡关系，不能只喊“高大上”的口号，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使教育既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 二、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丰富内涵，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视野 (一)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和人文精神等人文文化因素，要增加课程的人文内涵，首先就要充分拓展课程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在课程的每一个专题中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渗透人文科学知识，既可以让课程体现人文性，又丰富了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着重培育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忠贞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人文精神的优秀内涵，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引导学生自觉地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二)拓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人文意蕴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也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任务。这些实践项目多以演讲、辩论以及表演的方式进行，要完成这些项目，学生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历史、文学、音乐等文化知识，还要掌握演讲、辩论等技巧，可以说这既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三、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多元教学法 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途径和手段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教师应该掌握课件制作的基本技术，完成精美课件的制作，还要适当学习视频剪辑制作手法，让课堂讲授更具直观性和冲击力。其次，要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目前，国家倡导的精品资源共享课将是大势所趋，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再次，可充分发挥现代通信软件的作用。例如QQ、微博、微信等，这是时下最受年轻人热捧的通信工具，教师通过这些通信平台与学生进行友好互动，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达到教化育人的效果。最后，如果条件成熟，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可以大胆尝试现代教学新技术，如“慕课”、“微课”以及“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革新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在文化素质教育视野下研究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是目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工程，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文化素质教育更是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种有益的革新和尝试，需要教学界同仁继续努力，积极探索，以寻求更有效的发展路径。 作者：谢艳霜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系统论教学模式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分析 1.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就是在于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使用理论观察社会、认知社会进而思考自己的人生。当下我国的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实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把握。各大高校的教学内容都相互关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种体系，满足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学生科学、全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统一的规范要求，这就是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可以有效地避免实践教学分散随意现象的发生，并且可以帮助实践教学实现常规化、科学化。所以思想理论课程实践教学模式首先要把握的就是教学内容的系统化。 2.教学运行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存在着一个过程，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够直接得到教学的目的，而是必须要通过实践的过程才能够达到教学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大多都是静态构成的，就是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由老师来教授给学生最为理论的思想政治观念。在当下的实践教学中，加入了许多的动态因素，就是将教学方法和教学环境相结合，利用实践的方式来完成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在当下的这种实践教学中，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当成了一个整体，并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通过对这个系统进行较为完善的动态把握，形成了实践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主要就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老师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让学生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学习的目标，实现政治教学内容。虽然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让学生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必须是具备一定的前提，就是在实践过程中要能够很好地把握运行的全过程，就是教学运行过程系统化。 3.教学管理体系的系统化系统论中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其实都是在对于系统的管理上的要求。在一个完整的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相互配合，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系统的作用。系统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的方法，通过对子系统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对整个系统的管理。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中，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都是建立在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之上。这样就需要将学校的各个部门整合成一个体系，这样才能够确保工作的正常进行。对于老师的要求就是能力突出、素质全面、思想政治理论实践基础较强，这样才能够很好地构建教学管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包括优良的教师、完善的理论和充足的资金。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系统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更加利于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知识的接受。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思想理论实践教学的效果，我们必须要建立系统化的教学管理体系。 4.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体系的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学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评价是十分有必要的，思想政治教学涉及许多领域，这样就导致了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工作更加的困难复杂，这样我们建立系统化的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学质量的监督评价。系统化的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可以对教学质量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仅仅能够衡量实践教学的效果状况，还能够通过对教学效果进行整体定性的分析，为将来的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教学质量监督评价的系统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方面是加强对学生实践教学学习效果的调查，找到学生评价中自己教学的缺点，与理论考核方式不同，这种调查是根据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参与程度的不同拟定的，可以很好地把握学生实践学习的效果。二是加强教师对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老师的评价结合学生的调查结果，这样就能够从全方位了解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对于思想政治教学质量的评价必须要建立综合性的完整的体系。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1.高等学校教育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全面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人员的能力。这里面提到的协同创新主要就是在一个系统的整体上，各个子系统基于同一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来完成整体的共同目标。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能够更好地完成整体的共同目标。所以要想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创建协同机制，确保在实践教学中各个部分能够有效地协调工作，这样才会产生协同作用，更好地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协同机制，就会造成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突发情况很多，会对教学工作的效果起到不利的影响。 2.设计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标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个目标具备一定的抽象性，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目标进行层次上和结构上的划分，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目标。我们在强化实践教学过程中，也要强化实践育人的意识，制定合理的方案，完善科学的体系，这是中央文件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的课程间的界限，将不同的学科与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达到对学生教学的创新。思想政治教学工作分为好几门课程，我们可以在这些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整合出相同的教学目标，来进行统一的实践教学，将几门课程科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校完成教学工作，又能够很好地让学生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 3.构建教学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是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所必须要做的，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是建立在各门课程对总目标的要求之上的。系统论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成一个总体，各个学科是其中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的目标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各个子系统也就是各门学科有着一定的研究和理解之后，设计出整体的学校思想政治实践教学体系，结合各门学科之间的关联，有效地避免内容的交叉和重复，这样在教学过程中，会节省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和资源。构建的这个教学体系，要根据教学体系实施内容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要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4.合理利用资源思想政治实践教学需要利用校内和校外的各种资源来开展教学工作，这样就要求我们合理利用资源，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实践教学时，可以和校团委、学生会、教务处等部门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各部门之间的资源，把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我们还可以把实践场地的资源与各个部门共享，这样不仅仅对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实践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对于学校的其他部门的工作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结论 综上所述，系统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影响，笔者通过本文的论述，希望能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帮助，希望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学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李媛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高职高专政治理论论文 一、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1.理论教材缺乏时效性与针对性教材作为教学大纲的具体展现，教材编排是否满足学生要求、能否与时俱进、贴近高职高专学生实际思想，对高职高专学生利益、学习、工作、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影响高职高专政治理论教学质量。日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材使用的是和普通高校相同的教材，这套教材拥有系统的观念，但是和当前的高职高专学生特点、教育特征之间的联系存在出入，缺乏时效性、针对性。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也对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高职高专学生作为网民的主力军成员，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让其近距离了解世界，以拓展学习深度与广度；但是网络也为学生带来了很多负能量，鱼龙混杂的网络带来的不仅是多种社会思潮，还有很多腐败、阴暗面，尤其是初次接触社会、认知能力不够的高职高专学生，同时这也对高职高专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提出了新要求。 2.高职高专师生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性从当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反馈的信息来看：很多学生依然忽略了思想政治的重要性，认为专业技能是工作发展的根本，自己的学习必须以专业为主，掌握了专业技术与课程才能创业；而思想政治只是作为附带课程，处在可有可无的局面。另外，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根本没有实际作用，它和企业、社会相差太远，和创业、就业几乎没有关联，从而也就大大削减了对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一部分高职高专思想政治老师表示：自己都不太清楚思想政治的教育作用与地位，对于通过理论课加强德育渗透没有太多的认识，甚至还有部分老师认为思想政治课应该让学生自己通过工作、学习、生活实践进行锻炼，却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促进德育教学、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养的作用。 二、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1.不断提高高职高专老师自身素养“学海无涯”，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政治拥有深刻的内涵，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成效，即使一个人将几十年的时间放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上，也只能接触到有限的内容。因此，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它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有谦卑的态度与坚韧的毅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来完善自己和教学工作。对于高职高专的理论老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熟练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观念，以足够的知识积累，挖掘语言表达能力，这样才能在生动形象、言简意赅、有趣诙谐的语境中，及时配上丰富的肢体语言，更好的理解思想政治内涵。同时，它要求具备敏捷的思维，这样才能高效、灵活的回答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出现的各种问题。另外，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老师还应该具备课件制作的能力，例如：老师能够熟练应用现代化工具，在与时俱进的同时灵活运用电视、手机、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工具，并且在刺激学生立体感官的同时，促进学生理解与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进程。 2.强化高职高专学生教学的主体作用自新课改实施以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各个学科教学的基本准则。在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老师也应该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与思维。高职学生作为认识的主体，为了保障教学质量，老师必须将高职高专教学作为优秀工作，结合不同学生的意志、能力、知识、爱好以及专业差异，带动德育发展。当然，老师也必须正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职高专教育的关键内容，它对整个教育教学都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的理论课安排，必须做好切入点筛选工作，通过增强高职高专学生素质教育，从根本上确保高职高专学生的创业、就业素养，并且将其贯彻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每个环节中。 3.增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为了适应社会竞争，在教学中老师不仅要主动放弃“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形式，还必须注重教学创新和改革，从革新中寻找适合高职高专思想政治长远发展与教学的模式，并且努力为其打造出合作、和谐、平等的教学环境，这样才能方便师生交流与探讨。在这过程中，老师要将资金定位成合作者、组织者，然后再引导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到知识探究中，这样学生才能得到更多的主动权。特别是现在的90后、00后，我们应该灵活使用手机、电脑、投影仪等电子产品辅助教学，将乏味、枯燥的静态教学演变成活泼、生动的动态教学，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兴趣作为最好的引路人，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兴趣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 4.增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课与其他专业课的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内容宽泛的学科，它和很多专业课程都有联系。为了做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除了要帮助思想政治课余其他学科的渗透外，还应该让思想政治和高职高专课程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然后再根据专业配置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划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专业课程的横向、纵向联系，必须结合课程特征适当添加专业知识。老师在应用理论课教材时，必须结合实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样才有助于高职高专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另外，职业应用型人才作为高职高专输出的主要人才，它和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研究型、学科型人才不同。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注重教学实践的作用，在致力于创新的同时，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更贴近生活与社会。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作为现代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它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具有极大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结合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改革着手，让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学的时效性。 作者：王蕾单位：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教学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师人格魅力的吸引力 首先作为一个老师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这是上好每一门课程，并增强其吸引力的前提条件。笔者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得了一些结论，学生的心很单纯，也很直白，思想逻辑也简单，很多情况下学生喜欢上这门课，是因为喜欢这位老师，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理由。因而，思政课教师的个人修为与魅力的提升，对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得到学生的喜欢和尊重，受到学生的爱戴，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而然就具有了吸引力。当然，个人魅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而需要长时间的日积月累，平日养成，在课堂上自然流露，往往能牢牢吸引住学生。教师良好的人格魅力不但能够牢牢吸引住学生，还能促使学生健康成长，对学生人格魅力、高尚品德的养成起到积极的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学生崇拜老师，把老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总是把老师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把老师的一言一行像一部摄像机一样毫无保留地拍摄下来，然后效仿着去做。所以作为老师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修为、言行举止，始终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严格要求自己，来影响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内心世界，这是再好的教科书、任何奖惩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教师丰富扎实的理论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质，远大的理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循循善诱、淳淳教诲的教育理念，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等，这些都无形地激励着学生积极进取、奋发开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一般的教学活动不同，教育者向教育对象传递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不是技术，它并不直观，而且抽象，但是像春雨细无声一样感化着学生，是指导和引领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的活动，是对教育对象品德进行塑造和磨炼的活动，这种品德塑造活动，不但要以教育形式为手段，更要以人格魅力感染为手段。我国从古至今历来都注重身教重于言教，在《论语》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的身不仅指教师以身作则,也包括追求至善的人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吸引教育的最重要因素，要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代同步，适应时展的要求，否则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始终处于发展的动态中。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发展得很快，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面临一些新任务。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好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要突出思想政治理论的优势，体现时代的特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归根结底是要得到客体的认可和接受，所以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学生所处不同的学习阶段和成长阶段以及成长的不同环境，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教学内容更充实，解答学生疑问更真实，给学生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接受。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学会辩证地去看待和分析，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对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这样的教学内容当然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除了以上总的方向，另外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对于大一新生和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学习任务、学习情况和面临的问题都不同，心智也处于不同的成熟阶段，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选择教育内容，才能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实现教学目标，取得教学实效。还要时时关注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是社会现实矛盾的焦点，也是大学生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源，教学内容要有解答社会热点问题和解除学生的疑问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给学生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从心底里感到学理论有用、管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吸引力 在一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学生越喜欢，越认可，就越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越，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越有吸引力，就更能够使学生受到感染，自然就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作为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的桥梁和工具，应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目标、内容和教育者思想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创新，因此，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学生思想的变化，教学内容的日益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继承原来优良的教学方法，还要不断探索新方式，运用灵活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并进行优化组合，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这一专门的教学主阵地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选择运用多媒体、影视资料、幻灯片、图片等现代教学的辅助手段，使用分专题式教学、讨论式、授课式、辩论式、表演式等体验参与式，使各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让每一个学生的身体和大脑都动起来，既动脑、动口、动手又动身，活跃了课堂的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把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成声色俱全、语音并茂的有趣知识，使大学生的思想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学中得到升华。还要坚持实践教学。实践活动教育法是教育者引导学生直接参与，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教学方法。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对思想政治的认识得到升华，从而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学生在现场亲自动手操作，在亲身体验中不断提高认识，陶冶情操，增强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在亲自参与的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作者：杨慧珍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思想政治理论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艰苦奋斗精神信念缺乏 当代大学生未经过艰苦斗争的革命年代的洗礼，意识不到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往往缺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居安思危的意识，自身承受力与意志力薄弱。不少学生习惯于“两耳与不闻窗外事”，诸事由家长“包办”“代办”，忽视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和环境适应能力训练，甚或出现家长到学校“陪读”的现象。大学生在碰到困难挫折后垂头丧气、悲观失望、无所适从，出现诸如失眠多梦、情绪低迷、精神不振等症状。这极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强化，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学习处事态度与坚强不屈、不畏艰难的生存勇气。当代大学生德育观上的种种不良表现，不仅影响我国的人才质量，而且影响国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影响“中国梦”的实现。因此，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就不仅仅是个人成长成才的需要了。 二延安精神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应用的路径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延安精神教育的有效衔接 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帮助大学生端正理想信念态度，以解决大学生道德失范的方向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主要阵地。进行德育教学时充分挖掘《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教材中的有关延安精神的素材资源，将伟人故事、英烈事迹、红色经典歌曲、宣传影片等关于延安精神的内容衔接到系列教学内容中，使延安精神入课本、进课堂，从而帮助大学生了解并领悟延安精神的深刻思想内涵。大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一方面要打破已有的观念，树立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观念，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而且要涉猎其他专业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另一方面要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思想，吸收精华，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2以榜样示范拓展延安精神内涵 张力高校教师承担着社会信息传递、知识传播的重要任务，学校须以延安精神为指引抓师德师风建设，用更多的精力、更有力的举措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始终把以学生为本、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各项工作中去。在满足学生不断提升的求知需求水平的同时，教师需努力提升自身治学能力，用高尚的人格感化学生、用广博的学识影响学生、用求是的作风感染学生、用扎实的基础教育学生，达到榜样示范的良好效果。因此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老师的个人修为对德育水平影响直接，对学生群体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这要求从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结合时展现状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修养水平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疏漏，进行有针对性的全面分析与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结构完善、论证严密的理论成果与学术著作等，从而为延安精神不断注入新的思想活力。 3以艰苦奋斗精神培育 大学生民族复兴使命感我们党革命历程走的就是基层群众路线并靠艰苦奋斗取胜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不懈艰苦奋斗发展的。当代大学生身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需摒弃“眼高手低”思想，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去奋斗发展。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大背景下，大学生须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服务乡村，走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奋斗之路。在进行德育教育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在践行延安精神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不仅可以保持大学生干部和党员道德思想的先进性、模范性，也借此能够最大范围、最广程度地影响更广大学生的思想水准、意志品质、道德修养、价值追求等精神层面。通过大学生的基层群众路线教育使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根植与传播，培育大学生的优良道德品行，并使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4开拓德育教育新载体 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时代，网络媒介成为了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进行学习和生活的重要载体。高校德育教育可通过充分利用网络、电子传媒等媒介途径，拓展延安精神教育的传播介质，如建立与延安精神教育相关的网站，将典型的反映延安精神的素材（如纪录片、宣传书画、主题文章等）上传到网站上，并在网页上采取网络调查、评论、链接等方式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的宣传和弘扬，从而使延安精神教育接近、深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同时，利用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栏、杂志等各种大学生身边的媒介方式渲染延安精神氛围，通过潜移默化影响转变大学生所误解的“表象精神”、“空洞说教”思想。如此，用具有时代特征的延安精神教育素材通过网络媒介的综合作用开拓大学生思想，以最终打造成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新阵地。 作者：周茂春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发展观论文 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科学与否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校教育是广大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使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视教师这一主体。那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这就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的体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要体现以人为本，以我们的教师为本，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教师在良好的环境和体制机制下认真专研业务努力上好每一堂课。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也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上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教学主体上就要体现以学生为本，并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家庭收入差距加大，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在讲科学发展观时，特别要强调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先列举一个励志的大学生典型事例，也可以让学生发言谈谈自己怎么做到人的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德育是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给学生讲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智育，大学生所开设的课程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为大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体育，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学生应该重视加强体育锻炼，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还要给学生强调不仅要身体健康，心理也要健康。美育是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自己的行为是否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显示出了正能量。劳育是培养学生进行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特别是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从小就很少参与家务事等劳动，对劳动观念有些淡漠，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锻炼。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统筹兼顾。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要统筹专业课与公共课的学习，还要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统筹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方方面面。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可持续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要注重可持续。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上要体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教学内容上也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四门必修课程之间以及同一课程内教学内容有重复，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虽说各门课程功能定位，讲授角度不同，但这种角度和定位点在教师的实际授课过程中很难把握。我们学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三年级开设的课程，我们应注意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本课程则重点讲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理论等内容。对与前面课程重复的内容可以略讲或个别章节安排学生自学，比如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在之前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已涉及，那我们就对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安排学生自学，对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只着重讲2－3个案例。比如第八章第三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之前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已涉及，那我们就从当代大学生中找正反两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讲解。此外，本课程自身内部的各章节之间也存在一定重复，我们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照顾到课程内在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对教材有所取舍，重点讲授。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为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改革我们的授课方式，用科学有效的多种方式教学，提高课堂的控制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一是专题式教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是高校研究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我们把它分为八个专题，由八个教师各自讲授一个专题。由于每一个教师只讲授一个专题，他(她)就有时间精心设计这个专题的教案和PPT，保证了教学质量，围绕主题展开的专题式教学深受学生喜欢，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课堂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做到重点突出和提高教学的理论深度。二是讨论式教学。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为了加强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就可以安排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人口、资源和环境为主体收集资料，展开调查，先是小组讨论，做一个讨论提纲的PPT，然后再选出代表与大家分享。三是案例式教学。教师事先要选好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可以是经典案例，从教育部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材中选取;可以是新闻案例，选取及时的新闻资料，让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可以是同龄人案例，对同龄的大学生来说更具有说服力;还可以是反面案例，不过，反面案例要慎重选择，在运用反面案例时，教师要注意正面的引导。案例式教学可以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形象、生动，让学生在案例中理解理论，而且还能活跃课堂气氛。四是网络资源教学。高校校园网可以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栏，把教师的优秀课件、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经典视频挂在网上，同学们可以上网查阅。另外我们每个老师还有网络教学平台，提高网络教学平台，每个任课教师可以上传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课件等，可以布置课后作业，学生网上提交作业，教师网上评阅并及时反馈给学生，还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五是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把抽象的理论和枯燥的教学内容通过文字、动画、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信息呈现在课堂上，让课堂有声有色，提高了课堂控制力。同时，采用多媒体教学减少了教师授课的随意性和书写黑板的时间，加大了教学信息量。六是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每一门课程都有实践教学环节，要注重科学统筹，各门课之间的实践教学内容要协调，不要重复。对于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希望建立有利于教学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实践基地。如参观考察红色革命根据地或纪念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工业的发展等，让学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二、结束语 科学发展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具有高水准思想政治素质的当代大学生的重要途径。 作者：叶春红单位：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政课教育政治理论论文 一、高校“思政课”教育 塑人灵魂的工程师首先，高校“思政课”教育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有部分学生认为，我既不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信奉唯心主义世界观，我信奉我的专业，因为我将来只靠它吃饭。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在实践中有害。虽然，大学生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所作的行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任何专门学问的研究只是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任何研究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其次，有益于大学生修炼良好的人格魅力。要想将来当专家，不仅要受世界观支配，而且还必然受一定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一个人不管他能否成为专家，学生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来要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培养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即使成为专家，也存在着一个具有什么人格力量的专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专家，在个人的荣誉、地位、利益等系列问题上，如何对待？已经成为专家，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为自身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还是造福于人类社会？当科研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是气馁、退缩，还是迎难而上直至成功？遇到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不理想，是抱怨、发泄还是积极克服、主动进取？如此等等系列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人生观，以它为思想武装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才兼备。大学生只有以这样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人生行为的指导，努力学好专业，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受到国家和人民欢迎和重用的、有人格魅力的专才、专家。 二、高校“思政课”教育 授业育才的引路人 第一，解决人才发展的正确方向。长期以来，有部分人认为高校教育是通过教师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来实现，与“思政课”教育没多大关系。这是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偏见，好多高校思政课教师是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这一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事实上，专业知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特征之一，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专业课教育教学都是为了培养学生，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授业育才的双轮车。而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能够解决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为谁服务、代表谁的根本利益的专家、学者，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领域的知识，大到宇宙天体演化、社会形态更迭，小到基本粒子的结构演变，还无一不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为指导思想，去进行分析与研究。当然，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以具体科学方法的不可取代性，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指导作用。 第二，引领实事求是作风的树立。任何学科科研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引领。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出发点，坚持实事出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求，即探索、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对其对象的未知领域进行求证、求解、求新。一个“求”字凝聚了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精神，如严谨治学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甘于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是，即规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建立关于规律的知识体系。为了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之，任何取得成功的科学研究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晶。 第三，引导健全人格的培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长达40年的友谊绝无仅有，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过程中，他们都作出了无私的、卓越的贡献。从高校“思政课”教育学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领悟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谦虚谨慎、胸怀宽广、舍己相助、无私奉献等高尚的道德人格，这是我们青年大学生进行自身修养时，不可多得的活生生教材。所以，通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不仅可以使广大青年大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熏陶，还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健全人格的熏陶，他们获取科学知识、创建理论时所表现出来的严谨、求是的科学态度，团结、谦虚、合作的治学精神，对于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 作者：李景春黎育松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社会需要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由于对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缺乏正确的辨证的认识和理解，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思政课教育的社会功能，教学中往往照本宣科，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重点、难点的把握机械化、教条化，讲课时面面俱到，一味灌输，习惯性把学生当成了高级领导干部，一出口就是“领导指出”、“几个必须”、“几个应该”，教学活动中见不到“学生”，从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需要。这样的思政课很难被学生接纳和认同。二是片面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只关注学生的兴趣，迎合学生的价值倾向，满足于课堂气氛的活跃，甚至喜欢讲社会上流行的庸俗笑话，堕入“三俗”的境界，而放弃了社会要求和原则，失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作用、动力作用和保证作用。要防止以上两种倾向，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为社会服务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属性，明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明确历史和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的使命和责任可以有效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为盲目的、自发、随意的活动，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要看到，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必须十分重视当代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材施教地促进他们良好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要努力找到社会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结合部和增长点。“两个需要”结合的实质是将思政课教育的宗旨与受教育者关心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两个需要”结合得好，既造福社会，又使受教育者终身受益。 二、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在以往的思政课教学中，许多教师由于对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习惯于“教师中心论”，过分强调教师的“控制”作用，使得课堂更多地成为教师呈现个人知识和风采的舞台，许多教师已经习惯于搞“独白”，演“话剧”，把教学的“公共活动”变成了教师的“个人活动”，基本是“教师讲完——学生下课”的单一模式，完全忽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必须寻求新型的教学模式，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动、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现在80后、90后的学生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不断增强，特别反感对他们进行概念化的说教。教师上课尤其不能只讲“必须”、“文件指出”等政治性话语和口号，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以平等、开放、合作、民主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充分的尊重。师生通过民主平等的交流，产生精神上的碰撞、融合和共鸣，教师要允许学生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意见和看法，从而使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由度越大，对教师的要求越高，越需要教师对思政课教育规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高级的育人艺术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三、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五个多样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五个多样化”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表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空前增强“四大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当代大学生在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何面对大学生思想状况出现的新形势、新特征，就必须正确处理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其一，就是要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推动全社会巩固发展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二，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事情、舆情决定了的，是客观实际，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扩大社会认同，增进思想共识，才能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认识水平的劳动者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同样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也只有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减少思想矛盾和冲突，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的对抗和冲突。才能使先进文化占有主导地位，健康文化得到发展，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思想受到抵制。坚持这两个重要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教学与发展的关系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正确处理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必须从认识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体系和学生认识发展的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能力，形成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具体讲，就是要按教学的计划、大纲和教材的体系组织教学，要抓主要矛盾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同时还要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并非自然而然地就能够促进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只有充分体现“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活动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才能产生科学意义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吸引力和感染力，这一重要原则已被教育的历史和实践所证实。其二，教学要体现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党和国家为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设立的专业化、专门化、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课程内容的选择、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确立、教学的评价包括教师的选拔都经过严格的、科学的设计和安排，体现出高度的目的性、计划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这样的课程教学必须体现理论的深度、广度和难度。否则就不能完成“发展”的任务。其三要用“发展”评价教学。教学是否具有发展性或者说教学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发展，这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教师的教学活动只有遵循了发展性这样一个终极性原则，才能够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所在，才能真正体现“主阵地”和“主渠道”的应有地位，也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作者：孙剑坪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政治理论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课程与网络“信息素养”整合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更新传统教育观念 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开展通过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综合运用，能够动态的突出教学知识重点，实现对感官的延伸功能，有利于大学生消化吸收突破学习难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可以在内容的知识性与发展性上下功夫，能够增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信心。整合研究将使教学内容摆脱封闭，实现开放，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上与课下的统一，在社会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教育，鼓励大学生更多更好地接触社会现实。将古老的历史成果，辅助以网络及信息技术，来增强历史的厚重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大学生了解国情、党情和民情，以此树立他们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 （二）有助于大学生向探究性、合作性学习 激发教师与学生主体的创造性使大学生实现角色转变，由被动变为主动。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和协作式学习氛围相结合，为大学生提供更为开阔的分析问题的观点和思路，实现教师教和大学生学的实际效果。这不仅可以适当缓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繁重强度，还能够确保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学业和科研能力的培养，这也有助于教师的自身能力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发挥情境教学的可设计性 延伸情景教学的空间与时间，使课程更生动有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材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丰富，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探究活动的要求明显增加，但是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使有些探究验证活动无法实施，这就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信息素材，将自由探究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变他人要我学为我要自己学的实践的能力。教学环境也不再拘泥于课堂教学，而是实现与课下的网络学习实践的相结合，完成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教学过程，增强了大学生学习以及同教师交流的灵活性。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丰富多样的信息素材，再配备以图文并茂，音频和视频的有机结合，规避传统教学手段比较单一的不足，有利于激发学额生的学习兴趣。 二、思想政治课程与网络“信息素养”整合的主要途径 （一）制定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的权威标准 2003年，教育部就曾指出，信息素养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社会成员信息技术人文修养的表现；各种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基础掌握程度；社会成员能否自行利用信息解决生活、工作和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持有客观公正的信息技术价值观；社会成员广泛拥有良好规范的信息技术的使用习惯，特别是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我国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标准可以借鉴国外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标准，例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就曾经在《信息能力：创建学习的伙伴》中提出的学生信息素养九大标准。我们将其概括为获取信息的快捷性、有效性、个体性，信息处理的批判性、及时性、道德性，信息使用的精确性、创造性、效益性。 （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信息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主要是指在高等学校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讲授和社会调查等的教学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依托科学的教学方法设计，实现信息技术的电子化应用，丰富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渠道，为提高课程教学改革效果开拓新的思路。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中的网络信息素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现课堂网络信息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直观感性认识和普遍认同感。因此高等学校应围绕网络信息素养教育这一目标，形成切实可行的信息素养教育计划，首先，从授课教师的网络信息素养入手，使课程设计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层次，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考虑学生学习的阶段，合理地把课程安排在合适的时段，开设的方式应服从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并把网络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社会实践教育的教学规划。 （四）注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网络信息素养辩证批判性思维教育网络信息素养需要通过哲学思辨性为依托，实现大学生群体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发展。重视求同存异等发散思维。使大学生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选择、利用，自觉整理和加工网络信息，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正确评价、消化网络信息，同时通过调查分析，独立思考，最终吸收有效的网络信息。 （五）开展高等学校网络制度 建设成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需要有成熟的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规范和强化文明的网络行为管理机制，促使大学生自觉形成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预防和减少网络犯罪以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如制定有关上网行为规章和制度、成立网络教育管理领导小组、成立网络信息教育宣传联络队伍、网络文明协会等大学生社团组织，不断增强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实现教育信息化目标，充分发挥大学生的道德主体作用。 （六）深入开展大学生网络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咨询 选择功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新的信息时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这就需要首先从教育工作者入手，努力培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咨询人员，帮助其承担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咨询活动，并不断完善指导的能力和水平。还可以通过开辟专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和网络在线咨询等，来保证高校网络信息咨询活动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作者：张岩李学锋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牡丹江医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实践教学体系政治理论论文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要素 1．1实践教学目标 实践教学目标是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通过实践教学活动要达到的结果。实践教学目标是实践教学体系中的驱动要素，在整个实践教学体系当中居于优秀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实践教学体系中的其它要素。实践教学目标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具有导航、定位和驱动作用，为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实践教学目标也为教师计划、组织、实施、调控实践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无论是选择实践教学主题，还是设计和安排实践教学内容，都要依据教学目标进行。 1．2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是指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方式，让学生观察、分析、体验、感悟、理解和践行同实践教学主题相关的各种思想政治理论信息的各类活动。实践教学内容是教学体系的受动因素。它不仅是连接学生和教师的信息纽带，学生和教师彼此间交流、相互影响的对象，还与实践教学目标相关联。衡量实践教学内容选择的有效性主要看它是否准确地表现理论教学精神实质、是否能契合学生的需求、是否符合学生的认识特点。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实践教学内容是最具社会性、丰富性和时代性的要素。 1．3实践教学管理 实践教学管理是指服务于实践教学目标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它涉及到确定教师任务、制定计划、组织实施、检查监督以及学时、学分、评价、考核、奖惩等一系列环节。实践教学管理属于实践教学体系的调控要素，既要调动实践教学体系中其它要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效能，还要对实践教学的过程进行调节、控制和优化，以服务和适应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管理是否科学、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能否让实践教学成为师生的一种自觉行为，对实践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 1．4实践教学保障 实践教学保障是指实践教学活动的支撑和保障因素，是为实现实践教学目的而提供的精神氛围与各种物质条件。实践教学保障主要涵盖创设舆论氛围、建立组织机构、经费条件、实践基地等。实践教学保障属于实践教学体系的保障要素。实践教学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实践教学的宣传动员、统筹安排、协调优化、支撑保证。实践教学保障作用发挥的程度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实践教学的运行通畅状况和成效性。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功能，要坚持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认真分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和教学保障相关基本要素，既要发挥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又要相互协调和整体优化，构建出科学的高效运行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整个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和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2．1彰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在实践教学中，学生不仅是参与主体，也是组织管理的主体。彰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其一，重视实践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育观念;其二，在实践教学中，教学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到学生的学科专业方面的差异，教学的组织实施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学生成绩的评定要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其三，要准确定位师生关系，树立与学生平等、合作的理念，积极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找到自己的“自由发展区”。实践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参与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展现自我的机会和平台，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2．2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能力 实践教学对教师素质和能力有较高的要求。首先，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策划者，应当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实践教学的方法及规律，同时还能够把实践教学内容予以课题化，以促进学生对相关问题的学习和探索。其次，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应当具有一定的宣传动员、组织、沟通、协调以及处理紧急状况的能力，并有效地对实践教学进行调控和引导。再次，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指导者，应当具有创新精神，能够不断地提出实践教学的新举措。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提高教师的各项素质和能力，包括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和人格魅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3精心设计教学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是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围绕这个目标精心设计:其一，思想道德目标。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知荣辱、辨是非、锤炼意志、塑造人格、实现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的提升;其二，知识目标。通过直观灵活的实践教学活动，把理论与社会实际联系联系起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同，并自觉地以它指导自己的行动。其三，能力目标。通过大学生对实践教学活动的计划、组织和参与，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协调能力，提高他们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 2．4创新和拓展实践教学形式及资源实践教学是一种寓教于行的教学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有三种形式:第一，课内实践教学。包括模拟教学、知识竞赛、主题演讲、课堂讨论、影像作品欣赏等。第二，社会实践教学。包括参观访问、实地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第三，虚拟实践教学。包括网络通讯、网络论坛参与、网络个人网页制作、网络博客开设等。实践教学要灵活运用这些实践形式，并不断创新出新的实践教学形式。实施实践教学要以实践教学资源为依托，重视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第一，实践教学基地。大学生创业园区、学生社团组织、科技创新实验室、博物馆、革命等都可以作为实践教学基地，针对性地予以开发建设。第二，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源十分丰富，为开发、利用和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样式。 2．5建立和健全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良性运行要健全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第一，建立组织机构。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第二，制定规章制度。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可以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科学化、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三，确保经费支持。要建立专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金，以确保实践教学有充分的经费和财力保障。第四，组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是实践教学活动的主导者、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建立和健全一支相对稳定、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教师队伍是取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效的关键。 2．6健全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 对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动态跟踪和评价考核可以有效地调控整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过程。首先，实践教学的评价及考核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定实践教学计划、目标，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等提供客观依据。其次，教学主管部门根据评价考核的结果采取奖励和处罚措施，能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引导、调节和推动作用。构建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能够全面反映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并予以客观公正的测评;第三，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具有导向性，能够正确地引导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清楚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要素并对这些基本要素的功能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难题，有助于构建体系化、科学化、实效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进而与理论教学深度结合，共存并重。 作者：王宏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高职院校政治理论论文 一、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几点建议 1.学校环境 高职教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就业教育。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定位决定了院校领导突出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重视专业课建设，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甚至有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虚”的政治任务，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往往不能予以保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处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状态。这也使得很多思想政治教师“寒了心”。因此学校完全有必要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2．师生互动 主要在于解决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的矛盾。以教师为主导，搞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致使教学过程放任自流，同样是不可取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转变观念，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理论辨析。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教师主导性作用，让学生的自主性和实践意识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同时注重师生间的情感互动，将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结合他们的专业及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的差异因材施教。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设计 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尤其是作为“90后”的学生，他们讨厌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讲解，这时就需要如努力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加大学生的参与性。可适当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同时顺势引导，培养学生对社会现实热点的正确看法，避免偏颇；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参观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或博物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进行实物教育，引发思考“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利用影像、图片等形声兼备、感染力强的声像资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吸引眼球；注重引导学生课余时间使用网络的频率，关心时政大事、社会热点，正确看待网络评论。 4.考试模式 目前，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考试方面进行了改革，不再是采用过去传统单一的期末考试方式———闭卷考试，更多的是把学生的校内平时表现纳入成绩考核当中。采取理论与实践、平时与期末相结合的办法。在理论考核上，命题形式要灵活多样，主客观试题比例适当，如判断、单项选择、多项选择、问答题、论述题等多种题型，内容上突出重点、覆盖全面；在实践考核上，既要考核学生的平常表现，也要适当地考核其参与的校内外实践成果，从而引导学生既注重理论的掌握，更关心知识的运用；既重视期末复习考试，也关注平时习惯养成，最终使其终身受益。这种既重视学生的学习方式，又能够很好的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二、结束语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已日渐凸显。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各高职院校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听从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培养高校育人环境，以小环境来影响大环境。只有和时代同步，和青年同步，吸收新思想，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作者：陈曼位：三明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基层文化设施和谐社会论文 一、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把基层文化站所建设成人民群众向往和热爱的场所，使之自觉参加文化活动。一是要量力而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要结合实际，根据身处自身的力量，针对群众民俗民风，完善各项功能设施，比如完善民俗文化博物馆、文化站、电子阅览室、群众广场、文化公园，配备书法美术、音乐民乐活动设施，都要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设置。二要加强规划，对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要抓好每个时期的时间段，根据基层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在建设基层文化设施中，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活动的便利条件，打通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快捷通道。三是要明确基层文化建设的目标。要结合落实文化站具体工作，明确目的。按照一切为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服务的要求，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向人民大众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四是要充分利用好文化设施，扎实开展各项基层文化活动，比如开展节庆喜日活动、文化讲座、艺术培训、广场舞蹈活动、电子阅读对外开放等，充实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层面，建设和谐社会。 二、强化基层文化队伍 构建和谐社会按照的要求，打铁还要自身硬。作为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工作在文化第一线的文化站工作人员，担负着本地区的群文活动的具体工作，包括有效地组织、指导、辅导、培训群众文化活动，自身还担负着创作活动，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民间艺术遗产，任务繁重。因此，基层文化干部必须善于跟群众打交道，与群众密切沟通，还要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示和发挥管理、艺术才华，协助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一是基层群众文化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学习，要善于吸收综合艺术技能，还要善于容纳当地的民俗艺术，才能有效地为群众服务。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外，还要努力学习各门类的艺术知识。要组织基层文化干部参加各种培训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艺术修养和水平，开拓视野，真正成为基层文化干部的领头人，成为基层群众的文化朋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员。二是培养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要加强基层文化干部的道德教育，帮助基层文化干部树立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道德，提倡奉献精神，充分认识到投身基层文化建设是一项崇高的职业，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崛起和强盛复兴。只有具有责任感，才能理解基层文化干部的工作性质，才能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在节假日加班，牺牲与家人、亲朋聚会，享受人生快乐的机会，积极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无怨无悔，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由此可知，职工干部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对每位干部职工显得何等重要。三是培养一支技艺精湛、一人多用，一专多能的群文队伍。基层文化干部，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群众眼中的老师，如果没有专门的艺术才能，就得不到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基层文化干部，在基层文化活动中，起的是“火车头”的作用。火车快不快，全靠你自身的能力，包括责任心和艺术才能。只有掌握了艺术技能，才能在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中如鱼得水。同时，由于受基层文化站职数的影响，往往不能同时配足各类型的人才，就要求我们基层文化干部要做到一专多能，及时应付不同情况，组织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大显身手，这是当今基层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工作都的必然要求。四是要善于利用社会能量。当前，农村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了，开始转入重视发展精神生活，把目光转向文化上来。不少热心人事积极投身文化事业，作为基层文化干部，要及时利用好各种机会，鼓励和引导社会财富投放到基层文化事业上来，以文养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五是要大力吸收一批热爱基层文化事业、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加入到基层文化队伍中来，从整体上提高基层文化干部的素质，从整体上改变基层文化干部队伍的结构。 三、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基层文化工作者要善于制作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占领群众文化阵地，引导他们自觉抵制和腐朽文化的侵蚀。要树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文化精品，不断地创新——包括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精神产品的丰富及品种表现诸多方面，加大力度繁荣文化市场，丰富文化生活。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改革开放的意识，努力做好新时期群文工作，加强横向合作，拓展辅导空间，开展各门类的艺术培训班，以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艺术素质；要开展文艺创作活动，力争多出作品，出精品出人才；要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活跃群众文化活动，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人类文化的有益成果，铸就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把群众文化开展得更精彩、更有特色、更为普及，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作者：王考英单位：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文化站 和谐社会论文:基层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论文 一、发展基层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 当代社会，文化力彰显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文化的价值内涵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本质的内容要求更多、更广泛，在形式上和表现上的要求也显现多样化，以前单一、简单、低层次的内容和模式已经落后群众的要求。通过开展丰富多样、充满激情和魅力的基层文化活动，增强文化的吸引力，依靠文化的力量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自信、乐观、向上、友爱、帮助的和谐社会，人人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上来，是基层文化的议中这题。发展群众文化是构建和谐，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掌握大人民群众盼什么，想什么，进行开展基层文化活动，尤其要以老百姓喜闻见乐的、乐意接受的形式来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奉献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大餐，积极开创大众文化的新纪元。 二、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要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把基层文化站所建设成人民群众向往和热爱的场所，使之自觉参加文化活动。一是要量力而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要结合实际，根据身处自身的力量，针对群众民俗民风，完善各项功能设施，比如完善民俗文化博物馆、文化站、电子阅览室、群众广场、文化公园，配备书法美术、音乐民乐活动设施，都要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设置。二要加强规划，对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要抓好每个时期的时间段，根据基层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在建设基层文化设施中，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活动的便利条件，打通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快捷通道。三是要明确基层文化建设的目标。要结合落实文化站具体工作，明确目的。按照一切为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服务的要求，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向人民大众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四是要充分利用好文化设施，扎实开展各项基层文化活动，比如开展节庆喜日活动、文化讲座、艺术培训、广场舞蹈活动、电子阅读对外开放等，充实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层面，建设和谐社会。 三、强化基层文化队伍，构建和谐社会 按照的要求，打铁还要自身硬。作为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工作在文化第一线的文化站工作人员，担负着本地区的群文活动的具体工作，包括有效地组织、指导、辅导、培训群众文化活动，自身还担负着创作活动，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民间艺术遗产，任务繁重。因此，基层文化干部必须善于跟群众打交道，与群众密切沟通，还要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示和发挥管理、艺术才华，协助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一是基层群众文化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学习，要善于吸收综合艺术技能，还要善于容纳当地的民俗艺术，才能有效地为群众服务。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外，还要努力学习各门类的艺术知识。要组织基层文化干部参加各种培训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艺术修养和水平，开拓视野，真正成为基层文化干部的领头人，成为基层群众的文化朋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员。二是培养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要加强基层文化干部的道德教育，帮助基层文化干部树立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道德，提倡奉献精神，充分认识到投身基层文化建设是一项崇高的职业，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崛起和强盛复兴。只有具有责任感，才能理解基层文化干部的工作性质，才能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在节假日加班，牺牲与家人、亲朋聚会，享受人生快乐的机会，积极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无怨无悔，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由此可知，职工干部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对每位干部职工显得何等重要。三是培养一支技艺精湛、一人多用，一专多能的群文队伍。基层文化干部，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群众眼中的老师，如果没有专门的艺术才能，就得不到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基层文化干部，在基层文化活动中，起的是“火车头”的作用。火车快不快，全靠你自身的能力，包括责任心和艺术才能。只有掌握了艺术技能，才能在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中如鱼得水。同时，由于受基层文化站职数的影响，往往不能同时配足各类型的人才，就要求我们基层文化干部要做到一专多能，及时应付不同情况，组织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大显身手，这是当今基层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工作都的必然要求。四是要善于利用社会能量。当前，农村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了，开始转入重视发展精神生活，把目光转向文化上来。不少热心人事积极投身文化事业，作为基层文化干部，要及时利用好各种机会，鼓励和引导社会财富投放到基层文化事业上来，以文养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五是要大力吸收一批热爱基层文化事业、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加入到基层文化队伍中来，从整体上提高基层文化干部的素质，从整体上改变基层文化干部队伍的结构。 四、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基层文化工作者要善于制作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占领群众文化阵地，引导他们自觉抵制和腐朽文化的侵蚀。要树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文化精品，不断地创新——包括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精神产品的丰富及品种表现诸多方面，加大力度繁荣文化市场，丰富文化生活。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改革开放的意识，努力做好新时期群文工作，加强横向合作，拓展辅导空间，开展各门类的艺术培训班，以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艺术素质；要开展文艺创作活动，力争多出作品，出精品出人才；要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活跃群众文化活动，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人类文化的有益成果，铸就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把群众文化开展得更精彩、更有特色、更为普及，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作者：王考英单位：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文化站 和谐社会论文:城市体育发展和谐社会论文 1城市体育的作用 城镇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城镇化使城镇贸易获得了迅速的进步。城镇贸易能力持续提升，民众薪水均值逐渐增加，此也加速了民众的购物标准迅速上升。此类转变的确都使城镇的整体能力增强，从而促进了城镇体育职业的进步。城镇体育也变成了创建时代主流和睦时代的关键项目之一。加速城镇体育的进步，不仅有助于增加市场制度下“奥运光荣规划”的生命值，强化中国体育能力，提升中国整体能力，也是城镇的一类销售策略，为城镇创建代表性标志；也是实行《国民锻炼规划大纲》的必然路径。在财力方面获得大力支持的现今时代，品质文化也要求一致付出。城镇民众对于自己的健康逐渐重视，对城镇体育的要求也愈发丰富多种。城镇民众社区是城镇民众生存和运动的首要场地，肩负着供应体育理论游戏的任务中国体育有关功能单位将城镇公用体育设备、城镇社区体育构建身为《大纲》项目的关键条款，为城镇的综合协调进展供应了可行的机制保证。 2景德镇市构建中城市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人均体育资源相对不足成为城市体育发展硬伤体育设备身为景德镇市城镇体育进展的关键器具，极大比例地估量出了景德镇市城镇体育的进展状况。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景德镇市锻炼场所数为10．82个／万人；而二十世纪末台北市锻炼场所数为42．95个／万人；韩国二十世纪末期锻炼场所数为11．1个／万人、瑞士达到了22．0个／万人、德国达到了24．8个／万人、芬兰达到了45．7个／万人、意大利达到了21．2个／万人。按照二十一世纪初《我国计量年表》供应的数据，当今中国城镇的体育引导工作者的比例为1／20398。从此部分信息能够发现，景德镇市资源均值所有值和全球能力均值存在较大的距离。 2．2景德镇市城市弱势群体难于融入城市体育生活城镇弱小群众身为和睦时代创建中注视的焦点，在城镇体育进展中的功能也至关重要。变革之后，景德镇市有5．7万乡村劳作理向非农事业迁移，此中大部分变成了农民工人。农民工人在生存习性、学术能力等层面和城镇民众存在极大差距，较难加入到城镇生存中。长此以往变成了城镇弱小群众，在创建和睦时代的进程中必须给予大力重视。但是城镇体育的进展，必须以民众获利为进步目的，使生存在城镇中的所有人员享受变革成效。弱小群众较难加入到城镇体育生存中，此违背了和睦时代和城镇体育进步的目的。 2．3景德镇市城市体育资源配置结果有失公平与效益进展比例紧密联系，城镇体育资源的分配缺乏公正性。在效益进步比较快速的东向临海区域，城镇体育资源比较丰厚，城镇民众可供选定的范围很广。不过在效益进步比较偏后的西向区域，城镇体育资源比较缺乏，乃至诸多落后区域非常匮乏这些资源设备。虽然在相同的城镇中，与低薪水家庭城镇居民区作比较，高薪水家庭城镇居民区，具有比较健全的体育设备。所以，景德镇市城镇体育资源分配成果揭露了时代的不公正。 3景德镇市城市体育发展模式研究 3．1景德镇市城市体育和谐模式在创建城镇体育和睦形式的进程中，第一要求提升公用体育资源总量，转化政治功能，生成多种供应形式，防止构造性空缺。城镇体育身为一种极具时代公益属性的产业，隶属政治秩序公共管控功能的关键客体，政治针对供应城镇公用体育资源的肩负关键职责。政治应当承担起加强体育资源分配以及恰当使用的任务，意识到正向供应和促进城镇体育产业进步，不只是为创建和睦时代、达到民众的体育要求，也是自己的责任。与此同时，景德镇市政治应当扬长避短，完全吸收每个领域高效提升公用体育资源供应总值的经历，生成政治首要引导，时代的多个要素参加的供应制度。政治机构、其他单位以及各种以利润为目标的公司等，要求在公用体育资源供应中产生着自己的职能，一齐推动城镇时代体育、院校体育、竞赛体育和睦进步形式。 3．2景德镇市体育共享模式城镇体育体系自身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明的体系，它不会单独生存，要求同城镇另外的体系互相帮助，一齐进步，这才可以完成一齐构建和谐时代的任务。第一，是“体育与教学的融合”分享形式。经过对每个体系中的资源状况开展恰当整理，相互比较，完成资源补足。生成高效的高素养体育竞赛精英培育制度，并且将之宣传到院校体育进展中，身为榜样实施；第二，是“体育与卫生的融合”分享形式。经过对城镇体育和城镇卫生部门的资源开展高效整理，借助于卫生服务优秀、城镇体育健康管控体系等，产生城镇体育的引导影响，目的是提升民众健康素养和生存标准，开展的体育健康活动预防的运行制度、体系以及其进程；第三，是“多要素融合”分享形式。城镇体育就实质方面而言，是城镇文明的变化模式。所以，城镇体育与城镇文明存在着密切关系，能够渗入到城镇生存的各个层面。“多要素融合”的分享形式，是以创建和睦时代为目的，以提升城镇民众的文明目的、素养品质为首要方法，最后完成推动城镇总体文明职业进步、体育产业发展的目标。 4结论 在和谐时代创建的长久过程中，城镇体育的进展首要突出为三类和谐联系：城镇体育体系本身维持和睦，城镇体育体系与城镇时代有关体系维持和谐，以及城镇体育推动城镇时代和谐进步。在城镇体育进展的过程中还出现很多状况，要求各个领域一齐付出，团结合作，使城镇体育切实渗入到和谐时代的构建中来。 作者：王艳秀蒋义排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社会矛盾和谐社会论文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1.1政治方面在国际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中，各种复杂矛盾不断滋生。我国在政治方面的社会矛盾主要有：第一，较弱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法制观念。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仍然存在。第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新矛盾表现在：经济与金融、信息与传播的风险、传统安全风险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风险，如恐怖主义、生物医学疾病、非法移民、走私贩毒等。 1.2文化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一，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矛盾，表现在个人主义膨胀和拜金享乐主义滋长。这些行为危害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第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受到影响，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也滋长了灰色文化和黑色文化等畸形文化。 1.3社会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累积的矛盾中以下两点较为突出：第一，对于发展与稳定的矛盾，社会中存在少部分人，抱有“仇富、仇官”的不满情绪，往往把最终矛头指向政府，以致不断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损失。第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包括了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安居难、住房难等等方面。 1.4生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令人鼓舞的成就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巨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与生存空间的矛盾：出现了不合理的国土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威胁；还有资源短缺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河段污染、草根退化、烟囱林立、尘土飞扬、噪音不断、污染泄露等等环境问题比比皆是。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 上述得知，我国呈现出的深层次矛盾比较复杂，解决起来涉及面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总结和分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找到化解矛盾的途径，推进和谐社会构建。 2.1特点分析从本文总结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向。归纳起来可概括前沿视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二，矛盾更具广泛性，矛盾的程度也较重。 2.2成因分析改革的逐步深入，矛盾也越来激烈。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利益不均的束缚。近年来，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下岗、失业形势严峻，“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出，由国企改制、城市拆迁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二，腐败和非法收入的威胁。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使政府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大受损害，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第三，滞后的现代社会体制。这种滞后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根源，反映在城市化体制、户口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法制的缺位，社会潜规则的形成等等方面。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化解方略 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我们驾驭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总结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化解矛盾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努力寻求切实可行的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3.1发达国家、拉美国家的经验启迪通过比较和分析具有较强典型性的发达国家、拉美国家在化解矛盾，建构和谐社会方面的实践，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制度创新提供了依据。第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化解社会矛盾、建构社会和谐的历史经验，对当下中国的矛盾凸显期的启迪主要有：首先，经济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点，中国仍然应该坚持以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其次，收入分配调节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武器，中国只有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收入分配，不断改善社会结构。最后，社会保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后盾，中国只有从实际出发，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市民的作用。第二，从拉美国家的角度来看，拉美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值得当下中国借鉴，主要有：农村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突破口，中国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尽最大努力缩小城乡二元的格局。同时，社会政策（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指明灯，当下中国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实行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3.2我国化解矛盾的方法为了更好地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我们应该从如下途径入手化解社会矛盾。第一，善于运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社会矛盾。第二，善于运用经济手段和民主方法来处理社会矛盾。一方面，经济手段的优点在于能够有效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注意掌握和善于运用价格、信贷、财政、利率等经济杠杆手段，通过调整利益关系而实施管理的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民主制度，做到高度关注民情，广纳民意，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理解民情大于天，民意不可违的道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三，善于发挥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主导作用。社会矛盾的解决必须依靠健全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出现矛盾冲突时，领导干部要主动赶到现场，不拖不推，不捂不盖，出以公心，勇于面对，勇于负责，要讲究化解社会矛盾的策略，坚持多对话，少对抗，防止矛盾激化。第四，善于强化法律调控手段来处理社会矛盾。要注意依靠完备的法律法规与公正规范的执法来解决。也应坚持以人为本，确保司法公正透明，并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充分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调整和引导作用，筑牢建设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第五，善于运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来化解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在发展中更好地守护青山绿水。”我们个人应加强理论学习，利用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环境保护公益广告的推进，大力开展绿色宣传行动，创建绿色企业、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等活动。此外，国家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资源价格、环境保护和生态监管的机制，特别是大力发展低碳能源产业，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展。一言以蔽之，节约资源，集约用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者：张梦婷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食品安全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背景下应重视食品安全 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犯罪率相对较低、安定有序的社会，是对公民的权利保护程度相对较高，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动态平衡的社会。被害人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被害人学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逐渐认识到对被害人问题的处理不妥会使被害人恶逆变，直接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人来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被害人的受众广、死亡率高、后遗症严重。由于食品安全犯罪对人体机能所造成的危害往往不是即时性的，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累积才出现。比如，一些膨化食品中经常加入含铝膨松剂，摄入微量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但长期服用就会在人体内逐渐沉淀，慢慢就容易发生骨折和非缺铁性贫血症，且这种危害后果会在人体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晚年引起老年性痴呆，对神经系统、骨骼、肝、肾、心和免疫系统等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有重要意义。 1.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被害人的人权保护状况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刑事法治、刑事司法的公正程度，也是对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法治文明水平的反映。”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以人为本”要求不但要保障犯罪人的权利，也要保护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的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使其得到应有的赔偿或补偿，获得理解、援助和支持，平复报复情绪，心灵得到抚慰。 2.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被害人如果感觉国家怠于保护和救济自己遭受的健康以及财产损失，则容易产生对抗情绪，可能会采取上访、闹访等，甚至去报复犯罪人和其亲属。更甚者，在得不到国家救助和社会援助情况下，可能参与到食品安全犯罪中，以弥补自己受到的损失或报复社会。所以，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可以使被破坏的非正义恢复到正义的状态。 3.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和社会通过对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使全社会都能了解被害人遭受的伤害，增强社会成员的正义感和同犯罪做斗争的责任感。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预防，教育人们不要有贪利心理和侥幸心理避免自己成为犯罪的被害人，进而从防止被害的角度来实现预防犯罪。 二、保护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措施 （一）加强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预防 1.加大食品安全的宣传和教育，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目前仅有食品监管机关内部的信息通报制度，应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食品安全信息，经常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向公众说明食品安全犯罪的危害、实施的手段以及如何预防，让群众及时知晓，避免成为潜在被害人。把食品安全知识列入大、中、小学生的教育课，引导学生不在街头摊贩处随意购买无证小食品，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此外，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不能购买明显低于正常价格和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的食品，不能盲目相信品牌食品，消费时要仔细甄别食品外包装以及生产日期，保留购买凭证，一旦有纠纷时保存证据。 2.构建食品犯罪被害预防体系。食品安全知识和检测有其专业性，普通消费者一般很难知晓，从国家层面采取措施，针对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特征以及产生原因，从现实国情出发，构建食品犯罪被害预防体系堵塞其管理漏洞，减少犯罪机会，增加犯罪风险。首先，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建设。如建立食品安全信用的监管体制、征信制度、评价制度、披露制度、服务制度、奖惩制度。其次，规范食品市场、维护经济秩序，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坚决查处，符合犯罪标准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笔者赞同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和协调工作。 （二）加强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救济 1.完善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赔偿制度。 （1）完善国家赔偿。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有些遭受严重的机体损伤甚至死亡，有些受到严重的财产损失，由于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大多来自经济收入不太好的家庭，就更迫切需要经济补偿来支付被害人重伤后巨额的医疗费，对于被害人死亡后家属的抚养费、赡养进行医疗救治或弥补损失，而当前救助金相对较低且都是一次性支付。在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中，资金不足是突出问题。各地财政收入不一致导致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得到的赔偿也不一样。当务之急是建立救助基金以长效保障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机制。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不足难以为继的问题更加突出。鉴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单纯依靠国家拨款还难以实现，因此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救助基金应采取以政府拨款为基础，企业缴款和社会捐赠为辅的模式。救助对象的被害人应符合以下条件：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无过错或者承担很小的过错；无法从犯罪人哪里获得赔偿；生活极度困难，陷入困境；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究犯罪。精神损害的赔偿应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应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实际情况、被害人的过错、被害情况和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来确定最终的金额。 （2）完善诉讼渠道。食品安全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众多，在诉讼上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使多个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通过诉讼代表人集中实施诉讼行为，避免直接参与诉讼带来的问题。改革诉讼保全制度，适当提前债权清偿的顺序，使得被害人能够及时地得到赔偿。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可以适当地予以减免诉讼费用。 2.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社会援助。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是不够的，它依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善的被害人社会援助体系，我国还需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对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开展社会援助，营造关注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保护的社会氛围。 （1）法律援助。为受害者提供有关诉讼问题的所有信息的咨询，如诉讼程序、被害人的法律权利、保险理赔等。提供法律服务，如被害情况调查、保险理赔等。在诉讼过程中，详细告知被害人在诉讼过程跟中的权利与义务、法庭审判程序、被害人在法庭上可能遇到的询问。要完善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 （2）心理援助。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也使被害人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尤其有些涉及当事人隐私，如自2013年至2014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称，共办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82件86人，其中生产销售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的壮阳保健食品占95%以上，但被害人羞于报案。新闻机构应遵守职业道德，尊重被害人的隐私和情感，有节制地报道案件，不当的新闻报道有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心理上的反复受伤。可以成立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开展心理创伤康复活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快速介入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危机处理和心理治疗。 （3）医疗服务。对于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医疗机构要及时有效的予以治疗，医药费用交不上的可暂缓缴纳以免进一步加深被害人的心理创伤，使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顺利回归社会。 （4）建立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服务机构。美国有近万个被害人援助组织，英国有专门针对特殊类型被害人的援助团体。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各种被害人援助机构先后成立，通过实施不同形式的援助活动使被害人体会到社会的关怀和国家的关注，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我国目前还没有这类机构，很有必要建立这样的机构。 作者：武向朋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和谐社会论文:财务管理和谐社会论文 1和谐社会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及特点 1.1协调性财务管理的协调性包括财务关系的协调、财务活动的协调、财务管理系统与企业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协调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尽最大的可能使得企业的管理实施更加合理化，保证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实施更加的有效率和有保障。协调性是一种对于社会和外部条件的一种合理支配，是企业与社会的有效结合以及更好的理论创新。总体来说应该保证财务系统内部以及财务系统与外部的和谐管理，达到保障企业正常运营发展的目的。 1.2均衡性财务管理的均衡性，一是应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均衡，表现为我们对于财务管理的整体调控，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和社会和谐的各自平衡，发展既需要平衡又需要结合，只有保证各自发展的平衡才能更好的保证创新企业的继续进行。二是财务活动譬如投资、现金流转、收益分配之间的均衡，财务活动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有效的体现过程，财务管理活动要注重均衡发展，保证每项活动都能得到完善的发展和进步。三是财务管理与其他企业管理的均衡。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不光要保证管理本身的均衡，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管理有关方面的均衡，保证相关方面的切实可行。总之，财务管理应该在投资收益、企业文化建设、财务状况等多方面彼此适应，全面发展。 1.3稳定性稳定性是一种抗干扰的能力，企业财务管理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和谐发展。保证企业稳定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要保证企业管理的稳定性只有好的管理才能保证好的发展，国有企业管理的稳定性与我们的社会和谐构建自己企业本身稳定构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定方面来说，企业财务管理的稳定性越高，其生命力就越强，其面对社会的竞争力就更强，其发展的和谐性就越来越好。比如企业有稳定的收入和净利润等，企业就有可能实现财务和谐管理的目标，反之，则不易实现。 1.4优化性企业财务管理的优化性是指企业财务管理的相关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是处于最小值或最大值。也就是使得社会企业的发展达到最好的一种状态，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的最好状态体现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管理的优化强调整体的优化，而财务管理的优化不仅仅是局部的优化，而是企业整体指标的最优化，优化性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要体现出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特点。 2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对策 2.1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环境国有企业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以信息化作为平台建立起“大预算”的财务管理体系。每个市场的财务管理对于每个市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很好的创新对策以及发展状况。对于未上市的业务要做到与上市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就显得有点困难，为了保证管理的过程更加顺利，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预算管理机制，特别是对于能耗较大的设备和项目进行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预算与控制。 2.2要科学有效地控制成本支出 （1）要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每月对成本运行进行监控管理。对成本进行监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重点生产项目要找准财务管理的切入点，从而将项目的开发、生产、经营等环节进行有效整合，达到优化成本支出的目的。尽最大可能的控制成本，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保证成本的充足和实行。 （2）强化资金的安全管理，对于专款专用的资金要完善监督体系。资金的安全保证是我们在进行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方面，没有资金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和谐建设和企业管理方面就得不到很大的支持和保证，我们的社会也就没有一个完善和完全的安全保障，除此之外，严禁“表外资金”的出现，也是我们企业控制收入和支出两条资金线的重要来源，并要不定期开展资金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保证企业创新管理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加的顺利和完善。 （3）在资金与资产的管理上要进行强化，怎样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创效水平。资金和资产的管理也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的重要管理层次，与我们社会的整体发展都有着很大关联和联系，如何管理控制坏账的发生，都是财务管理工作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对于资产的存量发展方面的重要措施。 2.3提高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部分，它直接影响决策者分析企业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准确性。所以必须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应建立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制定出详细的会计核算流程，并对会计核算加强日常的监督。要优化会计核算流程，当会计核算无误后，对账务处理体系也要进行完善，尽可能简化财务报告的报告层次，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2.4改进财务管理结构财务管理是公司管理的优秀部分，应通过有效的财权分配，建立财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要将传统的股东单边财务管理转变为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达到分权而治的目的。 2.5提高企业会计人员及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对会计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进行思想作风和职业道德教育，并且请有经验的财务工作者传授工作中的经验，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要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而对于处于一线的财务人员比如核算人员、出纳、会计人员要进行定期的考核，从而提高财务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影响力。 作者：霍红巍单位：吉林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和谐社会论文:传统文化和谐社会论文 1继承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作为其理论的一部分，要想实现它的中国化也必须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继承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品质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精华的结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因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而具有文化价值理性，又因能满足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具有文化工具理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民族性———世界性———民族性的逻辑发展关系的体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说过：“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改造，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不同的发展时代，我们所要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展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当前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是要利用政权的作用，进一步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地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我们就更加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只有社会和谐稳定了，我们才能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努力使得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的“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基于我们转变理念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需要，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既成为了我们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所需要的最好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也符合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2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随着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执政基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党执政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无论是从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来看，我们都必须要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抓。致力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倡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应对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需要。我们目前正处在21世纪头二十年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改革与矛盾并存，发展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顺利渡过关键期的必然选择，也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其次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不和谐”现象的需要。我们应该在社会发展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忽视一些社会发展中的诸如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城乡发展差距大、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利益矛盾尖锐等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很好的解决途径。最后构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关于社会和谐的真正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他们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断追求社会和谐的运动，共产主义是最高阶段的和谐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大同”、“小康”就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构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应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3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异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之所以能够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结合，主要是它们之间有一些深层的契合之处，当然我们在看到二者存在的共通之处的同时还要清楚二者的区别。首先，和谐社会中的和与古代社会和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和谐社会中的和强调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种状态，包括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而传统文化中的和，无论是重人和，还是人与自然相和谐，都没有超越阶级的局限。和的思想只是当时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目的在于使人做封建专制制度的奴隶，在这种和谐思想的氛围下，人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更谈不上发展了。其次，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有很多共通之处，包含着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不仅包括现代文化还包括传统文化，不仅包括西方文化还包括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思想的结晶，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论述相当丰富，使得它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直接的思想资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内省修身的人际和谐思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均平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在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协和万邦、仁者无敌的思想；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和为贵的思想，追求的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厚德载物的境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思想与和谐社会所提倡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很多的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挖掘出来，唤醒人们久远的记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和作用。 4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超越 和谐社会强调民主法治，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民本思想只是在理念上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民的基本利益，而和谐社会强调民主法治，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尊重人民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和谐社会追求公平正义，是对传统文化中公正理念的提升。孔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这是公正理念的具体体现，这种公正理念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自觉选择的道德规范，缺乏保障机制。而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从社会的角度，从制度安排上加以保证的。和谐社会需要诚信友爱，是对传统文化把诚实信用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和谐社会提倡充满活力，是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谐社会必需的安定有序，是对古代以礼乐确定、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行为以达到陶冶人的心性与沟通人的感情，从而使社会关系实现有序和谐的一种扬弃。和谐社会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观念的现代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精华的凝结，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精神的需求和体现。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时时刻刻注意二者的契合点，在进行社会建设的同时抛弃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为其注入新的理念，达到文化和政治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作者：赵晓芳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社区体育构建和谐社会论文 一、社区体育的功能及特点 （一）社区体育的功能作为群众体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社区体育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社区体育可以增进健康。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体制弱化，生物适应能力越来越差。社区体育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活动方式，对于改善人的弱化体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是增进健康的有效手段。第二，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交往。社区体育通过动态的、集体形式的活动，为邻里、家人、朋友提供了一个休闲交往的场所和机会，人们可以通过参加社区体育，树立积极、友爱的观念，增加群众的人际交往能力。第三，社区体育可以丰富生活情趣。体育活动中也存在着美，体操中优美的姿势、跳高中完美的助跑、以及排球柔美的弧线等等。这些美可以调节人们的生活节奏，还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第四，社区体育可以磨练人们的意志。社区体育也是一项竞技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人们在拼搏中享受磨难，在竞争中克服障碍，在困难中磨练意志。 （二）社区体育的特点社区体育的参与者都是社区内的人员，他们参加社区体育的目的较为单一，有的是为了强身健体、有的是为了塑造形体、有的是为了心情愉悦；社区体育的活动是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开展的，参加的人群虽很多样，但都是主动参加并坚持的；社区体育形式多样，每个人群所开展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另外，社区体育的实施过程极为复杂，只能靠人们的自觉参与来灵活进行。 二、社区体育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一）促进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主体，其自身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张，其身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及时释放这种精神压力，就很可能造成心理上的问题。人们在参加运动时，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受到适宜的刺激，从而使人身体感到舒适，伴随着愉快轻松的健身氛围，便可以释放心理压力，最终达到自身的和谐的目的。 （二）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是说人和人交往过程中要保持融洽和睦的关系。社区体育用其轻松的组织基调，为社区群众构建一个关系平等、情感融洽的氛围。在参加运动时，人们之间产生的信任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的沟通合作，为生活中亲子关系、邻里关系以及朋友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三）促进了社区文化的和谐文化是社会的软实力，它不可能像法律制度那样明显的规定表现出来，只能在法律制度所不及的地方发挥作用。社区体育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区体育的健康发展需要文化的制约，而文化的传播则促进着社区体育的开展。现在我国的小区精神文明建设以社区全民健身活动作为评价指标，这无疑又一次肯定了社区体育的重要性。 三、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 随着人们追求健康意识的增强，社区体育的发展迫在眉睫。现在参加社会体育的人员多是收入较高、闲暇时间较多的人，而工人、主妇等则很少参与，在年龄上来说老年人居多，青年人较少；而人们参加社会体育的时间多是早上和晚上，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活动持续的时间也在变化，春夏时间长，秋冬时间短；从活动场所上来说，则主要是社区场地、公园空地等，空间拥挤，没有正规的场所；在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都是自觉自发组织的，没有专业参考性。 四、完善社区体育，促进社会和谐 （一）加大全民健身宣传力度全民健身是社区体育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必经之路。宣传全民健身就是要大力倡导并鼓励每个人都参与到运动中来，不论是学习紧张的高中生，还是异常忙碌的商人，或者是整日操劳的家庭主妇，都要鼓励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加大全民健身的宣传，要从人们的基础生活开始着手，在周末开展健康健身教育活动，印发宣传手册强调健身的好处，让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另外还可以在“全民健身日”这天，开展社区内的运动竞技活动，以实际行动将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传达给公众，带动群众投身到健身之中。 （二）大力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在发展社区体育的过程中，国家应该起到积极示范引导的作用。这就要求国家不仅要加大宣传，还要树立典型，示范引导，这就要求国家要大力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让他们来带动全民运动。国家可以吸收体育教师、体育干部、或者离退休的体育分子进来，进行社区体育组织的管理。另外，还可以为体育院校的大学生安排社区体育的实习课程，充分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这样不仅满足了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要求，还为大学生的学以致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支高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是社区体育建设的必要保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健全相关的组织机构现在的健身设施没有针对性，有些设施知识摆设，根本不能使用。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应该健全组织机构，为各个人群量身定制健身设施与健身活动。例如，对于特殊人群，应该在公共场所修建无障碍健身设施，为他们的健身提供有利条件。针对不同的人群，创设对应的体育活动机会，避免出现歧视的行为，让各类人都能轻松愉悦的健身，努力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局面。 五、结束语 社区体育是大众的体育，是全民的体育，具有科学、多样的特点。社区体育对和谐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在行动上积极参与，才能够推进社区体育的快速发展，达到全民健身的目标，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 作者：倪洽亚单位：盐城工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大学生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论文 1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是人类先进文化与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延伸，是一种和睦、融洽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层面的和谐：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 2大学生诚信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2.1大学生诚信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诚信是公民道德规范的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从另一个角度讲，诚信是由各方面诚信组成。而大学生诚信是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它社会诚信就不健全，完整的诚信风气就不能形成，而且会影响诚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和谐社会也难以构建。大学生诚信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学生诚信建设也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2.2大学生诚信建设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诚信建设的受益者又是诚信建设的参与者。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努力创造的过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更需要通过一定群体在建设过程中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大学生有其优越的自身条件，具备了成为推动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大学生自身的不稳定性又有必要决定对其进行规范和教育。 3和谐社会视角下大学生诚信体系构建的途径 大学生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和谐社会大系统必然会影响大学生诚信体系的构建。因此应从大学生诚信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两个维度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大学生诚信体系的构建。 3.1丰富大学生诚信教育内容 3.1.1注重诚信教育的时代性。高校在诚信教育方面既要汲取我国古代传统诚信教育的精华，又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诚信教育内容，使诚信教育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更充分体现诚信教育的时代性。大学生诚信教育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为中心，结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习、生活、就业等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诚信问题，积极探索新世纪、新阶段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规律，坚持以人为本，以教育为导向的诚信教育内容。 3.1.2在专业知识教育中融入诚信教育。高等教育是学生步入社会最关键的教育阶段，与学生今后从事的职业最为接近。高等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因此，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上，除了对所学专业的具体理论和知识加以讲解外，要结合学科特点及课程内容，适时地融入诚信教育内容，使专业技能知识与道德品质的培养相融合，不仅使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又提高了诚信意识，增强了法治观念，既增强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也增加了学生的诚信意识。 3.2建立完善的大学生诚信管理机制要改善大学生诚信状况，提高大学生诚信意识，除了加强诚信教育外，还要建立大学生诚信管理机制。各高校应该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成立独立的诚信管理机构，负责大学生诚信管理、大学生诚信教育及大学生诚信实践活动等。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大学生诚信档案包括三个部分：大学生诚信承诺书、大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及大学生在校诚信表现。 3.3加强社会诚信环境建设诚信友爱被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出，表明我们将诚信建设始终放在道德建设的首位。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作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诚信建设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公民作为社会的产物，既能影响社会的环境走向，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对于身心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更是如此。为此，必须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 作者：王爽朱志红王维国姜炜杨舒婷张帆单位：东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理念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意义 （一）和谐社会理念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依据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矛盾。尤其是在各种信息相互冲击的今天，需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使其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一致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素质教育及义务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并践行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念，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三观。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理念相一致，因而，更加需要在和谐理念的引导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三）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我们需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出了我国社会的本质特点，同时也诠释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家庭美德的内涵。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由此可见，创新思想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与选择。 二、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联系加强，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国内环境发生了改变，大学生的思想也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因而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和谐社会是时展的要求、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在和谐理念下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建立现代的、科学的教育系统，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和谐社会”的理念进行深入学习，从教育思想、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不仅要引用系统、完整的马克思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最新成果，同时还要融入“中国梦”的思想，提高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科学化的理论，并且能够受到和谐思想文化的熏陶。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思想政治驾驭的现实性，帮助学生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要求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同时要鼓励学生学好专业课程，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扩展知识范围，开阔学生视野。在人才培养方面，仅仅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不能满足新时期教育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更注重与国际接轨。 （二）创新思想政治教学方式在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思想政治教学中，无法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该结合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强调多方面交流。考虑到当代大学生思维灵活，敢于争辩的特点，需要挖掘各种教育渠道，例如QQ、微信、微博、人人等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将各种网络平台视作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的阵地，加强和谐理念的宣传；利用教师的榜样力量，感染学生，激发学生践行和谐社会的理念，积极主动的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教育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以采用个体教育和群体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学生思维规律，强调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除了课堂教育之外，采用专题报告会的方式也能够获得很好的效果。另外，双向互动法也是一种十分受大学生欢迎的方法，师生之间能够实现平等对话，给教师一个更清晰了解学生心理变化情况的机会，了解学生的思想误区并对其进行正确引导。 （三）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良好的环境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来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学校要深化文化的育人功能，注重校园内部环境的设置，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置校园景点和设计宣传栏的内容。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平台。为了加深“和谐”理念在学生心中的印象，可大力开展“和谐”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从校风、班风开始，积极开展班级主题班会和主题实践活动，将“和谐”理念融入到学生的生活日常中。定期开展各项校园活动，例如，和谐、文明寝室文化节活动、“中国梦”主题的演讲比赛、“和谐校园”的诗歌朗诵、征文、摄影大赛等，在活动让学生无形的接受和谐社会理念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新时期，我们需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和谐社会理念的引导下，需要与时俱进，立足于思想政治教学实际，并结合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真正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和谐思想融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推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马亮刘向阳单位：新疆医科大学医学工程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民商法论文 一、民商法及其价值取向 （一）民商法的内涵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前提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分配制度激励全国人民劳动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各个领域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各种矛盾也就层出不穷。这时，民商法则发挥了主要作用。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是用来规定任何形式的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可以完全遵循个人意志决定行为，不受任何强制性意志影响的私法。民商法的实质是在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双重权益；其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并以法律的威严性和公正性来维护这种经济体制。民商法否定特定交易中非合理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然而对于非特定交易，民商法目前并没有足够健全的评价体系。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面对、处理各种冲突、关系时，自身价值观所处的基本价值立场、态度以及行为。对法律而言，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当主体在处理过程中的协调与平衡作用，是在强调法律必须是处在制定者和遵守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以他们的利益为前提，并与其一致的必然状态，这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价值取向就体现在每部法律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着并必须遵循的原则上。民商法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上，包括民法和商法，故民商法的价值取向包括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民法强调以公平为原则，而商法以自由贸易为原则，追溯其根本还是保障市场中每个主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民法的主要职能在于调整财产、利益之间的矛盾。民法主价值取向的优秀是要强调公平，赋予市场中每个主体同等力度的保护，给予每个个体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建立和维护民事主体进行社会活动时的公平的环境；在民事立法和司法执法过程中维持民事主体间的公正与和谐。在这样公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刺激作用，引导市场中每个角色可以积极竞争，构建正当的经济效率。而商法是侧重于经济市场中的商事关系，其价值取向的优秀是效率，在实践中的社会人事活动中以效率原则为主，结合其他原则实行，追求效率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下，市场自我调节加上国家宏观调控使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优化的配置，民商法则在市场贸易中进行调整和规范。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既是协调、稳定，又高于协调稳定；是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只有坚持加强法治，社会的运行才能通畅无阻，社会秩序才会井然有序，人民的生活才会殷实安康。和谐社会还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法治社会则是站在政治、经济、人际等角度上进行建设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和谐。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相得益彰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追求在一定限制范围内的规范、自由、和谐与进步。所以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用法律的公正与威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民商法作为我国法律的组成元素之一，对与构建法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维护各主体的生存与发展，主体之间的社会发展资源必须要得到有效、合理、科学、公平的配置。仅仅在市场经济这一单一因素下，社会发展资源很难得到足够合理科学的配置，这样就会阻滞经济发展，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危及社会稳定。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必须想法设法积极采取措施来纠正与和谐社会发展相偏差的部分，调整不合理的配置，主动维护公平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迈向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以公平和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民商法则可以在各种市场贸易活动中，或是仲裁有关贸易事件时，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调整社会发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当一个国家发展极其迅速时，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不能及时被消除，此时则需要最底限的法律来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与和平。现今社会是依法治国理念下的和谐社会。以法治为依托，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每个公民都能安居乐业。加强法治力度，不断填充、完善法律条文，是社会制度的保障，是社会稳定、国家稳定的基本保证与根基。民商法的改善与健全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健全的民商法来提供更好的法制环境。 作者：殷卓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和谐社会论文:习惯和习惯法作用下的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概述和谐 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种社会状态，是马列政党永恒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以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包含五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人自身的和谐；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第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和谐；第四、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第五、国家与世界的和谐。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点建设内容和目标。和谐社会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基本特征。民主法治是指党在治理国家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是指党和国家要恰当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充分体现；诚信友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能够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充满活力是指党和政府要尽一切可能尊重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愿望，支持各种创造活动，使全体人员享受创造的成果；安定有序是指党和国家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指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尽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保证生态良好的前提下，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二、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习惯形成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习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文明社会，成文法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各民族的习惯在规范民族行为、处理名族内部事务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民族团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习惯这一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使得拥有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积淀的各个民族能够进行相互融合。名族团结就能由理想变为社会现实，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习惯作用的发挥，有助于涵盖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民族结构的社会第二系统的构建，这样一来，社会就能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社会结构的稳定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三）有利于社会行为的规范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规范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评价、教育，使人类的活动能在社会制度的约束下进行，这样一来，社会秩序的维护工作才能得以进行。法律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风俗习惯也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其对人类心灵和行为所起到的净化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时，要充分发挥法律和习惯的综合作用，促进人类社会行为的规范。 （四）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和关键。人类和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自然，大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所需的各类资源，因此，人类必须要善待自然。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时，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为行动准则，努力达成社会和谐这一伟大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民主法治，在这一全新的时期，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建设问题。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民主和法治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重视习惯这一具有浓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三、习惯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习惯法是一种区别于成文法的社会规范，它产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民众社会意志的体现，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习惯法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它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习惯法对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古以来，习惯法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作用，具有名族性、稳定性以及地域性等显著特点，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有助于司法和谐司法对维护社会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和谐建设是人民法院的重点工作内容。在司法和谐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必须要加深对习惯法的重视程度，看到拥有社会历史积淀的习惯法的独特优势，在保证法律和谐的前提下，将习惯法灵活运用于司法领域，将法律和习惯法进行有效融合，使二者进行优势互补，保证依法治国的人性化，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将情与法相结合能够使群众的心声得到真切反映，缓和社会紧张关系。 （二）有助于乡土社会正义观的维护公平与正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公平与正义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社会正义的存在使得社会公平有了实现的可能，社会公平能促进社会正义的发扬。公平和正义与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相符合，它在纠纷处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保证社会秩序破坏的最小化以及人际和谐的最大化。社会大众朴素而现实的正义观区别于法律条文中的正义，这种正义观是具体的、微观的，是百姓心声和民意的体现。习惯法的价值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对民意的关注、对人情的重视以及对道德的维护上，它能对基层社会秩序进行合理安排和维护，对乡土社会正义观的维护意义重大。 （三）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失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就一定要看到习惯法的重要作用。习惯法在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党和国家可以对民族习惯法进行清理、改造和提升，使其能在少数民族自治中充分发挥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习惯和习惯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党和国家要充分发挥习惯和习惯法的作用，加强对习惯和习惯法的重视和研究。只有这样，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作者：王鹰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新闻传播作用下的和谐社会论文 一、营造和谐舆论环境 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就必须营造一个和谐的舆论环境，既要实现舆论的多样性，允许有多种声音出现，又要做到舆论的主导性，让主导性舆论唱响主旋律；既要保证舆论多元化，全方位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和意见，又要能够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受众思想，促使受众思想朝着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新闻媒体应努力寻求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增强社会责任感，围绕着服务社会和谐，帮助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杜绝传媒歧视、唯利是图，在奉行市场营销理念的同时，还应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相关主管部门分配传媒资源的时候，应主动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话语空间，使他们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话语权，打破群体性隔阂，促使群众与政府、群体与群体之间有效沟通。现阶段，我国传媒领域已认识到新闻传播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作用，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内的新闻传播资源开始更加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强调不同阶层人士应享有公平待遇。以民生新闻为例，不管是从传播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来看，都是以受众为中心，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关注热点难点，处处维护受众，力求满足受众对各方面信息的需求，容易使受众产生共鸣，而其采取的平等交流的方式更易使受众接受，这些都营造出了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和谐传受关系。 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新闻传播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支撑和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传播首先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合理途径缓解公众情绪，凝聚思想，统一认识。其次，新闻传播应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比如深入群众，及时了解并传达群众心声，将最真实的信息及时传递给需要这些信息的群众，消除其迷茫和恐惧心理，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给予的温暖，从而形成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救济的和谐舆论环境和氛围；从人们的生活实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例、具体可信且能打动人的事实出发，宣传和推广相关新思想和新风尚，使公众真正体验到社会中的美好事物，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对于阻碍和谐社会构建的消极因素，应加大宣传力度，答疑解惑，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引导这些因素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另外，新闻传播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平台，各阶层、各群体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成了可能，这对于社会成员树立共同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确立能够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提升公众思想品格，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打下坚实思想基础。 三、有效实施舆论监督 和谐社会并不是指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努力化解矛盾和冲突，实现利益均衡最大化的社会。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就是对可能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丑陋事实、社会矛盾做出快速准确的反应，通过一系列舆论手段和危机传播活动，将不和谐问题披露出来，让受众讨论和批评，然后加以正面宣传，从而有效发挥预警作用，维护社会和谐。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作用能够有效预防社会伤害，制衡社会有害倾向，新闻媒体应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在坚持正面宣传、弘扬社会主旋律的同时，积极披露腐败行为、不法行为，抨击滥用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以促使社会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当然，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媒体对社会的监督，更是广大群众通过媒体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其赋予了公民实实在在的参政议政、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这样以来，群众更相信政府，更维护政府，有利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和谐的舆论环境，正确的舆论引导、有效的舆论监督是新闻传播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促进作用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新闻传播对社会和谐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今后，我们应当积极归纳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宣传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弘扬社会主旋律，贴近群众实际，关注群众诉求，始终担负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使命。 作者：黄杰单位：许昌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人本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涵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又称人本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心理学思潮和革新远动，近年也称为现象学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取向。在西方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有：坚持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强调人的整体性、独特性和自主性；坚持以机体的潜能为基础，强调人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及其乐观前景；坚持以人的价值和人格发展为重点，强调把自我实现、自我选择和健康人格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坚持以广泛的社会问题为内容，强调实施心理治疗、犯罪防治和社会改造。 二、和谐社会及其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内在联系 （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我国在新世纪初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并非偶然，它具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的物质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加重视精神需要的满足，特别是作为人的权利、尊严、价值需要的满足。 （二）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许多思想和观点散发着浓郁的人性光辉，它与我国目前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内在同一性。 1、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本主义心理学把健康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人的需要、价值等出发，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并把自我实现作为人的最高级需要，反映出人本主义心理学把人作为其研究目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优秀思想是以人为本，这和和谐社会不谋而合，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以人为本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和谐社会是把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发展与和谐成为和谐社会的两大坐标，而这都离不开人，人作为社会和谐的主体，即是社会发展的优秀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目的之所在。 2、人本主义心理学与构建和谐社会都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并主张用动态的整体观点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人。他们反对孤立和客观的测量人的行为，强调要把我们自己的内在经验带入到心理学研究中去，在现实生活的情境中研究完整的人。而这一切都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张相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研究的方法，协调各方，共同发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和谐社会都倡导人的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要研究对个人和人类的进步都富有意义的问题，反对心理学究中的无价值的烦琐倾向，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应以对个人和社会有意义的问题为中心。他们倡导人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者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不但表现在对他人具有强烈的同情心，愿意帮助他人，而且也表现在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他对这个家庭的存在富有责任。 4、人本主义心理学倡导的自我实现与和谐社会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马斯洛认为，所谓自我实现就是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天资，更充分地认识、承认了人的内在天性以及个体内部不断趋向统一、整合或协同动作的过程。这和和谐社会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和谐社会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全面发展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是指其对象性的关系的全面生成和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即个人积极参与各种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形成全面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能力；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是指有个性的个人与他人区别开来，表现为个人独创能力和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即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志趣、意愿、特长等方面得到积极的、自由的充分发展。 三、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中人本主义的思想内核 （一）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活动，也就没有社会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最终都是要使人民成为社会和历史的真正主人。所有的这一切都包含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想。 （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采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方法和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践行中，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方略，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内部结构，都应该坚持把人作为第一要素，用“以人为本”来检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视人的巨大作用，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要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培养和开发人的创造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人才强国战略，努力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社会，努力建设惠及十三亿人民的小康社会。这所有的一切的实现都可以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找到答案；一切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方法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佩鲁指出：全面发展应该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他认为：发展是“为了任何完整的人的发展，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的发展及其共同目标和显然正在发展着和演变着的目的有关。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提升人、实现人的价值。人是人类所有活动的目的，人的生存、自由度和主体性的提升是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目的之所在。人的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和归宿。我国为实现和谐社会目标所采取的科学发展观及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时刻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人才是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作者：李双双单位：安徽理工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谐社会论文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和”指平静、协调一致“，谐”有协调的意思。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期望和梦想；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比如《国语•周语》中有“声应相系曰和”的说法，这里的“和”指的是音乐和调。《国语•郑语》的“以它平它谓之和”强调了统一性。荀子则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强调团结力量大。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的重要性。此外，还有“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百年好合”、“家和万事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说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破除各种障碍，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都得到尊重、创造活动都得到支持、创造才能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都得到肯定。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关系协调、民主法制完善的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利益矛盾突出的问题。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利益关系，首先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其次，要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体现公平正义，自觉维护安定团结，使全社会不同利益和观点的群体都能够合理分摊改革与发展成本，同时又能合理得到改革与发展收益和财富。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稳步发展的社会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做保障。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必然要求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离不开合作。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竞争推向极端，就会造成人心沦丧，道德败坏。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方向，能更文明、科学，更有远见地对待自然，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既符合人自然生存，又符合人自身价值的自然文明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的社会。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断提出新的历史性课题，也不断丰富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价值越来越突出，经济、政治、文化只是社会中的子系统。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建设理想的社会本身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正是基于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五位一体。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论述基本上是从物质文明和政治目标的角度去讲的，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形态没有具体描述。社会和谐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的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收入途径多样化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们的利益要求、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是有机体保持活力的源泉。但从社会稳定运行的要求看，又必须把多样性整合起来。多样化与统一化是一对矛盾，“和谐”就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我们党管理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与发展。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目标主要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人民和政府之间和谐，其根本途径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关键是做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 （一）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首先，提倡绿色GDP，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绿色GDP能够更全面、更科学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福利水平。用绿色GDP衡量各部门、各企业的领导干部的经济工作业绩，可以迫使各级经济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放弃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环保、经济的高科技增长方式。循环经济按照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量化、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资源再循环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初始资源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其次，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维护和改善好生态环境。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开展生态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三化”，同时，强化城乡污染治理，特别是重点流域、区域和海域的水污染、农田的污染治理。第三，加强教育，解决人自身的素质问题。通过全民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全社会共同认可的积极的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和需要定位，选择健康、文明、绿色的生活方式；培养人们的环境伦理和道德，义无反顾地走永续发展的道路，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 （二）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重在经济利益上的均衡。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收入上的差距，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稳态社会经济结构，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当前，我国社会的多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除了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破坏，与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关系。国家必须在再分配中着重用税收等杠杆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合理改革税收制度，克服一些地方部门中出现的穷人税率实际高于富人的现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成果像甘霖一样普照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 （三）实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应该官民崇德，万众尚法、民主平等的社会，是人民与政府之间和谐的社会。为此，必须实现政治权力的民主与共享，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国家，缺乏民主传统，从国家权力到地方权力，到社会组织的权力，一直缺乏民主和分享的习惯。相反，长期存在着集权的传统，家长制的传统，窒息了社会的活力，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是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度，能够体现主权在民，是社会矛盾特别是官员与百姓、人民与政府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稳定有序的安全阀，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机制。要通过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创新管理组织、政策法规和方式手段，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把更多的国家权力还给社会，使各级政府真正做到政治上清明、公开、公正、公平，以法治政，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和法律保障。 作者：岳云强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多元民俗文化和谐社会论文 一、青海多元民俗文化中的和谐传统与特质 青海多元民俗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精神内涵，其中包含着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就青藏高原多元文化这一整体而言，善、慈悲和爱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儒释道三大民俗文化圈中最主要的精神内核。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善是青海各民族一直恪守的传统。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特质。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青海各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高原环境对青海民俗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及其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环境的严酷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更加敬畏，更加珍爱。牧民将草原视为生存的根本，禁忌任何破坏草原的行为；农民将土地视为生存的根本，收获之时举行仪式，感谢土地的馈赠。人们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自然环境，在藏族的观念中，藏区处处是神山圣水，人们将这些赋予神性加以崇拜，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自然神灵祭祀仪式和习俗，如转神山、神湖活动，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的蒙藏民族有祭祀青海湖的习俗。通过这样的习俗和仪式告诫人们，神山、圣水地域内为神圣之地，不得随意破坏和污染。蒙古族也将草原、土地视为地神之所在，禁忌任何对土地的不敬行为，每当牧民转场放牧时，一定会把生活留下的污迹打扫干净，受到破坏的草皮加以修复。土族每年的播种和收获时节举行仪式，祈祷神灵降福保佑，感谢自然的馈赠。撒拉族的“地震神话”故事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人要和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任意破坏自然最终会受到惩罚，其习惯法中也明确规定禁止滥砍滥伐、滥捕滥杀，严禁一切污染水资源的行为。 高原生存的艰难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生命更加亲近和珍爱。把人、自然和一切生灵放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因而就不会对大自然无限度的索取，对动物无限度地杀戮。他们以对待神灵的情感敬畏和崇拜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形成了“敬天惜地”的自然观。这种对待自然的观念和态度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多元文化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传统与特质。青海各民族普遍奉行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物质财富追求相对淡薄，减少了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之争，形成了互助、协作、和谐的道德风尚和社会文化氛围。如藏文化中普遍将“慈悲、善良、自谦、和平、尊人、义务、知足等作为做人的原则”，［2］藏传佛教“三因说”强调自然、神与人和谐相处，形成了宇宙万物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论，随缘任运、顺从自然、知足安适、忍耐克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出世的姿态，远离争名夺利、好斗争强、谋取认识富贵的恶习，而追求顺从、忍让、清贫的生活倾向”。［3］儒释道文化“都要求信众止恶从善，善于分辨善恶、是非、真假，从而保持身心清净；……要有平等、真诚、慈悲、宁静的心态和温和、善良、恭慎、节俭、礼让的五德气质，涤荡淫欲、憎恚、焦虑、不安、疑惑等心智方面的骚乱不净。”［4］伊斯兰文化中也有很明显的和谐理念和内涵，如“你们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古兰经4：36），要求信众以和平善意待人，要诚信、宽容，提倡与人为善、与邻为伴、以诚相待、公平相处等。这些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信念和教义不仅能净化人的心灵，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还是青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互补互惠，形成了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良好传统。如在经济方式上，藏族、蒙古族以牧业生产为主，为高原居民提供了大量畜产品，汉族、土族以农业生产为主，补充了畜牧经济的天然不足，回族和撒拉族的商业经济则非常发达，他们奔波在高原各地，在牧业区和农业区之间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高原特有的民族经济互补模式。如在循化地区，“撒拉族不足的粮食、柴草需要文都、道帏等地的藏族农业区和回民供应，而藏族需要的蔬菜、果品、茶、布、工艺品等则由撒拉族和另族转运过去，并将藏族牧业区的羊毛等畜产品转运到外地。”［5］在经济互补的过程中，各族人民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和谐共存的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是青海和谐社会构建的坚实的历史和社会基础。 青海是我国一个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区域，有着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悠久历史传统。正如班班多杰所言：“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北与西域、北方草原接壤，处于中原、西藏、西域、北方草原民族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历史上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长期碰撞、交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且互相浸润、涵化，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亲缘关系，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多元他者’、‘因缘和合’、‘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6］在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彼此交融、求同存异，形成了“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和谐传统和特质。 二、青海多元民俗文化的重叠认同 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沟通形成相互依赖，彼此尊重，形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局面。青海多民族、多宗教影响下的多元民俗文化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和采借，构成了青海民俗文化的多元认同网络。作为青海民俗文化载体的青海人，在多元民俗文化的场景中，其身份具有多重社会属性，如国家属性、民族属性、地域属性、宗教属性等，认同体系是重叠的。 首先，青海各民族的每个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应超越于其他认同之上。每个民族对国家拥有强烈的情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其次，文化往往跟一定的区域相关，既是同一民族的人，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各民俗文化圈内的成员隶属于不同地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国家、家乡、故乡、出生地拥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距离的越来越远体现的越来越强烈，认同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对故乡人和故乡文化情感也越来越浓烈。在世界范围内认同的是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认同的是青海人，在青海范围内认同的是某个州县的人，在州县又认同的是某个乡村。这种认同的具体表现是对认同对象的成员及其文化的熟悉感、亲切感、安全感以及强烈的依赖感和归属感，人们在建立地域认同时往往会淡化甚至忽视民族归属、宗教归属等。再次，青海是多民族地区，族群认同是其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的成员对自己和他人的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在交往时会互相认定对方是什么民族，或强调自己是什么民族，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守本民族的禁忌，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对各自的民族文化也有强烈的热爱感和自豪感。最后，青海作为多宗教地区，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宗教对青海各民族的影响较深，三大民俗文化圈内的各民族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起了文化认同，如藏、土、蒙古及部分汉族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同和尊崇，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和尊崇，汉、土族对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认同与尊崇，这种宗教认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和文化认同，如信仰同一宗教的民族，其相互通婚的比例较高，社会交往也较密切，反之，信仰藏传佛教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的族际婚姻较为少见。 “从历史时期以来，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7］青海各民族多元民俗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体现在宗教信仰的吸纳与采借、饮食文化的兼容并蓄、服饰文化的取长补短、文化艺术的共有共享等多个方面。［8］青海各民族间形成的这种文化共生与融合现象是和谐社会关系建设的前提条件，有效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观的生动诠释。 三、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内聚力 文化凝聚力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特定文化对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统摄力、吸引力、感召力以及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亲和力、向心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是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潜在动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能够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观。青海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凝聚着青海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青海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钟敬文先生说：共同的民俗信仰和习惯常默默地把跟别的成员的行为、心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想象不到的、神秘的文化凝聚力。它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纤绳捆束在一起，它也把现在活着的人和已逝去的先辈联结在一起，而且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五大洲的华人也团结在一起。 青海的多元民俗文化圈自形成以来，便具有规范社会群体、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功能，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向心力。首先，优秀民俗文化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取向。青海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仪式礼仪等民俗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哲理、伦理、道德，是民众生活经验的积累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在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凝聚着人心，劝诫人们向善避恶、和睦相处，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向上进取的道德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传统节日民俗和共享文化事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在全国性的节日中，各族人民的节日饮食、仪式、庆祝活动大同小异，大家在和谐统一的欢乐气氛中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凝聚了人心，加强了团结。而在民族传统节日中，本民族成员们聚集在一起，膜拜同样的神灵，举行同样的仪式，展演自己民族的文化，无形中加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再次，优秀的民俗文化传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如伊斯兰教文化圈内的回族、撒拉族、保安、东乡等民族，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对彼此的认同感很强，凝聚力也很强。最后，优秀民俗文化增强社会的内聚力。过去，青海的民间组织较多，广大农村的许多村庄都是以宗族为优秀发展起来的单姓村，宗族组织的势力较大，如撒拉族的“孔木散”，而以寺院和清真寺为优秀的宗教组织影响也较大，如回族撒拉族的“者麻尔提”。此外，还有一些为举办社火或庙会而临时组织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宗教组织，如汉族的火神会、土族的排头和嘛呢会等。这些民间组织不仅起着维系宗族、社区的社会秩序，规范和约束成员行为的作用，还加强了宗族、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强化了宗族和社区的凝聚力。 民俗文化既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存在，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规范、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作用。文化“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无形中支配着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意识，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往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9］民俗文化具有规范性和维系性，它对社会群体的“软控”是一种有力的深层控制，它对社会群体文化心理的维系更是根深蒂固的。 四、结语 青海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这里生活的各民族共同谱写了青海的历史，共同创造了青海地区灿烂的文明，青海多元文化的交融汇合，为该地区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和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各民族都为维护这里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正向的社会心理环境使得青海各民族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和睦、民族尊重等积极的社会心理，是青海和谐社会建设的民意取向、心理共识、思想准备和文化基础。这些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青海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基础，构筑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在青海和谐社会构建中，青海的多元民俗文化不仅给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还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而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 作者：韩喜玉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施工企业工会和谐社会论文 一、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快企业整体发展速度 1.1企业应当加快市场竞争制度的引进速度，以市场规律作为其基本工作准则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基于施工企业工会而言，应当重视三个方面：①提高自身认识，始终支持企业改革，并投身入改革实践中。“发展”不仅是国家及各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各种问题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所有员工获取利益的重要方式。因此，若改革程序能够推动企业发展，还能为企业及员工带来更多利益，就应当始终支持改革。②深入至员工群体中，合理利用各种有效方式宣传改革意义、途径和相关政策，有利于引导员工解放其思想和转变其观念，对于有效处理改革、稳定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起着重要意义，同时还能推动员工参与至改革活动中。③改革实践活动中必须有效维护员工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改革以稳定作为其基础，因此企业工会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有效解决各种不利因素，推动改革活动的顺利开展。 1.2加大员工整体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劳动技能①以加快企业整体发展速度为基本主题，针对性的举办各种培训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突出各岗位的特征，以此方式提升培训效率。通过提升员工岗位技能，有机结合员工的思想道德与职业道德教育，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劳动技能、道德素养以及学识水平，从而提升其综合素养。②加快工作创新步伐，大力寻找各种新载体与新技术，重点提升员工素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内部可以举办各种群众类经济创新活动，用以提升员工生产能力与经济服务水平。③建立起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教育培训计划，并明确教育培训基本内容与整体目标，推动培训工作朝着多途径、层次化、类别化方向发展。 二、以和谐生活作为基本着力点，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 2.1维护所有员工合法利益 ①加强和企业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及配合，着力解决员工最为关心和最为现实的问题，并定期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况，严肃查处侵害员工基本利益的行为，使之感受到来自于企业的关心，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向心力以及凝聚力。②给予管理干部、施工队伍等宣传各项法律与法规，贯彻与落实教育活动与监管活动。以法律宣传的形式，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及法律意识，使之自觉地保持遵纪守法的良好品行[2]。③推广与落实平等协商机制，确保劳资双方能够自主协调其内部矛盾及有效处理其利益关系，从而到达共同发展的目标。 2.2加大力度建设内部控制制度 由于各行施工企业工会具体情况存在着差异，所以其内部控制制度也应随之进行调整，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已成为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保障。（1）施工企业内部需要定期组织员工召开职工大会，督促职工代表履行其各项职能，确保员工民主监管权力、创造能力、工作积极性等均得以有效发挥。而针对与员工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各项重大决策、改革措施，在其正式出台之前，应当接受职代会的讨论及审议，以尊重员工民主权利作为基本出发点，确保员工能够充分表达其意愿，通过深入吸纳基层员工的意见及建议，有助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2）始终坚持厂务公开机制，通过寻找厂务公开新型载体、新型渠道以及新型方案，确保企业在进行经济决策、经营管理等事项时能够达到公正、公开的标准，并接受所有内部控制制度员工的全方位监督。（3）给予所有员工进行法制宣传及教育，以此方式引导员工维护自身利益，根据既定程序合理表达自身诉求，并在法律限定范围内依法行使自身民主权利，以法律手段处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4）提升职工代表整体培训力度，通过提升其民主管理意识与能力，赋予其建议权、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审议权等，通过集思广益，实现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等目标。 2.3构建企业内部和谐气氛 构建企业内部和谐气氛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进行。 三、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整体素质，推动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 ①提升领导干部专业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通过深入学习与研究，促使领导干部以政治角度作为出发点去分析各种问题，并提升其问题处理能力，有助于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②领导干部应当不断熟悉及学习各种生产工艺、管理技巧及法律知识，通过提升其工作能力，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优良的人才储备[3]。③密切联系所有员工，不断提升其服务水平，真正做到关心职员、信任职员。在面对职员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应以支持与鼓励的态度勉励职员，帮助职员克服难关。④有效掌握各种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用以提高自身工作水平，从而实现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整体目标。 四、结束语 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不仅符合时展潮流，同时也是响应国家号召的直接体现。基于水电工程局工会而言，在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实践活动中，应当有效发挥其基本职能，通过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以和谐生活作为基本着力点以及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整体素质，从而加快企业整体发展速度，并且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推动企业各项经营实践活动的有效进行。 作者：郑荣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工程局 和谐社会论文:家庭优良传统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与传统道德教育的相关性 (一)中国优良传统道德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体现早在我国先秦时期，法家便提出“绳不绕曲，法不阿贵”，违法犯罪，不分高低贵贱，一律绳之以法，讲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传统道德中又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权力制衡，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追求法律公正的直接体现。也是保障礼法自上而下有效实施的重要规范。因此，即使是在君主专制社会形态下，传统道德文化也不乏对于公平正义的思考。 (二)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体现我国儒家正统思想对于“仁爱”和可守诚信的追求，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人们所推崇，具体体现有;“仁者，爱人”博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关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具体体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终极追求。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直到今天都引导着人们胸怀天下，博施济众，追求真善美，维护道德与法律的权威。在恪守诚信方面，有“民无信不立”的道德要求，也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道德批评，就是要警示人们做到表里如一、真实无妄，友善待人，不自欺欺人。 (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我国古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环境，但是在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却早已有法，我国的传统农业因地制宜，因时而动，不违背自然规律，适应农时节气的春耕秋收，“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可持续性利用自然，甚至对自然神灵的敬畏，都为今天我们有效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保护环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引领与思考。由上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要求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均有体现，因此，学习中国传优良统道德文化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并践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道德文化，弘扬和谐社会精神有着重要作用。 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特点与作用 家庭作为最小的一个教育单位，也是分布最广泛的单位，每个人都从家庭成长，并且受家庭成员的影响，期间包含了口耳相传，也包含了身行示范。在较长时间耳濡目染中，家庭教育便成为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之一。 (一)家庭传统道德教育覆盖面广泛家庭是每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人走向社会的起点，因此，人们多项素质、技能都从家庭教育中受到启蒙，家庭传统道德教育内容覆盖面非常宽泛，仅就道德而言，家庭教育包含了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具有其他任何教育机构都不可替代的多面性。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对象是每个家庭成员，因此从教育对象上来讲，涉及到了参与家庭生活的每一个人，受教育队伍的规模也是其他教育组织难以企及的。 (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时间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参与家庭生活占据了他们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在家庭成员互动的过程中，道德被不经意的在家庭成员间传递出来，比如通过关心交流传递出父慈子孝，通过做家务传递出责任与分担，通过家长的文明言行让孩子学到礼貌，通过孩子在学校的知识也使家长学会垃圾分类的新方法等。道德教育被不经意间进行，文明言行也在耳濡目染中养成。长期的家庭生活会使家庭成员间形成很大程度上类似的道德观和道德言行，这便是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伟大力量。 (三)家庭传统道德教育效果更深刻与学校教育不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途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具体教育形式既包含了口耳相传，更多的是身行示范。有时候家庭教育的初衷与目的并不明显，也许只是家庭成员无意的语言或行为，但是却起到了积极深刻的教育效果，因为这种教育效果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是受教育者乐于并积极主动接受的，因此比三令五申的说教来的更有实效。 综上所述，我国优良传统道德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精髓有吻合之处，家庭教育在道德传承上有其特有的优势与深刻效果，如果能把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方式与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结合，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就能在最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承，并且产生更加良好的效果。 作者：冀俊平 单位：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和谐社会文化建设论文 一、关于“和谐社会”是否可能的若干启示 “和谐社会”是否能够创造？这是我国从古至今不断探讨的问题，历史上各名家也是争论不断，例如：孔子就相信，和谐社会是能够实现的。在他的生平中，他认为人性本善，只要政府官员能够秉承孝道，必然能够智能正确执政。而通过对人们施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培养他们的孝道仁德意识，必然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又如：孟子认为人们均有一颗怜悯的心，只要国家管理者能够让百姓拥有稳定的产业和收入，这样百姓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和谐社会也必然能够实现。用现代话语来表达，两位圣人认为人性中本身就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材料，只要 领导者身体力行，因势利导，满足人的必要物质需求，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和谐社会是可以建成的。 但是“性恶论”者则认为，人性皆恶，并且与秩序相冲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冲突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也就是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同时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利益需求的基本满足，第二是社会道德对人性的约束和改造。 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优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培育“四有”公民作为根本任务，把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途径。和谐文化建设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撑”，强调要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注意促进人的心理和谐等，都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 第二，坚持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体不可分割、不能缺少的重要一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进步、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使思想建设和文化创新服务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同志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这就要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人类有益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文明成果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 第四，坚持民主法治。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培养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方面，都应当注意在采取一定措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谐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法律意识和制度建设能力，推进思想文化生活有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导“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树立了典范。 三、加强机关精神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政治理论和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1.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中，把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精神文明教育的内容和要求细化，分解为具体实在的教育课题，又紧紧围绕“为谁话着、为谁工作、为谁当官”等根本性间题，着力加强人生目的、人生评价、人生追求等总体观念倾向的引导，使教育既贴近千部、群众实际，又始终有主线贯穿。在人生观教育中，围绕“做什么样的人”的主线，进行“做有理想信念的人”、“做爱岗敬业的人”、“做克己奉公的人”、“做忠诚老实的人”等教育，使观念引导小中见大，富有针对性和思想性，使干部、群众喜闻乐见，从中受到刻骨铭心的教育。随机指导和系统引导相结合。人生观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运态发展过程，观念引导必须循序渐进。要针对干部、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间题与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失时机，不拘形式地进行随机教育，由事到理、点点滴滴地熏陶、启发、潜移默化，提高觉悟，使大家“于细微”之处得到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按照干部、群众在确立人生观过程中思想发展变化规律，抓住一个时期的主导动机，有计划地主动安排教育，较为系统地推进观念引导，由理到事，提高干部、群众认识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自制力，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成缺。只有加强随机指导，精神文明教育才能“短、平、快”地渗透到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如果满足于这一形式，忽视系统引导，会使教育零散无序，缺少集体性，难以使他们完整连贯地受到教育，也不利于把随机指导点滴渗透效果贯连成线，形成系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唯有把两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使精神文明教育不断深入。 2.观念引导和行为指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的目的是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干部、群众的行为，在新形式下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坚定地朝“四有新人”的目标要达到此目的，不能离开正确的思想规范和调节干群的行为。观念引导是行为引导的基础和前提，而干群良好行为养成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观念引导并不能代替行为指导。在精神文明教育中，应注重把思想观念上的引导适时落实到行为指导上，使干部、群众既知其然，又行其然，仅弄清基本道理，分清是非界限，明白善恶、美丑、荣辱，而且知晓应当怎么做，不应怎么做，自觉遵守道德法律、纪律等规范，懂得怎样做人、怎样为官，做到知行统一、学用一致。只有这样做，精神文明教育才能见诸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切实起到净化风气、弘扬正气的作用，有效地推动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3.政治信念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要利用机关政治学习这个主线，把理想信念落实到行动上。理想信念不是空洞的，它的实在内容是通过人们的工作实践和言论行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检验和判断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的根本标准，又是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源泉和动力。只有这样，理想才能成为最切实的真正理想。光说不干，光想不干，或者光想大目标，不干小事情，理想就是空洞的、抽象的，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也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实现理想，不能靠“天上掉馅饼”。理想不能只是写在纸上，停在嘴上。而要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从眼前做起，扎扎实实地干下去。一个人只有把理想信念扎根于社会实践中，理想信念才有厚实的土壤和牢固的根基。因此，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须把信仰和理想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去，把今天的努力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高楼大厦是靠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在自己本职岗位上做砖、做瓦，脚踏实地踏实工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像孔繁森那样，从自己平凡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做起。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光和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志所讲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机关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优秀，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为民服务的教育为优秀，以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和奉献社会为宗旨；牢固树立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做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以主人翁精神改进工作，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同时还要在全体干部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爱公益的良好风尚。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始终坚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来正确处理好这六面的关系。 总之，我国在进入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历史篇章，结合“以人为本”的主线，不断加强各方面的调整，以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快速发展。 和谐社会论文:工会组织构建下和谐社会论文 1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带头作用 工会可以密切的联系群众，可以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责，而且可以发挥出工会组织纽带与桥梁的重要作用。工作是联系党政与群众的重要纽带，可以在复杂的社会化解下，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当前社会中，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在不断扩大，社会的劳动体系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所以，充分发挥出工会组织的带头作用，可以将广大的职工与群众吸引到工会组织中，可以更好的协调劳动关系，还可以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实现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工会作为服务群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会要协调好对于特困职工群体工作的救助工作，要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还要改善贫困职工的生活，增强工作组织人的职能，将以人为本作为服务的理念，还要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解决困难，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口碑。（2）工会要做好形势教育的宣传工作。想要充分发挥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需要树立以大局为重的观念，还要将组织工作放到大局中去考虑，切实解决问题，还要根据当前形势做好教育宣传工作，其人们认识到建立工会的好处。 （3）发挥工会的信访作用。工会还具有疏通言路的作用，可以在政党与群众中架起一道桥梁，是信访渠道更加畅通，所以，相关的相关工作者一定要做好来访工作。接待来访人员的工作者要具有一定法律知识，所以，工作人员在平时也要多学习法律知识，还要熟悉相关政策法规，提高职业素养，对社会当前形式也有一定把握能力，只有提高知识水平，还能提高业务能力，只有做好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才能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4）做好协调保障工作。在企业中建立工会，要围绕企业的发展开展各项工作，要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利益为前提，还要保证工会管理的民主性，工会人员可以进行民主监督，而且工会的各项决定都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要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多做实事，为职工谋取更多的利益，积极协调企业中各个部门的交流与沟通工作，降低各个部门以及职工之间的矛盾，还要解决职工的业务分配工作，保证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还要协助企业领导做好员工思想改造工作。 2充分认识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独特的优势作用 2.1工会巩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能动性，特别是主人翁精神的充分发挥，直接影响着我们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2.2工会为社会主义执政党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 工人阶级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的阶级基础的牢靠或坚实与否。一方面通过工会使工人与党保持畅通的联系，不仅使工人的利益、愿望、要求能及时地反映给党的各级组织，而且使党的决定、意见也能不耽搁地传达到工人当中去；另一方面通过工会做工人群众的工作，尤其是努力提高工人的素质，以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 2.3工会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 工会的社会作用，就是要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出发，合理调节劳动和资本、劳权和产权、工资和利润的关系，促进劳动关系的两极实现互利双赢，保持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工会所具有的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功能。 3工会组织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完善维权机制 3.1根本途径：法制维权 要通过健全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特别要注意突出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职能，认真抓好集体合同制度、工资谈判制度、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制度、职工法律援助制度、劳动纠纷仲裁制度的建设和落实。 3.2基本任务：奎面维权 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是全面性的。一是要维护职工的生存权，确保职工的基本生活条件、基本工作条件，尽可能避免职工的身心健康受到任何损害。二是要维护职工的经济权，撮重要的，就是让职工能够平等地获得劳动报酬。三是维护职工的政治权，让广大职工群众有地方、有机会说真话、说心里话，有权利、有途径参与本单位、本部门的重大决策，有条件、有责任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领导和决策提出批评或建议。四是要维护职工的文化权，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广大职工群众及其家属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享受文化创造的成果。五是要维护职工的发展权，总的原则，就是确保各单位、各部门和所有职工具有平等的发展权利。 3.3首要关键：源头维权 从源头上维权．是维护职工权益的关键。一方面，在制定涉及职工群众权益的法律或制度时，要广泛征求广大职工的意见，并充分吸纳其中的正确建议；另一方面，具体的单位或部门在作出各种事关职工群众利益的决策时，要首先开展调查研究，使之能代表最大多数人们的意愿或要求。 4结语 综上所述，建立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重要促进作用，工会是连接政党与群众的重要纽带，可以增加社会的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切实解决贫困职工的生活问题，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可以在社会中形成一股正气，也可以笼络人心，形成工会独特的优势，成为不可代替的社会组织。为了充分发挥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相关人员还需要找准突破口，要积极组织群众加入改革事业中，履行组织人各项维护职责，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口碑，才能推动和谐社会更快的建设。 作者：陈丽华 单位：宁夏电力建设工程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宏观管理论文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 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影响发展管理论文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优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优秀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视角研究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产权；环境产权；自然资源 论文摘要：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通过对环境产权的性质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环境产权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产权制度安排或制度缺失有关。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的弊端，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分析道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环境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优秀概念。它反映了产权主体对客体的权利，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并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社会工具。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从法律的角度，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1］也就是说，产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自由。产权界定的实质是财产权利的配置,不同的产权界定方式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影响财产分配的公平。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意义在于，至少使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认可和回报，使损害他人利益的人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因此，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强调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即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产权不明确，外部性侵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产权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权交易。人们进行产权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物品的经济价值会有不同的评价，即它可以给不同的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科斯认为，在零交易成本的环境中，产权交易在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当然，现实中的交易不可能没有成本。因此，不同的产权的结构设计可以带来不同的效率，而作为权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二、环境产权的性质 人们一般倾向于环境产权是典型的公有产权，所以环境产权应该表现出非排他性。但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产权并非是完全的非排他产权。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乡村和城郊是完全非排他、非竞争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享用，阻止其他人享有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增加一个人的享用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但在拥挤的城市，随处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得到的，特别是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大都市，只有居住在生态环境较好、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才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因此，清新空气在大规模人群中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简言之，环境作为一种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必须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一旦超过环境容量，环境的排他性则明显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产权的排他性源于稀缺，一旦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健康的生存条件成为稀缺，环境资源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环境产权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也由此产生。 三、产权理论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范围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产权的研究就是从环境问题入手的。文章通过对许多环境问题的案例展开经济学分析，最后得出了学界非常熟悉的科斯定理。产权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外部效应问题制度根源的一条重要思路，而环境问题正是经济活动外部不经济性的具体体现，因此，环境问题是产权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重要的应用领域，而产权理论又为分析导致环境破坏的权利安排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由于对科斯定理在理解上的不同，导致了理论界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许多不同观点。市场理性学者对科斯定理的实用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所有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产权途径去解决，其代表人物有安德森、利尔、史密斯和古帕塔等。安德森和利尔合著的《从相克到相生——经济与环保的共生策略》一书是市场理性学者的代表作。该书的基本思想是环境是一种资产，围绕环境资源是可以建立界定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来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共生。因此自由市场机制是替代环境管理中“专家战略”与“政府控制战略”的有效途径。 有的学者对产权制度完全解决环境问题表示怀疑，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是难以界定的。环境产权的界定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产权界定。环境产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财产权利，其与一般财产权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财产权利强调财产所有权人对财产的所有、使用、处分及收益权，集中反映财产主体的权利；而环境产权则既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权利，同时还必须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管理责任。其原因是： 1.环境资源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一般财产不存在外部性问题。环境污染一旦形成，公众就会遭受损害。因此，环境资源的权利主体可以放弃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利，但不能推卸管理环境资源的责任。 2.环境资源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自然财富，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污染之后形成的某些物种的灭绝，人类无法使其再生,每一种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笔宝贵财富。 3.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或保护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健康及其生活质量的保障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可以失去发展机会，但却不能失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四、我国环境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向——以自然资源产权为例 1.自然资源产权主体虚置 现行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除外并进一步对基础性自然资源—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但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逐渐为国家所有吸收。国家所有看似产权清晰，实则不然。在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委托—，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发生了分离。但是，这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缺乏明确人格化的所有者，自然资源及其收益从理论上讲属于全体人民或有关集体，但它们却没有支配、转让等产权所有者所应有的任何权利。产权界定即产权关系的不明晰。 2.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缺失 宪法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资格的规定与限制，使其他主体无法进入，没有多元所有权主体的参与，自然资源的不可交易也就成为现实。所有权主体的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能进入市场，即使有可能进入也是残缺和不完全的，这也正是中国自然资源市场无法发育的根本原因。排斥了交易，使用也就失去了价值，使用的不经济性也就成为必然。 3.产权结构的设计不尽合理，使用权和经营权安排亟待改进 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阶段主要是国有产权形式。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公有公用”的概念和逻辑。这种“公有公用”在实践中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森林大面积的被砍伐，草原普遍退化等，均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哪些正负外部性很大、紧缺和对一个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资源，如稀缺的矿产资源，生态湿地等，都需要以强制性的公共产权的形式来安排其所有权，而那些排他性、竞争性较强的，如一般的商品林、荒地、普通的小型矿产资源等，可以通过私人所有的产权安排增加市场的竞争力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从单一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到建立多元化的所有权体系，逐步完善产权交易体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对于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产权界限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矿山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将其所有权拍卖给不同的市场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于产权边界模糊、界定成本过高、外部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如海洋水产资源，地下淡水资源、石油等，应当继续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由统一的机构组织单独管理，改变过去的政出多门的所有权结构。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思想教育管理论文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经济学管理论文: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去年以来，国内多数知名景点门票纷纷以“保护稀缺资源”、“缺乏维修费用”等理由，在举行门票价格上调听证会后，纷纷将票价上调50％左右，个别景点票价甚至成倍上涨。对一些地方景区的轮番涨价，媒体上质疑、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普通老百姓更是“触景生情”，很不舒服。有人甚至认为，不顾百姓承受力的乱涨价，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景点涨价是不是真的像听证会所说的那样“缺乏维修费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价格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计算环保车收费，武陵源优秀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08元。在10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资源保护的费用只有8元！相比资源保护费，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经建成多年的张清公路、索张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飞机来张家界的游客，购买的优秀景区门票中，要支付10元钱的“机场建设费”；而门票收入中47元的“景区管理成本”，意味着维持管理机构运作的代价竟然是资源保护费的近6倍！武陵源景区有这种情况，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区都心中有数。 同样，景点涨价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景点涨价就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那么人们会问：除了涨价，就没有别的办法保护稀缺资源了吗？涨价是不是保护稀缺资源的唯一办法呢？涨价就一定能保护稀缺资源吗？这么多年来，风景区门票价格一涨再涨，但是保护水平和效果又怎样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中，“保护稀缺资源”之说，不过是涨价的一个借口而已。 景区门票价格大幅上涨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国民，都是实行免费或象征性的低价格参观，借以鼓励本国人多参观古迹，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在法国，像卢浮宫那样的国立博物馆，门票价格才几欧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艾尔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门票均为100卢布（近4美元），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均可享受大幅度的优惠，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还可免费参观；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参观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才需6欧元；埃及对残障人和老年人实行免票制度，学生（包括大学生）和儿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参观博物馆的票价只收取2埃镑，金字塔的票价，只交1埃镑，仅是两张大饼的钱；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不到职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费公园，小到街心公园，大到纽约市著名的中央公园，都没有围墙，不收门票。在首都华盛顿，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旅游景点的竞相涨价，怎能让公众没有怨言？ 那么，涨价之后的情况如何？本次黄金周之前，媒体上曾披露说：今年黄金周的旅游市场并没有出现以往的火爆场面，各个旅游景点的酒店预订率不高，机票价格更是不断走低，甚至突破了50％的下限；调查表明，有近七成人将选择在家休息。虽然五一黄金周各大景点旅游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但是，涨价对各大景点旅游有负面影响是肯定无疑的。 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过“穷人的经济学”。他在向记者解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总理心忧黎民、情系百姓的情怀，让人感动。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老百姓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他们还在为孩子上学、治疗疾病、住房等问题发愁的时候，旅游景区的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多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多替那些中低收入的普通群众出游考虑，多向杭州学习——学习他们24小时全部免费开放西湖环湖公园的成功经验。相反，如果动辄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用高票价将普通群众排斥在旅游景点的大门之外，最终受损害的恐怕还是景点所在地的经济。当然，如果对旅游门票收入与旅游经济这笔账该怎么算还搞不清楚的话，那么不妨请教一下杭州人，他们是有“真经”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学管理论文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解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丰富的，涉及经济常识的知识点较多，如市场调节、宏观调控、价值规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结构调整、财政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知识，这些都是可能的命题切入点，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结合经济常识复习需要注意和运用以下知识： 1．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 2．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文本，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要求。 3．价值规律。水电的供求变化影响价格，反过来，水电的价格变动也会影响供求。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水电供应，实行差别水电价格，就是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通过适当提高水电价格，增加水电供应，减少需求，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 4．资源配置方式。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如水资源的合理调配、水电价格的制定等，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证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全国开展了以清理整顿开发区为重点地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地体现了国家加大宏观调控。 5．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性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一，社会经济运行需要有健全的法制基础，健全的法制是协调和处理矛盾、体现公正平等的依据和准则。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必须有严肃、健全的法制作保证。否则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任何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体现了法制性。 6．农业。农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农之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也要节约土地资源，保护耕地面积；大力推广节水、节电技术；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 7．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节水、节能、节材、节地与环保、降耗、增效结合起来，发展农业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高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8．现代科学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水平，节约能源，有效地发挥各种资源的效能，提高经济效益。 9．财政的巨大作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西气东输工程等都需要财政提供支持。 10．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1.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2.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3.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增强开发创新能力，为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4.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各级政府和领导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正确对待GDP的增长。 三、关于循环经济 1、发展循环经济有哪些经济意义？ （1）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保产业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3）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4）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国家：①应及时立法，建立相应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之有法可依。②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应充分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规范循环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 （2）企业：①应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②应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环保投人比例，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 （3）公众；推动公众参与。通过各种途径、渠道，广泛宣传普及生态知识、循环经济知识和环保法规，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现代生态价值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积极开展循环回收利用活动，建立循环型社会。 3．为什么要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循环经济？） （1）资源具有稀缺性，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 （2）有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5）反映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四、怎样正确认识“五个统筹”？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关系着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从统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和有力保障，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状况，必须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积极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加人WTO，为我国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协调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总之，“五个统筹”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管理论文: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政变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性交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经济学管理论文:为什么经济学家都庸俗？ 说到“庸俗经济学家”这个名词，一般我们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都是庸俗的呢？一句话，经济学家都是为政治、为政府服务的。在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学家不为政府的政治服务是不现实的。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目前虽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也仅仅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不是不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批评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但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作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历史、辨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现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目前中国经济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加西方经济学；尚没有完整、系统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国家运用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调控经济，不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上的新会计制度和公司法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西方会计准则和西方公司法法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是指导目前中国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还构不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是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么，有没有凌驾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不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呢？我认为会有的，而且正在酝酿之中，理由是： 1、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比小的国家大，一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供求平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2、私有制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两个极，两极共存，缺一不可，客观存在，经济学离开这两极就不全面，不成系统。 3、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快要灭亡的时候，用发展公有（国有）制，弥补了私有制的不足，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快要崩溃的时候，用发展私有制，弥补了公有制的不足，挽救了社会主义。两极都是运用调整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调控经济运行，实现社会经济的供求平衡。 4、中国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发展私有制，这个社会的经济将会高速发展，甚至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极也肯定会成气候的，包括俄罗斯甚至朝鲜。另一极的停滞，也许要靠这一极的繁荣才能继续发展，历史将会证明. 经济学管理论文:现代经济学分析管理论文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é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优秀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在国际范围内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都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做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分析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优秀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媒体变革管理论文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葛鲁夫最喜欢的用语是“战略转折点”，最近他把这个词用于报业。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上，葛鲁夫指出，互联网正使传统报业面临着80年代中期英特尔公司曾面临的那种剧变。 葛鲁夫说，印刷媒介的前景是黯淡的。这一行业必须全力重塑自我。“你们要想一想，什么是你们能够做到而网络出版做不到的？” 但新媒体的面貌究竟怎样，葛鲁夫并未向与会的编辑和出版业人士阐释清楚。他的漫无头绪也许是由其阅读习惯所决定的。葛鲁夫在会上讲述了自己查阅新闻的大致情形：上班时在网上看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新闻摘要，以及CBS的市场动态，看业界消息则去CNET。下班后他会在家中看两份报纸，即《圣何塞信使报》和《华尔街日报》。从中你可以发现，葛鲁夫所浏览的本质上都是旧媒体，尽管这些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披上了新媒体的外衣。显然，葛鲁夫并不知道，有一种崭新的新闻形式正在他所熟悉的IT领域内发展起来。这种形式的首创者不是出自那些报刊、电视媒体云集的著名的大都市，而是出自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叫荷兰的小城。 这座小城里有一份名为Slashdot的网上技术出版物，它由年轻的Linux爱好者罗勃·马尔达创办，原是有关Linux的一个信息仓库，逐渐演变成为网络技术人员的“快乐大本营”，其中集结了大量的技术内容和技术讨论。Slashdot与葛鲁夫所欣赏的新闻媒体截然不同。它把多个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消费者互相连接起来，完全摒弃了信息中介人，也就是那些专业新闻记者。这家出版物的读者每天向编辑部提供多达400个超链接、新闻线索、创意和完整的新闻报道，但并不从该出版物领取一分钱。经过仔细筛选，编辑部挑出5到10个可能引起读者最大兴趣的题目，然后加上一段很短的提要，并附带一个指向信息源的链接。如果是原创性的文章，编辑部也会在文章前面加上内容提要，再用一个链接指向单独的页面。这样刊出之后，会有成百上千或长或短的评论、指责、咒骂、更正、插科打诨和旁批蜂拥而至。Slashdot的创办者坚信人们有权利匿名发表他们的看法，因而所有不想在网刊上暴露他们身份的读者都可以使用一个笔名投稿，这个笔名叫做“无名的懦夫”。 我们这些专业新闻工作者会在此时瞪大了眼睛说：“这些东西都是垃圾。这样做并不是在观察报道网络的混乱，而是在复制混乱。读者是无法处理这些芜杂的信息的，所以公众才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的是过滤噪音。” 马尔达及其精干的编辑人员坚信，公众依赖媒体“守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马尔达也清楚地知道，完全缺少过滤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一个网站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的名声越大，它也越有可能被其高知名度所摧毁。亚马逊网上书店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它允许读者自由上传书评，最后发现书评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呈现强烈的反差。在Slashdot网站上，由“无名的懦夫”们所发出的聒噪足以淹没任何理性的声音。马尔达承认，读者人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脑力的增加。Slashdot现拥有70万读者，这对于一个新媒体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如果说Slashdot处于被垃圾邮件、火焰战和离题万里的奇谈怪论所埋葬的危险之中，那么摆脱困境的办法也不是删除这些东西。Slashdot的读者们极其厌恶由一个舆论中心对多样化的声音加以甄别的想法。假如马尔达以新闻检察官的身份出现，就会毁掉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网上社区。作为一个技术天才，马尔达很自然地设想，是否能用某种程序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发展了一种允许25位最受信任的用户对刊发稿加以系统评估的制度，授予那些持续受到好评的用户“主持人”身份。每过半小时，计算机会检查所有的帖子，并给当时在线的读者打分。在任一时间内，都会有300到500名读者积攒到足够的分数，并经随机筛选成为主持人。主持人本身也可以获取一定的分数分配，这使得他们有权力对一定数量的帖子加以评论。他们可以在三天内用完他们的所有得分，过期则作废。 马尔达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在传统的新闻采集过程中，记者和编辑试图摸清外界发生的事实，平衡专家的意见，再用一些简略的引语把事实表述出来。Slashdot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专家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引语完整无缺，整个新闻机构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保持运行。将来也许新媒体的灵魂人物不再是总编，而是总编码师。 像Slashdot这样的媒体虽小，其吸引眼球的能力却堪与雅虎这样的巨型公司相媲美。广告公司趋之若鹜，Slashdot已被一家公司收购上市。Slashdot造就了一种叫做“Slashdot效应”的现象：当它在网站上刊出一个新的指向另一家网站上某篇文章的链接的时候，那家网站的服务器会立刻遭到Slashdot狂热读者的暴风骤雨般的袭击。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媒体？在我看来，有点意思的是一家号称“IT写作社区”的网站，允许大量的人就范围广泛的IT话题发表意见。目前它只有评论而没有新闻报道，因而更像一个论坛而不是新闻媒体。如果它人气攀升过猛，必然也会遇到系统如何自我运行的问题。 何谓新媒体 Slashdot可以归入所谓的“新媒体”，《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很简单：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forall，byall）。旧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我们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这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而新媒体与此相反，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 这样的新媒体所威胁的是什么呢？它威胁的是传统的印刷和电视媒体，并由此威胁着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谈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引证传统媒体的上网率，比如说上网报纸又增加了多少家等等，但这样的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数据是阅听人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的程度如何。 [page_break] 在美国，这样的转移十分明显。1977年，2/3以上的美国成年人经常阅读报纸；1997年，成人报纸阅读率下降到只有50％多一点。1993年，60％的美国成年人“定期”观看电视新闻；到1998年，这一比例降为38％。与此相对照，1995年，只有4％的美国成年人一周上网阅读新闻一次；现在，网络新闻的阅读者达到20％。 AOL的史蒂夫·凯斯曾对记者说：“如果你们观察一下美国在线，你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记者，我们也没有新闻来源，因此，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新闻同行。但是，每天从美国在线获得感兴趣新闻的人，比全美国11家顶尖报纸的读者加起来的总数还多；在黄金时间，我们的读者和CNN或者MTV的观众一样多。”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美国各种媒体（互联网、有线电视、广播及出版物）的受众分化也越来越大。 我手头没有有关中国媒体在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但报刊发行量的普遍下降在我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电视今天仍然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据www.consult公司1999年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内地2/3的网民表示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 大众媒体基于两个理由而存在。其一是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需要阅读和观看这些媒体；其二是广告商要借助这些媒体广告。如果读者和观众从大众媒体不断流失的话，广告商也会弃大众媒体而去。 当然，传统媒体不会很快死亡，迄今也没有一个较新媒体完全取代较老媒体的先例。而且，习惯于阅读印刷媒体的人会指出这些媒体与电子屏幕相比的种种好处，比如报刊读起来更舒服，可以随意折叠、剪贴，便于携带，不怕丢失，等等。然而，如果习惯改变了又会怎样呢？今天，人们可以用更多的办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多信息，并且年轻的一代完全是在电子屏幕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这些都会影响人们习惯性的信息获取行为。代与代之间对“新闻”和“信息”的理解并不相同。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3/4的人说他们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但只有1/3的人想要“及时了解新闻”。而在超过65岁的人当中，只有一半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怎样“跟上新闻”。 所以习惯是会改变的。假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攫取新闻，这会对传统媒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假如人们能够对新闻进行电子化的个人定制，真正出现了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所谓“我的日报”，那么我们还能够称这样的东西为报纸吗？ 我们不知道新技术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电话、电视和计算机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相融合。我们也不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在经济繁荣期，不管是新媒介还是旧媒介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间，网络甚至为旧媒介带来了大量的广告收入，但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新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许将会呈现残酷的局面。即使是现在，受众的大批量转移已呈现出明显的态势。不错，传统媒体仍然在增长，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杂志问世。但是，杂志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面向细分化的读者市场的新品种，而不是来源于综合性期刊扩大了的读者群。综合性期刊的发行量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比如《新闻周刊》1978年的发行量为300万，1998年不过320万份。《生活》杂志已经宣布停刊，转而致力于网络。 现在，整个新闻行业面临的竞争比其他行业要严峻得多，而且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也越来越少了。在1994年，有53％的人表示经常关注新闻，而今只有45％的人表示关注新闻行业。但信息过度对多数人不成问题。在最新的调查中，将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喜欢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方式，只有30％的人觉得信息过度泛滥。 新媒体的逻辑 新媒体依照什么逻辑运行？这方面有一个绝好的事例。1998年9月11日，全球网民在同一时刻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调查报告全文。此事表现了Internet作为一种新媒体的巨大优势：广泛的链接造就了大容量的信息储存；空前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同步通达全球观众；不受有关中间环节的干扰，直接展示信息本身，等等。 新媒体当然拥有一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海量的存储信息、新闻背景的立体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等等，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前面所说的传播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换言之，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 传统新闻业是自上而下的：编辑决定报道内容，记者去收集事实，然后包装成一篇论文，散发给广大受众。与之相反，网络上的新闻是自下而上的：它从新闻组中开头，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报道任何事情。很多报道可能是虚假的、过时的，或干脆就是错误的，但当这些"民间记者"们涉及他们专长的领域时，其提供的信息常常比报纸更贴近事实。 在这种“上下颠倒”中埋藏着革命性变化的种。Internet是一种双向媒介。虽然它的内容也出现在闪烁的屏幕上，但它与电视根本不同。它要求你不仅仅是被动观看，还要主动参与。实际上，Internet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改变电视。 突然地，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及读者和观众发现自己置身于崭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媒介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和与大众的距离感似乎都不复存在。詹妮弗·沃尔夫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把媒介与公众的新的交流环境看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共生”。在这种共生状态下，“读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近媒体的机会，记者也可以以光速了解大众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互联网会创造一种媒介，其入口障碍较其他媒介更低。互联网是至今为止最大的互动出版工具。随着复制和传输数据的成本日益降低，信息传送的力量分配得更为平均。当手写的经卷被印刷品代替后，教会和其他大人物不再那么至高无上，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发生。同样地，现在造就名声的权力正由杂志、电视台等大众媒介转移到每个人的手中。 如果新闻可以不再由少数人加工后传输给大众，大众传媒的“守门人”（gatekeeper）角色将毫无意义。法学专家乔纳森·华莱士和马克·曼根在《性，法律和电脑空间》一书中说，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是坏，要想传播给2.5亿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或是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守门人”。 而Internet是一个没有守门人的论坛。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听起来很理想，因而值得为之去奋斗。乐观主义者尼葛洛庞帝说，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电脑）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讯息（Themediumisnolongerthemessage）。自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在本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还没有什么能比这一激动人心的变化引发出公众对媒介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媒介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会发生交叉。过去，人们从仅有的几个信息源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源又为少数几个经理人、总编、主持人、记者和专栏作家所把持。由此才出现了“媒体精英”的概念。随着媒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些精英的话语权也会日益削减。不断细分的受众群体将令他们的影响力大为逊色。 今天，媒介行业的“明星制”并没有发生突出的变化，但是，新媒介的逻辑早晚会被加于传统媒介之上。我们这些传统的新闻工作者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个人价值（不论是经济收益还是精神收成）都会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之下大大降低。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领袖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ofCaliforniaatSan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andCrisis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Inc；TheCcorpem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Inequality：TheDeepeningSocialCrisisin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andFolly：TheUSand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page_break]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经济学管理论文:电视剧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分四个部分：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生产流通的“准市场化”；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现象。对作为重要文化现象的“中国电视剧”作了全景式的描述、阐释与分析。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大众文化；意义；生产；消费 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虚构性叙事形态，它一方面成为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同时它的发展过程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有中国特色市场与行政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特殊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才能真正探讨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处境及其在中国媒介变革、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 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第9年。这以后，中国经历了多次影响甚巨的政治运动，继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和隔绝之后，60年代又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分裂，随后则经历了重新调整权力结构的的动荡。处在实验阶段的电视剧始终是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电视媒介的发展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并没有能够成为大众文化，对当时社会现实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影等媒体的重要性相比。 197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途径、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电视剧在中国电视成为大众媒介的同时，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互相妥协、相互融合，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中国电视剧也因此经历了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电视剧本身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历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流通和意义。 在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电视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1.5分钟《参桂补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的第一条广告，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力量开始进入一直被看作“党和政府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电视节目制作在政府资金以外获得了新的资金渠道，电视也开始受到政府以外的市场力量的制约和影响。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广告作为一种力量，在推动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电视观众对电视剧节目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电视融资方式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发展到可以广告融资，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这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次飞跃点，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提高100%。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投资、广告经费支持和企业的赞助，电视剧的生产规模开始加速扩大，电视剧的数量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5875集，是从1958年到1978年前20年的近30倍。在电视剧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与中国电影观众从1979年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成反比，电视剧的观众则在不断增加，电视剧取代电影成为了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受众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行电视剧了。当时，中国多数人都刚刚体验了历史的政治动荡和家庭、个人的苦难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过渡的转折阶段，所以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所谓“伤痕电视剧”以及后来叙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电视剧”如《新星》等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80年代初，中国开始制作采用情节剧模式的通俗电视剧，电视剧从最初所理解的“纯艺术”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一种流行文化娱乐。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艺术风格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演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到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70年代末，长期被排斥的国外境外文化、包括美国、日本、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俗电视剧的引进，为电视剧从一种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文化向提供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尽管这些娱乐性电视节目在当时受到了正统立场的批评，《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而中途停播⑴，但是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仍然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 此后，1984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武打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一大批武打动作电视剧的出现。1984年，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题材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等在中国相继播放，也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情节电视剧带来了明显影响。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制作生产者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有限的政治保障，而城市电视文化消费的需要则成为通俗电视剧发展的土壤。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⑵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的所有电视台仍然是政府管理，电视的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剧也基本上还是由电视台或者直属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用国家的计划拨款制作。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尽管在中国大陆，电视的商业化趋向远远不像当时在韩国、日本、台湾那样彻底，但是，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电视业发展，电视已经不仅是宣传的“传声筒”，同时它也是为大众提供资讯服务、娱乐服务的公共媒介，是人们交流和共享文化信息的公共平台。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 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中被确立了重要位置。虽然这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传播业，但是从这一年开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电视的影响明显强化。1987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已达2700万元，高出1300万元的国家拨款2倍以上，而到了1994年，中央电视台获得的广告收入则已经达到了12亿元；1998年，全国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高达133.6亿元。正是由于广告收入的急剧增加，电视媒介在经济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市场来推动发展⑶。因而，从80年代末期开始，电视台的经济运作体制开始出现多样化趋势，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我们可以认为，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一起构成了电视剧发展的双重驱动力量。 尽管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电视的控制，一度电视剧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回潮。但是，199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却标志了通俗电视剧进入了中国电视剧主流。《渴望》显然“受到港、台、日本、巴西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小说的启示”，⑷它利用社会赞助资金，采用基地制作、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的工业化制作方式，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二元对立的情节剧模式和扬善惩恶的道德化手段来叙述普通家庭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当时中国最长的电视剧在中国各地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多家电视台轮流播放，正处在文化消费匮乏时期的数亿中国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此后，《渴望》的制作模式成为了一种范本，随后出现了大量的表现普通家庭传奇故事的电视情节剧，如《爱你没商量》、《东边日出西边雨》、《皇城根》、《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等。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也采用企业赞助的融资方式，并首次将广告随电视剧捆绑播出，同时还在电视剧中利用剧情为赞助企业做隐性广告（后来被人们称为“软广告”），这种生产方式为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开辟了一种途径。《编辑部的故事》用指桑骂槐的喜剧方式，宣泄了当时中国大众对于当时社会情态的某种不满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复辟倾向的嘲弄，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鸣。这种系列喜剧的形式带动了后来中国电视喜剧创作，也对后来《我爱我家》等情景喜剧的出现带来了推动。事实上，情节剧样式的连续剧和喜剧样式的系列剧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通俗电视剧的两种最重要的形式。 正是因为市场因素的增加，电视剧的制作体制也出现了变化。过去，中国的电视剧制作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电视台制作，后来一些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开始陆续成为独立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如从北京电视台分离出来的中国第一家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制片厂（即后来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1982年9月17日成立；1983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电视剧制作部、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成立由中央电视台隶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批准，一些社会企业也可以制作和发行电视剧，甚至一些私营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具有电视剧拍摄权的机构合作生产电视剧。电视剧日益成为社会投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投入电视剧制作的资金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社会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的电视剧占全年生产电视剧总量的比例已由1998年的19.6%上升到1999年的24.9%，而各电视台制作电视剧的比例正在下降。电视剧制作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电视剧制作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应该说，在9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是一种非市场性与市场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相当数量的脱离市场体制的电视剧，有的是由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投资拍摄，有的则是由企业赞助拍摄，而且两种制作方式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除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外，《围城》、《情满珠江》、《上海一家人》、《英雄无悔》、《人间正道》、《和平年代》、《儿女情长》、《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水浒》（1997）、《雍正王朝》（1998）、《还珠格格》（1998）、《牵手》（1999）、《康熙微服私访记》（2000）等都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而这些电视剧的“流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折射和记录。 生产与流通的“准市场化”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是一种自由产业。事实上，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电视剧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政府必须给予引导、管理和监督，用政府官员的话来说，“中国电视剧，有着覆盖面广、反映迅速、接受便捷、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繁荣和发展电视剧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出艺术、出精品、出效益、不出问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电视剧创作。”⑸而政府对电视剧“加强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三方面：首先，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拍摄电视剧必须得到广播电影电视政府部门颁发的电视剧拍摄许可证。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长期许可证，乙种是临时许可证。一般获得许可证的机构应该是能够在政府和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国营机构。中国大约有150家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单位和约400家获得临时许可证的单位。其次，进行电视剧规划审批。在中国，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而规划审查部门则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上报电视剧的题材倾向来决定哪些电视剧可以投入拍摄。第三，实行发行播出审查制。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电视台，中国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视台，也不允许建立商业电视台，所以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审查才能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当然，政府的电视剧管理与电影那种集合式的管理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在保证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电视剧管理也在不断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允许非电视台制作电视剧，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电视剧拍摄，允许外国或海外企业、资金合作拍摄电视剧，允许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自行审查电视剧而不采用中央集中审查等等，这些相对宽松的行政管理，使电视剧的生产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比较良性的生产机制。现在，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机构既包括主流的中央和地方电视剧制作机构，如电视台、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包括各种国营的文化公司，如北方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北电视艺术公司等等，还包括各电影制片厂的电视剧部，此外，现在还有许多各种电视剧制作企业。 中国电视剧制作的资金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拨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往往会选择一些特殊题材电视剧提供无偿投资，如所谓的“行业剧”（即表现某个由政府部门管理的行业业绩的电视剧）和“主旋律”政治宣传剧⑹；这类主旋律电视剧大多是作为宣传品制作，一般都缺少市场回报。90年代后期，这种单纯的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逐渐减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混合的投资模式。第二种是赞助资金。企业为了通过电视剧的播出提高知名度和生产间接的广告效应，赞助全部或者部分电视剧拍摄资金。电视剧用署名、鸣谢以及各种软性广告来回报赞助，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数通俗电视剧采用都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对收视率的预期是获得赞助的必要前提，但是在投资和回报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商业利益的保证。这在90年代前期是主要的电视剧资金来源。随着电视广告本身的成熟，电视竞争的加剧，“赞助”的方式对企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种资金方式也越来越少。第三种是商业投资。电视剧制作方从银行或者企业获得商业投资生产电视剧，电视剧发行以后再提供经济回报，这在90年代后期以后，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电视剧的生产经历了从计划生产（政府拨款）到转型（赞助资金）再到市场化（商业投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正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 与电视剧生产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中国电视剧从发行方式来看，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最早，各电视台都是自己制作电视剧供自己播出，后来各电视台则用自己生产的电视剧去交换其他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在各种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或者只是得到象征性的补偿，电视台并不采用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电视剧播映权，也就是说，电视台利用自己垄断的频道资源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但是，90年代初期，由于《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播出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广告效益，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开始被重视，随着各电视台对具有流行可能的电视剧需求的增加和具有收视潜力的电视剧的缺乏，电视台被迫通过竞价方式来争取具有广告赞助潜力的电视剧播映权。于是，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化。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41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投资性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电视剧具有了明确的商业回报指标，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补偿制作成本和获得利润。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购买《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这意味着电视剧买方和卖方互惠互利的市场格局雏形开始出现。随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1000万购买30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国内版权，随剧征集广告，用电视台的广告时间来交换电视播映权，这种贴片广告的形式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⑺。于是，一些电视制作单位和广告公司开始将广告和电视剧捆绑销售给多家电视台，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最主要的电视剧发行方式，如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百集电视剧《京都纪事》以每集都附带90秒广告的方式提供给全国137家电视台播出⑻。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拍摄300多部剧从1996年开始以《长青藤剧场》为名带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随片广告成为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但是，9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增加、随着广告竞争的加剧，电视台需要优质节目来获得广告效益，这种出售广告时间的方法逐渐减少，许多电视台都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来直接购买电视剧的播映权，电视剧交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从1986年开始，举办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后来举办北京电视周，在这些电视节上，真正具有电视交易市场性质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6年9月，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局首次主办“全国国产电视节目展示交易会”。