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11: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晚年的费尔巴哈将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与此同时,施密特还考证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与谢林自然哲学的理论渊源。他认为:“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1]。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才可以说它是能够破坏的'”[1]。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施密特的推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1]来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相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同时施密特指认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本质。作为劳动的成果及其出发点来说的自然,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2]。在这里,他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另一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纯粹唯物主义者”更具有长处,因为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随着启蒙的进展,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进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这样一种依靠工具而建立起来的中介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而人“作为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工具作为“已经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劳动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关系,即人和他的劳动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通过劳动资料来建立某种关联[1]。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那里通过对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分析,解释和批判了物质变换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自然物质与劳动是绝不可能分离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把劳动同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始基”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但是,谈到感性世界的整体,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时间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在简单的商品形态阶段,商品交换停留于物质内容商品换商品,即实际的物质变换,W-W,商品交换商品,也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使用价值。施密特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方面是针对着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其次,资本的物质变换。所谓的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及了劳动的这个自然始基,同时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在对劳动过程的阐释中,马克思“把仅在人与自然间进行的”劳动过程,而“同样作为规定一切发展形式的特征的东西时”,他总是使用“物质变换”来表达。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而来的,所以他就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劳动的一切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色和本质
我们已经习惯与把哲学说成是对一切旧哲学的变革。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二国际在强调是科学、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唯心主义超越时,并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革命。因此,从这点出发,他们按照自然唯物主义,也就是旧唯物主义的方式,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认识的性质。首先,与青年卢卡奇的关联。马克思坚持自然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不单不排斥历史辩证法,而且同样还作为它的前提。我们可以看到,当青年卢卡奇在自然与历史二分的前提下把自然纳入社会时,就必然以贬抑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来获得历史的主体性证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青年卢卡奇的思考,但又反对一切哲学本体论,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成果为据纠正青年卢卡奇的理论错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了具有基础意义的社会与自然的双向中介。我们认为,当施密特不是从实践的抽象性来看物质,而是从经济学的商品生产来看物质,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但是,在他的语境中,商品生产是非历史性的,因为,在他的笔下,商品生产变成了人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占有和劳动的对象性。事实上,施密特大量引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关劳动与自然的对象性的关系,只有加上特设前提———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工业文明基础上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的产生———才是正确的。因为,在前工业的农业生产中与其后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异质的,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特设历史语境。当然,要正确理解哲学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新哲学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是理论中介的,我们必须厘清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实行对一切唯心主义体系的诘难开始的,即是从自然概念开始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却是经由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介”而重新变革过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费尔巴哈把自然视为亘古以来始终如一的原始的纯粹的自然。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这一神化了的自然的原始直接性。施密特认为,马克思把“一切自然存在”视为社会劳动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与自然概念的统一,将人是自然所孕育的这一点神化了,而与在工业中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无关。费尔巴哈的人,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力。面对费尔巴哈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和人,马克思将其“消溶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再次,施密特重新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他直接提出马克思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在于时间的历史性规定。
作者：陆雪飞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摘要]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质。对唯物史观之生成的理解．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哲学一经济学一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学术系统中去；对唯物史观之功能的理解，则应当区分哲学方法和历史科学两个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
关键词：人的本质；思维方式；自由；理性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3006305
一、马克思之前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认识
整个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关于“人是什么”、“人从何而来”所形成的以探寻世界万物的本原为主题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认识论转向下对“人的理性何以能够认识世界”的追问，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认识经历了从实体思维方式到理性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一）古代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实体思维方式认识
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文明思想的始源地，对人自身的思考，有着诸如“斯芬克斯之谜”、“认识你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度”等不同程度的追问与探究。这一时期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对人自身的理解与认识往往通过对自然的崇拜与畏惧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追问集中表现为对世界本原的追问，想通过对世界本原的探究来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如泰勒斯的“水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等。在对世界本原的追问中，人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形成了实体性思维方式，即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以探求世界的本原问题作为解答，这种以实体的“物”作为世界的本原的认识，在处理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时，仅只把人看作是“物”本原下整个世界的一个因素或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本质被归结于“物”。在这里，人的本质所表现出的主体能动性被降低为与物等同的实体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这实体最初作为一种自由的实体在它们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对这种实体的认识就表现在独立的存在物中，即表现在个人中。他们一方面作为优秀人物外在地和别的个人对立，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是实体的内部生活，所以这一认识对于他们周围的现实的条件来说是内在的。希腊哲学家是造物主，他的世界和在实体东西的天然阳光下繁荣昌盛的世界是不同的。”[1]这种本原性的实体思维方式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发展到中世纪，则进一步表现为基督教神学下，实体的“物”作为世界的本原转变为精神性的上帝或者虚幻的实体，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人只是上帝所创造出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此，人的本质从古代的“物”性降低到“神”性，人的本质被彻底异化为上帝的创造物，人不是自身，而是上帝异化的结果，这种对人的本质的湮灭伴随着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兴起激起了近性主义的驳斥与批判。
（二）近代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
近代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从神性的牢笼下被解放出来，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一时期，哲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在认识论转向下对“人的理性何以能够认识世界”的追问打破了中世纪以上帝这一抽象的虚幻实体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的认识被定位于从自身理性出发的理解与探究。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第一原则出发，突出强调自我意识的自由与能动性，在他那里，人的本质表现为一种自由理性的展开与实现；而与笛卡尔所开创的唯理论认识相对立的经验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虽然侧重于主体对经验事实的把握，但这种把握在经验论者看来也正是由于科学理性的确立才得以成立。因此，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者对人的本质的把握都表现为理性主导下的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性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则进一步抽象上升为绝对理性的自我运动过程。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辩，表现为绝对理性的“外化”展开，人的本质在现实中的一切表现都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绝对理性抽象化认识，在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被动物性的“类”本质所抽象代替，费尔巴哈这种对人的本质的抽象性“类”认识仅只达到颠倒“主宾”的形式效应，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但这却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打开了历史性的缺口。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历史形成
正如费尔巴哈打开了近性思维方式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历史性缺口一样，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从探索到生成，形成了自己对人的本质思想的科学认识。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自由理性认识阶段
不可否认，早期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和《莱茵报》时期，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想认识集中反映在其《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著作中。《博士论文》中所反映出的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推崇，实质上正是对物理偏斜运动所表现出的自由理性的认可；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则进一步表现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自由与理性的解答。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宗教的批判中所言：“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2] ；再如其在对德国当时的出版自由问题的论述中提道：“因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因为对人说来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没有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在此，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与理性的展开，此时的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2]。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自由理性认识随着马克思日后《德法年鉴》所遭遇的“物质利益”问题困惑的展开，逐渐被人本主义的认识所取代。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人本主义认识阶段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遇到了令他“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他发现以往黑格尔哲学所赋予他的对人的自由与理性的运用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其显示出理论的无力与悖反。为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理性哲学重新展开认识，而这种认识恰恰是站在费尔巴哈的肩膀上开始的，并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针对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主义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深刻论断。此时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即“同作为政治的个人发生联系，同个人的政治特质发生联系”[3]29的人。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站在人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展开人本主义的批判与发展，但此时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并没有完全超出费尔巴哈。在同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及其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德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由副本转向原本，在这种对原本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和古典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关联，认识到“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5051。在此，马克思虽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建立在现实的直观的人的基础上，但此时的马克思仅只是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视角来展开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认识。他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生产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个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319320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仍旧是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视角，把人的本质划归为人道主义层面上的认识，尽管他看到了现实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现象，但对这种异化的认识却还停留于通过人本主义的“人之为人”的“类”批判来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但这种对人的本质的人本主义“类”认识随着马克思对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很快就被一种全新的实践思维认识所扬弃掉了。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实践思维认识阶段
