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7 12:24: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唐宋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韩愈散文接受是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构，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关键环节。一部由元至清的韩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散文成长史，研究好韩愈散文技法和理论的接受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对最终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元明清；韩愈古文；接受状况
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韩愈散文在明代虽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虽有像“前后七子”这样的非韩派，但更有尊韩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学士没有不尊韩的。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说：“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文原》）明代杰出的文论家胡应麟在《唐语林》中也说：“韩公文至高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文公，体大变。”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坛后期领军人物王世贞在《书韩愈散文后》中说：“韩公之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这三个散文家对韩愈散文的文学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云：“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唐诗品汇》）。在这以后，作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对同一时期的秦汉派批评韩愈散文的无知言论，作出了激烈的抨击斥责，他这样说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姗韩骂欧，背弃六籍，瓦釜雷鸣，互相标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与潇少府书》卷七）明代的韩愈散文沿袭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本体论的辨析，对韩愈的“文以明道”说中的文道关系展开了论辩，少有创见；另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注重发掘文章学的一般规律，“使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元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明初散文家宋濂、方孝孺接受韩愈散文，沿袭唐宋旧路子，注重辨析韩子之道的纯与不纯，注重辨析韩愈提倡的“文”与“道”的主次关系。明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的唐宋派，高高举起尊韩的旗帜，此派的主将唐顺之、茅坤学韩愈而各有所得：唐顺之所编的《文编》提出了读者接受三境界观点，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编选《唐宋家文钞》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学主张，解决了儒家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心源”问题，对韩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辞技巧、表现方法和结构做了系统的探讨。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这是韩愈文道观对明代散文的贡献。同时又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有韩愈传记散文的影响。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k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也是受了韩文雄奇奔放文风和杂文特色的影响。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台阁体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家散文法度，极推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称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有韩文之风。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坛始终存在复古与反复古、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不论那一派粉墨登场，都要搬出韩愈来评论一番，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与继承，所以说韩愈散文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是继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结语
基于儒学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宋代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拓出封建时期后期的新的文化传统。”[15]同时，宋代欧阳修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苏轼、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乡派等都从韩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总体上，从韩愈对古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历代变化看：韩愈散文在宋代经历了全面的兴盛，元代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时期，明代又再度兴起，清代则是淡化变衰期。这正体现了韩愈的重要为文理论贡献和巨大价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远影响，后人称他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2]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曹林娣.略论韩愈散文的历史贡献[J].江苏社会科学，2003（05）.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英雄，是楚汉之争中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他勇猛善战，显赫一时，在灭秦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项羽一生充满了传奇性色彩，从巨鹿之战中勇冠诸侯到建立西楚，再到分封诸侯，楚汉之争兵败最终自刎鸟江，无论是对其功绩的推崇，还是对其失败的惋惜，他所创造的辉煌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素材。从史籍《史记》中项羽的原始形象，再到文学体裁唐宋诗歌、宋元戏曲和平话小说中的项羽形象，最后进入到现代传播视域中，项羽形象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羽的人物形象不断发生着变化，其形象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前有关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史记》、戏曲、诗歌中的单一体裁中的研究，在已有的有关项羽人物形象的硕博士论文中，缺少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与考察，对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缺乏从古到今的纵向梳理及其在网络传播中相关情况的分析。因此本文试图系统性地对项羽这一人物的文学书写加以梳理，结合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的背景特点及作家的个体差异性，探究项羽人物形象文学书写的演进规律及其魅力。总之，进一步完善对项羽的人物形象的研究，对以往研究的遗漏和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对已有的浅析问题进行深化，对其中对比鲜明的矛盾进行剖析，对于认识和把握项羽人物形象经久不衰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于项羽这一人物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当代研究中，以1953一2016年3月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索的论文为参考依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粗略统计，以项羽为题名的论文共有500多篇，主题为项羽的论文共有2400多篇，学界关于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呈现由点到面的趋势，纵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相关论文，对项羽的整体研究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方面的研究
第一类从特定事件研究项羽形象。这一类的研究主要将项羽放在特定的环境和事件中研究项羽形象，从而在矛盾冲突中彰显出项羽的性格优劣。李张召的《从该下之围谈项羽》。从四面楚歌再到霸王别姬，最后溃围、斩将、自刎鸟江，展示了项羽的勇猛英姿，呈现出一位真英雄形象。连波《论鸿门宴上的项羽一一说霸王并不沽名与其他》是将项羽置于鸿门宴的背景、过程和结局中，深刻分析了项羽在其中所暴露的性格缺陷和决策失误，虽然项羽最终结局失败了，但是他是实至名归的一位不“沽名”的失意英雄。此外还有张华真、郝富安的《试论<鸿门宴>中项羽的形象特征》、徐李平的《试论<鸿门宴>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论文。
第二类是人物对比研究。这一类研究把项羽和其他《史记》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将“楚汉之争”对峙两方项羽和刘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胡一华、毕英春的《刘邦和项羽》、邓翠萍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李营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谈》、王联斌的《刘邦项羽武德人格比较》。除此之外，还有项羽与其他《史记》人物的比较研究，如罗鉴晨的《悲剧英雄陈胜与项羽的比较分析》等论文。
第三类是《史记》中人物写作的艺术手法研究。这一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通过司马迁在塑造项羽形象时所用的艺术手法和表现艺术，彰显出项羽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林军的《烘云托月法的完美运用一一试述<鸿门宴>中项羽形象的刻画》、黄岩的((<史记·项羽本纪>中人物语言的特点》“、魏佳的《<史记>中项羽结局的描写艺术》、张兴彦的《<项羽本纪>的写作特色》、杨丁友的《司马迁的叙述特色与项羽形象》等论文。
(二)各类文学体裁中的项羽形象研究