在这些电视交易市场上，电视剧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随着一些电视台广告经营业务的成熟，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多数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能够做到制作播出分离，一般来说多数电视节目都是各电视台自产自销，很少形成市场交换，但是电视剧在所有节目形态中是最早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体制的节目，也是中国电视节目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性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集以上。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统计，1998年，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制作数量为682部9780集，约7335小时，199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权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汇编的该年度《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中，共收入118家持有电视剧生产甲种（长期）许可证和195家有电视剧生产乙种（临时）许可证的制作单位上报的规划剧目共989部15812集，当年全国共实际通过审查、投入发行（包括播出）的电视剧数量为371部6227集，约4670小时。到2000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则超过了20000部集，而2001年的电视剧规划数量年初就达到了22000部集。但是，中国电视剧的需要量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中国有3000余座电视台，中央、省、地、县四级电视台播出，而且四级往往分为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许多电视台还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频道。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按目前每台每天平均播出7小时计（这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频道资源），全国每天就要播出2万多小时的电视节目。一年全中国的节目需求量就是730多万小时。节目重播减去一半的时间，也仍然还有360多万小时。多数频道都播出电视剧，每天播出总量在6000部集以上，但是电视剧全年产量却只有6000集左右，共计不到6000小时⑼。有时一部电视剧竟能同时出现在若干家省级台的“卫视”上。在同样的城市和区域的多家电视台，观众将看到同样的电视剧。这说明电视剧资源仍然相当匮乏。 由于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的普遍不足，各台外购节目倾向加剧。据国外人士估计，中国每年进口节目1万到2万小时⑽。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剧播出中，境外电视剧占有相当比例。从1984年开始，个别地方电视台开始引进电视节目，如《神雕侠侣》、《侠女十三妹》等，而大规模引进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年引进量最初大约在1千部集。后来，中国政府规定，电视台播出的黄金时间（18点—22点）境外电视节目不能超过15%，境外节目在无线电视台的播出总量中不能超过3分之一。此外，政府还规定，每年全国只有60个电视剧进口指标，每个指标为1部电视剧，每部电视剧的总时数为30小时（后缩减为20小时），因而全年境外电视剧进口总量为1200小时至1800小时⑾。1999年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批准引进剧216部1543集。按照有关规定，引进电视剧的总量必须控制在国产电视剧总量的25%之内，所以一些境外电视剧还采取与内地合拍的方式进入中国，1999年政府核发合拍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共41部763集。总数2300集的量，意味着中国大陆平均每天都有6集以上的引进或者合拍电视剧首次播出。从播出率上看，境外节目大约占播出节目总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在90年代，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引进仍然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现象。值得提出的是，在外来电视剧引进中，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接近性”现象⑿，中国减少了欧美、拉美等与中国和东方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的电视剧的引进，而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则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而且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从1990到1995年，中国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就达90部左右⒀，其中《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等都陆续对内地观众形成了冲击：以香港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在内地播出之后，出现了较高收视率。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共同的遗产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具有明显的文化亲和力。 随着电视剧市场的国际化，中国大陆电视剧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向国外和港台地区输出。《红楼梦》、《西游记》、《包公》、《武松》、《诸葛亮》、《努尔哈赤》等电视剧都相继在香港、东南亚，包括美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播出。据有关人士介绍，香港亚视以每集1500美元的价格购买《红楼梦》的播映权，后来台湾和日本则以每集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三国演义》的播映权，到1997年《水浒》播映权在台湾每集价格则达到了16000美元，接近了国际电视台市场标准⒁。此外，《北京人在纽约》、《唐明皇》、《末代皇帝》、《水浒传》、《雍正王朝》等电视剧都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播出⒂，中国电视剧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在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华人、香港有1400多万华人，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⒃，而受到华语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⒄。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 中国电视剧消费量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视频道众多，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电视剧在观众电视消费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实际收视率也仅次于新闻类节目。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电视连续剧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地位与东方人的家庭化生活方式及社会公共服务条件都有密切关系，加上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空间比较小，电影市场萎缩，社会生活水平不高，都决定了电视剧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应该被我们看作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经济学管理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asaSocial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intoDigital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A.Innis）、贝伯（BobertE.Babe）、莫斯考（Vincent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AGEPublic,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pp.91～94） [page_break]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1995,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Veblen）和康门斯（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of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of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1995,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经济学管理论文:卫生经济学公共管理论文 1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卫生经济学集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20世纪50年代，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目前已形成了业内公认且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同时，卫生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卫生经济学的运用是不同的，国外的卫生经济学教材分析的实例可能解决不了我国的问题。在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更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可以说，卫生经济学是与我国医改工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本门学科能够帮助回答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目标。从卫生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特点来看，本门课程的教学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讲解整套理论体系，而是应该在夯实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教给他们用理论去发现表面现象下的实际问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1.2卫生经济学是融多学科特点于一身的交叉学科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其理论体系中，借鉴引用了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保险、管理学、财务管理、社会医学、甚至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卫生经济学融合多学科的这一特点使卫生经济学课程的部分章节与相关课程的章节有重复讲授的问题，比如卫生事业管理、社会医学等，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迷惑：为什么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体系中重复出现？这个特点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需要对卫生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有全面的把握和认知，了解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当中都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同时需要帮助学生进行鉴别性的学习，也就是在不同的课程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同一个知识点。 1.3卫生经济学课程的各章节既能独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又相互联系 卫生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几乎任何一个章节都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比如卫生总费用一章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有专门的一支研究团队，几十来年一直进行相关研究。而从卫生经济学整个学科来看，各章节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卫生筹资的实践需要卫生总费用核算作为支撑，与医疗机构与卫生服务补偿息息相关，影响到了卫生服务市场的运行，而医疗领域的补偿问题又受卫生服务价格的影响，整个体系形成了网状的联系。卫生经济学的这一特点对教师自身的知识体系有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任课教师不仅要了解卫生经济学以外的相关领域的知识，对卫生经济学内部的知识体系也要有非常系统的了解。 2改进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2.1教师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学科研互相促进 由于卫生经济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均较突出，所以为了能将卫生经济学的知识系统全面的传授给学生，任课教师须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尽可能多地参与卫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或者了解相关研究的内容。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已掌握的卫生经济学知识解决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积累丰富的教学案例，并充实到课堂教学内容中，真正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充分做到科研教学互相促进。教学实践表明，在卫生经济学课堂中加入一些科研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甚至研究过程中的趣事，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极大兴趣，强化学生学习的效果。 2.2重视课程组成员的集体备课 虽然教师加强自身的研究能力非常重要，但由于卫生经济学的各章节都可作为深入研究的领域，而课程组成员的研究方向往往集中在不同的领域，由于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求每位任课教师精通本门课程各章节，并对所有内容都有深入研究也不现实。若想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采用课程组成员进行集体备课的方式。一方面，术业有专攻，课程组成员间集体备课时可相互交流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心得和成果，获得的本学科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对于知识体系以外的内容，比如课堂安排，教学技巧等，也可以进行交流，以达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2.3注意与相关课程组的沟通，处理好交叉章节的讲授 对于卫生经济学与其他课程内容交叉的问题，需要课程组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组进行统一沟通协调，在本专业同一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安排各章节的讲授，或进行一定的取舍，或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知识点进行讲授，尽量做到不重复讲授。如医疗保障一章的内容，卫生事业管理课程偏重于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而卫生经济学则更偏重从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和支付角度进行讲解，若卫生事业管理为先设课程，那么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中可以从复习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议入手，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医疗保障模式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都为哪些人支付了。 2.4引导学生发现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 卫生经济学各章节间相互联系，但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可能不会及时主动地发现卫生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而引导的过程不仅是机械的说教，还可以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开展，如“提高卫生服务的价格，会引起卫生服务需求怎样的变化？”引导学生从卫生服务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诱导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卫生人力资源特殊性的角度回答，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如在卫生资源配置一章中讲到医疗病床使用率在2000年达到最低值，此时可以引导学生分别从卫生筹资角度、卫生总费用角度、医疗保障制度角度寻找原因，都能得出我国2000年的卫生筹资公平性较差的结论，同时还能将各章的内容联系起来。 2.5每章课程的讲授开始于一个特定案例，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卫生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已被业内认可[2]，通过案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常规做法是在讲解每个知识点的时候引入案例，以加深学生的理解，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开始每章知识体系的讲授之前，先引入一个特定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社会民众讨论热烈的话题，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最好能够贯穿整个章节，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引出本章的各个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整章内容。如对于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学习，让学生从普通感冒带来的各种负担开始思考，进而思考每种负担的大小、数据的来源及可得性、感冒最终的负担如果很大或很小对卫生政策制定者有什么提示等问题，从而将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知识点全部涵盖在内。 2.6引导学生学会客观分析我国医改工作的实际问题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问题之一，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将我国医改工作的成绩和不足作为案例向学生进行展示。在分析医改工作不足的时候，要把握住的基调是：党和政府为了人民群众的就医和健康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医改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出现波折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应该客观看待问题，并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武装自己，将来走出校园时，能为国家的医改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消极的抱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时，还可以列举不同国家的医改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说明医改工作是个积累经验，逐步改进的过程，并非我国独有的问题，并且我国政府对政策强有力的执行力也是我们医改工作逐步推进的重要保障。除以上几条改进教学方法的建议之外，还有一些常规的教学方法，如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取多种考核形式等[3-4]。卫生经济学课程要充分考虑其学科特点进行讲解，以提高教学效果。 作者:满晓玮房耘耘洪宝林何敏媚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移民与政治经济论文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31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结语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作者：王祝 单位：南开大学天津大港 政治经济论文: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论文 1．《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详细分析了无产发展史和斗争史，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但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找不到正确道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它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工人运动从自觉走上了自发。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责任，严于律己。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特点密不可分。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产共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先进性质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谨记这三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2.《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并向全球扩张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离不开当今的全球化。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以个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们妄自尊大，不与外国交往，进行交流，与近代工业化擦身而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建国初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我国与外国交流也甚少。所以我们要反省历史，紧跟全球化大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机遇和挑战推向世界，也推到中国人面前。20世纪六七十世纪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次我们没有让机遇再次错过，而是牢牢抓住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紧跟世界全球化潮流。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团，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深刻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外在于，落后于这个潮流，都是危险的，不可设想。与此同时，在注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注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必须在保证我国自身的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以前，中国经受鸦片战争的摧残，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希望在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始终找不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共产党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虽然不完善，但是仍然广泛传阅，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青睐。《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片段时传播，第二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全面广泛传播。 3.1对认识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颠覆了传统的中国的认识观，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占据着人们的思想，程朱理学，推崇的是唯心主义，认为“理”或者“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法则。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都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早者。这强有力的震撼了中国思想界。改变了以往人们唯心主义的认识观，历史观。 3.2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它所传播的政治价值观和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相一致的，受到了政治认同。《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响亮就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其政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 3.3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中首先阐述了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在随后也阐述了文化的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发展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显示出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全球化而已理解为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中国几代领导人，一直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不仅要弘扬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要积极学习外国进文化。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使本国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当今社会，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所以我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我国文化。《共产党宣言》同时讲到文化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文化全球化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的进步，同时弱小的民族文化也会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剔其糟泊。注意本国文化安全，提高警惕性。 4.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揭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的书。给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共产党宣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民族复兴道路，在全球化形式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以超凡的洞察力不仅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更具有卓越的预见性，他们预测的未来社会都将一一被历史印证。所以《共产党宣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亦然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 作者：涂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政治经济论文: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1、引论 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重大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体育这一文化形态具有国家外交的增值效应，以致影响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体育学会、媒体、企业、国家以及赛事组织者，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视角来看，这些多方的参与者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组织声誉与发展，还是国家外交目的。南非使用相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来与强国体育国家竞争，例如南非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非洲杯足球赛等。通常选择几个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展示文化的特殊魅力，展示原生态的自然遗产，甚至声称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即以受到国际边缘化或国际排斥为借口，例如这一策略被南非在申办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时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体育重大赛事的体育活动以及国家活动，可以说有特殊的可替代性，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着手新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得以着手实施的。而且，重大体育赛事能将国际舞台上的各个利益方面联系起来，包括鼓励国家将内部事务延伸到国际事务范围内。 作者：许晓峰 单位：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政治经济论文:两岸经济关系政治经济论文 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效应回顾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优秀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全面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推翻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民进党“前党主席”苏贞昌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民进党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优秀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马英九”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英九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马英九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三)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中岛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加强对台湾社会结构的研究，提高惠台让利政策的有效性。国际经济关系博弈表面是两个经济体层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损，但实际受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的是经济体内不同主体，包括消费者、企业家、厂商、政治家、利益集团、政党等各种不同的主体，即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它不仅可能使有的主体获益多，有的主体获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受益主体将会想方设法保护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损者也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比如选票等。政策制定者为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标，就可能制定或调整政策，因此，经济体内利益主体是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影响和推动力量。实施两岸关系发展战略以来，大陆实施了一系列的对台经贸政策措施，包括两岸全面直接通航、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大陆采购赴台采购、大陆零关税进口台湾农产品等，都体现了大陆对台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台湾民生经济的同时，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与认识，更希望有助于建构台湾民众对两岸一家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惠台让利有效性值得检讨，两岸尚处于敌对状态下，大陆让利台湾被歪曲认为动机不纯，慷慨让利未必能赢得台湾民心。再者，由于种种因素，惠台让利的经贸政策实践中更多惠及了台湾的大财团，而台湾基层民众没有感受或感受不明显。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限制，大陆经贸政策缺乏直接惠及台湾基层民众的有效传导机制，导致惠台效应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社会阶层多元化，“三中”(台湾中南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下阶层)社会问题甚具复杂性，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还须讲究策略突出重点，从机制化入手，扩大大陆经贸政策效应。 作者：苏美祥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政治经济论文:合作式教学政治经济论文 一、合作式教学的内涵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学生需要在游戏中，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得到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德育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参与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他可以随时离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合作，也就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作者：顾海娜单位：海南省商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美学教学下的政治经济论文 一、教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要知道现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不仅环境在发生变化，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为了更好的跟上时代的脚本，理论基础的发展必须要同步进行，跟上时代的脚步，并且从根本上指导实践。要从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改善现有的教学理念，去培养一批具有时代创新精神，时代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是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教育领域枯燥的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最重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学科独立存在着。在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将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吴凤兰单位:辽宁省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论文: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有关我国“家电下乡”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一、“家电下乡”政策符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乡经济文化教育等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明显。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先是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接着又实施粮农直补、大型农机具直补政策,现在又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活动,不久全国又即将启动“汽车下乡”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的二元化结构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的。 二、“家电下乡”政策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都知道,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不断下降,只能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能从本质上带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配套执行,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又开始实施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增加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是最典型的增加支出方式,“家电下乡”补贴就属于此类。以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内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这些年来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微观行业并不乐观。全行业亏损时有发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改变市场的境况,就要培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即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仅仅家电补贴一项就可以在4年内创造出9200亿的市场需求,这对相关企业及生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从而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总之,“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实施的又一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期待着这一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政策 大学生就业观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变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其受到主体、家庭、学校、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在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诸多因素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又至关重要。因而本文拟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因素,作一些宏观的梳理和初步思考。 一、不同时期大学生的各种就业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大学生就业方式及观念的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统包统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或“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1、计划分配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学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国家采用统包统分的政策分配人才,大学生按照国家政策,一般说来需要返回户籍所在地工作,所以很少有自主选择的就业观念。毕业后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去工作的直接分配方式,让他们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就业问题。服从分配的就业观点和统分统包的就业政策,决定了这个时期大学生的就业观普遍有:择业倾向上不主动,择业标准上偏政治化,择业意向上重政工而轻农商的特点。政策引导下的这种“等、靠、要”的想法,与后来市场导向下的自主择业观截然不同。 2、计划分配向双向选择过渡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国经济政策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学生的就业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我国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开始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由“统分统包”向“双向选择”改革。具体来说,1983年-1993年这一阶段,国家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山东海洋学院等院校作为试点,在调配工作中进行了“供需见面”相互选择的就业办法。至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制度,标志着竞争开始引入大学生就业,实现了由“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向“自主择业”的过渡。 竞争机制被引入高校后毕业生就业方向开始趋向市场化。这十余年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较之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了首选。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择业倾向上走向多样、主动;择业标准上走向经济化;择业意向上偏重经济收入高的职业。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就业时开始主动追求个人利益,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择业做下了铺垫。 3、双向选择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国家不再负责安排大学生的具体就业岗位,而是引导大学生投身到就业市场进行自主择业,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关系基本确立。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认为“待遇决定职业选择”,更加注重职业收入,工作对生活的改善。在择业标准方面,行业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择业意向上工商并重,往日不被看好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成为新的就业热点;在就业认识上,意识到“创业也是就业”,勇于创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一阶段大学生自主择业就业观日渐成熟,标志着我国健康完善的大学生就业观步入了正轨。 二、现阶段政治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就业观发展的制约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体制、大学生户籍和就业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等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促使了大学生就业观念不断变化。这些政策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大学生就业观的演变与发展,充分的利用了青年力量来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但另一方面囿于我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当下不少政治经济政策仍然约束着大学生就业观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我国大学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职业取向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充分说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的择业影响很大。“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的择业意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大学生择业取向形成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曾提出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但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被很多诸如性别、制度、学历、户籍等因素分割成了高低不同的子市场,这其中尤以制度性因素为甚。制度性因素把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内部主、次市场的分割。沿海地区、城市、外企、国家机关等可以看作是主要市场,农村、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等可以看作是次要市场。较之主要市场,大学生在次要市场要想找到工资回报率高,前途光明甚至可方便流动、合理社会保障的就业机会非常困难。制度性因素划分出的主、次市场,迫使大学生不得不放弃对次要市场的就业尝试,不惜付出暂时的失业代价。 其次,进入新世纪,为应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扩招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扩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面对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我国高校扩招并未很好的遵循循序渐进的做法,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从2003年的 212万迅速增加至669万。大学毕业生数量飞速增加,市场需求瞬间饱和,陡然供大于求。 再加之当下高房价、高消费和低收入的矛盾,及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工作好坏衡量标准的误导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学生就业观进一步健康完善的发展。 三、优化制度环境,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的对策 国家政策是人才资源市场配置的具体准则,也是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国家决策调整往往会引起全国范围内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而对大学生的就业观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推动高质量的就业,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来审视。 1、加强政府调控和制度建设,引导大学生的合理流动 流动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劳动力就业的特点趋势和内在要求。但许多大学生面对不同的子市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悬殊差异时。对于贫困就业地区、收入微薄行业,往往不是积极就业而是选择暂时失业。因此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大学生向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的流动,各级政府要把引导大学生就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加大调控力度,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及基层单位就业。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对于赴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给予适当必要的编制、岗位和资金。同时也应该采取诸如:肯定其行动,精神上鼓励和表扬;物质待遇上充分补偿,重视培养和提拔等激励措施,来加强大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状,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2、通过政策鼓励,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 政府固然要不断强化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责任意识,但是,政府不可能短时间内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上千万个就业机会。所以,空前的就业压力要得到有效缓解疏导,与其让大学生被动等待就业,不如通过政策激发他们自主创业,通过创业再带动就业。比如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简化审批手续,若干时期内减免他们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政府、金融部门等现有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或减免税收,增强融资渠道等多种途径来引导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 3、构建良好的传媒风气,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整个社会的职业观不改变,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职业贵贱差别的忽视。当下大学生不愿结合自身愿望、实力在社会中打拼创业,而是盲目的挤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这类独木桥。大学生暮气沉沉表现,正是源于社会将安逸舒适稳定与否,作为了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在严峻就业形势下,社会应构筑良性的传媒渠道和社会舆论,宣扬职业无贵贱的思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传媒大力宣传自主创业和到西部、到艰苦行业工作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对那些在平凡岗位中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大学生认真宣传事迹、总结经验。从而形成有利于大学生转变错误的就业观念,积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岗位去建功立业。 总之,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事情,难以一蹴而就,它需要个人、高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逐步完善。 政治经济论文:分析新时代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 作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经济理论学界的基础,是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2.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中国在自力更生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造就了发展奇迹,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依赖于全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和外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因此,只有不断地与其他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切磋与学术交流,才能不断地提升我国的理论水平,拓宽我国的理论视野,平等地与世界交流,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具有兼容性、包容性、博大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应该走向国际化。 3.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化。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改进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改革和实践,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归根到底,理论的发展是为了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应该以应用化为理念,这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理论成果等都在不断地应用于金融、贸易、管理、社会学等学科中,展现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学科的引领作用。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多挖掘一些能够促进实践发展的理论,将理论的应用化作为理论创新的一个新标准。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 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政治经济论文: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 国家内外形势已日见兴旺。我过去向领导同志谈过，一旦国家大局好转，作为一名学者，我不再轻议国事。今后，我将把主要精力回转于我所一向爱好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及写作。 但是，对目前形势，我仍有一些深层的忧虑和若干建议，不避冒昧，谨再书之以拜呈尊览。 一、关于国内政治问题 （－） 为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我斗胆建议一次性清理、重新处理“六四”期间被捕的全部知识分子，理由如下： 1．此举在当前较好国内外形势下进行，可主动卸除一个政治包袱，消除美国及西方对我国“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策似为让步，但实潜具主动权的把握，可为进一步改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辟道路。 2．客观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构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简单地追究于少数个人是不活富的。 3．与1989事件有关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识分子（包括被通缉者），如方励之、万润南、严家其等，现都以不同途径出走国外，其中方励之是在美国庇护下出国的。而长期关押另一些知识分子，似会给人以执法不公正感觉。 4．知识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对后者，自然不适用此一建议。 5．有条件释放在押知识分子，可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一种团结、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态、气氛。 但考虑到国内外仍极其复杂、潜流多变的形势，为免除此举对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采纳此一建议，则以下几点又似应防范： （1）应申明宽大释放绝不是为“89事件”平反，也不是为这一事件的翻案准备条件。可以适当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质的认定（“动乱和暴乱”）没有错误。 （2）对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识分子，做从宽处理应是有条件的。此条件即是在释放的同时，在原则上限制他们在今后若干年内的政治活动。 此议似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办法： （1）以个案处理。如允许有病者取保就医。 （2）对有悔改表现者缓刑、减刑等。但同时明确警告限制其迁徙及政治活动。 （3）对本人要求出国者，可采取适当办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 应特别说明，以上只可施于与1989这一特殊事件有关的知识分子，并且下不为例。建议立法，对现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子与集团，给予必要的打击。 以上建议，不知妥否，敬请审酌。如谬，请谅。 （二） “我最近研读了伦敦国际战备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报告》。注意到，该报告中对中国当前形势评述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面临问题是“政治接班”问题。云中国“由于面临第14次党代会，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紧张气氛”。 报告称： “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已削弱了它们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使下层政府官员能够推行他们可能不同意的比较保守的政策。” “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下降的另一点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央政府只控制着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决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们在当地收集到的资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省越来越拒不同意将这种资金转移。鉴于中国国内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改革进度和进入国际市场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各地，尤其是对迅速发展的华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其他经济发展先进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少数民族的新的和相当坚决的反抗情绪。” “现在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陷入危机。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机的内在原因仍未消除。隐隐约约出现的国内外挑战仍比不费力发展的机会大。”（以上请参看《参考资料》，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注意。） （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提法）。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中心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优秀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民主与法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诚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国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健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政治之间，有权威当然比无政府好。自然人们更期望，权威是贤明的权威。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优秀领导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优秀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能。但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的昌隆。“ 二、关于经济问题 （－） 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总战略方针实施的成功。而并非一些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试验的成功。这一点现在很有必要说清楚。因为现在在美国的陈一咨等，以及国内一些经济理论会上，某些经济学者颇以中国经改大政方针“设计者”自居。这是很荒谬的。不澄清这个问题，一些危险的经改方案，即仍可能影响决策，而将我国看好的形势搞坏搞乱。 我窃以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固然是教条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但苏联及东欧近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陷于不拔之困境，（叶利钦近日已不得不从激进经 改立场后退，俄罗斯形势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即将看乱--此信与国内目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论调相反。）这与其盲目崇信西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照美国药方推行所谓“休克疗法”是分不开的。 有必要指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现状，是脱离经济实际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如用之于作为经济改革施政方针的理论指导，需要慎之又慎。 关键在于，这里有两大迷信迄未被打破。一是对市场价格自动均衡机制（“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之类“休克疗法”的由来）的迷信，一是对美国式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迷信（“砸三铁’”口号由此来）。从南斯拉夫到波兰的危机，以至最近叶利钦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从激进市场改革方案后退，都已经一再表明了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休克疗法”的失败。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对此仍缺乏根本性的反省。 （二） 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我认为有根据指出，以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一种伪科学经济学体系。 简单说，“新古典”（又称“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是：‘做手打开一切市场门户，扫除一切障碍，纯粹让价格升落调节供需。这种无障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最佳配置，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最好经济机制。资本主义以之强，社会主义以之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放手让价格机制自动起作用，就永远不会有供给过剩。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非常具有欺惑性的。但是五六年来，它影响甚至支配了我国经济理论中的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已写了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目前尚未发表。关键在于，在这一理论所暗含的政策建议中，包涵一些让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走上自我摧毁道路的观念。此又与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禁止中国国营企业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促中国国民经济瓦解的提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文中难以深谈理论，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美国、德国、日本以及西方七工业国，决不以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的经济政策指导。否则他们目前就不会搞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政策了。（萨级尔森的书被作为我国大学中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但他还没有死，在美国却无声无息。美国近年经济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请他出来作政策指导呢？因为政界认为他的理论对美国没有实用价值。） （2）拉美一些政府自70年代后期曾接受这种经济学的政策指导，均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与外债深渊至今不拔。 （3）在1988-1989年曾日益迷信新古典一一新自由学派的政策建议，其所实施高通胀政策，并准备“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推行高赤字、高通胀政策，实际即实施后来东欧用过的“休克”疗法。遂将我国经济政治推上失衡动乱道路，这一教训不能忘。 （三） 我认为，批评的失误不是否定改革，因为十年改革胜利是邓小平路线的成功而不是路线的成功，有人故意混淆这个问题，目的是搞乱思想，封住批评失误者的嘴。近来，新古典经济的荒谬理论和政策建议又颇为流行。我认为，在经济上重蹈赵的政策．结果仍会引发恶性通胀、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和政治动乱。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确已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无疑能够容纳市场经济。但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在一些重大方面应有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但姓社的市场经济，应有区别于姓资的市场经济？其实，即使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不同国家也有很大不同。最近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 “日本建立在集体服从基础上的市场资本主义，德国组合主义的‘社会市场’体制，与美国式的个人利己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具有重大不同。90年代世界经济意识形态上一个辩论的焦点就是：什么形式的市场最能适合于一个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代要求？”（引自5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理查德?伯特的文章） 日本、德国政府在二战后都断然拒绝接受美国曾向他们推销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我深信，如果日本、德国在当时照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他们将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而绝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强国。 我对美国二战后的世界政策研究已久。我认为，美国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它的导弹核武器，而是其意识形态包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把软刀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一意识形态武器，使它达到对敌国兵不血刃的攻心和内乱战略。 （四） 三年治理整顿功不可没。虽然对一些具体措施是否-一得当，可以具体分析。但在总的方向看，正是治理整顿巩固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修正了一些重大失误政策的偏差。治理整顿巩固了改革而不是否定了改革。而现在经济学界有些会议上，有人到处宣传一种观点，指责“治理整顿”三年否定了改革开放。令人怀疑此论何所居心？ 当前在经济中隐隐浮现三个阴影。一是主要威胁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的物价涨势有所发展（外币兑率超帽上升亦是通货膨胀的信号之一）。二是许多国营企业中工人对自身前途有所不安，一些企业中劳动者与管理者矛盾有尖锐激化之势。三是社会中少数靠金钱投机游戏不劳而获者（食利者）增生，金钱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甚快，而生活奢侈腐败，已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并日益激起下层人民的愤懑。我认为，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将导致社会再 度不安定的因素。谨提请决策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必要注意。 （五） 泰国近日的动乱值得引起我国的警惕。港台舆论近年一直在大吹“新四小龙”腾飞。曼谷动乱发生后，一些外间舆论又把问题归结到所谓“民主化”潮流、政治民主等问题上。我认为这是欺人之谈。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和社会上，政治问题只是表现而已。《费加罗报》5月19日评论指出：“被国际金融界当作样板的曼谷如今尝到了经济发展失控的苦果。曼谷严格按照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灌输的那一套自由化方法去做。但无可否认的是，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也会使国家付出代价。” 与洛杉矶街头一样，勇于闹事的总是社会中最下层的穷人。而恶性通胀、穷富尖锐对立、富有者的奢侈和腐败，可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总是足以引起动乱的三大基本因素。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所不断证明的。 因此我窃以为，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保障和发展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障因素），而不是倾向于消除那些因素。（以终身雇佣制来说，日 本大企业至今保留这一制度，它是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一些问题尚未极端化，但智者防于未乱。 （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个根本谬误，是其否认市场有限，否认市场规模对生产力发展构成重大限制这一原理。（在经济中有一最根本规律，这就是一种工业品，其利润机会与利润可能指标，与其面对的市场广狭有成正比例的关系。） 这一否认，涵有一种对工业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性意义，就是否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实施国内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不平等技术条件和不平等贸易条件的环境中，这种反保护、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客观上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侵占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我们不会忽视，各发达国对自己本身的国内市场，随时在进行何等强有力的保护。 我窃认为，我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市场份额有限这一原理，并巧妙地制订和形成一套办法，使得既能有效引进利用外资，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护我国国内市场，使之首先有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相悻离，但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最近一些年主要受影响于新古典的教条影响。所以他们不懂国内市场上已出现由于市场不足导致的利润下降，也无视当前国内外厂家为争夺市场机会进行的激烈生死竞争。 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似不懂在经济中，市场不仅是贸易地，而且是一种极宝贵的经济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却并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 总之，我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必须学会审慎地保护和控制市场。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市场调控。在这一点上，请国家认真研究一下台湾在对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是如何巧妙的保护其本身市场的。 以上所谈问题，不是理论政府问题，也不是学派之争，而是关系到我国开放政策能否长远实施成功的根本问题。故特强烈提出，吁请决策方面给予适当注重。 三、关于外交问题 （一） 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其开拓殖民地运动就是为开拓外贸市场这一目标服务的）。美国、日本、欧共体一一七发达国，一切发达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是对外贸易。并且，他们并不是在国内需求已满足后才发展对外贸易的。他们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交换剩余--利润。这是他们的经济与我们经济在战略上的根本差别。（美国的国务卿就是外交和外经部长--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世界贸易。）亚太“四小龙”之所以强，其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勒紧裤带，埋头苦干，外贸致富。 而东欧、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单纯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不是由于微观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以满足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战略（来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封闭的经济体制，致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在技术上落后，在经济效率上日低，在改革中又选择自我摧毁方针而导致惨败。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第一有赖于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第二有赖于经济转化为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第三有赖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依靠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体系，强劲保持了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赵时代，曾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这一方针从其面向世界市场是对的。但其根本着眼点，仍是内需主导，先内需，后外贸。这是错的。但这一理论最大的错误，是它主张接受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垂直国际分工，建议让中国仅作为资源和劳力供给国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方针如果真的实现，只能使中国坠入成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遭遇类似于南美和菲律宾的命运。这两块地区论资源应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但至今是世界上最穷区域之一（1．南亚， 2．非洲， 3．南美， 4．菲律宾）。并且只要有美国人控制其经济，就永远不会让他们富。 许多人常常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人们谈了很多。有人认为是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片面之谈。 西方为什么富呢？简单说，其实发达国无非就是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国。他们的富裕，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中工业化城市的富裕原理是一样的，靠制成品与原料和劳力交换的剪刀差致富。 （二） 5月9日，中美签约联合开采南海石油，引起越南抗议。我窃以为，虽然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但此时此举正如同不久前的钓鱼岛事件一样，是外交上的不智之举，于收回主权无补，但却造成了与周边国家的敌意和紧张关系。 中国1989年后，实施团结巩固周边国家的战略，打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国际孤立。但最近是否由于国际局面有所好转而有所疏忽，以致在对日关系、对越关系上均出现不必要的阴影？这后面，似也未必没有美国战略的影子。（美国公司介入南海是耐人寻味之事，仅出于经济考虑吗？）谨吁请决策方面给予注意。 目前看，国际形势发展方向仍深不可测。从美国欲控制全球的战略总意图看，尚不能排除有朝一日西方多国孤立我国的可能。善胜者胜于无形。我窃以为，我国在外交上仍应坚持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方针。暂时搁置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五搞好国内工作，同时在国际上、政治上多空朋友，而经济上多开辟新市场。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应有态度．但不宜激化矛盾。在目前有争议的区域，即使有眼前小利，与其取之，不如暂不取之。 （三） 我个人认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日益明确，随着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活动为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我国应该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外交观念。第一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观念，第二是为国家战略性经济目标服务的外交观念，也就是围绕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而进行国际活动的外交观念。 什么是我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我窃以为可注意以下几点： ①形成和保卫中国的海外市场。 ②加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中，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划分敌友。美国是最典型的。它据此原则处理与一切国家包括和盟国的关系，毫不含糊。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经济利益高于一切。 所谓世界主义的外交观念，就是说，建立在世界中的中国观念，而打破孤立主义、作为孤立国家的中国观念。必须扩大对中国生存空间范围的理解。要认识到世界整体经济政治环境，都与中国在未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才能形成中国的系统外交战略。 我窃以为，我国外交在1989事件后一直面临两大基本选择： 1．一种选择是，甘心屈居于作美国的依附国，在国际政策上配合美国甚至协助美国构造以美国作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这 一新秩序，从战略发展的观点看，第一不会容许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第二不会容许中国作为强大统一的新兴工业国而在亚洲崛起。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国走向南斯拉夫、前苏联的分裂瓦解之路。 2．另一种选择是，在不正面对抗美国及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稳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集聚各种国际力量，逐步形成制衡美、日、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从而创造出对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本国战略经济利益的最佳国际环境。 目前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平淡的，实际上局面是错综复杂的，有许多矛盾还没有展开，有许多变动中的、难以充分估计的因素，还未显现。可以说，仍是一个事变纷至，前景扑朔迷离的动荡时代。当此之际，我国外交究竟将何去何从？深望决策方面及早决断。 （四） 联合国近期发表的一系列统计材料确切表明，80年代以来，除最少数国家以外，不发达国家的境遇是普遍地更加困难了。 在本世纪末，人类面临着两大问题： 1．发达国家进入了结构性的、频繁发作的经济衰退期，普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强行保持速度，将引起高通胀率，社会不稳定。要么减缓发展；则失业上升，经济不景气，也引起不稳定。 2．不发达国，正普遍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家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尖锐分化。 我窃以为，这两点，是今后十年的一种长期趋势，它后面有深刻的世界经济规律。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合发展组织”在关于世界未来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所概括的：“由于地球上可资利用的天然资源有限--而且正在迅速耗竭，同时受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和净化成本的制约，在全球人口仍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的人类技术水平上，正在趋近极限”。 （技术水平措：一些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的东西但在经济上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应用，如水中种稻，大功率太阳能发电、水分解发电。） 可以说，美国为首的七个主要发达国，对这一全球问题是有最深切认识的。也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它们形成了要确保本国国民生存（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竞争优势的全球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指导制订着具体的各国政策。 这一点，从目前正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会议上，通过美国与其他国以及南北方的战略性对峙，可以看得相当明显。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国的外交理念不应当过于天真。对于90年代人类危机和全球问题的严峻性，应有清醒的估计。千万不可对未来世局设想得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我个人对我国外交方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尽量避免与美国以及与西方任何国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进入直接对抗或恢复冷战状态，尽最大努力谋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2．但同时，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复杂性、险峻性应有独立、清醒的认识。绝不应接受、轻信美国战略家灌输的国际关系格局或方案。务须保持对我国战略利益、民族利益的清醒认识。要看清美国的未来战略利益在若干重大基本点上，与中国是不吻合的。 3．以全球多元多边外交，挫败美国一国称霸的图谋，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矛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4．适当削弱美国控制操纵世界局面的力量，而不是帮助美国达到一极为主的新秩序，这才是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 5.在外贸方针上尽快实现市场多面化、多元化，以亚太为主同时要重视开拓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 政治经济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着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着《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着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 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着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 “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着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着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这要看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归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我们不应强求一门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承担起解决一切现实经济问题的职责。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着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 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着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世纪9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 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着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论文:中国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们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扫除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障碍的角度来看，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发展个体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本文着重讨论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目前阶段发展个体经济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从上述各项指标来看，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已经成为除国有经济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成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战略地位，以后也很难有大的吸纳空间。因此，个体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个体经济在实现社会零售额方面已经是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其余的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工商税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 就业机会的经济成分，反而吸收就业的数量并不多，这是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观念所为。因此，如果与国民经济发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的认定联系起来，对不同经济成分贡献的衡量就会得出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中，就业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问题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确定它在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依据。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还是对出口的贡献，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就业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目标，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原因在于： 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 ％的警戒线，今后几年可能还会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应该为7.03％，在达到9.73％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注：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版，第166、167页。）。 农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现象，目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4％左右，但农业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农民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多的农民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它对于就业形势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为追求经济增长，在政策优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动中，人们更偏好追求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为追求微观的效率，“减员增效”成为一个普遍被采纳的办法；而近年来，对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贡献非常突出，对税收贡献也增加很快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注重微观效益，对就业的贡献虽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过去人们认为，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会出现越改革，越发展，失业越严重的现象。近年的经验表明，就业不是一个由经济增长附带的目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需要由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予以保障，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应。比如，是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使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已十分突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扩大就业，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城乡与地区差别无法缩小，甚至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它不仅与效益相联系，也与社会公正与公平，与稳定相联系。扩大就业，应高于其他指标，成为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除了劳动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资本（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也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当现有的产业不能吸纳他们就业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并由此成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所谓就业问题，主要是使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中能获得就业的机会。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展什么经济成分对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就业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度并不相同。 从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各类经济中最大，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是呈不断萎缩的态势。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她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使它对就业的贡献率会进一步降低。 集体经济（包括乡镇企业）曾经对就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原有的集体经济在新一轮市场争夺中面临艰巨的结构转换，企业较多减员而较少增员；新型的集体经济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出资者即劳动者，利益机制的刚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细算，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其贡献也已从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出口以及税收的贡献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国的45.47％，税收占全国税收的15.99％。但是如果从就业来看，1999年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612万，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口的2.91％，占全国就业人口不到1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就业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 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对解决中国的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私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到1999年从业人员已达到2022万人。它的进一步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限，仅靠私营企业仍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对解决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潜力。1999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6241万人，仅次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8572万人，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二大吸纳就业的经济成分。如果其他经济成分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国未来个体经济是否有可能大发展，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理由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下。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是由于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私营经济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且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以及单个经济体雇佣从业人员的数目都要高于个体经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个体经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因为发展个体经济门槛最低。 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外资企业，我们都希望它们能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它们都有自己发展的瓶颈。对这些经济成分在解决就业方面寄予过高的期望并不现实。 能够发展私营经济固然好，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主要瓶颈是没有足够的私人企业家。对于发展私营经济来说，认识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碍已经解决，环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发展市场经济也起步不久的条件下，作为企业家的私人企业主，却不是马上就能大批涌现出来的。从1990年到1999年，私营企业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35.50％，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即便如此，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家的稀缺，从而制约了私营企业短时期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应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业机会。外资企业的情况也相类似，同期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26.62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但其在国民经济中对就业的扩大还是 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技术而不使用劳力，它对就业可能作出的贡献就更加有限了。 个体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就业的经济成分。在英语中个体经济称为self－employed individuals，即自我雇佣的个体。它不依赖于别的企业是否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实现就业。因此，在无论是国有、集体，还是私营和外企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时，发展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的一种以自我创业解决生计问题的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经济虽然在我国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广阔天地。即使在发达国家，个体经济仍然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 个体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进入门槛很低，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只要有小额资本和简单的技能就能开业，从事某一项经营活动。它适合中国目前大多数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生产（经营）能力和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十分有限的特点，容易在适合他们的起点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更多的要求就业人口都能进入这一点，在其他经济成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有限的条件下，决定了个体经济将是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从不同经济成分的注册资金规模比较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开业所需要的资金量是最低的。注册资金虽然不是一个企业实际运行时所需要的资金规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企业的进入成本，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规模。相比之下，个体经济要求的资本门槛最低。 个体经济进入门槛低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然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可以培养出企业家所必备的素质。 由于个体经济所需资本规模小，经营相对容易，不需要素质很高的人力资本，这样的门槛，农民和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比较容易进入，因此是解决就业问题最具潜力的经济成分。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还不仅限于解决就业问题。首先，它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工。建立一户个体经济，就是建立一个在社会分工下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它使经营者相对集中地只经营自己从事的业务，逐步专业化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也细化了社会分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扩大社会分工本身，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发展个体经济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培养了大量的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进行自主经营的人员，使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城镇的下岗职工，原来并不直接在市场中进行经营活动。农民虽然离不开市场，但仍有相当大生产的比重是属于自然经济状态，并不完全市场化。当他们转变为个体经济时，则成为在市场经济中以独立的经营活动为生的经济主体。这不仅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将迫使他们去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最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资源，如何去规避风险，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家的法令来从事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高过程。它也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这种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缩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之间差别的一个关键。 发展个体经济对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的意义，从地区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的地区发展态势来看，虽然它们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都是明显的，但是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在地区差别上最小，它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相对于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而言，发展个体经济最为容易，也最为实际。尤其是对于“锅底现象”的中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东部的差距比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区发展战略中，加强发展个体经济的力度，可能比鼓励外资和发展私营企业更容易见效。 发展个体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服务与监管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发展个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决眼前的就业压力，繁荣经济的问题，而是把一个特定的数量庞大、人力资本不高的人口层次，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个体经济而带入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个经济、社会大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个体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力层次要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几乎接近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和同时也存在着大约2／3的农业人口，和极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样一种国情所决定的。由此，产生了中国必须要发展多种生产力层次、多种成分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发展个体经 济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经济能力和经营能力有限，以及个体经济的脆弱性，特别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所面临的市场具有更大的风险，决定了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降低创办个体经济的门槛。它包括减少登记注册费用和个体经济所承担的不合理负担。上海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时所创立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即只要非正规就业者向政府部门登记，不需要任何注册费用，就可以开业。这对于缺乏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决定了他（她）能否进入。在开业之后，各部门的不合理负担也是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体经济难以发展。 必要的扶持和帮助。由于进入个体经济就业的人员本身在人力资本和资本两个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进行扶持。这种扶持包括向个体经济提供小额的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从业辅导和就业培训，使还不具备能力的潜在创业者能通过辅导和培训能尽快地成为个体经营者；鼓励和帮助个体经济组织起来，逐步进行行业规范与合作。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将目前对开业前的从业辅导延伸至开业后的跟踪辅导，对维持并巩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可能更为需要。因为目前个体工商户每年登记开业的多，实际歇业的也多。其实，对就业者而言，兢业的态度往往比职业技能更为重要。如果能针对从业人员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在个体经营的路上走得更稳。 强化监管和规范。面对市场规范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的现实，以及市场经济中必然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个体经济中政府必须强化监管和规范的职能。 发展个体经济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来看，是把原来的小农经济，和城镇的失业下岗人员转化为独立的市场经济的经营者。在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法规以及执行能力不足，同时个体经营者的素质也不高的条件下，针对市场经济中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必然会演变为大量的为赢利而不择手段，破坏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违规经营。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把经营成本外部化，导致破坏环境和生态，以及各种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大量涌现。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它们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力，各种经济成分中都存在非法经营或违规经营的问题。但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是，在新的条件下，个体经济是一个大海，所涉及的经营范围遍布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比其他所有的经济成分更难监管，所需的监管成本更高，因此违规经营的可能性更大，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政府不能在加强监管和规范上行使好自己的职能，只单纯地追求增长指标，那么可能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也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个体经济也是一个市场经济规范和完善的过程。政府不但要鼓励、扶持个体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要进行有效监管、规范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只要放开，只要提供优惠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是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完善相一致。 政治经济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理论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是以知识、科技为优秀的生产要素创造的。应从市场经济共性的角度看待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劳动力商品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优秀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论文关键词：社团发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学生社团是高校青年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新形势下，实现社团发展与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是高校共青团组织全面实施素质拓展计划的重要助手和平台，是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和有效载体。新形势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进社团，实现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已经成为高校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课题。 一．以学生社团为载体，有利于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生社团作为高校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组织，在满足学生身心发展需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大学生社团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载体。 1．学生社团成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要通过一定载体进行。没有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施、活动的开展、任务的完成都无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我国办学体制和教育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通过班级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已逐渐减弱，运用其他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断增强。高校社团作为大学生课外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形式，是班级文化活动的延伸和发展，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与人数的增加，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日益增大，逐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要依托班级、社团等组织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好高校思想到得教育与学生社团相结合的工作，为加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开辟新途径，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2．以学生社团为载体，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 社团是学生思想、观点、情感、愿望、需求真实表达的重要场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具有民主、平等等组织属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社团建设之中，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那些蕴含有丰富内容的社团活动。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类社团活动，在活动中融入渗透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为大学生所接受。充分发挥了高校社团的育人功能。 3．以学生社团为载体，有利于学生的个体成才。 人的素质体现在知识实践、思想水平、政治素养、道德伦理身体状况等方面。在学生的各种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是灵魂。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高素质的人才，意味着一个人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高水准。高等学校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可塑性强，是思想道德素质成型的关键时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念的多样化，加之年龄、性别、阅历、风俗习惯、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学生的思想状况和需求的多层次性。而学生社团自发性、目的性、灵活性、专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放松思想压力，调节情绪，舒展身心，在社团文化的熏陶感染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从而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动力，促进学生社团可持续发展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三进工作中，明确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学生社团作为其中的一进，这足以说明学生社团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反过来说，也只有加强了学生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学生社团本身的建设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辨证统一和相互促进的。 1．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大学生社团的健康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高校社团一般都是在学校团委或学工部指导下组建而成的。上挂下联，一般都挂靠在某个学院。高校学生社团体现了大学生发展的需求，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新时期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为学生社团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与政治支持，保证高校学生社团的正确发展方向。任何排斥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校社团都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也不可能实现高校学生社团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2．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更好的发挥社团的社会服务功能。 学生社团的非功利特点和与社会广泛接触的特点决定了学生社团活动的社会服务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学生社团的社会服务功能体现了大学生的志愿者精神。学生社团的社会服务功能对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生社团也在社会服务过程中体现了价值，完善了自身的发展，是一种“双赢的互动过程。 3．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加强社团自身建设。 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是社团自身建设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是社团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当是“重中之重。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准确地把握学生社团的特点，深入了解社团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增强学生社团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三．实现社团发展与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社团工作，既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又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来促进社团的良性发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而入手： 1．积极发挥共青团组织对学生社团的主导性作用。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要积极支持学生社团活动，大力促进学生社团发展，切实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积极引导学生社团健康发展。要支持和引导学生社团依据国家的法律规范，按照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理论学习、学术科技、文化娱乐、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体育竞技等活动。要加强对学生社团的指导。在学生社团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工作指导，把握正确方向。大力扶持理论学习型社团，热情鼓励学术科技型社团，正确引导兴趣爱好型社团，积极倡导社会公益型社团。要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选派有专长和责任心强的教师指导学生社团建设，并创造条件，提高社团指导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水平。 2．建盘学习型社团发展模式。 21世纪是一个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力一式。学习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任务，这种学习不仅仅指专业知识的学习，还应该包括为人、做事、技能、素质等各力一而的学习。由于学生社团具有的平等、互动、开放、自主的特征，在社团中的学习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学习型社团是大学社团的最佳发展模式。 3．进一步完善学生社团的制度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生社团的建设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当前学生社团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情况下，更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善的制度来规范、约束和服务于学生社团的建设，使学生社团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学生社团管理办法，严把成立审批关，严格社团活动的审批制度和社团年度注册制度，制定社团考核办法，实行社团成员淘汰制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困境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具有多重性特征，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从空间尺度来看，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从内容构成来看，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从国际视野来看，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异质文化;从历史时间尺度考察，还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现代和未来等所构成的环境，由此构成多重性环境。［5］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构成本质上是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系统，主要由不同层次的子环境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子环境不断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子环境的变化 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问题，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出现的困难需要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坚定社会主义信仰，通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化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受教育者从根本上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增强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政治子环境的变化 世界格局多极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维护世界和平任重道远。国内党的十八大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落脚点，倡导中国梦，号召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使得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教育成为现阶段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利用环境的积极因素帮助受教育者提高政治素质，坚定政治信仰，形成正确的政治观。 (三)文化子环境的变化 伴随科技进步，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诚信危机、信仰危机和封建迷信思想等多元价值观导致思想道德出现滑坡，部分社会风气与主流文化的“反差”冲击着文化环境，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等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直接影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养成。如何消除上述“反差”，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后现代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头脑，这些思潮的出现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理论体系的建构，又要寻求合适的具体实施方案。目前，中国的思想文化处于一个转型的瓶颈期，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四)相关子环境变化为高校思政工作实践创新带来新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始终坚持不断创新，但实践创新仍被置于“问题”的话语体系下。邱柏生先生提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即理论视点不够多样，理论视界不够开阔，大量的研究都聚焦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创新、内容创新、体制与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等问题上，不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且低水平重复，其中更有一些文章连话语表述都毫无新意，以至给人们留下了‘创新研究’即将沦为一种时髦的‘话语筐’的感觉。在这方面，有关创新的基础性问题研究特别薄弱，有关创新的制约因素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6］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较为广博和多维的理论视野，未能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放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事实上，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离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封闭环境是导致二者功能分离的社会基础;我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的传统和现代社会重器轻道的现实是二者在功能上分离的文化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程度不高，是导致二者功能分离的现实根源”。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能重点分析制约实践创新的环境变量。另外，许多理论阐述仍停留在旧版本，缺乏时代感。目前，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认识不够，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的滞后性明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规划明显滞后于教育环境的发展变化，教学不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远远跟不上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这种滞后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于被动，往往是出现新的变化再来研究应对新变化的策略，大大降低了教育效果，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始终被环境的新变化“牵着鼻子走”。因此，要想打破这种滞后，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推进这种转型，使之迅速跟上时代变化和社会转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现阶段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该转变，无疑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的关键。要赢得这场挑战，就要先审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要赢得这场挑战，唯一出路就是创新，在新形势下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学科反思，构建适应环境变化的实践创新体系，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环境下大力发展。 二、基于新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实践创新体系的构建 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环境变化和现实困境来看，最为紧迫的是认识到解放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找到思想解放的突破口，找到改革创新的途径。2012年4月27日，长春师范大学开始积极开展由理念体系、目标体系、方法体系和管理评价体系等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工作，实施“百名优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该工程是由长春师范大学党委主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政法学院、学生处、团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九个相关部门协同合作联合实施，采取理论教育、实验训练、特殊指导、自我修缮、网络交流、实践砥砺、行为养成“七位一体”的培育路径，对大学生实施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下简称“青马工程”)。旨在通过这个工程探索高校育人的创新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青年化”的进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理念与目标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人为”和“为人”的工作，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是以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为工作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8］。教育人、尊重人、引导人，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活动发挥育人功能的具体体现。而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国家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人才服务，这就需要教育者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标，以人为本，实现从被动到主动、控制到服务、灌输到疏导、显性教育为主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结合等理念上的转变;立足于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发展变化，形成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目标的立体多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目标体系。过去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以及创新活动主要适应国家的发展需要，而对学生的自身需要关注不够充分，加之社会大环境频发人文精神凋敝、价值观混乱、信仰危机，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一定逆反心理和政治观念淡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长师的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探索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在实践创新方面展开了许多新的尝试，如增设许多专门负责学生事务的管理部门，由最初单一地规范学生行为更多地转化为服务学生。围绕“青马工程”，对“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了大胆尝试，集中了全校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切从学生出发，一切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自身发展需求的创新，通过开设专家讲座、理论实训、考察参观、读书汇报等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不断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大学生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责任感。经过二年多的实践操作，我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方面已取得令人欣喜的初步成效。 (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操作体系 第一，积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体系。遵循教育主客体互动规律，以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为目标，构建新形势下传媒载体、制度载体、文化载体、组织载体、管理载体、生活载体等应对不同教育客体的有效载体体系。我校的“青马工程”专题网站，就是通过网络载体发挥时效作用，用积极、健康的方式为广大学生做好时事热点问题透视和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渗透式”教育功能。第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途径体系。基于有意识教育和无意识教育相结合的理论，从宣传途径、学校教育途径、管理途径、活动途径、服务途径等方面形成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途径体系及协调机制。广大学生通过“青马工程”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参加实践活动的机会，大学生成长沙龙定期组织专家讲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时事政策教育等。第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体系。方法是连接教育主客体的桥梁，而实践创新方法体系的构建要结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特点，借鉴相关学科的科学方法，重点研究生活教育方法、精英辐射方法、养成教育法、关怀教育法等的应用。我校“青马工程”提出“培养一批精英，带动一代学生”的宗旨，实行理论教育、实验训练、特殊指导、实践砥砺、自我修缮、网络交流、行为养成“七位一体”的培育路径，培养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将来堪当重任的优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崔海波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网络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加强网络监管，净化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 在利用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网络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谣言的散布、负面新闻的冲击等等都影响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必须加强网络监管，坚决杜绝非法犯罪、暴力行径，让网络净化，共同传递网络正能量，传播网络好声音。 （一）学校组织给予保障 高校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网络教育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时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保障，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要通过净化校园网络，制定网络管理条例，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氛围，过滤网络各种不良信息，形成科学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以引导和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持续不断的拓展。校级党委宣传部、团委，要以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的道德风尚引导和管理学生的思想政治行为，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思政教师积极引导 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网络背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教师提供了“第二课堂”，思政教师要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利用这一新兴媒体与学生进行互动式教育，引导传递网络“正能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青年教师更应该参与其中，青年教师对网络的熟悉程度更高，运用更娴熟，更容易接受网络新潮流，因此，必须加强对现有思想政治教育人员中青年教师队伍的针对性培养，使其尽快成为既具备较高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又具备网络信息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其他专业教师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网络与学生互动。学生会有对自己专业问题的困惑、心理上的障碍、就业的疑问等，专业教师通过互动平台参与解答学生的问题，既满足了教师与学生平等沟通的心理，也保护了学生的隐私。 （三）学生自觉参与大学生应积极提高自身信息素养 提高辨识、驾驭信息的能力，增强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在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中做出正确的信息选择，选取自己需要的、有利于自身成长成才的信息，同时还要自发的将正面的、有影响力的事例和典型得以发扬和传承，正确树立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精神。此外，还应加强学生志愿者建设网络志愿者队伍，对学校网站、公众平台等进行不定期检查，一经发现不良信息立即举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有效的在网络上开展。 二、结语 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速度会越来越快，网络的利用率也将会越来越广。我们要紧紧把握住信息网络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迎接它所带来的挑战，利用好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通过创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通过建立公众账号微平台走进学生生活；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的活动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模式。并形成一股由学校、教师、学生组成的合力，共同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维护好网络的安定，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创造和谐校园气氛，让每一位同学不仅在课堂上，在生活中也能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成为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世纪“四有”青年！ 作者：王芳 吴倩妮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创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1.1学生创新性的培养需要教师的创新能力做后盾 我国数次进行教学体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通过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新时期，国际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各高校贯彻落实创新教学，已是当前世界的必然趋势。而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要有一支配备高素质、创新性的教学团队做后盾。高校教师只有不断地丰富其自身的创新意识，不断地积累创新教学的经验，勇于开拓创新，以身作则，为学生创新性的学习做指导，才能在教学中形成自己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模式，更好地促使学生发挥创新思维。只有这样，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才得到尊重，其创新性的思维不断得到释放和发挥，从而有效促进大学生创新思想教育工作的发展。 1.2教师创新能力推动了教学改革的发展步伐 高校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创新的推动者，他们肩负着新时期历史所赋予他们新型人才的培养重任。因此，创新教学势在必行。当前，我国虽然一再倡导创新教学，但是创新教学还没有具体落实，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创新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因此，高校教师应对创新教学给予足够的重视。高校教师创建新型教学模式，运用新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教学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只有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教学方法，才能全面贯彻落实创新精神，才能有效地推动创新教学的进步。 1.3时代需要大学生接受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 目前，我国体制教育已经经过数次变革和革新，传统高校对大学生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创新型的人才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只有通过创新和变革，才能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高校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 2阻碍创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综合因素 2.1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阻碍了高校教师创新素养的构建 目前我国教学中依旧包含了较多的传统教学的因素，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地接受这一教学模式一直被沿用。虽然我国的教育体制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和变革，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依旧没有多大的改变。这样教师和学生的创新思维就受到了一定的束缚，在高校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逐步显得不适用，创新的思想逐渐被引用，但是传统的教学观念依旧残留，难于彻底根除，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高校开展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 2.2不健全的考核制度严重阻碍了高校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信度和效度是高校推定素质教育的必要保障，信度主要突出可靠性，它主要衡量教师对教学内容和科研能否作出科学的评价。效度是高校对教师考核的一种标准。高校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信度和效度的考核方法。但是，目前高校信度和效度地考核力度依旧遵循传统的考核方式进行，考核的标准没有量化，一味地追求结果，不看重过程。因此，这种考核方法具有一定的缺陷，不利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2.3高校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学教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学生的道德水准的提高。面对当今教育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趋势，根除传统思想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尽管各大高校呼吁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这种呼声阵阵的背后，依旧无法看见强有力的实践。这足以证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依旧无法实现质的突破。目前，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依旧保留了较多传统的成分。相比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发展，学校和教师则更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前程。该种问题在我国各大高校教学中屡见不鲜，这些负面的因素严重阻碍了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3创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途径 3.1提高高校教师综合素质，营造创新环境 我国一直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一直被看作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推动者。因此，要有效开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从教师开始执行。教师要营造创新教育的环境，刺激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通过外部环境的刺激，促使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推行以人为本的方针策略，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此促进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 3.2强化高校创新教学的研究，深化教学方法和内容 高校教学工作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本保障。依据目前高校大学生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现状，高校要加大对创新教育的研究力度，深化教育的方法和内容。鼓励教师和学生勇于创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创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注入到教学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之余，没有负担地推动创新教育工作的发展。 3.3以创新大学校园文化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构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就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创新的学习氛围带动大学生实现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大学教师是校园文化的倡导者和建设者，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型校园文化活动，可以有效地开发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创新思维，挖掘创新能力。 4结论 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依旧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课题。新时期，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需要高校教育者的有效配合以及教师的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创新。 作者：吕婷婷 单位：张家口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手机媒体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手机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通过课堂教育来开展，信息资源比较少，使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利用手机媒体所带来的平台展开思想教育工作，能够大幅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手机媒体将会逐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手机媒体这种新型的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广泛性和实用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加快捷地一些信息，传授教育内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展开。在手机媒体的应用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对于大学生来说也具有非常大的好处，可以很快捷、方便地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和信息，通过教师和学生双方面效率的提升，必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显著地提升。另外，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手机媒体的应用无疑带来了一个新的教育途径。手机媒体能够传播文字、图片、视频、音像等何种形式的信息，充分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使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接收思想政治知识。而且学生在使用手机媒体学习时，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1.2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手机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主要是以点对面的形式，这种传播形式能够方便、快捷、全面地展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通过手机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掌握最新的动态信息，例如校园内的新闻以及自己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等，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手机媒体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交流，各抒己见，促进大学生理性地思考问题，客观地面对事件。通过手媒体来传播正确、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准确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学生的思维特点以及成长规律是教育工作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对学生的思想充分了解，才能顺利展开教育工作。当前，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通常都会选择一个人面对事情，缺乏沟通和交流，长此以往就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而手机媒体的出现，为人们创造出了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空间，人们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交流，不用面对面也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所以教育工作者在日常的工作中，可以通过手机媒体实时关注学生的情况，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贴近和符合大学生的真实状况。 1.3增进思想政治教育互动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大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不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手机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大学生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大的创造力，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和求知欲，对手机媒体信息能够积极主动地探求和思考，从而进行自我教育。大学生在利用手机媒体进行交流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教育工作者则会通过大学生教育情况的反馈，对思想教育工作进行完善和更新，这种互动性使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2提升手机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策略 2.1充分发挥手机媒体的载体作用 教育工作者可以以手机作为载体和平台，采用图文并茂或者学生感兴趣的形式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手机媒体的各种信息传递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简单、形象、生动的形式发送给学生，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教师也可以通过手机媒体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及时疏导学生的不良情绪。另外，教育工作者也要努力地开发和拓宽手机媒体面向大学生应用的软件系统，从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建设。 2.2建设专业队伍，优化教育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也在不断地发展，这要求教育工作做具有相应的反应能力、开拓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高校应建立教育培训机构，不断拓展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培养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展开该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3提升大学生素质 提升大学生政治素质的重点问题，就是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只有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才能使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成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要实时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为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由于手机媒体传递的信息过于繁杂，其中不乏一些虚假、诈骗、情色等不良信息，所以对于大学生判断能力和应对能力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3结束语 当前，在新媒体时代下，手机媒体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平台，不仅展现出多媒体融合的特色，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的改变也非常大。手机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使教育工作者工作的展开更加顺利，取得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新模式和新方法，充分发挥手机媒体的作用，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从而存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 作者：唐君 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南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客体是主体作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认为实践一方面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主体——客体”范式；另一方面是主体因为改造客观世界而形成的交往关系，是一种“主体——主体”范式。正是由于主体因改造客体而形成的交往关系的内在逻辑，主体与客体之间并非不无联系，客体中介作用的“空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便无从谈起。因此，在交往实践过程中，客体既不是脱离诸主体的孤立存在物，也不是对于单一主体来说仅仅作用的对象，而是诸主体展开交往实践的媒介，通过客体的媒介作用，人类活动的交往实践就实现了“主体——客体”范式和“主体——主体”范式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不但看到了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突破了西方主体间性的“主体——主体”界限，将视野转向了客体，建立了“主体——客体——主体”的范式，提出交往实践是以客体为主体间交往媒介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首先，人的本质属性是交往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交往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而主体社会观念的形成离不开交往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置身于大学生的交往实践所生成的社会关系。其次，交往实践是主体间的实践活动，体现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使我们从传统单极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把思想政治的受教育者作为大写的人来对待，发挥其主体性。再者，交往实践是以客体为媒介的交往活动，交往过程中不仅仅只看到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还关注了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活动的媒介——客体，这就建立了“主体——客体——主体”的具有客体媒介底板的范式。在这一范式的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提供更加开阔的平台和载体，促进双方在交往互动中提高。 二、西方主体间性理论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鉴 近代以来，个体的主体性由苏醒、张扬到渐趋膨胀，进而走向极端——将自我以外的其他一切都视作客体，如何使单极主体性走出围城、步入春天，主体间性是解决这一“空场”的操刀手。 （一）“共在”确立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主体间性这一哲学范畴最早由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一书中首次提及，其在看到主体性膨胀所带来的问题后，主张用主体间性、互主体性等概念来取代单极主体性。胡塞尔为走出主体性日益膨胀的围城，提出了一个“单子论”的自我。那么，单子如何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呢？自我与他人又如何交往呢？这就引导人们在外在生活的推动下去思考“主体间性”问题。在胡塞尔看来，每个单子式的个体都是一个独特的“自我”，这些独特的个体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主体间性不把自己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其他主体共存共在的客体。在《笛卡尔的沉思》文中，胡塞尔指出，“主体间性是通过主体的‘类比统觉’、‘同感’、‘移情’等‘视域互换’来实现的。胡塞尔将主体间性看成是‘自我’和‘他我’的沟通，是一种思想认识上的‘共同性’或‘共通性’。”[3]海德格尔通过研究“共在”来解答“美杜莎之谜”。在他看来，主体间性既消解了单子式个人的观点，又消解了类主体对个体主体性的淹没，主体间性使各自的主体性得以发挥。海德格尔将主体间性看成是个体的“此在”与他人组成的“共在”，主体在世上必须与他人交往和联系，是与他人的共同存在，“此在”是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共在”。“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共在”，“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此在”必须在“共在”的共同世界中才能得以生存、延续。西方学者论述的主体间的“共在”思想对我国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突破传统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单极主体性的困境，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者与受教育在“共在”的场域开展。 （二）“理解”与“共识”提升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德国存在主义学者雅斯贝尔斯继胡塞尔之后从交往的角度对膨胀的单极主体性进行了批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4]，一方面，“自我”作为孤独的单体，唯有在与他人交往中，孤独才可消除；另一方面，个体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只有通过交往，个体的独特的个性才能得以完善。德国学者伽达默尔从“视阈融合”的角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主体间性理论。读者通过阅读文本的方式与作者进行对话、沟通。在对话活动中，读者的视阈与作者的视阈相交并融合，在双方视阈交融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解”、生成新的视界。“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倒不如说，视界是我们悠游于其中，随我们而游动的东西”。[5]在伽达默尔看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是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与“理解”。德国学者马丁布伯从主体间“对话”的角度来探讨主体间性的问题。“‘我’与‘你’相依共存，每个人皆可称述‘你’而仍为‘我’”。马丁布伯认为，主体与主体相互依存的，“‘你’呈现在对话中，‘我’生存于‘你’的关系里”。[6]这就实现了从“我——他”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变，将视阈转移到“我们”这个关系范畴。哈贝马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交往理论进行了系统地研究，面对工具理性和单极主体性带来的交往异化，哈贝马斯构建了系统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通过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进行对话、沟通，是主体与主体在语言交往中形成的精神沟通、情感交流，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理解”和“共识”。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的视野。一方面，西方主体间性所蕴含的“共在”思想克服了二元对立的“主体——客体”关系，把过去被视作客体地位的他人当作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形成了“主体——主体”范式，确立了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共在”的场域中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西方主体间性理论重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与“共识”，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沟通走向理解与共识。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共在”的场域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获得提升。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主体间性思想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主体间性的话语含义并不是自当代始，它具有古典之根。冯友兰先生曾说：“凡古老的民族，都有许多文化传统，后来的人应当溯其源而究其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思想资源非常丰富。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间性思想，传承传统文化中主体间性思想的优秀成果，可以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充足的养分。 （一）“仁者，爱人”的主体间交往规则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其中蕴含着丰富朴素的主体间性思想。“仁”是儒家文化的优秀。从字形上看，源自“从人从二”，多极主体或主体际之意。“仁者，爱人”，把自己以外的他人当作人而并非物来对待，其强调的就是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主体”范式，以“仁”为优秀的儒学思想所调整的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在“仁”的理念之下，儒家又从“义、礼、智、信”四个方面对主体之间交往的执行规范进行了进一步细化与规制，主体之间只有通过有义、有礼、有智、有信的交往才能实现和谐有序的局面。儒家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应坚持的原则。立人立己原则，《论语雍也》里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我欲立、欲达，同样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人，把他人的发展与自我的发展结合起来；勿施于人原则，《论语卫灵公》里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不喜欢做的事情强加于别人，尊重他人的个人意愿；宽容不愠原则，《论语》首篇就提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人不理解自己，自己也不会心生怨恨，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理念，坚持的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勿施于人、宽容不愠原则蕴含着丰富的主体间性的思想。“仁者，爱人”确立了自我以外的他人的主体地位，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勿施于人、宽容不愠原则指出了自我与他人的交往规则。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吸收儒家文化中关于主体间性的合理要素，把自我提升与他人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二）“兼爱”、“尚同”的主体间平等思想 如果说儒家的主体间的交往规则还囿于血亲人伦的主体间交往范畴，那么墨家对儒家的主体际交往关系范畴则实现了超越，墨家主张要“兼相爱”、“尚同”，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都要有仁爱之心，平等对待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在战乱纷争的年代，这反映了底层百姓要求平等社会化交往的诉求。墨家对儒家的主体交往际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兼相爱”的主张挣脱了儒家所探讨的血缘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交往主体呈现出扩大化、离散化与平民化的趋势，交往逐渐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二是“交相利”、“尚同”的主张使平民化的主体间的交往方式走向平等化，诸主体之间的交往成了主体之间互利互惠的平等交往。“兼相爱”，每一个平民都是爱的对象、都是平等的，是爱无等差的，这就突破了儒家所倡导的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交往向度的一维性。“兼相爱”、“交相利”、“尚同”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主体间性交往思想，教育者把受教育者当作主体的人来对待，并且平等对待每一位受教育者，有助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成和谐的交往氛围。 （三）“教学相长”的相互促进思想 《礼记学记》中记载：“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以教促学，以学促教，教与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教学相长”，一方面，教育者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行补充学习；另一方面教育者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不自觉中已然把受教育者当作能动的主体来对待。“教学相长”的思想在教育学领域里蕴含着“主体——主体”交往的主体间性意蕴。荀子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得以进一步提升，他在《劝学》篇里提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在其看来，受教育者身上有无限的潜能，要充分挖掘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韩愈在《师说》中对师、生间的主体间性作了探讨，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都有利于使受教育者地位从教育者心中的客体升格成为与教育者本人拥有平等地位的主体。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学相长思想把受教育者作为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的独特主体来看待，对于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通过主体间的平等互尊、交往互动、包容互哺模式的构建，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思想道德水平共同得以提升。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发展的过程，现代教育思想是在吸收借鉴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应站在传承文化与社会生活经验的角度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养分，挖掘传统文化宝贵的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借鉴人类有益的文明成果，将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为传统的单极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向寻求理论指导、理论借鉴和思想渊源，使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更具本土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作者：朱蓉蓉 黄玉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 1.1新媒介技术的平等性 由于新媒介信息在内容上可供选择性强，发送方式灵活多样，而且获取信息具有平等性和无衰减性，从而使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具人性化和亲和力，能够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学生在利用网络、手机、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方式或途径和老师交流时经常感到多了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媒介环境中，作为教育主客体的老师和学生处在同样平等的位置，彼此之间没有从属之分，每个人不仅仅是思想教育信息工作的产生者，而且是运输者和监控者，具有教育信息传播和接受教育的双重身份。 1.2新媒介技术的便捷性 为了及时、快捷、准确掌握学生的思想特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效掌控工作的主动权，准确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利用被称为信息工作“高速公路”的新媒介技术，就可以克服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所造成的障碍，在相距甚远的师生之间也可以实现“面对面”的讨论与交流，从而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 2、新媒介技术发展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2.1道德主体面临挑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说过“网络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容易掌握信息和相互沟通，但也逐渐成为滋生犯罪、黑客攻击的温床，并对政府构成威胁”。因此网络、微博、博客、微信、朋友圈等有着极大的虚拟性，受众一旦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就极易放纵自己的行为，忘记社会责任，丧失道德感。大学生正处在人生阶段的初期，思维方式还不健全、心理还不够稳定，一旦沉迷于网络，就容易产生行为出轨、思维偏激，有的学生甚至沦为“水军”、“黑客”等极端分子；有的学生由于熟练掌握了高超的网络技术，在网上骚扰、威胁他人；有的利用网络窃取他人信息；有的一些不实言论等，这些对现实的社会道德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些新媒介环境下不良的行为方式对高校学生的道德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2.2教育方式、手段面临挑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采取课本、文件、通知、课堂教育等封闭式、灌输式教育，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随着信息高速化的发展，时空和地点已不能限制学生。只要有一台可以联网电脑、开通网络功能的手机或者数码产品等，学生便可随时随地轻松获取想要的知识，而且也可迅速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时事要闻，高校传统“围墙”、“教室”的概念将逐步成为历史，开放性、全球性、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将取代教育空间封闭狭小、教育手段呆板的传统教育模式。 2.3教育内容面临挑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既包括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教育，也包括法制观念教育、时事政治宣传、传统文化教育等，但是在新媒介技术背景下，学生从网络、微博、博客、手机等媒体中获得信息内容，已经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已经比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内容多。此外，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地区，内容上差异性大、良莠不齐，同时由于西方国家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具有信息的优势，各种思潮迎面而来，使得网络、微博、博客、朋友圈等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国际舆论的主要阵地。 3、加强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3.1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理念 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观念的更新和行动的实施是其关键所在。因此，在新媒介环境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一方面教育者要转变思想观念，解放思想，适应时代潮流、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努力探索在新媒介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有效利用科技信息技术，开展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教育者要转变工作方式，了解并利用新媒介技术，通过利用电子公告版、电子邮件、校园新闻、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介技术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网上活动，开展健康向上的BBS论坛等信息交流活动，从而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积极开拓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渠道。 3.2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凝聚力、感染力的有效载体。在新媒介环境下，一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手段的人性化和多样化，充分利用声音、图像、动画等手段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式从单一性走向多维型、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从静态模式走向动态模式，吸引大学生群体的目光，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阅读率；二要注重教育内容的迅速更新，确保信息的积极性和内容的时效性、内涵性；三要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言语和交流方式要与大学生保持的平等的对话，交流过程中掌握语言的艺术和方法，从而使教育内容更具吸引力。 3.3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新媒介技术在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新媒介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确立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坚持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服务理念。其次，要注重新媒介手段的双向互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 4、结束语 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新媒介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环境，在认识它快捷、方便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因此，在日常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媒介技术，因势利导，抓住新媒介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积极探寻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切实转变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观念和方式，不断增强新媒介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网络道德，促使新媒介技术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放大器，学生学习的好帮手，生活的好伙伴。 作者：杨云华 姚婕 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创新下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一个有极高目标性、注重成效的有机体系 由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客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中介三大基本部分构成。思想政治创新的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客体是创新所针对的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客体的特质和表现形态影响着创新活动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中介指主体在教育过程中所借助的工具和媒介，如知识、经历、思想理论等工具以及电脑等实物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具有以下三种特点：首先是观念意识的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组合，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三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协调。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力争实现对象性关系互动，呈现出外化与内化的实践要求；利用方法主体化与方法实践化，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效能。大学生是国家的人才来源，肩负着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使命。高校要更多、更好地把大学生培养成符合祖国需要的合格人才，构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专家对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机制从多方面，多视角做了探讨和研究。有的专家提出以构建立一致、协作、有效的提问机制，获得实际效能，获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最大成果，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个别专家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理论教师，学工队伍，领导干部和教工群体，大学生自身入手，逐步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构建；部分专家则以学校构成方面，目的系统，互相统一运作方面，评估方面，激励和团队建设的建设为着眼点，全面，多方位的构建；有的专家还提出了一些的翔实可行的措施，譬如；教学授课，实践锻炼，文明校园建设，切实为大学生服务，立足于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现有目的人管理，在我国高校逐渐构建能动的机制、管理有序的机制、动态思想评测机制等等，从而不断激励保障在思想功能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意识形态教育作用、品德行为规范作用等等。以上是我国专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一点真知灼见，但综合来看，所有的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并没有深入、全面的探讨和研究，需要我们不断的从理论上加强总结并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综观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每个国家都与有属于自已的有针对性的理念和措施，学习其他国家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方法，将使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少走弯路，有更长足的进步。世界上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以说服、理论传输形式为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想政治教育的做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除了说服教育，引入很多实战性活动，强调环境对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首先，学者们提出正常的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从表现个性，培养个性，陶冶情操方面入手，反对单纯的理论宣传，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为基本准则。而灌输会使“学生没有机会对这些观点和学说进行批评性思考，没有机会把这些观点、学说与另外一些观点和学说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上更注重二者的统一，在教育方式的选择上更多运用间接方式，强调使用中间媒介媒体进行抉择，使大学生在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形态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注益重视调动思想政治教育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批判性道德思维和实践精神，。其次，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道德能力的发展阶段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预见性、操作性和接受性。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微观操作的教育模式。要创造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目标。全面的掌握分析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经验，取长补短，与我国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相结合，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指导下，全面系统构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和基本情况不同，外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构成和组织方式与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与此同时，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本身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所以，在不同中中又存在共性的方面，分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探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态势，与时俱进，加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前提是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正确的引导，采取适合的方法和措施，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化语境的背景下，加强对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析、比较、研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实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长足发展和进步。 作者：时红梅 刘春玲 单位：长春工程学院机电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增加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学难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体的广泛使用，由于一些网上交流工具的开放性，在传播的信息中有正面的信息也有负面的信息，由于一些大学生正处于正确人生观建设的关键时期，如果受到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会严重影响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的构建，所以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学有一定的难度。 2、影响学生的认知 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树立人生观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到外界不良信息的影响，又因为新媒体的各种形式具有虚拟性的特定，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工具进行随意的编造，这样导致一些虚假的具有欺骗性的信息在网络上流传，大学生由于缺乏一定的判断能力，无法对于网络上的信息进行正确识别，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对其产生不良的影响，导致他们出现认知的偏差，最终有可能发展为社会的危害。 二、新媒体形式下提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一）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 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对于信息真伪的分辨能力还不够强，所以应该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保证学生在面对网上的虚假信息的时候能够将其正确的辨别出来。这样要求老师的正确指导，在学校老师是传授知识的主体，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老师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上多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为学生建设良好的媒体环境。 （二）提高教师团队的综合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老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在教学的过程中把正面积极的思想和信息传递给学生，这样才能正确指导学生人生观的建立。同时，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老师应该对新媒体形式下的繁多信息进行辨别和甄选，再传递给学生，这样也有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的树立。 三、结语 总而言之，新媒体环境对于高校的政治教学有利有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新媒体形式的优势，尽量避免它的负面影响，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质量的提高。 作者：王欢娣 单位：昌黎县文物研究保护管理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新时期我国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新时期我国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 校园文化环境是一个大环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习惯、心理素质、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约束、教育、导向和促进作用。教育工作者需把握这个契机，充分利用和开发校园文化内的隐性教育资源，为学生营造出最佳的校园文化环境。第一，学校需加强高校内基础环境建设，为学生提供高雅、便捷的物质文化环境。通过轻松、愉快、便捷的校园生活影响学生的自我形象和精神面貌。第二，加快校园内文化建设，营造出和谐、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学风、校风和校训是体现校园文化的显性因素，是高校群体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校园文化是师生耳渲目染的一种文化内涵，可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思想，同时它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载体。因此，高校需在校园文化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挖掘出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常进行的隐性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和发掘符合时代特点的校园文化形式，营造出良好的思想氛围，使学生在融入校园活动后可感知到校园文化的内涵，帮助学生构建起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新时期我国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启示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是当代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高校教育工作的教育效果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因此，高校需最大化的提高校园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在大学生思想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高效、完善、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从教育基本理论上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主要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制约和影响，外界环境和自身思想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事实上，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力并不完全等同，客观条件作为外因不可直接作用于学生，而需要通过主观因素进行相互作用。因此，高校需重视学生思想矛盾的转化和运动，引导学生获得正确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和品质，使得知、情、意、行这四个道德要素深入内心，进而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精神具有引导和激励作用 教育目标是指导教育模式正常进行的关键因素。高校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思想政治教学导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性功能，其他任何教学功能都不能取代它的位置。例如，校园文化是各种日常管理制度和规章制度共同作用的制度性文化，其虽具有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包含着明确的教学目标，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例如，建筑设施是校园文化中的“凝固表现”，高校内的建筑风格和布局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审美水平和思想品德，学生身处校园也潜移默化的受到激励、启发和教育。激励是促进学生进步的一种教学手段，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高校内，校内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存在一定的激励作用，而丰富的文化活动更是激发出学生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才能和思考能力。 三、结语 从现阶段的教育情况来看，我国高等院校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实施与发展历程也较为困难。正因为如此，高校教育工作者更应该重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和整合高校内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提供源源动力。 作者：孙永林 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构建高校隐性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课程构建的必要性 （一）隐性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对学生的作用是通过施加某种教育影响而改变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向人们传递某种价值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证社会的文明进步。由此可见，隐性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致的。 （二）隐性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高校大学生思想上受到的教育不只是局限于课堂上，大学生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出现了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点，他们乐于创新，追求独立和个性，思想政治教育却仍然停留在口号宣传或一般的理论灌输上，没能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其结果只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隐性课程形式的多样性特点能够覆盖生活空间，扩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渠道，实现教育生活化。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学校方面原因 传统应试教育的束缚。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要求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学习成绩这个中心而展开，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和老师水平的唯一尺度，无形之中将显性课程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在此情境下，学校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周期长、结果具有非预期性的教育形式，从而造成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不足且滞后。 2.教师方面原因 教师没有处理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随着“终身学习”口号的提出，教师的任务明显加重，不仅要完成好当下的教育工作，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进修、继续学习等，以应对教学中出现的新情况。但是，有些教师没有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导致本末倒置，从而影响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落实。值得一提的是高校的职称评比，许多老师埋头苦读只为更上一层楼，这本无可厚非，但忽视了自己本职工作的教师就显得不是太合格了，甚至有些自私。 三、隐性课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构建的策略分析 1.从学校角度看 （1）校园物质文化的构建 这里的物质文化是指高校内外在的、可观的文化形式，主要包括：校园建筑、布局以及教学设施等，它们是物化的教育理念，涵盖着教育精神，能使学生在和谐宽松的环境中受到启发，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校园精神文化的构建 ①观念上的重视 校园管理者应充分重视隐性课程的构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要认识到校园精神文化这种内隐的、深层次的东西比显性课程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高校管理者要努力营造体现本校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的校园精神文化，倡导正确健康的价值取向，塑造积极向上的政治氛围，培养热烈求知的学习氛围，用精心策划的活动和寓意深刻的办学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②制度上的规范 第一，从学校管理者角度讲，要加强行政规范，建设民主公正的和谐校园。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校务公开，发挥学生会、教代会等的作用，鼓励大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以此启示师生政治生活中民主管理的重要性；第二，从教育者角度来讲，要建立隐性课程评价制度，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教学质量和水平考核的重要指标，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要重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结合，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第三，从受教育者角度来讲，要为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管理构建一套合理科学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包括教师品行规范、教室设计管理等，要将隐性的管理育人和教书育人有机结合，通过实施保障措施，规范学生的行为，达到隐性教育的目的。 （3）校园活动文化的构建 大众传媒的建设。社会节奏的加快，使大众传媒日益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主渠道，因此，高校要注重引导学生认识各种舆论价值，使大众传媒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服务。首先，要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一方面要做好校园网的建设与维护，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上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相结合，充分考虑学生的素质要求，丰富网站内容，既有精品课程、校园新闻等文化板块，又有勤工俭学、问题反映等服务板块。其次，校园广播站也是一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途径，利用好广播站的宣传功能，实现学生需求与内容的“红”的统一，提高其生命力和教育力。 2.从教师角度看 （1）教学上 显性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虽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多是以显性的课程方式实现的，但其中包含着广泛的德育因素，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门类众多的课程没有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显性课程的形式和方法主要强调灌输而忽视师生的主动参与和接受。 （2）素质上 师德师风的建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爱岗敬业、民主公正、为人师表等工作态度都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隐性课程资源，能使学生在优质的服务和管理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3）人际上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作为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新课程强调的新型师生关系应是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和社会道德上的相互促进关系，只有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平等主体地位，才能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知识的传递，帮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接纳和内化知识。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在日常学习、工作中，应深入学生中间，动态地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多沟通与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 3.从学生角度看 （1）校园内 ①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干部是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干部是联系学生和教师、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纽带，是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主体力量。通过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有利于增强其成员的政治觉悟性，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及时性。 ②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高校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是独立性增强，实践精神加深，他们排斥空洞的理论灌输，不满足于被动接受显性课程现成的观点，因此，创新隐性课程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2）校园外 针对大学生排斥纯理论课程，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寓教于行，寓教于乐，扩展教育空间，走出校园进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大学生独立意识增强，具有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高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陵园、博物馆等，在精神上进行熏陶，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如：南京晓庄学院寒暑假期的社会实践报告的填写，旨在倡导学生参与社会、体验生活，在内含丰富的实践中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 作者：王文建 单位：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青年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网络技术改变了青年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 网络技术是集计算机技术、信息传播与多媒体技术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一种综合性信息技术，具有极大的新颖和先进的特点。对于求知欲特别强的大学生来说，网络技术是他们各种信息主要接收者方式。现在，网络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交流互动性强且影响范围广的网络对青年大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1）网络技术让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场所、时间不受限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大学生学习知识的地域性，原来青年大学生们学习知识的场所多限于课堂、书本，而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兴趣和实际情况来选择何时、何地学习。目前，很多青年大学生已经具有通过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搜索到自己需要的材料的能力，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即时性使学生的学习时间不再仅仅局限于上课时间，而且在任何时间都能获得所需要的知识。 （2）网络技术让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内容更加丰富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青年大学生可以在网上更加随意浏览与下载自己想学的知识内容，学习知识的观念由原来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上网查阅资料并获取自己所想要的各种知识。同时由于知识的充实使得大学生不再局限于获得传统教育中认为实用的知识。这种获知内容的改变，使得青年大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完整。 （3）网络技术突出了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原来的教学主要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它的这种固定模式，网络技术将教师的施教方式教学的焦点从教师逐渐转移到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学习”和“发现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怎样学习将是教学的重点，而不是教师怎样讲授。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宰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向导、学习资源的开发者 （4）网络技术为教学提供了巨大的信息源 互联网的世界是一个文字、声音、图像并茂的新天地。它的巨大信息包容量所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远远大于任何教材和教师，是一个全球性的图书馆，包罗万象的知识信息库，其中有取之不尽的教育教学信息。网络信息的包罗万象与瞬息万变，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材信息的滞后性，教材“昔时信息”与“即时信息”的矛盾，对于迅速提高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5）网络教学有利于建立协作学习模式 在基于网络化的协作学习环境中，学生以合作学习小组为组织形式，形成学习共同体，利用信息资源合作交流。学生之间形成了伙伴、竞争、协作关系，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友谊。提高了学习效果。 二、科学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思想教育的新突破 （1）建立健全的校园信息网 对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来说，网络生活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学生很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误导。如在对国家敏感事件进行讨论时，学生往往会受到社会激进分子的言论影响，出现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表现，近期的中东各国社会动荡就一个很典型的事件。 当青年人的爱国心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进行表达时，他们选择在网络上进行串联活动，并迅速扩大参与人群，引发在某些地区的抗议活动，这样的事件蕴含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的校园信息网，它既可以充当“把关人”的角色，把一些流入学校的消极消息过滤掉；又可以发挥“天平”的作用，对一些难以过滤的消极信息进行平衡。当遇到学生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时，我们可以通过校园网进行跟踪掌握，及时地纠正在讨论中出现的错误观念。 同时，建立健全的校园网络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网络综合运用素质，可以将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紧密结合，引导聪明、勤奋的新一代大学生去真切地感受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网络世界，领略数字时代以知识论英雄的创业精神，充分激发同学们的上进心和创造性，走积极、健康的网络之路。 （2）BBS论坛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BBS是大学生在网上的重要活动空间。作为早期互联网的主要应用之一,BBS在中国高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大学生们通过BBS交流信息,结交朋友,发表对学校和社会的看法,BBS成了建立在网上的“虚拟校园”。BBS这一网络平台的建立,为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同时,当BBS处在匿名状态时,由于缺乏追究责任和惩罚不良信息者的手段,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危害社会稳定;也容易导致大学生的自我责任意识淡薄,少数比较偏激的学生可能因为对现实不满或受到一些挫折等因素,而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利用BBS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根据“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原则,建立BBS舆情管理及长效引导机制,做到线上线下结合,及时有效地管理BBS信息,适时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3）网上即时通讯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人们在互联网上接受信息、获取知识,同时也借助网络进行交流和交往。以QQ、、飞信、MSN等为代表的即时通讯技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互联网应用模式,早已为大学生网民所熟知。 “网络聊天”更是不少大学生网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网络即时通讯技术使大学生们的网上交流变得更加自由和活跃。他们把自我平时压抑和隐藏的个性自由发挥出来,在与网友的交流中获取认同感并释放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压力。 当前,我国高校正在推行学分制,班级同学之间接触减少,传统的班集体活动难以开展,网上即时通讯工具的“群”功能可以帮助教育者把班级搬到网上去,通过建立在网络上的群体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网络体现出个性化的关怀。同时,教育者可以利用网上即时通讯工具拉近与大学生的心灵距离,即使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教育者也可以利用网上即时通讯工具在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现实生活状态和心理特征,从而因势利导,矫正认知偏差,引导他们健康成长。通过真诚的交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可以互相影响,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 （4）博客、微博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博客、微博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和时间。从“面对面”到“键对键”,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教育者可以将自己的积极情绪、思想和知识通过博客与大学生分享,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变得更为广阔、更为开放。博客、微博是互联网应用个性化的产物,但这种个性的展示也面临着被扭曲成一味猎奇和标新立异的危险,先进思想的宣传面临着挑战。以木子美、芙蓉姐姐为代表的一些“网络名人”借助博客迅速成名,其言行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 网络技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需要我们具有超前意识和创新能力，需要教师之间的合作。思想政治课教师是这一领域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推进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整合，为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开辟一个新天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1管理机制不够科学 第一，管理过于集权式。各级党委集中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重要人财物与权力，而一般的管理人员仅仅是通过自身的榜样与人格魅力进行管理。在奖励机制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科学化的工作机制未能够形成，这导致管理的动力不足。 第二，管理未能够上道。管理未能够上道指的是当前形势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未能够到达管理主要的干道，管理工作依旧处于高校管理活动的边缘。尤其是科研在大学制度化后，高校的主要任务是科研和教学，而不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际行动。一些高校有着非常严重的轻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而重视专业理论教学的趋势，这导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陷入非常尴尬的处境。 第三，管理缺少切入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持续地发现、分析、解决问题，以及解决矛盾的过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整个过程。倘若管理缺少切入点，一系列的环节出现问题，那么就较难开展管理工作，并且被管理人员也缺少积极性和热情。而单纯地凭借高校学生会、团委、学工以及党委等进行直线单边式的管理是不行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只有通过学生会、团委、学工、行政、党委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网，借助多样性的组织网络向高校的一系列角落渗透，在高校生活管理中通过“点、线、面”的方式进行，才可以切实有效。 二、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2.1真正地转变管理思想 促进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提升，推动学生的综合发展，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准确的表达和完整的体现。换言之，任何人都可以结合自身的意志变成自身的主人，从而实现人的能力、意识、情感、需要、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协调和全面发展。立足于高校现代化的管理制度，需要在绩效管理、目标管理，以及人本管理等的全面引导下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从而使得全员型管理、渗透型管理、民主型管理、素质型管理，以及规范型管理的新局面形成。教育也就是所谓的服务，将高校的各种人员都作为“质量链”以及“服务网”当中的一员，注重团队协作与全员的配合。与此同时，注重加强所有管理者的培训和教育，进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服务观念，使得服务能力提高，一切管理事项都以学生作为优秀，推动学生的综合性发展，最终实现学生的自我服务、教育，以及管理。 2.2注重建设管理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合理的决策以及正确的方针都务必要求一支管理队伍来实现，它直接关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不能实现理想的效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以及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会存在一些新型的课题以及新型的情况，这就要求一支专业性较强的队伍去探究与实践，从而跟社会发展的需要相符合。而这支强大的管理队伍需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思想进行武装，并且具备渊博的科技知识，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特点和规律。还要求他们不但是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而且还是进行实际教育的思想教育人员。另外，还应当创建兼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切实形成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和专职政工工作者作为支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并且对这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实施职业生涯规划、网络应用技能、职业技能、专业素质、理论思想等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切实变成专家型和专业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 2.3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科学化 怎样合理地统筹，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组织结构得以优化，将它的管理机制变得科学化，这是高校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个问题。以管理作为视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能不能实现最为理想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优化组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的组织结构。高校需要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教师队伍的激励、考核、任用机制，且将一定的倾斜策略制定出来，进而在这支队伍中加入更多优秀的人才。应当注重投入经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一系列投入经费进行科学地确定，保障一切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应当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使得依托管理、注重服务、教育为先的管理机制形成，逐渐地形成党委全面地引导，以及以党组织作为主体，党、团、政、工一致管理、相互支持、紧密联系、各司其职的管理。应当有效地借助社会实践教育，提高参与，实现知行合一。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越来越获得人们的广泛关注，务必强化管理，只有如此，才可以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在新的形势下，持续地探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新型方法和策略，这不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际要求，而且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只有在实践当中不断地探究新型的管理策略，并且有效地实践，才可以切实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作者：吴树春 单位：大庆师范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人性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理论基础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众多学者论述，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引，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基础和前提。 （二）心理学相关原理心理学理论的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心理学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受教育者的心理积极性，并且由于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理问题都不一样，个性、性格也不尽相同，因此，就需要在尊重受教育者个性的前提下，针对其特点解决好物质和精神需求。（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学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通过研究人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规律，研究人的观点、立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等内容，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作为研究人的思想的重要学科，其基本立足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涉及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缺失状况的研究 关于人性化的缺失，东南大学的宇业力博士和石开斌博士在《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探讨》一文中提到人性化缺失的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分别是人性化理念的缺失，价值的异化和方式方法的非人性化。第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理念的遗失，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国家和社会的主流问题及思想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及理念，而往往对于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实现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方面却很少关注，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只学习到了教育者的思想想法和既定知识，很难通过学习去举一反三，产生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认识，这是一种对于人性化思考的缺失；第二方面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于人性化价值的异化，在高校教学过程中常常很容易忽视受教育者的自身发展需要，只谈及受教育者对社会的贡献，这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种超现实的奢望，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价值的异化；第三方面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方式方法的非人性化。 学者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缺失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表现的很明显，主要包括：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忽视人性关怀。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传统思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和严肃性，往往使得教师在课堂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只有教育者在按照自己的思想想法和既定的教材知识来进行教学，而很少顾及青年学生的思想现状和心理特点，并且在教育过程中，片面的强调和放大了教师的权威，使得学生不敢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教育者自然也不能真实的了解教学的效果；二是学生日常管理重管束，轻发展，传统的学生管理通过下发命令、处分警告和压服的方法来控制学生不去违规违纪，这自然也是一种方法，也暂时会取得一些成效，但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去考虑，采用恩威并施，教育引导的方式去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反思，这才能真正做到促进其发展；三是在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对于学生的服务工作有的不到位，学校往往只把学生当作被管理的对象，去规定其行为，表扬或批评，而忽视了学生是服务对象的身份，对于其在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不能很快地去解决。 学者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缺失的表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物质需要的忽视违背了人的“自然性”；第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压抑和消解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第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甚至抹杀人丰富多彩的“个性”；第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人的“目的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 关于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单单是要教育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要通过关心、理解、尊重、信任人，来培养人的独立个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人的自身素质，促进其不断发展。可以说，这样的教育理念的优秀就是肯定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是创新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沟通的重要性，加强情感沟通，平等对待，同时要注意学生的个性化区别。 同时，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学内容要多结合当前国家和社会最前沿的问题来讲，同时，也要让受教育者多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求同存异，才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要一味的进行说教，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采用不同的方法，教育与引导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反思和质疑、合作的精神。 四是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环境对于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起到推动的作用，学校应该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实际情况出发，努力营造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例如校训、校风的建设会起到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得学生从校训校风中正视生活、陶冶情操、得到启示。 作者：范孟楠 单位：东北电力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现阶段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情况 21世纪是我国教育正蓬勃发展的阶段，也是成长的关键环节。在获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一一解决。下面我们从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所取得的成就1.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了法律法规，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十七大提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和史无前例的挑战，关注大学思想政治队伍的建设刻不容缓。现在思想政治建设有了法律的保障和国家的重视，同时也有了很多政策的保障和优惠。目前，很多高校积极配合国家的工作，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措施加强思想政治教师资源的建设和配备。2.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和体系更加规范。各地各高校纷纷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和开展诸如此类的活动，使人们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3.从前几年的工作情况看，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很多教师辛勤付出，默默耕耘不问收获，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二）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师生活压力大。由于很多地方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对思想政治工作不认可，带给教职人员无形的生活负担，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顺利进行。有些思想政治教师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如偏远的地方对文化的重视薄弱，而且环境也恶劣，那些地方往往资源稀缺，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时要进行多种工作，增加了工作量。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生活压力急剧增加。 2.对思想政治教师的培训不够深入。由于现在工作人员的任务量比较繁重，很多时候根本没时间去参加培训。加之由于成本的限制，举办一次培训需要较多的资金，这些成本无人承担，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很难接受专业的培训，更没有机会互相交流和探讨，只能凭借自己所学所闻去完成工作，最终的结果是思想政治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停留在原地。 3.某些高校还不够重视。思想政治方面的尖端人才还很稀缺，这是教育面临的问题。另外，某些高校只重视研究成果等硬件性的东西，而忽视了一些软件性的指标，导致许多教师缺失了专业性的知识，最终减弱了思想政治教师的职业热情。 二、现阶段大学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如今，我国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建设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发生变化。在当前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教育对象也变得多种多样，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需要迎接更多的挑战。因此，学校必须要明确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清晰地认识实施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1.随着大学生人数的剧增，大学生的素质普遍降低，很多学生只注重科学文化的学习，而投入思想道德学习的时间量相对减少，也就是说，大学生没有全面均衡地发展自己，忽视了自身修养。另外，很多学生都是在父母的关照下成长，生活在人际复杂的社会中，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和心理障碍，进而影响自身的身心健康和价值观的形成。出现上述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少和自身修养的欠缺。所以，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 2.如今生活在大数据时代，学生的思想和感知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思想具有时代特色，以前的教育模式已然不能够很好地适用于他们。这要求思想政治教师跟上时代的变化，转变思维模式，改变教育观念，积极地学习如何教育当代学生，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在遵从基本的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为思想政治建设谋求新途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高校的教育模式，不仅提高了高校资源的利用率，更为思想政治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机遇，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强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显得尤为突出。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 1.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师领导者的作用。学校应该通过多种方式给予教师广阔的发展空间，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工资待遇，出台多种优惠政策，设置一些奖励措施，对优秀者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荣誉。高校应不断地为广大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提供晋升的机会和途径，加强理论知识和政治素养的培训，使思想政治教师结构得到合理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同时，要加大对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大力培养具有带头作用的优秀人才，努力改善思想政治人员的工作环境，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团队的力量。 2.高校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高校必须从教师的学历、学位以及平时的表现入手，公平公正地培养和选拔骨干人才，同时也要合理分配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创造更多的专业对口的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者容易就业。另外，高校应定期派送优秀人员到更高水平的机构学习和工作，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努力把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四、总结 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好坏不仅影响大学生的健康，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虽然思想政治建设存在很多挑战，但我们不能放弃，尤其是高校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勇于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建设做最大的贡献，使我国人民思想道德水平更上一层楼。 作者：张桂凤 单位：鄂州职业大学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国有企业文化论文 1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权威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证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卓越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最后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作者：张忠友单位：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宣传处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应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和作用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完全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第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优秀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优秀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优秀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作者：顾光进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软实力文化建设论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优秀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优秀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全面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卓越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全面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优秀，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武术文化论文 1、过分笼统的神层面文化———武术文化穿透力障碍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最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作者：马渤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下廉政文化论文 一、当前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优秀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优秀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证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全面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全面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全面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优秀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作者：章锐单位：宿迁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文化软实力论文:我国软实力与政治文化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拙，政治是保障。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优秀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 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在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人才是关键所在。人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传播政治文化的基础，精通中国政治文化又善于表达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枢纽，掌握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注重培养政治文化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优化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旅游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公务员之家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公务员之家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思路对策论文 [摘要]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发达，面对这一课题，向来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豪的衡阳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在论述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第一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 摘 要：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 发展 的关键，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需要充分发挥 哲学 社会 科学 的作用，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政府主导和引导，加强媒体宣传，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当前，文化 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贸易额年年攀升。发达国家强劲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文化贸易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其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平均在10%以上。如英国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全国经济成长率的近2倍，成为仅次于 金融 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美国当前出口最大的已不再是农作物或是 工业 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电影、电视节目、书籍、 音乐 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达到43%，欧盟达到34%，整个亚洲和南太，仅占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 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树大，则必须要根深，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扎好我们的根，不仅是文化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构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经济 持续多年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使得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和激发出来，相关的抑制因素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旧有的文化体制弊端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文化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经济体制的改革促成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新的侧重点。要不断深化对文化 发展 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 政治 、社会协调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对外贸易能力甚至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文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我们应抓紧时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升级换代。 文化软实力论文: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全面分析当今文化发展的形势和任务，认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做出的又一重大决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能有效的“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切实推进学校文化的发展繁荣。 一、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意义，进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创造出了自强不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其中，学校教育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战略，把文化建设始终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了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使全民族的思想品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明的冲突和交汇频繁，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凸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文化发展体制亟需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明显；基层文化的发展落后；文化人才的缺乏……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文化体制的创新。 二、体育文化软实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高学校受教育者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体育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体育文化形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体育的本质功能在强身健体，促进个体的身心和谐；其衍生功能为体育在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是基础、是源泉。“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交流日益风靡的背景下，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国家、民族无形的精神支柱。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以其强势的影响力发挥着标杆效应，以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具有品牌联动效应。因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三、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综合实力等理论，体育文化软实力应包括：体育文化凝聚力、体育文化吸引力、体育文化创新力、体育文化融合力、体育文化影响力等。当今世界体坛的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国家中，中国在世界体坛中还缺乏足够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虽是体育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强国。因此，必须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方向，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全面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 （一）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从我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现实出发，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循序渐进的进行。 （二）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 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推动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保障。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环境，从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创新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三）发展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保持我国体育的优秀竞争力 体育大国的基础因素为强大的竞技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项目存在优势项目结构失衡，严重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扶持竞技体育中的弱势项目，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优秀竞争力，开拓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四）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 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保障，是全民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在体育基本设施方面不均衡，区域、城乡差距大，阻碍全民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体育与文化、与教育均衡发展。可见，文化蕴于体育，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拓宽体育文化对外交流渠道，增强我国体育在世界体坛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原则 ［摘要］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运作。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遵循五条原则：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从而确保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独特内涵，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坚持文化创新原则，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不仅要与外会通，积极发展，博采众长，还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坚持人本原则，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主体原则，即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优秀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优秀，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优秀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建设 论文摘要: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我们应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也是生产力 所谓“软实力”，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解释，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和机构体制的吸引力。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优秀部分，为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政策提供价值观基础。如果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由于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 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国内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大贬低了文化的地位。把它视为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现在的文化不仅可以唱戏，而且还能唱经济大戏。据测算，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日本达到20 %，欧洲平均在10%到15%。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但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诬髓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十分看重文化的巨大作用，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优秀价值的认同。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优秀价值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差异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新趋势。多元主要反映在政治信仰上选择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人数增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也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主张和观点。多变主要反映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频率加快，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不断产生、不断更新，各种流行文化、时尚消费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选择经常变化，人们思想文化的兴趣爱好、关注点和兴奋点的转移频繁。面对这种情况，靠什么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呢?必须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优秀价值体系作统领，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是公益性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事业，它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投人。从内容到机制体制方面都有很大创新。全国文化事业经费年均增长22.5 % 。“十五”期间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3217个，博物馆1722个，文化站37384个，社区、村文化室137665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整合的数字资源达到68tb，辐射上亿人口。公益文化事业正在成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毕竟公益文化事业的覆盖面还不够，还必须加大投人，进一步推进创新，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是满足不同层次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很严峻。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我们要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因为只有新的文化创意才能将现有的资源变成知名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独占性，只要有新的创意，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中国有花木兰传说、有西游记故事，但这些都被美国人、日本人的创意变成了知名品牌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张扬本土文化精神应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汹涌发展的文化市场，我们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保护好、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使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必须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打造具有优秀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强化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21世纪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传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西方国家之所以掌握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具备强大的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网络等传播能力。尽管我国媒体在传播科技的掌握和使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并不全面，对我国的宗教、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种种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还没有达到与硬实力相称的水平。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而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推动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实施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势宣传和直接教育。内容和形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不足，而且缺乏有效而又持久的发展动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人，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变被动宣传为主动参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为一体的特点，发挥其综合优势。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参与支持文化建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全民族都来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形成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有坚实基础。也只有将文化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也就是要去努力发现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充分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潜力，实现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要加强社会力量对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和公益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构筑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主要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力量，承担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研究、宣传和普及等重要工作。要将社会力量纳入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形成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人机制。再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人条件，推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积极利用民资、外资创办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充分运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对文化建设投资或捐赠，形成文化发展的多渠道投人体制。进一步盘活文化企业现有资产，推进资产重组。最后，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有利条件，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析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国 文化全球化 文化软实力 困境 论文摘要: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必然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我国所处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面临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文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契机的同时，又会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优势，通过文化全球化，向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加紧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在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为曾经创造过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又为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而痛心。尽管我们理智地认识到，全球化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强大经济实力带来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排他性使我们在对外开放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化软实力”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指构成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即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使用文化软实力的狭义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于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文化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优秀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都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优秀内容。很大程度上，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便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一、中国传统文化非现代化的困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浓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系统，从而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否定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庞中英教授指出:“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 思维方式问题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优秀问题。就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尽管有中国文人在竭力发掘“东方思维方式”的优势，但它很难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这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方法论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负向后果早已显现。 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民本”、“人本”思想原本是异常丰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禁锢，民主思想精华几近淹没殆尽了。比起西方，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另外，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采取压抑手段，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和家国同构观，对中国政治结构负向影响深远。 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大一统”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但是，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则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这种道德至上意识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现代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至上的观念，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此即彼、非破即立、两极对立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方向不明、方式不适，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化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 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本应加强了那些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从根本上应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讲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常式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文化扩张是美国文化将中国文化进行英语文化殖民化过程。 文化殖民化的手段主要有: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人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应当双向的文化交流变成单方面的文化植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规则，中国将逐步开放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这将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还有巫待完善之处，其影响力有所下降。具体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巫待转变。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形式化、八股化的倾向仍然存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要素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优秀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优秀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fal。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往往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因此，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审视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能够维系社会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统一”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将统一的理念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21世纪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实力的成长未能与经济腾飞同步，这也是导致文化安全隐忧的原因之一。当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中国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可抗拒地传递，会使国民无意识中逐渐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将动摇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基。有些学者强调影视作品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优秀。以电影《花木兰》(1999年)为例，迪士尼巧妙地改造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有的人把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乐园等看成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罗布·克罗斯教授指出:“对法国人来说，可口可乐成为体现在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递中放荡不羁本性的象征。在法国人发起的这场运动中，这种软饮料转化成被宣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偶像。法国人甚至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名字:可口可乐殖民主义。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优秀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中国维护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时必须有一种危机感，以文化自身的力量形成一种反制能力，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四、经济贸易顺差大国与文化贸易逆差大国不均衡的困境 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被视为世界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3年就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中国早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贸易顺差已达2万亿美元。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很弱。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秀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逆差较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 427种，而版权进口15 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优秀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面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增长数据，“文化赤字”现象越发凸显。有人考虑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全世界输出，或许会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对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有可能会遭到他国的抑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但面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有必要对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中国是要防止过度的释放，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自己的民族性格一样都需要彰显，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与长远。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乙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中国人口占22 %，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中国文化产业能力的低下直接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所要遭受的巨大风险，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的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政治只是使文化免于沉沦”。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所说，“软实力必须具有惠普世界的价值”。也就是说，软实力不仅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得到其他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软实力要想体现其效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态度的转变，即“发现~认知一理解一共鸣”，到立场的转变，即“对立一中立~参与一伙伴”;从由接触点产生兴趣，到交流扩大消除反感，进而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都需要一个过程的考验。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9年3月，全球已启动256所孔子学院，58所孔子教室。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 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除继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外，还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潜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大力扶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生产力;继续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凝聚力;加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等都是可行性的路径。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加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化软实力论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中国文化五千年传承 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早期的文化，如近似文字的刻划符号，舞蹈，音乐，城市建筑等。在奴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神权至上，青铜器文化高度发展，成熟的文字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华文化体系形成。秦汉时期，佛教、道教出现。宋朝是中华文化最发达、由盛转衰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华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影响，思想活跃，但破坏严重，思潮奔涌。近现代，中华文化力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 （二）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那么它将会面临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影响力、凝聚力以及感召力的困境20世纪的苏联曾强盛一时，不论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还是在经济、工业化建设上，都与当时的美国不相上下。然而，它的文化软实力缺失，长期的体制僵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分崩离析，永远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创新与保护 1.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大环境 环顾当今世界，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经济强国必然是科技强国。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亚洲一些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拿不出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现在中国文化产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产品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源分散，人才、资金、市场恶性竞争，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文化产品的创意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要想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必须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及创意文化结合起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给世界。 2.保护文化，同时也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因此，当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四）如何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 2.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3.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4.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三.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科学与人文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摘要：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中国的思想政治水平，这就客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不仅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更加注重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诉求，以满足其发展需要为目的，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契机，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融合；思想政治教育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含义 1、科学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精神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坚持并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同时，又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眼光看待已经存在的客观真理，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才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应有之义。 2、人文精神 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仅注重意识形态和理论知识的灌输，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使其思想政治水平不落后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水平，对社会主义高度认可，并最终在思想指导下付诸行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中，发扬关爱人生，伦理至善，求善、求美、求自由的精神，重视人的意识对主体自身的尊重精神和追求精神，不断弘扬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1、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趋势 人类社会文明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在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改变之后，物质文明已经日趋完善，科技飞速进步，客观物质世界正以人类需要的样子在被改变。 当下，当科技已经极大的解放了人类的双手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人类的发展似乎是缺少了什么。缺少什么？缺少的是精神文明，是人文精神，一直以来，我们的发展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经济而发展，为了强大而发展，却很少为了我们的精神需求而发展，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而发展。当我们的经济、国防、政治步入正轨，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精神文明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这也就客观要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并驾齐驱，更多的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更加注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关怀。 2、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可能性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是互相对立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精神更加注重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对知识的渴求，尊重客观规律及事实；人文精神侧重于人文关怀，更加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精神需要与人文精神融合发展，使科学精神中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有更严谨缜密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这样一个即尊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终极目的又是人文关怀的学科，科学精神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能性更高。 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必然性 单单只注重专业知识及技术的培养教育，轻视甚至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养，会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合产生障碍。这样大学生往往存在理想信念缺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现象严重，社会责任感不强烈，缺乏奉献精神。面对这一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培养会动手、有思想，德才兼备的新世纪人才。如果高校教育中还不重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很有可能是个有极强动手能力，缺乏责任感的不定时炸弹，这无疑是教育最大的失败。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合的途径 1、转变教育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想切实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教育中融合，就必须要转变教育理念。不应仅仅只重视培养有知识、会动手的大学生，需要明确的是，要将大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不是会工作的“机器”，以往大学教育过分注重科学教育，偏重于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了人文精神的教育，导致大学生不能全面发展，综合素质不能比翼齐飞。应当树立起追求自由、科学与创新的理念，以培养人格完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学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头等大事。 2、及时更新教材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要求当今时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必须要及时的更新换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别于高校教育的其他学科就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明显的阶级性和政党性，因为它必须要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及政治方针的宣传，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时刻紧随党的方针政策，只有教材的及时更新换代，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有效性。 3、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承载并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者信息的形式和手段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还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且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操作；二是必须是联系主客体的一种形式，主客体借助这种形式能够发生互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会议、活动、课堂教学都能成为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4、建设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 文化的熏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一个优秀的高校少不了优质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以育人为主要导向，涵盖精神文化、环境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校园文化虽然大多数以无形的形式存在，但是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大学生在课堂之外的时间能够通过自学等方式满足自我发展的需求，弥补课堂的不足之处。 5、应用合理有效的检验方式 一种教育体制，教学体系，教材结构是否合理还需要经过检验，高校应当从本校实际出发，制定一套合理完善的适合自己的教学检验方式，而不单单是教师进行评价检验，教师在教育教学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丝毫不能忽视包括教育体制，教学体系等在内的制度作用。只有综合全面因素的考评制度才是合理有效的，符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当然，检验的最终标准是看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如何，而不是大学生的试卷做的怎么样，分数高不高，应该摆脱传统应试教育的束缚，走出应试教育的圈子。 6、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 教育者的知识储备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在当今这个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教育者更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时刻学习充电，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提升自身素质，才能更好的完成教育工作，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的传授、价值观念的影响，满足受教育者在特定阶段的发展需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既要通过课堂教学，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任务，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又要注重熏陶与灌输相结合，更多关注大学生的情感及发展需求，以满足大学的全面发展要求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培养人格完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学生。 科学与人文论文:戏剧影视文学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实施 摘 要：本文对戏剧影视文学教育现状进行了简述，探讨了影视文学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意义。通过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看待，提出了对于戏剧影视文学教育改革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实施方法。 关键词：戏剧影视文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如何在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下，使戏剧影视文学保持着正确的方向，是现代戏剧影视文学教育的重要任务。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实施可以改善传统的教学方式，使得戏剧影视文学通俗而不流于低俗。 一、戏剧影视文学教育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传媒业的应用，使得戏剧的表现方式与传播方式丰富多样。传媒业近年来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模，由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传媒业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影响渗透在社会中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但是传媒业的蓬勃发展，对应的是戏剧剧作的写作数量和质量的更高要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如果提升戏剧影视文学教育的质量变得至关重要。 二、探讨影视文学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下，文艺的发展方向很容易被市场一些不正确的导向给带偏。戏剧影视文学教育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仍然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培养高素质人才成为目前教育的主要目标。保持文艺的持久生命力，而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迎合利益的欲望，而生产一些低俗的作品。好的文艺作品不仅仅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娱乐，更重要的是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精神快乐，带来进一步的思考。对市场的迎合往往会带来低俗的作品，会削弱文艺的生命力。 为了使得戏剧影视文学在市场的浪潮下仍然能有正确的走向，总结起来应对两方面的精神进行重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在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同时，对科学精神的实施可以培养学生严谨务实的科学研究态度，避免作品流于低俗，可以提高剧作质量的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实施意在培养学生以人文本的人文精神，使作品通俗却不流于低俗，更加注重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赞美与歌颂，可以促进正能量的传递。注重人文精神的实施，可以创作出更加时代精神的作品，使文艺作品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本身并不会对戏剧影视文学教育造成特别的影响，对戏剧影视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取决于如何对其进行运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理性与感性的思维方式，这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在戏剧影视文学教育中这二者必须并进发展，缺一不可。 科学对于技术的价值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大家形成的广泛的共识，科学精神为戏剧影视文学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但是如果在应用科学产生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不注重人文精神的发展，将会产生大量的精神上的迷茫与彷徨。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正确处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才能使得戏剧影视文学的教育有一个协调的发展，培养出高素质的创作型人才。 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涵义 科学精神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的教育使得学生在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要尊重事实，促使学生在戏剧创作中追求真理，敢于怀疑，能够使得学生在思考中不断地进步。科学精神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是一种批判创新的精神。在戏剧影视文学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实施，可以使得学生对于戏剧作品保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于自己创作出的剧作抱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科学精神的实施可以使学生在创作作品时始终怀着追寻真理的执着，拥有追去献身真理的勇气，同时保持着创新的热情。科学精神在戏剧影视文学教育中的实施能够培养出对作品负责任的高素质人才，能够抵制愚昧无知作品，推进戏剧影视文学作品的文明化。 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人文精神更重视人的理念、理想、道德等。在市场经济的巨大浪潮下，对于追求财富的欲望的膨胀很容易使文艺作品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为了避免市场经济谋求物质利润最大化的指导原则下产生畸形的文艺作品，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教育的时候必须注重对人文精神的实施。 五、改革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全面实施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目前高校中的戏剧影视文学的教学方式大多是教授讲授，而学生的专业写作能力是通过课上讲授和课下练习进行。但是为了使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能够真正渗透到高校的教育中，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创造出高水平的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必须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全面地改革。 1.课程设计改革 在进行高校戏剧影视文学教育的课程设计的时候，要因材施教，根据各高校的定位以及人才市场的变化科学地进行课程设计。目前影视产业的在网络平台地推动下，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电视剧和电影诞生。影视传媒和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市场需要大量的影视文学专业的人才。因此在教育的时候，原先地小众精英教育模式便不再适合，要扩大招生规模，同时注重网络剧人才的培养，同时在进行课堂教育的时候，要注重实践，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进行课堂设计的时候不仅仅要注重对阅读和写作的培养，表演与拍摄的实践也是必不可少的。 2.培养求知探索的精神 进一步的发展离不开探索与实践。案头教学的效果远不如舞台实践的效果，在舞台实践中，场景设计、灯光效果、演员服装等与舞台表现的契合度，以及对学生的排练知道都会使得教学方式与方法更加完善。针对舞台表现的实际不足，使得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而不是盲目的照本宣科。而学生也可以从舞台实践中的迅速成长，不仅仅只是参与剧本创作，而是有机会参与到招募演员和演出中去，真正实现了实践，促进对课堂学习知识的运用，而不是纸上谈兵。 六、结语 戏剧影视文学对于社会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因此对于戏剧影视文学的教育必须要进行重视。结合时代的特点，因材施教，培养高素质的创作型人才。 科学与人文论文:浅谈大学教育中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摘 要：当今社会的大学教育，学生常对未来感到迷惑。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的优秀，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提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辩证统一，作为一名大学生，不仅要具备渊博的知识，还要具备较高的人格修养。 关键词：大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在经济和物质利益氛围的诱惑下，当代大学校园里充斥着市场精神，大学校园缺少纯粹的文化气息。部分师生放弃了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欲蔽灵台，心为物役，使科研学术成为追名逐利的手段，这些都使正确价值观越来越远离校园。 这篇文章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自己对大学教育中科学技术培养与人文精神培养的认识。 一、当代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现状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表示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少数学生能简略回答一些表面含义，如科学精神，就是以科学为主，对科学有孜孜追求的热情，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强调发扬人的个性，对什么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回答可谓是五花八门。相当一部分学生对高学历和多证书的追求是一种功利和实用目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部分学生文化视野狭隘，只讲眼前，不讲长远，缺乏必要的人文素养，上述反映出部分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二、什么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呢？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定义，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就其基本的含义而言，科学精神就是尊重体现科学技术的价值，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依靠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发展。而人文精神则注重人的思想观念，重视人文文化素养，强调依靠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社会进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们深入观察与不断认识世界所不可或缺的。 三、如何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蔡元培先生曾说：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最重要的实质就是指人文精神。科学教育依赖科学，着重追求科学文化知识、科学方法的探索；人文主义教育则强调人的思想和情感。科学教育以求真为主题，人文教育以求善为根本；科学求真需要以人文为导向，人文求善需要以科学为奠基，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完整的教育应包括“学习做事”与“学习做人”两个方面。“学习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精神；“学习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成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优势互补，使一个人在体力、智力、伦理各方面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总之，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增强其对科学求真、求实的追求。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增强其精神力量，丰富其内在情感，促使其情感智慧的提升。大学担负着培养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的重任，因此，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素质有利于提高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锻造是构成高校教育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舒扬.大学人文精神构建论析.光明日报[N].2002-07-26. 科学与人文论文:浅谈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融合 摘要：自创立了价值学说以来，学术界围绕真理与价值关系进行着广泛讨论。一定意义上说，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带有很强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主要是个体实践中广泛用以指导的科学教育的真理性。人文修养带有很强的价值性。同理，这种价值性主要是人文修养中用以广泛指导的人文教育的价值性。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关系问题，实质就是真理和价值的关系问题。所以，探究真理与价值关系，对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自然科学；真理；价值 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和人文修养的融合问题被提出来，是因为在当今个体实践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体实践的作用之大，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几乎囊括了人类生活实践的个个领域。这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发展过了头，而是，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作为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着，实践着。这些独特的实践方式，就形成了个体的实践模式，对于个体的实践而言，整个社会的实践模式我们不能选择，但自然科学下的个体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改善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个体实践活动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发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使人们忽视了人文修养的重要性。人文修养以人文教育为主，人们往往认识到传统教育的改革要与时俱进，以此顺应现代化科技发展带动经济发展这样的时代特性，而往往忽略人文教育对于人文修养，甚至是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的重要性。因此，人文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的弱化，人文修养修养的忽视，在自然科学下个体实践能力不断进步的同时逐步显现出一些问题。人文修养的弱化必然会对个体实践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 一、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 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就是在追求真理的自然科学指导下的个体实践。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科学发展关系的密切性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指导下的个体实践对革命，对传统人文学科的突破，才能够使得社会快速发展。在今天，它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的成果在社会中的运用，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且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部门，深刻影响着社会和人的活动。可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在矛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唯有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结合，才是比较正确的选择。人文教育促使人们用科学的观念和思维来认识世界的教育。人文教育下的人文修养就是以人为本，教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告诉人们怎样做人做事，告诉人们怎样认识客观世界以及正确处理好种种关系，它着眼于思想道德的培养，立足于个人整体修养的提高，从人的内心最深处改造人，并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人的普遍行为规范，进而以和谐的人与人关系这种形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文追求的高级境界就是提升个人的人文修养。这样一来，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就更要融合了。 二、真理与价值 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实质真理和价值关系。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就是真理原则以及价值原则。认识论中一个标明认识深度的层面就是真理，揭示了事物存在本质和规律。真理原则，在意识及行为中探究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并且执行真理就是真理原则。真理原则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依据世界的固有规律。价值，就是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价值原则。主体的需要必然寓于人的意识以及行为之中。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必然以人的尺度和需要去执行。价值原则体现的是主体性原则，价值标准以及价值原则是与主体性相一致的。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都要最大程度的保证人的社会需求以及利益，使客体最大程度的服务与主体。 人们的主观世界要和客观世界相是真理原则的一个必然要求，而客观世界要与人的主观世界相符合是价值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不统一性又是真理与价值关系的一种必然，真理揭示了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价值却是与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并且随主体利益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真理与价值又是辩证统一的。真理和价值互相包含，互相渗透，并不是可以完全的区分开。真理和价值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其中间环节就是主体的需要，人的行为目的是作为动力，主体把真理性认识和与自身相关的利益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并用真理性的认识来指导具体行为。人的需求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主体的需要被满足以后，新的主体需要以及行动的目的会再次出现，为了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价值目的就会作为能动的力量促进主体再去认识并了解客体，探究真理，并去改造客体，最终证实真理。与此同时确定价值，并且创造出新的价值。价值转化为真理，就是说，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以价值作为目的和动力，促使主客体不断的进行对象化以及非对象化的变化运动。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把二者绝对分离或者完全等同，真理以及价值是不同性质的认识，不能混为一谈，不然会造成思维的混乱。但是二者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又是相互统一的，真理为实践提供可行的依据，价值为实践提供能动的动力。真理和价值的结合形成了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动力。 真理和价值都具有局限性，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价值的主体性特点，使得价值包含着主体本身的特点。正是这样，真理和价值必然是互补的，这种特点也为我们融合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提供可能。 三、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有机融合 目前，在国内，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相对于人文修养更会被社会重视。特别是，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人们普遍接受以后，要改变落后的局面，讲科学，注重个体实践会成为第一性的选择。这里所说的人文修养，不仅仅是对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个体实践的补充。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在个体实践的推动下，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而这种改变也要求人文修养和人文观念进行不断地更新。如果教条化的照搬传统诚信，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规则有序进行。 因此，融合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必须重视大学的作用。发挥大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使人得到长足的进步，社会也能更加和谐。（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科学与人文论文:浅谈高校辅导员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融合的教育管理模式 [摘 要] 高校辅导员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融合的教育管理，对青年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成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采取的措施有：辅导员的人格魅力与示范效应、制度建设与规范、学习环境建设与布置、校园活动设计与开展、社会实践与特色活动、修身设计与引导、专业成才与成人成才、人性化服务，个性化培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管理。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人文素养；教育管理 一、前言 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思想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代表了现代教育管理发展的新方向，那么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应该如何在教育中真正得以体现？这是高等教育以学生为本的关键所在。按照社会的发展，高校不能只注重学生的智能和技能的提高，更多的应从学生的人文教育出发，让有形的知识技能传授和无形的人文教育（潜在教育）相结合，把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作为基点，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精神，促进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实践技能的提升，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用人文教学生求善，用科学教学生求真，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融合，共同培养适应21世纪所需的青年大学生。 二、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含义的界定 “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cio，英文science，其本意是“知识”、“学问”。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和使用“科学”二字。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多次使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开始在中国广泛使用。科学是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实现具体统一的实践活动，是通往预期目标的桥梁、是联结现实与理想的纽带。也可以说科学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包括真实的联系与变化的规律）和创造符合主观认识的客观实际（事物、条件、环境）的实践活动。人文，中国古代有“教化”与“生成”之意；在中国古代“人文”二字，最早出现在《周易.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今天的人文主要指人文精神，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一种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人生态度。 三、高校辅导员实施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融合的教育管理的必然性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把“人才强国”战略作为我国发展的根本性战略；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高等教育要树立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开发人的潜能、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第一需要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是保证我国高校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是高校德育人性化这一理念的优秀体现。 （二）新时期新阶段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作为高校辅导员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教育管理工作对象是人，教育工作中的互动因素和工作成果的都体现为人，我们的“产品”就是人。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培养的“人”是优秀的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推动国家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人。我们的工作就必须以人为本，发展人、塑造人、完善人。所以说，教育的事业就是实实在在“以人为本”的事业，是育人的事业，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也应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教育管理工作。 （三）国家未来发展与高校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以人为本，管理与育人紧密结合的大学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产地，又是人才聚集的地方。以人为本主要是坚持“以学生为本”，将管理、服务和育人紧密结合。坚持“以学生为本”，简单说就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全方位育人，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校工作的总目标。 四、辅导员运用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融合的教育管理的措施 （一）辅导员人格魅力与示范效应教育管理。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是辅导员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辅导员的人格魅力与示范效应具体体现在工作中， （二）制度建设与规范的教育管理。为了激励学生参与管理，辅导员必须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有效激励机制，通过班级组织激励、榜样激励、荣誉激励、绩效激励、目标激励、成就激励、能力激励、环境激励和物质激励等措施，为学生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教育管理实施和实现提供机制保障。然而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关键是要问自己：“为什么制定相关制度”？这是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总之，没有制度的教育管理是无源之水，制定科学性针对性的制度同时辅助科学有效的教育管理方式，才能达到教育管理的目的，而制度的规范性决定了制度的可行性和成效性，作为辅导员应研究适应新时期的教育管理的制度建设体系，从而为学校培养人才服好务。 （三）学习环境建设与布置的教育管理。环境影响人，环境教育人，环境培养人，相反，没有和谐氛围的环境，没有人文的环境，没有科学气息的环境是不能成为大学的，也不能成为育人的摇篮的，可见环境的建设与布置对一所大学的育人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只有环境与人的统一才是我们追求的育人环境，环境建设应从学生的寝室，学生的课堂，学生实验室，学生实践基地，学校学生的活动场所等地方，从不同侧面不同的意义上设计教育管理学生的环境建设主题，使学生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中接受教育，而不是单纯的课堂教育，这样从多角度多层次多环境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人文教育，法制教育，以此形成交叉式的育人环境。 （四）高水平校园文化活动组织与开展的教育管理。校园文化活动是学校育人的载体，建构高水平的校园文化应求精不求多，保证质量、避免形式主义。多举办紧跟时代步伐的，能反应新时期大学生风采的、有品味的、能达到育人目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成长，体验成功，真正使校园文化活动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载体。 （五）社会实践与特色活动相统一的教育管理。社会实践是学生锻炼自我的平台，是检验知识的课堂，学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成长的更快，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观。大学作为育人的殿堂，只有着重实践才能使学生更早更快成才，这就要求辅导员充分从学生的角度的出发，以学生专业为立足点，注重学生的长远发展，在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中灌输社会实践的思想，鼓励学生参加科学性与创新性较强的比赛。