紧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的1845年春天，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针对以往的一切旧哲学，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在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社会实践性的，只有把人的本质放在实践的社会活动关系中，才能对其作出科学的理解。此时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实践去理解人的本质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而在不久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自己的前期思想进一步作了系统的清算，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伴随着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从探索走向了生成。正如此时的马克思所言：“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马克思在此真正立足于从事实际社会实践活动的人，提出“人们的需要是他们的本质”，而这种需要所真正表现出来的既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理性抽象与自由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抽象与人本主义的道义谴责，其所表现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对人的本质的实践思维下的认识与理解[7]。
三、从“哲学中的问题”到“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对前人的超越
人的本质的思想从古希腊到近代直至马克思，正如前文所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在马克思那里从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走向了现实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历史追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实现了从“哲学中的问题”到“问题中的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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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学科；市民社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67-03
本综述较为全面的整理了1998—2012年来所发表的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市民社会的独特领域，研究趋势以及当代意义等方面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市民社会范畴
（一）黑格尔关于政治哲学领域的市民社会。苏咏喜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细致综合的梳理，提出了黑格尔政治哲学领域的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下的一个重要概念，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实现了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的第一次分离，“市民社会”也成为伦理观念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首次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二元分离，使其明确成为两个含义不同的范畴，在西方市民社会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杨仁忠在《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政治哲学的解读可能是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一个理想维度。他认为，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层级的复合性概念：家庭是它的基础性层级，经济交往关系是它的核心性层级，而公共领域则是它的扩展性层级。这一规定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市民社会概念解释的歧义、混乱和矛盾不失为一条崭新的理路，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市民社会。张荣军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基础》一文中提出，马克思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正确地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它与政治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相对应。马克思指出，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于经济基础范围，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成员的物质活动才是政治国家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它是政治社会变更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从经济关系来理解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视为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中心，注重于物质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分析。
刘忠良在《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一文中，除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归在经济体系之外，还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吸取来的，这一概念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即在马克思1843年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之前，这个概念是同国家相对立的；过渡阶段，即在经过1843、1844年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已近乎掌握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成熟阶段，即19世纪50年代末，当马克思发现把劳动力同劳动区分开来的重要性时，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便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的市民社会便完全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至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得到最终确定。
（三）葛兰西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市民社会。刘义飞在《葛兰西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市民社会”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上层建筑的两大领域之一。葛兰西的这一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他从独特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这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根本点。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则是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主要指不属于国家的各种社会组织，其功能在于形成社会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形态，因而市民社会是全部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是全部精神与理智生活。这一观察角度为我们研究市民社会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和丰富的思想资料。
黄炎平在《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一文中也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进行了探究，并得出结论：葛兰西把市民社会视为经济基础这一结构领域向政治国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过渡的中介，他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社会中以一定经济关系为依托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团体与组织机构，是社会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赖以生存的场所，是形态生成、孕育、传播的载体，是一定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关键。
（四）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伍俊斌在《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一文中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候，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
夏昌奇在《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一文中也提出过此类观点，他指出，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进路：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与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这两个进路与其沟通行动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其市民社会理论涵括了从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到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的发展过程，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有着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和相似性；在元理论层面，其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进路据以立论的理论根据不尽相同，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其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从以言取效行为到以言行事行为的重大转向，理论重心则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向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
二、多学科下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对比分析
“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在运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差异很大，其发展也可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黑格尔最早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政治学的系统阐述；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的家庭和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论点，从经济基础领域揭示了国家的基础，进一步指出了在市民社会的广阔的领域中，物质利益、物质需要或者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垄断的形成以及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活动，导致原本属于私人活动的领域失去了私人性质，国家和社会的界限模糊。葛兰西是较早认识到这个过程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政治社会，一是市民社会，这二者就构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哈贝马斯作为市民社会较为晚期的研究者，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引入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使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层次也更为深入。
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内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观点的研究可以看出，随着时代进程的不断前进，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研究呈递进趋势，学科范围不断拓展，步步深入。同黑格尔相比，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也迥异于马克思，首先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定义基本被排除，转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因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基于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葛兰西是观察到20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做出的反思；哈贝马斯则继承了以前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主要是沿着葛兰西开创的、并经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完善的研究理路，对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进行了完善和综合，他强调社会的交往与组织形式。
三、目前关于市民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趋势
当下学术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可谓方兴未艾，诸多学者对市民社会的内涵、思想史梳理和现实意义等都做了广泛的研究，根据整理可以归纳出：
（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学界对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不同立场出发，在理论层面针对其内涵及演变趋势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
经过研究分析，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挖掘，大多认为市民社会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具有三种不同的意蕴：描述性意蕴、分析性意蕴、价值性意蕴。它们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多义性，它们之间的同一又使这些不同的意蕴能够统一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之下。今天我们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不应偏离它在本土文化下所形成的基本内涵，而对市民社会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则必须是在对其不同意蕴具体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抽象。
（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探讨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国内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由纯粹理论性的把握转向更具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得出了更多现实性、实践性更强的观点和理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伴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发生内涵的转移，然而，对于究竟具有哪些不同的含义，内涵发生了怎样的转移，学界有多少种看法仍然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总的来看，在马克思所著不同的文献中，“市民社会”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抽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等不同含义。
（三）但是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市民社会的问题也有了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研究角度，21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市民社会专题领域的挖掘，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将市民社会的概念扩大到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及上层建筑等各个独特领域，并得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结论，为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导。同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不再单纯停留在理论研究本身的层面，而是更注重市民社会理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价值，使市民社会思想在当代仍然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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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炎平.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9，（2）：1-2.