这一类的作品主要考察某一体裁中项羽形象的发展演变情况，从而丰富了《史记》之外项羽形象的研究。任荣的《霸王戏演变考述》一文中将有关项羽的“霸王戏”的发生和演变共经历五个阶段，对其产生、发展、成熟、达到顶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叙述，并且指出明代《千金记》对于霸王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学界梳理了霸王戏演变的基本脉络。马宝记的《历代项羽诗颂及其精神意蕴》。系统论述了两千多年来文人墨客通过诗歌这种形式对项羽自刎鸟江表达的情感，使我们从历代诗人的诗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项羽之死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复杂情感，以及这种情感所透露出来的不同价值观念。此外还有林怡的《论“霸王戏”的擅变》，将霸王戏发展的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的变化和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析。张雅洁、马帅的《项羽题材在诗歌中的擅变》深刻剖析了进入唐代以后项羽这一文学题材的完整发展道路，论证了这一时期出现的项羽题材诗歌主要以“借古言志，渴望中兴”为感情基调进行创作与发展，对后世诗人评述项羽得失争论项羽是否该东渡鸟江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启性的作用，并影响了后世的创作观点。
(三)多学科交叉研究
从传播学、音乐、美学、社会历史学等交叉学科角度研究项羽形象论文有很多。美学方面的文章有赵伯飞、闰岚、郝府元、闰强的《由项羽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浅析艺术美》、薛从军的《论项羽的悲壮与崇高一<项羽本纪>的美学价值》、传播学方面有岳慧的《影视作品中的项羽形象及其意蕴浅析》、社会历史学方面有杨宁宁的《项羽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内涵阐释》、王艳丽的《从<史记>中项羽形象的建立论“文史结合”的完美》，音乐方面的有徐文正的《歌剧<楚霸王>的音乐及戏剧呈现》。
(四)国外同类人物比较研究
这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将项羽和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相似人物进行比较，从而在性格和悲剧性上探究出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周文婷的《从项羽与阿喀琉斯的英雄性格比较看<史记>的悲剧艺术》。)将中外两部著作从人物的性格上进行了深刻分析，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最终得出他们的性格是造成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李秀的《英雄末路的悲哀一一科里奥兰纳斯与项羽之比较》将《史记》中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两个悲剧结局的人物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项羽和科里奥兰纳斯他们的结局是无奈的，但是英雄的精神却光辉动人。此外类似的中外人物比较还有田凡玉的《中西方英雄人物的悲剧人生一一霸王项羽与力士参孙的比较研究》、罗燕玲的《项羽与阿喀琉斯的异同分析》。这些研究都从内容和形式上极大丰富了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突破了对于项羽形象的研究集中于国内作品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项羽形象的研究者不断增多，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项羽形象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关注的重点。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没有将项羽形象从古代传播演变和现代传播串联起来考察，对其形象演变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王亚听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中项羽形象寻绎》则是以古代文学中的书写为主分析项羽形象。纵观几十年来项羽形象的研究现状，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不断有所创新，但是在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项羽形象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研究不够充分。
第二，缺乏系统梳理项羽形象的论文，研究成果系统性有待加强。
第三，对电影电视剧和网络等现代传播方式下的项羽形象演变缺乏关注，缺少专门性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论文力图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探索项羽形象的演变规律，在研究思路上，试图分三个章节展开:
(一)历史叙事中的项羽形象生成与传播一以《史记》到《资治通鉴》项羽的原始形象为线索这一章节主要立足于史籍中的项羽形象，重点关注《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项羽的历史形象和特点，同时也梳理出不同朝代的史书对于项羽形象书写存在的差异性。
(二)项羽形象在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传播
本章的研究重点是探究项羽形象在文学视野下的传播和演变过程，分为“唐宋诗歌中的项羽形象”、“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和“元明小说中项羽形象的精心描绘”三个小节。在第一节中重点探讨唐宋诗歌中项羽形象所蕴含的的文化意蕴，把握由历史叙事进入到文学叙事领域中项羽形象变化的特征。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则主要关注这一形象的负面化及其原因。最后一节中主要研究在平话及历史演义小说中项羽形象的塑造。
(三)现代传播方式下项羽形象的传播
探析在现代传播方式中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特点，包括以楚汉争雄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网络游戏中的项羽形象，通过与历史演义小说《西汉演义》中项羽形象的对比，归纳出在新的传播媒介下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的内涵和趋势，理解当下对项羽形象的改编和传播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积极意义。
纵观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拟采用以下方法来展开研究:
(1)文本细读法。精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诗》《全元戏曲》《西汉演义》等文本，着重关注其中对项羽形象的描写并探究分析每部著作中对项羽形象的塑造特点。
(2)文献梳理法。项羽形象在《史记》产生后各个时代都有对项羽形象进行书写的文学作品，因此探究项羽形象的演变，搜集、梳理相关的文献资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在此基础上，掌握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及进展。
1、《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3(人民教育出版社)
2、《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4(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学情分析：
经过高一上学期的磨合，学生基本适应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大多数同学摆脱了初中时段机械地、死记硬背地学习语文的思维定势，大体上能感觉到高中语文学习与以往有所不同，懂得了主动学习、主动选择和确定学习内容，最起码有了这种认识、这种欲望了。
在上学期期中考试中，许多学生摸不着头脑，从不知考什么中反映出不知学什么，很迷茫。到期末考试时，大多数同学知道高中语文学什么，以及怎么学了。当然，迷惘的同学也还有不少。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激发和引导他们学习语文。
三、教材分析：
本学期学习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3和必修4两本书的内容。
必修3的“阅读鉴赏”部分所选的课文既有古代诗歌散文名篇，也有中外小说和科普科幻作品。四个单元分别是：人物与环境(小说一)，感受与共鸣(唐宋诗)，质疑解难(古代议论散文)，启迪与想象(科普科幻作品)。
“表达交流”中的写作部分主要训练一般议论文的写作，写作专题分别是：多思善想——学习选取立论的角度;学会宽容——学习选择和使用论据;善待生命——学习论证;爱的奉献——学习议论中的记叙。口语交际专题为议论。
“梳理探究”设计的专题为：交际中的语言运用;文字作品的个性化解读;语文学习的自我评价。
“名著导读”介绍《红楼梦》和《高老头》。
必修4的“阅读鉴赏”部分所选的课文，有中外戏剧，宋元词曲，古代人物传记及社会科学论文。四个单元分别是：性格与冲突(中外戏剧)，情思与意境(宋元词曲)，理清思路(社会科学论文、随笔)，知人论世(古代人物传记)。
“表达交际”中的写作部分主要训练议论文的写作，写作专题分别是：解读时间——学习横向展开议论;发现幸福——学习纵向展开议论;确立自信——学习反驳;善于思辨——学习辩证分析。口语交际专题为辩论。
“树立探究”设计的专题为：逻辑和语文学习，走近文学大师、影视文化。
“名著导读”介绍莎士比亚戏剧和朱光潜的《谈美》。
四、教学目标和要求：
拟在期中考试前完成必修3内容的学习，其中安排3次写作训练，2次月考或单元测试;期中考试后完成必修4内容的学习，其中安排3次写作训练，1——2次月考或单元测试。
教学中要求做到：
1、依据新课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力求获得的教学效果。
2、认真钻研、领会新教材和新大纲，提高课堂效益，向45分钟要质量。
3、本学期要完成必修3和必修4两部书的教学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强化语文基础知识的训练与提高。
4、本学期在写作上，着重培养学生写作议论文的能力。先了解议论文文本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议论说理的兴趣和能力，训练学生的理性思维。
五、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措施
1、做好学情分析，面对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的现状，认识并了解新的学生，尽快熟悉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到因材施教。
2、继续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平时的教学中，围绕学法设计教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3、讲究提问设计，板书设计，帮助学生进行知识归类、梳理。
4、利用课外时间给学生解疑答难，加强辅导，补学补差。
5、强化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6、在集体备课和教学中，以培养阅读能力为中心，在作文备课和训练中做到系列性、科学性、实效性。
六、教科研设想：
1、充分认识到教科研工作在实施语文教学、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主要性。
2、认真学习、钻研新课程理论，切实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用科学的教育理念来指导语文教学。
3、坚持集体备课制度，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用群体智慧和力量，提高整个高一年级组各位语文同仁的语文教学水平和能力。