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工作理念被提倡的教育大背景下，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融合的教育管理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在高校辅导员的教育与管理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是时代对于大学生个性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下，当代大学生的共同需要就是成才，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维护其尊严，满足其需求，激发其动机，引导其行为，发挥其潜能，促进其成才，这不仅是高校辅导员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今后努力开展学生工作的正确方向。 作者简介：温暖（1981-），女，汉族，吉林榆树人，长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齐丹（1979-），女，蒙古族，吉林白城人，长春理工大学理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与人文论文:高职院校要为学生插上科学与人文的双翼 【摘要】《大学语文》课程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对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良好的人格有重要作用。高职院校应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根据培养对象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定位。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课必须人文性、工具性与科学性并重，正视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教学的解决方法。通过专升本《大学语文》的有效教学，以端正的态度和责任感对待课堂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大学语文》的自主学习，以提高学生的专升本学习成绩，既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也为高职学生积淀文化底蕴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高职 ； 《大学语文》 ； 自主学习教学策略 高校的《大学语文》教育走过一个漫长的曲折过程，由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语文》进入各高校的课堂，各专业纷纷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到后来的教学改革使《大学语文》边缘化，令人感到十分地惋惜。2006年9月，中办、国办《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应该是重新振兴《大学语文》的一个转折点，国家的重视文化的传承又给《大学语文》一个新的希望，可是作为高职院校重工具实用主义出发，还是不能还原给《大学语文》一个应有的地位。 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大学语文》，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直以来，传统应试《大学语文》教学基本都是采取“教师讲、学生背”的注入式教学。教师手拿一本教材，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串讲，一字不漏；学生把老师讲解的内容记下来，课后背下来。这种灌注式的教学，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造成了对《大学语文》的厌学心理，学生缺少自主探索、合作学习、独立获取知识的机会和能力。 特别是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的人文性没有发挥出来，文言文在教材中所占比例偏大，偏深偏难，其结果是教师教得很累，学生学得索然无味，教学效果事倍功半。我们应该正视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教学的解决方法。 一、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必要性 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缺乏，而《大学语文》在人文教育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黄高才先生是一位一直从事《大学语文》课程功能研究的，他曾经说：“汉语的运用能力对每一位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高职院校首先应该保证足够的课时开好《大学语文》课。”[1]《大学语文》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它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文化构成，它所承载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明成果。 目前，高职院校大都没有开设《《大学语文》》的课程，有些只是为了迎接专升本，临时抱佛脚考前开设《大学语文》，教师仍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虽然有的加了PPT教学，也只不过照本宣科的蓝本，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方法循规蹈矩，做做练习题和试卷，还是一种应试教育的模式。难以帮助学生积淀文化底蕴，提高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 “文学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当今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数字化时代、图像化时代，文学的存在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但文学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因为它是语言的艺术，任何时候人们都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营养。”[2]高职院校专升本的《大学语文》，提升人文精神，塑造良好的人格。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 要让课堂生动起来是教师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认为在教学中应采用一些多元的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营造一种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教学互动的课堂氛围，使学生处于愿学、乐学的学习状态，是提高学生学习《大学语文》的效率和效果的好方法。 基于上述原因，改革高职院校的专升本《大学语文》教学方法，制订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是必要和及时的，也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教改课题，我们将认真研究。 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的双重任务 “高职院校专升本《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始终要紧紧围绕高职学生的特点进行，瞄准培养目标，正确定位，因材施教，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这是研究的重之重任，这样才能在高职院校专升本《《大学语文》》教学这块土地上收获累累硕果，让高职学生感受到与高中应试教育截然不同的《大学语文》教育和熏陶。” [3] 普通高校一直以来对学生的人文教育比较重视，也可以说他们站得高，看得远，能够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着想，使大学生插上了科学与人文的双翼，让学生在事业上飞得更高、更远；而一些高职院校却急功近利，把《大学语文》只当作工具学科，甚至从眼前的需求确定人文的价值，因而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认识上出现偏颇，认为学习点古文一点用处也没有。西安联合大学黄高才教授说：“同样是《老子》，在思想博大的人看来，它是一部人生哲学，细细研读能够从中去获得极其丰富的思想营养；而在思想浅薄的人看来，它只是一部古书、几篇古文而已，读与不读都一样。对于《大学语文》课的认识，道理与此相同。” 《大学语文》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它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大学语文》又是一种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培养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观；《大学语文》还是人格教育，意在用文学和文化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大学语文》教育可以是一种互动式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学习习惯；《大学语文》教育还可以是一种延伸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大学语文》既包含了深刻的哲理，也蕴藏了儒释道的美学原理，体现了“中和之美”，呈现了“见素抱朴”返璞归真的自由境界。《大学语文》是国学中的经典选摘，又是现当文学的发展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因此，不能单单把《大学语文》看作是一门工具学科，它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塑造学生的高尚心灵，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高职院校应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应根据培养对象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定位。一是要从培养目标的需要了出发，特别关注高职学生这一批次的人文素养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二是要从课程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出发，《大学语文》承载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宝贵财富；三是要从语文这个工具学科出发，没有语文的基础，影响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发展。从这些方面考虑，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课必须人文性、工具性与科学性并重，《大学语文》的教学必须是应用性和文学性同行，把能力的培养与素质的提高并行。 《大学语文》要表现出“人文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文学形象的激励、感召和影响，陶冶学生的情操，净化学生的灵魂，培养学生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团结协作、与人和谐相处的品德；二是利用文本所承载的思想，培养他们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与顽强拼搏的精神。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大学语文》课具有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改善学生思维品质的功能。这主要源于两点：一是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人的语言能力的发展必然促使其思维能力的发展；二是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与联想能力，改善学生的思维品质。”[4] 因此，高职院校要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把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教学研究相结合，在专升本《大学语文》的实践教学中，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探索新的教学方法，然后在实践中验证其可行性，是教学改革研究的基本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一是解决提高高职学生《大学语文》教学效果的问题。研究如何改革高职专升本《大学语文》的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索新的教学途径和方法，提高专升本《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 二是解决提高高职应试《大学语文》学生考试成绩的问题。使学生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提升学生的专升本《大学语文》学习能力，掌握学习的方法和答题的技巧，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提高专升本《大学语文》考试成绩。 三是解决提高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问题。专升本《大学语文》课程不但要教给大学生知识，取得更好的考试成绩，更应当融合高校素质教育理念，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引导其提升人生境界。使他们读懂人生，学会做人。 “健全人格是认知（知）、情感（情）、意志（意）三方面高度平衡发展的结果，那么《大学语文》教师就应该在每一个教学行为中，着重对学生知情意培养的探索。”[5] 三、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有效教学策略 研究专升本《大学语文》教学策略，首先要改革传统的不适宜的教法，探索《大学语文》教学方法。其次要研究学生事半功倍的学法，指导学生探究性的学习方法；同时要研究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精神，达到良好的《大学语文》教学效果。 一是以端正的态度和责任感对待课堂教学活动。 1.研究专升本《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以教学大纲为准绳，同时研究相应的教材，覆盖所有考试的知识点，以点带面，教学中做到重点突出。 2.研究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构建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讲授《大学语文》的教师自身也要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人格魅力，被学生所尊敬和接受。 二是培养学生专升本《大学语文》的学习兴趣。 1.明确学习目的，增强内动力，激发学习专升本《大学语文》的兴趣，把应试教育，变成有兴趣的学习，改变学生以往的有压力的学习。 2.注重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培养，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变以题海战术，精讲神练。 3.加强学法指导，培养学生探索性学习。虽然是专升本，《大学语文》教材承载着许多知识，需要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究，教师要“授之以渔”，教给学生以有效方法。 三是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方法。 首先，课前运用信息化平台或教学网站教学。按教学计划，把每周的教学任务以学案的形式传到平台上，先让学生自行解决字词等基本问题，使学生能够阅读经典的课文，并且了解时代背景和文章大意。学生自己动手查阅资料，既训练了他们的综合能力。同时学生又可以很好地阅读和理解文章内容，体悟出更多的文化内涵。 其次，课中教师运用PPT等多媒体教学手段，突出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增加课堂教学的密度和张力，同时又使教学变化了形式和增加了趣味。然后组织学生讨论或答疑，可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根据不同内容选取启发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和情景教学法等等，同时也可按着考试题型分析试卷。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可以把问题引向深入。强化了学生记忆的知识，也增强了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注意强化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再次，注重引导学生进入语文情境和人文意境，使学生把握了经典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古代文人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近代大师们改革的坚强意志，鲁迅“立人”思想的划时代意义，现代作家对人生的把握，给高职学生以很多教育，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诗歌的意境美，散文的哲理内涵，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戏剧的语言对话及角色扮演，诸多的艺术性，都给高职学生以艺术盛宴。既可以激发学生兴趣，又启发学生思维，增强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对文学艺术欣赏能力及对情感的感悟能力。 总之，在当今信息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大学语文》教学不仅使高职学生增长了知识，也培养了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通过《大学语文》经典文章的阅读，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审美领悟能力，进而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帮助学生构筑精神家园，为学生走上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高职学生插上了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翼，愿他们能展翅飞翔！ 作者简介：刘桂萍（1963- ），女，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从事素质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 [摘 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必要性表现在：是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是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推动心理学本土化提供人才保障;是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实现协调培育的路径有：以科学规范人文，以人文引导科学;采用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将杰出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引入教学;教师教学活动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心理学 教学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关系 人类文明开化之初，人文与科学同源共生，和而不同。作为儒学经典的《易传》中存在大量类似“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将人文与科学统合思考的论述。作为先秦儒学教育优秀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和三物（六德、六行、六艺）则体现了将科学寓于人文，以人文为重心的教育思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逐渐从人文中分化并独立了出来，成为强势主导学科。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更是彰显了其作为双刃剑的威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描绘了一幅既令人憧憬又令人担忧的画面。科学技术本身价值中立，“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仅用科学本身来根治”。[1]现代科学的昌盛亟须人文的复兴。科学与人文是文明的一体两翼，断其一翼或失其一翼，都不利于文明的整体进步。[2]因此，现代教育应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共同繁荣，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思维方式和现实关切点不同：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体现工具理性，人文体现价值理性;科学训练思维，人文涵育情感;科学辨析因果，力图解释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人文评价是非善恶，致力于涵养道德情操和融洽社会关系。[3]因而在人类科学和人文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着鲜明的差异。科学精神是指人类在科学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凝练和升华出来的共同信念与行为规范，它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实事求是、反对臆测的求真精神;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批判谬误的理性精神;开拓创新、涤除僵化的进取精神等。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崇尚人格尊严，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提倡民主，主张平等;肯定人类的生活创造活动及其成果，鼓励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反对神秘主义，高扬理性。[4]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相需互发的。人类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利用所发现的客观规律与发明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这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又落实于人的过程，亦是人文精神的实现过程。没有人文精神指导的科学实践，最终只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技术狂欢。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5]中国哲人也认为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6] 二、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必要性 （一）是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 杨叔子院士指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精髓;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有人文的精神与人文的内涵。”并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受人宰割;而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7]作为未来社会发展和建设的中坚力量，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既具有科学素养，又饱含人文精神;既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完善的人格和道德情操。在心理学教学中，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充分融会贯通，才能不断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二）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心理学史家把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把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把学科独立同实验室的建立联系起来有着特殊的考量，就是将心理学定位为自然科学。自此，心理学主要受到科学主义取向的支配，但由于科学主义取向的先天缺陷，其始终为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所诟病。这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野，前者包括内容主义、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后者包括意动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超个人心理学等。 科学主义取向为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诸多层面制约了心理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弥漫着它所带来的“胜利的灾难”。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客观主义、定量分析、还原主义以及方法中心。[8]这导致了对心理现象主观属性的忽视、心理整体性的支离、人的尊严与价值感的丧失、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抹杀，其研究视野下的人变成了没有情感、个性和生活的孤立客体，心理学也就变成了“没有心理的科学”。因此，科学主义取向不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人文主义心理学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人文主义心理学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的心理，强调人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才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张从精神和社会文化方面去理解人。其人性观和整体心理观弥补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缺陷。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普遍缺乏实证的检验和支持，常被奚落为心理学研究“史前模式”的重现，被诟病为“诗人或哲人的心理学”。因此，人文主义取向亦不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 诚如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主义，倡导科学精神，反对人文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一样。心理学应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重视科学研究的价值，在科学精神的规范下实现人文关怀的理想。由于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特殊性，未来心理学在保持自然科学取向的同时，亦将充分体现人文科学的取向;在深化自然科学取向关于“事实世界”研究的同时，亦将继续探索人文科学取向的“价值世界”。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坚持的客观准则、定量分析及其研究方法以及人文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内省、移情和理解等主观方法，在未来心理学研究中将通过扬弃实现更加合理地整合。从对人的本质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到实证的分析研究，再从实证的分析研究到对人的本性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应是未来心理学理论构建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对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是由心理学兼涉自然和人文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两种研究取向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在心理学专业教学方面的客观要求。 （三）为推动心理学本土化提供人才保障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心理学研究只有充分尊重人的社会性才能更好地进行人文关怀。人类的心理现象固然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性亦是心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心理学受益于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中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的人文研究取向关注不够，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形态下个体和群体心理的系统研究不够充分，有影响的本土化心理学理论不多，不能充分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界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心理学的本土化需要心理学研究人员自觉推进，更需要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培养一批既具有求真务实、严谨规范的科学精神，又具有以问题为中心、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的高素质心理学从业者，为推动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进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四）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心理学被割裂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很多心理学从业者也给自己贴上了科学主义取向或人文主义取向的标签。但这样的人为分割在心理学的实践应用中将会充分暴露出其褊狭和幼稚的一面。心理学实践应用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科学精神倡导的客观、量化和严谨，也需要人文精神高扬的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任何厚此薄彼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促进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三、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路径 （一）以科学规范人文，以人文引导科学 规范、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提高人文实践活动水平和效率的保障。高校心理学教学应注重对大学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从课题选择、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分析和结论概括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问题解析与表征、理论解释、方案选择和系统思维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应用实践中的科学精神。例如在社会心理调查的实践教学中，大学生经常出现研究结论的“过度概括”问题：从某一被试群体获得的研究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被试群体;从某一研究情境做出的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情境。教师应在教学中及时纠正这些有悖科学精神的做法，并以此为切入点塑造学生的科学精神。 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但如果把人文学科的教育视作人文精神培养的唯一途径，则是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割裂开来，其结果仍然是人文精神的落空。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寓于各门学科的教学中，在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在高校心理学专业教学中，教师要强调心理学的研究应该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中心，在关注研究的信度和内部效度的同时，应该注意提高心理学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目的，从而塑造学生在心理学学习和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例如在教学中对心理学实验室研究如何体现人文精神，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的思考。由于实验室研究强调严格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控制，因而相对其他研究方法在“科学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实验情境是人为创造的，且对变量进行了严格控制，实验情境的真实性因此受到破坏，使被试者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与自然情境条件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相去甚远。这就极大削弱了研究的外部效度，使在实验条件下获得的结果是否仍能从自然情境中获得、是否适用于自然情境成为问题。而心理学实验研究生态化的思想，是以探索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为基础，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验室固有的严格性移植到真实环境中去，这是将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有益探索。 （二）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 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最直观形象的方法。人的心理与行为活动具有客观规律，这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探索。同时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与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人是有意识和思想的存在物，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这就需要以人为中心合理运用内省和移情等主观方法进行探索。在心理学的应用实践中，科学精神是客观、精确和严谨的保证，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保证，两者缺一不可。例如在心理咨询的实践教学中，教师要使学生意识到心理咨询工作首先应建立在掌握人心理与行为活动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尊重心理诊断的客观性，重视咨询技术的适用症状范围和干预措施的严谨性，从而保证心理咨询工作的科学性。同时心理咨询师需要注意每个来访者都有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环境，每一种心理问题都是主体与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沉淀在来访者身上的具体显现，这就需要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倾听、共情等方法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 （三）将杰出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引入教学 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指对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研究。杰出的本土化研究必然是科学化的精品、民族化和人文化的典范。例如，王登峰关于“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就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中的翘楚，它既注重了研究的科学性，又突出了人的文化差异性，凸显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精神。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搜集和整理卓越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在教学过程中从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角度向学生阐述此类研究的价值。 （四）教师教学活动的示范作用 教师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说是一种更加直接的观察学习过程。在心理学的专业教学中，教师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设计和具体的教学过程应遵循学生专业学习的教育心理规律，依照科学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还应充分进行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把学生当作教育的主体和中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主动建构知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尊重与融合，对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科学与人文论文:大学生科学与人文精神培育路径研究 摘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通过对当代大学生素质现状分析，阐明培育科学与人文精神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就科学与人文精神培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思考。 关键词：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大学生素质 培养路径 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任，大学生的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何让高校成为精英的源泉，大师的摇篮？让大学中盛开思想之花，常绿创新之树？笔者以为，在大学生素质培养中，让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融一炉”十分关键。 1.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概念及联系 “科学”（science）来源于拉丁文scieniia，意思就是知识学问。所谓科学精神，是指从科学中凝炼和提升出来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体系。从内涵上分析，科学精神以理性著称，以严谨自律，以批判作手段，以创新为目标，是一种不断创新的“求真”精神。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原指礼教文化。吴国盛先生将“人文”拆分成“人”和“文”两部分，前者指理想的人（人性）最好的存在方式，后者指达到这种理想人性的方式，即文而化之的培养方案[1]（P47）。从内涵上分析，人文精神关注意义和信仰，重视道德信念与人格的塑造，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它是一种循人道、合理想的“求善”精神。 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尽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源于人类对自然和人世的认识，在研究对象、思维模式、精神气质等方面存在反差，但在本质上却有诸多相通互补之处。科学求真，真中涵美，文艺唯美，美不离真，人文尚善，真善合一，皆以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为追求。科学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求真精神，以科学成果造福人类的求善精神，促进人与自然统一的求美精神本身与人文精神可谓同源共生、殊途同归。所以有学者认为，科学是“天道”，人文是“人道”，统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天人合一”方为至道。 2.当代大学生素质结构现状分析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和道德价值取向总体而言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是也不容忽视，部分大学生存在胸无远志，理想缺失的倾向，人生追求庸俗化；亲金钱，远精神，价值取向功利化；重私利，轻道德，社会责任虚拟化；淡漠中国优秀传统，追逐外来粗俗文化。大学生素质结构的失衡从另一方面昭示了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2.1应试教育带来的“先天不足” 长期以来，应试教育主导了我国中小学教育进程，对高考的重视使得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偏离了常轨，产生了诸如注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文精神培育，强调个人竞争、忽视团队合作等种种问题，加之大学生绝大多数为自小倍受宠溺的独生子女，弱势的叠加造成了大学生素质发展先天不足状况。 2.2市场与就业引发的“后天失调”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冲击了等级特权观念，破除了人身依附关系，但在企扬自信、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又催生、助长了人们的经济趋利取向， 使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盛行一时，人们在对华屋、香车、美食等物质资源的追逐中，放松了对道义、信念、抱负等精神财富的守护，“单向度”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在高校扩招后就业压力客观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大学为了避免就业不足给招生带来影响，在决定大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上唯市场需求的马首是瞻，甚至一度出现了以市场需要来“经营”大学的理念。这样一来，人文学科因其缺乏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功能受到冷落，更因其内蕴的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唯利、人际关系庸俗化等不良现象的批判性思考而倍受排挤，导致大学教育弱化文化陶冶，注重专业教育和功利导向，结果是大学生专业基础不牢，文化素质缺乏，同时也在为人之道和社会担当上有所缺失，从大学校园内盛行不衰的培训热、考证热、公务员热、毕业论文抄袭等现象中可见一斑。 3.加强科学与人文精神培育对于大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 3.1有助于大学生养成现代人格 早在1948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讲演时就论述了“半个人”的缺憾。一种是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技术，能够对客观物质世界作出比较准确的事实判断，却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不能领悟人生价值的灵魂残缺的“空心人”；一种是拥有一定的人文知识，却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不能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为社会服务，这是被科技浪潮推到社会边缘的多余人即“边缘人”。“空心人”和“边缘人”都不是“完整的人”，都没有完整地掌握人类的精神财富，都不可能形成完善的人格和完美的心灵，也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高科技日益增长、知识密集，生活质量全面提高、文化需求全面增长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们认识与观察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统一有助于大学生成长为现代意义上完整的人，从而既有科学职业技能和理性思维，又有人文价值操守与和谐发展理念，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 3.2有助于大学生构建价值坐标 坚定的价值、信念等内心力量的支撑有助于一个社会人在生存发展之路上走向深远。大学生肩负使命，但在一个斑斓多元的的社会框架中不可能游离于多元价值的现实社会之外，必须要构建自己的价值元轴，培育大学生科学与人文精神，可以塑造学生的价值思维意识和能力，使他们思考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系，从历史的、世界的角度从看待社会主流价值的变迁规律，从中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实现从融入现实社会的适应性生存，到引领和开拓社会生活发展性生存转变。 3.3有助于大学生增强方法意识 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终身受用无穷。知识的灌输仅能满足学生一时的求知需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却能使他们获得自我持续发展的能力。科学与人文精神并重培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方法意识， 让他们既有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又有人文的悟性思维方式；既有横向的逻辑思考，又有纵向的发展谋略。“博学之”以广泛培养兴趣，不明则问，以学有所疑的批判态度来“审问”所学，从价值等多种角度“慎思”所学，以“求真”的科学态度来“明辨”所学，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以主客体统一的实践来“笃行之”，从而构建知识自我选择、自我获取、自我辨别、自我吸收的良性循环系统。 3.4有助于大学生培养创新能力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双翼，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引擎。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科学精神的弘扬必然带来创新意识的光大。要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就需要人文熏陶与科技教育的融合。如杨振宁教授倡导科学要与艺术结合，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也精通音乐的爱因斯坦讲得尤为透彻。他表示：物理给了他知识，艺术给他以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无限的。爱因斯坦从想象人类以与光速相等的速度飞行开始，通过七载的数学推论创建了黎曼几何，最终创立了相对论。可见，创新无法离开想象，而培养想象力，人文教育其中的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育，可以让大学生在大胆想象、积极探索，严谨求证中逐步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4.加强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4.1重塑教育理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发展理性，使人的心灵得到解放与和谐发展。爱因斯坦也说过：“学校的目的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2]（P28）我们常常说，要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和尊崇，是对人类命运的真挚关切，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是科学和信仰的统一。我们要改变重科技、轻人文的教育观念，让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实现观念相互渗透、知识相互交汇、方法相互补充、精神相互融合，把实现传授专业知识与完善学生人格两大目标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作为现代大学的教育理想，这也是当代高等教育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4.2熔炼文化环境 校园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实现大学教育目标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校园文化甚至比一般的课程学习更重要，刘献君教授说：“我们之所以重视环境建设，原因就在于‘泡菜理论’，同样的蔬菜在不同的泡菜水中浸泡，其味道是不一样的。”[3]事实确实如此，校园文化在较高层次上调整着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对大学生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培育过程，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一是思想传播。积极举办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科学人文素质的系列讲座、形势报告会、专题研讨会等来拓宽视野，启迪思想；二是活动组织。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来丰富生活、陶冶情操，如举办主题教育、科技创作、征文比赛、演讲比赛，高质量的艺术展览、电影欣赏等活动，让大学生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三是氛围营造。俗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庄严肃穆的典礼仪式强过空洞的意义说教百倍，整洁的地面、幽静的阅览室远比“禁止吐痰”、“严禁喧哗”的规则有效，树立良好的学风、校风，宣扬整洁、安静、优雅的文化主题和严谨、求真、求实的学习氛围，促文明，扬正气；四要精神物化。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以雕塑、建筑、遗迹、典籍等物质载体形式，物化人文精神于校园景观之中，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思想受到启迪，情操得到陶冶，精神得以升华，素质得以提高。 4.3改进教学体系 1978年，美国哈佛大学就提出了要重视基础，所有学生，不管你是哪个系的，必须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分析和道德判断、数学和自然科学、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化这五大领域各选一门课。如今，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已成为各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但教育的落实最终要通过教学来实现，没有教学体系的完善，教育目标只不过是水中之月，镜里之花。培育科学与人文精神，首先要以宽口径的通识教育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精心设计必修课，充分增加选修课，让文科学生尽可能掌握理工科的基础知识和思维方式，让理工科的学生尽可能接受人文学科教育，兼容并蓄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开放胸襟和全面思维；其次可以开设辅修专业，让学生文理相辅进行学习；此外，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丰富人文教育内容，如加强科学价值取向指导，培养学生的科学道德，寓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于科学教育中，发挥美育功能等等。要特别注意防止随意设置人文学科课程的倾向，坚决唾弃那种诸如商业洽谈技巧、实用公关方略等“快餐式”教育，以及在人文教育中重“经管法”、轻“文史哲”的短视做法。 4.4提升教师素质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不仅是自己学科的教员，而且是学生的教育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能否把科学与人文教育融合起来，关键在教师。教师的知识结构、为人、治学及做事的准则、态度、方法和风范极其关键。然而，长期过窄的专业教育模式、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忽视，导致了大学一度在畸形中发展。现在大学的许多教师也是这种模式下的“产品”，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又在大学教师中产生了如学术功利化、学术不端等新问题，这些都不利于教师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教师人格力量在学生中的感染、启迪作用，使教师真正的集传道、授业、解惑于一体，身教与言传并重，担当起育人重任。 在具体做法上，一是从源头上改善素质。在大学新补充教师的履职培训阶段，通过强化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训练。二是以各种方法加强对高校教师的在职培训与考核工作。通过提高认识、制度建设和机制促进“扬强补弱”，让广大教师实现由单纯的学科知识型向综合的智能型教师转变，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比翼双飞”，并在考核工作中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精神等与专业知识、文化知识、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并重进行。三是积极倡导广大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研以促教，教以辅研，尤其是支持教师参与跨学科、有实践针对性的课题研究，这是推动教师提高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4.5增强社会实践 古语有云，“实践出真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开设课程、举办讲座、阅读书籍固然可以增加知识，仅此却无法将知识内化为精神素质。事实上，缺乏体验式的实践学习，无法从根本上触动学生的灵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拓展教育空间，深化教学效果，通过“科技小发明”、“假期三下乡”、素质拓展训练、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尽可能地让学生走向大街小巷、行至田间地头，认知自然和社会，联系社情民意。从源于生活的真人真事、真情实感中学习技能、积累经验、酝酿情感、激发思考，达到知识、能力和思想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最终内化升华为自身精神财富。 科学与人文论文:浅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摘要：人类社会是由科学与人文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精神的“两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正确认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关系；和谐社会 一、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认识 （一）对科学精神的认识 对于科学精神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精神”中的“科学”一词应指自然科学，科学精神是在人认识并改造自然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大胆探索，追求并坚持真理①。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精神不是指那些具体的科学原理定律，而是指科学所具有的优秀传统，是科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②而笔者认为，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就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但是，要指出的是，不管怎么定义科学精神，其共同的内涵都要求实事求是和开拓进取。 （二）对人文精神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人文精神，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主要包括人的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③。有的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在自己文化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自觉规范自己行为引导自己趋向所达到的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具体的说，就是人类应具有的以人为本、仁民爱物、修己安人、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④笔者个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其精神优秀是以人为本。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联系与融通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指的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能够同时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科学精神向人文的渗透，又表现为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⑤二者应当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人类的成长与发展，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切不可分割开来，否则人类将会面临各种问题。 （一）科学精神应该具备人文意蕴 科学精神是使科学探索永远进行下去的精神动力，为人类的幸福提供物质生活保障的源泉力量⑥。正是有着这样的探索动力，才有爱迪生、贝尔等一系列伟大的发明家日复一日的执着，为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声音。而科学精神中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都体现着人文的意义。科学方法主要有实验方法、经验方法等，这些方法都显示了科学的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和实证精神，能够让人们树立实事求是、追求理性的思想情操。一种暂新的科学思想有时能够颠覆一切，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奉为经典的牛顿运动学三大定律，使得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时间与空间，而其中恰恰体现了爱因斯坦的自信，体现了人对于自我的肯定；而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物理学家普朗克，他的思想始终禁锢在经典理论之中，对自己做出来的正确的实验结果却加以否认，致使其无法再进一步。 （二）人文精神应该具备科学素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文精神需要整合科学与人文特质，将科学精神融合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冷暖无常的人间百态，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爱情的碰撞，需要我们用理性的态度去审慎的面对，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感情；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现象与问题，更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与解决，得出概括性的规律，再推广到整个社会。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不能一味地追求“浪漫”，追求理想中的境界，应当要具备一定基础的科学观念、现实观念，并将其运用到人文学科的探索之中，否则，只会成为“空想主义”，终究只能“纸上谈兵”，而不切实际。 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联系的当代意义 （一）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地富裕了，但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却越来越荒芜了。为了金钱利益，“地沟油”、“苏丹红”、“三鹿奶粉”不断地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而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南京彭宇案”，“广州小悦悦”事件，反应出来的便是人们的道德滑坡。其实，“扶还是不扶”这本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人们的心倒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人文精神中能够指引我们朝着真善美发展，完善我们的人格，让倒下的心再次扶起来，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冷漠，不再为物质利益牺牲人的善良，真正让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挺起来，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二）有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层次。较低的层次是科学精神，较高的精神是人文精神。用科学精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人文精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⑦，这样更能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灵魂，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看作为一门学科或者是科学，而将对其的认识上升到哲学的领域，从而指导我们的生活与生产。 科学与人文论文:高校体育训练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探析 摘 要：在当今社会，高校体育训练中既需要科学精神又需要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又是相辅相成的，高中体育训练只有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融合，才能发挥出体育训练的价值，将体育的价值完美体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人类文化的优秀与精华，只有在高中体育训练中将二者完美体现，才能体育的真正价值，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 关键词：高中体育训练；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一）何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所谓精神，就是指一种观念和思想，能够坚持某种观念的勇气。而科学劲射是指一种科学的观念，我们不仅有这一种观念，更有坚持这种观念的勇气，所以它表现一个人的心理、性格和气质，拥有科学精神的人会坚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以科学的角度解决问题。科学精神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由科学性质所决定的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精神状态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一方面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人们获取成功的保证。而所谓的人文精神是指人类一种普遍的自我关怀，表现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对命运的维护和追求，是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人文精神的高度关怀和重视。从某个方面来说，人类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自己的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人文精神体现在对人的关心、爱护与尊重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保障。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二者辩证统一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一样都是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二者具有相对统一性。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科学家的本质也是人，他们也有理想、境界和信念等等在内的人文动力，在科学创造的过程中也需要各种人文因素的积极参与。因此，科学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并不是单独开的一种精神，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深刻的理解科学以及科学精神的人文性，才能够深刻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性。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高中体育训练中的体现 （一）人文精神在高中体育训练中的体现 在公众体育提炼过程中，要注重团队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培养，交流与合作是当今社会的主题，而高中体育训练一般在室外，受外界干扰较大，活动范围也较广，因此不可抗因素也较多，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规范和纪律约束，体育活动就无法顺利进行。在体育训练中，培养和发挥学生的集体主义劲射，就应当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唯有这样，才能共同完成目标。而人文精神的另一方面是敬业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培养，在当今社会中，竞争无处不在，要想在社会中立足敬业精神尤为重要。在高中的体育训练中，教练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等都会对学生的训练以及精神面貌产生影响，而教练只有通过以身作则，通过长期的表率作用，才能在学生的心里形成敬业精神的意识。同样的，在体育训练中应该努力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通过合理的竞争，锻炼学生坚强的意识品质和心理素质。 （二）科学精神在高中体育训练中的体现 在高中的体育训练中要注重科学精神，就要在锻炼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充分的准备工作能够使基础体温上身，体内血液循环加快，肌肉的应激性也能提高，减少锻炼前的紧张感和压力，通过充分的准备工作，能够使体育活动顺利进行。而在锻炼后也要做好充分的放松活动，范松活动是指在体育锻炼后通过放松的方法使体温、心率及呼吸等回复到正常水平，根据不同的项目有针对性的放松，能够有效缓解激烈运动后产生的副作用。在高中体育训练中还要注意自我保护，密切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及时作出调整。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要加强对易损部位的训练，如预防踝关节损伤，平时就要加强对裸关节的肌肉训练，增强裸关节的力量和肌肉对关节的支持力。在运动中容易大量出汗，这时要补充大量的电解质以弥补在出汗时造成的电解质的损失，这样能避免肌肉抽筋的情况的发生，避免运动伤害的发生。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高中体育训练中的融合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只有均衡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在高中体育中需呀将科学劲射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才能够充分发挥出体育的作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虽然是两个不同特色的爱念，但是他们却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人文精神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基，科学精神是人类创造的源泉。离开了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不可能真正发展，离开了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也不能存在。因此，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美融合，才能够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因此在高中的体育训练中，科学精神要与人文精神同步并进，一方面大力发展人文文化，强调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人文精神也离不开科学精神，只有将科学精神内涵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才能够更加的清晰与准确，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在高中体育训练中，科学给予人力量，人文给予人方向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相融合，才能使体育更好的发展。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就是要大力发展人类社会的真善美精神，强调内在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构件体育训练的和谐大局，更好体现体育精神。因此在当代教育背景下，我们要重视体育训练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将二者完美融合，真正发挥出体育的重要作用。 结语：体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其根源和目的是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是体育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也是实现体育促进人的健康发展这一目的的前提。在现在高校的体育训练中，离不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一方面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强调过硬的技术和实力，要强调依靠实力的公平竞争，强调通过对自身体能的提升，去创造体育世界的佳话。另一方面要强调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调动人文精神的可用资源，最大限度的给学生良好的的人文氛围，这样能够给学生以人文动力，使得训练效果更佳，良好的人文氛围，能够给运动员以人文动力，给运动员以人文关怀，激励运动员去实现人文价值，从而使体育的价值社会的价值和运动员个人的价值在体育运动训练中得到完美的统一，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成为高校体育运动训练发展之魂。 科学与人文论文:当代大学校园应更加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摘要：本文通过当下大学校园里出现的教育市场化、学术政治化和学校行政化等现象，在哲学的视野下反思大学校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缺失，着力用批判的精神去审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在科技高速发展与构建和谐校园的背景下，大学校园培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基础。 关键词：大学校园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融合 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方便，大学校园既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又是高科技的实验室。然而，伴随科学技术的应用，我们的大学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现象所隐含的矛盾不断涌现，对这些矛盾需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以求得促进大学校园和谐发展。 一、当代大学校园出现的现象 （一）经济上由教育主体向市场主体转变。近年来，大学的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大，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令很多想上大学的学生兴奋的事，也是好事。但是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盲目追求校园的规模和现代化，造成教育投资成本过大，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盲目而忽视了校园自身的文化建设。尤其是由老校区搬迁到新校区后，新校区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积淀固然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老校区所形成的浓厚的文化积淀日趋荒芜着实令人心痛，对硬件的过度重视和对软件的漠视是科技在高等教育中价值理性缺失的重要原因。一所大学占地动则百亩甚至千亩，盲目追求占地面积扩张，甚至加入到房地产开发的行列，这与我们大学教育的本质是相违背的。 （二）政治上由“学术圣殿”向行政机关靠拢。大学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大学应具有一定政治属性，但是不能政治化。近年来，在大学中出现了“副部级”大学，产生了“副部级”大学领导，学术依赖于政治，科学附属于权力，我们如何才能守住这片文化的净土？“如果说，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农民守望的黄土被城市化、工业化残食乃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守望的学术净土被权力和金钱腐蚀乃是历史的悲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较之中国的农民更为可怜可悲。” [1]我们要遵循自身的规律，以追求科学真理，提高科学素养为目的。决不能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和学术性。 （三）文化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弱化。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凸显了对科学的无知。由于功利性的心理作祟，学习的动力来源于考试，来源于奖学金，一切以考试为导向，“考什么，学什么”。在教育主体（教师）与教育客体（学生）的这对矛盾中，教师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因为大学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且是人生态度，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的深入分析和科学引导。对科学的功利主义比对科学的无知更可怕。鲁迅先生曾不无悲哀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炮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国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器而已。” [2] 二、对当下大学教育的思考 大学应该是科学知识的海洋，高尚文化的殿堂。“人类具有文化意义的创造与积累，从一开始就与他们具有科学意义的发现、总结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3]科技成果在校园随处可见，从计算机到MP3，从多媒体到智能手机都见证了科学技术武装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轨迹。当他们拿着MP3欣赏流行音乐时，他们不会再去追问其工作原理；当手机铃声在大学的课堂此起彼伏时，又有谁再思考芯片技术的发展？除了惊讶于铃声的美妙，更没有人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礼貌的含义。他们把科技产品充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却对科学本身不感兴趣；他们喜欢感性的东西，却没有兴趣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内心欲望的膨胀，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自身的脆弱的条件。他们矛盾，他们痛苦，他们后悔对科学的无知，对文化的狂妄。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说：“对于科学的无知需要科普，对于人文的傲慢需要抗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大学生“回炉”念技校，“大学毕业等于失业”等现象，虽然个别，但是很典型。他不仅给我们的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也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办学规模在扩大，招生人数在增加，高等教育在发展，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怎样达到科学发展？ 三、当代大学校园呼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科技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自身。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我们在关注物质财富时，却忽视了最根本的东西――“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指从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中显示出来的科学本身所独有的一种精神气质，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4]科学精神放在文化的大视野中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体现着人类自身的属性和本质，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不迷失方向的航标。 科学知识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文化积累，而且高科技产品是科学的直接表现形式，容易为大部分学生所接受。但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老师为教学而教学，学生为学习而学习，都忽视了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知识相对于科学精神更容易获得，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研究是肤浅的，科学精神是人类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大学作为育人的摇篮，对科学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理解。我们需要的人是具有丰富科学知识、崇高科学精神和深厚人文底蕴的人才，而且当一个人的科学水平越高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会显得愈加重要。掌握高新科技的人，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精神，才能为整个人类文明造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之所在，是国家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因此，人文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优秀之所在，灵魂之所在。必须改变“重理轻文”的传统观念，重新确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树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 在科学发展的大时代，让科学彰显人文魅力，使人文具有科学色彩。现代化的大学应具有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民主治校的大学精神，提倡和鼓励老师埋头治学、学生一心求学，让课堂内外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氛围，让科学与人文在构建和谐校园的功能和作用上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人文对科学的价值导向作用，使科学更加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和道德情感。 科学与人文论文:论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整合的必然性 【摘 要】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整合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是人全面发展，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数学教育；科学价值；人文价值；整合 数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更是一种文化的熏陶、素质的培养。在知识经济时代，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由分野到整合，并呈现出以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整合形态出现的趋势。 1. 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整合是时展的趋势 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数学教育存在不定期多的短期功利色彩。因此在数学教育的实践中。大多数教师传给学生的是充满科学的“业”，而没有挖掘富有人文精神的“道”，作为数学工作者，我们不要忘记让数学教育充满文化和生活气息，让数学教育在传授科学的同时起到人格教化作用。在数学教育中多一些“科学人”而且是一个“文化人”。多年以后，知识可以忘却，但根植于科学知识中的文化将让学生受益终身。应当指出的是。上述问题已在新一轮的数学教育改革中得到了高度重视，具体可见《国家数学课程标准》国关于“发展性领域”与“知识技能领域”的区分。 2. 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整合是人全面发展的需要 我国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时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素质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数学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功能是工具性功能、育智功能和自我完善功能的统一体。数学教育的价值现在可以通过数学的思想的精神提升人有精神生活，培养既有健全的人格又有生产技能、既有明确生活目标、高雅的审美情趣，又能创造、懂得生活的人。素质教育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 数学具有纯粹的理性与完满严谨形式，数学中蕴涵着使人道德优化、促使美德生成的力量。实践证明，单纯地强调数学教育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是对数学教育的削弱，对人的精神品格的形成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只有把技术、文化、人格统一于科学文化这一范畴，才能真正使数学教育的技术性功能和文化素质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产在数学教育中应有意识地注重深究生的人格培养和道德教化。 3. 数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是数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传统的数学教育过分强调学科自身的体系性，逻辑性和系统性，把数学教育的价值仅仅局限在知识层面上，而忽视了文化价值，其功效只能是有限的，数学教育弘扬科学精神的一面是毋庸置疑的，但揭示其中的人文意义，则往往易于被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数学观对数学人文价值的遮蔽；第二，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对数学教育人文价值的淡忘；第三，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倾向对数学教育人文价值的抛弃；第四，是数学教师自身的素质不能与现代教育的发展相适应等等。这种教育观从本质上讲是属于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我认为，忽视人文价值的数学教育是不健全的教育，必须引起注意，并引以为诫。数学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应当引导学生去发现、体验甚至创造数学一切美的东西，激发学生的对奇心，求知欲和对数学学习兴趣。学校教育功能需要通过数学教育渗透人文教育。数学不能离开社会大众与实际生活，过于强调数学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必然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从而对数学失去兴趣。因此数学教育的目的性应该跳出数学本身这一狭窄的范围，必须溶入到整个教育这一宽广的大视野中。 近年来兴起的“情境教育”和“研究性学习”模式体现了人文主义教育观的观点。在数学教育中，我们不仅要关心学生智力的发展，鼓励学生学会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也要关注培养完整的人，培养有情感、有思想的人，反对片面强调智育成绩。随着数学教育观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数学思想对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数学不仅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增强人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对于数学教育的人文价值问题，我们亦可以从乔治.萨顿与贝尔纳的科学观与教育观中得到启示与借鉴，萨顿是给科学教育赋予人文意义的先驱者之一。早在本世纪30年代，萨顿批判了科学教育只注重功利意识的灌输与只教“技术业务”而缺少真正教育的偏向，呼吁要使科学及教育“人性化”要“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 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会文价值的整合，决不是指数学与人文的简单相加，其内涵是指在新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促使它们相互整合，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具体说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在价值取向上，数学教育在定向于人；二是在课程上，开设沟通数学与人文的有关课程。沟通“数学”与“人文”，关注数学教育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其中课程是十分重要的载体，如何设计与安排沟通“数学”与“人文”同时又便于操作的课程及课程体系呢？我们认为：提高数学教学内容的社会针对性，这种做法，是在传统课程的基础拓宽教学内容，以说明它对社会的关系；采取跨学科的方式，同所学的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让学生懂得数学的人文性和大众性；开设数学史课程和数学哲学课程等等，除了开设这些融通数学与人文的“显性课程”之外，教学策略的转变，增加数学教育的文化内涵和研究层次更是必不可少的，令人欣慰的是，在近几年颁布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数学教育中对数学文化传播的要求：（1）“数学文化”应尽可能有机结合高中数学课程各模块的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反映数学在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促进作用。（2）学生通过数学文化学习，将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认识数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了解数学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了解数学对于其他各种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作用；了解人类从数学的角度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发展求知、求实、勇于探索的情感的和态度；体会数学体系的系统性和严密性，了解数学真理的相对性。（3）数学文化的具体内容可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同时在“数学史选讲”、“数学与社会”、“中学数学思想方法”等专题中，应充分体现数学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充分认识数学精神及其教育价值，确立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整合的新的教育价值观，是全面实施数学素质教育的崭新课题。 科学与人文论文:追求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数学教育 摘 要：小学数学教学中，透过具体的数学知识、技能、方法的教学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隐匿于数学知识背后的观念、态度以及数学精神等逐渐显现和外化出来，使学生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接受数学精神、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熏陶，并把它们迁移到学习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成为滋养学生数学成长的重要文化力量。 关键词：健康心理；数学生成；享受乐趣；创新意识 一、追求“人人数学”，做到传授知识和培养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相统一 数学教育的价值不仅仅是获得必要的数学知识，发展思维能力，而且体现在可以通过数学思想和精神陶冶人们情操，净化人们的心灵，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 数学教育不仅要关注学生数学知识的习得、技能的培养，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和基本数学思想的感悟，而且要关注学生在认知过程中，特别是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例如，在教学“面积和面积单位”时，课始，设计一个数学游戏――涂长方形。规则：教师用粉笔将大黑板涂满，请一名学生将小长方形涂满，看看谁先涂满，谁先涂满谁就获胜。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老师输给了学生。然后引导学生分析这名学生代表涂得速度并没有教师快，却取得了胜利，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热情高涨，学生代表的取胜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轻松地理解了新知。我们要重视学生情感的投入，教师要以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情感激发学生带着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情感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在学习中感觉到数学有趣，给学生成功的情感体验。 二、追求“生活数学”，做到传授知识和感受数学知识生成的力量相统一 数学学习的内容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强调数学的现实性。数学教学中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引领学生体验到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才能促进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和谐发展。 例如，在教学“12+10×3”时，我设置了一个数学情境：出示1个标价12元的小足球和1只10元的小篮球，提问：各买一个需要多少钱？学生很快就作出了回答。跟着再出示2只同样的小篮球，提问：现在这些球一共要付多少钱？交流时：有12+10+10+10和12+10×3两种算法。针对12+10×3，发问：为什么可以这样列式，你是怎么想的？学生根据生活经验进行讨论，明确先算乘再算加。让学生在具体的情景模拟中领悟到数学不仅是“文本数学”，同时也是“生活数学”和“体验数学”。 数学教育要让学生“从数学的视角观察、感受、认识、描述、理解生活世界，才能全面接受人类文化的精华，促进身心和谐发展。” 三、追求“活动数学”，做到传授知识和享受数学乐趣相统一 小学数学教学中，有机适时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数学文化建设活动中走进数学，亲近数学，才能让学生从广义层面见证数学深沉的文化力量和更为丰富、动人的内涵，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的独特魅力，在数学中得到快乐。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我们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可以开展一些适合小学生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的易操作的小学数学文化活动，例如，游艺类：学故事会，“巧算24点”挑战赛，“巧移火柴棒”，七巧板拼图比赛等，数学手抄报比赛，奇妙的图案设计比赛，参加一次数学演讲比赛，写一篇数学小论文……让学生感受数学不仅是有趣的，而且也是有意义的。 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学文化活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自信心，引领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社会和生活，启迪智慧，开发智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四、追求“创造数学”，做到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相统一 小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在组织教学时，要合理安排时间，留给学生足够的空间，让学生带着学习目的去操作、猜测、质疑、验证、交流，学生的认知才能得到发展，学生的精神世界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例如，学习“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时，学生通过观察、剪拼、测量、猜测，后集体汇报。在交流过程中，出现了“平行四边形的底乘它邻边的长”的一结论。我没有及时做出评价，而是将问题再次抛给一学生，让学生自己进一步去研究、去探索……整个学习过程充满着观察、操作、猜测、探索、矫正、验证，同学们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在再认识再发现的过程中，学生个性得到了张扬，创造热情更加高涨。 科学人文主义相融合的数学教育，就是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知识、技能、能力与兴趣、情感、态度价值观同步协调的人才。科学人文主义相融合的数学教育，必须注重科学素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同时要注重人文素质、审美情趣、健康价格的养成教育，把传授知识和传递人类文化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力量，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小学部）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视野下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结合 摘 要：教育的主客体都是人，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活跃。如果将教育中的人当成一种“工具”，而忽视他的价值、本质、需要，则是对教育生命本质的漠视，并将教育引向“工具化”的歧路。因此，教育必须将科学与人文巧妙结合，创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新的科技文化理念模式，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科技；教育；素养；人文 人文教育倡导以人为中心，它不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而且注重人与整个精神世界的关系处理，通过传授人文知识的方式，培养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引导人们对社会的各类现象包括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科学教育则提倡以客观事物为中心，它关注的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整个物质世界的关系处理，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来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探索大自然的各种规律，做到求实求真。人的发展要实现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也就是要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下实现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是教育的必然趋势 爱因斯坦曾经说道：“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意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因此，一种能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必然是把科学和人文知识相融合，提高科学认知与运用水平，对价值观念具有判断与选择能力的教育。 1.人的发展要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 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来维系，同时也要有对精神的体验与享受。同时满足人的外在物质和内在精神的发展需要则要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才能实现。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赫斯柏认为：“完整的教育应同时包括学习做事（learning to do）与学习做人（learning to be）两部分。学习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精神；学习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成人文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关心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关注着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科学和人文精神因此有了更高层次的融合。人们的物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同时，人文理论也需要具有说服力的科学理论来充实和支撑，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需要人文理念的正确引导，才能使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所以，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当今教育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走向。 2.教育发展趋势引导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 世界各国普遍开始加强人文和科学知识的教育，把培养更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才作为教育的目标。美国教育在培养高端技术人才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人文教育。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形式单一，偏重政治理论课程，只是把人文教育课程作为选修课，削弱了学生学习人文知识的积极性；再加上传统的中国应试教育模式根深蒂固，因此不易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也不利于中国教育发展。 所以这两种教育相辅相成、和谐统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必需的，让大学生既会做学问，又会做事，更会做人，这也是现代大学应当追求的教育理念。我国教育改革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二、融合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是教育的作用对象，既是工具，也是目的本身。要达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目的，应致力于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应停留在知识灌输的传统定位上，而应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指导下，以科学和人文知识作为实体内容，以人文素养――“价值理性”、科学素养――“工具理性”作为价值取向，在追求自然、社会、人自身规律的过程中要合乎客观发展规律，合乎主体目的，尊重主体价值，进而实现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教育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协调发展。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视野下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结合的途径 1.树立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统一的教育办学理念 （1）转变教育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结合的前提。教育观念建立在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是对教育发展规律及其内在本质的理性认识。当今社会，人们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科学发展与人文发展和谐统一、相互融合的重要性，逐渐提高了对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结合的重视。 （2）树立教育“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价值观。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培养人的个性特长，开发创新能力以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科学发展与人文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双翼，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是社会的需要，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结合又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教育要首先确定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因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新的教育价值观，就成为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引导与坐标。 2.重视教学环节的改革，实现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结合 （1）开发、构建、实践多种教学模式，积极运用网络教学资源，重视实践教学，改善评估方式，加大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力度，使科学教育课程建设产生质的飞跃；将应用型教学理念贯彻教学过程始终，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系列精品课程的建设和开发，使学生夯实基础，提升文化素质，提高学生基本技能水平，在实现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互融的课程建设过程中，确保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课程建设健康持续发展。授课方式应由连续式细节授课转变为跳跃式平台教育，教学形式应由单一式课堂教学转化为多样式互动教学。 （2）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促使其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因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与科学、人文素养融合的研究在个性发展、文化传承发展、完善教育等方面有着实际的应用价值。 3.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培养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学校应鼓励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外实践活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结合学生的自身特点，为培养素质全面、适应社会发展的新人才而努力。其好处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知识应用于实际，并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可以增加对社会各方面的了解，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与培养人文精神，从而增强对祖国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科学与人文论文:科学与人文的典型报道观念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理念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报道既依托于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也是彰显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基本表征。一方面，主流媒体的可信度保证了典型报道的信度与效度，引导了受众的心理预期；另一方面，大量真实、可亲、可敬、可学的先进典型的成功推出及其影响力的持续发挥，也凸显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典型报道遭遇到巨大危机，步入相对的低谷。①为了改进与完善典型报道，自2004年起，按照的部署，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联合推出了《永远的丰碑》、《时代先锋》等重点栏目，集中最强的采编力量，着力打造新闻精品。其中，《永远的丰碑》通过全新的视角，深度挖掘中国革命史中的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传承优秀的革命精神。《时代先锋》则立足当下，通过各媒体的联合采访，多角度、多侧面展现了丁晓兵、陈刚毅、方永刚等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人物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不同时代赋予典型报道观念不同的内涵，不同时期的典型报道实践又构建了不同的典型报道观念。主流媒体近年来在先进典型报道中所采取的一系列突破传统、卓有成效的改进举措，传递了新闻实践发展的一个内在诉求：必须构建一种有别于传统新闻理念的典型报道观念与之相适应，进而指导新一轮典型报道实践。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典型报道观念，它囊括了立体化与人性化两个特质。 立体化 传统新闻观念将典型划为“两极”，即“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这样的认知容易导致简单化、极端化典型观的出现，同时，亦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鉴于此，必须倡导立体化的典型观。 一方面，就宏观而言，典型是分层次的。社会是由不同的阶层或利益集团所组成，任何人都可以归属到不同性质的行业、团体之中。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客观上决定了“典型”的多层次性。事实上，在党的早期新闻工作中，对“典型”的层次性问题已有初步的认识，只是当时把这种层次性简单地理解为局部与整体、地方与全国的关系，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典型”对于全国的指导意义。1949年2月下发的《新华总社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中就明确阐释了这个问题――“有些部队或民间的英勇和模范事迹，如果不是带有普遍性的典型，没有向全国宣传的价值者，只要在当地或部队报纸表扬报道，则不必发给总社。”1994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典型”的层次性问题，他指出：“要注意区分层次，针对不同特点，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同行为规范的培养结合起来。”唯有如此，典型报道的指导意义和存在价值才能得以真正彰显。因此，立体化典型观的一个具体所指就是在多样化的社会中，适合所有行业、团体的“万能典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传媒必须区分不同阶层、职业的根本特征，有针对性地寻找、选择、报道适合不同群体的不同“典型”。 另一方面，具体报道中的“典型”也是有层次的。以往两极式的典型观常常导致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事实上，真实世界中的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多侧面、立体化的，如果报道只涉及“典型”的一个面，甚而极言其利，讳言其弊，“典型”就会显得单薄，报道就不能使受众信服，只有充分挖掘“典型”的不同层面的内涵，全面地展现其完整的形象，才能为受众作出判断进而模仿、学习典型提供有力的依据。这一点，正是近年来一系列先进典型报道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譬如，在报道“援藏交通工程技术人员的楷模”陈刚毅时，正因为记者没有刻意回避陈刚毅在获知身患结肠癌时的消沉、绝望等人之常情，反而使人物形象饱满、立体起来，也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先进典型身上的人性之真与人性之美。 人性化 典型报道观念人性化是建立在对人的权利、需求、情感等普遍理解基础之上的报道观念，其优秀是以人为本，倡导人文关怀，切实理解人、关注人、尊重人的生存价值、利益需求与接受心理。具体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 对受众主体性的尊重。人类传播的历史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也将随之凸现。从传统的“魔弹论”、“选择性理论”到“使用―满足”理论，受众研究的历史也表明“传者本位”必将为“受者本位”所取代，因此，人性化典型观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尊重受众的主体意识。 判断形成自主化，是彰显受众主体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显著特征。人们在面对一个重要新闻事件时，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整合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综合各种分析后，自己作出判断。然而，传统的典型报道却总是习惯为受众提供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总是习惯以指令性或权威性话语为受众作出终极判断，更有甚者，一些报道甚至用类似文件的表述直接要求受众应该向典型学什么，应该如何学，仿佛受众就是一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受众对传媒的报道有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荷兰学者托伊恩・A・梵・迪克将这种认知过程称为“新闻理解”，它包括六个重要步骤：(1)感知和注意；(2)阅读；(3)解码和理解；(4)事件记忆中再现；(5)形成、使用和更新情景认知模式；(6)使用和改变一般性、社会知识和信念(框架、草案、态度和意识形态)。②因此，对传媒而言，不应当把重心放到报道的最后结论方面，而应该聚焦到整个报道过程，要在精心选择典型、挖掘典型的内涵进而组合报道的篇章结构、表现细节等方面下工夫。必须强调的是，对受众主体性的尊重，并不是排斥舆论引导，而是更讲究宣传策略和技巧，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实质上暗含了这个原理：传媒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却可以影响其“想什么”。因此，宣传的最高境界不是强制说服受众相信传媒的最终结论，而是让受众在传媒设置的框架内思考进而作出判断。换言之，受众的判断和结论多是依据传媒精心选择的材料及传播方式得出的，这本身就已经受到了传媒的引导。 渗透于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观念表现在报道中就是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即要了解、尊重、满足人最基本的权利，进而观照到人类所共同的情感。这里的基本权利主要指“知情权”和“隐私权”。“知情权”是受众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指“公民获取有关社会公共领域信息以及与本人相关信息的权利”。③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观念要求传媒切实地履行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典型”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的真实信息，坚决反对“反面新闻正面做”等丧失新闻职业道德的报道观念。“隐私权”也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指“不被干涉的权利；免予被不正当地公开的权利；个人(或组织)如果愿意，可使他本人和他的财产不受公众监视的权利”。④人性化典型报道观念要求传媒在报道典型人物时必须要有“度”的考量，凡是与报道无甚关联的、且属于典型人物个人、家庭隐私的信息，则不应当披露，更不能毫无节制地干扰报道对象及其家人正常的生活与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知情权”与“隐私权”在实际生活中一定会存在矛盾，既不能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借口，来肆意破坏典型人物的隐私权；也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为名，来掩盖事实真相，使公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报道的关键在于要把握好“度”，寻求二者的契合点。 除此之外，人性化典型报道观念还要求传媒“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报道对象考虑。以往在报道先进典型时，为了达到宣传效果，新闻媒体往往把话说得过满，把许多原本属于大家的成绩归功到一个人身上，结果常常给先进人物留下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使之孤立，以致一些先进典型不敢再接受传媒的采访。这样，不仅典型报道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传媒的公信力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构建科学与人文的典型报道观念的目的就在于拓展新时期典型报道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充实和完善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最终在增强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其优秀竞争力。(本文为2008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系列成果之一，项目号：2008sk059) 编校：郑 艳 科学与人文论文:数学课堂科学与人文一体化尝试 五年级学生学习了求圆环的面积后，为了拓展我设计了求圆环的外圆周长的练习课感受颇深。 一、借诗引思，体现科学人文精神 一上课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上“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并把“八万”和“一千”用红色笔写。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诗是谁写的吗？它的含义是什么？ 生1：是描写打麻将的（学生轰堂大笑） 他说他爸爸昨天摸了一张“八万”赢了一千元。我没有质问他，反而微笑着说：打麻将是一种智力游戏，要用到数学知识，但不能用来赌博啊！ 生2：是太阳绕地球转？ 我说：是吗？ 接着视频播放：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行画面，再用三球仪演示。 师：这句诗是我国已故的伟大领袖写的。 生：“八万里”是什么意思？ 师：这里的“里”是我国用过的长度单位。“一里”也就是500米，出示地球仪。 师：地球每天自转一周即使人坐着不动也跟着地球运动。按赤道周长来算的话，有八万里就是40000千米，宇宙广阔无限，与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相似的星系还有很多，所以叫“一千河”。 生：赤道是什么意思？ 师用地球仪讲述。 师：读了这句诗你还有什么感想？ 生：的知识真渊博。 师：是啊，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 【反思】 1.学生不知“赤道”是什么意思，说明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2.以诗引入，激发兴趣，体现了数学中科学与人文的一体化，使学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品德教育。 3.良好的教学方法要能充分地引起学生的注意，使学生始终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的过程。 二、尝试练习，体验知识形成过程 视频：神州五号飞船运行画面 师：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你知道吗飞船成功运行，科学家要付出多少心血吗？计算的数据有多少吗？ 出示一组数据：飞行高度340千米，飞行了21小时，绕赤道14圈。 师：我们已学过圆的知识，你能用这些数据提出一些问题吗？ 生1：它一共飞行了多少千米？ 生2：它飞行一周是多少千米？ 师：先请你们算算看，它飞行一圈是多少千米？ 生尝试练习。师巡视。几分钟后发现算对的不多。 师选择一位学生画的示意图，并让学生补充完整成下图。 师：你能用字母表示图中的有关数据吗？ 师根据学生的一些表示方法，并加以补充完整。 d内――地球直径，即内圆直径。 C内――地球赤道长度，即内圆周长。 H――飞行高度，即环宽。 D外――飞行轨道圆直径，即外圆直径。 C外――飞行轨迹圆周长，即外圆周长。 【反思】 1.教师呈现一个问题情境，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由学生独立地去尝试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建构数学知识，形成数学技能，发展数学素养。 2.达到了爱科学的教育目的，先让学生试做，学生觉得计算很烦，使学生感受探究科学的艰辛。 3.渗透了代数思想，为解决计算难问题找方法。 4.形成新的问题。在唤起学生已有经验基础上发现矛盾，不断地“变式”引起学生的思考以及给出错例激发学生探索。 三、研究归纳，自主构建内化新知 师：根据示意图，请你们再求这个问题。 学生分组讨论，出示部分学生的想法： 生1：（40000＋340＋340）×3.14＝127735.2（千米） 生2：（40000÷3.14÷2＋340）×2×3.14＝42135.19（千米） 生3：（40000÷3.14＋340）×3.14＝41067.58（千米） 生4：3.14×340×2＋40000＝42135.24（千米） 生5：（40000÷3.14＋2×340）×3.14＝42135.66（千米） 生6：C外＝πD外＝π×（d内＋2h）＝π×（C内÷π＋2h） ＝C内＋2πh＝40000＋3.14×2×340＝42135.2（千米） 让学生分别点评各种解法，重点表扬用4、6方法解答的同学。 再请你们算算杨利伟叔叔这次飞行一共行了多少千米？ 师：杨利伟叔叔遨游了太空，你们也想吗？ 那就请你们好好学习吧！相信你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反思】 1.由于学生的思维定势：①先求内直径40000÷3.14就陷入了计算的困境中，使得部分学生无法解答下去。②学生囿于认识上的定势只在简便计算题才去想简便方法，不能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 2.第4、第6种解法出乎预料，说明要实现新课程标准提倡的三维目标就要给学生一个创新的平台，创新的支点，让学生自主探索，就会出现奇迹。 3.当学生的学习行为产生积极的机 体体验，同时又受到积极的评价和尊重时，他的人格和思维容易正常发展，甚至出现飞跃，反之会产生焦虑的情绪，有少数学生会用某种防御机制，歪曲或回避真实情感，引起人格混乱。我们教师要尽可能地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最大可能的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下获得某种“成功”的满足，就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学生的学习就能得到情感体验。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艺术学毕业论文:浅谈高校艺术学院如何提高钢琴教学有效性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眼光转向音乐。近年来，我国各大高校也相继设立了艺术学院，对高校艺术学院的学生来说，音乐对他们的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是在音乐的学习中，他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本文就钢琴教学为例，探索高校艺术学院提高教学实效性的方法。 关键词：艺术学院 钢琴 教学时效性 随着人们对音乐的重视，钢琴教学成为高校艺术学院的主要专业。众所周知，音乐专业的基础是钢琴教学，可见钢琴教学在音乐教学中的优秀作用。因此，教师要用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了解到音乐的意义并真正从内心接受音乐，这就要求学生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教师也要有富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 人类自出世以来就有异同寻常的节奏感以及形象生动的律动感，但是这些都需要别人去挖掘、去发现。比如在高校艺术学院中的学生，他们拥有很高大的天赋，但是他们要想成功，也要经受千次万次的锻炼，对于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并发展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从而让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对于钢琴教学来说，教师必须要求学生做到用眼睛去读谱、用耳朵去听声音、用心灵去感受音乐，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科学且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一）学生要认真读谱 作为音乐基础的乐谱，是学生在学习音乐时最先接近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熟练的读谱，这就导致学生在练习、表演时出现一系列的差错。因此，教师要教会学生熟练的读谱，让学生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体会，这样，学生就能很快看到乐谱上的音符节奏。此外，还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比如各种各样的表情与符号，而这种表情符号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音乐，让学生更快的树立音乐形象。 （二）学生要学会听声音 也许你会说，听力是每一个正常人都有的，但是对于钢琴，却不是所有人都会“听”，不可否认的是听力在钢琴的学习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钢琴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的耳朵能够扮演判别是非的角色。教师还要求学生不仅要能正确的辨别音准和节奏，还要求学生能够判断演奏时所需要的音频与音调，而这些的前提则是学生能够有效的运用自己的耳朵，同时做到多多练习，做到认真的听。 （三）学生要学会欣赏音乐 如果你要学好、学透一样东西，那么你就必须喜欢上这种东西，中国有句古话：“爱屋及乌”，可见，要提高高校艺术学院钢琴教学的效果，就必须让学生欣赏每一首音乐。因此，教师可以自己演奏一首曲子或者是让学校邀请有名的专业教师到学校弹奏，让学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接触他们的偶像，这样，学生在满足了自身需要后就会将注意力转移到音乐的欣赏上来，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模仿的天性，但是每个人却也有无穷的爆发力，学校以及教师要做的就是不断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进一步展现学生惊人的一面。 二、高校艺术学院提高钢琴教学有效性的方法 （一）积极培养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找到音乐感 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学生对钢琴学习的兴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钢琴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音乐并认识音乐，而不是单纯的手把手的操作，为了让学生爱上音乐，教师必须帮学生选择好的教材，否则学生就不能将音乐表现出来。在高校艺术学院中，学生要学好钢琴课，就需要教师的帮助。首先教师所选择的教材必须在学生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教材偏难，就会导致学生浪费了时间却一无所获，久而久之，学生也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也没有了学习的兴趣。其次，在钢琴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学习各种各样的作品，因为不同风格、不同表达形式的音乐可以提高学生的演奏水平以及音乐素养，如果一个学生之专注于某一类型的作品，对其他的作品则视而不见，可想而知这类学生的表现力，毫无疑问，他们对音乐的认知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最后，教师要多多去了解学生，要多给学生表现自己的机会，学生是一个敏感的群体，他们爱好广泛，希望将最好的自己表现出来，从而获得大家的赞赏，所以，教师要做的是掌握学生在钢琴教学中的困难并帮助学生解决这些困难，帮助学生克服心理上的、知识上的、技术上的问题，否则学生就会走进盲区，而且很难再走出来。 （二）教师要采用富有特色的教学方法 当今世界，很多人都在说求同存异、创新以及创造性思维，但是却只有极少数的人了解它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国各大高校都在推崇新的教学方式，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教师没能将其落到实处。在我国各大高校艺术学院的钢琴教学中，教师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教学方法，他们重视学生手指上的训练，却忽视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以及实践能力，最终使得学生的潜力被埋藏，因此，教师必须采用富有特色却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作为高校的学生，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潜力，只是这些潜力还有待发掘，作为钢琴教学的教师，要从学生出发，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为了让学生了解每一首乐曲的来龙去脉，教师要带动学生去阅读，尤其是那些与学生有着巨大联系的乐曲，比如学生自己演奏的乐曲，在阅读中，学生会了解到作品的时代特征、背景以及作曲的意义，最终发现乐曲内在的东西并将它表现出来。其次，要提高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自古以来，中国有这么一句话：“众人拾材火焰高”，可见一个人的力量远远比不上集思广益，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多多练习联弹以及双钢琴，在不断的磨合与学习中，学生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以往对钢琴教学的错误看法，最终提高学习钢琴的兴趣。 三、结语 人们认为艺术就是以人类的情感和想象为特征，通过审美创造出一系列表达自身情感理想的活动，让人们在审美中实现主体及客体的相互对象化，可见艺术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我国未来发展契机的各大高校，更是要将音乐教学放在首位，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艺术学毕业论文: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热点与难点调查报告 摘 要：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主要探讨了以下八方面的问题：一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三是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四是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五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六是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七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八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关键词：[HTK]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位论文；学术研究；边界；发展契机；挑战 引言 2013年伴随着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升格，艺术学理论学科遂成为该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其发展有着显著的改观。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其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命名，避免了早先与学科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使学科定位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对这一学科命名及学科体系建构至今仍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总体认知上学界还是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基本肯定这门学科命名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达成基本共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其设置遵循的原则，一是传统学科的定位原则，是对各艺术门类进行宏观、整体、综合的研究，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及跨门类艺术的交叉规律，具有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所有艺术现象与艺术共性特质的学科特性，其基础研究包括史、论、评三个领域，这和相邻的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定位相类似。二是现实原则，即学科定位与发展要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例如，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研究方向的设立，便是关注现代技术的新进展，适应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艺术学理论更具有多学科之间的渗透性，进而扩大其研究的范围。其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教育在本年度里均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本科专业（艺术史论专业）申报的院校增加，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幅度扩大，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其三，从今年初开始，伴随着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人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学术成果又有明显的增加，期刊数，截止2013年11月中旬统计，本年度约2200篇，论著约50部，教材约30部。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年度发展各项指标来看，有理由证明，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弱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当然，在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时，也存在着新旧问题的交织，面临着学科持续发展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的明确思路，准确把握学科定位，在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下，不断探究新思路和新举措。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力求概括本年度学科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整体状态，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年度咨询报告。 截止2013年11月底统计，2013年度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2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69个。目前，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0余所（主要是艺术史论、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等大类专业方向）。另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以艺术史论或艺术理论方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所，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和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艺术史论专业。这里需要说明，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是指依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允许的专业范围内设立的专业方向。此外，从统计资料来看，本年度全国共有40余所院校的本科专业是以艺术管理或文化产业名目拓展专业方向，计有“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传播”、“艺术商务”、“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如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策划专业、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专业等。此外，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都设有艺术管理类本科专业方向。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 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情况分析来看，基于设点申请的现实状况，各类先行设点的院校均是以专业方向名义招生，直到教育部于2012年底正式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之后方才开始有大量院校正式申请，这也是形成2013年度艺术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集中申报“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热点效应的原因。由于所有申报院校获准招生计划需要等待至2014年初公布，故对于2013年度“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只能根据全国各院校申请联络的信息进行预测，估计院校在30所左右。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就是依托原有的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或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的基础上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的。综上所述，表明两个特点：一是这些申请院校都十分看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配套建设，希望完成从本科到硕士至博士学位点的整体建设，以推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建设，进而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二是从目前申请院校来看，还主要是偏向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史论或设计史论这几类专业领域，这类专业转弯幅度不大，基本治学思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有相近之处。相对说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专业，则由于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的差异，导致来自这类院校的申请相对较少。关于艺术管理专业，从现状分析来看，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以专业方向的设点形式存在。虽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二级学科拟设有相应的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但主要是在研究生培养层面，可供本科专业延伸的条件有限，其原因：一是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新《目录》和新《规定》中没有确立为本科专业点，这样就无生长空间；二是管理学属于独立学科，对于艺术领域而言，属于跨界学科，艺术管理只是借力发展，学科生长空间同样有限。因此，这一专业点在本科阶段只能以借力发挥的状态存在。但现实状况是，仅以全国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例，均设有艺术管理类专业。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院校，保守统计其数目也在翻翻之上，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领域。 三、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人才培养是本科专业学科价值最为显在的标志之一，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以往都是以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作为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晴雨表”。这一评价指标的思想根源，究其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历次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规定》所言明的意图，即强调“本科学生能在相关专业领域从事应用开发与管理工作”。这样一来，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申报，也引发了对其专业培养方向问题的争论，归纳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本科开设艺术史论专业是改变以往单科专业教育模式，重点加强以综合艺术史论为主的跨门类、跨领域专业教学，着眼于知识拓展及审美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艺术创造能力，以适应全方位及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需要。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史论只能是较高层次的教育，基础还是门类艺术史论，如果专业指导思想及课程设置不明确，很可能会影响对人才基础能力的培养，弄得大而空，缺乏专业的精深度，难有适应的社会领域。再一种意见认为，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艺术专业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目前艺术史论专业教学中的课程编制，或者说课程结构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两者难以有机结合，如果没有彻底改变的措施或策略，容易导致学生毕业时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对艺术学理论综合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许多院校建议召开全国性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就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问题，诸如生源、招生方法、教学思想、课程编制、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等关键环节组织论证，制定相应的教学指导标准，力求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使之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呈现生机和活力，实现其应有的重要价值。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对待本科生就业认识的误区。如果说考察现行择业去向，能够接纳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学生的机构主要是事业型文化艺术创意及行政管理单位，诸如出版社、报刊社、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馆及文化宣传部门（高校和研究院所基本不含对本科生的吸纳，故不在列）；民营单位则为辅，如画廊、艺术社团或演出公司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无论事业还是民营单位普遍趋于高学历消费，原本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最适合本科生就业，但统统提升为研究生，甚至连硕士生都排斥，要求博士生入职，这种势必造成本科生去向日益狭窄，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使用的问题。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将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当作是人文学科（即大文科）一部分来看待，培养目标可以认定是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跨门类学科研究进行宏观认识和应用。作为吸纳人才的储备，本科生中的优秀人才明确就是为高一层次学科点输送合格人才，即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培养高质量的基础人才，如同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长线学科一样，是学术薪火传递不可分割的人才储备。据此，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和特征可以拟定为：本科生应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较为扎实的艺术史论知识基础、较为综合的素养和较强的创造意识，能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或创作与策划、管理实践能力，具有运用艺术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可针对某种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可以从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社会实践。本专业培养的本科生能够继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在艺术管理、编辑出版、新闻传播、艺术创作等部门从事策划、管理、编辑、评论、创作等工作。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而且是重要的学科生长链条。当前，艺术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新形象以及国民艺术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性，而这项工作的推进需要各个层面、各类专业人员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完成。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培养从事各门类艺术专业的人才外，同时也需要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艺术加以认识和阐释的专业人才。如此说来，传统的门类艺术专业对应各个艺术领域，且偏重专才教育，而如今，艺术文化事业的交叉与综合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一需求即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培养的根本价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艺术学理论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推进的，因而学科建设的成熟度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这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挂。而适度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发展，也能够为该学科业已形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储备、输送更加对口的人才，使得这一学科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两个层面上达到相对的平衡。就当前的状况而言，目前已经开展较为纯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方向的院校，在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其中，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该院下设的艺术学理论系，本科阶段开设的专业主要课程有：艺术导论、艺术史（包括门类艺术史）、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史学、艺术批评。从专业名称及课程设置来看，课程结构比较完整，尤其是在开设课程的思路上，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的初衷较为匹配，即这样的本科阶段教育尝试是有目的地按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理要求进行探索和实验。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从2005年至2012年连续八年开设艺术学本科专业方向，以培养艺术学理论综合素质人才为目标。开设课程有艺术学概论、艺术史专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市场管理与策划，以及门类艺术理论的课程，诸如美术史、音乐史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等。自该院于2008年划分为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以后，逐步改为美术学和音乐学本科专业。加之，在教育部颁布新《目录》和《规定》之前，要求重新申报专业方向，故2013年艺术学专业暂停招生。山东艺术学院也属于国内开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方向较早的院校，该专业方向设立在该院艺术文化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名为艺术学专业方向，其本科课程有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以及相关的艺术经济、艺术产业、艺术管理等。培养目标定为，具备较高的艺术理论和策划创意方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类文化艺术机构、文化传播系统、文化企业等部门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与教学、艺术编辑与批评、艺术项目策划与运作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相比而言，仍有多所高校开设以艺术学为名义的本科专业，其课程未能形成结构体系，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是以门类艺术的相关课程替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必要基础课程。出现这种专业与专业方向不相配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课程体系的不完备、师资配备的不对口、教材建设的缺失，特别是认识上的局限等，都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科专业教育无法达到专业设置的根本要求。再从学科定位来说，艺术学理论在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等文科专业也都给艺术予关注，对于艺术本身发展而言，这种关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研究，仅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统计来看，他们关注的视域又大于艺术本身。试想，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进行有效且价值凸显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样的先天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着力明确发展方向，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四、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 与本科专业教育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应当说是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且成熟度要强得多，其原因是：一方面研究生培养历史较长，如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随后有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学校相继建立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全国已有69家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其中，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达到20家，从数量上看远超其他门类艺术学科：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也远远超过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点。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丝毫不逊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它四个一级学科。然而，从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来看，不难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点承担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依然存在着杂乱现象。具体来说，许多院校并未按照既定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初步拟定的二级学科名目来规划专业方向。可见，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规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目前尚未明确学科目录和指导标准，从而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例如，某些院校研究生培养不分专业方向，笼统称作艺术学理论学科，结果什么专业方向都往里放，既有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方向，又有大量门类艺术的研究方向，甚至细划到水彩教学和钢琴教育，使得学科点及研究方向成了典型的摆设，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状况是需要在今后教育教学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同时，更要防止学科建设中抢山头、铺摊子、要指标的现象发生，为了达到招生数量增加的目的，全然不顾该专业的属性和师资条件。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那么，艺术学学科门类升格的意义会全被串换、稀释，这对于学科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说，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由于规范缺失造成的诸多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直接影响到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况且，在研究生教育中，至今还缺乏对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的探究，所谓的优秀课程、通识课程以及各类选修课程仍处于缺失状态。至于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更是滞后，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学界认可的、规范的、通用的基础课程教材，诸如：艺术学导论、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学方法论、艺术价值论、艺术史学史、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学经典文献选读、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更不要说，尚未启动的事关提升学科研究水平专门化教材的编撰工作。此外，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仅从分类学角度来对近年来各个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评估的话，学位论文选题与学科立足研究方向的匹配就存在很大的不实。实事求是地说，这里列举的诸种现状问题，的确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引发了其他门类艺术学科，以及外界学科的非议。相对门类艺术学科而言，似乎并非缺乏明确的具体研究对象，而是对象太过庞杂，难以把握，以至于不能深入研究，因而使研究生教育方向显得空洞。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学科连内核问题都尚未解决，怎么能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并且建立学科点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呢？这些质疑理应受到重视。不可否认，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科教育和教学，这也是本调查报告列出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探讨的目的。由此看来，依据《目录》和《规定》，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明确培养方向和学科类课程建设问题的探讨已迫在眉睫，明确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方向，其教育教学必须在课程结构、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等方面深化改革，再需要从师资选配上着手启动，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生教育的种种问题在本科教育教学中的翻版出现，进而促使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从课程开发、教学理念、学习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呈现一系列崭新的、可行的、切实有效的变化。 五、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所存在问题，还首先表现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和学术积累。选题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偏离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研究生的生源极其缺乏，基本上来自于各门类学科，造成学生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理论完全等同理解，从而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门类思维的倾向，这样的状况普遍存在于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课题仍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选题，稍好一点的是，研究视角有所转变，但这一点在门类学科的艺术史论研究中已多有体现，仍未构成选题上的实质性突破，更难有选题指向性的创建。其次，就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理工科转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生源来说，他们大多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感性，但同时又非常片面，虽然较门类艺术出身的学生而言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抽象的理解观念，并且能够站在门类学科之上较为整体的来看待艺术，然而，真正当他们开始进行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之时，他们的理解可能依旧会停留在对于“艺术”甚至“美学”等非常感性的层面上，仅仅认为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可能会和“美”密切相关，甚至理解它们之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等同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对于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就会被定位在一种局限与片面的抽象观念之中，从而导致学位论文选题停留在某种感性描述，深入不到艺术本体的研究当中。再次，由于指导教师本身来自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在指导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及研究工作时，不免带有某种观念和认识上的局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帮助研究生对艺术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甚至影响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所谓“艺术一般”观念的形成和建立，更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积累，有的学科点，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看不出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体系脉络及升级研究的课题，从而导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的重复乃至偏离。 六、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统计，表现在学术论文上，归纳来说有这样几点特征：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刊物及学报（社会科学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刊物来看，此几类刊物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关注实际上是远远弱于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例如，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截止2013年11月出版的期刊统计，并没有刊登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论文。而这样的差距，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综合类的人文社科类杂志对于艺术学理论类的科研论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也表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领域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各种文艺或艺术类的专业学术期刊，则又会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又有着多个研究方向或是探讨路径：一是从门类艺术切入，进而升华到“艺术一般”的层面，展开对艺术以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借助于美学或美学方法论切入艺术的研究；三是从艺术史或者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而以“古”观“今”或从“今”观“古”，得出较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四是从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对于艺术进行本体的思考。以上所述的研究方向或探讨路径大致概括了当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的主体方向，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路径，但从中我们也应该反思艺术学理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否只要拓宽研究的路径，以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视域对艺术进行观照，就意味着从门类理论上升到艺术学理论，从艺术个别抽象为艺术一般？方法的突破是否能够代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全部？艺术本体的探索是否就只能依赖于上述这几种路径？这是一个亟待探讨与追问的问题。 七、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随之也从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提升为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在学科建制上确立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理所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大问题，就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所面临的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比如说，艺术学理论与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美学，以及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间形成学科交织，甚至相互研究领域覆盖的关系。又比如说，许多综合性大学，在学科申报过程中也是将美学和文艺学师资加以整合纳入到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来。所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当然，从学科发展和学科交叉角度来说，艺术学理论与美学以及文艺学共同面对艺术问题进行探究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从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学术视角和不同治学理路探讨艺术问题，能够使得艺术理论建设更趋完善。然而，也出现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学科自身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看到，美学、文艺学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牵涉到了对于艺术诸方面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美学，在20世纪以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入艺术的领域进行考察和探究，逐渐形成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等研究方向，其复杂性原因我们在此不作深究。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作为以艺术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显得极为尴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如何区分出与艺术美学或美学本身研究的差异？如果艺术学理论不能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那么多足鼎立的态势又会让艺术学理论何去何从？我们在统计2013年度学术成果时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将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属存在诸多难度，首先是分类，其次是方向，都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学科都会有一定的本位思想，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归类认定不清，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会将美学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统计在内；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也会被归入其中。江苏省2013年美学年会征集的论文就是这种状况，其中涉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题目约占2/3左右。这一点实际上不论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中，还是美学学科的学术交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而这样的学科胶着态势，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就会产生学科边界模糊的状况。表面上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扩大了许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从方法上，还是涉足领域，以及学术成果上都趋于多样化。然而，我们却是把较为成熟的美学方法、美学的研究思路或者文艺学的研究思路拿过来为自己所用，甚至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生”，促使美学、文艺学的从业学者“转向”研究，从而谋求发展空间。艺术学理论学科外延被无限扩大的同时，其学科内涵正渐渐被弱化，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从历史上看，学科历史能够追溯到古希腊的美学，以及受苏俄影响在我国发展近百年的文艺学，在研究方法上较之艺术学理论要相对成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站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本位上把对于艺术的研究当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的话语权实际上毫无疑问被美学、文艺学或多或少地蚕食了。而照此下去，研究对象上“艺术一般”的明晰，也会因为美学以及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性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弱化，这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艺术学理论的先天优势或者研究对象上的纯粹性，即研究“艺术一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会因此而慢慢消解。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理解原本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立，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艺术一般”理论研究，即将过去分门别类的艺术研究打通提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行观照，而现在似乎是广义“艺术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类似于广义相对论覆盖了狭义相对论，其研究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条件下，我们也看到，全国多所院校申报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就是将原有的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点经过整合申报。可见，美学及文艺学从业学者向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转向，正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这种转向势必造成学科边界的模糊。举例来说，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状况，或是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会不会被统计在列？反之，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状况以及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点是否也在统计之列呢？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试图用科研成果来对全国各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排名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出现表里不一的尴尬局面。评估排列目的是什么？分类条件是什么？指标如何设立？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否认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研究的学术贡献，美学及文艺学之所以能够强势进入艺术研究的领域就已经说明了它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综上所述，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面临的这种复杂状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这样的复杂状况实际上已经给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区别对待，那么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势必产生另一种扭曲。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自觉地从艺术（具体门类艺术）中来，形成一般层面的艺术理论，再转入到艺术中去加以实践指导或提升，这样的学术路径，实际上就是为艺术而“生”的学科。而当前如果因为其他学科的强势进入，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发生变化甚至慢慢消解学科设立的初衷，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确实存在着问题。 八、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综合考察艺术学理论学科（包括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在学科定位、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诸方面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存在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学科演进的历史问题，又有学科现实发展的困境。诚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仍然沿着过去的老路走下去，而不加以调整与改进，那么，积累的各种问题将会彻底否定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武断的推论，而是现实的昭示。诚然，任何一个学科的推进，直至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只能说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总是要经历从不成熟、不完善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当然也不会例外。以下就调查研究问题，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契机： 1.厘清学理认识带给学科的发展契机诚如上述论及的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他门类艺术学科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不清，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艺术学理论可以直接等同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理论，甚至被其他艺术理论所取代。这种观点在很多由门类艺术研究转来的学者中间较有市场，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真实性遭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种现状及遭受质疑的境遇，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它是融通了各门类艺术，是建立在一般层面上的艺术理论。这种从整体上去把握、研究各门类艺术的思路，使得人们实现了从一个切入点能够“观看”到所有艺术门类的可能性。换言之，“艺术”肯定不等同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因而需要有一套理论从一般层面去认识它、把握它。但如果因为当前“艺术一般”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令所有门类艺术研究者，甚至学界信服，就轻易否认这样的一门学问的存在，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即便是站在门类艺术的角度去思考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的艺术形式，也是不能为艺术“代言”的。或者说，门类艺术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其他，必然有其内在的共性和联系。诸如，这样的问题放在任何一个门类艺术当中来讨论和研究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通过某个具体门类艺术的视角来把握其他艺术形式，无疑是管中窥豹，只能见其一斑。然而，被某些学者认为可以被门类艺术取代或消解到各门类艺术中的艺术学理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从学理上说，艺术学理论已然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就形成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契机。在现实层面，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使得近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随着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和界限问题终将会清晰、明朗起来，可以说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为优秀的保障。 2.社会需求带来的发展契机如果说从学理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正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需求以及大众艺术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就从实践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包括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等目标，成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的方针和政策，使得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清晰，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此说来，艺术文化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加凸显。正如本报告在“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一节中提到的，提高全民艺术素养，实际上重点并不在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门类艺术形式的专业表现技巧的提升，而是在于培养对于艺术审美中感性表现的接受、认知、传达的能力。而要实现这一艺术素质培养目标，既需要门类艺术方面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综合性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员，甚至艺术领域跨界人才来共同合作完成。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除了理论研究外，还应有艺术实用人才的培养。诸如艺术与经济、艺术与科技等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艺术文化多方发展的艺术综合人才，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学科博弈带来的发展契机目前，在人文学科中针对“艺术”这一对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分散在多个子学科领域当中，主要是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其中，门类艺术学重点研究门类艺术方面的理论，而美学、文艺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则都在进行着艺术一般性规律的研究，只是各自选取的视角有些不同，但也有较多的重叠。在此，限于篇幅我们暂不涉及对美学和文艺学关于艺术理论问题讨论的评述，但美学和文艺学触及到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既成事实，必然会引发各学科间的相互博弈。从现阶段来看，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都对艺术理论有所推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三者甚至不太容易明确区分。如果功利地将研究艺术理论看作是一块“蛋糕”的话，那么，当下各个交织学科实际上就是在分这样的一块蛋糕。事实证明，学科之间的博弈导致不进则退，哪一个学科能够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展示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并且有效地把握艺术本体，甚至指导艺术实践，那么哪一个学科的研究就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从而在博弈中占据上风。而一旦退却，其结果就是逐渐被其他优势学科所蚕食，直至替代。从学科定位来看，艺术学理论学科从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并非坏事，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多种学科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较之于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问题进行有效且凸显价值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的话，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深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是该学科需要着力强调和明确的方向；同时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4.艺术学科“空白”问题探究带来的发展契机除上述提到的诸多契机外，还可以看到一点，艺术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艺术学理论研究仍然有着多种路径与空间，如艺术伦理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都是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少有涉足的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学科对此进行专门的探究，只有努力将这些“空白”问题填补续上，艺术研究才能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获得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理论性问题，需要有一个学科去思考和研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又是不断引导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艺术，从而为艺术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如此看来，以某种纵观艺术全局的观点、方法和路径，来对艺术中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进行统摄研究，是获得新思维、新认识的途径。从这一角度来说，对“空白”问题的探究将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 九、结语 总而言之，就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而言，注重“艺术一般”的理论研究，探讨其本质与特征、功能与系统、审美与鉴赏等学科内涵，是其学科重要的基础所在。 众所周知，艺术门类很多，形式、样式、风格，以及题材、体裁的纷繁差异，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何针对不同的门类艺术，把握其观念、形态、风格及表现等复杂现象，并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区别其个性与共性，将其共性归纳和构建成为完整的体系，解释艺术的性质与特点，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以及“艺术一般”的种种问题，使之纳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轨道，可以说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的一级学科，即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共同推动艺术学学科朝着新向度发展的主力军。这也表明，立足于艺术学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贯通研究，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也应当看到对于艺术学学科的认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论说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仍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契机与挑战共存。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对于现阶段学科范围内暂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不完善的质疑而怀疑自身，甚至停下学科建设的推进脚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学理上，以及社会应用方面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生及日渐增强的艺术文化大发展的需求，实际上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学科价值的完全彰显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迅速完成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学科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上都处在机遇与问题同步增长的阶段。 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价值与发展前景，不必急于用今天的显性成果去证明什么；关键在于夯实学科基础，厘清学科内涵，完善学科建设，并最终以丰硕的成果来证明学科价值。展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毕业论文: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摘 要：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当前，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社会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将价值导向放在首位，应该强调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关注的。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形态；价值导向 一、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应当把文艺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加以高度重视，提高它的地位。整个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2013年8月19日，五年一度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话，一百年不能变。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然后对党的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要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本身竟是人类的一种什么形态的存在？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应多样化。”他论证了主要的几种方式，摆在最前面的是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也即物质的方式把握世界。人之为人不能只是物质的方式，必须还要考虑到独特的精神家园的坚守，还要有精神的方式。后面的几种方式是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还要有艺术的方式。艺术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按照他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理论，文艺是一种悬浮在上层建筑之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过去翻译的是叫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里边引起争议了——人类审美的艺术形式能不能就过渡到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我觉得翻译问题，不要搞文字游戏，艺术形式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文艺报》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所长张炯同志的文章《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他明确地支持文艺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文艺跟其他的意识形态是有不同之处的，但是文艺总体上是有意识形态性的。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派生下来的结论、推论就是，既然承认文艺是一种人类审美的意识形态，那么理所当然地文艺就应当进入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范畴而加以高度重视，就应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思想文化地位。这正是我们本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继承前几届学科组的不懈努力，最终终于实现了把艺术学升格为国务院学科目录的一个门类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明白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我以为才可能从理论根源上彻底地驳倒当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艺术的商品性，而否认和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那种错误的思潮；才能进而驳倒肆意泛滥的过度娱乐化倾向甚至于娱乐至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从理论上、从根本上驳倒形形色色的戏说历史、消费历史、颠覆经典等等倾向。如果这一条不明确，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是很难实现8·19讲话中讲到的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明确目标的。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地健康地繁荣发展在一条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在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任务是如此，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也是如此，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历来主张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先锋阵地是要搞理论建设的；是要密切地注视创作实践、进行理性抽象和科学概括的；要为整个民族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提供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是要提供正能量的。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 二、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当下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这是很值得引起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关注的。[HT5”，5SS][KH*2] 不用否认，我联系实际讲给大家交交心，说点真话，诉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最近，我有幸连续参加了电视剧作品的全国政府奖“飞天奖”的评审，接着又参加了电影作品的政府奖“华表奖”的评审工作，再参加了电影的学术大奖“金鸡奖”的评审工作。我们在艺术学的鉴赏活动、创作实践里面已经呈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联系实际，而联系实际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比如对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小时代》，我们面对这个作品的舆论导向是什么呢？因为票房收入很高，于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最大的机关报上就刊发了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这个电影叙述了“90”后们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同时也是在这张报纸上的“文艺评论”栏里面，又发了另一篇文章《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3出现》，对此作了严肃批评，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对少年儿童成长不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这些有关部门说，国家审批不是你的权力啊，你们报纸应该发挥的是舆论监督作用，怎么能随便说谁在纵容啊？于是又在这张报纸的海外版上发了一篇文章《整顿世风不能靠打压〈小时代〉》，有这么一段话，“给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给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这篇文章中，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了英文，这个文风就不对，不符合新闻出版法规，非常不规范。“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这是当年就说出的话，哪能用汉语表述祖国语言时就随便插入一句西文呢？而且，这句话从根本上抹煞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抹煞了艺术教育、熏陶、提升人的灵魂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鉴赏缺乏理论的支撑，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这是很值得我们引起广泛关注的。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能说不发言。诸位去看一看那些电影作品，究竟包涵有多少文化含量和审美品位？但是因为它十几亿的票房，于是堂而皇之地就通过了电影艺术政府奖的初选，而且进入了最后的终评阶段。入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要由市场导向。这句话是由一位电影艺术政府奖评审的负责同志说出来的。那么我请问一下：人类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需要市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人类的精神生产包括电影生产能单一地讲市场导向吗？我看应该讲价值导向，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为什么不能讲单一的市场导向呢？我建议我们都重读一下《资本论》，而且我是认真重读了的。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著作都很伟大。马克思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剩余价值的人，其理论优秀就是讲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同时说，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不能够只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坚守精神家园；因此，人类除了经济地把握世界之外，还须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而实际上包括宗教地把握世界目标都是建设精神家园，都是要讲信仰的。因此，他就提出了需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又是审美的把握世界。谁都知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老子、庄子、孔子到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概莫能外，都承认人类审美的最佳境界——“超功利”。于是矛盾来了：资本运作即市场运作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审美的艺术创作要追求超功利的思想境界。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有的版本、有些翻译家谨小慎微，在“资本生产”之间加了两个字叫“资本主义生产”。意思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理不适用。我当着中央编译局的领导说：第一，请问，马克思写《资本论》是研究资本运作规律，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分，何来资本主义？第二，既然指出可以添上“主义”两个字，那么就要把此书叫作“资本主义论”，你敢吗？这肯定不行。恕我直言，近十余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导向。今天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一起做“金鸡奖”评委时，我们在苏州艺术中心里面一看，成天排满电影放映室的影片，基本上是被《小时代》之类的电影作品被占满了，观看电影的大都是些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的谈情说爱的青年们，还有的带着未懂事的小孩儿的观众。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长的时候，中国电影观众是争先恐后地去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看《野山》、《黑炮事件》；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电影的市场报告》中客观反映的情况却是，观众们争先恐后去看《泰囧》、《小时代》之类的影视作品？还有一种说法——《失恋三十三天》是划时代的作品。这是一位中国电影学会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我下来就叫他“老划！”“你叫谁啊？”“你不是姓划名时代吗？……”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划时代”乱丢啊。我看谁在“划时代”？钱学森先生在“划时代”：他进入21世纪提出了科学跟艺术不要在掐架了，要结缘复合，人类要高度重视艺术，甚至号召学自然科技的人也要学点艺术。这才是划时代的理论主张。 电视剧同样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播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他把那段时期围绕着赢驷跟张仪合纵造就大秦帝国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出来了，非常严肃。看看这样电视剧是需要历史文化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的，看完了之后才会明白，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从中吸取历史智慧、历史营养，乃至于上升到历史、哲学。那是非常有意味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电视剧作品不需要文化，天天都是“婆婆妈妈”，今天好老公，明天好婆婆，后天又是好媳妇。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成天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中，把整个民族观众引领在聚焦个人的小悲欢，你拿这些小悲欢当大世界，谁来把握历史的整体走向呢？民族的文明程度何以得到境界的提升呢？有许多问题是须要我们艺术学理论来回答的，需要艺术学理论来给予阐释的。比如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在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当中，要自觉地进行一种民族学理的建设。民族学理，确实要各美其美，先美自己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美的东西，然后再以开放的眼光美人之美，见好就拿，拿来就化，进而登上美美与共的台阶，从而去建设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碰见了一些错误思潮，有一种是基本上把艺术非意识形态化了，说艺术有意识形态，太保守了太落后了，就把它排斥了。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李瑞环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对西方的文化、对古代的传统文化“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关键在“化”上，“化”就是与共，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美美与共”；“见好就拿”，好是好，如何辨别，就要靠眼光。现在是不好的也拿来了，就是放在西方社会算是好的东西也要有一个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的现实问题。 三、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当前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 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有紧密关系。所以，我觉得在高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时候应该向新一代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总书记的讲话学习。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天发学习体会。不要只讲套话，要联系点实际回答点实际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注意两个观点： 一个是两个“巩固”，“自觉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我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我主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大家看看，现在博士学位论文引“马列”经典著作的不多了，通篇都是西方文论。对此，我不反对，但是有些问题明明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好，就彻底。比如全国文艺界理论评奖理论类著作抱来一本，有一位大学老师写的著作，引了西方翻译的，唯独不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这是党章甚至宪法的定论；放弃了它就放弃了立国之本。讲了两个“结合”，我感触很深。一是“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导”，或者淡化教育引导。这很危险。最明显的是，电视只看收视率，电影只看票房，出版物只看码洋，都是只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一部电视剧作品是否优秀，不能拿收视率来衡量；收视率高的未必优秀，收视率不高的未必这部作品就不优秀。以收视率统计本来就不是很科学，年年统计起来除了赵本山的，就是一些极其庸俗的娱乐节目高居榜首。 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只讲“需求”，不讲“提高素养”。在讲话中讲，“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跟楚小庆总编说，你在《艺术百家》杂志社当主编就牢牢把握了这个思想舆论和知识理论阵地，这个文化阵地没有丢，坚持了正确地舆论导向跟你个人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问过我，《中国电影年鉴》还是人民的吗？他感慨于中国电影有太多类似《小时代》这些，优秀的电影不安排，安排也到了深更半夜，因为没有票房收入。这还不叫丢了阵地了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四个讲清楚”，跟我们艺术学理论很有关。一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须要补这门课。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长艺术传统的民族，我们的艺术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金雅教授所说的，加强把民族学理的自觉意识注入到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里面，才能够把我们都艺术积淀讲清楚。我们有那么多画论、书论、印论，《文心雕龙》、《诗品》、《书品》等，都积淀了丰厚的艺术。北京大学编了二十本“美学资料汇集”，很有价值。二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古典戏曲有那么多优秀的戏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这个民族的灵魂，而且各种地方戏曲都是地方之人用戏曲形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精神生态。美术、舞蹈也是一样，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里面。三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在哪？现在盲目地叫“走出去”，走出去的都是糟蹋了传统的、颠覆了经典的，走出去的越多，其中涵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就越被人家看不起。报纸上有文章说，看完了《小时代》中国人的道德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才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比如2012年度的艺术学理论年会上我曾经说过，元杂剧里面优秀的经典《赵氏孤儿》，提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电影《赵氏孤儿》却把忠诚的程婴的历史形象给矮化了。这就弱化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一部电影票房也很高，描写了一个中国的女青年在自己的国土上，道德懦弱了当了“小三儿”，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混进西雅图海关到美国的国土上待产，这一切所发生的故事。简单说来，在那块土地上完成了道德的转化、灵魂的进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屏幕上扬起了美国的国旗，完成了一个美国梦。我是理解和赞成新近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贾磊磊研究员的观点的，这样“造成了民族欣赏心理的健康的正能量的流失”。四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最后落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要看到除了过度娱乐以外，大量颠覆经典、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这不外乎就两种形式，简单说来，一种是显性的表现出来的，用一种假定，说历史如果这样发展就不会怎么样。历史本来就这样发展过了，但是他假定一下，把历史的发展走向给颠覆了。比如说，如果“五四”时期如果如何如何，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还有一种最通常的，专门去解构、矮化甚至于颠覆那些重要的、已有的历史经典作品的例子。这些不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研究，而是有意反过来说。比如重庆教育台，从来都是说反抗侵略者，坚持了数十年，等等。现在坚持战争，灭绝人性，投降才是和谐，才是正确主张，才符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显性的。在艺术创作和鉴赏实践里面，都须要我们理性地分析和抽象。还有一种很明显的隐性的东西，这些发现起来还要靠一些理论功底的。最明显的就是打着写实招牌把历史碎片化，通过把碎片化的某一个历史细节无限扩大之后得出了一个与原先完全相反的结构。比如说，找一个在某个时期留下的表明他抗战主张的片段，最后的结论就说，抗日战争真正打赢是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都是打游击战、东躲西藏的没有发挥多大的决定性作用。文学界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流行政治先锋格局，写出来的小说总是着意于形式上和语言上，这些探索了新的东西，有贡献。但是它的主要美学思想是形式美学。后来，主张生活的原汁原味、民众判断，取消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其实就是含混美学。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认真开展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HT5H][KH*2]四、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坚持认为，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艺术关照的对象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抽象概括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尤其需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来深入阐述和展开评论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作为人类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理应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党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里面去，做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贡献。当然，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有特殊性的，我们要牢牢吸取过去把文艺完全意识形态化，从属于政治，驻足于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从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和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艺术产品（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我们应当提倡坚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执其两端，把握中间，掌握好度，兼容整合，辩证思维地看待艺术学理论的生存状态和理论抽象，从而真正做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毕业论文:少儿艺术学校音乐教学探讨 摘 要： 音乐是快乐的源泉，无论遇到多么不如意的事情，听一段优美的音乐，人们的心情都会好起来。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人们精神家园的食粮，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很多杰出人物，如李四光、爱因斯坦、袁隆平、格林斯潘等都有音乐才能，很多家长也意识到音乐才能对孩子的成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但音乐课上学生却常常体会不到快乐，甚至觉得枯燥无味，作者对音乐快乐教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少儿艺术学校 音乐教学 快乐教学 “每一个人都享有学习音乐、接受音乐教育的能力和权利，这是现代音乐教育中最基本的主张。不过，每一个个体潜在的音乐能力是有显著差异的”。一般来说，音乐能力包括音乐欣赏能力、表演技能、创作技能三个方面，老师必须进行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充分尊重学生在音乐能力方面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如一个孩子歌唱时把握不好音准，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没有音乐才能，也许他有着出色的节奏感；一个孩子在学习舞蹈时动作若做得不够优美，并不意味着他一定缺少音乐天赋，也许仅仅是他的动作协调能力不够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音乐有着不同寻常的感受能力；如果孩子有音乐方面的兴趣，就让孩子接受正规的专业培训，家长要确认施教者的相关资质，以确保孩子得到高质量的教学。 《音乐课程标准》提出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音乐审美为优秀，以兴趣爱好为动力，面向全体学生。快乐何来？兴趣是最好的动力。我觉得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喜欢学习才是快乐学习的前提。“阳光下，快乐唱歌，你笑得很甜蜜；希望中，快乐成长，你和我在一起，希望明天更美丽……”稚嫩嘹亮愉快的歌声响起，看着孩子们稚嫩快乐的笑脸，不但孩子们陶醉在幸福快乐的氛围中，就是老师也不由地沉浸在一片祥和快乐之中，快乐教学在音乐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现在有些家长带孩子学习音乐的动力是考级，其对于音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技巧的掌握和提高上；把自己未实现的愿望强加到孩子身上，迫使其学习音乐，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用兴趣引导专业教育，让音乐走进孩子的心灵。 游戏中的音乐学习：“请你像我这么做，我就像你这么做！”这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方式。这些口诀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富有节奏，具有统一行动、便于记忆等特点，运用于音乐教学的节奏练习，学生喜欢念，兴趣盎然，一会儿就记住、掌握了。 为使学生对枯燥无味、难学难记的识谱感兴趣，我常把一些识谱知识编成儿歌。 张开小手掌，手心向外翻。 五个小手指，就是五条线。 四个手指间，就是四个间。 从下往上数，一二三四五。 线间向上数，越上音越高。 这样的儿歌，学生既动手又动脑，流畅上口，易懂易记，他们对识谱产生了浓厚兴趣，轻松愉快地掌握了知识。 从学生已知入手，引入到未知、后知中，降低难度：教一年级学生唱《洗手绢》的第一段：“红太阳，白云彩，妈妈洗衣，我也来。哎……”我从学生熟悉的画画手段入手，在黑板上画出一个红太阳、一朵白云，再画一个笑容可掬的妈妈头像，最后画一个可爱的小孩代表我。一年级小学生看着黑板上的画，开心地笑了，难度降低了，学生从解决难点中找到了乐趣，一会儿就把歌词背唱下来了。 从学生的思维特点出发激发学习兴趣：小学生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生活阅历浅，经验积累少，要使他们真正理解音乐，达到陶冶性情、培养情操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特点，通过形象活泼的画面、生动有趣的故事、简短的启发谈话等形式，运用听觉和视觉同步感知的方法帮助他们理解作品。图、讲、演结合，启发诱导他们的抽象思维，例如，在讲解顿音时，用一个乒乓球在桌上抛几下，让他们细心体会乒乓球落下的声音是“短促、有力、清脆、有弹性”，学生再唱就不难了。 投其所好，让流行音乐进课堂：流行乐简单易学，伴奏极具时代感，因此学生很喜欢，在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优秀的流行音乐让学生学唱演奏。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利用媒体辅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倡学科整合是新的教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辅助资源。利用信息资源丰富音乐形象，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展开联想的翅膀，通过多种方式感受音乐的美、理解音乐的美、创造音乐的美。 引导学生做表演，提高学习兴趣：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备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学生常常会被一些漂亮的动作和优美造型吸引，教室里常常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台上的表演者也因此更加起劲，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表演能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努力地创设愉悦的学习情境，尽可能地使每一教学步骤都具有趣味性、启发性、创造性，着力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在欢乐活泼的气氛中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音乐是一种情感艺术，音乐的魅力在于给人们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或是蕴含着一个美好的寓意，或是抒发温馨的心曲，或是衬托出一个美丽的梦幻，或是展现一片灼热的情怀。这种立意与意境之美对人有着深刻的感染力，会在心灵留下美的烙印。 只有快乐教学才可激发出学生兴趣及无穷的艺术天赋，才可教育出优秀的艺术人才，学生才会在未来广袤无垠的艺术天空中自由翱翔。 艺术学毕业论文:少儿艺术学校声乐教育教学研究 摘 要：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快乐、最美好的阶段，孩子们常用唱歌的方式表达内心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目前，少儿声乐教学已经成为声乐教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儿童生理发育、知识水平、接受与领悟能力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差异，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少儿艺术学校 声乐教学 教学方法 一、激发少儿歌唱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它表现为人们对某件事物、某项活动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的情绪反应。兴趣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可以使人集中注意力，产生愉快的心理状态。它包括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所谓直接兴趣就是人对事物或活动本身的外部特征产生的兴趣，是学生对新鲜的事物或内容在感官上产生的一种新异的刺激。这种刺激反应表现强烈但比较短暂。间接兴趣就是人对活动的结果及其重要意义有着明确认识之后所产生的兴趣。对于幼儿来说，由于心理发育、知识水平、接受与领悟能力等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教师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及方法。 1.赏识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发现少儿在练习过程中的闪光点，不失时机的鼓励是孩子坚持学声乐的重要动力。 2.激发求知欲。可以不断为少儿设定学习目标，激发他们自身的求知欲望。求知欲一经激发，就会促使他们对学习声乐过程本身产生兴趣，从而提高效率。 3.新颖的教学内容和有兴趣的教学方法。少儿的兴趣转移很快，枯燥的教学计划会导致幼儿失去耐性。所以，一定要制订新颖有趣的教学计划，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 少儿声乐教学有别于成人声乐教学，教学中往往要针对他们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设置课程内容，逐渐激发他们对声乐的热爱。对少儿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在对声乐产生兴趣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切实有效的方法使他们在技巧及能力上有所提高。 前苏联心理学家克鲁切茨指出：“学习一定活动的爱好，导致能力的锻炼和相应的发展，发展了的能力在活动成功上有积极作用，而成功又反过来‘强化’爱好和兴趣。”可见，兴趣爱好能调动活动的自觉性，有助于个性心理特征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发展。 二、注重氛围，因材施教 在声乐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训练少儿唱出优美的歌声，而且要加强少儿在歌唱中表演和形体的有机结合，使少儿获得声、情、形并美的新体验。要想达到这种效果，教师就要进行严格的要求与指导，使他们逐渐达到声情并茂、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良好的歌唱前提是良好的精神状态，歌唱过程是以心理感受为基础，以心理状态引导和控制生理状态的运动过程。在不好的精神状态下歌唱最容易坏嗓子。由于歌唱器官是有机整体，任何肌肉只有在兴奋的状态下才能灵活自如，使不必要的部分保持松弛，形成紧张与松弛的平衡。这样可以培养歌唱者的耐力和持久性。在唱歌前，要营造良好的歌唱氛围和环境，让少儿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歌唱状态。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不断激励少儿，抓住他们点滴的进步加以表扬，让学生始终维持高涨的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的歌唱状态。要针对不同儿童，因材施教。 三、培养少儿体验音乐情感 目前的少儿声乐教学在半专业化的基础知识、技能技巧训练的基础上注重了儿童能力的培养和情感的陶冶。教师不仅要传授“声”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将情感教育积极有效地渗透于声乐教育之中，使他们在体验美的过程中引发内心的情感而全身心歌唱。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主张：“不要从智能和理性的方面去接触音乐。”他认为音乐学习要让学生受到感染，而不是折磨，将情感培养融入教学，更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少年儿童的年龄小、阅历浅、生活经验不丰富，情感内容较单薄，道德感、理智感和审美感都处于形成阶段，因此，教师必须结合教学内容，采取各种适合手段培养孩子的情感。 首先，通过讲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和诠释作品的内容底蕴激发少儿的情感。每一首音乐作品总要揭示一个主题，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时代精神。在声乐教学中，教师让学生演唱一首新歌之前，首先应当让他们了解该作品的风格、创作动机、创作背景、歌词内容、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和音乐的高潮点，包括哪个地方旋律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特点等，让学生全面了解，培养对歌曲情感的体验和钻研精神。引导他们正确理解歌曲所要表达的内容，深刻感受歌曲所要抒发的情感。教师必须深入地分析和掌握歌曲的艺术形象，发挥艺术形象的感染作用。 其次，通过教师有感情的范唱和表演，进一步激发少儿的情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反复演唱要教授的歌曲，让少儿体会其中的感情，找出表现这首歌曲的唱法，通过范唱和表演引导少儿感知、享受歌曲中的美，激发想演唱的欲望。 最后，创设情境，通过特定的情感氛围强化学生的情感。在少儿声乐教学中，教师常用“以情带声”启发、指导学生歌唱。为了使少儿产生“情”，教师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营造特定的情感氛围，强化学生的情感教育，让他们在真实的生活情感氛围中，直接体验特定的情感。 总之，少儿声乐教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只有在音乐教学实践中，不断运用声乐表现的新理念，发掘他们的潜能，并拓展他们表现的空间，让他们通过歌唱表达情感，使审美能力不断得到培养，才能实现声乐教学的实质价值，真正从声乐的表演中获得审美的愉悦，陶冶情操。 艺术学毕业论文:让学生做艺术学习的主人 摘 要： 文章认为，要较好地开展器乐艺术活动，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培养他们健康丰富的情感世界，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发展。教师首先要重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需求，其次要尊重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表现，再次要坚持在艺术活动中强化服务意识，最后让学生真正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 关键词： 艺术活动 重视需求 尊重表现 服务意识 成为主人 悠扬的音乐，充满震撼力的旋律能给人诉之不尽的美感。社会日益发展，器乐审美艺术活动已与现代文明结合，钢琴这门乐器更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热爱音乐的人们，人们争相地学习、了解、感受、体验。 如何能够较好地开展器乐艺术活动，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培养他们健康丰富的情感世界，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发展呢？对此，我在钢琴艺术活动中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一、重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需求 学生对艺术活动的需要、兴趣、发展是不一样的，教师只有充分了解每个学生，才能因人施教，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兴趣不同，切入点不同。 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詹·切德莱斯认为：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最重要的是音乐兴趣而非纯粹的音乐技巧。因此，在钢琴艺术教学中，不能单纯地教给他们弹奏、学习的技能，而更多的应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每个孩子的兴趣、爱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通过观察，发现他们的兴趣点，然后从他们感兴趣的方面入手，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艺术学习的机会，这样，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才会很高。 2.需要不同，帮助指导的程度不同。 在钢琴艺术活动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困难，产生各种需要。我们要根据他们不同的需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克服畏难情绪，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 3.发展水平不同，教育方法也不同。 在艺术活动中，同年龄的同学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教师应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如有的同学唱谱识谱能力较差，就通过比赛、游戏等增强他们的识谱能力。有的同学节奏感稍差，速度不稳定，就让他们跟着老师或同伴进行一些模仿节奏动作和身体动作练习。选择难度较低的乐曲，由易到难，让他们享受成功和喜悦，并且积极投身到钢琴艺术活动中。 二、尊重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表现 学生的艺术活动能力是在大胆表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对于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表现，教师应给予大力支持、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从而增强学生的艺术能力。我在教学中采取了以下做法： 1.创设宽松、自主的心理环境和活动空间。 学生在活动中有表现的自由，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大胆地抒发对音乐的感受，并能通过演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为学生创设自由宽松、自主的心理环境和活动空间，鼓励每个学生自由创造。 2.艺术表现没有对错之分。 在钢琴艺术和其他艺术活动中，尤其是低年级的艺术表现是没有对和错的。如在低年级学生欣赏《打鼓》之后，没有直接告诉他们乐曲的名称和内容，而是先让他们说说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三、增强在艺术活动中的服务意识 教师的角色是激励者，更是服务者，服务于学生在艺术活动中所有的需求，给他们提供表现的舞台，搭建成功的阶梯，使他们在成功的喜悦中，在成就的体验中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逐渐步入艺术的殿堂。在艺术教学中，要坚持以下原则使学生想学、乐学、学好。 1.情感陶冶原则。 艺术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健康的、积极的艺术教育对人的情感有动力作用。因此，我们应选择优秀的、健康的艺术作品感染、熏陶学生，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陶冶作用，在以美感人、以情动人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展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体验力和表现力。 2、游戏性原则。 对于低年年级学生来说，游戏也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更重要、更适宜的学习。由于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看不见、摸不着，低年级学生年龄小，控制力弱，思维具体形象，因此对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抽象概念理解不深刻的。必须把音乐同他们的生活、玩融为一体，通过唱唱跳跳、动动玩玩的游戏活动轻松愉快地学习。 3.发展性原则。 这是指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应着眼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活动应适应学生的发展水平，所提出的要求要以学生身心发展的成熟度为基础。 四、让学生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 在教育活动中，教师要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让学生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 1.保护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的兴趣转移到古筝艺术上。 学生对有兴趣的事物往往有较长的持久性，在保护好他们兴趣的同时，促使他们的兴趣慢慢转移到钢琴艺术上，从而形成稳定的兴趣。 2.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是学生学习器乐艺术的保证。 对学生进行钢琴艺术教育，必须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家长可以带学生参加一些对外交往活动，让学生表演，观看一些演出活动，聆听著名的、优美的钢琴乐曲，等等，让学生多方面、多渠道地理解和感受音乐，从而积极地学习、体验钢琴艺术的魅力。 3.让学生生活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中。 学生的艺术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因此，我们创设良好的富有艺术气息的环境，让学生生活在艺术的氛围中：弹钢琴的小蚂蚁、花朵组合成的音符、小朋友坐在花上愉悦的弹奏、一串串美丽的吊饰……美无处不在，学生在艺术环境中感受喜悦、欢欣，情绪积极，并且产生良好情感，他们愿意感受生活，感受音乐，感受钢琴艺术中的美，并且积极地体验美、表现美。 总之，要让每位学生都成为艺术活动的主人，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在艺术这座殿堂里幸福、愉快地学习、生活。 艺术学毕业论文:谈提高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水平 [摘要]资料室是艺术学院教学科研的平台和阵地，做好资料室的管理是提高艺术学院教学科研整体水平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主要从管理思想、藏书建设、全开架服务、规章制度等方面对如何提高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水平问题进行探讨，旨在有益于提高艺术学院资料室的管理水平。 [关键词]艺术学院 资料室管理 图书资源管理水平 在开设有艺术专业的高校，对图书资料的高需求性和高依赖性是艺术教学的一大特点。所以，高等院校大多在成立艺术院系之时，同时设立资料室。艺术学院的专业性很强，而资料室作为艺术学院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不仅能够充分了解艺术专业的有关信息资源及教师科研人员的需要，而且能够及时收集艺术专业的最新文献信息，并能够将这些文献资料和信息资源以最直接和最快捷的方式提供给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以全面满足艺术学院师生教学和科研所需，使其能够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而做到有效提高艺术学院的教学科研水平。艺术学院资料室往往具有系统、直接、集中、精深等特点，这使得其自身拥有了较高的专业性、较强的指导性和较深的研究性，因而，成为了艺术灵感的不竭之源和艺术发展的坚实之基。所以，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可以有效提高艺术学院的整体水平。 一、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艺术学院资料室应该树立服务意识，将服务意识贯穿于艺术学院资料室的整个工作过程之中和资料室的管理之中。艺术学院资料室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满足艺术学院内教师和学生的需要。教师为了进行教学和科研的研究工作，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学生为了学习需要查找资料。而资料室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通过收集和整理资料，形成资料的积累，最终为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保障和支持。因此，服务是资料室工作的最主要和最基础的部分。 服务就要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提供优良服务的前提和基础。一切服务都是为了人，为了使人在服务中更加便捷、快捷、舒适、安全等，令人产生满意和愉悦的感觉，这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优秀就是让服务和管理符合人的需要，适应人的习惯，顺应人的本性，最大程度使人满足。在资料室的实际运行中，资料信息量和阅读设施是资料室的硬件设施，而相应的服务是资料室的软件设施，更好的服务除了硬件设施的过硬，更主要的是软件设施的建设。在提高资料室的服务上要做到，首先，资料室的馆员在工作上要有服务意识。态度要温和，能够做到理解和尊重教师、学生，在服务过程中要做到耐心和细心，不带情绪和态度服务。其次，在资料的整理上，要做到及时更新信息，资料整理要科学化和人性化，要便于阅读者的查找和阅读。再次，在资料室要提供和保障优雅、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要保持室内的清洁和卫生，及时修补和更换破损的设施，例如座椅和报刊架等设施。最后，在资料室的服务工作人员要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严格遵守资料室的相关规章制度，并热情主动地对待读者。 二、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加强藏书建设 藏书建设是资料室的立足之基，加强藏书建设是做好资料室阅览工作的前提。当今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传输技术发展迅猛，推动了资料室图书资源的建设，但数字化资源仍存在着色差、失真等问题无法解决。而对于艺术专业，尤其是艺术设计专业来说，这种差别影响了设计作品形体与空间组合的完整、准确再现，可以说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因而，其更新速度较快，需要对图书资料进行不断的更新，以跟上时代的潮流。由此，经费不足就成为了艺术学院资料室藏书建设的主要难题。因此，艺术学院资料室在进行藏书建设时，要针对教学计划、科研任务、学生用书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及时充分地掌握师生需求，以“缺什么，补什么”为选书、购书原则，以艺术学院相关专业的有关文献收藏为重点，着力保证专业文献资源的完整性。并注意资料室的特色藏书建设，加深藏书的纵深方向，力争建设一个与专业教学相适应的藏书体系。 三、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实现全开架服务 传统资料室的闭架借阅方式不仅限制了图书的流通率和借阅率，也限制了藏书的利用率。艺术学院资料室应突破传统，采用开架阅览方式为师生提供文献资料，做到“藏阅统一”，使师生可以直接查阅书刊，并根据自身的需求在书架上自由选取，从而方便浏览、借阅。但资料室采取开架阅览方式，往往容易产生乱架、污损、丢失等问题，因此，必须对资料室加强管理。第一，资料室应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对违章读者予以严肃处理，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第二，资料室应借助学校管理部门的力量，对读者进行道德风尚教育，使读者明白爱护图书，不仅是对资料室利益的维护，更是对全体读者利益的维护。还要让读者明白做好图书管理，不仅是资料室服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更是全体读者应尽的义务，更有让读者明白资料室的规章制度不仅是为了惩罚读者，更是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这样才能够使读者养成良好的借阅习惯，从而塑造读者的文明形象。第三，资料室应安装必要的防盗设施和监控设备，开架书库及阅览室的窗户应加强改造，以防止图书丢失，降低藏书的损失率。第四，资料室还应尽量配备先进的复印设备，使读者能够做到随到随印，同时适当降低复印费用，以做到方便读者，并满足读者的需求。 四、做好艺术学院资料室管理应完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是资料室管理的依据，规范资料室管理必须从制定并完善规章制度做起，以制度来严格管理。在自动化、网络化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下，资料室需要制定科学、合理、完善的规章制度，这既是实现资料室管理改革的突破口，也是体现资料室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要保证资料室的正常、顺利运转，一方面，必须对包括借还管理、电子阅览室管理、安全管理、艺术收藏作品管理、资料室管理等在内的各种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以提高信息资料的共享效率，节约师生的查询时间，从而提高师生借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人员管理的工作考核制度，并定期进行考核，实行奖优罚劣，从而保证艺术学院资料室服务管理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在艺术学院资料室的日常服务工作上，对资料室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目的在于，在外部动力要素的促进下，达到艺术资料管理和应用的最佳效果，不断推动资料室事业向前发展，从而为师生提供质量更优、效果更好的服务。 艺术学毕业论文:底特律艺术学院博物馆的纺织藏品将何去何从? 大家都听说了曾经繁华的底特律城所遭遇的财务困难问题，这实在令人遗憾，而我唯一担心的是底特律艺术学院（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它是美国排名第六的博物馆，以藏有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和梵高（Van Gogh）、委拉兹开斯（Velazquez）、勃鲁盖尔（Breughel）以及许多其他名人作品而为荣。 不要忘记其中也有一些纺织藏品，例如这个《帕里斯的裁判》（the Judgment of Paris）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镶板。所以我们既关心又担心这个博物馆未来的命运。从这个难得一见的镶板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藏品原本色彩相当鲜艳。 当然，也请不要忘记该藏品中大量的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纺织品。这是一个1890年左右的苏人（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支）娃娃，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对当时的女性服装的直观记录。 这是一个1870年左右的帕塔瓦米挎包，用玻璃珠经过错综复杂的编织而成。它原本是正式礼服套装的一部分，背带交叉于胸前呈现出子弹带时尚。这些包在当时价格昂贵，每个单品都可以成交一匹马。 玻璃珠装饰技术是19世纪40年代五大湖地区的女艺术家们发明创造的。生产用的是梭箱织机，将玻璃珠子串到纬编线束上，然后固定到经编线上，这样每颗珠子都正好落在两根经编线之间。一旦固定好，纬编线被绕过到同一行的另一面，此时便位于经编线的下方了，这样就将整排锁定到位了。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19世纪90年代用平绒和玻璃珠制作的奥吉布瓦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的男式护腿。类似这样的护腿得以保留是因为它专用在礼仪场合穿着的。 其花卉图案与上文中提到的挎包上的抽象图案截然不同。这里的女人们说她们是从教会学校的教师那里学会这些花卉图案的，在那里，老师教她们用真丝线在桌布上做刺绣，目的是要努力培养年轻的美洲土著妇女成为基督徒们的好妻子。 然而，这些女性将所学图案应用到了诸如这种护腿的正式场合的特别服饰上，使用的是她们从其女性长辈那里学来的含有珠子的刺绣技艺。 艺术学毕业论文:皇家艺术学院时装作品精选 皇家艺术学院的知名展会已于六月底结束。与最近举行的本科生的作品展相映衬，该时装秀则是完全展示了硕士生的作品。这是一次才华横溢且美妙的展示，不仅能让你欣赏一丝不苟所锤炼出的技术试验，还能令你身临其境般体验该学科的博大精深。 他们既是毕业生又是设计师，正满怀期待地欲在某企业和品牌内谋得一席之地，以便其研究成果和专长得以用武之地；更乐观一些的话，他们会凭其所学独自创业。我更倾向于希望本文中四位独具特色的学生进入企业后，能在针织或者纺织研究的岗位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在那里有培养他们的实验室式的环境[因为我总能想起Nicola Ghesquière所描述的他是如何像经营一个科学实验室似的来经营他的巴黎世家（Balenciaga）工作室的]，可以让他们任凭自己的方式去发挥创作，比如，他们或许会把皮革切碎，或许会在塑料制品中浸湿针织品，亦或是用硅胶作涂层表面。 Seiya Chen 皇家艺术学院系列作品中很少有“主题”鲜明的系列，Seiya Chen推出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她展示作品的场地是一个碗状溜冰场，自己进入溜冰场后便围绕场地迅速滑动以此来展示其作品。 对于亚文化模式下高级时装的诠释已是数不胜数，但是却还未提及真正的滑冰者穿的制服。Seiya选择道路标志和箭头中的人字形图案来传递滑冰中的速度和动作，并展示出这些图案围绕身体旋转的方式。 将黑色皮革切碎后折叠成合适的结构是Seiya的中心主题，这些结构有时会出其不意地与暗粉红色或者大胆的黄色丝绸一并搭配使用，有时又会与缝制在皮革另外一面的金属薄片形成对照。它们经过精心设置后放在弧形肩部设计的长袖运动衫、裁剪不正的牧人衫和A字裙上合适的地方，一绕弯，身体上就仿佛呈现出数不尽的急转弯。 此刻，滑冰可能太热了，但是，Seiya作品的表面细节却绝对有更多值得观赏的地方。 Alice Gibberd Alice Gibberd推出的针织品的假象很容易让人误解，乍一看，很难搞明白。她的热压聚氨酯纱线编织意味着她能够在其衣服上切散口，仅凭这一点，她或许就已经在技术上赢得了第一。 Gibberd出身于建筑师家庭，长期以来一直迷恋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创作出这一单色为主且富有控制力的作品系列。 她对作品创作的手艺和技能精益求精，技术过关后，她便集中精力对比服装中热压面料部分（看起来像皮革）与未做任何处理的自然面料部分。即使马海毛毛衣上有“针织痕迹”明显的地方，毛线也必定会被小心谨慎地梳理好，以确保服装能呈现出很强的控制力，这是Gibberd所偏爱的。 该系列作品真正掌握了面料质地组成和针织品中新技术的运用，这或许是得益于更深层次的研究，也有可能是来自某一大型企业的支持。 Ana Corina del Pinal Saenz Ana Corina del Pinal Saenz的作品呈现出更多的专业技巧。她希望创作出的服装具有最小的易用性，却有最大的视觉冲击力。T台上，她的作品在灯光下所显现出的轮廓真的是在随着模特们媚态十足的走步而“流动”。 很多人认为这是乳胶，但事实上是del Pinal Saenz所做的谨慎细微的试验。她用液体硅胶在不同的面料敷上涂层，并把液体硅胶在表面上摊开成薄薄的一层。这样一来，硅胶凝固后就能增加面料的重量，而且还能起到面料装饰的作用。另外，它也能对面料的边缘做些修饰，因此便无需再锁边。 涂层后的效果因所用底布质地和刷硅胶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平滑的丝质面料和无纺布粘胶面料涂层后的效果便截然不同。比如，del Pinal Saenz会用一把金属梳子在液体硅胶中拖动制作出精致细排的块状表面。有时，她也会在硅胶中添加一些颜料，便可以得到不同颜色的效果。 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del Pinal Saenz的这一创意可以延伸至无穷大。 Xiao Li Li是这里唯一一个我跟踪其轨迹全程的毕业生，从她在伦敦时装学院的获得学士学位，到在中国的时装真人秀，到在意大利国际流行纱线展（Pitti Filati）上得奖，再到现在她最终的硕士学位系列作品的展示。这绝对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轨迹，期间，她不仅已经获得了学科知识，而且还掌握了针织技术。 Li所采用的清淡柔和的色调的灵感来自于埃因霍温艺术的双重裸色泡沫雕塑。她期望用巨型亚光针织品创造出夸张的比例。 其针织品的平滑和几乎石膏样的质地是通过棉纱来实现的，然后用凹陷处设计有扭绳花纹针织图案的模制硅胶片或者把针织品本身浸入硅胶来进一步突出其效果。 然后，Li用铸硅首饰装饰她的针织品。如此一来，这些首饰就与服装融为一体，好似彼此缺一不可。 一个柔和色调的沉重网状物也是该系列特别的元素，除了看上去过度笨重之外没有什么意义。 Li热衷于做她自己的事情，而我个人却积极鼓励她加入到伦敦的针织品创作大军。 艺术学毕业论文:浅谈中职艺术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 【摘要】本文讨论就计算机基础教学相关问题，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采取有效手段，使学生学有所得，教师不断成长。 【关键词】计算机基础教学 多媒体技术 任务驱动 一、引言 目前中等艺术学校招生对象面向应届初中、小学毕业生，学生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多学生入校年龄大多在12-15周岁，学生文化基础一般很差，理解能力较弱，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有恐惧心理。加上农村生源占多数，大部分学生入校前没使用过电脑，操作能力为零。那么，怎样才能较好这些学生、较好的达到教学目的呢？笔者根据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不断丰富教学手段 （1）重视理论教学，丰富教学手段。 理论是先导，丰富的理论知识将引导学生步入科学的殿堂，为学生进一步学好这门科学技术做好铺垫。目前，教师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强调计算机课程是一门实践课，在理论授课的过程中往往一带而过，学生不爱学，老师教着也费劲。教师在利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也往往是演示多，而缺乏对计算机课程知识点的讲解。学生最终的学习结果只是会了一些简单的操作，而失去继续学习的勇气和兴趣。在实践教学中学生往往要从头开始，老师要一步一步地教，这势必造成学生机械的学习，学习的积极性势必下降。如何把理论知识讲的和实践操作一样好，这是每一位计算机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在传统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模式不能胜任的情况下，教师都在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如何用好多媒体技术将是开展好理论教学的关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和教学内容的研究：如讲计算机发展阶段，教师可以采用表格形式将四个阶段的时期、主要采用的原件、存储设备、存储容量、运算速度、编程语言进行对比讲解，讲解过程中给展示学生逻辑元件、存储器、电脑图片，更直观的是不同时期的电脑，通过体积的对比、速度的对比、耗能的对比等等给学生视觉和思维的冲击，使学生产生联想，势必调动学生的兴趣。而在计算机硬件组成的时候，将计算机的组成部件和工作原理通过动画的方式给学生展示出来，引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诚然，计算机多媒技术是一种很好的学手段，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教师才是关键，多媒体技术只是一种辅助的工具，它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任课教师必须在对自己授课的内容要有完整、透彻的理解，自己动手设计与教案匹配的电子课件，要切实结合学生实际，不断更新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最新知识。 （2）理论指导实践，任务驱动操作。 计算机实践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验证和理解教师所授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学习和熟悉计算机的使用和各种操作技术，通过上机实践可以使学生消除对计算机的神秘感和距离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信心，巩固教学效果，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实践教学：一是为加深学生对计算机的了解，教师可以在第一次上机之前，通过对计算机硬件的拆解和组装，使学生对计算机硬件组成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给学生演示操作系统、相关驱动的安装，使学生认识到学习计算机并不难，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二是根据教学的进程和所授课程内容，有针对性地布置上机实习内容，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教学分三步走，第一步，按照理论授课内容和实验教程，学生独立完成相关操作知识点，教师耐心辅导学生完成基本的上机操作，学生在完成实验内容经老师检查合格后，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布置一些课外的学习，如美术学生可以学习Photoshop平面制作、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一些音乐类软件，程度差的学生学习打字等，不断丰富实践课程内容，始终让学生处于一种我要学、我想学的良好氛围。第二步，小综合操作题练习，让学生通过做习题，把前期掌握的操作知识点融合掌握，并作为学生平时计算机上机成绩的一部分，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掌握知识的认可，不断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信性。第三步，综合练习，将手抄报、明信片作为学生上机操作的内容，学生通过收集资料，课堂上将背景、表格、文字、图画融入一炉，亲自排版并打印出来，达到对应用软件的综合应用。使学生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更为今后的实际工作铺平了道路。通过三步走的实践教学模式，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掌握学习内容，达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三是注重对学生学习成功的检验，把参加自治区计算机一级考试作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有效手段，通过让学生做考试考级模拟题，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积极引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教学中总会存在少部分学生反映比较慢，胆子小，不会也不问，如果老师不能及时地加以辅导，造成的可能不仅仅是这门课学不好，也可能造成他对学习失去信心。因此，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对他们多家关注，教一次不会，教两次，反复的指导，直到掌握为止，这次学会了，势必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多加关注，这个学生会慢慢变被动为主动，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老师在个别指导不过来的时候，可以让学习好的学生参与指导，这样既可以保证教学不留误区，让学生感受教师上课的辛苦，增强对教师的认可感，同时也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增加学生相互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教师在计算机教学过程中要正确引导学生认识网络，现在，利用计算机进行网络行骗、犯罪不乏其人。对于在校学生来说，生活及学习环境单纯，年龄较小，是非分辨能力差，很容易被网络上的虚拟世界所迷惑，以致发生一些受骗、上当的事情，使学生在精神和物质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教师在授课的同时，可以通过网络上发生典型案例，提醒学生加强自我防护和自我约束意识。 三、结束语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将对计算机基础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新形势，推动计算机教学向着“培养全面高素质艺术人才”的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教师要不断更新专业知识，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路、不断总结经验，更好的服务学生。 艺术学毕业论文:广播电视艺术学概说 内容摘要： 因为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均系新兴艺术，所以广播电视艺术学也自然成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学科。本文以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广播电视艺术学的价值意义、广播电视学的构成要素为三大理论层面，对于尚在构建之中的广播电视艺术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论述。力图对于广播电视学的构建，提供理性思辨与研究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关键词： 广播 电视 艺术学 概念 价值 意义 要素 因为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均系新艺术品种，所以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也自然成为一门尚在构建之中的新兴艺术学科，对这门新学科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不仅对于广播电视艺术学本身的构建，而且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与实践参考价值。为此，本文专门对比发表若干探索性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层面进行。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特点、性质、规律的专门学科，也是一门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综合学科。 广播艺术是一门新兴艺术，它主要包括广播剧、广播小说、广播诗歌、广播散文、广播小品、广播音乐、广播曲艺（广播相声、广播二人转、广播山东快书、广播鼓词、广播评弹等）、广播话剧、广播歌剧、广播音乐剧、广播戏曲（京剧、评剧、龙江剧等等）、广播综艺节目、广播专题文艺节目、广播文艺谈话类节目等等。 电视艺术也是一门新兴艺术，它主要包括电视剧（连续剧、系列剧、单本剧、小品等）、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电视文艺谈话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游戏类、益智类、真人秀、新人秀、达人秀等）、音乐电视（MTV）、电视文艺晚会，以及直接或播映的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电视杂技、电视魔术、电视皮影、电视木偶剧、电视戏剧、电视电影、艺术体操、冰上舞蹈、时装表演等等。 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专门研究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可见其研究的范围很广播，涉及的层面很深，要求的水准很高，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复杂系统工程。 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价值意义 广播电视艺术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门艺术理论学科，广播电视学以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为研究对象，即以这两大艺术的具体艺术实践为基础，进行总结概括、提炼升华，形成一门系统化，高端化的新兴学科。它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思想，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理念。反转过来，作为一门重要的艺术理论学科，它又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创作、表演、制作、欣赏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与实践参考意义，也就是说，它既来源于艺术实践，反转过来又指导艺术实践。 三、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构成要素 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一门系统化的新兴学科，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广播电视艺术的性质、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广播电视艺术的发展规律等等，其中尤以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为重点与优秀。 具体而言，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广播电视艺术是技术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完美结合的艺术。 众所周知，广播电视艺术的科技含量很高，其技术性特征十分鲜明。广播艺术通过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再通过发射装置发送出去，供听众通过收音装置把电信号还原成声音收听。其科技原理是通过无线恨波或导线传送、收听声频。通过无线电波传送的，叫无线义广播；通过导线传送的，称作有线广播。不论有线广播还是无线广播，其技术性都很强。而电视艺术则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电视是同时传送声频与视频的电子技术，在发送前端，先由摄像机把图像发出的光信息——图像上各个画面上的亮暗、色彩不同的光点、逐点、逐行、逐帧转换成相应的视频电信号，与此同时，微音器也将与图像相关的声音（语言或音乐等）转换成相应的音频电信号。这些信号载荷在高频载波上，经放大后由天线辐射出去。电视接收机再将收到的电信号依次逐点、逐行、逐帧与发送端同步地还原为亮暗不同、色彩不同的光点，在显像管的荧光屏上再现出来，同时由扬声器产生原来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初，又出现了利用全数字压缩技术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称为“数码电视”，并通过卫星传送与接收，简称“卫视”，其技术性更强、更先进。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艺术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完全符合艺术的本质，具有艺术的基本特征，即“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像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具体说，它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主要是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头潜移默化的作用。”[2]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学因为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所具有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艺术基因，因此也自然以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二）传播性与欣赏性的统一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大众传媒艺术，传播性是二者共有的特点。特别是电视艺术，比广播艺术更具有传播广泛、快捷、完整的特点。由于电视的崛起与普及，使得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鲁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视与卫星技术的产生，使地球“愈来愈小”，人类已跨越时空的限制，信息可以在瞬间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则进一步指出：“从语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几千年，从印刷到电视和广播，400年；从第一次实验电视到从月球播回实况电视，50年。”[3]特别是电视与电子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的结合，构成了电子信息网——信息高速公路，更成为当今世界传媒的最大亮点。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艺术又具有欣赏性特征，所有的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供人们欣赏的。正因为如此，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才必须注意群众欣赏的主体地位的研究，注意与欣赏者的互动理论的研究。 （三）文化性与娱乐性的统一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具有文化的本质属性，它们都代表着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 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它们又都具有娱乐性特点，即“寓教于乐”，传播文化要通过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文化的传播。 因此，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也要注重这种文化性与娱乐性统一的理论研究。 艺术学毕业论文:浅析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 内容摘要：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专门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新学科。本文从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三大理论层面，对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概要的论述。 关键词： 广播 电视 艺术学 研究 对象 内容 方法 广播电视艺术学，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一门新学科。广播电视学的理论建构与理论体系及其理论框架，到底应当涵盖哪些内涵呢？这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也是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优秀与关键。本文就此发表几点拙见，以其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艺术学学科下属的二级科学，是艺术与电子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广播媒介与电视媒介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20世纪后期已经成为可以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视听媒介，同时广播电视在发展的过程中同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以多种形式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姿的广播电视艺术。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解为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对象，包括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一度创作主体（编剧、作曲、编舞、策划等）、二度创作主体（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与制作人员等）、三度创作主体（听众、观众）。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客体对象，主要指广播电视的作品与剧（节）目。具体来说，广播艺术的剧（节）目主要包括广播剧、广播戏剧、广播戏曲、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诗歌、广播散文、广播音乐、广播文艺专题节目、广播娱乐节目等等；电视文艺的剧（节）目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以及音乐电视（MTV）、电视文艺谈话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如游戏类、益智类、乃至新近出现的真人秀节目）等等。同时，电视文艺还应当包括直播或播映的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杂技、电视戏曲、电视戏剧、电视电影，乃至于诸多亚电视节目如艺术体操、冰上舞蹈、时装表演等等。”[1]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广泛的。 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二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内容是所有学科建设的优秀与支撑，也是学科内部诸要素的总和。具体来讲，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与重要意义 广播电视艺术学实际上是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合称。广播艺术学是研究广播艺术的学科；电视艺术学则是研究电视艺术的学科。因为广播与电视关系十分密切，合称“广电”，故将这两门学科合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学科建设高度来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可以以理论研究上起到系统化、综合化、概括化的作用，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可以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参考的双重重要作用。 （二）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各自具有自身的审美特征，二者既有个性，同时又具有共性。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广播艺术是声音（听觉）艺术综合的艺术，即音画一体、视听结合的艺术。而二者的共同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科技性与现代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现代化高科技和电子技术的产物。广播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图像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无线电波传送节目的，称无线广播；通过导线传送节目的，称有线广播。仅传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传送声音、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2]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对“广播”给出了上述广义的定义。而狭义的“广播”，则是“通常专指声音广播。把表达一定内容的声音（由语言、音响、音乐等编制的节目）转换成电信号，通过发射装置发送出去，供听众通过收音机装置把电信号还原成声音收听，”[3]本文所使用的“广播”一词，是狭义的概念内涵。而电视则是“同时传送声音与活动图像的电子技术。是广播或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常用作新闻传播媒介。”[4]现在，卫星电视、高清电视等新族的出现，更成为现代化高科技的重要标志。可见无论是广播艺术还是电视艺术，均以科技性与现代性为共同的审美特征之一。 2、艺术性与传统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同时又都是艺术形式，又继承了传统艺术的精华，只不过插上现代化高科技的翅膀而已。例如广播音乐与电视音乐，都继承了音乐艺术的传统精华；又如广播戏曲与电视戏曲，也都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戏曲的艺术精华，彰显出民族文化之光。 3、大众性与接受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大众艺术而不是小众艺术。二者都借助大众传媒，表现大众的生活、情神、文化，体现出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取向。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艺术学还要把大众性与接受性有机统一在一起，进行同步研究。所谓“接受性”，即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为视角，对广播电视艺术的观众学进行新研究。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活动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过程，作品的价值与地位是作家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作品用的是‘描写性语言’，包括许多‘意义不确性’与‘意义空白’，它们构成作品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以‘期待视野’云发挥想像力进行再创造。因此美学研究不仅以作家的创作意识为对象，而且应以读者的接受意识为对象。”[5] （三）广播电视艺术的心理特征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还要涉及到艺术心理学内容，主要是研究广播电视艺术从创作——表演——欣赏的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心理特征。其中重中之重是感知、注意、联想、想像、理解、情感等等。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 三、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三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支柱就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来说，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实践第一的研究方法。要面向广播电视艺术的实践，立足于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密切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转过来又指导实践。 （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系统论是研究问题的的有力工具，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方法，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方法，主张把各种因素、条件、状况、结果和可能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运用。所以要运用西方现代系统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广播电视艺术学进行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系统研究。 （三）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在艺术的发展中我们不能只借鉴、参考本国内的艺术审美水平，对于其他国家的成果我们要运用“拿来主义”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所以要运用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与方法，强化对观众学的新研究。 综上所述，广播电视艺术学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风貌，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等新技术手段的发展与普及为广播电视文艺提供了发展空间，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广播电视文艺的发展将会更加的灿烂辉煌。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研究生 艺术学毕业论文:谈时事政治与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 摘要：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有其特殊性，承担着培养“德艺双馨”艺术人才的重任。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时效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艺术学校的特殊性，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其教学意义深远并行之有效。因此，应探讨在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方法。 关键词：艺术学校；时事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 中等艺术学校是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基地，思想政治课是艺术学校德育的主阵地，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承担着“引导学生如何做人”的任务。学好思想政治课对于提高艺术学校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塑造健康的个性都很有帮助。思想政治课在艺术学校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至关重要。但是在教学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实际教学效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期望和实际效果与社会现实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改进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激发艺术学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就成为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师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笔者根据在艺术学校多年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经验，认为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以时事政治激发艺术学校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是一条值得探讨的途径。 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据笔者了解，许多学校的时事政治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在思考：如果在日常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贯穿时事政治教育，将时事政治教育与政治课教学有机结合，恰当地引导学生，甚至于在学生课余时间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时事教育，这不是一条提高政治课课堂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吗？其重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有助于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更适合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 由于艺术学校专业的特殊性，艺术学校招收的学生年龄大都在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之间，文化课课程跨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培养方向不仅是就业，还包括高考升学。因此，大部分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均采用普通中学的教材，但是授课课时却远远少于普通中学。再加上艺术学校招生主要强调专业特色，对文化课要求相对较低，造成学生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慢慢也就导致艺术学校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文化，忽视、轻视德育的现象。思想政治课的特点是理论性较强，一些基本概念、原理比较抽象。这些抽象的知识与艺术学校学生的年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创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一味地照本宣科，很难吸引学生。将时事政治与政治课课堂教学有机结合，从学生关心的问题出发，有目标地引入时政教育，会使政治课教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时事政治材料体现着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寓于时事政治材料之中。利用时事政治材料更易于将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具体化，使学生感到更加直观。例如，在讲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时，教师可通过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成功举办国庆60周年庆典以及成功进行载人航天工程等时事材料，用活生生的事实感染学生，让富有时代感的知识占据学生的头脑，从而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抽象的理论知识。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时事政治知识是一种来自于生活的宝贵的课程资源，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让政治课堂更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源泉。实践证明，利用好时事政治，可以使政治课教学更加生动具体，把握时代脉搏，丰富教学内容。艺术学校的学生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艺术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要从小就进行专业训练，受专业影响，艺术学校学生普遍重技术性的东西、轻理论性的东西，重具体的东西、轻抽象的东西。他们更多地关心娱乐新闻、文艺界的事件，很少关心时政新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关键还是要靠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美国教育家布卢姆说：“一个常带着积极情感学习课程的学生，应该比那些缺乏热情、乐趣或兴趣的学生，学习得更加轻松、更加迅速。”现在的艺术学校学生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当今时代，网络的发达，手机的普及，报纸和电视的司空见惯，使得如今的学生能够迅速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关注好奇之余，他们也有自己的思考。教师如果恰当地将时政新闻联系到教学中，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视野开阔了，既可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也有利于艺术学校学生的身心发展。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准备高考 近年来，中等艺术学校的毕业生除少数就业以外，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要参加高考，升入更高的艺术高校继续学习。也就是说，现如今艺术学校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要参加高考，政治也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面对的内容。怎样让艺术学校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顺利通过高考，取得政治课考试的优秀成绩是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高考说明已经明确规定，高考试卷必然含有时事政治的试题，近一年来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社会热点，一直是高考试卷中的重要内容，时事内容占有几乎固定的分数比例。同时，试卷中各种题型的背景材料甚至选择题的题干，也越来越趋向于挑选能联系时事的漫画、文字和图形表格等。“得时事者得天下”，已经成为政治课备战高考的主导思路。所以，在教学中合理地安排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在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 艺术学校的学生不是天生地不关心时政新闻，关键是要恰当地引导。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前的五分钟时间，开展“新闻播报”活动。也就是每节课在课堂上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播报最近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时事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前教师要明确“新闻播报”活动要轮流安排，明确一个人主讲，并准备资料，全班学生都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主讲人提供信息和整理材料。这样一人播报，多人帮助，全班资源共享，全班学生受益。这种形式开放活泼，短小精悍，信息量大，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它就像是一个小舞台，可让学生在文化课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独特的见解，非常适合艺术学校学生善于表演的特点。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不仅可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师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 定期组织“时事政治专题课” 当国内或国外发生了重大事件后，当党中央了重要的政策后，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当积极向学校申请开设专题讲座，对艺术学校学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比如，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党中央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艺术学校的学生就是将来的文化工作者，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艺术学校的学生是紧密相连的。学校可以针对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开展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专题讲座。再如，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上海世博会的举行、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等，都可以通过时政专题讲座的形式，使学生及时领会重大事件的精神实质，同时深刻地体会到及时了解时事政治的必要性，彰显时政教育的德育功能。 开展“学生时事评述”活动 学生时事评述就是让学生针对十分感兴趣的新闻、热点开展评述，主要是学生阅读时事新闻、结合新闻背景尝试对时事进行深度讲解、点评。这种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难度可能会比较大，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针对刚入学的新生，可以不追求全面，重点在于将时事表述明白，只要求简单评述。而高年级学生经过多年训练，则要求评述不仅要全面，还要条理清晰，最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等等。这项活动可能会因为学生的素质、水平不同，导致时事评述的效果差异较大。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课下指导，课上补充，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行正确的引导。实践证明，学生时事评述活动既有利于使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与课程学习，也能够使政治课生动形象、充满活力。不仅能拓展学生的视野，给学生呈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也可使学生具备比较健康的政治头脑，使学生终身受益；不仅可使学生学到和巩固课本知识，而且可使学生养成关心世界、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身边事情的好习惯。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对国家前途和党的领导的认可度就越高；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越容易将眼前的学习生活与未来的国家建设联系起来。 作者简介： 王雷（1974—），男，北京市人，硕士，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讲师，公共教学部副主任，主要从事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与研究。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的价值 （一）促进道德品质提升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最大的价值就是助力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提升。初中阶段是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教师应重视初中历史教学中德育的渗透，并从意识层面重视学生良好品质的培养。另外，初中阶段的学生模仿性较强，内心多有自己崇拜的偶像或是敬仰的人，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引导学生把握历史知识点，以历史人物或情节为线索，展开深入探究。中学生既会对历史人物产生感性认知，也会将优秀人物作为自己的偶像，学习他们身上优秀的品质。由此一来，可以实现历史教学与德育的有机整合，提高学生道德品质的同时，也能让学生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有更全面的认知。 （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初中历史课堂中渗透德育还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对初中历史课程改革及教师教学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课堂中学生不仅要掌握历史知识，还要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发展多项能力。以初中历史课堂为载体开展德育，能够有效实现这一目标，促进学生学习水平提升的同时，让其更深层次地理解历史知识，进而产生独到的见解，强化和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具体策略 （一）多媒体立体呈现，全面激发情感 初中阶段的学生仍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事物的认识多处于感性大于理性的阶段，且好恶态度明确，日常学习中更容易被特点鲜明、动态的事物所吸引。为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更好地渗透德育，教师应准备直观、有趣的德育素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设备当前已经在大范围内普及和应用，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立体呈现德育素材，以图片、视频、Flash动画等方式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使其更快地沉浸在历史学习中，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以人教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明朝的科技、建筑与文学”教学为例，为了帮助学生了解明朝时的北京城、明长城等建筑，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等文学作品，教师应借助多媒体开展历史教学活动。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电子课件，为学生呈现各类建筑、文学作品的照片和视频，甚至还可以联系图书馆，与学生一起阅读文学作品和建筑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对几百年前的文明有更直观的了解并产生感性的认知。这种直观、新颖的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其沉浸在古人的智慧中，对建筑、文学作品的作者产生敬佩之情。其次，明长城是本课学习中的一大重点，在学生对这些建筑和文学作品有初步的认识后，教师可以结合教材中的模块，展开深入探究。教师先利用多媒体出示“秦长城示意图”“明长城示意图”，通过对比和分析，引导学生说一说：明长城与秦长城有什么不同？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可以了解到明长城修建的相关情况，认识到秦、明两朝的长城在地理位置、整体布局、技术设施、工程质量等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在教师讲解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还可以展示两朝长城的图片，让学生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学生还会产生一些疑惑，如：“我们当前看到的长城，是秦长城还是明长城？”教师要结合史料为学生解答疑惑。由此，学生不仅可以在学习建筑、文学等内容时，对古人产生敬佩之情，还能对历史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进而产生赞叹之情。 （二）多结合时政新闻，兼具温故知新 只要发生过的事情就属于历史的范畴，因此历史并不单纯指过去很久前发生的事件，可以说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历史。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也应做到与时俱进。当前初中生有着一定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一些时政热点较为关心，教师可以将历史教学与时政热点相结合，加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识的同时，使学生形成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从大局观出发看待文明的发展，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而且，将历史教学与时政新闻相结合，才能让学生在“温故”的基础上“知新”，促进知识与技能的双向发展。以人教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宋元时期的科技与中外交通”教学为例，为帮助学生掌握宋元时期灿烂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基本概况和影响，教师可以结合国内外出现的时政新闻展开对比分析，有效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首先，“四大发明”是本课的教学难点之一，教师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认识到“四大发明”的出现对国内外的影响，可以结合“英国《独立报》评出改变世界的101个发明”这一新闻进行解读。通过分析主流媒体的文章内容，学生可以对四大发明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接着，教师带领学生探究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过程，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对四大发明有更全面的认识，还能有效拓展知识面，丰富历史知识储备。之后，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机，让学生思考三者之间存在哪些联系。通过观察，学生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后者比前者的印刷效率更高，技术也更先进，这时教师提出问题：是什么原因使活字印刷机被发明出来？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什么贡献？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视角从“四大发明”拓展为“世界文明”，教师再加以引导，让学生认识到雕版印刷术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但费工费时且只能印制一种书籍，具有较大的弊端，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正是人们在技术上的突破，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传播，加上欧洲工业革命的浪潮，促使活字印刷机被制造出来。印刷术的进步为思想和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又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社会得到进步。由此，使学生从客观的角度分析历史事件的影响，进而产生更多共鸣，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 （三）多开展德育活动，在实践中渗透 以史为鉴是开展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铭记历史，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为热爱这个国家而做出努力，并付诸实际行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初中历史教学可以围绕国家纪念日开展德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通过亲身感悟加强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识，完成德育的渗透。以人教版初中历史八年级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教学为例，为了在历史课堂中合理渗透德育，教师在常规教学的基础上，灵活设计德育活动，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首先，教师可以借助国庆节、国家公祭日等设计德育活动，如集体活动、竞赛、仪式等。在这类德育活动中，学生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先烈的敬仰。如为了让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教师可以模仿“国庆阅兵”，开展班级阅兵仪式，让学生通过学习站军姿、踢正步等，体验军人的辛苦，并搜集历年阅兵仪式中亮相的新型武器，以便更真切地看到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和进步，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和安全感。与此同时，还要在教学中引入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以时间轴为线索，帮助学生认识到新中国成立的历程。通过学习学生可以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此告别屈辱落后，走向繁荣富强；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迈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进而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发展中的一分子，是国家的主人，应该把握受教育的机会，好好学习，立志报效祖国。 （四）以教材为出发点，开展爱党教育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长河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也是我国近代史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以教材为出发点，着重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能够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认识。教师可以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生动地呈现这些场景，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发展历程并合理渗透德育，使学生在了解党的历史的基础上，激发爱国意识和爱党意识。以人教版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教学为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为出发点，加强学生对党的认识，以实现德育的渗透。首先，在新课导入环节，教师要利用多媒体展示影片片段，让学生直观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问题：请大家认真阅读教材，说一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哪些武装起义？结果如何？产生了哪些影响？学生按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的顺序展开自主学习，过程中要先认真阅读课本的内容，并在书中将重点内容圈画出来。与此同时，教师要利用多媒体设计填空题目，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后结合理解与感悟，独立完成填空内容，最后由各小组长检查组员的完成情况，并将最终结果反馈给教师，让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其次，教师设计合作探究活动，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运用教材所学知识来探究以下问题：1.为什么我国的建军节定为南昌起义的纪念日？2.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领导其部队向农村进军，为什么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3.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什么局面？其建立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的难易程度不同，小组成员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探究问题，如果小组内无法解决，可以由其他小组或教师帮忙解决。通过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学生可以对教材内容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了解，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成立有详细的认识，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 （五）通过研究性学习，实施德育 研究性学习是较为新颖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结合历史教学内容与学生学情，开展相应的研究。由于初中生年龄较小，缺乏自主完成研究的经验，在选题、设计研究方案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其一定的指导和帮助，让学生在有效的指导下完成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研究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自由选择学习形式，以个人、团体等形式展开研究，并在指导中合理渗透德育元素，这样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才能得到有效提升，历史学习效果也才能得到质的飞跃。以人教版初中历史八年级下册“中国共产党诞生”教学为例，为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条件及成立的伟大意义，教师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会议、二大会议等事件，引导学生自行选择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游览的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各展览馆的主题为学生讲解相关历史事件，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参观活动结束后，教师要鼓励学生回顾实践活动中的收获，并结合教材中的内容展开综合性阐述。教师为了合理渗透德育，可以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维：当前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牺牲自己换来的，从他们身上大家可以认识到什么？通过思考和讨论学生可以认识到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高尚品德并初步形成爱国意识，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周丽娟.以史为鉴情感渗透——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策略［J］.新智慧,2021(35):62-64. ［2］周亚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J］.清风,2021(16):38. ［3］俞修贤.摭谈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J］.安徽教育科研,2021(21):88-89. ［4］张大龙.浅谈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J］.学周刊,2021(15):111-112. ［5］郭少英.立德树人以德促教——初中历史德育的渗透［J］.吉林教育,2021(Z1):89-90. 作者:张向霞