论文关键词 马克思 财富观 主体性 可持续 真正财富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对我国社会生产生活的渗透日趋增强，因之，现代性财富问题在当代逐渐凸显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亟需一种科学的财富观作为先导。马克思以其超越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提供给我们一种可称之为科学财富观的意义视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财富观，洞明了财富价值的主体性本质与财富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
一、马克思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科学”解答
马克思认清了哲学传统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弊病，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哲学原则和方法从根本上确立了“历史科学”的对象和任务。马克思超越以往哲学非现实的抽象性，把人从神学和哲学形而上学领域拉回到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来。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仅如此，他又确认人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不存在抽象的人，现实的人都是具体的单个人，从事实践活动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进一步揭示出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历史统一关系。
从根本上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对财富本真的主体性回归与财富可持续发展的财富观意蕴中，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对现实个人的社会实践历史的现实的确认，是对个人与社会辩证统一关系的历史科学在财富观上的唯物主义解答。
二、财富本真的主体性回归
财富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之维中传承着“人是目的”的财富主体价值指向。马克思肯定财富本质的属人性以及财富目的的为人性，“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财富不过是满足人们各种需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工具或手段，人本身才是人的财富实践活动目的。
马克思虽在不同维度下呈现出财富的不同意蕴，但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讲，财富的使用价值，即其有用性，都蕴含在财富之为财富的本质属性之中。
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内含着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性价值关系。财富的有用性是对人而言的有用性，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使用价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是人的目的，财富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对象，具有从属于作为主体和目的本身的人的本质属性。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之维，也是马克思财富观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内蕴的重要原则和根本立足点。从根本意义上讲，马克思的财富观是一种财富的人本哲学或者说人本财富哲学。
在对真正财富的界定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的“真正财富”饱含深意，蕴含着对“社会的个人”的强调，一方面含有真正财富的现实个人发达生产力确认，另一方面蕴含着对真正财富的现实个人发达生产力的社会存在之维的确认。其中隐然未彰的是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唯物主义科学之思。
马克思对“社会的个人”的强调，是其建构历史科学的必然要求和逻辑延伸，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颇具高明之处。马克思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视域中所观照到的人，既不是黑格尔“思辨人学”中意识自为的非历史的、非现实的抽象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感性人学”中直观的感性对象，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社会的个人。诚如马克思所言，“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在马克思那里，人从来都是历史的现实的，都是社会的个人。他既承认人的现实的个体性实际，又突出强调人的现实的社会性关联。
社会个人的发展不仅仅是财富的实现手段，同时也是财富的目的指向，社会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马克思所谓的真正财富的旨归。马克思超越了财富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从终极意义上内在的地把握到了财富的本真，是对财富本真的主体性回归。不仅人在这里重新获得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获得了财富的主体地位，而且财富本身也获得了生产发展的能动的主体性源机制。财富的主体性回归也体现出马克思的财富观实现了从财富的生产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转向，实现了“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的解放。
三、财富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
（一）财富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人的生成本质的内在要求
1.人是不断生成着的对象性存在物
马克思在对人的存在的考察探究中，首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并进一步指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作为自为的类存在物，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人的劳动实践本质之规定中，“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性世界中肯定自己。”财富无论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对象还是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都是人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的对象或结果，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对自身的确证。马克思在对现实的实践的人的历史的科学把握中，看到了人的需要、能力、关系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生成性，因此，马克思把握到了人的生成本质，在他看来，人是不断生成着的对象性存在物。
2.人的生成本质对财富发展的持续性要求
马克思曾言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因此人的存在与发展作为全部人类历史存在与发展的首要的前提条件，必须得到维系，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在人与历史的存在与发展的密切关联中，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也开出了财富的伴生与发展之维。为了能够生活，就需要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财富基础，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人力财富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财富需求。在马克思看来，“财富的一切条件，财富的再生产即社会个人的富裕发展的最重大的条件”。作为不断生成着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必须获得能够不断生活下去的财富条件，这就要求财富必须能够具有发展的持续性。
因此，财富发展的持续性内在于人的生成本质之中，是作为财富主体的人的生成本质的内在要求。不仅如此，人本身作为财富的主体性生产力，也就是财富本身，在其历史生成本性中，其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及自我发展的需要丰富和提高也都会推进财富的持续发展。
（二）财富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规律作了经典表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在他看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同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由此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便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革命随之到来。继而，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会得到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中，人类社会历史被不断向前推进。在此基础上，我们便能够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能动的自洽调节机制了。与此同时，财富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条件或结果，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主要内容，其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发展也就统一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统一之中了。
因此，人类社会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进性，必然要求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前进与发展动力或条件的财富力量的持续性发展。所以我们说，财富发展的持续性，也是不断前进发展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无论有意无意，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表述中实际上夹带了人类社会历史前进性及其要求财富持续发展的协同。
（三）财富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与“物”双重尺规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也就是说，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统一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之中。一方面，人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种给定的存在，具有受动性；另一方面，人具有创造性，要打破那种给定性和自在性，因此又具有能动性的一面。正是由于人自身存在的这种双重性，才使现实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而财富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协同过程，必然必然要求“人”与“物”双重尺规的统一。
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必然受特定的历史因素的制约。但是，这种确定的历史条件以及人自身活动的受动性质只是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本方式，而在这一系列的条件下人类如何进行生产活动，则取决于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因此，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和近似的方式，在人的不断运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以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挥作用，它的作用的发挥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活动方式。
因此，要实现财富持续发展的人类活动目的必须要“合规律性”，即懂得按照“物”的尺规来进行财富发展的实践活动。合“物”的尺规，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的必然性，而是要合乎包括自然的必然性规律在内的人类自身活动的规律。只有这样，在历史发展的必然之中，才会蕴含财富的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全面而自由发展可能的现实。
【关键词】自由；马恩；自由思想；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134-02
一、马恩自由思想是对西方早期自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自由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重要价值，一直都受到古今中外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关注和详细论述，自由也是马恩毕生所关注的问题，马克思自由思想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真正关怀者，他总结了以往形形的自由思想，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建立了科学的自由观，为人类重获自由找寻到一条坦途。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恩对自由的阐发正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作为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应当把的自由思想纳入历史的长河中，对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考察。早期自由思想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显著的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思想的萌芽，西方中世纪时期自由思想的演变，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时期自由观的发展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自由思想的探索。总体来说，马恩的自由思想主要受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自由思想的影响。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思想的萌芽
古希腊、罗马时期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政治思想家的论述中都蕴含着自由思想的萌芽。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认为“逻各斯”就是支配一切的必然性，认为自由必须服从必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性的一点就是赫拉克利特首先意识到在追求自由之前必须理解必然，任何自由都离不开必然。逻各斯的观念对西方思想史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继赫拉克利特之后，早期希腊哲学著名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也论述过自由。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是最早论述自由的一位哲学家，马克思还曾在博士论文中对他做过专门的研究与评述他认为原子与虚空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原。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受到客观规律性与因果必然性的制约。世上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尽管德谟克利特并没有专门地论述自由问题，但在希腊哲学中，他大概是最早提到“自由”这个词的哲学家。在德谟克利特看来，个人最大的自由在其独立性和对社会的超越性，人作为主体应超越肉体的快乐，去追求真理与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是古希腊自由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柏拉图深受苏格拉底影响，主张从物质世界以外出发去寻求事物的本原，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三部分，即、意志和理性。在柏拉图看来，自由实质上就是一种灵魂的纯洁，是灵魂独立自主的高尚境界。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批评者和继承者，与柏拉图的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他追求理想的、绝对的、理性的智慧之德，追求超越物质生活的最高自由。他倡导一种纯理性、纯精神的理想的道德境界。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与柏拉图相似，都是要脱离现实物质生活去追求自由。
马克思早期的自由有伊壁鸠鲁的成分，他声称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马克思早期的自由学说具有伊壁鸠鲁的成分，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学说折射出社会领域中的个体自由，“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形成了使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马克思对伊氏的批判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后，他认为伊壁鸠鲁旨在从事一个不受世界制约的人的消极运动，他批判伊氏是抽象的个别性的自由，“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伊氏对自由的追求，是脱离世界的自由，是逃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以求在自身中寻找内在的绝对的精神的自由：“原子从那与它对立的定在抽象出来，并且避开了它”。
伊壁鸠鲁之后出现的斯多葛派对人的自由问题的见解与思考也颇具研究价值。早期斯多葛派哲学家大多依循伊壁鸠鲁的思想，承认个人一即自由的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中期的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则扩大了自由主体的范围，他们把自由不是看作哲人与贤者的专利，而是看作任何对人对己能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权利。到了晚期，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自由观则陷入了矛盾中。他们一方面强调严格的决定论，认为自然规律不可违背，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另一方面，又背离决定论，认为人的意志是独立自主的，具有绝对的自由。
古希腊、罗马时期对自由问题的思考经历了由神到人、由社会到个人、由必然到自由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讨和跨越，尽管其最终也未能真正解开罩在自由问题上的神秘面纱，但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不少颇具启迪性的见解，其中的优秀思想成果成为马克思自由观的重要思想前提之一，预示着人类对自由难题的真正破解。
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自由思想的探索
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成果辉煌的发展高峰，它批判并发展了以往欧洲学者的思想，形成了其独特的理性哲学体系，把西方近代哲学推向了巅峰。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对自然的贬抑和对自由的抬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是否能在自然和社会领域摆脱束缚取得自由。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从法国思想家那里吸收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每一个人根据自然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依赖于经验中的法律，人的天赋的权利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由。首先，康德认为自由就是指遵从道德的自由，遵守法的自由，服从理性的自由。他说：“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所谓自由是指意志除了道德法则以外再不依靠任何事情而言的。”其次，自由与必然是对立的。康德是第一个从认识论上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的人。在康德的眼里，整个世界被一分为二，一是感性的、自然的现象界；二是超感性的、理性的本体界。世界的二重化在人身上表现为：在现象界中，人作为一感性存在物，必须要服从自然必然性；在本体界中，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又可以凭借自由意志摆脱必然性，进入自由的境界。现象界和本体界截然对立、互为彼岸。现象界中没有自由可言，自由只存在于本体界中。