4、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发挥笔记本电脑在备课、教学、辅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5、课外认真学习有关语文教学的杂志，如《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学习》等，广泛吸收，不断充电，以期高屋建瓴地实施教学。
总之，不能做经验型语文教师，而要做科研型语文教师。
七、教辅用书及参考资料：
论文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 转贴于
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着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1999年，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cllc.gxnu.edu.cn/wwwroot/jdnewsview.asp?id=733，2010年12月12日。
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
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周兴陆：《吴敬梓失传着作诗说在上海发现》，光明日报，1999年6月24日。
韩愈与柳宗元是唐宋家的代表人物，文章脍炙人口。即便不从管理思想史研究出发，他们的文章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当时与后来的社会管理。来自中唐文坛的管理论述，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内容，而且也影响到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走向。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管理思想就在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在汉代已经以经学的方式定型。后代的发展演变，主要以解经方式展开。到了唐代，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中推进儒学在国家与社会上的运用。而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和外来佛教的广泛流传，对儒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儒学除了继续解经外，还需要对其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诠释，并赋予其更为细密的学理说明以及更为可行的实践方法。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和李翱提出的复性说，实际上就是要再塑儒学的价值理念，把“内圣外王”的儒学思想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论化。道统为外王设计出新的治理结构，复性为内圣提供了新的修炼路径。《大学》和《中庸》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开始奠定。这对儒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儒学的哲学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实践化。所以，尽管道统不是为管理而提出，却成为管理原理中的原理。正如近代西方韦伯的理论本来不属于管理学，但后来的管理学却离不了韦伯思想那样，道统说为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定位，复性说为养成士大夫人格提出了学术化路径。韩愈与李翱并不属意于管理，却影响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
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所以，他们的文学实际上是应用文学，从此，纯文学在中国失去了意义。而纪实、议论、小品、杂说，都成了指点社会、参悟人生的工具。古代的管理思想，也随之而弥漫在各种文体之中。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思想对儒家管理思想而言，是从汉代经学到宋学的转折点。
柳宗元与韩愈不一样，他没有承担起儒家管理思想的转折定位重任，却发挥出以文论政的智慧光芒。他的各种议论，偏激而又深刻，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不是专门论证管理而又处处谈论管理。除了前面提到的篇目，柳宗元的各种论、议、辩、状、说、传、对、答、箴、戒，乃至墓志碑铭、来往书启，总会时不时地迸出一段振聋发聩的社会感悟，说上几句发人深省的管理格言。笔者在翻阅《柳河东集》的过程中，看到柳宗元的种种议论，不由会联想到当代的种种管理学说。尤其是他的纪实和寓言，似乎总能提出某些超越时空的卓越识见。柳宗元的灵光乍现，往往与现代管理的某种理论相吻合。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仅仅是柳宗元思想火花的吉光片羽，如果深入发掘，仅仅柳宗元的管理智慧一个主题，也足可以写出长篇大论。不过。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悟性极高却不成体系，需要进行梳理归类。他的管理思想，是古代文学与管理交织的成就典范。
当然，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与当代的管理学说相比，灵动有余而缜密不足，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检验，所以，我们不能看到柳宗元提出了某种想法，就断言某某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更不能用柳宗元的例证贬低当今管理学的学术成就。柳宗元毕竟是文人，是失意官员，而不是管理学家，构建管理学理论体系和提出管理学观点的任务并非他能承担。但是，通过对柳宗元管理思想的探究，我们可以思考另一个相关问题：当今的企业家和经理人，读管理学专著的不多，读管理学论文的更少，但翻阅史书的却大有人在，他们为何不读管理学论文而宁愿读历史？
笔者认为，认知社会的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历史的，而认知自然的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实验的（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实验方法的本质是相通的。当今的管理学研究，在实证主义的支配下，大量管理学论文采用数据化、模型化方法建构理论，试图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提高论文的科学性。然而，这种量化游戏，极难取得类似实验室的可控条件，更难取得完全客观的可重复性，所以，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相当可疑。企业家放弃对这种论文的阅读而转身从史书中寻求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历史方法对实验方法的反弹。而德鲁克等人能够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德鲁克等人的论著采用的是非实证历史方法。从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探究中，我们无需过分拔高柳宗元的理论价值。况且他那种智慧言说，难免浮光掠影，加之缺乏验证，有些地方还会陷入谬误而不自知。但我们起码可以由此而思考一个问题：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中，是不是历史方法比实验方法更切合认识社会的追求？
关键词： 敦煌 蒙书
引言
从《新唐书》等书的记载看，唐代的科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等六科。此外还有童子科，童子科是唐五代科举制下常科科目中的一个小科目，虽然与进士、明经等科相比，童子科并不占重要地位，但童子科的设置对童蒙教育和唐五代科举制的繁盛均起了积极作用。童子科限10岁以下，对考试内容的要求显然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小学教育。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支配下，科举对当时的儿童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为此编写适应科举需要的童蒙教材便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了。
这些蒙书，除中原一直有的《论语》、《孝经》、《百家姓》、《千字文》外，还有中原早已佚亡的，以及敦煌地方性的许多读本，从而生动地反映了敦煌儒家蒙书具有中原蒙书不可比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此，我按照蒙书文献的语言类别分为汉文类蒙书和非汉文类蒙书，并在此类目下分别概述各书特点和意义。
一、汉文类蒙书
（一）儒家蒙书
1.《新合六字千文》，佚名，敦煌写本计有两卷。其一写卷清楚，中间只有部分残缺，凡80行，约存千字。
这种《新合六字千文》，仅开头的“石勒称兵失次，梁帝乃付周兴。员外依文次韵，连珠贯玉相系。散骑传名不朽，侍郎万代歌称”几句为新语，其余基本上是由《千字文》每句多增二字而成。这种《新合六字千文》，不仅能使学童认识并学得比《千字文》更多的字，以及关于自然与社会的更多知识，而且还为儒家蒙书《千字文》增加了又一新的品种。它虽系增字仿作之类，但能作为一种新颖形式蒙书来说，亦是十分可贵。
2.《新集严父教》，佚名，敦煌本存有四个写卷。
它是流行于敦煌地区的蒙书之一，其中的“安参谋学侍士郎李神奴写《严父教》记之耳”等题记亦可证明。该书每句五言、六句一章，凡九章，二百七十字，并全由五言韵语所组成。其内容主要是将儒训融于日常生活的说教之中。
关于此书，台湾学者朱凤玉指出是家诫一类的教材。由于《新集严父教》语言十分通俗，又是简短易诵的韵文，加之每章中都有反复手法的运用和迭唱，因此，读之既使蒙书活泼上口，也利于学童记忆。然而，该书未能像《太公家教》等书那样为当时敦煌州、县、寺、巷各类学校所普遍采用，可能也与它篇幅过短和语言过俚有着诸多干系。
3.《崔氏夫人训女文》，佚名，敦煌本存有三个写卷。全书每句皆七言，两句一韵，凡三十二句，二百二十四字，内容主要是训女敬事翁姑、和睦家庭、尊卑守礼、顺从丈夫。
《崔氏夫人训女文》蒙书，是敦煌地区仅见的训女类教材。此书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唐宋时代敦煌少女、识字儒训情况，而且还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婚姻习俗文化。由于其书假借崔氏夫人训女之口，使人倍感亲切。还有，其语言的口语化，自然也使该书更为当时少女、所喜爱和学习，因此，《崔氏夫人训女文》也就成了唐宋时代敦煌地区性的训女教材而得以流传。
4.敦煌遗书中有《上大人》习字四个写卷。
这是唐代学童习字的样本。古代学童既要一面读书识字，还要一面习字练习，这样才能达到学写一致的目的。而蒙童初习复杂汉字时，宜从简单易学入手，于是，儒师们便编制了像《上大人》这样简单的教材。“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一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礼也”，这种既包含着尊孔思想，又笔划多为简单的习字教材，是符合童蒙易学的特点的。所以，宋普济《五灯会元》，还有宋朱熹《答潘叔品书》中都提到有“上大人”语，元方回亦有“忽到古稀年七十，犹思上大化三千”诗句，等等，这说明《上大人》习字教材在唐代以后的中国一直不变的流传着，并成为童蒙习字描红的一种格式。特别是敦煌本《上大人》习字教材的发现，不仅反映了中国习字教育的科学性，而且也进一步证明了它具有自唐以来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
5.《蒙求》为唐司仓参军李翰撰。它是中唐至北宋时期最为通行的一种蒙书。全书取经传故实，编为四言韵语，两句一韵，凡二千四百八十四字。取《易・蒙》“童蒙求我”之义，以教学童。