政治教学论文:探究式教学方法下高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问题情境的创设 首先，教师可以通过问题情境的创设来引发学生的思考与探究，这同样是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的一种营造方式。随着越来越多教师们在教学观念上的转变，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凸显学生的教学主体性对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可以起到的作用与意义。教师在展开具体问题的讲授时可以通过将知识点融入问题中让学生们来展开知识的获取，这不仅是对于大家思维能力的一种很好的锻炼，同时，这也是探究式教学的一种直观体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进行问题设置时一定要合理，只有那些和教学内容结合十分紧密，同时，也能够充分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的问题才是更有价值的，这样的问题也能够更好的为探究式教学带来辅助功效。例如，在学习《审慎用权，民主决策》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设计这样几个关键问题：①如何做才能让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得到提升呢？解答这个问题可以首先引导学生认识立法工作的重要性，高质量的立法可以约束行政执法行为，可以联系《立法法》进行解释说明；②政府行使民主决策的原则，你赞同这些原则吗？说说你的理由。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知识，举例说明，使学生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透彻掌握所学内容。高中政治课程中的不少教学内容都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有所应用，尤其是对于法律认识的这些教学素材，不仅能够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同样能够帮助学生们学会如何正确应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对于这些知识点的教学教师在进行问题设置时可以结合生活实例来引发学生的思考探究，这不仅是一种更为灵活生动的情境创设方式，这样的教学过程也能够不断深化学生们对于相关知识点的理解与领会。 二、探究能力的培养 探究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这也是探究式教学在展开时最为重要的一个教学目标。想要在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中深化对于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与锻炼，教师要有意识的活跃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们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与探究，要让大家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来不断深化自己的这方面能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从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平时对于生活的观察中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这种方法有着较好的实践意义。这不仅在于高中政治课程中很多教学知识点都和生活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这样的方式也能够让学生们更好的展开对于问题的分析，这对于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将会是很积极的推动。在学习《个人活动和社会发展关系》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们循序渐进的展开对于“个人成长的社会条件”“、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个人活动对社会发展产生能动的影响”这几个问题的探究来逐渐展开教学，学生通过自主的探讨问题，并且从许多资料中总结相关规律来深化对于教学内容的认识。现行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内容比较抽象、理论性较强，因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教师要不断对教学方法进行探讨、研究和改革，注重对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其在探究过程中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政治思维能力。这些都是探究式教学可以收获的教学成效。 三、合作学习的展开 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形式，这种模式同样能够为探究式教学提供推动作用。小组合作学习首先能够极大的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大家在小组内能够非常自如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见解，也能够很好的展开对于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不仅如此，小组合作的过程中还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能够让大家慢慢懂得如何从他人好的见解中有所领会。这些都会对于学生的思维带来启发，同时，也能够推进探究式教学更好的在课堂中展开。在学习依法行政的意义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可以选择新闻或微博热点中的热点问题引发学生的探究：一个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几个贩卖日用品的小摊贩占道经营，这不仅对附近商店的营业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容易造成交通堵塞。城管执法人员可以有如下几种做法。做法一：同情小摊贩谋生艰难，不予理睬；做法二：给这些小贩讲道理，说明占道经营的危害性，劝其离开；做法三：依照《治安管理条例》，没收小摊贩的商品。要求学生对这三种做法进行讨论，认为哪一种做法合理，并谈谈自己的理由。这个问题立刻引发了学生们浓厚的探究兴趣，大家纷纷在小组内激烈的展开对于问题的探讨，各种不同的意见与想法也充分得以表达。整个合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参与积极性特别高，大家也在合作学习中很深入的展开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这个过程对于深化学生对于这个知识点的领会将会很有帮助。探究式学习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与实践能力。教师应当通过良好的问题情境的创设为学生的自主探究提供机会，同时，也应当注重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并且借助多样化的教学形式让大家更好的在课堂上成长。将知识点融入问题中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探究式学习的展开，也能够让大家在问题的分析研究中增进对于相关教学内容的理解与体会。 作者：王正琪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中学 政治教学论文: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政治教学论文 一、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题中之意。传统政治课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角，授课形式单一，偏重于对重点段落的标识与背诵。学生或许对某个概念、某个段落背诵如流，但对知识点的理解却陷入混沌。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把主动权交给学生，为学生提供自由想象、自主合作思考空间，在启发学生思维基础上，鼓励他们在尝试探究过程当中自我发现、自我提高。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是现代社会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终身学习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是实现终身学习的主要途径。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有利于学生掌握政治学科的学习方法，更主要是自主合作学习的意识将会时刻提醒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是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标准，与成绩相比，能力对于个体终身发展影响更大。初中政治课堂上对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质量，还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利于学生良好习惯养成。 二、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愉悦的课堂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愉悦的课堂氛围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作为初中政治教师要在掌握学生身心规律的基础上，积极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1、生动形象的引入方式。 这是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第一步，生动的导入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注意力的集中，在开课前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回答上节课的问题来开始新的授课，或者先播放本节课相关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将学生的注意力从课间游戏拉回课堂。 2、丰富多彩的多媒体教学。 媒体教学是政治学科的重要教学方式，图片和音效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深深地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多媒体教学通过相关的案例展示，提高了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也激发学生课下主动去搜集相关资料的兴趣。 3、贴近生活的教学案例。 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是培养学生思想情操和政治素养的一门课程，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开展教学，能够把生硬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比如讲述法律中的案例，能够让学生明确哪些行为是违法的，被侵犯权利时该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既能够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又能够进行最直接的情感交流。 (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学习的主体或者说是课堂的主体终究是学生。教师应该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基础上，让学生充分的表现自己;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设计教学过程，为学生搭建平台。例如在教学中插入生活实例让同学们讨论，在学期设置几场辩论赛或者让学生分组探究学习，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让学生在互动学习中体会学习的兴趣，建立主人翁意识。 (三)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增加学生的学习乐趣 1、重视预习与复习，建立知识体系。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会预习，列出预习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个过程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发现问题的能力。教师要督促学生按时复习，温故知新，按时复习也可以减轻学生学习负担，避免造成知识堆积。教师要帮助学生在预习和复习过程中建立知识体系。初中政治课程章与章、节与节的联系非常紧密，清晰的逻辑、简单明了的知识框架能够使学生快速掌握学习的重点和政治学习的规律，提高政治学习的质量。 2、扩大阅读面，加强知识联系。 课本对学生的素养教育是不够的，学生道德水平和思想领悟很大程度需要其他学科以及课外知识补充。政治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扩大阅读面，通过看报、看杂志等形式来补充课本不足。其他学科与政治在某些方面具有相通性、互补性，建立学科间联系便于学生更完整掌握知识点，深刻领会知识内涵与外延。 3、勤学习多思考，剖析知识重点与难点。 学生思考提问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深化和延伸，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敢于质疑，给学生学习的信心和提问的勇气。在学生提问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恰当的指导，通过举例、对比等方式衬托出知识重点与难点。 (四)建立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巩固学生的学习能力 初中阶段的学生，在心理上渴望被认可。教师应从多角度、全方位运用各种评价方式，根据学生特点，因人而异地给出评价。评价中以肯定、表扬为主，切忌挖苦、讽刺学生。 作者：魏捷 单位：包头市昆都仑区包钢十五中 政治教学论文:生活化思维下初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重要价值 1．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内涵。 所谓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就是将生活化思维融入到政治教学当中，特别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生活视点和社会知识作为初中政治教学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将生活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使“政治源于生活”的教学理念渗透到初中政治教学活动，使初中政治教学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促进学生在政治教学过程中体验生活，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价值。 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要求，“立足学生的实际生活体验，从学生的长远发展需求统筹考虑，将政治理论视点同现实生活的主题做到紧密结合”，是新课程改革对政治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因而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探索和创新生活化教学模式，是落实新课程改革目标要求的重要措施，这将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初中政治过程中体验生活，为学生未来发展特别是融入社会、融入生活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初中政治教学具有一定的“枯燥性”，学生普遍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而将生活化思维融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当中，能够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主题来增强初中政治教学的吸引力，使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激发，进而促进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全面提升。 二、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创新策略 1．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启发性”。 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提升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初中政治教学的优秀目标之一。基于此，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大事例引入到课堂，给学生以启发，使他们能够思考。 2．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特色性”。 要想使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取得实效，就必须将本地特色与政治教学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而且也有利于学生加强对政治的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留心将本地的人文特色、地理特色、发展特色与教材内容合理结合。如在学习“传统文化的继承”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本地的传统文化来开展初中政治生活化教育，福建地区可南音、土楼等作为教学案例;北京地区可以将京剧脸谱作为案例进行教学;长三角地区可以围绕水乡古镇、江南园林等案例进行教学;东北地区可以通过二人转、大秧歌等表演艺术作为案例进行教学;而河北地区则可以将唐山皮影戏、评诚、河北梆子等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总之，通过将特色化的案例融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当中，使初中政治教学更具独特性和吸引力。 3．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趣味性”。 初中政治教材中，有不少“抽象性”的教学内容，这就需要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趣味性，通过生动的事例来加强学生的印象。这就需要初中政治教师将一些教学内容与趣味性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教学，可以让学生搜集大量国内外标志性建筑，中国长城、法国埃尔铁塔、美国自由女神像、埃及金字塔、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等，也可以让学生搜集不同饮食文化差异，比如中国的饺子、美国的肯德基、日本的寿司等等，这样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使学也了解更多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并让学生学会如何分辨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可谓一举多得。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生活化思维的初中政治教学模式，是一种科学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利用学生体验生活，而且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需要广大初中政治教师高度重视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创新，使初中政治教学走向学生的生活实际，使蕴涵在生活中的各类主题融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当中，使学生能够将生活与政治结合起来，通过观察、体验、感情来提升自身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使初中政治教学更加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符合学生发展实际，最大限度地提升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和效果。 作者：吴跃宏 单位：泉州市泉港区第六中学 政治教学论文:生活化教学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正确认识生活化教学，生活化教学并不等同于生活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学行为。要有效运用生活化教学策略，首先必须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生活化教学。生活化教学是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背景出发，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生活背景中，激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地生活，从而促进学生素养与能力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具体的教学中许多教师将生活化教学与生活等同起来，简单地认为实现生活化教学就是要将学生的现实生活引入教学，而造成政治课堂教学成为生活现象与素材的堆砌。整个教学就是生活素材的不断叠加，生活气息浓厚，但是政治气息不浓。如此丰富的生活素材确实可以拉近学生与政治学科的距离，增强教学的可信度，激起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但这往往只是形式的热闹，而并未真正体现政治学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要有效实施生活化教学，就必须要改变这种错误的认知，要认识到生活化教学并不等同于生活素材的简单选择，而是要以学生为出发点，围绕着具体的教学内容，来选择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生活素材，不仅要以熟悉的生活现象来拉近学生与教学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相关的生活现象与活动来获取直观认知，由此上升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理性认识。只有以这样的思想来指导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生活化教学才能在教学中得到深入落实与全面贯彻。 二、体现学生学习主体性，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新课改的优秀理念在于以学生为中心，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在以往的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教学的从属地位，只是在机械地记忆经由教师所传递的教材上的知识条款，忽视学生在认知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忽视学生的思考与思维，这样的教学注定是失败的，只能将学生塑造成背死书、死背书的机械学习者。改变学生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主体参与、主动构建这正是实现现代化教学的优秀所在。政治教学实施生活化教学，让学生在生活情境的探究中来学习书本知识，通过学生的认真观察、深入思考、层层释疑，步步启发，充分交流，可以让学生将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实现由“要我学”为“我要学”的转变，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这正是实施生活化教学的优秀所在。因此，在实施生活化教学中切忌穿新鞋走老路，依旧上演着以教师为中心的机械灌输，以教师的主观臆断来代替学生的思考与思维活动。在具体的教学中我们不仅要以学生的眼光来审视教材，从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现象入手来展开教学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在教学活动中，要还学生以充分的自主权与选择权，让学生展开充分的思考、交流与讨论，不要片面地认为从学生的生活出发，就是实现了生活化教学。教师更要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确立学生在生活化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以主体身份来展开探究，不再是被动参与、机械接受，而是学生以主本身份展开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在探究中自主地构建知识。这就需要教师做好组织者、参与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不仅要设计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活动，还要成为指导者与启发者，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展开思考与探究。 三、回归于现实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运用所学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强调“从生活走进政治，从政治走向社会、走向应用”。在政治教学中从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现象来引入新知的学习，让学生在生活中加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这只是生活化教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回归于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运用，在运用中学习，达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这也是生活化教学的重要部分。学生所学到的只是间接的经验，只有将间接经验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将学习与生活结合起来，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现实生活问题，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心理需求，引导学生去发现与创造，这样才能让学生将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才能实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创造性运用。同时也才能让学生在实际运用中体会政治学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让学生科学认识政治学科，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形成对政治学科持久稳定的学习兴趣。如在学完“消费及其类型”后，我们可以让学生了解家庭收入与消费情况来设计消费方案，并说明各种消费属于哪种类型。这样为学生的充分运用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学生通过运用所学来解决家庭现实问题，更可以让学生体会政治学科的实用性，让学生享受到政治学习的乐趣、成功的喜悦，从而使学生在快乐的学习中加强了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更能自觉地将其运用于生活之中，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与生活。 四、结语 总之，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实施生活化教学策略既是政治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需求，同时是现代教学的必然趋势。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要树立正确的生活化教学理念，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切实将教学与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学生学有激情，学有体验，学有成效，学有感悟，才能让学生在政治学科教学中获取全面发展与提高。 作者：马立平 单位：河北省平乡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附属中学 政治教学论文: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论文 1高中政治教学中存在低效率的原因 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一些低效率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教学中重点和难点难以走出困境 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其内容的讲解，讲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让学生完全理解，就是理解了再讲出来又不是要讲的意思，总之要真正地理解高中政治中的一些抽象的内容，光靠讲是不能真正的将内容吃透。这样就造成这些政治重点和难点在学生和教师面前都很难过的坎。过了很多年，我们会记得语文、数学、历史等一些重要的知识，但好好想想也想不出政治有什么重要的知识留下来。这也说明政治的内容真的是很抽象的知识。 1.2政治课堂的氛围很沉重 政治课的学习，除了记忆还要真正的理解，没有真的吃透这块内容，是会很快忘记的。但在课堂上，听课的学生很少，而且也很安静，不知道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但喊起学生一问便知真的不懂。学生也不是很积极地发言，教师的讲解也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使课堂变得很沉默，因此政治的学习效率就会低。 2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整合的重要性 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整合，就是在先进的教育思想、理论指导下，通过学科课程把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学科课程的教与学融为一体，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提高教与学的效率，改善教与学的效果，更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课程与信息技的术整合，其实是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把信息技术、信息方法、信息资源、课程内容和人力资源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高中思想政治的课程特点是具有知识性、时效性、政策性，并且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社会性、实践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理论知识结合实践手段，才能更好地发挥效果。新时代的变化也要求我们不能一层不变的使用那些传统的方法，而且新课改条件下对课程的教学有了新的要求，以前那种陈旧的教学已经退出了它的舞台，我们迎来了新的开始。信息技术的出现，也让我们认识到它的强大，不能让它白白地出现，要让它为我们服务。强大的信息技术，网络信息的强大，也是我们现在最好的工具。因此，非常有必要将信息技术与政治学科教学进行整合。 3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整合途径 3.1转变教师的教学模式，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实际的教学中 教师要从思想上改变以前那些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主动地将现代的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中。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模式，对备课的内容采用PPT的形式进行讲解，对一些抽象的内容采用图像或动漫的形式，及对一些政治事件采用视频的形式进行讲解，这些都会增强学生的活跃程度，一些课上睡觉的学生减少了。学生的兴趣有了，课堂活跃起来了。然后对每个难懂的内容通过其他形式的讲解，并让学生进行讨论，这样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 3.2完善信息技术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基础多使用网络教学中的教育教学信息，这些信息特别适合高中生进行自主学习，为其发散思维、创造思维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孕育提供条件。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方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不仅使教师善于使用信息技术，而且还让学生也学会主动学习的能力，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信息技术带给教师和学生不仅是便利，更是一种思维。 3.3将信息技术深入到高中政治教学中每个角落 信息技术是个不断发展的技术，但对这些技术的把握也是很重要的。要分清楚那些知识是正确的，那些知识对政治的学习会出现误区，教师在准备讲课之前必须对其中的优差进行辩解，防止一些不好的内容影响到教学并影响到学生对内容的理解上。在引入新知识的过程中，要学会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甄别和选择，做到知行结合，比如在讲解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区别时，要通过具体的知识内容，如人大代表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视频资料或新闻报道来说明，以实现对学生认识的厘清和分辨。总之，教师是领路人，对浩瀚的信息知识必须通过筛选才可以使用，才能和高中政治进行整合。 4结语 高中政治教学是很重要的教学，要和现代的信息技术进行整合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通过不断地摸索，总会找到一条适合高中政治教学的途径。 作者：蔡长青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中学 政治教学论文:主题情境探究教学中高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主题情境探究”内涵及实质 关于主题的选取，可以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可以是一个案例、一个热点，又或是一段材料。如，以“舌尖上的中国”爆红谈“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第三届“核安全峰会”的召开谈“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每一框题的情境虽然以一个主题为主线，但视情况也可以补充其他材料。 二、打造主题情境的必要性 1．有利于创建紧凑的课堂教学结构 在教学中，教师已普遍认同情境教学法，将情境大量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但在具体教学中往往是每点一境———每一个知识点都设置相应的情境，以致一课多境。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的注意力始终跟随情境的变化而转移，无法聚合对课程知识的关注以及清晰地把握知识结构体系。这种零乱的课堂结构同时也是很难深入与欠缺张力的。 2．有利于打造学生全面的思维方式 现代思维方式要求学生既具备发散思维，又具备聚合思维。所谓发散思维是指以问题为中心的扩散性的思维模式，具有多向性的特点，如政治教学中常见的“一题多解”、多角度分析问题，培养的就是发散思维能力。而聚合思维则与发散思维相对，是把多向性的思路聚集成一个焦点的收敛性思维方式，从不同源头、不同角度探求出一个正确答案。如高中政治标准化考试中的单选题，就是对聚合思维的应用。而主题情境教学在主题的选取上，先要经由发散思维对周遭的时事热点问题进行关注，再经由聚合思维进行筛选;在情境问题的解决上，往往先由发散思维广泛猎取可能涉及到的学科知识，在此基础上运用聚合思维归纳出正确的结论，充分展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 3．有利于培养学生剖析问题的能力 纵观近年的各类考试题型，无论是出题方向还是具体解题要求已不再过多地关注知识的记忆，而是关注关键信息的筛选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而现实生活中也处处充斥着“高分低能”甚至是“低分低能”的现象，在很多学生的意识中，在学校所学的学科知识是“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真实的生活之间不构成联系，高中思想政治学科尤其面临这样一种尴尬:据笔者所作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学生学习情况调查问卷》统计显示，起初仅有5．56%的学生会经常使用所学的经济、政治等知识去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运用主题情境连通学科知识和生活实际，帮助学生形成自觉运用政治学科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 三、主题情境探究教学的实践操作 1．联系社会生活选取主题 “主题情境探究”的优秀就在于“主题”，因此，如何选取一个能够引领整个课堂教学的主题尤为重要。实践发现，在与自己联系密切的情境中体验现实生活中的疑惑，尤其能引发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欲望，因而主题的选取应以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为基点。且高中生的一大心理特点是求知欲旺盛，对新鲜事物存在天然的兴趣趋向，因而确定主题时材料的新颖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如:“经济生活”第九课第一框题“市场配置资源”的课堂教学以探讨品牌眼镜店如何在市场竞争中获利的问题作为主题。这一主题集社会关注度高、与学生生活关联度高等优点于一身，因而雀屏中选。 2．把握知识脉络取舍信息 确定主题后，由于可收集到的与主题相关的材料较多，为避免造成信息的堆砌，必须对其进行取舍。我们认为信息呈现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知识目标，因而在取舍信息之前须对教材的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和把握，明确教学重难点，厘清知识的逻辑关系，清晰教材的整体思路和所有表达的意图。如设计“新时代的劳动者”这一课题时，考虑到该课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目标是劳动和就业的意义、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及其形成原因、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策略、正确的就业观、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为使主线明晰，舍弃了东莞“民工荒”、马克思论劳动等题材，改以财会专业大学毕业生齐齐的就业波折，使选取的信息紧紧围绕该主人公经历变化所涉及的知识点。 3．选取呈现情境的合理方式 筛选出一个好的主题只是第一步，要想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注意选择呈现情境的合理方式。在情境引入部分，是文本引入还是多媒体引入，是叙事引入还是播报引入;在情境推进时，是文字推进还是音频、视频推进，是学生活动推进还是教师主导推进;在归纳总结部分，是表格总结还是知识网络总结，是学生归纳还是教师总述，这些都需要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自身特质和学生情况来提前思考、设置。如在“市场配置资源”一课中，考虑到执教的高一2个班学生的文字解析能力较强，而本课内容又与生活联系密切较易理解，因而在情境引入的部分采用图片和文本引入;在情境推进时采用视频展示的形式，让学生解构视频中涉及的市场信息;而在课后布置探究任务时采用图片展示的形式，让学生结合这节课所学的相关知识为我市品牌连锁眼镜店的健康发展写一份发展计划书，实现了“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新课标要求。 四、高中思想政治课主题情境探究教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1．关于教学设计的空间 主题情境最大的好处是情境的整体化和系统化，避免零碎之感。但过分强调主题性，围绕一个主题统编情境，还要注意课程知识体系与情境主题之间的逻辑衔接，往往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有掣肘之感。因而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应避免机械生硬，其他有益于课程的形式和素材也可适当选用。 2．关于学生活动的形式 主题情境教学在实施中易使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过分注重情境的编排，在其逻辑性和合理性上花费大量的工作，重预设而不利于激发“生成”。特别是在学生活动的设计上，往往流于“师问生答”的单一问题教学模式。虽说好的问题往往能给予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但若一旦沦为“满堂灌”，则极易造成学生的思维疲劳，使课堂气氛活跃不再。鉴于此，教师应引入大量的学生活动方式，如演讲、播报、现场调查、即兴辩论等，既可以活跃课堂，又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归纳、演绎、表达等能力，同时也是对“能力立意”的新课程理念的践行。 五、结语 实践证明，主题情境探究教学虽有自身的弱点，但只要在具体应用中加以注意，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相信在广大一线教师教学机智的照拂之下，必会使其更大程度地促进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与新课程理念的融合。 作者：秦璐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第五中学 政治教学论文:多媒体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多媒体技术在政治课教学中的突出作用 （一）丰富教学内容 多媒体课件具有大容量、多信息、快节奏、高密度、高效率的特点。过去没有多媒体授课之前。学生学习的内容仅仅局限于课本和老师的说教。而政治课教学融入了多媒体技术以后，授课的直观性和容量是教室的黑板无法相比的。例如制作复习课课件《图表型选择题专题复习》时，涉及到图表的绘制展示和数据的分析效果非常好，授课的容量也非常大，在减负的条件下很顺利的完成了教学人物。尤其是政治课的教学与实际、时事联系的特别紧密。政治课要上一些热点问题的专题课，课件中可加入时事热点、新闻综述，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关注社会的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是分不开的。另外，当需要对某些知识体系复习回顾时，多媒体课件可以增加复习课的容量，节省时间，提高效率。适应了减负条件下政治课时减少对高校课堂的要求。 （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多媒体技术应用到政治课教学中，可以优化政治课的课堂设计，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过去的政治课教学的课堂设计局限性很大，应用多媒体技术以后，可以把老师的构想完全体现在课件中，通过问题的设计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使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课件中强大的交互功能使我们在课件中设计学生能够发挥想象力所想到的某一问题的很多答案。为学生培养创造力提供了方便。尤其是本溪从去年开始实行班班通工程，教师安装交互式白板系统，互动功能大大增强，对学生的考试卷纸可以实行实时分析，对各种卷纸实行及时投放，对卷纸实行现场批改展示，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三）可以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 多媒体技术教学中的操作过程是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要解决把抽象的东西转变成形象的东西。必须通过对问题的归纳、分析从而研究出一般性的规律。比如：哲学中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教育，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过程，再加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化。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在课件中加入一些形象直观的东西，学生通过分析、思考、学习，其抽象思维必然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如何做到多媒体技术与政治课教学的高效融合 为发挥信息技术在政治课教学中的作用，我结合工作实践，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资源的收集与有效利用 多媒体课件需要大量的素材。制作课件之前首先要根据所讲授内容的需要去搜集相关的材料。当今属于信息社会，素材的来源途径很多。通常的途径有互联网、电视、报纸、广播等。最快捷、最方便的要属互联网了。我校较早就开通了互联网并实现了校内联网，也开通了北大附中的教育网站，近日也要引进金太阳资源网，为老师交流查询信息提供了方便，我有许多政治课件的素材都来源于互联网，建议有条件的学校早日开通。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所有的素材和资源都是为教学服务的，课件的制作要着眼于教学目标，突出重点、难点，切忌为了形式主义的需要而把多媒体课件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同时，课件的的制作要系统化，要有衔接、有逻辑性，课件的制作过程不是简单的堆砌素材的过程。换句话说，资源的收集是很简单的，关键是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这些素材。 （二）课件制作个性化 我们学校很早就对教师进行了课件制作方面的培训，许多老师掌握了好几种制作方法。例如powerpoint、authorware、flash等制作软件。至于采用哪一种方法，应结合实际情况。我个人认为这些软件各有特点。Powerpoint和flash所制作的内容占的容量小，便于保存，一般磁盘即可。Authorware课件的保存需要光盘。Powerpoint侧重与幻灯片的制作，Authorware交互功能强大，flash动画功能强大。在制作政治课件的过程中可以把三者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同一课件的内容，可能所用的素材有所重叠，但课件的设计要有个性化的体现，我们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可以参考他人所制作的优秀作品，但不能照抄照搬，制作的课件要体现自己的风格。 三、资源的共享 本溪实行班班通以后，各个高中都安上了交互式白板，但是各高中之间优质资源的共享仍然没有做到。因此如果各个学校之间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的话，将会大大提高老师的工作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如果全国能实现资源共享的话，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也是一种促进。可能各个学校存在一定的竞争，因此优质资源的开放有待时日，但是在市场条件下有偿开放也不失为一种策略，我想，也学要有关部门的引导和调控。 作者：刘根久 单位：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政治教学论文:多元评价方式中的政治教学论文 1.多元评价方式的优势 1.1能够促进中学政治教学观念的转变 在过去，教育的功能被局限在文明的传承上，不重视文化的创新，思想的培养。多元评价方式则非常重视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着重培养学生的个性，以学生为基本，允许学生大胆的创新、假设，有自我的独特见解，可以说多元评价方式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产物。 1.2能够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 中学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学生的道德素质，加强学生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能力。但是由于中学政治教学受到应试思想的影响，将教学重点放在了记忆与背诵上，导致学生只重视知识点的掌握以及统一答案的背诵。而多元评价方式更加重视于中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能够把学生从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中解脱出来，帮助学生养成自主探究的习惯。 2.多元评价方式简介 2.1利用纸笔测验对学生进行评价 纸笔测验一般可分为各种大型考试、课前听写测验以及课后诊断性测验三部分。其中考试作为评价多元评价方式必不可少的评价方法，能够基于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客观、高效的对学生当前的认知情况进行评价检测，所以其在评价总分值中的比例应当适当提升。另外，无论是使用哪种纸笔测验手段，均需要将评价的重点放在学生答题时的答题方法、心理状态、答案规范程度，以及在纸笔测验完成之后是否进行查漏补缺等等，推动纸笔测验评价体系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2重视学生的课堂表现，提升学生主体意识 中学政治教育课堂作为老师开展各项教学活动，以及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平台，政治老师需认识到学生课堂表现的重要性，同时将学生的课堂表现归入到学生学业评价体系之中。除此之外，中学政治老师还需要根据学生能力的培养目标以及课堂教学内容设定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变为政治课堂学习评价以及学习的主体。具体做法为：利用多媒体设备制作生动形象的政治教学课件，并在课件中添加视频、案例分析以及图片等，通过具体形象的内容，引导学生不断的发现问题，并鼓励学生主动的解决问题，挖掘出学生的个性以及自主学习能力；情景教学作为中学政治老师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指的是老师利用各种教学手段以及教学工具，营造一种特定的教学氛围，使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更快地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去。情景教学能够提升中学政治教学趣味性，能够提升中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可以帮助学生来理解政治知识，内化知识。比如说比如说老师在讲解“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时，可以设计这样一个情景：很多超市都存在顾客任意打开产品食品包装，任意打开试用封闭包装的日用品，随意破坏产品等问题，顾客的这种行为轻则带给超市几元的损失，重则带给超市上千、上万的损失，日积月累超市的损失金额度能够达到几十万元左右。老师可以基于这一情景向学生提问：你是否是这类顾客中的一员？这种行为是否正确？这种行为是否在消费者的正常、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你作为消费者又该怎样正确、合理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等等。通过一系列问题的创设，将学生放置于问题情境中，使学生更通透的理解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老师也可以通过学生对问题的回答程度了解学生对本堂课的掌握程度，并通过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程度、正确率，了解学生的课堂表现情况，以及本堂课的教学情况。 2.3自评互评法 中学政治老师可以通过让学生进行自评或者是互评等方式，使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体以及评价的主人。学生在进行自我评价时，可以以自己的过去为参照物，或者是以他人为参照物，进而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并推动学生内化处理评价标准以及目标。学生在进行相互评价时，需以相互爱护、相互促进为出发点，站在客观的角度，给予被评价者真实、客观地结论，推动被评价学生进步。 2.4档案记录法 中学政治老师可以根据新课改对中学政治的要求、中学政治课程的规律以及特点为学生建立成长档案。成长档案中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是否存在不符合日常行为规范的情况；学生的平时考试成绩、期中考试成绩以及期末考试成绩；学生的课堂表现；中学政治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材料。老师需对档案材料进行定期更新，同时定时向学生本人公布，使学生通过成长档案切实感受到自己的进度以及成长，提升提升学生对政治课堂教学的兴趣，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但是档案记录法这种评价方法的针对性比较强，同时每份档案都有各自的特点，实施起来必然会增加政治老师的工作量，因此一定要按照同一个评价指标对学生进行灵活的评价，并防止形式化倾向出现。 3.结语 使用多元评价方式进行中学政治教学，可以将政治教学过程转化为学生自我探索、体验以及内化的过程，能够真正提升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使学生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具备正确、优良的思想道德观以及世界观。 作者：孙颖 单位：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政治教学论文:人格素养模式下的思想政治教学论文 一、高校培养学生人格素养的重要性 1.高校学生人格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生处于精神发展状况的特殊阶段，他们独特的心理活动造就了人格素养的养成与一般青年有所不同。通过对高校生人格的调查分析，我们可将高校生人格素养培育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特性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学生需求的多样化，导致其过分注重物质条件。高校生对于物质生活、精神文明的需求强烈且丰富。他们既需要衣食住行、社会的关注、教师的关怀等外在物质条件，又需要友谊爱情、为社会贡献、美德等内在精神需求。从实际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如今的学生由于自身的心理特征、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使得他们更加注重自身对社会发展利益的需求，往往忽视社会发展对于自身的需求。由于学生更加注重实惠，使得学生在择业就业时只关注自身的发展前途，对社会的发展需求缺少贡献意识。二是由于面对各方面的压力，高校学生内心情绪波动较大。由于高校生自身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验积累的增多，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认知世界、观察世界。同亲人、教师、同学之间等各种情感使得学生内心的情感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甚至复杂起来。在与社会、外界接触的时候，往往现实生活中的困难、矛盾使得他们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出畏惧、逃避的行为。在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时，由于学生情感丰富、经验不足等心理问题，使得情绪波动较大、忽冷忽热，导致情绪与理智自相矛盾。三是高校生责任意识的薄弱。随着学生自我意识的增强，在学习生活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处理问题时，只依靠自身的感知、思想做出判断，过分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忽略他人，团体意识淡薄。只知道盲目追求利益，忽视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 2.影响学生人格因素的分析。 学生的人格主要受社会环境、家庭环境、高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学校教育因素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培育学生的人格素养。但在实际的教学中，高校往往忽略对学生人格素养的教育，主要表现为：重视科学知识的教育、专业素质的提升，而忽视人文环境的教育与为人处世能力的培养；教师只注重单向的知识灌输，而忽视学生内在的需求与内心的想法；高校的各科教学把人格素养的教育都推给思政课，致使学生的人格培养模式形成了单一引导的局面，而忽略各科的协同作用；高校只是单方面强调学生的思想教育，而忽视教学的主体——教师自身人格的完善。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教师思想道德水准不高，缺乏对教学的热情。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学生良好人格的养成。 二、高校思政课教学对学生人格素养的培育 目前，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主要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由于各门课程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使得思政课对培育学生的人格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可分为社会人格培养与法制人格培养。 1.思政课教学对学生社会人格的培养。 高校思政课教学最主要的目的是培育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人格的学生。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要重视思政课教学，积极健康地引导学生养成诚实守信、乐于助人、明辨是非、勇于承担责任、创新等优秀品德的社会人格，为祖国未来发展提供优秀的生力军。一是思政课教学可以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教会学生诚实为人。正确的是非观是学生成才的重要因素，要求我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可以为我们的思想、行为提供正确的方向。高校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校要重视对于学生是非观的教育。正确的是非观教育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的教育，要求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正确的是非观包括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这正是现在的青年学生所欠缺的地方。他们虽然拥有对生活、事业的热情与激情，但由于他们缺乏正确的、理性的引导，使得他们经常容易冲动，感情用事，行为盲目。对生活的热情与激情无法代替理性在生活中的指导作用。正确的是非观要求学生学会认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获得正确的理性。而正确的认知理性可以促进学生诚实品格的形成，科学的价值理性会使学生形成奉献社会的高尚人格。当今教育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德育是教育的前提。因此，在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要形成人格培养的模式，以正确的真理观与价值观引导学生面对困难挫折做出理性的判断。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并善于探索，克制盲目蛮干的行为。在与人交往中，引导学生诚实待人，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二是思政课教学要引导学生关爱他人，培养学生乐于助人的品质。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乐于助人要求学生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和乐于施善的品质。关爱的力量可以使他人充满希望、体验到自己的力量。所以，高校思政课要注重培养学生关爱他人的良好品德。目前，关爱教育已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当务之急。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现在的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过度宠爱使得他们只懂得享受他人的关爱与付出，而忘记了自身也应该为他人奉献。所以，当前思政课教学要从三个方面引导学生关爱他人、乐于助人。首先，要认知和了解他人。对他人的了解是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基础，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地与人交往。其次，在认知和了解的基础上，教师要把关心、同情的情感升华为一种爱国、奉献社会的利他情感，从而形成报效祖国、回报社会的信念。第三，将关爱之心付诸实践，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三是思政课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他们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责任感，即责任心或责任意识，是一个人承担责任、完成责任的心理反映。根据责任的对象涉及的社会关系，我们可将一个人的责任划分为：自我责任、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国家责任和全球责任五类。面对各种责任，高校思政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们强烈的责任心。目前，大部分学生普遍存在着缺乏责任感、精神疲软，缺少社会义务感，只知索取、不思回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在思政课教学中，我们要进行积极探索，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要创新思政课的教学理念，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将教育的重点放到素质教育、人格教育上。思政课教育方法单一，缺乏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教育，使得增强学生责任意识的措施不到位。责任教育过于理想化，缺乏务实性。 2.思政课教学对学生法制人格的培养。 学生的人格素养不仅包括社会人格，还包括法制人格素养。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社会人格、良好的专业水准，更要具备良好的法制人格，以法律的思维模式考虑、处理问题。稳定的法制人格可以减少事物的纠纷，增加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法制人格的培养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中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该从以下几点努力培养学生的法制人格。第一，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灌输给学生，深入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学生做到融会贯通，理性面对社会上的问题，为培养学生法制人格提供理性批判与辩证的思维保证。第二，将我国的历史、国情灌输给学生，深入讲解历史的发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提高学生科学地评价历史的能力与辨别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科学合理地认识到我国法制的进程，使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推动法制社会的重要性，为培养学生的法制人格提供丰厚的历史底蕴。第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灌输给学生，深入讲解建设我国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推进建设法制社会的进程。教学中，强调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与依法治国的理念，为培养学生的法制人格提供坚实的民主素质基础。第四，将法律知识、法律思想传授给学生，深入讲解法律理论、法治精神。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科学地认识自己的人生理想，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通过多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树立坚定的法制观念，确立法律信仰。但是，由于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的偏差，使得其未能很好地发挥思政课对学生法制人格培养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思政课与学生法制人格之间关系的探索，改革教学方式，增加社会的实践教学。 三、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培育学生人格素养中的重要作用 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教学的主体，对学生人格素养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生人格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的模范作用与人格魅力对学生人格的养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教师的品行、思想、言行对学生人格培养的影响力是其他任何外界力量无法替代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人格魅力，即教师的美好情感及坚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状态、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得教师本身可以将坚定的政治信念与道德威信、渊博的知识与人文素养、高瞻远瞩与创新能力、和谐精神与博爱精神集于一体。由于思政课教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人格素养的养成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广泛而全面地影响着学生的人格素养。具体包括：一是促进学生形成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人格素养，使学生的人格社会化。教师是学生人格形成的主导因素，教师的人格魅力在教育过程中起着潜在的巨大作用。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的人格魅力会通过其言语、行为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表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人格的养成，可以使学生自发地学习甚至模仿教师的行为，进而养成良好的品格素养。二是构建学生和谐的心理品质，养成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各方面压力越来越大，竞争程度更加激烈，学生的心理容易受外界的冲击，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在思政课上，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形成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外界的不稳定因素时，可以使学生以轻松、和谐的心态对待生活、学习，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三是提高学生价值判断的能力。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大部分学生的价值判断方向产生了偏差，过于崇尚外国文化。面对这种情况，高校思政课教学成了提升学生价值观的科学性的重要措施，而思政课教师的人格魅力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教育力量。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会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着学生，引导学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崇尚社会主义所提倡的价值观，从而提升学生价值观的科学合理性。笔者通过以上分析，揭示了高校生人格素养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分析了高校思政课教学在培养学生人格中的作用，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通过分析高校思政教师的作用，解决了“谁来做”的问题。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面对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提升高校生的人格素养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高校学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高校教师要努力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帮助学生形成高尚人格。在高校的思政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良好人格，就要积极引导学生到实践中去锻炼自己的品格，进而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素养与和谐、美好的心理素养。 作者：巩在峰 单位：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教学论文:中职生活化思想政治教学论文 1中职实施思想政治教学为什么要生活化 1.1中职学生自身特点决定 中职教育的主体即学生的综合素质相对不高，其大多数表现为自信心不足，缺少学习的兴趣。根据学生的这些特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肯定无法到达目的，往往还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中职中实施思想政治教学的生活化是非常有必要的。把作为一门关于社会生活学科的思想政治课还原于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体验到课堂所学知识的正确性同时又在生活中有所感悟，更好地学习思想政治课，无疑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1.2当前思想政治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墨守成规式的新课程老教法，教师只以教完课时为目的，不以好教为出发点。较少关注学生对课程的消化量和反馈效果，没有收到实际效果。第二，课本内容的局限性。目前的思想政治课本，大多数以理论知识为主题，缺少对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分析。使学生感觉到思想政治课刻板、机械，从而缺少兴趣。 2实现中职实施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2.1教师角色转变和教学语言生活化 现代教育学认为，教学过程不只是传统上的教师“授”和学生“受”，而是师生间共同交流、一起成长的过程。所以，课堂教学要求教师改变以往居高临下的“权威者”，而应转向创造公正、平等课堂学习环境的“组织者”，教师在教学中要与学生建立融洽、民主、平等的亦师亦友的新时期师生关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都积极参与学习中来，使其主动学习，同时尊重学生的独立思维，给学生提出否定意见的权利，让学生从内心上感受到课堂是展现自我、与人沟通的舞台。总之，就是让学生感到课堂学习就像生活一样。良好的教学语言不仅是知识信息的传输工具，也是连接师生间心灵的桥梁。中职政治课本来思想性、政策性、理论性等就较强，教师再一味用空虚高大理论教学就会使学生相当反感。因此，在职专的政治课教学中除了用条理性、科学性、逻辑性语言之外，还应逐步增强趣味性、灵活性、生活性的语言使用频率。教学实践表明，利用源于日程生活的名人名言、歇后语、民谣俗语、网络时尚语等来授课，特别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生活化的语言，不仅会使教师的亲和力增强．同时还会活跃课堂气氛。 2.2教学内容的生活化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也就是说教学中不应该只注重课本的内容和事例。联系到中职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中，教师就要做到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资源引入到课堂。这些资源可以涵盖时事政治、网络、音像、人力等范畴，既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对学生有足够吸引力，又能起到让学生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例如给学生讲解就业指导面试技巧的时候，教师跳出教材中的框架理论，在网上搜集相关面试视频，剪辑成短片让学生观看，让学生在观看完每个面试案例之后都进行集体讨论。让他们分析、总结出短片主人公的表现如何？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学生肯定会积极踊跃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教师再根据大家的讨论结果结合教材理论进行总结。这样的教学最大化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真实案例中深刻地理解了理论知识。 2.3创作生活化情境 中职生活化教师要倡导开放式的现代课堂教学，有选择有重点的进行教育情境营造，使学生身临其境的体验，最后触景生情，让知识融合于体验之中。生活化情境教学，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演讲辩论、歌曲活动、小品表演、角色扮演等。例如讲理论联系实践一课时，可以让学生组成两组进行辩论。“不下水怎会游泳”和“不会游泳怎能下水”辩论过程中既培养了学生的逻辑能力和思维能力，又让学生明白了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再如在讲公民文明礼仪时，单纯的讲怎么做是正确的是很难增加学生印象的。此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教室里分成两组，模拟乱扔乱弃的情境，和几个环卫工人打扫的情境。做完这一切之后，学生就会自己总结出不爱护环境卫生是对劳动者的不尊重和没素质的行为。至此，模拟情境的效果自然达到了。类似情境的运用，可以让学生在情境中的体验中多一份感悟，提高了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使思想政治课堂少了些枯燥的说教，多了些有吸引力的真实。 3结束语 总之，人类从生活中总结了知识理论，而知识理论又可以反过来指导人们更好地生活。所以，教师要倡导和鼓励学生大胆实践，“做”、“学”结合，使学生在生活中加深对思想政治知识的认识和巩固。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师，我们要秉性陶行知先生所讲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思想，带领学生一起，让思想政治课堂充满生活的味道，使思想政治真正达到“有用”和“有效”的目的。 作者：孙晨洋 单位：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政治教学论文:互动式教学理论的初中政治教学论文 1初中政治教学现状以及互动式教学的重要性 目前，随着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教育事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教师在教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这种课堂教学方式严重缺乏互动氛围，导致教学工作停滞不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课堂教学问题。因此，只有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改革观念，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坚持以学生为本，促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地发挥，教师积极指导和帮助学生，师生在课堂上进行积极地互动，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改变以往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对于互动式教育法在初中政治教学应用方面的几点建议 2.1营造和谐交融的课堂氛围 课堂是学习学习的主要场所，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有效途径。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逻辑性。因此，教师需要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首先，师生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教师需要改变以往落后的、传统的教学观念，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有助于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种开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到互动教学中。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充分地发挥自己学习主体的作用，学生也更加地信任和尊重教师。其次，教师应该学会掌控课堂教学情绪，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方面，如果学生的情绪处于兴奋的状态，学生才愿意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如果学生能够专心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才能激发教师教学的热情；另一方面，如果教师的情绪比较高涨时进行课堂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才会主动地参与到互动教学中。因此，教师应该学会掌控课堂情绪，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教学状态，合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 2.2深入地分析教材、理解教材,巧设互动点 互动点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互动的切入点。在设计互动点时，需要根据教材知识以及教学目标的实际需求进行设计。一般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政治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材料进行情景教学设计，促使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背景材料，从而积极参与到教师的互动教学中，分析和体验背景材料，学生在体验材料的过程中，了解到相关的教学知识，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教学难点处。教学的难点处主要是指一些容易促使学生出现偏差的地方。教学难点直接影响着学生是否能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新知识，也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需要将教学的互动点设计在教学的难点处，充分地利用互动主体的方式，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进行交流、分析和体验，从而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有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知识，不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帮助学生突破教学难点。教学重点处。帮助学生全面掌握教材中的重点知识是进行政治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但是，由于有的教学重点比较抽象，学生感觉学起来比较枯燥乏味，但是，学生无法主动地掌握学习重点，但是依靠教师的指导也无法保证学生能够完全掌握教学重点，长此以往，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此，教师需要科学地设计互动点，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2.3课堂中进行角色转换讨论问题 开展互动式教学，主要是为了加强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般是采取“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评价”的教学模式。可以适当地转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提问、师生共同回答。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促使学生主动地学习。另外，教师可以在教学重点处开展讨论，不断拓展学生的思维模式，加强学生对重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3小结 课堂教学模式多种多样，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有优点也有缺陷。并且政治具有多元化教学模式、开放性思维的显著特征。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模式，有助于突破传统教学的限制，活跃课堂氛围，充分地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从而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李建英 单位：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一机二中 政治教学论文:生活化理念下初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结合学生角色转变开展教育引导 初中生尤其是初一学生，在进入到初中阶段以后会面临着许多不适应，如学习时间更长了，学习压力更大了，学习内容更多、更难了。有些学生心理上出现不适应，甚至出现了畏缩、自闭心理，极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政治学科应当充分承担起对学生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的功能，要结合学生的角色转变进行有效引导，让他们顺利完成向中学生的角色转变，融入到初中学习生活之中。例如在《我是中学生了》一课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从作息时间、学习科目、学习难度以及初中阶段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明白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存在着哪些差别，让学生在思想上将初中生活与小学生活划出明显的界限。明白跨过这一道门槛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有新的目标任务、新的起点要求，也有更多的规则制度，让学生在讨论中明白自己所要完成的角色转变，消除一些思想上的消极因素，更好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 二、结合学生心理状态开展教育引导 初中生心理发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各学科的教学工作都具有较大的影响。教师要密切结合学生心理状态开展教育疏导，政治学科应当更好地发挥对学生心理疏导的作用，让学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昂扬的激情、积极的状态。笔者在教学中充分结合初中生的心理状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例如《天生我才必有用》教学中，笔者重点对学生强化了自信心的教育，有些学生进入初中阶段以后，因为自身学习的滞后产生了自卑心理，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对此，笔者针对性地进行了教育疏导，有意识地对班级的学生进行了点评，如有些学生文化学习非常优秀，有些学生在与人相处方面人缘很好，有的学生有一些美术、音乐方面的特长等等，通过发掘每一位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让学生提高自信心，也让其他同学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优势，消除成绩滞后而出现的自卑心理。另外，笔者还向学生介绍了一些虽然文化学习并不理想，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不同领域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让学生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增强自信心。 三、结合学生生活环境开展教育引导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而是生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初中生也同样如此。校园的围墙隔断不了学生与生活的千丝万缕联系，各种消极的理念也掺杂在思想洪流之中对学生发生着影响，如盲目讲义气、争强好斗等等，这些让初中生也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增强好斗这一消极的理念，对初中生的影响最为明显，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青少年斗殴事件都源于这种消极思想的作祟。对此，笔者在教学中针对性开展了教育疏导。如《让人三尺又何妨》教学中，笔者从两个方面选取了正反案例对学生进行了教育疏导，一方面选取了邻里之间相互谦让、相互包容而和睦相处的案例，另一方面选取了某校两名初中生因为吃饭排队发生口角，最终斗殴致人重伤的负面典型，引导学生对正反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以及更深地感悟宽容、理解在与人交往相处中的作用，让学生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笔者还乘势引导学生进行回顾：自己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应当怎样改进改正、怎样更好地与人相处？这样的教育讨论活动让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对学生良好品格、正确心态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帮助。 四、结合学生思想诱惑开展教育引导 当今社会是一个五光十色、五花八门并充满诱惑的社会，社会上许多的不良诱惑对初中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些涉世未深、人生理念尚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一旦被这些诱惑所吸引，极容易误入歧途，他们的人生将会因此而改变。笔者在教学中充分重视对学生的警示教育，让学生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以及提高思想抵制的敏感性。例如在《面对诱惑，学会说“不”》的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一起分析：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存在着哪些不良的诱惑？列举出各种娱乐场所、黄赌毒等方面，要求学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管好自己的思想、管好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以中学生德行操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还要以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言行，决不能放纵自己，更不能参与到一些不应该参与的行为和活动之中。笔者还引导学生针对当前青少年中存在的一些诱惑进行深刻反思，以班级的名义向全校学生发出“抵制诱惑，从我做起”宣言签名活动，每人都签名参加宣言，并在校内进行流传，这让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五、结合学生生活感知开展教育引导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教师要侧重对学生进行主旋律的思想引导，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伟大，让他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些教育可以从学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开始，以他们的生活感知为基础进行教育引导，例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教学中，笔者要求学生回家搜集老照片，向父母长辈了解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家庭的生活状况、周围的发展状况，和现在的生活条件、发展状况进行对比。通过查找老照片增强直观感知的方式，让学生深切领悟到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与社会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等等，在这样的教育引导中，学生增强了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赞美之情，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贯彻生活化理念，拉近教学活动与学生生活感知的距离，从而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作者：徐萍 单位：江苏省滨海县坎北初级中学 政治教学论文:电大政治教学论文 一、电大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现在电大的学生在全国有300多万，大部分电大学校重视专业技术课，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存在不同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一是削减或变相削减课时和课程。按照有关规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开足两年,开齐三门课,而有些院校为给专业课让路,将原本开一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只开一学期,有些院校在学生实习实训期间数周数月不上课,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只好削减课程。二是集中上课或自修。大部分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合班象征性地集中讲课，课堂纪律难以保证,学生上课睡觉、玩手机、交头接耳现象屡禁不止；有的甚至干脆不上，让学生自学自修。如此，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根本很难保证。三是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上课随意。电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关键时刻不要”的尴尬境地。 （二)教师能力不足、素质参差不齐。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怎么样,关键在教师。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教师有很高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目前许多电大骨干政治教师缺乏,有些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够,就让语文、历史等教师上政治课,他们连一些专业知识都不懂,怎么教学生呢?只好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这也使政治课成了“人人都能上,人人都会上”的“公共课”。 （三）教学方式陈旧,教学主体缺失。 目前，许多电大教师的教学仍停留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上。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照规定的方法讲授规定的内容,将学生当成“笔记本”，成为装载思想知识的容器,老师传授什么学生就接受什么,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往往更多地强调教师的权威、地位和尊严，却淡化、弱化甚至忽视了学生的思想问题、道德困惑、生活追求和情感需要,其结果使学生成了知识的被迫接受者,。长此以往，一些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电大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探索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存在的教学方法，在不断调研学生思想状况和教师教学现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套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色的以案例教学为优秀的综合性教学方法体系。 （一）丰富教学内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优秀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优秀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作为电大学校，应严格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及实施意见，我认为至少设置2门必修课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规定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等等。 （二）提高教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当前要切实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队伍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认真做好任课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和培养,加强师德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传授知识,更要善于做育人。三是妥善解决教师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关心青年教师成长,既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又重视他们全面素质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 （三）更新教学方法。 影响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因素很多,提高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关键要有好的教学方法和措施。结合教学实际，我认为应抓好以下方面： 1、完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保障机制。 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不应忽视，学校应保证相应的教学时间，开齐开足规定的课程，落实规定的学分。课堂规模与专业课应大体相当，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要求及计算标准应与专业课一致，整合人力资源，配足配强任课教师，采取激励措施，留住高水平的教师。 2、加强思想政治课案例教学研讨。 针对思想政治课案例教学研究成果少、系统分析和理论建构缺乏，定量研究少等问题，要注意借鉴管理学、法学等学科案例教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思想政治课的课程特性，做到边实践、边研究、边总结、边提高，不断创新。 3、更新教育观念,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高职教育特点相结合。 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适应高职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凸显高职教育特点,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优秀,以就业为导向,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将理想信念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与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相结合,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观,并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良好习性、敬业精神、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4、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 根据高职学生的现状和教师的特长,善用启发式、参与式、探究式和案例式教学,力求生动活泼,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努力提高教学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主要以案例教学为主，组织课堂讨论、主题演讲、观看教学片，课后让学生撰写心得体会、组织辩论赛、搜集整理不同职业道德规范等，使教育更加直观、具体，更深刻地引发了学生思想深处的思考。《形势与政策》课则强调时效性，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帮助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肩负的历史责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课堂教学要避免教师唱“独角戏”,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5、合理使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 。相对于“我讲你听”、“我说你记”、“我灌你通”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运用了声、光、图片、视频、网络等手段,让学生能同时听、说、想、看,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提高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利用网络搭建师生交流互动平台,丰富和优化教育教学资源。 6、完善考试方法。 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要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一套闭卷与开卷、笔试与口试、平时作业与期末测试、理论道德认知与实际表现相结合的综合的科学有效的考试和评价体系。 三、结语 总之，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与实践证明，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各个方面，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弘扬主旋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合格人才。 政治教学论文:高等教育政治教学论文 一、改革教学方法 1、根据教学目标选择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 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助于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都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与长处，也都存在着内在局限性。一般说来，在记忆性政治课教学中，只要求达到识记，了解知识的层次，教师可选用讲授法，尽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避免“有教无学”的弊端，让学生对本门学科中基本概念有一个明晰深刻的把握。在思维性的政治课中，教师可选用讨论法、探究法等新型的教学方法，此类教学方法，往往费时费力，用的太多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基本知识的掌握，过分追求这种新颖奇特的教学方法会适得其反。因此，方法只是学习知识的手段和桥梁，有时传统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教学的基本方法。 2、实现教学内容生活化，拉近学生与政治课的距离。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政治课脱离实际，导致学生不会用所学哲学、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认为政治课就是讲大道理，说空话，没有学习的必要性，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仅仅是考试前死记硬背突击一阵。因此在高等教育教育中政治课教学方法的改革就应从理论联系实际入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变为简单的做人道理。例如，在讲《思想概论》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时，让学生联系生活中好人坏人，朋友、敌人，深入浅出，使学生能够深刻把握为什么把区分敌我的问题上升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又如讲统一战线理论，让学生联系实际对自己有何启示，使学生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激发起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3、实现教学内容活动化，引导学生积极开展探究活动。 （1）激发学生探究欲望 培养学习政治课的兴趣，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心，大胆使用质疑，把质疑作为学习政治课的一种有效方法，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信仰思想、邓小平理论。 （2）培养学生探究式的思维方式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象央视节目《面对面》那样精心设计问题，层层追问分析、归纳判断推理，透过事物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例如在讲《思想概论》中中国革命道路时，先引导学生分析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和现状，然后让学生以分析归纳起来作为前提对中国革命进行推论，得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的道路。然后把它作为原理，讲述如何用这一伟大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3）突破学生探究思维的障碍。 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不会运用知识。重要的概念，往往死记硬背，似懂非懂。教师应针对这种状况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探究能力，打破高中政治课的学习模式，按照问题的难易，使学生于困惑中有顿悟，在教与学中能碰撞出学生思想的火花，做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4、加强课件的设计和运用。 随着电脑在学校的普及和学生年龄的增长，同时为了避免政治理论的枯燥抽象，加强课件的设计和应用已势在必行。 （1）文字、图片的设计。 凭借电脑的优势，对需要的板书图片加以美学表现，突出教学重点，又清新悦目、色彩鲜明。既便于学生较好地掌握知识，又给课堂平添了生趣。 （2）动态设计。 动态事物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想象和思维，课件中插入富有动态美的文字图片，将枯燥的内容形象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从而增强了教学的感染力，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3）情境设计。 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因此教师应围绕“意义建构”这个中心，运用电脑技术创设与主题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情境，运用形、声、色的调控给学生感官多种刺激，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形成良好求知心理。 二、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 高等教育“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但随着形势变化和实践的发展，“政治课”教学内容不能“万古不变”、“一劳永逸”，必须不断改革，那么如何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呢？ 1、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1）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精神的原则。 “政治课”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其它社会性质的大学的标志，其内容是党和政府的主张，我们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不是否定党的指导思想以及科学世界观、价值观，而是在坚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有选择地挑选一些内容进行阐述，因此，不管教学内容怎么变、怎么改，仍然要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否则就与其宗旨背道而驰了。 （2）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现实社会实际的原则。 “政治课”内容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实践是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变化的，因此必须改革“政治课”内容，然而这种改革主要是回答现在提出的问题，让人能走好现在的路，明确未来方向。 （3）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高职学生思想、文化基础的原则。 高等教育学生有自己的特点，对高等教育“政治课”内容进行改革不能脱离高职学生情况，改革不是内容变“多”，不是内容变“深奥”，不是内容变“遥远”。 2、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坚持三个方法。 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多门学科，如果对某一方面不熟悉，改革的效果都会欠佳，如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多”、“少”为宜呢？如何具体把握？关键就是坚持什么方法改革。 （1）实事求是方法。 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要尊重客观实际情况，以对学生有用为准。根据学生学习时间有限和学生兴趣特点，对“政治课”内容该简化的一定要简化，要“忍痛割爱”，必须突出“精简”与“管用”的标准。“政治课”内容改革有三个方面必须考虑：一是考虑学生基础差，理论不能太深；二是考虑学生重专业学习，缺乏理论思维习惯，理论不能太多；三是考虑学生实用主义思想严重，因此理论应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理论不能离学生太遥远。对学生讲些什么东西，哪些详讲，哪些略讲，哪些内容放在一块，以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和思路进行讲解，这些都是“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涉及的。 （2）综合方法。 所谓综合方法就是对“政治课”内容要求从宏观上把握，不要求具体化、细化。“思政课”内容本身涉及面广，因此要求面面俱到根本无法做到，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是把对学生有用的内容集中，按专题进行阐述，要求学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行把握。 （3）突出案例和实践的方法。 在尽量精简理论的同时，应多附上事例，通过国内外或者学生中发生的故事来阐述和回答问题，从中凸现出观点，这样比纯理论阐述效果要好，因为学生通过事例就明白了道理，同时，多附上学生参加的实践活动，在内容上阐明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可以获得什么的认识，可以提高什么样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学生通过看电影、电视、录像片，参观、考察、辩论、演讲、听报告等悟到某一个道理，从而达到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政治教学论文:基于教学情境的初中政治教学论文 一、让学生参与教学情境，激活参与意识 让学生参与教学情境的创设能有效地激活其参与意识，通过参与教学情境紧紧牵制注意力，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学课堂更优化。①多媒体展示情境。多媒体中的图画影像是展示形象的重要手段，用图画集影像展现课本情境，也就是把内容形象化。如在笔者执教《偶像与自我》一课，展示多媒体电影《寻找成龙》，电影中张一山饰演的小主人公是个华裔，不爱学中文，十分迷恋成龙，在寻找过程中，姥姥对成龙的番无可奈的表白，道出了长辈对晚辈的殷切切盼，成龙对张一山的教诲使张一山从此奋发，纠正了自己偏离的思想路线，迈上积极向上的轨道。②材料编制情境。材料以文字形式展现，有时为数据，有时为事例。通过对材料阅读分析，能在学生脑海形成一定感性认识，在通过教师讲述融会贯通，进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如笔者在执教《与挫折通行》一课，先让学生自学，使学生在有了一定认识情况下，通过讲述5.12大地震诸个小英雄面对自然挫折时，他们是如何做的，随后对课文内容进行融汇，最终使学生明白要乐观面对挫折，要勇于战胜挫折。③活动角色情境。教学活动角色情境能使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进而理解内容，使课堂节奏活泼欢快，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如笔者执教《走进父母》一课中，让学生小组合作进行家庭角色扮演，让学生在扮演中体会父母养家的不易，要时刻关心父母，时刻与父母进行沟通。④音乐渲染情境。音乐渲染情境能以美妙的旋律节奏把学生带入特有的意境，使学生不仅能理解文本内容，而且还能音乐对文本背景作出系列体会。如笔者在执教《有朋友的感觉》时播放张学友歌曲《朋友》，通过歌曲意境使学生体会到真挚友谊在成长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二、让学生参与教学方法，构筑学生主体 教学方法是教学活动的“催化剂”，引导学生根据学习内容选择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重要的保证。比如，在笔者执教《走向小康》一课，与学生这样共同设计和选择教学方法：①引导学习法，让学生阐述我国现今社会有哪些地区经济已走进了小康水平；哪些地方还未走进小康水平，走进小康水平最主要看的是什么指标？②关键点查询法，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查找出“走向、“小康”等关键词，在把关键词带入文中去理解，争重点突出、繁简分明，分清楚“走向”是道出途径、方法，“小康”是通过走向的途径方法达到的最终目标；③讨论交流法，教师可以先向学生阐述假如我国走向小康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让学生讨论交流地位上升后表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使国家地位上升？随后通过师生互动发表各自的认识和看法，实现教学“信息”共享，达到教学目的；④巧置悬念激趣法：针对学生的好奇心理，巧妙地在课前或课中设置如“假如你是国家领导人或地方行政干部，你会如何规划国家或地方实现小康的路径？”等问题悬念，提出疑问，激发学生兴趣；⑤采取时政热点新闻结合法，根据本节内容，联系目前时政热点，论谈各自看法，如结合目前时政热点“人民币升值”，这个话题对我国建设小康有何影响？应该如何评论？⑥利用现代手段法：利用投影、录像、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好处，如播放影片《开国大典》、《改革开放》向学生展示立国后我国走向小康经历的阶段。⑦下放评定主权法：把自评和互评的权力交给学生，使他们的身心始终处于主动的最佳学习状态，平等地参与评教。 三、让学生参与课堂实践，调动学习积极性 政治教学史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的，在教学的实践过程实则就是是教师学生平等交往、积极互动、共同进步的活动过程，是教师、学生主体通过平等交往、自主活动、共同发展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政治教师不应该仅仅只是照本宣科地对文章内容进行的传授，而应该同时结合新时政、新理念不断实践，并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之中。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让学生享受在教学活动中的乐趣最主要就是要让学生参与教学，担任“小先生”，进而在实践中体验趣味。实践证明，只要经过认真策划，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学生就能当好“小先生”。假如很多教师不敢放手不肯放手，不相信学生的能力，那么学生永远都无法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 四、结语 政治是一门艺术形式，它对人的不同思想有不同诠释。作为政治教师，不仅要充分利用政治教学本身的魅力去折服学生，还要运用不同教学法对整个教学目标进行设计，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参与，才能真正把激活学生的创造活动贯穿于整个政治教学过程当中。
形象塑造论文:塑造艺术形象分析论文 各种不同的艺术用来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和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绘画、雕塑、建筑，采用的是线条、色彩、泥土、砖瓦；音乐、舞蹈，用的是音响、节奏、旋律、人体动作……文学塑造形象的材料是语言，所以，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和造型的艺术”，或者称为“语言艺术”。 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有小说、诗歌、剧本、散文等等。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认识、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构成文学形象；读者通过作品的语言，经过一番理解、感受和再创造，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文学形象。因此，语言成了作家与读者心灵沟通的桥梁。 文学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具有其他艺术无法相比的优势。因为一幅画可以画出一个人的相貌和神态，却很难画出这个人头脑里思维活动的复杂过程；但是一篇小说就不同了，它不仅可以描写出人物的肖像、衣饰、表情等外表的东西，而且还可以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细致的心理活动。语言可以状物抒情、叙事议论，可以描绘事物发展的过程。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自由灵活地表现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的各种各样的情境。所以，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文学，是艺术门类中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艺术。 文如其人的风格 相传，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曾把李清照的词句混在自己的作品内，让朋友品评，朋友说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两句最好。原来这两句正是李清照的句子。 这位朋友为什么特别赏识这两句呢？这是因为李清照的词，有她自己的风格——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气质，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佳句，赵明诚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风格，实际上就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文化素养的不同，就形成互不相同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特点，并在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在处理题材、表达主题、选择体裁、组织篇章、描绘形象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风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但是由于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作家、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民族相异，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也就有多种多样了。 从创作方法来说，风格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分。而从民族特点来看，有中国、外国之别。从作家个性特点来看，有的沉郁顿挫，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尖锐泼辣，有的飘逸潇洒等等。文学、艺术也因风格的多样性而显得绚丽多姿。 作家的艺术追求——意境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山居秋暝》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中写的是景，但寄托着诗人对安静纯朴的山村生活的热爱。可以说写景中含情，抒情中藏景，真正做到了情与景交融，诗与画结合。这种把生活图景与思想感情互相融合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就是“意境”。 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追求意境。比如元代作家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描绘的是秋日傍晚的景象，勾画了一幅凄凉萧瑟的图画，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从而抒发了作者漂泊天涯、孤独无依的愁思。像这样的作品，不仅画面传神，而且语言简练、概括，感情非常真切，意境十分新颖，因此，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文艺作品的意境创造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因为生活本身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作家的思想又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有的可以像李白那样创造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壮阔的意象；有的可像李煜那样抒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苦凄凉的思绪；有的可和岳飞一样表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怀激烈的豪情；也有的可以像柳宗元那样写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超尘绝俗、傲岸不屈的志趣。但是，无论哪一种意境，只要做到诗与画结合，情与景交融，都可以说是作品成功的标志，也是作家、艺术家终生追求的目标。 作品成功的标志——典型 俄国大作家果戈里有一次听到一个故事：有个小官吏非常爱好打鸟，省吃俭用，还利用休息时间找额外工作，好不容易积蓄了一笔钱，买了一枝猎枪。不幸得很，他在第一次打猎时就把猎枪丢了。这个小官吏费尽气力也没有找到这枝猎枪。回到家就发起高烧来了。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凑钱给他买了一枝新猎枪，他的病才慢慢地好起来。但是从这以后，当他一想到丢枪的事，脸色就会发白，仿佛像个死人一样。 果戈里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但是他又感到小官吏丢猎枪而急得生病的事，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还不能表现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后来他就把这个故事进行加工、概括、提炼，写成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外套》。他把小官吏改成了一个地位卑微、成年累月坐在老地方抄写文书的九品文官。同事们瞧不起这个九品文官，嘲弄他、挖苦他。他为了度过严寒，节缩开支，积攒了一些钱，做了一件外套，只高高兴兴地穿了一天，就被强盗抢走了。他要求将军帮他设法找回外套，却挨了一顿训斥。他跌跌撞撞回到家里，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九品文官死后，为了报复，竟在黑夜中剥了许多人的外套，特别是将军的外套。经过作家的创造，主人公形象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又能反映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冷酷，以及小公务员悲惨的命运，这种有代表性、又有很大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就是典型形象，或简称典型。 典型是一部作品成功的标志。文学形象的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完美融合。首先，这个艺术形象应该是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鲁迅笔下的阿Q，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但又不一定是哪一个人。所以，典型人物形象又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其次，典型人物形象，还必须具有巨大的概括力量，使读者通过这一形象，认识到更多的人。比如，看了阿Q,人们可以领悟到“精神胜利法”的本质，知道人们的弱点。所以，有时人们就把那种有着虚幻的自我满足的人称作“阿Q”。同样，看了哈姆莱特的形象，我们可以认识到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弱点，还可以把那种办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称作“哈姆莱特”。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这是文学史上两大创作方法。 凡是读过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景象。比如读他的《石壕吏》，我们仿佛目睹了安史之乱时官吏深夜捉人，老翁偷偷地翻墙逃走，老妇悄悄开门觑看以及吏呼妇啼等一幅幅具体、逼真的悲惨场景；而读李白的诗歌，我们则钦佩他那种奇特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一会儿把你引入仙境，一会儿又把你带回人间，时而又借用神话传说，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同样，我们读小说《红楼梦》，读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贾宝玉，无论他们是吵闹哭笑，还是吟诗作画，都觉得实有其人，一点不假；而读小说《西游记》又不同了，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手拿千钧棒，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一会儿腾云驾雾大闹天宫；一会儿摇身一变去降妖伏魔。谁都知道，这是作者的想象。 但是不论杜甫还是李白，也不论是曹雪芹还是吴承恩，他们在作品中都表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在表现这些内容时，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罢了。杜甫与曹雪芹常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李白与吴承恩常用的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是要求作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作，强调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它要求从细节、情节、环境到人物外貌与内心的描写，都要符合生活的逻辑。作家思想感情和倾向性应该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画面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作家自己直接说出来。而浪漫主义创作就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作家按照理想中的生活来写作，强调理想性。它要求作家充分表现对理想社会的热烈追求，而不必拘泥于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绘。它常常采用幻想的形式、虚幻而离奇的情节，并运用大胆的夸张手法。这类作品总是以想象丰富、情节离奇、感情充沛、语言华丽而见长。 文学史上有许多用现实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杜甫、曹雪芹，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人。也有许多用浪漫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屈原、李白、吴承恩，英国的拜伦，德国的席勒，俄国的普希金等人。 现实主义创作办法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并不是对立的，有时会被同一个作家所采用。像鲁迅写的《呐喊》、《彷徨》，基本上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方法，写《故事新编》时就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方法。 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学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通过主人公哈姆莱特的口，对“人”作了这样的赞颂。 这种对“人”的肯定，对“人”的价值、地位的重视，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英国以及整个欧洲，正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又称人道主义。这种思潮主张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对“君权”，提倡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人文主义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批判宗教、神权的思想武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有着人文主义文学的一份功劳。人文主义文学通过艺术形象提倡人性，宣扬个性解放，反对蒙昧主义。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薄迦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 薄迦丘的代表作品《十日谈》，揭露了僧侣贵族的腐朽和堕落，赞美了平民的聪明和勇敢，向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品《堂·吉诃德》，写了堂·吉诃德企图恢复过时的骑士制度的许多可笑举动，讽刺了西班牙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实。人文主义思潮结束了欧洲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思想统治，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人文主义文学也掀开了世界文学史新的一页，从此人代替了神，人成为文艺作品的歌颂对象。 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 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高乃依写了一部戏剧《熙德》。描写一对情侣唐·罗德里克和施曼娜，因为两人的父亲不和，由情人变成仇敌。这时摩尔人大举入侵，罗德里克为了保卫国家，奔赴战场，英勇杀敌。立功后，国王亲自出面调解矛盾，罗德里克和施曼娜终于结成夫妻。这部戏剧既说明了王权的至高无上，也反映了理性高于一切，强调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恩怨之上等等，指出了政治和道德观念的标准，因此成为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推崇古代，把古希腊、罗马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典范，并根据古代作家的创作理论和表现方式，对文艺形式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作品只能有一个故事情节，并且这个故事情节必须在一个地点、一天时间内完成。这就是所谓的“三一律”。 古典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只重共性而轻视个性，或者只求突出人物性格中的某一个特点，而忽视对人物作生动、具体、全面的描写。因此这些人物缺少感情，不是血肉丰满的典型，而只是一些美德或恶行的化身。他们要么是忠诚、勇敢、慷慨、智慧的代名词，要么就是邪恶、怯懦、吝啬、虚伪的形象化。 古典主义文学具有情节简单、结构紧凑的优点，但由于它把一些本来合理的东西变成清规戒律，就束缚了自己。同时，又把作品作为抽象理性的代言人，失去文学最重要的因素——感情，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到了19世纪，古典主义就被浪漫主义文学取而代之了。 强调客观纪录的自然主义 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主张创作应该客观地纪录生活中的事实，他不赞成作家对生活现象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他自己写小说时，就醉心于对那些琐细的、表面的、偶然的生活现象和细节，作纯客观的描写。比如他的小说《饕餮的巴黎》，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巴黎菜市场的景物，有的地方竟一连写了近三十种鱼虾，并不厌其烦地描绘它们的颜色、花纹、形状等等；有的地方对萝卜、白菜、豆荚、茄子等二十多种蔬菜，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对被描写的对象不作概括和评价，读者看不出作者到底要表现什么样的意图。左拉的这种创作主张和创作方法，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是西方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后相继蔓延到欧美其他国家。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自然主义作家不是从人的社会性入手，而是从生物学、遗传学、病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描写人。他们认为人只有动物本能，只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有些作家的笔下，不管是写什么人，都是庸俗、低级和丑恶的，甚至充满着兽性。比如在左拉的《小酒店》中，作者连篇累牍地描写工人酗酒，认为这是遗传带来的结果，但没有能揭示出酗酒的社会原因。这种描写，当然无法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虽然都主张反映现实，但二者有很大的区别。现实主义强调对生活要进行概括、提炼，并用典型化的手法来反映生活的本质，而自然主义则强调客观纪录，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的本质。 名目繁多的西方现代派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写了一部小说《变形记》。故事是：某公司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萨姆沙失去了工作能力，不仅无法供养父母、还清债务，而且成了全家的一个累赘，因而受到全家人的冷遇和折磨，最后在孤独与痛苦中悄悄死去。于是，全家人如释重负，“感谢上帝”。 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显然是属于一种荒诞的虚构。但是卡夫卡对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后所产生的恐惧感、灾难感和孤独感，却描写得非常具体、真切。后来，人们往往就把带有这类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的作品，称作西方现代派文学。 西方现代派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一种复杂的文艺现象。所谓现代派文学，是相对于西方古典文学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包括各种名目的创作派别。其中有用象征的方法暗示作品的主题、情节，宣扬神秘主义、悲观情调的“象征主义”；有专门表现作者内心孤独、绝望、潜意识的“表现主义”；有表现梦呓、混乱和荒谬形象的“达达主义”；有表现世界荒谬、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文学”；有宣扬存在就是荒诞，人与人之间关系只是一种隔膜的“荒诞派戏剧”；还有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嘲笑黑暗可怕的现实社会的“黑色幽默”等等。 西方现代文学是西方社会精神危机在文学上的反映。20世纪以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劳资危机、核恐怖等等一系列世界性的灾难，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个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抱悲观绝望的态度，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从而促进了现代派文学的兴起和盛行。 现代派文学的典型特征，是表现人性的扭曲、精神的创伤、变态的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现代派作家特别注重描写个人的内心生活，个人的情绪、联想和幻觉。在他们心目中，个人是孤独的、渺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沟通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只有仇恨，没有理解。这种思想，代表了现代派文学的共同倾向。 形象塑造论文:媒体女性形象塑造管理论文 [摘要]在探讨媒体和社会的关系时，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媒体究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还是社会现状的维护者。本研究以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为缩影来探讨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媒体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中国的官方英文女性杂志《中国妇女》杂志的352幅封面人物形象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在党和政府控制下的政治和媒体环境里，媒体女性形象塑造如何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妇女》杂志封面所展现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等变化的影响。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不同，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是在中国女性生存状态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党的政治思想方针、杂志编辑政策和读者要求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党的领导和社会变革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杂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塑造的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 [关键词]媒体形象塑造；社会变革；杂志封面；性别传播；中国传播 一、引言 在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时，学术界始终关注的话题包括：媒体究竟是社会的“塑造者”，还是社会的“反光镜”；媒体究竟是促进了社会变革，还是维持了社会现状。[1]西方传播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早先的“镜子原理”（themirrorapproach）运用镜子的比喻描述了媒体的社会作用，认为媒体展现了真实、客观的社会现实。[2]“互为抵消效果理论”(thenulleffects)也认同媒体内容大致与现实世界相符，但把这仅仅看作是卖方(传播者)与买方（受传者）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3]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媒体所呈现的画面与现实世界存在差异。[4][5]媒体内容并不纯粹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有所取舍地“重塑”了现实世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媒体展现的形象及其内涵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集团有意塑造的“歪曲的或是错误描述的社会现实”。[6] 女性主义研究学者通过分析电视、报纸、杂志、广告中反映性别角色的内容，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现实相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媒体经常将女性边缘化（underrepresentation）或是表现出对女性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s）,女性始终处于被动的、驯服的、附属的社会地位。[7][8]由此，媒体进一步宣扬了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从而充分地满足了父权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需要。[9]然而,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适应女权运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也日趋多样化，从以前完全将女性限制在家庭空间转而强调女性的独立职业形象。[10][11]但即使出现了这些积极变化，媒体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角色之间仍存在着“鸿沟”。 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受到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桑古普拉(Sengupra)在比较美国和日本的广告后发现美国广告里的女性更多地扮演了诸如高级商业管理人员等职业角色，而日本广告里的女性则更多是以娱乐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反映女性的家庭角色时，美国广告里的女性在家休闲娱乐的比例较高，而日本广告中的女性则更多地承担了做饭、洗衣等家务活。[12]加拉赫（Gallagher）认为，“少数一些国家如中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因受到政府的管制而对女性解放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因而媒体少有地塑造了很多积极向上的女性形象并强调了女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13] 总体来说，以往的研究表明媒体女性形象塑造是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媒体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或是歪曲，还不如说是由社会各种因素交织构造下的“现实世界”。[14]因此，任何有价值的媒体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都应以具体国家的国情为基础，考虑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 二、考察原因与目的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媒体女性形象塑造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气氛浓厚，极力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并开展了“”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随着1976年的结束和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通过实施“四个现代化”来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199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进一步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巨大的社会变迁对人民生活以及媒体运作和媒体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研究媒体内容与社会变革关系提供了典型范例。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被视为“党的喉舌”，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格管制，成为宣传党政方针的有效渠道，[15]支持并维护着这一“控制体系”（commandistsystem）。[16]同时，在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被喻为“半边天”，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由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党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如何来塑造女性形象？媒体中的女性形象是否随着社会变革而产生相应的变化？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本研究选取《中国妇女》——中国唯一的官方对外宣传中国女性状况的杂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封面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独到性和特殊性在于，较之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媒体女性形象塑造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控制体系”的框架里形成的。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17]本文试图用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为缩影，分析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媒体内容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此外，现有的关于中国妇女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特殊时期，缺乏从历史的角度对女性形象的变化发展进行探讨，因而本文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进行的尝试可为以后的媒体女性形象研究提供参考。 三、背景介绍：中国妇女发展状况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备受压迫和凌辱，对妇女的歧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家庭、经济、教育、政治和文化等。[18]传统的中国妇女深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仪的压制和束缚。在父权家长式的社会体制里，妇女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而多是由父母做主的买办婚姻。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为夫家传宗接代。成为贤淑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是传统中国妇女的最高道德价值标准。[19] 对妇女的封建压迫和奴役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才得以结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妇女解放了，才能实现所有阶级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中国政府贯彻实施了“男女平等”的政策，并于1954年正式将其纳入国家宪法。[20]1950年，政府颁布了《婚姻法》，保障妇女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此法的颁布被视为是“废除具有压迫性质的封建父权社会体系所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21]1950年的土地革命进一步保障了妇女拥有平等分配土地的权利，从而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随后，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所有这些政策调动了妇女参加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1958年妇女就业人数达到了700万，是1949年的10倍。[22]政府不仅鼓励妇女从事传统观念中只能由男性主导的工作，同时也保证了男女“同工同酬”。1966年掀起的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涌现出大批女干部和女模范。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而来的社会意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包办就业体制的废除使妇女有了更多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50年代的20％上升到了90年代中期的40％。妇女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同时，妇女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了显著发展。文盲中妇女所占比率从1949年的90%下降到了90年代初期的32％；女童的入学率则在同期从20％上升到了96.2％。[23] 然而，随着国家充当妇女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家长式地位”的削弱以及市场主导力逐渐强大，妇女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仍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没有了包办就业，女性较男性更易遭受被解雇的厄运，70%的城市下岗人员是女性。[24]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社会上曾几度出现了“让妇女回家”的论调。与此同时，改革也增强了职业的性别化，使得妇女集中在劳动力密集、薪水偏低的行业。[25]调查表明，1991年妇女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男性的50％；1994年，该比率下降到42％。改革后女性在政府机构担任高层职务的比例也有所下降。197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10.3％是女性，198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2％，到了1992年则略微增长到6.4％。[26] 此外，妇女必须承受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据统计，女性平均每天要比男性多做2～3个小时的家务活，而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也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7]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了显著提高。然而，由于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四、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社会变革对中国媒体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中国妇女》杂志进行案例研究。《中国妇女》杂志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并发行，旨在对外宣传中国妇女成就和党的妇女政策。它的办刊理念是“要向全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妇女现状”，使杂志成为“连接中国妇女和世界的桥梁”。[28] 建国初期，外国对中国妇女的情况知之甚少。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妇女仍然深受封建压迫，比如裹脚和包办婚姻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决定创办《中国妇女》杂志以宣传中国妇女解放，包括妇女发展的成就和儿童生活状况的改善等。杂志于1954年试刊，两年后正式出版季刊。1966年至1976年间杂志因的爆发而被迫停刊，1979年3月杂志复刊后改为月刊。由于建国初期外国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不多，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发行的《中国妇女》杂志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期发行量达到了60，000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信息渠道的增多，《中国妇女》杂志必须不断进行改革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杂志承接广告业务。读者群也逐渐扩展，包括政府官员、专家、组织机构、在华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以及国内的大众读者等。目前，杂志已发行到全世界130个国家和地区，月发行量达到了150，000册。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妇女》杂志已不仅依靠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发行，而是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如今，《中国妇女》杂志社除出版发行英文《中国妇女》杂志外，还创办了两本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中文期刊（《中国女性》海外版和《创业女性》杂志）。 将《中国妇女》杂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妇女》杂志历史悠久，历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次重大社会变革和媒体改革。其次，作为一本官方的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妇女》杂志是处于以“控制体系”（commandistsystem）为特征的中国媒体环境中的一个典型。对《中国妇女》杂志的个案研究能够从一定层面上考察党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体是否也会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而社会变革对媒体的女性塑造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研究对象包括了1956－2003年间《中国妇女》杂志所出版的所有期刊（1967－1978年杂志停刊）。所收集的数据被归纳为三个时期进行比较：1956－1966年，1979－1992年和1993－2003年。第一阶段是从杂志正式创刊到爆发；第二阶段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第三阶段则是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和文化体系的时期。据统计，三个时期分别出版了54期，166期和132期,共352期。 研究分析单位选取了杂志的封面。杂志封面是“一本杂志的脸面，是读者最先接触到的内容，是编辑们表达他们意图的方式”。[29]《中国妇女》杂志的前主编刘中陆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杂志封面的选择是与杂志的风格和内容相一致的，封面形象代表了各个时期‘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此研究的重点是女性形象塑造，个别封面因为只有男性或是儿童的形象而没有列入分析范围内。为了突出重点，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仅限于封面中的女主人公。 主要变量及其属性： 封面种类：按照乐赫斯(Lehus)对《时代周刊》杂志封面进行的分类方法，杂志封面可分为人物封面和主题封面两类。[30]人物封面专门对封面人物进行了介绍（注明了人物的姓名和身份），而主题封面则没有具体介绍。 人物种族：包括汉族、少数民族等。 人物年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儿童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人物职业：政府官员、企业家、商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等）、工人、农民、学生等。 人物外貌：分为普通、漂亮等类型。 人物化妆程度：素面、淡状、浓状等。 人物衣着：传统服饰、便装、时装、套装、运动装、舞台装、制服等。 着装颜色种类：暗色、亮色等。 着装颜色数量：单色、双色、三色或三色以上。 人物所处地域：农村、城市等。 人物活动场所：公共场所、工作地点、家居环境等。 封面主题：国际国内事件、传统风俗与文化、职业发展、自身发展、时尚美容、家居生活、少年儿童、妇女问题等。 封面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平、传统、知识、平等、地位、成功、家庭、美丽、尊老、爱幼等。 封面分类的过程： 分类工作由两位精通汉语和英语的传播学研究生担任。分析人员经过初步的培训掌握分类方法和要求，熟悉变量的属性定义，利用封面的说明文字和封面故事帮助进行判断，并通过15期封面的试测进一步修正和明确属性定义。在正式分类中，由一位分析员将所有的封面分类，再随机抽取20％的封面（72期）由另外一个分析员重新分类，并针对每个变量计算出柯里潘道夫(Krippendorf)的阿尔法(Alpha)值来求证分析的可信度。测试结果表明：相对客观的变量（如封面种类）的Alpha值都在0.90以上甚至达到了1.0，而相对主观的变量（如封面主题）的Alpha值也都在0.8以上，均超过了威摩(Wimmer)和多米尼柯(Dominick)指出的最低值0.75,因此获得的相关可信度是令人满意的。[31] 除了进行样本分析外，作者还在《中国妇女》杂志编辑社调查研究达一个星期，观察他们的工作流程，采访杂志前任和现任的社长、主编、版面编辑和摄影记者等。 五．分析结果 作者运用国际通行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将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三个时期的封面特点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 首先，封面类型有所改变（见表一）。虽然第二阶段较之第一阶段的变化不是十分显著，但是在第三阶段突出个人的人物封面却急剧增加，约占封面总数的五分之四。 就人物整体的外在形象而言，封面女性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注重打扮，衣着也明显地亮丽起来（见表二）。穿着时装的女性从无到5.2％；亮色服饰的比率从55.8%上升到73.9%；服饰的颜色也趋于多样化，三色或三色以上的服饰比率从11.6%升至21.3％。 与此同时，人物所处地域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见表三）。在第一时期绝大多数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是农村，而城市背景却成为第二和第三时期的主流。具体说来，农村背景的封面所占比例从第一时期的59％下降到第二时期的40％，而到了第三时期就只占18％。相反，城市背景的封面所占比例持续上升，从41％到60％，再到82％。就人物活动场所而言，三个时期并没有明显变化。封面人物很少出现在家居环境中，出现几率只有8.0％。绝大多数的封面人物都出现在公众场所或是工作地点，所占比率分别是54.0%和38.0%。其中，封面人物在工作地点出现的几率从第一时期的28.6％升至第二时期的39.6％和第三时期的40.9%。 伴随着人物所处地域的变化，人物职业也出现了相应改变。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四）。在第一时期，农民形象占了封面人物的近20％，随后下降到了14％，而到了第三时期就只剩下了1％。与农民一样，工人形象所占比率从17％减少到7％，最后减至1％。而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接受了高等教育，第二和第三时期涌现了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妇女形象。此外，企业家和商业人员的形象也逐年增加。在封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家与商业人员的现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职业变化；而 仍占全国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形象的急剧减少，则体现了他们在大众或是传媒眼中受关注程度的逐步下降。 纵观各时期的封面主题，没有发现明显变化（见表五）。封面主题主要集中在“职业发展”，将近一半的封面都体现了这一主题，显示了杂志编辑政策的连贯性，也符合杂志的办刊思想和宣传重点。“自身发展”和“时尚美容”这两个主题在第一时期都没有出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在封面上有所体现。到了第三时期，还罕有的出现了反映妇女问题的封面，但只占该时期封面总数的1.5%。 从封面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来看（见表六），“平等”、“地位”和“成功”这三种价值观在三个时期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体现“男女平等”的封面几率从开始的24.1%升至37.3%，最后大幅增长到56.8％;反映“女性地位提高”的封面几率从最初的25.9%减少到21.1%,随后又迅速窜升至49.2％;体现“女性成功”的封面几率从开始的27.8％减少到25.9%,最后显著增长到51.1％。其他一些价值观的出现几率也呈现了显著变化。如体现“崇尚知识”的封面持续上升，从5.6％到24.1％，最后达到了25.8％;反映“家庭”的封面几率从最初的1.9%突涨到13.9%,最后又回落到3.0%;而反映“集体主义”的封面则出现了急剧减少的情况。 （一）1955－1966年：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形象是工、农业生产中相貌普通、衣着朴素的劳动模范（分别占到了16.7％和20%）。这些形象的刻画显示了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充分认识到女性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大力号召女性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以1957年第5期的封面为例（见图1）。 封面塑造了一位长江大桥的女电工。她身着宽大的深蓝色工作服，头顶电焊护面具，手戴脏旧的大手套。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她那没有任何粉饰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怯色，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样一个没有典型女性特征的形象生动印证了主席的号召：“只要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同样可以做到”。“男女平等”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演变成了“男女没有任何差别”，以女性能够从事男性主导的高危行业来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优越性。 建国初期超过半数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农村。封面上塑造了许多参加生产的农民形象，反映了党和政府高度强调以农业为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支持农村建设，政府于1960年实施了“上山下乡”政策，派遣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农村体验生活。这一运动在1966年第2期的杂志封面上也有所体现（见图二）。从封面上看，读者很难分辨哪位女孩来自城市，正如编辑在封面介绍中所写道的，“城市学生(左边)和农村姑娘(右边)就似一对亲姐妹”。封面少女被塑造成没有城乡差别,投身农村建设的革命新一代。 除被刻画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女性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封面中就涌现出了大批的艺术工作者（占27.8％），包括传统戏剧演员、民间舞蹈家等。封面中唯一的一位歌唱家来自西藏，在表演独唱《我的祖国》。革命题材电影《党的女儿》中两位女主角的剧照也出现在封面上。这些形象的塑造充分反映了革命年代里文艺在统一大众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性。 在建国初期，担任政府部门职务的女性形象也占了相当比例（11.1％）。女性参政议政的形象展示了新中国女性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相反，女性很少被刻画成“家庭主妇”（2.8％）。而事实上，女性在积极投身社会建设的同时，其承担的家庭义务并没有实质上的减轻，承受着“双重负担”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建国初期的封面形象印证了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妇女从封建压迫和奴役中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大多数的女性都被塑造成新中国具有革命开拓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党的喉舌”，《中国妇女》杂志着重对外介绍了建国初期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充分发挥了政治宣传的作用。 （二）1979－1992年：转型期 转型期里半数以上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城市，与建国初期的地域分布截然相反。建国初期占重要地位的工人、农民和政府人物的形象在转型期急剧减少。与之相反，专业技术人员所占几率从5.6％大幅增长到25.7%。转型期中封面女性职业的多样性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为妇女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以1990年2月的封面为例（见图三）。封面展示了一位装着入时、充满自信、直视镜头的女服装设计师。她的形象代表了全国妇联在1980年底开展“四自运动”所树立的女性典型，旨在鼓励中国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了追求理想职业，跟上改革步伐，女性更加渴望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知识观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弘扬，在封面中体现的几率也从5.6%上升到了24.1％。比如封面上出现了后第一届女大学生形象和贫困地区辍学女童重返学校等画面就生动地证实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发展。 [page_break] 与建国初期过分强调女性牺牲自我和家庭,投入集体劳动生产相比，转型期对女性家庭生活的关注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从1.9％上升至11.1%。封面上反映婚姻和家庭的画面体现了女性从家庭生活中所获得的个人情感的满足。虽然由于转型期所伴随的就业压力使社会上出现了“让妇女回家”的论调，但女性参加社会生产仍是社会主义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因此身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只占到了4.6％，大多数的成功女性都被刻画成“事业有成的好妻子、好母亲”。以1980年3月的封面为例（见图四）。画面上展现的是一位女劳模和她幸福、和睦的一家。在画面中，女主人抱着小孩坐在中心位置。与建国初期所塑造的“铁娘子”形象相比，她显得较为温和，能够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使她成为成功女性的典型。 转型期里对女性美容的日益关注也值得我们注意。在建国初期尤其是时期，注重个人外表被批判成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行为。随着思想意识环境的日渐宽松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外在形象。伴随着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变化，《中国妇女》的封面形象也跟着“亮”了起来，有关服装和美容的内容也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回顾过渡期杂志的封面，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对外宣传刊物的《中国妇女》杂志在这一时期虽然仍主要侧重于宣传中国妇女发展的成就，但同时它的封面形象和内容也反映了过渡期社会变化的一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形象从单一的、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劳动模范转变为文化层次高、职业分布广的专业技术人员；二、人物所处地域背景从农村逐步转为城市，从侧面体现了“四个现代化”政策实施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三、随着思想意识环境的逐渐宽松，封面在集体层面上的关注慢慢转向个人层面，如家庭生活、个人的外在形象和自我成就等，反映了集体主义的淡化和个人主义的抬头。 （三）1993－2003年：改革深化期 进入改革深化期以后，绝大多数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城市（占82.3％），反映了中国在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融入全球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城市文化高度发展并逐渐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农民仍是中国人口构成的主体，但农民形象却在1992年以后逐渐在封面上消失，从13.8％降至1.0％。工人形象也大幅下降至1.0％。与之相反，新兴的受人青睐的职业如商业人员却迅速从0.9％增长到9.6％。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商业活动。有关数据表明：自1995年以后，中国46％的商业机构由女性注册成立，而其中私有企业占了41％。[31]女性已成为商业界的新生力量。 改革深化期里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形象仍然是专业技术人员（占26.9%）。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失业率增高的现象，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坚决反对“让妇女回家”的论调并鼓励妇女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除了专业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的形象在同期也占了很大比例，从转型期的10.1％上升至21.2％。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初期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形象在改革深化期已经被流行的影、视、歌星形象所替代。这些明星的频频亮相，不仅仅是因为其事业上的成功，青春亮丽的外形也是重要因素。以2002年1月的封面为例（见图五）。封面上刊登了一位女演员的近照。她年轻漂亮，打扮时尚，直视镜头露出迷人的微笑。这些与以往传统的革命形象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印证了市场商业化对传媒的影响。杂志的封面形象塑造已日益适应市场的需要，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观。 此外，政府官员形象在改革深化期里的出现频率有了明显提高，从转型期的6.4%增长到13.5％，而事实上在改革的进程中女性在政府高层任职的比率反而有所下降。[32]对于杂志本身来说，政府官员在封面上出现频率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杂志的政治色彩，受众尤其是国外读者会把杂志当成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而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杂志的市场销售。但做为党的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妇女》杂志必须承担一些宣传义务以达到政治传播的要求。2002年的杂志版面设计上出现封面是政治人物形象而封底是服装模特形象就集中体现了杂志为同时满足政治宣传和市场的双重需要所作出的努力。 谈到改革深化期的封面主题，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职业发展”，这与政府始终倡导妇女就业以实现男女平等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但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反映“妇女问题”的封面却值得我们关注。在建国初期，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能在杂志上有所体现，而到了过渡期，封面内容中出现了妇女问题的讨论，比如妇女的“双重负担”问题。到了改革深化期，社会更加开放，杂志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因此展开了更多读者关心的妇女问题讨论，甚至妇女问题在誉为‘杂志脸面’的封面上也会有所反映。比如2003年2月的杂志封面（见图六）,封面背景为北京的女子监狱。封面的主人公是一位女狱警,她正注视着一个只露出小半背影的女囚犯。在她身后监狱栏杆的右后侧，还有一个模糊的女囚身影。封面上，大号标题“女性犯罪(WomenCriminals)”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封面体现了“女性犯罪”这一妇女问题，但它还是以塑造正面的女狱警形象为主，而将女罪犯的形象弱化。 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文化体系，《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占主导地位的是居于城市的专业技术人员形象，而身在农村的农民形象却被明显地边缘化。在市场需求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商业化形象开始逐渐出现在封面上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政治宣传形象和商业化形象的共存体现了杂志处于同时满足党和大众需求的两难境地。然而，尽管《中国妇女》杂志越来越商业化和民主化，它首先还是党领导下的对外宣传杂志，这决定了杂志封面仍是主要塑造和宣传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女性形象。 六．结论 这项研究显示，虽然《中国妇女》杂志一直处于党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体环境中，它在封面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明显地受到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封面变化大致出现了几个趋势：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特征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集体主义的观念逐渐淡化，同时由于政府放宽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封面人物的展示角度逐步从集体层面过渡到个人层面；三、在中国从革命建设时期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以往封面中出现的旨在强调男女没有任何差别的“去女性化”现象（de-feminization）转向了重视女性自身特征和需要的“女性化的回归”（re-feminization）。 以往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媒体运作方式和内容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党的基本媒体政策决定了媒体归根结底仍是政治传播和宣传的载体。[33]作为党控制下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妇女》杂志也不例外。它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外宣传党所贯彻执行的“男女平等”政策，颂扬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证实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半边天”的优越性。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展示了党和政府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时期所倡导的具有“典范性”的女性形象。由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女性就业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途径，《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也主要强调了女性的职业角色。“平等”、“地位”和“成功”的女性价值观始终主导着各个时期的封面，以进一步证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内容并不仅仅是由党的政治宣传方针所决定的，同时它也受到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的任何一本杂志，即使是对外宣传杂志，它的内容也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只要社会不断地产生变化，刊物内容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改变。从这一点上来说，党领导下的官方杂志与西方自由体制下的女性杂志都是如此。虽然《中国妇女》杂志的编辑政策无疑是要受到党的政治思想方针的影响，但却不可能完全决定女性形象的表现形式。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媒体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并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翻版。媒体不断地塑造社会现实以符合它们各自的立场或迎合读者的胃口和要求。因此，《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上的女性形象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杂志总是强调中国女性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来塑造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女性形象，或是杂志认为读者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女性形象。 总之，《中国妇女》杂志封面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等变化的影响。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不同，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是在中国女性生存状态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党的政治思想方针、杂志编辑政策和读者要求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是在党和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环境中，党的领导和社会变革对媒体的女性形象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中国妇女》杂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塑造的“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 形象塑造论文:品牌形象塑造中广告设计论文 一、广告设计的任务内容 广告设计需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能够准确表达商品的信息，广告在进行传播或推广中要能够准确的传达商品的名称、特点、功效等信息，使受众群体清晰准确的了解广告的内容，判断该商品是不是为受众群体所需要，从而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广告信息内容传递的准确与否，也直接决定了消费群体的购买动机和购买欲望，同时也是商家能否获得经济价值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广告策略对于品牌形象的树立和提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又决定了消费者对与该企业和产品的认知程度，从品牌标志、品牌包装、甚至品牌形象的代言人，都是品牌个性的体现，在广告推广中出现的理性诉求方式或感性诉求方式都是品牌营销策略的表现。长期有效的广告策略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助于品牌形象的形成和完善。广告在促进消费及情感诉求方面也有其特殊的作用，广告在推广中往往大力渲染购买商品之后的效果，同时一些促销广告的传播也能够很大程度上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动机。另外，部分广告的诉求方式很有特点，能够紧紧抓住消费群体的心理，引起情感的共鸣，从而使消费群体对与该商品或品牌产生信赖感。 二、品牌形象的打造及推广 品牌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品牌的优秀，同时也是品牌经久不衰的支柱之一。在品牌慢慢发展及成型当中，要不断的寻求创新，保证质量，使用科技手段来完善品牌，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现在，服务也已经成为了企业竞争必然的焦点。当然服务也是品然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拥有优秀的服务可以大大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广告运用在品牌推广是当今市场最稳健的发展之道，若是企业资金充足，那么大多数都会通过电视广告或是平面广告进行品牌推广，这是效果明显的广告模式；若是中小型企业则多数都会采用一种常见的广告模式即网络广告，这种广告见效快的同时操作也十分的方便。要品牌形象得以更好的发展，它的推广方式无疑是最好的加分点。品牌形象的推广方式有这么几种。 1.主题化推广： 大多数品牌的推广，往往会忽略品牌之下各别产品之间的连带升值的机会。所以在推广产品时，进行品牌化使其形成一个大的主题，可以发现隐藏在产品背后的价值主次性，并且有针对的引导主要的推广主题和辅助性的推广主题。这样可以防止系列产品推广中的散漫现象，提高推广的递延效应。 2.风格化推广： 在现在产品不断更新的情况下，许多厂家都忽略了风格的变化，导致产品渐渐脱离了竞争行列，所以在进行品牌化的推广时，需要给产品识别系统的铺垫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不同产品的外观设计中融入统一共同的品牌价值，让产品的定位和价值更加显而易见。 3.优势化推广： 在一些产品呈现良好的销售情况后，部分厂家会出现自满的状态，导致所有的产品资源一视同仁，造成产品的结构混杂。殊不知在这些产品中有些潜力股，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把这些优等资源放弃原有的资源分配模式，以重点的打造对象建立产品的优势，来提高整个品牌的市场形象力。Ⅳ、时尚化推广：在潮人涌动的当下，跟不上时尚潮流的产品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新鲜感。只有不断得应时而变才能保持着鲜明的时尚性消费的持续性。 4.持续化推广： 每个产品都有其特定的使用寿命，产品使用寿命的短暂直接影响产品推广收益期。只能通过产品向品牌的转换，才能通过持续化推广来有效的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使得产品在多变的市场需求里获得持续受益。 三、品牌形象的价值体现及维护 品牌形象的塑造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广告的投入，品牌文化的建设，品牌理念的形成，品牌竞争力的凝聚，都在品牌塑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品牌形象一旦形成，则代表了消费者对于商品和品牌的认知程度的提升，品牌的价值也会随之转化为市场营销力，形成了固定的消费群体，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品牌之间的竞争以及品牌形象的维护显得愈发重要，如何保持和维护品牌的生命力是企业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市场需要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于品牌需求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品牌的生命力，良好的预防手段可以防止品牌老化，抵御品牌竞争，使品牌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有其生命力，这也是要求只有不断的完善商品的质量及服务，提升优秀品牌价值，加强市场安全防范意识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对企业品牌形象的维护。 作者：李辉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形象塑造论文:中文学形象塑造音乐艺术论文 一、音乐文学形象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音乐文学形象的概念文学语言紧密结合音乐形成音乐文学，它是充分呈现文学内容以及歌舞形式的一种文学作品，也是音乐与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尽管其本身属于文学，但却必须具备音乐性，所以要求运用特定的创作方式。音乐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涵盖了戏曲、歌剧、曲艺（各种说唱艺术）、歌词、民间小曲等。而狭义上的音乐文学指的就是歌词。音乐文学形象指的是利用歌词所体现出来的十分感性的、具备很强的艺术气息、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情感、包含了审美价值的各种人物形象、有着具象事物的有形表现，充分反映了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提炼并不断升华，通常指的是歌词的各种形象，主要包含了所传承的历史文化，所描述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所诠释的十分细腻的情感以及心情等等。其实质是它所具有的音乐属性，其表象是它的文学特性。古代诗歌是我们国家最初的歌词文学形象，比如我们国家的第一步诗歌总集《诗经》、汉魏六朝（即曹魏、晋朝以及南朝）的乐府民歌等等这全部是一些可以唱的歌词，诗歌创造出来的形象在本质和歌词形象并无区别。 （二）音乐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 1.特定的研究对象：音乐文学形象是一门属于音乐紧密结合文学的交叉学科，歌词是其重点研究的对象，而普通文学形象所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文学文本，在创作歌词时要受到音律的制约，并需要符合节奏性与审美性的要求，传递出让人们充分体会到诗意以及乐感的双重享受。与单纯的文本表现形象进行对比，歌词和音律有机结合展现出来的音乐文学形象具有更强的美感以及欣赏性。 2.审美功能更具协调统一性：创作音乐文学是灵活运用各种艺术形式以及技巧把那些自然的、处于游离状态的生活元素转化成严谨有序的艺术形式，从而使得那些无序的原生态的具体形象升华为规范有序的艺术形象，使得体现出来的文学形象更为集中，进而达到外在与内在形象的协调统一。3.时代性特征：歌词形象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在古代歌词通过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思想理念以及情感价值。到二十世纪初，我们国家所创作的歌词形象逐步摆脱诗词格律的制约，朝着自由化、口语化趋势转变。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有着较强的新时代的气息或者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1926年赵元任谱曲的刘半农的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的《海韵》等都充分体现了时展的脉搏以及浪漫主义情怀，光未然的《保卫黄河》、李叔同的《祖国歌》等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爱国革命情怀。建国之后涌现了诸如《祖国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众多歌颂新中国的歌曲，时期创作出了许多单一化、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歌曲，比如《思想放光芒》、《思想传万代》等。改革开放之后是我们国家歌词创作的新高峰时期，尤其是跨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优秀歌词形象不断涌现。 二、塑造音乐文学形象的方法 （一）歌词在创作文学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创作音乐文学形象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作歌词形象。歌唱所抒发出来的情感是最为感性的，且歌词的基本内容以及创作灵感往往源于现实生活，有很强的通俗性，所以歌词这种文学形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其它的文学形象进行比较，它更加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加上音乐所赋予的十分强大的活力，词因曲而更美，一首优秀的歌词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余的文学形式。同时，普通的文学形象需要借助阅读者自己人生经历以及文化素养而对之加以想象得以构建，而音乐形象主要利用音乐的节奏、韵律以及和声等方式进行表现，无需借助外力、更加直观而深入人心。 （二）创作歌词形象的基本方法歌词和诗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均注重格律以及词语的相互搭配，重视情感的升华。所以，对于歌词形象的创作在方法上能够参考创作诗歌的基本技巧，不过歌词更加侧重通俗易懂，在表现音乐方面能够让人非常直观地获得情感的共鸣，而诗歌更加讲究意境以及诗眼，存有很大的想象余地，所以所创作的歌词在语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晦涩以及跳跃性的语言。 1.准确把握音乐的主题是创作歌词的优秀，也是音乐文学形象的前提，要想充分反映音乐主题就必须使得词曲实现协调统一，主题的组成要素主要有歌词、韵律、节奏、声调、伴奏以及音区等等。 2.歌词韵律充分结合曲调、准确掌握韵脚的尺度，避免在同样的段落中间转换韵脚，最好在段首或段尾转韵，并且段首与段尾的韵脚应不一样。 3.孙宁在创作歌词过程中对于词语的选择以及搭配方面，应当按照旋律的不同内涵选择力度不一样的词语，并注重创新，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4.还应当按照音乐自身的需要，对歌词仔细斟酌与修饰，针对不能满足韵律流畅性要求的部分进行剔除、修正或者弥补，以实现音乐文学形象的内在以及外在的协调统一。 （三）歌词形象的延伸与升华音乐文学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形象的进一步的延伸，歌词形象的基本素材同样取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更具渲染力。创作歌词的人员根据自身的体会，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事物进行延伸，并进行自由发挥充分联想、想象，此外，还通过在精神层面的创造活动，从而在意识层面获得进一步的升华。歌词创作人员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理性的拓展，使得众多的想象元素完美融入现实生活元素中去获得艺术的升华，从而实现创作内在形象的目的。用来进行思维的形象事实上是比较观念化的一种形象，通过这些思维活动，最终实现从文学形象到艺术的快速升华。 三、结束语 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的民族声乐事业也随之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声乐交流越发的频密，这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中所具有的内涵。民族声乐的跨越发展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是歌唱的艺术，我们需要勇于借鉴其他声乐的演唱技巧，取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表现歌曲中的独特韵味，这样方能全面推动民族声乐的良性发展。歌词在文学形式的分类中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文体类型，而是涵盖于诗的文体中，但是歌词是比较独特的文学形式之一，歌词形象所具有的双栖性、演唱性、通俗易懂性，感官享受与意境美感的双重性等特性，这些是别的文学形象难以相提并论的。从时代的发展潮流、艺术发展的方向以及人们喜好的程度而言，将音乐文学形象当作一种单独的文学形象、使其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显得十分重要。 作者：孙宁单位：北华大学师范分院音乐系 形象塑造论文:形象塑造服装企业品牌论文 一、我国服装品牌现存问题 首先一点，设计薄弱，内涵不足。很多设计师的创作还是在拷贝国外的款式，没有自己明确市场定位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具有吸引力的。第二，品牌延伸过快。当品新产品和原有主打产品的市场不同时，会使品牌形象变得模糊，影响品牌独特的识别。第三，中国服装加工贸易占据服装出口的半壁江山。许多企业放弃自己的品牌，进行贴牌经营。这将导致品牌建设资源的匮乏。 二、我国服装品牌形象塑造的必要性 商品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品牌独特的文化是一种无形资产，品牌附加值将是企业获利的源动力。在服装行业国际化大环境下，质量与创新已不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性的品牌形象塑造与管理已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有力武器。 三、我国服装品牌形象塑造的途径 1.明确定位，提炼品牌内涵我国服装品牌建设首先要明确品牌的定位，全方位地提炼品牌的价值观和内涵，以此建立品牌个性形象。品质、品位的提升，才能让品牌在如今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2.完善终端视觉形象终端店铺是品牌形象给消费者最直接的呈现，所以要完善终端视觉形象的各个细节。店铺空间环境，模特的组合方式及系列感，货架上服装的色彩组合，正挂侧挂的搭配陈列，品牌的logo及活动pop，店铺内音乐及视频的播放，陈列道具的点缀等，做好这些细节，就能够建立起良好的营销氛围，带给顾客以感官享受，加深顾客对品牌的直观了解。如果缺乏终端视觉体验这个环节，很难引起消费者对品牌的亲和力，认知感。 3.合理采用品牌延伸策略品牌延伸是企业研发新产品时采用已经在市场上定位成功的知名品牌名称，进行品牌繁殖。但它是把双刃剑，新产品借助原有产品的口碑，可以尽快在市场上渡过引入期；但延伸的不好不但对新产品造成不好的影响也会损害已有的品牌形象。浙江服装企业较多采用品牌延伸，基本上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4.合理的价格策略一些品牌服装缺乏市场调研，前期制定的价格较高，销售过程中，会频繁打折促销。商家相互压价，最后有的产品甚至以低于成本价倾销；因此，品牌不能轻易打折，要传达给消费者：产品是高质量的，所以我们的品牌不打折，从而维护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较高定位。 作者：秦一河单位：皆柏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形象塑造论文:品牌形象塑造中广告设计论文 一、品牌形象的打造及推广 品牌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品牌的优秀，同时也是品牌经久不衰的支柱之一。在品牌慢慢发展及成型当中，要不断的寻求创新，保证质量，使用科技手段来完善品牌，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现在，服务也已经成为了企业竞争必然的焦点。当然服务也是品然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拥有优秀的服务可以大大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广告运用在品牌推广是当今市场最稳健的发展之道，若是企业资金充足，那么大多数都会通过电视广告或是平面广告进行品牌推广，这是效果明显的广告模式；若是中小型企业则多数都会采用一种常见的广告模式即网络广告，这种广告见效快的同时操作也十分的方便。要品牌形象得以更好的发展，它的推广方式无疑是最好的加分点。品牌形象的推广方式有这么几种。 Ⅰ、主题化推广：大多数品牌的推广，往往会忽略品牌之下各别产品之间的连带升值的机会。所以在推广产品时，进行品牌化使其形成一个大的主题，可以发现隐藏在产品背后的价值主次性，并且有针对的引导主要的推广主题和辅助性的推广主题。这样可以防止系列产品推广中的散漫现象，提高推广的递延效应。 Ⅱ、风格化推广：在现在产品不断更新的情况下，许多厂家都忽略了风格的变化，导致产品渐渐脱离了竞争行列，所以在进行品牌化的推广时，需要给产品识别系统的铺垫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不同产品的外观设计中融入统一共同的品牌价值，让产品的定位和价值更加显而易见。 Ⅲ、优势化推广：在一些产品呈现良好的销售情况后，部分厂家会出现自满的状态，导致所有的产品资源一视同仁，造成产品的结构混杂。殊不知在这些产品中有些潜力股，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把这些优等资源放弃原有的资源分配模式，以重点的打造对象建立产品的优势，来提高整个品牌的市场形象力。 Ⅳ、时尚化推广：在潮人涌动的当下，跟不上时尚潮流的产品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新鲜感。只有不断得应时而变才能保持着鲜明的时尚性消费的持续性。 Ⅴ、持续化推广：每个产品都有其特定的使用寿命，产品使用寿命的短暂直接影响产品推广收益期。只能通过产品向品牌的转换，才能通过持续化推广来有效的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使得产品在多变的市场需求里获得持续受益。 二、品牌形象的价值体现及维护 品牌形象的塑造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广告的投入，品牌文化的建设，品牌理念的形成，品牌竞争力的凝聚，都在品牌塑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品牌形象一旦形成，则代表了消费者对于商品和品牌的认知程度的提升，品牌的价值也会随之转化为市场营销力，形成了固定的消费群体，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品牌之间的竞争以及品牌形象塑造的维护显得愈发重要，如何保持和维护品牌的生命力是企业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市场需要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于品牌需求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品牌的生命力，良好的预防手段可以防止品牌老化，抵御品牌竞争，使品牌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有其生命力，这也是要求只有不断的完善商品的质量及服务，提升优秀品牌价值，加强市场安全防范意识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对企业品牌形象的维护。 作者：李辉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形象塑造论文:城市形象塑造雕塑艺术论文 从历史的角度看，雕塑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雕塑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雕塑能够反映每一个朝代的政治信仰和主张，某些雕塑是某个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化身，通过雕塑可以记录每个时期的一些具有纪念价值的人或事，这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便于后人查询历史的证据；其次，雕塑还广泛的被应用到君王的祭祀和随葬中。同时，从人类文明进程中可以发现很多雕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比如说埃及的金字塔，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王权专制的社会性质、强化权力无限扩张和人类控制自然的极致体现。这些都是历史时期雕塑的价值。在当代社会中，雕塑不仅具有文化艺术价值，而且被运用到城市形象塑造中。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艺术可以改变环境，而雕塑艺术可以改变城市环境。同时，雕塑本身也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含义，这样的艺术与环境的结合可以给人们更多的美的享受，雕塑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城市雕塑是构成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一、雕塑的城市价值 雕塑承载着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与城市的人文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雕塑是一个特定时期城市发展的结果，它随着历史变迁和城市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地变化，它是一个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标志。另外，每个城市都具有地方文化属性，而雕塑艺术也具有自身的独立特性和地方属性。无论城市如何发展，作为城市文化空间载体都应当符合地方文化属性。 二、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运用体现 雕塑艺术在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另外，城市的发展需要充分的文化积累。城市的形象是城市文化不断积累的结果，文化环境也可以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共同构成城市文化形象的时代特性。 （一）城市雕塑的分类 根据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所起作用不同分为五类，即纪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雕塑、功能性雕塑、陈列雕塑。第一，纪念性雕塑是用雕塑的形式来纪念某些人或事，比如纪念碑就是用来纪念某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迹，但不是所有的纪念碑都有雕塑，而纪念性雕塑中雕塑要占主导地位，与雕塑结合的其他要素放在次要位置。第二，主题雕塑指的是雕塑要与建筑相结合，补充了建筑物本身的缺陷，主题雕塑的雕塑要求比较高，要通过雕塑来展示某一个主题。第三，装饰雕塑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第四，功能性雕塑，这是一类具有特定目的的装饰雕塑。第五是陈列雕塑，指的是具有特定位置的一类雕塑。 （二）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应用 城市是人类的重要生存空间，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认识是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开始的。公共雕塑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的发展是城市文化发展的综合体现，雕塑艺术作为城市景观艺术的体现，需要有自己的特性。城市雕塑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民众的精神面貌，它是城市精神文化的浓缩。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雕塑艺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公共雕塑是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雕塑的运用要根据雕塑本身的特征，再结合城市特定的地点和环境来确定。它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城市雕塑通常立于一些大的公共场所，城市雕塑的应用使得城市因为建筑物集中的拥挤、单一、呆板得以缓解，同时增加了城市空旷场地的平衡感。 三、结语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我国推出了文化强国战略。雕塑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它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雕塑艺术同我国文化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雕塑艺术形式。同时，雕塑艺术广泛地被应用到城市形象塑造，也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新时期下，在走文化强国之路的中国，广大的雕塑家和艺术爱好者将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推进我国雕塑艺术进一步发展。 作者：孟继兵 形象塑造论文: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改革论文 一、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交叉课程内容重复多 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内容繁杂，与其它专业课程重复内容较多，如旅游企业形象调查课程内容有重复，旅游企业形象危机处理课程内容有重复，旅游企业形象案例内容有重复。因此，在组织《旅游企业形象塑造与维护》课程教学时，要根据开课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学时等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避免课程之间的重复，保证教学内容的系统性。 2.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掌握教学内容 旅游企业形象塑造在教改前始终延续着传统的教学方式，即课堂讲授。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停留在表面，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如讲授企业形象cis战略等实践性很强的内容时，教师只能通过课堂上对各子系统的设计和构建的叙述让学生了解授课内容，但是无法达到学生真正掌握和操作的目的。 3.实践教学内容简单，学生实践能力差 由于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经费和实践教学条件有限旅游企业形象塑造在教改前仍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如做旅游企业的形象调查项目，原理性强，计算较多，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较难，学生只能通过在教室内假定命题进行项目的设计与计算，但具体的调查过程受教学实习条件和课时少的限制而不能具体的实施，由于学生设计的方案的合理性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技能的提高。实训实习过程中以认知性项目为主，如企业外在特征的识别、了解知名企业形象塑造的案例等，不利于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二、教学内容的改革 1.明确教学目标 在旅游企业形象塑造与维护课程教学中，首先要根据旅游企业岗位需求重点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其次教师在每次授课时需要提供详细的授课方案，详细说明课程的具体安排，包括每小节课的授课目的、重点及难点，学生应完成的任务及要求，从而使课程清晰明了，利于学生明确学习方向，安排学习进度。 2.修改教学大纲，调整教学内容 教学大纲制定的是否切合实际，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效果。对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进行改革，就必须根据高职旅游相关专业人才从事的不同类别岗位的培养目标修订科学、合理的教学大纲，针对授课过程中出现的重点不突出、教学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进行整合，根据学生的类别、课程的性质、培养目标调整学时数，适当地简化理论教学，重点讲授与实践操作联系紧密的理论知识，注重不同章节内容的层次性和连贯性，不断优化教学内容。 3.强化实践教学，并将实践任务纳入考核 首先，在保证不偏离教学大纲的前提下，整合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学时不低于教学总学时的50%，体现理论与实践并重，强化实践教学的指导思想；其次，设立独立教学实践周，安排一个星期的独立的集中实习，安排学生在校外旅游企业管理实践，将学生分为6-8人一组，布置实习任务并进行考核，通过集中实习，再次巩固学生掌握旅游企业形象的调查、设计、维护等实践技能。最后，注重产学结合，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模拟创业设计活动，利用学生创业设计进行实践教学。同时充分利用校外实训基地开展现场教学，确保学生人人动手参与不同岗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1.灵活应用多媒体教学 为改变传统黑板的枯燥的抽象教学方法，使理论教学内容更加形象，采用网络搜集案例、图片、现场拍照等途径，制作旅游企业形象塑造教学课件，可以更清晰的传授教学内容，增强真实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多媒体教学容量大、直观性强，学生能够从不同的层次了解教学内容，便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更多的知识点，起到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多媒体教学的同时辅以板书，可以减缓多媒体的教学速度，提高学生对多媒体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吸收，促进搭建良好的师生交流平台。 2.交互式光盘在教学中的运用 交互式光盘将色彩画面、配音解说、现场讲解等真实场景引入课堂，更具有直观性，增强教学效果。交互式光盘具有仿真性和交互性，使得教学内容真实可信，更便于学生自学。仅靠有限的学时就学到企业形象设计塑造的技能是不可行的，而交互式光盘可以在电脑上播放，引导学生在光盘的指导下有选择性地学习，为学生巩固学习成果提供了可能。 3.项目兴趣小组教学法 学生学习分为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两种，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学生始终是被动接受者，接受知识的效率有限。只有基于学生自身的主动学习，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在每个班级组织建立2个课程兴趣小组，在没有教师主导的情况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由学生自己通过搜集资料、方案设计、方案实施来完成全部过程。使学生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四、课程教学改革成效 通过对2010、2011、2012、2013级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教改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社会岗位需求；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多途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教学效果明显改善，学生顶岗实习及就业后，从事旅行社计调、旅游企业活动策划、旅游产品销售等岗位工作的毕业生均能零距离就业，缩短用人单位的再培养时间。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内容对于高职旅游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至关重要，是最直接的专业知识技能课，因此要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就要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同时要求具备充足的教学经费、必需的教学设备和完善的实训基地等是教学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作者:潘元单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形象塑造论文:美国电影中的青少年形象塑造探索论文 摘要：青春电影主要是指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在近些年出现的美国青春电影中，青少年的形象大钵可以概括为积极的、浪漫的、堕落的以及颠覆性的青少年形象等几种，这些形象的出现和青少年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因素紧密相连。由于好莱坞成熟的商业体制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好莱坞青春片这一美国类型电影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普通观众的视野。实际上，除了好莱坞之外，在世界范围内都曾出现过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青春电影，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青春电影更是进入了一个高产期。本文从当今美国青少年心理特征及社会环境的角度剖析了美国年轻人在校园电影中的形象及其所折射出的美国年轻人生活态度及生活状态。 关键词：青春类型电影；青少年形象；心理特征 一、在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青春类型电影(也被称为青少年电影、校园电影或者成长型电影)一直备受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青少年观众的喜爱。 尽管几乎从未被视为影迷中最富洞察力的骨干群体，青少年却无疑是最为有力的好莱坞青春电影票房的保证。这些主要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尽管故事风格不同，表现手法多样，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美国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及生活状态。而当代的美国年轻人，作为多元化的一代，在美国青少年电影中也折射出了不同类型，风格迥异的青少年形象。最容易为观众拍手称赞的青春电影为青春励志型电影，它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积极向上、不断进取、不怕挫折，并充满热情的青少年形象。在这种类型中，青春成为主题，青春片是一种并不纯粹的电影类型。如果把它放到一个世界性的类型参照系中．它既不像西部片那样有着明显的视觉符码，也不像歌舞片那样有着固定的外部表演模式．甚至也不像喜剧电影那样谈得上有稳定的风格效果。在青春片那里，只有一些通常的母体式的主题类型或某些常见的环境标志。如家庭、校园。确切地说，青春片更接近于一种题材，而励志则成为叙事的主线，成为主体的行为动机。这类电影多以喜剧为主，尽管剧情有时落人俗套．却丝毫影响不了人们对于此类电影的热衷。作为涉及机能与情感的作品，好莱坞青春电影尊奉着一条体现在所有幽默中的心理规律，即它们令观众身心放松。这也成为青春电影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青春励志片之所以近几年来在美国、日本等国大受欢迎，并受到极大地关注。这和它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密切相关。人物角色的错位，必然产生一定的喜剧效果。贬低、不一致、机械作用和解脱之感。都是笑的源泉．而这些源泉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了。不过，在这些源泉当中。最巨大的源泉无疑是不一致。俄国著名哲学家别林斯基(v．G．Belinskiy)在诗的分类中也曾说过：“喜剧的内容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是主观幻想的世界或者似乎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现实的世界。”喜剧的主人公是离开了自己精神天性的本体性的人们．“喜剧的实质是生活的现象同生活的实质和使命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喜剧中便表现为自我否定。在青春励志片中，就出现了这种“不一致”．作品的内容都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从而产生了喜剧效果。 以爱情为主线的美国青少年电影也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校园电影。在动人的校园爱情故事中。这类电影给我们塑造了充满活力并纯情浪漫的青少年形象。而好莱坞的一些青春片中青少年的浪漫形象则由于好莱坞的商业机制而表现为另外一种特点。上个世纪90代中期以后，好莱坞的青春电影进入了一个高产期。在这个时期，《一吻定江山》《我恨你的十件事》《美少女啦啦队》等一批描写高中生生活和初恋故事的影片相继问世。 青春电影是关于青春的，所有上文提及的影片都包含年轻的角色以及他们特殊的问题和生活方式。很明显，影片中的这些设置都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的。然而，和日本唯美、青涩、浪漫的青春电影有所不同，美国的青春类型影片非常注意将校园文化和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因此在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健康美丽的形体和优美动感的舞姿；可以欣赏到在年轻人中受欢迎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可以听到高中生流行口头语：而生日派对、毕业舞会这些高中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景也频频出现。再配以初恋的故事，青少年的形象在这些影片中显得浪漫又不失幽默和时尚。很显然，好莱坞青春片中青少年的形象的这些特点与好莱坞的商业体制是分不开的。定位于暑期档、以青少年为主要观众的好莱坞青春电影。制作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目标人群的欣赏口味，生产出一个个带有明显商业特征的浪漫故事。而青少年也乐于在观看这些人为的浪漫中得到青春宣泄，并从片中青少年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二、清新浪漫的青少年形象之所以在美国青春电影中一再出现，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不无关系。 可以说，青春期是青少年对异性的心理需要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并最渴望与异性交流、了解并成为朋友的时期，应该说青少年在青春期出现对异性朦胧的情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爱情也因此成为青春电影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而这种情感因为初涉人世而显得更加美好和浪漫。初恋的故事往往因为其所表现的不掺杂其他因素的纯粹的爱情而令人感动和流连。 除了正面形象的塑造，我们在许多美国青春电影中也看到了各种叛逆的，堕落的甚至走向毁灭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被称为“青春启示电影”(youthapocalypsefilms)的亚类型片。青春启示电影有个特点，或者破坏力急剧爆发，或者受到压抑直至毁灭。美国白人青少年在此类影片中总是被塑造为这样一种形象:他们往往具有病态的暴力倾向，并对现实和未来表现出骇人的冷漠。进一步说，被认为与这种对病态的暴力和快感的渴望相一致的，正是他们对于白己的白人青少年身份的认同需要。这一片型完全不同于曾在美国80年代流行的平庸青春片。青春启示电影常常受到一部分年轻观众的狂热追捧并享有无上地位，其中某些影片也同时获得了惊人的票房和评论界的赞誉。 这些走向毁灭性的青年形象的塑造暗示了我们最深切的社会和个人的焦虑。那就是：性恐惧、社会失序和青年人前途黯淡。这些无疑在不同层面影响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而媒体对于对少年犯罪、暴力和性的大肆渲染和夸张，艾滋病的威胁等等对于尚处于青春不稳定期且模仿力很强的年轻人来讲，无疑会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在青春启示电影所呈现的特定媒介环境中，青春期及其相关问题应当被视作某种社会现实而得到力求真实的反映和重新思考。 电影《半熟少年》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其情节展开也并未遵循常规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反之，影片记录了“不算主角的主角”几位生活在都市中的少男少女24小时之内的生活状态。影片追随其男主人公们在曼哈顿的街上和公园里游逛，记录他们追求女孩、偷啤酒、闲逛、玩滑板、消磨时间、买、吸毒和斗殴。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然而这些男孩的不同种族的身份设定却受制于他们所共同拥有的百无聊赖和对性的追求与沉迷。他们的欲望大多数都围绕着性:追求它，保有它以及对自己曾有过的性经历的自吹自擂。影片还表现了女主人公珍妮的遭遇。当她被确诊为感染了艾滋病时，她试图寻找泰利，正是泰利将艾滋病毒传给了她。泰利并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更不知道他已经传染给珍妮。在影片结尾，当珍妮找到泰利时，他正在奸污下一个纯洁的受害者达茜，而且很可能也传染了她。然而，当珍妮发现他们时，她自己已经因服用而变得茫然麻木，所以并没有对此加以阻止。 这些少年的所作所为，加上他们不断提及的，所表现的正是我所认为的“年轻身体的破坏力”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少年对他们自身及其体液的失控是一种表层的、象征性的失控，而这实际上是对于他们的“反叛的”行为的巧妙隐喻。 而曾在美国创下超高票房记录的《美国派》《大学新生》等所谓青春性喜剧类型的电影，则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另类、特别、颠覆传统，但并非走向毁灭的年轻人的形象。性既是好莱坞青春片的心理学规律的一部分，也是其社会学规律的一部分。好莱坞青春片中的其他身体机能亦然。以《美国派》为例，这部影片因为它对于传统观念的颠覆和戏剧性的故事而大受人们欢迎，片中的四个高中生也受到了青少年观众的狂热追捧。有人认为，这部影片使用的狠衰的语言和以色情为基础的滑稽场面显得过于粗俗。但不管怎么样，人们不得不承认，在它之前，还没有哪个银幕形象能够把青少年的性焦虑表达得如此幽默和透彻，因此这四个高中生受到青少年观众的喜爱也是必然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青少年形象的出现也是颠覆性的，它消饵了青春电影中“浪漫”与“毁灭”两种形象之间的界限。《美国派》中的主人公撕破了浪漫青春片中异性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对于性采取了直言不讳的态度;另一方面，和反映青少年问题的电影不一样，性在《美国派》中被处理得理俗而又清澈，丝毫没有罪恶感。公务员之家 美国学者埃?拉宾认为，青春片的优秀主题是“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既不是无能为力的儿童，又不是自立的成人，而是处于一种成长中的过渡状态”，它涉及“年轻人的生活脱离大社会中成人所关心的问题和责任的转移”。这也明显使得青春片标志着一种统一的消费行为，其中既包括每个时代对电影的消费，也包括对电影中所表现的时尚的消费。美国学者斯蒂芬尼?扎切莱克在论及《美国派》等“青春喜剧片”时认为，这些青春喜剧满足了青少年心想事成的实用主义心理。 无论积极向上，活力浪漫，还是堕落颓废，美国青春电影中所塑造的各种青少年形象都不同程度地给我们展示的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这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代青少年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当中所存在的问题。跃动的青春，教会了美国青年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也教会了美国家长们尊重孩子的梦想。而笔者认为通过播放正面的青春类型电影，不仅能够大大提升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也能带来不错的教育影响。 形象塑造论文:现代城市形象塑造定位策略旅游营销研究论文 摘要在现代城市形象的塑造中,将定位策略加以灵活运用,将会对城市形象的个性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各种具体的定位策略都可以被运用于具体的城市形象塑造。在运用过程中有相关事项需要引起注意,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关键词定位城市形象运用 城市形象是指城市内部诸要素(比如城市布局、城市资源等),经过长期综合发展后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印象和评价。。城市形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性、整体系统性、长期规划性和地方特色性等四个方面。从总体上来说,城市形象涵盖了城市空间形象、城市环境形象、城市功能形象、城市景观形象和城市产品特色形象(即产业结构)等内容。 一、现代城市进行形象塑造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文化与形象的竞争日益成为世界城市竞争的主要方面,因此,城市形象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了各地政府的战略规划高度。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内在历史底蕴和外在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拥有一个良好的城市形象,无疑是在为城市做着生动的活广告,它一方面展现出城市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则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辐射力,成为扩大对外交往、吸引投资与游客的“金字招牌”,并使有形资产进一步增值,把无形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 第一、城市形象的塑造与改善,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扩大城市的影响力。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而城市知名度的提高是吸引外资、引进人才的外部条件,也是集聚经济、信息、科学技术的基础,并能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二、城市形象的塑造,有利于树立新的城市风貌与城市精神,改善市民的行为、心态,是一种城市文明的投资。良好的城市形象可以给市民带来自豪感,并由此形成奋发向上、敢于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生产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塑造城市形象其实也是在发展生产力。 第三、城市形象塑造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良好的城市形象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业的发展又可以带动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从长远观点来看,旅游项目已不完全局限于传统的山水园林和自然景观,城市特征形象和一些经济文化活动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第四、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全面推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城市形象的塑造与经营,使城市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得以改善,政府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城市文化得以发展,这不仅为城市现实竞争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城市发展的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这将有助于全面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总而言之,城市形象是“新经济”条件下极其重要的“注意力资源”,它不仅本身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高层次的城市生产力要素,而且是“新经济”资源的整合器,在高层次上担负着整合城市其它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功能。 二、定位策略运用于城市形象塑造的意义 定位策略的创始人艾·里斯和杰,特劳特于1969年6月在《广告行销杂志》发表了《定位:同质化市场突围之道》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定位”一词,用来指在产品模仿日盛的市场环境里新的市场竞争策略和手段。 1981年艾·里斯和杰·特劳特出版了《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一书。对定位一词做了如下解释:定位是你对潜在顾客心智上所下的功夫。也就是把产品定位在你未来潜在的顾客心中。定位是一项内心中用以决定是否让其进行系统组织的门户,其观念是基于传播,只能在适当的时间及适当的环境之下,才能得到沟通。定位是“种逆转的思考方式”,不以你自己为出发点,而是以潜在顾客心智状态为起点。 由此可见:定位策略很注重产品与其目标顾客(即目标受众)之间的关系列接:即通过定位使产品在目标受众心目中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这个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独特的、是其他竞争对手很难轻易取代的。而城市形象的建设就是为了使每个城市有其鲜明的、对手难以替代的特征或优势,以避免城市形象的雷同与接近。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定位策略恰当运用于城市形象的建设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第一,定位策略在城市形象塑造上的成功运用,将有助于树立该城市鲜明而独特的形象,以和竞争对手有效区隔开来。这是定位策略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一个直接作用。定位策略通过挖掘城市的特性,结合目标受众心智中的空白,将该城市的特性放置在目标受众心智中的空白处,这样就使得该城市在受众心智中占据了一个相对优势,其竞争对手要再挤占这个独特的心理位置是比较困难的,从而该城市独特的城市形象也就得以树立。 第二、有助于形成城市与其目标受众之间的心理对应关系。定位策略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成功运用,将会使得目标受众在心理对该城市有一个明确的印象,从而形成一种心理对应关系。比如,现在社会大众一提到义乌,就会自然而然的首先联想到小商品,这得归功于义乌鲜明的定位:小商品的海洋。义乌在其独特的定位确立之前,只是浙江众多小城市当中默默无闻的一个,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小商品集中地。 第三、借助定位形成的鲜明城市形象将极大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借助定位形成的鲜明城市形象一旦被受众认可,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能量,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点从上海的发展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上海一直将自身的城市形象定位于“国际化大都市”,这一鲜明的城市形象定位使得上海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长三角地区的领头羊地位,其城市经济也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中。 第四、有助于城市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竞争焦点开始聚集到城市形象上。这从央视逐年攀升的城市形象广告宣传上也可窥见端倪。各城市要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获得优势,占据竞争中的有力地位,那么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是借助定位形成个性鲜明的、对手无法模仿的城市形象。 三、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具体定位策略 在城市形象塑造中不仅要运用定位策略,而且这些定位策略还需要结合城市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只有这样的定位才具有针对性,也才更加有效。此外,还需要挖掘城市形象众多要素当中最能代表该城市特征或者最能形成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的某一个方面加以突出,这样,鲜明的城市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第一、文化定位策略。文化定位就是将文化内涵融入到城市形象建设之中,进而使城市形成文化上的识别,文化定位能大大提高城市的品味和附加价值,使城市形象更加独具特色。城市的功能与属性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而城市的文化内涵却是竞争对手所模仿不来的。如果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一个精髓与城市形象的定位结合起来,是很容易实现城市与目标受众之间的心理对应的。运用文化定位的一个典范就是山东曲阜。曲阜将自身的形象定位于孔子故里,就是采用的文化定位。孔子及其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曲阜采用这种文化定位就使得自身的形象更加厚重,对于社会大众所产生的心理吸引也是非常大的。 第二、历史定位策略。所谓历史定位简而言之就是将城市沉淀的历史底蕴挖掘出来作为城市形象独特的要素来加以彰显。我国的西安、开封、北京、洛阳等都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这些城市本身长久的历史就可以成为其城市形象塑造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比如洛阳的广告语就直接体现了其历史定位:“千年帝都”。这一广告语以很简省的方式将洛阳厚重的历史沉淀加以彰显。 第三、比附定位策略。所谓比附定位就是攀附社会大众已经耳熟能详的、知名的事物,从而达到提升自身知名度的目的。在城市形象塑造中,采用比附定位,就意味着该城市在竞争中要甘居第二,而非第一。这样比附定位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在比附定位中,城市可用于攀附的事物是很多的:它可以是知名的大山、河流,也可以是建筑,甚至是其他知名的城市……。当一座城市自身的知名度不是很高,而又期望能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时,如果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攀附对象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比如泰安就可以采用比附策略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泰安因泰山而得名。从古语“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中来,寓意“国泰民安”。”泰安本身的知名度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攀附对象,那就是全球都很有名的“五岳之首”——泰山。因此,其城市形象塑造就完全可以比附泰山,泰山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改写了世界遗产的分类,其地位可想而知。因此,泰安比附泰山来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是有很好的根基的。 第四、情调定位策略。情调定位是使受众在对城市的接触过程中能体会出一种良好的令人惬意的生活气氛、生活请调、生活滋味和生活感受,从而获得一种精神满足,该定位能使城市融入受众的生活中,成为受众的生活内容,使城市形象更加生活化。情调定位可以赋予城市以精神气质,使城市灵动鲜活,倍添情调魅力;同时情调鲜明的城市形象还可以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富有感情色彩,有利于增强城市对人的精神引力。情调定位策略的运用在杭州城市形象建设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_这从其广告语“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可以明显看出来。 第五、功能定位。所谓功能定位就是将城市某一方面的功能加以特别提炼而直接在定位中彰显出来,这样,当目标受众一想到这个城市就首先想到它的某个独特功能。这一策略非常适合那些自身的经济发展在某一领域已经形成独特优势的城市。公务员之家 第六、旅游资源定位。城市的旅游资源是城市形象最显性的组成部分之一。运用旅游资源给城市进行定位,可以使城市特色突出,加强人们对城市的印象。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旅游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前转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城市独有的标记符号,因此一些城市开始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来塑造并对外宣传其城市形象。运用旅游资源进行城市形象定位的成功典范不少,比如杭州曾经做过的“情系西湖,中国杭州”、海口的“椰风海韵,南海明珠”、桂林的“山清·水秀·城美”等都是以城市本身特有的旅游资源来塑造其自身的城市形象与城市特色。运用旅游资源进行城市形象的定位与宣传还有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在短期内引发城市旅游热潮,刺激旅游消费,增加旅游业收入。 第七、品质定位策略。品质定位简单来说就是彰显城市的品质与品位。在这方面,上海就是典范: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定位就直接彰显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品质与品味:上海的经济、贸易、金融都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闻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公务员之家 四、城市形象塑造中运用定位策略应注意的问题 在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运用定位策略要注意一些事项,否则,定位策略产生的实际效果将不会很理想。 第一、这个定位一旦确立,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将城市的独特定位告知社会大众,这样,定位才真正发挥作用。传播城市定位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城市形象广告。城市形象广告如果紧扣城市定位,并用精练的语言将城市的定位加以彰显,那么对于城市形象的塑造又可进一步发挥推广作用,从而切实提高城市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借助城市形象广告来宣传城市定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城市形象广告的表现要有新意、有个性。这样才能真正吸引受众的眼球,并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借助城市形象广告来宣传城市定位的时候,要做好目标受众群的细分,并在受众细分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传播媒介。如果目标受众和媒介的运用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很可能导致城市形象广告传播了,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第二、城市的定位一经确立,就不要轻易变动,否则,频繁变动的定位将会使受众对城市形象的认知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鲜明。 第三,有关城市的定位必须具有鲜明个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城市形象定位必须有扎实的根基,而避免空洞、无实际内涵的口号。比如“魅力之都”,这样的定位尽管确立,但会因为其缺乏独特内涵、替代性太强而无法真正塑造城市的鲜明形象。 形象塑造论文:管理公关传播矛盾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就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传播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传播 一、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认识，学界对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推进相关的内外公众对它的理解、信任、合作与支持，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创造自身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在充分尊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传播、沟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运用一定媒体或形式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要方法的一种组织与公众交流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职业培训日益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面对竞争激烈的培训产业，传统的宣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职业培训机构纷纷采取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宣传。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存在着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 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影响到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的传播，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1、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从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应当具有全员性的观念，即公关传播的信源应该是职业培训机构的全体成员。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职业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职业培训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职业培训机构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客户对机构形象的认知，影响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在实践中，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信源的个别性现象比较突出。有些职业培训机构看不到良好的公共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是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只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 面对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职业习惯，树立机构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是一旦形成，将会给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深远的和积极的影响。 2、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信宿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以数量不等的群体或个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对组织以不同影响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公众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由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团体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职业培训机构在开展公关传播过程中，必须善待社会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注重公关传播的广泛性。 然而在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对象过于单一，主要选择政府和知识消费者，而对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公众缺乏关注，致使公关传播活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公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在公关传播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公众因素，加强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公关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 在当前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因此很多职业培训机构也热衷于公关传播。然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培养才行。特别是在职业资格培训市场，虽然我国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各部委都做了职业资格认证相关方面的规定，但是持证上岗还没有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其次，用人单位对持证上岗的认识也不够。因此，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能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开展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就能迅速地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客户就会迅速认可自己的培训项目，过于注重公关传播的近期利益。这就造成了公关传播的长远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来讲，公关传播活动不仅是一项近期的活动，更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充满艰难与坎坷的系统工程。每一次具体的公关传播活动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环节。用公关传播活动来塑造组织形象的道路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每一次活动，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关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踏实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长远，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任务。 4、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或者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时代，如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面对这一趋势，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仅需要遵循职业培训行业的相关政策，而且需要不断创新，善于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从而提高职业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形式过于呆板，缺乏特色，难以引起职业培训机构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方式中，“物质公关”相对较多，对人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外，有的职业培训机构也狭隘地认为公关传播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关传播活动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采取有违社会公平竞争秩序和伦理道德习俗等手段，刻意贬低竞争对手，欺骗社会公众。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人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强烈，但职业培训机构众多，竞争激烈，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首先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要鼓励创新，奖励创新，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其次，要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形成一种善于学习、积极学习的组织氛围，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第三，要采取灵活措施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碰撞思维的火花，分享创新的乐趣，从而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 总之，目前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现象，职业培训机构要善于承认矛盾、认识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达到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的目的。 形象塑造论文:塑造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矛盾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展离不开公共关系、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本文就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论文关键词：传播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传播 一、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认识，学界对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推进相关的内外公众对它的理解、信任、合作与支持，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创造自身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在充分尊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传播、沟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运用一定媒体或形式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要方法的一种组织与公众交流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职业培训日益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面对竞争激烈的培训产业，传统的宣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职业培训机构纷纷采取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宣传。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存在着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 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影响到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的传播，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1、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从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应当具有全员性的观念，即公关传播的信源应该是职业培训机构的全体成员。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职业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职业培训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职业培训机构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客户对机构形象的认知，影响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在实践中，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信源的个别性现象比较突出。有些职业培训机构看不到良好的公共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是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只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 面对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职业习惯，树立机构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是一旦形成，将会给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深远的和积极的影响。 2、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信宿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以数量不等的群体或个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对组织以不同影响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公众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由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团体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职业培训机构在开展公关传播过程中，必须善待社会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注重公关传播的广泛性。 然而在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对象过于单一，主要选择政府和知识消费者，而对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公众缺乏关注，致使公关传播活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公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在公关传播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公众因素，加强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公关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 在当前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因此很多职业培训机构也热衷于公关传播。然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培养才行。特别是在职业资格培训市场，虽然我国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各部委都做了职业资格认证相关方面的规定，但是持证上岗还没有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其次，用人单位对持证上岗的认识也不够。因此，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能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开展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就能迅速地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客户就会迅速认可自己的培训项目，过于注重公关传播的近期利益。这就造成了公关传播的长远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来讲，公关传播活动不仅是一项近期的活动，更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充满艰难与坎坷的系统工程。每一次具体的公关传播活动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环节。用公关传播活动来塑造组织形象的道路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每一次活动，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关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踏实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长远，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任务。 4、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或者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时代，如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面对这一趋势，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仅需要遵循职业培训行业的相关政策，而且需要不断创新，善于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从而提高职业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形式过于呆板，缺乏特色，难以引起职业培训机构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方式中，“物质公关”相对较多，对人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外，有的职业培训机构也狭隘地认为公关传播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关传播活动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采取有违社会公平竞争秩序和伦理道德习俗等手段，刻意贬低竞争对手，欺骗社会公众。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人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强烈，但职业培训机构众多，竞争激烈，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首先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要鼓励创新，奖励创新，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其次，要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形成一种善于学习、积极学习的组织氛围，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第三，要采取灵活措施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碰撞思维的火花，分享创新的乐趣，从而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 总之，目前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现象，职业培训机构要善于承认矛盾、认识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达到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的目的。 形象塑造论文: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塑造论文 一、记者招待会及其特点 当前，对于记者招待会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各类官方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或知名人士等为了塑造自身形象重大新闻信息、回答受众关心的问题，便于媒体进行报道而专门为新闻记者举行的会议。另外与此类似，还有新闻会的说法。有人认为记者招待会只回答记者提问，不新闻，新闻会只新闻，不回答记者提问。但是在现实中，记者招待会并非只回答记者提问，也新闻信息。新闻会也回答记者提问并非只信息。由此可见，记者招待会和新闻会区别不大。也有人将二者合二为一，把新闻会作为记者招待会的一种类型。本文所说的记者招待会同样是包括新闻会在内的。 那么记者招待会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权威性。记者招待会的举办主题，都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答记者问的一般都是有关方面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负责人或能够代表一级组织讲话的人士，甚至是党和国家、单位、部门、社会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记者提出的问题代表这群众共同的想法意愿，而不是个别现象和个别情况。答问的内容也是经过有关方面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答问者是代表“官方”立场，也不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其次是开放性。记者招待会大都是公开举行，且有多种媒体参与报道。有关方面所论及的政策、立场、观点、态度，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经过、细节等，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为千百万人所了解，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二、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及塑造形象的重要性 (一)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 记者招待会因其具有权威性，所以形式比较隆重，规格比较高。记者招待会现场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特定性，但是它所吸引的眼球却不止现场的数十或数百人。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记者招待会上，比如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广播电视几乎都要进行现场直播，那此次二次传播的对象就是数以万计的媒体受众了。因此，这首先对与会的记者的外在形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起码要求穿戴整洁，其次是能突显个性。 与会记者一到会场就会跟不同的对象打交道，会议开始前后与同行们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争取到发言机会时与发言人打交道。尽管记者提问时间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分钟左右。但这一分钟左右记者的一言一行不仅完全显露在会场的每一个人眼里，同时也显露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这就对记者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二)塑造记者形象的重要性 1、记者形象能传播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是媒体组织的子形象(个人形象)、记者个人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媒体的总体评价。媒体组织成员的个人形象是构建媒体组织整体形象的基础。在媒体组织行为中，记者个人形象的塑造与组织形象的塑造是同步进行的，记者个人形象是展示、传递组织形象的载体，而记者往往又活跃在媒体受众视野的最前线，因此只有首先拥有良好的记者形象，才能保证形成积极正面的媒体组织形象。记者的塑造是组织形象塑造中关键的一环，并且是可以控制的一环。只要媒体组织树立这种意识，并有效地执行，就一定会实现双赢。整体是不能忽视细节的，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细节就是记者形象的塑造。 2、记者形象能扩展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不但可以有效地传播组织形象，而且还可以扩展组织形象。前提是记者形象必须在公众面前能非常优秀地展现出来。公众往往对最近发生的对感官刺激强度最大的事物留有崭新的印象。良好的记者形象可以给在场的和间接接触到会场画面的公众留下美好印象，公众进而会以此联想到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整体形象也是良好的。1998年朱镕基亲点吴小莉，让全国人民认识了吴小莉，她的从容、自信与美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吴小莉一炮而红，凤凰卫视也借此迅速地进入了广大公众眼中。 三、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及内涵 (一)外在形象 人被认识首先从视觉上开始，人的外在形象是他人接触到个体的第一感知。在记者招待会上。首先被他人认知的就是外表形象，即记者的衣帽服饰和仪容仪表。这是他人跟记者尚未进行言语交流时候首先得到的形象信息。因此，记者首先在服饰上要穿着得体，正规的场合必须穿戴整齐。在规格比较高的记者招待会上，如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国家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各省市政府机关等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记者还应该穿着正装。在一些规格不高的记者招待会，记者可以不着正装，但是切忌不可以穿短裤、拖鞋到达会场。 人被认识不单从视觉上进行感知，也从听觉上进行感知。因为人与人之间离不开言语的交流。这种言语交流包括说者和听者的实际互动，也包括单向的，即说者和听者没有进行直接交流的单向。出席记者招待会。记者必须跟到场的包括会议组办方、其他媒体记者、会场的其他人员进行交流。因此记者应该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姿态动作，做到举止高雅、谈吐大方。这些都是记者跟另一方在进行双向互动。所谓的单向，即记者在向信息方提问时与电视广播受众的间接交流。记者的谈吐举止都被受众尽收眼里、耳里，而受众对记者的评价只有部分会滞后地反馈到媒体单位。而大部分的评价则转化成另外一种以支持或不支持媒体的态度出现的反馈。例如，一位记者因在提问时候声音颤抖、表达不清、举止不雅而令受众对其及其所在媒体产生负面评价，进而表现为不收看收听该媒体的节目。(二)内在形象 出席招待会的记者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才会拥有敏捷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思辨，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才能赢得发言人的青睐和公众的认可。或许记者因为所在媒体名声好而得到了提问机会，但是错漏百出或者毫无新意的问题会让人大失所望，形象一落万丈。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公众往往也非常地关注哪家的记者被点名提问了，他们提的问题水准如何。 其次要求记者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让记者在与众多同行交流时表现出独有的自信，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造就开朗的性格，从而健谈而沉稳。尤其在获得提问机会时能表达自然流畅，表现出从容的一面。 再次要求记者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工作能力是综合多方面的集中体现，如与现场人员的交流沟通能力，对会议主题的准确把握、寻找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在招待会现场最忌讳就是记者一来到会场就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等待会议开始。不主动与人交流不但不能很好地让别人了解和熟悉记者所在的媒体，更有甚者，还会影响到媒体的形象。主动与同行交流或许还可以知道对方的写作方向，进而改变策略，另辟蹊跷，创造出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来。 四、记者形象塑造的原则 (一)内外一体化原则 记者内在和外在形象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必然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相对应，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形式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因此，内在形象决定外在形象，内在形象是个人形象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外在形象的基础，一个人的内在素质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形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形式又积极地影响内容，对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个人在重视内在修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外在形象的塑造。只有内外有机结合，才能塑造完美记者形象。 (二)个性鲜明的原则 健康鲜明的个性能使记者形象增值。记者形象的塑造应该讲究突出个性，体现自我，展示特有的个人气质。鲜明的个性。特有的气质更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和记忆。 五、当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之差距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对每一个社会地位的人都提出了期待要求(理想角色)。而每一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对自己充当的角色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差异(领悟角色)，进而在实践中又因人的行为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角色和领悟角色那样去做，以至实践出来的角色可能会与理想角色和个人领悟角色有很大的差距(实践角色)。 衣着不讲究，外在形象大打折扣。有些记者认为，记者是一种行动相对自由的职业，因此认为穿着可以自然随便。有些记者出席招待会还戴帽子，尤其年轻的记者，觉得那是一种时尚和个性的体现。有些男记者身穿中短裤，脚着凉鞋，这是相当不合时宜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形象的记者站在一位头发梳理整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发言人面前进行采访，那是一幅多么不协调的画面! 会议迟到，留下不守时的印象。有些记者出席会议不准时。会议开始后才灰溜溜地跑进来。新闻工作者因新闻的特殊性本质注定它是讲究时间效率的职业。记者在招待会上，不但严重影响个人形象和媒体形象，甚至还可能错过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言行举止不规范，严重损害形象。有些记者一到会场就大声地喧哗，高声谈论会议主题以外的话题。有些记者在会议期间嚼口香糖。旁若无人。记者招待会是特定的场合，记者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形象。 提问时紧张过度，语无伦次。礼仪不周。有些记者心理素质差，获得提问机会后由于紧张，声音颤抖、表达不清，出现语句重复和字词回读。由于紧张，提问前忘记报上所在媒体单位名称就直奔主题，提问结束后没有说谢谢。这些记者的表现也往往比较引人注意。因为别人想获知这位记者到底是来自哪个媒体的， 提问的问题不够深刻，既没有表现出深邃的思辨色彩，也没有切中要害，就像一碗清水，喝过后索然无味。为什么每年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的提问总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外国记者提的问题总是非常的尖锐和深刻，总会切中问题的要害，给人以无限的思考空间，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 六、如何矫正 首先从外在形象抓起，媒体组织要求记者学习公共关系礼仪知识，培养个人良好的外在修养，懂得依据时间、场合、工作性质的变化，合理调整自身的服饰、语言、行为等，努力塑造良好的个人外在形象。因此，对于媒体单位来说，适时地对记者员工进行礼仪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培养记者的业务素养。从某个角度来说，记者是一个杂家，因此合格优秀的记者除了掌握专业的新闻采访写作技巧外，还必须博览群书，涉猎其他领域，把自己练就成为通才。只有积累了多方面的知识财富，才能获得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提出尖锐、切中要害的有价值的问题。 重点培养有实力的记者，代表媒体出席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新闻会)。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只要派专线的记者出席即可。但是对于比较重大的记者招待会，如部级别的、省市政府级别的记者招待会，媒体可以派出比较有实力的记者出席，这些记者多是媒体的著名主持人、记者、评论员。一方面，这些记者具有丰富的采访能力和较强应变和处事能力，可以保证在招待会上出色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有声望的记者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出色的表现也往往能给媒体形象增值。 领导干部形象塑造研究论文 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是对我们党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新形势下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感。我们党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领导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建设一支能实践“三个代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 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的领导干部。今天，我们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保持党的先进性，达到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在政治上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其次是知识要丰富，能力要全面，能体现时代精神；三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塑造好自己的形象。 一塑造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形象 共产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最优秀的内容就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就是同志所讲的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共产党员入党时的誓词，是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以理想信念坚定而著称的。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及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为我们树立了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榜样。他们的理想信念经历了生与死、公与私、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以及执政地位、和平环境、重大政治风浪与复杂局面的种种考验。可以说，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政治优势的精神力量源泉。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所要求的。然而，不同的时代，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却面临着不同的考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格局、价值体系打破了，现实与传统的观念之间发生了矛盾，人们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同时又产生了种种迷惘、困惑，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同样会处于这一状况中，并且还会比其他人群体验更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西方的政治思潮也趁隙而入，“”等邪教也借机蛊惑，这就可能在我们党和人民中产生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要经受住这场考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坚决捍卫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决回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潮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挑战和攻击；同时，努力克服党在思想建设上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坚定全党的理想信念。 我们也应该看到，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大多基于直观朴素的价值认识，还不是建立在深刻理性思考基础上的自觉稳定而又系统的价值观念。因而也就很难识别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另外，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曾经不自觉地把理想信念的丰富内涵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同时，我们的教育还自觉不自觉地持守农业文明社会的信仰思维方式，信仰、理想、信念与现实生活的联结被割断，使其成为远离现实、与现实脱节的既神秘又完美的“崇高”。教条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造成我们对“老祖宗”思想的误解、曲解，按误解了的理论去实践社会主义，自然就出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失误，甚至使现实显得荒谬。荒谬的现实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理想信念的完美和崇高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沉湎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的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迷茫，精神空虚，竟然到封建糟粕中寻找慰藉；有的人面对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是挺膺负责，而是消极对待，甚至为自己另谋退路；有的人看到别人先富起来，心理不平衡，不再安心于公职人员的工资生活，远工农、傍“大款”，逐渐由小捞变成大贪。 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同志反复强调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要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做到“三个代表”，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由于党员领导干部处在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样，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就能更好地认识并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使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不动摇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信念。 二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 面向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按照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体现出时代精神或新时代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员形象也应该具有时代的特征，时代的风格。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直到党自然消亡之前是始终不会改变的。但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党员的具体形象，必须具有时代的特点。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并最终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说，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时代使命感，其形象应体现出时代的特征。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见到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勇猛冲锋，克敌制胜的一派英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共产党员则表现出艰苦奋斗，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等等。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要完成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持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面提高自身素质。面向新世纪的变革和建设是一个充满新情况，新挑战的过程。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政治坚定，头脑清醒，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的实际问题，面对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具有把握大局，驾驭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应具有丰富的知识。新世纪是知识加速发展的时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按照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要努力钻研业务，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从而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各种行业的行家里手，懂得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坚持发展和创新。事物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人们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停滞的观点、僵化不变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固定不变的工作思路都是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践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破除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实行，从姓“资”姓“社”困惑的解除，到所有制观念的革新，以及具体政策上的全方位改革，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样，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勇于实践不断创新。三塑造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形象 在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三个代表”的最终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 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符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是我们党用七十多年的奋斗史铸成的共产党人的标志，是凝聚全党、团结全民的党魂。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人民的解放，共产党人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一些共产主义者抛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他们为了人民大众都过上幸福生活，甘愿去过食不果腹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长征路上共产党人吃草根，啃树皮，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用胸口堵枪眼，手托炸药炸碉堡；还有多少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贤贞不屈，为了人民的解放愿把牢底坐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焦裕禄、孔繁森、李国安、吴天祥，就是无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杰出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十几个人发展为具有六千万党员的党？为什么共产党历经艰难曲折而经久不衰？为什么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却欣欣向荣？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有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这是支撑社会主义事业大厦的中坚力量。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实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有力量的根本原因。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坚持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保证我们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取得执政地位使我们党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着许多方面的诱惑，在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面前，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渐渐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不纯，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过时”了；有的领导干部“主仆错位”，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把为群众办事当成是自己的恩赐；有的领导干部沉迷于灯红酒绿，追求奢侈享受；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把权力当成商品，跑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和非常危险的。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当牢牢记住，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坚持党性原则与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应坚持“各行其道”的原则。按行为学的划分，人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如亲情伦理行为、社会经济行为、政治管理行为等，各类行为应遵循各类行为的规范。和父母、子女相处，就要遵循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要尊老爱幼。总不能给老母亲倒杯水，还要小费，不给小费就不给倒吧？在市场活动中，作为经济人，就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按照市场法则办事，也不能“把赢利让给别人，把亏损留给自己”，如果长此以往，你也经营不下去。但是，又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搬入党内政治生活，也不能把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作为一个有坚强党性的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会遵守市场道德，坚持等价交换、互利互惠、利己利他原则，而不会去干那些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事；在社会生活中，会发扬社会公德，发扬雷锋精神。“各行其道”就好比交通规则一样，汽车走汽车道，自行车走自行车道，行人走人行道。同一个人，你开汽车时，就走汽车道，骑自行车时，就走自行车道。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可以按照“各行其道”的原则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二是正确处理坚持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与发扬无私奉献精神的关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我们长期坚持的现行政策。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党的宗旨，要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人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再提奉献精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要分层次要求。不能因为执行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就降低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不能因为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奉献精神就否定党的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 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绝大多数人的觉悟，适合我国国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并长期坚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我们承认人们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也承认党员干部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这一政策对党员干部同样适用。 那么，党员干部多劳了，也多得了，还如何体现奉献精神？在按劳分配政策下，党员干部发扬奉献精神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1.按劳分配，但党员干部又不搞斤斤计较，按酬付劳。2.多劳多得的事，只要人民需要，党员干部应带头去干；多劳少得的事，只要人民需要，党员干部也应带头去干；有些事情可能是劳而不得的事情，只要人民需要，党员干部仍应带头去干；特别艰苦的工作、危险的工作、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党员干部也带头去干，这就是奉献精神。3.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自觉自愿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我们一些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谈到他们如何发扬奉献精神时，有四点经验：第一是吃苦。凡是吃苦的事，党员、领导干部走在前面，群众自然就会跟上来。第二是吃亏。在某些利益不好平衡时，个人自觉自愿地吃点亏。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你不谋私利，自愿吃亏，大家就佩服你。第三是委屈求全，能够任劳，也能够任怨。任劳不易，任怨更难。为了共同的事业，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委屈求全。第四是敢于开拓敢担风险。在改革中敢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创造性地工作，加快本单位的建设与发展。这就为奉献精神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提倡奉献精神，并不是否定党员干部正当的个人利益，按劳分配政策对党员干部同样适用。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为社会做奉献，自己的正当利益也能得到保障。由于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尤其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当在利益要求多样化的情况下，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为维护人民利益需要作出牺牲时，党员干部要自觉牺牲个人利益。这样做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就会在群众中高大起来。 形象塑造论文:教师形象塑造研究论文 摘要：曾被盛赞的教师威信和地位却逐年下降，每一位有良知的教师都应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从而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重获大众的认可。 关键词：教师形象爱生敬业博学高雅 曾几何时，教师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无怨无悔的红烛”，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然而在如今的社会舆论中，“眼镜蛇”、“变态狂”竟成了一些老师的代名词。最近拜读了李燕玲女士的文章《解构与妖魔化——大众传媒中的教师形象》颇有同感： “电视中的教师（尤其是广告中）通常以古代私塾先生或英国老处女式的形象出现，手持教鞭或戒尺，戴着厚厚的眼镜，古板而严肃地站在黑板前面，不苟言笑，态度生硬。”“在大众传媒中，教师正面形象单一苍白，负面形象则五花八门，教师形象有被妖魔化的趋势。”“教师曾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在过去几千年里，并没有发生过多大的变化。而在当代中国，事情却发生了逆转，政府强调尊重教师，强调提高教师待遇，但在社会舆论中，教师的威信和地位却逐年下降，许多大众传媒更是不遗余力，对教师极尽批判之能事。” 这固然有媒体推波助澜的责任，但也确实有个别教师缺乏师德、不自尊自重，败坏了师风，让广大的教师背负骂名，真可谓“一块臭肉坏满锅汤”！因此，我们每一位有良知的教师都应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从而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重获大众的认可。 “形象”这个词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可以指人的外表形象，也可以指人的内在形象。良好的教师形象，是教师优秀素质的集中体现，是教师言传身教、圆满完成教学使命的根本保证。它不仅具有外在的表现，也具有丰富的内涵。我认为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爱学生，无私奉献 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教师对学生的热爱来源于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教育事业的挚爱，来源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掉一个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尤其是那些家庭有过特殊变故的学生，容易形成特别性格，因此不论学生的外貌、秉性、智力、才能、家庭背景如何，教师都应做到一视同仁，特别是不嫌弃、不放弃每一个后进的学生，真诚相待、热情鼓励、耐心帮助，用师爱的温情去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让他们看到希望，受到鼓舞，让他们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育。 教师对学生的爱是理智的，不仅要善于捕捉学生身上任何一个闪光点，鼓励其发扬光大，而且要善于敏锐地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引导其防微杜渐。教师对学生的爱是全面的，不仅关心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业能力、身心健康各方面的状况，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对学生的终身负责。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无私的，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用宽心去接纳学生，用爱心去感染学生，用耐心去引导学生。学生有成绩时鼓励他；学生有困难时帮助他；学生有缺点时开导他，但绝不会挖苦他、嫌弃他。这种爱超过了亲子之爱，不是父母，胜似父母，是人类复杂情感中最高尚情感的结晶，是一种无私的合乎理智的具有伟大社会意义的情感。 二、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敬业是爱生情感与力量的源泉，敬业与爱生相得益彰。教师爱生敬业，就必须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全身心地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和幸福奠定基础。 教师的岗位是教育教学，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师只有深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才会形成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会尽自己所能为教师职业增光添彩；一个教师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甘于奉献。古往今来，凡有作为之人，无不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为教师更应该立足本职，干好工作，树立良好的工作形象，这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作为教师，我们就应该热爱教育、热爱学校，树立坚定的事业心。教师的劳动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却孕育着伟大。在实际工作中，珍视为人师表的这份荣耀，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赢得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赖和领导的认可。 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能呕心沥血，对工作一丝不苟，即使遇到困难也会想办法克服。以学生是否满意、学生是否快乐，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归宿。以积极的心态、饱满的热情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虽然明知工作上的付出与经济上的收入永远也成不了正比，但仍无怨无悔地默默奉献着。 三、博学多才，与时俱进 教师不仅要具备本专业的扎实、系统的知识功底，能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更新、充实，了解本专业最前沿知识发展、学术研究的情况，而且要有相关专业的知识。教理科的要懂得一些文科知识，教文科的也要懂得一些理科知识，做到学有专长，文理兼通。此外，还必须掌握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体育、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也都应当有所涉猎。对于现代教师来讲，外语和计算机知识与技能更是不可缺少的，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知识也是必须具备的。 教师应当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要适应时展的需要，要做好教育工作，就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充实、完善和提高自己，所以教师要坚持终身学习。教师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每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教师必定是个读书人，也只有不断地读书，把读书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师才是永远的人师，才是永远走在文化前沿的人，才能展现一身的文化气质以及教育的儒雅。 四、气质高雅，仪表大方 乌申斯基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学生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教师的特殊职业决定了与学生朝夕相处，学生对教师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和依赖情感，而且青少年儿童模仿性强，教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对学生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自身素质，道德修养，客观上就是每一个学生的楷模。教师应以良好的形象率先示范，去影响和激励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以期达到用人格塑造人格的理想教育境界。因此，教师的一切思想行为、言谈举止——无论在课堂内外、学校内外，还是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都应该成为学生的表率。 不同的职业对服饰、外貌的要求也不同。“为人师表”的育人职业特点，对教师外貌形象的总体要求是大方、整洁、自信、稳重。总之，教师不仅要仪表端庄、服饰得体、态度谦和、语言亲切，而且要纯洁高尚，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要宽容、大度、热情、笃实。 当然，良好的教师形象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必须经过社会生活和教师教学实践的刻苦磨练，认真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学生学习。 当教师难，当一个好教师更难，但这正是我们的光荣所在！我们既然从事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那就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尽最大的努力做得更好一些。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人民的期望、时代的重托，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形象塑造论文:记者招待会形象塑造管理论文 摘要：当今，记者招待会(新闻会)越来越成为记者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代表的是一家媒体的形象，扮演的是一名采集新闻信息、编写新闻稿件的专门媒体机构信息采集者的角色。因此，记者形象的塑造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是什么，记者形象的内涵构成、形象塑造的方法和原则，当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的现实差距以及我们应如何进行形象矫正等内容就成为本文论述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形象塑造 一、记者招待会及其特点 当前，对于记者招待会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各类官方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或知名人士等为了塑造自身形象重大新闻信息、回答受众关心的问题，便于媒体进行报道而专门为新闻记者举行的会议。另外与此类似，还有新闻会的说法。有人认为记者招待会只回答记者提问，不新闻，新闻会只新闻，不回答记者提问。但是在现实中，记者招待会并非只回答记者提问，也新闻信息。新闻会也回答记者提问并非只信息。由此可见，记者招待会和新闻会区别不大。也有人将二者合二为一，把新闻会作为记者招待会的一种类型。本文所说的记者招待会同样是包括新闻会在内的。 那么记者招待会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权威性。记者招待会的举办主题，都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答记者问的一般都是有关方面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负责人或能够代表一级组织讲话的人士，甚至是党和国家、单位、部门、社会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记者提出的问题代表这群众共同的想法意愿，而不是个别现象和个别情况。答问的内容也是经过有关方面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答问者是代表“官方”立场，也不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其次是开放性。记者招待会大都是公开举行，且有多种媒体参与报道。有关方面所论及的政策、立场、观点、态度，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经过、细节等，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为千百万人所了解，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二、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及塑造形象的重要性 (一)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 记者招待会因其具有权威性，所以形式比较隆重，规格比较高。记者招待会现场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特定性，但是它所吸引的眼球却不止现场的数十或数百人。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记者招待会上，比如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广播电视几乎都要进行现场直播，那此次二次传播的对象就是数以万计的媒体受众了。因此，这首先对与会的记者的外在形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起码要求穿戴整洁，其次是能突显个性。 与会记者一到会场就会跟不同的对象打交道，会议开始前后与同行们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争取到发言机会时与发言人打交道。尽管记者提问时间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分钟左右。但这一分钟左右记者的一言一行不仅完全显露在会场的每一个人眼里，同时也显露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这就对记者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二)塑造记者形象的重要性 1、记者形象能传播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是媒体组织的子形象(个人形象)、记者个人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媒体的总体评价。媒体组织成员的个人形象是构建媒体组织整体形象的基础。在媒体组织行为中，记者个人形象的塑造与组织形象的塑造是同步进行的，记者个人形象是展示、传递组织形象的载体，而记者往往又活跃在媒体受众视野的最前线，因此只有首先拥有良好的记者形象，才能保证形成积极正面的媒体组织形象。记者的塑造是组织形象塑造中关键的一环，并且是可以控制的一环。只要媒体组织树立这种意识，并有效地执行，就一定会实现双赢。整体是不能忽视细节的，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细节就是记者形象的塑造。 2、记者形象能扩展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不但可以有效地传播组织形象，而且还可以扩展组织形象。前提是记者形象必须在公众面前能非常优秀地展现出来。公众往往对最近发生的对感官刺激强度最大的事物留有崭新的印象。良好的记者形象可以给在场的和间接接触到会场画面的公众留下美好印象，公众进而会以此联想到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整体形象也是良好的。1998年朱镕基亲点吴小莉，让全国人民认识了吴小莉，她的从容、自信与美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吴小莉一炮而红，凤凰卫视也借此迅速地进入了广大公众眼中。 三、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及内涵 (一)外在形象 人被认识首先从视觉上开始，人的外在形象是他人接触到个体的第一感知。在记者招待会上。首先被他人认知的就是外表形象，即记者的衣帽服饰和仪容仪表。这是他人跟记者尚未进行言语交流时候首先得到的形象信息。因此，记者首先在服饰上要穿着得体，正规的场合必须穿戴整齐。在规格比较高的记者招待会上，如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国家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各省市政府机关等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记者还应该穿着正装。在一些规格不高的记者招待会，记者可以不着正装，但是切忌不可以穿短裤、拖鞋到达会场。 人被认识不单从视觉上进行感知，也从听觉上进行感知。因为人与人之间离不开言语的交流。这种言语交流包括说者和听者的实际互动，也包括单向的，即说者和听者没有进行直接交流的单向。出席记者招待会。记者必须跟到场的包括会议组办方、其他媒体记者、会场的其他人员进行交流。因此记者应该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姿态动作，做到举止高雅、谈吐大方。这些都是记者跟另一方在进行双向互动。所谓的单向，即记者在向信息方提问时与电视广播受众的间接交流。记者的谈吐举止都被受众尽收眼里、耳里，而受众对记者的评价只有部分会滞后地反馈到媒体单位。而大部分的评价则转化成另外一种以支持或不支持媒体的态度出现的反馈。例如，一位记者因在提问时候声音颤抖、表达不清、举止不雅而令受众对其及其所在媒体产生负面评价，进而表现为不收看收听该媒体的节目。 (二)内在形象 出席招待会的记者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才会拥有敏捷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思辨，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才能赢得发言人的青睐和公众的认可。或许记者因为所在媒体名声好而得到了提问机会，但是错漏百出或者毫无新意的问题会让人大失所望，形象一落万丈。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公众往往也非常地关注哪家的记者被点名提问了，他们提的问题水准如何。 其次要求记者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让记者在与众多同行交流时表现出独有的自信，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造就开朗的性格，从而健谈而沉稳。尤其在获得提问机会时能表达自然流畅，表现出从容的一面。 再次要求记者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工作能力是综合多方面的集中体现，如与现场人员的交流沟通能力，对会议主题的准确把握、寻找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在招待会现场最忌讳就是记者一来到会场就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等待会议开始。不主动与人交流不但不能很好地让别人了解和熟悉记者所在的媒体，更有甚者，还会影响到媒体的形象。主动与同行交流或许还可以知道对方的写作方向，进而改变策略，另辟蹊跷，创造出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来。 四、记者形象塑造的原则 (一)内外一体化原则 记者内在和外在形象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必然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相对应，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形式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因此，内在形象决定外在形象，内在形象是个人形象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外在形象的基础，一个人的内在素质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形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形式又积极地影响内容，对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个人在重视内在修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外在形象的塑造。只有内外有机结合，才能塑造完美记者形象。 (二)个性鲜明的原则 健康鲜明的个性能使记者形象增值。记者形象的塑造应该讲究突出个性，体现自我，展示特有的个人气质。鲜明的个性。特有的气质更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和记忆。 五、当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之差距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对每一个社会地位的人都提出了期待要求(理想角色)。而每一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对自己充当的角色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差异(领悟角色)，进而在实践中又因人的行为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角色和领悟角色那样去做，以至实践出来的角色可能会与理想角色和个人领悟角色有很大的差距(实践角色)。 衣着不讲究，外在形象大打折扣。有些记者认为，记者是一种行动相对自由的职业，因此认为穿着可以自然随便。有些记者出席招待会还戴帽子，尤其年轻的记者，觉得那是一种时尚和个性的体现。有些男记者身穿中短裤，脚着凉鞋，这是相当不合时宜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形象的记者站在一位头发梳理整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发言人面前进行采访，那是一幅多么不协调的画面! 会议迟到，留下不守时的印象。有些记者出席会议不准时。会议开始后才灰溜溜地跑进来。新闻工作者因新闻的特殊性本质注定它是讲究时间效率的职业。记者在招待会上，不但严重影响个人形象和媒体形象，甚至还可能错过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言行举止不规范，严重损害形象。有些记者一到会场就大声地喧哗，高声谈论会议主题以外的话题。有些记者在会议期间嚼口香糖。旁若无人。记者招待会是特定的场合，记者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形象。 提问时紧张过度，语无伦次。礼仪不周。有些记者心理素质差，获得提问机会后由于紧张，声音颤抖、表达不清，出现语句重复和字词回读。由于紧张，提问前忘记报上所在媒体单位名称就直奔主题，提问结束后没有说谢谢。这些记者的表现也往往比较引人注意。因为别人想获知这位记者到底是来自哪个媒体的， 提问的问题不够深刻，既没有表现出深邃的思辨色彩，也没有切中要害，就像一碗清水，喝过后索然无味。为什么每年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的提问总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外国记者提的问题总是非常的尖锐和深刻，总会切中问题的要害，给人以无限的思考空间，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 六、如何矫正 首先从外在形象抓起，媒体组织要求记者学习公共关系礼仪知识，培养个人良好的外在修养，懂得依据时间、场合、工作性质的变化，合理调整自身的服饰、语言、行为等，努力塑造良好的个人外在形象。因此，对于媒体单位来说，适时地对记者员工进行礼仪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培养记者的业务素养。从某个角度来说，记者是一个杂家，因此合格优秀的记者除了掌握专业的新闻采访写作技巧外，还必须博览群书，涉猎其他领域，把自己练就成为通才。只有积累了多方面的知识财富，才能获得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提出尖锐、切中要害的有价值的问题。 重点培养有实力的记者，代表媒体出席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新闻会)。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只要派专线的记者出席即可。但是对于比较重大的记者招待会，如部级别的、省市政府级别的记者招待会，媒体可以派出比较有实力的记者出席，这些记者多是媒体的著名主持人、记者、评论员。一方面，这些记者具有丰富的采访能力和较强应变和处事能力，可以保证在招待会上出色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有声望的记者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出色的表现也往往能给媒体形象增值。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赌博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赌博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彩票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目标教育论文:教育目标中学教育论文 一、具体细化的中学教育目标确定的设想 首先，应在国家总的教育目标前提下，要从人的一生成长中基础的因素与影响成长的最重要的要素中去确定。对比一般的人与成功人士，在学习、生活及工作中最能起最基本作用的，能影响人一生的要素中去挖掘本质与最有用的要素，一般来说，主要有四项：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学习勤奋，发展科学。 1.身心健康是一个自然人生存并立足社会的最基本的前提 这一点很好理解。在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者对此都有许多体会。因为，没有身心健康，就不会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就会成为家庭与社会的负担，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家庭的灾难。这方面有许多案例。比如有些大学生甚至名牌大学的学生，因为心智不成熟，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同学、朋友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常常发生矛盾，甚至做出过激行为，造成人身伤害，且付出血的代价。有些智商高的学生，因为身体素质不好，在校不能坚持正常的学习，毕业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甚至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乐趣。所以，身心健康是我们教育目标追求的最基本的前提。 2.习惯良好可以让一个人终身受益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就是一个人把学校所学的具体的知识都忘记后剩下的东西。那么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只有是在学校教育中所形成的良好习惯。美国《成功学》创始人拿破仑•希尔通过对500多名成功人士研究后指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培养具有良好的性格、习惯的人是任重而道远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性格，将会决定学生的一生，是学生未来成功的基础。美国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性格，让孩子自强；我们要把培养良好的习惯作为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培养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而且良好的习惯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理解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通过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来完善一个人的良好性格。 3.学习勤奋，其中的关键词是“勤奋” 学习的最后结果如何，是由许多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来决定的，如个人的兴趣、先天的接受能力和后天的学习基础、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生活环境等等。在诸多因素中，有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有的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其中个人的努力就是勤奋。因为，勤奋是一个人对待学习的态度，而更多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才来说，态度决定一切。 4.发展科学才有可能让一个人循序而有个性地成长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科学，不科学的发展就是乱发展，不科学的发展是有害的。首先，科学的发展，必须是循序的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这样规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级。人的教育发展更应遵循这个规律，否则，必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反思当前的教育，是不是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因急功近利而揠苗助长呢？分析一个优生在某个学段的品行和成绩突然滑波，是不是揠苗助长造成的断链现象呢？其次，科学的发展，必须是个性的发展。面对世界的多元化的发展，对人的发展需要也应是多元化的。由人的智能的多元理论可知，人的智能是不平衡的，即我们所说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特长。反思我们的家庭教育，周末逼孩子参加这样或那样的兴趣辅导班，这到底是培养孩子的兴趣还是打击他们的兴趣呢？是张扬个性还是泯灭个性呢？再反思我们中小学教育和高校自主招生，真正的“因材施教”做得如何？真正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又做到几分？因此，在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学习勤奋的前提下，要根据个人的智能长处与兴趣，扬长避短，这样才是科学的发展。 二、中学具体教育目标在学校的实施 1.落实身心健康的教育目标 一是在身体的健康上，要求学生按要求确保每天进行一小时的阳光体育活动，从而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二是为了将来进一步提高生活的质量，在学校期间最好能培养出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与艺术类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健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将来的生活品质。三是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健全人格，抓好文明礼仪教育和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能投身社会实践，明确社会责任。要教育我们学生阳光、向上、开朗，不能封闭自我，要学会大方地与同学进行阳光交流，善于沟通，善于通过正确的途径自我排解不良情绪，从而确保学生的心理是平衡的、阳光的、健康的。 2.落实习惯良好的教育目标 首先让学生了解习惯有好与坏。好的习惯才是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人生财富，而坏的习惯会阻碍人的科学发展。教育工作者要给学生指出良好的习惯是什么，提出在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良好习惯的具体要求。如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课前预习、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等等。并且让学生明白习惯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让习惯成自然。学校在日常的教育中，要做好督促检查工作，与学生家长保持一致，使学生在生活、学习、休息、交往等方面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逐步让学生理解并体会到习惯的神奇力量。 3.落实学习勤奋的教育目标 一是要给学生营造一个以勤奋刻苦学习为荣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学校里，在教室里，都要有相关的标语内容。教师也要通过各种方式来积极传递这种精神，比如可以设一个表扬“勤奋、刻苦学习”的专栏，定期评比，进行奖励，以鼓励和激励学生勤奋刻苦学习。也可以组织一些以“勤奋、刻苦学习”为主题的活动，让每个学生融入这种氛围。教师还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二是要因人而异确立学习目标。这个目标，在整个奋斗过程中需要学生家长、教师的监督和鼓励来实现。有了目标的压力和动力，那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将会有了方向，他们才会为达成目标而开动脑筋，付出努力。三是要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教师要帮助学生制订科学的学习计划和方法，让不同的学生都能获得自己的成功，保持勤奋学习的劲头。 4.落实发展科学的教育目标 要求每个学生尊重自身的条件与兴趣，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扬长避短，有个性地发展。一是要重视对基础学科的全面学习，这是科学发展的大前提，防止学生过早地出现偏科现象。二是在基础年级配置更好的教师任教，防止学生因教师的原因而产生偏科。三是按国家要求开齐所有的课程，但放低要求，力求让学生学得有信心有兴趣。四是在开齐开足所有课程的前提下，力求满足不同兴趣与特长学生的要求，使学生能充分地展示自己的特长。五是充分建立各种兴趣小组，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 作者：汪根林 单位：婺源县天佑中学 目标教育论文:学生目标管理素质教育论文 一、目标管理的形成及其应用过程 美国学者德鲁克在其所著的《管理的实践》中首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倡导以目标来贯穿各个管理层次，管理人员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领导并以此来达到企业总目标的实现。此后，美国学者沃迪恩扩展了前期目标管理主要放在管理人员身上的局限，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企业。他认为目标管理是上下级一起来制定目标，共同使目标具体化，并检验实施情况和评价实施效果。其观点的缺陷是忽视了目标管理的整体性和依靠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忽视人的倾向。针对这些弊端，哈佛大学的莱文生提出了补充意见：人与人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应建立“真诚的同伴关系”，不应把人当物看，每一项具体的目标都应包括其中。此后目标管理理论被广泛应用，在实践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并衍生了一些新的管理理论，目标管理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的管理领域，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管理理论，目标管理被引入到各级中小学乃至中学的管理实践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 二、中学学生整体素质教育实施目标管理的可行性 中学学生素质教育主要涉及到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容、学生提高自身素质的实践环境，教育者的指导方针、原则、操作程式，素质教育目标实现的途径及控制，素质教育目标的评价体系等内容。从目标管理的角度看，中学学生素质教育的教育内容、培养过程、培养目标与目标管理所具备的特征具有一致性。首先，素质教育的教育内容具有确定性；其次，对素质教育效果的评价具有成果性；再次，教育者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行为指导和过程操作具有智能性；同时，教育的整个过程具有闭环性。因此，中学学生素质教育的整个过程是符合目标管理理论实践要求，内容操作要求，控制特征和目标定位要求，从目标定位到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价都具备其理论指导的可操作和实践性，并且也符合从整体上架构和把握中学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标准、评价体系和操作程式，对实现预期的教育效果有较强的指导价值。由此可见，将目标管理应用到中学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做法是切实可行的。如何准确有效、系统完整、科学有序地发挥目标管理在中学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导向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题。 三、以班级目标管理提高中学生素质的可行性措施 (一)制定班级目标措施要科学、适度，切合实际 目标的科学性，就是指目标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方向性。目标既要利于班集体的集体荣誉感，又要利于学校改进和弥补自己的薄弱环节，消除不利于其发展的阻碍因素。目标的适度是指目标既要先进，又要留有余地，有利于“目标链”的形成，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过低的目标起不到激励作用，过高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形同虚设。一般来说，班级奋斗目标在其产生的起始阶段总是外在目标，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在目标。这就是说，它往往是教师指出的，或者只是班级学生干部接受的。而大多数学生处于一种心理压力而采取表面服从的态度。这种不是班级成员内心要求的目标，就难以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其实际意义也就不大。因此，班主任应当不断地讲解，动员，让班级成员充分讨论，使班级目标被班级成员同化，乃至达到内化，使目标成为学生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手段，同时，在目标制定的过程中让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从思想上和意识上把学生素质教育的整体目标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一部分，内化为自我实现的人生动力。 (二)对目标进行分割，设置学生个体综合素质评分表 可以把学生个体综合素质评分表分为八个扣分栏目(见附表1)：文明礼貌、课堂上“经历”、“体验”的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两操表现、卫生清扫与劳动、迟到、病假、其它违纪。同时设立六个奖励项目：好人好事、特长发挥、课堂上视角独特，观点观念有创新、管理能力、竞赛获奖、学习成绩突出。计分方法可以实行每次加扣1-3分，一般情况加扣1分，在校内外有比较大的正负面影响的加扣3分。记分工作由各组组长、课代表及相应班级干部负责，班级设有加扣分记录簿，由专人负责，班主任每天要查看加扣分记录簿，最好逐项落实，以减少失误。综合素质评分表每周班会时间通报一次，达到鼓励和规范的目的，扣分的同学明确自己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对于扣分多的同学，班主任要同其面谈，谈学生的不足之处对学生成长及生存危害，与被扣分同学共同制定改进措施。综合素质评分表在期中、期末、年终进行五次统计，统计结果中可以清楚的反映出每一个同学的学习自主性、体质健康情况、班级各项活动的表现等，为班主任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工作中提供切入点，也为班级评先进、评三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对目标进行角色虚拟，提高学生管理素质 1.虚拟角色 利用班会课讨论：如果你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对你的助手、员工素质有什么要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上司？如果单位超员需要裁员时，你首先精简什么样的员工？你怎样做一名称职的单位负责人？你怎样做一名好员工？班主任将题目提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与熟悉的成年人进行交流，增加真实感受，同学之间互换角色，互相讨论。使学生感受体验各种角色的职责、义务、及应具备的素质。 2.进入角色 在班级管理上，采用两套班委，即顾问班委和执政班委。顾问班委是根据新生档案和军训期间的表现产生的，由班长、团支书、体育委员和文娱委员四人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协调指导，保证执政班委正常工作。执政班委是人人参与，自由组合。班主任将他们分成班长班、卫生委员班等不同的培训班，聘请学生会干部、任课教师、班主任、顾问班委成员进行工作职责和工作方法培训，然后轮流上岗。上岗前，每位执政班委作就职演说5分钟，离任上届班委利用下一个班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以便相互借鉴，结合工作政绩，全班同学对离任班委成员的管理能力和政绩不记名投票打分，将平均分计入“综合素质评分表”管理能力栏目中。角色教育一方面可以真实的检验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有利于发现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能有效的规范和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是自我教育的良好途径，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对目标进行检查评价，综合学生素质 每周充分利用班会时间，对目标进行布置提示，督促完成，总结做得好的，指出做得不足的地方，对各方面做得好的同学及时给予奖励。同时让学生自我总结，找出差距，根据不同学生制定不同目标进行贯彻实施，鼓励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最后根据平价要点进行目标评分，已达到激励学生提高自身素质。 四、结语 总之，班级目标管理就是不断地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个阶段，从一个周期转入下一个周期的循环，并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已制定的目标落实后，要及时提出新的目标，不断引导学生奔向美好的前景，把班级工作向一个又一个高度。 目标教育论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困境及目标体系构建 摘要：高职学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性格不佳、品行不良、情绪波动和学习困难四种类型。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可以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个方面。 关键词：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困境；目标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广泛关注的焦点。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家长和学生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属于“三流学校、三流教师、三流学生”），在普通高校迅速扩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较之普通高校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在心理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而其心理健康教育也同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既根源于学生身心素质本身，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影响，既有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四种类型： 性格不佳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对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曾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为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高职学生往往因为求学道路或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多的坎坷而性格不佳，怯懦、自卑、狭隘、嫉妒、敌对、暴躁、猜疑等现象严重。陈国梁、唐慧敏通过调查认为：职业院校学生“目标模糊，学习缺乏动力；自信心不足，自卑感较严重；依赖性过强”。教育部前两年在全国8个省市、七十多所高校近两万名大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高职学生的性格不佳主要表现为自卑自弃、性格脆弱、狭隘独尊、自我封闭、是非迷惑、诚信反叛。可见，高职学生性格不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品行不良品德是个人依据社会道德采取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综合体。其中道德行为是品德的优秀成分。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如何，最终要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品德的形成具有多端性和复杂性，道德认识是道德情感产生的基础，而道德情感又影响着道德认识的形成及其倾向性，人们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产生道德动机，并引发出一定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调节和控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使之贯彻始终，成为道德行为习惯。品德的形成是这四个基本成分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当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时，品德的形成便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品行问题。高职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品行问题原本就不理想，经历高考失利之后，挫折感严重、自信心不足、理想信念扭曲、学习和生活目标不明，品行问题更显突出。根据笔者对广西4所高职院校1200名学生的研究，高职学生有过品行问题的占71.8%，共862人，其中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考试作弊（55.6%）、破坏公物（43.8%）、暴力行为（33.5%）、藏有色情刊物或图片光盘（31.8）、逃学（28%）、酗酒闹事（23.5%）、偷窃（21.8%）、骚扰异性（19.5%）、恐吓他人（16.9%）、赌博（14.3%）。 情绪波动，情感不稳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也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在1921年曾对25个小学中选出的1508个智商较高的男女同龄学生进行追踪研究，在他们成年以后，以事业成败为标准，将他们分为“非常成功”、“比较成功”和“失败”三类。他对150名最成功的智力优越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智力因素，热情、自信等积极的情感因素在其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正是青春期即将结束，迈向青年期的关键时期，心理上的“断乳”、学习竞争与就业压力给高职学生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历情绪和情感上的激动与混乱之后，一部分人表现出消沉、冷漠、焦虑、暴怒、抑郁、挫折感等不良情绪反应，对人格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影响。根据赵新龙、李健美的研究，高职学生有相当严重的焦虑、抑郁、挫折感、孤独等情感问题。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是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以掌握一定的系统知识、技能，形成科学世界观和优良品德为目的的活动。学生的学习不但受其自身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学校环境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因而学生的学习困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因学习问题（主要是不爱学和不会学）而处于烦恼中的学生，在初中生里达到58.6%，在高中生里达到72.4%。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基础较差、认知障碍以及不良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学习困难问题更为突出。本人在去年所作的初步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的占78.9%，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厌学（53.4%）、认知障碍（35.7%）、环境干扰（25.6%）。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 明确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其实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然状态却不得不令人担忧。王利华、肖凭、郅利聪所做的高职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显示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虽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常抓不懈，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主要原因是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三个难以超越的困境： 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高职院校虽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也时常选送一些青年教师去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但由于这些教师太多是职业技能或公共课的专任教师而并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也许能按照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讲课，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不仅要掌握关于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具有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的能力，还要有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正确先进的教育观念、积极稳定的情绪与情感、完美的性格特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以学科为主的课程设置很难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合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的，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影响，还与学校和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就学校教育而言，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课程都必须担负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所有的学科课程都不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师的事，与己无关。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不明确许多高职教师知道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想把心理健康教育整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但由于不熟悉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因而无从下手，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 基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以及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师资、课程设置和目标、任务不明三大困境，构建科学合理而又切实有效的目标体系便成为解决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首先，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探讨心理素质的内涵实质。笔者认为，心理素质主要由心理过程（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组成，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及教育的“合金”，是个体身心全面发展中相对于身体素质的另外的部分，即心理素质。其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与我国现行的学科教育体系以及人们的习惯认识结合起来，否则再好的目标体系也会与实践脱节，导致心理素质教育每个学科都有份，而每个学科都不管的局面。再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成一个科学的目标树，从而使目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结合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我认为可以把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项，其体系如下图所示： 智能目标主要由文化课、专业课和技能训练完成。智能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或者说是智力与能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活动效率和质量的主要心理因素。智能目标旨在培养高职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方法、基本智力与能力、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心理素质，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岗位群奠定基础。由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以就业为导向”，而学困生又比较多，因而目前特别要注重认知技能、元认知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思想品德目标主要由“两课”完成。思想品德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格的优秀，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培养对一切事物正确的思想观点、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由于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突出，而心理健康与思想品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两课”担负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大使命。目前高职院校的德育虽然注重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但与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联系较少，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高。 个性目标主要由心理健康教育课完成。广义的个性也叫人格，它涵盖了知识、能力、性格、气质、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许多内容。个性目标结合学科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实践旨在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性格、良好的情感和意志、完美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职业院校虽然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因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专业师资缺乏，学生的性格问题、情感问题以及性心理卫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应当引起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 职业指导目标主要由职业指导课完成。职业指导是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职业选择分析、职业心理分析、职业生涯设计的过程，也是提供职业信息和进行职业素质培养的过程。高职学生的职业指导目标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理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职业情感和态度，形成一定的获取就业信息、进行职业选择分析和职业生涯设计、就业和再就业等职业适应的能力。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信息素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教育 论文摘要：信息素养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自身努力取得的。本文分析了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指出了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重点阐述中学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期对所有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所启发。 社会正迈入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素养将是所有公民应具备的、终生有用的基础能力之一。教育要迎接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就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一、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一）信息素养培养是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宗旨，使学生在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中，提升信息素养，从而支持全面的基础文化素养的发展。 （二）信息素养培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根本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信息素养培养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当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信息素养正是终身学习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说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学习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组织、查找、利用信息。 （四）信息素养培养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素养已成为现代公民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鉴别、评估、分析、使用和创新信息，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人们具有信息素养。 二、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制约。新课改中，要求师生之间积极交流、合作，在互动中进行创造性学习。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学生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因此，学生在新课改中有点不适应，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互动的积极性不够。 （二）信息素质差异大。各地区中学由于受经济、区域等多方面的影响，学生信息素质参差不齐，就计算机而言，有的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还不懂，有的懂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有的经常接触计算机，甚至是高手。 （三）信息技术不重视。信息技术暂没有列入高考科目，社会、学校、学生不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就有限了，信息素养培养就落后。 （四）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区别不清。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但许多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就是信息素养。 （五）片面地理解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含义。信息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qq聊天或打游戏的高手未必就是信息素养的拥有者。 三、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教师要融入新课改，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信息技术教学的观念转变中，教师应该首先认识到，信息技术课是必修课，管理上要重视起来；其次学生素质的培养是各门学科教育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现在许多老师认为非高考科目不重要，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到学生，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我们必须得尽快融入新课改，转变观念，给信息技术以应有重视。 （二）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对学生的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热情有直接的影响。教师要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要不断的学习、交流、实践。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营造良好环境。要努力创设培养信息素养的学习环境，及时了解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为学生能够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 （三）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信息素养教育应遵循学生的生理条件、学习心理规律，以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立足点，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要通过对课堂的有效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网络传播工具，为进一步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奠定基础。 （四）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网络环境下，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善于合作的精神，培养学生利用因特网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文明使用因特网的基本信息素养。教师要利用网络这种交互方式的显著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要综合地创设信息环境，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在任何一节课的教学中，都不可能只应用一种教学方法，是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信息环境，使同学在各种信息环境中，做到课前收集、储存信息，课中传递、交流信息，课后运用、创造信息。 （六）要注重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课程整合。教师要把信息技术当作学生认知的工具，在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过程中，信息技术必将成为学生获取、加工、运用信息的最佳工具，而上网查询也必将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如：学习“word文字处理”这一单元内容时，与语文课结合，利用文字处理功能写作文等，真正实现了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功能。 （七）要及时评价，让学生收获成功的喜悦。评价与教学过程一样重要，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和喜悦。评价作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审美能力。通过评价交流，分享成果，拓展了思路，使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四、中学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养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信息技术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组织各项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推动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在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养时，应尽可能地创设现实生活的情境，将信息技术作为交流的工具、研究的工具、决策的工具、创新的工具。 （三）要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网吧监督与管理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来形成合力。 信息素养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和挖掘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最好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目标教育论文:探析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 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解析:自我教育的视角 论文关键词:网络道德教育 自我教育 伦理意识 自我选择 论文摘要:本文从自我教育的视角解析了中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应有目标:面对虚拟世界需要自我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面对繁杂信息需要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培养、面对多样诱惑需要自我控制能力培养、面对潜在危险需要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他人监督缺失则需要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 网络对中小学生的负面影响己不单在经济与生活方面，更在道德与情感领域。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网络道德素质有助于减小负面影响。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必须突出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指作为主体的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即把自己作为教育的对象的教育。”任何教育只有转化为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的效果。 道德教育的目标引领道德教育的发展，是实现道德教育价值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发挥自我教育的作用，必须从自我教育的角度解析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针对网络环境虚拟、信息繁杂、诱惑多样、危险潜在、他人监督缺失等主要特点，中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应包含自我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培养、自我控制能力培养、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及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等方面。 一、面对虚拟世界:自我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 自由、互动、匿名的虚拟世界必然对中小学生的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提出更高要求。中小学生好奇心强而辨别能力弱，如果缺乏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意识，很容易在虚拟世界中摆脱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束缚，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而在网上随意散布虚假信息、破坏网络系统、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甚至人身攻击等。这些不合伦理及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网络正常秩序，更不利用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因在网吧玩网络游戏或浏览黄色网站而直接导致犯罪的占33. 5%，从小学就涉足网络游戏或黄色网站占37. 7%，初中生占49. 2%”。“任何个人的网络行为不仅存在‘能不能’的技术操作规定，还存在‘该不该’的伦理道德要求。”面对网络形成的虚拟世界，中小学生要自我加强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增强伦理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克服网络虚拟世界的负面影响，遏制不道德行为发生，促进自身健康成长。他们可以通过学习现实社会的道德准则来增强伦理意识及道德责任感。绝大多数社会公德不仅适用于网络虚拟世界，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其它生活领域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在.上网时也同样适用。 二、面对繁杂信息: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培养 据统计，网上的无益信息占50%以上，其中不健康信息随时可见。这些都可能让中小学生是非观念模糊、道德意识下降、社会责任感弱化、身心健康受到侵害。 面对网络中繁杂的信息，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要求中小学生接受几条道德规范，而应是自我判断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这里的选择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网络这一现代学习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即既要学会充分地利用网络，又要适时走出网络。二是上网目的与内容的选择。要弄清楚为什么要上网，为获取什么内容而上网。对辨别与判断能力较弱的中小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网络影响好坏的不是电脑而是人脑，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人怎样选择和利用电脑网络。中小学生要“更会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电脑，要经过教育能对世界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并且“应该会提出问题，而不只是接受”。只有这样，他们在信息的海洋中才会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才能择善而从、择善而用。面广量大的信息也就不是他们发展的精神污染和心理负担，而是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 三、面对多样诱惑:自我控制能力培养 对于充满好奇且勇于探索的中小学生，丰富多彩的网络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容易形成对网络的眷恋和依赖，进而不能自拔以至上网成瘾。有些学生经常深夜躲在房间上网聊天、阅读小说，上课时精力不集中、注意力下降，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另外，中小学生也会在网络上遇上其他方面形形色色的诱惑。如受到网络上琳琅满目的广告引诱，某些中小学生常常背着父母胡乱使用信用卡网上购物。如缺乏自制能力，他们就会迷失在诱惑的丛林之中。 面对网络中形式多样的诱惑，中小学生要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按照社会标准或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行为、情绪和认知活动等进行约束、管理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抑制冲动行为，抵制诱惑，延缓满足，制定和完成行为计划，采取适应于社会情境的行为方式”。对网络中的诱惑而言，自我控制能力即中小学生既要能够大胆走进并充分地利用网络，又要能够不沉溺于网络而适时走出。如果过分沉溺于网络，他们就会有脱离现实生活、成为网络奴隶危险。精神病专家托尼诺·坎泰尔米所指出:“长期在网上冲浪会渐渐失去自我，改变个性。”因此，中小学生应加强自我控制能力特别是抗诱惑能力的培养，能够在形形色色的网上诱惑面前控制自己的行为。 四、面对潜在危险: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 虚拟网络确实隐藏着不安全因素，中小学生往往成为被侵害的对象。针对他们好奇性强、警惕性差的特点，某些道德卑劣、别有用心的人可能进入聊天室，试图在认识后伤害他们。他们受社会经验、客观认识等方面的限制，当危及安全的情况出现时，往往应变能力与处理能力较差。利用网络侵害中小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诸如某学生瞒着父母去约见网友后下落不明的报道常见于报纸和网络中。对中小学生的网上侵害行为以隐私权侵犯、情感骚扰居多。这些充分说明他们(尤其女学生)的网上安全并不乐观。 面对网络中潜在的危险，中小学生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救护能力，学会保护自己。中小学生不要在网上轻易暴露自己和家庭的真实情况，透露家庭住址、家长姓名和本人详情，更不要把学校、家庭有关资料输入搜索引擎。网上交友也要十分谨慎，不要轻易相信聊天室里的陌生人，更不能随随便便背着家长和老师独自去“约会”，特别是女学生碰到异常情况要向家长或老师汇报。 五、他人监督缺失: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 网络充斥着各种道德的、非道德的、反道德的信息，又是一个缺乏“他人监督”的社会。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人们的网络活动如何进行将完全取决于网络主体。如果缺乏道德自律，中小学生很可能会在网络中放纵自我，偏离道德的轨道。“从本质上来看，网络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是一种以‘慎独’为特征的自律性的道德。‘慎独’是指在个人在独处之际，没有任何的外在监督和控制，也能遵从道德规范，烙守道德准则的行为。传统社会中以服从为主的道德范式在网络社会中己部分失效，在网络社会只有上升到道德习惯和道德信念的高层次上的自律性道德，才能有效地规范个体的网络行为。”因此，在他人监督缺失的网络中，充满好奇又勇于探索的中小学生要学会慎独，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养成道德自律，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提高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不仅有利于减小网络负面影响，更有利于中小学生的长远发展。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只有当他学会了不仅仔细地研究周围世界，而且仔细地研究自己本身的时候，只有当他不仅努力认识周围的事物和现象，而且努力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只有当他的精神力量用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过他们认知与辨别能力相对较弱，在强调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时，也应对他们加强引导与他律。 综上所述，针对网络特点，中小学生应通过自我教育，不断培养伦理意识、道德责任感、自我保护意识及自我修养意识，不断提高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成为网络环境中具有道德判断及道德实践的个体。从而“一方面自己不去对信息环境造成污染，不制造和排放无用的信息垃圾，另一方面养成良好的信息生活方式，做到既充分享用信息技术带来的精神快乐和益智功效，又保持健康正常的日常生活”。 