黑格尔是近代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人类的自由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深受黑格尔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影响。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康德自由观的进一步发展，他颠覆了康德的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在绝对精神的视域内实现统一。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自由不是天赋人类的，只有达到理性成熟的时候才能获得自由，“人类的本质是自由，然而人类必须成熟才能达到自由”。马恩曾说，黑格尔克服了康德在自由与必然上陷入的二律背反的矛盾，认为自由与必然不是绝对对立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包含着必然，它们是辩证统一的。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费尔巴哈的哲学核心思想所包含的实践唯物主义内涵是哲学的直接渊源，他批判了康德与黑格尔的精神上的抽象自由，继承了康德积极自由思想中对实践的肯定以及黑格尔自由思想中的相对性，提出人本主义理论。马克思将费尔巴哈视作自己哲学思想的引路人，其人本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借以摆脱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的中介，恩格斯也认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但是，费尔巴哈仅从人的自然本质出发，忽略了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由的历史发展规律，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这与马克思科学的自由观还具有一定的距离。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的萌芽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自由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实现自身自由的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历史过程。早期哲学家们对自由的探索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马克思就是在对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由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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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Thisarticlerecallsandsummarizesrecentresearchon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inChinafromthreeperspectives,namely:(1)therise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2)theinterpretationofitsdefiningfeatures,significanceoftheera,developmentalstagesandconnotation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byChinesescholars,and(3)newexplorationsintoissuessuchascharacteristicsofsocialtimeandspace,relationofsocialtimeandspacewithsustaineddevelopment,andrelatio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conceptionoftimeandspaceaswell.Amongtheresearchtopicsisvirtualtimeandspace,whichreferstothenewchangesofsocialtimeandspacegivenrisetobyvirtualpractice.Itisahotanddifficultresearchtopicfordigitalizedphilosophy,andaseriousissuedealtwithbythetheoryofsocialtimeandspaceinitscourseofdevelopment.
【关键词】社会时空/社会形态/自由时间/时空转化/虚拟时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长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时空观的研究和传统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仅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对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则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个别学者曾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回应和对该理论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几年数字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终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为此，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会时空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2)时空的相互转化。人在实践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空间，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时空关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时间晶化形式的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社会关系形态存在，也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活动结构要素转化为社会关系要素)和空间的时间化(社会关系结构要素转化为活动结构要素)。考察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就是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结构的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社会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3)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阶级关系上来看，是少数剥削阶级把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上；从个体与族类的关系上看，这是族类牺牲多数个体以获得族类的加速度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这又是人类以多数个体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耗费于生产直接物质生活资料为代价，换取族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社会形态时空。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时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阶段，决定人的活动价值的是劳动时间；在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二阶段，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凝结的商品价值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5)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阶级社会中，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时，人类的发展是以多数个体的时间换取社会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转化为人的活动(发展)空间，意味着不论社会还是个体的自由度都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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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新探索
在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做出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时空理论做了具有深化意义的研究。
1.社会时空的特征。
社会时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体性。社会时空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规律，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所以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达到质与量的统一。(2)主观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时空；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3)社会历史性。社会时空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具有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作为一种存在只能从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它的规定性。(4)相互转换性。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在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有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分析了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出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而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又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资源世界。所以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是人类个体发展研究及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研究的共同基础。
3.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
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前提的；而且自由时间的实现，也要依赖于闲暇时间里具有积极意义部分的增长。
二者的区别在于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同：(1)两者质的构成和社会功能不同。闲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为主要内容的时间。消极的闲暇活动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2)闲暇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直接同一、融为一体的。(3)闲暇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自由时间是一个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哲学范畴。
4.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在总的过程和趋势上的不可逆性是绝对的，即过去—现在—未来；但历史并非是单向决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这集中体现了历史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不仅“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历史的时间在方向性上，是绝对的不可逆性和相对的可逆性的统一。每一种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暂时形态，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5.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
有人从社会时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时间空间化来保证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时间化来扬弃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并以新的时间空间化成果为后代人提供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结构突破了时间不可逆的局限，不仅包括从现在指向未来的取向，而且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
6.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既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形式的深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兴起，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必然引起社会时空的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数字化与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成为虚拟哲学的理论热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
(1)社会时间的弹性化。虚拟实践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时钟时间”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增加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弹性，社会时间的弹性化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社会时间的即时化。信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作息节奏和习惯，人们的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意义上的时间障碍，社会时间具有明显“即时化”的特点。(3)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虚拟社会中，时间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现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会时间的个性化。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虚拟实践可以使人们根据需要对社会时间进行选择，社会时间更多的具有了个性化的品格。
2.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
(1)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自人类产生以来，空间已经分化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当代虚拟实践的兴起，社会空间也二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有学者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分析如下：
附图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方式来看，社会空间有物化型社会空间、关系型社会空间和制度型社会空间；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点上看，社会空间具有个体型空间与整体型空间。
(2)虚拟空间的特点。对于虚拟空间的特点，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描述和说明，可总结为以下几点：A.虚拟性。虚拟空间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感、人机界面、VR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综合形成的数字化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空间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动性。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使虚拟实践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们由此可以过一种“电子游牧式的生活”。C.缩微性或隐匿性。互联网使人们的各种交易时间大为缩短，从而拉近了交易距离，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交易量，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虚拟空间解构了传统社会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虚拟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以获得充分的张扬。E.可共享性或非独占性。现实实践中人的空间是固定的、独占的，虚拟实践中的空间是非独占性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他处，占据多个空间。
曾国平、李正风等学者在《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一书中，从互动建构论的立场分析了虚拟空间的特点，虚拟空间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点在于：其一，虚拟空间是数字化流动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知识平台不仅使开放性资源共享和合作性竞争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且知识的网络化生产也加快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二，虚拟空间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体间相互交往、共同建构的交往文化空间。这正反映了人在建构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虚拟空间又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知识权利结构，其动力来自于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
有学者从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时空的特性，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推动了时间和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内在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规则的创新和整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进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过程。而当代中国信息化既包含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包含了尽快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迈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信息化表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过程；但同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时空伸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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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we find that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in particula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conomic writing, the deep creative spirit of the writer comple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pirit of humane care, so the Das Kapital with cultural form gi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poetic field with content and form, and show the writing features wit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rit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ay.