此书影响后代及日、韩等国，甚为深远，仿作、续作及以蒙求命名者甚多。可是，这种自宋以后影响深远的《蒙求》，中原却未见其书，幸赖敦煌石室为它保存了两个残卷。这两个虽仅存十分之一的残卷，但从中仍能窥见其一斑。该书前有李华序言，后为加注正文。其残存的内容，依韵缀文，语言生动，起《切韵》东韵，次为歌、姥等字。过去，《四库提要》以翰为五代晋人，而教煌本《蒙求》的发现，始知李翰为唐人，有力地纠正了《四库提要》之误。以此，足见敦煌本《蒙求》于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6.《兔园策府》系唐杜嗣先奉唐蒋王悍之命而作。约成书于永徽三年，一般以为《兔园策府》为学童学习程文典故之书，以备科考之教材。它盛行于唐宋，故在唐宋人著作里多见记载。
敦煌本《兔园策府》，存四个残卷。其残卷仅有序文及卷一部分，凡五篇目，约为原书的十分之一。《免园策府》做为唐代科考教材来说，当是儒家比较高一级的蒙书。由于《免园策府》在中原早已佚亡，而后人自然无法知晓唐代科考对策范围和该书内容情况。基于这一意义，所以，敦煌本《兔园策府》残卷，确实具有补充唐宋儒家蒙书阙佚的教育史的价值。
8.《字宝碎金》，据方师铎考，教煌石室发现的只是一个残卷，首尾已不全，共存一百八十六行，其中序文六行，口语一百八十行，系唐人手笔。
姜亮夫认为，此书名不见隋唐、宋志著录，书中所录皆唐时口语或俗语，而于不甚通俗之字，注以反音或直音，注语亦有释义者。此书属杂字俗书类，全书不分类、不连贯、不押韵，而以四声分卷，俗书伪字和自创的新字特多，形动口语词多，名物词少，反映了通俗蒙求书的特点。
9.《太公家教》，为唐五代通行之家训读本，于敦煌写本中发现，法国伯希和与英国斯坦因皆有所藏，另罗振玉藏有三卷。此书史志目录无著录，唐宋时代官方藏书目和私家藏书目，亦未见著录。
《太公家教》，太公系指何人历来学术界意见不一。《太公家教》从敦煌写本题记提供的传抄年代看，唐代后期经五代宋初，久传不衰，敦煌中虽无宋初以后的写本，但从有关文献中求证，《太公家教》汉文本流传的时代，可以下拖到明代。
10.敦煌《新集文词九经抄》写卷，卷号较多，已知英国、法国、俄罗斯均有所藏。
《新集文词九经抄》引文并不严格，并非据原典原原本本地徵引，且所用原书多系民间通行本，引文错讹颇多，此亦民间读物之特征。《新集文词九经抄》所辑录内容言，一方面偏重于人际关系和伦理修身。另一方面，与唐代科举取士有密切关系。关于《新唐文词九经抄》传抄之时代，根据写本，定在唐僖宗中和三年，似无可疑。至于《新集文词九经抄》辑录成书之时代，在十六个写卷中，均无明确标示。
（二）其他类
因为处在多民族而又佛道盛行的敦煌地区，遂使敦煌儒家蒙书又具有中原与地方兼有的特色。像《汉藏对译千字文》、《辨才家教》、《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开蒙要训》等教材在敦煌的流行和《开蒙要训》的音变，即是明证。
1.《辨才家教》，《敦煌遗书》存有四个写卷。该书共十二章，十二章后还有佛偈，是采用假托学士与佛教人物辨才间答形式构成的一种蒙书。书中既阐述了佛道要义，也宣扬了儒家经世之理。这种蒙书在敦煌的产生和流传，不仅与当时人民信仰佛道和寺院办学有关，而且也与当时敦煌佛道融儒、崇儒、信儒有关。
2.《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这是“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儒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张敖”删削，由中原传入敦煌的大量书仪编纂而成的地方书仪。敦煌地区流传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和《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两种，都是唐代通行于河西的儒家蒙书应用教材。
汉唐以来的敦煌，既有丝路贸易重镇的地位，又是中外使节与商贾僧侣出关入关的地方。加之它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特殊原因，所以，一直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而反映于蒙书应用教材的书仪内容也是更为多方面的，有送物的、谢送物的，贺各种佳节的，贺赐征马的等等。敦煌书仪虽为繁富，但因都有一定的程式，特别是经过张氏增删的书仪更为精粹和实用，所以，当蒙童们学习了这些地方性的书仪以后，还是可以依样画葫芦并逐步学会使用的。
3.《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其书涉及天地、岁时、君臣、伦理、婚姻、纺绩、疾病、珍宝等诸多方面，是一种内容十分丰富的蒙书。它同《千字文》一样，也为唐宋时代各类学校所采用，并成为中原与边地广为流传的一种蒙童通用课本。《敦煌遗书》存有《开蒙要训》凡二十多个写本。由于它具有社会和人生许多有用知识，因此，自然又是学童们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君臣、伦理方面的言行，都是人们应有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而学童亦必须知晓和实践。该书在敦煌地区长期流传中，还融入了许许多多方音，成为以某些方音训读的一种儒家蒙书。由于唐五代西北方音对于《开蒙要训》读音的影响和改变，因而，不仅说明了它在敦煌地区流传年代的久远，而且也使《开蒙要训》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一种儒家蒙书。
二、非汉文类蒙书
1.《汉藏对译千字文》
《千字文》为梁散骑侍郎周兴扇奉命所撰，是中国古代流传最久、地域最广的一种蒙书。隋朝以后普遍流行，续编、仿作、改编不绝，并远播日、韩等国。这种形式的《千字文》，正是唐代吐蕃族藏族儿童学习使用的一种教材。因为《千字文》不仅内容博赡，包括天文、地理、历史、伦常、饮食、起居等等，而且又是指导人们做人和生活的实用课本，所以，蕃族儿童也与汉族儿童一样的须要学习它。（P3419）《千字文》，是采用先汉文后藏文的对译形式书写的。蕃族儿童学习这种形式的教科书，既学习了藏文，并从藏文中了解了《千字文》的内容，从而也使蕃族儿童懂得了汉民族的许多历史、伦常等方面的知识，自然也有利于蕃汉儿童民族和睦感情的培养。尽管该蒙书只是一个残卷，仅存五百多个汉藏对译的文字，可是，做为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千字文》来说，仍是一份值得珍视的祖国文物瑰宝。
2.北区窟出土的若干残片是重要的西夏文文献《碎金》的一部分。这些残片多经人为剪裁，内容已很不完整，加之有的残片背面墨写文书，字迹渗透叠压，更难识别。经逐字译释后，再参考已有文献，反复拼接、核对、印证，恢复了原来顺序，使之成为可以了解其内容、可以进一步研究利用的文献。
《碎金》全名《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宣徽正息齐文智编，约成书在12世纪初期以前，是类似中原地区汉文《千字文》体的字书。全文一千字，每句五言。编者巧妙地将一千个不重复的西夏字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全书没有明显的章节，自然也无类目。《碎金》的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顺序与汉字《千字文》相仿，只不过本书每句五言，《千字文》每句四言。该书序言简叙编书目的，明文采，解律令，懂礼俗，教成功，实际上是一本速成识读西夏文的蒙书。书中正文开始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后为人事，包括帝族官爵、番姓和汉姓、婚姻家庭、财务百工、禽兽家畜、社会杂项等。不难想见，成书于年前的西夏文《碎金》对研究西夏的社会、民族、习俗、文学有重要价值。
此书的两种写本曾与其他大批文献出土于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现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3.《三九杂字》是中原古代“字书”的一类，最初大多用为乡塾的识字课本。《杂字》成书从体例到内容都是对汉代以来“经学”传统的背叛，它很少讲到古代“圣贤”的言论，而专门搜集日常口语，把一大批零散的词语堆在一起，因构不成完整的文章，所以始终不列学言，也和科举无缘。各种各样的《杂字》到了清代均已亡佚殆尽。前人著书偶有引用。敦煌石室所出汉文本《杂字》，都是残缺的散页，区别甚大，来历不详，有的按词排列，有的似以偏旁归类，有的附带注音，多数则是“白文”。显然，仅凭以上资料尚难窥见《杂字》类书籍的全貌。
俄罗斯所藏我国黑水城遗址出土文献中有一种西夏时代的汉文本《杂字》，保存相对完好，至此学界对“杂字”类识字课本的体例和内容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西夏除汉文《杂字》外，还有西夏文本《杂字》，全称《三才杂字》。西夏文《杂字》以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存最多。
4.《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乾佑二十一年党项人骨勒茂才编撰，书中将常用词语以天、地、人分部，每部又分上、中、下三篇，各篇收录词语不等，以“人事下”为最多。每一词语皆有西夏文、相应的汉文、西夏文的汉字注音、汉文的西夏字注音四项。是当时西夏番人、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工具书。编者在该书序言中表明希望此书能促进西夏境内番汉交流，达到互相学习的目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番、汉两种语言、文字对照的特殊功能，因此，它不仅是西夏时期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书，在西夏文献湮没数百年、西夏文字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后，又成了现代西夏学专家们识读、破解西夏语言、文字的门径，又由于其中收录了很多西夏常用词语，此书也是专家们研究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
综述
敦煌蒙书所括甚多，包括《急救篇》、《开蒙要训》、《兔园策府》、《蒙求》等等。其中流传下来的如《论语》，在目前敦煌童蒙文献中研究甚少，哪怕是录文校异也不多见。已经失传唯见于敦煌文献的，研究深度亦不均衡。《开蒙要训》、《兔园策府》、《蒙求》、《太公家教》等已见专文著述，其余散见于童蒙文献研究。已经有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各写本情况比较、思想、内容、音韵、作用意义，可以说研究层次还比较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将之与当时的教育制度、地方风俗、现代教育学意义联系起来。除上述汉文类童蒙文献，非汉语类更是少得可怜。西夏文、辽文等，难得一见。一方面，童蒙文献的残缺流失是难点；另一方面，国内目前对其不够重视。
敦煌蒙书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它的中原与地方兼有的丰富多样性，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唐宋时代中原没有的许多蒙书，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宋时代儒家教育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很多中原地区佚亡的蒙书，却在敦煌遗书里被保存下来。因此，这些佚亡的蒙书，不仅具有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还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些佚书的原貌，并进而为我们提供了考证其渊源流变的依据。而且书中的关于我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蕴藏，更是当前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极好的传统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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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咏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刍议.
［9］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
关键词：桐城派；文学理论；审美风格；现代审美；交集
我国的古代散文发展绵延流长。先秦时期的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西汉时期的散文以司马迁的《史记》最为卓越，他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宋时期的散文，在韩愈、柳宗元等大力推动下，树立了一种摆脱陈旧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到了明末清初，“桐城派”散文是最著名的一个流派。桐城派文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嬗变