目标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目标教育论文:关于以就业为导向的特殊职业教育发展目标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目标。本文从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注重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提高残障学生的综合素质等出发，从多个方面阐述了特殊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及实施对策。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特殊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对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章二十八节指出：特殊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要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培养残疾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加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教育是帮助残障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是残障人员学习一技之长、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保证。特殊职业教育是特殊义务教育的继续和深化，其主要教育目标，就是以能力为本，着力培养学生掌握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解决残障学生的就业自立问题，使之将来能够适应于社会、立足于社会，从而减轻家庭与社会的负担。特殊职业教育不仅能对残障学生进行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为其走向社会打好基础，还能提高残障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残障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自尊、自信、自立精神。 就业，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人需要被认可，需要从事给人感觉有贡献、被接纳和有自我价值感的职业或爱好。对于残障人员来说，拥有一份能够胜任的工作，解决生存问题是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为了让更多残障学生掌握生存技能、自食其力，学校和社会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 设置较低的入学门槛 对普通人来说，受教育是一种权力，但对残障孩子来说，受教育则是一种幸运的权力，尤其是义务教育以外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较正常人而言，残障人员在某些方面较为薄弱。如何利用残障人员的优势来获得一门生存技能，是教育者首先需要考虑的，对学生的受教育程度、社交能力、经济能力应设置较低的门槛，让所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并有求学意愿的残障人员获得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与康复相结合 对残障学生采取康复措施，帮助残障学生恢复或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既是《残疾人保障法》的法律规定，也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任务之一。对教育部门来说，帮助残障学生康复不仅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工作任务，也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义务。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特殊学校应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把文化教育、康复、职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功能缺陷得到补偿或恢复，心灵康复和身体康复相结合，学习和生存相结合。 根据地域经济特点设置专业 残障人员一般选择在本地就业，因此，因地制宜是办好特殊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在设置专业前，首先要了解当地的经济和人才需求状况，了解政府发展的重点产业和支持产业，了解当地紧缺或急需人才的岗位需求情况。有就业市场，培养的人才才会“有用”。例如，广州市番禺区珠宝产业较为发达，珠宝设计和制作工作适合下肢残障人员，所以，广州市番禺区的特殊教育学校可以开设该专业，并与当地的珠宝协会和珠宝企业合作，获得师资培训、技术、学生实习甚至就业的支持。当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也需要当地政府牵线和协助。 根据学生优势设置专业 设置专业，既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特点，也要考虑学生的生理特点，按需供教、按能施教是培养残障生的特殊要求。由于生理缺陷的限制，不是所有职业都是残障生所能胜任的。从残障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真正适合残障生就业的专业进行技术培训，缺陷补偿与他们的职业期望、职业能力相一致，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有益。比如，为盲生开设按摩、音乐、接线等培训，为下肢残障生提供缝纫、陶艺、按摩、美容、绘画和手工等培训，为聋哑生开设舞蹈、绘画、园艺、刺绣、文物修复等，而智障生则研习绘画、体育等，扬长避短，发挥特长。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为培养学生走入社会后开展正常的人际交往打下基础。在人际交往上，由于生理有缺陷，大多数残障生在生活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及他人的歧视，很多人会因此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和挫折感，从而导致自卑、抑郁、焦虑、孤僻、人际关系敏感、自我封闭等一系列心理问题。长期的郁闷得不到排解，压抑到一定程度最终就会出现心理障碍。要让残障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同心合力地烹制一道“心灵鸡汤”。 开设心理辅导课程特教工作者在对残障生传授技能和文化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对残障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培养其良好品格，让残障生正视自身的缺陷，勇于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既要客观地面对自身的残障，也得客观地面对来自外部的歧视、误解以及不公平的待遇。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走出学校后理智客观地对待就业和择业，乐观积极地生活和融入社会。同时，对学生多点耐心和赏识教育，让学生获得自信、学会快乐。这样，特殊教育的最终目标才会实现。 鼓励学生自由组社学校应为残障生创造自由轻松的环境，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成立社团组织，参与集体活动。很多残障人由于身体原因很少与外界接触，缺乏朋友。而学校是一个大家庭，残障生在学校里面对的是与自己一样处于弱势的同伴，同样的遭遇和处境更能增强大家对集体的认同感，他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平等和自信，暂时远离外界冷漠的歧视和廉价的同情。残障生需要社交和关爱，学生社团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和沟通交流的舞台。 宣传权益保障政策 依法保障残障人权益是各国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应尽的义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残障人事业发展和残障人权益保障，先后制定了《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就业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正在完善《无障碍条例》、《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条例》，积极保障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文化体育、无障碍等权利的享有和实现。 学校的义务，除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外，也需要让学生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残障人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通过公共课的形式，宣传残疾人保护、医疗救助、优惠扶持、就业援助、生活困难补助等政策，让残障生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开展就业服务 确定就业方向自己适合干什么？又能干好什么工作？从入校开始，职业学院的学生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对残障生来说，就业更是摆在第一位的事情。学校有义务为每个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职业指导服务，帮助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兴趣特长，确定就业方向，为选择专业和求职意向打下基础。 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指导由于自身缺陷，许多残障生或单纯、或偏执、或消极、或冷漠、或不谙世事，在就业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1）一些人往往因自卑而过于自尊，心理敏感，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同事和上级沟通，难以融入集体，易被排挤；（2）一些人认为被照顾安排就业是理所当然，甘居弱势而缺乏进取心，在工作时不尽心尽力；（3）多数残障生在基层从事技术性工作，一些人不肯屈就于基础工作，使得机遇白白流失。客观地讲，短期内消除社会对残障人群的就业歧视是不现实的。对于这种现象只能通过合理的渠道去呼吁、去疏导，甚至也需要忍让和等待。职业指导就是让学生摆正心态，客观分析社会就业现状，积极寻找工作，珍惜工作机会，主动融入工作团队。 建设校内实习和就业基地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实践性，顶岗实习是职教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学校可充分利用国家给予残疾人就业的优惠政策，积极主动地与企业联系，校企合作，对学生进行相关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培训，学校负责组织教学及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企业提供实习场所并负责实习指导。但现实情况是，校外工厂多因工作效率、利益和风险等一般不愿意接受学生到厂内实习，特别是残障生。为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特殊的职业学校更应注重校内实习基地建设，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根据国家优惠政策及自身优势，积极兴办校办产业，按照市场标准打造工厂和生产车间，直接面对市场开展业务，拓宽创收渠道，不仅为学生提供教学实习基地，也能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积极联系就业在发达国家，残障人就业服务开展得比较成熟。以日本为例，残障人劳动就业分为两个渠道：一是成立集中安排残障人工作的场所；二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残障人。为保障残障人员就业，我国各级政府也先后制定了各类残疾人保障优惠政策，学校可以根据政策联系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安排学生就业，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创业。 残障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特殊教育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应该把培养残障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能力作为主要教育目标，为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必要条件。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预示着国家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将越来越大，社会也需要更多的职业技术型人才，这些都将为残障人员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平台。特殊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样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援助和教育部门的努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目标教育论文:成人 目标应该成为无锡教育的 优秀 目标 丁骋骋教授的《无锡：除了少锡还少什么》一文，给高速发展的无锡适时提了一个醒，并由此掀起了无锡全市上下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这样的审视与反思活动，必将给无锡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而无锡全市教育系统开展这样一场热烈而深入的大讨论活动，意义则显得更为重大与深远。因为没有优质的教育成果为无锡的未来奠基，无论是无锡的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发展，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 基于以上的认识与理解，我写下了这样的一个题目。不言而喻，当前的无锡教育，少了“成人”这一“优秀”教育目标。何谓“成人”，就是成为一个品格高尚、身心健康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的无锡教育只主导“成才”教育，不太重视“成人”教育。 放眼无锡教育，师资队伍人才济济，校园风景美丽如画，教学手段与时俱进——网络化、信息化等早已不在话下，教育资金更是没有囊中羞涩之说！如果来个纵向比较，过去的无锡教育与今天的无锡教育是没法相比的。如果来个横向比较，无锡教育就是跟那些最发达地区的教育来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如果是跟那些欠发达地区或者贫困地区相比，那就简直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 既然人力、物力、财力如此丰沛充裕，那么，按理来讲，有这样优质的教育条件和教育环境，无锡教育应该什么也不少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在教育的本质问题上，各级各类学校和各个家庭都把“成才”作为教育的优秀目标，却把“成人”排在了其次，有时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 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主导下，无锡教育一道道独特的风景出现了： 平时，学校各种练习、测验、摸底、统考、竞赛、等等检查学习成绩的形式不胜枚举。分数不仅成了学生的命根，也成了老师的命根。因为学校要评比，要评价老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 周六，你总会在公交车上碰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学生，也总会在人行道上遇到那些步履匆匆的孩子。他们到哪里去？当然是学校，因为学校要在这上半天对他们进行文化补习、兴趣培养、技能训练等。 你再翻翻无锡当地的报纸，看看有多少的家教机构在招生信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家教机构竟然开办了半托和全托服务。于是，有些孩子出了学校不是回家，那么到哪里去呢？就到这些家教机构去接受辅导，做题，不断地做题。而那些在家里请家教的孩子，则不计其数。这样，在校上课，回到家里补课或者到家教机构去补课，就成了很多无锡孩子的学习方式。 看看招生情况。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哪一所有点名气的学校不是被学生家长踏破了门槛？到最后，门外还站着许多被“挤”出来的懊恼不已的家长。家长们为什么会为择校而乐此不疲？因为名校师资好，教育教学质量高，可以考高分，上名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高分前进，当然最终会学业有成，好工作，好薪水，好生活……由此也想起了昨天看到的一则报道（3月28日《无锡日报》），说无锡有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在报名上幼儿园了，园方还说报得迟了。据说明年还要面试，好像是要背诗。天哪，一岁半的小家伙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竟然面试还要背诗！看了这样的报道，你说你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看看书市。无论你什么时间到南禅寺书城去走走，买教辅书籍和考试资料的家长和学生总是最多，什么宝典、密卷之类的，都是学生和家长们的最爱。 说一说社会教育。消防局、环保局、卫生局、公安局、各大企业、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等社会教育单位，我们的学校请他们来做了几回讲座，听了它们几次报告？我们的家长，又带孩子参加了几回社会实践活动？为什么不请？为什么不带？因为浪费时间。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让学生多做几道题来得实际又有效果。 为什么“成才”的风景如此独特？因为做对题目，考个高分，孩子在班里的排名就上升了！排名上升了，说明成绩上升了，孩子在班里也就具备了胜人一筹的优势，胜出的机会就多些。于是，做题，做题，不断地做题，就成了老师和家长的高招！而做人与做事，却从来没怎么引起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注意。 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主导下，无锡教育的一些现象越来越让人感到尴尬： 学校说学生越来越难管，老师说学生越来越难教，家长呢，说学生越来越不爱学习，社会说学生的素质越来越差。 孩子生活上不能自理，尤其表现在动手能力上，不会洗衣，不会做饭，简单拖地、抹桌、洗碗都不会做，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养尊处优生活。于是，有的家长到学校洗衣，甚至送饭到学校。 自私、冷漠、个人主义、缺乏爱人之心；心理压力增大，心理问题复杂多变；缺乏忧患意识诸如节约、环保、安全、卫生等等。 试想，一个长大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你还会期待他（她）能做好事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自私冷漠心中无爱的人会给他人带来温暖？一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还能希望他（她）眼里还会有他人的存在？一个心理问题复杂多变的人会让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一个缺乏忧患意识的人还会为社会作无私的奉献？ 综上所述，当前的无锡教育必须回归到教育本位，把“成人”目标确立为育人的“优秀”目标。并且，最优质的教育成果，就是把学生教育成“人”，成为一个品格高尚、身心健康的人。只有品格高尚、身心健康的人，才是无锡未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保障和推进剂。如果一味地追求“成才”教育，而忽略了“成人”成果，无论师资力量如何强大，校园风景如何美丽，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教育资金如何充足，那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教育，无益于个人成长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当然，当前无锡教育所少的也是全国其他地方教育所缺的，但对教育相当发达的无锡来说，个人私下认为这一点是显得特别地突出。在此，希望以上观点能够与大家达成共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目标教育论文:思维训练：高校通识教育之优秀教学目标 摘 要：作为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育人”而非“制器”，它是文化素质教育在我国高教领域的理念深化。从西方自由教育向通识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思维训练始终是其优秀的教学目标。而从我国当前的通识教育实践来看，注重了对西方相关课程设置形式的复制，却往往忽略了对其优秀目标与思想精髓的关注。 关键词：思维训练；通识教育；优秀；教学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源于西方的通识教育逐渐受到我国大陆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实践来看，通识教育并无一个恒定不变的教育模式，那么，在这些不同呈现的教育模式下，到底什么才是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优秀教学目标？在此，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的争鸣与共识。 一、通识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教领域的理念深化 （一）通识教育的概念与主要理念 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也称普通教育，它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普遍进行的共同内容的教育,其目的是要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完整的人而施以全面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与心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在近现代大学中，通识教育是一个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它是对高等教育专业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19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的需要，高校学科、专业也越分越细，高校的教育功能被逐渐窄化为高效、专门地培养某一社会领域的生产力，却忽略了其也应促进人本身发展的功能发挥。片面强调专业、职业教育导致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科本位以致思维狭隘、偏执，人文情怀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则正是这些问题。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突破单一专业、职业教育的局限性，避免狭窄专业、职业教育对人的异化，培养“完整的人”。 （二）通识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教领域的理念深化 通识教育的概念自引入我国以来，教育界常有将其等同于“文化素质教育”使用的情况。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虽然它们有很多地方相似点。比如说，这两者所关注的都是现代社会人的片面发展的问题，所追求的都是人的完整、均衡发展，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但在如何实现人的完整发展以及由此展开的具体教育实践上，这两者又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本土性的概念，这一概念首先兴起于我国中小学而非高教领域，1995年,教育部开始在部分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高校才逐渐引入了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从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来看，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而究竟哪些又是作为人必备的基本素质？至今人们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我国教育界对人的“素质”采取了并列分解的方式，即认为人的综合素质是若干分类素质的总和，如1998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就提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 就通识教育来看，它的特点则在于强调“识”与“通”,即能形成见识与智慧的通性,而这一通性能为人理解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奠定基础。也就是说，通识教育更鲜明、侧重于对人之精神世界的关注。通识教育所要达成的“完整的人”，主要是指人在一技之长以外，更有博雅的情怀、通融的精神、深刻的思维能力与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它的优秀是要主导人树立正确的态度、价值观和形成有涵养的精神、气质。就总体而言，文化素质教育更注重人的发展的宽度，通识教育则更注重人的发展的深度；同时，就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而言，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人综合发展的各种素质，但对各个素质并无精细、确定的目标，通识教育则较为精细地指向了人的见识与智慧的发展。因此，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相比较，两者既有在追求人完整发展这一终极关怀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具有自己各自不同的理念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引入和推进通识教育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校领域的深化。“文化素质教育体现在实际上就是通识教育”、“只有实行了通识教育，才能真正地实现文化素质教育。”[2] 二、思维训练是高校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学目标 （一）西方通识教育实践 培养“完整的人”是通识教育的恒定理想。但在如何培养“完整的人”这一问题上，通识教育并无一个固定的模式。从历史的视角看，通识教育的实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般认为，古希腊雅典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cation）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滥觞。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摆脱外在技术、技能的功利与实用，陶冶人的情操与道德、以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从当时雅典的教育内容来看，它主要包括“三艺”和“四艺”，所谓“三艺”是指文法、修辞学、辨证法，“四艺”是指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它们的目的都在于对人的心智、思维进行训练而不是为生存的技术之道作准备。13世纪以后，欧洲相继建立了中世纪大学，七艺（即三艺与四艺的合称）或三艺仍然是当时大学的主要教学内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5世纪末。从15世纪末开始，在人文主义思潮、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影响下，以前大学中“七艺”的教学内容下移到中等教育阶段进行，高等教育机构则主要围绕学科或专业设立专门的院校。 1829年，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教授帕卡德（a．s．parkard）首先使用了通识教育一词。与专业、职业教育相对应，自此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而此后美国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和实践始终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典型范本。1945年，在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主持下，哈佛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提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完整的人”的标准即是能有效地思考、清晰地交流、明确地判断和正确地辨别普遍性价值。20世纪50至70年代，哈佛大学进行通识教育改革，提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教养的人。 以后，美国国内许多大学都相继创建了具有本校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些课程的共同目的是，不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具体职业做准备，而是为了把学生培养为一个合格的“人”与“公民”，即无论学生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首先应该在多元世界中具备广博的视野、丰富的学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具体实践上，美国的通识教育主要有四种课程类型：一是分布必修型(distributed requirements)。它要求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通常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分别修习相应的课程门数、获得规定的最低学分数，以对各学科知识有广阔的了解。二是名著课程型(great books program curriculum)，也称“巨著课程型”。这一类型课程的代表是20世纪30年代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推出的“名著教育计划”，赫钦斯坚信大学教学不应为市场所左右，而应以经典阅读的方式教给学生作为人的永恒价值，他为此整理列出了一系列的经典书目。三是优秀课程型(core curriculum)。它于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出现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这一类型的课程主要是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综合性地向学生提供相关知识背景。四是自由选修型(free electives)。这类课程设置主张提供给学生丰富的自由选修课程，以发展学生以兴趣为中心的独特个性。 （二）思维训练是高校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学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在由自由教育向通识教育演变的发展过程中，人的思维与心智训练始终是其优秀的教学目标。如早期古希腊“七艺”的教学内容就是自由教育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又如19世纪自由教育的倡导者纽曼(newman)提出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心智的发展，“自由教育和自由探索就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练活动。”[3]而90年代以后，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强调通识教育课程应贯穿“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目标。所谓“批判性思维”是指人们：（1）能够辨别事物变化的模式、并能运用这个模式回答或解决问题；（2）能够识别逻辑推理和思维过程上的错误；（3）能够识别、去除不相关的信息；（4）能够识别偏见、陈见和价值观对思维的影响；（5）认识到一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法。[4] 我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方始引入通识教育的明确概念，与经过漫长发展与积淀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或者即使是与台湾、香港等地相比，我国大陆对通识教育内涵理念的认识以及现实中的实践探索都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而且就大陆地区高校通识教育推行的情况来看，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十分明显，重视并对通识教育有深入探讨、系统实践的主要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型精英大学，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并没有在普通本科院校广泛发展起来。不少高校都存在将通识教育完全等同于文化素质概念使用的情况，认为通识教育就是学生要学一些思想品德、音乐、美术方面的知识，就是要加强体育锻炼，或者说就是要多参加一些课外社会实践活动，等等。本来，促进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也是当前高校教育应予迫切解决的任务之一，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也是矫正唯专业为本、唯书本为纲的必要举措。但完全将通识教育等同于文化素质教育，实际上是弱化了通识教育自身的理念特色，这就是通识教育强调对人心智的训练，并通过这种训练拓展人的视野、活跃人的思维，以使人们对丰富世界有多纬的理解，并最终能使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社会与自然，从而成为一个健全、完整而非狭隘、片面的人。 同时，就通识教育的四种课程呈现方式而言，大陆最常见的是自由选修型课程，其次是优秀课程型和分布课程型，还常常有将优秀课程与分布课程结合起来，即将优秀课程分布于不同领域板块、要求学生分别在不同领域板块选取规定的课程数，而名著课程型近几年也逐渐发展了起来。但就这四种课程而言，大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自由选修型课程，“因师设课”而非“因需设课”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导致自由选修课完全成为杂乱无章的“杂烩”；同时，由于缺乏对教学目标的严谨设计，自由选修课也常常停留于“概论”、“欣赏”等浅层的教学内容上。而这样的自由选修课程是难以达到思维训练的目的的， “这种做法根本不是通识教育……它只不过表明大学缺乏高水准的通识教育，人们所作的完全是些无聊的蠢事，是一些已经丢弃了的童年时代的儿戏。”[5]即使在优秀课程、分布课程与名著课程这几种类型中，人们虽然注意到了课程之间的逻辑组合以及课程教学内容的严谨性，但也依然存在问题，这就是对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忽略。从美国通识教育的经验来看，它十分注重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考、质疑的能力，比如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伦理辨析”类《上帝与道德》这门课就将其教学目标设定为“该门课程将考察上帝这个概念是怎样影响西方伦理观的”,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则是引导学生在钻研《圣经》时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上帝所有行为都是允许的’而‘如果有上帝,人世间在伦理问题上就不可能有成就’？”但从我国大陆现行的通识教育实践来看，教师主要关注的仍是知识的灌输而非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通识教育真正的优秀目标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不仅仅在于对专业外知识的扩充。如果通识教育不能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那么学生即便能多储备一些知识、这些知识也无法积淀为一种持久的素质，无法让学生对丰富世界有足够的理解力、包容力，从而也就无从谈起让学生养成宽阔的视野、博雅的情怀，无从谈起让学生成为一个丰富的“全人”而非“单面人”。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经过多年探索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性精神，其人才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包括培养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还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这个培养目标的明确不但有利于高校整合学术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而且有利于拓宽大学生的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德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国以来，基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高校曾经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等本科专业。其中前六者的学科基础是单一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行分类的研究和教学，后三者的学科基础是综合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有鲜明的教育性。随着学术的发展，前六者逐步从高校本科招生目录中淡出，后三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把后三者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原则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就要体现这种整合精神，既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要培养中小学的德育工作者，并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一、为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 1983年6月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同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批转该ⅸ纲要》的通知，认为纲要》是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个很好的文件，其基本精神、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该文件，1984年4月，((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该专业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这是我国第～次采取正规化的办法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1993年l0月《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规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级专门人才”。从这个文件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扩展到“党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随着该专业的发展，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把培养目标扩展开来，主要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 1．高等学校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服务对象。1984年设置该专业的当年主要为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规定其培养目标是使高等专科文化程度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毕业后继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招生对象为“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年以上的现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思想政治专业在职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规定，为了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以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从1987年起试办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1987年9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仍然强调其培养目标主要为高等学校及党政机关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 2．党政军机关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党的一大特色。但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加上有些地方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建设重视不够，许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服务于党建，为党务部门输送专门的政工人才是本专业设置的重要使命。行政机关以及立法、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民意表达机关，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监督和裁判机关。在这个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实现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组织和政工部门就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国家权力系统得以有效运转。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为军队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其他服务的工作。政工人员主要由军事院校的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来培养，但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要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专业培养的人才来补充。因此，有不少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把为军队培养政工人才包括在内。 3．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事业单位一般是国家设置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机构，它履行一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企事业单位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域，工人运动首先发生在企业领域。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而提高政工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求专业化的政工人员来充实队伍，使思想政治工作摆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迈进。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其中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社会团体近200个，其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的地位特殊，中国文联、科协、侨联、作协、残联、红十字会等也有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团体是党团结和联系社会诸行业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这些组织的基本手段。正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社会各行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为中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中小学德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保证作用。1998年3月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规定，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主管德育工作的行政人员、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师、班主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为中小学培育德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职责。 1．为中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为中等学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是政治教育专业设置的初衷，195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提出，“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按照这个指示，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开政治教育专业，逐渐铺开，全国设立政治教育专业的高校很多，这一模式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的现象，拟将“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针对该专业只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而不培养德育工作者的状况，明确规定其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合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工作者”。这是一次重要改革，培养目标拓展到全部中学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师也是德育工作者)。1993年7月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师范类)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非师范类)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保留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生)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非师范生)两个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仍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 从以上梳理看出，初始的师范类“政治教育”专业中间经“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最终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其培养目标一直有中学政治课教师，现在演化为中学德育工作者，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的过程。中学德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第一，分管德育的副校长。中等学校一般设一名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德育队伍，审定德育工作计划，督促检查班主任工作，检查政教处工作，协调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部门的工作。第二，政教处工作人员。政教处(有的称教导处、德育处或教育处)是在校长领导下实施德育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安排学校的德育工作。第三，班主任是班级实施德育大纲的具体组织者，班主任工作做好了，学生德育工作就落到了实处。第四、思想政治课教师是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专业人员，是学校德育队伍的重要骨干。他们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者，又要做思想品德的示范者。第五，团队干部。共青团、少先队作为青少年的群众性组织，是青少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政府进行德育工作的有力助手。 2．为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我国建立了三级师范体制，即中师、师专和师范大学，分别培养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其中，中师培养的是全科教师，这种培养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了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弱点是不利于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社会上并不太认同小学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学历低是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近年来设置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1997年4月教育部“培养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专业建设研究”立项，1998年秋，原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率先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历的小学教育专业，随后，首都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相继开设此专业。该专业的设立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又为师范教育由三级向二级师范过渡提供了新思路，但仍然不能解决小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培养的仍然是全科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校设置文理两个方向，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文理分工不是真正的学科划分。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正在发生的教师教育改革为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提供了出路。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提出提高办学层次，推进师范院校改革，鼓励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新世纪以来，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综合性大学的思路进行的，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在师范院校开设非师范专业，一些师范院校改制成综合性大学。这种改革符合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便于同国际接轨。从1998年始，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进行了教师教育模式的探索。有的学校在前3年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综合课程融为一体，不分专业。第4年，除开设少量的专业选修课外，综合性大学着重对学生进行教师教育理论和技能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师范性素养。此乃“3+1”模式。有学者主张探索“4+1”模式(本科四年加一年教育专业课程)和“4+2”模式(本科加两年教育硕士)等。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改革是国际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既解决了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也解决了小学教师的专业问题。 小学德育工作者培养可以采取教师教育的模式，“3+1”模式、“4+1”模式和“4+2”模式均可探索。前几年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胜任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然后让那些愿意从事小学德育的学生继续修教师教育课程，取得小学教师资格，成为高学历、专业化的小学德育工作者。 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 高校本科不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还要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一个专业为哪个学科输送生源决定于这个专业主要接受的是哪一个学科的规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调整充实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1．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孵化器职能 1984年ⅸ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参考目录”提供了3类理论课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课程，专业课主要包括马列原著、思想政治教育概论、党团工作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构成一个体系，该专业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规训，主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输送生源。而这些学科又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不但跨一级学科，而且跨门类。这说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不成熟，没有自己稳定的学科基础，接受的规训来自多学科，也为多个学科门类输送生源。正是由于它的不成熟，使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学科恢复时期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孵化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衍生了哲学学科门类，有些学校在此基础上申报哲学本科专业；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以及中共党史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政治学相关学科，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政治学本科专业；许多学校的法律专业本科也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法学概论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发挥得很充分，很多高校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以及文科专业的专业群。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调整充实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终结了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为本专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一级学科，该专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就有了六个二级学科，形成了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l2月64号文件的一段话：“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教学体系。在本科教育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梅荣政教授主张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之外另起炉灶，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生提供本科生源。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讨论不多。此问题关涉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是另起炉灶好，还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调整、充实其培养方案好呢?笔者认为，后者更好。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规范和改造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需要。该本科专业学科基础混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中共党史等学科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围绕一个本科专业来转，给人的印象是该本科是个大杂烩，学生是“万金油”式非专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学生流向不同的学科门类，有的从哲学进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领域，有的从政治经济学进入西方经济学领域，有的从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政治学理论领域，有的从国际共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有的从党史进入史学领域，这种现象在其他本科专业中绝无仅有。第二，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提供本科生源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很多，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有本科生源。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素质不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学位论文选题不规范，遵循本科路径进入马哲、政治、科社、党史领域，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空壳化。如果用该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作为主干课程改造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问题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困境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困境就能同时解决。第三，这种调整符合教育经济原则。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之外另起炉灶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本科专业，两专业同时并存，两班人马互不交又地从事本科教学，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贯通。两个专业同时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都将是十分尴尬的事，一所大学如果搞两套这样的建设，资源有限，无能为力，搞一套建设则与两个专业的名称不符。只有合二为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调整、充实、改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才能名实相副，有利于建设和管理。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明确对于高校和大学生双方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高校明确学科定位，整合学术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与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多数学校都是分属两个部门，一个归属于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一个归属于社科部(或马列部)，两支队伍分别进行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如果按照上面的论述，修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优势明显。原因如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一个培养目标是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高校党政部门、各院系党务工作者、辅导员都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二者具有一致性。这样，高校的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可以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承担一定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教师资源将是十分丰富的，根本不存在缺少专业教师的问题。这些从事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给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上课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党的书记讲党建课，团的书记讲团的工作课程，太恰当不过。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二个培养目标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公共课教学部门进行大学生德育教学，根据整体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要求，中小学德育与大学德育是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一致性关系，故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课程与大学生公共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要求具有一致性，这样，两支教学队伍可以整合。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三个培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教师、公共政治课教师、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学科归属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三支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专业成长的引路人。 2．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 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保障条件，也是反映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主要指标。特色专业因其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高校品牌创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教育部统一确定，全国趋同性较强。 如何在不违背专业性质的基础上办出特色是个普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首先要求是思想政治专业，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和本校资源状况提炼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三个培养目标为高校特色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不同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在某一培养目标上下功夫。第一，综合性本科院校可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养上下功夫。1984年设置该本科专业的高校，开设此专业之初培养目标就定位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上。这类高校应利用其历史资源进一步凝炼特色，课程设置要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方向倾斜，比如党的建设、团的工作、社会调查等课程应得到重视。不同的学校还可在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体现特色，如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第二，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发挥其师范教育优势，在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着力。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学德育工作者为主，且几乎所有高校雷同。而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之一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小学德育工作者是一个亚目标。有些学校可以在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定位，开设小学德育、少先队工作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全国重点大学可以把特色定位在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上。重点大学学术资源丰富，本硕博学位点齐全，本科生素质较高。这类高校的课程应向理论性倾斜，如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专业英语等。 5．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方向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社会方面要做的工作，也有高校要做的工作。这里只论述高校要做的工作。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就业方向只是中学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非师范类本科生就业方向是考公务员，且方向不明确。考研究生是一个前进方向，但学科取向不明确。新的培养目标为就业和升学开拓了视野。第一，可到中小学从事德育工作。这里的德育工作既包括思想政治课教师，也包括其他德育工作者，如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宣传工作。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专业化，而现行的小学很少有专业化的德育工作者，新进小学教师将更多地要求高学历、专业化第二，可到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政机关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就业的主要方向；军队也是该专业的就业方向，本科生可以走从军这条道路到军队施展专业才能；企业是本科生重要的选择，当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都很缺乏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社会团体作为就业渠道未受到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都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专业化工作者。第三，可考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该学科初建，不太成熟，迫切需要有志气、有才华的年轻人勇于探索，敢于攀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科，是一个有远大前途和充满挑战的学科。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高师舞蹈教育要更新教育观念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论文关键词：高师舞蹈教育；教育观念；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社会在不断的前进，高师舞蹈教育也应适应社会的潮流，不断完善和发展。更新教育思想观念，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师舞蹈教育的重要条件。 一、更新教育观念 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优秀，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是先导。所以，高师舞蹈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思想观念。 21世纪的教育观念主要是，以终身教育为信念的教育价值观，以学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四大支柱为优秀的教育目标观，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特点的教育内容观，以注重学生创造个性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方法观。[1]由过去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全面提高素质教育。 因此，高师舞蹈教育的改革，应以教育思想观念的新突破带动教育改革的新突破，从终身教育取代一次性教育；从由强调专业对口转向适应社会，向综合化、跨学科教育的方向发展，从训练理念到教育理念，突出师范性的特征；从技巧发展到艺术素质发展；从以教师为主体的“技术技能灌输”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智能开发”转变；遵循素质教育的目标，强调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学会做人，学会为师，全面、综合地提高学生的素质。 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发展，人们的教育观念的更新，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市场经济也对师范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就业”问题更是家长、学生、老师、学校、国家最关心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就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政府包分配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宏视调控、政策指导，各级政府和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如果，我们把学校比喻成一个“工厂”，那学生就是“产品”，用人单位就是“市场”。学校所生产出的“产品”推向“市场”时，同样受到市场规律的约束，“市场”是检验一个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的最好检验者。因此，制定出科学的、符合需要的高等师范院校舞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至关重要。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看社会的需求，需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作为师资培养为主的高等师范院校的舞蹈专业更应如此。 目前，从小学到大学，舞蹈教育已进入课堂，被纳入素质教育轨道，成为培养学生意志、趣味、身体能力、陶冶情操、表达感情内涵、宣传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家已相当重视舞蹈美育教育，那师资情况怎样?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艺术处对“北京市中小学美育工作情况”的数据统计得知:作为全国艺术中心的北京中、小学舞蹈教师的缺编率就达到了73%和71%。（中小学舞蹈教育比率=教师总数/学校总数）。根据北京推算全国:全国小学舞蹈教师的缺编人数就达到了30万人以上，中学则估计超过40万。[2]并且师资学历层次偏低。例如，辽宁省小学从事艺术教育的师资90%以上毕业于中等层次艺术学校，其知识结构、水平都难以承担综合艺术课的教学。[3]可是教育部规划要求，到2010年，全国小学和中学教师要分别达到大专和本科学历，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层次达到10%。但目前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仅占1%左右。看来，高水平的舞蹈师资严重缺乏。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中型综合性文艺演出及群众高层次的文化娱乐需求增加，迫切需要高素质、全面发展的舞蹈师资。 在这样的机遇下，高师舞蹈专业学生们心中是怎么想的？下面是对某师范学院舞蹈教育专业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毕业后你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统计得出，想从事舞蹈教育的占61%，余下的39%考研或者转行。而实际上，此学院舞蹈教育专业2007届学生（共30人）“就业”情况是：大学教师3人，中学教师9人，小学教师2人，占46.7%，不足本专业的一半。 可见，高师舞蹈教育市场存在着机遇也存在着挑战，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都需要高师舞蹈教育放开视野，以培养普及型学校舞蹈师资力量为主，兼顾相关专业，如为艺术团体、广播电视、文化单位等部门的舞蹈表演、创作、研究、策划、管理、群众辅导等社会急需人才，并关注学生可持续性发展，为他们转行做好铺垫。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提升，提高师资的学历层次，培养高素质（是指培养人才要加强通识教育，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普及型，(是指培养普通院校及大、中、小学舞蹈教育师资及各企事业单位、文化活动团体等所需普及舞蹈知识的教师)、应用型（是指培养人才以适应广大用人单位实际需要的大众化教育为取向，面向基层、面向教育第一线，强化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创新型（是指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有宽口径，厚基础的知识结构，还要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人才。 更新教育思想观念，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师舞蹈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不断完善的根本，是高师舞蹈教育专业生存的首要条件，是素质教育下高师舞蹈教育的发展趋势。 目标教育论文:浅谈高职教育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 摘 要：本文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义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部的16号文概括出高职教育的目标。通过高职教育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加强工学结合的力度、落实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考虑联合办学以及加强高职教育的研究这些路径实现高职教育的目标。 关键词：高职教育；目标；路径；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职业教育奠基人黄炎培先生在1917年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论述，特别注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实现了职业教育目的观上的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统一，也体现了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的崇高境界。另外，他既注重了低层次的“谋生”，又注重了高层次的“乐业”，体现了“谋生”与“乐业”的统一。所谓高职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简称。1999年6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高职教育明确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定位为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一论述,无疑为我们明确了培养人才的标准。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其任务是为行业企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的专门人才，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稳定健康的发展。按照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进行了科学定位,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根据文件精神。笔者以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该定性在“职业”，定位在“技术”，定格在“高等”。由此我们便可推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 首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性质属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属于以培养提升人的素质为根本宗旨的素质教育的一种，具有与其他类型教育相同的一般属性，但同时它又具有其他类型教育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这就是直接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为学生的就业服务，因而具有区域性、技术技能性和市场导向性。 其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任务应该定位在“职业技术”。这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根本区别。通过与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培养学术型、研究型、学科型、管理型的人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操作型、技术型、应用型、工程型、服务型的人才。 再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水平应该定格在“高等”。这是相对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而言的。这里的“高等”是指“大学专科程度”（以后还可以向大学本科、甚至是研究生程度提升，现在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就在尝试升格为职业教育的本科院校）。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笔者认为是培养造就具有大学专科程度的文化知识，又具有高级技艺，能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操作、服务和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如果说，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白领”人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蓝领”人才，那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就是“绿领”人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绿领”人才，也就是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的高级技艺型、操作型和服务型的现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依笔者之见，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课程建设与改革 课程建设与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合理设置专业与整合课程，这是构建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优秀。高职院校要根据企业、行业、用人单位、地方经济的需要以职业岗位为依据，以技术含量为参数，合理设置和调整专业；要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需求的变化，使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在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基本上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半。在有限的时间里必须打破传统的学科式课程设置模式，建立整合式的职业课程体系；力争做到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不断增加选修课程。建设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体系等来实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走非学科型发展的道路，坚持以职业能力为中心培养应用型的“绿领”人才。 （二）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加强产学研的结合 教育的根本属性是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也是一种素质教育。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指出：“职业教育不是单纯地传授职业技术和技能，而是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培养国外称之为关键能力的一些重要素质，例如意志品质、适应能力、合作精神、心理承受力等等。”所以要加强产学研结合，这是构建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实践证明产学研是解决高职教育发展瓶颈问题的一方“良药”。由于企业、科研院所、高职院校实行产学研的立足点不同，高职院校要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就必须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办事，尊重合作双方的基本利益，创造“双赢”或者是“多赢”的氛围。同时，不同的学校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订单式、“工学交替”式等多种模式，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达到学校、企业的双赢局面。 （三）落实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 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把办学的权利返还于高职院校。政府只是采用经济、法律法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高职院校的办学方向、发展进程等进行调控使高职院校真正成为社会的办学的法人实体、高职院校要提高自主办学水平，用好自主办学权。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政府变被动适应为主动服务，认真思考和探讨如何根据社会市场的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不断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而且要强化社会监督机制，因为这种社会监督机制一方面对政府履行职能和学校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可对双方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进行评价和仲裁。只有通过这样才能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实现高职教育的目标。 （四）放眼世界，走出去、引进来，考虑联合办学或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 没有眼光就没有发展，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教育的国际化也无法避免。如何利用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他们的一些教训是我们取得进步的一种好办法。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美国的“合作教育”，日本的“产学合作”，德国的“双元制培训”，英国的“三明治攻读制度”都是高职教育中的一些成功的典范。这些制度是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强调“真刀实枪”的学习，最后阶段都是到企业一线去顶岗实习。宏观上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同时突出区域性、实践性，以此提高高职学生的培养质量。微观上对于高职院校来讲，可以努力和国外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开展学历互认、学术交流、相互引进等活动使我们的高职教育与国外的高职教育取长补短，达到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五）加强高职教育研究 “对高等职业教育本身的元研究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只有加强对高职教育的理论研究，用适合我国国情的高职教育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达到高职教育的目标。高职教育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我国高职教育实践。高职教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书本出发。不能凭顶头上司的意志或单凭政策来办高职教育。同时也不能够照搬国外高职发展的经验。要结合中国国情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而且只有有着深厚的高职教育理论功底，才能指导实际的高职教育，才能培养出合乎质量要求的人才。 总之，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科学的高职教育目标并且顺利实现目标。 目标教育论文:创立“中职学生学衔制”，培养现代君子淑女——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构建探究 【摘 要】：目前，如何提高德育与技能教育水平，是中职教育面临的严峻现实，武冈师范顺应时代需要，改造传统儒家“八德”“六艺”，首创“学生学衔制”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中等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中职教育 传统文化 教育目标 教育评价 系统化 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缺乏成熟的理论导向和操作模式，办学尚处在探索中。加上基础薄弱、生源素质差，办学实际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构想，导致中职学校办学困境明显，其中，德育与技能教育水平低的问题尤其突出。从2008年下半年起，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开展了“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君子淑女培养研究”实验课题（湖南省“十一五”规划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在课题研究和实践中，学校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现代化改造，创建“中职学生学衔制”（以下简称“学衔制”）教育目标评价体系，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实验得到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有力推动了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改造传统的“八德”“六艺”，首创现代“学衔制”。 “学衔制”是一套学生品德与技能的评价方案，借鉴了学术界的“学衔制”、军队的“军衔制”等人才评价制度。分品德学衔，技能学衔，综合学衔三种。品德学衔序列有：初级孝士、初级礼士、孝士、礼士，技能学衔序列有：初级习士、初级能士、习士、能士。凡同时具备孝士、礼士、习士、能士学衔的学生，可以获得综合学衔君子（或淑女）衔。 武冈师范学校通过对传统儒家“八德”“六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新“八德”与新“六艺”。传统的“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在这个基础上，联系社会与职业的要求，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武师人构建起学生“学衔制”教育目标考评体系。武师人新的解释是：（八德）孝：孝敬父母，学会感恩；悌：善待兄弟，博爱众生；忠：精忠报国，爱岗敬业；信:待人以诚，言而有信；礼：仁爱谦让，温和谨慎；义：正直公道，见义勇为；廉：奉公守节，勤俭朴素；耻：知耻明礼，去恶从善。（六艺）礼：知书达礼，和谐相处会做人；乐：音乐熏陶，情趣高雅会审美；射：体育健身，以武养德会保健;御：专业有术，身怀一技会做事；书：寄情书画，静心养性会修身；数：崇尚科学会运筹。在“学衔制”中，联系学生生活与职业道德要求，对新“八德”进行改造，制定“孝士”、“礼士”的标准；根据学生学习实际与职业能力要求，改造新“六艺”，制定“习士”、“能士”标准。每个学衔的标准，按照“学衔名－观念性目标－指标性条目”的结构进行表述，既有指导性观念，又有相应的生活化、实践性的具体操作性指标支撑。观念性目标分a、b两段，达到a段的可授初级学衔，ab两段都达到的授正衔。 如“孝士”标准为：a知恩孝亲，尊师爱友，b尽责报国，真诚守信。最高学衔“君子”（淑女）标准为：“践行八德，精通六艺，厚德博学，励志笃行”。学校分阶段对学生的品德和能力进行评价与授衔，凡考评合格者，通过大会进行宣誓与颁发学衔徽章；凡获学衔者，平时着装要把徽章佩戴在胸前。学衔还与学生的学分、评优、入团、入党、毕业及就业推荐等直接关联。 2．“学衔制”的优势。 笔者认为，一套好的目标评价方案应该有针对性，能够实实在在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具有内涵明确、易于操作、富于感染力等特性，武冈师范的“学衔制”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主要体现在承传性、人本性、自治性、系统性四个方面： 2.1承传性。顺应时代，扬弃传统，构建教育蓝图。 “信而好古”、“且述且作”，应是当代教育者的为学态度。在国家的大力提倡下，承传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传统精髓的继承加上对现代职业教育特性的把握，必然使武冈师范的教育发展的步伐稳健而厚重。 2.2人本性。启发人性,切合需要,引导学生追求幸福。 “不学礼，无以立” 、“孝为德之本”。“学衔制”因为它的人性化与亲和力，让学生强烈地感觉到在武冈师范的学习，是为自己的终生幸福在奋斗，从而激发出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习士”标准关注学生的职业精神与学习态度，让学生形成职业神圣、终身发展的理念。“能士”标准关注学生的身体素质、人文素养质和职业素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形成综合的职业能力。概而言之，“学衔制”十分贴近学生需要，关注学生终生发展，让学生懂得孝道，讲究礼仪，学习得法，技能过硬。从而，老师快乐，家长满意，邻里称赞，单位欢迎，学生自豪。 2.3系统性。整体有机，简明有序，有效提高了教育效率。 “学衔制”是在系统论思想指导下的构建，是学校整体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支系统。按照实验方案，武师人构建了有校本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生态系统，分为四个支系：“学衔制”教育目标评价体系、“686”传统文化教育工程体系、“八修”传统文化教育方法体系“六艺”技能过关考核体系，各个支系统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组织严密，涵盖全面，协调发挥出教育功能。 “学衔制”目标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阶梯化。有简明、具体、可操作的优势。学衔目标设定大的原则主要遵循“三化”：传统文化现代化、简要化、生活细节化。设计时，武冈师范学校以《中学生行为规范》、《弟子规》、“八德”“六艺”等为基础，扼要地提炼出“孝”“礼”“习”“能”四个中心要求，四者齐施，内外兼修，相得益彰，做到了德智体能四位一体，全面地涵盖了当今国家和职业岗位对一个中职学生的要求。 结束语 以“学衔制”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课题开展以来，武冈师范学校学风和校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校园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邵阳市教育局把武冈师范的教育经验作为“武师模式”，通过在武师开现场会等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穷则变，变则通。如今的中职教育面临困境，每个教育者都在找寻出路。“学衔制”作为一套崭新的教育目标与评价系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教育结合，将“目标管理”和现代系统论等先进方法综合应用，令传统美德的普及和综合职业能力培养有了更为有力的支持。它不仅起到了显著改变武冈师范学校面貌的作用，有理由相信，它也将对整个中等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目标教育论文: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 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 一、充分认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重要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坚持从思想政治的课程教育和课堂教育向文化认同的方向逐渐转换，并逐渐呈现一种趋势性。从实践的角度来说，需要更加重视课程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现实途径。当前，多种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发展迅猛，与此同时，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特别是在文化认同程度方面承担着更重的任务，并且始终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贯穿于高等院校学生的学习实践过程。在这其中，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重要，重点围绕文化认同理念的传输、文化认同价值体系的构建、文化认同方法原则的坚持等关键环节展开。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结合国际著名的课程开发的理论和原理，当前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组织等角度组织和开展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逐步挖掘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转换的重要意义。坚持创新思维方式，积极拓展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二是，加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是满足在校学生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当前，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被教育对象的思维更加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更加开放，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问题不断出现，严峻形势要求必须坚持目标视野方面的研究，积极作出合理的回应，确保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符合时代要求。 二、积极探索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方式方法 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将文化认同转换的理念贯穿始终，同时要坚持一定的转换原则和转换的科学方法。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文化认同转换的理念。充分揭示文化认同的文化本质和文化概念，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文化认同转化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实践的客观产物。要更加注重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文化认同转换的文化阵地建设，搭建起先进文化更好发挥引导作用的坚实平台。要及时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转换的方向指向教师、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及教材、环境的客体作用。要充分认识到经验教育和课程教学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前者更注重将课程教育作为教师、学生的主体以及教材、环境的客体的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科学合理改变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系统布局，不仅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言传身教，更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两者的教学相长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更高层面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的重要意义。要认真搭建起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中文化认同转换的显性课程教育教学的渠道，进一步彰显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念。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由“填鸭式”教学转变为“启发式”教学，将在校学生的学习性质赋予知识性、价值性等诸多内容，进一步合理规范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知识体系，充分展现出隐性课程的教育价值。要积极拓展目标视野，更加关注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契合点，将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置于社会层面和体系之中来考虑。 三、认真遵守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基本原则 文化认同的转换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的角度来看，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也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德育教育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研究更加倾向于德育教育的对象、德育教育的方式、德育教育的载体等诸多环节，需要充分借助教育心理学、德育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支持。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前文化认同转换的研究，属于一项符合的学科和前沿的理论，必须始终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确保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要认真坚持目标视野转换过程中的规则关注原则。要努力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尊重其主体意识和作用，充分挖掘在校学生的心理活动特征，将其关注和思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一种科学的、合理的、正确的工作态度来看待，进一步促进高等院校学生的学习经验构成的优化提升，尽快形成正确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社会态度、行为能力。要认真坚持目标视野转换过程中的内化认同原则。按照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要求，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置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让广大学生对于法律法规心存敬畏，进一步明确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同时，对于文化认同转换中的非正式规则也要清楚知道其来源于哪些文化遗产，将风俗习俗、社会惯例、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方面研究透彻，确保实现学生的知识理论、自然科学、基本规则掌握等多个层面的了解。要认真坚持目标视野转换过程中的情景设定原则。要更加注重避免视野的塑造和开放眼光的形成，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的工作目标、计划职能等，把计划、目标与情景教学相结合，使德育教学摆脱计划和目标的制约限制，重视学校的丰富生活、隐性深层知识的作用。将隐性的知识学习当做课堂教育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在学校形成对隐性的课程和知识学习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学校的激励、导向、凝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学习和社会之间的文化认同是不能认为割裂开来的，他们两者之间是时刻保持着紧密联系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校文化认同，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息更加浓厚和先进，而社会的风气和文化导向也会对学校的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反作用。高校的思想教育活动应该坚持将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视角，支持和完善隐性知识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的作用。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职场教育”模式为依托,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摘要】目前,我国大部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基本都是应用型本科人才,“职场教育”是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合理定位相一致的全新的教育理念,通过建立与服务面向定位相一致的教育教学体系,才能突出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形成竞争优势。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 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成为目前很多新建本科院校研究的重点之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是由较好的专科层次院校提升的,做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如何把多年从事高职高专教育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凝练、提升和借鉴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上来,笔者结合所在院校的实际,积极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职场教育”模式。 1 应用型本科教育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1.1 学校定位决定了应用型本科教育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大致呈现金字塔型结构:顶端是少数研究型大学,中间是普通本科院校,底部是高职高专学校。位于普通本科院校底层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其根本任务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行业和市场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否实现顺利就业、高质量就业,反映了学校根本任务是否实现,决定了学校的存亡兴衰。 1.2 动力驱动机制决定了应用本科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高等教育的发展,受行政、学术和市场三种力量的影响。行政和学术动力要求应用型本科院校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就业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与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的力量和发展的空间,市场力量使得应用型本科院校比其他任何类型的高校都要更加关注市场、关注行业、关注就业。 1.3 学校的根本任务决定了应用本科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面向就业需求,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密切与行业、企业和有关部门的联系,建立一批长期稳定的就业、创业和创新基地,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创业教育,推动就业观念的转变,才能确保学校根本任务的实现。 2 技术应用型教育的模式创新——“职场教育”模式 “职场教育”模式是实现技术应用型教育的理想模式,是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合理定位相一致的全新的教育理念。“职场教育”建立了一种把学校教育作为职业生涯起点的全新的教育模式。学生身处学校,即是置身职场,四年的职场专业培养和训练,理应成为受行业欢迎的应用型人才,这种人才既有别于传统本科院校、又有别于高职高专教育,主要表现在: (1)培养目标不同。应用型本科:工程应用、技术应用,培养专业服务骨干;传统本科:基础理论研究、科技研发,培养高级人才;高职高专:工程、技术、专业服务,培养操作人才; (2)培养规格不同。应用型本科:本科为主,少量研究生;传统本科:本科、研究生并重;高职高专:专科; (3)培养口径不同。应用型本科: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强调专业基础和行业准入;传统本科:以学科专业为导向,强调通识教育和广泛适应性;高职高专:以岗位就业为导向,理论强调够用为度、技能达到上岗要求; (4)培养人才类型不同。应用型本科:应用型人才,强调应用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传统本科:研究型人才,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高职高专:操作型人才,强调技术操作; (5)培养方案不同。应用型本科:以行业从业资格为参照系,强调行业职业能力;传统本科:以学科体系为标准,强调学科的完整性;高职高专:以岗位技能为标准,强调岗位操作技能; 3“职场教育”模式的建立 “职场教育”是实现技术应用型教育的理想选择。“职场教育”模式下,学校不仅重视学生就业率这一就业的“量”的指标,而且,重视学生在行业内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就业“质”指标。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成为人才培养质量的衡量标准,实现学生顺利就业、高质量就业,既体现了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质量,也是“职场教育”最直接的目标。 3.1 首先要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要体现“三个符合度”,即:学校目标与行业需求相符合;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相符合;培养目标与培养质量相符合。最低目标:在本行业顺利就业;最高目标:以顺利就业为平台和依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锻炼,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所在行业关键性的工程应用、技术应用和专业服务骨干,成为在所在行业有影响的、从事本行业应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在行业获得较高的薪酬。 3.2 建立建立仿真的教育教学环境 学生进入大学即是职业生涯的开始,把大学教育作为学生职业生涯的起步。外部环境:协调和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开展产学合作教育,营造有利于学生职业道德、职业习惯和职业技能培养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软环境——校园文化、大学精神、教学氛围,硬环境——教学实验实训基地、实验室、教学设施、设备等。 3.3 合理设置培养方案 以市场为导向设置专业或专业方向,确定符合行业从业资格要求的培养目标,合理设定人才规格、口径,确定培养模式。通过专业建设,教学基本建设,实践环节建设,资格认证建设,创新能力建设,教学改革建设等方面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使其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符合市场需求,具有较强的特色和竞争力。 3.4 建立“双符合”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实施“职场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目前的薄弱环节。目前关键是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符合教育部对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结构刚性要求(学历、职称),提高学历层次,改善职称结构;二是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对教师职业技能的要求,在队伍建设中,要认真考虑双师结构,重视职业技能水平。 3.5 加强就业指导机构和队伍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职场教育” 要建立与就业工作相关的教育教学评估体系,建立学校与用人部门的联系制度,建立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制度和对教学工作的反馈,推动就业工作的机制与政策的落实。围绕学生就业,以学生职业生涯设计为主要内容,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职场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习惯,为实现学生的顺利就业,提供锻炼的平台,搭建成才的环境。 综上所述,以“职场教育”模式为依托开展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新建本科学校才能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呈现有独特的生命力。 目标教育论文:论地方高等师范英语教育的培养目标 论地方高等师范英语教育的培养目标 一、实现英语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 为适应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适应以对独生子女教育为主的教育现状，扬长避短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等师范院校的英语教师，要形成对学生的吸引力、向心力，模范地完成教书育人任务，力争从以下三方面打造教师内涵，强化自己的培养目标。 1 强化学识水平是硬道理。学高为师，是从古至今不容置疑的通则。作为教师，学识渊博，学理透彻，在成为本专业的行家里手基础上，把知识传授出去。对英语教师来说，必须达到一定的级别(四级或六级)。没有高水平学识的教师，就没有高水平学识的学生。站在这个起点上，学识水平的具体含义应该是： (1)知识面要宽。只熟悉教材的教师不是好教师。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本教材难以包括其内容。熟悉教材只是起点，现买现卖是误人子弟。一个合格的英语教师，应当是扩展知识容量的先行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教学需要，广泛涉猎各层面和种类的书籍，多读书，读经典的书，拓宽知识的人口，不受功利意识影响，自觉接受知识熏陶。 (2)口语要标准。英语是一种世界通行的语言，是以语音为为物质外壳的交际工具。作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英语教师，掌握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语言，是在课堂上先声夺人的首要条件。不能教出标准口语的教师不是好教师。在基础英语教育中，教师的错误发音，影响学生的学习起步乃至学习深入。因此，一丝不苟地读清不同发音的细微区别，准确无误地读出文章的抑扬顿挫，吐字规范地带领学生实现语言交流，细致入微地纠正学生的不正确发音，是英语教师的必备实力。 (3)教法要灵活。在缺乏国外真实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学习英语的第一要求是熟记会背。中国古代私塾教育之所以强调强制性的记和背，就是因为文言文脱离社会通行的白话交际。现在，私塾教育的做法已被摒弃，但英语教育的起步需要背和记，仍然不可放弃。合格的教师具备调动学生的能力。随机应变，改换方式，故事引入，谐音记忆，临时互动，制造幽默，顺其自然地轻松学生的大脑，然后进入新一轮的深入学习，让课堂四十五分钟在学生感觉中变短，让知识在多变多彩中记牢。当然，在提升课堂气氛及灵活教法的过程中，应明确一个界限：被用来活跃课堂的手段要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的成果相统一。 (4)哲理要通达。同学习其他知识一样，英语学习也有自己的规律。英语教师要通晓这些规律，在教学过程中，随着教学内容的深入，及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及时进行举一反三，促进学生在掌握规律的情况下深入学习，触类旁通，让所学知识系统化。 2 具备亲和能力是真本事。现在从小学起，各种课余补习班、特长班门类繁多，使他们过早地疏远了无忧无虑的玩耍时期，走入了无休止的补习循环。过早过多的课业使他们疲劳，厌学乃至厌师。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学生对知识学不论文进去，反复变换方式无效果。但一旦遇到一位与他对路的教师，往往学习兴趣大增，信心大增，这就是教师的亲和力。具体应表现在： (1)要热爱学生。在一个合格教师眼中，每个学生都是好学生。社会需要各种人才，对学生的标准不能划一。在一些中小学生身上，他们的优点往往以缺点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不求上进的外在现象往往掩饰着内心的渴望关爱；好动调皮的外在现象往往体现着聪明灵气；愿意寻衅的外在现象往往包含着行为自主；不愿听话的外在现象往往蕴涵着坚持主见。甚至流泪的表面现象，有时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反馈出来的上进心。如果是热爱学生的教师，就能够从看似负面的表现，看到其正面的素质，从而换一种心情正确对待，有效地引导学生走入佳境。 (2)要适时表扬。表扬是激发学生向上的良方。大凡优秀教师，都十分注重发挥表扬的作用。他们深谙好孩子是夸出来的道理，把表扬作为激发学生前行的动力。在日常学习中，学生某一优点的显示，有时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教师要做一个有心人，及时发现，及时表扬。适时地运用表扬，既给学生动力，又增加教师的凝聚力，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当然，表扬要实事求是，即被表扬的对象高兴地接受，使他的前进更有目标，还让其他学生口服心服，有学习的榜样。 (3)要个别谈心。在一个热爱学生的教师眼里，每一个学生都是个性的，都有其自身的不同特点。学生虽然得到较多的家庭和社会关爱，但由于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急切心理支配，对学生的批评督促往往过分。教师要细心观察学生的情绪波动，利用有效时机，与学生谈些家常话，引出其心中的纠结，以长者的慈爱和朋友的平等，引导学生走出心理困惑区，有的放矢地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以有效的个别心灵沟通，与学生建立心灵共鸣，在学生的心中点亮一盏灯，促进学生健康人格和努力学习的双重进步。 (4)要有效批评。表扬和批评，是鞭策学生进步的两个侧面。表扬为主的教育方式，不排除有效批评的运用。对于学生表现出影响公认准则、影响集体秩序，并且负面作用大的不当行为，要在公开场合上批评，以倡正气。批评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要从爱护的目的出发，不说过头话，不挖苦学生。个别的批评要和风细雨。实践证明，凡属正确的批评，学生都能够正确接受。 3 完善教师人格是基本功。仅有学高为师的条件并不全面，同时具备身正为范，才是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全面构成。身正为范是中国教师的传统美德，是对事的构成的精当概括。正人先正己是对当代教师提出的根本要求。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英语教师，应当品德高尚，情趣高雅，为人正派，堪称师表。 (1)要忠诚敬业。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事业要从基础抓起。从事基础英语教育的英语师资，是构建万年百年大计的起点实施者：是充满阳光事业的具体实施人。从事基础英语教育的英语师资，要认识到这个职业的神圣，把忠诚教育事业当做毕生的信念和追求。要无愧于国家、社会对自己的厚望，爱岗敬业。 (2)要行为规范。中小学教师是学生在社会成长中的启蒙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学生效仿的对象，对学生成长影响尤深。许多学生都把心目中的优秀教师视为偶像。不但敬其学识，而且敬其内涵。教师既要言传又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3)要处事公正。教师处事公正，是带好学生、管好班级的前提。对教师的处事，每个学生心里都有一杆秤。你尊重他，他才尊重你。你处事公平，他才心服口服。挖苦学生的行 为是无能行为，应当摒弃；打骂学生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应当杜绝；偏向学生的行为是失衡行为，应当防止；放纵学生的行为是失职行为，应当警惕；文过饰非的行为是愚蠢行为，应当纠正。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既要亲近融合，又要不失师尊；既要当好先生，又要有错必究。 (4)要严以律己。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出现的负面因素，也侵蚀到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在金钱作用的支配下，有损师德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班级，学生调座要送钱，当班干部要送钱，教师节来临要送钱，教师生日要送钱，已经成为潜规则，在职教师补课的种种做法，更让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应当在严以律己上做表率，不让有损教师形象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二、实现英语教育培养目标应采取的措施 为实现地方高等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作为师范院校，应在以下方面提供保证： 1 优化教师的整体水平。高等师范院校教师的现在即是学生的将来。榜样的力量无穷，示范的作用有效。地方高等师范院校要明确，有什么样的师范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人才。高校教师要通晓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哲学等相关知识的难点，心理成长的盲点，不失时机地得力点拨。上文提到的对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的要求，高校教师要率先做到。此外，高校教师还应着装得体，优雅大方，显示出高品位的外表和内涵。 2 实施多彩的教学方法。呆板的教学让课堂上死气沉沉，填鸭的教学让学生难以接受。要让高校教师今天的能力变成学生后天的财富，应着力开展情景式教学，善于发现情景、创造情景，在特定的场景中使学生运用语言知识，提升语言能力；应采取师生互动，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高质量地实现口语表达能力；实施小班教学，让教师照顾到每位学生；适时开展小组活动，运用讲故事、做表演、做游戏等多变形式，为将来的中小学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3 加大院校的硬件投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教育的高要求，带来对教学硬件投入的新要求。应循序渐进地建设外语调频台，播放视听内容；建设并开发视听教室、多媒体语言教室；建设外语教学网站；购置不同学生使用的英语书籍和听读训练光盘乃至英语电影。充分发挥多媒体与网络教学的优势，利用网络技术制作电子教案，创造真实的英语教学场景。开展多媒体异步教学，引导学生利用索引浏览热点新闻网站，下载相关资料，使学生的学习便捷、丰富。 4 开展生动的教学模拟。高等师范院校英语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是为将来从事基础英语教学所用。在日常课程中，应加大学生直接参与的教学模拟活动，并将日常模拟与毕业实习相结合，缩短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的适应期，把学生的知识占有能力尽快转化为教学能力。在小班教学情况下，给学生创造上讲台的机会，对试讲较好的范例，可扩大规模组成观摩，也可创造机会为中小学生上课。支持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从事家教，或者到补习性质的英语学校受聘上课。
大学生德育论文:九零后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九零后大学生生活的时代特征 九零后大学生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的新的历史发展期。他们生活的这种时代特征使其主观意识和具体行为上具有了多重特色。 （1）今天人类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最显著特点是全球化 但这种全球化是在西方主导下实现的，带来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我们的学生有公正的世界观、自豪的民族自信心、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所以我们的德育工作就是要突出民族自信心的教育。 （2）当今科学技术的浪潮 正在席卷全球的各个角落，但是科技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弊端，这就对我们的德育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务必使学生有高尚的道德水准、自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做人的底线。 （3）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新发展 使得我国的经济制度、社会法律制度和分配制度逐步完善，但多元经济、多远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并存。如何使多元有统帅、多样有主导、多变有主线，特别是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如何弘扬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观，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的新问题。 （4）21世纪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和数字化的生活环境 使得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思维乃至话语系统均不同与八零后学生。每天，各种媒体的海量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使得我们的学生无所适从、甚至懵懂困惑。他们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和未来理想世界之间疲于奔命，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了解、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才能引导学生处理好现实、理想与虚拟世界的关系。 （5）十几年来高校扩招及高校教育改革的推进 对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造成很大冲击，也使得学生群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校出现了学生群体越来越小型化、分散化和个体化——如“同班不同学，同学不同班”。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突出大学生合作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的教育要进宿舍、进QQ群、进微信，以适应学生生活环境的新变化。 （6）现在的大学生家庭主要有四种类型 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单亲家庭、流动家庭。学生之间存在着多种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兴趣差异及思想观念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独生子女的广泛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些九零后大学生当中，由于学业或生活的压力，将来毕业或就业的焦虑，不少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素质脆弱和人格严重缺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采用柔性化教育手段来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二、与时俱进的柔性化教育模式柔性化 教育是相对于传统的刚性教育手段来说的，其实质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教育模式。“柔性化教育模式”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通过对被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以潜在的说服了让其自动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从而影响其思想意志并转化为自觉行为。它隐含着一种更加深沉的大爱，具体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全新教育理念。新时期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呼唤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呼唤对学生无形无疆的“大爱”，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对立感和抵触情绪，从而使受教育者更加尊重理解教育工作者，并激发热情，主动积极地接受道德的洗礼。 三、柔性化德育教育的具体实现途径 （1）要树立“以学生为本”服务意识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人最想达到的目标，自觉不自觉追求的终点，就是变成他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最终变成一个真实的自我，他一定会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把学生的思想教育与学生未来“优秀就业力”的提升联系起来，要把对弱势群体学生的人文关怀与他们将来的就业创业前途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 （2）要确立大学生在德育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每个青年学生都有个性追求、自尊自爱、喜怒哀乐、期望幻想，要想真正做到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的教育就必须要民主平等、柔性化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自由、尊严、幸福感和价值体现。 （3）要明确精神力量的源泉是人文关怀和情感投入 柔性化教育的本质就是人文关怀和情感投入，其首要目的是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感悟社会和人性，领悟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与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相结合，以如何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就业创业为目的。有现实意义才会有感受，有感受才会有行动。 （4）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创新 在继承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原有理论的同时，努力创新和发展富有时代特色的新理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地把握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特点和规律，以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和创新。总之，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个大课题，如何从多个方面、采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是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柔性化的教育模式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 作者：刘畅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大学生德育论文:传统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积累沉淀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和精神食粮。 1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极其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是传承至今的主流文化思想。就战国时期来说，除开儒家文化，其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多个文化流派，当时文化爆发，百家争鸣。不仅文化流派种类繁多，就是同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主流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近现代杂文，这都是儒家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唐朝繁荣昌盛，儒家文化则侧重于学习。近现代抗日解放，儒家文化则侧重于舍生取义，为国家而奋斗。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容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最好资源。 2具有鲜明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是每一代炎黄子孙长成为人的重要学习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明确了许多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比如《乐羊子妻》这篇文章，羊子路遇金饼，拾之归家，妻见大怒，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这短短的一句话，所包含的道德准则以及价值观念放眼如今也是完全适用的。3适用范围广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早已分化出适合各个年龄阶段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内容。对小孩来说，《三字经》、《千字文》就是最好的启蒙读物，这些文化内容不仅简单易懂，其中更包含了许多从小就该树立的道德价值观念。比如《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这样一段话，清楚地表述了为人从小开始就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让兄弟。除去这些基本读物，还有各种不同类别适宜各类人接受的文化内容。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的重大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能促进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水平提升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两个方面。就爱国主义情感来说，就是对国家真心热爱完全忠诚，并愿意为国家奉献自己全部的一种高尚情感。新时代的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是国家建设的推动者。爱国主义情感可以把新的年轻一代团结到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爱国主义集体，成为国家建设过程中强大的中坚力量。同时，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也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狼牙山五壮士等爱国主义情感高度体现的英雄事迹，在学生思想道德培养中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学生德育教育过程中，透过这些历史事迹，有助于爱国主义情感在学生内心萌芽生长，激励其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为中国的崛起而读书，为中国的未来而努力。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是一个人之于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职责使命，是每个人的义务。由于人在社会的角色多样，因此承担的职责使命也不尽相同。对学生而言，其社会责任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社会的需求为目标，以社会的发展为动力，努力学习好相关科学知识，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2中国传统文化能促进学生意志品质培养 目前，许多学生缺乏道德感。由于从小受到过分的家庭溺爱，致使其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价值观念，缺少感恩仁爱之心，表现得心胸狭窄骄傲自大，很容易被利益诱惑做出违背道德触犯法律的行为，给自身、家庭和社会造成危害。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其文化素养较低，缺少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学生意志品质道德修养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言而有信，信而必行”的诚信品质，也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宽容品质，还有“卧冰求鲤，怀橘遗亲”的孝顺品质。当代大学生缺乏守时守则的诚信，缺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宽容，更缺乏百善孝为先的孝顺。只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借德育教育之手，为学生培养树立这些欠缺的品质。此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还能使学生意志坚强，提高其独立自主的能力。根据多方调研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在遭受挫折失败或重大打击时，经常一蹶不振，从此颓废。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学生从小就受到各种溺爱，有求必应，很少遇到挫折和失败。父母也是只看重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意志品质的锻炼；二是学校现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加重了学生对分数的追求程度，以此更加忽视对意志品质的锻炼培养。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前的所有时间段内，都缺少吃苦耐劳的作风，缺少独立自主能力的培养。就拿大学新生入学来说，绝大部分学生是在父母陪同下前来报到，甚至各种手续床铺铺设都是由父母一手操办。曾经有一条新闻，一个大一女生入学一月后快递回家三十斤衣物，拜托母亲清洗。由此可见大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必须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德育教育培养出大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品质。 3中国传统文化能提升 德育教育质量大学生德育教育发展情况滞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德育教育过程没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德育教育内容空洞，方法偏离目标，最后导致德育教育质量低下成效甚微。只有在德育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贯彻整个德育教育过程，才能切实提升德育教育质量。德育教育主要是对学生人格、品质、道德修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培养，这需要大量的可用素材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就目前学生而言，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大学生普遍关注于各种明星或科技产品，其内在品质或道德观念均随其兴趣点的转移而发生改变。比如说手机，选择苹果手机的学生看重苹果对于科技的不断创新，选择诺基亚的学生看重诺基亚外在质量。作出什么选择，如何作出选择，都是学生内在品质的具体外化，是学生德育程度的一种体现。教师就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选取合理的素材进行德育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与价值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与德育教育的内容目标完全一致。在德育教育中充分利用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可以极大提升德育教育的质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具体外化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而德育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也是要培养学生这些方面。在德育教育之中，教师可以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事例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比如岳母刺字这个故事，虽然在正史之中并无记载，但中国民间都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毫无质疑，完全可以用作教育事例。岳母在岳飞拒绝杨么使者的聘请之后，在岳飞后背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字，以此警醒岳飞要一心报效国家，不可有其他想法。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岳飞对于母亲的孝顺，更为岳飞日后报效国家埋下了伏笔。教师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历史典故，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与德育教育的优秀思想统一起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如此不仅可以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所在，更可以让其理解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如此便可有效提高德育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三结语 虽然当前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发展情况不好，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也较低。但只要大学教师能够认识到德育教育对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德育教育的重大意义，并在德育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大量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和内在价值，就一定可以将德育教育做好，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 作者：耿亚杰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大思政教育视野下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大思政”教育视野下，提高高校德育实效性的有效措施 1.树立正确观念观念是人们行动的基础 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树立德育优先思想观念十分必要。教师要提高对德育教育内涵的认识，将德育教育与生活结合到一起，提高德育教育的社会实践性，促使德育教育能够服务于学生生活。另外，高校要高度重视德育教育工作，将德育工作提到首要位置上，加强对德育教育的监督和管理，督促辅导员认真落实学生德育工作，提高德育工作水平，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除此之外，高校德育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大学生，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将学生作为德育主体，关心、理解学生，促使学生能够积极发挥创造性、能动性，最终实现培养学生主体素质的目标。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待遇、政策等方面向德育教育队伍倾斜，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高校德育教育工作中。 2.构建良好的德育教育环境环境与学生息息相关 构建良好的德育环境是提高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要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大学生德育环境，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氛围，促使环境发挥优势，为学生接受德育教育提供保障，提高高校德育教育整体质量。另外，为了能够有效提高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高校应积极推广全面德育教育，将德育教育从课内发展到课外，从校内发展到校外，通过构建网络，覆盖整个校园。 3.建立高素质德育教育队伍 教师是高校开展思想教育的重心和基础，其综合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德育教育的效果和质量。然而，目前，我国大学德育教育队伍综合素质并不高。因此，在“大思政”视野下，高校要加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德育教育师资队伍，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订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提高教师整治、思想等综合素质，使其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增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和疑惑，提高德育教育质量，从而提升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 4.进行全过程德育教育全过 程德育主要是指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渗透德育教育，它是提高德育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手段。由于学生不同时期的特点是具有差异的。因此，高校进行德育教育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将德育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生学习和生活中。例如：大四阶段的学生即将参与社会工作，德育内容应转向社会化，确保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根据上文所述，德育教育作为我国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总结 因此，高校应转变传统观念，更新德育教育观念，运用“大思政”视野来分析影响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进行全过程德育教育，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顺利开展，从而提高德育教育实效性。 作者：祁巍单位：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大学生志愿精神德育论文 1.倡导观察学习，创新志愿精神培育途径 观察学习论强调榜样示范对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性。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要积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榜样效应，引导大学生在观察学习中关注、保持、再现、外化志愿精神。第一，注意过程：树立榜样。志愿榜样能感染、带动大学生主动学习与模仿先进志愿者的精神和行为。志愿榜样的选择，应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和榜样评判标准，挖掘大学生身边的有社会学习价值和可模仿的志愿榜样；志愿榜样的产生，要尊重民主、公平、公正原则，体现志愿精神的本质要求和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第二，保持过程：宣传榜样。积极拓宽榜样宣传路径，在多渠道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的基础上，鼓励志愿榜样亲自示范，引导大学生主动内化志愿精神；破除应景性榜样宣传，建立宣传志愿精神的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榜样学习效应，激励大学生努力践行志愿精神。第三，生成过程：模仿榜样。强化对志愿榜样的观察学习，引导大学生深入体会志愿榜样的人格魅力，提高志愿认知水平，掌握新的志愿服务技能；注重实践行为的锻炼，引导大学生完善习得的志愿技能，在模仿过程中加强志愿精神的渗透，实现志愿行为的自愿自觉转化。第四，动机过程：自我榜样建构。积极实施直接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利用大学生乐于展示能带来奖励或有价值的行为的倾向性，直接强化志愿精神；引导在对志愿榜样的观察学习中获得志愿技能，替代强化志愿精神；鼓励在志愿行为的加工、评价、取舍中，达到志愿精神的自我强化。 2.实现环境、认知、行为有机整合 构建志愿精神循环培育体系。一是加强慈善文化引导，培育向善的社会环境。首先，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优秀慈善文化。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精神支柱和实践指南，倡导服务社会与实现个体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着力弘扬大学生志愿精神，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同时，我国传统慈善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丰富和发展着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内涵。弘扬优秀的传统慈善文化，促成“平等、博爱”和“泛爱众”的中西慈善文化融合，为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学习环境。其次，完善培育志愿精神的长效机制，搭建社会支持平台。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社会认同度；规范大学生的志愿服务考核制度，表彰优秀志愿者，激发大学生践行志愿精神的热情。给予志愿精神应有的社会理解与认可，注重实现志愿者个人价值和关注大学生长远发展，提高志愿精神的培育实效。同时，社会要积极向大学生提供志愿服务的实践平台，促进大学生与社会的了解、互动，引导大学生志愿精神由“应然”走向“实然”。最后，引导志愿精神传播，营造社会志愿氛围。丰富志愿精神的传播载体，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优势，结合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即时性，明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深化志愿服务意识，形成弘扬志愿精神的传播效应。创新志愿精神的宣传形式，要立足于社会需求，结合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将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时尚元素融入志愿精神之中。积极评选优秀大学志愿者、志愿团体，组织扶贫帮困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开展捐赠活动，扩展宣传平台，引导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发展。二是深化大学生志愿认知，加强学校志愿教育。首先，尊重志愿精神培育原则，提高大学生的志愿意愿，深化志愿认知。自愿原则要求从思想上引导大学生自愿认同、接受志愿精神，自觉外化为志愿服务。实践原则鼓励大学生不断奉献与反思，提高道德素养和道德判断能力，形成良好的志愿精神。层次性原则要充分尊重其志愿动机的层次性，逐步将从众利他型的“我去”和主观为己型的“我要”变成自我实现型和奉献服务型的“我想”“我愿意”，实现志愿精神由认知转化为信念。其次，普及志愿服务教育，明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内化志愿精神。积极开设人文、心理、道德和技能等相关志愿服务课程，有效整合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志愿服务技能，能切实提高志愿服务的针对性。同时，结合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与重大事件，学习和弘扬“奥运精神”“世博精神”，能引导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公民意识，明确自身的社会地位、使命和责任，在正确协调自我价值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巩固志愿精神的培育成效。三是践行大学生志愿精神，打造志愿精英团队。志愿服务是志愿精神的外化表现，参与志愿服务是践行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必然要求。志愿服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学生根据自身实际与社会需求，以个体或团体力量，在环境保护志愿服务中，深化环保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国内外大型赛事志愿服务中，展示大学生风采，提高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在扶贫帮困志愿服务中，增强社会责任感，营造向善互助的社会风气。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需要提高思想觉悟，更强调大学生在社会志愿服务中磨练意志、砥砺品格、感悟志愿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志愿者的流动性和招募信息渠道单一，难以形成良好的大学生志愿者队伍。招募阶段要充分利用校园媒介，大力宣传志愿活动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明确所需志愿者的类型和人数等信息，选拔严格遵循公平科学原则；服务阶段给予系统培训和指导，提高服务实效；评估阶段，科学衡量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实效，对突出贡献者进行奖励、表彰。 3.重视自我效能感，激发志愿精神践行动力 首先，强化志愿精神的成功体验。富有成就感的志愿活动是增强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增加志愿精神的成功体验，应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自身能力，降低由主观认知偏差带来的自我无效感，确立合适的、可操作的志愿目标，在志愿服务中体验成就感，帮助大学生逐步建立稳定的自我效能感。其次，引导大学生正确归因。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是影响归因的四因素，将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归因于自身能力和努力，有助于增强大学生践行志愿精神的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最后，给予适度的鼓励性评价。密切结合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和志愿人格，积极的肯定、支持和奖励能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其投身志愿服务的热情，努力践行志愿精神。 作者：陈荣荣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大学生德育论文:民办院校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民办院校大学生德育现状 1、价值观念趋向功利化 理想信仰淡化当代部分大学生因受外来文化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使大部分学生价值观朝功利化方向扭曲。许多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很容易使大学生产生迷茫和质疑。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容易扭曲，有的大学生的心理想法与他们的行为表现不对等，他们朝着利益目的和拜金主义不良现象发展，这给大学生的健康思想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理想信仰是一个人成才的精神支柱和动力。目前大学生的理想状态是社会理想淡化和个人理想突显。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在思想和他们的行为上表现出很大的缺陷，他们更多地在乎自我价值，忽视社会政治信仰。 2、社会公德的养成有所欠缺作为年轻知识分子 要始终使自己的修养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创新。当下，许多大学生的社会公德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公交车上大学生遇见老人不让座位，有座位的大学生却把自己脸转向一旁装作看不见；有的大学生走在街上随手乱扔垃圾袋等杂物；在公众场合，有的大学生男女发生亲近等不雅现象。在学校不遵守课堂秩序聊天玩手机。这些都说明了部分大学生社会公德素养存在一定的问题。 3、自控能力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部分大学生自控能力不强，遇一点鸡毛蒜皮小事就吵架。如在校门口买东西，因排队先后问题出现吵架现象，甚至拿刀子闹出人命。这说明了部分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遇事易冲动做出傻事。有的学生花费家长的血汗钱，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沉迷于网络游戏，有的大学生恋爱受挫会萎靡不振，有的大学生很难在学习与兼职中找到平衡，以上等问题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阻碍了他们健康向上发展。 二、增强民办院校德育教育实效性的策略 1、以人为本，德育优先 德育教育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社会培养创新性人才。德育工作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把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放在第一位，做好一切为了学生。因此，德育工作也应该放到所有教育工作的首位。教育者要始终坚持把德育看作自己工作的中心，思想道德教育是全面技能人才的主要手段。把德育工作放在第一位是提高学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前提。 2、优化目标，强化师资德育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目的化的手段 德育目标要体现在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和结构形式。合理的德育目标，会给教育者指明他们该奋斗的方向和发展的不竭源泉。不合理的德育目标，就起不到这样的促进作用，随之还会产生德育的低效。高校德育师资队伍是对大学生进行有效教育的主要力量。教育者自身的修养程度直接关系到受教育者的发展。德育教育者的自我完善是提高德育教育水平的有效体现。 3、自我教育，提升能力 大学生是高校德育的主体和高校德育的一切中心。鼓励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鼓励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各种有益活动，如爱心行动。第二，重视课堂教学对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并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第三，要把竞争激励机制引入德育工作。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他们是德育发展的模范并能起到带头作用。 4、创建环境，积极发展 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健康发展的平台。学校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建设具有特色的学习生活环境。大学生自身也要很好的珍惜和利用校园环境，抓住一切机遇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道德。学校还要利用网络提高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优秀的校园文化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良好素质。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和生活并引导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民办院校德育实效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作为一项复合体的工作，德育需要社会、学校、每个家庭以及每个学生本人积极配合来完成德育工作，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奉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学校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要以教书育人为工作宗旨，要以伟大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为社会培养健康而全面发展的品学兼优的人才。 作者：刘军芳单位：西安思源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感恩教育视角下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大学生感恩意识不足的成因分析 从感恩意识的缺失可以看出大学生德育任重道远，提升德育水平、提高大学生的感恩意识还需进一步分析其内在原因，以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 1.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是最大的时代特点，也是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人们的道德意识最容易产生负面变化，导致社会道德层面断裂。西方思想不断侵蚀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拜金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涌入社会主义阵营。大学生在价值观的形成阶段面临众多的价值选择。他们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极容易走上偏路，甚至是错误的道路。而此时学校教育恰巧没有及时跟进，由此导致了大学生德育建设的不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生入学以来一直专注知识的学习，以提升成绩为己任，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或者名牌大学为荣耀。而这些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选择学生的标准只有成绩。这种教育上对思想道德的极端不重视导致当代大学生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启发式道德教育，出现这些感恩缺失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2.学生压力过大，无暇顾及感恩教育 自1999年高校实施扩招以后，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屡创新高，说明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英教育变为现在的大众教育。人数的激增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与高等教育发展并不同步。当我国的经济增长点还主要依靠简单的加工制造业拉动的时候，大批大学生已经接受完教育进入就业阶段。众所周知，在一个以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环境里，低素质、低学历的人才就可以胜任大部分工作。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人才过剩”的奇怪现象。社会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庞大的就业大军之间极不平衡，这就导致大学生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社会现象，也导致家庭教育的投入无法收回。总而言之，生存压力、就业压力成为大学生最大的困扰，他们已经无暇再顾及德育和感恩了。 3.德育中对感恩教育的疏忽 德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恩教育。然而，当前的德育主要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又过多地体现为形势政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感恩教育在整个高校德育中被一笔带过，高校思想政治教师仅用一节课，甚至几分钟的时间就将这一内容介绍完毕，导致德育中感恩教育的缺失。 二、提升大学生德育建设水平的对策 1.培养知恩意识 德育中应将培养大学生的知恩意识列为教学目标。意识对行为的指导作用应当在感恩教育中有所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会产生重大影响。感恩首先得知恩，所以，通过德育应当让学生意识到别人对自己的付出并非理所当然，当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应当心存感恩。只有内心体会到感恩的温情，他们才会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感恩之手，这样也才能在大学生中间和社会中形成良性循环。感恩意识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大学生获得感恩意识的主要渠道便是课堂，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科学知识。但是在目前高校没有设置感恩教育课程对大学生进行专门的感恩教育。同时由于评估和测试上的不可操作性也使得众多高校不得不放弃这一内容的教育。针对这种不足，政府教育部门首先应制定大学生德育纲要，要突出感恩意识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各高校应当设置并具体实施专门的感恩教育。编制相关的教材或者添加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的章节对大学生进行专门的感恩教育，并探索相关的评估手段。评估应当延长时间范围，不限定在在校期间，即使大学生毕业之后出现违背诚信的行为也应当追究毕业院校的责任。在这种约束下高校感恩教育方可形成动力。 2.设置系列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应设置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开展中尤其要注重针对特殊人群，例如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和各类补贴、补助的学生群体等。我国高校中对贫困学生的感恩教育已有开展的先例，并且越来越普遍。但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还没有走上规范化道路。据中国新闻网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有高达527万的贫困学生，他们大多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对这一人群的感恩教育是需要格外加强的。但这并不是说针对其他学生的感恩教育就可以放松，每一名大学生都应当懂得感恩。为此在校园系列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演讲、讲座、文艺晚会等形式的活动，让曾经接受过帮助的学生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以便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增强学校感恩教育的效果。 3.感恩教育要从细节入手 加强感恩教育可依托制度载体。制度的能动性是规范和提升感恩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执行制度同时也是遵守道德准则的一个准绳。战略决策往往需要好的执行权支撑，若执行权滞后也容易导致战略决策的失效。以制度体系为支撑，营造一个充满感恩教育的环境，是大学生德育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而言，在大学校园内可以悬挂感恩标语、制作新颖的条幅、设计宣传栏、校园人文景观等，突出全方位的“感恩”主题，营造良好的校园感恩文化。这些细节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感恩意识，也可以很好地体现出高校对感恩教育的重视。 三、总结 综上所述，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是高校德育不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又离不开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感恩意识。只有具备这种良好的思想品质，方能助推大学生在社会中的梦想之旅。 作者：陈晓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思想道德素质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现状与问题 1.德育评价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评价结果不一定客观大学生德育测评实际操作中，关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评价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有75％的同学表示，不仅是他们本人，身边同学也一样，如果和参与测评的其中某一个同学关系很好或不好，会受心理驱使而影响对其他同学的客观评价。但是有25％的同学还是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地填写测评表格。正是由于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的一些方面缺乏公正客观性，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把德育素质评价当成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认为最后得出的结果无关紧要。那么，学校进行的这一项测评就不能达到其通过测评成绩激励和鞭策学生培养和加强自身德育素质水平的目的。 2.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体系中评价内容上的立体性不够 以南昌工程学院为例，现有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体系得出的结果在参与期末学生综合测评的工作中具有操作的可行性和登录项目内容的直观性。但是，从内容来看，评价的立体性还有欠缺。所有数据内容不能准确地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实践操作技能等方面有立体体现。为了便于社会和他人，以及学生对自身的德育素质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工作开展的实效性，提高对于激励学生自觉加强自身德育素质和提供学生就业信息的实用性。 3.知行不统一，德育评价结果存在片面性 学校现行德育评价方式仅通过学生对其他同学思想道德素质和文体素质的等级评价，除了前面提到的同学之间会由于接触的多或少对互相的了解存在差异，除此之外的问题就是对学生道德实践能力的评价，德育评价无论是作为教育评价研究的分支还是德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都应该从学校及社会整体角度和从学生个体角度对德育进行整体评价。 4.学校对于学生的德育素质评价结果 重视程度不够学校仅以学生的德育素质评价体系算做期末综合测评的成绩一小部分，对德育评价的态度不够重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更不能在学生之间产生对于德育素质评价重视的态度，反而变成走形式。正是由于学生对于德育素质评价工作缺乏重视，造成评价过程中出现不严谨认真的态度，成为恶性循环，从而使评价者不能全面认识评价体系，使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体系无法正确发挥对于大学生德育素质等方面的激励作用。 二、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对策与建议 1.评价内容科学合理 在原本划分的两项文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项大的分类方向基础上进行更详细科学的划分，如划分为：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公德素质、法纪素质及身心素质五项，更贴近当代大学生融入社会必需的自身素质要求。 2.评价方式切实可行 在学生对其他同学进行评价之前，自我评价应该放在最先且面向全部同学和老师的情况下。如在班会上做德育素质评价之前，每个同学可以从上面五个方面分别谈谈自己这一个学期以来的表现，在鞭策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同时，让其他同学更加了解你，增强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3.评价主体多元化 对学生进行的德育素质评价工作应该不仅局限于同学之间的互评，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评价时能否考虑拓宽参与评价的主体，如应该结合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及学生社区评价，等等，旨在全方位了解学生真实状况，对学生的德育素质做出科学评价。 4.认真对待评价对象的差异性 就当前大学生现状来看，不同年级的学生需要具备的素质可能在有些方面会不同。如大一新生，除了需要考察评价的基本几项素质之外，还有一些对于大学生活适应性和参与能力的需求；以及大四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学生所需的素质要求。 5.发挥评价目的的激励作用 大学生德育评价的目的是始终坚持诊断与激励相结合，在做出科学判断的同时发挥德育评价在德育教育工作中提高学生德育素质水平的激励作用，引导学生向更高德育目标发展。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固然应有学生评价和管理的目的，而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依靠测评给出大学生德育素质发展状况的表征信息，以甄别优劣和满足学生管理需要，应深入分析学生德育素质培养的目的。 作者：金雨楠刘小张单位：南昌工程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朋辈教育大学生德育论文 1朋辈教育的概念及特点 1.1朋辈教育的概念内涵 朋辈是指年龄相仿或相当，具有类似生活、学习、境遇和背景的朋友和同辈。朋辈教育(PeerEducation)也叫朋辈辅导、同伴辅导(PeerTutoring)，其优秀是朋辈互助，是一种群体性的自我教育，指朋辈群体成员互帮互助，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给彼此精神上的支持和学习上的帮助，相互启发、激励，通过优势互补、互相促进达到共同成长，并实现思想和行为改变的教育方式（姚斌、刘茹；王利敏，李永山）。 1.2朋辈教育的特点 朋辈教育或朋辈互助，其主要特点包括内生性（或自发性）、平等性、互补性和天然性。内生性是指朋辈互助通常是群体自发形成的，即使有时需要外力启动或引导，但在运行过程中却基本不需外力介入，从而形成一个自运转系统；平等性是指教育与被教育者是相互融洽、有信任感的同龄伙伴，主体之间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宋玲，2011），这意味着朋辈教育是从学生自身的需要发起，在朋辈成员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互补性是指朋辈教育过程中随着主题及时间的改变，助人者和受助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即遵循人际交往的互补原则，实现互动互惠（林识音，虢晶，2013），这意味着朋辈教育过程中每个成员既是教育的主体又是教育的客体，能够覆盖到每一个个体，发挥每个成员的主体性；而天然性则指朋辈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与学生实际生活情境天然贴合的，使用日常生活语言而非高度提炼的专业语言，具有较高的实用性，这意味着朋辈教育能够摆脱教条式、说教式的教育形式，跟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贴合，从他们本身的成长实践中来，以朴实易懂的语言，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的生活实践，在实践中相互支持，互相学习。 2朋辈教育的发生机制 朋辈教育的相对优势是能够通过发挥朋辈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作用。首先，朋辈教育发生在同伴群体中，而朋辈群体不仅是大学生最亲近、来往最密切的群体，也是个体情感和心灵的寄托和安慰、思想走向成熟、行动趋于理智的最为有效的促进者和引领者，是他们真正走入社会前完成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参照群体。而参照群体的活动目标、标准和规范会对个体的行动起到约束作用，个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群体的规范来与自己的行为进行比较，甚至修正自己的行为以保持与参照群体的一致性（刘豪兴，2003）。同时由于朋辈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如年龄、背景相仿)，个体会更容易通过观察和模仿从而受到榜样的正面影响。因此，通过朋辈群体成员之间的比较、认同、学习模仿的互动过程，群体所形成并认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对其成员能够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此外，动机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追求心理成长和发展的倾向，这种先天的倾向需要有社会环境的支持，通过满足个体的自主需要、胜任感需要和归属需要，帮助个体有效地发挥其功能。支持性的社会情境能够促使个体更长久地坚持某项活动，使个体能够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产生更积极的行为结果。朋辈教育生效的机制还在于它更能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支持性的群体氛围，更好地满足学生对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需要。 3依托朋辈群体开展大学生德育的应用模式 朋辈教育是群体自我教育，关键在于创造积极的朋辈群体氛围，以使朋辈成员在其中能够找到适宜的参照群体和优秀的学习模仿对象，并较好地满足其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这对传统德育模式所强调的管理和控制理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运用朋辈教育开展德育工作需要德育工作者首先转变思想理念，从根本上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主体价值观和独立的人格，并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力，发挥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以往研究关于工作模式的建议往往是从具体形式出发，本文尝试从德育工作者的角色出发，以朋辈德育中教育者的工作角色为切入点，结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实践，提出以下四点思考。 3.1召集和培养者 召集并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朋辈群体是开展朋辈教育的第一步，因此德育工作者首先应承担召集和培养者的角色，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将教育目标与学生实际需要充分结合，找准切入点，发挥学生的内在动机，聚拢目标群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中，通过和宣传一系列贴近学生日常心理需求的活动主题，能够吸引有这方面心理成长需要的学生加入朋辈互助式的心理沙龙、团体辅导、心理剧表演、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此外，优秀成员的存在和影响力能促进模仿、学习和内化的过程，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朋辈骨干队伍是发挥朋辈教育内生性、互补性优势的关键。朋辈骨干队伍需要有候选和轮换制度，不断培养新力量，以保证队伍自身的延续和传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朋辈教育主要依托学生心理协会和班级心理委员两支学生骨干队伍进行，每年新生入学时都会进行公开招募以补充优秀成员，且定期会对心理骨干进行团体辅导、系列主题培训，以提升朋辈骨干的专业素质，通过他们的榜样作用带动更广泛的朋辈教育展开。 3.2平台搭建者 朋辈教育的平台是指教育者为了充分发挥学生朋辈教育的效果，而提供的场所、指导、支持、奖励等资源，从而形成朋辈教育发生的物质基础和心理空间，也是承载朋辈教育有效运转的载体。为了更好地发挥朋辈教育的主体性，教育者在设计朋辈教育平台时需要注意转变角色，从指令发出者转变为资源提供者，为朋辈教育提供合适的土壤。目前朋辈教育工作中较多由教育者自上而下组织开展，如新生入学教育、党员教育活动、各种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等，也包括由教育者发出和策划，由学生社团（如校学生会）具体实施的各种社团活动。这种形式有指导老师的关注和肯定，且通常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各种新的网络媒体的出现，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变化，网络信息的丰富性、便捷性、表现的多样性、交流的交互性、时空的无限性也为网络德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教育者要紧紧抓住信息化技术新载体，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引导，扩大德育的覆盖面。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朋辈教育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建设专门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关注学生们常用的如人人网、BBS论坛、百度贴吧等网络平台，及时掌握非正式朋辈互动的动态，因势利导，以朋辈骨干队伍为抓手，营造积极健康的朋辈教育网络平台。 3.3宣传引导者 在保护朋辈教育的自主和自发性的同时，教育工作者还应当承当宣传引导者的角色，将德育目标融入到朋辈教育内容中去。通过宣传优秀典型、树立学生榜样，来传递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教育宣传工作方面，我们一方面依托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环境建设，如校园橱窗、海报、广播电台等载体，宣传所倡导的理念和品质，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心理文化氛围，为朋辈教育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还依托每年的大学生“5•25”心理健康节开展心理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组织知识竞赛、心理剧展演等形式丰富的活动，评选优秀的朋辈先进榜样，有意识地挖掘榜样自身的成长经历，以激发共鸣，达到更好地激发朋辈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激励。 3.4规范和管理者 朋辈教育在德育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确保朋辈教育工作朝着健康有序和规范的方向发展，发挥它独特的教育效能，教育者需要建立健全朋辈工作制度，规范管理活动的组织流程，明确学生和教育者在朋辈教育中的角色和职责，制定朋辈教育工作效果的评估标准、跟踪反馈和改进机制等。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朋辈心理危机预防工作为例，通过制定清晰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原则，明确了各个层级的工作职责和相互配合的机制，保证心理危机风险的及时发现、汇总、上报和处理。此外，为了充分发挥朋辈教育和朋辈支持在心理危机预防中的作用，还设立包含宿舍长、班级心理委员、学院心理教师（辅导员兼任）、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内的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并实施班级心理健康状况月汇报制度。此外，在朋辈心理骨干培训中，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为朋辈心理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为朋辈教育活动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苗冬青陈建俏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大学生德育论文:道德教育大学生德育论文 1大学生道德自主性发展模式的探索——自主性的发展 道德教育是以强调人的主体性为根本特征，道德教育的目标、要求、内容最终是通过大学生的自主性发展实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力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人自主性的两个主要标志。所以自主性的体现实际上就是尊重和发挥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能力。 第一，尊重主体——道德教育的本质从人的本性而言，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性、自觉性、自主性，教育应为实现人的这些“本体价值”服务。中国高校长期以“灌输”方式使学生被动接受道德知识，不能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而德育活动要获得良好效果，关键在于是否把学生的道德需要放在第一位，根据学生自主性发展特点，调动学生内在动力，积极主动地参加德育活动。因此，提出大学生道德的自主性课题，研究自主性内涵、水平及其表现，以及采取何种方略合理提升学生的自主性，促进大学生道德领域自主性的发展，为解决大学生道德发展开拓新视域。 第二，提升社会认知区分能力——道德教育的创新道德领域理论的最新研究表明，个体会对社会规则进行自主性思考，主动将之界定为道德问题、社会常规问题或者是个人问题。而在面临一个具体情境时，个体会对情境中不同的道德成分进行衡量，最终做出某种行为选择。大学生具有更为成熟的领域区分的观点，能够区分现实道德生活的不同复杂成分，更好地处理道德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冲突，协调地权衡不同事务中不同成分的竞争关系、比重。对于建构复杂性的社会和道德推理来说，对于非道德成分的优先考虑十分重要。在领域区分的基础上看待大学生道德发展，可以更加真实和完善地了解其道德推理过程，更加有效地根据不同的道德领域特征制定相应的教育策略。 第三，发展自主性——道德教育的途径高校德育教育者应该着力理解大学生自主性的内涵，从自主性的角度出发，充分调动大学生道德自我教育的意识，并在教育者的引导下，使他们最终成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教育主体。自主性概念界定是一个多个学科领域都涉及的一个论题,大学生道德自主性是其再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等方面的自我选择和决定权。皮亚杰早就提出所谓道德的自主性是自律，是自我道德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使他们已经能够从成熟的自我中寻求心理能量来支持自己做出选择，更专注自我的权利与判断。任何道德理论与教育，不通过大学生真正的“内化”，转变成内在自我的判断与行为，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教育效果。要想取得理想的道德教育效果，必须通过大学生内在的自主性实现。 2总结 因此，发展大学生自主性能力，将德育工作中的问题与大学生自主性发展相结合，发挥自主性对于德育效果的有效促进，对于提升德育的实效性有重要意义。 作者：运锋左军于钦明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大学生德育论文:精英群体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精英群体道德差评及其对大学生德育的冲击 美国社会认知学家班杜拉在多年研究基础上证实：“示范观察学习一直被认为是传递价值、态度以及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树立道德榜样是我国提升国民道德素质最常用的方式，然而多年来由于榜样选择的政治性、完美化等因素，虽然道德榜样众多，但社会示范效应并不明显，甚至产生了榜样可敬、可爱但并不可学的现象。对此问题，不但学术界积极探索道德榜样树立的新模式，在民间也自发出现了“发现身边的感动”的活动，如这两年层出不穷的浙江“最美”现象。这些做法固然可以提升道德榜样的亲民性和感染力，但并非是树立道德榜样、改进社会道德风气的最有效路径。事实上，在多年的研究中班杜拉发现：“有地位、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榜样要比那些地位低下的榜样能更好地促使他人以类似方式行事。”也就是说，相比于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活跃在政坛、商界、学术界、娱乐界等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优渥社会地位的精英群体更容易成为普通大众羡慕和模仿的对象，他们的道德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那么，精英群体的道德表现和道德评价如何呢？在近年一项“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是哪些”的调查中，74．8％的受调查者选择“政府官员”，其次为“演艺娱乐圈”（48．6％）、“企业家”（33．7％）。也有学者统计了近年17个社会主要阶层才能和道德的分布情况后发现：“经济成功和道德两者呈负相关，即人们倾向于认为，越是富有的群体德行越低。”2007年53名“全国道德模范”的社会阶层分布时发现，87％来自于社会中下层及底层，得出类似结论：“不是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就会拥有令人称赞的道德；不是拥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就一定拥有更好的道德水平；不是拥有上层的社会地位，就会拥有上乘的道德品质。”在社会民众的思想认知中，精英群体的道德水平和其社会地位以及民众期望并不相称。也就是说，掌控着社会优势资源、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享受着社会崇高威望的精英群体，本应该在道德上也起着引领风潮的作用。正如某些专家所说，“他们由于在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而对公众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本身决定了他们应该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而且，“道德的终极目的和标准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它决定着任何社会最应该模仿的道德榜样，只能是那些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那些努力奋斗、成名成家、充分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从而极大地造福社会的人”。精英群体因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而具有最大道德价值，从而是最主要、最重要和最真实的道德榜样。然而，在现实中，部分精英不但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反而做出以权谋私、制假贩假、学术腐败等种种败德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风气，在民众心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心理学家证实，“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损失产生的心理效用约是等量获益的两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甚至表现在非真实发生的损失情境”。虽然下层民众也会做出失德行为，但由于精英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其败德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示范效应。这对成长时期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十几、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处于人生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形成的态度和观念很可能到中年都一直保持稳定”。人是情境的产物，大学生又是易感人群，如果不能消解精英群体社会成就—道德评价落差中的消极影响，一旦让学生形成“社会成就与道德是个悖论”的刻板印象，即使国家、社会、高校再不遗余力，不但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难见成效，甚至还会造成更多的道德推脱和道德伪善。 二、消解精英群体道德差评的策略 （一）了解道德评价心理，客观评价精英功过精英群体道德口碑不佳，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因为部分精英群体的败德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恶劣影响，但也和人们在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过程中的心理倾向有很大关系。道德心理学家在研究道德心理时发现，社会中普遍存在着道德伪善现象,最一般表现形式就是，当个体评价自己与他人的道德水准时会出现“优于平均效应”,即当人们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时，通常会在一些积极的个人特质（如智慧、诚实）上给自己打出高于平均值的分数。例如，心理学家在一项慈善捐款之后要求捐款者报告自己的捐款数额，并将这一数字与他们的实际捐款数额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报告的数额比实际的捐赠额高很多。对此，不同学派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认知偏差理论认为：“人们在对自己和他人道德判断上的双重标准来源于人们在评价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更注重行为意图而非结果；但在评价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则正相反，关注结果而非意图。”这是因为：“人们很容易获得关于自己意图的信息，且容易感知到自己意图的真实性，因此最后决定判断的只是那些容易被感知到的信息。”对于这种认知偏向，心理学研究证实，“即使内省也无法使被试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偏向，更不会减少个体在知觉过程中使用这种偏向”。也就是说，在评价自己和他人相同的道德行为时，我们认为自己更道德，更公正。这种心理在他人表现比自己出色而自尊受损时更为突出，人的自我保护机制“会通过给他人在道德维度上打较低分数的方法补偿自己在积极自我概念方面的损失”。因此，在面对精英群体时人们内心情绪复杂，既对其社会成就和名利地位充满羡慕，但在评价其道德行为时则采取高标准严要求，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道德优越感，特别是精英群体做出败德行为时更是如此。即使精英群体利用各种形式回馈社会，也没有改变人们对精英群体行为动机评价中的诺布效应，即在对他人的行为意图做出道德判断时：“当副作用在道德上是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判断行为实施者是无意图地导致它的发生；但当它在道德上是不好的时候，人们却倾向于判断行为实施者是有意图的。”加上在现实社会中，各种关怀弱势群体活动、慈善活动等功利色彩浓厚，成为政府官员、社会组织、企业界人士炒作、捞取社会资本、吸引世人眼球的表演，这更加深了人们的偏见。而在揭露精英群体的败德行为的过程中，掌握着信息话语权的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时也会夸大其词、推波助澜，在满足民众好奇心和道德优越感的同时也失去了对精英群体全面、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判。面对这种心理偏向，我们应该督促学生熟知道德评价心理的相关理论和现象，客观评价精英群体的功与过，在肯定精英群体正向社会价值和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其败德行为产生足够的警醒。 （二）严惩道德失范行为，建立和谐社会秩序和普通民众处于弱势地位相比，社会精英群体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在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管和惩治机制下，很容易滥用权力，多项研究也证实，“权力会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伪善”，也就是说，权力高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道德虚伪倾向，“这可能因为权力是跟获取资源的渠道联系在一起的，权力高更有可能获取额外的社会资源。而权力低的人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更少，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道德虚伪策略很可能带来较少收益，招致更多损失”。对此，仅仅强调自修和慎独是远远不够的，自我服务偏见会让他们产生道德推脱的现象。所谓道德推脱就是：“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备归因八个相互关联的机制使人们即使做了不道德行为而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虽然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个体道德推脱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低，其道德推脱水平就越高”，但精英群体处于优势地位，在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和氛围下，仅仅靠自觉很难让其遵守高标准的道德规范。社会心理学家也证实：“即使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该做什么，他们也经常不去最大限度地做出这种行为，”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拥有很高的道德认知，也不一定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群体动力学对此做出解释：人的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函数，“在任何场合下，引导我们做出反应的不仅仅是我们内在的态度，同时还有我们面对的情境”。因此，在加强人们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更应该健全法制建设并严格执法，严惩社会败德行为来引导人们践行正确的行为规范。社会学家在对社会合作的研究过程也中发现，“强交互性”（即人们会倾向于对合作的人予以回报，而对那些破坏社会规范的人予以惩罚，这种惩罚本身并非是自利的）是促进社会稳定、合作产生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在人类族群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族群中的三种人群的比例及其平均卸责率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均值为：自私者占38．2％，合作者占24．6％，强交互者占37．2％，平均卸责率为11．1％”。也就是说，只有对社会中的败德行为采取严厉、直接的处罚，扬善才变得可行，也才能扭转社会中德福不一的消极影响，消解精英群体社会成就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落差，从而构建有序社会，树立大学生的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否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现象依然难以改变。 （三）肯定人性自利需求，培养公平正义观念两千多年来，通过大一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儒家“何必曰利，义而已矣”“君子谋其义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念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一脉相承成为社会主流行为规范。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着人们的自利倾向，但传统重义轻利的一元道德观念依然固守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评判他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标准。因此，人们一方面羡慕精英群体的非凡成就，同时也站在传统道德评价标准上给其贴上了唯利是图的标签，这是有失公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天性和权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鼓励个人利益追求不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会建构符合新时代特征的行为规范。亚当•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中就论述过，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利己心”并不损害任何人，在公平的逐利中，通过各方面利益的博弈，也会产生符合经济规范的美德，例如诚实不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互利双赢，促进人类共同的福利。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固守传统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要求，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只重义务不讲权利，不但不合时宜，鲜有人能够做到，同时也会造成道德推脱和道德伪善的反效果。事实上，中华传统美德作为高层次的社会行为规范，只有达到一定道德层次和认知境界的道德精英才能做到，而且是否践行美德公民有自主选择权，用美德作为普遍行为规范来要求社会大众和精英群体都是不合理的，会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大学生德育养成的过程中，应该积极肯定其个人自利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其以“平等、自由、公平、竞争”为特征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督促其树立公平正义、和谐双赢的观念，这也是符合大学生发展需求的。有学者调查，在大学生6类18种基本需要中，“强度最大的前4位需要依次是友情的需要、维持生存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身体素质开发的需要，属于优势需要；强度最弱的4种需要是奉献的需要、性的需要、权力需要、减低压力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下，激烈的竞争让生存成为大学生最为关注的需要，而传统道德中强调的奉献精神则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们在清算精英群体败德行为的同时，更要肯定其对促进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督促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对大学生来说，也要在肯定其自我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养成符合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利己兼顾利他的行为规范，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四）提升道德辨识能力，发挥朋辈积极效应大学生经过近二十年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积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具有一定的道德认知力和判断力，但理性思维还不成熟，容易夸大社会的不足与问题，而“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这时，可以选举典型案例，通过辩难等多种形式，引导大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精英群体的道德优势和不足，对其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和评价，这不但会促进大学生道德思辨力的提升，同时也会促进其践行道德原则的自觉性。心理学研究发现，“当我们主动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某些事时我们会记得最牢，……直到我试着讲出自己的见解我才真正理解它们”。研究证实：人们学到了他们所读到和听到的20％、他们所看到的30％、他们所说的70％、他们所传授给别人的95％。任何知识仅仅是听来的效果远远比不上自己收集、整理、讲解的印象深刻，特别是公开发表某观点更能促使人们对其进行理解和思考，厘清错误观念，提升思想认知，激励人们的行为，这是因为：“当人们对论点进行仔细思考的时候，他们依赖的不仅仅是信息自身所具备的说服力，同时也依赖自己对信息做出回应时的想法。当某个论据引人深思的时候，它才最具说服力。那些经过人们深层而不是肤浅的思考之后所产生的态度变化会更加持久，更能对抗反击，并且更能影响行为。”用当代著名的阿诺德情绪理论中人们的认知———行动序列化公式来表示就是：感知—评价—产生情绪—需要—思考—行动。在思想辩难中实现道德培养过程中的自我监督和成长。在这过程中，可以积极发挥大学生的朋辈效应，在同龄人的相互学习和促进中，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践行能力。班杜拉在观察中发现，人们一般比较愿意模仿和自己在性别、年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等方面类似的榜样。这一现象也得到了某些心理学家的证实：多数大学生都认为他们从朋友以及其他同学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于从书本和教授那里所学到的，甚至还有学者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得出这样一个不等式，对未成年人来讲，教师影响加家长影响小于同龄共振，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同龄人的影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同伴关系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尊重的机会。正是通过这种平等的合作，个体才不再将道德视为一种外化的行为，内化才可能得以实现。同伴关系不仅使人们发现了自己与他人分离的界限，而且真正理解了道德的起源。他们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学习理解他人和为他人所理解，自律从而代替了他律”。通过大学生之间平等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消解社会败德行为的消极影响，锻炼和提高大学生道德认知和践行能力。 三、结语 模仿是人类行为养成的一种普遍方式，但人们通常都回避那些遭遇痛苦结局的榜样。这是因为，消极信息会降低目标对个体的吸引力，很难说服人们去接受出现在消极情景中的目标：“目标的相关线索包括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背景相关线索被赋予消极情感时，人们会把该目标看作是无吸引力的或不值得追求的，进而会影响个体对该目标的追求。”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选那些从好结局中受益的榜样”。精英群体作为社会成功人士自然成为民众模仿的对象，如果不能消解其道德风评不佳的消极影响，一旦让人们失去对道德规范的信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社会心理学家也证实：一旦信任缺失，弥补是很难的：“由不可信行为和欺骗共同导致的信任违背，无法得到彻底恢复”，“与‘恢复’的关系相比，‘修复’的关系更脆弱，也更易被再次破坏，因为之前违背所产生的创伤依然存在，以至于关系很难与之前一样”。果真如此，道德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魏彩霞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大学生德育论文:雷锋精神与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弘扬雷锋精神与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关系 大学生德育生活化，就是立足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以生活为基础，让大学生在自己所经历的活动中去体验、感悟，从而达到理解社会道德要求，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目标。德育生活化已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高校德育工作不仅要关注大学生生活，关心他们的生活体验，还要开拓有效载体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实践，充分发挥生活实践的教育性，全面提升大学生素质和生活质量。雷锋精神的优秀要素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立场与要求，又体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坚定信仰；既彰显了中华民族艰苦朴素、乐于奉献、诚信和善的优秀传统美德，又凸显了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博爱友善、平等正义的价值取向。可以说，雷锋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表着社会主流道德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已经成为时代精神文明的符号、先进文化的同义语。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与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有密切联系。首先，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可以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这就是德育生活化的直接体现与基本要求。其次，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还可以结合他们的学习、实践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和内容不拘一格，可以是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活动，这就为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提供了丰富的载体。总的来说，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雷锋活动，既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又让大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先进文化和道德力量，体现德育生活化的目标。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既是德育生活化的直接体现与基本要求，又为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提供丰富的载体，有效地促进德育工作的开展。 二、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现实意义 如上所述，弘扬雷锋精神既是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直接体现与基本要求，又为德育生活化提供丰富的载体，必然对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提升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新形势下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分析，这些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如下： （一）有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的大众化。高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主阵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也是高校当前的主要任务。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载体并付诸实践。抓好了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不会陷入空洞，而是变得更加可亲可近可为。高校应把学雷锋活动作为生动载体，以多层面、多样式的活动来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推动学雷锋活动日常化、生活化，这是大学生培育和践行优秀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雷锋精神的优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民族、人民的事业而无私奉献，其所蕴涵的崇高道德境界，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倡导的治国安邦的理念是根本一致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倡导的思想，在雷锋身上都有具体的体现与践行。雷锋精神完美地展现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雷锋精神也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正是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从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高尚的道德情操，为青春注入正能量。总的来说，弘扬雷锋精神，既是大学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他们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也是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的大众化，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校园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雷锋是一名普通战士，却又是一名践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楷模，以其短暂的一生书写了壮丽的人生诗篇，树立了一座令人崇敬的思想道德丰碑。雷锋精神闪烁着道德光辉和时代光芒，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感染力。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称赞：“雷锋品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弘扬雷锋精神，实际上就是传承和践行一种先进文化，使这种先进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并产生巨大的力量。从根本上说，弘扬雷锋精神，传递的是道德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展现的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上，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高校通过学雷锋日常化、生活化来促进德育生活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先进文化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这就是大学生的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见，高校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不但有利于大学生在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中塑造美的心灵，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还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有利于在青年大学生中汇聚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用雷锋精神去引导大学生经常自省、自警，提高自身修养，把爱与奉献、自强与拼搏、友爱与团结等品德形成一种习惯，把青春的梦想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雷锋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有助于青年大学生更清醒地认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大学生的使命，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新形势下，把学雷锋活动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青年大学生深刻理解，实现这些宏伟目标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艰苦奋斗，大学生仍需发扬雷锋精神，特别是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精神；另一方面有助于激励青年大学生自觉地在践行雷锋精神中实现青春的梦想、铸就中国梦。可见，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弘扬雷锋精神，虽然强调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实际上传递的正能量却可以汇聚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我们面对当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风险挑战日益增多且复杂化的形势下，团结奋进、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 三、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主要路径 当前，我们必须探索有效路径，充分发挥雷锋精神的德育功能，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 （一）增强雷锋精神在校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高校要营造学雷锋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雷锋精神的育人功能，推进德育生活化，必须把学雷锋活动作为校园突出的文化品牌来建设，不断增强雷锋精神在校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关键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首先，要利用好校园宣传栏、橱窗、板报、电子屏幕等宣传载体，大力宣传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校报等宣传途径，大力宣传雷锋精神和雷锋式先进人物；通过QQ群、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媒介，对校园学雷锋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其次，要把雷锋精神的宣传教育渗透于校园文化建设中，举办各种以学雷锋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例如，开展以学雷锋为主题的辩论赛、演讲、座谈会、人物访谈、文艺晚会、书画展、摄影展等活动，让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领悟雷锋、认同雷锋，唱响雷锋文化主打的校园文化。再次，把雷锋精神的宣传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保持原有课程体系的前提下，将雷锋精神的实质内涵、本质特征、时代价值、实践意义等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通过鲜活的榜样及真实的典型事例，消除大学生当中的一些对雷锋精神和学雷锋活动产生困惑的现象，使大学生加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和认同。2.重视典型示范和榜样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校的日常德育工作离不开雷锋式先进人物的榜样作用。学习宣传雷锋式先进模范人物的过程，就是弘扬真善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过程。一方面，高校要深入挖掘校园中学雷锋的先进典型，对他们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让广大青年大学生相信雷锋就在身边，激励他们向榜样学习。另一方面，可以在大学生当中开展“学雷锋标兵”、“感动校园人物”等评选活动，大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先进典型，促进学雷锋活动的形象化和大众化。通过校园中日常的人和事来进行典型教育，形成学先进、争先进、崇尚先进的浓厚氛围，使雷锋精神充分发挥铸魂育人的作用。 （二）创新学雷锋活动载体。弘扬雷锋精神必须体现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必须创新学雷锋活动的载体。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应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展的新要求，丰富活动内容，突出活动特色，特别是要用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拉近雷锋与大学生的距离，展现充满时代感的、生动鲜活的雷锋形象，增强学雷锋活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把弘扬雷锋精神作为大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与课堂教学、日常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多渠道搭建灵活多样的活动平台，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学雷锋活动的行列中。特别是要大力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搭建大学生践行雷锋精神的主要平台。大力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首先，要多渠道、多角度地在校园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服务意识，使更多的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其次，要丰富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形式上，可以结合大学生“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也可以结合大学生日常的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也可以是大学生社团自发组织开展的活动等。内容上，更是可以多样化，可以是“关爱农民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孤寡空巢老人、农村环境卫生清扫、清除非法张贴、回收废旧物品、爱心捐助等活动。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使雷锋精神在活动中发扬光大，内化为大学生个人的品质和修养，体现德育生活化的目标。 （三）建立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弘扬雷锋精神，重在实践，贵在坚持。只有把学雷锋与日常学习、生活结合起来，才能常态化，成为大学生自发主动的行动，促进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高校建立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是德育生活化的重要保证，也是提升高校德育工作质量的必然要求。高校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必须坚持齐抓共管、常抓不懈。关键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1.高校党委要高度重视学雷锋活动。要全面认识大学生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育、推进德育生活化等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学雷锋活动领导机构，在政策、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长效性地扎实推进学雷锋活动。 2.要建立完善的学雷锋活动评价机制。为了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提升德育工作的质量，必须科学地评价他们参与学雷锋活动的成效，包括对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认定。因此，首先，应比较全面地掌握大学生日常的思想道德行为表现，将其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其次，对校园里涌现出的好人好事，要及时给予表扬肯定，作为评奖评优的有力参考。最后，可将大学生学雷锋活动纳入到他们的社会实践评价中，让他们申请相应的实践学分，这不仅可以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载体，还有助于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建设。 作者：赖燕李海凤单位：钦州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实效性工作下的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当前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现状分析 (一)部分大学生社会责任弱化，价值取向扭曲。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开放性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投机钻营、诚信缺失等诸多不良现象，这些现象对价值观、人生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重个人前途、重自我价值、重个人利益、以自我为中心、轻社会理想、社会价值、社会利益、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的现象，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观念淡薄，荣辱观与自律意识模糊，忽视了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社会责任感缺失。此外，外部环境的诱惑和西方价值观的涌入严重影响了当代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大学生思想上产生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倾向，学习上产生了重才轻德、重实用价值轻内在道德培养的思想，消费上喜欢攀比、追求时尚和超前消费，生活上得过且过、贪图安逸的价值观扭曲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损害了当代大学生的形象，也影响了社会对高校教育效果的评价。 (二)部分大学生政治信仰迷失，理想信念模糊。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领悟，对国家大政方针缺乏了解，对重大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缺乏关注，这不仅会导致大学生辩证分析能力匮乏、践行理论精髓能力不足、功利思想严重、政治信仰迷失，无法科学看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愿望，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将入党当成是实现个人利益、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苏东剧变、西方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各种价值观念的撞击以及身边出现的贪污腐败、就业困难等现象使得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共产党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理想信念模糊，丧失了远大的理想和社会责任感。 (三)部分大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欠佳。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当代中国大学生体质健康指数不断下降，在全国各高校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身心健康问题，而每年因体质问题、心理障碍等被迫退学的大学生数量更是不断增加。大学生人际交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广泛性，但面对陌生的交往群体、交际环境以及经济方面、学业方面和就业方面的压力，部分大学生不能适应环境和角色转换的需要，自我调适不畅产生了孤独惶恐、焦虑、自暴自弃、人际关系紧张等心理问题。心理问题往往是引发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学生产生了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的茫然感，当人的心理失去平衡时情绪就难以控制，行为变得极端，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高校悲剧事件敲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的警钟。 二、增强大学生德育工作实效性的途径 (一)改进德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教育逐渐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德育工作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上进行相应的改进。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迅速增长是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心理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生理机制的基本成熟、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繁是促使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改革开放不仅开阔了学生的思路、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而且还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为学生获取和传播信息提供了便利，推动了大学生自我意识的成熟。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的成熟不仅使他们表现出自信的能力、自尊的人格和自立的精神，而且还使他们对事物有了全新的评价指标，他们反感传统的落后的教育手段和过时的教育内容，追求教育内容的知识性与趣味性，注重知识增长与实际能力的提高、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全方位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标准的提升，关心大学生成才成为德育教育的中心环节，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改进德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注重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抓住当代大学生思想上的兴奋点，特别关心他们的成才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优秀品质的必修课，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改进德育工作首先要从“第一堂课”做起，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和各专业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贴近学生和生活实际，增强德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改变过去政治学习内容枯燥、方式呆板的状况，增强知识性吸引力，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在教学内容上，既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思想政治教学的全过程，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又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当代大学生思想实际，以富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例证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学方法上，要大力倡导启发式、参与式和研究式教学，以新颖活泼的形式和案例教学活跃教学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增强教学效果。 (二)处理好内在教化与外在制约方式之间的关系。德育工作是高校培养大学生的重要环节。内在教化方式就是以各种手段将思想政治理论潜移默化地导入大学生的内心世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这是一个由里及表的过程;外在制约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外在约束机制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德育水平既可以通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理想信仰、审美水平等精神财富来体现，也可以通过尊敬师长、热情诚实、遵纪守法等良好的整体风貌来体现。在德育工作中，由里及表的内在教化方式与由表及里的外在制约方式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注重内在教化方式，忽视外在制约方式的使用，必然会使德育成为一种无形的、虚无的、无约束、无尺度的空谈，影响大学生参与德育工作的热情;如果只重视外在制约方式而忽视内在教化方式的使用又会使德育工作陷入机械的、被动的、重复的、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状态，既难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也会使德育工作失去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因而，在推进德育工作时要同时兼顾外在制约方式与内在教化方式之间的同步性和协调性，既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脱节。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由于过分注重外在制约方式忽视了内在教化方式的使用，致使困扰大学生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许多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在大学生中长期存在。因此，在现代德育工作中，我们应当将内在教化方式与外在制约方式相结合，标本兼顾推进大学生德育工作，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在多渠道的德育工作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德育工作的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在德育教学过程中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调动学生主体能动性，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以说服和示范引导的方式促进道德内化。学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自身，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通过学生的自我教育得以实现的，如果学生对道德没有内在的需要，就不会以积极的态度履行道德规范，更不会实现道德的内化。［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环境，大学生对道德的需要体现出自主性、差异性、层次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德育教育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尊重学生个性、主体性和差异性，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将德育目标内化为学生自身需要。德育工作不仅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还要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民主意识，因而在德育工作中要围绕学生的需要对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学生参与教学改革、生活管理、活动设计和管理制度制定等工作，维护学生的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学生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还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建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新形势下，德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服务学生、依靠学生的思想，要经常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心声，变人治、灌输为民主管理、互动交流和平等对话，要主动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将学生的热点、疑点和兴奋点带入道德课堂，增进师生间的理解，实现双方思想上的互动、行为上的互促和工作上的互助，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结语 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奋斗力量，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缔造者，他们的成才与否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德育是培养人、塑造人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培养大学生的重要环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大学生德育工作必须适应时展要求，深挖德育资源优势，创新德育载体，改进德育内容和方法，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实现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作者：邢晓阳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学分制下的大学生德育论文 1学分制下高校德育考核体系面临的挑战 德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来教育学生，与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结合，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长期以来，高校都是实行的“学校抓院系，院系抓年级、年级抓班级”的德育管理和考核模式，这种模式或许与学年制是相适应的，但实行学分制后，高校的德育工作在管理和考核上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各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在传统的高校德育考核体系中，德育的考核工作主要所依据的就是班级这一载体完成的。这也是因为在学年制的状况下，一个班级的教材是统一的，课时是统一的，考试是统一的。因此，班级是一个有着良好稳定性的群体。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在选择专业、课程、进程、教师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班级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离散性、流动性，经常出现同班不同学、同学不同班的现象。班级弹性增加，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紧密，传统班级的集体观念弱化，这就给以班级为主要载体的传统的大学德育考核模式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在学分制实施的背景下，传统的高校德育考核体系的全面性难以做到。这是因为在学分制下能够自主选择学习，促进学生的兴趣爱好，满足学生的求职欲望，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学分制度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功利性，就会导致学生在选课的时候偏离最初的方向，容易走上急功近利的道路。而考试的公平、公正以及质量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的压力不断提升，导致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学生由于受学分制的严重影响，使得德育考核容易出现知行脱节现象。对大学生的德育考核无怪乎分为两种：一是学生学习完德育课程之后所进行的课程考试；二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进行的操作考核。老师在衡量与检验学生德育成绩的时候大多是以卷面考试成绩为准，很少去关注学生在平时的作业成绩和课堂的表现，很少参考学生生活中的道德表现；而学生的操行考核仅仅是通过学生参与活动的表现以及好人好事等表现来决定的，很少会参考德育课考试成绩。因此这两种德育考核形式造成学生学习和实践是处于分裂状态的。正是在知与行隔离的两种考核形式中的分别考察，就很难准确的全面地评价学生。 2学分制下高校德育考核体系的创新设想 针对当前学分制背景下，我国的高校德育考核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非常有必要创新高校德育考核体系，整合德育资源，实现德育工作的全面发展。 2.1创新德育考核的内容和形式德育考核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德育课学习、德育活动和日常行为与交往方面。在以后的德育考核中，我们可以在整合现有内容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如以前对德育课程的考核都是凭借考试成绩，现在可以加大对学习态度、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多方面综合考察。在德育活动方面我们可以加入参与的积极性、心得体会、工作职责等内容。在日常行为与交往上可以加入应对突发事件的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内容。在道德考核形式上，不能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课堂考试，还应该加大道德实践和学生操行等考核的比重。从而逐步形成完善的德育考核体系。各种形式多样、协调互补、统一组织以及科学的管理都将避免各种考核形式的脱节，逐步形成对受教育者全面而统一的考核。 2.2创新德育考核的方法传统的德育考核办法比较单一，一般都是以德育课的考核成绩为标准。在德育考核中，可以实现考核主体的多元化。一改过去那种老师说了算的旧传统，可以建立由老师、学生、社会等多元考核机制。在考核方式上也可以实现多元化。如实现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是对对象德育行为的数值量化评价，定性评价是对象给予明确的评语评价；实现自我评价与民主评议相结合，自我评价是指评价对象对照德育评价标准，按照德育评价的要求，对自己的日常德育行为表现进行评价与鉴定的方式，是评价对象自我教育、自我总结、自我培养、自我提高的过程，实现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结合，民主评议是评价者们对照评价标准，依据对评价对象的日常德育行为表现的观察进行评价与鉴定的方式。只有实现考核方式的多样化，才能真正全面有效的反映学生的德育情况。 2.3创新德育考核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认识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德育考核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都必须经得起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检验。因为，德育考核的内容以及德育素质的内涵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价值尺度的德育考核标准，也应该根据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动，并保留着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指标，增添体现时代精神的考核指标，并淘汰过时考核指标。如针对当前高校普遍存在德育知行脱节的状况，德育考核必须考虑删减“知道”方面的指标，至少也要大大降低其比重而要增设“体道”方面的指标，并相应提高其比重。 2.4不断创新和完善德育考核组织针对当前德育考核组织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德育考核组织。从德育考核的组织不难看出，我们必须要坚持日常管理与终端考核相结合，学生个体和学生群体以及导师、辅导员的三位一体制。还要将德育考评的指标分解贯穿于整个日常管理工作之中，以考核促进日常管理，以搞好日常管理为德育考核奠定良好的基础。要尊重考核对象，重视自我考评和互相考评的作用。 作者：马建立黄世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德育，贯穿整个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民族的进步，需要抓教育，尤其是要抓教育中的德育工作。在高等教育领域，德育工作一直是人才培养工作中注重的工作重点之一。而且，对于幼师专院校来说，培养的毕业生将是未来社会新生力量的教师，其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开展的成效将直接影响未来整个民族素质和国家精神文明程度。可以说，德育工作，尤其是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举措。 二、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现存主要问题 （一）生源素质逐年下滑幼师专院校，属于专科层次。随着扩招后高考学生生源数量的下滑，专科录取分数逐年下降，导致了幼师专院校生源质量面临严峻的问题。这些学生自身就在自我约束能力、行为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就存在不足，其中还不乏一些因为家境原因、社会原因造成的性格、思想、心理健康障碍等问题学生，如何将这部分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未来教师”是幼师专院校普遍存在的人才培养困境。 （二）思想不重视在幼师专院校，德育工作常常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德育工作成效在校期间表现不明显，未来对社会的影响又无法用反馈，因此很多学校认为或者在工作中表现出来“可有可无”的工作意识。因此，在领导主抓力度、监督检查环节、人力物力投入等方面明显不足。 （三）工作方法简单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方法，通常是课堂上与思政课结合在一起，课外主要依靠学生管理工作组织，以专题讲座、相关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板报广播宣传为主要工作手段。把德育工作当成程序式、任务式的工作，只注重流程形式，成效不佳。 三、建议措施 （一）重视德育工作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非常重要，学院领导要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组织学校教学、学生管理等部门共同开展工作，要形成监督检查的有效机制。 （二）加强师德建设已不正岂能正人，说明了一个道理，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首先要保证高校教师的道德水平。专科层次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主要来源于老师的言传身教。作为幼师专院校教师，不论是辅导员、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都应该不断的学习道德知识，加强自身修养，具备坚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水平。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德育工作的最好“染缸”。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能够使得学生潜移默化的“渲染”、熏陶。这种校园文化，不单单存在于图书馆、教室，应该遍布食堂、宿舍、马路、超市等校园每个角落。 （四）需要社会的支持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不能单单依靠学校。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的产生受到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的影响，因此学生的德育问题，有学校的义务，也有社会和家庭的义务。在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中，需要社会、家庭的关注与参与。 （五）需要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渗透德育教育德育工作，在高校不能单单依靠思政课和学生管理工作者来组织实施。幼师专院全校教职工都要有德育工作的意识，在宿舍管理、图书馆管理、食堂管理、专业课教学等工作中要渗透德育教育。还应该与校外实习基地的各幼儿园、小学建立德育基地，在学生实习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行为的引导和要求。 （六）创新工作思路在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中，要勇于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面对生源质量下降的趋势，幼师专院校要将大学生德育工作纳入学生考核之中。例如将德育成绩纳入某门课程的考核之中，纳入素质拓展学分考核之中，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之中，甚至可以列为毕业实习考核的考核项目。在德育考核中，要严格，把握好毕业生质量的出口关。 四、总结 总之，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子孙未来、民族兴旺的重要大工程。作为高校，幼师专院校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工作上勇于创新，不断加强师德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渗透德育教育，使得大学生能够全面发展，德才兼备，能够肩负起祖国未来花朵的培养重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栋梁之材。 作者：索英芳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生德育论文:官方微博作用于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官方微博的发展与特点 (一)覆盖面广官方微博的类别极多，包括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等，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媒体微博的受关注率最高，媒体可以说是最能覆盖社会百态的传播主体。社会化媒体时代，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自己关注的微博，因此，官方微博对于各种领域的广泛覆盖可以保证其对于大学生的渗透率。从官方微博的粉丝年龄段分析，其粉丝中80后占据了50%的比例，而90后也占据了总体的33．9%。这说明，官方微博的用户主要集中在年轻群体。从学历上来说，官方微博的粉丝以大学生为主，占总体的50%以上。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官方微博对于大学生的渗透率是极高的。对于大学生群体的高渗透率，是官方微博开展大学生教育的基础。 (二)发展不平衡官方微博总的数量巨大，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从地域上来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是官方微博分布最多的五个省份，其分布省域与目前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五个省市基本一致。这说明了官方微博发展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而从粉丝的地域性分析，粉丝量最多的地区集中在广东、北京和江苏。从官方微博的类别上来说，媒体微博占据了绝大多数。媒体的数量优势，以及与微博这一新媒体的契合度，决定了媒体微博数量的庞大。而媒体的权威性和曝光率也决定其拥有大量的粉丝群。 (三)媒体微博互动频率高在种类众多的官方微博中，媒体微博的活跃度是最高的。传统媒体本身是新闻传播的有效渠道，其公信力和影响力都使媒体微博保持了极强的活跃度。因此，媒体微博一般与粉丝之间的互动频度较高，微博的转发量和评论量也远高于其他的官方微博。粉丝量的庞大和转发量的巨大，使媒体微博得以通过主流人群进行二次传播，媒体微博的覆盖率和影响力可以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激增。因此，媒体微博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在德育教育中值得去运用的意见领袖。 二、官方微博在道德教育传播中的优势 (一)对社会新闻的及时跟进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信息传播。从传播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它只传播两类信息:一类就是关于事实信息的传播;另一类就是关于意见信息的传播。换句话说，微博首先是一个信息传播平台，这一点上和传统媒体的作用是基本一致的。而由于微博的社会化属性，微博不仅可以传播一些大事件，对社会新闻的传播更是优势尽显，从前一些被忽视的小事，都可以在微博上称为热点。所谓教育，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单一的思想宣传。从前我们在传统媒体中反复使用的喊口号式的硬性教育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收效甚微。相反，像“感动中国”这样的软性德育宣传方式，就比较容易产生影响。而微博的兴起，令诸如“感动中国”中的类似社会事件越来越多的被发掘出来。此类微博也得到了极好的传播，造成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官方微博在微博平台上，具有意见领袖的作用，它们在微博传播上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官方微博无疑在道德教育中，具有巨大的传播优势。 (二)传播时效性好微博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传播的时效性。与传统媒体，尤其是平面媒体相比，微博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传播信息。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热点新闻是首先从微博上的。而传统媒体，由于本身出版或时间的原因以及本身工作人员也有工作时间的限制，在传播的时效性上很难和微博相比较。 (三)信源可信度高每天微博上都有无数的信息在传播，单单具有传播的时效性不足以使官方微博在宣传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官方微博的优势在于其为大众所广泛认可的公信力。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信源的可信度直接决定传播效果的好坏。对于道德教育，这种信源的可信度尤其重要。只有信息具有可信度，才可以在德育教育中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而官方微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是普通的用户微博无法比拟的。 三、官方微博实现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途径 (一)构建信任所谓构建信任，就是指官方微博必须保证自己传播的消息的可信度。我们刚才说过，公信力强是官方微博的优势。但是反过来说，一旦官方微博所传播的信息被证明是假的，那么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在微博上真正发挥影响力优秀价值的资源是什么，是信任资源。所以，构建信任是微博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德育教育本身就是为了传播好的品质和思想，提高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如果官方微博本身都无法保证自身的公信力，便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可以说，官方微博在进行德育教育宣传时，首先要守住自身的底线，保证自己的公信力，这是实现自己作为德行教育平台的基础。 (二)基于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之前也说过，传统媒体在德育教育上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停的口号式的宣传方式。这种宣传方式不仅在媒体中，在大学课堂也是屡见不鲜。事实证明，这样的宣传方式缺少说服力，反而容易招致大学生的反感。最佳的宣传方式是基于事实的宣传。一百句口号和名言有时都不如活生生的事实给人的影响。因此，教育不是一种说教，而是通过事实加以阐释。此外，官方微博相较于个人微博，其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以“说”，还可以“做”。换句话说，官方微博可以发挥自己身后组织的作用，发起一些社会活动，成为社会的表率，鼓励大学生，参与到相关的做好事的活动中。 (三)注重情感传播微博传播既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也是一种观点和情感的传播。关注那些热门的微博，你会发现，热门微博之所以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传播了一种情绪。例如，“钓鱼岛事件”中，诸如“抵制日货”之类的微博，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这并不完全是用户的理性判断，而是一种民族情感的爆发。因此，德育教育传播中，我们也要注意发挥情感传播的力量。无时无刻的说理和逻辑叙述，是不符合微博的生态的。只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去迎合大学生的情绪和情感，注重情感的表达，追求用户的情感认同，才能真正让官方微博充分发挥其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作者：洪岩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时代，作为一种新型媒介的网络技术也开始慢慢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中。新媒体，其实就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得到优化和完善，逐步演变而来的。大学生作为新现代中数字化的最先接收者，新媒体的产生在其表达个人思想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新媒体的互交性和创新性为大学生在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提供了更宽阔的空间和前景，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1]基于此，高校如果想要激发自身在教育方面的潜力，必须要学会利用新媒体的方式开展一些思政教育，这样才可以不断满足时展对思政教育的相关需求。 一、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在状况 第一，现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网络在为人们提供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消极因素和各种负面信息的影响下,部分学生开始对学习失去兴趣，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生活也逐渐失去信心。这种行为集中表现在没有理想，一味追求温暖安逸的生活，行为越来越离谱，甚至不顾自己的家庭情况就盲目与他人跟风攀比，对自己的高要求也逐渐荒废，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当前的高校中，绝大多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是比较低的，和国家对当代大学生的期望和要求还差很远。第二，高等院校在思政教育相关方面的工作重点。高等院校的思政教育必须在以德育人的基础之上不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和教育、不断树立法治和底线思维，以及问题意识，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根本进行高校教育工作，以实践育人为重点，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各项工作的统筹，尽力使得大学生成长和学习环境得到根本改观，为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奠定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发展和提高学生思想和道德文化素质的依据，深入发掘思政教育资源工作，在课程中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工作。[2] 二、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优势 第一，在当前大学生当中，新媒体技术有着很深厚的基础。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在手机和网络的普及和消费上仅次于第一大国美国。尤其是在聚集大多数年轻人的大学校园来说，新媒体技术的使用比率更是非常高，显然，这也十分利于高校老师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第二，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也催生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一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例如开班会、说明会或者是与学生进行谈心等方式持续了很多年，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比如像微信公共号推送相关消息、信息检索、官方微博或其他自媒体发送消息、网上聊天或者是直播等方式，4G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也即将袭来，这会使得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更加的多样化。第三，新媒体技术的灵活性。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突破以往传统方式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缺点，变得富有灵活性。以往的传统方式如果想要通知一些事情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比如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紧急事件，传统的方式也无法做到及时通知，进而也导致无法进行及时处理，造成一系列的问题，然而，在目前的网络技术逐渐成熟的情况下，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很多工作都可以依靠公众号、微信或者是qq群、微博推送、邮箱传达，以及手机发送信息等方式来完成，这样可大大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学生无论在哪都能够及时收到消息。在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些高科技产品，例如掌上电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也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更多的途径、方式与载体。[3]第四，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也使得以往学校与家长之间难沟通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一些以微信为代表的相关移动网络平台，在学校和家长沟通这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提供了很多新的方法和途径，家长能够通过一些新媒体平台及时、准确地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能够充分了解到学校的相关政策和一些组织活动的进展情况，等等。与此同时，家长和一些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平台，彼此互相紧密结合，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之间的无缝连接，还能够实现两者为了孩子全面、健康发展而共同努力。 三、新媒体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状况的调查结果分析 在院校中随机抽取了260学生、90名大学思政课教师参加问卷调查。学生调查的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思政教育的看法；第二部分是对新媒体技术的认识；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技术在教学上的融合。教师调查的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媒体的掌握程度；第二部分是引进新媒体技术的困难；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程度。第一，学生对新媒体技术的接受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在260名学生中进行，通过调查问卷的相关结果显示，有超过60%的学生对于新媒体技术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其中大部分还都与新媒体技术有过紧密的联系，有33%的学生对新媒体技术有过相关的了解，只有不到7%的学生对新媒体技术不了解；目前来讲，78%的学生对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满意，有16%的学生表示无所谓，只有6%的学生对于当前的教育模式是满意的，有85%的学生对于在思政教育中加入新媒体技术的做法表示赞同，有5%的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只有10%的学生持不赞同的态度。第二，教师对新媒体技术的接受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在90名教师中进行，通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44%的老师曾经使用过新媒体技术，有39%的老师表示对新媒体技术有过深入了解，有接近一半的老师觉得新媒体设备所带来的昂贵费用是高校想引进新媒体技术的难点，有36%的老师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掌握新媒体技术，有19%的教师觉得学生不会接受这种教学方式，有64%的老师觉得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入新媒体技术，有30%的老师持无所谓的态度，只有6%的老师认为不能在教学过程中加入新媒体技术。 四、利用新媒体对思政教育方式的创新 第一，我们必须要创新以往传统的教学教育模式，在新媒体技术的氛围下与时俱进培养思政的相关人才，老师不能固守传统教学方法，而是应该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在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同时，要尽可能使得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利用一些新媒体技术，例如，利用微博、微信开展一些生动有趣的课堂活动，使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一些进行大学思政教育工作的人员没有得到全面的信息或者关注其微博的人也很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与学生进行沟通时，没有真正地把学生当作沟通者，这样也无法得到学生真实的反馈信息，想要解决这样的情况，教师必须放下身份，以低姿态的方式真正融入到与学生的交流过程当中，只有让学生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思政教育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4]第二，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要利用新媒体使学生逐渐培养起正确的三观，自媒体时代信息的正确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高校如果想要开展行之有效的思政教育，就必须要向学生传播正确的思想，传播正能量，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使其有能够明辨是非、判断好坏信息的能力，比如教师可以建立微信公众号和交流平台，推送给学生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学生正确的思想以及三观。另外，还可以下放评论的权限，让学生自由评论，这样对教师指导学生的思政教育也有十分大的帮助作用。[5]第三，创新校园中的相关网络文化，学生学习和发展过程中如果遇到挫折可能会一蹶不振，教师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加强对网络文化的建设，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人生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综上所述，在目前的社会当中，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也给学生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三观等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对高校来说，一定要防止那些伴随着新媒体而来的虚拟、隐秘性以及复杂的情况，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针对性，趋利避害，通过新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快速吸引学生的眼球，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点和好处，不断使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文化道德素质得到质的提升，从而不断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姬立玲.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创新探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6,6(10):82‐85. [2]何萌.探究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策略——兼评《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5(2):36‐38. [3]曾敏，梁浴文，金晶.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政教育载体的发展和创新——评《微时代高校学生工作的行与思》[J].新闻记者，2017,9(10):57‐59. 作者简介：邓雯（1985‐），女，湖北仙桃人，硕士研究生，助教，思想政治教育，长江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形势日益严峻，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挑战。本文分析困难形势下影响煤矿队伍稳定的原因及现象，并提出了解决途径，促使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压力转变为全力保安全、保生存、保稳定的动力。 关键词：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稳定 在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库存高位、价格低迷成为煤炭行业“新常态”的背景下，煤炭企业大面积亏损，保安全、保生存、保稳定工作成为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解决困难时期职工思想稳定问题，是当下煤矿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影响当前职工队伍稳定的主要原因 1.矿井生产经营造成的思想波动 2012年以来，煤矿企业长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且大多数干部职工亲身经历过20世纪金融危机冲击的艰难时刻，具有较强的危机抵御能力。但市场长期低迷，仍使许多职工对煤炭前景失去信心。特别是没有经历过煤炭行业盛衰转替的青年职工，思变、思走思想不断衍生，对企业缺乏信赖和依靠感。此外，随着煤炭滞销、煤价下滑、效益与成本严重倒挂等不利因素，收入持续下降，物价却保持高位，职工子女上学、住房等造成家庭经济入不敷出，生活上超负重心理，引起职工思想混乱，行为恐慌。 2.职工思想情绪造成的思想波动 一是缺乏有效的正面宣传引导。煤矿企业在形势教育方面，讲困难、说挑战的相对偏多，对矿井家底、应对举措、同行经验讲的少。此外，形势教育主要依靠学习材料、报纸网络等，存在教育途径少，涉及面窄，宣教效果受人员认知影响等现象，正面宣传引导不够，甚至出现了抵触现象。二是多数干部职工等考要思想不同程度存在。部分干部职工主人翁意识有待增强，等矿上的政策，靠矿上的支援，要矿上的救助，甚至有个别干部职工攀比思想严重，不讲贡献大小，只讲得到的报酬多少，混日子思想严重。这些都是制约我矿实现保安全、保稳定、保生存目标实现的重大障碍。三是对薪酬的期望值过高。部分干部职工在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期间，享受惯了优越待遇，一定程度上缓减了经济压力，提高了生活水平。可现在煤企疲软，市场低迷，收入持续下降，职工心理上难以接受现状，经常比较工资、待遇，未能及时调整心理预期，对现实情况不满意。 3.管理制度不适应造成的思想波动 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波动较大，经常表现消极情绪，模范带头作用不明显，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带头浪费、推诿扯皮，表率作用没有发挥。此外，现行安全培训考核过于死板，抽考、背诵方式不灵活，且处罚力度大，导致职工看到抽考人员脱岗、躲岗现象，影响职工工作积极性。 二、做好困难时期职工思想工作的途径 1.摸透职工思想是先决条件 在市场竞争激烈、内部改革深化、价值取向多元的新形势下，要将职工思想统一到矿井发展上，就必须摸透职工的思想。困难时期职工思想，可概括为如下特点：一是人心浮动，人才思动。在生产被动、经营困难的前提下，人心浮动是职工思想最明显的特点。二是精神不振，干劲不足。困难情况，绝大多数职工只能在单位等靠。久而久之，职工心理失衡，唯一的对策就是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三是怨声载道，怨天尤人。在当前形势下，职工对煤矿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埋怨情绪严重是突出的特点。四是学习放纵，思想放任。由于企业效益差，工资低，失去了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也就失去了学习进步的动力，满足于现状，无所事事，不思进取。 2.严格干部管理是重要基础 队伍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首先要抓实干部管理。只有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干部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队伍建设，改变“庸懒散”现象，提高工作效率和标准，才能推动各项工作高效落实。二要抓实处理问题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超前，工作就会陷入被动。在煤炭行业“新常态”下，必须从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等实际问题入手，抓热点、攻难点、办实事、求实效，用实际行动为职工做好服务。三要提高执行力抓落实。通过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巩固年”要求，强化岗位履职尽责，高质高效完成任务，主动适应煤炭行业新形势。 3.加强班组建设是重要途径 班组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石，是职工日常教育的重要阵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利用好班组这块“土壤”，采取多种活动，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形势教育渗透进去，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职工素质、技术水平的提高，也要靠班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引导。班组工作头绪多，内容琐碎，决定了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的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大政工网络，积极开展活动，把工作做活、做细、做出特色，使班组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4.关心关爱职工是关键环节 越是企业困难时期，越要关注职工生活。首先，对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给予关注与回应，消除和缓解职工的思想波动。并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带头抓安全、保稳定、强管理。然后，结合当前形势，对个别职工心理恐慌、忧虑迷茫等问题，采取个别访谈、家庭走访、专题会等形式，认真做好宣教教育、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政策措施，大力开展“降本增效”、修旧利废活动，从点滴入手，节支增收，千方百计保证职工利益不受损失。 作者:张举 单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一矿行政办公室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帮助研究论文 摘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妥善把握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互促进，是所有企业管理者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妥善处理；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谋求企业生存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还是拓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渠道，展示思想政治工作新作为的需要。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倡导、积累、筛选与提炼形成的人本管理理论，它以企业价值观为优秀，以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精神等为主要内容，能够激发和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相交的圆，既有互相渗透影响的相同部分，也有本质不同独特互补的不同之处。 二、正确区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点。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同点。 1、工作目标相同。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是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2、工作对象相同。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象都是企业的全体员工。 3、工作方向一致。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4、工作内容相似。一是在经营行为方向，建立和坚持行为准则、企业道德，维护企业信誉，树立良好形象，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合同。二是在价值观方面，注重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统一，注重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三是在企业精神方面，强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持旺盛的劳动热情。[论文网]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点。 1.内容不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根据企业内外条件培养企业精神、确定企业目标、树立企业形象等，具有鲜明的企业个性特征。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和全体员工进行系统的路线政策、形势任务教育等方面的教育。 2、主导力量不同。企业文化的优劣及建设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党建水平。 三、正确把握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新的理论，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其发展。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避免企业员工出现“精神危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谋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并为员工所认同的一种先进群众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企业个性。 四、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1、借助企业文化，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营生产的融合。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2、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物质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 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强化；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等要靠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保证；企业文化的发展进步，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推动促进。 总之，只要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更新观念，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就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和谐社会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一、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随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情况，给既有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凸显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道德观念多元化。伴随社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信息、多元化的道德导向。面对如此多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对正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中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辨别能力弱、社会实践少、阅历浅、思想单纯，容易出现价值判断的模糊和偏差，进而对其在课堂上接受的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产生怀疑和否定，这就给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2.管理主体错位。在现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往往把学生管理工作看作是管理工作的主体和中心，把学生摆到完全从属的、被动的“被管理者”的位置上，学生管理工作以“我管你”为基本架势展开，以“管住你，管好你”为目标。该方式带来的结果是工作量的增加与工作队伍薄弱相矛盾的局面，同时也忽略了学生主动自我管理和寻求发展的积极性。 3.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薄弱。目前大学生数目快速增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师资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主要由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专职教师和学生政治辅导员组成，同时学生管理工作者政治、业务素质，能力和经验水平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4.社会就业压力大。据劳动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岗位总量的22%。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人们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提出质疑，对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产生动摇，使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功效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面临挑战。 二、对策与方法 （一）提高思想认识，更新教育观念，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前提 1.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把学生当作能动的、独立的主体看待。 2.坚持服务育人理念。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调整心态，充分发挥服务工作的优势，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保证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 3.确立依法治校理念。规范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学生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 （二）优化工作队伍，提高学生素质，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 当前在高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是学生辅导员、班主任以及“两课”教师等，加强队伍建设，形成一支专业化程度高，业务能力强的专职工作队伍，是首要工作；所谓师者，天职即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的成效要好于单纯理论的宣扬，充分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主动性，把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工作贯彻到每一个教育教学环节，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模式更适合教育实际。 （三）深入学生实际，把握规律，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1.围绕学生的思想特点，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和行为方式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存在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以德为本与道德虚无之间、高雅追求与庸俗趣味之间、倡导艰苦奋斗与贪图享乐之间的反差。针对其思想特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贴近学生思想，把思想道德课和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不断尝试更多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融进教材、课堂、网络、公寓、社团和学生头脑。 2.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勇于响应时代的召唤为理想而奋斗，同时他们所处的复杂的情境中诸多的应激源——学业成绩、人际关系、经济困难、恋爱挫折、就业竞争、网络互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出现偏差。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感把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动态，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去引导他们，采取正面引导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及时开展心理咨询等活动，提高其心理健康素质。 3.把引导学生的需要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中，作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大学生处在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人生阶段，对物质和精神存在不同层次的欲望和需求，由于现实与主观愿望存在差距，常导致物质愿望与自身经济条件的矛盾、成才愿望与所处的学习环境的矛盾、成就事业的追求与社会就业难的矛盾，主观愿望的实现一旦受阻，他们往往陷入悲观。因此，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注重工作的时效性和成效性，紧紧围绕大学生的需要特点，有的放矢、因势利导地加强对学生需求的引导，贴近实际，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好各种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 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不能脱离大学生实际，形式不能脱离社会及大学生的现实，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精心设计载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知识竞赛、歌咏比赛、形象设计大赛、辩论赛、音乐会、读书会、体育竞赛、美术书法展、科技活动等文化活动，陶冶学生情操、锻炼学生能力、提高学生觉悟。进一步加强校风、学风建设，优良的校风和深厚的学风，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同时，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校园网站管理，遵循网络特点和网上信息传播规律，在校园网站终端设备安装封堵色情、反动等不健康内容的过滤软件，规范上网内容，开辟红色网站，为广大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绿色网上空间，创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始终让生动典型、喜闻乐见、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占领校园文化阵地，促进思想道德建设健康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一思想政治工作缺失论 回顾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我们党做了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一贯坚持贯彻好。仅1989年，邓小平就曾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的谈话中、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谈话中以及在会见李政道教授的谈话中，多次谈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造成这种后果，有多种原因：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和平演变”攻势，攻击社会主义的思潮泛滥；二是国内存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诋毁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三是当时的理论宣传没有坚持正确的导向，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缺少充分的研究、剖析；四是实践上缺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行动，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呼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1］ 二思想政治工作目的论 1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要静下心来搞建设，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同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论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经济调整的重大意义。“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2］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实现。 2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建设。邓小平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3］这里的宣传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经济和政治形势，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4］“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5］ 3增强党性 由于“左”的、右的思想倾向的存在，党内危险因素、腐导，没有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忽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组织纪律不严格，民主渠道不畅通，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提倡派性，反对党性，主张派性高于党性。为了防止这些因素的泛滥和蔓延，纯洁党性，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6］ 三思想政治工作内涵论 1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教育 面对战略重点的转移，为适应新的形势，邓小平号召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7］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理论已经指导我国革命取得成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没有理由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教育，尤其是思想。“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8］“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9］对待思想，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把思想与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总之，“老祖宗不能丢啊！”［10］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绝非危言耸听，苏东剧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2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1］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地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12］在这里，邓小平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明确了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的极端重要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优秀，是坚持党的领导。”［13］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优秀，就没有凝聚力，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优秀就是反对党的领导”，［14］“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15］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16］因此，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贯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3理想与纪律教育 教育的目标是要造就“四有”新人。“四有”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7］理想是人们的社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也是决定精神文明方向的主要方面。因此，对于理想，“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18］邓小平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8］ “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18］纪律是人们遵守秩序、执行命令和履行自己职责的一种行为规范。纪律是理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理想实现的重要保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18］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要达到这一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有法制教育的内容。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有助于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总之，“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建设。”［19］ 4历史与艰苦奋斗教育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到，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用历史教育人民。用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人民，使人民懂得，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是共产党领导无数志士仁人浴血奋争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邓小平经常告诫人们：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20］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八十年代里需做好的四件事之一。因为艰苦奋斗是中国革命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绝对不能丢，而且要进行长期的教育，稍有松懈，“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 ［21］即使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邓小平也不忘用艰苦奋斗这个传统教育人民，认为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22］“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基本方针。所以，自力更生的教育也不容忽视。 四思想政治工作途径论 1加强理论学习和教育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途径，也是基础。邓小平指出：“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同志的著作。”［23］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认真研读原著，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但他同时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24］“学马列”，不能固守成规，思想僵化，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反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思想战线存在的涣散软弱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导致思想战线错误思潮泛滥、人们思想混乱、精神污染严重。因此，对待这些问题，“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不能丢。”［25］但是，批评的方法要讲究，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掌握分寸，不要搞围攻、搞运动。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利于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3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是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先例。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现了党的思想领导，体现了在一切工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针对党对思想战线领导不力的状况，思想战线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改变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必要性。邓小平呼吁：“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26］要防止因工作重心转移，只埋头经济工作，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27］邓小平表达了我们党战胜思想战线种种困难的决心。 4联系实际 “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28］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结合人民关心的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进行周到细致、说理充分的教育。 （1）结合历史培根有一句名言：历史使人明智。结合历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反省，用以指导现实实践，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邓小平认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并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29］“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30］结合我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唤起民族的危机感，时刻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建设国家。 （2）不离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31］这里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31］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围绕现代化建设，并为之服务。“深入研究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31］用来源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更好地参与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摘要：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本文仅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缺失、目的、内涵以及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四个方面对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粗浅的探析，以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有所借鉴。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1凯里污水处理初见成效 2008年凯里市严格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的意见》和《凯里市2008年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在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的不懈努力，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9.12吨标准煤，同比下降4％；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8％、15％。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城市污水处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隶属于凯里市自来水公司的凯里市第一（龙头河）污水处理厂，总投资1.06亿元，占地面积53亩，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5万吨。工程于2003年11月份开工建设，2007年8月1日投入试运行。该厂主要设备从德国进口，采用先进的集散型控制方式，处理后的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级B类排放标准，通过了贵州省环保局的验收。龙头河污水处理厂的建成和投入运行，不仅填补了凯里市没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空白，从而结束了凯里市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的历史。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功能，提高城市品味，改善城市区域水环境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饮用水源综合整治防治工作后，清水江、巴拉河水质达到了地表水III类国家水质标准，城市饮用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地表水达到水功能区规划标准，城市水污染和酸雨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按照凯里市总体规划，凯里市第二（洗马河）污水处理厂的筹建工作已全面起动，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3万吨，工程总投资7209万元，占地36亩。建成后凯里市的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凯里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经济利益占主要地位，而本该是企业重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忽略，个中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2.1思想政治工作地位薄弱。我市不少企业管理层认为，组织、宣传、工会等党群工作是非经营性工作，是无用功，只能增加内耗，影响和制约日常生产经营，从而把政工工作束之高阁，政工人员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充分认可，导致很多政工干部寻求机会跳槽和改行，迫使思想政治工作“底气”不足，工作表面化。比如我市风靡一时的凯里造纸厂，昔日的辉煌由于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而导致了如今的“落魄”，成为我市水污染的“罪魁祸首”。 2.2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单一。我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锅煮”现象严重，工作内容单一，多是执行，缺乏主动。文件多，行动少，“灌输”教育多、自我教育少；“言教”多、“身教”少；批评多、激励少；学习文件精神多，运用现代手段创新教育少等，使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说服力、感染力、凝聚力。 2.3政工干部素质偏低。思想政治工作不象其他具体型的工作，有固定的模式和方式，有规定的评判标准。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锐的思维和高深的理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的报告精彩且经典，而有些人的就味同嚼蜡。主要是由于政工干部，不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规范、市场前景，既使有所了解，也是只知皮毛，只是简单说教，缺乏说服力。比如有些政工干部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没有深度研究，停留于表面，人云亦云。3提高凯里污水处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几点建议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希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永立不倒，都希望企业茁壮成长。记得有个著名企业家曾经说过：一个企业经历的过程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前者是从规模上，后者是从服务角度上。如何让我市污水处理企业从规模上由小到大发现，从服务上从大到小发展呢？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污水处理企业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对此，笔者就如何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3.1加强班组建设，优化企业生命力“细胞”班组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它既是职工从事劳动、创造财富的直接场所，又是职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升华、固化的场所。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职工队伍素质的高低，都要通过班组职工的劳动成果反映出来。在新的形势下要如何提高班组的内涵？一是要加强班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大道理”抓标治本与“小道理”拾遗补缺相互补充方式，引导职工把理想信念和本职岗位的行为规范有机结合起来，树立理想在岗位，岗位讲理想的观念，把理想教育变得实在化、具体化。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工作。在新形势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除了各级政工干部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班组长的配合，在提高班组长管理能力的同时要引导他们站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排头，定期就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进行系统培训，提高他们做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3.2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意识人具有表意识和浅意识，表意识是工作的显现表现，而潜意识是积极性的调动因素，只有表意识和潜意识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人的潜能。市场经济的运行，伴随企业改制后生产经营任务繁重、各种矛盾和摩擦集中，职工的心态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颇与失衡。这就需要企业重视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的工作。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企业全体上下对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程度。着力提高企业干部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才能统一思想，上下拧成一股绳，使企业无坚不摧。 3.3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质量企业政工干部队伍是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头羊，要提高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提高企业政工干部形象，首先要提高政工干部的思想素质，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敏锐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言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准确地向干部职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形势。其次要加强政工干部的作风建设。使政工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做到求真务实，在生活作风上做到廉洁自律，做广大干部职工的表率。 3.4加快理论联系实践步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每个职工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与企业共兴衰的思想。比如金井河污水的处理、清水江环境的改善等就是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要让职工继续发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思想上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共同推进企业的发展。 总之，我市污水处理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改进，要认清自身的不足，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创新思路，逐步提高企业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凯里污水处理工作效率，让凯里的天更蓝水更绿，为把凯里建设成为“宜居、宜观”的环保城市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带动下，凯里污水处理企业取得的成效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根据本人工作经验，提出改善建议。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建议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现代社会越来越进入“网络时代”。据统计，我国因特网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是35岁，比电脑使用者的平均年龄40岁还低5岁。网上丰富多采的内容，使天性好奇、好学、爱好刺激的青少年对因特网情有独钟。他们通过“伊妹儿”（E－mail）互相联系，通过网络和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交朋友，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科技动态，也利用电脑和网络带来的逼真惊险的游戏来打发空闲时光，他们已经成为新世纪的“网上一族”。 网络时代的降临，使人们向往已久的信息时代成为现实，它和知识经济的浪潮一起涌来，必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产方式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特别是“网上一族”的青年一代，还没有形成最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因特网对他们的冲击更加直接、更加强烈，对他们的影响也更加深刻。有人说：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为青年带来机遇，帮助青年步入了成长和发展的“快车道”，青年科技“精英”、商界“少帅”将在网络时代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许多青年在互联网中消极沉沦、误入歧途。如何认识因特网对青年的影响，探索与思考因特网对于青年工作提出的严峻课题，对于做好新世纪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负面影响之一：互联网的全球性特征，易导致青年思想的混乱。 因特网具有开放性，它完全打破了国界，连通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可以连通的角落。它给我们带来大量新鲜的信息和发达国家的先进观念。这对于在封闭环境中长大、在说教式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受教育的青年一代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它同时也可能消解那些应当由青年继承和弘扬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导致青年思想上的混乱。 我们知道，因特网的基础语言是英语，95％以上的信息是英文，中文信息目前还不到1％。中国人口数量虽然居世界上第一，使用中文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最先进生产力的因特网上，中文并不是一种强势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中文在因特网上的衰微，很可能导致长期沉湎于因特网的青年一代对“母语”和传统文化的淡漠。 其次，因特网的主导国家是美国，因特网上运行的信息大多隐含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这其中当然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也有许多东西不适合我们，甚至是我们要大力反对的。而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处于成长期，可塑性很强，很容易受网上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潮所影响。仔细看看我们身边的青年，有多少人热爱“国粹”京剧？又有多少人痴迷“泰坦尼克”式的爱情？从比较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漠然和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式大众文化的热衷，这其中，西方文化渗透是主导因素。而随着因特网的日益普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畅通无阻，如果没有足够牢固的“精神屏障”，它将迅速有效地同化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青年一代的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不加以正确和有力的引导，必将出现思想的混乱状况。 负面影响之二：互联网的隐蔽性特征，易导致青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的增多。 首先，网上“垃圾”极易诱导青年误入歧途。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利用互联网的隐蔽性，肆意散布黄色、不健康的信息以及低级趣味的网上游戏，不仅耗费青年大量的时间，而且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1999年11月初，某网站信息栏目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信息：提供性服务及征求同性恋（限男性），并列出了联系方式。在互联网上，这种色情信息和色情网站为数不少，对涉世不深的青年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此外，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之徒利用网络组织非法活动。1999年8月6日，一位署名adxx的网民在某著名的网站上说：进入mud可以炼“”，还可以杀人。据了解，在我们深入揭批“”的同时，经常有一些愚顽不化的“”分子在网上胡言乱语，搞串联，引诱青年参与非法组织。 其次，青年人固有的特点也可能引起电脑行为、网络行为的出轨，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沦为“网络黑客”，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国内外统计的数据来看，80％的“黑客”是青少年。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青少年的情绪不稳定，好走极端，好表现自己，他们往往对互联网技术研究很深，而到了一定时候，便产生一种“网络世界，舍我其谁？”的感觉，以及发展到利用破坏网络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前不久让电脑界闻之色变的“CIH”病毒，就是一位台湾大学生的玩笑之举。二是一些青年凭借自己掌握的高技术手段，以在网上搞恶作剧、骚扰他人为乐。一位身份不明的少年“黑客”闯入美国司法部网站主页，把网站上的“司法部”改为“非法部”，与美国政府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种行为在我国也有发生，1998年4月25日，一神秘电脑“黑客”非法进入中国公众多媒体信息网（CHINANET）某省站点WWW主机，并将该省省情的WEB页面改换成一幅不堪入目的“淫秽画面”，造成极坏的影响。三是一些青年受利益的驱动，利用金融部门互联网络的漏洞，盗取巨额资金，供自己享受挥霍。一名原北京某著名学府的高材生，利用自己在证券公司实习的机会，盗买盗卖他人股票，给股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自己也身陷囹圄。 负面影响之三：互联网的虚拟化特征，易导致青年人际交往的障碍。 因特网技术将地球浓缩进一张无形的网络之中，它弥补了其它联络方式的不足，具有广泛性、间接性和安全性等独特的优势。在网络中，人们很容易获得为人处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感受到自身价值的极大化和他人对自己的终极关怀。与这种虚拟的世界相比，现实世界的缺陷十分明显。当人们在网络上获得的快乐比现实多时，自然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网络交往之中；而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只会更加倾向于在网络中寻求慰藉。这很可能导致一种后果：人们只愿意在网络上寻求虚拟但完美的人生，而消极地对待甚至逃避充满缺陷的现实世界。 以上这些问题，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法律等诸多方面。要想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引导青年正确使用因特网。 对策之一：正视网络渗透问题，强化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思想渗透，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惊慌失措；也不能等闲对待，听之任之。要通过教育使我们的青年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文化之精华也将越来越具有生命力；要教育我们的青年自觉担当起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荣职责，让中华文化在网络时代熠熠生辉；要加强青年一代的国情教育，引导青年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增强政治鉴别力，自觉剔除网络中的“精神垃圾”。 对策之二：针对网上道德弱化问题，做好网上文明行为规范。 首先要加强道德自律，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这一点显得极为迫切。只有全民道德素质提高了，才能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其次，要强化舆论的道德评价，利用传统的新闻媒体，对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不道德现象进行谴责，形成舆论压力；三是要靠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携手，强化道德教育，形成道德良心，使文明上网成为网民的自觉行为。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网上法规，打击网上犯罪，使网民有法可依。 立法部门要根据网络特点，尽快加强网络违法和犯罪的认定和立法，惩治利用网络对他人的权益和声誉构成严重损害的“肇事者”。 对策之四：加强青年的社会化教育，提高青年适应社会的能力。 要引导青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看待“网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距；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教育活动，提高青年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要引导青年运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网上交友，不能将网络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不断提高青年适应社会的能力。 对策之五：多开辟健康有益的网站，占领网络阵地。 网络服务者要以高度的道德责任心，及时清理网络中的“垃圾”，不断净化网络空间；网络工作者要开辟更多健康有益，有吸引力的网站，占领网络阵地，争取更多网民。 总之，互联网络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为青年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只要我们高度重视，正确对待，及时剔除网络的负面效应，互联网才会成为社会文明的“加速器”。否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也许是一个“文明的陷阱”。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医院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当前医院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及时解决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是摆在我们政工干部面前的必须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一、提高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在医院加强全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政工干部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医疗事业健康发展，医院管理目标的全面实现，是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引导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目的，塑造高素质的卫生队伍形象。 目前医院正处在发展改革阶段，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必然会反映到医院中来，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不能及时正确引导，帮助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纪观，就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走上经济利益至上的极端，甚至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要在充分认清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自觉摆正位置，紧紧围绕医院党政中心工作，抓紧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明确目标，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式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引导广大医务人员不断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在掌握现代医学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能力，因此，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要抓住这一根本目标，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以爱心和质量为主题，以塑造高素质的卫生队伍良好形象为目的，以纠正行业风气，树立卫生文明道德风尚为目标，以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降低医疗费用，实行单病种现价收费，改进窗口服务和护理模式，加强医患沟通，创造和谐的医护、医患关系，创造文明，促进医院健康发展。 三、新形式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随着医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强化政治思想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前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在调整思想教育内容的同时改进方式方法，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才能结合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加强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党政、工、团要齐抓共管，以党组织为领导优秀，以行政职能部门为依托，以科室班组为基点，把政治工作纳入医院管理范畴，及时掌握全院职工思想活动规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形成一个积极参与、协调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2)以全方位目标管理为总纲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进展。进一步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医院全方位目标管理，实行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考核，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查各级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制度、会议制度、活动制度、奖惩制度，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3)要采取灵活多样扎实有效的方式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充分利用医院一切活动阵地，如党校、党员活动室、职工之家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读书会、知识竞赛、岗位练兵、演讲会、外出学习参观等，实行开放式，综合性教育，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寓教于多种经济交往和社会各种活动之中，同时要大力推广网络化教育，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和有效性，使思想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富有成效。(4)树典型，完善激励机制。要广泛开展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优活动，以“典型”带动发挥教育、示范、激励作用。特别是在评选、表彰先进科室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条件，培养、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使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气候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它不是单纯的说教，特别是在医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着重要使命，作为一名医院的政工干部就要紧紧围绕当前医院改革和发展大局，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全院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改革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医院健康稳定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的崭新化、多元化、复杂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论新知识，塑造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形象，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发挥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是当前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关键。 关键词：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信息化带来的变革框架下，当前的改革开放是革命性的、全方位的、前所未有的，它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变化是崭新的、多元的、复杂的,也是不容回避的。因此，如何提高在新形势下驾驭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便很自然很急迫地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面前。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充分认清新形势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要适应新形势下搞好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使命任务和职责要求，进一步强化与时俱进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一、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形势发展日新月异,如果我们的脑筋因循守旧、僵化不前，就难免会出现种种“刻舟求剑”的现象,“提高”无从谈起。只有观念的更新，才能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新的标准、新的思路，审视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利弊得失，发现和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天地，去研究和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 联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和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观念,打开视野。一是改变“自我服务”的狭隘意识,确立服务于“中心”的观念。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设计、开展和评估,而不能自成中心,自搞一套,更不能就思想政治工作来评估政治工作。