关键词： 写作学；资本论；文化书写
Key words: writing；Das Kapital；cultural writing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5-0153-01
0 引言
就经济学的视角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哲学的视角而言，它是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写作学的视角而言，它也是一种文化文本的独特书写形态，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诗性表达。
1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必要性
当前的诸多文化现象和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资本及其原始积累活动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坚持文化研究的态度，从宏观的文化维度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的文化书写的意义，从而推进这一文本在其他学科的接受和研究的进程。从写作学的角度看，无论就创作思想表达方式，还是创作的人文精神而言，对《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都是十分必要的。
统揽学术界六十年的研究轨迹，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对《资本论》只做单一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容易造成对该著在当下中国语境所谓时过境迁意义上的判断失误。为此，我们以经济学和写作学的复合视点为切入，揭示作为文化文本形态而存在的《资本论》的书写特色，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科学地把握蕴藏于《资本论》的创作思想和书写特点。
2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可行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书写所涉及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的表达，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劳动者个体私有制的表达，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表述，无不饱含对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照。因此，我们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对其进行的写作学透视便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可行性。
正基于此，从写作学与经济学的相结点出发，正如鲁迅将历史著作《史记》解读为无韵的文学文本《离骚》一般，参照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在把握了文本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点上，就可以把《资本论》的写作理解为由准备、加工、总合三个阶段构成的创作过程，可以理解为由思想理论体系、写作思维、表达形式等多个层面构成的文化文本，亦可理解为由现实、作家、文本、接受等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文化活动，更可以理解为以前三个方面为基础的由内容（在人文关怀精神统辖下的理论建构）和形式（以理性的结构分析为手段的文本书写）相统一文化信息的合成体。
3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的写作特点
3.1 基于将《资本论》视为文化形态的文本的理解，从写作方法上来看，作者――马克思首先从理论和事实相统一的角度，将人的生存问题设置为理论书写的参照。他说，“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1]作者以神学中的创世说来类比原始积累，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写作基调。作为全文的统领，此处关于人的诞生问题的引入建构了作者创作意识中人文关怀精神的生长点。把人的生存问题设立为理论书写的参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克思理论书写的文化维度。马克思进一步写到，“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从文学书写的“典型塑造”的角度来引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书写的写作学意义，这样的写作方法既直指经济写作的主旨又完全符合一般写作的规律。
3.2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总体上讲是在质朴的写实中进行诗性还原，却不是滑向一般意义上呆板的经济写作[2]。淡化和疏导了读者感受资本之恶的郁结，客观上起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卡塔西斯”的审美净化作用。为了延伸这种审美作用，以简洁的语言，形象地刻画了农村田园生活的突变；既强化了形式层面的画面感，也承载了内容表达上的厚重感。从被引用的意义上讲，萨默斯的话语已经被转化成了《资本论》的文本语言，增强了对于主体创作精神多元化表达的效果，从而凸现出对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分析中的诗意表达。
3.3 在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生成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将对于人的关怀意识置于创作精神的圆心，进而辐射到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里的每一群体，既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质料因），又完善了写作的结构（形式因）[3]。马克思通过对亨利时期“法律对于人的规训和惩罚”（福柯语）的陈述，揭示出了资本的主体性形成所造成人的消亡的惨状。从主体介入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如同进行着对资本的考古研究，以旁观的、零度书写的角度，还原了“资本自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事实；从文本结构来看，《资本论》的表层结构(一般论述性结构）和深层结构（观念和话语的组织与传达的构造）是相统一的，具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文本结构的完整性。
4 结语
在国内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研究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了。《资本论》作为文化的文本，其宏大而又非形而上学的写作实践和审美视野大大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挖掘寓含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中的思想资源，对于指导年轻一代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其文本写作特色，对于纠正当前学术文章枯燥的思辨文风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3][德]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173，462.
一、难以跨越的鸿沟：异化劳动的逻辑缺环
望月对异化劳动概念的推进，是将其与《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概念结合起来进行的。在进行这个工作之前，望月首先亮出了自己的文献学依据，即《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写作顺序。关于两个文献的写作顺序，在学界中争议颇多③，使对两个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把握有很多种解读成果。④望月采纳的是苏联拉宾的考据成果，认为《经济学笔记》与《手稿》是交错写作的，《穆勒评注》写于《手稿》的“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以此为基础，望月借用日本学者森田桐郎的话说，这一考证“就会给我们带来下述重要的结论，即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认识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而1844年正是这一视角和方法的形成时期。为了能够正确地把握这一视角和方法，我们至少要采取《经济学哲学》⑤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经济学哲学》第二、第三手稿这样的解读方式”[1]33。所以，望月在之后的论述中，将《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和《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结合起来，试图以此完整把握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在确证了文献学上的顺序之后，望月开始展开逻辑上的推论。他首先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前提，指出马克思所面对的历史情境是“市民社会和劳动异化”，这也是异化劳动理论的问题域。我们来看在望月的解读中，马克思是怎么展开历史分析的。
在确定了异化劳动理论的问题域之后，望月分析了马克思在《手稿》第一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在这里，他对这四个规定的关系和地位的判定是“在这四个异化规定或者说异化形式中，马克思对(3)和(4)并没有展开论述，甚至有时对它们都不做区分，这两个规定与第一和第二规定并不处于同一个水平上”，而且，“目前的任务并不是讨论如何从理论上处理第三和第四个规定，而是如何理解第一种劳动产品异化和第二种劳动者自我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1]54望月的这个推论在笔者看来，是不成立的，在下文将会有所讨论，现在先顺着望月的思路往下走。