（一）“义法说”：桐城派的基本理论的建立
1、归有光对桐城派的影响。归有光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生。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其散文在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唐宋古文的传统作风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所谓严肃的古文创作中来，使得文章更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特别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如《项脊轩志》，即事抒情，真切感人，结构精巧，波折多变，为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到清代，桐城派的创始者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归有光的创作思想和理论对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言有物”：桐城派文学理论的雏形。明末清初，同为桐城人的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振兴古文，桐城派理论初露端倪。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是戴名世，他提出了文章创作要“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这些观点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3、“义法”：桐城派基本理论的确立。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文章要有内容；“法”即“言有序”，文章要有条理、顺序、形式和技巧。对于文章审美，他主张“雅洁”。
方苞，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及其后编选的《四书文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方苞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
（二）“神气说”：桐城派理论的推进。刘大櫆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在乾隆时期，刘大櫆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文章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刘大櫆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三）“义理说”：桐城派理论的集大成。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义理说”提出者正是刘大櫆的弟子姚鼐。他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辞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姚鼐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主持梅花、紫阳、敬敷书院40年。桐城派的义法论和声气论经其发挥和深化，成为一套较系统的古文理论。姚鼐创作的散文简洁清淡，语言精妙，言而有物。其选编古文辞赋集《古文辞类纂》对后世极具影响。
（四）“经世致用”：桐城派文学理论的拓展。“经世致用”的主张就是大名鼎鼎的，现在出版的《家书》可谓家喻户晓。
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就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湘乡派为主流的阶段。正式提出“桐城派”的其实是，其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所以，实有“中兴”桐城派之功。
（五）“能入能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延伸。“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此理论由林纾从桐城派理论发展而来。林纾的理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司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理论及创作上的种种弊病，故而反对墨守成规，提出“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的主张。林纾认为学桐城古文，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同时他还认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亦即“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比如他的《冷红生传》、《赵聋子小传》等，长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古文的谨严、平顺，与归有光古文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二、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
桐城派文学理论对其古文创作审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这样说，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就是在其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本文仅以桐城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方苞、姚鼐及其古文《左忠毅公逸事》和《登泰山记》为范例，对桐城派古文的审美风格加以剖析。
（一）语言运用，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方苞在其古文《左忠毅公逸事》中不仅“言有物”，文章有内容，而且“言有序”，在语言的运用上更是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清顺通畅。《左忠毅公逸事》开篇曰：“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语言运用不仅简洁明快，细节之处言之有物，而且文中内在联系脉络清晰，了了数句，已将左公形象刻画的生动而细腻，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二）题材精当，人物刻画生动。
在历史上左光斗所经历的事有许多，然，方苞并未选择将左公的生平材料罗列在文中来展示主人公的形象，而是选择了左公与史可法相交的所谓“逸事”这一典型事件，表现人物的思想和品格。《左忠毅公逸事》开篇到结束均不见左公材料的罗列，亦不见华丽辞藻，“视学京畿”，“微行”，“解貂覆生”，可谓字字珠玑。“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行为、动作的描写，语言文字的精确表达，人物刻画生动感人，犹如在目。
（三）论点鲜明，内在逻辑强，清新通畅。
姚鼐主张古文“义理、考据、辞章”缺一不可。《登泰山记》是姚鼐著名散文之一，该文充分体现他的观点，文中考据处处可见，如“古长城”、“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因为有了“考据”为依据，文章必然论点鲜明。“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短短数句已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汶水济水走向及南北分界，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结构和逻辑上文章描述了作者冒雪登泰山观赏日出的经过，清顺通畅，一气呵成。文章开篇即写泰山，介绍了泰山的地理位置和形势，接下来写登山的路线和山巅观日：来泰山的路线“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至于泰安”；登泰山的路线“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到了泰山之巅，“望晚日照城郭”；待日出，在日观亭观日出。整篇美文逻辑顺序清晰明朗，读来通顺流畅。
（四）写景传神，特征鲜明，情感内敛。
这一点在《登泰山记》里表现的尤为明显。“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写泰山之高“其级七千有余”，不肆渲染，更无铺陈。写泰山雪景、夕阳、云雾，虽了了数字，却将景色描摹的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真可谓写景传神，特征鲜明，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具备。然则，作为桐城派的代表，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粗看文章似乎不见姚公情感表露，细心揣摩作者当时的心境，以及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能够感觉出姚公内心的无限感慨——只是感情的表露更内敛，更需要读者用心体会罢了。
（五）纪叙扼要，用词平易清新、洗练精悍。
无论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还是姚鼐的《登泰山记》等，在叙述手法上都显得简扼要，不旁生枝节，能够抓住重点，“清真雅正”，颇有特色，这里不再赘述。
三、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与现代审美思想的交集
（一）语言美。“义法”“辞章”不仅是对文章内容的创作要求，也是对语言文字使用的要求。从桐城派所撰写的古代散文和现代名家散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语言都极其精炼、朴素、清新、优美。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文学作品描绘美的手段。因此，我们在欣赏这些散文时，既要用心领会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描述与感悟，又要认真品味作者语言表达。
（二）真实美。桐城派散文要求“言之有物”，现代散文要求“体现真实”，两者可谓殊途同归。方苞提倡“义法”，“义”即“言有物”，姚鼐主张 “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现代著名作家巴金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著名作家吴伯箫也说：“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这仿佛是散文的传统。古代散文就是这样，现代散文也是这样”《〈散文名作欣赏〉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与现代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真实更是一种美。
（三）意境美。散文最可贵的是文章要有灵魂、有意境，“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人间词话》）。正如桐城派所提出的散文要有“文气、神气、行气”，手法表现上要率真与洒脱，同时内在以气相贯通，形散而神不散。散文营造意境的方式，可以是描写景象，如姚鼐的《登泰山记》，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荷塘月色》；也可以是刻画人物、记叙事件，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个中意境却浑然天成，给读者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受。
四、结语