二是消除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意识，确立尊重客观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思想、行为趋于多元，这就要求我们要客观认识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正确看待人们遇到的包括利益调整在内的各种现实问题。三是纠正“闭关自守”思想，确立“开放”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走出一条开放之路，要善于借鉴整个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思想道德建设成果,善于运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作为教材,引导人们在改革的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四是克服“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说教意识,确立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决不能简单地靠这“禁止”、那“不准”来代替艰苦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更不能随意用种种土政策土规定来压服人。 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探索 第一，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论新知识。面对新形势下需要回答的许多新问题,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现有的理论、知识显得落后、单一和陈旧。要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判断能力、说服能力和思维能力,途径之一就是要多研习新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小平同志的理论观点和战略主张是我们从事改革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我们解释、评判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新问题、新情况的最基本的依据。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应当将此作为必修课,下功夫学懂弄通,真正把这把“总钥匙”掌握到手。途径之二就是要努力掌握现代化经济科学知识。改革开放条件下,人们的许多思想问题与经济现象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既要懂政治理论,又要懂经济理论,多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多了解现代经济和企业管理知识,多懂得一些经济法规,从而能够科学的看待经济现象,正确解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途径之三就是要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现代条件下,科技已经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网络的飞速发展，构建了人类社会新的形态—网络社会，它和现实社会密切联系，相互作用，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必须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这样,我们析事论理就多一些视角,多几把钥匙。途径之四就是要努力掌握政治工作专门知识。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简单的说教，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政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知识，力争成为“行家里手”。第二，塑造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形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具有示范、导向作用。好的形象能够增强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凝聚力与感召力。因此,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着力塑造以下几个形象：一是自觉投身改革的开拓者形象。我们要求广大群众关心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首先自己就应当对改革开放事业充满信心，坚决拥护改革，支持改革，自觉地当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保持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勇于结合新的实践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具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只要认准了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的事，就敢拼敢上，要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锐气。二是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的奉献者形象。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要求别人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理应标准更高，做得更好，要甘于奉献，避免急功近利。三是勤于学习的自强者形象。这不仅是提高驾驭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需要，也是适应参与社会竞争的需要。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具备新的素质，带头立足本职岗位锻炼成才，把干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作为增强参与社会竞争能力的过程。四是实事求是的务实者形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切与实事求是相悖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必将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更加求真务实，彻底清除唯书、唯上、唯名、唯利的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心实意地从被教育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负责地解决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五是严于自律的廉洁者形象。在商品经济的“霓虹灯”下和“万花筒”中，人们容易晕头转向，沾上不健康的东西。要教育群众保持革命本色，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必须时时刻刻从严自律，塑造好廉洁形象。要正确看待和使用好手中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权钱交易、权物交易，始终保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本色。 第三，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一是要在大胆“闯”大胆“试”中寻求新路子。对于面临的新问题和未知领域，不敢“闯”、不敢“试”，就无法去认识它、解决它，就无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只要是认准了的，只要在职责范围之内的，即使领袖人物没有讲过，马列著作上没有写过，学术界没有讨论过，上级没有明确要求过，其他单位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本单位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尝试，也可以不等不靠，大胆去试，大胆去闯。只有冲破陈规陋习，以实际效益为根本出发点，就没有不能破的规矩，没有不敢闯的“禁区”。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也一样。只要我们的办法能感召人、凝聚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们都自觉自愿地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行动，自觉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就没有不可尝试的办法，没有不可闯的领域，没有不能走的路子。二是要在把握群众思想变化的特点规律中寻求新对策。比如，现代条件下信息传播非常迅速，人们思想具有变化快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敏感性，增强洞察力，能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形势。对改革开放中党和国家陆续出台的新政策，要学在前、懂在前；对新的改革措施和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要知在前；对群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预测在前，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三是要在集中群众智慧中寻求新办法。群众是智慧的“源泉”。积累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等上级给办法不行，靠少数思想政治工作者想办法又远远不够，必须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善于捕捉群众中迸发出的智慧“火花”，及时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新方法。四是要在借鉴中寻求新途径。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潮水般地涌进来，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佛隆的“期望值理论”、赫茨柏格的“激励因素理论”等等。这些行为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行为心理的一些规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荒谬的东西也掺杂其中，我们不能因为有荒谬的东西存在，就连规律性的、合理的部分也摒弃掉了，不能“泼水时连孩子一起泼出去”。在这方面，我们只要坚持科学的态度，该吸收的吸收，该借鉴的借鉴，该嫁接的嫁接，该利用的利用，就能在吸收借鉴中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良好效果，就能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使其更有时代感，更具有贴近性、实效性。 第四，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发挥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信息网络是互动的、双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客体都可以平等地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平等地讨论和发表各自见解。政治工作的主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并且政治工作的对象、内容、和目的都是隐藏的，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保障功能。但这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观念陈旧落后，理论素养低下，或掌握知识过于老化，对网络技术等新知识知之甚少，同样会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走回枯燥说教的老路。因此，信息化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是能掌握前沿知识的领先人才，是能够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行家里手。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研究论文 [摘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和效果，必须增强理论性，把握前瞻性，讲究科学性，坚持创新性，凸现人本性，发挥权威性，富有针对性，注重实效性。 [关键词]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八性”；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它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必须注重“八性”，即必须增强理论性，把握前瞻性，讲究科学性，坚持创新性，凸现人本性，发挥权威性，富有针对性，注重实效性。 一、增强理论性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要善于理性思考，高屋建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启迪人，解决人的立场和思想问题，使人从各种谬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不断提高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主观世界的能力。同志曾说过：“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以真理服人，是我们成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诀窍”。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是由其自身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人的正确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的确立，需要正确的理论灌输。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社会主义的意识，不会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放弃理论灌输，就会给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政治导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和导向作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必须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干部和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就要求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积极进行理论探讨，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解决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 二、把握前瞻性 思想政治工作前瞻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善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超前谋划，引导教育人民认清形势，端正思想。 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今世界一超多强，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战略，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国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生活、就业岗位与形式、社会组织形式、竞争方式多样化，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发生了嬗变。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前瞻性就会被动，丧失主动权，会被当成是“挡雨的伞”、“取暖的炭”式的应景之物，或是“饭后洗盘子”、“为人作嫁衣裳”的“保姆式”工具。思想政治工作要打好主动仗，把握前瞻性，就要努力学习，善于把握社会发展脉搏，针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帮助人民群众明确方向，正确选择；就要善于观察、分析和把握形势，进行科学判断，不断研究变化了的情况对人民群众思想的影响；就要善于和勤于思考，许多前瞻性问题都是在对大局的把握和深层思考中提炼出来的，没有超前分析和科学思考，不可能取得驾驭形势的主动权；就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善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和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思想变化规律进行研究。 三、讲究科学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要遵循人的思想活动规律和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开展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讲究科学性，要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提高科学分析形势、获取思想信息、有效宣传鼓动、善于个别谈心、广泛组织协调等各项能力。要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学好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人才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及时吸收和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研究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理论、新方法，用以加大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科学含金量。要认真研究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它们对人的思想的影响，遵循人的思想变化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有目的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讲究科学性，必须注重科学方法。对普遍关注的问题要上下统一，形成合力，既要加强宣传教育，又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对群体事件中的问题，要善于抓住关键人物，做好工作；对不同群众出现的思想问题，要摸清情况，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要注意搞好预防，抓住苗头，主动出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等等。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不脱离科学的轨道，顺利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目标，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率和有效度。 四、坚持创新性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生命力源于不断地创新。一旦失去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随着时代不同、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创新的时代，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创新是迎接挑战、解决问题、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它不仅要遵循科学的原则，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继承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和否定过时了的观念、内容和方法，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观念、机制、内容和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观念创新是前提。新时期，新形势，新问题，不解放思想，不创新观念，就跳不出旧的模式框框，就会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就不会打破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式，不能根据时展和人们思想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机制创新是保证。没有科学健全的机制，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形成“两张皮”，就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因此，要建立完善的领导管理机制、充分的保障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内容创新是优秀。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理论滞后，跟不上社会存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就会成为空洞的说教，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有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你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导弹”。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方法手段创新是关键。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要讲究实效、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要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工具和信息网络技术，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含量。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提高政工干部自身素质是条件。这就要求我们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因为知识是人们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在不断学习中创新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新事物都是思维的产物，创新不是“梦想”，创新来自勤于思考和多动脑筋；创新不是蛮干，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来源于实践五、凸现人本性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所有教育活动，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优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 思想政治工作人本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而实施的，必须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优秀，摸清人的心理动态和思想脉搏，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正当需求，因势利导，关注人性，凝聚人心，激活人气，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应有的作用。 爱心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尊重是心灵沟通的桥梁。思想政治工作凸现人本性，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多一点人文精神、人性思考、人文关怀，注重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突出人性、情感、关爱，克服“冷面孔”、“铁心场”、“机械化”。要关注人的喜怒哀乐，了解人的七情六欲，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做到对待群众要“真心”，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多与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见；日常工作要“留心”，与群众同甘共苦，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说服教育要“耐心”，对有缺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居高临下，强迫压制，要创造一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尊重人的平等和谐的气氛；关心群众要“热心”，使群众感到温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这样，群众才会服你、信你。 六、发挥权威性 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具有非权力影响力，对客体有崇高的威信，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取得成效，与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影响力很有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一是权力影响力，一是非权力影响力。权力影响力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权力服务群众，为群众谋利益，感召群众。非权力影响力，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人格感染力。李瑞环同志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要说服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人格是人的道德品格、精神素养、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人格的魅力是无穷的，虽然它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但它有一种不靠任何外界制约的自然影响力。高尚的人格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赞许和仰慕，从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心灵震撼力，让人民群众自然而然、自觉自愿地服从，思想政治工作才更具威力，收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为人民群众所折服。 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权威性，要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带头实践自己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对自己严格要求，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正人先正己，教人先自教”，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高尚的品格感染群众，以端正的言行带动群众，以良好的形象影响群众，使群众心服口服；否则，“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一套，做又是一套，马列主义只管别人，不管自己，“假正经”，群众就不会服你，而会“恐惧”你。古语云：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罗曼·罗兰也说得好，要播种阳光到别人心中，首先自己心中要有阳光。那种“说得漂亮，做得肮脏”的干部，群众最厌恶，你讲得再多，群众也不会听你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的身先士卒，一声“跟我上”产生的号召力，胜过千言万语，不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性的表现吗? 七、富有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调查研究，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变化和不同对象的特点，选准切入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看清对象，因人制宜。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人是有差异的，既有思想观念、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的差异，又有从事岗位职业的差异，还有经济状况、家庭环境、社会背景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思想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一刀切”、“一锅煮”。如教师批评学生，对外向型学生，教师可“直截了当”，而内向型性格的学生则可能受不了，只能“点到为止”；批评男生，教师可“平铺直入”，对女生有时则要“迂回曲折”。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注意场合，因地制宜。即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所在的场合的氛围相协调，切不可随心所欲，不看场合，跟着感觉走。如批评人，避开“众目睽睽”的场合进行促膝谈心式的教育和疏导，别人容易接受。否则，他会公开跟你“顶牛”，哪怕你再有理，他也不会承认错误，因为你给他在众人面前丢了“丑”，他有逆反心理，对你不服。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把握时机，因时制宜。即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捕捉最佳契机。如发现有的青年学生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心情烦闷，情绪低落、波动；处在重重矛盾之中而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受批评或处分后思想不通，受到表扬或奖励后骄傲自满；与别人发生矛盾而影响团结等等，这时候正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时刻，必须在此事发生之时就进行。否则，时过境迁，失去良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就不好。 八、注重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克服形式主义，克服“假、大、空”，避免脱离实际的“放空炮”，力戒空谈盲目，坚持求实作风，注重调查研究，虚功实做，求真务实，讲究实效。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要搞好调查研究和思想动态预测，了解人们的思想状况，把握人们的思想脉搏，科学预测人们的思想发展变化规律，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在政策性、原则性基础上，及时引导，注意方法的灵活性，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不同思想问题，采取各种有效的教育方法，才会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种工作之中，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绝不能时紧时松，时抓时放，患冷热病。而应结合其他工作，一同布置，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评比。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形成长效机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志曾说过，做工作要说服，不要压服，压而不服。因此，我们应把善良、诚恳、亲切、乐于助人和善于理解融铸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克服“我打你通”训斥式、审问式的工作方式，带着理解人、帮助人的真情实意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研究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名言：“在行动中，要把不管是你自身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性都永远当作目的，永远不能只当作手段。”这就是道德的“绝对命令”，也可以说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一原则与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可谓不谋而合。把人看成目的，这就像十七大报告里第一次出现“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字眼所蕴含的意义一样：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更加注重关心人内心的感受，贴近人的心灵。所以人本原则指导我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尊重每一个有特点、有价值的生命个体，走进大学生的心理。新时期大学生的认知特征，从受教育者的视阈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提供了依据。因此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应针对大学生认知特征对症下药。 一、针对大学生认知价值性、理智性，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1.针对大学生认知导向的价值性，坚持整合一元导向。认知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是陈述性知识。我们不妨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分类观，也对道德知识做一个粗略的层次划分。我们认为，在道德知识体系中，人们关于规则、正义、善恶、良心、荣辱的观念与认识应是陈述性知识的主要内容。这些“底线”的道德认识是个体日后形成关于具体道德事件分析和评判能力的基础。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识掌握的最高目标是形成和发展元认知知识，就道德知识而言，这种元认知的知识应该包括个体在综合了解道德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自主价值选择的自由境界。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备的陈述性道德知识和程序性道德知识为基础。据此，我们是否可以依据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观，对大学生的认知活动作出这样的解释：个体在道德发展过程中，需要基本的道德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与具有价值倾向性的认知导向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网络资源的高度共享，大学生认知导向的多元价值性更加突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当坚持价值观教育的一元导向，在坚持主导前提下促进多样化的发展，保证价值观呈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所谓一元价值导向就是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大学生进行开放性和宽容性的价值引导。为此，一方面，要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兼顾本人、他人、集体、国家的四者利益，当四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为重。另一方面，在充分了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价值评价，在开放与宽容之中加强价值的筛选和滤导，引导学生吸纳合理化程度较高的意识观念，缩短学生在学校中的理念价值与在社会中的经验价值之间的距离。 2.针对大学生思维发展的理智性，注重启发道德思考。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培养学生的认知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强调的是教给学生吸收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学会如何学习。这就等于在学生的心里培养了一位“老师”，随时可以告诉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知识和策略，就可以解决其学习中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认知策略水平越高，其思维的理智性也越强。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在知识获取中逐步培养了自身的认知方式，具备较强的理性选择能力。仅靠思想政治工作者灌输的教育方式难以使学生接受并履行某种道德规范。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与强化是一个道德信息接收、理解、加工等知、情、意、行的过程，涉及一种道德知识或规范的理性认同，以及由知识的理解到内化的机制，是由相互交错的复杂的思维系统的层次结构关系决定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道德认知方式从以往的以外部权威为主转向了以内部理性为主。“所谓道德思维，是指根据道德感知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推理，是对道德现象的本质、特征、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注重培养大学生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从“理”的角度提升大学生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学生掌握道德思维的艺术，而不是满足于对规范的表层灌输，要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建立起信仰，使“知道-理解-信念”三个教育环节紧密相连。 二、针对大学生认知意义性、敏锐性，拓宽思想政治工作途径 1.针对大学生记忆活动的意义性，积极创设真实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大学生的记忆就是一个意义赋予的过程。大学生倾向于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活动，即在新的学习材料与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非任意的联系，从而使其获得确定的意义。显然缺乏个体的理性理解和判断，道德规范只会是一种他律性和强制性的外在规范。如果大学生对道德的认知只是一种简单的、不稳定的工具性认识和记忆性认知，那就难以升华为价值性和观念性认知。怎样实现信息有意义加工呢？认知心理学依据概念、命题和图式予以说明，而它们三者的联系是用组块和序列来描述的。组块是由联结在一起的概念所组成的、序列是指组块排列的顺序。因此在学习某些信息组块以前先要掌握其他某些信息组块。当然，如果不按一定顺序，通过反复学习，也可以掌握任何信息，可是这种信息不可能与记忆中其他信息相互联系，因而是孤立的，很难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可见使信息的组块前后有序，其重要性并不是是否习得信息，而是因为它决定了在学习新的组块时能够激活的命题的质与量。意义性是根据学生能够形成的，把新信息与已有信息联系起来的命题的数量来测定的。因而认知心理学的教学观念认为要用例子来阐述信息，以增加其意义性。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根据教育目的和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创设贴近生活实际的情境，引导他们融入其中，激发他们对道德信息的意义加工。情境的创设法有很多。可以从生活截取情境，直接就同学中所发生的有道德教育价值的生活内容开展情境教育；可以用画面再现情境，通过看图画、投影、录像等来再现学生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开展情境教育；可以将故事描绘成情境，通过叙述虚拟的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故事开展情境教育等。 2.针对大学生感觉知觉的敏锐性，大力优化校园环境。认知心理学情境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与学习具有情境性本质。其对人的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人从出生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观察和实践接收着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信念、行为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由于这种文化适应的隐蔽性、复杂性和客观存在性，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所熟悉的一切不是外部教学的结果，而是周围环境文化的产物。因此，就必须关注教育过程中的一切环境，且设法净化这些环境。现实中学校为学生提供的环境并非一个完全适宜道德成长的环境。学校行政事务中的不正之风，教师中的一些不良教育观念所形成的校园文化环境，校风、班风，作为动态呈现都对学生的道德品质产生现实的影响。真实情境的不道德作为知识形态作用于学生，他们更多的是在对真实情境的感知中学习的，而不是依赖于课本、依赖于教师的说教。因此，优化学生生活其中的自然真实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高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我们要通过营造一个健康、明朗、乐观、向上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使大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道德的熏陶和渗透。换句话说，就是寓教于境、寓教于情、寓教于乐。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隐形教育的一种形式，它的突出特点是提升美的感知体验，是道德教育的审美渗透。马克思也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社会生活的，而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美的事物、美的情境常常使人赏心悦目，身心愉快，并自觉约束自己不合乎道德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激起大学生美的感知体验，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开启智慧。 三、针对大学生认知灵活性、多元性，锤炼思想政治工作艺术 1.针对大学生认知过程的灵活性，充分利用认知冲突。在认知心理学中，元认知是与认知灵活性是紧密相连的概念。元认知是信息加工模型的最高控制执行机制，它监督并调节着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使信息加工得以顺利进行。它包括两种成份：其一是元认知知识，认识到自己具有什么知识、经验，掌握了哪些认知策略，这些策略在什么样的学习情境中运用等等；其二是元认知监控，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借助自己的某些知识，调用自己掌握的学习策略去处理某种特定的学习、记忆、思维或问题，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元认知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极为重要。认知加工通过编码及相应策略的使用虽然有助于与已有知识的相互作用与联接，但是对材料的深加工并不意味着新旧知识联系的必然形成。在学习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加工策略达到学习的目的对学习来说更为重要。学习者只有监控和指导他们的认知过程，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学习者或者弹性的有效的问题解决者。大学生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拘泥于旧事物和方法，能容纳不同观念，善于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认知策略，在认知过程中表现出比较好的灵活性。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通过否定的行动解决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信息全球化的现实，积极发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作用。敞开思维的大门，利用网络上存在各种对立、冲突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为大学生呈现多方面的教育材料，让他们接受丰富的信息，并在信息与信息之间的矛盾，信息与原有认知图式的矛盾，信息与现实的矛盾中，激发大学生对社会、对道德的认知冲突，激起求知的欲望。 2.针对大学生认知风格的多元性，提供个性匹配策略。由于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个体主动的建构，因此，即使是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个体也完全可能由于知识背景和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思维过程，也即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或个体特殊性。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停留于对认识共性的普遍认识，而应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各个学生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应看到合理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化了的”。大学生认知风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表征与认知加工这两个维度上。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根据日常对学生言行举止的观察，分析学生可能具有的认知风格。在观察分析时要注意：一要细微，要留意，从学生感知、记忆信息时的微观表现中收集资料进行分析；二要善于综合，不能以为学生的认知风格是纯而又纯的，而对号入座，事实上很多人的类型特征是混合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根据观察分析提出假设和尝试，并进一步验证探索。然后根据不同的认知风格设计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匹配策略。例如，独立型学生易于给无结构的材料提供结构，比较适应结构不严密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对于有这样认知风格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在谈话过程中不时地留有几个独立思考的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去解答，不需太注意内容的层次。而依赖型学生喜欢严密结构的方式，因此他们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明确指导与讲解。对这些学生可采用分小组讨论的方法，引导他们在互动中学习，且谈话时要给出明确的结论。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针对不同的认知风格善于采取相应的匹配策略，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同属上层建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是企业软管理方式的范畴，都在为企业的文明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在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子，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互促进，是所有企业管理者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正确处理/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 大量案例表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谋求企业生存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还是拓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渠道，展示思想政治工作新作为的需要。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倡导、积累、筛选与提炼形成的人本管理理论，它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价值观为优秀，以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精神、优良作风、礼仪风俗、行为规范、标识、英模、环境、传播网络等为主要内容，能够激发和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它既要为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政治制度服务，服从于党的路线和社会制度的要求，又要通过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来推动企业生产的发展，使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得以实现。鉴于此，在理解处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体论”、“替代论”、“排斥论”都是片面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相交的圆，既有互相渗透影响的相同部分，也有本质不同独特互补的不同之处。 二、正确区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点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同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文化的视角密切相关，相互渗透，是有许多共同点，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1、工作目标相同。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强化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各个环节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党的基本路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因此，树立和强化企业精神，用价值观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把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两者的根本目的。 2、工作对象相同。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对象都是人，都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都是做人的工作。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象都是企业的全体员工。它们都是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共同出发点，都强调协调的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都重视培养人的集体意识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把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其着力点都是在以人为本，提高员工的素质，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发展生产力上下功夫。 3、工作方向一致。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它必然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不仅与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又能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任何排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文化都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4、工作内容相似。一是在经营行为方向，建立和坚持行为准则、企业道德，维护企业信誉，树立良好形象，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合同。二是在价值观方面，注重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统一，注重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三是在企业精神方面，强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持旺盛的劳动热情与献身精神。四是在培养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促进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来教化和影响企业员工，使之成为与企业目标、企业形象相匹配的企业成员。 5、工作途径相通。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采取的一些途径，如对员工进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市场经济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法制教育，企业面临的形式任务教育，开展全员素质工程活动，创建学习型企业活动，向先进学习看齐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对企业文化的宣传、养成和持续改进也几乎完全适用。而且，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特定的企业环境中进行的。企业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指企业的经营生产状况、产品结构、员工素质、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等；外部环境指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包括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行情、社会责任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这种确定又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有的因素可能起积极作用，有的因素可能起消极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要分析研究有利和不利因素，根据各自的特点，找准工作基点，确定工作重点和突破口，以求两项工作同步获得成果。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点 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视角并非是一种共同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思想视角广泛地放在人的思想、素质、智力和理想上，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是更多的把视角放在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上，其主要区别体现在： 1.范畴不同。企业文化属于管理范畴，属企业管理中的“软管理”，是一种经济文化，是把现代企业的一种管理科学、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融合为一体而形成的文化管理，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理论的升华，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企业文化是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它通过培育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员工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追求企业整体优势，具有明显的管理性和经济性，在本质上是经济管理问题(企业文化建设涉及企业风格、体制、政策及企业形象等各方面的管理实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属于政治理论教育范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照党的路线和纲领，通过有组织、有意识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其本质是党在企业中的群众工作)，本质上属于政治工作范畴。企业文化建设涉及企业风格、体制、政策及企业形象等各个方面的管理事务。而思想政治工作长期以来也一直强调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做，但它的重点是从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方针政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出发，围绕如何维护、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和企业风尚而开展的工作。不难看出，两者虽有相似的目的，但在立足点、工作范围、实践要求的适应性方面均有区别。 2.内容不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根据企业内外条件选择经营哲学、确定管理信条、培养企业精神、确定企业目标、建设企业道德、树立企业形象等，具有鲜明的企业个性特征。不同的企业依据本身的实际需要为企业制定使命、理念和行为规范，当这些使命、理念和制度规范 成为该企业广大员工普遍自觉行为时，便形成了本企业的文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和全体员工进行系统的路线政策、思想政治、基本理论、精神文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形势任务教育和三德一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遵纪守法)等方面的教育，同时对员工在企业具体生产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认识、情绪行为等问题进行疏通引导和有效化解，具有较强的社会共性特征。所以，企业文化是适合本企业实际情况需要，属于本企业的文化，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企业需要。而广泛意义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适合于每一个企业。 3、主导力量不同。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文化，也叫“一揽子文化”，往往一些企业文化的源头，就是这个创业者文化思想的体现。企业文化的优劣及建设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一般说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党建水平。为此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秀作用，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此外，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管理权限也不同。企业文化建设多数企业主要是由行政负责，而思想政治工作虽然也一直强调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但实际上主要是党委主抓，由政工部门来布置和落实。 4、工作方法和过程不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企业使命、理念一经确定，就要通过制定制度并强制执行，使员工对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做到高度的自觉和一致，以此达到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体现企业良好形象，从而换取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的目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全体员工，通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使全体员工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体验，逐步养成确立企业员工共同的优秀价值观念，以提高企业的感召力和竞争力。因此，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重在使员工对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做到高度的自觉和一致，并直接将其转变为具体自觉的行为，其制度和行为规范有着极强的严肃性和明确的规范性，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般来说，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其制度和行为规范正是有着极强的严肃性，才能保证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达到普遍自觉的程度。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党的统一组织领导，通过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工作体制，进行系统教育和正面引导，以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注重疏通引导，说服教育，启发调动，沟通理解，要求循循善诱，耐心细致，一般不带有强制性。 5、适应范围不同。思想政治工作立足于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具有重要的共性特征，其基本精神适用于每一个企业。企业文化是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宏观指导下，依据企业的实际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它属于本企业。 三、正确把握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 当今，是企业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经济、文化的一体运作。只有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不断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涵，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外延，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创建独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形成企业整体的物质观、道德观。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的优秀是企业精神，其主题是人。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新的理论，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其发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注重发展社会事业，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是经济组织，在社会和谐发展中，具有根本保护作用。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因为企业文化和新价值体系都是依靠人来体现的，人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是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文化涵盖了企业价值观的确定、企业精神的培养、员工道德的养成、优良传统的发扬等诸方面，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避免企业员工出现“精神危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谋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并为员工所认同的一种先进群众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企业个性。因此，企业思想道德政治工作必须切实以企业经营为中心，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才能做到有为、有位、有成，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引导力和约束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企业作为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让员工当家作主，努力营造一种凝聚人心的氛围。这就必须搞好企业文化建设，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前提条件，是根本保证。坚持生产经营全过程，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企业只有在文化的涵盖下，把生产经营、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和思想政治结合起来，才会增强凝聚力，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四、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队伍构成多元化；二是员工收入多元化；三是信息获取方式多元化；四是价值观念多元化。如何将不同身份、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知识、不同价值取向的员工思想意识统一起来，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问题和紧迫任务。面对挑战，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继承过去好的经验做法的同时，一方面认真研究新形式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开辟新途径，探索新方法，创造新经验；另一方面注重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借助企业文化新载体，努力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视野、渠道和空间，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1、借助企业文化，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营生产的融合。企业的目标、精神、理念、使命和宗旨是企业文化的优秀，它反映了企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即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发展，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更接近于企业经营生产。具体的企业目标，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感到只有企业的价值实现，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2、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企业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够使全体员工得到价值认同和统一，由此形成优秀竞争力。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物质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因此，我们要把企业文化优秀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持之以恒。通过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的凝炼和培育，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去，变成企业的具体目标和行为规范；通过文化的辐射和渗透作用，把党的理想、信念铭刻在每个员工的头脑里，融化到每个员工的血液中。坚持以先进的思想文化塑造企业，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员工，使思想政治工作变“无形”为“有 形”，扎实有效深入人心，为企业经营生产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3、借助企业文化，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企业的发展进步，员工不再把企业看作单纯谋生的劳动场所，而是需要企业具有多功能性。不仅要提供舒适的劳动环境，还要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企业文化建设倡导的企业精神、构筑的发展目标，使员工看到了企业发展的希望，不仅给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而且在倡导企业道德、规范员工行为中，将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八小时以外，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平台，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旧观念、旧模式、旧方法，实现创新发展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 4、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全体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企业文化建设的全员参与，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对全体员工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的过程。广大员工变以往教育中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自觉实践。当他们感悟到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正确可行时，就会自觉地团结在企业周围，为企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许多企业的成功经验证明，企业文化建设是启发员工热爱企业、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强化；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等共同价值取向的培育、提炼、升华，要靠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保证；企业文化的发展进步，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推动促进。 1、建设企业文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文化作为“舶来品”强调自我实现，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容易诱发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如果没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教育，其副作用不可低估。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员工进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坚决摒弃低级趣味、腐朽庸俗的世界观、价值观。 2、建设企业文化，要突出社会主义党建特色。我们是国有企业，企业党组织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干部管理中为企业培育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和精英，在企业管理中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领全体员工为企业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设企业文化必须发挥其党建优势，这是坚持党对企业政治领导的基础，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 3、建设企业文化，要着眼于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员工队伍的素质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一个思想、文化素质都不高的企业团体，是不可能产生优秀的企业文化的。作为专门从事园区开发建设工作的海泰控股集团，围绕园区的发展，承担着开发建设的重任，追求科技进步、技术领先是我们企业始终遵循的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企业员工队伍比较年轻，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较多，因此，按照园区发展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把海泰控股集团全体员工塑造成为服务园区、报效祖国的“社会人”，勇于创新、诚信经营，团结协作、恪尽职守的“企业人”，崇尚科学、善于学习的“文化人”，自尊自爱、文明高尚的“法治人”，打造在国内国际市场叫响的“海泰人”这一品牌。 4、建设企业文化，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经营者的文化，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企业文化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代表着企业的追求和发展方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作为员工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理所当然、责无旁贷要当先锋、做表率。只有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发挥各自优势，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文化建设。 总之，只要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就一定能找出更多的、富有时代感、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新途径，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就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一个重点，时刻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迫切要求我们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一、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由于在竞争的过程中，物质的、业务的指标是有形的、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易于直接比较，容易引起关注和追求；而思想、道德是难以量化和具体进行比较的，因而导致一些领导和师生忽视思想道德而产生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因此，为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始终把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二)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需要 在当前新形势下，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正在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只有在不断提高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同时，有效防范和抵御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增强政治辨别力，高度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才能保证大学生全面发展。 (三)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一所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一所院校在要推动自身的长足发展，必须在重视他们科学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重视他们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道德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进。 二、当前大学生思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国际各种思潮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程度加深 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的兴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动摇着当代大学生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打破了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价值秩序，从而造成部分学生的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困惑。这表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传递多样化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价值，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程度加深。 (二)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 当前，就业方式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对社会与个人前途的期望，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学生是一个容易为外界环境感染的群体，市场经济活动诱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一些学生的价值观造成扭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一些大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与心理上的不适等现象，追根溯源，把握特点和规律，寻找应对之策。” (三)网络时代的高速信息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挑战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成为了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崛起的第四传播媒体，“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掌握了世界”，但是，互联网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互联网上传播的大量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伤害，它所具有的快捷、开放、匿名等特点，增加了管理的难度。由于一些学生对网络信息和社会思潮的鉴别力和控制力比较弱，导致一些网上行为偏离了道德规范，而高校的网络管理工作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独生子女的独特性格特点 现在学校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其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知识面宽，自我意识强，有活力，有个性，有创造力。传统思想观念在他们那里影响较小，推崇实用主义的处事哲学，所作所为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易受他人影响和左右，追潮流的学习方式较为盛行，易于急功近利，从而导致了自身学习系统性的破坏。这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极为不利。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本对策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正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一重要指示，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凝聚力、说服力、号召力、吸引力，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内容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实基础 大学生思想政治政治工作的重点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理想信念和道德教育问题。一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主动吸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成果，突出形势与政策、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等教育，切实加强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二要重视高校网络文化内容的创新。改变网络内容来源比较单一、静态成分偏多的现状，积极推出与大学生心理需求、生理特点和成长规律相适应的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内容，用正确、健康、科学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三是应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针对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就业、经济等压力普遍加大，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增多的状况，必然重视并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二)载体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在新形势下，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关键要抓住结合点、闪亮点和技术点，增加科技含量、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具体讲：一是创新科技型工作载体。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积极开拓校园信息网，通过网上谈心、讨论问题，扩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和辐射力。二是创新情感性 工作载体。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种情感交流与共鸣的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的原则创新更多情感型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把民主精神和真诚情感融入其中。三是创新人文型工作载体。针对大学生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创新校园文化，倡导现代文明，陶冶思想情操，塑造美好心灵。(三)手段创新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培养人、塑造人中的新型载体和重要手段作用。网络教育所具备的教育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施教者可以利用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别化教育。在网络中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具有空前的自由度和极强的渗透性，这些都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机。 (四)机制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障 要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视为学校党政管理骨干队伍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术骨干队伍的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全方位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政治过硬、思想解放、道德水准高、心理素质好，更重要的是要有献身事业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选拔和培养机制，优化知识结构，增强理论浓度，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并要能熟练运用高科技工具，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对人才培养具有方向性和导向作用，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灵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工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把握时代主流，采取有力措施，发挥创造性，加强针对性，增强实效性，拓宽覆盖面，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好，以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新局面。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农场思想政治工作策略研究 基层党组织的所有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必须坚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正确方向。但是,不同的组织,按照各自的性质,在经济建设中所处的具体位置、所应发挥的具体功能和具体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是要求党组织发挥与行政组织同样的作用,而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发挥与其政治组织性质相应的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大多数人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应当从认识误区中走出来,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思想,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已经证明,切合实际、面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在坚定人们的信念、凝聚人心、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威力。 一、思想政治工作要脚踏实地,不断增强有效性 当我们谈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的时候,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有时候花了力气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可是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收效甚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有效性是由两方面的条件所决定的,一是真理的力量,一是人格的力量。所谓真理的力量,是说你所讲的道理必须是合乎实际、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合乎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谓人格的力量,是说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必须带头按照你所讲的道理去做,言行一致。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还需要采用恰当的手段、生动活泼的方式,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从现在的情况看,真理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邓小平理论已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最进步的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基本路线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以这一理论为优秀内容,结合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理应取得良好的效果。问题出在人格的力量上。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党内出现了不正之风,而且屡禁不止。搞不正之风的虽是少数人,但影响很坏。近几年来,党中央加大落实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但是有些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腐败分子虽然是少数,但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与理想、信念是水火不容的。只有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理想信念教育才能收到实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坚定的信念来凝聚人心,决不是把理想当作空洞的口号来喊就能做到的。人民群众不相信空话,必须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只有在美好理想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人心的凝聚。共产主义说到底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制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决定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关心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关心群众,才有资格教育群众,只有关心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仅仅以教育者的面孔出现在群众面前,而首先应该是服务者。党员干部应该做到既有原则性,又富有人情味,要让群众感到可亲可敬,使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员干部是自己的贴心人。 二、从关心群众入手,加强农场思想 政治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在当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步伐的新形势下,要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巩固和加强新时期党群关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各级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搞好科学决策,实施正确领导,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无穷的智慧。我们要善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群众求教,集中群众的智慧,解决我们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挖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真知灼见,不断改进我们工作的方式方法,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群众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所以,关心群众必须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防止简单化,避免形式主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做好了解人的工作,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要善于体察群众的所思所想,真切地把握群众的脉搏,把群众的情绪和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群众认识到我们的党组织、党员干部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有了这个前提,基层党组织就可以面向广大群众,从生活上、工作上、心理上、思想上、政治上全方位、多层次地做好关心人、凝聚人的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 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 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 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 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 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 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 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 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 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 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初中政治小论文:如何指导初中生撰写政治小论文 小论文是中考政治学科必不可少的考试题型之一。组织和引导学生写政治小论文， 是巩固课本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有效途径。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教会学生写政治小论文的一些基本方法。 一、撰写政治小论文的积极意义 由于撰写政治小论文需要与时政热点相结合，有利于促使学生更多地去关注时事政治，了解社会百态，进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也有助于巩固课本的基础理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初中生由于受知识水平、生活阅历所限，理解新闻事件时可能过于片面，通过写政治小论文，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使学生更全面、客观地认识新闻事件。 二、如何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 1.引导学生选好题目 政治试题中常常给出一则或多则材料，要求围绕材料内容撰写小论文，题目通常为自拟。假如论题太大，学生必然泛泛而谈，说理空洞且缺乏说服力，所以选题必须要“小”，或从“小”现象切入来讲“大”道理。例如，一次考试的试题材料中倡导广大网民要遵守“七条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有的同学便立题为“上网安全”，这样的题目使人读不出所写论文的主旨内容，如果把它改成“文明上网，人人有责”或“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就会通俗易懂，论点明确。优秀小论文的题目应该立意新颖，富于启发性，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使人一看题目就有一种新鲜感，并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提炼观点之后就要对观点进行说理论证，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尽量把政治理论生活化。如针对“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一论题，可以收集有关环境污染的资料，了解国家针对环境问题制定的方针政策，思考青少年能为保护环境做哪些事情。针对“责任一路相伴”这一论题，可以收集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事迹材料，并结合材料阐明学习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重要性。 结合生活实际撰写政治小论文，既有利于巩固书本知识，又有利于学生养成关心时政、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习惯，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凸显创造性思维 写小论文时教师要给学生思维和想象的空间，使学生在写作中能够表现出对情景材料认识的深刻性、灵活性、独立性和批判性。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通过参观、访问、调查、实践等活动搜集材料，并将其归纳整理，结合材料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学生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过程。 4.通过批改以提高其写作能力 批改、分析、校正是撰写政治小论文不可忽视的几个重要环节。教师在批改小论文时切忌包办代替，直接把自己的理解或想法灌输给学生，让学生写进小论文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要通过批改小论文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指导学生如何修改小论文。此外，也可以采用学生互批的方式，引导学生在互批过程中借鉴他人的优点、查找自身的不足，借此提高写作水平。 三、其他常见问题和应对方法 我在指导学生写作政治小论文时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总结了几点应对方法： 问题一：对时事的认识不深入，对文章的分析不透彻。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时间紧，对时事政治了解得少，平时看电视也不关注新闻;部分学生关心时事，但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上。针对这些情况，在教学中我把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握写小论文的要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问题二：对政治小论文的文体特点把握不好。有些学生片面追求华丽的语言，未能遵循政治小论文的文体特点和写作要求，有些学生的小论文逻辑和条理不清晰，缺乏推理性。针对这些情况，我经常张贴范文供学生学习，让学生在学习模仿的过程中克服对写作的畏难心理。此外，在教学中我还结合课文的重点和难点内容组织写作比赛，帮助学生养成敢写、乐写的好习惯。 问题三：过多地照搬课本语言，说理空洞，缺乏新意。过多地照搬课本语言，必然导致文章只有理论的“骨架”而没有现实材料的支撑，缺乏创意。这个问题是比较棘手的，需要教师耐心引导，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学习语文教材中的优秀论文，体会其严谨的论证结构和语言艺术，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增强小论文的说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写好政治小论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临考前突击训练就能实现的。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要训练学生熟练地运用课本中“说一说”“想一想”“议一议”“阅读与思考” 等小栏目以及活动课中的材料，加强小论文的写作练习，逐步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教师要发挥好指导作用，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使学生养成敢写、乐写的好习惯。只要学生注重积累，熟练掌握一些写作技巧，在政治中考中就不难写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见解独到的优秀小论文。 初中政治小论文:浅谈初中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实践与反思 思想品德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将正确的价值引导蕴涵在鲜活的生活主题之中，注重课内课外相结合，鼓励学生在实践的矛盾冲突中探究和体验，通过道德践行促进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就初中思想政治研究性学习的形式之一——小论文的写作与指导谈谈自己的实践与反思。 一、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意义 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在掌握确凿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思想政治课中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观察思考，并用自己的语言写成议论性文章就是思想政治小论文。 1.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广大政治教师要确立起自己作为课程教法的创造者和实施主体的意识，根据不同的选题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走向社会”，进行发现和创造，大胆打破观念的束缚、时空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初中政治教学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并不排斥学生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研究。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政治小论文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3.小论文活动能更好地推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处理信息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而了解社会，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实施 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要注意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以解决现实问题，要体现时代感、新颖感和生命力，要以事实为依据，善于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让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在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示和进一步提高。笔者每个学期都会在所任班级中开展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由于传统课堂教学只关注可表达性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十分重要的只能意会知识的学习；只重视了听、看，忽视了做，所以笔者在进行政治小论文教学的备课时会多花一些心思。具体活动方式是教师指导与学生个体活动相结合，活动的具体步骤如下。 1.教师指导。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学生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其次，讲清活动的目的、内容、要求；再次，举办政治小论文写作讲座，介绍学生阅读优秀政治小论文。 2.学生的个体活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收集材料，做社会调查。在学生掌握大量、可靠的感性材料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分析、整理、提炼与小论文相关的材料。让学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综合，透过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从实际中引出理论或结论。然后，拟定题目，撰写小论文。 3.教师指导。教师在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解决撰写小论文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理论和认识问题，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水平。一般情况下，小论文可以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写作。 4.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评选小组进行评选活动，并将优秀小论文推荐上报。 5.在一学年小论文活动结束后，要对小论文活动的情况进行总结、评价，可采用教师小结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反思 以上方案的实施，鼓舞了学生的写作热情，使政治小论文写作这项政治课教学活动，得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笔者通过多年的政治小论文写作教学实践形成了如下反思。 1.选题内容应该注意时代性、现实性、针对性以及典型性。从获奖论文来看，所确定的题目应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运用，同时又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反映对社会的热点、焦点和敏感问题的关注。如：诚信、环保、校园暴力、中学生上网面面观等课题。 2.要精心指导。这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培养写作能力和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 3.要体现自我探究性。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学生自主的探索性活动，应充分考虑其“活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综合能力为特征，以教会学生创造性学习为基本要素，关注学生的活动过程和参与程度，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培养学生的积极态度以及独立思考、收集和处理信息材料、写作的能力等。 思想政治小论文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探讨人们关心的“热点”，热情讴歌改革，大胆抨击时弊，坦诚发表见解，是思想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好形式。既能考查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能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是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 初中政治小论文:生活化思维初中政治论文 一、与时俱进 在这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里，一切都有可能变化，我们不能抱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来解决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因为人的思想也在随着社会在变，今天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可能对明天的人们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把知识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让学生们把学过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身边的每一件小事上，反过来学生们在接受知识之后，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学会活学活用，放弃以前背书的习惯，真正的用心去理解政治、理解生活。 二、原则 (一)结合实践对于初中学生，已经备有一定的政治常识，所以关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他们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只是他们看问题还不是很透彻，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引导者，指导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如过去发生的汶川地震、吉林发大水等问题，这就是政治知识的现实例子，通过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努力，可以让学生们了解到政府完成政府职能的一面，而对于我国的红十字会中郭美美炫富事件，也让同学们反思，这可能是政府职能尚未完善的一面。(二)结合时事课本中的内容总是局限的，它只是把最重要的精髓记录在里面，其余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补充说明，很多的知识与例子都不是时事，导致学生们在阅读到此时，都会觉着这些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就像一句玩笑话所说“历史在学我出生以前的事情，地理学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想要学好，真的不容易”，这时候学生就需要教师的指导，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下，理论结合实际，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让学生感觉政治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这样才会激起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三)结合乡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谚语的表面意思可能学生都懂，但是要想体会这句话的深意，恐怕仅仅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首先热爱自己的家乡，学生只有学会怎样爱自己的家乡，才会去慢慢思索怎样爱国，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在教学上也很受青睐。(四)结合兴趣传统的政治课堂教学方法把政治这门课程变得非常的枯噪无味，在学生们眼里，这仅仅是一门靠背书就能应付的科目，而实际上政治这门课程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电视上播出的新闻、周围有趣的事件等，学生要擅于把学过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并且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学会挖掘其中有趣的话题，以便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政治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这样学生才会自发地去研究政治这门课程。 三、方法 (一)平等在教学越来越生活化的同时，教师也应该转变自身的观念，以前大多数教师都觉得自己才是课堂上的主角，传授给学生什么知识，学生就必须照着模子学习，但是每个学生对待问题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想法、思考模式，所以教师和学生应该是平等身份的关系。(二)实践学生在学习政治这门课程时，如果只是一味地学习理论知识、背书，而不是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是绝对不行的，教师必须要给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健全学生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三)讨论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一个人学习收获的内容是很片面的，而与其他的同学勤交流、多讨论，比如参加辩论赛、知识竞赛等，不但能让学生了解其他人的优点、生活化思维模式，也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加以改正，这样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四)信息现代化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信息化与电子化的技术也可以给教学带来很多辅助的效果。例如，在课堂上，课本的知识过于抽象，单凭教师的讲解不能完全使学生理解，这时候可以利用幻灯片等多媒体设备将其转化为动感的形象让学生了解，使课堂变得高效率、高水平。 四、总结 政治学习来源于生活，整个政治思想体系都是从生活和实践出发的，所以生活化思维是要想真正学好政治这门课程，必须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在生活中学会用政治思想分析、解决问题，另外教师要通过对学生生活化思维的引导，让学生真正了解政治的内涵。 作者：甘维青 单位：甘肃省渭源县龙中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学案教学初中政治论文 一、依据目标内容进行分组互动 当制定完相关的任务目标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或者以组队的方式进行相关内容的学习。一般来说，学案教学法注重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上课时教师尽量选择分组互动的方式进行活动的开展，这样才能取得较好效果。比如上述例子中，教师在布置完教学目标后，将全班同学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5-7名同学组成，随后教师可以让小组同学自己确定一个组长，并让组长为同学划分任务。比如某个小组组长制定以下任务：“1.大家一起看书，完成老师布置的前两个任务；2.做题能力较强的3位同学完成练习册中的题目；3.实践能力较强的同学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可以去现实生活中收集资料；4.当大家都完成各自的任务后，一起探讨采用何种方式将实践调查的结果展示出来。”当制订的方案通过后，学生开始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巡视，及时给予学生一些帮助，比如一些题目学生不会做了，教师可以适当进行指点。再比如在进行案例展示策划时，教师可以给予一些教具支持等，但教师需要注意不要直接干涉学生的学习过程，将课堂学习的主动权完全交给学生。 二、按照活动内容展示项目结果 当学生完成教学内容后，接下来需要一起展示学习结果。由于时间的关系，教师可以适当将一些实践性较强的任务放在下次课中进行展示，而在第一堂课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看一些理论性的任务。比如第一个案例中，教师就可以让每组学生说说自己对诚信的感受，并解释诚信的重要性。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对对练习册上的答案，并对一些疑难的题目进行解答，比如“思考社会上制假售假的泛滥会造成哪些危害？”这样一道题目学生不知道如何回答，教师就可以进行相关点拨，引导学生将正确答案写出来。第二次上课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将自己小组完成的实践学习结果展示出来，由于这一学习任务实践性较强，学生需要到社会上进行相关市场调查，因此，每个小组所展现的内容和方式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小组用手机记录下社会上这样一则诚信的故事：“一个不起眼的表店一直生意都不是太好，眼看就要关门的时候，老板在最后一天提出一个告示，告示上说本店所卖的钟表时间都不是太准，24小时慢2秒，所以请大家在购买时谨慎购买。当大家看到这个告示后，纷纷前去购买，小店铺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这样的记录就非常符合实际，是生活真实的小故事，学生看到这样一个小视频后，会纷纷思考，从而对诚信的作用有一个更深入认识。再比如有的小组用漫画方式讽刺了一些社会上不诚信的现象，有的小组用讲故事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当同学们完成教学结果的展示后，教师可以进行相关结果讲评和评比，对于一些表现优异的小组给予物质奖励，对于那些表现不是太好的小组给予鼓励，从而促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加积极准备。 总之，学案教学法是一个以学生学习为出发点的学习方法，注重学生的学习和团队合作能力，适当进行学案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自学能力，而且可以让学生更直接地认识政治理论。初中政治课与实际生活联系较为紧密，对学生现实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要求比较高，为此我们在进行初中政治教学时，应结合学案教学方法开展一些实践性质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实践中更好地感受课文中的知识，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学案教学环节中更好地学到知识。 作者：陈小伟 单位：常州市武进区卜弋初级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学生课堂提问初中政治论文 1.循序渐进，把握提问的梯度性 初中政治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初中生的认知规律，合理地设计提问的坡度，由易到难、逐步深入地进行问题设置，给各个层次的学生以足够的思考空间和余地，发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提高提问的效率。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这一知识章节的教授过程中，我进行了如下的问题设计：①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什么？②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有着怎样的关系？③人民代表与人民是什么关系？通过这种层次化的教学设问，学生对于知识的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把握，知识的难度也就大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回答也水到渠成。由此可见，在初中政治课堂中，教师必须注重问题的先后联系，把握好问题的梯度与层次，逐步地深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知识。 2.别出心裁，注重设问的新颖性 形式新颖的问题更加符合初中生的认知心理，能够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思考和探究的兴趣，对于知识的自我构建具有独特的作用。所以，教师必须改变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课堂，创新设问方法，提出别出心裁的新颖的教学问题，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教学“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一知识内容的时候，我给学生出示一则新闻：“为了净化网络市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2013年8月，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和相关教育部门联合开展了一次‘零点行动’，即从零点到次日早晨8点自动切断主要学校周边网吧的网络接入服务，杜绝网吧未成年人通宵上网，避免学生影响学习和健康成长。”而后设置问题：“上述做法是属于对未成年人的哪项保护？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说明这样做的原因。”这种提问学生感觉耳目一新，注意力瞬间被吸引过来，通过问题的解答加深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一方面内化了知识，另一方面进行了自我教育。 3.联系实际，提高设问的开放性 开放的设问方式能够拓宽学生思维的广度，能够创设更加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究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学习的意识。笔者从近年的中考政治试卷上，发现开放性试题越来越常见。例如，在学习“依法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这一知识章节之后，我要求学生对怀化经济开发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有学生建议到沿海城市去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有的建议杜绝污染型企业在新区扎根落地，有的建议通过微博、BBS论坛等方式进行环保的宣传这种“出谋划策”型的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学生都能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在课堂上分享。这种开放性问题，使得学生的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发散性思维得到了有效发展，学习能力也随之而不断提高。对于高效政治课堂的构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总之，新课程改革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效的问题设计关乎课堂教学的成效，有效的课堂提问方法是多元的，作为一名初中政治教师，必须创新课堂提问方法，以问设疑、以问促教，促成高效课堂。 作者：全开雄 初中政治小论文:学生自主学习初中政治论文 一、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标准倡导的新的学习形式。教师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应该组织学生开展合作学习活动，让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学习的品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在讲解“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时候，教师可以和学生共同学习我国水资源的分布情况和受污染的情况，再组织几个合作学习的小组，确定每个小组成员的责任，让学生一起参与到调查水污染的活动中来。教师通过组织这样的调查研究的活动，让学生全部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中，学生参与了调查活动，分析研究活动，就能够抒发自己的个性化的见解，就能够得到明晰的调查结果。 二、教会学生独立阅读和思考 我国的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说过：教师讲课的真谛不在于全盘授予，而在于相机诱导。教师要引导学生动脑筋思考，动手实践，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在实践活动中掌握知识，提高能力。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是单纯地讲解全部的知识，而是要教会学生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给学生提出学习的要求，形成学习的目标，并创造好的条件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可以在课前列出本节的学习要求和学习提纲，或者让学生通读课本后总结出重要的观点和概念，并找出自己疑惑的地方，先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如果不能解决就请教教师和同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独立阅读教材，独立思考问题，激发学生产生自主学习的意识，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也要和学生站在一起，及时指导学生，了解学生的疑难，给学生正面的积极地评价，引导学生喜欢学习。 三、教会学生好的学习策略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曾经说过，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而在于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不能只重视灌输学生知识，更要注重开发学生学习的能力，教会学生学会学习。教师应该教会学生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实现教育的目标，为学生终身可持续性学习打好能力基础、知识基础。 1.教会学生学会阅读 初中政治教师应该摸清楚中考的试题发展态势，了解初中政治教学的总的特征，教学生学会阅读。教师应该教学生看懂教材，实现对初中政治知识的内化和理解，深化对知识的理解程度，牢固地掌握知识，并学会将课本的知识和已经有的知识实现融合，让学生感受到政治阅读的欢乐和幸福。教师教会学生阅读，就等于实现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教师指导学生在阅读前，应该对学习的内容有宏观地整体地把握，建立知识脉络，实现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和内化。 2.教会学生学会提问 提问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特别重要，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提问逐渐指引学生走向对真理的认知。教师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应该重视启发学生，引导学生学会提问，重视解决学习中的困惑，实现认识真知。如果学生对考试中的复杂繁多的材料不知道怎么办，就证明学生的提问能力有待提高。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的提问的能力，重视鼓励学生多读书读报，多问几个为什么，为形成良好的提问的习惯努力行动，为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打好基础。初中政治教学必须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师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才能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才能真正拥有课堂，学生才有终身可持续学习能力的全面提升。 作者：范正玲 初中政治小论文:师生关系初中政治论文 一、结合教学开展心理疏导，让学生扫除心理困惑 教师要想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和学生打成一片，应当通过心理疏导与引导，帮助学生扫除心理的困惑，多了解学生、帮助学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人生阅历以及耐心的方法，扫除学生心中的困惑，让他们满怀积极阳光的心态投入到学习生活之中，让师生之间关系更加密切，也深化了政治教学的思想引领效果。在《让人三尺又何妨》教学中，笔者结合学生思想实际进行引导，让学生明白谦让是一种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传承，谦让既是在尊重别人，也是在提高自我、陶冶自我，这一点虽然在教学中进行了强调，但是仍有学生存在着争强好胜的思想苗头，笔者教学后和存在这些思想的学生进行了谈心，了解了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深入发掘思想的根源、诱因，对学生循循善诱，让他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这种思想是错误、片面的，让他们豁然开朗、如释重负。有了这样的心理疏导作为基础，学生才能够真正从内心摒弃争强好斗的心理，才能够有效培养谦让宽容的良好品德。 二、引导正确对待社会思潮，让学生保持良好心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优秀或落后的思潮对学生的思想成长产生了强烈的碰击，如何帮助学生筑牢思想防线，抵制腐朽观念的侵蚀，是广大政治教学所要研究的内容。笔者结合政治教学对学生进行引导，让他们正确认识这些思潮，并保持良好的心态。在《面对诱惑，学会说“不”》教学中，笔者除了结合教材内容补充案例，开展教育引导之外，还引申开去，从当前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潮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相当一部分学生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以及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对金钱至上理念较为推崇。笔者针对学生的这种思想倾向开展了专题讨论活动，以金钱的作用、金钱的实质、人生的价值，以及金钱是否代表一切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让学生明白人生应当有更为高远的追求，人生应当有更加切合自身的定位，金钱并非人生的唯一追求，一个人应当在社会这个集体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一味追求金钱是一种低俗的表现，是一种人生观念歪曲的现实反映。经过这样的引导，学生的内心受到了深刻教育，能够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对待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有效提高了学生心灵的净化程度，对青春期的学生起到了正面导向作用，让他们内心充满积极向上的追求，以正能量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三、帮助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让学生安心学习生活 每位教师包括政治教师在内，都要积极帮助学生，密切关注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赢得学生的尊重，赢得学生的信赖，从而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在《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教学中，笔者将担任学校法制辅导员的社区民警请进课堂，开展专门的法制教育，针对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的原因、类型进行分析，重点向学生讲述一些不良习惯如何逐步演变为犯罪的，让学生内心受到震撼，审视对照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学生对一些不良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利用这样的契机，笔者还组织社区民警和学生开展互动，解答学生的问题，帮助学生消除一些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如受到社会青年骚扰这一问题，班级不止一名学生遇到过，笔者协调社区民警以及社区警务机构，及时对接学校保卫部门联合处置了这一隐患，一些寻衅滋事的闲杂人员受到了严肃处理，还学校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也让学生更加安心地学习生活。这一举措对和谐师生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和谐师生关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应当受到高度重视，教师要从自身做起，并积极整合资源帮助学生，以自己的真诚、爱心、耐心赢得学生的尊重，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密切师生关系，提高教学互动的融洽性，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发挥更为牢固的保障作用。 作者：王龙权 单位：江苏省滨海县五汛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政治教师角色与初中政治论文 一、教师是学生成绩的裁判者 我国一直以来采用的基础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以考试为中心，以分数为标准，以考试成绩和升学为目的。教师评判学生的标准是考试成绩与排名，这使得排名靠后的学生始终抬不起头、受到歧视。 二、新形势下初中政治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一）观念上的重新定位。由于受到观念的束缚，“重理论灌输，轻学习过程”一直是初中思想政治课采用的教学模式。传统观念认为，政治课程中的知识点没有什么好理解的，都是一些死记硬背的内容，所以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忽略对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而只重视理论知识点的灌输与强加，忽略学生对知识学习的思维，直接让学生记诵标准答案。在新课程的大背景下，与其他课程一样，教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该注重过程与方法，让学生通过“感知—概括—应用”的思维过程发现真理，掌握规律。 （二）教学方法上的重新定位。1.创设情境，调动学生学习初中政治课程的积极性。传统课程理论认为，教师对课程的开发活动是课堂之外的事，殊不知“课程开发”完全可以发生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课程开发、恰如其分地创设种种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求知欲望，使原本枯燥乏味的政治理论变得生动有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每一堂课不应该只是教师的独角戏，教师的角色犹如一个乐队的指挥，应该是其灵魂所在，但是优美的乐章需要在每个人的配合下才能演奏。2.初中政治教师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与践行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引导无产阶级不断进取、不断前进的基本理论，是无产阶级制胜的法宝，初中政治教师必须在学生心中种下这粒种子，从而使学生终生受益。但是这种教授绝不是“填鸭”，教师必须以新的教学技能与教学模式，使学生通过探究式、自主性的学习，将课本理论与自身的理解规律、思维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三）自我发展上的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并运用的理论，在改革深化的大潮下，我们要用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新信息不断充实和验证已有的理论，初中政治教师更应如此，如果不能及时自觉自主地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更行和充实自己的理论与知识，必然会为时代所淘汰，这就要求初中政治教师不断进取、不断汲取新的养分，使马克思主义知识理论体系之树常青。 三、结语 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初中政治教师必须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摒弃传统的管理者、裁判者等角色，真正成为学生灵魂的塑造者、学海无涯的领路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作者：赵琳丽 单位：邢台县皇台底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初中生与初中政治论文 一、以情感碰撞法提高学生内心感知深刻程度 初中生在思想叛逆性方面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政治教学如果还是平铺直叙、照本宣科，就无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难以接受教师提出的各种观点。初中生的这一心理特点对初中政治教学的顺利开展产生制约，只有走进学生的内心，让他们的情感产生强烈碰撞，才能有效增强学生的教育成效，让他们内心受到震撼，产生强烈感知，有助于强化政治学习效果。例如在《面对诱惑学会说不》一课的教学中，笔者没有直接照本宣科，而是运用对比的方式，在学生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情感碰撞，从而有效开展政治教学。笔者在教学中出示了一段视频短片，是一名少年在押犯人的忏悔录，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堕落为阶下囚的，其主要因素就是在花花绿绿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在面对各种不良诱惑时没有旗帜鲜明地抵制，也没有守住底线，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样的一段视频短片，无异于一颗小型炸弹，在学生的心中掀起强大的波澜，原来好学生与阶下囚只有这么短短的几步，学生陷入沉思。笔者乘势引导学生回顾自己的生活中存在哪些不良的诱惑，你面对诱惑时是如何做的，以及今后打算怎样做。这样启发引导，学生的认识程度明显提高，尤其是在面对各种不良诱惑时应该怎样做，不能怎样做，心中已经有了标准。许多学生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增强自我约束力，坚决抵制不良诱惑，学生的思想受到深刻的教育，并对学生的言行乃至健康成长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以自主探究法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研究兴趣 初中生在政治学习中已经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加上他们渴望学习参与，教师可以通过自主探究法满足学生的这一学习需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角，对所提供的案例进行独立思考与相互合作，从而集聚大家的力量完成对学习难点的突破。例如教学《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时，笔者向学生出示了一组伪劣产品伤人案件的文本资料，要求学生分小组讨论：案例中主人公享有哪些合法的权益？为了正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应当采取哪些必要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措施？一旦权益被侵犯，那么如何合理有序地表达诉求？有了这样的一组思考题作为引子，学生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学习理解效果得到了强化。在初中政治教学中运用自主探究模式，能够有效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动起来，从而活跃学生的思维，强化理解效果。 三、以实践调研法强化学生课内学习理解效果 初中政治教学中，教师既要立足课堂又要兼顾课外，尤其要充分整合课外活动资源，让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带着目标开展学习，可以通过实践调研的方式有效理解政治课堂教学所得。一方面，教师要科学合理地组织实践调研小组，每一个学生小组都应当控制在6人以下，大家共同商讨提出活动的方案，对活动内容、活动时间、活动进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另一方面，笔者指导学生走进社区、走进街道、走进社会生活，通过专题调查的方式了解相关事件的内容，从而为巩固课堂所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实践调研法是学生增强综合学习能力的有效抓手。例如教完《科教兴国》，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针对我国科教兴国提出的背景实施的步骤、当前取得的具体成效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查阅资料上网搜索、访问了解，让学生在调研中获得生动的资料信息，从而有效发挥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促进功能。综上所述，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广大教师一定要深刻领会课程改革的要求，结合教学工作实际进行拓展延伸，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特别是体现对学生思想理念的引导作用，让政治教学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得力助手。 作者：钱丽春 单位：东台市头灶镇曹 初中政治小论文:政治教学之初中政治论文 一、探究结合灌输 初中政治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政治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与学习成绩。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以采用探究结合灌输的方式进行初中政治教学。在利用探究结合灌输的方式进行教学时，教师必须正确认识灌输教学的实施方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往往认为探究结合灌输这种教学方式的实质是教师对知识进行强制灌输，而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教师所讲的知识。为了使学生更准确地认识探究结合灌输这种教学方式，教师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向学生灌输政治知识，以便使学生能够在真正认识灌输教学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成绩。除此之外，学生认为灌输教学的效果不明显也是制约探究结合灌输教学方法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状况下，学生很难理解教师所讲的政治知识。而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必须掌握探究结合灌输这种教学方法的教学亮点，以便使灌输教学能取得更好的成效，从而确保学生更好地掌握政治知识。 二、德育渗透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教学大纲对政治教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政治教学的实质就是政治教师向学生讲解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学生的思想觉悟，以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使学生的德、智、体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道德教育是极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这类教学内容的教学质量对学生道德素质的提升有着极大的帮助。近几年，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有关青少年不良道德行为的新闻，如药家鑫事件、马加爵事件等。这类事件发生频率的提升也使得人们真正认识到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必要性，同时也使学校认识到政治教学的重要性。此外，为了使德育渗透教学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初中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准确掌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思维方式，并采用科学、适宜的方式进行教学，以便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政治知识，这对学生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德育渗透教学方式的有效应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也能够使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变得更加正确，这对促进学生德、智、体等全面发展以及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有着极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提高初中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教师必须采用适宜的方法进行教学。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教师以理论结合实际、探究结合灌输及德育渗透等方式进行政治教学，不仅能够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能够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有效提高，这对学生实现自身素质全面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当然，在此过程中，学生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教学中，并踊跃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才能更好地掌握、应用政治理论知识。 作者：马锦杰 单位：包头市铁路第七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课堂提问初中政治论文 一、课堂提问要具有层次性 1．提问要由浅入深，步步递进 学生学习知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教师一开始就把过难的问题留给学生，势必会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政治课堂提问要由浅入深，层层深入。如在教学《磨砺坚强意志》一课时，为了使学生明确意志是个人一切行动的巨大的推动力，是自我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笔者是这样提问的：①在平时生活中，你在做哪些事的时候可以独立坚持下来？②哪些事情自己明明知道非常重要，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坚持不下来？③想一想你坚持不到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对于同样的一件事你认为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吗？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决定性原因是什么？教师通过提出由浅入深的问题，使学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为提高学习效果奠定了基础。 2．提问要由此及彼，横向拓展 在课堂提问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思维的纵向延伸，还要关注学生思维的横向拓展，注意问题的广度。如在教学《学习，成才的阶梯》一课时，为了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对成长、成才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设计了以下问题：①你认为学习有用还是无用？②学习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这些问题的指引下，学生经过思考、探究，明白了学习可以充实个人的精神生活，它不仅可以使人成才，而且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人们的精神追求。由此可见，在政治课堂中，层层提问可以把学生的思维由简单引向深入。 二、课堂提问要具有探究性 1．在思维悬念处提问 在课堂，教师要找准提问时机，通过悬念设计把学生引入深层思考的境地。如在教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课时，为了使学生认识到每一种行为和行为背后之间的关系，懂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笔者首先展示课件“一个小数点酿成的悲剧”。播放完课件，为了加深学生对个人行为与后果的认识，笔者提问：在刚才的课件播放中，你认为作为一个人，什么最重要？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会怎样？看到“小数点酿成的悲剧”以后，你受到了什么启发？在这里，教师充分利用了学生观看短片之后的“愤悱”设置悬念，引导学生深入探究，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在思维拓展处提问 结合教材特点，在思维拓展处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从而把政治和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在教学《热爱生活从点滴做起》一课时，笔者提问：①从张海迪的身上你受到了什么启示？②你有没有做过好事？③做完好事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在这个教学片段中，教师从大家熟悉的张海迪事例入手，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使学生对“热爱生活从点滴做起”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使学生的思维更广阔。总之，课堂提问作为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找准提问时机，选择合适的提问方式，这样才能使课堂提问真正有效，打造生动、活泼、高效的政治课堂。 作者：孙习峰 单位：江苏如东县丰利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多媒体与初中政治论文 (一)做好开头，巧妙引入 教师可以发掘一些发生在学生身上的事件，从生活的角度去激发学生兴趣。利用学生自己经历过的事做导入，学生会有很深的感触。教师借助事件加以指导，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热情来达到教学。教师也可以在上课前讲个笑话或是有趣的事，来活跃课堂的气氛，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让学生不再感觉枯燥。此外，也可以在课上，设计一些问题来竞猜，在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既巩固了旧知识，又为新知识学习做好了铺垫。 (二)提高问题难度 问题难度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智力，对于那些基础掌握不错的学生，既能拓展他们的思维智力，也可以触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难度上升，是对学生智力的考验。教师的问题会引发学生的思维活动和求知欲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探索和发展，当然，问题的难度要结合学生的水平能力。一些简单的可以在书中就有原话的，对学生的提升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没有难度也就没有兴趣了。此外，如果教师设计的问题过于困难，超过了学生所接受的范围，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会大受打击，产生负面情绪，那么对学生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提高问题难度对教师的要求是极高的，问题要立足于课本，切合实际，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有的放矢;紧紧把握教材的内容，挖掘更深成分的内涵，而且要注意问题的开放性，要给学生留有发挥的余地;问题要新颖，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金量，在学生思考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就解决问题，而是经过一定思维过程才能得出答案，把学生的潜力发掘出来，体会到有挑战性的难度，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 (三)合理利用多媒体 学生能否很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主要还是依靠教师提供的外部条件。“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应该减少使用，光靠教师的一张口和一只手，很难在学生教学时取得很好的效果。而多媒体教学是教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利用它集图片、视频、录音等于一体的特点，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这种教学能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直观地为学生展示教学内容，富有生动性和多样性，使课堂氛围活跃积极，学习兴趣大增，教学也不再枯燥重复，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又强化了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 (四)巧设课堂结尾 教师要在课堂结尾做好总结工作结，要用精辟的语言来阐述本节课的重点内容，语言要精巧干练，与学生产生情感上的交流;也可以设置悬念，鼓励学生自己去探寻答案，探寻的过程就是让学生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此外，教师在结尾处做到意犹未尽，就会给学生带来无限的思考，激发学生下一步的学习兴趣。 (五)总结 激趣而导学，是一种赋予课堂教学艺术的方式。在实际实施时，教师能够以一个正面高大，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形象出现，配合巧妙的开头，激发学生兴趣，借助多媒体的形象，加深兴趣，在最后利用精妙的收尾，开发兴趣。学生的思维活动就会在短时间内兴奋起来，持续成一种自然想学习的状态，继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作者：郑传松 单位：江苏省扬州梅苑双语学校 初中政治小论文:道德实践与初中政治论文 一、引导学生在生活中积极进行道德实践 初中政治教育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包括公德和私德。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具备道德行为，做事做人均依社会道德规范进行，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有必要引导学生积极开展道德实践，比如让他们参与公共服务，公交车上学会让座等。联系生活实践的政治课，才会是有效益的课，学生才会真正喜欢。 二、采取激励措施，使学生主动学习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是指导者，学生是学习主体。学生既然是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就应当具有积极性与主动性。实践表明，面对初中政治课，学生一般很难积极主动，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生对政治课往往有一种先验性的排斥。在此背景下，教师必须努力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变被动为主动，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发挥主体作用。具体做法如下： 1.教师要使自己由主宰者变为指导者。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是整堂课的主宰人，学生相应地就成了被动安排的人。现代教育理念中，教师必须改变传统观念，使自身由主宰者变成学生旁边的指导者。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重点在方法上指导他们，而不是告诉他们结果是什么。 2.全面放权，给学生更多自由。随着教师角色由主宰者转变为指导者，教师不再是完全的、纯粹的课堂控制人，而把课堂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可以自由思考辩论，有更大的自主权。当然，这里所谓自由不是任由学生行为，而是有所管制和引导的自由。即教师指明方向后，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究，教师不予干预，直到学生探究活动结束时，教师与学生分享正确答案。学生主体作用得到正常发挥后，才能在此后的学习活动中积极发挥创造性作用。 3.使教学方式具备多样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教学方式上要力求多样化，避免单一的教学模式致学生疲倦。对一部分教学内容，初中政治教师要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积极设计多种教学方法，教学中适时展现给学生，使学生的注意力始终为变化着的教学方法所吸引。 三、以情感拴住学生的兴趣 初中政治教学涉及国家政治、历史、社会道德实践等，这些抽象的理论内容背后，自然是丰富的人类情感。初中生处于青春期，对新事物、新现象的接受往往是从情感认同开始的。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政治理论，要想让学生接受，就得先让他们认同。如讲到“雷锋”、“焦裕禄”等，要想让学生理解相关的精神实质，就得先让他们认同“雷锋”或“焦裕禄”。有了情感上的认同，后续的许多事情也就好办得多。要注意的是，学生情感的正常发挥发展，有赖于师生关系的融洽。也就是说，教师所讲的事例要让学生信服，首先得确保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如果学生对某老师排斥，则与该老师相关的事物，包括教学内容可能遭到排斥。综上，初中政治教学容易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失去兴趣。因此，初中政治教师要注意联系生活实际对相关理论进行阐释；注意采取激励措施，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政治学习兴趣；还要注意与学生始终保持和谐共时的关系，以情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赵建梅 单位：习水县第八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提问技巧之初中政治论文 一、启发式的提问技巧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的是要组织和引导学生去探究，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应用启发式提问技巧，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以问题来启发学生对所要学习的知识点进行思考，从而引入探究内容。同时，教学中教师也可借助教材中的案例来引导学生学生合作分析其中的问题，以此来引出主要知识点。以启发式问题来引导学生探究，这样才有助于学生的知识构建。同样是以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学习为例，教师在课堂提问技巧的过程中，可引导学生去回忆自己的消费过程中是否有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情况。比如，在学习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对学生进行引导性的提问，如：大家回想一下，自己或是家人在购物的过程中，有没有权益受损的情况出现？针对这些情况大家认为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启发式的提问，引导学生自主的进行思考，从而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效果。又如竞争？合作？的教学中在引导学生探究“合作共享”板块时，教师先引导学阅读“汤姆的种子”，然后请小组中的一个学生对故事简单复述，提出问题：（1）汤姆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2）他这样做给他带来怎样的结果？（3）结合材料，谈谈合作的重要性？说一说你熟悉的合作共享的事例。学生小组对问题展开讨论，然后总结，教师再点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人们彼此合作，合作的成果大家共享。合作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合作的必然结果。合作可以使我们增添面对困难的勇气，去战胜困难，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思维开拓式的提问 在基本的课堂教学工作完成后，教师还可以依据本节课堂中所涉及的知识内容，以开拓性的思维引导学生去对现象背后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思考，促使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实现自身自主思考能力的逐步培养。以隐私权的保护的教授为例，课伊始，教师便采用了有目的性的引导提问、启发提问，促使学生能在课堂知识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对本节课程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深入的钻研式的探索提问。如通过具体案例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对现象本身、解决对策乃至造成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小组讨论。这种发散探索性的提问方式能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钻研的兴趣。针对隐私权保护这一内容，我设计了一个小情境，让学生参与进来，并让他们自主选择合理的解决方式。设计的情境如下：一位重点中学的学生，经常收到来自外校同学的信件。班主任得知此事后，未经过学生本人的同意，直接将信件交给了学生的家长，双方共同拆阅了学生的信件。学生得知此事后，认为教师和家长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那么如果你是这位学生，你认为老师、家长侵犯了你的哪些权益？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这种情况，学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认为应该采用法律武器解决，也有的学生认为应该与父母和教师沟通解决，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由于学生与教师、家长间缺乏沟通造成的。所以通过发散式的提问，能够更好地推动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入了解。合理的提问能提升学习效果，促成知识理解的深入性。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工作中，有技巧的提问不仅是构思好、有启发性和发散性，更重要的是问题在与课题相关的同时，更应该把握提问的广度和深度。经过巧妙设计的课堂提问有助于拉近教师与学生间的距离，促使学生在课堂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好地培养自身深入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所以做好课堂提问是初中政治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利器，也是每一位初中政治教师都应该持续深入研究的优秀课题。 作者：李朝洪 单位：云南省马关县大栗树乡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示范与引领初中政治论文 1.教师访谈 为了进一步提升本校政治课堂教学的质量，期中考试后进行了专题质量分析。借此机会，我在教研组交流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本校三个年级的5位政治老师参与了交流。王：本次期中考试前，我在两个平行班中作了一个对比实验，想研究一下解题教学中教师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从实验结果来看，两个班级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特别是在主观题上表现得更为显著。这里，我也想请各位老师就这个问题谈谈你们的看法。居：我们政治答题字数多，一直示范不太现实，上课时间都不够，如果老师能示范对学生解题的准确性肯定有好处，学生会模仿。郁：现在的学生都不会分析问题，只会瞎抄，看到材料字数多就慌了，确实需要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中引领，多给他们分析，怎样将问题与材料联系起来，怎样由问题到材料中找突破点。夏：老师示范固然重要，关键很多同学光顾着自己埋头抄，不大愿意看你老师的示范，有的今天按老师说的做了，下次还是他自己的套路，难。曹：坚持示范与引领，作用肯定有的，比如三（1）班，现在上课，只要老师稍提，同学们就会按套路齐声回答了，课堂氛围相当好，成绩也一样。这肯定与老师平时坚持引领的习惯有关，无论是上课还是答题，学生已经被老师带上了正轨。 2.学生访谈 学生访谈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对象为本校部分学生。对象：朱依洁学生（初三）。问题一：你觉得你们曹老师的政治课与以前的老师有什么不同？学生：我觉得现在的政治课和以前有很大变化，曹老师不仅仅是讲，还会把答案步骤写在黑板上，这样我们记得更清楚，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答了。问题二：你喜欢上怎样的政治习题课？学生：我喜欢老师带着我们分析，分析得越透的老师我越喜欢。毕竟政治是开卷考试，题目应该灵活得多，老师多带着我们分析，那我们自己做题时也会学着老师分析，按照老师的套路，这样就容易答到点子上，多拿分。对象：陈小燕同学。问题一：你觉得你们夏老师的政治课与以前的老师有什么不同？学生：哎，说实话，不是很喜欢。他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真正做题时，我却无从下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只会联系课本内容去抄。问题二：你喜欢上怎样的政治习题课？学生：我还是希望老师能在讲题时，详细地讲解一下，这个答案是怎么分析得来的，在考卷中该怎么按得分点写。对象：陈小燕同学。问题一：你觉得你们郁老师的政治课与以前的老师有什么不同？学生：郁老师作业少，但我们考试却很好。郁老师讲题时能锁住得分点分析，开始我们不太适应，渐渐就习惯了，也学会用他的方法分析材料了。问题二：你喜欢上怎样的政治习题课？学生：我还是喜欢郁老师这样上课，他总是引领我们找关键词，找突破点，联系问题的角度，这样我们答题能很简洁地答出答案，所以我们作业现在很少，但是成绩很好噢。 3.问题解决 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永恒的追求。中考政治复习的内容面广量大，知识点繁多，要在短时间内全面复习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提高解题技巧、解题能力，并非易事。一方面政治学科开卷的考试形式造成学生主观上的重视程度欠缺，另一方面近年来中考试题所呈现出的开放性、灵活性、探究性的特点又在客观上加大准确答题的难度。那么，怎样在短时间内帮助学生复习知识，形成技能，进而提高学习成绩呢？结合对比试验和个别访谈的结论，我认为，要提高中考复习的有效性，必须正确发挥教师的示范与引领作用。首先，教师在教学中要做到“正确示范”和“明确规范”。初中生具有很强的“向师性”，注意观察他的言行，加以模仿，因此，老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随意性往往会造成学生答题的随意性，特别是主观题，有些学生答题时东抄一段，西抄一截，却没有多少内容是得分点，时间浪费了，还得不到分。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老师把解题的详细步骤和方法策略正确地示范给学生，则对学生的影响十分巨大，要比口头说教效果要好得多。例如2011年苏州中考题：材料一：为了维护食品安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材料二：2010年9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公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特别强调：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请你运用八年级(下册)思想品德教材“与法同行”的相关知识，说明上述材料是如何体现“法律是我们的‘保护伞’和‘守护人’的”？我们先要跟学生分析出这道题是演绎题，再按演绎题的格式答题。很多学生在答演绎题时不会材料联系观点，而是光秃秃的观点呈现在试卷上，不能拿到全分。老师要把详细的步骤示范给学生，材料加观点的格式让学生一目了然。答案板书如下：①“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来维护食品安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秩序”体现了法律维护公共安全、法律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②“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体现了违法犯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光做到“正确示范”还不够，教师在教学中还要“明确规范”，告诉学生怎么做、做什么。政治学科虽然是开卷考试，但知识点繁杂。比如有些学生一遇到主观题，往往题目还没看清，就去抄书上的现成答案，却不考虑问题的角度；有的题目只需回答重要观点，但学生把老师准备好的答案一字不漏地抄上去，虽然可能得到全分，但时间浪费不少，影响整张试卷的答题效率。又如客观题，如果每一个题目都翻书的话，答题时间肯定不够，这时就应该给学生明确解题的规范。例如判断题：只要不做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就可以避免违法行为。教师要告诉学生在做客观题时，一般看到“只要……就……”、“首先”、“一定”等关键词时，就要注意，一般有它们在，错误率达到80%以上。其实，学生学习过程就是一个模仿和再创造的过程，效仿并不妨害学生超越老师。教师在教学中要做到“恰当引领”。 3.1引领学生感知题目信息，把握问题概貌全面分析 初中政治题目的信息由材料、图表、漫画及问题等要素构成。这些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因此，我们在引领学生感知题目信息时，要从关键词着手，关注材料，探究其与问题的关系，从而达到完整把握题目概貌的目的。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情况表：该材料说明了什么？在解答这道题时，引领学生看到“改革开放”和“1978年”联想到书上讲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由“国内生产总值”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联想到我们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城乡还存在差距。抓住“改革开放”、“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几个关键词，就明白了这张图表是在讲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状况。在解答时做到“行”“列”疏而不漏，这道题的概貌整体就一目了然。 3.2引领学生提取关键词，抓住关键信息正确思维 会解题的人用一半的时间解题，只有不会解题的人才从头看到尾。有许多学生被大量阅读量迷惑，从而导致对题目无从下手，往往错误领会题意，造成不应有的失误。在解题时，我们的策略是引领学生抓住关键词，提取有关信息，并做好示范，帮助学生正确思维。如：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巨额财物，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段材料体现了法律的最主要特征是（%%）A.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B.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C.只对部分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D.依靠社会舆论保障实施在讲解这道题时，引导学生找到关键词“法律的最主要的特征”，联想法律的几个重要特征，并选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示范用做上记号：最主要的特征，此题答案就非常明显A。有时关键词出现在选项中，我们可以从选项着手，利用排除法快速找出答案。如：有位成功人士说，百分之九十的失败者其实不是被打败，而是自己放弃了成功的希望，能够获得成功的永远是那些能够全力以赴与挫折抗争的人。上述材料说明的道理是（%%）A.挫折必然会带来消极影响B.只要经历挫折就能成功C.挫折不利于人们磨炼意志D.成功属于意志坚强的人这道题只看选项关键词，答案就可以用排除法做出D。A选项中“必然”，B选项中“只要…就”，C选项中“不利于”。在解答此题时，我用电子白板演示，示范给大家该怎样找出选项中的关键词。将A中的“必然”画出，同时给A用斜杠划掉，对BC亦如此。从示范后发现学生在以后的练习中首先第一反应是学着老师去题目中找关键词，而不再是直接翻书了，节约了很多时间。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若不是路标，你讲的道理再透，教育的形式再好，艺术性再强，都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无雨之云、无光之灯。每个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思一想、一情一态都清晰而准确地印在学生的视网膜里、心光屏上，都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现场观摩表演，这就是无声路标的示范性，这种示范性将在学生心灵深处形成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内化力。 3.3引领学生瞄准答题角度，完善思维结构准确答题 平时上课讲解这类题型时，示范分析，怎样看好角度，怎样学着分析材料，怎样将分析点与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答题准确率。材料：现在不少同学开设了微博。有同学通过微博谈社会、话发展；有同学说民族、谈精神；但也有同学在此发牢骚、转假帖；极个别同学甚至荒废学业，沉迷于虚拟世界之中。请你运用“亲近社会”和“合作诚信”的有关知识，结合材料分析，同学们应该怎样正确迎接“微”时代？看到“亲近社会”和“合作诚信”，不少学生多写不做“看客”、要遵守社会公德、要明辨是非、要学会合作、讲究诚信。这个答案仅仅围绕设问角度，将书本相关标题全部罗列出来，并没有很好地联系材料分析，因此答案只是小标题的堆砌，不能形成准确的点。在讲解这道题时，我带着学生分析，在思维上做好示范，老师是怎样分析材料，从而得出答案的准确点的。由“谈社会、话发展”我们想到青少年要关心社会、亲近社会、服务社会；由“说民族、谈精神”想到我们要弘扬民族精神；由“有同学在微博发牢骚、转假帖”想到要讲究诚信，不能转假帖；由“个别同学甚至荒废学业，沉迷于虚拟世界之中”想到要勤奋学习、不能沉迷于虚拟世界。经过这样的思维示范，学生恍然大悟，虽然从“合作诚信”这个角度切入，但材料中根本未涉及合作相关内容。 作者：王海燕 单位：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学 初中政治小论文:案例教学中初中政治论文 一、精选案例 教师在教学时想要选择什么样的案例并不是拿来就用的，而是要经过精心的筛选，选择最优的案例。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谨遵以下一个原则。一是要选择具有明显时代性的案例。自古就有很多政治上的案例，但是教师并不能一味的把眼光放在过去，很多时候教师更应该挑选一些富有现代时代气息的案例，这样学生才会感觉更加的贴近自己的生活。比如在学“为坚强喝彩”时，教师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海伦凯乐和张海迪的故事，而应该选择一些更具时政热点的案例，教师可以选择“感动中国”中的英雄事迹，以此来让学生进行讨论和分析，更能激发学生了解的欲望。二是要选择最具典型性的案例。全世界每天都会出现大大小小无数的案例，教师不可能都拿来当做课堂的教学案例，所以教师要学会从众多的案例中选择出最有价值、最富主题性的政治案例，这样的案例才会让学生为之一动，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三是要选择具有趣味性的案例。对于那些理解起来相对困难的理论原理，教师在选择案例时就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过于沉重和高深的案例，应该选择那些较为轻快幽默的案例来缓解压抑的课堂氛围，这时选择幽默的漫画故事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二、多媒体呈现案例 传统的案例呈现方式多为教师阅读或者是黑板的板书，然而教师的口述会让学生出现“暂时性遗忘”的现象，很多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就忘记了前面的内容，此时就需要教师重新阅读，另外学生很难从教师的口述出找出案例的重点，经常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使得案例教学的效率停滞不前。而板书则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浪费课堂教学的时间，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案例教学的效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也应运而生，多媒体呈现案例不仅可以减少板书和口述的时间，而且可以以多种表现形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比如在学习“法不可违”时，教师选择了一个与之相应的案例，那么教师可以在多媒体上以视频、音乐、讲故事、漫画等形式将这个案例展示出来，形式多样的案例往往更能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从而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三、角色模拟 很多人认为角色模拟都是在语文话剧教学中应用的，其实不然，在政治案例教学中也同样适用。角色模拟的方法不仅能让学生熟知案例的真实情境，而且能让学生成为案例中的一员，这样学生就能更真切的理解案例。比如在学习“违法行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时，教师就可以选择前段时间很热门的一个新闻作为案例，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某公园用硫酸泼狗的案例。在角色模拟中，教师可以选择几名学生分别扮演案例中的主人公，让这些学生自编对话，再现当时的情形，学生自会走进案例，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在学生表演完之后，教师还可以找几名学生扮演记者，让他们向案例中的主人公提出问题。有的学生就会提出问题：“作为一名高等学府的学生，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犯法的吗？”、“难道狗就不应该被我们尊重吗？”、“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高等学府的学生犯法是否就可以不予追究了呢？”学生的这些问题不禁让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陷入了深思。最后全班学生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个案例，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会逐渐的将案例的讨论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阶层，从而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理解本堂课的学习内容。政治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把学生当作了教学的中心，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让学生亲身实践了理论知识的应用，从而提高了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者：王俊平 单位：邳州市运河中学初中部城北校区 初中政治小论文:生活化教学下初中政治论文 一、生活化教学的内涵 所谓“生活化教学”，与“教学生活化”的意义其实是基本一致的。对于初中政治教学来说，生活化教学就是将日常生活中与政治教学内容相关的材料充分运用到教学中去，或让学生在生活中对于政治教学的内容进行体会、学习，也可以是教学内容、形式等贴近生活、贴近真实的外部环境，使得学生能够在生活中感知政治教学，获得更加丰富的教学体验，同时能够更好地领悟到政治教育的中心思想。生活化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在生活中或者生活化的环境中得到学习，而同时能够使自己习得的内容可以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形成一个“学以致用”的教学闭环。 二、生活化教学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体现 1.教学内容整合的生活化 教学内容基于书本，这是目前初中政治教学的重要特点。然而基于书本的教学内容对于初中生来说，总显得不具备贴近性，难以融入教学内容当中去，总觉得是在“隔岸观火”。当代初中生有着独特的思想和个性，对于教学内容的接纳程度并不是很高。因而，生活化教学中，教师需要将书本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情节等结合在一起，以叙述、说故事、聊天等方式带入到课堂教学中去，使得书本与生活具备显而易见的联系的时候，方能够调动起初中生的关注，让其对于课本内容真正充满兴趣，学习的内容也能够更加深入人心。教学内容整合不仅仅在于将书本内容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一些生活中独有的而书本中没有的内容，还可以纳入教学内容中来。对于生活中与政治教学内容相关联的素材的挖掘，是政治教师的必备技能。 2.教学环境选择的生活化 现代初中生的学习时间几乎都在学校中度过，长期与实际生活的隔离使得其对于教室的环境产生了厌恶感，学习效率低下，而更多的初中政治教学的素材，其实是散落在学校外部的广大社会中的，因此，初中政治教学环境的生活化，也是教师需要注重的教学元素。作为初中政治教师，可以在政治课堂上进行生活环境的模拟，为学生设置一定的情节、情境，将初中政治书本上的教学内容融入这些情境中，形成对于社会生活、日常消费、道德教育等的模拟，让学生在情境中进行观摩、思考，进行问题的解决，达到相关的教学目标。教师还可以直接将学生领出校门，在教室之外寻求合适的情境，展开相关的教学，例如，带领学生参加“地球一小时”活动，教导学生要爱护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带领学生观摩地方人大代表投票，帮助其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中政治教学的诸多教学内容都是具备可达到的教育情境的，选择生活化的教学环境，对于教师来说难度也并不大。 3.教学资源收集的生活化 初中政治教学的很多内容，教师也并不是其中的“行家里手”，因而有的时候也很难说通、说透，这会使得初中生产生对于教师能力的怀疑，容易产生不信任感。教师是教授者，同时也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策划者，除了自己进行讲授之外，还应当集纳更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其能够辅助自身教学更进一步。例如，在讲授到“消费的类型”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可以请自己从事理财规划、投资贸易的朋友或者学生的家长到堂，让其花费10~20分钟的时间讲述自己的工作内容、流程等，条分缕析地帮助学生理解各种消费的类型；而在讲授到与社会公德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则可以请到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员，让其对于发生在本地的社会新闻进行评点，从中议出深意。将有效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和引入，能够使优势资源更好地集中助力教学，使教学的专业化水平更高。 4.教学评价方式的生活化 在教学生活化的同时，也需要引导教学评价逐步向生活化迈进。当代初中生政治课程评价主要以考试为主，结合日常的思政表现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是一种传统的学校式的评价方式，比较死板和生硬。在生活化教学过程中，提倡用生活化的方式进行教学评价。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多用言语对于学生进行有效激励，使得学生在获得一定的成绩受到表扬之后能够获得内心的欣慰。教师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大家长”，在学生取得进步的时候带领“家庭”里的学生成员进行一次拓展训练或者户外活动，作为奖励。教学评价方式的生活化，能够使初中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越发贴近，使教学活动的有效性得到充分的提高。 总之，生活化教学使得初中政治教学回归了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本源，通过教学内容、环境、资源、评价方式的生活化处理，使思想政治教学能够更加贴近生活，强于实践，更加体现“学以致用”的特点，呈现出“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整体教学思维。唯有将生活化教学不断的推进下去，才能够使得初中政治教学返璞归真，构建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天地。 作者：张铭 单位：甘肃省通渭县锦屏初级中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大气候小气候新星：网坛新星影坛新星诗坛新星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酒吧网吧 货的陶吧 残的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的哥的姐廉政廉业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语文学习主动性培养论文 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策略[摘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原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分析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家埃德加•富尔的《学会生存》中有这么一句话:“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令笔者感触很深,不由得想到我国的语文课堂教学已摒弃了过去的“一根粉笔一张嘴,老师从头讲到尾”的满堂灌的旧教学模式,而逐渐过渡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研究性教学模式。这关键在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不是成为学习的奴隶。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听、读、写能力的训练,达到知、行、意、情的目的,把握主题,提高知识水平。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一)运用研究性教学语文是我们的母语,学生学起来本应得心应手,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生受到教师影响把语文当作政治课来学,一些纯美的文学的东西都被冠以政治的高调,令学生越学越无味,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例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本是一篇鲁迅回忆童年趣事的散文,而语文教材却把它定位为一篇反封建的政治性文章,说是鲁迅在批判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批判封建私塾教育。可是笔者却怎么也看不出它的反封建味道,反而觉得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的后园及课堂上蒙画儿的这些情节较符合童趣的。在《朝花夕拾》的小引的第一句,作者这样写到:“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虽不容易,但我们也可看到《朝花夕拾》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回忆往日琐事的,绝少涉及政治。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看,笔者想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因为中学生毕竟还是童心未泯,文中一些涉及儿童的乐事定能引发他们的兴趣,而兴趣一来,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则并非难事。再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一诗,本是一首很美的爱情抒情诗,而过去的教材往往把它看作是纯政治抒情诗,而忽略了诗的“情”性美。虽说斐多菲最终为革命献出年青的生命,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侠骨柔情,他对尤丽亚的爱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我们不提倡中学生谈情说爱,但却无法否认,美丽的爱情总是令人憧憬的。如果引导得当,既可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欣赏诗歌所体现出的美,又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新教材的编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不断地摒弃了旧式的教材内容,提倡运用适合现实,符合文章本质的教学方法,使教师在教、学生在学中达到互动的目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传统的教学中,往往误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误区。学生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如竹筒倒豆般地被动学习,思维往往局限于单一的形式,解惑能力往往被弱化甚至被“消化”掉。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是创新教学,有利于学生由单一思维向多向思维,由局限到全方位的转变。一是设置疑问,多问几个为什么。如在《荷塘月色》中,第4~6节描写荷塘月色的美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很快将学生思维集中到课文主题上。二是设置反问。反问是在学生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运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更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笔者就设置这么一个问题:烛之武为什么去见秦伯而不去见晋侯?学生很容易就根据第一段的内容说出郑国得罪的只是晋国,而不是秦伯,相对来说说服秦伯要比晋侯容易多了。三是平等式教学。平等式的对话教学把教师与学生放置在平等的位置,为学生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提供一个平台。学生可以对教师提出质疑,要求教师回答。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提出课文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问题。师生角色互换,平等磋商,对课文疑问之处进行探讨,达到解惑的目的。 二、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 (一)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往往忘记了谁是课堂的主人,而在课堂中以主人的形象自居,命令学生这样做,那样做,或命令他们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令学生厌烦至极,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不过是听话的乖宝宝,高分低能的“天才”而已。最终的结果是学生的天性被扼杀,主动学习的能力逐渐消失。学习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责任、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乐趣。要确立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做的,不是单纯的传授给他们知识,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去掌握知识,在这个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无形中增加了学习的欲望,学习的主动性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而要做到这些,就要运用一些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例如,在讲授《蚊子和狮子》一文中,笔者先让学生自己看课文,然后展示四幅自己制作的有关《蚊子和狮子》的漫画,让学生依据漫画来把课文改编为童话故事。学生本来就喜欢漫画和童话,现在,让他们参与其中,自己编故事,一时间,学生情绪高涨,纷纷站起来即兴演讲,有些学生甚至还有动作配合。这样,既可锻炼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让他们加深了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学习的兴趣来了,主动学习的能力无形中就增强了。又如《胡同文化》一课,乍一看,似乎内容较为凌乱,学生不易理解。笔者就先让学生理清课文思路,自己寻找文章的中心句;但这样又会造成一部分学生不愿动脑,想坐享其成。如何调动这一部分学生的主动性呢?笔者采用的办法很简单———竞赛法。笔者以组为单位进行竞赛,规定每组学生必须要找出任意两段的中心句,哪一组先找出就让哪一组先回答,而其他各组只能回答别组没找到的段落。而当每组都找到相应段落的中心句后,余下的段落就以抢答的方式进行,回答正确的就可累计加分。这样,课堂气氛立刻活跃了,各组学生纷纷开动脑筋,进行讨论,力争找到最恰当的中心句或自己概括出准确的中心句。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手寻找中心句,既可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又能加深他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总之,不管采用哪种教学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人,尽一切努力调动起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让他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构建探索性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创意思维勇于探索是一种挑战,是一种突破,提倡探索学习方式,使学生从旧框框(指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模式)、本本中走出来,敢于否定,敢于提问,敢于超越,敢于创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教会学生向未知领域探索。如《花未眠》一文,主要是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明白,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只是能不能发现它。在教学中,笔者让学生欣赏了一盆自然栽种的花和一盆插花,激发他们美的欣赏潜力。然后,笔者让学生到教室外去寻找引发他们美的触发点,并写出自己对美的感受。结果,从学生的作文中笔者发现:一片枯叶也能引发他们无限的遐想。 (三)突出自觉性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通过自读课,引导学生自觉思考怎么样、为什么、结果如何等,突出自觉性学习,给学生留下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如《我与地坛》一文,者给学生三个问题:(1)作者在地坛思考了什么问题?(2)他从地坛中找到了什么答案?(3)你从文章中得到什么启示?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外,学生也可以自己质疑,自己解答。 (四)讲练结合,提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在学习中,通过教师讲,学生练,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笔者觉得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用在古文教学中。如《勾践灭吴》一文,内容较多,知识点也多,笔者就印发了配套练习,边讲课,边配合练习,让学生对古文的知识点得到巩固,从而加深记忆。超级秘书网 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 (一)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特长任何一个写作论文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发现了学生的特长。教师一旦发现学生的特长,千万不要武断地认为这些特长与学习无关,继而想尽一切办法压制它。笔者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不但制止不了,反而会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现在有不少学生都是“电脑高手”,玩游戏、上网聊天是一流。这时候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制作网页,上网与同龄学生探讨一些文学上有争议的问题,既培养了学生的质疑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在朗读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的适当朗读能使学生入情、入景、入角色,很快把握课文的内容,思维得到启发,想象力得到拓展,情操得到陶冶。如《再别康桥》一文的教学中,笔者先让学生欣赏肖邦的《离别曲》,寻找到两者感情的共鸣点,然后让学生配合音乐来朗读课文。学生在朗读中体会到了文章的优美,很快就进入了情境,抓住了作者的情感。 (三)在演示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教学中,都是教师教,学生学,往往是教师“唱独角戏”,很难调动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到厌烦,枯燥无味。要改变这种教学效果,最佳的方法是让学生演示教学内容的情节,展示学生的风采。 如在《皇帝的新装》一文的教学中,笔者让学生分别扮演皇帝、大臣、骗子等角色,上台依据课文内容当场表演一出话剧,一演完,学生马上就能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并能适当分析人物形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握“好”、“乐”,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中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优秀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优秀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优秀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超级秘书网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探析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引导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和文学性思考能力，从而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关键词］文学史观文学思考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职类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它不像本科教学分得那么细，而是把现代和当代合为一个板块，把史料和作家、作品介绍揉进一本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难度。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如何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判断和把握事物的认知能力，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世纪40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讲话》发表于1942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 二、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阶级的压迫史，也是一部民族解放史和阶级斗争史。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象记录。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就是体现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文学现象。在该段历史中，左翼文学盛行，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左翼文学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及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创作实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就是用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风云的再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命运和前途。让学生学习这门课，要抓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最显著的特征，正确认识历史，科学把握历史，从而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形象记录，同时也是一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左翼作家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照生活，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恰恰忽略了从艺术的角度对人的心灵史、人性史的关照。这一点缺憾正好被其他作家所弥补。对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应怎样处理，在传统的教学中，在充分批判的时候，没有勇气对其合理的部分进行科学评价。其实，以京派、海派为主要创作群的自由主义作家们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他们不屑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映生活，但他们善于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挖掘人的心灵奥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左翼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三、培养开放的思维视野和运用“个体化理解”标准的评判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外国文学新鲜血液中成长的，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该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学进去，还要让学生跳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既不能走复古倒退或崇洋媚外的极端，又不能关起国门、割断历史。引导学生汲取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失误，养成多元视角审视历史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要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视野，用科学的、多元的、创新的、开放的态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和脉搏，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要引导学生处理好兼容并包与“个体化理解”的关系。我们知道，真正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是包括西方伦理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品格，造成先天的对政治文化现实、世俗文化现实、文学文化现实的依赖性症候，造成20世纪偌大中国除鲁迅之外难有作家和世界级大师比肩的尴尬。正如吴炫教授所说，“如果要问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差距体现在那里，那么我想说，正是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也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理解。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潮文学作品普遍缺失‘个体化理解’，那么我想说，20世纪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沈从文、无名氏、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体化理解’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中国20世纪文学艺术的‘艺术性’，也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级经典作品的诞生”。对教材的分析，并不是要用误导学生，而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培养学生用开放的态度认识历史，用“个体化理解”的标准解读历史。这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四、培养文学性思考能力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超级秘书网 4.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五、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文学毕业论文:传播学中文学表现探讨论文 摘要：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不得不借助文学手段。本文分析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和联系，同时表述了本人对文学手段如何在新闻中运用的一点浅显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超级秘书网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讨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然而该课程在现行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作为教师,首先要从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入手,做到经典性与人文性、审美性相结合,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其次要尝试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 关键词: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超级秘书网 大学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手段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最终制作出与课程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我在06级本科班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开始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且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以直观、丰富的画面提高了学生上课时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极大地扩充了课堂教学信息含量,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是非常必须的,但同时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不能随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好的课件要经过自己的精心打磨,内容不宜过多,不能把讲义内容全部搬到课件上,但重点的东西要在课件中反映出来,也不能完全依赖课件。多媒体教学还须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这样方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教改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文学科在这场教学改革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还有许多潜能有待发掘。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不懈地进行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这也将成为我今后教学工作的主旋律。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现状论文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 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 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早在2002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 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 文学毕业论文: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探讨论文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部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学时、文学史108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超级秘书网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推进产学合作教育论文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产学合作教育已成为高校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探讨如何在文科专业中推进产学合作，培养创新人才。 关键词：产学合作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一、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 产学合作教育，在国际上也称为“合作教育”（CooperativeEducation）。 它的基本理念最早出自于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内涵是：“合作教育是一种以职业为导向（careerori2ented）的教育模式，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及早地具备进入职业生涯所需要的基本素质。”1946年，美国职业协会发表的《合作教育宣言》认为：“合作教育是一种将理论学习与真实工作经历结合起来，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的教育模式”。国内许多学者对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概括起来为：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指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发挥各自的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教学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岗位能力的生产现场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展产学合作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一般来说，综合性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培养的是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实用性人才。为了实现该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必须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推进产学合作教育。 产学合作教育由学校、学生、企业三个要素构成，包括学校和企业两个课堂。它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对社会生产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目前，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有效途径的产学合作教育，在工科教育上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 从目前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探索产学合作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产学双方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利用专业与职业或行业协会的相关优势，以签订“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协议书”的方式，积极创造条件与行业或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二是组织学生参与教师承接的各类课题以及参与政府、企业的课题研究，以教师科研带动产学合作教育。三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寻求多领域、多形式的社会实践机会。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在应用上所具有的广泛性与包容性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实习去向的多样性。 实践证明，经过产学合作教育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既具有理论基础知识，又有较强的动手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适应性强，能尽早地进入岗位角色。但由于产学合作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也涉及到社会、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责任观，还有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利益，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冲突等问题。因此，在产学合作教育的有效实施中也面临不少困难。 1.产学合作教育的动力不足，合作流于形式或存在虎头蛇尾现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中，虽然通过协议等方式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由于企业追求的是生产和经营的利润，而学生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合作中往往只是挂牌，签协议，勉强维持低层次合作关系，互助互惠、紧密依存、长期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2.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与单位对学生实习锻炼时间的要求有冲突。学校有学校的规律，企业有企业的规律。学校遵循教学规律，在教学计划安排中，学生到企业进行的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安排在寒暑假或是第八学期。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希望来企业产学合作教育的学生能有相当长的集中时间来单位工作。同时，也存在当企业最需要人手时，学生却因上课或考试或忙于毕业设计而请假，或是学生来时却是企业淡季，无法安排使用的情况。 3.专业课程的设置与企业需求的差距。高校的教育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使命和职责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因此，要实现培养学生知识、能力、技能的目标，就必须使学生经历完整的教育与教学过程。在专业教学中，更多的强调专业知识或专业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非强调知识的针对性及实用性。同时课程设置有其周期性，不可能对岗位或职业技术的需要立马做出调整。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最现实的人力资源策略就是直接选择任用已具备相关知识、能力或技能的专门人才。因此他们不愿意花很多力气去培训一个实践生。 三、推进产学合作教育的对策及建议 不同学科专业特点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适合其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就不同。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要依据培养目标，把握专业的特点，积极推进产学合作教育，造就适用人才。 1.以“综合能力模块—能力要素—课程体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虽各具特点，但主要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的通才培养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的专才培养模式。两种模式都高度重视品德、知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推进产学合作教育中，可以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以研究目标职业岗位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入手，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能力模块，分析能力要素，改革课程体系。同时，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适时推出各类选修课，构建“多通道、多规格、多模块”的课程体系，逐步形成“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宽、专、交”结合的教育教学体系。超级秘书网 2.加快教育教学管理改革。 产学合作教育需要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加大柔性程度，使学生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如美国的学工交替的“经验学习”教学、英国的“三明治”教学、日本的“产学协同”教学模式等。我国多数高校已经实行了学分制，应该将学分制与合作教育相结合，使学生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自主选择教师、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并注重个性发展。这样不仅能满足用人单位时间上的要求，还能不断推进学生学习的自主化、高效化、研究化。 3.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要培养应用型的学生，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必须要有应用型的教师。 一是大学教师需要与企业有密切联系，一方面，使高校科研特别是文科类科研面向社会需要，加快成果转化；另一方面，通过与企业的接触，使自身成为既懂专业理论又有很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双师”；二是企业社会的人员也应经常到学校进行交流，成为能指导大学生实践活动、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双师”。可以聘请社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老总、政府官员、社会贤达担任学院、系或专业的顾问或客座教授，建立专家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学科发展委员会等组织，针对学院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计划、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学风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科建设等提供建议，进行交流和研讨，使学院的人才培养在整体上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课教学激情培养论文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著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超级秘书网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超级秘书网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改造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当今社会新的人才需求架构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是必然、明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新的知识观为专业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的基础，为高校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以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摸索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专业改革的方向，有效地指导了具体专业的实践教改活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教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提出的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在中国高校中设置时间比较长，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相对深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比较稳定。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3》，对该专业规定开设的13门课程没有什么变化。业界几乎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中文专业是传统专业中底蕴最丰赡的一个学科，也是现代大学体系中最稳定的专业之一，有着其学科自身的特点及魅力。 可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 这非常不利于学生就业。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毕业生调查，有45.5%的人认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不强，需要一年以上才能适应工作环境。社会适应性不够具体表现为动手能力较差，包括无法操作办公自动化设备、对公文的写作不熟悉（18.4%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应用性文本生疏”）等；书生气足，不懂待人接物的技巧（23.7%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人际关系难于处理”）；在所学转为所用方面存在缺陷。有54.8%的毕业生认为中文专业缺乏鲜明的特色与可操作性，缺乏实用的技能，似乎是“万金油”，但又缺少实际工作的能力[1]。 作为兴办时间较长的中文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位为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等专家学者的摇篮。然而，社会对专家、学者的需要毕竟是有限的。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当中文专业由少数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举办变为更多其他类型学校的新专业以后，就必须面对培养应用性人才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许多高校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都不同程度地尝试了对传统中文专业的改造，中文专业招生时树起了“新闻传播”、“涉外文秘”等旗号以吸引考生即是证明。 中文专业越来越无法忽视其当今就业的严峻性和大众质疑的尴尬。在如此情形下，专业应用性改造被普遍地提出来。探索最多的是兴办中文专业较晚的普通理工院校，因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不能完全以传统的专业办学模式为依据，也不能照搬理工科办学模式，因此提出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的办学条件，立足市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路。强调人才培养上，不仅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特别是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也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理论依据 对一个传统专业进行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增减几门课程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专业改造牵涉到观念的转变、教法的改良、课程的改设、实践体系的建构、教师角色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等。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实现自觉，否则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改良而已。 1.马克思实践观为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学生需要通过实践，不断积累个人经验，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全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教学过程，在过程中理解自己，理解人生，理解社会，使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启迪，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建构，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的价值。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 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可以验证知识，重演知识产生的过程，还可以生成建构新的知识。“学生的认识主要是在实践和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这一规律的重要意义在于必须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活动起来。既动脑、又动手、动口，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静听、静观。这是涉及教学观念变革的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2]大学生在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中学习，可以有效地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以主体表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象转向操作，从所知转向能知，并不否认科学有助于揭示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2] 2.新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 杜威强调“知行统一”和“行”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那就是除非作为‘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3]。即通俗的理解：“做中学”，使我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取向。 英国科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人的知识有两种类型：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达的知识，而缄默知识则是指那些平时为我们所意识不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知识。与显性知识相比，缄默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说明，往往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不能以正规的形式传递，它是一种连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也不能清晰地表达的知识，通过身体的感官或理性的直觉而获得，因而也不能加以批判性反思，具有明显的情景性和个体性[2]。它的获得主要不是靠读书或听课，而是需要亲身参与体验。这一新的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促使我们重新评价专业实践教学的价值。没有个体缄默知识的参与，没有实践，学生难以真正掌握理论知识，理解其真谛。超级秘书网 三、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的专业应用性改造 一个专业的改造不能仅仅是修修补补，如果这个专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就应该根据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进行重新定位，在新定位的指导下对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教育教学的各个要素作全面的调整。 1.结合专业、学校、社会三方，明确专业定位，重造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社会需求重新进行应用性中文专业的定位，在专业定位的基础上重造人才培养方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首要任务。在原来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中文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导向，更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途径。 中文专业的应用性定位应该在处于学科理论与职业技能之间的专业修养层次。在遵循专业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课程体系：围绕优秀能力培养设置类型课程，并使各类型课程科学组合。形成“基础+方向应用模块、非独立实践环节课程+独立实践课程”的新课程体系。即保留基本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但适当压缩学时，增加应用性的方向课程；强化实践教学，除了在一些课程内安排实践教学环节，还设置相对集中的培养能力的独立实践课程。 除基础课外，专业课程体系相应调整为三大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由于各自定位的差异，实践教学也有不同的设置：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独立实践环节课程。这样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学生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讲‘宽口径’，就似乎本科可以不要专业了，学生什么课都选，没有一点专业归宿，恐怕也有问题。弄不好就是‘万金油’，就更是浮躁了。口径过宽，基础就不可能厚。”[4]温儒敏的这段话当然也值得我们深思。 2.培养双师型人才，打造适应专业改革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专业改革的关键。要能够按照新形势下的课程设置来开课，对于教师无疑是一大挑战。从现职教师情况看，大多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但缺乏与所授课程相应的社会实践经历，对社会于中文专业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知之不详，不能充分胜任教学实践活动。教师的这一局限将成为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短板和瓶颈。 培养双师型教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关键所在，而这首先需要转变教师的观念。教师必须认识到专业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主动地适应改革的需要。其次，应采取教师轮训的方式，将教师送到将来学生就业的行业或岗位进行先行培训，或者教师与学生一起到实习基地或一些对口用人单位进行“锻炼”或“兼职”，弥补应用性能力差、与社会隔膜的缺陷。再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跟专业能力培养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样可以使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和实践案例，有利于教学和学生能力的培养。 3.围绕专业优秀能力的培养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良。 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专业优秀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优秀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如前所述，课程体系分别调整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且包含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因此要求教学方式方法相应的进行调整。 如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鼓励老师进行课程应用性探索，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一言堂”讲课方式，增加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自读、自讲、撰写小论文、专题讨论等形式多样的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身，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必须利用实验室或者其他校内外资源，设计实训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导入，学生在自行设计、处理的过程中实现目标。如“应用写作”课程中安排有八个实践课时，对“调查报告写作”一节内容，学生除调查报告写作常识要了解外，更要求从选题到设计调查提纲、设置调查问题、开展调查工作、分析整理调查资料到形成调查报告，全过程进行独立训练。在具体活动过程中学生会暴露出若干问题：如选题不当导致无法深入、提纲设计过于机械、问卷设计问题混乱、开展调查时与他人配合困难、材料整理时缺乏统计知识、不会软件操作、调查报告写作中数据使用不当、材料布局不合理、表达形式单一等，待这些问题解决时，学生所收获的就不仅仅是调查报告写作知识。独立实践环节课程，如毕业实习，通过带出去的方式，学生分散在各实习基地和自行联系的单位，近距离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流程，边学边用，既开阔了视野，又贴进了职场生活。 在教学手段上，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成果，并引导学生适当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使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得到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学生开列专业和非专业的参考阅读篇目，引导、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成立各种以兴趣爱好为导向、紧密联系专业的社团，如文学社、话剧社、影评社等，创办自己的刊物、论坛和活动阵地，使学生通过社团活动延伸专业学习。 4.加强实习基地、实验室的建设，改变传统汉语言文学培养模式。 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较强的工作能力上，为此，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实践基地，搭建学生社会实践的平台，使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广泛地接触、了解和认识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增强能力。 传统的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知：是固定资产投入最小、成本最低的轻骑兵，只要有一批教师，能招进来一批学生即可办此专业。现在适应应用性要求，在实习基地建设的同时，建立固定、便捷、完善的技能实训室，学生在跨出校门前接受比较系统的职业模拟训练显得非常必要。 学科也好，专业也好，其生命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专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这些改革的尝试仍在继续，但是尝试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可以使改革少走弯路，而理论的指导尤为必要。 文学毕业论文:中专生语文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中专生语文学习的重点是掌握语文学习方法。中专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应该转变语文学习观念、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通过与他人沟通和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等方面提高自己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中专生语文学习学习方法 中专学生主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而非应试,目标不同,导致学习的方式方法就有所不同。下面就中专生语文学习方法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转变观念增强语文学习的动力 中专生由于长期接受应试教育的桎梏,因此就要将他们的思想观念从原有的重知识学习向重能力锻炼进行转变。相对于普教的学生,中专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们兴趣点广泛、动手能力较强、争强好胜等。他们普遍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对应试教育失去信心和兴趣,如果用以往的以知识为主体的方法,会使学生感到乏味乃至厌学。尤其是在初中教学中因为要应对中考,总是被灌输知识,在题海中疲于奔命,机械地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学习的主要方法就是背诵,更多的是不加以理解就进行背诵,这样学生在中专一开始就是怀着以往失败的印象进行学习的,这时,要积极地转变他们的学习观念。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学习观念的转变能够极大地促进他们进行语文学习。 将文本知识与学生的实际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向这个方面思考。让学生意识到学习不再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分数,更重要的是为了锻炼能力,而这个能力直接与就业相关联。在认识上重视起来。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语文课本内容,打下文字基础。 二、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 1.要将现在所学知识与以后的就业紧密联系起来 让课本“活”起来。由教师引导学生对课本进行研读,在掌握基础目标的前提下,再从文本中寻找与本专业相关联的知识触发点。比如在对烹饪专业的学生讲到《鸿门宴》时,引导学生依据文本,自行研发设计以“鸿门宴”为主题的饮宴,并要求让文本走进菜名,设置几道与本文有关的菜肴,学生讨论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壮士彘肩”、“玉斗雪峰”、“白璧鳕鱼”等几道菜肴的名称,并将这些菜名报给烹饪课的教师,由烹饪教师寻找适当时间带着学生进行烹饪,既打通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联接,又让学生“学以致用”,让菜品加以文学的解读,使得食客不仅享用美食,而且品评文学经典。 2.巩固知识,持之以恒 让学生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再到课外自由阅读时,有意识地将所读作品和烹饪专业相联系,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还助自己在本专业的发展上以一臂之力。 将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学生的普遍经验在之上进行教学,再不断设置学生能够跨越的障碍,让其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三、通过与他人沟通的方式进行语文学习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语文承担着人类信息交流的任务。锻炼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是语文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学校是以就业为目标的,而与人沟通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中专学生在这项能力的锻炼力度上要加大。 其一,要积极地与老师沟通。 在知识和阅历上,老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高于学生的,看问题的角度也比学生要更为全面,了解的信息也是更为广泛,因此,当学生有疑惑而自己无法解决之时,可向老师寻求帮助;没有疑惑时也可积极与老师沟通,在沟通之中,老师会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之处,或者给予以正确的引导,这些都会给学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可以避免浪费时间或走一些弯路。超级秘书网 其二,要善于和其他同学沟通。 在与同窗进行沟通之时,可以发现有很多共鸣之处,互相之间取长补短。 其三,要练习与陌生人沟通。 善于推销自己是中专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具备了知识和技能之后,还要善于展示自我,在陌生人面前推销自己。 其四,要与招聘者沟通。 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尝试与招聘者进行沟通,可以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及时调整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侧重点。帮助自己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 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学生主要处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环境当中,其中,一切可以服务于自身能力锻炼的资源,都可利用。 文学毕业论文:英美文学对当代大学生教育意义探析论文 摘要：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但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这一意义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加强语言运用的能力;启迪学生深入思考;帮助学生修身养性。 关键词：英美文学大学生语言思考修身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英语的学习已经渗透到我国每一个教育阶段。而对于高校教育来说,英语语言的中所存在的文化底蕴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在当今的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对英语的学习只是单纯为了修得学分或者是通过四,六级考试,以便于将来找工作。因此在他们眼中,学习英美文学只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对于非英语专业的人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他们对英美文化知之甚少。 然而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深入接触过英美文学的学习,并且从中获益匪浅。最大的启迪便是,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无论是对专业或非专业的学生,英美文学的学习既包括对语言的理解,对文化的学习,也包括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通过学习英美文学,我们在加深英语语言的了解的同时,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观念,开拓视野,学习思考,培养较强的较为抽象的思维能力,以助于我们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一、文学与语言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把文学与语言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分析,文学是承载语言最重要的载体,而语言是文学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基本工具。 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包括最准确,地道的词汇,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扩充词汇量,并在具体语境下学习使用真实的语言,增强语感,提高自己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例如,在日常英语交流中,有人提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对白:“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只有对这本文学作品学习过的人才能领会出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再例如,“Catch-22”,现在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脱身的困境。如果我们没有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完全不能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 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句子是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结合,对英文原著而言,复杂句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加强语感,提高语法运用能力是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再次,英文作品当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语言风格,我们可以从学习中提高对英语语言的审美水平,加强对英语语言的感知力度,培养对英语语言的亲切感。 二、文学与思考 在当代社会,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甚为迫切的。高校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向学生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知识,启迪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人物介绍和数字年代之类的事实,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体验。大学生应被引入文学世界,而不是做外界的观察者。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往往不成熟。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文学是最宝贵的财富。英美文学素质是构成提高素质英语人才的重要因素。文学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学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了解他国的社会变迁可以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加强文化修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塑造完美人格,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代表作品,都反映出那一时期的社会形态,背景,以及对人民生活形态,对文学家们独特思想的影响。通过学习它们,我们可以加深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了解,学习伟大思想中的精髓,得到启发,从而培养独立的创新思维能力。例如,兴起于英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狄更斯,简•奥斯汀,勃朗蒂姐妹等等,分别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背景,生动描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从而揭露社会现实,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道德堕落,呼唤人性的复苏。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是以其故乡威塞克斯为背景的。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侵入农村,个体农民在经济上陷入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哈代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他在感情上痛恨工业文明对人们和谐生存状态的摧毁。因此在他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对当时工业文明对乡村的冲击进行了全景式描绘,然后以苔丝家作为个体农民的缩影,深入展现人们在物质困境中的痛苦挣扎。超级秘书网 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启迪,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并帮助我们提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深度,启发我们对伟大思想的思考,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文学与修身 总所周知,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广泛的阅读和背诵是必不可少的。反复诵读英文经典原作不仅帮助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和社会风尚,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接触文学作品中饱含的文化底蕴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升华我们的心灵,丰富我们的内心,修身养性。 文学是智慧的源头,一切伟大的思想的结晶最集中的体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是不可估量的。从欣赏到崇拜,再到皈依。例如,通过读十九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等的作品,我们可以获得心灵对自然地认同感,皈依感。在喧嚣,物质的现代生活中,更趋向于接近自然,升华心灵的境界。这对我们修身养性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结语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通过强化对英美文学的学习,提高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学会独立而深入地思考,并从中修身养性,是十分重要的。可惜的是,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一重大意义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广泛普及。 文学毕业论文:网络传播媒介对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论文 关键词：网络网络文学社会心理文学接受者 前言 自1997年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全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网络上的文学；在“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之后，随着网络上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网络文学”这个范畴方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经典的著作都在网上有着电子版本）；当然也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书本形式传播）。由于网络文学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要素还有许多不成熟、不稳定有待于发展的地方，对网络文学的诸多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于对“网络文学”的概念还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网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与社会中的人是分不开的。在以往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往往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网络文学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影响对文学本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其是否改变了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各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各有所说，尚无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并对此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网络成为传播媒介，使得网络文学，本质中审美的要素下降，娱乐性的成分上升。在本文中，笔者在讨论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网络文学的接受者和传统文学的接受者作简单的比较，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网络文学接受者特有的心理特征，重点探讨网络对网络文学接受者造成的特殊影响。 一相关范畴问题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网络。从原始社会阶段“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产生以来，文学活动系统中，传播媒介总是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文学活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在文学互动上的特点来看，文学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几个阶段。应该说，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面面相授传播的。这样，传播者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方式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受时空的影响。因此，远古时代的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不能保存下来。进入纸张传播的阶段后，由于文字的使用，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同时出版的审查制度，也使传播媒介成为权威机构的垄断工具。但是这种传播方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有机会欣赏前人的，甚至是千年前的作品，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本的出现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书本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电子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兼有字，音，画，多媒体的多种形式，但是基本上也被权威机构所垄断，在本质上与纸张传播大致相同。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没有了以往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的审查制度，没有特殊的原因，创作者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地方。第二，接受者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书本阅读，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阅读，不同的阅读环境对接受者的心理和状态等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第三，网络上创作者和接受者互动性交流活动增强。网络的作品所在的页面大多设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读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另外还可以通过QQ、E-mail、BBS等网络工具与创作者进行交流。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这里我们谈论的文学接受者，不光是上网为了学术研究、文学交流的，有一定审美基础的读者，也不仅仅指那些文艺理论批评家们。这里的文学接受主体更主要的是泛指所有上网浏览网络上的文本的广大网民。网络文学的范畴。尽管网络文学的范畴在学界尚无定论，在这里我们讨论的网络文学，有着我们讨论的范围。在这里，网络文学不仅仅是指历次网络文学大奖评选出来的那些“代表作品”，更重要的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上的文学现象，具有网络文学特有的一些鲜明特征，如作者的“大众化”、内容的多样化、传播的网络化、创作立场的“民间化”的文学作品。 二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网络作为一种新生的、时尚的技术工具，其使用的主体必然是趋向于年轻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12月31号）,中国网民共有7950万，其中男性60.4%,女性39.6%；未婚的占到56.8%；35岁以下的网民所占的比利是82.2%：18岁以下为18.8%，18-24岁为34.1%，25-30岁为17.2%，31-35岁为12.1%。其中，网民受教育的程度如下：高中以下13.5%，高中（中专）19.3%，大专27.4%，本科27.1%，硕士2.2%，博士0.5%。网民的职业上，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前两位，分别是29.2%和13.7%。收入上，2000元以下的人群占了77.6%。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网民以男性、未婚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占据网民的大多数。在当前社会的背景下，人们面对多变、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往往会感到迷惑、失望、压抑。年轻一代由于学业、工作的压抑更是显得抑郁、浮躁、情绪化。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年轻人的情感通常处于焦虑的状态，但是由于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个人自尊心理的束缚，往往不能完全的释放自身的情感。但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虚拟的网络可以掩饰他们的真实身份，网络的虚拟化使网民完全不用考虑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自由地宣泄自身的情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往往与他们理想中的要求差距很大，虚拟的网络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生活中这类等级观念的束缚，尤其是经济、政治的束缚。网上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感宣泄化，网上的语言，行为也是十分直白的。网络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以前，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中，并不是很重要的环节，通常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把目光聚集于作家和文本上面。自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出现以来，读者对整个文学活动的意义才被注意到。人们才开始研究读者的阅读对文学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同传统的文学接受者相比，网络文学接受者面对网络时，其特点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不一样； （二）阅读环境的改变； （三）有一个能够与作者进行方便交流的平台——网络。 接受者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的不同。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这就使绝大部分有作品的人有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原来只有作家和少数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人才能发表作品的局面被打破了，创作者的群体增加了大量的普通人。这样，创作者的总体地位下移了，创作不再是个别人的“特权”了。但是，在网络文学上，并不是人人都是“作家”，那些在网络上写作发表文章的人，人们更愿意称他们为“网络”。网络和传统作家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以往传统作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关照。当这种审美关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激起创作的火花，创作的欲望产生了。这时候，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使之感到不吐不快，然后选取适当的形式予以物化。这时，作家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文本就产生了。作家的创作是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要素。审美价值在文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是一个价值的复合体，比如审美价值，政治上的价值，娱乐价值等等，其各种价值因素依据作品内容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各种价值彼此也并非都处于并列的位置。文学活动的特性正在于文学总是探索并表现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并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可感的形式记载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丰富的的精神世界。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应该处于优秀地位的。文学没有了审美，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样。而大量的网络并不是为了追求审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游戏、玩乐的态度。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中,虽然有人承袭着传统的路数,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抒写着“自我”、“本我”、“真我”,抒写自己的“心情故事”:他们通过一个虚拟的名字,在亦真亦幻的电子世界渲泄着被日常生活所压抑了的个性与郁闷；或是通过扮演以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满足。当年被誉为“网罗文学三驾马车”之一的宁财神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影响他人的需要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当然，最可心儿的，是为了在网上度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这也从一方面表现了一些网络的创作心态。网络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会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审美要素放在第一位，并去追求的文本的审美性。因此他们的文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创作前的准备阶段，他们所抒写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在社会知觉上，网络与传统作家就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心理学上，知觉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整体反映，分为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传统作家处于出版的审查制度和个人名誉的考虑，他们对世界的知觉往往是经过审美过滤的，是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后表现出来的。而大部分的网络，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完全不用考虑到个人的名誉，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情感吐露出来。因此，网络上的文字更多的真实的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知觉，是个人心灵的直接表现。但是这样也造成了网络上的文字趋于情感宣泄化，过分的强调某种快感而丧失了理性，普遍缺少诗性自律。如果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那就是前些时间风靡一时的“木子美日记”。网络日记本的风行，也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木子美日记的出现，反映了在当前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上的转变。人的种种本性以及这些转变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得以暴露。反映这种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焦躁，压抑的典型情绪的审美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疯狂的暴露个人隐私，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引来了乐衷于窥视隐私的人们的追捧，这一点却是不敢恭维的。阅读环境的改变。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地位下移，这就使网络文学不仅有“阳春白雪”的东西，更有了许多“下里巴人”的，甚至是龌龊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为接受者的阅读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这就使接受者在阅读时面对的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网络文学具体的阅读环境的改变，体现在两点。首先，以往的阅读环境基本是书本阅读，但是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阅读。这一改变对网络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电脑阅读极大地增强了接受者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接受者不需要通过第三者作为中介（以往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或书店的销售人员，自己的亲人，朋友等等），就能够直接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东西。这种环境下的阅读与传统环境下的阅读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是接受者的社会角色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阅读者的阅读动机的变化——以往传统的书本阅读的追求审美性和娱乐性，变成了补偿性的、娱乐性的动机。虽然在书本阅读的环境下，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也是为了消遣的目的去阅读，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文本还是经过出版社编辑们挑选的，其相对于网络上的文字来说绝对是更具审美性的。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扮演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对他人的言行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做出对自我行为的调解，决定自我在互动中的行为。角色扮演一般组成的结构如下：角色承担者，角色行为目标，互动和互动过程所处的社会情景，角色行为规范。从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对各种角色的发生发展做出比较清晰的分析。从儿童出生开始，儿童就不断进行自我意识的成长和扩展，开始不断地进行成人游戏，扮演成人的角色，比如过家家、盖房子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儿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随着我们的逐渐成长，周围的环境规范慢慢地约束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能过多的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面对复杂的社会，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不断地尝试各种环境下的生活形态，扮演着固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儿子，男性等等。儿时的那种扮演的欲望，在诸多的社会规范的束缚下被压制，慢慢消失。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又唤起了我们的这个欲望，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如超越时空性、匿名性等，造就了与平时生活的社会环境迥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生活的角色的随意性更大，角色可以进行自由地转换。在网络生活中，年轻人更倾向于扮演一种不同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虚拟角色”，在虚拟的ID下，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会对自身本来的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颠覆。最典型的角色转换就是男女性别互换。当然绝大部分的这类情况是出于玩乐的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心理疾病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平时懦弱网上勇敢；平时沉默寡言网上滔滔不绝的人等等。这里有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其实这里的双重人格问题并不是指那些精神分裂的精神病人的现象，确切地说是因为存在状态的改变，现实中的自己，网络中的自己，他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这些既独立又统一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的多元化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所受的束缚已经太多，他们往往需要按照自身的社会规范来表现自我。这样，现实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我相比，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使他们感到窒息。因此当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追求自由的天性，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娱乐，游戏，去释放自己受压抑的心灵，去补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失去的东西。最近第十三次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多数的网民将获取信息作为上网最主要目的的网民所占比例最多，达到46.2%；其次是休闲娱乐，有32.2%。在这样的网络存在状态下，网民们在上网的时候，他们是来放松的，休闲的，来找回现实中迷失的自我的。所以即使在面对网络上的文学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想着接受文学中美的熏陶，把文本的审美性放在第一要素；而是更看重文本的娱乐性，看文章是否能给他带来欢乐。在网上，有两种文章十分流行：一种是婉转伤感的情感表达型，另一种就是无聊搞笑型的。这一点与接受者的阅读动机有很大的关系。网络文学中的色情和暴力因素固然跟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有关，也是由于网民对现有社会规范突破，叛逆心理的追求造成的。比如“木子美日记”事件，木子美的日记之所以受到大量读者的吹捧，这跟一部分读者网络面前放纵自我，满足自身的窥私欲有关。阅读环境的第二点变化是，电脑阅读比书本阅读更容易疲劳，而且还有不菲的上网费用。在网络上，大概有四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第一种就是那种粗制滥造的文章，这种文章大多是拼凑而来，毫无新颖性，读者在读到开头的时候也能够预见故事的结局，这种文本一般是低于读者的审美水平，读者一般都不会去选择；第二种是与大部分读者的审美水平相当，以故事性的侦探、爱情、悬念小说为代表，这种作品读起来不会费什么力气，又能引人入胜，享受到阅读的快感，这是大部分读者选择的对象；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其审美水平会高于读者的水平，读这类的文章，读者会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在阅读之后，自身的水平会得到提升，也会得到审美的熏陶；第四种就是其审美情调与读者的自身的审美格局不相符合，比如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读者在面对后现代的作品就会感到不适应，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在电脑阅读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一般不会去选择语言精辟深刻的文章。他们更倾向选择第二种的，通俗的、结构明了的大众型文学。这样，接受者在选择阅读对象的时候，审美期待也发生了改变。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同时，这种选择会通过文章的点击率反映出来。同时，点击率也会影响着读者的选择。在读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和理解也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能够吸引他们的作品才会纳入他们的视野，这时候追求娱乐的兴趣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同时文章的点击率也是读者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今天商业化时代，点击率将决定网站的存亡。那些娱乐性的作品因为有着较高的点击率，又会促使一些网络进行这方面的创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循环的圈子，更加导致娱乐性作品的流行。此外，在网络文学接受的时候还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战国时期楚宋玉曾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徽，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这里讲的就是一个艺术接受度的问题，在当代，高雅文学，先锋作品，通俗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传统的书本阅读，由于面向全体的读者群，各种类型也相对齐全。而网民的年龄阶段也集中于35岁以下，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由于其自身审美素养的问题，网民们对高雅文化的接受也是很有限的。相反，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接收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学作品。网络传播媒介为接受者和创作者提供了十分方便的交流平台。从接受美学出现以后，读者对文学活动的意义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传统的文学中，普通读者的意见却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以往，一般是文学批评者的意见才被人们所重视。诚然，文艺批评者的意见更具有专业性，对文本的理解也往往更为深刻，对创作者的创作也更具有指导的意义。但是绝大部分的读者的意见，哪怕只有一个“好”或是“不好”的声音也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当然，一些著名的作家会有大量的读者与他们写信交流，或是一些嗅觉敏感的读者会根据时局适时地写信给编辑部，进行评论；或是在生活上与作家进行交流。但是大部分的读者，由于信函的时间延续性，滞后性，他们一般不会跟创作者进行交流。更何况，一般的不知名的作家，即使读者为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跟他们进行联系。所以，在传统的文学活动中，读者的声音很少为创作者所知；创作者也往往只能通过自己作品的销售量大概地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为读者接受，更不用说，根据读者的意见调整自己的创作。但是，在网络文学的活动中，网络为接受者和创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方便的交流平台。当下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在发表作品的网页下面都有供读者发表自己意见的位置。这样，读者在阅读完作品之后，可以直接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一个“好”字，或是批评性的文字。同时，创作者也可以直接看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感受。甚至，他们还可以通过BBS、E-mail、QQ直接进行交流。接受者可以向创作者谈自己的感受，对作品的建议；创作者也可以向读者进一步的阐释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映调整自己的写作。但是，这样的交流也是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的，交流的双方隐藏在网络的背后。这样的沟通与传统的沟通必然是不同的。社会心理学中，沟通是人们交换思想、表达情感的信息交流过程，也是人际互动、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形式。就建立、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而言，人际沟通能满足人的三种社会心理需要：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表达感觉的需要。当网民在网络上交流时，这时候他的需求不会是基于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他们主要是出于表达感觉的需要。他们只是直白地宣泄出自己的感情，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社会规范的束缚。这种沟通环境下，读者的信息反馈往往是从自身的好恶，出于娱乐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想要进行带有自我意识的纯粹的文学交流。在另一个层面上，网络作为传播媒介，也真正实现了读者和创作者的互动，这就是文本创作的开放性。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提供一个开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链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情节发展模式、结局。甚至，读者还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作者提供一个开头，由不同的人进行创作，读者在阅读完前面的情节后，也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这样，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达到了一种真正的互动。但是这也使文学活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在里面，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审美的要求，而是想着怎样才好玩以及情节的设置。就个人的意识而言，接受者在网上是一种文学意识，在网下又是另一种文学意识。应该说，这两种意识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一个人的心理情绪是具有弥散性的，即在一种状态下的心理情绪会影响到其他状态的心理情绪。所以，一个人的网上文学心理情绪很容易影响现实中的文学情绪。事实上，现实中的心理情绪也会影响到网上的情绪，但是由于人们在网上的情绪更具有自由性，其影响力较之现实中的情绪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一个人网络的文学意识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概念中，文学的娱乐性的成分会超过审美的因素。这种感觉是从网上慢慢弥散到现实中去的。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在探讨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时候，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文学活动中的人不是孤零零的人，而是社会中的人，其在文学活动系统的行为不仅仅受着文学活动的影响，而且还受着其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面对着同是社会生活一部分的文学活动，个人在文学活动中的表现是与其所受的社会中的影响分不开的，也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由于网络文学接受者所面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阅读环境较之传统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社会角色的转换，心理的改变，都导致其在面对网络的时候，感性思维占了主.超级秘书网 文学论争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文学论争著作权名誉权 [论文摘要]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这两句诗倒恰能形容当下以文学为名的产品在印刷工业履带的轰鸣声中和不间断的拷贝下传声里的生产状况，虽说是万紫千红，却总如粗浅小草，让人纷乱摇头，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受。又种种以文学的名义引起的前赴后继的文坛纷争，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热闹的虚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论争。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一边盗用历史上的文学名义，一边还要求新时代的赐福;而当下大部分“文学论争”，也早已脱离了漫漫复古长路时和萧萧革命征程中所凝结而成的主体担荷价值和严肃人文精神，而成为茶余饭后以资笑谈的娱乐新闻。而这，正是“文化工业”赋予当下文学论争的角色—成为“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虽然过往历史上的文学论争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颇多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阶级划分等场外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论争—古代往往和政治的党争和儒学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相连，现代和科学与革命、抗日与救亡等时代主题相连，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so年代，阶级斗争、路线划分等政治立场术语又成为那段时期的主宰—二个时代一脉相承了文学为政治、伦理、教化、风俗等服务的主流言说立场。但我们见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经济利益从来没能成为文坛流行话语权的主宰或潜主宰，即使在号称半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而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步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有了巨大改变，在当代中国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实际也是政治效应)进人了多元化时代的同时，文学论争也进人了以经济效益占主体的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同步，特别是以手机、网络的超常发达为显著标志，文学的商品化人娱乐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当下的中国文学真正进人了西人所谓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也就呈现出与前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新特征。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先为瞿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其意本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 据归纳，“文化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倾向于反人本主义，消灭个性的存在;艺术风格趋于“同一”，是一种机械的再生产;实质是商业的市场效益和利润原则驱动着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而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为大众娱乐消遣。cz}作为文化工业生产中重要一枝的文学，于此再难顶起艺术的神圣光环，而成为“机械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复制”品:个性泯灭，与众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灿烂而实质虚无的商业时空里。更因了网络的上传下达，文学产品成为转眼即逝的东西，激动、深刻、永恒等文学曾经有过的意义已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留存、获得关注一刹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经济”聚光灯下的经济效益。在几乎只有广告是艺术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学、绘画等老牌的以艺术号称于世的、现在仍企图以艺术号召大众时，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业效益而去的广告了。是故，我们总能从走马灯换将的当下中国文坛读出腻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钱气息，以及由此而频繁引起的喧嚣不已的“争风吃醋”风波。 本文对“文化工业”不拟作深入的形上意义追寻(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启蒙等神圣功能的丧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问题)，而只谈其所影响的当下文坛和文坛纷争的特点 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先生当初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其所针对的无疑是置身革命文学背景下他的个人和文学境遇，其背后氮氢的是文学人格严重对立下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有着严肃深刻的思想斗争内涵。从表面看，眼下的这个文“坛”也在斗争，谩骂，诬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阅读等，然而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宣称内容中，要求的大多是个人切身利益和名誉的现代法律''''l于此，观众也就立刻洞彻了在其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背后，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会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艺术立场，也不会是所声称的法律和名誉，而是自称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扬的经济利益。进而，人们了然于当下这个文坛的论争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实。 事实如此，当下的文学论争不愿再驻足于艺术的神圣殿堂，它来到了活动的篓键人间，显现出“文化工业”下的论争本相:不再关注文学文本的形式构成、意义建构，它从对“鸡蛋”的关注转到对生产“鸡蛋”的“鸡”的关注，到这个“鸡蛋”到底是谁生的和这个“鸡”到底如何。于是当下的由所谓文学引起的论争，多是围绕作品的著作权和作者的名誉权。而无论是那种权，关涉的都是经济问题和面子问题，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都未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文学定义，但文学之于人类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义却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又总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纸笔、印刷术等)、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如绘画、书法、学术、文化等)密切相连，.以至文学的边界才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谈文学论争的本义，依笔者浅见，应该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所谓艺术，性的论争，就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以及在和人类的接触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语言为人类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抚慰和提升作用。而本体性的论争，就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极为特殊的一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和政治、道德、经济、文化、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却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的区别于日常的语言，它会带来艺术对现实的疏离甚至是否定。阿多诺认为，可靠的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对一个有负罪感的社会和现实的否定，而这一现实却在盲目而且无情地不断自生自长;艺术作品也维护着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同由诸多动机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现存社会的分离。",(31艺术成为人类唯一可能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精神领地。虽然笔者对阿多诺关于艺术允诺的判断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其对艺术特征—之于人类确有二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否定”特征—的归结是可信的，这可从意义、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 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文坛纷争实在是与前此熟悉的文学论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学已不再负载如古典文学时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权力维护、道德风俗教化的沉重意义，也不再如负载革命、思想时代的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严肃企图，甚至它也不再负载现代主义时代所表达的与现代社会决裂的绝望，总之它确实脱离了沉重、严肃甚至是绝望。在发现无论何种个人的思想企图都不足改变外在的冰冷现实后，人们彻底投人了大工业社会的统治怀抱，把文学真正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心甘J清愿的谋求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工业生产机械下必然的链条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才会说文化工业实质是“伪启蒙”，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 于是，当中国文坛丧失了一度标榜的先锋精神后，文学也丧失起码的个性与原创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发点。 上海的卫慧、北京的绵绵率先用身体撞开出版界的大门后，“性”成了市场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个赛一个的出炉，“快感”之后要“尖叫”，身体之中必“乳房”。当青春不小心成了可爱的字眼，大学生的校园恋情写作一路畅通，中学生、小学生也闻鸡起舞，纷至沓来。当下写作坊的招牌就像旧时没有节操、专奔钱去的妓女，一日三换宾客。区别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泛滥的性，后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青涩的情。文坛学会了姿态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个，捉住五心不定的读者不断游移闪躲的眼球。 文坛流行的“搭车”、“跟进”、“克隆”等现象，就是这种失去原创力之后的模仿产物。弄到极至，连作家的真实姓名也来“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陈燕妮之外有“陈燕妮”。而这也不止于文坛，它遍及整个文化工业领域，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趋势的流行。从古人论文章之三“偷”来说，“搭车”既属于“偷语”，也属于“偷意”，而从目的来说，那是“偷势”川，借别人辛辛苦苦闯出来的经济“形势”，为自己的钱财开辟兑现的道路。 而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轰动效应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坛就此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热闹里有作者们的功劳，也有所谓精英的批评者们从旁煽风点火的功劳，还有整个媒体(特别是网络)整个社会(包括观众读者等所谓大众)饱看的功劳。 作者之为著作权、名誉权而与批评者一争似乎还可理解，如韩少功之与评论家张颐武，毕竟那关乎作者的清誉和实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动向另一作者挑衅，发起笔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却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其动机的不纯，更何况王、金之战中王用词之鄙便确实也得罪了大批观众的视觉，二余之战中为历史问题的清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学史上以“节操”论人的生命力之顽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助威加盟和社会强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这才见出“文化工业”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坛纷争为例。人们说:"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对文化界来说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兽”，“猛兽”却引来了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传机器与受众进行沟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闻风而动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沟通受众，然后守株待商的结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为了沟通作者、商人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为各式各样的人制造着食粮，或者是精神食粮，或者是物质食粮。”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战役:《沙床》炒作之争、郭敬明抄袭案、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会共谋的典型结果。(6)这种社会共谋，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断言的文化工业本性发展与控制的必然结果。他们说的“文化工业”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也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的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王国。(7)这个“无目的性的王国”就是包括普通大众和所谓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超级秘书网 对当下的文坛和文坛纷争状况，人们爱用两个词来形容飞“乱”与“烂”。但当我们用“文化工业”来解释时，就会发现这“乱”与“烂”也有一个优秀的动力源，那就是文化工业本性所必然导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工业不仅统治了作者的商业意识(主要体现为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也消解了批评者、文化媒体这些社会精选的“解释团体”的独立立场，更进一步让大众成为这些“解释团体”和创作者表演的共谋者和津津有味的看客。 于是，“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不再是关于文学本体的艺术论争，而是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而刻意演出的文坛纷争;文学创作者也不再是精神灵魂的抚慰者和提升者，而是娱乐大众感性的娱乐明星。“文化工业”在以其技术优势赢得商业市场的同时，也把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商业化了。文坛不可避免地成了金钱意识的表演台、决斗场，文学论争也历史性地进入了商业资本患意飞舞的文坛纷争时代:成为文学场的忠实搭档并点缀欺骗大众。