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后，望月的关注点就聚焦在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和第二规定上了。他针对传统的雇佣工人异化理论，对第一规定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雇佣工人异化理论的解读方法，马克思在对第一规定的论述中，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疑难——“虽然‘事物的异化’仍可解释成‘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但马克思却说它同时也是‘自然的异化’。”望月认为，如果马克思将“劳动产品的异化”界定为“事物的异化”的同时，又指出异化劳动“使自然”与人相异化，那么按照阶级批判理论的解读方式，“‘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劳动产品异化就要同时解释成感性的外部世界=自然对象=自然这一贯穿整个历史的东西的异化”。[1]58而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这个角度看，这一点是无法成立的。于是，望月追问：“马克思想用‘自然的异化’来说明什么呢？”望月认为，去掉雇佣工人劳动异化的“有色眼镜”的遮蔽，我们将看到，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自然的异化”就等于“事物的异化”，这个过程，是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在这期间发生的人类劳动是永恒的，与社会制度无关。因此，他反对雇佣工人异化理论，他认为，第一规定是不能说明社会关系的，甚至到第三规定的“类”中也不存在社会关系的内容，第一规定中的逻辑是一种“孤立人”的逻辑，与社会关系无关。雇佣工人的异化理论将“劳动者”翻译并且理解为“工人”，而实际上“劳动者”只是“从事劳动的人”，与他是农奴还是工人无关，将其仅仅理解为“工人”，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遮蔽了以下的问题：“马克思为什么会中断‘第一手稿’的写作而向《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异化迂回？其结果为什么会使‘第三手稿’中的‘社会’概念得到充实并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创市民社会认识的新世界奠定基础？”[1]63与对第一规定的解读一样，望月对异化劳动第二规定的解读，也强调了传统解读方法仅仅看到劳动异化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对理解“异化劳动”造成的遮蔽。望月指出，在异化劳动的四个 规定中，第二规定看似简单，却只有它阐释了工人与异己的“一个别人”相对立，而这个“别人”，不仅仅是传统所认为的资本家。他认为，传统对第二规定的理解没有看到第二规定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即“‘自我异化’本质上与‘自然的异化’在内容上是重合的。换句话说，第二规定是由可以表现为第一规定的‘概括’部分与看似强调工人被‘一个别人’彻底奴役的部分组成”[1]70。望月认为，从第一规定的“孤立人”的逻辑向第三规定的“类存在”推导的过程中，“孤立的人与自然相对立，孤立地劳动并孤立地享受”[1]73，孤立的人之间并不存在着社会交往，在这个过程中，是无法从逻辑上推出第二规定中出现的对工人进行强制劳动的“一个别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关系的产生，只能是由于“私人所有”从外部介入，妨碍工人扬弃外化，从而使外化永恒了。[1]74而这个“私人所有”，并不是第一规定中的“领有”[1]74，不能由第一规定推论出来。马克思在之后提出的“社会的所有”，生产者把自己的产品交给社会所有，以此外化=异化活动，即将自己的产品转让给他人的行为而成为社会的一员，也无法解释非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如何成了统治劳动者的非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关系。这造成了“异化劳动”片断中私人所有和劳动异化的循环论证的一般看法。当由此思路走到第三个规定的时候，更无法解释在第三种异化“类生活与个人生活异化”之前，“个人生活”是如何从“类生活”中剥离出来的。
由此，望月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从第一规定是如何走到第二规定的，“个人生活”是如何从“类生活”中剥离的？缺失的那一环是什么？望月的回答是：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决定性的飞跃”。[1]81
二、“天堑变通途”——《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
实际上，在探讨异化劳动的第一、第二规定的过程中，望月早已在多处为接下来的《穆勒评注》研究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首先，在试图对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进行阐述的过程中，望月认为第一规定当中“自然的异化”与人通过劳动的生成，以及对象世界由之而来的实践生成这两方面是很难整合起来的。[1]67望月感叹，马克思留给我们理解第一规定所包含的矛盾——“人的自我生产和对象的异己化”——的理论依据“实在是太单薄了”[1]67。望月的解题秘诀是：“马克思正是在连接自然—产品—劳动者这条线的最脆弱的地方，设定了自己的劳动产品被他人剥夺、甚至连劳动本身也被他人占有这一潜在原因，从而为从逻辑上走向第二规定留下了伏笔的。”[1]67我们不禁要问，望月所指的“伏笔”究竟是如何展现的呢？
我们看到，如何由这个逻辑上“孤立的人”与第二规定“自我的异化”的人推导出第三个规定“类的异化”现在构成了望月为自己设定的必修课了。望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探究“第一规定中究竟是否潜藏着产生‘一个别人’的契机”。[1]70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贯穿人类历史过程并为之奠定基础的对象化劳动，实际上包含了劳动主体的自我生产和劳动对象化及其重新被劳动者占有的过程。但引入了“私人所有”之后，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者而言则表现为“劳动对象的丧失”，即在劳动外化与重新占有之间出现了分裂，“劳动者外化的圆环将就此中断，对他(劳动者)而言‘外化的扬弃’将永无可能”[1]74。也就是说，由于私人所有的阻隔，劳动者将无法顺利地重新占有外化的劳动并完成对劳动外化的扬弃过程。那么，这个阻碍了劳动者实现外化扬弃的“私人所有”从何处来呢？是不是意味着劳动外化就是私人所有的根源呢？前面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望月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劳动外化只是私人所有产生的条件之一，第一规定在逻辑上不存在产生“私人所有”的契机。[1]74那么，在望月看来，构成“私人所有”赖以产生的重要逻辑缺环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望月所有的伏笔和暗示都导向了对《穆勒评注》的剖析。
望月首先对《穆勒评注》的“第一评注”⑥进行了分析，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在“第一评注”开头所做的对货币本质的论断：“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Vermittler)，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为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2]164-165据此，望月认为，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已经在“所有”与“货币”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且“货币的本质”在于互相补充这一“人的=社会的行为”的异化=外化形态。货币充当了人与人的劳动产品得以互相补充的中介，而中介，是一种关系，因而，此时马克思对“所有”的理解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深度：个体如果不互相补充就无法完善。这在望月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逻辑跃升：就对市民社会的认识而言，《穆勒评注》实现了从《经济学哲学》第一手稿以“孤立人”为逻辑支点的“类”的概念，向以相互补充的人为逻辑支点的“社会”理解的飞升。[1]83这样的逻辑飞升，实际上也为望月找到上述的“逻辑缺环”指明了方向，“私人所有”的产生与这种人们互相补充的“社会”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必将带来对“私人所有”与“相互补充”=“交换”逻辑关系的考察。望月指出：“‘所有’并不是一下子就外化为作为价值块的货币的，而是互相补充的类活动和类生活……首先被异化。”[1]83是互相补充的活动被异化了，才有“私人所有”的产生。因此，要实现“人的劳动 产品”的互相补充，私人所有体系就必须通过货币的“中介”力量才能实现。
那么，互相补充的活动又是怎么异化的呢？望月把“交换”的概念推到了逻辑的起点上。他追问，“在没有私人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世界里，互相补充的活动又会采取何种形式和结构呢？”[1]83望月没有立即为这个问题给出答案，而是用一个设问引出他最为核心的论断之一：“如果把‘所有’定义为先验的，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走到所有物的‘互相补充’=‘交换’这一步，因此必须要首先将理论出发点设定为‘交换’，因为交换本来就反映着多数人，至少是两个人的社会联系。”很显然，在望月的逻辑中，“社会联系”远比第一手稿中“孤立人”的抽象来得具体、来得深刻。因为，在望月看来，第一手稿中的“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我实现，这是站在孤立人立场上对劳动的理解”[1]85。而《穆勒评注》的“关键思想”在于，“在被外化的事物和外化的事物这两个层次上，马克思发现了两者之间人和人的社会联系=中介”[1]84。当马克思把货币这一中介视为私人所有的外化形态时，望月指出，这便意味着，马克思“将劳动进一步提升为社会的‘生产’——其中必然包括产品的交换——概念的水平，并以此来揭示类活动的本质”[1]85。进而，马克思又将“类活动”与“社会的活动”等同起来，在“社会”中，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人的劳动通过“交换”得以互相补充。这种补充，在劳动过程中表现为“协作”，即社会规模上的“分工”，而“分工”和“交换”都是市民社会的表现。据此，望月断定，马克思已经由第一手稿中的“类”的概念大步向前走，找到自己的“社会”概念了。[1]85
至此，望月从《穆勒评注》中挖掘出了“社会的互相补充的活动”这一关键的视角，并且将“交换”设定为真正的理论出发点，实现了以“社会联系”的人取代了“孤立人”的理论意图，为接下来引出“社会交往”的概念做好了铺垫。当然，这是与望月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息息相关的。日本学者村上俊介就指出：“望月的市民社会论所强调的是，跟统治形式无关，人在分工关系中劳动。因此，劳动和交换关系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所谓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一关系的展开过程。”[3]29这也是为什么，望月会去《穆勒笔记》中寻找马克思关于“关系”的论述的原因。
我们看到，望月用来解答那“缺失的一环”的，正是《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概念。望月是这样理解“交往”的含义及其和“交换”的关系的——“所谓‘交往’是贯穿整个历史的类的互相补充行为和人的=社会的行为。只有在私人所有的条件下，它才表现为带有了某种特殊含义的‘交换’。如果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发现，那么‘交往’就与人在类规模上的‘劳动的社会分割’。”[1]91交往是个别劳动对总体的暂时分割和统合的结构，对一个共同体来说，分工(劳动的社会分割)和分配=交往(劳动的共同体结合)是必不可少的。[1]96个人将自己的劳动先“转让”给共同体所有，然后再从共有财产中享受个体所需的生活资料。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下，共同体的社会交往发生了异化，社会交往的外化=转让的环节发生了异化，即表现为分工和交换。只有在一个有着商品交换的社会中，私人所有才会发生，所有制一旦变成私人所有这一新的所有制形式，个体就会从类中脱离出去。[1]92望月以此论证，私人所有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外化，更是因为“交换”，是在市民社会中产生的，马克思的异化历史理论也是“市民社会”以及“共同体”的历史理论。[1]98于是，望月也就解决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望月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一以贯之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手稿》中的消失问题。望月认为，实际上，异化理论恰恰就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化，并不是它的消失。
三、幻象中的逻辑之舞：对望月解读模式的几点疑思
望月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分析，逻辑工整，层层相扣，论述非常的玄奥精彩，但是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望月的理论：