从先秦散文到桐城派散文，其审美风格不断发生变化，也不断在延续。桐城派散文在继承了前世的基础上，开创了独具魅力的审美风格，对后来者颇具影响，值得我们发掘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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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语文 诗文教学 传统文化
苏教版必修教材中的诗词本身就是古代作品中浓缩的精华，是优秀文学艺术的典范。但是，高中古诗文教学不能以本为本，教师要有传统文化渗透的意识，只要执教者能细心挖掘，手中教材所能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无处不在。
一、传统文化概念的界定
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国学经典、诗词曲赋、书法绘画等多个方面。高中古诗文可以涉及到的传统文化的面非常广泛，常见的例如：国学经典、“优秀文学艺术（手法）、优良传统美德、优秀个人品质、优秀民族精神、独特的思维和智慧”、、民俗礼仪、衣冠服饰、历法纪年、法律刑罚、官职升降等。
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
1.优秀文学艺术
《史记》选读篇目中《项羽本纪》就极好的体现了司马迁塑造人物的高超艺术手法――运用尖锐的冲突、生动的细节、个性化的语言、精彩的议论、烘托、对照、描写、夸张以及互见互补等等，把历史人物项羽刻画得丰满传神，史学见解、文学功底让人叹服！
2.优良传统美德
必修五中《陈情表》和初中篇目的《出师表》代表了我国古人最传统的两大情感――至忠和至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密码，是优良美德。《离骚》中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成了最打动人心的部分。
3.优秀个人品质（民族精神）
优秀的文学艺《史记》选读篇目中项羽一往无前、永不言败的战斗精神，拒绝苟且偷生的英雄骨气；《渔父》中屈原的不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忍辱负重的治学勇气；《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太白的飘逸洒脱、铮铮傲骨；《唐诗宋词选读》中《从军行》里大唐书生毅然投笔从戎、渴望杀敌立功、扩大疆土的大唐民族气魄，这些都是蕴藏在作品里值得挖掘和传承的优秀个人品质、优秀民族精神！
4.独特的思维和智慧
必修四《季氏⒎ヲ臾》、《寡人之于国也》体现了经世济民的政治胸襟，更蕴含了我国古代圣贤孔孟独到的政治理念、思维和智慧。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坚定推行“礼”和“仁”；孟子则针对梁惠王“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论说。必修三《始得西山宴游记》表现了柳宗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追求，这也是我国古人独到思维、智慧的渗透。
5.等
必修一《赤壁赋》和《唐宋家散文选读》中《后赤壁赋》里以苏轼为代表，体现了我国古代文人在儒学世界里遭遇“入世”困惑而前往佛道两教寻求“出世”精神解脱，进而能够融合儒释道于一身的特殊现象，这也是我国古人的最好体现；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就涉及到古人重阳节登高作赋、插戴、喝酒的民俗习惯。《项羽本纪》中“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滑稽列传》里优孟用讽谏的方法建议楚庄王对他的爱马“请以人君礼葬之”。这些就是我国古代民俗礼仪的涉及。
二、实施文化渗透的途径
“渗透”不是“灌输”，不是“填鸭”，是合理巧妙地滋养进去。学生不是机器。高中阶段的学习压力繁重，古诗文在教材中的比重也最大，如何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提高学习效率，将弘扬传统文化落到实处，这是每一个执教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渗透”法是可行的路径。
古诗文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极为丰富，执教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该如何进行有效“渗透”呢？具体途径有哪些？颜昌容在其硕士论文里也谈到具体途径有：营造文化氛围、品读语言、引用古诗文、查阅资料、阅读名篇名著、借助影视媒体、开展专题学习等。该论文还探讨了教学过程中“渗透”的多向性，包括学校、家庭、社会组成的“横向渗透”和课前、课中、课后组成的“纵向渗透”。
笔者认为教学过程中的文化的“渗透”可以分为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两大类。
例如，《赤壁赋》里由“壬戌之秋”来介绍我国古代历法纪年――天干地支就属于“直接关联”，这种渗透是最容易把握的。
“间接关联”主要是指运用发散思维，使用思维导图这个工具，这能够有效激发师生联想。以《唐诗宋词选读》中《青玉案・元夕》的传统文化渗透为例：
正月十五在古代又称作什么节日？当天晚上人们有哪些习俗？与之相关的名句、谚语、有趣的故事又有哪些？
古诗文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可以落实到课堂的每一个环节。当涉及到“间接渗透”，需要发散思维的时候，思维导图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已。
此外，归纳演绎、对比式的比较阅读、汇报交流、小组讨论等都是“渗透”的可行途径。
单语和多语心理表征研究
精神分析中文翻译的问题
模糊痕迹理论观照下的释意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研究不能“单打一”
控制结构的研究现状、问题和前景
汉语副词和形容词的程度语义研究
“汉语为非格标语言说”献疑
汉语“自己”语链照应机制研究
叙述与见证:多克特罗的历史写作
模糊回指的体现形式与语篇功能
论“幸福”非“日本造的汉语”词
地域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奥巴马竞选获胜演讲归一性和情态分析
《夜色温柔》中的父亲伦理叙事
口译语料库的编码与标记:以SIDB为例
《构式语法及其在英语中的应用》述介
外语课堂教学三构件内联建模及例析
对康拉德小说中复仇现象的伦理学解读
场所编码的凸显层级:认知语法视角
钱冠连的反合论思想分析及其意义
情感动词语义成分在其句法运作中的投射
俄语语流重音层级体系和语调结构体系对比研究
唐宋元诗歌韵律式情感意义的态度系统分析
布伊尔新著《“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述评
双向阐释:苏州大学“世界文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作者死了”“译者死了”与翻译批评乱象
从幽默话语的使用看英语教师语用能力的培养
扎根理论研究法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英语专业本科生军事英语词汇习得调查研究
语篇隐喻体现形式探究——英语小句省略
话语意义建构视域下的汉语条件句语义新探
汉语动词性成语带宾语情况的考察与分析
文学的多元化与国际化:美国现代主义思潮评析
永恒的纪念——写在许国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农业类硕士论文英语摘要的时态特征及教学启示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研究
中国诗歌英译语言特征探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翻译与现代汉语对比类话语标记使用的历时变化
“另类”母亲:《大披肩》中母亲身份的伦理解读
汉-英中介语语法中英语存现义虚指结构的实证研究
最简递归之前景探索:生物语言学的优化合并与最简计算
汉英翻译递归性与翻译经验和翻译单位关系的实证研究
布鲁克林的疗伤功能——《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创伤复原
论图画书译者的基本素养——以多部引进版图画书为例
现代汉语“被”字句语义特征和结构容量的演化:语言接触视角
翻译与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使用:基于历时语料库的分析
关键词：阅读；素养；学生；成才
阅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阅读能力的强弱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语文教师要努力培养初中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为学生成才奠定基础。
一、从考试导向上认识阅读的重要性
阅读题作为语文考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近几年的中考语文试题，阅读内容和设题上更加贴近新课标的阅读目标要求，整体阅读的考查比重仍会不断加大，选材内容会呈现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人文素养。语文教师重点要把握好初中生现代文阅读与古诗文阅读两大部分。现代文阅读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古诗文阅读包括古代诗词赏析、文言文阅读。从近几年学生答题来看，语文基础知识部分巩固掌握都是很扎实的，语文成绩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阅读上。因此，抓好语文阅读教学至关重要。选材的阅读材料由课内继续向课外延伸。由于语文课程标准突出强调了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与评价，文学作品的阅读材料与试题将呈增多的趋势。题型上，传统题型仍有保留，新的题型有所体现。主观性试题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有完全取代客观性试题的趋势。关注考生的知识与能力，关注体验和感悟，体现阅读个性。对文章的整体感知、理解、领悟以及考查学习方法、表述阅读心得的创新型试题将增多，且更具开放性。应注意的是，对文章思想感情的把握将会呈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开放性、现实性，对文章写作特色的考查将会更灵活，对学生语言的表述、思维创新等方面的要求将会更高。
古代诗词赏析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外古诗词的鉴赏能力。具体为理解诗歌字词含义和意境描绘，品析语言风格、作者情感、诗歌表现技巧。总体来说，主要以唐宋诗词为素材进行考查，尤以唐诗为最多。从内容上看，山水田园题材最多，忧国忧民题材逐步增加。从思想上看，表现愁思的内容最多。从作者方面看，以在不同时期有影响、有代表的名家为主。从体裁来看，以近体诗为主，尤以唐代绝句为最多。文言文主要考察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查他们能否凭借注释理解诗词大意，因此，需加强学生诵读，扩大积累，培养语感。
二、从语文课程标准上理解阅读的要求
《语文新课程标准》阅读部分要求：“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并能运用合作的方式，共同探讨疑难问题。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能够区分写实作品和虚构作品，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做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
中考说明文阅读，根据课标中“注意领会作品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的要求，阅读考查的题目势必要引导学生关注人类、关注自然、关注生态环境、关注科技进程、关注未来发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思想、科学品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近几年，这方面的题目已经在说明文阅读试题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试题上淡化文体特征，重视从文本的领会感悟和探究创新的能力等角度来考查。《语文新课程标准》评价建议中说：“评价浏览能力，重在考查能否从阅读材料中捕捉重要信息。”并将文意把握、要点概括列入“精读的评价”要求中。从全国各地的中考试题来看，信息的处理是说明文阅读的常见考点之一。对文章说明对象及特征的把握，对说明中心的概括，以及对说明顺序的梳理都是对文本信息的获取、筛选、概括、加工的过程。因此，在解答这些问题时，要做到：①从文本中准确而迅速地捕捉、筛选、提取所需要的言语信息；②合理地整理、组合信息，概括其要点，能按照一定的要求加工信息。