网络文化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论文 一、网络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一）网络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契机 网络文化这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交互性沟通较强，恰好是这一特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信息，而且也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高校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针对某一话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去了解一些当代大学生内心的想法，从而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网络文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 1.网络的虚拟性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难度 虽然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快节奏起来，可是网络的虚拟性特点似乎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难度。在网络世界里，虽然扩大了人与人交往的空间，但是却不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只是通过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进行交流难免会使感情交流变得越来越淡，直至消失。也会由于网络电影中的虚拟情节，使高校大学生产生一些冷漠、暴力等社会性问题，不利于高校大学生接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其难度。 2.网络文化的丰富性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地位 网络上的东西更新速度快，出于对网络的迷恋，大多数高校大学生喜欢通过网络去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大脑，使自己开阔眼界，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对某一观点进行评判，从而不愿意被动地接受教育者机械似的灌输和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权威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3.网络文化内容复杂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 网络是知识的宝库，同时也是垃圾的储存地。网络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加上网络开放性的特点，各种信息都会出现在网络上，如果那些不健康的信息侵蚀了学生的头脑，将会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学生价值观扭曲，使学生做出一些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事情，因此网络的复杂性无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 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途径 （一）建设现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网络文化的出现，不仅解放了学生们的思想，丰富了学生们的知识，也为促进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在网络世界里，学生们的主体意识逐渐加强，对于以前那种被动式的灌输教育已不再接受。所以，教育者要根据学生们这一重大转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本着平等的原则，在和谐友好的氛围中实现和学生们的双向交流，两者的及时互动。教育学生面对网络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教育者也要改变教育的方式，不能只靠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可以采取在网上聊天的形式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加强学生判断能力的培养，注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文化对学生具有浓厚的吸引力，但是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网络内容复杂多样，学生们选择阅读内容的时候就需要主观判断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就要加强对学生们判断能力的培养，深化他们的是非标准，对网络文化作出慎重的选择，多阅读那些积极向上、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内容，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对那些不健康的网络信息避而远之。同时应该大力改进网络思想教育，使其成为学生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 （三）高校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专门网站，供学生进入学习 现在，几乎每所高校都有各自思想政治教育专门的网站，可是学生们的点击率却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网站的内容不具有吸引力，理论性较强，不利于学生阅读。因此，高校网站设置要增强艺术性，内容要具有即时性、新颖性，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增强服务性，增加网站信息服务内容，及时学校学生的最新工作动态，给学生们提供全面的信息内容；不断增强时效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具有时效性，高校要善于抓住时机，充分利用网络及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四）高校要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之所以称之为校园网络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的结合。高校要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不仅对校园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净化校园网络环境；而且要在校园网上进行优良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学生们在接受网络新鲜事物的同时兼顾优良传统文化的学习，还要通过网络开展一些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锻炼学生们的能力，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三、结语 网络的出现拉近了人与人交流的距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和空间起到了延伸的作用，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教育者要在网络文化的背景下，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不断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 作者：高小燕 单位：鄂州职业大学社科部 网络文化论文:大学生消费观网络文化论文 一、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特征 （一）网络文化消费已经普及化，但有过度化趋势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大众化的网络产品服务层出不穷，各种文化产品通过网络不断复制、传播，网络提供了最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了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消费观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大学生网民达到3，686.4万人，这说明大学生网络应用已经达到普及化的程度。网络信息化环境下，随处可见的电脑、上网本、手机等文化产品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大学生通过网络阅读、看电影、玩游戏、交流等进行文化消费，网络占据了大学生课外的大部分时间。截至2013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0.7小时，较2012年增加了2.3小时。其中，大学生网民每周上网时长25.1小时，比2012年增加了2.3小时。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平均每天有3～4个小时的时间上网，对互联网的使用深度不断加深。很多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4小时，吃饭、走路、坐车、甚至上课的时候都在上网，部分大学生沉溺于网络世界，正常的生活和学业受到影响，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观呈现出过度化特征。 （二）网络文化消费多样化，以休闲娱乐为主 大学生网络应用主要有信息获取、沟通交流、娱乐、商务交易等方面，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呈现多样化。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丰富知识；通过即时通信、电子邮件、微博、个人空间、论坛等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网络音乐、视频、文学作品等实现娱乐消遣；通过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在线预订等进行商务交易。据《报告》统计，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网络娱乐的普及率高出总体网民的普及率，这说明大学生是网络文化消费观的主体。网络文化消费观对丰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网络应用中，大学生信息搜索、即时通信和网络娱乐功能等都高于总体网民使用率。在网络娱乐中，对网络音乐的使用率为91.3%，高出总体网民17.9%；对网络影视的使用率为81.9%，高出总体网民12.6%；对网络游戏的使用率为63.5%，高出总体网民8.8%。近些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部分大学生把网络作为娱乐和交友的工具，沉迷于网络游戏，陶醉于偶像剧和娱乐节目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和休闲化趋势。 （三）网络文化消费呈现个性化，但不够理性 网络文化具有丰富、迅速、广泛、虚拟、个性等鲜明的特点，这些对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开始追求一种个性化的生活和消费。在网络世界里，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文化项目进行消费，可以自主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可以建立体现个性化风格的主页、博客空间，选择个性化的头像和表情、使用个性化和原创性的网络词语。互联网赋予了大学生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能表够达真正的想法，不再迷信权威。相对于传统消费形式，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更强。网络信息化环境下，一方面极其丰富的网络文化资源、极具诱惑的网上文化服务，使大学生眼花缭乱；另一方面网络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文化资源的传播和消费很难限制。面对网络世界的海量信息，受到生活阅历及思想修养等方面的限制，大学生往往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凭一时冲动和个人好恶选择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一些大学生冲破网络规范和道德限制，在网络上进行不良宣泄、沉迷色情游戏、传播垃圾信息和文化糟粕、披露别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虚假信息等等，网络文化消费不够理性和成熟。 二、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引导机制研究 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环境，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网络文化消费环境，需要从社会观念导向、政府法律和制度保障、学校和家庭教育引导等三个方面建立起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引导机制。 （一）社会观念引导 引导大学生认识复杂多元的网络文化，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网络文化消费观念，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促进大学生个性发展，社会各界包括政府、行业、学校、家长等社会观念的引导很重要。首先，要加强网络文明教育和网络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对网络不良文化信息的甄别、抵制能力；其次，建设网络思想舆论阵地，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再次，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网络精神文化，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发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网络产品，提高网络空间占有率；最后，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机制，加大对文化市场的监督，以正确的消费观舆论引导大众，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消费风尚。 （二）法律和制度保障 我国的网络立法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立法比较模糊，对网络主体的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和治理。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适时更新；督促行业自律，实施对互联网的有效监管，加强网络制度文化建设，规范网络制度管理，使大学生在更加安全的网络制度环境下文明、规范地上网；政府和行业要联合营造健康的中文网络环境，加大对不良中文网站的管理，净化中文网络环境，积极鼓励、扶持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等开发建设自己的网站；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行业等都需要共同努力，建设绿色网络游戏，在提供丰富的游戏内容的同时，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健康的绿色网络环境。 （三）学校和家庭教育引导 我国青少年普遍缺乏对网络文化信息的批判意识，网络素养教育缺失。因此，学校和家庭要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培养青少年独立思考、理性选择网络文化信息的能力，引导他们客观的看待网络信息。在中小学阶段大力普及网络素养教育课程，通过学校授课和家庭辅助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健康的网络素养。规范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环境，丰富校园网络文化内容，把第一课堂教学与校园网络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利用第二课堂、社团、社会实践等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完善大学校园网络制度，加强对校园网络信息和网上舆论导向的监控，制定大学生网络行为规范；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建立和完善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网络道德规范；积极开展对大学生的网络法制教育，培养网络法制意识，增强网络行为自律性。 作者：陈娜 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高校宿舍网络文化论文 一、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宿舍管理 1.我们的宿舍管理不能交给商业队伍，要由高校自己操办宿舍管理者可以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比如在一定的时间段停止电的供应，对于网速采取适当的限制，让宿舍不存在游戏的网速。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硬性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是正真的改变宿舍文化，仅仅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2.加强宿舍管理者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可以说，宿舍管理者每天与学生的交流机会还是蛮多的，在宿舍这种环境下，宿舍管理者与学生的交流一定程度上具有直接性，比较真实，宿舍管理者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很充分的了解到学生们的生活需求以及内心的真实想法。同时，宿舍管理者的这种管理交流方法可以减少学生和宿舍管理者的摩擦，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3.其实学校可以加强学校网站的建设，为学生提供新的学习娱乐阵地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一方面是要同学们接受校园网，喜欢上校园网，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提高校园网的质量，丰富校园网的内容。具体来说，就是将学生的生活方方面面纳入到校园网中去，比如学校放假时间，院系开展的活动，学校竞赛的通知，奖学金的发放等等都可以纳入到校园网的建设中去。优秀的宿舍文化建设当然需要优秀的管理队伍，这就要求我们高校在建设宿舍文化时，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宿舍管理队伍，要提高宿舍管理者的素质。提及管理者的素质，就是要我们的管理者改变过去的管理思想，建立新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要求他们能够接受新思想，能够与时俱进，还有就是文化素质方面也是要求很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专业要求就是管理者的计算机技术要求要很好，能够很熟练的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宿舍进行管理。 4.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宿舍管理者都存在这样一个思想上的误区，那就是混淆宿舍管理者的责任比如，在很多时候，宿舍宣传栏以及宿舍活动的开展，宿舍管理者都把它当作学生会或者学生自己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充当了一个保安清洁员的角色，其实这是很有错误的思想。我们的宿舍管理者其实也可以起到监督，管理，开展这些活动的。说啦很多宿舍管理者们的责任，其实作为宿舍文化的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广大学生更应该也投入到宿舍文化的建设与管理之中去。 二、完善的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好处 首先，宿舍网络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这样说，宿舍网络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补充，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宿舍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高校的教学质量，这是毫不夸张的。除了教室与图书馆以外，宿舍也是学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场地，甚至有些人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学习场所。所以，良好的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对学生的学习很重要，一个安静，和谐，充满正能量的宿舍肯定要比一个噪杂，吵闹，庸俗的宿舍好很多。 目前，高校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之所以会显得这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跟目前我国的自主招生有很大的关系。很多高校为了揽人才，也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大量的招收学生，很多高校的在校人数早就超过了他们本身的学生合理容量。在另一方面，这些年，高校计算机的普及率基本上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了，但是很多高校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校园网络管理体系。在这双重背景的作用下，使得宿舍网络文化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三、小结 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宿舍管理是一个复杂，因校而异的话题。本文主要讲述了摆在时代面前的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中给了一些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法。在最后，也分析了宿舍网络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对良好的宿舍网络文化与管理的一个展望。 作者：沈虹 单位：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 网络文化论文:高职院校网络文化论文 一、高职院校网络文化建设在引导网络舆情方面的主要缺失 （一）引导内容缺乏吸引力和针对性，引导价值体系没有有效建立 网络舆情的泛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网络信息不够公开，不够透明，不够互动。虽然每个高职院校都有自己的校园网，但是的信息多以学院教学与管理的日常工作动态为主，咨询类、互动类、投诉建议类等栏目很少。即使有，但是真正深入学生，发挥作用的很少。从校园BBS的内容来看，原创内容很少，更新很慢，庸俗无聊灌水的内容经常充斥版面。随着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普及，校园BBS几乎丧失了“网络舆情”发源地的功能。总而言之，高职院校网络内容建设缺乏显著的吸引力，对能引起网络舆情的相关主题内容缺乏足够的关注和传播，其内容建设的价值体系没有有效建立起来。 （二）引导保障能力有限，引导效率低下 网络舆情的保障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人员的引导素质和能力。二是有没有科学的引导工作制度体系。高职院校没有建立专业的网络舆情引导队伍，同时网络舆情引导队伍的缺乏互联网思维，缺乏网络技术和网络传播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高职院校的网络舆情管理主体不够明确，相关部门的权责存在重叠，遇事互相推诿的情况很多。网络舆情工作处理机制没有有效建立，没有遵循网络舆情引导的规律，在没有对舆情作充分研判的基础上，就凭借主观经验或者意愿就应对决策，导致对舆情影响判断失误，处理方法简单粗暴，丧失了网络舆情引导的主动权。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引导保障能力有限，引导效率相对低下。 二、基于网络舆情的高职院校网络文化引导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基于高职院校网络文化建设在引导网络舆情方面的主要缺失，我们尝试建立以技术为引领，内容为优秀，保障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引导体系，着力打造技术力系统、内容力系统、保障力系统三个子系统。 （一）技术力系统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和变化，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之上的网络文化也会随技术显现出变化的色彩。可以说，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文化像网络文化这样如此依赖于技术手段，也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网络文化一样随着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在网络舆情的范畴也同样存在因技术带来的变化。比如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开发和应用，网络舆情会更加容易产生和更加难以监控。因此，在引导网络舆情的时候，应该充分发挥技术的引领作用。就技术力系统的构建来说，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 1.借助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与监控。网络舆情其信息是海量的，单靠纯粹的人工去管理和监控是不切实际的。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管理和监控需要强化对技术手段的研发、借助和利用。可以发展智能搜索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基础性和动态性研判；可以发展信息关防和过滤技术对导致网络舆情产生的有害信息进行针对性防控；其中重点可以大力扶持网络舆情监测软件的开发和利用对网络舆情进行专业性研判、预警和处置。通过发展和应用这些技术，建立一个高效快速立体的网络舆情研判、预警和处置平台。 2.能有效地应用新技术、新载体引导网络舆情。随着新技术、新载体的应用，网络舆情的传播方式、运行模式等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应该紧跟新技术、新载体的潮流，主动应用新技术、新载体引导网络舆情。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普及，就应该主动应用这些技术和载体去引导网络舆情。比如有组织地开通各级微博、微信，组建各类微博群、微信群，主动介入主动发声。 （二）内容力系统 网络文化建设的优秀是价值建设。价值建设则主要体现在内容的建设，因为内容影响价值、产生价值，构建价值。网络舆情是一种典型的内容产品，就是其情感、立场和意见能不能得到合理的释放和有效的解决。因此，加强内容力系统的建设，可以让网络舆情在潜移默化中消解。 1.用主流文化占领网络舆情阵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在网络上充分传播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用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大力培育出版数字工程、数字图书馆、知识资源数据库，促进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网络化传播。让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成为网络的最强音和主旋律，营造价值分明、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 2.贴近学生关注实际，强化议程设置功能，主动引导网络舆情。议程设置理论的实质是“媒介越注重什么，公众就越关切什么。”通过议程设置，可以使公众克服感性的冲动，实现理性的有效引导。在高职校园里面，越是和学生利益接近的问题越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而这些学生关注的问题也越容易引发网络舆情。因此，可以把学生关注的问题形成各类议题，在各类网络平台进行全方位立体的展开，同时把形成的信息，按照价值标准，仔细筛选、分门别类、主次排列、取舍整理、精细把关之后，提供给学生，从而达到主动引导网络舆情的目的。 3.提升内容的专业性、原创性、互动性，加强学生粘度，提升学生的舆情素养。“粘度”是衡量用户信任度和忠诚度的重要指标。网络内容的专业性、原创性、互动性对粘度的深度形成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网络舆情的引导来说，主要还是在互动性方面要做足文章，因为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不对称，忽视学生的需求，很容易导致谣言四起，感性战胜理性。应该强化内容的对话性和服务性，实现互联互通。谣言止于沟通和对话，这样网络舆情也很难发难了。同时在对话与服务当中，学生粘度会加强，学生的舆情素养也会提升，不会再轻易相信谣言，会对网络信息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评价和利用。 （三）保障力系统 保障力系统是技术力系统和内容力的基础。保障力系统关键是舆情引导队伍建设和舆情引导工作制度建设。没有好的队伍，好的工作制度，技术无法有效引领，内容也无法有效建设。 1.打造专业化的网络舆情引导队伍，大力培育舆情领袖。专业化的网络舆情引导队伍是网络舆情引导的重要保证。这支队伍来源要尽可能广泛一些，专业背景最好能有效互补。其基本要求是思想政治素养比较高，责任心强；具有心理学、教育学、舆情学、新闻学、网络传播学方面的知识；能够对网络舆情技术产品进行有效开发和娴熟的应用；熟悉与网络舆情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充分把握网络舆论引导的工作规律。同时应该在教师和学生当中大力培育众多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舆情领袖。舆情领袖通常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舆情领袖在引导网络舆情方面往往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可以作为专业队伍的有益补充。 2.打造科学的引导工作制度体系，提升网络舆情的引导效率。一是要建立科学的网络舆情管理制度。首先应当明确网络舆情的管理主体，谁主管，谁协助应该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确保管理主体之间形成强大合力。其次要建立规范可操作性强的网络舆情管理规章制度。二是要建立科学的网络舆情工作机制。网络舆情的工作机制应当遵循网络舆情自身的规律，可以在充分收集舆情研判的基础上，发出预警，最后做出处理决策。优秀点就是找到引导网络舆情的最佳途径和方法，促进网络舆情的积极消解，促进网络舆情关注问题的圆满解决，推动现实工作问题的同步解决与发展。 作者：罗华 网络文化论文:大学生责任教育网络文化论文 一、网络文化时代大学生责任教育的新机遇 1.网络文化的便捷性拓展了大学生责任教育的空间。 信息化时代，以网络为基础形成的网络文化，内容涵盖面广、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使用便捷，大大缩短了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时空距离，为大学生责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广阔的虚拟空间。作为大学生责任教育主体之一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无限储存能力，事先将责任教育相关内容巧妙地融入网络文化之中。大学生在享用网络文化大餐时，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各类责任教育信息，达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大学生对显性责任教育的抵触情绪，又可以弥补现实世界责任教育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缺陷。 2.网络文化的动态性增强了大学生责任教育的魅力。 教育者可以利用网络文化的动态性实现两个转变，增强大学生责任教育的魅力，提高责任教育效果：一是变枯燥的理论灌输为生动的情境式学习。教育者利用网络文化灵活多变的变现形式结合教育内容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大学生身临其境、体验责任情感。在体验中感受责任魅力，然后在恰当的时机加以引导，培育健康的责任情感，激发责任情感内驱力，使大学生积极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二是变抽象的知识学习为具体的案例分析。教育者利用网络文化的动态性为大学生责任教育精心挑选有时代感的鲜活的真实案例，吸引大学生积极分析、讨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在主动探索中获得了真知灼见，消除了因灌输引起的厌烦情绪，增强了责任教育的魅力、提高了责任教育的效果。 3.网络文化的交互性提升了大学生责任教育的时效。 在现实社会中，大学生责任教育通常以教育者单向传输为主导，有关信息呈单向运行，教育者很难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而自由、开放的网络文化为大学师生搭建了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流平台。在这里，教育者可以将教育计划、教育意图以及教育要求、教育信息等能够及时地传达到每一个大学生，大学生也可以大胆地发表自己对责任的看法以及自己对责任教育的切身体会、感受及困惑，实现责任教育信息的双向交流互动。在交流过程中，教育者可以及时为大学生解疑释惑，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责任观；教育者可以全面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根据大学生的主体需求调整责任教育方案，做到因人施教，提升大学生责任教育的时效。 二、网络文化时代大学生责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1.网络文化多元性干扰了大学生责任教育的方向。 在多元的网络文化时代，各种思想、责任观念蜂拥而至、相互交锋，教育者传授的一元责任观念受到冲击和挑战。大学生理论根基不深厚、社会阅历不丰富、信息素质不全面，非常容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在责任认知上发生偏差。更有甚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势有意推崇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责任观念，试图影响我国大学生责任认知，弱化大学生的国家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2.网络文化的无中心性弱化了教育者的影响力。 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但网络文化的介入，使得教育活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网络文化是多向交流的平等文化，所有网民都是网络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彼此之间地位平等、机会均等，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是“中心”、都可以是“权威”。“网络思想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网络的主体，他们之间地位平等，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网络文化这种“去中心、无权威”的特性，导致教育者中心地位沦陷、权威丧失，其对大学生的影响力也随之大打折扣。 3.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增加了大学生责任教育的难度。 在虚拟的网络文化空间，网民可以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很容易摆脱现实社会中各种要素的制约，因而可以自由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发表过激言论而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现实责任。由于脱离了“熟人”的目光、社会舆论的监督，自制力不强的大学生网民极易放纵自己、为所欲为。原本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在虚拟的网络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说、去做，颠覆了人类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价值观念。网络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让大学生处于一个失控的空间，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及时占领网络文化主阵地、掌握网络文化主导权，无疑增加了大学生责任教育的难度。 三、网络文化时代大学生责任教育新举措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责任观。 责任观，是责任主体认识责任、履行责任的态度和观点。正确的责任观不是自发形成的，是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通过正确的方法，不断努力才能树立起来的。大学生责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才能正确分辨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才能顽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入侵，才能准确辨别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的是与非；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定责任教育的正确方向，才能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责任观。责任教育的内容重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通过马克思主义责任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正确认识个人同国家前途命运、社会发展的关系，坚定自身的历史使命，懂得珍爱生命、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和服务人类，忠实履行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以及对人类的责任。 2.优化校园网络文化资源，打造大学生责任教育宽广平台。 在网络文化时代，占领主阵地、发挥主渠道作用必须优化校园网络资源，实现政治理论课向网络的延伸，突破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打造大学生责任教育网络平台：一是创建大学生责任教育专题网站，丰富责任教育形式。教育者将与责任观相关的知识和文件上传到网站，占领网络责任教育新阵地。二是搭建交互学习体验的平台，增强责任教育渗透性。高校利用QQ群、BBS、BLOG等网络工具搭建责任教育交互性学习体验平台，可以实现师生之间民主式平等交流和心灵的沟通，可以消除大学生因权威式灌输教育引起的强烈逆反心理，可以提高大学生对老师传递的责任信息的认同度，从而使大学生愿意、乐意接受相关责任教育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 3.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提高大学生责任教育正面引导力。 首先，事先引导，为大学生责任教育“定向导航”，掌握主导权。一方面，面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科学合理策划主题，大力宣传责任教育理论，创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产品，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使网络成为主流舆论“放大器”，形成正面舆论强势。通过营造良好的、积极的责任教育氛围，鼓励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促进大学生责任意识养成；另一方面，面对网络文化内容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客观事实，我们必须以科学文化为引领，加强对校园文化的监控和管理，强化健康的舆论导向，实现正能量的传递，防止大学生责任意识淡化，在网络世界中迷失自我。其次，事后救助，为大学生责任教育“扶正祛邪”，掌握主动权。网络文化“去中心、无等级”的特性，注定其不会风平浪静。对于大学生网民中的不良思想、不利苗头，决不可掉以轻心、任其发展，我们必须“准确把脉、及时治疗”，防止事态恶化。强化主流言论，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帮助大学生客观全面、理性辩证地看待问题，主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4.加强思政课队伍建设，提升大学生责任教育实效。 思政课教师是大学生责任教育的主导力量，打造一支思想觉悟高、理论功底深、业务能力强、网络技术硬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深化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大学生责任教育说服力。第二，强化责任行为、提高人格魅力，增强大学生责任教育亲和力。一支精良的师资队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应该在责任行为方面率先垂范。第三，加强经验交流、提高育人技巧，增强大学生责任教育的灵活性。第四，推进网络培训、提高网络技能，增强大学生责任教育时代性。教师队伍必须通过网络培训，提高网络技能，才能快速、准确获取丰富的网络信息，及时更新教育内容，增强责任教育的时代性；才能熟悉并灵活运用网言网语，增强责任教育的趣味性；才能随时与大学生网络沟通、了解实际思想状况，增强责任教育的针对性；才能优化网络文化资源，营造良好的责任教育氛围。 作者：李金玉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高校大学生网络文化论文 一、网络文化的特征 (一)开放与互动的特点 当今社会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文化的开放与互动性前所未有。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流，真正实现了交流的无地域、无国界化。人们通过网络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人人都有相同的话语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和信息，真正的做到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文化互动。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渴望求知、渴望探索且希望得到话语权的群体，在天涯、猫扑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论坛之中，经常可以见到活跃的大学生群体。 (二)虚拟化和超时空性的特点 网络技术的进步催生了网络交流这种新型交流方式的出现，这就突破了仅限于电话、信件的交流模式。人们通过QQ和微信等新型的聊天方式，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交流。在网络文化的世界中，文化主体、文化课题以及交际主体都实现了虚拟化，任何个体都可以使用匿名的或者虚构的身份展现在他人面前，这就突破了现实之中人际交往的很多束缚。 二、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网络文化也有利弊，是一把双刃剑，懂得利用网络文化，那么网络文化就会对人们产生有力的影响;如果只是盲目的参与网络文化，或许会受到伤害。 (一)积极影响 1、为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便利。 网络文化的覆盖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学术到美食，一概囊括其中。从学术方面来说，网络文化基本上将目前人类所有的文化成果，都归纳到了网络中，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抑或音频，只要能想到的，在网上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遇到困难，都可以在网上进行解决。还有一些数据资料库如豆丁网、百度文库、万方和知网等数据资料库收集了很多优秀的文献，学生在数据库中可以参考前人总结的经验;从衣食上来说，目前最火的就是通过网络进行购物和购买美食。大型的网上购物平台有天猫、京东和亚马逊，很多的大学生都在这样的大型电商平台上购买自己喜欢的衣物以及其他物品，使学生足不出校园就能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产品;此外，最近电商针对学生有推出了饿了么网和美团外卖网，学生只要下载电商提供的软件，就可以找到软件之中的美食商家，只要下订单，商家就会送餐上门，极大地方面了学生的生活。 2、为大学生提供了实践的机会，促进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 目前，高校还并没有做到完全与社会接轨，培养实用性人才的目标还未完成，高校目前注重的还是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但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技能水平着实有待提高。网络就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锻炼自己的平台，像58同城网、赶集网和智联招聘网，这些网站刊登了很多商家和社会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大学生可以在网上查找符合自身条件的兼职来锻炼自己。 (二)消极影响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有的大学生在大学宽松的环境下迷恋上了电子游戏，经常逃课去打游戏，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由于网络文化良莠不齐，一些不良的文化很容易对求知欲强、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另外一些不法分子和诈骗团伙也潜藏在网络之中，而自制力和辨别能力不强的大学生很容易上当受骗。 三、高校的引导策略研究 (一)提升教学队伍的网络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虽然网络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时间比较段，但是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却是极为迅速的。这就使得许多的高校教育工作者措不及防，对网络技术的认知和掌握不够全面，从而导致了高校网络教育水平的受限，不能很好的和学生的思想水平同步，教育工作脱节。因此，要想加强高校的网络文化建设，就必须建立一支具备精通网络文化知识和操作方法的高素质专业管理队伍。高校的专业队伍组建完毕之后，就要通过队伍制定符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方针和目标，及时对校园的网络文化进行控制和管理，营造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例如，针对大学生喜爱玩万络游戏的现象，高校的专业队伍可以阶段性的组织电子竞技大赛，根据目前大学生普遍喜爱的腾讯游戏(如英雄联盟、穿越火线、QQ飞车)，设置电子竞技的内容。在电子竞技大赛结束之后，进行网络文化知识普及，提高学生对网络文化的认知能力，并对于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学生进行引导，帮助他们健康学习和生活。 (二)通过网络平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文化 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这一媒介，发挥网络的优势，扩大教育覆盖面。在教育工作者利用网络的这一过程中要着重建立学生和自身的良好互动关系，通过交流的方式引导学生对网络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取舍，提升学生的自控力和辨别能力，通过正确渠道获取知识和信息;另外还要对学生进行网络法制知识的教育，提升他们的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遵循网络秩序，远离网络违法犯罪，健康学习、交流和娱乐。 (三)建立健全校园网络的制度规范，管理好校园网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在网络环境下同样适用，目前大多的高校都没有成型和完善的关于网络的规章制度，这就使得管理无章可循。接下来高校需要做的就是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一整套完整的校园网络管理制度，约束和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及时地对各种网络信息进行监控、分析和处理，将色情、诈骗、暴力、赌博和网络病毒等网络危险因素清除，净化校园网络环境，让网络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学生。 四、结语 在网络化普及的今天，网络文化与大学生的关系日益紧密。只有将影响大学生健康发展的网络负面因素清除，才能确保学生在网络文化的环境下健康成长。正确引导学生利用网络文化是一项长远的任务，需要高校、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作者：高莹 单位：江苏省南通理工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网络文化论文 一、网络文化的功能 1.传播信息功能 互联网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之后的第四媒介，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已经出现了超越传统煤体的趋势，传播功能是网络文化的最大功能。现今社会人们普遍上网浏览新闻已经成为习惯。这个趋势也有越来越强化的势头。在我国互联网的应用中，新闻信息传播功能非常突出。据相关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有78.5%经常上网浏览新闻；传统媒体和新闻机构大多都有网上平台。较强的传媒功能，使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近距离接触网络，充分享受网络文化的富足和平实。 2.交往功能 网络文化在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际交往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表现，人的交往由时间、地点、环境、方式、心理等要素构成，其中地点、空间、方式等因素会收到现实客观条件的约束和限制。网络给人际交往提供了超越现实交往障碍的平台，有许多网民从未谋面但却情投意合，网恋已经成了新的恋爱方式，。“人人”、“陌陌”也是在新时代下网络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应用程序。 3.娱乐功能 互联网不仅是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更是网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许多网民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的内容多数为玩游戏、看电影、听音乐、看综艺节目、聊天等娱乐性的活动。为什么当今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娱乐性上网方式？这与当今社会人们的压力有着特别大的关系，特别是奋斗中的年轻人。人们选择娱乐性上网活动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随着网络聊天工具和网络游戏的出现，赋予网络文化极大的娱乐功能，也极大地促进了网络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上网的直接目的，不再只是获取信息，而是聊天交友或者玩网络游戏。 二、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影响 民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其实质是维护和发展本民族利益及地位。经济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经济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的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经济价值观作为人对经济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价值观各有不同，但其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相似的历史变迁而具有相通性，并且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少数民族的经济价值观由少数民族价值观直接决定，与周围的环境、政策、文化等诸多要素有着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也表现为人的社会性活动。社会性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本身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存在物，伴随每一种文化的诞生，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也在发生着一次变迁。在今天的社会，网络文化的出现一样会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特别是经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继承与超越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于新生事物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虽然由于经济落后，网络普及时间不长，但网络发展很快。网络文化已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很强的影响。通过对网络文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与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式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影响下有着有合理的继承与发展。 1.继承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优秀与精华 （1）以和为贵。 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也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经济理念中也有与儒家思想相同之处。以和为贵就是要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都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都能融洽。 （2）厚德载物。 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崇，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在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经济价值观中，历来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崇尚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把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集孝、悌、忠、义、礼、信、诚等诸多道德于一身，而少数民族则把君子人格的高尚道德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成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3）重义轻利。 重义务轻利益、重责任轻利益、重仁义轻利益。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表现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能单纯顾及满足个人私利，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义与利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哲学家探讨的话题，也是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经常会面对的矛盾关系。义体现社会公利的道德标准，利泛指个人利益。在义与利关系上，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主张“义为上”，号召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义，即社会公义，主张多为社会做贡献。但主张“义为上”并不是否定个人利益，但主张合理个人利益的获得。 2.超越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 （1）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 少数民族价值观首先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这是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早期形式和内容，也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的原始先民对超自然神灵的信仰及崇拜，在经济价值观中体现为“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在现今社会，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超越传统宗教信仰观，塑造科学和理性价值观。 （2）家族、等级价值论。 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活动中多数以家族形式参与其中，并且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网络时代，平等理念的传播，那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有进会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主体，网络文化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超越传统的集体、家族、等级价值观，塑造了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平等主体观。 （二）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冲击 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型、平等性、互动性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由于互联网络空前的开放和自由，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有了现代化的意义。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对整个国家文化、整个世界文化的了解，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自身也在力求具有时代性的特点，能够跟的上时代的发展。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不仅追求于经济的增长，也诉求于经济生态的平衡、公正和进步；不仅关注当代人的幸福，也珍视后世的幸福。 三、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影响的对策 在当今的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与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发展的趋势，甚至成为主流，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的影响至深。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发展必须要与时代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然而，网络文化的影响有好有坏，就像双刃剑一样，对于网络信息的甄别选择就成为影响作用力的体现。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制定时应该考虑网络文化的影响因素，应进行多渠道、正面、积极引导，要提高警惕，多加防范，以减少甚至杜绝它的负面影响，就会使网络文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助力器。 作者：宋媛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网络文化中成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不良网络文化环境对成年人的影响 信息爆炸的时代，成年人只要掌握了基本的网络使用技巧，即可以通过网络简单、迅速的获得各种类型的信息，而其中不乏许多不良的信息，形成了不良的网络文化环境，对于成年的影响也十分严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成年人的年龄阶段决定了其观念的独立性，且基本上失去了可塑性，一旦网络文化对其造成了负面影响，想要纠正则存在极大的困难，危害性甚至超过未成年人；②网络文化属于新兴的事物，即使成年人没有刻意参与网络活动，也会不知不觉的受到网络文化环境的影响，长期受到不良的影响，容易使得成年人的观念产生偏差，心灵扭曲，从而产生过激的行为，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③网络的广泛参与性及言论的自由性，使得其中的内容极为丰富，观点繁杂，且极为随意，甚至会给成年人言论无需负责的错觉，不受约束，则会十分随意的发表过激的言论，如随意曝光他人的个人信息、攻击谩骂他人等，且许多不良生活方式会在网络上传播，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 2.网络文化环境下成人思想政治教育措施 2.1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机制 网络文化环境中存在的许多不良信息，使得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了加大的困难，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正确认识该情况的严重性，并掌握现在的网络文化环境的真实情况及动态，不断的优化政治教育结构，积极组织学校、教育网络等，制定长远的规划方案，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将其资源科学进行合理的整合，从而使得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广大师生能够广泛的参与，并积极主动的进行沟通，形成完整的联动机制。在网络文化管理机制方面，需要指导成人院校的学生逐步强化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更加显著，且效力更持久。成人院校的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工作及监督检查工作应制定有效的制度，长期开展，并积极组织师参与各种形势的交流会、研讨会等，强化自我服务能力，有效的抵抗网络不良文化的影响。 2.2制定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各个方面的条件上有较大的差异，其特点也各不相同，如未成年人对于新新鲜的事物好奇心较强，且接受的速度也较快，而成年人则对新事物的反应较为迟钝，表现出十分默然的态度，接受能力也不理想，在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能采用未成年人的教育方法，而需要结合成人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革新，使得成年人更加容易接受教育的内容。具体来说是在进行成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需要把握好进度及各项内容的顺序，逐渐的积累，缓慢进步，而不能急功近利的期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十分显著的效果。成年人一般较为理性，具有独立的思维能力，价值观世界观等均已经形成，且具有独特的逻辑方式，因此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不仅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还会使得成年人极为厌烦、反感，可以采取社会调查、理论研讨会议、交流会等方式，针对网络中的各项观念及热门的事物、现象等进行充分的交流及研究，使之能够已通过独立的思考及判断，认识到各种事物的真实面目。 2.3长期坚持正确的指导 成年人已经过了人格塑造的阶段，其思维模式已经形成，想要改变其观念及思维方式是极为困难的，需要坚持对其实施正确的理论指导，长期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也需要对其有充分的认识及长远的规划，并不要求成年人能够在段时间内彻底改变固有的观念及思维方式，而应该持之以恒的开展多样化的思想教育，从其身边的小的事物开始着手，注重细节，并充分利用网络的特点及便利性，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逐步的纠正其错误的、不健康的道德观念，构建正确的社会荣辱观，强化其对事物的辨识能力，自觉抵制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形成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 3.总结 现代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电脑应用的普及，网络环境的出现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是构成了新的文化环境。由于网络性质的特殊，其信息传播的量大、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参与的人员多，对社会的影响极大，一旦其中刚出现不良信息，不仅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也会使得成年人的思想观念等出现较大的偏差，需要对其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文仅从一般的角度分析了网络文化环境对成年人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出了几点教育措施，实际的工作中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人员结合具体情况，包括网络的普及情况、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等，制定相应的思想教育方案，提高政工工作水平，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作者：金兰 单位：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委党校 网络文化论文:建设管理下网络文化论文 1医科院校网络文化的现状特点 医科院校网络文化的现状是：网络文化的多元性与校园文化教育理念的主导性；网络成员沟通的交互性与校园文化教育方法的机械性、静态性、单向性；网络技术发展的创新性、时效性与现有校园文化教育模式的滞后性等诸多冲突对目前医科院校校园文化教育工作过程的可控性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的表现有：缺乏网络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来负责统筹指挥学校的网络文化建设工程；缺乏专门的管理办公室及专职人员负责实施具体工作；校园网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实现了网络进办公室，进实验室，进课堂，但是网络思想教育所占的分量小且无特色；缺乏心理咨询版面；少数学生在写论文时，不再专心查看文献，而是搜索网络上的共享资源，直接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这不仅会导致学生创新能力逐渐丧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高校学术的发展；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脱节，学生网上网下存在“双重道德标准”.但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可以获取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丰富校园文化教育的资源和视野；网络的匿名性，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学生思想的真实性，有助于提高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网络的迅即性，可以及时发现、处理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只要善于把握这一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就能够拓宽高校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渠道，为高校思想文化教育工作创建一个为广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新载体. 2医科院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体系 针对医科院校网络文化的现状，笔者提出了医科院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对网络文化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引领，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更新网络文化建设工作观念.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使学生“成人”，其次才是“成才”. 2.工作内容：拓宽网络文化的信息传输渠道，打造主流宣传网站，形成良好的网络宣传阵地环境. 3.工作形式：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从一元式走向多元式. 4.工作方法：将传统面授、融合教育信息技术教学、网络教学三种方法交叉使用，坚持网上思想文化教育与学校整体育人工作相结合. 5.具体措施： ①建立集大学生教育、学习、生活、娱乐及思想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网络文化教育网站、思想教育网站、理论网站、新闻网等.其中新闻网是高校新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主力，在师生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加强新闻网的建设是抓好校园网络文化阵地建设的重点，充分发挥网站的思想教育功能，并对校园网络论坛及涉校舆情进行正确引导. ②开展各种网络技能比赛和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开展网络知识竞赛、个人网页的交流和评比、网络文学征集等有益的活动.在鼓励大学生参与的同时提高其自身的网络素养.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性特长，应逐步建设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栏目，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网络论坛建设，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不断提升自我修养.我们应该把心理健康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两课”、心理学和网络科学技术等课程中；还可以举办专家讲座，开展以网上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加强正面宣传，主导网络舆论，以健康、积极向上的内容占领网络阵地，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互动性网络平台是必不可少的，比如“BBS”、“校长信箱”等多种形式.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交流学习、交流技术、交流情感，也可以发表自己对学校教学、管理、科研的看法，学校管理工作者、德育工作者和任课教师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了解学生的思想，找出工作的不足，同时利用这些平台积极引导学生的不良情绪和思想. 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免疫力，提高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通过课堂思想教育、校园文化活动、法律知识宣传等途径积极培养大学生的网上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他们在虚拟空间的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增强他们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能力.大学生只有提高了道德选择和观念批判层次的信息分辨能力，具备了道德习惯和理想信念层次的道德自律意识，明确了网络生活中合法与违法的行为界限，才能自觉地抵制有害信息，正确地认识网络、利用网络、维护网络，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实现自身的成长.增加“网风”与“网德”教育，通过团课、专题讲座、校园板报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有意识的网络伦理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网络伦理.还可以通过开设涵盖网络行为的校园规章、网络文化素质培养与网络人格塑造等内容的《网络伦理与道德》课程，培养学生的网络责任意识、政治意识、自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④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网络文化教育工作队伍，提高网络文化教育开发者、传播者和管理者的水平.没有一支懂网络技术的专职队伍对信息庞大、内容虚拟、传播自由的高校网络文化进行有效的监控与引导，是很难有效遏制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发挥网络文化的教育优势的.因此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专职的网络文化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主要由学校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管理部门，如党委宣传部等机构设置网络文化管理工作岗位，配备相应的专职人员；二是指定兼职网管干部.可由每个部门/学院指派专人负责网管工作，以此为基础建立学校统一领导的兼职网管干部队伍；三是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选聘部分有网络评论工作经验、素质较高的师生担任网络评论员，参与学校网络舆论的监督和引导工作；四是校园BBS版主队伍建设.抓好这几支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学校需要有专门的经费投入，推动相关的教育培训工作，带动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 ⑤建立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控制机制.建立专门的网络问政平台，指定有关职能部门及时收集网络舆情信息.在信息时代，面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处理，“疏”比“堵”更有效.学校应该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全面评估，确定舆论引导方案，及时利用校园网络和公共信息平台事情的真相，利用网络传播快的特点抢占舆论主动权，对于随后出现的误解和谣言要及时解释并澄清，还应该主动与社会媒体联系，通过正确的信息传递，避免造成社会的误解，维护学校的良好形象. ⑥“道德建设、法律约束、技术控制”三管齐下,强化对于高校网络文化的监督、管理和引导，打好“系统战”，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司其职、职工全员参与，协调一致，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⑦将管理与引导、法律制约与道德约束、教育与打击、检查与监督、网站建设与履行社会责任相结合.以上工作体系在建设过程中还需不断进行效果反馈和调研，从而逐渐完善该体系结构,并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网络与高校携手，将教学服务、科学研究、行政管理、信息管理、学生管理等各个系统连接起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医科院校网络文化.只有合理、积极地做好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文化建设，高校网络文化才能够服务于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师生。 作者：葛李 陈家良 单位：泸州医学院药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高校校园大学生网络文化论文 一、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学习模式的影响 1.校园网络文化是提升大学生学习效力的有效形式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以极快的速度走进大学生的学习生活。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通过为在校学生提供优秀的网络服务和网络教育平台，帮助大学生形成新的学习理念和学习途径。 （1）学习理念的更新。 校园网络文化更新了传统教学理念，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互联网加速了知识的“裂变”，大学生抱着质疑、批判的精神去领会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丰富的校园网络文化成果集成了校内各种优秀资源，校园BBS论坛、人人网、博客等，为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自我教育环境：在讨论交流中体会浓郁的学术气氛，提升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此外，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多以班级授课为主，通过共同学习的方式培养人才，但这种方式容易产生“模式化”人才，即过分注重共性而忽视人才的个性化培养，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进步。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教育形式从学生的主观意愿和主观喜好出发，注重学生的志趣培养。通过网上获取信息及网络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方便、快捷的网络教育渠道，大学生可以从浩如烟海的资源中选择自己喜爱的学习内容，在完成学校规定的专业课学习任务之余，丰富自己的个性化学习，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在关于选择你最喜欢的校园网络文化产品的问卷调查中，有42%的大学生选择师生论著（人物专访、成果推介、科创心得），有66.2%的大学生选择影视作品（视频新闻、校园DV），有59.2%的学生选择文艺原创（小说、随笔、摄影），有52%的学生选择高教集萃（大学讲坛、名家新论、高教研究），选择动态信息（新闻消息、通知公告）的占64.8%。可见，大学生对校园网络文化产品的个性化选择是丰富多样的，这充分体现了大学生多种多样的学习兴趣和高涨的学习热情，从根本上颠覆了高校传统学习理念。 （2）学习途径的变革。 传统的学习途径主要是通过纸介书本，而在当今社会，网络则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新途径。首先，丰富、详实的校园网络信息资源为大学生学习资料查询提供方便快捷的便利条件。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中下载文献、报告、考试真题的形式，直接、快速地获取学习所需要的信息资源。在关于毕业论文参考资料的选择上，有65.8%的大学生选择校园网上的网络文献资料，有25.8%的人选择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料，6.8%的大学生会自己积累书面资料，1.6%的学生由他人提供资料。这足以说明校园网络对大学生学习资料的查询帮助是巨大的，其所承载资源的广泛性、丰富性，及查找资料的便捷性，节省了大学生查找资料的时间，提高了学习效率。其次，网络博客的广泛使用成为大学生学习交流的有效形式，大学生可以通过个人博客发表学术言论，总结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内容丰富的大学生博客已经成为校园网络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通过互通博客，大大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调查博客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时，有42.6%的大学生认为博客对提高写作能力有较大帮助，62.2%的学生认为博客能够促进个人对某些领域的不断学习与思考；65.2%的学生认为博客能够共享学习资料和交流学习方法；认为博客能够记录收获，促进个人进步的占60.2%，还有14.6%的人选择其他意义。可见，网络博客已经成为大学生进行知识交流的重要途径。最后，高校校园网络文化为大学生网上查询浏览提供了便利条件。教育系统方便学生及时查询课程设置情况；考务系统的成绩查询功能，方便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自己的考试信息；图书馆的中国知网系统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资料。调查显示，有83.8%的大学生会自觉主动地登录考务系统查询成绩，经常登录考务教务系统的学生也高达67.8%。可见经常关注、浏览校园网络文化的服务系统已成为现时期大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必要手段，这种学习途径的变革在完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同时，也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便利。 2.“网络成瘾症”是现时期大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主要障碍 青年大学生具有思想前卫、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优秀品格。网络具有开放性，它不受宗教、地域、身份、国界的限制，大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需求迅速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信息和新闻趣事，实现信息的跨时空连接。同时，网络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其承载的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画面色彩亮丽。这对于好奇心强的青年大学生极具诱惑力，以至部分大学生面对良莠不齐的文化资源缺乏对信息的价值评价和理智选择，产生思想上的困惑，耽误学业，精神萎靡，甚至改变性情，发展到人格分裂的程度。还有部分学生对网络极度迷恋，每天花大量时间玩网络游戏，身心受损，学业荒废，患上“网络成瘾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中国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游戏的达到77.2%，高于整体网民。华中师范大学曾对因网络成瘾无法自拔而严重影响学业的13名学生做出勒令退学，34人降级学习的处分。可见，校园网络文化的丰富资源存在着引诱、误导学生思想行为的风险与隐患，这就需要大学生在网络学习过程中培养抵御不良思想文化的坚毅品格，对丰富的文化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高对校园网络文化中优质信息的辨识力。 二、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 1.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创业成为许多高校毕业生的新选择。除了选择实体创业形式外，大学生网上开店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对网络的操作熟练、透彻；二是网上开店方便、快捷，不需东奔西走，大大节省了开店的房租成本；三是当代大学生多是张扬个性的群体，他们更希望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网店的设计风格、商品的种类和销售方式。校园网能够实现各高校间信息的互通、协调，为大学生提供许多可供选择的、适合大学生谋求创业发展的信息源。同时，各高校间通过网络链接共享资源，方便大学生在网络平台上交流创业心得体会，为更多的大学生成功创业提供精神财富。此外，校园网还经常登载立志故事，上传创业视频，宣传创业典范，通过正能量的传递鼓励大学生在艰辛的创业路途上拼搏奋进，永不言败。 2.校园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来进行文化内容建构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学生为本”，即学生的基本需求是进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根本，不仅要满足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困难。就业是大学生完成学业走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学生向社会人身份转变，得到社会认可的根本方法。当前形势下，大学生实现有效就业面临两难困境，一是用人单位选聘人才，名牌高校情节严重，这种固化的模式仅注重学校的品牌（如“211院校”，“985院校”）而忽视求职者个人的学识素养；二是毕业生专业本位思想严重，就业收入心理预期值较高，多选择环境好、名声好、待遇好的“三好单位”。此外，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不对称，也是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障碍。面对此种形势，许多高校开设了就业信息网，针对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和就业困难设置了许多栏目，对大学生就业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如：“大学生就业一站式服务”，随时更新全国的就业信息，帮助大学生及时掌握就业形势；“校内、校外招聘会”，及时、快捷地通告学生全国各地召开招聘会的信息，帮助大学生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位；“热点信息”，往往公告与大学生就业密切相关的求职资源，如用人单位招聘指南、毕业生就业服务指南等，为大学生如何谋职指点迷津，提升大学生就业成功率。此外，有的高校还设置了就业微信公众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交流、沟通的渠道，增强各高校间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了解。可见，校园网络文化改变了大学生的就业行为方式，打破了大学生奔赴各种招聘会现场忙碌、紧张的传统模式。校园网已成为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孵化器，为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资源和动力。 三、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交往的影响 1.校园网络文化密切了同窗之情，加深了师生之义 利用校园网络的互动和交流，为同窗之间、师生之间的情感提升开辟了便捷途径。网络的空间距离使同学间的交流产生神秘感，通过网络连接，同学间可以畅所欲言，分享快乐，还可以宣泄情感，吐露心声，在网络的互动下，形成和谐互助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通过QQ交往群、人人网、微博，大学生还可以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拓人脉资源，增进友谊。此外，网络的空间距离也为师生间建立了彼此信任、理解的信息化平台，有些高校专门设立网络心理咨询教师，通过收发电子邮件的方式和学生建立心灵交流的桥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的困惑和成长中的烦恼，还有的学校建立心灵辅导聊天室，由专职辅导员轮岗值班，通过聊天的形式了解学生的思想困境，设身处地地为学生进行心灵安抚和精神慰藉，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心理困难，在与大学生真实思想情感的交流中，实现真实可信的思想教育。 2.校园网络文化丰富的课外文化生活，增强大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在校园网上交往过程中，由于交往对象的广泛性，大学生可以进入任何论坛及聊天室，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并对自己热衷的话题发表观点和意见，与其他同学展开讨论。这种匿名参与的方式，增强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了大学生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认识，尤其是对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学生，可以充分培养其自信心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弥补了大学生高教体系缺少现实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的不足。此外，校园网络文化还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课余活动，如E-mail交友、BBS版面活动、游戏、音乐、影视等，极大丰富了大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对黑龙江省5所高校进行网络社交的调查显示：有35%的大学生认为运用学校网络进行交流可以增强竞争意识；74.6%的大学生认为利用网络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有利于学习交流；59.6%的学生认为网络社交可以缓解学习带来的压力；49.2%的大学生认为可以锻炼反应能力，并开发智力。可见，校园网络文化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交方式，影响了大学生的社交观念，提高了大学生人际沟通交流能力，无形中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3.“社交恐惧症”等负面效应成为大学生网络社交的羁绊 大学生的生活与校园网息息相关，他们运用网络进行购物、交友、学习等各种活动，他们是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儿，但由于网络社交的隐匿性特点，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覆盖上神秘的面纱，安全性没有保障，加上网络社交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造成大学生责任感的缺失，道德约束力减弱。一些自制力弱的大学生出于好奇心在网络中搜集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以此宣泄自己压抑的情感。还有些大学生，利用校园网络盗取他人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增加了网络交往的非安全性。此外，网络社交还容易产生避世心理。随着大学生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对网络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人-人交流变成了人-机交流，导致生活中的现实交往减少，群体意识减弱，人际关系淡化。这种行为长期发展下去会造成过分眷恋网络和依赖网络，造成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困难，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有的大学生甚至还患上了社交恐惧症，逃避现实生活，否定现实社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稳定因素。 四、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文化的影响 1.先进的校园网络文化是引领大学生思想文化的主流模式 首先，先进的校园网络文化提升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水平。校园网络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服务“”育人”两个层面。“服务”功能是指大学生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实现网络学习，浏览信息，查找资料，结交新友，娱乐身心的目的。“育人”功能是由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的主旨目标决定的。人才的培养，一是要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二是要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由于校园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互通性与兼容性，社会网络不断蔓延的污浊之气加剧了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容易使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的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在多样化中陷入混乱。网络的不良信息之所以能够较容易地侵染大学生，一方面因为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处于成型的关键时期，意志力薄弱，更重要的是它利用大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将低俗的文化隐藏在新鲜刺激的表现形式中，诱导大学生误入歧途。因此，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让先进的校园文化占据网络主流。例如，可以通过大学生廉政文化在高校校园网络的广泛普及和宣传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从而为祖国未来培育恪尽职守、清正廉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其次，先进的校园网络文化使大学生受到大学优秀文化成果的熏陶和感染。“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知识传承和思想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大学特质的文化，是社会文化中较高层次的文化”。大学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在大学里的积淀。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高校利用网络工具向大学生传播大学文化，传递大学精神而凝结成的一种网络意蕴。因此，它是大学文化的一种网络表现形式，它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传承性表现为大学文化及大学精神通过网络手段一代一代地永续传承。这些成果与精华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在校的每位大学生，使大学生以坚守高校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并将其不断地发扬光大。辐射性表现为将大学文化气息与意蕴向大学的每个领域扩散、传播和渗透，使大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学习中感受大学优秀文化成果的熏陶，以此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完美的人格。然而，校园网络文化的开放性使各种文化都可以把这里作为呈现的舞台，一些糟粕文化趁机混淆大学生的文化取向。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塑造成型阶段，网络文化的价值引导对大学生成长至关重要。调查显示，有46.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交友观最受网络的引导，28.6%的大学生认为学习观受网络影响较大，17%的大学生觉得个人的金钱观受网络影响较大，也有7.6%的大学生觉得婚姻观受网络影响较大。可见，校园网是一把双刃剑，在积极发扬大学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做到对糟粕文化的有效防控，唱响校园网络优秀文化的主旋律。 2.具有亚文化色彩的网络语言的滋生蔓延消解大学生的主流思想文化 随着大学的开放式发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空前增多，网络成为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连结的纽带。校园网络文化难免受到社会消极、腐朽文化的侵染，在校园文化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对大学生的思想文化认识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校园网络文化是校园网络化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崭新的校园文化。从狭义看，校园网络文化仅指与网络使用直接相关，内容不属于传统校园文化范围的‘新生’文化部分”。这些“新生”文化成为大学生追求的对象，并形成一种网络时尚在网上广泛流传。然而，并非所有的“新生”文化都是优质的，例如某些敌对势力往往打出“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国际社会认同、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美丽字眼作招牌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全球化则为敌对势力渗透提供了便捷通畅的渠道，引诱大学生沾染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等不良信息，这种明显带有亚文化色彩的网络话语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并受到认同，对大学生的思想文化提出挑战。此外，大学生具有热情敏感的特质，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以及善于创造和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他们在校园网络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逐渐构建出不同于传统校园网络文化的“新生”文化，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一些专门的网络话语对“新生”文化进行诠释，这些网络话语不仅成为网上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成为亚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由于网络文化孕育出的网络话语体系具有多样化、不规范、娱乐性强的特点，因此，这些网络话语更新、传播的速度非常快，甚至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另类表现，从而引起大学生内心深处对网络话语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强烈冲突，混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先进主流文化的正确认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学习模式、职业发展、社会交往、思想文化等众多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因此，各高校应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校园网络文化的正确引导，使校园网络文化真正成为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源泉。 作者：李丹 张森林 赵继颖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的网络文化论文 一、校园网络文化的内涵特征 高校校园文化是师生在高校这一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在开展校内各项活动过程中所共同营造的精神财富，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组织活动、意识形态、规章制度和基本物质等，它是一个学校的传统文化、办学水准、道德风范和目标理想的综合体现。高校校园文化通过吸收整合社会上的主流文化与其他亚文化，并与社会上的科研机构、产业部门开展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等，内涵不断得到深化和延伸，并随着计算机普及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即网络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学校并整合传统意义上的校园文化而形成一种综合性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校园网络文化。它是借助校园网络进行信息沟通的一种行为方式及其道德规范的总和，它聚合了所有的思想教育、知识传承、文化沟通、传媒娱乐、社区互动与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同时还涵盖校园网站建设、网络自动化软件、校园文化的虚拟和延伸、网络课程构建等内容。 二、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 1．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1)通过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的交互作用，可以实现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大学校园是一个由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的成员自主群居的集体，在传统的大学校园文化传播中，“生生”之间、“师生”“生师”之间以及“师师”之间要进行深入的互动性交流谈心存在一定的困难。而校园网络文化的平等性和隐匿性，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成员，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匿名、自由随意地交换彼此的观点。一方面，高校教师通过校园网络能直接了解学校的各种动态，参与各项活动，发表评论、反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等。另一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在线科技讲座、学术交流、文化艺术和传媒娱乐等校园网络文化活动可以繁荣校园文化。设立校际之间的文化在线联动机制，如组建在线社团，开展在线联谊会、交流会等活动，可以促进校际文化互通顺利展开，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师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指数。 (2)校园网络文化可以增强高校教师的角色适应能力。 网络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了高校教师从传统的传授课本知识的“单一”角色，向指导者、管理者、咨询者、合作者、知心朋友等“综合”角色转换。校园网络文化为高校教师快速适应各种角色转换提供便利，他们可以通过校园网络文化进行各种角色的研习，体会角色的情感需求，领悟角色的行为规范，分析角色间的冲突，并借助交往对象的不断互动与反馈来提高自己角色扮演的水平，增强他们的角色适应能力，更好地应对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各种变革和压力。 (3)校园网络文化有利于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高校教师的工作热情。 校园网络文化的开放性、便捷性与交融性，使高校教师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通过阅读网上大量的超文本信息，就可以快捷地享受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相互联系又具有独立特征的多种文化的熏陶与交流，了解更新国内外的时事新闻，不断扩充信息和知识，丰富高校教师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高校教师还可以在一个地域、区域社会、阶层和群体等特定的系统中，通过网络用户平台同外界进行多元化的学术探讨与合作研究，获取多元化的信息和资料，有效填补传统校园文化同社会上其他文化之间交流困难的缺憾，提高高校教师的工作热情。 (4)校园网络文化可以提升人际交往的自由度，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互动过程，高校教师作为校园文化活动中的个体，需要与人交往、互相分享、共同进步。高校教师如果能够有效利用校园网络文化中的人际交往来引导、补充或促进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将有助于改善现实中不良的人际关系，建立并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人际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5)校园网络文化为高校教师提供良好交往环境，有利于缓解高校教师的心理压力，养成宽容豁达的良好心理素质。 校园网络文化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为所有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师生搭建起便捷交流的新通道，为高校教师的人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交往环境，使高校教师之间以及高校教师与外界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直接、方便和随意。高校教师可以在校园网络空间里打开闭锁心理，自由发表评论、随时记录内心感想，尽情宣泄内心的压抑等。 2．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校园网络文化在促进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过渡依赖信息设备而引发肢体综合症。 校园网络文化使高校教师的作息时间和生活方式不受传统工作制度约束而更加自主，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也越来越严重，如长时间保持同一种姿势在电脑上工作而不注意休息，从而引发各种肢体综合症，如颈椎疾病、肩周炎、视力衰退等生理疾病，进而影响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 (2)网络信息侵袭校园网络的主体文化而导致高校教师对信息资料的恐慌。 随着校园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由于对信息的控制技术和过滤技术还显得相对滞后，使得那些不健康的、以假乱真的欺骗性垃圾信息，也随着有用的信息资料混进校园，侵袭校园的主体文化。高校教师既要承受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从事复杂的科研脑力劳动，不仅要大量搜集、研究本学科的信息资料，还要吸收、消化其他相关学科的信息资料。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超载信息资料，将导致高校教师对信息资料过于敏感而产生恐慌心理，从而扰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引发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 三、对策与建议 1．重视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 第一，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宣传，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专题讨论、文化艺术、心理咨询等师生感兴趣的活动来繁荣校园网络文化，使每位师生都能踊跃地参与、策划校园网络文化的组织与建设。第二，建立完善的机构和制度，加强对校园网络文化的管理和监督，构筑“信息海关”，及时过滤、删除校园网上的垃圾信息，严防各种危害性信息在校园网上泛滥流传。加强学校机房的规范化管理和网络信息的安全监控，设置网络信息安全防火墙，阻止黑客攻击破坏校园网络系统，为校园网络文化的安全稳定提供技术保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促进校园网络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第三，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人才队伍建设，按照结构优化的要求，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政治思想水平高、网络业务能力强的精干人才队伍，促进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向高格调、深层次方向发展。 2．重视校园体育文化的辅助建设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前提与基础，而心理健康又是身体健康的动力与保证。因此，学校除了要经常开展各类教职工体育竞赛，组织教职工参加校园体育运动、体育观摩等集体活动外，还应开设在线体育人文学科讲座，并创造条件为球迷协会、体育欣赏等文化性体育组织提供方便，为高校教师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供宽松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校园网络文化得到补充与发展。 3．注意劳逸结合，促进健康和谐 为适应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高校教师必须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信息技术与所授课程的有效整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使高校教师缺乏足够的时间来缓解紧张的工作气氛、消除心理压力。因此，高校教师应学会根据目标的优先次序和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合理安排时间，对时间进行有效的组织、预算和安排，避免超负荷工作，避免因过度劳累而产生心理异常行为，保持休闲生活与劳动工作相平衡。同时，校工会、人事处、学生处、研究生处等部门要多举办一些大型的联谊文体活动，既丰富高校教师的校园文化生活，又能增进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满足高校教师的归属感与人际交往的需要，促进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与和谐。 四、结语 高校教师具备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才能有效地发挥个体才能，促进高校网络文化的繁荣。教师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是教师职业规范的需要，更是教师个体发展和自我追求的需要。高校教师作为心理学的个体，在不规范的网络文化背景下，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失衡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就会产生心理疾病，教师一旦患有心理疾病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对教育事业不利。促进教师的心理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全体教师的不懈努力。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应与对教师的要求及对他们的理解、关怀密切结合，从政策、管理等各方面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提供宽松、愉快的工作环境与心理氛围。现代教师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关怀、物质上的关心，而且需要情感上的关注、心理上的支持。 作者：林梅珍 曾忠毅 单位：福州大学 网络文化论文:湿营销模式中网络文化论文 一、校园网络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一）开放性 即互联网跨越了空间和语言的限制，将不同高校的文化信息“一网打尽”，实现高校与高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二）交互性 高校网络文化的传播是传受双方互动交流的产物，人们通过网络可以和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人实现平等对话，建立起基于共同价值观而形成的网络社区。 （三）时效性 即人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成本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最新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在校园网络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首先，校园网络速度较慢。2013年12月，由360互联网安全中心调查显示全国高等院校的平均上网带宽为2.68Mbps（兆位/秒），其中91%的上网宽带低于平均水平。其次，校园无线网络的覆盖面不广。再次，部分高校公共机房计算机的硬件配置不高，操作系统运行速度慢，直接影响学生上机操作和课堂教学质量。最后，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手机上网，而多数高校并没有重视手机版网站的建设，更没有实行方便手机浏览的特殊设计。 （二）精神文化在校园网络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首先，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等特征使网上信息良莠不齐。其次，校园网内容滞后、缺乏特色。不能及时社会热点新闻，而且忽视打造与本校自身特色相结合的“个人品牌”。最后，校园网站形式单一，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上网需要。 （三）制度文化在校园网络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首先，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明确的目标，出现重复建设、实施乏力、网络反馈机制不健全等现象。其次，校园网络技术管理层缺乏既懂技术又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最后，网络规章制度建设不够完善。高校虽然制定了网络行为准则与相关处罚办法，但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并且缺乏有效的管理与监管，导致网上垃圾信息泛滥。 三、湿营销的含义及特点 湿营销是基于人与人共同兴趣和信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性化营销模式。汤姆 海斯和迈克尔 马隆提出，“湿”的本质其实就是回归人性的真诚关怀，回到人类社会之初那个充满感情和信任的人际关系中。湿营销从湿的诉求开始，经过湿的执行，湿的优化，获得湿的结果，鼓励参与其中的人把好的体验和朋友们分享。“湿”营销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一）营销的始点是湿的 湿营销始点的关键在于用创新的价值观得到别人的认同，即营销的诉求和创意都是湿的。 （二）营销的过程是湿的 1.湿通路。 此外，由于意见领袖在网络中拥有较强的影响力，要注意通过意见领袖的作用使信息呈现爆炸式扩散，在民主的氛围中引导用户的言行； 2.湿路径。 湿营销的路径首先是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深度对话，并在对话过程中产生对品牌和产品的信任。其次，湿路径还是深度的互动体验。通过建立一种互动式的营销，让用户过目不忘，达成情感共识，才能使他们乐于去评论、传播，并且自动转发； 3.湿优化。 湿优化要求营销者不断收集信息，建立动态数据库，进行动态的分析和优化，以及时调整战略。 （三）营销的结果是湿的 湿营销产生的结果要求产生用户乐于传播的品牌口碑，这样品牌的传播就不会因营销活动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不断的持续。因此，企业必须与用户建立长期的良性互动关系，重视每一个客户的感受与体验，促进用户间口碑的传播与分享。 四、借鉴湿营销模式建设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措施 互联网是校园文化的“加湿器”，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要做到与时俱进，必须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从软件、硬件两方面入手，以多种形式不断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一）校园网络物质文化建设 湿营销重视利用互联网传递营销信息，校园网络文化正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为物质基础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硬件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物质载体，硬件与软件的协调发展是网上建设的基础。打造外观优美、功能齐全的校园网站。湿营销认为，互联网时代，人们不仅喜欢浏览媒体内容，也更喜欢分享和创造它。要实现广大师生的共同参与，校园网站应帮助他们建立个人主页，允许个人围绕各种社团、主题、爱好等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络。最后，高校要建立手机版网站。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网民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校学生对手机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推出手机版的大学官方网站方便全球访问者随时随地访问学校网站信息，在移动渠道中增加知名度。在网站内容的上，要考虑到手机屏幕尺寸的局限，让内容保持短小精悍，做到界面简洁美观，获取信息方便快捷。在网站设计上，应减少影响手机用户浏览速度和占用流量的图片、视频等内容。 （二）校园网络精神文化建设 1.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高校校园网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大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处理好网络多元文化与社会主导价值之间的关系。此外，高校要用先进文化来强化校园网络道德教育。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是新的道德规范内容的扩展和延伸，高校应重视网络德育工作，利用校园网开展网络道德和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在实践上，通过丰富的网络文化活动使价值观教育贴近学生生活，高校应鼓励学生积极开展各式样的线上线下活动，利用互联网这个共享平台征求各种活动方案，再使互联网变为合作平台，筛选出支持率较高和具有价值的方案，号召拥有共同爱好的人一起参与进来。 2.营造民主、平等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平等性、交互性等特点迎合了大学生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带动了大学生参与校内外事件的热情。湿营销认为，互联网时代，要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企业就必须重视每位用户的评论和看法。这些数字渠道可能不会给企业带来明显的好处，但忽视它却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高校必须注意倾听别人的诉求并及时予以反馈，将集体意见转化为一项决策和措施，通过校园网把老式的意见箱转化为有生命力的在线社区。高校可以在校园网上创建在线社区，并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为广大师生提供建议的平台。首先，党委宣传部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号召大家为学校的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然后针对引起学生共鸣的建议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建议的实施情况按时公布到社区里。此外，高校在制定一项决策之前也可以通过网上社区获取师生的意见，民主决策。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成功是靠人们的自愿贡献，利用集体智慧吸取好的想法。 3.拓展大学生学习渠道 互联网创造了没有围墙的大学，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福利，也是高校知识文化传播的新趋势。近年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相继开设网络公开课，虽然网络公开课受到很多质疑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才、物力，但它改变了当前的教学生态，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同时也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高校讲座不仅可以繁荣校园文化、活跃学术气氛、推动学术创新，而且方便学生接触其他专业的知识，为高校培养综合型人才。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由于时间、场地等原因，限制了学术讲座的开展。和传统的招贴海报相比，越来越多的学生都倾向于依靠网络搜索讲座信息，校园网路成为最好的信息散布平台。因此，高校应设置专栏，由专人负责提前公布各院系的讲座信息，并且提供讲座视频，方便学生随时随地点播讲座录像。高校还可以邀请一些具有社会正面形象的网络名人，利用名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 4.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是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普遍存在访问率和利用率低的现象，因此，创新网站内容是关键。首先，网站的内容不仅要注重“宣传”和“教育”功能，还要重视“服务”功能，如学生学习信息和生活信息，不断更新就业信息，及时校园重大活动和热门话题等。其次，校园网能够将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大众媒体的资源进行整合，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上开设社会热点新闻，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对话。为了提高广大师生的参与热情，在校内新闻、国内外新闻的上应不断地进行更新，注意语言和语气的人性化，并且学会在内容中进行提问。例如一些文章以“你怎么想”或者“你同意吗”等问话来结束，不完全成熟的想法可以鼓励人们参与对话，让内容更具开放性，并使内容获得反馈与生命力。此外，还可允许用户对喜欢的评论“点赞”，使部分热门评论置顶，让大家学会关注国内外热点时事并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校园网络制度文化建设 1.网络规章制度建设 制度文化是执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保证。首先，高校要做好预防工作，制定并不断更新网络行为规范的相关规章制度、道德准则、法律条例，制定规范学生上网的具体要求，强化学生网上自律意识。其次，加强网络监管力度。行政管理人员、相关教师及党团员应在信息的收集、、传播和管理上发挥关键作用，学会应用先进技术过滤网上不良信息，通过技术手段对校园网络进行实时监控。此外，法律是校园网络环境的净化器。对于网络上的非法言论和过激行为，要根据事件的危害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理。 2.校园网络文化队伍建设 校园网的建设应集高校内群体的智慧及力量来完成。校院领导要从人、财、物上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提供大力支持。党委宣传部应唱响校园网络文化主旋律，进行正确舆论引导，并及时发表于社会和校园热点新闻，学会用网络语言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进行真实的互动。共青团和党员要起先进带头作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充分发挥网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专家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要及时利用校园网传播学科前沿信息。网络信息中心不仅要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负责校园网的建设、管理、运行和维护，特别是要制定一套校园网络管理准则，还要致力于信息技术培训工作和网络道德教育宣传工作。此外，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网络技术培训。其次，“两课”教师要以建设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校网络文化为己任，利用校园网分享学科内的相关信息，并留下有价值的评价。辅导员、班主任可以通过校园网关注学生的动态，通过对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与他们互动并建立信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作者：王苑 顾晓静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纪检廉政视野中网络文化论文 一、行政机关纪检廉政网络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国家行政机关纪检廉政工作是一项长久的、持续的战役，同时也是动态的、平衡的一种发展和进步。该项工作既具有长远目标与优秀内容，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通过国际互联网技术的特点来看，其快速及时的特点，能够加快行政机关纪检廉政工作的响应速度;其交流互动的特点，能够丰富行政机关纪检廉政工作的方法途径;其量大面广的特点，能够扩大行政机关纪检廉政工作的视线范围;其公开透明的特点，能够推动行政机关纪检廉政工作的实时监控;其分析比较的特点，能够切实提高行政机关纪检廉政工作的管理水平和监督水平。国家应该鼓励行政机关，以网络文化建设的形式，正确依靠互联网平台来构建专门化的网站或者网页，将其用于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纪检廉政工作的监督管理以及信息交流。目前，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已经普遍建立了相对独立和成熟的内部局域网系统，并且均已不同程度地培育了属于自己的互联网技术支持力量，这也充分说明我国具备建立健全纪检廉政工作网站或网页的客观条件。笔者认为，纪检廉政网站的建设应以廉政文化为优秀，以企业文化为支撑，以城市文化为延伸，同时将相关的惩防制度、控制措施、典型经验作为基本框架结构，网络文化建设的内容要尽量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且要建立若干主题板块。例如:形势教育、地域要闻、主题学习、案例警示、法制课堂、群众心声、信访专栏、举报热线、领导信箱等。 二、行政机关纪检廉政监察职能的基本措施 国家行政机关加强纪检廉政工作的监察职能，推进行政效能建设相关工作，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管理水平、增强服务职能、优化发展环境以及促进经济转型等。因此，在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确保行政效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充分发挥监督检查职能。强化监督检查是行政效能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 1.加大纪检廉政监察力度，构建效能投诉网络。 国家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加大纪检监察的服务力度和监管水平，构建投诉网络，以网络信息技术平台来铺就互动桥梁，促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同时，要加大效能监察投诉中心受理力度，组建各级联动网络，形成效能投诉问题的快速处理机制。相关机构及其领导班子，要不定期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了解民情，加大对各行政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提升服务水平。 2.突出重点，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行政部门在开展纪检廉政工作时，要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作风、工作方式，重点监察行政审批中的不规范问题、行政执法中滥用权力问题、行政不作为问题以及行政机关工作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要以推进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从严治政为切入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种问题，以及建设领域中违纪违规问题，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情况等内容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3.拓宽渠道，形成效能监督合力。 针对效能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和重要部位，突出抓好效能监督。一方面，聘请一批政治素质好、有广泛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担任兼职监察员和联络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明察暗访活动，以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纪检廉政建设方面的建议。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举报信箱、投诉电话、网上举报和群众评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效能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拓展监督渠道。 三、行政机关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纪检廉政网络文化建设不仅是改进干部作风、加强纪律性、增强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是办事公开的主要手段，是为民服务的重要渠道，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措施。 1.纪检廉政网络文化建设能够加强领导意识 提高对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认识。要坚持把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摆上突出重要的位置，牢固树立“防线前移”的预防意识，真抓实干，尤其要针对该工作的组织领导、措施保障、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等进行专题研究，切实搞好绩效评估，将网络文化建设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 2.纪检廉政网络文化建设能够加强协作意识 整合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力量资源。建议行政部门成立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可以根据部门人员设置组长、副组长、成员，必要时可以在领导小组下设置办公室。在实施过程中，要把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明确网络管理流程的节点和权限。 3.纪检廉政网络文化建设加强服务意识 体现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宣传教育意义。纪检廉政宣传工作，最能够体现出企业反腐倡廉网站的效果和功能，能够促进网站建设充分发挥服务与管理的双重作用。宣教组织要充分依托网络，整合资料素材，以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乐于接受、易于吸收的方式开展活动，真正服务于基层。 作者：李秋丹 单位：黑龙江省纪检监察干部学院 网络文化论文: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论文 1校园网络文化平台的功能定位 （1）跨地区性。 高职院校一般为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服务，校园文化往往和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状况、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区性。而随着网络时代技术的不断进步，学生需要吸收不同地区主流文化中积极向上的部分，同时还能批判和抵制不同地区主流文化中消极恶俗的部分。 （2）实践性。 高等职业教育强调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技术操作能力的培养。当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平台将理论知识和较强的技术实践能力高度融合，便使得高职院校培养和输出的人才产生多元化特征。 （3）职业性。 高职院校的学生会通过信息平台确立明确的职业方向。学生可以在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上制定个性化理论学习内容，在平台上实现职业技术实践操作，通过情景设计，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增强对职业技术特征的熟悉度和实践操作的熟练度。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平台是网络技术与校园文化的结合体，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新型媒介文化，同时其网络平台也是一个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价值规范的建构体。而作为网络文化主要参与者的高职学生，其在网络文化环境下的网络平台活动行为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表现为各种思想的激烈碰撞和冲突、人生态度、利益观念、道德水准、择业态度、平等需求等，因此有必要对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体系进行设计。 2平台的主要模块实现 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体系12个模块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包括登录、用户权限、上传下载、审核等。由于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体系各部分内容的形式比较雷同，模块结构特点又具有复制性，可以认为四大板块的结构大致相同，都涉及权限管理、栏目浏览、上传下载文件等功能，在此只对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体系四大板块之一的精神文化板块的相关功能进行简要解读。 2．1精神文化板块实现内容 可以通过导航进入精神文化板块中学生社团管理、经典文学阅读、职业素质教育模块。学生社团管理模块的主要内容是：提供大学生社团交流平台（论坛），提供大学生社团展示平台（社团主页），为大学生社团提供各种资料文档的范例（如社团章程），提供大学生社团管理功能，提供社团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该模块起到扶持理论学习型社团、鼓励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型社团、积极倡导志愿服务型社团、正确引导兴趣爱好型社团的作用。高职学生通过该模块参与社团活动并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经典文学阅读模块的主要内容是提供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中国文学作品中既有古典文学，也有近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乃至当代著名网络文学的名篇巨著。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经》《论语》、先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杂剧和明清小说。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主要是小说、诗歌与戏剧。该模块还有根据中外名著拍摄的影视作品。这些古今中外优秀作品有着丰富的内涵，贯穿着优秀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人生、社会、自然的种种思索和深刻体验认识。阅读这些作品，犹如与名家大师进行心灵的直接交流与碰撞，可从中领悟作品中所蕴含的自然美、社会美、人性美，体验作品中人物的人格魅力，认识个体生命的尊严、价值与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和谐联系，培育对生命的尊重、关爱与敬畏，从而有助于学生进行精神上的洗礼，促使健康人格的形成。职业素质教育模块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科技博览、创新创业、健康驿站等栏目，开展学生科技活动、职业技能大赛、学术讲座、学科知识竞赛、计算机组装大赛、网页设计竞赛、寝室美化大赛、辩论赛等活动，以此满足学生在体育、音乐、舞蹈、书画、摄影和演讲等方面的爱好与需求。 2．2精神文化板块功能实现 普通用户可以选择性登录精神文化板块。直接进入此板块的用户只限于参与社团活动、阅读网络提供的经典文学作品、浏览职业素质教育模块中的各种栏目。通过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的用户可以上传各种作品、参与社团管理等。平台设置了用户积分系统，鼓励用户通过积累积分用于在平台的资源下载和观看影视作品。管理员用户主要负责对精神文化各模块的内容进行管理，包括添加、审核、修改和删除经典文学作品和大学生社团子栏目，审核用户上传的经典文学内容并把审核结果反馈给用户。 3行为反馈系统功能解析 在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平台行为反馈系统模型中，笔者利用已开发的“网络终端过程管理控制系统”，实现了浏览行为记录采集、行为记录分析、在线分析报告、行为库存储等功能。具体实现过程是：先采集登录用户的浏览行为，将行为记录储存到数据库中，并依照分析内容，有选择地将数据转入行为数据库；然后通过行为记录模块将行为记录转变成行为模式，储存于行为模式库中；最后通过在线分析报告模块实现行为结果浏览模式，实时将分析报告提供给网站管理者，以实现动态、精准的网络文化平台反馈功能。管理员用户端应具备评价功能，通过网络文化平台板块的设置标准以及对学生和教师网络行为的评价规则，异步收集网络浏览行为信息，以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学生登录行为和网络板块热度等结果进行监控和统计分析，将不同的统计结果反馈给学生、教师和网站的管理者。这些设置是为了引导学生正确利用这个网络平台，为教师及管理者更好地实时完善网络文化平台的功能和结构、充实资源库的信息内容。在网络文化平台体系设计中，行为反馈系统模块包括4个内容：认知数据采集模块、认知分析管理端、行为数据采集模块、行为分析管理端。文献中关于行为数据的收集方式有多种，我们采用其中2种：第一种是异步收集方式，即在普通用户登录网络文化平台后对用户问卷调查，对用户的自我感受及网络内容认知等传统的信息进行收集；第二种是同步收集方式，即利用网络通信技术对浏览者的网络行为进行实时追踪，记录所有与网络浏览活动相关的行为信息。同步信息主要是收集网络登录行为记录（即动态数据），包括点击网址、搜索的关键字、经常访问信息的类型、停留的时间、访问的频率、参与电子讨论的话题、访问的时间段、经常使用的工具、访问课件的内容和时间、已浏览过的教案页面、已完成的练习和阶段测试、各知识点的学习成绩、使用的交流工具及使用次数、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次数、正确回答问题的次数等。认知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活动按照一定的关系组成一定的功能系统，从而实现对个体认识活动的调节作用。笔者对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体系建立了认知分析管理系统，该系统将实现2个方面功能：一是跟踪学生的网络行为，收集与网络文化相关的数据；二是对学生体味校园网络文化感知程度进行量化评估。通过统计分析，可以掌握受访学生对校园文化网络平台相关模块的基本感知，并根据系统评价结果对校园网络文化平台的内容进行监控和调整。 4结束语 通过对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体系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推进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建设，从而促进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构建校园网络文化平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汇聚专家的智慧、体味已有的成果、查阅大量的文献、进行细致的调研，方能对校园网络文化平台体系建设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进而开发出高质量的校园网络文化平台。 作者：孙玉华 单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 网络文化论文:我国图书馆文化与网络文化论文 1、网络文化和图书馆文化的特点以及优势 （1）网络文化具有一定的优势 网络文化具有庞大的信息载体，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所依附的载体的功能，网络文化的载体是广阔的网络平台，其信息储量大，传递和接收信息的速度快，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等优势特征，为各种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2）图书馆文化的特点在于图书馆文化具有动态化 图书馆的设施设备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图书馆文化依靠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等进行传播，实现图书馆信息化，而且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充分地利用馆藏信息，体现了图书馆文化的动态性。图书馆文化具有个性化，在图书馆文化中，包含的内容广泛，其中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是各种鲜明文化特色相互交流和融合的文化形式，因此图书馆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 （3）图书馆文化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能上具有优势 图书馆的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使得图书馆文化成为重要的信息管理组织机构，对信息进行有效地收集、整理以及传递等，通过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信息进行整理开发，并且图书馆的咨询和导航功能也可以运用在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组织管理中。图书馆文化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文化传统。图书馆具有悠久的历史，被称为“人类知识的宝库”，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在文化的收集、建设、传播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培养人们的知识素养和文化素养，具有极高的评价和权威。 2、网络文化与图书馆文化之间的关系 （1）图书馆文化是网络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文化的信息来源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图书馆珍藏的信息资料，例如电子阅览室、电子图书等利用网络进行文化学习和交流的都需要借助网络这一广阔的平台，成为网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 （2）网络文化的发展对图书馆文化具有强烈的冲击。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网络信息所带来的便捷，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经常利用网络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较快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到图书馆学习，可以直接利用网络搜索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而且速度快、效率高、信息量大，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逐渐图书馆的文化传递功能不断减弱，甚至有人怀疑图书馆存在的必要性，使得图书馆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 （3）网络文化的发展为图书馆文化的开发提供了新途径。 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为图书馆既提供了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又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得图书馆文化逐渐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促进图书馆对管理工作和组织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4）图书馆文化传递的功能具有独特性，能够与网络文化进行相互融合与补充。 3、网络文化与图书馆文化的融合与互补 （1）可以有效地实现网络文化与图书馆文化的良性互动。 图书馆文化和网络文化之间具有可溶性，图书馆文化可以借助于网络文化进行进一步的发展，通过吸收网络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来使自身的文化内涵不断地丰富。图书馆文化可以通过网络建立数据库，实现图书馆文化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体系，更好地传递和接收先进的文化，发扬图书馆文化的精神。同时要增强安全意识，加强图书馆管理体系的建设，杜绝不良信息在图书馆传播，确保图书馆文化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促进其健康发展。 （2）图书馆文化是网络文化的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网络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而网络却没有现实图书馆的人性化和针对性服务优势，网络只是信息传递和接收的工具，并不具备图书馆的独特功能。图书馆文化可以借助网络文化进行体制改革，实现图书馆网络化，将图书馆文化推向世界，拓展图书馆文化传递的领域，实现信息在物质层面上的交流与沟通，使网络文化与图书馆文化更够相互促进。 （3）建设优秀的网络文化体系。 网络文化有一定的开放性，任何文化都可以通过网络这一宽阔的平台进行传播和接收，使得网络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信息、盗版信息以及不健康的信息等，具有不真实性和过时性，不仅危害到人们身心健康，而且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治安混乱，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阻碍了先进文化和优秀作品的传播，加大了我国信息文化资源工程建设的难度，很多国家利用网络文化对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渗透，使得民族的文化受到了极大地挑战，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文化的管理和监督，建设以优秀文化为主的网络文化，使其成为真正有益于公众学习的快捷渠道。 4、结语 网络文化与图书馆文化各有特点，并且都存在着一定的优势，在文化的传递和接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两种文化中也各自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影响了人们文化素养和知识素养的培养，不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对其产生的新要求，因此要对网络文化和图书馆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弥补其中的不足，实现图书馆信息资源网络化和数字化，改变发展模式，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图书馆文化的内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陶正梁 单位：山东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
电影艺术教育功能探讨: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概述 如果电影对社会中的黑暗、生活中的丑恶大肆描绘甚至宣扬，如宣扬、暴力、极端个人主义等低俗庸俗的社会文化，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社会导向，影响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当然作品的教育性也取决于艺术家的立场如何，是否符合社会现实、社会生活规律等。比如美国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一部以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影片，由于题材十分敏感，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可见，通过引导观众对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可以使观众在思考中受到教育，这是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而电影的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体现了导演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导演对客观世界做出的审美评价。在欣赏电影时，观众可以了解到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对这些认识进行消化、吸收就会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如影片《卡里加里博士》中，导演用独特的光影技巧、强烈的明暗对比、夸张的动作表情将精神病院的场景展现在观众眼前，使观众了解到精神异常人群的心理世界，获得新的认知。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其中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消遣娱乐、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电影有着满足人消遣娱乐需求的功能，看电影可以使人在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身心，特别是在文化商品化、艺术娱乐化的今天，电影的消遣娱乐功能更加凸显。影片《最卑贱的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影片的男主角是一个可爱的大块头中年男子，由于喝酒而被公司辞退，但经过一系列波折之后他变成了有钱人，这时他并没有忘记以前的穷朋友，并给穷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影片中滑稽的镜头带给人很多快乐，男子幽默可爱的形象深深映入观众的脑海。再如香港著名影星周星驰就拍过许多搞笑的电影，如《唐伯虎点秋香》《喜剧之王》《算死草》《千王之王2000》等，这些电影带给人很多快乐，使人从烦闷而紧张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电影艺术的励志教育价值例举 电影艺术的励志功能是电影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青少年励志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消解崇高、缺少终极关怀的文化背景下，励志电影展现出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精神与社会主旋律相吻合，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如《冲出亚马逊》《功夫》《边走边唱》《隐形的翅膀》等都是典型的励志电影。本文试图以“红色经典”影片的励志教育功能为例，对电影艺术的励志教育进行解读。红色经典是反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光辉历史事件的影片，这些作品深蕴着革命战争与建设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生动再现。这种精神积淀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复兴、民族崛起的内在动力。 （一）“红色经典”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 “红色经典”都是以革命战争为故事的主要内容，通过描绘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舍己为国的革命精神来诠释党艰辛的奋斗历程。在红色经典影片中，爱国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如电影《湘江北去》生动讲述了以、蔡和森、萧子升等热血青年抱着救国理想，追求探索救国之路的故事。影片描述了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的思想状况与精神世界。“红色经典”中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情感和品质。如电视剧《长征》的热播唤醒了中国人对红军万里长征的记忆［1］，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重塑长征精神、重构红色精神，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式。 （二）“红色经典”蕴含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红色经典”是革命话语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衍生品，红色影片蕴含着老一代革命者的价值信仰与理想追求，这些是当代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如电影《上甘岭》中，杨德才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言放弃，牺牲时高声呐喊：“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每个观众。在恶搞理想、解构崇高成为时尚的今天，丰裕的物质生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红色经典中倡导的理想精神正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红色经典中弘扬的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等优秀价值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电影艺术励志功能的实践路径探讨 在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文化娱乐化、庸俗化的现象非常突出，大众文化呈现出低俗化、媚俗化的发展倾向。励志电影是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在传播精英文化、引导社会潮流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励志电影的使命也就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使普通人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琐碎的生活。为此，应积极探究电影励志功能的实践路径。 （一）重塑民族精神的信仰 民族精神、民族信仰是促使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它们深深影响着中国民族的发展。从“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社会责任感，民族精神信仰深深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红色经典”中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准确诠释。如影片《红岩》中的江姐身上就展现出一种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革命战士精神面貌的典型代表。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文化娱乐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恶搞理想、解构崇高喧嚣一时，人们的思想被丰裕的物质生活所禁锢，崇高、信仰、追求逐步被人们所遗忘、抛弃，励志精神也逐步在现实中消磨殆尽。这样的时代呼唤理想，需要用积极的价值观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中蕴含的价值信仰、理想追求、生活方式等成为医治“时代病”的良方，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资源。［2］如电影《开国大典》则以宏大的场面、宏伟的历史叙事，真实再现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艰难历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因而，应通过“红色经典”弘扬民族精神，医治当代社会的不良社会风气。 （二）重扬民族精神的气节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形态。“红色经典”电影对这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作了很好的图像诠释，用生动的画面真实再现了荣辱与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重新彰显，这对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有着很好的励志意义。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如何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文化的盛行，形成健康良性的社会文化形态，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而“红色电影”的兴起则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3］而“红色经典”电影则为我们重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与共渡难关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如红色影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对人生的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三）重塑民族精神的灵魂 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创新史，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并将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理论体系，开辟出一条革命成功的新道路。电影《开国大典》就是典型的红色电影，影片讲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长征》则充分展现了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审时度势、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党和红军迈出自己开拓创新的关键一步。“红色经典”彰显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经过时间洗礼而保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内核，是进行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与发扬的文化精神。因此，在进行红色影片创作中，应善于探索、勇于创新，吸收电影创作中的新元素，增强影片的艺术吸引力。总之，充分利用电影这门艺术巨大的教育功能，深入挖掘“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探讨新形势下“红色经典”发挥励志教育作用的新思路、新途径，对提升国民素质、重塑民族精神、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王利平单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艺术教育功能探讨:浅说电影艺术教育功能 一、可怖的丑———艺术审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绝观看影片，谴责电影消费苦难。任何一个卖座的电影都像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审美审丑都带着“消费”的痕迹。以艺术的教育功能而言，它走向了审美教育的反面———审丑。“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启迪，实践上找到榜样，认识上得到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其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审美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否意味着“审丑”必将走向艺术教育的反面?电影《一九四二》的审丑是哪一种“丑”?难民惨遭日军轰炸，一片血肉模糊;栓柱为了花枝孩子的玩具风铃，被残忍暴力的日本军官刺穿喉咙;全片灰暗的压抑色调，都被赤裸裸地撂出来、招大伙儿来看。电影分级制的缺漏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端———历史的血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在电影中，冯小刚更多地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了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也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一九四二》出现在今天的银幕上，是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想要呈现的一种“可怖的丑”，或许类似康德所说的“崇高(壮美)”，人难以创造，也难以承受。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绝对的“审美”目标，电影艺术教育功能的实现没有绝对的“审美”路径。好比教育有“鼓励式教育”，也有“棍棒式教育”，艺术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效果更为抽象和复杂，它总是依赖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对于人心的说服力。“丑”与“美”的教育效果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相对于教育对象而言，深刻程度与感受力的差异。对于观众而言，看电影就是一件纯粹感性的事情，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是人强加上去的，获得享受本就是看电影唯一公认的诉求。借用电影最后的一句旁白:“这么糟心的事儿都过去了，你还写，图个啥?”对啊，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乃至“一九四二”，一一被搬上银屏，引起街头巷尾的热议，非要记住这么“糟心”的历史图个啥?有时候我们说某种罪恶，比如大规模的屠杀、种族灭绝的罪，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九四二”，是不可忘却、不可挽回、不可救赎的。换句话说，这些罪行虽已成过去，但又是过不去的，虽已成往事，却不能忘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害者都已经逝去，没办法接受罪人的忏悔。而且就算有在世的幸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忏悔呢?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谅凶手?这样的重罪或许有被遗忘的一天，却永远得不到宽恕。电影人图心安，观众可以忆苦思甜，最重要的是永远记住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活着就要对世间多保留一份怜悯之心。这是幸存者的精神枷锁，也是后来者的精神解药。 二、精神解药———艺术教育的终极诉求 “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空虚，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人们被分工所束缚，被物欲所淹没，人的创造性精神遭到泯灭，从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孤独、荒诞、颓废、悲观弥漫于精神领域。”［1］岂止是西方发达社会的人们才有这样的精神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也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啊!“普遍脆弱”是民族劣根性走向极端的表现之一，在我们强悍的江湖气表面下，俨然一颗颗冰冷易碎的玻璃心。如，美国大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前选择休学一年，或游山历水，或去非洲做义工，体验理想的人生，独自去发现真实的美与丑。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家庭观念让中国的大学生没有这样的勇气，害怕浪费与别人竞争的时间，错过宝贵的机会，会输在起跑线上，并逐渐臣服于社会、家庭和传统的既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这是生存，而非生活，会被不断闯出来的恐惧、腐败和死亡的威胁反复折磨，无力探究真相、价值和美。整个民族都需要精神解药，怎样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寄托、归宿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具有留存下来的品质和必要，能够解答我们心中的精神谜题，给我们以勇气来抵抗民族性的集体恐惧和自卑。艺术教育的功能是对艺术品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你的智慧，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想象，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发现什么才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一九四二》在试图敲打的是我们麻木的神经———恐怖的已经过去，幸存的民族是否已经扛起反思的勇气?令人遗憾的是，电影中的苦难还是变成了人眼中的一种轻薄消费。电影公映后，剧中台词“20年后又是条好汉”被很多人调侃———“为什么不拍1962?”《一九四二》作为一部要卖票房的公映电影，它尽其所能地掀开了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作为灾难片，它的艺术教育功能已经最大化了，“1962”这样的数字它承受不起。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一部电影不可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高扬”的伟大任务。《一九四二》是与流行文化逆行的一次尝试，它的公映已经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想要影视作品实现其教化功能是一个需要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好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示性，或许是世间的事情总在轮回吧，因为人总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如果仅仅技术进步，人的力量没有升华，那么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相似地重演。《一九四二》需要时间慢慢证明它的价值。 作者：于方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电影艺术教育功能探讨:电影艺术的思想教育效能 作者：高亚南张博洋单位：保定学院学生处 近些年来，不管是红色电影还是“主旋律”电影，都有打破以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的佳作，比如《集结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对群众包括大学生的吸引力都很大，可以说很多观众都是大学生。《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电影，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鲜活的素材，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撰文谈《建国大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作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主旋律影片暨60周年国庆献礼巨片，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实效不容小觑。 欣赏《建国大业》，多为90后的大学生们能够了解四十年代抗战胜利直至建国前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拥有宏大开阔历史视野，深刻理解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和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从而真正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这比思想政治教育者单纯的空谈党的先进性、空谈爱国要更易深入人心。而全明星阵容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明星的感染力和严肃的主题没有互相消解，而是使大学生在易于接受的人物和环境中，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思想教育和感染。同为影院宠儿的《建党伟业》甚至被很多学校包场或请进课堂。它的确是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鲜明、最形象的表达，也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课。大学生通过对《建党伟业》中几个阵营的人物行为的细节和微妙的心态的体味和观察，了解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了解国情、党情，提升政治素养，陶冶爱国情操。 激发情感，升华人格功能 电影欣赏对大学生具有激发情感，引导理智，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教育功能。红色经典电影《上甘岭》的结尾，七连通讯员杨德才牺牲了，但是观众会久久记住他的那句“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这是因为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杨德才参加爆破时义无反顾的行为，所以这句豪言壮语不会显得空洞，再结合八连长张忠发的战前动员和他在困难眼前不低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情节，大学生一定会被他们的思想、信仰和英勇行为所感动，对他们敬佩不已，觉得如果自己身在那个时代，也要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贡献一生。 英雄们豪迈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精神会激发出大学生的生命激情：在祖国发展的新时期，即使不能成为英雄，也不该庸庸碌碌地过一生，而要有所作为。对于生活，对于工作，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努力克服困难，不断向高峰攀登，去拥有更宽广的明天。 不仅仅是欣赏红色电影和革命英雄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工作、生活热情，任何优秀影片的赏析，都会给予大学生情感的洗礼和情感教育。我们举大学生最喜爱的爱情影片为例。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正向也是最扑朔迷离的感情，年轻浪漫的大学生也正处于寻找爱情的年龄，爱情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和希望一样多。爱情虽是浪漫的，但是扎根在最现实的土壤里，开放在现实的空气中。 爱情观的健康与否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2009年，大学生非常追捧冯小刚的贺岁片《非常勿扰》，爱情与婚姻、诚与爱等问题也成为大学生热议的话题。《罗马假日》、《魂断蓝桥》、《呼啸山庄》《美国往事》、《小城之春》、《春光乍泄》等等这些以爱情审美为优秀，表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形式的爱情的电影，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情感瞬间让观赏者感受到爱情所有的喜悦与忧伤，感受到在爱的世界里，爱情与事业、道德与责任的纠结。欣赏这些经典影片，大学生对于爱情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认识，也激发出他们对爱情的憧憬和敬畏，以及对真善美追求。 电影艺术教育功能探讨:电影艺术教育研究 1电影教育的教育理念 我们如果在专业设置上注重技能与实践,那么又如何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各种短期培训教育形成区别。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的教育目的都会让电影教育的过程与方法产生明显不同。一刀切的教育方式在任何艺术类的教育中都是最有弊端的。所以当下的电影教育应该对不同人才以不同的教育目的为出发点形成明显不同的阶梯状教育格局。 2电影教育的教育方法 好莱坞称霸全球,凭借的是其大学本科电影制作教育多采用与专才模式相对应的通才教育模式,即不进行专业细分,大多数电影院校以一个电影制作(FILMMAKING)专业的学习内容涵盖编、导、摄、录、美等多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针对电影教育而言,“短平快”让学生“刀下见菜”,重视实用技能的教学方法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见出明显成效,但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以丰富的文史哲知识丰富学生的大脑,增强中国电影的文化底蕴在当下也显得尤为重要。电影教育不同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生从小学习的课程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初进入大学进行电影学习的学生之前并没有系统化的学习过任何电影相关知识,都还是一张白纸。虽然任何一门高等教育都是在高中教育上的继续,但相比较而言,电影学习又更加要求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个人领悟能力。具有电影普及意味的课程开设,是电影艺术教育的起点所在。所以“视觉叙事的艺术和技术基础课”等基础课程的开设将作为电影教育的起点,在整体的电影教育过程中,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我们针对电影教育的课程安排思路应该是是“先入行,后提升”,先对学生的专业水准进行提高,然后进一步启发他们的创作思维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电影实践能力,有对电影艺术的宏观把握能力而这往往是当下电影教育的缺憾所在。比较理想的电影教学方法,是电影实践操作与电影理论学习相结合。让学生在电影学习之初涉及到理论总体把握能力,以实践操作调动学习积极性,然后两者轮回强化,最终以理论指导实践获得提升。但中国电影的整体实践性仍还处在迅速增强的过程中,具有从业经验的教师资源就显得更为缺少,而如果学生从事电影拍摄实践又会让有限的电影教育资金捉襟见肘,从而增加学生的家庭负担。我国电影教育正处在一个到处开花的普及阶段,由于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各个高校都在积极的筹办电影专业。但电影教育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平衡,正是这种教育诉求将最终导致电影教育资源向某些高校相对集中化和强势化。 3当下电影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之外,电影教育对于整体电影教育氛围,社会电影文化的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美国各大电影学院都在洛杉矶设立分校甚至在好莱坞的影城片场设立自己的教学基地。而中国电影教育的重镇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电影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针对电影教育的各种课题成果层出不穷,政府相关部门也将电影文化的提升作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要途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电影产业整体性的迅速发展是电影教育发展的新机遇,更是重大挑战。首先,电影从传统的胶片电影时代正在像数字化全面转型。电影载体本质性的发展改变带来了电影美学,电影叙事等基础理论层面的全新变革。有关电影真实的讨论等传统电影理论正在数字化的狂潮中被彻底颠覆。能够与时俱进,以全新的电影理论参与电影艺术教学将决定我们所教育出来的人才是否适应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如果电影教育者固守着传统电影理论而不知变革,那教育出来的学生必然是无法适应社会的古董。这也是我们之前一再强调电影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原因所在。其次,影像化将成为电影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电影教学的影像化并不仅指电影教学中对于电影作品的播映,而是课堂教学方式的发展演变。传统的教师课堂授课正在遭受网络教学,远程教学的挑战,而对于对影像格外敏感的电影教学而言,全息立体成像完全有可能替代将来的电影教学。电影实践对于电影教育如此之重要,但由于整体产业的发展相对专业的从业人员不可能大量的投入到教育行业中来。电影教育的特质与其发展需求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但我们完全可以用科技手段来弥补这些不足。比如可以让视频,录像,甚至是全息成像的教师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种教学方法尤其在电影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值得推广。 作者：谭苗张燕菊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电影艺术教育功能探讨:说电影艺术教育功能 一、可怖的丑———艺术审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绝观看影片,谴责电影消费苦难。任何一个卖座的电影都像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审美审丑都带着“消费”的痕迹。以艺术的教育功能而言,它走向了审美教育的反面———审丑。“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启迪,实践上找到榜样,认识上得到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其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审美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否意味着“审丑”必将走向艺术教育的反面?电影《一九四二》的审丑是哪一种“丑”?难民惨遭日军轰炸,一片血肉模糊;栓柱为了花枝孩子的玩具风铃,被残忍暴力的日本军官刺穿喉咙;全片灰暗的压抑色调,都被赤裸裸地撂出来、招大伙儿来看。电影分级制的缺漏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端———历史的血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在电影中,冯小刚更多地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了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也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一九四二》出现在今天的银幕上,是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想要呈现的一种“可怖的丑”,或许类似康德所说的“崇高(壮美)”,人难以创造,也难以承受。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绝对的“审美”目标,电影艺术教育功能的实现没有绝对的“审美”路径。好比教育有“鼓励式教育”,也有“棍棒式教育”,艺术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效果更为抽象和复杂,它总是依赖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对于人心的说服力。“丑”与“美”的教育效果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相对于教育对象而言,深刻程度与感受力的差异。对于观众而言,看电影就是一件纯粹感性的事情,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是人强加上去的,获得享受本就是看电影唯一公认的诉求。借用电影最后的一句旁白:“这么糟心的事儿都过去了,你还写,图个啥?”对啊,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乃至“一九四二”,一一被搬上银屏,引起街头巷尾的热议,非要记住这么“糟心”的历史图个啥?有时候我们说某种罪恶,比如大规模的屠杀、种族灭绝的罪,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九四二”,是不可忘却、不可挽回、不可救赎的。换句话说,这些罪行虽已成过去,但又是过不去的,虽已成往事,却不能忘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害者都已经逝去,没办法接受罪人的忏悔。而且就算有在世的幸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忏悔呢?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谅凶手?这样的重罪或许有被遗忘的一天,却永远得不到宽恕。电影人图心安,观众可以忆苦思甜,最重要的是永远记住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活着就要对世间多保留一份怜悯之心。这是幸存者的精神枷锁,也是后来者的精神解药。 二、精神解药———艺术教育的终极诉求 “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空虚,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人们被分工所束缚,被物欲所淹没,人的创造性精神遭到泯灭,从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孤独、荒诞、颓废、悲观弥漫于精神领域。”[1]岂止是西方发达社会的人们才有这样的精神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也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啊!“普遍脆弱”是民族劣根性走向极端的表现之一,在我们强悍的江湖气表面下,俨然一颗颗冰冷易碎的玻璃心。如,美国大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前选择休学一年,或游山历水,或去非洲做义工,体验理想的人生,独自去发现真实的美与丑。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家庭观念让中国的大学生没有这样的勇气,害怕浪费与别人竞争的时间,错过宝贵的机会,会输在起跑线上,并逐渐臣服于社会、家庭和传统的既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这是生存,而非生活,会被不断闯出来的恐惧、腐败和死亡的威胁反复折磨,无力探究真相、价值和美。整个民族都需要精神解药,怎样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寄托、归宿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具有留存下来的品质和必要,能够解答我们心中的精神谜题,给我们以勇气来抵抗民族性的集体恐惧和自卑。艺术教育的功能是对艺术品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你的智慧,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想象,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发现什么才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一九四二》在试图敲打的是我们麻木的神经———恐怖的已经过去,幸存的民族是否已经扛起反思的勇气?令人遗憾的是,电影中的苦难还是变成了人眼中的一种轻薄消费。电影公映后,剧中台词“20年后又是条好汉”被很多人调侃———“为什么不拍1962?”《一九四二》作为一部要卖票房的公映电影,它尽其所能地掀开了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作为灾难片,它的艺术教育功能已经最大化了,“1962”这样的数字它承受不起。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一部电影不可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高扬”的伟大任务。《一九四二》是与流行文化逆行的一次尝试,它的公映已经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想要影视作品实现其教化功能是一个需要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好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示性,或许是世间的事情总在轮回吧,因为人总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如果仅仅技术进步,人的力量没有升华,那么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相似地重演。《一九四二》需要时间慢慢证明它的价值。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校园文化论文 一、营造改革创新的校园精神文化 1.崇尚敢为人先。 江苏教育历来注重改革创新。综观近年江苏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过程。在世纪交替之际，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始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举办普通高校民办二级学院、探索推进股份制合作办学等方面的做法，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江苏高校在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敢为人先的共识，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成效。国家和省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江苏70多所高校参加了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改革方案与做法被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有关委员与专家称为“高等教育改革江苏模式”。其中，与国家有关部委（企业）共建高校、独立学院转制并迁址办学、高职高专院校试点“注册入学”、仙林大学城本科高校组建教学联盟等改革试点，无不渗透和体现着江苏高校敢为人先的校园精神文化。 2.鼓励差异发展。 近年来，江苏积极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研究制定高校分类发展规划，鼓励高校科学定位、错位发展、特色办学、同类竞争、争创一流。正是这种鼓励差异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文化引领，不同地域、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因校因时制宜，凝炼办学特色，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新气象、新态势。首批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南京工业大学、享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之誉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享有“孕育林业顶尖人才摇篮”之誉的南京林业大学、享有“华夏IT英才摇篮”之誉的南京邮电大学、享有“中国高等中医教育摇篮”之誉的南京中医药大学等一大批非“211工程”建设的省属高校，始终坚持鲜明的行业办学特色，坚持差异化发展理念，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特色不断彰显，办学影响不断扩大。2006年5月建校的中外合作本科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坚持以多元、规范、创新、自由、信任为校园精神文化的优秀，其独特的大学理念、高水准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浓厚的国际化特色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被誉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标杆”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 3.彰显特色和个性。 近年来，江苏高校普遍重视和鼓励大学生个性化发展，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2006年南京大学开始构建并实施“三三制”人才培养体系。该体系以个性化、全方位、全覆盖、内生性为特点，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使全校学生有机会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和发展路径，拥有课程、专业、发展路径自主选择权的学生成为改革的主体和发动机，自下而上推动教师、院系和管理部门积极改革，探索一条个性化、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民主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体现了办学理念、管理风格和价值导向，是维系学校正常秩序的保障系统。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作为高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范，体现制度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发挥高校管理育人的功能，使学校的规章制度内化为师生员工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追求，形成一种民主公平、正义和谐的校园氛围。 1.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优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近年来，江苏加快实现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积极探索管办评分离的运行机制，注重宏观指导和间接管理，综合运用地方法规、规划、指标、标准、资源配置、督导、评估等手段，取消和调整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凡应由高校自主决定的事项一律下放到学校，不仅有力地引导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也为高校建立民主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 2.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优秀是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加强高校章程建设，发挥章程的制度规范和情感纽带作用，对统一师生思想和意志，增强教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调动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11月以来，教育部核准了包括江苏2所高校在内的15所高校的大学章程，其中东南大学是全国首批试点高校之一。江苏在近年开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大学章程”改革试点过程中，确立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三江学院、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5校为项目试点高校，重点推进大学章程制定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三江学院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理事会、校行政、校党委三套领导班子的科学更替机制，受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到2014年底，江苏已审议、核准了15所省属高校章程。 3.强化师生参与机制。 教师和学生是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离不开师生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只有充分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师生，注重挖掘广大师生的创造智慧，使校园制度充分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才能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激发师生参与学校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昂扬向上的校园精神。南京师范大学近两年加快“教授治学”的探索步伐，全校25个学院全部组建了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由10至15名教授代表组成，行使学科建设、学术管理等治学事项方面的决策权。中国矿业大学从2013年开始选举在校生担任校务参事，校务参事可约见校领导对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相关事务发表意见、表达诉求、建言献策，开创了大学生对学校工作“参政议政”的新模式，有效调动了学生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共同推进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培育敬业诚信的校园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具体体现，校园文化建设成效最终要体现在高校师生员工的教育实践、学习生活和文化活动中。高校只有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品牌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并做到知行合一，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成为大学师生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成为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和行动指南，才能产生凝聚力，调动积极性，焕发战斗力。 1.形成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 强化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是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形成见贤思齐校园行为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发掘、总结、提炼、宣传代表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让这些典型的感人事迹广为传播，用榜样的力量带动人、感召人、鼓舞人、激励人，对在高校校园形成学习先进、以德立教、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氛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江苏教育系统涌现了一批得人心、暖人心、动人心、立得住、叫得响、有影响的先进典型。有坚持做“孩子心灵守护者”的南京晓庄学院陶勑恒教授，有敬业奉献的江苏大学景荣春教授，有用生命守望马克思主义阵地的盐城师范学院王强教授，有“最美基层教育干部”江苏大学邵仲义老师，有宁肯透支生命也不辜负使命的河海大学彭世彰教授，有舍己救人的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耿高鹏同学，有“雷锋式好学警”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阮泽来同学，有中国第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侯晶晶，还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吴邵萍老师、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李吉林老师、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葛华钦等。这些师生的感人事迹，使身边的先进典型可亲、可敬、可学、可效，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变得生动具体，有效地拉近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广大师生内心情感的距离，有力地增强了师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2.恪守诚实守信的学术道德。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紧扣一个“德”字，注重道德实践、道德养成，突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来说，就是要弘扬崇尚科学、探索真理、注重创新、奉献社会的科学精神，号召广大师生恪守“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的学术道德，自觉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2012年江苏成立高校学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和修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校学风建设的意见》、《江苏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程（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全省各高校也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高校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风气建设得到了切实加强。如南通大学出台了《学术道德建设暂行办法》、《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中国矿业大学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学习纳入研究生学分管理，并作为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省教育厅、省科协每年对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集中的学风教育。目前，江苏高校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已初步形成，恪守诚实守信的学术道德正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亮丽风景。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在当前人们价值选择更加自由、多样化的大背景下，高校只有主动占领校园活动这一育人的主阵地，精心设计和组织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健康向上、吸引力强的校园文化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渗透到活动中去，才能有效凝聚师生、净化校园环境、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校园文化活动的平台建设，注重挖掘校园文化的内涵，通过显性与隐性的艺术载体，丰富校园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江苏连续多年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文明风采”竞赛等活动，充分利用体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优秀文化品牌来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其中，持续十多年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已成为江苏高校的“常青树”，累计演出千余场，观众近百万，覆盖95％以上的高校。 4.加强高校校园文化阵地建设。 当今，以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日益快速便捷。“在这个世界里，利用权力垄断信息的可能性减少，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不会被人接受，通过强制手段控制信息源的做法失效，信息传播的主体变成了公众。”我们必须主动应对，顺势而为，使高校校园文化阵地建设在创新中加强。目前，江苏省13个省辖市教育局、66个县（市、区）教育局及120所高校均开通了官方微博，大部分地区开通了官方微信。各地各校正按照中央关于新媒体建设“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基本方针，加快推进微博、微信、微视、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建设，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质量、水平和影响力。 四、结语 就高校而言，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指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努力建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校园文化，才能积极引导师生自觉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理想，弘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规范，真正把学生培养成为有高尚道德情操、有责任心、有正义感、有奉献精神的人。 作者：沈健 单位：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小学教育论文 一、内化———在“多读书，读好书”中延伸 学校按照新课标提出的学生阅读目标，以创建“书香校园”为载体，积极倡导师生多读书、读好书，陶冶师生情操，提升小学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的认知水平。在具体工作中，按照“打基础，促提高，见成效，出经验”的工作步骤和“班班有书柜，人人有书读，管理有制度，促读有措施，评价有细则，读书有收获”的六有目标，一手抓硬件配套，一手抓制度建立和读书活动开展，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同时，要将一条条激励师生好读书的名言警句赫然于校园墙头，把优秀书目推荐、读书方法指导、读书成果展示等内容在橱窗、走廊内展出，营造读书氛围。在校园的花前树下、楼前楼后设置座椅供学生晨读。以优雅的阅读生态，培养学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以广泛开展主题演讲、古诗文经典吟诵、读书知识竞赛等活动，引导学生通过读书了解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与精神，让师生在分享读书收获与愉悦的同时，提升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内化能力。通过“说、写、悟”等形式，将中华传统美德内化于学生之心。“说”就是通过开展“讲中华美德故事”、“我谈名言”等活动，帮助学生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写”就是在读书过程中，自觉的把一些名言警句摘录下来，积淀师生的文化思想底蕴，锤炼个人道德品质。“悟”就是通过写读书心得，从中感受和领悟中华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和领袖、英雄、科学家等人物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引导学生领悟人生真谛，教育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远大理想，使他们在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中沐浴成长，进而形成健康的人格，为他们形成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外化———在“四项教育”中起步 小学时代，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黄金期”，但也是一个可塑期。特别是农村小学生，由于受家庭不良教育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私孤僻的性格和唯我独尊、我行我素、傲慢无礼的人生态度，给青少年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极大地障碍。在有序化教育板块中，以制订《教师一日常规》和《有序化教育细则》规范教育教学行为；以建立《考核制度》使有序化教育落实形成常态；以建立学生监督岗，构建学生自我管理网络。在团结友爱教育板块中，大力倡导学生奉献爱心，团结友爱，以大帮小，互帮互助，依靠学生服务学生。通过成立“爱心志愿者小分队”，引导师生争做爱心使者。设置“奉献者之歌”主题宣传橱窗，弘扬师生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典型事迹，促成充满慈爱与包容的优良校风。在良好生活习惯养成教育板块中，制定《小学生良好生活习惯准则》，规范学生在卫生、起居、就餐、待人接物等方面的行为，让学生做到行为有规矩，做事有准则。建立由政教，后勤、年级组、学生监督岗共同参与的学生日常行为监督体系，以周评比，月总结，帮助学生矫正进入寄宿生活后，不洗脸、不洗脚，饭前便后不洗手，和衣睡觉等生活陋习，铸造学生自立自强，尊敬师长的品格。在礼仪教育板块中，坚持正面引导的原则，培养学生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礼仪。让学生自觉对照《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规范自己的言行，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生日常言谈举止中存在的问题，从站姿、坐姿、走姿、问候、致意和接物等方面规范学生的礼仪行为，在校门口、楼道、校园等处设置文明礼仪示范岗，以“礼仪标兵”流动红旗评比活动落实学校、年级、班级量化管理制度，把个人言行与集体荣誉联系起来，引导学生改掉站立行走中存在的不正确行为和待人接物时缺少礼仪礼貌的现象，磨砺学生的实践毅力，在践行中促进文明习惯的养成。通过上述四项教育的实施，不仅让学生从小学会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的良好习惯和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且让学生要形成礼貌待人，与人为善等优良品质，为他们健康完美价值观的形成打上鲜亮的底色。 三、品质———在“实践活动”中形成 农村寄宿制小学封闭式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的思家之绪，造成学生情绪低落，生活乏味。结合“雏鹰争章”活动，开展“梦想之星”、“校园之星”评选活动，以重大节日和国家大事为契机，对学生进行民族复兴精神教育。同时，把“校园文化”和校园景观作为小学生认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建好校园文化长廊，以“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家乡，爱母校”为主题，精心遴选建党、建国伟业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反映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勇敢精神的画面，绘制墙画，精心设置反映中华民族“仁善、谦让、诚信”等传统美德的标语，深化“五爱”教育。 作者：何兴泉 单位：酒泉市肃州区银达中心小学 优秀价值观论文:高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一、当前强化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培育的必要条件 当今高校中的大学生由于受到高等教育，其知识与专业储备水平较高，因此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力量。因此，加强对于高校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不仅能够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三观，实现其思想政治素养的切实提升，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得意繁荣发展；同时，当前社会是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的特殊时期，因此加强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增强其对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认识到自身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良好建设的信念，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二）建设和谐高校乃至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高校大学生承担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祖国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知识与文化。然而当前部分大学生在受到西方国家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之下，其思想观念上出现了误差与迷茫，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不坚定、价值判断力不够明确、普遍缺乏良好的诚信意识且崇尚拜金，另外，在外来反动文化的冲击之下，部分大学生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因此，只有在高校中加强对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宣传才能够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弘扬正确的政治思潮，加深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在时代不断发展的同时践行民族创新意识，从而促进校园文化的和谐有序发展，为后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高校大学生实现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另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对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求条件之一。高校中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将自己所学到的科学内涵充分转化为一定的文化素养成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同时，大学生通过在高校中学习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能够自觉采用所学到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看待并解决问题，引用马克思主义对于问题分析的方法找寻答案。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能够向大学生展开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爱国主义的教育，从而使学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自强不息、勤俭节约等优秀精神，这些都能够很好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养，促进其身心实现全面发展。 二、高等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一）就教学方式而言，单调枯燥 作为每一所高等院校所必须开设的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正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进行宣传的主要途径。高校的大学生正是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上的学习才能够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高效率的思想政治课程能够使得大部分的大学生能够在情感上实现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共鸣。但是笔者发现，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在教授上依旧是教师单独讲授为主，同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比较欠缺，学生在这种单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自然就不能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逐步丧失了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填鸭式”的教学显然不能够满足当前学生学习的需求，枯燥的学习方式无疑使得学生难以真正做到对于优秀价值观念理论的学习中去。 （二）就教学手段而言，明显滞后 在当前大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上，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手段的影响，使得学生的学习成为一种知识灌输式的“填鸭式”教学，这样便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做到对于知识理论中重难点的准确把握。另外，由于教学手段明显滞后，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没有引进到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去，从而使得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大幅度降低，往往会出现学生厌学的不良现象。当前部分高校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上适时引进了新的教学方式，如多媒体教学，通过采用互联网与计算机多媒体的途径提高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有助于实现课程讲授的多元化，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 （三）就教学内容而言，相对乏味 笔者发现，我国高校受到传统固化的教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在教学内容上依旧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固化呆板的教学内容难以创设一个利于学生进行学习的氛围，另外在教学内容上所存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理论知识同实践之间的脱节。这正是课上教学同课下教育存在的衔接上的弊端所在，教育理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好彼此的衔接工作，理论知识同实际生活密切相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固化的课本内容。这种乏味的教学内容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不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中的宣传教育。 三、实践高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教育的对策与路径 （一）注重对于高校教师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领域的塑造 高校教师是知识普及传授的主体，同时也是大学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主体，因此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高低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就是高校教师所具备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教学意识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教学意识的教师方能够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有效传递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思想意识，在教学水平上也明显处于优势的地位。高校的教师，特别是那些党员骨干教师更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教育教学的带头作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思结合，充分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到教材中、教学方法中去。通过高水平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教学意识，培养学生对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兴趣与实践能力。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教学意识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当切实加强对于教师的优秀价值观念领域的教学培训并融入到其评价激励体系中去。 （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当前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开设了“两课”，所谓的两课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课程。因此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两课是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针对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其实就是在开展两课教育的过程中普及关于优秀价值观念的理论知识，从而通过课堂的渗透作用使学生能够受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的教育与熏陶，提升自我素养。由于部分高校的思政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依旧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即知识大满灌、填鸭式的教学等落后的教学方式，显然既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学生厌学情绪的出现，不利于课堂效率的提高。因此，高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应当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教学模式上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导向，如可以充分采用讨论式教学或是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以依托网络科技技术开展多媒体课堂教学，通过学生讲演、辩论的形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同时高校教师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的先进教学方式，尊重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一切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的疑问应当予以合理解答，可以采用理论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带领学生寻求答案，不仅巩固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还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三）充分调动大学生组织进行自我教育 高校中有为数众多的团体如学生会以及班委、团委、各项社团组织等，这些组织都是高校大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与教育，同时进行自我服务的一种形式与途径。因此，可以说这些团体组织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在学生的学习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是不可取代的，通过组织设立之初所制定的相关规章条款对于学生的行为予以限制，并且组织规章中渗透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如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等优秀的价值理念，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学生组织的相关负责人一般都是学校班级中的党员班干，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其言行对于大部分的学生具有一种带头示范的作用。因此，还应当充分加强对于团体组织负责人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一种教育，使他们具有较高的优秀价值意识，并充分发挥同龄间沟通无障碍的优势条件，通过他们的组织将这种优秀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组织中的其他群体中。通过部分去影响整体，少数人来感染多数人，使组织的负责人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传播者与影响者。另外，高校的各项团体在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切实做到其活动主旨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相契合，通过多样化的校园活动，使得大学生能够在一个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接受先进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教育。 （四）不断强化高校开展公益活动的力度 社会上的公益活动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同时这也是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内在需求。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知识青年群体的代表，不仅要学习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不断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增强大学生对于社会公众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各大高校在积极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同时，在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性活动，发展大学生社会公益社团或组织，投身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中去，如探望革命先烈，为城市环境做义工或是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维权知识等。通过切身的实践增强大学生同社会公众的联系，使得大学生能够深入了解社会民情，在做事中学会做人，践行并培育自身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正是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性的活动，高校的大学生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素养，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中所存在着的真善美，使他们受到了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这就要求高校中的组织团体，特别是大学生共青团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高校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提供必要的渠道与平台，使他们能够在每一次的公益活动中能够培育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传统美德，践行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理念，实现自我全面提升。 作者：徐莲 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行知管理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视域下企业发展论文 一、坚持党组织的政治优秀地位，为培育优秀价值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优秀，这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无论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北车长客股份公司始终坚持党组织政治优秀地位不动摇，始终坚信政治思想对人的塑造和激励作用。在认真履行保证监督职能、积极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为企业科学发展把关定向的同时，不断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了包括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在内的完整的党工团组织体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党支部书记业务交流和培训体系，实行了党支部书记定期述职制度，使之成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提升能力素养、实行正负激励的平台。通过不断提升党支部书记队伍自身素质和能力，使企业党组织政治优秀作用真正能够在基层得以落实。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不断改善党员队伍结构，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坚持创新求变，围绕企业需求，从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出发，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开展了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的“双培”活动以及“学技练功”活动、“党员先锋岗”活动等，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和能力，使广大党员真正做到思想境界高一层，技术业务优一筹，工作生产先一步，真正成为职工队伍中的领头兵和佼佼者，真正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与此同时，北车长客股份公司还创建了“可视化党建”品牌活动，将党组织的活动与企业需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量化可视的形态。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引导基层党组织将支委会开成议事会、出谋划策会，将党员大会开成形势任务宣讲会、党务公开会，将党小组会开成交心会、拜师会、帮带会，党课既学党的理论知识，也能够作为业务技能交流培训的平台。还实行党员实名挂牌上岗，等等。通过开放的、互动的党建工作平台，将党组织的工作置于职工群众的视线之内，使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可触可摸，可以具体化，形成具体的导向，形成“磁场”效应，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促进了政治优秀作用的发挥。 二、坚持把思想教育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优秀价值观提供良好的培育环境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所独有的政治优势，是企业经营建设、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客60年来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培育优秀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长客始终把爱国、敬业、创新、超越和勇于担当起大型国有企业的历史责任作为企业价值观的优秀内容，结合企业建设发展实际，在职工中不断地灌输和实践，从而使企业在高铁建设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成果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实现高度吻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企业还没有建成就赶上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决定企业“下马”。当时的企业党委和主要领导在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产品销路、国家停止投入的特殊情况下，坚定地担负起自力更生、自建工厂、自找活源、自谋生路的重担。靠一锹一锹地挖，一担一担地挑，建成了工厂；靠土法上马，自制设备、自制工装，形成了生产能力；靠转产货车、承揽加工，挺过了困难时期，并且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22型铁路客车，开创了国产铁路客车的历史，并于1967年研制出中国第一辆地铁电动客车，成为中国城铁车的摇篮。也就是从那个艰苦年代起，企业就开始在职工中开展以爱国、敬业、创新、超越为优秀内容的价值观教育，涌现出工厂的“八面红旗”和“红色管家人”等许多先进典型，形成了以自力更生、产业报国为优秀的最朴素的企业价值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百废待举，铁路客运迅速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瓶颈。为了缓解铁路客运的紧张局面，企业在技术设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承担起多造车、上产量的历史重任，艰苦奋斗，负重爬坡。1984年客车产量达到680辆，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57%。1985年为完成国家“六五”计划，企业大幅度增产，新造客车达910辆，增长幅度达33.8%。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了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团结协作、讲求实效”的企业价值观。本世纪初，在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企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毅然承担起研制CRH5型动车组的重任。面对尚未定型且需要将集中动力改为分散动力的产品研制现状，企业顶着竞争对手全盘引进成熟技术、批量生产并迅速占领市场的威胁，顶着边试制生产边运营上线，新产品试验过程必然出现的故障影响运营所带来的市场、客户、旅客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创新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从增强对动车组的认识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入手，从设计到修改，从生产到调试一项一项地论证，一项一项地摸索，一项一项地试验，认真体会、反复揣摩，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挫折，终于突破研制瓶颈，掌握了CRH5型动车组优秀技术，将其打造成为250km/h速度等级中世界最先进的动车组。通过这一过程，企业真正实现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目的，实现中国动车组技术与世界接轨。此后，企业再接再厉研制成功世界最先进的CRH380B系列高速动车组、3A及混合动力高速动车组。也正是在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中，企业形成了“学习创新、技能报国，为中国梦提速”的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精神。几十年来，在发展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企业在克服重重发展困难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把优秀价值观教育与企业发展要求结合在一起，坚持开展每年一题的专题教育，把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紧紧地凝聚在发展的旗帜下。近些年来，企业围绕高速车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提出了“培育精细品质，打造民族品牌”的优秀理念，从接轨世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出发，努力培育职工的现代职业精神。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工作标准，开展建设操作文化、动车文化活动。针对青年职工比例大幅提高的实际，开展“青年职工思想教育示范基地”活动，还开展“职工读书活动”、“长客大姐”活动等。多年来，这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在不断地深化，但是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爱国、敬业、创新、超越等主题，始终如一地与企业发展要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经营管理同步策划、同步实施，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持之以恒、持续不断的培育过程，在企业中围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形成了推进企业进步和奋发向上的积极力量。 三、坚持把中国梦、企业梦与个人发展梦联系在一起，为培育优秀价值观创造制度保障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就是要从实现企业梦开始。而人的现代化是企业现代化的基石。人不仅仅是企业建设发展的动力，更是目的，在建设发展企业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此，企业始终把实现中国梦、企业梦与实现职工个人发展梦统一在一起。坚持求真务实，创新企业发展理念和管理理念。技术引进之初，针对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在部分领导干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定势，开展了以求真务实为优秀的思想整顿活动，强调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条件下定位企业自我，以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把找问题、找差距和不断提升自我作为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引导干部职工全面审视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工作作风中存在的不足，发现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实事求是地进行剖析和整改。同时，以党委理论中心组为龙头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强化理论武装，形成了时事政治理论、现代经营管理理论、推荐自学“三位一体”的内容模式；学习与研讨相结合、集中专题性学习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的组织模式；两级领导干部“述学”和将理论学习纳入领导干部素质考核的管理模式；利用局域网“影音课堂”、“理论频道”进行指导交流的反馈提高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绕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企业以国家建设为大背景，立足企业使命和责任，在全体职工中开展每年一个专题的思想教育，围绕重要发展目标、重大发展节点，坚持开展专题性的教育，更多地通过文化建设引导职工把个人发展与企业建设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献身事业的过程中提升自我，实现价值。开展了“我与企业共同成长、同享成功”主题教育，以适应发展要求、提升自身素养为优秀的现代职业精神教育，以建设精细文化为优秀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组织开展宣誓活动，结合提高产品质量，强调“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也不行”的质量理念，结合建厂60周年开展企业优良传统教育，倡导“与祖国同行，与企业共成长”的发展理念。实施人机工程。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创造优良工作环境，降低人的劳动强度，使员工实现愉悦工作。实施人才工程。形成了技能培训、政策激励、竞赛引导相结合的人才成长机制，完善了公司三级培训管理体系。建立先进的焊接培训基地，从具有高超实际操作能力与丰富理论知识的骨干、专家中选拔1555名专兼职教师，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活动。通过厂校联合办学、网络办学等不同形式，满足各层次职工的岗位需要，保证了培训学习的针对性。从管理机制上建立和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制定并实施了专家、拔尖人才、操作师等一系列人才成长激励政策。成立了首批5个“首席操作师工作站”。发挥博士后工作流动站和部级技术中心的优势，建立了一支以博士领衔，硕士生、本科生为主体的拔尖人才队伍。研发人员平均年龄34岁，工作经历10年，研发团队经历过2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30余项部级重点项目、200余项企业新产品研发的锻炼，接受过国外系统培训，承担过对国外进行技术指导的任务，每年研发新产品都超过30项。在操作人员中，形成以首席操作师、一级操作师、二级操作师、三级操作师、高级技师、师技为骨干的工人人才梯队。铝合金和不锈钢焊接、焊接机械手、数控操作工、车电工、调试工等优秀岗位操作人员数量明显增加，具有欧洲焊接资质的有400多人。其中，焊工李万君获得中华技能大奖，机械手操作者谢元立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称号。2012年李万君、谢元立双双被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围绕提高职业技能，在职工中常年开展科技练兵、技能大赛活动，开展“选尖子、抓典型、树样板”活动，开展劳动竞赛、提出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活动。形成了长赛不断线、短赛攻关键的竞赛机制。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尖子和能手。 四、结语 几十年来，北车长客股份公司始终坚持爱国、敬业，勇于担当大型国有企业的历史责任，并且将其贯穿到企业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贯穿到克服企业发展障碍的过程中去。始终坚持企业党组织政治优秀地位，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不动摇，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制度导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将企业优秀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作者：赵大勇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下的校园文化建设论文 一、新媒体为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机遇 （一）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大学生已成为新媒体使用的主力军2013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4.2亿。其中，大学生是新媒体工具的重要使用群体。新媒体已经像空气、阳光一样，使当代大学生处于了“媒介化生存”状态。其传播的多样性、广泛的覆盖性、良好的交互性和便利的即时性，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开阔视野、交流思想、传递情感、休闲娱乐、宣泄压力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让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别样生机。新媒体对大学生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造了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 （二）新媒体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了载体，搭建了平台相比高校以课堂、宣传栏、校园广播等传统载体而言，新媒体有力地提升了校园文化的科技含量和建设水平。深受大学生喜爱的QQ空间、校园网、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社交网站、电子杂志、播客、IPTV（流媒体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具有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技术和媒体工具都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运用新媒体各类载体和平台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并有利于师生之间进行平等、亲切、自然的沟通，改变了“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可以有效调动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也能通过新媒体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动态，可以快速主动地传播正确的思想、理论与政策。 （三）新媒体能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 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持新媒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形态呈现主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内容，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资源。学生可以利用手机、电脑等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教育资源，进行交互学习。而且也因新媒体内容资源更具有故事性、人情味和现场感，也就更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高校师生思想道德、观念态度、行为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进而引发正向的连锁反应，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效。 二、运用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一）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一是利用校园门户网站、手机微信、网络视频、电子杂志等新媒体手段充分展示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理念，做好校训、校歌、校风、学风等的阐释宣传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广大师生热爱祖国的情感，加强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自觉性，诚信做人，塑造全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和学校的和谐发展。二是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利用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播客、IPTV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方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校园微博文化中，积极培育“网络大V”，以微话题、微讲坛等形式，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二）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要有效利用QQ空间、校园网、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网络视频、社交网站、播客等新媒体技术，运用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和宣传学校的图书馆、教学楼、学生活动中心等校园硬件设施及校园绿化美化、风景特色等自然环境文化的人文魅力，培养师生的拼搏进取精神、爱校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创新意识，使广大师生在怡情冶性、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精神实质。 （三）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一是要以生动具体的新媒体形式积极普及率校园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广大师生的民主法制观念，对师生的言行进行规范、引导和激励。二是依靠新媒体大力倡导依法治校理念，增强师生的法制意识，维护师生的正当权益，对学校的美政、善政通过新媒体予以宣传褒扬，对学校不尽如人意的规章制度提出合进改进意见。运用新媒体的力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学校的制度建设，促进学校形成公正法治的凝聚合力。（四）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一是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的读书研讨、学术讲座、科技竞赛之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报效祖国的激情。二是利用新媒体组织、参与、分享高校的辩论赛、文艺晚会、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摄影大赛、运动会等，深入地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渗透融入到高校文娱体育活动中，发挥文娱活动传播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三是充分发挥新媒体互动性强、参与广泛的优势，努力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相关活动，促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大学生身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构建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一）努力优化高校新媒体运用环境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学习新媒体技术，深刻把握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规律，转变传统“居高临下”的灌输教育观念，切实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和新媒体宣传能力。此外，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作用，在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基础上，把新媒体变为改进和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工具，使高校校园文化符合“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 （二）大力强化对高校新媒体舆情的引导监控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海量信息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会因其中低俗不健康的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这就要求高校一方面要大力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传播科学真理，宣传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并通过培养网络正能量“意见领袖”，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新媒体舆情，争取掌握网络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发挥高校的人才技术优势，与电信网络运营商合作，积极开发高新新媒体监控软件，强化技术监控能力。 （三）着力提升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和文化选择能力 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是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以专题讲座、新生手册、倡议书、文明公约、大型签名活动等方式，将培养大学生新媒体素养融入大学精神文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活动中，使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网络信息辨别分析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有效增强他们的网络道德法律意识和用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观能动性，保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内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者：谭东梅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基于优秀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论文 1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物质文化层面。 企业作为各类生产产品的制造者之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企业自由的物质设施等为主体的器物文化，它是以企业的物质形态为代表的处于表层的企业文化。 1.2行为文化层面。 行为文化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和各级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在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和业余生活中的各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 1.3制度文化层。 这个属于企业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层面，它主要涵盖企业管理机制、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制度文化层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是否先进的优秀层面，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1.4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层居于企业文化的优秀位置，它是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指将企业的领导和多数员工凝聚起来的大家所自觉认同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观念，它主要包括：企业优秀价值观、职业道德认知、企业精神等。精神文化潜伏于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次，它构成了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文化之优秀。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是由以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精神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状态、走向和水准，制度文化是一个纽带，它连接着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从企业文化的现实展开和社会体认来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辐射与体现。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融合渗透、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实现四个层次之间积极的协调配合，打造一个内涵丰富、坚实有力又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并广泛渗透的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要紧密伴随时代的发展节拍，积极借鉴和整合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优秀元素和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企业文化的建构中要越来越致力于将员工从过去被动式的存在转升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由自觉的参与和融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全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其内部的交流将日益发达，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文化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人的本质性需求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操作目标。企业文化在人性的主旨上，不应仅仅把人当作“社会人”和“文化人”，更应把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来提升企业的成长空间和打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2积极健康的优秀价值观是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石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的体系表现为一个“陀螺”型结构的形态，企业文化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构成了四个同心圆，四个同心圆由一个共同的中轴———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串接起来。按照陀螺理论，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企业文化的水准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优秀价值观这一中轴与四个同心圆的相互耦合程度。按照企业文化的陀螺模型理论，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居于主导性的决定地位，精神文化是灵魂，制度文化作为支撑，行为文化是显性表征，物质文化是发展的基础。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的灵魂，精神文化中最关键的基础和驱动是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按照管理理论，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企业主要依靠经验式的人的管理，当规模扩大时，则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要求。当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做大做强时，企业文化的诉求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如果缺失了精神文化的引导，如果只是对物质利益的纯粹追求，那企业的危机将时刻伴随。现代企业必须要在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能为了企业的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起到支配和统率地位，它主导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引导着企业的精神坐标，它也能够有效的抑制不利于企业及员工现实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标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优秀价值观。譬如，联想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说到做到”；海尔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飞利浦公司的优秀价值观是“客户至上、言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丰田公司的优秀价值观“上下一致，制成服务；开发创造，产业报国；追求质朴，超越时代；鱼情友爱，亲如一家”。 3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企业优秀价值观的向导，引领企业文化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优秀价值观伴随资本主义的早期、中期和现代时期的不同阶段，先后经历了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管理至上价值观和社会效益价值观等的变换，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到对管理制度的关注、再到对企业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个优秀价值观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进程。我国的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按照“三个倡导”，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应注重以下两方面： 3.1企业文化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 一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指引企业文化；要在企业文化中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员工自觉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塑造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我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培育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员工的“爱国”和“敬业”，最后必须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3.2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放到首要的位置，创造自由、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通过民主化管理给予员工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要依法管理企业，贯彻法治理念，公正对待每一位员工，切实树立“以企业的发展成果服务员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的先进理念。企业文化其本质上是人心工程，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培育，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要积极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一定要把党的十八大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自觉融汇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切实将企业的社会职责和自身发展实现最高的统一。 作者：朱晨静 刘思阳 杨莉英 宋春梅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论文 1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 1.1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师资薄弱且资源局限 在高职教育中，因为重技能轻人文的大势，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薄弱。目前，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包含在“两课”中，并没有专业的法制教育教师队伍，而在“两课”教师队伍中，受到过专业的法律教育的教师非常少，多数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哲学等专业出身，在法制教学中，连教师自己都不懂，因此在教学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用道德教育替代了法制教育。法制教育中除了师资的薄弱外，其他条件也是非常的局限。图书馆的资源中法制类的资源少，学生法制实践基地少，学生校内法制活动设施少，因为法制教育师资的缺乏，因此与外界联系的法制教育基地也少，同时受经费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学生法制活动少。 1.2法制教育氛围不足 首先是学校的大环境没有法制的氛围。因为高职院校重视的是技能，而忽视了人文素养的培育，法制观念的培养几乎被忽略，一切为了提高学生的技能技术，形象地说就像是把学生塑造成一个机器人，只有技术技能的骨架，没有诸如法律素养等人文血肉。其次，高职院校管理从上到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也不能为法制教育提供好的氛围。法制教育要有民主的氛围与基础，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压制了民主的积极性，不能给法制教育良好的土壤，学生不能从法治的管理中汲取法制素养。第三，因为法制教育师资的不足，高职院校一般比较难组织起法制类型的学生活动。在高职院校的学生活动中，不是五彩缤纷的文艺活动，就是各种技术技能的比赛活动，在法制日、“3.15”等特殊的日子也不能见到几所高职院校有法制类的学生活动，除非开设了法律专业的学校。 2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2.1高职院校发展及学生成长需要 大学的功能，应当是对人的全面教育，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社会，适应优秀价值观的要求。高职院校并非一个技术技能的培训机构，培养的学生不能仅仅具有技能技术的功能，不仅仅是生产的工具，更是一个法制社会下的公民个体，在工作和生活中应当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维护法律权威，信仰法律。同时高职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推动社会法制进步、践行社会优秀价值观的重任。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掌握专业技术，同时也要全面发展和成长。法制素养是其综合素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具备一定的法制素养，才能适应法治社会的发展，适应优秀价值观的要求，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法制素养才会敬畏和遵守法律，信守承诺，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2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建设的必然要求 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力建设者之一，在优秀价值观指引下，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理应成为法制社会建设的践行者和推动者。但许多高职毕业生缺乏法律意识，并未树立法律信仰。一方面在校高职学生违法犯罪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高职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成为了社会建设者，甚至行业主力军后，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并不依法依规办事，而是想方设法超越法律法规的制约，谋求不正当的利益，践踏了法制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公布后，在理论层面对包括高职学生在内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应该被重视，应该加强。在法制较发达的国家，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均足够重视，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是大学生及其毕业后的普遍意识和信仰，社会精英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大学应当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优秀价值观的引领下，高职院校对法制社会的建设有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的完成主要贯穿于对学生的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使其树立法律信仰，维护法律尊严，从而推动法制社会的建设，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容。 3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探索 3.1把法制素养纳入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体现了人才培养的方向，高职教育培养的目标不仅仅要体现在对学生技能技术的培养上，还应该体现为对人的通识教育，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在优秀价值观的指引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应成为高职学生的价值追求，在我们大多数的培养目标中对学生的素质一般概括为德智体，把法制素养包含于德育素养之中。在优秀价值观下，法制教育的理念也应进行调整。应当把法制素养和德智体一样并列设置，把法制教育单列出来，而不是把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之下。只有这样设置培养目标，调整法制教育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朝着培养具有法制素养的学生出发，才不会在实施中弱化或跳过法律素养的培育，使学生有机会获取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养，从而认同和践行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的优秀价值观内容。 3.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法制教育课程是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下，应该改变观念，把法制教育课程设立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使用独立的教材，而不是包含在德育教育之中，把法制教育放在和德育教育同样的位置。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治历史悠久的国家，甚至应该把法制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培育学生的法制观念，树立法律信仰，引领社会法制观念的形成，从而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在高职院校独立设立法制教育的课程，一定会遇到阻力，因重视技术技能的教育，对人文课程不可能给太多的课时量，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高职院校也要有所改变，必须开设必要的法制课程，以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领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的可贵，以树立法律信仰。在认同法律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同时教会学生一些法律的知识，懂得遵法守法，并培育法律的思维方式，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践行优秀价值观。法制教育课程的设置可以分为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开设为公共的法制教育必修课程，主要学习法律发展的历史、法理学中法律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法律信仰，以及其他与公民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部门法中的内容，如劳动法、民法、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掌握一些部门法的知识，解决实际当中遇到的问题；第二部分开设为专业选修课程，主要是学习与专业紧密联系的法律法规，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好相应的准备。总之，只有单独开设法制教育的课程，才能彻底改变法制教育被挤压的现实，也只有单独开设法制教育课程，给予必要的课时，使用独立的教材，才能把法律的精神与价值讲解透彻，让学生能够真正领会与认同法律的价值追求，在掌握必要部门法的基础上养成法律思维习惯。 3.3提高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法学水平 目前因法制教育内容设置在德育课程之中，多数教师并不具备法制教育的专业水平，努力的方向也不是法制教育，主要的精力放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对法制教育的部分基本上用德育教育替代。在独立设置法律教育课程后，应该由专业的法律教学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任务。一方面对新加入法制教育的教师设置一定的门槛，要求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对原来从事法制教育但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教师加强培训，并对其在法律专业水平方面提出一定的要求，如通过培训与自学拿到一定的学位或资格证书，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全面提升法制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3.4形成法制教育的良好校园文化 法制课程课堂教育是主渠道，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对学习的效果有较大的影响力，良好的法制校园文化氛围，是法律价值体现的现实载体，使学生在民主与法制的氛围下受到熏陶，加深对法律精神与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提升学习效果。一方面学校要朝民主管理、依法治校方面迈进，另一方面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如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需要透明与程序。尤其在学生的自我管理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体现公开性、程序性，在一定的规则下有序运行。 3.5整合法制教育的资源 第一，吸纳司法系统成员加入高校的法制教育。司法系统成员普遍具备较高的法学水平，同时具有法律实践经验，掌握法学界的前沿动态，拥有法学实践中的鲜活案例，是难得的法制教育导师。作为高职院校，在法制教育自身师资队伍欠缺的情况下，适当吸纳司法系统的成员作为兼职教师或实践指导教师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吸纳司法系统中负责法律宣传的成员、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等担任兼职教师或校外法学实践的指导教师等。第二，发挥高校法学专业学生作用。因高职院校学生规模庞大，要比较充分地开展法律实践活动有较大的难度，高职院校教师普遍授课量大，在全程指导学生进行法律实践活动上时间和精力难于保证，因此吸纳高校的法学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担任高职院校法律教育的实践活动指导者，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点。法学院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对法理学、法律发展历史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其自身所学专业的部门法也有了一定的掌握，他们也需要实践与锻炼的机会，可以鼓励和吸纳这些学生担任高职法律教育的实践指导者，协助教师开发和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法律实践活动。如组织和指导高职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比赛、模拟法庭、法律宣传、“3.15”活动日、联系和带领学生旁听庭审等活动。 3.6加大对法制教育实践活动的支持 高职学生在学习上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能力比较强，因此在法制教育中，可以加大实践教学活动的设置。实践教学活动的增加将对场地、经费开支、教师工作精力等提出新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对这些新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软件和硬件保障。在软件上应当鼓励教师开发和实施法制实践教学活动，给教师减轻精神压力增加动力；在硬件上给予保障，开辟固定的场所作为法制教育实践教学的保障，如模拟法庭场地、法制宣传专栏、法制教学网站等；在经费上予以专项支持，以购买实践教学中需要的设备设施和运行费用，以及给予指导教师相应的课酬等。 作者：夏果平 单位：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基于优秀价值观的科研管理论文 1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现状 （1）个人层面——学术腐败的频现。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科研管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中，行政权力仍占据主动，一定程度造成科学研究人员学术自主权的缺乏，科研成果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也使得高校科研项目的申请、立项、结项的过程管理模式缺少规范的监督机制。更严重的是，部分学者自身存在的认为腐败低成本与高收益的扭曲的学术价值观，极大影响了我国高校学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社会层面——唯量唯利的学术市场化。 高校着眼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才能充分发挥高校开展科学研究的资源优势。但由于社会对高校科研管理的评价最终都落实在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上，是否为社会采纳成为评价高校科研管理成效的关键。在政府抑或市场更多参与高校科研管理的博弈中，政府已经逐步放权于市场。而且高校已经通过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科技孵化器、大学创业园等，为科研管理的市场介入提供了直接渠道。部分高校已经逐渐脱离原本单纯的知识传播与科学研究职能，慢慢演变成为混合、复杂的市场经济组织。而在国家重点强调高校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功能的同时，如何从社会层面对接高校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创新作用已愈显其重要性。 （3）国家层面——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受限。 我国多数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实践表明，小课题、小作坊、小成果已远远不足以支撑一所高校的科技创新地位。缺乏跨学科、跨院系、跨院校的创新集团军的现状，高校科学研究将难以形成矩阵式的创新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科研的集成优势以推进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从经费投入的角度来看，由于没有完全有效地将国家有限的经费集中投入到高校科研急需的重点项目中，政府投入的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益难以达到最大化，这也同样制约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2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构建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源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4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之间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通过“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做了最为明确的表征。在学术市场化的导向作用中，极可能导致高校迷失其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传承文化等本质职能的严重后果。只有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现在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的全局，坚持其对高校科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充分发挥高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创新动力的支撑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的高度契合的实质，就是针对高校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最高目标和最终归宿。 （1）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长期指导。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目的论，但同时也认为目的与人的发展具有辩证唯物的关系。当今正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大爆炸时代，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生产力，已经逐步取代了自然资源和资本等成为决定竞争结果的首要因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经颇具预见性地指出，知识生产力已经逐步控制，并逐步改造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度吻合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高校科研管理的长期指导，将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首要生产力，改造社会生活，为社会生活服务。 （2）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目标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一条摆脱羸弱贫困、走向富裕和辉煌的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下，必须要从国家层面审视高校创新科技发展战略和顶层规划，保证科研项目具有一定公信力，不屈从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和部门利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创建和完善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形成有利于科研人员潜心科研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保证宽松自由的创新科研环境，形成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和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 （3）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基础要求。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中社会优秀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基础要求中。高校科研管理的创新发展必须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才能真正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繁荣。坚持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可以为高校科研管理凝聚人心，增强高校科研管理内涵发展的原则性、规范性和计划性，切实增强科研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向性。 （4）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道德约束。学术市场化使得高校科研管理运作中的各个主体与市场、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高校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向同时关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多元化”价值体系倾斜，一定程度导致科学研究极易迷失方向，动摇科研管理的持续创新动力。而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中强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科学研究的社会道德，对传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重新阐释，通过塑造科学研究精神的道德约束，更进一步地强调他律与自律的结合。其中，一方面，利用他律——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高校科研管理评价机制和体系，将最大可能地消除目前评价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另一方面，利用高校科研人员的自律，推动实现高校学术道德机制和行为的内化。 3明确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定位 高校科研管理的创新发展是提倡实现科研项目在质量和效率上的双发展，亦即所谓的内涵式发展。只有将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定位于内涵式发展，才是高校科研管理实现均衡与优化目标的优秀诉求，也是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持和人才资源的关键。在高校科研管理创新的内涵式发展中，应更注重针对科研项目过程管理现实状况的评价体系的改革，积极探索符合高校科研管理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模式，突破制约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障碍，促进创新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还要积极探索打破高校与社会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与思路障碍，促进创新组织从分散、封闭、低效的方式向集聚、开放、高效的方式转变，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建立面向未来、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协作共赢的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作者：吴定会 单位：江南大学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视域下的企业文化论文 1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物质文化层面。 企业作为各类生产产品的制造者之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企业自由的物质设施等为主体的器物文化，它是以企业的物质形态为代表的处于表层的企业文化。 1.2行为文化层面。 行为文化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和各级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在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和业余生活中的各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 1.3制度文化层。 这个属于企业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层面，它主要涵盖企业管理机制、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制度文化层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是否先进的优秀层面，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1.4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层居于企业文化的优秀位置，它是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指将企业的领导和多数员工凝聚起来的大家所自觉认同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观念，它主要包括：企业优秀价值观、职业道德认知、企业精神等。精神文化潜伏于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次，它构成了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文化之优秀。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是由以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精神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状态、走向和水准，制度文化是一个纽带，它连接着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从企业文化的现实展开和社会体认来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辐射与体现。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融合渗透、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实现四个层次之间积极的协调配合，打造一个内涵丰富、坚实有力又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并广泛渗透的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要紧密伴随时代的发展节拍，积极借鉴和整合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优秀元素和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企业文化的建构中要越来越致力于将员工从过去被动式的存在转升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由自觉的参与和融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全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其内部的交流将日益发达，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文化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人的本质性需求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操作目标。企业文化在人性的主旨上，不应仅仅把人当作“社会人”和“文化人”，更应把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来提升企业的成长空间和打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2积极健康的优秀价值观是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石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的体系表现为一个“陀螺”型结构的形态，企业文化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构成了四个同心圆，四个同心圆由一个共同的中轴———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串接起来。按照陀螺理论，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企业文化的水准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优秀价值观这一中轴与四个同心圆的相互耦合程度。按照企业文化的陀螺模型理论，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居于主导性的决定地位，精神文化是灵魂，制度文化作为支撑，行为文化是显性表征，物质文化是发展的基础。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的灵魂，精神文化中最关键的基础和驱动是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按照管理理论，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企业主要依靠经验式的人的管理，当规模扩大时，则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要求。当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做大做强时，企业文化的诉求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如果缺失了精神文化的引导，如果只是对物质利益的纯粹追求，那企业的危机将时刻伴随。现代企业必须要在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能为了企业的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起到支配和统率地位，它主导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引导着企业的精神坐标，它也能够有效的抑制不利于企业及员工现实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标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优秀价值观。譬如，联想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说到做到”；海尔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飞利浦公司的优秀价值观是“客户至上、言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丰田公司的优秀价值观“上下一致，制成服务；开发创造，产业报国；追求质朴，超越时代；鱼情友爱，亲如一家”。 3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企业优秀价值观的向导，引领企业文化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优秀价值观伴随资本主义的早期、中期和现代时期的不同阶段，先后经历了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管理至上价值观和社会效益价值观等的变换，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到对管理制度的关注、再到对企业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个优秀价值观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进程。我国的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按照“三个倡导”，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应注重以下两方面： 3.1企业文化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 一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指引企业文化；要在企业文化中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员工自觉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塑造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我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培育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员工的“爱国”和“敬业”，最后必须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3.2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放到首要的位置，创造自由、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通过民主化管理给予员工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要依法管理企业，贯彻法治理念，公正对待每一位员工，切实树立“以企业的发展成果服务员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的先进理念。企业文化其本质上是人心工程，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培育，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要积极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一定要把党的十八大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自觉融汇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切实将企业的社会职责和自身发展实现最高的统一。 作者：朱晨静 刘思阳 杨莉英 宋春梅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 优秀价值观论文:认知情感教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摘要心理认知是积极倡导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方法，情感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手段。只有正确引导受教育者的心理认知，培养他们强烈的情感意识，才能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认同过程中的实效性和积极性。本文浅析了心理认知情感教育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针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心理认知情感问题，提出了一些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心理认知情感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对于加强人文关怀，进行心理疏导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认同中的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才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有效性，使“应然”和“实然”达到统一。 1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 心理认知，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它是人类行为中最基础的心理机制，其基本准则是强调知识的作用，心理认知的基本准则包括，要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态，用平和的心去看待事物，学会理智处事。具有怎样的知识和技能，就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怎样的行为。心理认同是个体心理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规范和情感认同上达成一致的认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心理认同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具体内容的了解和掌握，在心理认知过程中逐渐达成与社会规范一致的思想，使得自己的行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要求的行为。人们在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感受到高兴和欢快、气愤和憎恶、喜爱和崇拜等，这些都是情感的不同表现形式。情感是人的一种主观体验，是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人的高级情感主要体现在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要想达到这三者的情感程度，则离不开教育。情感教育，是与认知教育概念相对应的，是一种教育手段，其灵魂则是“情感”。情感教育的过程则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教育内容，采用一定的教育方式，通过进行某些教育活动，引导和促使学生情感领域发生新的积极变化，使其产生新的情感体验，并形成高尚的情感品质。学校教育是培养和形成人格的重要领地，因此，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关心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更应该注重学习时有什么样的体验与感受。 2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认同过程中的心理认知情感教育的现状分析 2.1认知上的浅薄性和功利性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接受知识、思考问题并转换思维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和可塑性，以及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但判断事物和辨别是非，尤其是遇事冷静思考的能力差。如今的大学生，是在时代转型和多元文化交织的大时代背景下长大的一代新人，他们由于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全面的理解，再加上学校到学校的过渡，缺乏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对具体事物的理性认知和思考，从而导致一些青年群体对国家出现意识上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快速发展和经济基础日益丰厚的今天，很多人向利益看齐，忽视了身边的善与美，丢掉了自己的道德和尊严，去换取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利益和权力。如为了得到奖学金和自己出国的机会，做表面的东西去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功利性则会很明显，对自己直接有利的知识突击训练，对威胁不到自己的考试则抱着糊弄过去的心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与其要求的价值观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2.2过程中的渲染性和多变性 理性的心理认知和感性的情感体验在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些大学生对于这一体系在认知上没有很好的把握和理解，稳定性不够，大学生情感丰富，对一些事物容易动情，思想上有很强的叛逆心理，易产生冲动行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中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是高尚的人格标准，大学生应该具有浓厚的情感，但是在实际的认知上由于环境和自身心理活动特征的各异，表现出了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系列的变动增加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过程中的难度。 2.3体验机制知和行的矛盾性 人作为一个独特社会人，经常表现出知和行的不一致性。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这种知和行的不一致性经常暴露出来。由于社会的发展，掌握的理论知识经常与实际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脱节，在成长中，学校教育占主导，而家庭教育却跟不上，有的甚至忽略这一教育，学生对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课本和课堂，实践的感悟就相对欠缺，这些联系的错位，使得青年大学生在价值认知和价值实践中出现知和行的不一致性。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有很高的要求，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让人无法接受的现象，小月月事件，老人跌倒事件，不让座挨打事件……这就是学生两面人格形成的一个导火线。有些学生有极强的爱国志向但缺乏行动，对于治国之道侃侃而谈，但却在网吧消磨应该奋斗的光阴；有些学生看到好人做好事被讹，就对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这种知和行的矛盾，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及时调和，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3心理认知情感教育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的有效运用 3.1开展学术性的理论研究，加强心理认知教育 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利用高校这一学术性研究的平台，充分展开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理论性的研究，对于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提出措施，扩展其外延。大学生不仅是接受知识的群体，还是思考问题的群体，重视其认知和认同这一主体地位，聘请在这一方面有很大成就的著名学者做学术上的报告，引导大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对于自己接受的知识多研究多思考，使其自觉的抵制错误观念。注重思想政治的教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要求严格，制订理论化、系统化、现实化的内容来回答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什么，通俗化的讲解，生活化的理解，则是每个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承担的任务，以理服人，才能加强认知的教育性和深刻性。其次，关注大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注重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将心理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将德与智完美地结合起来，逐渐构成其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思维框架，形成明确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3.2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强化情感认同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是否接受这种教育，愿不愿意将这种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教育者在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的过程中，更要注重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完善，努力学习和深入掌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容，给学生树立一个积极学习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榜样，使学生在心中由衷地佩服这位老师，，从而使得学生和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达到情感上的交流选择到理性上的接受，这不仅达到情感上的认同，还深入到理性的认知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传播者不仅是德高望重的老师，还有社会这一大导师的感染与教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呈现的榜样例子很多，而且这些榜样伴随着我们的学习历程，从孝道到治理国家，这些在理论上，给予我们更多的心理认知，但是他们的不足则表现在太理想化，使人望而止步。在大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要想对其进行榜样的教育，可以从身边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做起，这样可以使得榜样接地气化、生活化和大众化。通过在校报上刊登先进人物和优秀干部，这样可以在大学生中产生较强的感召力，激励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让学生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加以强化和发扬。 3.3结合实际，提升大学生需要驱动力 大学生的心理上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取向，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向。人在追求不合理需要的过程中容易形成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就业、人际交往、感情等具体问题引发的心理不平衡。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中，这种心理问题则不容忽视，引导学生接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取向，自觉进行自我教育，从而化解自己的不良情绪，保持身心愉悦。在高校开展相应的心理辅导教程，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程度的心理疏导，积极面对生活，正确对待感情，勇敢的挑战困难，将心理的认知转化为一种行为。现在的大学生自身的压力很大，毕业面对的是毕业论文和工作两大困难，连续的挫折就会使学生产生消极的人生态度。如何去提升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呢，其一，引导，引导是对大学生心理进行引导，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寻找希望。其二，培训。比如研究生的课程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书籍，但从这几年的就业趋势来看，用人单位偏向于经验性，所以，应该给他们相应的时间去讲课，锻炼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这样学生也就对自己有了一定的信心。 3.4进行情景设计和情感体验，加强实效性 情景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激发学生的情感，如学校的宣传部和电视台可以针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某一主题，进行采访和调查，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通过镜头的设计使其表现出来，设计一些生活化的问题，将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设计成一个场景，通过表演来感染学生的情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解。情感体验是情感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学生对于情感体验则有很多的方式，首先是开展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真理性的实践和体验，通过三下乡活动，深入基层去了解党的政策，了解社区民意，了解基层社会的文化，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使大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感，鼓励大学生创业和勤工俭学等，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生活能力，勤俭节约的美德。情感体验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论证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杨麦燕 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观念现代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推进全世界现代化的两个主要方面，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依赖于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这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这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当前价值观念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实现全社会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研究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对于加快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协调推动社会现代化，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引领 人的观念现代化是指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破除陈旧观念,树立符合时代要求并形成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观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旧的、落后的观念不断被淘汰,新的、先进的观念不断出现,最后形成一种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稳定的观念系统，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整个社会人的观念的发展与更新，促进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引领当时人观念形成与发展的优秀价值观，对于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纵观我国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都蕴含着这一时期的社会优秀价值观，并对这一时期人的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从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到秦国法家“耕战”思想，再到汉武帝时期以儒学为主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尤其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逐步成为当时和之后历代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观念，也包括当代社会的人，依然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审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是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在深刻汲取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品性与传统、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当代现实，顺应时展，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反映民族特色与时代潮流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引领人的观念现代化的优秀价值观，推动了我国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换。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具体的价值目标，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导向，在当代中国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中居于优秀地位。因此，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人的观念现代化中具有很强的统领和引导作用，是当前中国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 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最崇高的精神追求 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现代人形成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主动迎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塑造与时代相符的价值观念的过程。观念的现代化作为现代精神文化的表征,既是现代人格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精神源动力。观念现代化在人的现代化中处于灵魂和统帅地位,发挥着指导作用，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都受到观念现代化的制约、支配和引导。观念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优秀价值观的不同，观念的现代化所倡导的精神追求也会有所不同。近代，文艺复兴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改革唤起了人的自信和尊严,启蒙运动用理性引导人从愚昧中觉醒,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新事物层出不穷、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发奋进取、勇于创新、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观成为了这个时代现代化观念的“宠儿”。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在当代中国引导着不同阶层发展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社会成员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有利于调动一切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提供无限的动力支撑。因此，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导向，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最崇高的精神追求。 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 有什么样的优秀价值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现代化目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推进，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原有的观念现代化发展目标，构建起“一元主导、层次鲜明、包容多样”的适应新形势的观念现代化的新目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战略布局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发展目标就是经济上越来越富强，政治上越来越民主，文化上越来越文明，社会和生态上越来越和谐。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新的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拓展了新的提升空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强，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维护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当代中国，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要进一步全面推进思想解放、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为激励人们发愤图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的要求，是从社会主义公民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如何在当前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的背景下,立足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加强全体公民的价值观、道德观教育，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提升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需要,从公民层面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最基本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和价值理念的新发展。 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如何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现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学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时代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拓展，有学者列举了很多具体的内容,如开放的心理、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勇于改革创新的心理;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心理;自由和守法相统一的心理;普遍的信任感等等。在概括一些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我觉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的现代化。主要是指挣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包括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合作观念和效益观念。其次是政治观念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相适应的观念，包括民主法治观念、政治参与观念、人权观念和自由观念。三是精神文化观念现代化。主要指人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地实现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教育观念、人才观念等。四是社会和生态观念现代化。主要指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树立起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相处的观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是在对以上一系列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的排列组合的基础之上，提炼出的能够用于引领各类社会思潮、凝聚各种社会共识的优秀价值观，其主要内容虽然仅仅24个字，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涵盖了人的观念现代化所有方面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是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不仅是我国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目标，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道德准则。因此，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提升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推动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社会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更是凝聚社会民众力量，攻坚克难，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人的观念现代化也有利于助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人的观念现代化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就在于人的现代化的观念能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无形的力量，这是由思想意识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决定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的观念现代化作为转变人的思想观念、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的一种实践活动，就是在理性引导下实现其特定目的与价值追求。这种理性的、有目的的追求，在我国现阶段就体现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培育与践行。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同传统观念实现最彻底决裂原理、人的自觉能动性原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科学依据，从分析人的观念现代化这一基本范畴入手，关注“现实的个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发展变化，总结出潜藏在现代思想观念发展趋势背后、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规律，用于加快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促进社会发展。 五、结语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兴国之魂”，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必须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优秀和统领，通过人的观念现代化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变为13亿中国人的普遍实践，通过13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实践全面提升整体社会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作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切实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作者：杨旗 单位：中共临汾市委政研室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生物学科论文 1生物学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涵 生物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也是农林、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及其他有关应用科学的基础。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致同学们”中指出:“对人类来说，生物学的确太重要了!现代农业离不开它，医药卫生离不开它，环境保护离不开它，生物技术产业离不开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与生物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本身是生命体，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正是由于生物学课程的课程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其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和重要性。生物课程价值观教育主要是教育学生正确地对生物和自然界进行价值判断。人教版《新课程实验教材精粹选评(生物卷)》认为，生物的价值主要包括生物的物质价值、审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与生态价值。优秀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学科价值观只是优秀价值观的部分体现，学科价值观教育需要在优秀价值观的统领下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生物学科的培育和践行可以体现在更广阔的范围，生物学课程除了生物价值教育以外，还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教育、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观教育、科学思维与科学思维习惯教育、科学哲学教育、自然哲学教育、技术哲学教育、科学审美教育、科学人文精神教育等许多方面。 2教材的价值观教育资源 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中隐含了很多学科价值观教育的资源。例如，第八单元的题目是“健康地生活”，在该单元里，教材通过安排学生亲身参与解读药物说明书、调查当地常见的传染病、设计旅行小药箱、模拟练习急救等活动，培养学生防病治病和救助他人的能力;通过资料分析、调查和实验等探究活动，倡导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学生认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各种行为习惯，如青春期卫生、饮食、起居、日常生活安排、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都与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健康生活和珍爱生命是分不开的，珍爱生命还意味着学生应该认同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观点。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合理营养、预防疾病、拒绝、积极锻炼身体;还要关爱他人，尊老爱幼，平等对待残障人士;还要自觉爱护生物，从自身做起，爱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倡导低碳生活，坚持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初中生物学教材把人、绿色植物和其他生物全部放在生物圈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去研究、描述，突出了生物与环境是统一的整体的思想，并指出“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今天欣欣向荣的生物圈”，引导学生认同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生物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以及保护生物圈，人人有责”等观念。通过“拟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计划”，直接提出了每位公民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应尽的责任，处处体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高中生物学教材中有很多有关生物技术的内容，例如发酵技术、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生物学教师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竞赛和综合实践活动，开展校本课程的研究，可以引导学生有机融入和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体验与实践。生物学教材中大量的文字、图片、活动，无不体现出生命美、生命科学的美，陶冶着学生的科学审美观。生物学科的内容体系也传达着生命的系统及其层次，以及科学实验、探究的重要性。 3体现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和评价 生物学实验是最能体现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活动。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对实验的态度可以为学生树立价值观教育的楷模。对于定量实验，如果不按照量的要求操作，就可能无法出现预期的实验结果;对于定性实验，由于各种实验条件的改变，也可能出现失败。因此规范、客观地开展实验是最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求证的活动。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尊重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可以培养学生大胆质疑、改革创新、敬业、诚信的品质。同时，实验的开展和对实验材料的使用和处理又可以充分培养学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情感。例如，初中教材在实验的提示中提出在学生完成实验后，鼠妇、蚯蚓等实验动物都要放回它们适应的生活环境中;在实验“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过程中要求学生用浸湿的棉絮包裹小鱼，以便小鱼生存，实验结束后要求将小鱼放回鱼缸。学生通过学习教材内容和动手参与实验，在不知不觉中就培养出了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担负的工作往往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社会越来越需要能够与人合作的人才。生物学科是实验学科，教材安排了大量的实验、探究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合作学习的必要，如果教师再加以正面引导，学生就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情绪，采取主动的行为，形成一种良好的研究氛围，让每位学生都感受研究和合作的乐趣。生物学课程目标包括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教学评价需要兼顾这三方面的目标，而情感态度价值观和能力目标的评价对学科价值观教育尤为重要。让教师、学生、同伴、家长等多主体参与，可以使评价成为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商的活动，可以使参与者在沟通和协商中共同成长，这与合作学习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重点是进课堂。生物学教师在充分认识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后，可以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和教育评价的作用，在课堂上教、在测试中考、在评价中评。例如，在区域统一命制的质量监测试题中增加与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相关的试题，在区域教研的研讨课、公开课评价标准中，增加体现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标准要求。通过多方面的渗透，学生的学科价值观和优秀价值观将会得到很好的培养。 作者：刘艳红 单位：广州市萝岗区教育科研与发展中心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校园文化论文 一、现阶段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困境 (一)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欲世界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于大学生的辨别能力还很不完善，所以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在高职高校中逐渐蔓延，造成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学校也没有做好自身的文化建设工作，功利性比较严重，过度的推崇大且全的教育体系，不利于专职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学生中，受价值利益的影响，学生之中攀比现象较为严重，挥霍父母的血汗钱;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功利性对学校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校园文化的内涵在逐渐的流失 高职院校最重要的是文化内涵，但是随着物欲世界的不断发展，学校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流失，如今学校在不断的重视硬件设备的建设而忽视了软文化的建设，对于教学的设施设备却还是比较落后的状态，在如此大环境之下，校园文化肯定会逐渐的向功利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校园文化活动缺乏丰富性，部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仅限于晚会以及各项比赛等，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化。 (三)道德传统思维的逐渐消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也在不断的融入我国传统文化中，大肆的崇扬西方的文化，而逐渐丧失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以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对学生以及教师的道德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教育。 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强 高职院校的发展不但与校园物质文化有关，更与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高职院校的教育要与企业的文化结合起来，建设技术型思维新型人才，所以，校园在对学生的激励、约束、凝聚等功能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有利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的教育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党中央提出的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所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引导，它能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起到引导作用，使学生建设适合自己的思想发展理念。 (三)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 高职院校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型的技术型人才，学校在教育培养阶段要注重学生的知识、道德、技能的一系列的系统的培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引导学生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的养成，也有利于学校认识培养发展的重点，这样才能全面的实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素质的培育。 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建立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改变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的功利化的教学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办学理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职院校，所以学校应该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自己发展的理论基础，确保社会型人才的培养，不断的增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以及教师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价值观，注重人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不断重合，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专职技术人才。 (二)运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建设积极的校园文化 对于积极校园文化的建设，学校就必须结合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如可以在学校贯穿落实爱国精神，使爱国精神这一理念贯穿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营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理念。除此之外，还可以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每个校园文化都需要新鲜事物为其注射活力，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也不例外，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文化热情，使学生的思维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在现如今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三)不断增强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建设 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的建设主要是指在长期的积累之下有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建设的相关内容，硬实力指的是校园的规章制度以及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安排等等，对于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要注重学生知识教育，还要重视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学生以及校园的文化建设，所以，学校在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时，还应该逐渐的渗透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价值理念，这样有利于学校文化建设。结束语现阶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关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有很多，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途径也在不断的变化，只有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高校发展的理念指导，才能有利于高校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 作者：吴炜 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精神文化论文 一、大学文化之魂——精神文化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化 同志说过：“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弱则国弱。”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国家的主力军永远是青年大学生。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国民素质都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然而，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思潮传入到我国高校，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体制有待完善，因此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浪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主义甚至丧失人生信念和信仰的心态消极和颓废的现象，长此以往这些都会影响着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同时，这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由此可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建设，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高校的主要任务即培养为国家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杰出人才。 2.培育特色大学文化需要精神文化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关注，因为社会需求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以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失业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高校大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美化高校校园环境、购入一大批新型实验仪器和增强师资力量等。但是，大部分高校仅仅重视加强学校硬件的建设，目光只锁定在美化校园、更新科研设备等外在的因素上，却忽视了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大学文化才是高校真正的魅力所在，由内向外地散发着吸引力，独特的大学文化才是一所大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不仅是“硬件”过硬，“软件”也是十分出色，这两所高校对培育大学精神文化十分重视，他们不仅是全国学子向往的学府，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人才，称得上是成功的大学。因此，高校要提升在如今社会中的优秀竞争力，就必须抓住培育大学精神文化这项工作，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3.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需要精神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属于亚文化的范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是中国软实力，它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生产，这也是国家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视为重点发展对象的原因。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力量，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主人，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不断从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大学生在高校感受到了具有先进超前特征的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是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精神文化的建设。 二、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1.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遵循的理论。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历任伟大领导人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坚实力量，大学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阵地，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也必须紧跟国家步伐，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其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文化发展，大学生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问题、认清国情和感知世界，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艰辛长久，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才能奋发图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国梦。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坚守的，也是社会成员共同的追求。中国梦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所有的理想构成的，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怀揣着这个理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到经济基础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行得通的，是可信的。大学必须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当然，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位学生和教师都认识到，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共同理想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说过：“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所以，必须要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实现了社会理想，个人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个人价值才能得到实现。高校要鼓励大学生和教师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实际上也是他们个人的理想，进一步确定共同目标和坚定人生信仰。在革命时期，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坚守着全国解放的共同理想，他们不畏牺牲、勇往直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付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拥有了共同理想，就有了强大的前进动力，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一定会实现。 3.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优秀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融入民族的气节、风范和日常生活中。当遇到困难时，这个民族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精神都彰显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早就融入所有中华儿女的心中，他们会凭借这两种精神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凝聚他们的力量，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由于，多元文化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一部分大学生慢慢地开始失去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因此，大学必须重视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的同时，开展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教育。民族精神体现了大学生是否爱国，时代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大学生没有了时代精神也会被时代所淘汰。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重视他们的重要性。高校也应通过各种方式来培育大学生，使他们感受到大学精神文化的优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使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 4.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基础 “八荣八耻”的主要内容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同志看望政协委员时发表的讲话，不单单是给这些政协委员讲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讲的。“八荣八耻”简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大学生必须义无反顾地遵守“八荣八耻”，时时刻刻用它来鞭策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这也关系到国家的整体素质和国家形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专业知识，但是外界的不良因素不断地影响着这些自制力和抵抗能力较差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为就业不顺开始自暴自弃，或是喜欢上奢侈享乐的生活，这些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因此，高校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要让学生尽可能全面地学到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纠正大学生在人生观或是价值观发生的偏差。开展大学精神文化教育，所有的课程应当建立在“八荣八耻”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顺利地开展教育工作，才能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提供助力。 作者：蔡海燕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大学生党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一)发挥党支部力量，努力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再教育 1.完善支部组织监督管理体系 目前，很多高校的学生党支部都存在着虎头蛇尾的现象。在入党之前对学生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入党以后，便缺少相应的制度监督，使得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不能够很好的提高。为做好大学生党员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必须完善支部组织监督管理体系，以实现对学生党员的长期有效监控。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必备会议，全面推进公平公正，让学生党员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带给自己的影响；可对大学生党员进行年终考核，从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进行全面测评，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奖罚，以及进行自我评议、支部评议等。此外，大学生党员受到年龄、心理发展和实际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在价值观形成方面很容易发生偏离，所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对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2.开展主题鲜明的特色活动 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依托，各党支部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以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好的呈现出来，以增强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同感。大学生正值斗志昂扬，充满活力的年华，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特色活动当中，以更加新颖的方式更好的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例如组织同学开展主题鲜明的理论知识宣讲活动，以及就时事政治问题、社会热议话题等开展宣讲。这将着力培养大学生党员的创新服务意识，更好的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以此来带动身边的大学生群体更好地领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3.利用网络开展教育活动 如今网络已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和学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党支部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作为先进性教育的有效载体，利用网络开展教育活动，如通过微党课、微信公众账号、网站、论坛等多种形式扩大教育交流平台。通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有效宣传，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转化为大学生所关心的现实话题。它们贴近实际，互动性强，寓教于乐，让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其中，使其逐渐融于生活，规范自身行为。 (二)依靠自身建设，力求使价值观与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 1.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 武装头脑积极有效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必须有强大的理论知识作基础。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必须要做好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学习，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党支部组织的常规学习之外，更要主动寻找学习机会，通过网络、书籍、报刊等加强自身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理论学习，提升个人的党性修养；也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学习小组，定期进行学习，相互沟通，发表个人言论和观点。相互监督，相互补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地提升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识和领悟，让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真正树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用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 2.严格要求自我言行，以身作则 学生党员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学生党员要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切实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做人做事必须脚踏实地。在日常生活中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为广大学生群体树立起一面旗帜，真正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带动身边同学进步的同时，同样能够使得自己的党员形象更加鲜明。所以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是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与大学生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的充分体现。 3.自觉投身社会实践，锻炼自我 对于大学生党员来说，发扬奉献精神，加强道德修养，重在自觉和践行。为带动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应以彰显理论性与时代性为原则，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并自觉投身于社会实践。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党团生活、社会实践有机的结合，既是知与行有机统一的过程，也是内化转化、体现外化外化推动内化以及巩固内化的过程。开展有效的实践活动配以理论学习，能使大学生党员得到巨大锻炼，充分体现其价值观，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信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大学生党员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是目前高校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大学生党员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各大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以实践性、体验性、陶冶式的教育模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渗透到大学生党员的日常生活中，走好培育学生党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第一步。 作者：刘景伟 王启云 姜桐桐 马英 郑琳 周美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