第一，批判“孤立人”的逻辑预设及对异化劳动的重构。
望月认为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一规定”是逻辑的起点，是一种“孤立人”的逻辑，异化是自我异化，是一个主体的自我运动，缺乏社会关系的内容。从他所提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自然的异化=事物的异化”的观点来看，第一规定中似乎只有孤立人与自然界与自身的关系，而没有“关系”的存在。因而望月认为，《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恰恰是对异化劳动理论的补充，而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提出的“交往异化”因为比“劳动异化”多了“关系”的内容，克服了“孤立人”的逻辑，所以比后者更高明。这是其将《穆勒评注》地位抬高的原因之一。
但是，马克思此时真的没有注意到“关系”吗？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样的观点显然无法面对如下问题：“连费尔巴哈都知道从关系态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并进而把‘类存在’理解为‘类关系’，难道受其影响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会以孤立人的逻辑而落后于费尔巴哈本人么？”[4]实际上，马克思是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静态的感性存在的理论层面之后，越过了费尔巴哈的对人的本质的“直接的关系态理解”达到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层面来建构“一种深层的关系态理解模式”[4]。马克思没有直接从“关系”的角度简单指认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而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关注工人以及非工人的异化状况。马克思是站在 动态的劳动过程的立场上，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与个体的逻辑上，考察工人与非工人在劳动中出现的异化现象的。
正如另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一重规定是：“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这里“工人”的指称，肯定是指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劳动者，否则马克思怎么会称之为“工人”呢？离开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背景，这个劳动者不会称之为“工人”的。望月把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第一规定等于“自然的异化”后，“工人”就被解释为没有任何社会条件的“孤立的人”了。[1]73如此看来，我们不能将第一规定简单地理解为“自然的规定”，望月清司的这种理解是一种牵强附会。望月清司把“自然的异化”作为脱离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背景，当做“手稿”的“异化”的第一规定去解释在学理上是缺陷的，实质上，“自然的异化”首先应是批判尺度所包含的辩证逻辑涵项，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现实地成为了“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5]24-26
可见，望月从“孤立人”的逻辑出发，必将使他对整个异化劳动理论进行重构。他将第一规定作为异化理论的重心，第二规定也部分的是第一规定的补充，笔者认为他贬低了第二规定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的异化根源于劳动活动的异化，第一规定根源于第二规定，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劳动产品的异化不过是凝结的劳动活动的本身的异化、外化而已”[6]158。
望月的重构走到异化劳动理论的第四规定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第二，失落的“异化劳动”第四规定。
在望月看来，“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中，第一个规定是“自然的异化=事物的异化”，第二个规定是“自我异化”，第三个规定是“类本质”的异化，“孤立人”只能解释第一规定，第二规定乃至第三规定，前三项规定都是从人与自身的关系出发的。但是，用这个逻辑，望月似乎已经不能解释第四规定了，而是说“在这四个异化规定或者说异化形式中，马克思对(3)和(4)并没有展开论述，甚至有时对它们都不做区分，这两个规定与第一和第二规定并不处于同一个水平上”[1]54，绕开了第三、第四规定。这样的解读，是不是带着目的论色彩的，是一种有意地忽略？因为，马克思在关于第四规定的论述中，有大量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论述，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来论述异化劳动了，比如“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59。还有，“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另外，马克思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并且“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在对第四规定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从工人方面考察异化劳动，还从非工人的方面论述了——“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60-61。这里马克思绝非没有注意到“关系”，他只是没有停留在对“关系”的指认上，而是在劳动过程之中探寻异化的生成，这也为之后他走向对异化劳动的现实的历史考察打下了基础。
望月之所以绕开了第四规定，与他对《穆勒评注》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没有看到异化劳动的第四规定中蕴涵着的对“关系”的把握，没有看到马克思已经在论述的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关系，因此急于在《穆勒评注》中寻找通过“社会交往”展开的关系，以补充他所认为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缺失。
那么，《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概念，真的是马克思继“异化劳动”理论之后的一片“新天地”吗？我们回到《穆勒评注》本身来看。
第三，《穆勒评注》的启示：“社会交往”还是“谋生劳动”？
首先，我们看《穆勒评注》相对于异化劳动理论来说，其最有价值之处是不是望月一直关注的“社会交往”。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的关注对象确实由劳动异化转向了交换关系，转向了对交往异化的批判。望月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两者之间人和人的社会联系=中介，这是《穆勒评注》的关键思想。”中介是一种关系，望月认为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是《穆勒评注》超越于《手稿》的逻辑起点。甚至说要“首先将理论出发点设定为‘交换’，因为交换本来就反映着多数人，至少是两个人的社会联系”[1]83。但是，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也说到“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2]174——“谋生劳动”而不是“交换”，才是马克思此时的出发点。
在《手稿》中，“劳动”是具有抽象性的，是笼罩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之下的，如孙伯鍨先生指出的，当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时候，并不是指任何一种劳动，不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现实的劳动，而是抽象地理解的劳动，是劳动本身”[6]164。那所谓“真正的人”，指的是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因而最终获得了一种理想社会关系的人。《穆勒评注》与《手稿》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将这种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具体化、世俗化，变成了“谋生劳动”。就是说，“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正是由于对“谋生劳动”的界定，马克思迈出了“用历史说明异化”的第一步。[7]⑦
可见，把握《穆勒评注》的关键，并非如望月所言，用“社会交往”来补 充异化劳动理论的缺失，而是回到“劳动”的视角，去把握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
望月一再用“社会交往”来证明他的“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没有看到马克思正在转向对现实历史的批判力量的寻求，无怪乎在他批判雇佣工人异化理论的同时，也失去了马克思的思想中最珍贵的一面——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历史发展中的不公平、不人道的现象的批判，走进历史深处探究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消除的可能性，去寻找人类解放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望月清司从对“自然的异化”的扬弃过渡到“交往异化”的确立，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产生机理的论证是有见地和贡献的，但单纯地强调“交往异化”即“市民社会”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实际上淡化了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言就是取缔了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笔者在这里不得不说，这是为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服务的，有着过于浓重的目的论色彩，是“把过去倾向于‘剥削特征’的披露变成了解释一般人的‘劳动外化的必然性’和‘类本质’的‘市民社会’规定”[5]22。当然，不能否认，望月的理论体系之完整，运用文献工具之熟练和严谨，以及他将思想研究和文献分析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⑧
注释：
①望月清司(Mochizuki Seiji)，1929年生于日本东京，1951年日本专修大学商学部经济学科入学，1956年就任同大学商学部助手，1969年晋升为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75年获得专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从1989年开始连任专修大学校长9年，直至中途退休为止。望月是日本战后研究的代表人物，其理论在日本享有“望月史学”的美誉。《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撰写的唯一的一部专著。这部著作的中文版(韩立新译)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正式出版。