“阅读简单的议论文，区分观点与材料（道理、事实、数据、图表等），发现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这是《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议论文阅读提出的要求。依据这一要求和中考命题改革的实际，议论文阅读的选文大都来自课外，大都是摘自新近报刊上的时文，内容具有教育性、文学性和实效性。大部分作品体现作者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体现作者的价值取向，有利于考生对选文内容产生共鸣，引发思考，从而准确考查考生议论文阅读的水平。议论文考查的具体内容为：论点、论据、论证、语言、体悟等，语文教师要培养学生能够找准论点、分析论据、明确论证方法、分析文章结构、分析议论文的语言特点，整体上把握议论文的能力。
这个由中国书法家网策划的大型艺术对话访谈栏目，曾经采访了冯骥才、莫言、周有光、吴悦石和陈传席等文化名人和艺术名家。它的主持人就是丁剑和白锐。
丁剑与我早就相熟，也算半个同行。他是知名网络人，也算半个媒体人。白锐是谁则让我一度有些好奇，然后就想当然地以为她应该是一个喜欢写文章的艺术粉丝。
后来偶然得知，白瑞是一位美学博士，也是一位书法家。她不但字写得好，学问也很好，还在中国艺术圈的最核心中国文联上班。这让我顿时肃然起敬。做网络访谈，据我所知是没有回报的，只能凭着对文化对书法的一腔热情去埋头苦干。做了十多年媒体，我深知做采访表面风光，可以和艺术大家接触，实际背后十分辛苦。从经常被约专栏，被一些媒体称为书画投资理财专家后，反正我自己是越来越不乐意做专访这种苦活了。白锐愿意去做，并且用业余的时间去做了，还做得挺好，让我挺感动。这导致我有些自责，为什么没能早点认识她？
白锐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妇女委员会委员，北京书协理事，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创研班助教，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胡抗美书法工作室助教。她的书法作品多次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项展览，获全国第二届草书展三等奖。
跳过这些简介式的介绍，在我看来，白锐的书法，温婉中带着豪放，这是其最大的特色。白锐书法的气息就像一个古代女侠，既有女性羞涩的含情脉脉，又有女侠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收放自如。她把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十足地表达到了宣纸之上，并打动了许多人。
在书法创作上，白瑞不但实践，也爱思考，做了很多学问，终于脱颖而出。她是中国人民大学郑晓华教授的得意门生，读博士期间除了进行书法创作，更是对书法理论、中西哲学、中西美学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她的专著《唐宋〈兰亭序〉接受问题研究》获第三届全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还获得第四届全国康有为书法理论奖。她还有数十篇书法理论文章发表于各大专业报刊。更有趣的是，她写的文章《坚守传统审美：书法艺术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甚至被选为河北衡水2014年高考模拟试题现代文阅读，一时间传为佳话。这一方面说明出题专家对她的书法见解高度认可，另外，她的文字的优美也堪为学生学习的范本。
难怪中国书协副主席胡抗美先生评论说，白锐书法的特点，是书法创作与理论钻研同时进行，于创作，她心中始终有个清醒的追求目标；于理论，她笔下坚持针对性和时效性。这在当今年轻一代书家中实属难能可贵。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书法成家得有悟性，肯下苦功，还得有学养。悟性，决定了书法的高度；下苦功，锲而不舍才有成功的可能；学养，则决定了书法的后发的有力。很显然，这三点白锐都具备。而且，她对书法有发自内心的喜欢，并且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来雕琢并且不断完美自己的喜好。
白锐也用她对书法的真诚，打动了许多前辈书法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她前几年在北京办书法展，大腕云集，展名还是恩师沈鹏老先生亲笔题写。这些前辈的言传身教，都让她受益匪浅。
话也说回来，有一点我们没法回避，女艺术家做艺术很难，但真正成名之后，所能取得的“回报”也比男性书法家要多。要不，为什么咱们的主席送韩国美女总统一副女性书法家的字？为什么收藏家更愿意收藏女艺术家的作品？当代书坛，男星多如牛毛，女星实在罕见，因为她们要付出更多，才能取得与男书法家同样的成就，也因此更受人关注。可喜的是，在周慧B、林岫、孙晓云、胡秋萍等女书法家继续在书坛发挥能量的同时，白锐等年轻女书法家也在快速崛起，并且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画廊和收藏家的眼光是最敏锐的。一些画廊已经盯上了白锐，开始她的作品。在这些画廊看来，才华横溢的美女书法家，写得一手好字学问还好，市场前景还差得了吗？
文化符号学，龚鹏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符号。初文与字母一汉字树，饶宗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高友工，三联书店，2008
从“文”到“文学”的变迁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论进程中仍有不少学者尊重或坚持传统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语言)与文学的相关性。这种复杂的情况，最突出莫如鲁迅。鲁迅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非常鲜明，但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撰《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则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强调自古以来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声为主的汉字可“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对文学的理解上，鲁迅坚持“感动”的指标，但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早年的文学“心声”观念，即转而坚持文学与“文字”较强的相关性。这一思路既有西来影响，但更源自师辈学术及其背后的小学传统：章太炎《文学总略》有“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说法，而刘师培《文章源始》则明言：“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当然，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中，“文字性”的内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而言，它可能体现在作为文学的语文层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过视觉化的文字艺术而突出出来的趣味情怀，更可能是整个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深察名号、专论字义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首先看文学的语言文字层面。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语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异相当突出。西方因为拼音文字的关系，言文一致，大体均以语言为其基型。而汉文学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书・订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擎迫而因于文”。也就是说，古代长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语言往往趋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体现价值：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中分析而言，所谓“文”，相当意义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体中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坚持的“雅言”，或者是数千年来作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所采用或接纳的文字化传统。在特定场合说话写文章做事情，必须突破现场语音的具体性和随意性，而诉诸规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语文样式，以实现某种超越和提拔，获得相应的普遍性。郭绍虞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汉语反过来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连续性的文字的规定与影响，理应称为“文字语”。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或汉文学与西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有大为不同的地方，即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
那么，古代民间就没有口传的文学吗?当然有。但在传统中国，总的情况是“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民间风俗与书面雅言“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并且“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可以想见，没有形诸文字，也往往在历史流传中消逝无形。而作为直接现实的，则是被纪录下来的、同时亦被文字化的文学。即就近世古典小说言，在唐宋以降，由讲唱变文和说话而来的小说其实越发文人化，“讲的故事”渐被“看的小说”取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过去的职业编书人或说话人也远不及吴承恩、吴敬梓、李汝珍、纪昀和曹雪芹这样的文人小说家。大的趋势即是：语言艺术变成了语言文字艺术，最后乃或变成文字的艺术了。