社会道德论文:道德建设社会管理论文 一、“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成效与经验分析 由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创办了“善行河北”官网，将发生在河北省各地的先进人物的善行义举、典型事迹予以弘扬与宣传，引领人们见贤思齐，将抽象的道德理论春风化雨润入人心，把枯燥的宣传标语形象化、实践化，焕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呼吁社会的文明风尚。这一举措能无形地提高了民众道德素质，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能达成如此良好社会效应，分析其成功原因有：第一，利用各级各类宣传阵地：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传。借助新媒体平台，微博、短信、彩信、图书、视频、歌曲、动漫等新颖的宣传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不间断的宣传，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力。第二，构建专用网络平台：河北好人网、善行河北官方微博等，使“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备受关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道德故事将抽象的理性认识外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继而将情感认同转化为自觉践行。 二、“善行河北”道德实践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 社会管理是多层面、多因素、多路径的，从道德建设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软方法”之一，需要我们长期地探索研究，类似“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实现了道德建设的“虚”功实“做”、“文”活“武”练、“软”实力“硬”打造，为社会道德建设的推进提供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必须树立科学实用的道德标准，只有科学实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标准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必须强化实践理念，化抽象的理论为生动的案例示范，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第二，必须搭建道德互动平台，为群众参与提供便利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动平台，可以做到践行道德规范、参与道德评价、自我价值体现。第三，道德建设必须形式新颖、体系完善，逐步形成从组织协调、过程推动到督导检查、激励约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尤其要建设一套奉献与回报一致的机制，马克思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所以说，道德建设体系必须通过体现“善有善报”合理状态，才能更好地推进整体社会道德的进步。“善行河北”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善行河北”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效培育和发展了各种社会组织，提升了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较为缓慢，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强，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提升其社会管理的能力，从而不断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效地充当政府与公民的中介，推进政府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动培养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动满足群众的道德诉求，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善行河北”活动体现了民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使民众找到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为了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第三、“善行河北”活动维持健康的社会道德秩序，倡导高尚的道德价值，创造优良的道德风尚。规范了社会行为。使人们普遍获得道德认同，接受道德规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关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思考 善行河北活动表明：在社会管理方法和模式选择方面，采用基于道德的软性模式更符合当前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以社会“软”管理带动“硬”管理，形成自律与他律互补和促进的良好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第一，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从直接控制转变为法律、政策的引导和协调。“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服务方式及服务内容；培育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管理的新主体——网络共同体建设（虚拟社区），搭建公民参与平台；建立省、市、县各级“服务指导委员会”、“志愿服务基金会”、群众性的“好人后援会”。第二，构建社会管理新机制：建立民主监督机制、规范社会治理的操作过程。建立基层人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道德评价、诉求表达及反馈机制，建立通畅的信息采集和传输系统，拓宽诉求表达渠道，满足群众诉求的需要，不断分析诉求表达趋向，同时获取反馈。构建社会化公共服务机制：包括政府供给，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中尤其注重弱势群体，体现人本关怀与和谐。健全矛盾调处机制，用道德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在稳定中化解矛盾。创立道德文明社会引导机制：制定道德规范，并且实施一系列道德文明工程；树立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加强制度建设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促进人们遵守社会制度。 作者：李岩清 夏迎秋 卓丽杰 徐少璞 单位：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主义道德修养论文 一、道德是非观之辩和判断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时期，似乎道德的力量减退了，从“宁可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在单车后座上嬉笑”之类的拜金主义，到“郭美美炫富事件”、“小悦悦事件”、“药家鑫案件”等，若干道德缺失的社会病蔓延，仿佛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只有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匮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道德进步，同时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会干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影响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党的十七大，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方略，道德文化也相应被提升到更高层次，就是要克服人们对于道德追求的迷茫和悲观情绪，感受浓郁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氛围和时代气息。那么，我们如何来评判一种行为，一种观念，一个事件的道德与否呢？笔者以为，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国民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强调的“三个倡导”指向十分明确，每个层面都对人们有更具体的价值导向，是实实在在的要求，规范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便于遵循和践行。培育和践行优秀价值观，为推进优秀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切入点和工作着力点，有利于更好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现了我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我们不能仅以是否违法犯罪作为自己的道德修养标准，因为法律是最低道德标准，我们要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来判断行为善恶，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 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主要作用 修身养性本身就是我们身心健康的重要形式，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即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加强了社会公德方面的修养，我们的公共生活就有了公共秩序，社会正气得到了弘扬，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就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我们加强了职业道德修养，我们就能树立起崇高的职业理想，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连，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乐于奉献。我们加强了家庭道德修养，我们的亲情、爱情、婚姻就能沐浴在爱的温泉，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推动和谐家庭、和谐社区乃至和谐社会建设。由此可见，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一是可以提高认识自我的水平，提高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一个自觉自省的过程，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二是可以调节心智，丰富自我。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个内心充实激情受人尊敬的人；三是可以构建和谐，打造富有战斗力的团队。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企业员工应当具备良好的修养，凝心聚力，变个人优势为团队整体战斗力，进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四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追寻道德源泉本身也是一种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个体对于他人，对于社会的付出和奉献，又为自己实现更大的人生梦想奠定了基础。 三、加强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道德的光辉照耀心灵。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及个体责任、社会责任越来越紧密，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等关系，实现和谐共赢是我们的阶段目标之一。同时，我们又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整个社会倡导的尤其是共产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应坚定的理念。将自己的道德水准定在这个水平，我们的道德修养才能具备高尚的特质和时代的特色。第二、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让道德的力量更加强大。诚实是一种美德。不够诚实的人，很难想象他能一副假面具来赢得周围人的信任，最终摔倒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同时诚实应该是道德修养的底线，是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诚实让你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包孕出你的理想之花精彩绽放。第三、廉洁从业，克己奉公，让我们的心灵更加洁净。笔者非常欣赏安徒生童话里的一句话：“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虽说时下的社会，各种诱惑很多，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一定的市场，物欲横流冲击着人们的传统价值观，个别腐败案例着实反映出党风廉政教育不够深入，打击惩治腐败还需加大力度，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倡导廉洁从业，廉洁自律，做一个遵纪守法，克己奉公的人。我们社会的主流是大唱廉政之风，大唱崇尚理想，大唱精神追求的，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和人民的共同心声，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第四、自觉向道德模范学习，让我们的精神境界更加高远。道德模范们出自各行各业，既有普通的农民，基层干部，退休工人，也有解放军战士，科学家，等等，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有的小到举手之劳，有的大到撑起共和国的脊梁，蕴含的道德光芒和精神力量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他们的事迹是我们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自觉地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作为，学习他们的风范，像他们那样做人做事，我们也能成为一名道德楷模。第五、自觉实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优秀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行动。只有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把“三个倡导”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增强自觉奉行和日常践行的能力，就能够进一步增强我们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养成。总之，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个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是个提升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我们应当把握时代的脉搏，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恪守自己的道德准则，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真诚奉献社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黄大叶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主义下的职业道德论文 从前众口皆碑的美德，如团结互助、先人后己、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很少听到赞扬声，而原先众口皆贬的劣行也很少听到批评声。舆论的倾向性无疑对人的行为起着导向的助推作用。“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各顾各的处世思想，不论是非，也使得道德评价失落，道德环境走样。某些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和相互仿效，不能说与舆论倾向的偏差没有关系。五是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是行业不正之风形成的历史根源。封建道德在我国影响很深，今天我们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特权思想、专制作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权谋私，本质上都是封建遗毒的反映。资本主义“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在我国也有很深的影响。这就使社会干群中某些意志薄弱者成为腐朽道德的俘虏和金钱的奴隶。职业道德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它既是行业控制的辛勤使者，又是播种行业新风的光明使者。它通过对人的心灵的感召而整治各行业乃至社会，又在各行业乃至社会的整治中净化人的灵魂。克服和纠正职业活动中的不正常关系和行业不正之风，是促成社会新风尚的重要环节。因此，应当从道德方面着手“正风”，并认真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从思想上消除导致行业不正之风的因素。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对从业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道德影响，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品质的过程。它是影响职业道德风尚发展、变化的直接因素，使一定社会和一定阶级的职业道德得以转化为从业人员的内在品质。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提高认识和培养行为习惯相结合。职业道德教育还应同各行业、各单位以至各部门的内部改革结合起来，保持经常化、制度化。通过职业道德教育使人们懂得自己从事职业的社会意义，自己在职业活动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懂得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和社会。这样，在道德法庭和“心灵审判官”的监督下，使更多的人遵守道德规范，自觉地克服不道德行为，抵制行业不正之风，使我们电力企业的职工解决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问题，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 第二，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从业人员，防范行业不正之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职业活动中处理各种道德关系时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在我们电力企业来说就是为用户服务，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职业劳动和社会主义的团结协作。在这个原则下，各行各业应针对行业特点，结合自己的职业心理、职业习惯、职业传统和职业责任，从本行业的要求出发，制定和发展各种职业道德规范。职业道德建设是群众的“自我改造”和“自觉锻炼”，要注意发动职工总结经验教训，对照正反典型，使职工真正认识到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并将其概括成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易记易行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成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自我约束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效应，起到行政和法律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 第三，开展道德评价活动，弘扬道德楷模，抨击不正之风，充分发挥职业道德舆论的导向作用。职业道德舆论是对人们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一种社会舆论，凡是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它的支持、鼓励、赞扬，从而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巩固这种好行为；凡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就要受到它的批评、指责、鞭挞，给人造成一种强大的精神上的压力，促使他改变不道德行为。这种外在的强制对于遏制和消除行业不正之风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使一切不文明、反社会的行为和行业不正之风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或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职业道德舆论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是人们的议论，单位内的表彰或批评，以及报刊、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要正确合理地引导道德舆论，净化舆论中的杂质，要创造一种敢于直言、公正评价人们的职业活动，扬善贬恶，扶正抑邪，以监督和保证人们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的要求，符合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时代的要求。 第四，克服职业道德淡漠现象，形成一个讲究职业道德，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良好职业风尚。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职业道德观念淡漠，以权谋利、以职谋私的行业不正之风盛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拜金主义”及某些政策失控产生的利益导向偏差，是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淡漠致使一些人丧失了职业道德。因此，要从人的心理需要和利益引导入手，把他们的信念真空充实起来，造成一个尊重和赞许职业道德行为的工作环境，提倡一种切实可行的不局限在物质需要上的更充实的生活观念。要从根本上扭转忽视职业道德的倾向，把职业道德强化为纪律，使从业人员培养健全的劳动观，形成牢固的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直气壮地宣传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理直气壮地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气，要发挥领导和党政机关的模范作用，领导不仅要重视本单位的职业道德建设，还应带头遵守道德规范，带头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克服腐败现象，做到勤政、廉政、优政，成为各行各业讲究职业道德的楷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系列讲话精神都强调：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由此可见，党是十分重视抓好职业道德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近期，执政者或是理论学者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观，让我们以此为动力，努力把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抓好吧！ 作者：杨永红 社会道德论文:道德对社会的影响探析 作者：尹丽娟 胡龙华 单位：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赣南师范学院 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是能够起到一种充分有效的激励作用的，因为它符合人的利益驱动的本性，因而能够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道德失范使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但这种重新配置资源却是以严重社会不公为代价的，它使极少数人以非法的手段聚敛起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使弱势群体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其结果必然是加速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使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而这种结果，对于位置较低阶层的人来说是十分不公的，这必然会使其产生诸如不满、怨恨甚至是反抗的情绪，以至于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恶性互动，这对于有效的尤其是持续的社会合作十分不利，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威胁社会的安全运行。如前所述，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较为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从制度层面来看，它是对社会现有的制度约束体系和道德原则、规范的一种违背和破坏。而在更深层次上，从人的角度来看，它是人们道德信仰失落的表现。 当前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较为普遍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不仅是一种静止的、阻碍社会良性运行的障碍，而且是一种具有能动力量的社会破坏力量。因为从现象上看它是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某种违背，从实质上来看，却是对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不认同甚至是否定。它一方面表明了人们内在精神世界意义系统的动摇和失落，另一方面，在其“失范”的过程中，不但会不断侵蚀着“失范者”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且还会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与观念起到某种消极的示范作用，甚至会以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对社会精神和社会价值体系提出挑战。也就是说，道德失范会引发人们和社会的道德信仰危机。在现象层面上，它显现为“道德失范”。在实质上，它是一种关于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深刻的精神危机。道德信仰危机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作为调节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实质上所调节的是关于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关系。换句话说，道德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态度，它表明了“应该”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这个“应该”就是大众所普遍认定的“公平”、“合理”和“正义”，它分配了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同时也预制了理想的社会关系与基本秩序。能够按照“应该”标准做人做事的人被认为是具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人，而能够体现和贯彻这些“公平”、“合理”和“正义”的社会就被认为是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一旦人们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置道德于不顾，任意践踏道德规范，就必然会危害人们之间的正常的、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从而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其次，道德信仰危机影响了社会安定和团结。对于社会群体来说，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会产生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真正维系整个群体的纽带，因为它使群体成员变得十分接近，产生具有共同奋斗目标的凝聚力，从而形成坚强的群体。“信仰的作用从理论的高度可以概括为‘凝聚力’三个字。正是这种凝聚力规约着人们的选择，使人们在多元的人生道路面前毫不犹豫地走向正确之路，而且确信这种选择是最佳选择。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而一旦发生了道德信仰危机，人们就失去了共同的道德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就必然涣散人们之间的内聚力和凝聚力，这使得社会机体得以整合和维系的力量被削弱，同时也会破坏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价值认同，最终将会影响人际关系团结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对于处于道德信仰危机的个人来说，他们的道德情感处于麻木、困惑或缺失的状态，相应地其道德生活的动力也处于欠缺或扭曲的状态。其行为选择不是出于责任心或道德义务感，而是出于对个人利害得失的权衡，对于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的事，即使对他人和社会大有裨益，他们也不愿去做。其行为选择的主导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趋利，二是避害。 总之，在不同领域里的道德失范现象，一方面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会使人们对社会现状更为不满，而这种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积聚到超过社会承受力度的时候，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使社会整体结构与秩序发生紊乱甚至是畸变，进而威胁社会的安全，也会破坏与瓦解当前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付诸的各种努力。最后，道德信仰危机败坏了社会风尚和秩序。在道德信仰危机的发生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逐渐麻木、淡化、消失甚至走向反面。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价值系统的崇敬感、神圣感没有了，而新的道德理想的召唤和约束还没有建立，人们普遍感到困惑、迷茫、彷徨、焦虑甚至是理想和价值的幻灭。人们不再满腔热忱地称赞道德行为，不再仰慕高尚的道德人格，也不再疾恶如仇地去揭露、谴责和批判坏人坏事并与之展开斗争，而是置若罔闻、避而远之。当自己做了背德之事时，不是感到羞愧、内疚和自我谴责，而是只要不被发现和制裁就暗自庆幸。总之，当前人们这些道德情感缺位的具体表现以及这种错位伦理观的存在和蔓延，久而久之就会严重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而社会风气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有一个社会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相应地，在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社会道德论文:小议道德和刑法对社会的实用性 作者：左勇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 刑法除了制定和实施对于每个公民须一视同仁，更不能允许国家权力通过刑法对公民权利进行不当剥夺和侵犯。只有有了“良法”，人们才更愿意去遵守，这也是社会和谐构建的基础和有效途径，因为“良法”不仅易得到人们广泛认同和普遍遵守，其通过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惩罚来警示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使得人们的行为不致向“恶”。而在这里，“良法”的标准，应该从法律所服务的对象和代表、体现的利益性质来做出判断，这就涉及刑法的本质，具体内容在后有专门讨论。在对人们行为进行调节时，道德靠人们的自律来遵守，而法律是通过外部的强制来实现。但二者并非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前进，人们对于“恶行”的理解和评判标准会发生改变。例如，在以前将“通奸”行为规定为犯罪，而随着人们对于此类行为的认识的变化，现在不将其规定在犯罪之列，甚至连一般违法都算不上，它纯粹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再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倒卖”一般商品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而现在在我国确认市场经济地位后，此类行为属于完全合法的行为(当然倒卖法律限制和禁止流通的物品除外)。同样，以前的违反道德和一般违法的行为也可能上升为犯罪。例如，对于“醉驾”行为，在没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下，以前只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自从2011年5月1日后就被上升为犯罪行为等。又如，在一般的语音伤人的行为，可能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而这种用语音对他人实施伤害在公共场合下实施，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就属于犯罪行为。刑法与道德的相互联系和可以相互转化的现实告诉人们，刑法的制定是建立在具有广泛社会伦理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之上，它不能离开道德和伦理基础而单独存在。所以在刑法定立的过程中，是否应当将某一行为作为犯罪来加以规定，必须考虑民族可接受的道德和伦理现实。例如，在一些国家，将行为认定为一种合法行为得到法律的认可;而在我国，这种行为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组织行为等)。 道德对于刑法等法律意识形成的负面影响 在道德与刑法的关系中，由于刑法等法律属于道德的底线，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也是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等法律对于人们行为正面意义的引导有时并不跟道德同步，也即，有时刑法认可的行为，却可能要遭到道德的否定。例如，将安乐死行为定性为犯罪，就可能不为所有人接受。又如，女行为人由于长期遭遇家庭暴力，在寻求公力救助无门的情形下，将侵害者———自己的丈夫伤成重伤的行为;无钱给自己的父母治病，通过偷盗药物的方式来尽孝道的行为等。盗窃犯Giacosa说:在世界上有两种正义，一种是“自然正义”，当他把偷来的东西分给一些穷人时就是在实践这种正义;另一种是“创制正义”，它是受社会法律保护的［1］132－133。产生这种道德与刑法价值不一致的情形，原因主要在于:首先，道德与刑法等法律属于不同的评判标准和分属于不同价值体系。道德是以人们长期以来自发形成的正直和怜悯等自然情感成为共同认同的价值基础体系，属于维系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原始情感纽带，以人“性善”为假定前提，以人是否“性善”作为评判好与坏的标准;而刑法等法律是代表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为出发点，以人“性恶”为假定前提，以是否违反刑法的规定作为评判“性恶”与否的标准。其次，评价主体不同。道德评价的主体是人们自身，在没有任何外部强制下的对于某一行为，根据自身的经历所做出的评价，这个标准可能会因为不同人的不同经历对于同一行为，得出好与坏的不同评价结论。尽管如此，刑法对于破坏正义和怜悯情感行为的打击(自然犯罪)［2］，以及对其进行的保护，这种正义和怜悯情感在任何时代都成为人们共同的道德价值基础。道德对于劝导人们向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是具有良好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充斥着不友善的社会能够是一个安宁和谐的社会。在此层面上讲，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对于人们道德的教育和培养，这是社会秩序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试图单纯通过对于人们进行道德的“教化”来达到人们自觉维护和遵守社会共同生活的准则远远不够，这不仅是因为刑法和道德的诸多不同，导致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也是因为道德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刑法意识的形成。社会道德的高尚和人们的自律的程度，往往跟一个国家、社会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经济基础直接相关。所以，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单纯通过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把提高整个民众的文化素质跟社会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公民的文化道德修养和素质，并不能通过单纯的说教来实现，更要通过法治的规范和示范作用———对于犯罪行为的有效惩处及对合法行为的肯定来引导。而一味强调道德教化，忽视法治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意义，以期来实现社会的和谐，显然是和谐国家建设的乌托邦。因为它缺乏对于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犯罪行为的有效打击，社会公平、正义价值不能真正树立。从这一层面上讲，道德的建设在淡化人们的法治意识的同时，也削弱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刑法通过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和保障，在引导人们做出行为正确方向的选择中起着最后屏障作用。 道德建设与刑法作用的互动关系 如上所述，单纯依靠道德的建设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谐是行不通的，但并不是说二者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是根本不相容的，只重在表明二者在不同领域、在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两者不能相互替代。要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也并非只有通过刑法等法律手段来实现。二者的互动表现为:第一，在社会生活的诸多矛盾中，在没有触及到刑法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道德的规范意义来实现，此时，强化道德对于行为的引导和劝诫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和必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矛盾解决成本，节约社会资源。第二，不需要上升为刑法加以规范的行为就不必将其升格创制为刑法规范，在立法上，彻底贯彻刑法的“必要性”原则。一旦触犯了刑法，对这种行为都应无一例外地同等处罚和对待，充分体现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刑法通过对于犯罪行为的否定来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引领。并且，刑法在创制和适用上尽可能体现人们共同认定的道德价值准则，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和谐的建设和实现。刑法等法律对于道德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公正的刑法判决不仅能得到犯罪人的认可，有利于其对于自己行为进行真诚悔悟和反省，诚服于法律对自己的惩处，有利于刑法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同样，违背法律的不公正判决，往往不易得到被惩罚者对于法律的谅解，甚至产生抵触。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在无法律根据的前提下做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往往就是由于原告方、社会舆论和公共媒体对法院施加了重大压力和影响。这种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给被告人赋予法律责任的做法，不仅严重背离了立法旨趣和初衷，严重破坏法律的权威和实施的统一，更对道德的引导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云鹤案等在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根据的前提下，无端强加其法律责任，既是对善良和良知的拷问和挑战，更是对助人为乐的良好风尚进行排斥和否定，其结果就是更加助涨嫁祸于人的不诚信行为的泛滥和盛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大幅度下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受害人在找不到真正肇事人，嫁祸于助人为乐者，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的事例频繁发生，以及大街上，众人对于摔倒老人不愿(不敢)施救等现象的发生，充分反映出法律对于道德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在这当中，大家都成了受害者———受害人不再得到公众的同情，而是遭人憎恨;施助者受到法律的惩罚;公众怕惹祸上身不愿助人为乐，在法律的错误导向中，人们的情感冷漠。这些案例和事实从相反方面说明，法律的判决，对于道德方向的引领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在目前我国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法治建设一点都不能放松。只有做到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并重，让它们在各自领域发挥不同作用，相互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成功才有保障。 社会道德论文:大学生社会责任与道德养成教育论文 一、互联网媒介社会责任与青年大学生道德养成教育的内涵 网络媒介正在以其巨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步伐，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网络媒介传播对受众的思想和行动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因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尤其是网络中的自主意识与把关的薄弱，网络群体身份的虚拟性，其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难以得到确认。“在传播权力的版图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今天，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网民、网媒都已经获得了相当的传播权力，传统媒体早已不再是权力的集中所有者；另一方面，社会仍在习惯性地仅仅要求传统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其后果是，新的传播权力所有者已经诞生，社会责任却依然落在传统媒体身上。”因此，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就失去了效力，这一理论认为的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与安排相关议题来左右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议论的先后顺序。舆论引导者议程设置在由自媒体构筑的发达的网络媒介信息中淹没。新兴的网络媒介的社会责任建设就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国外发达国家制定了网络虚拟空间一定的行为规则，共同要求网络传媒要讲社会责任。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网络媒介是国家和政府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统筹协调资源、高效、科学实施公共管理方面提供了便利。而网络媒介的社会责任是通过网络媒介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的发挥而实现的，对网络媒介社会责任的刻画，既是网络媒介健康发展的理想境界，也是网络媒介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的逻辑结果。道德养成教育是指家庭、学校、社会根据受教育者道德的生长规律，引导受教育者经常地进行道德行为实践，潜移默化地提高受教育者的知、情、意、行等方面素质，使之形成稳定的行为习惯，从而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道德心理结构，并最终形成稳定的道德品质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们是当代青年的优秀群体，他们的道德人格尚未定型，思想和行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尤其是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较为突出，作为大学生社会化施化者的网络媒介为吸引广泛的受众，以“新、奇、特”的方式去挖掘所谓的“网络爆点”，当后现代风格与大众文化联手后，“新、奇、特”被消解成“丑、怪、异”，最终演变成持续的“网络审丑”。这种媒介角色的变迁、媒体引导角色的缺失使大学生的“审丑观”社会化为流于表面、无意义的“审丑”，促使大学生群体改变了心理和认知两个方面的状态，使高校的学生群体在社会中所承担角色发生了畸变。因此，网络媒介社会责任视阈中的大学生道德养成教育就是根据大学生心理和道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以高校为主体，在家庭、社会的配合下，运用各种途径和手段，通过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生活和现实道德生活施加系统影响，培养他们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网络媒介素养，强化其在虚拟空间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视野中道德养成教育的重要目标，最终促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二、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大学生的角色定位 随着网络业务的广泛发展，大学生已经成为参与网络媒介活动的主体，网络的运用也已深深的植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获取渠道。大学生作为社会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生活中如何扮演好自我角色，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约束和法律义务，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内容。 （一）主旋律弘扬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的把握网络舆论导向倡导网上主旋律。网络舆论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力的共同意见。互联网参与网民舆论的高度热情代表了网络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力度，网民在抒发自己意见与参与网络舆论的热情可能推动事件的透明程度从而使事件明朗化，但盲目的随从或者有缺失的网络认识则会提升实践的偏激程度或者复杂度，舆论导向的偏差化。大学生群体在发表网络舆论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任何事情发表舆论前要把握是非方向，不能以偏概全或者道听途说，散布各种网络谣言，大学生的网络舆论发展成为社会公众事件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在对一些挑逗民族情绪、民族矛盾、群众对立情绪的网络新闻、网络群众事件大学生更要保持高度自主理性的态度，正确的把握网络舆论方向。 （二）正能量传递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运用所学知识积极与网络虚假信息作斗争，主动担当信息传播责任传递网络正能量。传播谣言、散布虚假信息，即利用网络共享、快捷、匿名等特点，为达到个人目的，肆意散布或传播一些无中生有的假信息，混淆是非的不道德行为也成为扰乱社会稳定的主要方面。目前，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虚假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北京暴雨移花接木的照片”、“出血性大肠杆菌已入侵北京”、“艾滋病滴血事件”等一桩桩离奇的谣言之所以受网民拥趸，是由于网络受众组成复杂，文化素质水平良莠不齐，再加之网络传播速度空前，使不可信言论和谣言在很短的时间和空间内就通过跟帖、论坛讨论、微博、博客、QQ群等多平台传输到世界各个角落。虚假的网络新闻极大地降低了网络媒介的形象和公信力。虚假消息已成为网络媒体迫切需要破除的“公害”。大学生在网络受众群体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要敢于运用自身所学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来揭穿网络虚假信息，积极与网络虚假信息作斗争，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主动担当责任，把握好自觉主动原则、政治导向原则、安全流动原则和社会效益原则，激发网络的正能量。 （三）网络道德践行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坚决抵制网络低俗文化的侵袭，成为网络道德的守望者。网络上侮辱诽谤他人、宣传暴力、恶意谩骂等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以直接或隐晦方式展现人体性部位，具有污辱性或挑逗性的文章、视频、动漫、图片等，非法的性广告，及不正当交友、散布色情交易等消息，容易诱发网络受众不良思想行为，困扰青少年正常的学习生活；包括走光和偷拍，及借助网络平台肆意传播他人隐私等侵犯他人个人隐私的内容；宣传婚外情、一夜情等违背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正确婚恋观的内容这些低俗的网络文化也通过网络媒介对大学生思想进行侵蚀。面对低俗的网络文化的侵袭，大学生要发挥自身特殊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主动践行网络媒介的道德守望责任。大学生在网络媒介实践中应明确自身的社会道德责任，在网络信息中积极传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在网络信息中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在网络信息中宣传权威的政策法规信息，展示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热情饱满的精神风貌，凝聚社会力量、牢固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豪感。自觉主动地以道德守望原则正确处理网络中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网络受众利益的关系，成为网络道德的守望者。 （四）网络法治的维护者 大学生在参与网络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网络相关立法规定，防止网络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虚拟网络空间的良好环境。在网络社会中网络受众身份的虚拟化，不但产生了大量的垃圾信息，更提高了通过网络犯罪的风险系数。网络的隐匿性和不健全的网络注册体系使得许多的网络参与者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表舆论，在网络上通过制造恐怖信息或不道德信息来诈骗、勒索的事已不少见。大学生与其它网络受众群体相比较，对不断升级的网络技术具有较强的猎奇心理，网络媒体的应用也成为《大学计算机应用》课程的一个教学环节，使得大学生具备了较强的网络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极有可能利用虚拟空间中如电脑病毒、入侵防火墙等负面效应的手段，致使网络遭受攻击，陷于瘫痪。大学生使用所学网络技术进行诈骗的报道也层出不穷，如“海南一在校大学生靠网络诈骗敛财611万元”，“江苏一大学生虚假卖售信息进行诈骗被处罚金”等网络犯罪行为，大学生对于网络法律知识的漠视和淡薄，最终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作为网络媒体运用者的大学生，不仅需要在知识层面丰富自己，更需要在法律和社会责任道德的层面上来武装自己，使自己成为网络立法的维护者。 三、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视阈中优化大学生道德养成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大学生群体是祖国培养的建设人才，是网民的主体，他们的网络道德行为文明与否、责任感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未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强化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责任意识是建设好网络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增强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识。高校要把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素质作为一项基本政治任务来抓，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行为，不仅要提高他们的网络道德意识还要增强他们对网络法律的全面了解。 （一）完善网络媒介法律道德体系建设，提高大学生对网络媒介法律知识的多元化学习 截止目前，我国网络立法涵盖了网络法律、网络行政法规、网络规章制度、和网络司法解释四个方面内容共计八十多部。2001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了加强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为网络道德建设指明了应该遵循的方向，为互联网道德建设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原则。大学生作为网络受众的主体除了借助优秀的网络媒介资源传递社会正能量，体现新时期学生的道德意识，更应该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大学生群体生活的网络空间。完善大学生法律道德体系建设将具有亲和力，感染力，容易打动人、教育人，入心入脑、入骨入髓的网络法律道德教育应纳入到大学生计算机课程教学，不仅仅让学生掌握运用网络的基本技能，更应该让学生了解我国出台的相关网络立法，从而全面的规范大学生网上行为。大学生对网络媒介法律知识的学习，应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将网络立法的学习与网络实践相结合，将对学生网络道德的意识塑造与网络法律教育相结合，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媒介文化建设相结合，建立符合学生特点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体系。 （二）高校要打造多样化的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平台进行引导和教育 青年作为互联网的最大受众全体，是网络高科技的应用者，因此，高校必须更新观念，树立阵地意识，科学地认识打造网络化德育平台的价值，引导和教育大学生科学正确的掌握网络。根据“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加强校园网络环境的引导、管理和控制。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SNS（校内网）、BBS（校园论坛）等学生们在学习生活中关注的网络媒介，为学生构建积极向上的网络生活学习空间。作为高校教师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和学生息息相关的网络生活中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人际观，培养高校学生拥有良好的互联网媒介素养，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同时，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校园电子网络系统等硬实力与校园文化等软实力建设，利用网络经常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就大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对话，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道德教育活动，为大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不断提高网络道德教育的亲和力。 （三）开设网络伦理相关课程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认知能力 网络伦理是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人们通过信息网络而进行社会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关系。通过网络伦理的导引，能激发大学生对于网络道德规约的自觉践行与内在认同。近几年网络伦理在我国的研究刚开始，高校仍然没有改变轻网络道德教育重网络技术教育的现象。因此，高校要开设相关课程，加强网络道德的示范作用，构建大学生网络道德行为评价体系，尽可能的减少各种失范行为的发生。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网络道德规范，使其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具有权威性和操作性。特别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在现有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一些具有权威性的道德规范，使其具有更大的约束力。网络道德的建立和发展，必须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道德基础。在新时期，迫切需要加强网络立法的建立，通过网络法制化进程的完善，使得网络道德也规范化从而能够解决网络出现的心问题。通过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大学生明确认识到在虚拟世界中的规则，即什么行为是非道德的或违法的，什么行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受到相应的制裁，培养大学生独立的网络判断能力，从而从内心深处杜绝恶意的网络行为，增强上网责任意识。同时，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新的网络道德规范，提高网络社会行为主体的道德自觉意识，在制度建设中加强大学生的道德修养。高校也要增强对学生网络安全和道德的教育，增强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约束力，维护社会网络环境和网络秩序能够和谐有序的发展。 作者:胡玉璋易鹏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论文 一、在指导精神和原则上，思想道德可在目标及政治层面保证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正确方向 提到“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我们会联系起“国家治理”，在论述国家治理体系时曾阐述二者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的这段阐述指出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分支。借助这层关系，我们在研究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作用时不妨参照其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国家治理方式改进的作用。2001年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优秀，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上述提出“以德治国”，对“以德治国”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把思想道德引进到国家、社会治理领域来，我们强调并希望发挥其两重作用:第一重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来引导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第二重则是将思想道德外化为具体规则来规范民众的行为。第一重作用应是首要作用且为更重要的作用。作为被包含层面的“社会治理”，我们也应看到并重视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保证治理方式改进的正确方向。社会治理的目标简单而言就是促进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在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道德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它所形成的价值理念追求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看不见的指引作用，并且这种指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行为取向与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重视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作用，实质上是在指导精神和原则上，保障社会走向稳定与和谐发展的方向，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在实践应用上，通过强化思想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和规范，思想道德可外化为社会治理的具体途径 我们对思想道德的定义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原则和规范行为。我们对法律的定义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国家统治工具。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思想道德与法律同作为社会的重要规范，由于法律有特定与详尽的条文规范，且有一系列完备的国家强制部门和机关的保障实施，因此在我们的思维中，法律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且因我们更能直观看到法律的实施结果和作用，所以也更重视法律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途径作用。然而我们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法律和思想道德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很容易将思想道德归纳到这一领域，却很难将法律归纳到意识形态领域是因为，对于法律，大家更容易联想到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是法律部门，联想到具体的强制机关。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部门、强制机关皆在法的精神下统建，且立法、执法、守法、法的惩处等行为皆需要反映和维护法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规范和思想道德规范的运行都是在意识领域的一定精神统领下开始的，思想道德同法律一样也可以具体为可操作的具体规范途径。第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因此我们看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思想道德观念会有差别，从而外化的规范行为也可能存在差别，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不缺乏将思想道德意识外化为具体规范，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作出要求与起到规范的效果。举例来说，中国古代有《三字经》、《弟子规》等，《三字经》将思想道德意识外化为民众在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具体行为要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当顺叙，勿违背。《弟子规》也具体提出了学童的生活规范: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现代，我们也同样将新时期的思想道德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要求，并提出了具体模式让民众参照与模拟实践。如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短短二十字也是针对公民的具体行为提出的规范要求，极具现实可操作性。因此我们不应被法律与思想道德二者执行力度的差别，或是违背二者付出的“成本代价”差别所蒙蔽，忽视思想道德的具体途径作用。 三、在评价机制上，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及成果可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改进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 社会治理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过程的有效运行达到社会的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我们怎样去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达到了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换句话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社会治理是否科学，是否做到了有效运行。衡量社会是否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时，我们经常会首先想到并采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然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能完全代表或完整体现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从哲学上说，社会现象分为两大类，物质现象和意识现象，因此我们观察一个社会，应该全面考察这两大块，缺一不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经济物质得到巨大丰富的时候，邓小平和党中央就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中，关键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为优秀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两手抓”的内容和涵义。并提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是社会主义精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环节。精神文明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直观体现着社会的发展水平。而衡量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通常是社会的思想道德。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总是最先从社会思想道德风尚中表现出来。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具体到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的发展水平愈高，其思想道德建设状况也愈好。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完全可以也更需要将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建设的成果，作为我们是否采用了合适的方法，是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在新时期为了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我们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因此我们更需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及成果严格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改进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思想道德对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支撑作用在实质上体现及发挥了以思想道德的柔和方式展开社会治理，体现了社会治理中“以人为本”的宗旨，并能最大限度协调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达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国内改革各项任务必须牢牢把握工作总基调、宏观调控思想，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肯定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任何时期，任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探索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过程中，极需重视及发挥思想道德对其的支撑作用。 作者:向婷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诚信体系道德建设论文 1职业道德建设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内在联系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建设的为重点，把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优秀，使社会从业人员把诚信内化为深层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职业道德基础，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职业道德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的劳动分功而逐渐产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了从业人员的进行各种职业活动的人际联系。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处理中实现诚信这一优秀目标，所以职业道德建设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诚信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助推器。第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职业道德建设不但需要从业人员内在的道德自省，还需要外部社会环境的道德监督和评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调形成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养成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业人员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用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实现自身客观公正的道德评判，并以诚信这一指标对自身行为进行校对，实现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觉性，通过社会诚信体系这一外部环境对职业道德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2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3.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3.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3.3防患未然———加快完善法制体系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二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职业道德建设通过职业素养的培养和职业规范的制定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管理，但超出道德管辖的范畴时，法律的强制力对已经触犯法律法规的严重职业道德失范行为进行打击、惩处，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因而不断完善法制体系建设是促进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作者：郑翠贤单位：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转型时期职业道德论文 1加强全民道德建设，增强服务意识 职业精神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基础，而其优秀便是职业道德。所谓职业道德，指的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职业道德的概念，既蕴含了特定职业一致的利益诉求，也同样存在着法律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个体利益，而这些利益的衍生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相匹配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做好广义社会转型时期范围上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国的职业道德培养体系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定性和规范性，政府正是通过将这一理性化的框架落到实处来推进整个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平稳发展。通过国家的整体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政治文明与之相匹配，更需要独特的文化信仰来赋予其灵魂，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正是通过夯实自身文化的根基，来应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角度出发，必须通过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的培养尽快使职业道德精神融入到这种文化的积淀进程当中，使其成为其完整文化的组成部分。道德是文化体系中优秀的一环，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自我约束和心理约束意识。当前，党中央大力倡导的“八荣八耻”正是对中国道德信仰现状的一种诊治。事实上，道德观念的背后往往有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或者说道德是一种文化的内核，也是一种文明建设的关键。在综合国力全面提高，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重要战略时期，着重提出文化建设中的道德问题，说明道德建设已经不在是知识分子的一己之责，而成为全民共识，发展到了树立信仰的攻坚阶段。 2发挥传统道德作用，打造诚信氛围 在社会资源整合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通过道德的认同和共同规范的遵守使国人在认知行为方面实现和谐，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推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在实现和谐的诸要素中，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至关重要。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培养，需要从传统道德中汲取营养。五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传统道德中蕴含了大量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值得我们弘扬和继承。基于其自身的双重性，我们必须将其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在保留其精华的基础之上，赋予其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内涵，实现其现代转化，形成更加理性的传统道德，才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道德信仰。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积淀而成的，其优秀之一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式的“和谐”，其实质是一种在强调固有等级结构不可逾越的前提下，以抽象的共性和谐压抑人的个性和谐的理论。在重塑传统的今天，如何立足时展的需要，以吸收性复原和创造性发展的态度去对待这种传统道德，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创造属于我们的“和谐道德”，是一项开拓性的课题。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意义上的转换与发展，人们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优秀，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怀。传统道德作为非理性时代的产物，包涵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见贤思齐的自律精神等，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特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继承的优秀道德传统。道德建设应着眼于长远，但一定要立足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实践中区分，而不是仅凭主观上臆测，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在时间中清除尘垢。道德是人的属性，我们在改造传统道德的同时，还要与弘扬人的主体性相统一，提高国民的道德鉴别能力，使其成为传统道德中优秀成分的自觉弘扬者和腐朽落后因素的自觉批判者，把道德建设扩展为全民的事业。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任何道德都不可能脱离其产生的历史基础，我们倡导传统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原有事物的超越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重新认识和阐释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努力寻求并创造其现代转换的契机和条件，使其超时代性的合理成分与当前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相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传统道德的生命力，赋予其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成为和谐文化的基本内核。 3重塑职业平等观念，提升敬业精神 社会成员的文化状态是隐藏于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的隐性层面，例如，由于人治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潜规则”依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对待这种文化现象，我们不能任其蔓延或流于表面地许愿，而要充分发挥文化的行为引导作用，通过有的放矢的机制改革，从根源上培育一种更具生命力的道德规则。相对于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法的公平，普世大众更加愿意接受伦理道德教化下的平等。中国是一个深受传统等级文化熏陶的国家，政府尚且在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同时，明确提出以德治国，普通民众更是在这种人文价值观的基础上去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体系。创造公平的过程首先应当始自于对职业平等理念和标准的明确与普及，甚至很多误解与矛盾的化解需要的不是另起炉灶去创造一套新东西，而仅仅是需要说明当前所执行的东西。 所以，平等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人民群众的责任，同样也是大众媒体等社会特定职业群体的责任，是一种社会共识。在这层意义上，平等是一个带有更多文化色彩的道德概念。社会公平是人们时时挂在嘴边，却又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的亚概念，或者说，公平是一个阶级概念。没有无缘无故的公平，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但是同样，这一论断也适用于不公平。考虑平等问题是一个先有舍才有得的问题，如果单纯地把平等理解为对自身价值利益的维护，那么我们只能陷入对客观现实失望的死胡同。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作者：贾微单位：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分层视域下的道德教育论文 一、社会分层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价值维度的拓展和个性需求的张扬有助于激发德育的内在动力 价值观是人对事物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及其重要性的评价。正确的价值观关乎个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目标及前途。大学生群体价值观教育呈现出兼容性趋势，即在原有的以某种价值观为优秀的单一价值观基础上呈现出多元价值观。多元化、冲突化的价值观给大学生优秀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历史机遇，有助于大学生的价值维度不断拓宽，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同价值维度间进行比较、鉴别和汲取，使其在对周围的事物，包括对学校、个人与社会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意义的评价与看法上推陈出新，在多元化价值判断中明辨是非，从而有助于树立并巩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 （二）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突破和竞争意识的激发有助于德育功能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在社会分层的作用下逐渐式微，人的积极性得以提高极大，从而有助于大批人才的涌现和道德教育功能的发挥。多元化社会分层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原有分配体制，人的积极性空前膨胀并不断提高，这对高校德育教育功能的发挥十分有利。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客观上促进了竞争氛围的形成和人才的涌现，这符合于德育教育的激励原则，有助于德育功能的发挥。当代高校人才辈出所造成的浓厚竞争氛围符合高校德育教育的激励原则，客观上有助于发挥高校的德育功能并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大量涌现，从而对整个社会有所贡献。平均观念为竞争意识所取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工作的活力与动力得以极大地调动并被激发出来，有助于改进与完善德育工作的态度与方法并提高大学生优秀价值观教育工作的成效。 （三）用人体制、范围的突破、解构与人才流动有助于德育外部环境的改善 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传统用人体制使得个人被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单位中，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活动无不严重依赖于其所属的单位，人才缺乏流动机会且流动频率低。而多元化的社会分层使得原有用人体制与壁垒被逐渐打破，人才的合理流动不断加快，一方面营造了高校开展德育工作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提供了学生思想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社会智力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知识结构的优化与整合有赖于社会上人才的合理流动。社会流动机制使道德教育的外部环境得以改善，有助于大学生不断增强开拓创新、竞争和效率意识，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一种信念，即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和理想抱负都有可能通过其学习知识、努力工作而获得改变和实现。同时，社会分层使人才得以合理流动，客观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给德育教育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利于知识结构的优化整合和社会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社会分层对高校道德教育提出的挑战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然而，毋庸讳言，部分大学生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 （一）社会分层使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强化 当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由于消极腐败、分配不公、不正之风等现象的存在而进一步强化，容易造成青年学生对社会分层的合理性的质疑，给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部分学生由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更加关注实现自我价值而忽视社会整体价值的实现；无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并表现出行为选择上的多变性、易变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上思想在部分青年学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导致“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加剧，部分大学生的道德情操出现诸多问题，诸如艰苦奋斗精神泯灭、诚实守信意识缺失，敬业奉献精神淡化，极端个人主义膨胀，实用主义抬头，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弱化，人际关系冷漠，团结协作精神消弭等。 （二）社会分层使得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紊乱化趋向 首先，价值观念日益个体化。不少大学生无法正确处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关系，个人本位超越社会本位乃至凌驾于其之上。部分大学生的个体意识随着个人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而极度膨胀，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积极追求个人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实现，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服务精神淡化，甚至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对立起来。其次，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部分大学生过于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功利主义、实用色彩浓厚，过分看重其行为的实际功效。比如，一些大学生热衷于追求入党，却仅仅是将入党视为实现其个人利益的垫脚石和敲门砖，希望在就业择业时增加一些筹码。再次，价值追求趋于庸俗化。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嬗变，价值观防线趋于失守，难以抵制不良之风的冲击和腐蚀，缺乏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实现社会价值的理想追求，价值追求方面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拜金主义、庸俗主义等特点。最后，价值观的知行矛盾化。当代部分大学生虽然认识到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的的重要性，但因其自律能力比较差，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无法做到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或者不能一以贯之，在处理价值观的知行关系上产生矛盾与对立。 （三）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大学生与其他群体相比具有相似性，同时又有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大学生的生理上、心理均处于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不断变化和过渡时期。尽管其生理方面基本成熟，但由于其阅历不深、社会经验相对不足，因而对自身缺乏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同时，由于其心理脆弱敏感而易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冲击，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和矛盾。而社会分层造成的流动机制导致竞争不断强化，社会变化的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紧张度不断增强，使得大学生普遍感到心理压力增大，产生了诸如焦虑、抑郁、浮躁等心理困惑，“心理障碍的比例有上升趋势”。一方面，高校的评价标准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由于家庭条件和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导致来源于不同阶层的大学生在综合素质方面产生了较大差异。面对日益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不同阶层的大学生的心态迥然不同，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基本能够从容自信地面对和处理，而部分综合素质较差的学生则日益出现无所适从和自卑情绪。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贫富差距在校园中日益显性化，物欲刺激导致部分学生心态逐渐失衡。来源于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表现出狂妄浮躁和张扬自负，而来源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往往表现为封闭抑郁、自卑敏感、自尊与自卑的冲突以及忧郁与焦虑的并存，贫富差距的巨大落差及经济重负甚至使其出现逆反心理，对周围的人和事心存怨恨，从怨恨父母家庭发展到怨恨他人、社会，甚至有的因心灵扭曲而出现“仇富”心理，有的则不思进取而自暴自弃，有的追求高消费、盲目攀比，甚至因此步入违法犯罪的歧途。 三、社会分层视域下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选择 社会分层的客观现象既给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机遇，同时，也给大学生德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从新视角、新路径来推进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社会分层现象 社会分层造成的日益物质化、经济化倾向使许多大学生过于关注物质领域的追求，而对人文情感、理想信念和道义力量的追求日益淡化。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纠正片面重视物质利益的思想。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根本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低级情趣；其根本任务是使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进行情感意识、创新意识、、协作精神和生态意识等教育，使学生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惜生命关、心他人，具有崇高责任感、使命感和健全人格的公民。引导大学生学生理解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无可避免，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属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合理的社会分层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有效地激活了人的巨大潜能，使积极进取向上的社会竞争意识与机制得以形成。强化社会分层的正功能和正能量，树立正确的社会分层观和流动观，使学生保持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引导学生参与公平正当的竞争，倡导诚信守信的价值理念，又要树立“爱拼才会赢”的竞争意识，让学生意识到其社会地位改变的有效途径就是其自身的努力。 （二）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以增强其针对性 高校学生德育工作应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问题，其现实依据就是高校学生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层对学生价值观产生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一方面，对部分来自于低收入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要着力于表扬其勤勉踏实、艰苦朴素等优点，鼓励其克服自卑心理，积极主动地融入于学校集体生活，踊跃参加社会实践，对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源于别人的帮助要有正确的看法，直面现实生活，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使其树立自立、自强的意识，通过努力实现其人生目标并改变其社会地位，从而使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在德育教育中要呵护好其自尊心。另一方面，对部分来自于高收入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要着力于表扬他们表现积极、性格开朗、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和知识面广等优点。针对其因物质生活优越而产生的自私自利、奢侈浪费和炫富行为等不足，引导其追求物质生活的“平民化”意识和精神生活的“贵族化”意识，从而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通过营造一些受挫情境使其抗挫折能力得以增强，使其懂得劳动的伟大与生活的艰辛，抑制其好逸恶劳的习性，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使其意识到目前家庭给其提供的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意味着以后其前途注定会比别人而更好，将来的社会地位就注定会比别人更高，个人的人生目标唯有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才能得以实现。 （三）注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会分层使得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性更加突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道德教育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切实提高高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社会分层现象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社会各阶层因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数量多少不同及综合实力的强弱而确立了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高校不能以社会阶层位序的眼光看待学生。通过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立足个人的人文关怀，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这一四位一体的目标。社会分层的现实背景导致部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与日俱增，由此，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加强对其进行心理关怀和疏导，促进其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一项意义重大而日益紧迫的战略任务。 （四）加强德育实践以正确理解社会分层现象 加强大学生德育实践是深化大学生德育内涵的重要环节和有效平台，是衡量和检验大学生道德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尺。德育教育中的实践性环节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提高其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关注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转化为大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德育教育的效果。大学生群体并非生活在“象牙塔”和真空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因此，要解决其思想困惑，不能简单地与其空谈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要正视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层现象和社会问题，不能采取回避态度，要把上述问题作为德育实践的首选内容，让学生通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得以接触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阶层，全面了解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真实的社会面貌，给自己一个正确而科学的社会定位。同时，对一些与学生密切联系的问题和社会现象要做出科学合理的理论分析，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社会现象以唤起其社会责任感，引导其为努力改变不良社会现象而做出努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道德从外化到内化必须经过的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学生敞开心扉谈体会，给学生以足够的反思空间，从而把德育实践转换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实现高校德育内容的内化和德育工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与效果。 （五）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利益问题以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马克思指出，人所奋斗的一切都同利益息息相关。高校德育教育只有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以诚待人、以情感人，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困难，做到思想疏导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达到教育人、引导人和关心人和帮助人的目的，从而增强高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多元化社会分层使得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与维护方式日益表现出多样性、差异性和层次性。教育者需积极创造多种客观条件以丰富大学生正当利益的选择范围及层次，尊重并保护大学生的学习、就业、风俗习惯等正当利益需要。对因于贫困阶层而导致经济困难的学生群体，坚持贯彻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资助体系，多方筹措资金，不断完善资助政策与措施，形成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包括奖学金、勤工助学金、特殊困难补助等在内的助学体系，以疏解其求学期间面临的经济困境，从而使其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对于大学生普遍面临的就业难问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指导机构和就业信息收集、的服务系统，为学生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创业服务；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同时，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知识、技能、心理准备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和指导。同时，要帮助大学生纠正片面重视物质利益、唯物质利益至上的错误思想，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社会分层现象带来的日益物质化、经济化倾向。部分大学生过多地关注物质领域的追求，视野狭窄，而对于其精神领域重大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就导致他们缺乏对价值观、社会观等人文精神价值的关注和重视，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逐淡化和消弭了其对人文情感、道义、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作者：魏银立单位：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社会道德论文: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论文 一、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中国在接受外国文化的同时，自己的文化也日益开放，在中外文化交融时刻的当今，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在现实中必然会存在很多的困惑，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习惯准则以及理想信念等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这些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内容深刻性的缺失。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已经得到了确认，但主体自觉问题仍然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现有教育理论和研究缺乏深刻性所致，研究的现状及其成果停留于解释学科的状态和层次，没有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没能够上升到道德建设应有的高度，所以现有的研究和理论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精神理论与物质转化理论、社会生产力理论、生产劳动理论都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从事实层面上展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经济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身价值。 （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实践性的缺失。虽然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趋于完善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但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状态。这种理论状态遗失了具有本质特征意义的实践性，缺少内容的创新和理论的突破，与早期儿童阶段德育理论与实践的自身成熟和衔接十分融洽相比，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成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发展疲于应付理论和实践，导致其目标与手段、观念与方法的背离最终遗失了实践性，当然也遗失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对成人化之后的实效性，以至于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中青年人群的道德出现良莠不齐。 （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信念实践性的缺失。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国内文化的相互冲击，传统信仰与现念的激荡，使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信念实践性出现了缺失的现象，即“理想信念危机”。在中国新的发展形势下，被视为拥有优良传统的我国公民一直以来坚定的理想信念，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受到了国内外各种观念的挑战时，我们一些共产党员甚至于党的领导干部等部分人群，理想信念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摇。这样的理想信念现状和十八大报告中同志的讲话精神是不一致、不适应和不对称的。 二、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不完善的原因 事实证明，现阶段我国思想道德的建设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左”的错误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和改革开放以来过分重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引导作用的发挥两方面。 （一）长期“左”的错误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虽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非常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在分析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肯定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研究的学科本意被扭曲，导致它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代替品。用政治教育取代思想道德建设，用政治素质取代思想道德素质，尽管经过“拨乱反正”和2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快速发展，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还是被替代品的阴影笼罩着。时至今日，思想道德建设的地位仍然不容乐观。 （二）改革开放以来忽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引导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大众消费时期的到来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又对人的消费需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已经达到的富裕程度和如何获得更高程度的富裕。人们追求生活状态大幅改观的热情情绪和视角的蔓延却催生出浮躁的社会性格和肤浅的社会意识和人们对道德水平的忽视与觉醒后的惋惜与渴望，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现实选择中的虚无。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已经构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范式、主体和环境的坚实基础，但是现阶段的实践对象在道德实践中的自觉、自律、自省、自制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体系的逻辑混乱和内容空洞化而导致思想道德建设定位的偏离，这些问题与日臻成熟的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三、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 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是我国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可以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有很多，以下从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一）构建健康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是中国道德建设的一个信号，给中国以后的市场经济指出了一条道路。构建新形势下健康而科学的思想道德体系，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内容，是实现人民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和睦的急切需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道德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文明，推动了思想道德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制定，将为构建我们科学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提供宏观的社会环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方面的和谐环境下，思想道德体系将会健康茁壮的成长发展。 （二）提高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中，营造良好的思想道德氛围，宣传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具体办法，充分发挥宣传与舆论的引导作用，让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深入人心，积极学习并利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中对构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有巩固作用。党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这个思想，它既丰富了全社会公民道德的意识内容，又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提出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思想道德建设既是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会以及文明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体系，又是培育“四有新人”个人层面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科学性理论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与时俱进，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动作方法，把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牢牢抓住影响公民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对全民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引导，让公民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理想、信念以及信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而言，我们的公民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特别是在当前具体国情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任务，从根本上讲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和确定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优秀就是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为优秀，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坚持不懈地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实现“中国梦”的构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来武装广大人民的头脑，为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样做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才会有更多的人明确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得以保障。 （四）加强对公民的正确引导。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各地区、各部门应该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与紧迫性，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利用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讲学习、讲正气，从而巩固加强全社会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方面，积极推进思想道德建设，把新时期的爱国主义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融为一体，与集体主义、振兴民族相得益彰，强化理想理念和基本规范的教育建设，推动全社会的道德实施。不断学习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强化建设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思想信念。总之，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顺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牢固树立和谐理念，坚持科学的理想信仰，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开拓创新的实际行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作为开始，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优秀，扎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工程的发展，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郑丽工作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社会道德论文:剖析原始社会道德教育的方式论文 摘要: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采用原始教化以及个体的自我教育，利用各个群体内部的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在这些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使个体成员形成维护群体存在、促进群体发展的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完成其道德教育。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的特点主要有渗透性、平等性、民主性、单一性和参与性。原始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很朴素也缺乏科学性，但在艰苦而漫长的原始社会生活中，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 关键词: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人类出现，原始社会也就产生了。英国教育家沛西·能1923年在不列颠协会教育科学组大会上的主席演说词《人民的教育》中指出，教育是与种族需要、种族生活相应的、天生的，而不是获得的表现形式;教育既无待周密的考虑使它产生，也无需科学予以指导，它是扎根于本能的不可避免的行为。虽然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制的，但是原始社会也存在道德教育。原始社会的道德是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具体来说，原始社会的道德是一种由诸多代代沿袭、约定俗成的禁忌、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所构成的生活实践方式。这些具体的禁忌、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在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人群中的具体表现也许有一些差别，但其功用属于道德文明传承。具体来说，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利用各个群体内部的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在这些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使个体成员形成维护群体存在、促进群体发展的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完成其道德教育。 一原始社会的教化方法 教化方法是指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以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教化方法在原始社会就表现为由有经验老人通过口耳相传，以身示范等方法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单独的个人根本无法与自然力和野兽进行斗争，于是形成原始的群体生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几乎完全融为一体。但在原始集体中，个体的自觉意识难以显现，自觉意识只是在集体的共同心理层次上以神秘、互渗的方式表现出来，集体把个体联合为一体，形成集体意识。为了维护集体利益，使群体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至于灭亡，生产活动就必须适应与自然力斗争的要求。群体内部的有经验的老人或者长辈就承担起了对年轻人和下辈进行教化工作的任务，年轻人从教化中获得知识，进而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模仿有经验的人的行为，形成适应原始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具体的教化内容主要是图腾宗教、礼仪制度、神话传说、原始歌舞等。 1.图腾、宗教。 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把它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原始群体中，那些长辈级的人会从小就教育下一代对图腾的崇拜和信仰，使图腾成为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群体组织的方式之一。通过图腾标志、图腾祭祀等活动达到图腾的认同的目的。当图腾在集体中得到认同，个体的自觉意识便在图腾和禁忌中间接的渗透出来。原始氏族社会的宗教，包括对食物、繁殖、祖先、死亡、自然万物、以及社会群体的神秘观念和祈求敬拜，并由此发展出对超自然体之神灵的信仰及祟拜。根据考古所发现的原始宗教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其信仰之表现形态多为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天体崇拜等自然崇拜，以及与原始氏族社会存在结构密切相关的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认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训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明时代的诉诸人的理性—一认知和反思—一的训练，另一种则是原始社会中的“神秘的方式”，即通过图腾和信仰来形成个体心中的禁忌。 2.礼仪、制度。 原始社会虽然物质生活极其匾乏，但仍然存在一些礼仪和制度。不管是诞生礼还是成人礼，对于原始群体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习俗。在各个氏族内部，基本上都有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制度，维系原始社会成员之间的平衡关系。举例而言，摩尔根母系氏族就有包括氏所推选一个酋长和一个军事领袖并可任意撤换;氏族内部人要互相帮助、保护不受外族伤害;氏族可收养外人入族;氏族有共同的墓地、共同的议事会等制度。这些条款不一定以明确的文字记录下来，但通过长辈对下辈的言传身教，使制度和礼仪得以传递下去，只要这个氏族还存在，那这些制度就一定制约着氏族内部的成员的日常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以强制性的公共道德约束个人，使集体意志不被打破，集体利益不受损害。 3.神话传说。 神话的产生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神话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它是根据原始劳动者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来的。这些理想化了的人或者物，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很容易在原始村落中流传下去。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人以刀斧、弓箭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变成以这种工具武装起来的英雄。神话中的主人公被想象为超人的，但有时也要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透过神话幻想的折光，从神话人物的作为和斗争，可以约略看到当时的人的作为和斗争。原始群体中，长辈利用神话故事教育青少年，培养他们的勇敢精神，神话故事中的英雄成为他们对抗自然力的精神力量。 4.原始歌舞。 根据许多古文物和古文献的记载，原始歌舞是原始人群节日庆典中的内容，它再现氏族采集、渔猎、驯养农耕、战争生活和男女爱悦，并表达出对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以及对生殖的崇拜。原始歌舞总是与原始人群宣泄情绪的心理和寄托祝愿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具有氏族群体祀神娱神的性质。他们创造的这种渲泄情绪、寄托祝愿的歌舞，既是对生活的再现，也是在这些象征性、拟态性的动作中传递了伦理与道德。一代一代相传的舞蹈，并不会被残酷的自然环境所中断。例如，狩猎民族的舞蹈一律是群体的舞蹈。通常是本部落的男子，也有许多是几个部落的人联合演习，按照一样的法则和一样的拍子动作。在跳舞的活动中，许多参与者都混合而成一个，好像是被一种感情所激动而动作的单一体。在跳舞期间他们是在完全统一的社会态度之下，舞蹈的感觉和动作融合成一体。原始舞蹈的教育意义在于统一社会的感应力和自由平等的观念。 二原始社会的自我教育 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虽然以言传身教为主，但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自我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道德教育的方式。毕竟，那些用来言传身教的内容即图腾宗教、礼仪制度、神话传说、原始歌舞等最初都是在先民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原始人群在不断的对抗恶劣的自然力和凶猛的野兽，寻求生存的过程中总结，并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得来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是劳动过程中人们传递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实际社会需要。不管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是怎样的，道德教育始终要经历一个由外化到内化再到外化的过程。 老人的经验和长辈的言传身教只是一个外部灌输的过程，如果要形成自己的思想道德，就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将外部灌输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对抗自然力和野兽以及外族人侵的过程中，先民们早就认清了现实，单凭一己之力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于是形成了部落来集体生存和发展。在集体生活中，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合理的分配着生产任务，对所获得的为数不多的劳动成果，进行合理的分配，照顾到老人和小孩。在这样物质匾乏的情况下，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毕竟物质上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未成年的个体最初是被教化去学会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那当他们成长成为部落内部最有生产力和最有决策能力的成年人时，就需要自己教育自己，将以往的教化的结果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准则。 除了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之外，原始部落的个体还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处理个体之间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习惯方法。比如在氏族内部，经常举行议事会来决策。氏族议事会是成年人的会议，未成年者不能参加。如果要成为部落的正式成员，需要经过成丁仪式。这种议事要在严肃的氛围里，对成年的人进行毅力和智力的考验，以检验他们是否可以成为合格的氏族或者部落的成员。母系氏族的这种议事会和成丁仪式，几乎完全是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约定俗成的一套道德规范。这样的道德规范，就不仅仅是靠教化就能达到的结果。 三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的特点 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一样，从教育的方法上来说，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是朴素的，直观的，未能形成科学的完备的系统。但是其道德教育对于整个原始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维护了群体的意志和集体的利益。总的来说，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有渗透性、民主性、平等性、手段单一性、参与性等几个特点。 渗透性。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是在氏族或者部落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完成的。不管是长辈的言传身教还是个体本身的自我教育，无不渗透在日常的实践中，从图腾崇拜中渗透禁忌与信仰，从礼仪制度中渗透权利与义务、从原始神话中渗透理想与勇气、从原始歌舞中渗透自由与团结。而与此同时，这些被教化的禁忌、理想、勇气、自由、团结等道德情感无不通过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形式得到加深并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下去。 民主性和平等性。原始社会虽然生产力低下，缺乏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氏族或者部落内部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这为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民主的基础。氏族或部落内部每个成员都有获得道德教育的机会，所接受教化的内容也几乎是一样的，教化的方式都是一代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民主性在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原始社会中，氏族的首领几乎都是由成员民主的选出来的，同时也可以撤消。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平衡。道德教化的过程中，不管是接受教化还是自我教育，成员之间既接受来自长辈的经验传授，也贡献自己的经验给他人。 手段单一性。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由于受到自然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现代的道德教育那样形成一个具有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榜样教育等多种教育方法的科学的系统。它的手段是很单一的，除了自我教育，几乎全部的道德教育方式都在于原始的教化、言传身教，即由有经验老人通过口耳相传，以身示范等方法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 参与性。既然以群体的形式生活，那么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中的成员都不再是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来寻求生存的机会，个体身上都担负着群体的意志，道德教育便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活动。不管是老人、小孩、妇女或者男人，虽然本身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区别，但为了对抗自然力，都必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道德教育就在氏族或部落内部全部的人群中展开，教化每个个体以形成朴素的集体意识。 原始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很朴素也缺乏科学性，但在艰苦而漫长的原始社会生活中，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不管是原始教化还是个体的自我教育，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这样利用各个群体内部的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在这些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使个体成员形成维护群体存在、促进群体发展的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完成其道德教育。 社会道德论文: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式及特性探求论文 摘要: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采用原始教化以及个体的自我教育，利用各个群体内部的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在这些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使个体成员形成维护群体存在、促进群体发展的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完成其道德教育。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的特点主要有渗透性、平等性、民主性、单一性和参与性。原始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很朴素也缺乏科学性，但在艰苦而漫长的原始社会生活中，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 关键词: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人类出现，原始社会也就产生了。英国教育家沛西·能1923年在不列颠协会教育科学组大会上的主席演说词《人民的教育》中指出，教育是与种族需要、种族生活相应的、天生的，而不是获得的表现形式;教育既无待周密的考虑使它产生，也无需科学予以指导，它是扎根于本能的不可避免的行为。虽然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制的，但是原始社会也存在道德教育。原始社会的道德是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具体来说，原始社会的道德是一种由诸多代代沿袭、约定俗成的禁忌、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所构成的生活实践方式。这些具体的禁忌、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在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人群中的具体表现也许有一些差别，但其功用属于道德文明传承。具体来说，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利用各个群体内部的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在这些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使个体成员形成维护群体存在、促进群体发展的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完成其道德教育。 一原始社会的教化方法 教化方法是指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以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教化方法在原始社会就表现为由有经验老人通过口耳相传，以身示范等方法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单独的个人根本无法与自然力和野兽进行斗争，于是形成原始的群体生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几乎完全融为一体。但在原始集体中，个体的自觉意识难以显现，自觉意识只是在集体的共同心理层次上以神秘、互渗的方式表现出来，集体把个体联合为一体，形成集体意识。为了维护集体利益，使群体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至于灭亡，生产活动就必须适应与自然力斗争的要求。群体内部的有经验的老人或者长辈就承担起了对年轻人和下辈进行教化工作的任务，年轻人从教化中获得知识，进而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模仿有经验的人的行为，形成适应原始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具体的教化内容主要是图腾宗教、礼仪制度、神话传说、原始歌舞等。 1.图腾、宗教。 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把它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原始群体中，那些长辈级的人会从小就教育下一代对图腾的崇拜和信仰，使图腾成为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群体组织的方式之一。通过图腾标志、图腾祭祀等活动达到图腾的认同的目的。当图腾在集体中得到认同，个体的自觉意识便在图腾和禁忌中间接的渗透出来。原始氏族社会的宗教，包括对食物、繁殖、祖先、死亡、自然万物、以及社会群体的神秘观念和祈求敬拜，并由此发展出对超自然体之神灵的信仰及祟拜。根据考古所发现的原始宗教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其信仰之表现形态多为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天体崇拜等自然崇拜，以及与原始氏族社会存在结构密切相关的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认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训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明时代的诉诸人的理性—一认知和反思—一的训练，另一种则是原始社会中的“神秘的方式”，即通过图腾和信仰来形成个体心中的禁忌。 2.礼仪、制度。 原始社会虽然物质生活极其匾乏，但仍然存在一些礼仪和制度。不管是诞生礼还是成人礼，对于原始群体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习俗。在各个氏族内部，基本上都有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制度，维系原始社会成员之间的平衡关系。举例而言，摩尔根母系氏族就有包括氏所推选一个酋长和一个军事领袖并可任意撤换;氏族内部人要互相帮助、保护不受外族伤害;氏族可收养外人入族;氏族有共同的墓地、共同的议事会等制度。这些条款不一定以明确的文字记录下来，但通过长辈对下辈的言传身教，使制度和礼仪得以传递下去，只要这个氏族还存在，那这些制度就一定制约着氏族内部的成员的日常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以强制性的公共道德约束个人，使集体意志不被打破，集体利益不受损害。 3.神话传说。 神话的产生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神话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它是根据原始劳动者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来的。这些理想化了的人或者物，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很容易在原始村落中流传下去。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人以刀斧、弓箭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变成以这种工具武装起来的英雄。神话中的主人公被想象为超人的，但有时也要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透过神话幻想的折光，从神话人物的作为和斗争，可以约略看到当时的人的作为和斗争。原始群体中，长辈利用神话故事教育青少年，培养他们的勇敢精神，神话故事中的英雄成为他们对抗自然力的精神力量。 4.原始歌舞。 根据许多古文物和古文献的记载，原始歌舞是原始人群节日庆典中的内容，它再现氏族采集、渔猎、驯养农耕、战争生活和男女爱悦，并表达出对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以及对生殖的崇拜。原始歌舞总是与原始人群宣泄情绪的心理和寄托祝愿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具有氏族群体祀神娱神的性质。他们创造的这种渲泄情绪、寄托祝愿的歌舞，既是对生活的再现，也是在这些象征性、拟态性的动作中传递了伦理与道德。一代一代相传的舞蹈，并不会被残酷的自然环境所中断。例如，狩猎民族的舞蹈一律是群体的舞蹈。通常是本部落的男子，也有许多是几个部落的人联合演习，按照一样的法则和一样的拍子动作。在跳舞的活动中，许多参与者都混合而成一个，好像是被一种感情所激动而动作的单一体。在跳舞期间他们是在完全统一的社会态度之下，舞蹈的感觉和动作融合成一体。原始舞蹈的教育意义在于统一社会的感应力和自由平等的观念。 二原始社会的自我教育 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虽然以言传身教为主，但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自我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道德教育的方式。毕竟，那些用来言传身教的内容即图腾宗教、礼仪制度、神话传说、原始歌舞等最初都是在先民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原始人群在不断的对抗恶劣的自然力和凶猛的野兽，寻求生存的过程中总结，并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得来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是劳动过程中人们传递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实际社会需要。不管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是怎样的，道德教育始终要经历一个由外化到内化再到外化的过程。 老人的经验和长辈的言传身教只是一个外部灌输的过程，如果要形成自己的思想道德，就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将外部灌输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对抗自然力和野兽以及外族人侵的过程中，先民们早就认清了现实，单凭一己之力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于是形成了部落来集体生存和发展。在集体生活中，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合理的分配着生产任务，对所获得的为数不多的劳动成果，进行合理的分配，照顾到老人和小孩。在这样物质匾乏的情况下，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毕竟物质上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未成年的个体最初是被教化去学会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那当他们成长成为部落内部最有生产力和最有决策能力的成年人时，就需要自己教育自己，将以往的教化的结果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准则。 除了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之外，原始部落的个体还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处理个体之间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习惯方法。比如在氏族内部，经常举行议事会来决策。氏族议事会是成年人的会议，未成年者不能参加。如果要成为部落的正式成员，需要经过成丁仪式。这种议事要在严肃的氛围里，对成年的人进行毅力和智力的考验，以检验他们是否可以成为合格的氏族或者部落的成员。母系氏族的这种议事会和成丁仪式，几乎完全是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约定俗成的一套道德规范。这样的道德规范，就不仅仅是靠教化就能达到的结果。 三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的特点 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一样，从教育的方法上来说，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是朴素的，直观的，未能形成科学的完备的系统。但是其道德教育对于整个原始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维护了群体的意志和集体的利益。总的来说，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有渗透性、民主性、平等性、手段单一性、参与性等几个特点。 渗透性。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是在氏族或者部落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完成的。不管是长辈的言传身教还是个体本身的自我教育，无不渗透在日常的实践中，从图腾崇拜中渗透禁忌与信仰，从礼仪制度中渗透权利与义务、从原始神话中渗透理想与勇气、从原始歌舞中渗透自由与团结。而与此同时，这些被教化的禁忌、理想、勇气、自由、团结等道德情感无不通过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形式得到加深并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下去。 民主性和平等性。原始社会虽然生产力低下，缺乏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氏族或者部落内部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这为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民主的基础。氏族或部落内部每个成员都有获得道德教育的机会，所接受教化的内容也几乎是一样的，教化的方式都是一代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民主性在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方法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原始社会中，氏族的首领几乎都是由成员民主的选出来的，同时也可以撤消。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平衡。道德教化的过程中，不管是接受教化还是自我教育，成员之间既接受来自长辈的经验传授，也贡献自己的经验给他人。 手段单一性。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由于受到自然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现代的道德教育那样形成一个具有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榜样教育等多种教育方法的科学的系统。它的手段是很单一的，除了自我教育，几乎全部的道德教育方式都在于原始的教化、言传身教，即由有经验老人通过口耳相传，以身示范等方法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 参与性。既然以群体的形式生活，那么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中的成员都不再是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来寻求生存的机会，个体身上都担负着群体的意志，道德教育便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活动。不管是老人、小孩、妇女或者男人，虽然本身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区别，但为了对抗自然力，都必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道德教育就在氏族或部落内部全部的人群中展开，教化每个个体以形成朴素的集体意识。 原始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很朴素也缺乏科学性，但在艰苦而漫长的原始社会生活中，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不管是原始教化还是个体的自我教育，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这样利用各个群体内部的宗教、礼仪、图腾、神话传说、歌舞等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在这些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使个体成员形成维护群体存在、促进群体发展的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完成其道德教育。 社会道德论文: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探析论文 摘要：当前社会道德出现的冷漠现象，与我们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某些特殊性有关，也与一些公众缺乏社会公德意识有关。要处理好“勇”为和“智”为的关系;娇正道德冷漠现象，开展全社会爱心培育工作。 关键词：社会道德冷漠现象理性分析对策 对社会而言，道德是保证人们有一个平静、安宁、愉快、和谐社会环境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文明健康的必要条件。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的社会却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公德不和谐的东西。 一、社会道德冷漠现象的理性分析 (一)社会正义力量是主流。可以肯定地说，不论什么国家、什么地方，都会有见死不救的人，也都会有见义勇为者。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成员由于思想境界不同，价值判断标准不同，道德修养的水准不同，他们在处理遇到的问题时的态度和行动也不同。所以，社会上出现一些有悖于社会公德的现象并不奇怪。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社会上存在一些负面的或消极的东西，就对社会失去信心，对社会公德的建设失去信心。应当说，社会的正义力量是主流，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正义的现象更是多见的。青年民工魏青刚三次下海抢救落水女青年;23岁大学生洪战辉携妹求学12年;“两弹”元勋朱光亚100万奖金捐科技;妇产科医生江庆霖，一边是心脏病突发、命悬一线的父亲，一边是手术台上等待剖腹产的孕妇，她毅然选择了先救病人。他们用一颗滚烫的爱心，践行着社会公德，坚守着职业公德，承传着家庭美德。 (二)社会道德冷漠是支流。无须讳言，在我们的社会还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在践行基本社会公德方面也常常出现令人失望的现象。面对现实，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不掩饰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消极悲观，积极参与社会公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正气，正确把握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1.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社会公德缺失。当前出现社会公德缺失现象，与我们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某些特殊性有关。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处在改革时期，生产关系处在发展完善时期，原有的社会公德中一些内容已经不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与新形势相适应的社会公德还没有完全形成，没有很好地被社会所普遍认可和遵从。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一定时期出现公德规范的部分“真空”，进而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社会公德的某些缺失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惯性而延续一段时间。这是由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所决定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2.忽视道德建设规律，造成社会公德滑坡。当前社会公德出现一定的滑坡现象，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对社会公德建设规律认识不到位所引起的。尽管党中央也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在一些地方，有的同志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只看经济增长速度，而严重忽视包括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公平和正义只是作为第二层次甚至是第三层次的发展理念，这就造成许多的社会正义伦理和道德底线被突破、被扭曲等现象发生。 3.公众缺乏公德意识，导致社会公德冷漠。当前，社会道德出现一定的冷漠现象，也与公众缺乏社会公德意识有关。当前，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德规范在思想认识上不重视，在行动遵守上不自觉。有人认为，社会公共规则给自己的行为带来一定的不便，可以把它视为对自己的不必要约束，从而不愿意自觉遵守。这样一来，本来是约束所有人的规则最后却可能成为只约束自觉遵守公德的人的规则。有人认为，社会公德既然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选择行为时具有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规范，那么，当道德冷漠成为某个事件当事人及其目击者普遍心态的时候，我们个人即使不情愿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也会力不从心或随波逐流。否则，主持正义者就可能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和道德成本。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缺乏道德良知的人，虽然逃避了在某种特殊情形面前自己应尽的道义与责任，避免了个体可能承担的风险与道德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必然会使白己变成具有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缺乏热情、爱心、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冷漠心态的人。 二、消除社会道德冷漠现象的对策 (一)感化道德冷漠，形成积极向上的群体氛围。社会公德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反复的、长期的过程，培养良好的公德意识，选择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公德行为，需要自己和社会各界坚持不懈的努力。道德冷漠的行为虽然来源于个体，但是，由于道德冷漠也像道德意识的形成过程一样，是人与人之间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对于见义勇为这样的公德意识的培养与对道德冷漠的消除，不仅需要个体内在的体验与觉悟，同时还需要社会公众舆论的热情支持，需要社会有关奖惩制度的保障。用积极的群体氛围来感化个体的道德冷漠，用制度保障遵守公德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公德意识，使社会公德建设持续、稳定地发展，并达到良性循环。而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需要我们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作为社会，要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与社会公德的宣传普及，明辨是非，扬善抑恶，弘扬社会正气，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称颂、赞美和人们崇敬、效仿的行为。 (二)倡导见义勇为，正确处理“勇”为与“智”为关系。倡导见义勇为，并不是说要大家不看条件、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盲目蛮干。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处理好“勇”为和“智”为的关系。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进行不法侵害的歹徒往往是有备而来，而我们却往往处于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行为防范状态的不利情况下。因此，当面对突发事件时，我们除了要有正气和勇气之外，还需要理智与计谋。“勇”为和“智”为同等重要。一方面，在有可能降低危害的情况下，如果只有“勇”而缺乏“智”，不但会影响见义勇为行为的效果，见义勇为者自身也很有可能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作为公民，如果缺乏“勇”为，则可能成为缺乏勇气与不法分子、不法行为作斗争的旁观者。而这种旁观，客观上造成对恶行的放任，甚至是对犯罪的纵容，将使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公德观念发生扭曲，并可能因为置之不理的态度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既要正确处理好“勇”为和“智”为的关系，又要防止借口“智”为而不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持社会正义，降低社会危机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安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见义勇为。 (三)矫正道德冷漠、开展全社会爱心培育工作。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真正的人》一书中写到:“爱人们，这是你道德的优秀。”“我们之所以去爱人们，是因为在人的爱之中自己也有欢乐，也有自己的幸福。”爱会浇灌一切，爱会滋养一切，爱更会繁荣一切。爱能让麻木的道德复苏，使泯灭的良知苏醒。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消除社会道德冷漠现象，全社会应重视爱心培育工作，使每个公民都有一颗滚烫的爱心。培育爱心，要做好以下三个层面的工作。 首先，要从“小爱”做起。一个有血性有道德良知的社会公民应具有以自我为优秀的“小爱”的品性。“小爱”先须从爱自己做起，包括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名誉，爱护自己的财物，爱护自己的所有;再者要爱自己的家庭，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让老人尽享天伦之乐，让子女健康茁壮成长。 其次，要从身边爱起，爱我们周围的一切。爱花草，保护环境;爱诚信，办事公道;爱岗位，敬业奉献;爱祖国，遵纪守法;爱人民，服务大众，等等。有了爱，人们就懂得“慎独”;有了爱，社会上就不会有光天化日下拦路抢劫;有了爱，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会发扬光大··一爱，就需要从自我做起，爱我们周围的一切。 最后，升腾境界，孕育“大爱”。“大爱’，就蕴藏在爱党、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五爱”是爱的五个维度，在现阶段，也基本上涵盖了爱的所有内容。“大爱”精神乃“立身”之基，建业之本。人只有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才会作出爱之选择，爱之举措和爱之行动。只要一个人的思想情感，言谈举止、行为活动符合基本道德，践行着社会公德，坚守着职业道德，承传着家庭美德，他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精神文明的好公民。人只要有博大的爱心，关心他人，热爱群众，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用实际行动谱写一首首《爱的奉献》之歌，他就成为典型的榜样和时代的楷模。 社会道德论文:网络社会道德的三种现象透析论文 摘要:网络社会道德存在着无责任现象、绝对自由现象和价值观扭曲现象，真正解决上述这些怪现象的途径主要是加大现实社会道德建设的力度，先道德后法律才是长久之计。 关键词:网络道德网络社会伦理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精英电子学家出于为军事服务的考虑将几所大学的计算机用电缆连在了一起，起名为ARPANET，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INTERNET的鼻祖，网络的迅速发展超出了当初它的发明者的预见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我们的社会，从70年代的试点，到80年代的发展，再到90年代的普及，网络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庞大物理实体以其不可取代的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渐进式的改变让许多科学家有些措手不及，由这种改变也出现了通过网络这一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网络人群，构成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不仅仅带来了科技上的新起点，也为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全新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进人了一个双重社会时代。不同于以往研究的人类社会，网络社会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在，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社会人群，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最大的区别在于每个个体的人在网络社会中都被转化为一个符号，一串代码，以机器的方式进行交流，除了ID地址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验明正身，在网络这块面纱的掩饰之下，网络社会的活动准则与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出现了偏差。 综观现实社会，个人要想融人其中，接受、承认并且遵守社会道德是一个必备条件。举例来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中信守承诺之类的现代商业道德法则，得到了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广泛奉行，因为这是他们长期立足市场并自主活动的一种必要条件。马克思·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指出只要个体涉足于市场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其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任何一个社会，不讲信用，恶意欺诈等不道德现象，主体活动空间必将受到压缩。然而在网络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参与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欺骗，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在网络社会中变成了一个代码，一个符号，从姓名、性别到情感、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随心所欲，都成为遵守网络行为规则的一种表现。现实社会的不道德在这里反而成为大家都认同并且都付诸实践的一种道德行为，主体的活动空间也并不因为这种现实生活中认定的不道德行为而受到压缩，相反，其活动空间扩大到整个世界。这种与现实社会道德相左的道德现象大致分为三类: 一、网络社会中的无责任现象 在网络社会中，人是一种非现实的存在，人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因而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也会发生变化，形成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主体存在方式，“人在网络中就是非现实的虚拟方式，其活动也是非现实的虚拟活动，由于这种虚拟特性造成网络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倾向，自身的不真实性导致对所联系的对象的真实性的批判，成为怀疑论者”。而这种怀疑性也就使虚拟个体认为根本不用考虑从而放弃了对其相联系的另一个虚拟个体的责任感，同时在网络社会中又没有健全的社会关系、道德关系及客观的社会道德加以要求，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成为必然。只有这种行为上升到损害现实社会中具体的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的切身利益时，行为主体才会受到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乃至法律规范的制约和审判。同时，在网络面纱之下的非现实的虚拟个体代替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存在的个体思维来批判现实社会，这种批判则作用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这种批判则是以无责任为前提的有感而发，只要是无损现实社会的根本利益，行为主体都不用也不会考虑到现实社会的道德谴责。 二、网络杜会中的绝对自由现象 仅就自由这一要概念来说，自由是同受限制相对立的。“人只有摆脱了外在力量的限制才会感到无拘无束，才会感到自由，因此，自由就是对外在限制的摆脱”。哲学家们对于自由的这种一般含义是普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以积极能动的社会实践的观点来说明自由的本质，自由与客观规律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不受到外在客观必然性的限制，完全摆脱约束，不要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网络中却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具体实在的人，而是代表具体实体的机器背后的数字符号。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必然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对客观规律性认识得越准确，人的自由程度越高，而在网络社会中，对规律认识的主体是虚拟的符号，获得自由的主体也是虚拟的符号。网络社会中的规律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的限制是间接的，因而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可以相对地摆脱网络中规律的限制，网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认为网络社会是个大同社会，网络上的东西是共享的、无限的和自由的。网络信息是无限的，拷贝是自己的，拥有知识或信息是每一个网络个体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修改、下载信息而不被限制;网络信息又是自由的、完全的不受到任何权力机构的制约。因为信息的共享无限和自由，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对计算机网络的访问是无限制的、完全的，对网络信息的修改、删除和窃取都是正当的，是自己的一项不可质疑的权利，是绝对自由的。由于这种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现实社会的经济利益，在网络发展的初期有关版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庆幸的是现今已经出现了限制这种“绝对自由”的规范和法则，然而这些规范和法则只有在行为主体对现实社会利益有所触及的时候，才能对其有所制约。 三、网络社会中的价值观扭曲现象 这里谈到的价值观主要是指网络青少年的价值观，网络青少年是指与网络时代共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是在网络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在价值观念没有真正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网络社会的生活，这一特殊的成长背景使他们必然成为未来网络世界的中流抵柱，但是我们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和道德形成的关键期，而青少年自身又极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强、自制力不足、实践经验少，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道德规则的差异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的构建，网络受到大众青睐，很大程度上是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地域、没有边界、没有设置种种障碍的社会，那里实现了人人平等的伟大梦想。网络青少年因此而蔑视一切既定的权威，一切限制，在网络空间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来铸造一个没有既定秩序，没有权威，人人平等、自由，资源全球流动共享的公平社会。 自然，他们常常在这些方面为所欲为。这一“公平社会”的蓝图一方面提升了青少年的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但另一方面也会将青少年推向反社会、反人类、反主流文化、反传统约束的边缘。少年黑客的出现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明证，在网络社会中，那些技术高超的、成功侵人防卫森严站点的往往被众人尊重和推祟。这些都强烈刺激青少年争做网络世界的先行者，在斗志斗勇的智力挑战中提高技术，但出极有可能会造就出一批脱离社会、迷失方向，为了寻求挑战而不择手段，对国家、社会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有潜在而又巨大威胁的电子人。好在针对以上的三点，现实社会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加以制约，然而网络社会因为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参与的一个虚拟实体，措施的制定上就会受到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法则的局限的影响而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可以真正解决网络上的这些怪现象的途径还是要加大现实社会道德建设的力度，先道德，后法律才是长久之计，才能使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共同健康的发展。
教育思想论文:医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把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 医德建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是迫在眉睫。只有不断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才能缓解医患关系，不断提高人们对医院的满意度。加强医德建设，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德水平，当医务人员者具有高尚的医德时，他们就能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从而会产生和谐的医患关系。相反就会出现医患冲突。所以，要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德建设。 二、丰富教育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吸引力 思想政治教育要为群众所接受，就需要坚决地摆脱形式主义，从脱离实际的“远”、“空”、“浮”向贴近群众的“近”‘、实”‘、深”转变。要尽量以简便易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内容详实。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填鸭式”知识性教育，其目的是让广大医务工作人员从内心接受教育内容，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业者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教育不能简单重复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生观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等这些概念性的理论。要让教育内容丰富多彩起来，有血有肉。既然教育对象是医务工作人员，那一切的内容都要医务这个优秀展开，与具体工作联系起来，那么空洞的理论就变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活动了。那么具体而言教育内容可包含：一是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系列重要理论。二是医务工作人员在工作经常出现的问题以及原因。三是那些典型的助人为乐、忘我工作的事迹。五是勇于同违法现象作斗争，服从国家和集体的统一意志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现象。不管那个方面的内容都要医院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要与医务工作人员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总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含医疗、护理、管理、改革以及干部、职工的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吸引力。 三、开展多种形式教育方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教育内容是教育的客体，是一种静态的东西。如何让这种静态的理论和知识变成指导医务人员工作的意识和思想，需要教学来实现。谈到教学就不得不谈论教师、教学内容和学生这三个要素，本文的学生对应的自然是医院医务从业人员。医务从业人员与一般学校的在校学生不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医院不同医务人员在文化、年龄、性别、性格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针对这些差异性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首先要对医务人员的开展调查研究，找准不同层次人员兴趣所在、期待所在，尽量满足“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通过开展分层分类多种形式教育和培训，使教育和培训的内容贴近培训对象的实际，从而切实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课堂式培训。针对医务人员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外请专家来医院开展课堂式讲座教育。二是模范示范教育。作为政工领导要善于发现职工的闪亮点，大张旗鼓地表扬好人好事，树立宣传先进典型。通过先进典型具体地、形象地影响职工，使其感受教育目标的真实、可信、有效，才能自觉地向先进学习看齐，从而通过树立典型形象，发挥模范的榜样教育作用。三是个别教育，针对个别的突出问题，进行个别教育。有些个别医务人员身上存在的问题，政工领导可以利用时间找他们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四是是不断丰富培训载体。依托现代远程教育、党建网站等传媒，注重发挥其生动直观的作用，适时开辟特色种养业技术专栏，不断制作一些有本地特色和实用性较强的节目或栏目。五是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又是新时期的工作需要。 四、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的理论依据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但是这些党的指导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与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紧密结合，产生新的指导思想。十八届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会上指出,当前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总体是好的,在联系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存在着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活动将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中共全党深入开展。从而，要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就需要紧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主题。医院的群众就是所有医务工作人员，要从思想上抓住这些群众，让这些群众自发学习，自我教育。就需要医院领导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广大医务人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真正关心职工，从职工中来，到职工中去，一心一意为职工着想。多到基层科室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和困难、并真心实意的帮助解决困难。杜绝形式主义，真心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作者：唐良正 单位：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中医院 教育思想论文:小学音乐教学思想品德教育论文 美育与德育，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结合的，德育是晓之以理，美育是动之以情。古人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者，通伦理也。”音乐教育在培养人的审美素质的同时，还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那么，音乐教师如何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结合歌词内容和歌曲的艺术形象，将思想教育有机地渗透到音乐教学中，进而使学生受到审美的熏陶，这是摆在我们音乐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挖掘背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在二年级教唱《卖报歌》一课时，我首先介绍这首歌产生的时代背景，结合挂图、配合音响，讲述旧社会上海报童饥寒交迫的生活，揭露了旧社会民不聊生，腐败黑暗，广大人民对光明中国的向往，通过这首歌的学习，激起学生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强烈的爱和对反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的恨。在学唱《只怕不抵抗》一课时，首先向学生刻画了“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儿童的形象，揭示了歌曲的主题：“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为了突出这一主题，出示图片，在教师的循循善诱中，批驳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赞扬了爱国儿童的抗日精神，学生在演唱时活泼中带着刚强、天真中显露严肃，在学生的心灵中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在欣赏《抗敌歌》时，引导学生了解作者谱写的这首歌，是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把“几万万同胞”作为“中华锦绣河山”的“主人”加以歌颂，并把挽救祖国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全体同胞的“奋起”和“团结”上，歌曲雄壮激昂的情绪表达了中华儿女抗战必胜的信心，使学生懂得我们今天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强盛。 二、情景渲染，激励儿童的民族自豪感 在欣赏我国的民族音乐和民歌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优美动人的民族音乐旋律，使学生充分了解存在我们民族音乐宝库中大量的音乐财富，强烈的民族自豪将会油然而生。《国歌》是一首雄壮、高昂、激人奋进的歌曲，教学中，通过教师讲述这首歌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结合周一升旗仪式，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手捧奖杯、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激起学生的满腔热情，点燃孩子们心灵中热爱祖国之火，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播种理想，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 在教唱歌曲中，教师要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如你的理想是什么？长大以后干什么？你的理想怎样才能实现？讨论后，同学们纷纷举手发言。有的同学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有的同学说：“我的理想是像妈妈一样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树立远大的理想，牵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胸怀大志、具有远大理想的孩子们，将会踏入美好的未来。 四、艺术活动，进行集体凝聚力教育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艺术活动，也是培养学生高尚情操、美好品德的重要途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儿童具有爱表现自己的心理特征，借助这一特征，在各种艺术活动中可以给他们创造表现自己的机会，在校内组织小合唱队、舞蹈队等，通过合唱使学生懂得，只有协调一致，积极协作，才能唱出统一和谐的音调、整齐的节奏和均衡的音量。另外，可以组织舞蹈队排练一些以反映儿童思想、学习生活为内容的多种表演形式的小节目，让学生在排练过程中受到寓意深刻的思想教育。舞蹈、表演唱、儿歌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对学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在排练和演出中，小演员们由情入境，情真意切，能引起极大共鸣。通过这一支支动听的歌曲，一声声由衷的赞叹，民族自豪感、爱国之情、共产主义人生观、集体主义思想已悄悄渗入同学们的心田，启迪思想，熔铸品德，陶冶情操。作为音乐教师，要善于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将思想品德渗透到音乐教学中，启迪儿童情感，更好地发挥音乐教育的功能。 作者：包永兴 单位：前郭县吉拉吐乡七家子蒙小 教育思想论文: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摘要: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观念，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但是目前传统文化在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和疏离，已经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通过探究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入手，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回归。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觉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也在思想观念层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直接影响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及发展，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这也是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教育资源，不仅能够有效强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还能够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及爱国主义精神。中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加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充分利用学生形成思想观念的黄金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确认识到当前的社会处于飞速发展的状态，而我国也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的成果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多元文化和信息的交流与碰撞，也使得正面与负面效应同时出现。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宣扬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打破优秀传统文化在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回归。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优秀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不足。 家庭教育是中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大部分家长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理解和正确认识，导致在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很容易沉湎在历史之中，无法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片面宣讲历史知识，导致传统优秀文化在家庭教育中产生背离的现象。中学生由于年龄特征，具备较强的好奇心，心理活动也以现实性为主，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兴趣较低。而家庭教育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关注，并没有能让孩子在社会生活中真切的接触到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会出现对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过度重视知识传播，却忽视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并没有充分结合学生的心理特征，不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 2．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不足。 学校教育是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秀部分，可是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并没能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导致传统优秀文化在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缺失和疏离，教材内容中虽然再部分章节零散分布着传统文化内容外，优秀传统文化并没能得到成分的应用，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也没有呈系统的出现，而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课外活动，更是处于随机开展的状态，无法形成固定的要求和形式。目前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发挥，大多数依赖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这也使得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并没能得到良好的开发和利用，极大浪费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3．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教育中的不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开始对文化传统进行激烈的否定和反省，从而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并在时期将西方理念引入中国，从而剔除了传统文化中的愚昧和落后，但是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一系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让他们理解成传统文化是无用的。而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出现巨大的断裂面，这也导致了当今社会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出现认知断层，也造成了社会民众普遍忽视传统文化的现象。在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文化并没能与社会教育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而是将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孤立的灌输给学生，这也使得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相脱节，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内因:传统文化自身特征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秀历史文明的过度，而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也将不同时期的文化传承，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系统，这也造成了我国传统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气息，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多元化的信息不断交流碰撞，传统文化缺乏主动性的自身特征，也使得传统文化在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体系化和系统化，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受制于针对性不强的缺陷，无法满足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 2．外因 (1)多元文化并存给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多元文化的传播也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学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外来文化时，很容易因为自身思想观念认识的不足，从而被外来文化所吸引，忽视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甚至片面的将传统文化理解成守旧过时，并没能成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2)教育体制弊端给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束缚 我国的教育体系并没有规避西方教育在培养人才时的困境，社会对于专业技术的过度重视，虽然为社会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但也忽视了人文精神的素质教育。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也使得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较为单一，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使得学生并没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导致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无法有效的开发利用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不利于中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赵春阳 单位:吉林省长春市第八十九中学 教育思想论文: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论文 1明确规则，积极教育引导 在学生日常学习和与他人交往中，要讲清良好思想品德和良好习惯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并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予以批评和纠正，对好的品行要加以表扬和弘扬。这样，经常教育引导，及时纠正能使学生明白道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知道怎样做才是一名好孩子，好学生。另外，不断强化《中学生守则》及其它规章制度，使学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要从细处着手，做到详细了解观察细、量化考核制度细、分工到位落实细，这样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认识水平，而且大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守纪意识。 2为人师表，做学生的榜样 良好的品德不是直接教会的，而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因此良好的师德对学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学生道德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就是能够起到道德表率作用的行为。古人云：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自身的行为示范对学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当教师要求学生时，学生也在衡量教师，孩子们常以身边的老师做为道德榜样。这就要求执教者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样他的一言一行会无声的影响着身边的学生，给学生以良好的熏陶。所以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以德服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形象，成为学生的楷模，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可以说学校、班级德育教育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人格和行为表现，没有教师的身教就没有真正的品德教育。 3开展活动，强化品德意识 要做到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摒弃抽象的空洞的说教，一定要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地开展德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知识的充实、哲理的启迪和做人的道理，大量的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学生的自己参与、亲身投入、内心体验，好的品德才能成为学生内在的信念，才能启发他们向好的道德标准发出内在的动力。为此，我在平时的班主任工作中，非常注重优化班级德育环境和实践活动，并且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指定专人记录，并在每周末的班会中进行公布，然后加以评比，以唤起学生对良好品德向往和追求的意识。 4融洽沟通，力做良师益友 青少年阶段是汲取各种知识和锻炼各种能力的黄金时期，也是身心发展不稳定时期。为了使学生能健康、全面地发展，我们必须做好学生的良师益友，明确目标和方向，加强思想灌输和情感沟通。平时，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捕捉学生思想中的不良火花，使这些不良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我们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真正懂得人生的真谛和价值。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等，事在人为，只要我们努力进取，做个“有心人”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到达理想的彼岸，实现人生的价值。又如教育孩子不自卑、不气馁：“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应该感到欣慰和快乐，因为我们毕竟付出过拼搏的汗水，向成功又迈出了一步。”……就这样，我经常与学生在一起谈学习，论理想，肯定成绩，指出不足，鼓励后进，鞭笞先进，提高学生的挫折耐力，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充分发挥了学校的教育功能。 5榜样激励，培养良好品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在教育学生时除了讲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故事激励学生外，还要把本校工作突出、成绩优秀的老师、学生树为榜样，充分利用他们的先进事迹来教育学生，鼓励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工作勤奋、刻苦钻研、遵守纪律、无私奉献的精神。由于这些人和事都是在学生身边的，都是活生生的事实，学生学起来学得真切，学得实在自然，就更能激励学生。如，在“树立远大目标，实现美好理想”的主题班会上，我以近几年我校考进重点高中的优秀学生为榜样，用他们刻苦耐劳、积极、上进的先进事迹进行教育，很好地激发了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奋发学习，艰苦拼搏的精神，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6家校合力，共创育人环境 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活动，不仅需要教师在学校付出辛勤的劳动，而且也需要家长的配合与支持。只有将学校、家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让人在成长的复杂环境中得到改变和提升，从而形成完整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师与家长必须要定期沟通，共同关注，才能形成教育合力。学生良好品德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需要教育者在把握规律的同时，还要具有足够的耐心、细心和智慧，努力为学生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对他们加以科学引导，不断探索和增进教育实效性。 作者：高伟 单位：吉林市博达中学 教育思想论文:语文教学思想品德教育论文 一、在拼音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教育。 一、二年级学生情绪不稳定，可视化想象主导着思维，因此，直观具体的事物和活泼的形式，可以集中孩子们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良好的情感，有利于教学，更有利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渗透。巧编故事，化抽象为具体、化呆板为生动，是拼音教学渗透德育最常用的方法。如:教学音节“yu”时，编这样一个故事:今天是小鱼的生日，，但却没有一个朋友对他说生日快乐。晚上，小鱼终于忍不住悲伤，哭着跑回了家。一进家门，小伙伴们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给他唱生日快乐歌曲，还给他准备了特别的礼物———一件漂亮的新衣服!穿着新衣服的小鱼，开心的笑了。在这个故事中，孩子们不仅知道了“y”与“ǖ”相遇时“ǖ”上两点要去掉，还感受到在同学或朋友过生日、节日之际送上我们的美好祝福，是相互关爱的表现，别人快乐了，自己也就快乐了。 二、字、词、句教学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知道汉字不仅外形美观大方，且音韵和谐、富有表现力，以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教育学生正确使用汉字，增强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紧迫感和荣誉感。文章的思想感情是包含在语句之间的，教学中要善于抓住那些能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词语和句子，仔细加以品味，体会其内涵，从而达到教育学生，激发情感的目的。如:《船长》一文，抓住第二自然段中的“忠于职守”、“做人之道”，让学生理解词语意思，启发他们联系上文弄清哈尔威船长面对死亡是如何做的?使学生体会到哈尔威船长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舍己为人的精神。 三、在听读训练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编了一些语言文字优美、但内容含蓄不易懂的散文，教师可通过听读训练，运用视听手段，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陶冶学生情操。如:《草原》中的一段描写草原美景的文字:“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教学这部分时，先让学生边朗诵边听配乐，再反复地有感情地朗读，体会作者对如诗画般草原的喜爱之情，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激起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 四、在分析典型人物形象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小学教材中，侧重写人物的文章偏多，这些人物本身就具有善良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情操，这正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好内容。如:《詹天佑》这课，可以指导学生抓住詹天佑的言行，品味文中的重点词句，体会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态度，以及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从詹天佑临危受命、不怕阻挠这一环节的学习，引导学生体会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从而，詹天佑的崇高品德扎根于学生的头脑。 五、在主题思想的分析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文章总是反映一定道理和思想内容的。在教学中把这些道理作适当的引导，对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作深入地分析，便会从中受到启迪。如:在教学《轮椅上的霍金》时，着重启发学生想象身患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的霍金是如何与病魔作抗争，顽强地活下来的。然后引导学生理解霍金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惊人成就的伟大壮举，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在科学的大道上，要有顽强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才能获得成功。 六、在作业辅导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作业辅导，在一定意义上对思想品德教育起到延伸作用。课外思考题都是围绕文章中心思想设计的。有些题目需要根据课文内容进一步升华。而且社会性、空间时间性很强，这就需要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如:《生命的林子》课后第二个问题是:“联系上下文，说说‘水深龙多、鹤立鸡群’这两个词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学生很容易回答:“水深龙多”就是水深了，龙便多了。“鹤立鸡群”就是指那三两棵松树在灌木中就像鹤立于鸡群中一样显得特别高大。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课文中蕴含着的意思就不知道了。所以，让学生联系上下文的内容理解，逐渐地理解到“水深龙多”指法门寺名满天下，寺内高僧众多，而且还理解到是指在具备了充分的环境条件和物质条件，就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同时理解到“鹤立鸡群”是比喻一个人的仪表或才能在一群人里显得很出众。然后，让学生联系实际说出自己对这两个词语的理解，从而得出:“一个想要成才的人离不开社会，就像一棵树离不开森林。”的结论。这就通过作业辅导，对学生进行了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语文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如同教书与育人一样，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语文教材中每篇精选的课文内容都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最佳蓝本，对学生的态度、情感、价值观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语文学科的德育不应该是教师空洞的口头说教，而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溶化在学生的血液里。只要老师选好切入点，并善于捕捉和创造各种时机，将思想品德教育从课内到课外，渗透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学科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才能真正的水乳交融、齐头并进。 作者：周玲 单位:重庆市北碚区灯塔小学 教育思想论文:体育教学下思想品德教育论文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都知道思想品德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是学生上好各门功课、学好各类文化知识的基础和前提。“学校无大事，处处皆教育。”任何一位学科教师只重知识、轻教育或是认为学科中没有教育的成分或时机都是不对的。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及时把握思想品德教育的时机，积极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学与教育相长的目的。体育课和其它文化课还有所不同，它的特点是以实践活动为主。因此它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主要是把教育融于实践活动中，同时利用教材的特殊性，把握学生的特点及表现，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具体如何在教学中实施，我浅谈如下四点。 一、改变落后观念，使学生明确体育的价值 落后的观点制约着教育的发展。有不少教师认为体育课没有多大实用价值，无非是玩玩而已，想怎么上就怎么上，甚至可以不上。一部分学生对体育课不感兴趣，不重视上体育课，这给体育教学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因此，要搞好体育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转变这种观念，使学生在思想上对体育课有足够的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学习每一项内容都要让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 二、善于利用教材，有效开展思想品德教育 体育教材大都具有思想品德的教育因素。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分析和抓住这些因素，认真和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例如，各个田径运动项目都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坚毅、果断等良好品质及拼搏向上和竞争的意识，而且各田径项目由于有严格的规则和练习要求，还可以培养学生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在中长跑的教学训练过程中，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完不成的。在训练中，我时常鼓励大家要树立顽强的意志品质，并举出一些成功人士是通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的事例。用这些事实来激励学生的训练热情，从而达到提高思想与成绩双丰收的效果。在篮球教学中实施思想品德教育：篮球运动无论是竞技比赛还是一般活动中都可进行组织纪律、集体主义的教育；进行勇猛顽强、果断坚毅、自信自强、拼搏进取的意志品质教育；进行事业心、责任感和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同伴、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和观众的体育道德作风教育。篮球运动能发展多种功能的特点，对于在教学全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是一个有力的保证。思想品德教育在队列队形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尤其在职专一年级的教学中更为突出，所以要单独划分出来。每年职专新生入学，队列队形都要作为重要课程来学习。初中队列队形训练很少，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也很难做到规范。学生的体操意识几乎没有，而且年纪小，好动。为了使学生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在上课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学生的思想工作。我首先提出队列队形在职专教学中的重要性，然后让学生观看军队大阅兵的录像，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利用教学组织形式，积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好的课堂组织形式和教法，对学生具有广泛的教育作用。例如：在分组教学中男女同学练习的项目不一样而且器材摆放不到一处。在训练中要求：老师辅导时，服从老师的安排；组长负责时，要服从组长的安排。在轮换时要由组长组织好队伍，整齐地带到下一个训练地点。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培养学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布置场地和领取、使用、归还器材时要求同学们树立劳动观念，热爱劳动。在领取归还时要轻拿轻放，在使用当中要注意保护，不故意损坏器材，从而养成爱护公物的优秀品质。游戏和打比赛是同学们体现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观念的最好方法。在比赛当中同组的同学相互鼓励、加油表现出的团结是其它场合少有的。在球类活动中只有场上队员齐心协力才能赛出好成绩。因此，课堂教学过程中，妥善的教法和灵活的组织形式既有利于完成思想品德教育任务，又能提高教学质量。 四、抓住学生的表现，及时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运动技术和运动项目的改变或者由于运动负荷的加强及天气缘故，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也反映出一些思想品德教育的因素。例如，一次上双杠课，有一个同学有恐高症，不敢上杠进行练习。针对这种情况我首先用语言鼓励他并且发动学生帮助他、保护他，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鼓励和帮助，这个学生终于克服了胆怯心理。不但敢于上杠而且动作也做得很规范。这个例子体现了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作用。所以我们教师要善于观察，及时发现，有针对性地采取严格要求或鼓励、支持等手段进行教育，使学生不存在任何顾虑和问题，各方面的主动性也就增强了。体育教学中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多渠道、多方面的，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教改的不断深化，体育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会更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也就能促进我国的体育事业更加腾飞起来。 作者：丁洪勇 单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职业教育中心 教育思想论文:思想教育安全管理论文 邳州港是京杭运河沿线有着50多年历史的港口，员工1300多人。安全工作是企业发展主题，党委书记刘跃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港口如果没有好的安全环境，是很难集中精力抓好经营和发展；安全生产关系到和谐稳定，关系到员工生命和家庭幸福。在港口安全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引导员工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杜绝不安全行为上起到积极促进与保障作用，进而达到安全生产、员工幸福、港口发展的共赢目标。2014年，港口产量创新高，安全管理通过“普通货物码头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验收，唯一被集团公司评为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一、思想教育工作融入安全管理中的基本方向 1.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宣贯安全防范理念。 因事利导、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基本方法。思想才教育与安全管理结合要找好切入点：必须紧扣生产经营、紧扣一线员工、紧扣生产现场，从员工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入手；只有找准了切入点，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会把安全理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安全管理工作中去。多年来，港口始终把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融合在一起，坚守“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法律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意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遵循“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学习宣传新《安全生产法》，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查现场“三违”行为，杜绝习惯性违章，较好地提高了广大员工的安全素质和安全管理水平，达到了增强员工素质、防范事故发生的目标。 2.广泛开展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标。 把思想教育与安全培训有机结合，是提高员工安全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制定港口年度教育培训计划。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会等，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素质。二是新《安全生产法》已于去年12月1日实施。做好“新安法”宣贯普及工作，切实将“新安法”贯彻到位。三是结合季节特点，相继开展了“安全演讲比赛”、“安全生产月”、“安康杯活动”、夏季“六防”、冬季“六防”、“11.9”消防日、“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无事故”等活动。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围绕“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为主线开展各项工作。四是利用多种形式，将上级文件精神、各类安全知识和常识、事故案例分析等宣送到广大员工中去，利用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大力宣传，营造声势。使员工的安全素质不断提高，在工作中始终牢记安全警戒线，按章办事、按规操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管理都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如果说安全教育的作用是事前警示、事后惩戒，那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则重在事前预防、自我防范。而且是从思想源头上、行为意识上形成牢固防卫体系。在诸多生产力要素中，员工是最重要、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员工行为是否规范，安全意识强弱等，受其自身思想支配。思想支配行动，行动源于思想。同等条件下，员工安全意识重视成度、觉悟高低，决定着对安全工作的责任心所持的态度。因此，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行式对员工进行安全意识防范、思想觉悟、爱岗敬业等升华教育。只有员工将“爱自己、爱家庭、爱港口”的正确思想得到普及、员工的安全责任感才能增强，自觉遵章守纪，我要安全、大家安全的习惯才会养成。 三、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有机结合的“日常”工作方法 1.做好日常“警示”教育。在港口生产建设中，已发生过的安全事故教训沉重。 无论大小安全事故，都会在员工心中留下阴影。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安全生产全过程，就是要做好日常“警示”教育，预防事故发生。通过案例分析，举一反三，帮助员工认识到不安全因素对社会、对港口、对家庭、对自己带来严重伤害和经济损失。通过“警示”教育，使员工充分体会到安全无小事、事故警钟长鸣的现实意义。 2.做好日常“减压”工作。 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加快，员工在工作、学习、精神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较大，对安全生产存在不利。港口通过“党员与群众结对子”“员工思想动态调查”等形式，掌握和了解员工在想什么、干什么，了解掌握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需求；从而根据员工思想动态、工作表现，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帮助解决一些工作、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员工办一些好事实事，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使员工轻松上班，安全工作。 3.做好日常“跟班”监督。 港口坚持开展“三联一包挂”（三联，支部与基层单位联抓、争创“安全示范单位”；支委与党员联建、争做“党员安全示范岗”；党员与员工联帮、争当“安全技术能手”。一包挂，公司领导包挂一个基础工作最薄弱的自然班组）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安全生产的有效途径。通过“三联一包挂”活动与开展不定期、不定点的“习惯性不安全行为查找”和“干部跟班劳动”等活动，起到了很好监督和引导作用。“每人一天安全员制度”“安全检查与现场动态抽查”等活动，及时发现一些不易发现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码头货物吊装过程中，领导跟班劳动、深入现场一线，有效地进行现场督导，督查生产全过程，充分发挥了安全监督的作用。 四、结语 总之，思想政治工作是港口管理中最活跃的部份，效果好坏直接影响员工队伍稳定和港口发展。虽然，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不同于经济工作来得那么直接，但完全可以通过解决实际问题而做到“虚”功实做，充分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就港口而言，这个实效性，就是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管理融合在一起，就是将“安全防范意识、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连着千万家”等理念，通过思想教育工作的方式入脑、入心，使广大员工接受“安全是效益、安全是幸福、安全是发展”等思想情绪感染，以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形式，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行为。把安全管理的组织意志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生动体现。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研究员工心理行为规律，运用员工容易接受的方式，在员工心目中产生强烈的自我说服力，这种“自我说服力”就是员工防范安全事故的原动力。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落脚点就是千方百计提高这种“原动力”。 作者：尤洪峰 单位：江苏徐州港务集团邳州港有限公司 教育思想论文:民生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时代民生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物质层面的关系 民生问题涵盖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内容中，衣食住行方面就是物质层面，这一层面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就是人，人具备自主意识、自主思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帮助人们树立促进经济发展的竞争意识、道德品质等，进而实现物质层面民生问题的解决。物质层面的民生问题解决之后，有利于提升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 (二)精神层面的关系 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过，民生状况及公共福利发展的水平却明显的落后于经济水平。当前，社会上比较突出的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都是民生问题精神层面的范畴，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人们的心理状态、人际关系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也限制了人们在精神方面需求的发展。只有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共同发展，才能保证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有利于帮助人们正确的认识当前比较突出的时代民生问题，并通过恰当的调整来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来指导和规范自身的行为。 (三)政治层面的关系 尽管民生问题关注的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还是需要在政府的领导下来解决这些存在的民生问题，由此，民生问题也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民生问题解决的好与坏直接反映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政府的行为，为了提升民生问题解决的有效性，就需要政府转变观念，重视民生问题，明确自身承担的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不仅仅是帮助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党和人民的关系也需要利用其进行调节，从而将社会稳定在安定团结的状态中，进而使民生问题在一个安稳的政治环境中解决。 二、时代民生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一)坚持大众化的工作 所谓大众化的工作，就是指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结合民生问题来进行，具体说来，工作理念、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工作语言都要坚持大众化。大众化的工作理念，就是坚持群众观点、站在群众的立场，以群众的视角来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满足人们的民生需求，同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进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大众化的工作内容，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以群众的生活实际相连接，避免单纯的讲政治、讲理论;大众化的工作方法，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能只是宣讲、灌输，而是要结合群众的实际特点，通过情理结合的方式来提升教育的效果;大众化的工作语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要通俗易懂，避免理论化的语言，通过对话式的平民化语言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在民生工作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民生工作人员每天都会与群众接触，因此，他们十分熟悉群众，基于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在日常的民生工作中，应该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民生工作人员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政府应该加强对民生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从而使他们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从而在工作中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还能够提升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 (三)加强对官员的教育和引导 对于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官员要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基层官员，更是应该十分注重民生问题的解决，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了解，有针对性的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理服人，情理结合，提升民生工作的有效性。基层官员在解决民生问题时，要放下身上的“架子”，真正的融入到人民群众当中，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而真正的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为了提升官员工作的有效性，就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展开教育和引导，督促官员树立群众意识，把群众的困难和需求放在工作的首位，切实的解决各种群众问题。 (四)做好对民众的教育和引导 在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引导时，主要的内容应该集中在民生问题的明确上，让人民群众对民生问题的来源、发展、成因等有所了解，并形成理性的认识，这样一来，民众在表达自身的民生需求时，会自觉的采取比较理性的做法。结论:时代民生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进行思政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解决时代民生问题，而在解决民生问题时，要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二者均不能替代对方而独立存在，需要共同作用，进而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基础上解决民生问题。 作者：黎玉财 单位:重庆市江津区白沙中学校 教育思想论文:优秀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一）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我党的一项关键性任务，该工作做的如何，将直接说明我国在发展过程是否与时代思想文化相符。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各大高校需充分展现该任务的实际需求，担负起培养高素质人才、传播思想的内容与职责；高校应当时刻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体系的实质要求，来展开各项工作与活动。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当做到六点，即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展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展现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展现以变革创新为关键的时代精神、展现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把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通过这种方式，对学生开展更好的思想教育，从而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构建做准备。 （二）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 现今我国有近三千所高等院校，数千万在校学生，可见，高等院校是培养且输出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及人才储备库。在当前世界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下，国家要想继续进步与发展，就必须有各类人才的帮助与支持，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与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愈来愈高。而其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上面，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现当代大学生需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除此之外，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高校学生还需由较好的心理、政治以及思想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其是高校学生在毕业迈向社会的基础，其在某方面决定了高校学生的成长方向，同时也说明了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上的属性。所以，高等院校在培养人才时，需注重对其价值观的培养，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包涵了许多内容，且可以为高校学生提供方法论体系，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进而促使其能够健康成长，且促使其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等均可以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促使其成长为一名能为我国社会建设而服务的有用人才。 二、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1.强化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升其整体素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若教师本身的水平高，那么所得到的教育也比较高。因此，为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只有如此，方能使教师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展现主导作用。对此，高等院校应当进一步加大对教师队伍培训的投入，且采取各种形式或手段，例如攻读学位、进修以及访问学者等，为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教师提升自身水平，强化专业知识提供机会或平台。此外，还需注重对教师师德的培养，构建起切实可行的师德约束体制，针对即将上岗的教师，需对其开展严格的岗前培训，对其自律意识、自尊意识等加以培养，同时对其行为加以规范与约束，制定出合理的教师工作评定机制与监督机制。通过不同的手段与方式，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水平，从而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人力基础。 2.强化社会实践，提升价值体系的说服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包含多项内容，而参与社会实践就是其中不可忽视且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并且该活动还是对学生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一种手段或渠道。将各种实践活动作为载体，且引领大学生积极展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实践，从而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且在大学生今后的学习、工作过程中，能够全面贯彻执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那么，高校应当如何强化社会实践，且提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说服力呢？首先，可切实构建社会实践长效机制。在相关文件中提到：实践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其在促使学生加深对国家、社会的认识，提高自身才干，锻炼自身品格与意志，强化社会责任感等诸多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需构建高校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摸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之下，要想使社会实践工作获得较好的成果，就需构建一个与服务社会、专业学习、创新就业等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通过诸多有效手段，例如“全程育人”、“全员育人”等，将社会实践的各种正面因素都调动起来，以便对社会实践工作系统加以改进，最终建立“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其次，优化社会实践的形式及内容。各大高等院校不但要对社会实践内容进行优化、创新，同时还需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年级、专业等）相联系，继而做出更具合理性与针对性的安排，以便能够让学生的专业与特长得到充分的展现，同时进一步强化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提升专业技术。在对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教育时，应当依据高等院校的性质，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开展具备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带学生参观各种与革命相关的展览，组织学生祭扫烈士墓园等，以此来对其开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科研创新活动，以促使其参与到各种创业活动中，从而对其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加以培养、锻炼；组织学生到各种地方展开生产活动或社会实践调查，以此让学生深刻了解改革开放在促进时代改变所起到的作用，且强化学生对国情、党情等的认识与领悟，加深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对人才强国战略等的理解，进而对其努力奋斗、自立自强的品德加以锻炼，最终，在此前提之下推进高校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逐渐形成。 3.充分发挥网络的引导作用。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化时代，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得到了极为快速的发展，同时使得现今的信息逐渐呈现网络化发展。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方面，网络的迅猛发展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高效的传播载体，而与此同时，这对其传播发展也是一种挑战。因而，高校应当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同时还需强化网络建设，以便为学生打造一个较好的网络学习环境，从而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传播，最终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升。第一，作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新传播载体，网络能够利用不同的形式（如视音频）展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传播，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学校可在网络中上传一些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相关的内容，以便供广大学生学习，而这一过程也实现了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有效转变，同时也提升了学习的效果。另外，通过网络，宣教内容也发现了一定的改变，即简单的文字宣传，向图文并茂转变，这种方式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传播，更为有利。除此之外，网络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该体系的覆盖面，正是以为网络的跨空间性与开放性，使得该体系内容的传播能够渗透到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群体中，继而达到更好的宣传、传播效果，最终实现其覆盖面的扩大。第二，以网络为载体，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展开宣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该体系教育的时效性。众所周知，网络文化具有迅速进化的特点，其经由转变民众取得、交流以及处理处理的手段，继而有效提升民众的认知效率。在文化传播方面，网络文化不但具备跨空间性，并且还具有跨时间性。其一，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能够进行全天候异时传播的特点，其二，其文化传播有快捷性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通过该方式可强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时效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坚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其不但是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需要，同时还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因此，高校需采取有效措施或对策，例如强化师资队伍的建设、注重社会实践以及借助网路平台等，有效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从而更好的开展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作者：王彩云 单位：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思想论文:媒介素养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思政工作视角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背景 （一）“控制社会”的形成与“非物质劳动”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特拉维斯•赫希(TravisHirschi)在《少年犯罪原因》一书中论述了“社会控制理论”，即人性一方面受着欲望的驱使要向外扩张，一方面又受到社会外界规制的约束而控制压抑自己的欲望。当今社会的控制程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在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控制下的当今社会，权利已深入到最细小的地方，这种控制随着社会的生产水平，科技通讯能力还有管理制度的先进而变得具有更强、更长的触手“，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在控制社会中，大学生成为一种新型“资本—劳动力”关系下的非物质劳动者，他们在校的实习/实践，毕业后的工作，所面对的生产更多时候不是为了产生具体的物质产品或者某种服务，他们从生活本身就成为“非物质生产”的期间，一刻不停的进行着“非物质劳动”，并随着非物质劳动中心地位的一步步确立而不断加深程度。有一种强大的控制力量———“主体性”在发挥着巨大作用，毛里齐奥•拉托拉扎在《非物质劳动》中就提到“工人们被期望在生产的各种功能的协调中成为积极的主体”，更多的“社会工人”被要求或者期望为一种积极的生产环节里的主体，不是仅仅受着规章要求而是自主的积极的去进行劳作，去释放新的“主体”。但是“成为主体的口号非但没有消除等级同合作、自治同支配之间的对立状态，反而实际上在更高层次上造成了对抗：因为他既调动了单个工人的个性，又与之相抵触。”面对新型的更为严密的劳动关系，非物质劳动带来的更大程度上的“剥削”使得思想一向活跃的大学生群体成为了“革命”的群体，他们期待抵抗社会生产带来的压力。于是虚拟的、半虚拟的媒介环境成为大学生诉诸心灵解脱、寻找精神乌托邦的最佳场所。 （二）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与“草莓族”大学生群体的诞生 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颁布，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受众群体越来越庞大，而高等教育体制发展相对滞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用十六字表达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除了宏观构建与精神理念层面，真正的中国高校办学模式离不开班团制、学分制、选课制等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在教育研究者的眼中，“选课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选修课程，既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增强人才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但“国内大多数高校的选课制度仍然发展不充分不成熟，由于师资缺乏，结构不合理以及经费投入不足及教学设施不够完备等原因，实际上根本开不出足够多的选修课，造成必修课比例偏高，选修课较少，学生自主选课的自由度实际很小”。“在一些选课制实施相对彻底的高校，选课制度和班级建设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学生在教师和课程选择上拥有较大自主性，很难以班级为主体展开活动，这样在时空间上的差异严重影响了班级凝聚力”。这样，个体性诉求明显的大学生与集体意识淡化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出现了不匹配。从学生角度看，他们的想法缺乏表达渠道，久而久之越多的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弱化，责任意识下降，挑战权威的创新意识与批判思维及自我思考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新时代的大学生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强烈的自我意识需要发声：另一方面表达渠道的限制让思想受到压抑，二者的冲突很容易带来学生带来包括压抑感在内的心理失衡，在网络化与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这种失衡情绪又极易蔓延开来，导致“草莓族”大学生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所谓“草莓族”大学生群体就是指承压能力和受挫能力较小、团队合作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较差的大学生。他们更愿意在现有体制之下做好制度规定的事情，偶尔对此产生非议或者发生不满时采取网络状态以及小群体内部吐槽等方式解决。 二、思政工作视角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策略 针对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大学生媒介素养应该作为通识教育/公民教育中重要的一门课程，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工作中。 （一）从理念角度，帮助大学生建立积极的价值观 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关注“历史观”的培养。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来源缭乱纷杂，他们很容易将穿越作品中的虚构情节当作历史真实去严肃对待，现行教科书和课堂教学确实存在难以言说和讳忌莫深的地方，需要补充大量的史实和细节帮助大学生重返历史场域，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关注“成功观”的培养。当下，拥有香车美女，西装革履的“上流社会”和“精英/白领人士”是唯一的成功标准。而森严的“丛林法则”和逐渐固化的社会阶层，令学生感到想凭借一己之力，打开上述“成功”之门困难重重，他们始终在寻找获取成功的终南捷径。应该帮助学生认清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树立面对现实、介入现实的信心和勇气。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关注“劳动观”的培养。大学生中存在一种期待“天上掉馅饼”的不劳而获的心态，这种不劳而获的心态还可以置换成官二代、富二代、权色交易等等当下社会中青年人成功的代名词，在大量负面新闻的包围中，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案例反倒成为了让人惊讶的神话。应该鼓励学生养成踏实勤奋的工作作风，生成敢于挑战未知的能力。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关注“性别意识”的培养。“穷养小子，富养闺女”的家庭育儿观“、男女平等”的学校教育理念与当下的就业形势、择偶标准、大众审美、职场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要帮助女大学生建立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道德准则。 （二）从专业角度，帮助大学生建立“媒介权”意识 台湾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吴翠珍、陈世敏将“公民媒介权”概括为：知情权、信息权、讨论时政权、个人隐私权、媒介近用权以及媒介素养教育权。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应该从上述权利入手,分类设计课程与实践，以提高学生的媒介权力意识与媒介参与能力。在“知情权”的培养上，要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指导他们辨别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完整性、清晰性、及时性，帮助他们准确知情。在“信息权”的培养上，要提高学生做信息“守门人”的意识，自觉抵制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者，、转发有效信息。在“讨论时政权”的培养上，要提高学生的参政、议政水平，引导他们肩负起青年人的责任和担当。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搭建发言渠道，帮助他们介入现实。在“个人隐私权”的培养上，要提高学生对“侵权”与“反侵权”的认识，警惕参与人肉搜索、黑客等网络暴力行为，健康社交。在“媒介近用权”的培养上，要提高学生对媒介的亲近感和熟悉度，学会通过微博、微信、视频、电视电台节目等媒介，表达观点和见解，会用媒介、善用媒介。在“媒介素养教育权”的培养上，要借鉴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与实践平台的先进案例，提高学生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兴趣。还可以结合公民教育的相关内容对大学生媒介民主意识与媒介公共责任进行教育。一方面，提高大学生的媒介民主意识要求大学生要承担媒介公共责任，特别是在面对网络谣言、恶搞、媒介暴力等网络现象时，要有严肃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要将媒介素养当作一个批判性阅读、分析、写作的动态过程，在多渠道及时收集网络信息的基础上，理解、分析、重组、整合成有益的知识点，从而提高正确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的能力，建立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另一方面，提高大学生的媒介公共责任又依赖于媒介民主意识的培养。只有在网络的交互性特征中，学会自我表达、监督公权力运作、参与推动社会变革，才符合“微”时代大学生的本色。媒介民主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沟通、协调、妥协、宽容、参与、自主、调试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责任义务感。 作者：刘娇蕾 单位：上海大学 教育思想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大学语文论文 一、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 （一）隐性教育 在进行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基础性内容，同时是进行正确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向性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大学语文作为大学阶段必修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一，其自身具有的技能性、审美性和思想教育特点，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大学语文在进行不同形式文本教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导向作用，此外，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和培育作用。形式多样的大学语文文本是古今中外多种文明的存留材料和文化的具体体现，在选编过程中已精益求精，凝结了古今中外劳动人民的智慧。教师通过解析大学语文文本，阐述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文本背后的思想内容，文本创作者的经济地位等，有助于大学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了解不同文化环境中文本反映的思想内涵。学生在教师的阐释下结合自己的兴趣、阅历，主动深入思考文本背后思想产生的社会原因、作者自身的道德观等。在文本背后思想挖掘训练过程中，学生个人思想会与文本背后的社会思想产生碰撞，在潜移默化中或接受思想教育，或对思想进行批判，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教育资源丰富 大学语文集合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文化环境下的教育资源，保证了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基础性条件。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及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纵向维度上，大学语文教师通过梳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文本，将贯穿其中的爱国主义主线呈现给大学生，使学生感受审美教育的同时，增强国家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横向维度上，大学语文教师整理同一时间层面上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相似性文本做成板块，对比文本中反映的社会思潮、人物道德思想、影响本民族思维形成的因子，挖掘文本蕴含的“三观”，在艺术欣赏中向大学生讲述不同时期，人们思维、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本民族历史继承性，且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多样的，不能拿一种文明否定另一种文明。大学语文涵盖的具体内容较为广泛，打破了时空界限，为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使其在接受审美教育和进行技能训练的同时，感受到不同文明的独特魅力，增强了对我国历史现实环境的了解，提升了爱国主义情感。 （三）教育情景鲜活 大学语文教学多以艺术形象展现一定思想，在营造教育情景时具有直观形象、生动具体、感染力强、综合性、富于潜移默化的特点，并凭借鲜活的教育情景，透过艺术形象从情感角度陶冶大学生科学的“三观”，使大学生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晦涩复杂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课堂上，大学语文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时，凭借文本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具体的场景、确定的时间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引起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故事性，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多样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趣味性，易被大学生群体接受。课余，大学语文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时，以戏剧、微电影、绘画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做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以真实的、优秀的、典型的作品鼓舞大学生，号召大学生，真正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大学语文》教育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坚定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大学语文教师在大学语文教育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是大学语文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功能的基本保证。教师以大学语文教材为底本，通过还原作者创作情境，利用课堂讲授影响和教育学生。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不但需要授课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首先，以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和教育观促进语文教师业务素质提升。依据大学语文课程目标，大学语文教师要明确大学语文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学科，自觉在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过程中贯彻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在审美养成过程中，坚定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审美立场；针对大学生思维形成的阶段特征，大学语文教师应立足语文文本，通过解读文本，启迪学生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进行思考，训练学生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自觉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践行者，在实际工作、生活中锤炼高尚的道德和崇高的品质，真正发挥示范榜样作用。语文教师应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具备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上的道德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并培育学生的现实责任感；语文教师还应通过文本解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传统美德的重要作用，并身体力行践行传统美德，真正在学生群体中起到示范作用。此外，语文教师要善于及时发现、捕捉语文教育契机，开发语文资源，拓展教育载体，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诸如，摘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出现的成语、诗词、熟语，既丰富了语文教学，又普及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二）审慎编选大学语文教材，突出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 教材是发挥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依托。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该论断直接阐明了文艺文本的意识形态属性。大学语文教材需要选编反映艺术的美学规律，有助于建立审美体验，同时符合人类进步要求、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优秀篇章。 第一，要贯彻大学教育目标，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选编一定数量的马克思主义杰出作家的优秀篇章，保证教材的科学性。这样的教材可以让大学生真实全面地认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情感的丰富性、大众性、发展性，认识革命先烈在面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时做出的抉择，认识领袖作家信仰选择的过程性。比如，马克思的情书《致燕妮》，“你的名字我要写满千万册书中，而不是只写几页几行，让书中燃烧起智慧的火焰，让意志与事业之泉迸涌喷发。”在表达爱情的同时，马克思直接抒发燕妮对他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的许多诗词在抒发儿女情长的同时，透露出对人民未来的思考。这些篇章既承担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又能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 第二，重视民族情感，选编教材时科学扬弃我国传统文学。一方面，坚持古为今用，选编承载传统优秀道德品质的篇章，诸如，《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道德；另一方面，反映浓厚官僚意识、尊卑意识的落后内容，在选编教材时应坚决剔除。 第三，立足时代特征，选编能反映时代特征、适应人民需要的优秀篇章。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过程中，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品质应在大学教材中有所反映。如较早反映医生基本职业道德《希波拉底誓言》，《论语》中“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吾日三省吾身”等。另外，优秀篇章的选择还要考虑大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 （三）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教学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基本载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基本手段。传统填鸭式的教育模式是学生排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因。 第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提前了解学生的审美和思想道德状况，创建与之相关的语文教学模块，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学生鉴赏文本艺术特征，逐步深入启发学生认识文本思想内涵，教师从旁点播并及时掌握学生的审美水平和思想道德认识水平，为下次模块主题做准备。 第二，拓展语文课堂，利用与语文相关的社团和校园文化厅堂馆舍，开展以思想道德为主题的课外活动，使课堂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持久、实践。 第三，创新课堂学习效果反馈形式，突出检测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针对语文实践性强的特征，应拓宽评价形式，加入实践内容，鼓励大学生利用课余、假期参与实际调研，教师据此掌握参与调研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与审美体验层次。例如，课堂讲授读书学习方法，以此为主题，做国民阅读情况调研；选取某地文化场馆，为其设定宣传标语，策划、制定规章制度等。活动结束后，教师让学生做书面反馈，作为反映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依据。 作者：张晓林 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思想论文:高职英语教学思想品德教育论文 1在英语课堂中通过对丰富的教学内容题材的讲解融入思想品德教育 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隶属于文化，它承载着传播先进文明的功能，高职英语教学就是在讲解语言基础的同时，寓文化和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传播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讲述悠久的历史文明，介绍优秀的人物，弘扬崇高的精神，既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提高了学生的思想境界。例如在《21世纪实用英语》教材中有篇介绍篮球巨星MichaelJordan（迈克尔•乔丹）的文章，文章节选自他的自传体小说并以他的名言ICan’tAcceptNotTrying（我不能接受不努力）为标题，直接揭示了文章主题，讲述了这位篮球巨星如何坚持和实现自己去打篮球的梦想，又是如何依靠坚韧不拔，努力拼搏的精神一步步成长为巨星的故事，学完文章后，学生唏嘘感叹成功不易，努力才不负青春。 2利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可开设视听说课程，在训练学生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以及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英语的听说课堂也结合视觉应用，使静态或动态的画面能够声情并茂地映入学生的眼帘，进入学生耳中，极大地强化了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力，并激发了他们开口说英语的欲望，充分调动学生对英语课的兴趣，改变了他们对英语课“枯燥乏味”的看法。适时地播放有教育意义的英文影片，更增加了英语课堂的趣味性，使学生感受到英语的语言魅力，如经典英文影片《TheSoundofMusic》，即音乐之声，讲述了年轻的修女玛利亚到退役的海军上校特拉普家做家庭教师，以童心对童心，用美妙的歌声和大自然的美景陶冶孩子们的性情，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并赢得了上校的尊重和爱情。此时，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爱国的上校拒绝为其服役，在民歌大赛中巧妙地带领全家翻越阿尔卑斯山，顺利逃脱纳粹的魔掌。该影片荣获五项奥斯卡大奖，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的优秀歌舞剧。学生在被影片剧情深深吸引的同时也学习了地道的英语表达，了解了什么是真善美。观后感的写作环节更是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抒发了他们对上校爱国之情的赞叹。 3在课堂外可增设英语兴趣小组，在学生进行兴趣活动时实现德育教育 为了提升校园环境的人文底蕴，增加学生对西方文化习俗的了解，在教师的帮助下，兴趣小组的学生可根据西方饮食文化习俗自建咖啡吧，奶茶吧等休闲场地，学生在这样温馨舒适的环境下，身心得到了调节放松，又可学到谦恭的西式礼仪，奇特的人文习俗，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了解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例如让学生了解和学习东西方的传统节日，使他们懂得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浓缩，是民族未来的寄托，要摒弃崇洋媚外的思想，增加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在这里还可开辟英语角，创造英语语言交流学习的环境，学生和教师之间就某个话题用英语各抒己见，进行有益地交流，教师在讨论过程中正确地引导学生思想，以英语为媒介融入了德育教育。还可教学生唱英文歌曲，用优美的歌声陶冶情操，提高他们的人文修养。 4结束语 在当前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潮中，在国家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打造职业教育特色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加强高职英语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相融合已经成为高职教育能否健康稳定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希望能找到一条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丰富高职英语教育内涵，又能突出提高高职学生思想品德的颇有实效的创新教学之路，沿着这条路每一名高职英语教师都会转变落后陈旧的“满堂灌”逐字逐句精讲的教学模式，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思想道德教育。当然提高高职英语教师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职业道德素质“，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榜样的力量无穷尽，做到对学生的人格示范，传达给学生正能量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作者：张英 单位：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基础一部 教育思想论文:职业中学思想品德教育论文 一、教师是德育教育的坚强保证 教师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最直接的传递者，教师对学生不仅仅是在知识学习上会影响学生，教师的言行举止以及透露出来的个人素质也会严重的影响着学生自身素质的塑造。因此教师的自我素质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提升教师的自身素质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行为的纠正和塑造。教师良好的自我素质是德育教育开展的保证。一是要不断的加强班主任的培训总结工作。班主任要针对每个学期开展的课程培训以及一些比赛进行总结归纳。班主任可以针对其中一些典型的案例和一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归纳，从而利于和大家进行分享和学习。这样更加有利于后期的课程培训和比赛的开展，也是一个准备和铺垫。二是提升教师处理个别学生的能力。对于个别的学生教师要有自己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并且能够针对个别同学进行一些跟踪处理，对自身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个跟踪评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观念，将自身的思想品德教育融合到对学生的各方面教学中。三是增强班主任助理的培训工作。适当调整各班班主任助理,明确与细化班主任助理参与班级管理的内容和时间,及时协调与沟通班主任与班主任助理的工作,使之在班级管理中能形成最大合力。由专人落实班主任助理的培训与考核,注重培训与实践的结合、个体自学与集中交流的结合。 二、学生是职业中学思想品德教育的主体 1、提升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 职业中学的学生是以就业为目的开展学习的，因此职业中学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来面对就业的压力。因此在进行学生德育教育的同时也要不断的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学生要以学生的德育教育为一个支撑点，正确的进行自我解剖和认知，扬长避短，提升自身的各方面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2、以社团活动为支撑点充分宣传优良的品德 丰富的校园活动是为学生提供锻炼自身能力的天生的场所，尤其是学校的社团活动，更加能够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同时学校的社团活动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学校要充分利用一些宣传的场所和宣传工具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比如可以利用一些海报、板报进行相应的宣传，将一些优良品德的相关的故事宣传展现在同学的面前，这样能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收到一些熏陶和改变。 3、优化学生会的工作职能,培养学生干部的组织与协调能力 进一步理顺团委、学生会组织机构,明确两者的工作内容与分工,让学生干部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使这两个学生团体运作模式从教师组织开展,逐步过渡到教师指导,学生干部自主管理的模式,形成学生管理学生的校园化发展模式。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学生干部培养体系,通过定期地组织学生干部学习管理方法,开展热点问题的讨论,到本市内的相关学校对流,邀请来访等形式,拓宽学生干部的交流面,使他们在交流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形成和谐的协调能力。进一步发挥学生团体的优势,组织开展学生喜闻乐见、参与性强的活动,通过活动锻炼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培养他们的筹划和宣传的能力。 三、塑造学生的积极心理素质 通过评语评价改革，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心理因素。评语不仅指班主任在学籍卡、通知书上对学生作出的评价和鉴定，还应包括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心理倾向、语言、行为的评价用语及处理。中学生特别注重教师对自己的评价。而我们一些教师长期以来，对学生中表现出来的良好的思想、心理倾向、言行，都认为是学生本就应该这样。尤其部分教师对学生表现出来的良好的思想和心理倾向进行简单、粗暴地扼杀。如：学生对家庭纠纷的忧虑、对社会问题的关心等，这本是学生责任感的表现，应该加以正确引导。可由于一些教师以第三者的身份，不从情感角度出发，简单认为学生是自寻烦恼，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这样给学生带来的不仅是"教师没有社会责任感，不懂感情"，更为严重的是"教师不可信"，甚至"可恶"。在对待学生表现出来的不良心理倾向及言行时，教师则认为是粗暴的方法进行体罚，甚至部分教师不惜使用暴力。这些方法往往造成学生口服心不服，甚至还会逼出事来。因此，教师在对待学生的不良心理和言行时应采取民主的谈心式、寄语式、讨论式、激励式的评价方式，彻底解决学生个人思想、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消除师生之间的心理沟壑，使学生相信教师，并在其指导下充分发展个性。 四、结束语 中职学生普遍存在着理论教育比较欠缺的问题，因此学生自身的着思想道德品质水平相对也是比较低的，这样整体的影响着整个学生的道德水平，从而影响着我国的一些青年的发展，整体的降低了我国青年的道德水平。因此对中职学生的德育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本文的一些方法仅供大家参考，我国中职德育教育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作者：靳学义 单位：山西省壶关县职业中学教师 教育思想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论文 一、教育与管理的基本含义 这里所说的教育不是一般意义的教育，而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说理教育，是指依据一定的事实与道理去影响人的意识与行为的一种实践活动，即人们所说的“软”要求，它不带有强制性。这里所说的管理，是指运用一定的规章、规范、条例、守则等而实现的制度管理，是通过行政、纪律和法律的手段去约束人的行为的一种实践活动。 二、正确处理教育与管理的关系 由于教育诉诸于思想觉悟，不带强制性，而管理诉诸于行为约束，带有强制性，所以，二者性质、作用不同，但二者又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这里所指的的行政管理，是指通过行政途径，运用奖励和惩罚等制度激励的手段，对人们的行为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引导、调节和控制。思想教育与行政管理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合则双美，离则两商，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思想教育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因为思想教育通过正面说理，宣传正确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觉悟和认识，顺利进行行政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现代社会，思想教育成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重视人的行为管理，注重开发人的精神潜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行各业的行政管理更是离不开思想教育，通过思想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和增强主人翁思想和责任感，从而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可以增强和巩固思想教育效果。行政管理是思想教育的必要条件，它将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人们的种种要求加以条文化、规范化、制度化，从而，将“软”要求转化为“硬”约束，通过严格的管理，保证了思想教育基本要求的实现。总之，教育离不开管理，否则，往往会显得苍白无力，事倍功半;管理也离不开教育，否则，就可能变成简单粗暴或惩办主义。应当从严格管理入手，从提高觉悟着眼，将思想教育与行政管理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个准则。 三、正确处理思政教育与班级管理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班级管理的关系主要侧重于讲民办高职高专院校中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民办高职高专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最容易被忽的，而恰恰相反尤其是在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班级管理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该类院校中普遍的思政教师要不偏老要不就偏“小”，偏老的主要是那些在本科院校中退休后又被返聘回高职高专院校任职或任教，偏“小”主要是那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这样的师资结构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老教师可以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把自己毕生的教学经验传授给年轻教师，以帮助其快速成长;不利的是高职高专院校中的大部分学生多为90后由于基础差、学习习惯不好、厌学等对思政课不是很感兴趣，容易出现前面提到的“一片倒”和“前三排”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老教师可能因为年龄差距问题跟年轻大学生存在严重的代沟问题。基于这些原因和情况，就很有必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和班级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发挥其最大功效，来促进学生进步，优化班级管理。主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求和方向必须保持一致。学校管理、班级管理的要求和方向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一些职业性、技术性的高职高专院校中，大部分学生这样认为，更有甚者，部分辅导员这样告诉学生“两课”只要及格就行，把更多的时间和经历花在专业课上。以致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陷入了一种十分被动的局面，学校不重视，学生不爱听。这重要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隐性的，在过分追求速成的环境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慢慢被边缘化了。第二，加强沟通与合作。不管是我们的专职思政教师还是专职辅导员，在教学过程中和日常的班级管理中要发现或觉察到有哪些不对的做法或不良的苗头要及时沟通交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不能让其扩大化甚至持续蔓延。第三，提高和加强对“两课”的重视程度。学校、教师、学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不管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都是双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班级管理都需要一种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氛围，学校、教师重视了，学生自然会受到影响，在氛围的感染和熏陶中潜移默化的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学校、教师想以管代教，而不是以管促教、以管促学，那么只会适得其反。学生被管得过多、管得过严、管得过死，慢慢的便会失去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一些约束性、强制性的规章制度中失去自我和乐趣。而真正成功有效的教育和管理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作者:奚玉琴 王琨 单位: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思政与基础教学部 教育思想论文:教育方法现代思想政治论文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也应该不断进行自我创新，以不断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所要求的。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决定于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由其所处的时代条件下的教育环境、教育者和受教者等多方情况的综合因素作用下形成的。”随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依存的教育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因素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也相应地产生了深刻的变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亦要求必须根据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应的教育环境以及教育主体的思想实际，坚持探索和创新相适应的教育方法，以提高教育过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最大化地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善教育效果的有利契机。 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国际交往的持续深入为我们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辟了广阔的渠道。同时西方极力通过各种手段向我们渗透其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也使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成为人们新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由此，新媒体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努力开辟和占领的新领域。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可供利用的丰富资源。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吸收、运用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来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是时代的要求。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原则 思想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并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代思想教育方法的改革也必须遵循一些现代社会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要义，同时要树立做法人性化、过程主体化、目标为人化的教育理念，从而增强方法的亲和力、过程的凝聚力以及结果的影响力，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教育目标。 2.互动共进的平等性原则。 “平等性原则的互动共进就是教育主体双方具有独立的人格、地位，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多方位、多维度的交流与对话，并努力形成思想和情感的共鸣。”要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就必须尊重和利用主客体平等互动的原则，促进教育主客体的角色交互，扎实地推动互动交流的实际进程，以形成在平等互动基础上的有效疏导和监管，形成教育的强大合力。 3.“灌”“渗”并举的有效性原则。 有效性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有效性原则要求摆脱传统的流于形式空泛的灌输式教育，转而将有效灌输和全方位的隐性渗透结合在一起。在教育过程中，既要进行理论上的灌输，同时也要进行思想上的渗透，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受教育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弱化或消除教育对象的抵触、反感情绪，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动性与内在因素，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教育成效的最大化。 4.技术先行的优化性原则。 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技术载体，又是存在空间，还是服务对象。”因此，坚持技术先行的优化性原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时代要求。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积极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平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革的具体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为了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和教育任务所采取的方式与手段，它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应该从改革教育者的思维方式、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教育活动的形式与手段这三个方面展开。 1.强化教育者的系统性思维，营造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教育氛围。 “思维模式决定行为模式，观念决定方式，所以只有树立正确的现代思维方式，更新教育理念，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指明方向。”所谓的正确的现代思维方式应是有别于传统单一、被动思维方式的，是一种兼具人本、发展、超前意识的系统性思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思维，首先要求教育者坚持人本教育观，转变教育主导的地位，放眼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树立教育主体双方的平等性，尊重受教育者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倡导发挥其能动性与创造性。其次，要根据他们所处的教育阶段和教育环境所特有的身心特征、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等情况，并留心和关注他们思想、行为的新特点，用发展和超前的眼光，预测和关注其动态发展，及时有效地采取突发性、群体性的危机干预的方法，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目标有效实现的同时，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教育环境和人文关怀。 2.建立教育主体间的多边互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口头宣传，但长期以来这种口头宣传大多仅停留在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单向灌输，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流于“我说你听”的模式。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的独立性特征，赋予参与教育过程的施(教)受(生)双方以同样的主体地位，以多边互动的活动方式共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程。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应致力于提倡“教育者之间的互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在教育者之间的互动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注重与本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同行进行互动、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并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增强自己运用新媒体的能力，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而在加强与受教育者的互动中，教育者应该以平等的身份融入受教育者，适时运用多样化的沟通方式对其进行正面引导并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地进行反馈和建议；同时也要注重“身教”，发挥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和示范力量，用实际行动来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此外，还应努力建设各种渠道或以不同的教育载体，打造教育者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让教育者在平等的互动、切磋中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逐步实现内化。 3.坚持教育活动的“灌”“渗”结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持久性。 第一，丰富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形式，着力增强“有效灌输”。“灌输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方法，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让先进思想理论起主要的影响作用，从而引导人们的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灌输教育法也因其内容缺乏现实性、形式缺乏灵活性、互动性而备受诟病。因此，要改善灌输教育的效果，就必须使其内容更贴近人，形式更吸引人。一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时俱进，更要符合教育对象的客观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该仅局限在传统的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等思想理论上，还应根据时展融合并加强包括社会公德教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理想信念以及心理健康等内容。二是要转化教育方式，采用形象化教育，通过比较具体形象的方式去表现和展示教育内容，创造一个教育对象易于接受的环境与条件，让教育对象从中受到熏陶，获得启迪。第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重点推进“全方位渗透”。一是创新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让受教育者在体验和经历中获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理论教育，更应该以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引导人们自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以高等院校为例，高校应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走进社会，充分发挥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自己所具有的特长，针对当前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将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与所得所思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进行分享。这有利于“培养学生自觉接受与践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价值规范’的意识，将外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认同内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二是建设和谐健康的社会主义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的感召力。在校园中要加强文化设施建设，丰富精神生活，在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的同时，要主动占领新媒体阵地，充分挖掘和开发包括微博、微信、网络等主流新媒体的作用，加强舆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发挥其正确的舆论引导和启发教育作用。同时要改变过去陈旧的文化生活形式，积极探索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形式，研究新时期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积极探索他们感兴趣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生活方式，开辟各种新媒体的互动渠道，让人们成为这类活动的主角，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自豪感，并通过互动中实现互相认同，使他们朝着科学和和谐的方向发展。三是，积极构建新媒体自我教育平台，提高受教育者的参与度和创新能力。一方面，应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平台的搭建，这些平台的搭建应该以受教者的视野和思想状态为基础，既要保证内容上的知识性和思想性，也要做到形式上的趣味性和服务性，以丰富、有趣、贴近受教育者生活的形式，自觉加强对心理健康、伦理道德和网络法律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网络尤其是新兴手机新媒体的监督、管理，加强全民的网络素养教育，引导其养成正确的网络道德和行为习惯，共同构建、维护更加和谐的个体自我教育和集体自我教育氛围。 作者：吴恒威 单位：福建医科大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优秀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优秀、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优秀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优秀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优秀，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优秀，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优秀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优秀、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优秀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优秀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优秀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优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部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优秀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优秀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优秀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优秀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县级党校作为县委的重要部门，既是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阵地，又是培养教育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认真分析研究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对策，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对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意义重大。 关键词：与时俱进；干部教育；对策研究 多年来，县级党校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市委党校的精心指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坚持党校“姓”党，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从严治校的办学宗旨，积极开展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和党校函授学历教育，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然而，随着新的《干部教育条例》的颁布实施和对干部教育培训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来看，县级党校教育培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当前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突出问题 1.1 思想认识不到位，忽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当前县级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与党中央提出的要求不相符，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到位”：一是一些地方领导者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领导干部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不够端正，轻视和忽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把干部教育培训当作软任务。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存在重工作，轻学习；重使用，轻教育；重眼前，轻长远的思想。二是参训学员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学员认为学不学都一样，消极对待党校培训。三是有些组织者对大教育大培训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干部教育培训的组织协调基本上停留在“组织部+党校”的模式，其他部门参与不多，配合不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管理，轻服务；重传统，轻创新的思想。 1.2 办学经费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多年来，由于一些县区财力紧张，对党校干部教育经费长期落实不到位，导致县区党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学设备陈旧，教学条件差，大多数县区党校的教学条件还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水平，尤其是5.12地震之后，灾区党校大部分校舍遭到严重破坏，教学环境进一步恶化，缺乏必要的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不相称，难以承担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任。 1.3 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亟待创新。近年来，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缺乏效益和动力，很大原因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没有做到与时俱进，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一是培训内容相对陈旧，不能适应学员的知识需求。原理性理论多，用于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少。二是培训方式单一、封闭，不能适应学员的接受心理。目前县级党校教育培训方式仅限于课堂教学，缺少校外培训基地和外出考察、交流讨论、实地调研等环节，这种单一封闭的培训方式已不能满足干部对知识全方位、开放式的需求。三是教学方法呆板，不适应学员的求异思维。大多数教师在培训教学中很大程度上仍沿袭传统国民教育那种灌输的方法，忽视学员的主体性特点，难以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桎梏了学员的求异思维和发散思维。 1.4 县级党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一是县级党校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进出口渠道不畅，名师缺乏，青黄不接，理论素养不扎实，教学基本功不过硬等情况。二是县级党校教师接受上级党校或高层次的培训、轮训及教学研讨机会不多，眼界不高，视野不开阔。三是深入到农村、企业、社区等基层学习调研不够，对市、县、乡、村情况了解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县级党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声誉，制约着党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2.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对策探讨 2.1 遵循党校教育规律，坚持党校办学原则。一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党校办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党校教育规律，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教育培训要始终要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进行，确保办学方向不偏离轨道。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教风和学风。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校必须倡导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这是党校教育的灵魂，也是确保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三要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充分发挥党校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2.2 创新教学管理体制，不断提升办学质量。要遵循党校干部教育规律，不断创新党校教学管理体制，坚持以人为本，从严治校，从严管理，从严施教。努力做到教学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一是要按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要求，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对参训学员的培训学习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二是要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形成一套领导考评，教师自评，学员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师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并把教师的教学考核结果作为教师任职、晋升和评优的重要依据。三是要建立由领导、教师、学员以及纪检、组织、人事等部门参与的考核评价监督机制，以保证考核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建立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形成考核促管理，管理促教学，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2.3 优化教学内容，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内容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县级党校干部培训教学，应按照培养与时俱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逐步完善干部培训的课程体系，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中，一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课堂，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学员头脑，不断提高学员领导科学发展的水平和执政能力。二要按照学员知识需求设置教学内容。力求做到教学内容的设置与时俱进，科学、系统、新颖、实用。三要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不同班次学员的具体情况与要求选取课题，以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2.4 改进教学方法，创新培训模式。教学方法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好的教学方法，可以增强教师教学的吸引力，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为此，党校教师必须认真研究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律和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培训方式，实现教学方法与培训模式的创新。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互动式教学；在培训模式上要推进开放式教学，实行校内教学与外出学习、参观、考察、调研相结合。努力实现教学方法科学化，教学手段现代化，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技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创新培训模式，增强教学效果，提高培训质量。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切实推进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摘要：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就是要通过扎实的教育培训，使干部素质全面、有效、大幅度的提升。在改革创新的实践中，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中央的要求相比，与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相比，还存在着问题和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应进一步在推进教学改革，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和整合优化培训资源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县级党校；干部培训；新形式；教学改革 党校从1933年诞生以来，已走过70多年的历史，由当时的“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学校”发展成为以央省市县党校为骨干的干部教育网络。特别是1984年党校“正规化”建设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党校在思想大解放，在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各级干部的整体素质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近些年来，党校教育走入了低谷，特别是县级党校。 一、当前党校干部培训面临的新形式 （一）培训的任务越来越重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07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十七大把党校工作写入大会报告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了党校的教学布局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从省委、市委到县委都对干部教育培训提出了要求，干部教育培训的任务越来越重。 （二）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 目前，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广大干部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对广大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过去我们组织干部进行培训更多地着眼于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现在则需要不断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向突出执政能力建设，强化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等领域扩展。即使是原有的培训内容，也需要有新的理论和知识的提升。广大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给各级各类干部培训基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三）培训的要求越来越高 培训对象的学历普遍较高，在培训中的主导意识、现代意识、质量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对现代知识，现代培训方法和手段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对以往参加过党校培训的学员进行调查时，80%以上的培训者要求党校教学内容应加大对社会理论热点的剖析，增加现代经济管理、社会工作等实用性课程。有相当一部分的培训者认为应进一步创新培训方式，干部的培训需求多元化对党校培训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二、当前制约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因素 （一）干部教育培训的师资缺乏适应性 县级党校，总的来说，教师人数少，学科不全，学历层次不高，授课水平偏低。由于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政治、经济待遇都不高，加之缺乏一个科学有效的激励措施，县级党校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较为艰难；教师参与机关工作、与机关干部交流的机会过少，常常是不懂管理的讲管理，不懂机关工作的培训机关干部；还由于受经费及体制的制约，县级党校教师没有条件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到基层锻炼调研，视野不开阔，占有的第一手材料少，形成封闭的教员教开放的学员。这三方面的制约使得县级党校的师资普遍缺乏适应性，难以适应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要求。 （二）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缺乏针对性 长期以来，县级党校干部培训内容都保持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心，以政治理论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在教学内容上，追求“共性”多，联系实际少，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明显缺乏针对性。作为县级党校，必须注重以干部需求为导向，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和技能训练等为基本内容，从实际出发，着眼急需，重在管用，强化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需要什么，学什么；缺少什么，补什么”，增强学习的吸引力。 （三）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缺乏多样性 干部教育培训要不断探索与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创新相适应的方式方法，促进培训方式由“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变、培训渠道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目前，大多数县级党校培训方法过于简单陈旧。多年一贯式的“讲授式”难以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培训方式缺乏多样性，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致使干部教育培训缺少实效性。 （四）干部教育培训的机制缺乏健全性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机制缺乏健全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协调机制不健全。干部教育培训由多个部门协调进行，由于在工作中协调沟通机制存在一定问题，使得干部教育培训存在多头培训，重复培训的现象较多。二是培训激励机制不到位。由于缺乏严格的刚性措施作保证，培训激励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此外，由于缺少对学习效果的客观评价，培训质量、学习成绩与干部的提拔使用联系不够紧密，有学没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 三、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几点思考 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增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效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苦练内功，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按照优化和高效的原则，建立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作为县级党校，必须重点围绕党建、经济、文化、法律、行政管理等主体学科，根据教师特长明确各自的专业主攻方向，着力提升其专业课教学水平。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引进高素质的学科人才。要根据需要，通过积极引进人才，充实教师岗位，优化队伍结构。 2、鼓励教师在职进修。党校要经常性地把教师送出去学习或鼓励教师在职深造，通过系统培训，使教师不断充电，从而将所学所获贯穿到党校课堂教学中。 3、积极开展教研活动。要经常选派教师参加上级党校举办的教研活动，除了按会议通知参加研讨会外，还要主动加强与上级党校的联系，派教师前去观摩新教学方法的运用。此外还通过组织校内公开课、试讲、集体备课等方式多途径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4、加强“师资库”建设。县级党校还应积极拓宽师资渠道，加强多层次、多类别的“师资库”建设，有针对性地聘请县内外的知名学者、党政部门专家型领导干部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基层干部组成师资库，确保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培训要求配备最佳师资结构。 （二）拓展教学内容，注重学员素质培养 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选择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党校教育培训的实际效果。县级党校要紧紧围绕“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一手抓知识更新和业务培训”的要求，立足于大幅度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通过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走访、集体座谈等形式，开展调查研究，具体了解当前干部到底在想什么、最需要了解什么、希望搞哪些内容的培训，从而有针对性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1、在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方面，要进一步抓好理论武装和党性锻炼，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大局的能力。 2、在提高干部的知识素质方面，要进一步抓好现代化建设必需的新知识的培养，不断提高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3、在提高干部的能力素质方面，要进一步抓好领导方法和管理艺术的培训，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三）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干部培训质量 县级党校必须紧密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员的主体性和潜能。 1、优选教学方法。要把课堂、书本、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培训过程中“教”“学”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变“被动式灌输”为“互动式教学”，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员为中心”，变“封闭型培训”为“开放型培训”。要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积极尝试研究式教学，推广案例式教学，完善讨论式教学，开拓现场式教学，同时采用专题辅导、学员论坛等多种教学新方式。 2、革新教学手段。在采用传统教学手段的同时，要积极采用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技术开展课堂教学。充分利用现有的广播、电视等手段发展远程教学、拓展教学空间，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四）健全培训机制，规范教育培训制度 机制、制度是搞好干部教育培训的保障。 1、完善管理机制。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管理，由党校统一实施，形成干部培训大教育格局，避免多头办学。 2、完善考核机制。对培训对象从出勤、学习态度、考试成绩、遵守规章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同时，必须注重对干部参训考核结果的使用，将参训的考核结果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与干部的评优选优、晋职晋级结合起来，促使干部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把学习当成一项涉及自身利益的工作，进一步增强参加学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落实党校人才交流制度，永葆党校工作的活力 《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党校教师双向交流的制度”。党校只有落实双向交流的制度，才能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党校的各项工作才能朝气蓬勃。 1、加大党校领导干部与同级部门领导干部交叉任职的力度，促进党校与其它部门交流工作。 2、有计划地安排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基层或其它部门挂职锻炼，为党校骨干教师提供实践锻炼提高能力的平台。 3、选派优秀党政干部充实到党校教师队伍中，这样的党校教师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落实这样的双向交流制度，让党校既培养了人才，自身也出了人才，更能彰显党校的理论“阵地”和干部“摇篮”魅力。 当前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要推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从目前来看，发挥党校干部培训主渠道作用是合理而可行的。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校责无旁贷。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对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始终是党的中心工作，作为培训基层干部重任的县级党校，在全国上下努力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大背景下，如何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直接关系着地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小康目标的实现。深化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对优化干部知识结构、提高干部综合素质、转化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巩固执政基础确保党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县级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党校干部培训内容理论教育过多，干部实际需求的过少。党校姓党，当然要对干部进行党的理论知识的教育，党校在强化干部基础理论、增强党性修养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在满足干部多种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干部业务素质方面，党校干部教育显得单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通过党校学习，更新观念、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以适应新形势发展和解决新问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党校教育过于注重理论教育，忽视对干部进行综合性的培训，那么是不能满足干部的需求和干部培训的最终目的的。 2.党校干部教育培训被削弱。基层党校是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和主体。但是，目前一些地方对基层干部培训往往采取以会代训、以单纯专题讲座代训、以外出代训等培训方式取代了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此类培训方式往往在时间上内容上达不到全面、足时培训的目的和要求，使干部培训让人感觉到流于形式之感，广大干部学习不到想学的东西。 3.教学方式缺乏创新。长期以来，党校教学方法主要是课堂讲授，教师程式化的讲，学员则是被动的听，这种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大规模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的需要。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虽然教师讲了不少大道理，但是，由于缺少师生的双向交流，缺少针对性，成为一厢情愿的单向教学；而学员学历水平的提高、实践经验的丰富，对问题的看法就有了多向性的思考，这种授课方式导致教师不能及时了解学员思考的问题，学员有问题也得不到及时反映，最终达不到理想的培训效果，培养干部职能就难以很好完成。因此创新教学方法成了县级党校培训发展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对加强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一些想法 1.转变干部教育培训观念，加强能力教育培训。要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要对我们的干部加强能力教育的培训，因此各级党校要树立起以能力教育培训为主的干部教育培训新理念，把干部教育培训从素质教育逐步转向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相结合的的新的培训模式，达到提高干部科学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科学发展能力、判断经济形势能力、处理突发事件和做群众工作能力的目的。 2.县级党校加大主体班培训力度。省级党校对县级党校开办主体班都有着明确的要求：“县（市、区）委党校主体班年度办班期数在4期以上，每期学制不少于15天”。由于受到经费、师资力量及领导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县级党校对于主体班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一年只办一两期，15天一期的减至10天，甚至减至一个星期。我们知道，主体班培训是党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主休班培训的党校，也就不能成其为党校，因此加强主体班培训力度，并建立县级党校开办主体班培训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在干部教育培训方式上的形式主义，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 3.创新教学方法。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干部培训工作的要求，县级党校在教学中要把教师单向性思维与学员发散性思维相结合，实现培训方式由课堂教学向课堂教学与案例教学、互动教学、视频教学、研究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引进菜单选学式、情景式教学相结合转变。党校的教学既要满足干部对多种知识和能力培训的需求，又要围绕市县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干部教育培训，从而实现培训的目的和要求。 4.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弥补教学力量的不足，县级党校必须外请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到党校给干部讲课。这些外聘教师中，部门领导实际工作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讲课能够紧密联系实际，干部可以从中提高自已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家学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和专业理论水平，对某些理论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干部可以从中学到最新的知识，以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实施“请进来”的教学方式，可以解决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渠道上单一的问题。另外，必须让党校教师“走出去”，“走出去”有两层含义，一是教师深入基层，给基层干部职工讲课，配合基层单位完成其培训工作。二是派教师外出学习深造中，学新知，开视野。党校教师走出校门、深入基层从事教学活动，一方面，可以边教学边调查研究，了解基层部门工作的实践经验，丰富教学素材；另一方面，党校教师无论外出授课或是外出学习，都能从外面学到在党校学不到的实践知识，为今后自己在讲课中给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就大大增强了党校教师授课的实践性，并起到烘托课堂教学气氛的作用。 党校干部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政治任务。县级党校要在培训工作中要不断发展问题，分析问题，逐步解决干部培训工作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使干部培训工作走上正轨，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 【摘 要】 近年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改进对策主要是：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县级党校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党校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 洛南县；县级党校；干部培训；主要成效；存在问题；改进对策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在于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如何发挥好党校党员领导干部培训轮训主阵地作用，尤其是发挥好党校系统最前沿的县级党校作用，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洛南县委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要成效 中共洛南县委党校近年来紧密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采取了“菜单式”和“五个一”授课方式、流动党校送学下乡等活动，干部教育培训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机制基本建立，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县、镇、村三级干部素质大幅提升，推进了该县工业赶超、农业强优、旅游突破三大计划的顺利实施。 菜单式教学，即现设菜单，在全县范围内通过深入调研、问卷调查、征求意见、教学反馈等途径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建立课题库。培训时，学员需要什么点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这种自由选择的菜单式专题教学，整合了培训资源，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 干部教育培训“五个一”，即分层次举办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培训班都采取“围绕一个主题重点辅导、组织一次考察活动、举行一次学习交流、举办一次才艺展示、撰写一篇学习体会或调研文章”等培训方式，邀请县委常委和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培训交流，听取交流发言，传阅调研文章，不仅增强了培训效果，而且有利于面对面了解干部。 “流动党校”送学下乡是党校以镇、村基层干部实际需求为导向，采取教师送教上门、流动授课的方式加强基层干部教育一种培训形式。流动党校的开展，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不便，而且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破解了大规模培训干部所教育资源不足和工学矛盾突出等难题。 2010年以来，洛南县委党校采取“五个一”方式培训各级、各类干部11353人（次），采取流动党校镇机关和镇属单位干部职工、村组干部、农村党员、产业合作社代表等12525人（次）。这些做法得到了省市的充分肯定。 二、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新形势的变化、新需要的增加，也暴露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1、思想重视不到位 上级党校对县级党校不是上下级关系，基本没有业务往来，缺少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地方党委对县级党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也没有规范性意见和监督检查落实机制；党校自身对其定位不准、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主动融入县委、政府中心工作不够。再加上县级党校条件太差，经费紧张，上级党校办班层次的下延，其它办学机构的抢办等，完成干部培训任务有一定困难。 2、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和干部培养的系统性不相适应 一方面，长期以来，党校干部教育偏重于形势和政策宣讲，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在保证干部“靠得住”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新的形势需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领导干部，面对社会环境和教学对象的深刻变化，目前的培训对干部的综合能力培养不够。另一方面，目前干部培训的课程设置还只是根据当前时政热点、工作难点等举办针对性的理论和业务培训，并没有形成针对干部个体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和终身继续教育体系。在培训内容上存在着“两多两少”的问题，即传统内容多，创新知识少，共性教育多，个性教育少。 3、教师队伍的教学科研水平与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不相适应 通过对以往各类培训班梳理分析显示，尽管党校专兼职教师队伍平均素质较高，但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准确把握能力不强，实际工作经验比较欠缺。在教学方式上，仍以教师讲课为主，学员听课为次，理论讲座为主，实践锻炼为次，学员参培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同时，县级党校中政史类教员多，经济类教员少的问题还比较普遍，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 4、教师能力素质和受训对象的要求不相适应 受训对象的素质越来越高，他们不仅学历层次不断提高，而且从事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党校教师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受训对象对教学形式和方法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学不能再满足受训对象的需要，他们而更喜欢案例式、体验式、研讨式、论坛式教学等生动活泼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受训对象对教学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希望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考核，并期望考核的结果能作为选拔重用的依据之一。 5、教育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与大规模培训的客观需求不完全适应 主要是硬件设施与培训要求有一定差距。从了解的情况看各县级党校中，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其校园建设均未达到相应标准。近年来，虽然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党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对党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党校的硬件设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干部教育培训任务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教学手段还比较单一，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这一问题在县级党校尤为突出。比如，有的地方党校没有可供干部教育培训的阅览室，也没有宿舍、食堂和足够的体育活动场所，干部教育培训的教学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形势发展；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拨给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教职员工的人头费和日常基本的运转支出，干部教育培训经费严重不足，缺乏应有的物质保障机制，很难满足大教育大培训的需要。 三、改进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对策 要把县级党校真正建设成为面对基层的一流的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基地，就必须采取措施、顺应发展、适应需求。 1、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学员需求为导向，以经学管用为原则，实行个性化、差别化培训，探索适应党员干部专业化、多样化、多层次学习需求的教学模式。推行“菜单式”教学，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实际需求，精选和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按工作岗位、知识结构、需求情况分别设置教学班次和课程。例如对乡镇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突出实用。为了把基层干部培养成为农村实用技术的“土专家”和实用政策法规知识的“土秀才”，做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培养时突出农村实用技术、政策法规等知识，用“本土化”的语言宣讲实用技术和政策法规。在边远贫困地区更要突出家畜家禽养殖、经济林果、药材、粮油作物等种植、农村小市场发展等实用技术知识，培训的方式上，除了在党校教室集中培训外，还可以组建农村实用技术（政策法规）宣讲团，深入乡村，对基层干部进行巡回培训，扩大基层干部接受培训面，提高培训质量。根据学员的需要和本地实际情况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建立针对性、实用性、专业性强的专题课题库和案例库，组织教师编写专题课题和案例，不断充实和更新专题课题库和案例库，以便发现“精品”课题办培训班之用。培训内容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强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培训内容要从单纯讲理论向理论实际运用的转变，要着重在于指导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指导学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学员提高理论水平和处理实际工作中各种问题的能力。要根据培训对象因人施教，开展专题培训，针对专题培训特点，采取课堂授课外出观摩相结合、培训考试与畅谈体会相结合等方式，增加培训的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要加大电教化、信息化、网络化教学力度，探索多媒体教学、网上教学、远程教学等新型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要不断加强师资库、充实案例库、完善教材库、建好现场教学基地。 2、不断提高县级党校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教师加强自学，多看书、多看新闻，多关心国家大事，多了解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与中心工作，要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和老百姓关心热点问题进行教学和科研，使教学和科研贴近现实。建立党校教师定期进修学习制度，鼓励教师深入基层调研，进一步加大教师培养的力度，不断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提高教师的理论功底、政治水平、党性修养、知识储备、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为干部培训工作奠定基础，从而不断提高培训质量。更新观念，创新教学方法，以学员为中心，充分发挥教师自身的优势，首先要敢于教学创新，不断探索，改变以往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组织党员干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课题研究，帮组大家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建立专兼职结合制度，聘请高校专家、学者或领导干部及学员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党校兼职教师给学员上课、讲座、专题辅导。 3、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激励机制 根据干部学习培训的内容、方式，确定学时学分的构成、标准和学时学分的计算办法。根据干部教育培训有关规定，建议对每名干部每年学时学分标准确定为80学时120学分，学分由必修学分和奖励学分两部分构成，必修学分占100分，奖励学分占20分。对培训干部学时学分考核每年进行一次，五年为一个周期，五年内累计学习培训不低于720学时600学分，并将学时学分考核结果记入干部个人档案，作为选拔使用、评优树模的重要依据之一。变单纯的定性考核为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变单纯的学习数量考核为学习数量与学习质量考核相结合；变单一的学习培训考核化为学习培训考核与干部选拔任用、评优树模相结合，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4、加强党校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加大资金投入。一方面更新落后的教学设备，增加干部教育培训必要的餐饮、住宿设施，积极改善现有的教学环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坚持搞好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建好各类特色明显的域内基地，连引成效显著的域外基地，同时增强基地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真正实现课堂授理论、实践有基地，互动找差距、增强原动力，培训化成果、促进大发展。 【作者简介】 钟君英（1973-）女，陕西洛南人，历史学学士，中共洛南县委党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学、政治理论.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新时期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问题和建议 摘 要：在认真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新形势下，县级党校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我们要从更新的角度，系统、全面分析影响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因素，对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党校 干部培训 问题 建议 党校教育在整个干部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要求。当前在认真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创新工作，增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效性，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作为培养基层干部主阵地的县级党校，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基层工作的需要探索教育规律，创新办学模式，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水平。 一、当前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县级党校办学条件简陋，教学设施陈旧落后 近年来，虽然各基层党校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也还有相当部分的基层党校，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县级党校的办学条件依然较差，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以榕江县党校为例，县党校曾几度搬迁办公地点，而且越迁越窄。去年县老干局修建新办公楼搬走后，在老农牧局危房办公的党校和农扶局的三个工作站搬到原老干局的办公楼办公，党校分得两层楼，一层楼只有一百多平米。现党校十多个人拥挤在一层楼办公，用另一层楼做培训教室。场地狭窄，没有操场，更没有学员食堂、学员宿舍、图书室等。电脑等办公自动化设施一是数量少，二是机子老化，交通工具欠缺，影响送教下乡和到基层搞培训。这些情况严重制约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 2.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目前大多数县级党校有十多二十个人的编制，但真正能上课的往往只有几个人，行政后勤人员比例偏高。教师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相当部分教师是从中小学校调进来的，所学专业为政治、历史、中文等，没有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县级党校教师既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又要从事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后勤管理工作，县级党校的专职教师几乎不存在。同时党校教师往往是一个老师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专业不专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教师没有实践经验，且很少接受培训，面对拥有多元知识结构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学员，一些教师较难胜任教学工作。 3.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教学方法、手段缺乏多样性 在培训过程中不是树立“以学员为本”的理念，真正做到按需施教。授课不问具体对象，内容雷同，很少做到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学员想学的没有学到，需要学的没有安排，学的与实际工作不相关。在培训的方式方法上，传统的灌输式方式占多数，互动式、体验式、案例式等新的培训方式用的较少，方法较为呆板，形式较为单一，仍然用以“教员讲、学员听”为主的课堂授课式进行培训。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用的较少。 4.干部教育培训的管理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教学评价激励机制和学员的学习考核考评机制不健全，教学管理和学员管理相对松散，教师授课好与不好一个样，学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培训和任用脱节，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没能充分地调动起来。 5.对党校教育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缺乏足够重视。主要表现是资源整合不力，运行不够规范；统一协调不够，主渠道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新时期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 党校既是一所学校，又是党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党委的领导是党校建设发展的政治保证，政府的支持是党校建设发展的物质保证。前几年的函授教育是党校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随着中央党校函授教育的停办，县级党校的这笔经费来源也随之枯竭。为保障党校的发展，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一方面要把党校基础设施的改善、教学设备手段的改造更新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结合起来，列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解决党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应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渐加大对党校的投入。使党校办学的硬件设施不断改善，逐步向中专办学的体系指标靠拢。 2.加强师资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硬件设施很重要，但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因素对教学的效果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就目前县级党校的师资队伍状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明确指出：“队伍建设是党校事业发展的关键。”“党校队伍建设的重点是教师队伍建设。”要求“建立一支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适应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要求的党校工作人员队伍。县级党校要采取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逐步提高教师素质。可以选派年轻教师到上级党校和大专院校进修；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外出参观学习、挂职锻炼等社会实践，开阔教师的视野，提高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展示范课、优质课教学活动，开展教学观摩、议课、评课等教学实践活动，调动教师的教学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坚持专兼结合，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择优聘用专职教师，大力选聘优秀党政领导干部、上级党校教师和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突破党校教师独立承担教学任务的局限性，构建一支专兼结合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3.根据学员和社会发展需要实际，合理配置培训内容 切实贯彻按需施教的培训原则。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培训对象需求调研和需求分析，搞好培训项目策划和课程配置工作。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党员干部的不同需求，精心设计培训内容。做到培训有的放矢，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改变过去那种培训走过场，缺乏针对性，不解决实际问题。授课不问具体对象，内容雷同等现象。使前来参训的党员干部通过培训后，政治思想素质得到了提高，开展社会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得到了增强，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得到了提升，从而增强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吸引力。 4.积极探索思考，更新培训手段，改进教学方法 “满堂灌”是党校培训中的一个弱点，方法较为呆板，形式较为单一。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员听，教学容易乏味，不利于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到党校培训的学员大多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知识水平也较高，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重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寓教于乐，激发学员学习兴趣；推广案例教学，积极创新教学形式；开展互动教学，努力营造参与氛围。实践证明，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应当前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不仅在教学中要注意更新教学方法，还要尝试研究式教学方法。研究式教学方法，就是教师与学员双方以平等的参与者身份，以集体讨论去发现新知为主要形式的探讨、研究、切磋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内涵深刻，其本质就是研讨。改进教学手段就是要把传统的教学手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起来，积极采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开展课堂教学，增强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5.健全培训管理机制，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建立健全干部成长规律和党校教育规律的相结合的教育培训机制，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一是健全教学机制。课前实行课题筛选制度和专题讲座预听制度，课后实行评课评教制度。培训结束后，及时召集参加听课的教师认真评课，组织学员对授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测评，提出意见和建议，利于授课教师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二是完善考核制度。一方面是对教师的考核，另一方面是对学员的考核。对学员的考核包括出勤、学习态度、回答问题、考试成绩、遵守规章等进行全面考核。同时要求组织人事部门将培训考核结果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与干部的评优晋级挂钩，使干部真正意识到参加党校培训学习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转变其被动参训为主动参训。 6.搞好培训的组织管理，确保培训任务的落实 为做好干部教育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需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管理，，党校统一实施，形成干部培训大教育格局，避免重复培训和多头培训，充分发挥党校干部培训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部分党员干部重工作，轻培训，认为只要把工作搞好就行了，培训不培训不很重要，在接到培训通知时以工作忙为由推脱培训，或者在参加培训过程中不是认真学习，积极探讨，而是敷衍了事，不当回事。因此，除了将干部培训的情况与其本人的评优晋级挂钩外，还要建立干部培训教育领导责任制和职能部门责任制，把教育培训工作列入领导班子、部门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促使培训任务得到真正落实。
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