②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大纲》“货币章”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式”的理论，即把人类社会发展表述成为如下三种发展形式：1)“人格的依赖关系”；2)“以物象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的非依赖性”；3)“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个人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作为他们的社会能力而被吸纳的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体性”。望月受此观点启发提出了一个三段论式的世界历史观：1)本源共同体阶段/形式：未被异化、但发展很受局限的人格依赖关系；2)市民社会阶段/形式：普遍发展、但被异化和物象化了的人格依赖关系；3)未来共同体阶段/形式：普遍发展、且剥去了异化=物象化外衣的人格依赖关系。于是，望月笔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不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迁史，而是“依赖关系”更替史。
③在《穆勒评注》和《手稿》的文献学关系上，学界先后出现过三种看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2卷编者的“之前”说，认为《穆勒评注》作为《巴黎笔记》的一部分，写作于《手稿》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85页)。二是苏联学者拉宾和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罗杨的“之间”说，认为《巴黎笔记》与《手稿》是交错写作的，《穆勒评注》写于《手稿》的“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后者甚至提出《穆勒评注》属于“第二手稿”的缺失部分。三是MEGA2第1部分第2卷编者英格·陶伯特的“之后”说，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第三手稿”，也就是整部《巴黎手稿》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
④比如，张一兵教授采取的是“之前”说，姚顺良教授采取的是“之后”说，而韩立新教授采取的是“之间”说。他们对《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具体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208页)；姚顺良：《从“异化劳动”到“谋生劳动”：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范式结构的开始》[载《2097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论文集》(未刊稿))]；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⑤望月说的《经济学哲学》即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⑥望月参照日本学者森田桐郎的方法把穆勒笔记划分为“第一评注”和“第二评注”：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评注可分几个部分：首先是从该书的第3章“交换”第8节“限制货币的数量”做摘录以及评注，中间又对第九章的第9—13节以及第16节做了摘录，然后对第4章“消费”第2节“年年生产年年消费”做摘录和评注(在《穆勒评注》的结尾马克思还写下了有关地租税的简短评注，但这部分和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无关)。我们按照森田桐郎的说法把前者称作“第一评注”，把后者称为“第二评注”。参见参考文献[1]第82页。
⑦关于异化劳动人本主义逻辑的解构问题，张一兵教授认为最早开始于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详细具体的研究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9页)。围绕这个问题，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展开了一次精彩的学术对话，参见参考文献[8]。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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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技术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圆圈形运动”。第一个圆圈是：“主体一手段一客体”的技术的客观演化过程。主体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发动和控制物质手段，使其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主体指挥下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使客体获得改造，从而符合了主体的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第二个圆圈是：“目的一手段一结果”的技术的主观演化过程。目的是主观愿望，结果是目的的实现。这个从目的到目的的实现的运动，既是手段又是中介。两个圆圈从主客两方面描述了技术的辩证运动的逻辑。
论文摘要:人力资本是在现今社会作为一种价值系统而存在的，它也是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不断演变的。它的外在表现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其实质是以人为主导的社会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之一。
自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以来，该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应用科学及研究领域，对各个学科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将从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人力资本价值形成及人力资本泛性构架下引发的思考三个方面来探讨人力资本范畴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理论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于1935年在其出版的《人力资本观》一书中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而此理论真正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以此为标志，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思维形式中概念由简单到复杂上升的过程，反映着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这一方法论，任何客观经济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样任何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范畴时，所应用的方法论值得我们惜鉴。
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必须的载体。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即作为进行新的生产手段而积象起来的物化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对人力资本来讲，它应该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的资本形态。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这是它本质的规定性；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为劳动力，以劳动力为载休。两个方面统一，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
二、人力资本价值的形成
人力资本价值形成分为内在价值形成和外生价值形成。
1.人力资本内在价值形成第一天赋人能。人类赖以存在的化学和物理机能是人力资本最原始的价值存在。第二自然造化：人类在与自然和对手的竞争中，逐渐地感觉和适应自然，并完善了自身的机理，产生了悟性，从而具有了思想、认识、语言以及使用工具的能力。第三自我教育感化在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教化，价值生成在潜移默化间完成。
2.人力资本外生价值的形成人力资本外生价值投资包括成长及教化投资、医疗保健投资、学校教育投资、职业培训投资、信息和迁移投资等，投资的渠道一般有政府投资、个人投资、企业投资、社会团体及慈善投资等。
(1)成长及教化投资。成长投资主要包括生育、抚育（生活、教育、医疗保健等）、关爱、言传身教、监护及误工等。教化投资主要包括在人的一生中文化观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形成过程中的投资，这个方面的投资主要是隐性的。这一项价值形成是人力资本外生价值的基本内容，或者可以认为，是人力资本内生价值和外生价值发生链接的基础。
(2)医疗与保健投资。人的身心健康程度是形成、保持、恢复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保证。一般的医疗保健形式是个人主要支付，政府、企业补充支付口。
(3)学校教育投资口通过学校正规教育途径，发挥教育“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的积极作用，在人力资本外生价值形成过程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除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外，家庭在学校教育上的投资是非常惊人的。据估算，2008年我国家庭教育投资约为15000亿元。
(4)职业培训投资。在职培训的内容、形式包罗万象从上岗培训、专业证书培训，到科研训练、模拟仿真试验，一直到高级专业培训等。在职培训已经成为人力资本外生价值形成的主要投资内容之一，是人力资本实现真正专业化的重要环节。
(5)信息和迁移投资。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劳动者擂要获取信息和迁移以得到满意的工作岗位或提高人力资本价值，这是最完全的个人投资行为。
三、人力资本泛性构架下引发的思考
人力资本的价值属性是一个自然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本质内涵。从人力资本的价值构成看，自然人的人力资本属性是广义的、泛性的。在不考虑市场交易条件下，可以得出所有的自然人都属人力资本范畴的结论。如果简单考虑一下市场交易条件，我们仍可以说，所有的自然人都具有人力资本属性，进入市场参加文易的部分可认为是人力资本范畴，不进入市场参加文易的部分可认为是不在而不是不属于人力资本范畴。在人力资本泛性构架下，考虑人力资本载体是否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是区别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主要特征。在未进入市场以前，只能说每一个自然人都具有人力资本属性，还不是人力资本，这时，我们称其为人力资源。只有进入市场，把人力资本价值作为资本进行交易，自然人的人力资本属性和价值才能表现出来，这时，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X23OWL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页.
[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lJ七京商务印书馆．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