五四是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交锋剧烈、文化方向纷纭的时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择。也正因此，对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根性问题往往未及深入追问，文字性即是诸多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文学界，相关追问和探讨日渐出现，并且这种追索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内在肌理。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为深广的研究，当数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在龚氏看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该著气魄宏大，内涵高迥，其核心观点即在强调，中国文化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儒道释，无论各类文艺还是各家学术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浓重的尊崇文字、文书化、文学化的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重视语言、逻辑和(句子)文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定势颇不相同。中国文化在语文训诂、思维方式和文学写作诸方面都突出体现出“专论字义”的作风和特点，“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夸说更体现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号”的正统名分意识和行思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颠扑不破的，“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是人们言语中的名号，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实到某种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训为“字”!通过这种“哲学文字学”对中国文化深层肌理的探讨和描述，龚氏宣称，由文字而文学进而文化，整个古典中国社会生活都充分地文字化、文学化，形成了一个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社会。
就不同角度和现象而言，“文字性”特点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对其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总是无可避免地涉入汉字、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及其逻辑和历史根源的分析。这实在是一个幽微难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设想“文字性”特点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异性，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看来的汉文字的特异性。早期进入中土的传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识和语言学把握，但更多基于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困难而对汉语文颇多恶声。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需要很好的语言哲学(就汉语文而言或可称“语文哲学”)高度。比如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异于时俗的理解：虽然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的精确概念和表达的清晰性与逻辑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汉语文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处实则优
势所在，现代人所熟悉的独体(实体)的分析的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内涵很可能在中国人的关系化、结构化的思维和语文中包含着，并且中国思维和文化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的色彩。这些观点竟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中国文化学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细细审度。
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探讨思路，就是具体化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历史研究，或者从追源早期中国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逻辑入手，并且必须在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与其他早期文明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实证史学的印证。在百年相当实证化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此相关的具体细节和科际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较有限。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在穷诸方资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对：“古代交通困难，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来。我想每个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观扬雄在西汉所调查，其复杂可见，三代以前更难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复杂，唯有用文字来作为控制工具，幸而汉语是单音语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属之名)，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其一，文字系统的生成及其使用状况也必须结合着古代经济技术基础及相应文化分层的状况，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属于上层阶级并且较多用于相应文化圈内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这种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现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与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财产记录和经济计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历记时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华夏民族直至汉代的文字文化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名，书以记姓名、主名山川。犹有进者，饶氏对汉字对文化的规定性状况及其历史演化有较为深入的辨析：“汉字属单音制，在形成的过程上，大体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字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形符主视觉，声符取其读音，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前者保存汉字的图象性的美感，形符声符二者相辅而行，双轨并进，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礼制上作为某种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识别，简单明了，不必与语言结合，所以我说汉字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这种观点看来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明了鲁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际整合，进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汉字发生学的脉络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缘由，需要更多平实征信的历史印证和文化比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起源学而从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之书写机制上着手，专力于探讨汉语文之“文字性”潜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这方面探讨最深入和成果最细致的当数高友工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他认为，汉文字自有特点，但中国抒情传统之形成其实更多地在于中国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国的孤立语，由于中国的象意字，也许更由于中国人对内在意象的重视，竟能用我们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来象征，舍细节而取主旨，轻实证而重印象，以至现实时间反而要通过心理空间来表现，“内在经验居然能用纯形象语言的象征来保存。这是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它奠定中国语言，甚至思想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文学和美学的理想。”与前一种思路显然相同，高氏不欲将“文字性”或“文字文化”这些范畴本质化，而专从汉语文的使用状况上来把握汉文字之艺术潜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的潜能及其在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上着重文字的内涵，而忽视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语言脱离实存，集中在它的性质、本性，也就是把语言视为和音乐、抽象美术一样的媒介”，正是在这种“文字语言”的基础上，复杂的抒情才可能诞生，中国特色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从美感经验的条件上看以外观和代表为主，走向对单个艺术品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而在中国抒情美典，则以内化和象意为主，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由形窥神，趋向主体经验和理想。因此文学和文化(包括文字、诗文、书法乃至绘画一切文人施为)都特别重视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形式，很容易孤立地来看，而非融入人际活动的现实讯息的传达。独立的书语倒与个人内心情态、活动可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书写活动心态，进一步就成为更趋极端的艺术活动类型。“文字语言”已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掘进到中西比较、史论相融而抽绎原理的理论化阶段，发人兴味，也难能可贵。
上述两种思路一者着力辨析汉字特性把握传统文章体制摆脱语言羁绊的历史演化轨迹，一者把握文字潜能和主体取向之两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学抒情美典的审美机制。前者聚焦于在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的起源，后者突出了主体书写对文字体制及其潜能的利用。但显而易见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国特色的“文字语言”相对于西方语文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都把握住了传统文人对“书面雅言”和“文字语”的重视。如果再考虑到传统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选大力诵读以“因声求气”等等诸种功夫，中国文学和文化及其文字书写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现出来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庐文议》中所言“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