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7 12:24:28
[关键词]唐宋文派；七子派；古文正统；诗歌正统；文派争论
对明代唐宋派的文学思想，21世纪前的研究重点大抵是放在对其成员主要是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学主张进行论点抽绎和定性评价上，进入新世纪，则似有了两个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时期提出的相关命题为话域，以更细致的材料梳理为基础，以更准确的流派关系认识为理据，进行新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精神的辨析、阐释和理解；二，对前一时期习以为常、几乎不加讨论的成员构成及称名缘由，进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阐说。对第二点，笔者以为，唐宋派是一个活动于前后七子派之间，且大部分文学主张与之针锋相对，在客观事实上存在的文学流派，只是其成员当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归有光则不能算。对第一点，笔者以为尚须阐明这样两条认识：一，三人的文学思想各有相当复杂之发展历程，由于交往出现了共同性，这解释了他们共为一个文派的事实；二，三人的古文主张是在应对前七子派的余脉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员的不断争论中得以发展完善。正是批判与争论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学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论)的建设。
以上述思考为出发点，本文以茅坤的书信为中心，探讨唐宋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派内派外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建设和现实的文派要求。派内主要是与唐顺之、蔡汝楠的争论，派外主要是与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关乎文学思想的建设，后者关乎作为文派的文坛现实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
以王、唐、茅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学(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设大致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按王、唐、茅的顺序，三人先后从前七子派的摒弃唐宋、高扬秦汉的古文宗法，转移到包容秦汉而分外重视唐宋(主要是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为宗进到泯灭秦汉、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阶段，建立独立的主体精神，阐述严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现：王氏基本没再发展，，茅坤则继续建立其古文正统论，唐顺之则转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学。
茅坤古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在派内与唐顺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争论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样，其古文主张最初也蛰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学习秦汉词句，模仿秦汉风格。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云：“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侧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与唐顺之相交后，受其影响，脱离了前此的字句模拟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但对唐顺之当时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汉文的策略并不满意。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为气尚雄厚，气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毅、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断：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亦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为用，何必其尽同哉!
他以为唐顺之的策略矫枉过正，说明：第一，唐顺之尚未超越秦汉、唐宋文界限，是一种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曾巩代替包容秦汉之司马迁的方式，可说只是为钝根人开的方便法门，带有临时的应付性质。因为它未能阐明秦汉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学习中的复杂关系，毕竟秦汉文不能简单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间仍存在价值和风格的界划。当然，这也是唐顺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阶段，他们首先得让大众从前七子派秦汉宗法的沉疴里挣脱出来，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写作宗尚主张：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他们则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迫切性使得他们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设计的破绽，而这些破绽还得靠他们思想的继续前行来完善超越。在唐、茅相争时，唐也还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给刚挣脱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辩驳的口实。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顺之策略中的模糊之处，而代以明确的观“龙法”。他把古文按时序划为四大块，并赋予相应的堪舆分配和价值层级在其设计中，六经、秦汉、唐宋文的价值层级和堪舆分配是固定的，决不能随便挪动。用简单的算术表示，就是：六经>秦汉>唐>宋，司马迁>韩愈>欧曾，昆仑>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因此，在茅坤看来，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随便挪动位置；以小包大。以此为基点，他倡导的学习顺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汉至六经的上溯，决不能如唐顺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设计堪称精巧，但亦不免呆滞，于是又补充提出“神理”说，算是从前七子派脱出的成果。有此认识，他就既不满前七子派的文必马迁说，也不满王、唐的文必唐宋说，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汉唐宋之限。
大体说来，茅坤的观“龙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调，而其“神理”说趋向虚灵，近似于王、唐的独立精神，然两者的混杂，也说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汉、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门知县一》的反驳：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问灵秀清淑瑰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
转贴于 道眼者乎?愿兄且试从金陵、吴会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好处耳。虽然，惧兄且以我吴人而吴语也。
此处唐氏即攻击茅坤观“龙法”说的拘泥。事实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摆脱前七子的思维模式，仍要在秦汉文和唐宋文问强作价值的高下区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观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观文，则秦汉、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强分高下，更不得以“风调”来论定。斯言虽轻，却攻击了茅坤的喻证漏洞，戳穿了其观“龙法”与“神理”说的脆弱联系。不过，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观“龙法”，却为其后来的古文正统论打下了思维基石，其“神理”说也发展成了《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理论。
该书内容庞杂，归纳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论，茅坤的古文正统论已经呼之欲出了。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个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经成形，并由万历七年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其《论例》公诸于众，流传四海。有关的书信文献还有《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与沈虹台太史书》、《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复陈五岳方伯书》等。可见其正统论也仍然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谓文派要求，即是一种文学思想、主张，也即话语权在古文写作层面的要求、展开和实现。对唐宋派来说，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领域，对诗歌领域他们要么归宿在七子派的诗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归宿于已形成传统的性气诗最后又放弃了文学兴趣如唐顺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逊让如茅坤，总之要求不多，现实效果也不显著，这也是我们将唐宋派定性为文派的根本依据。
如所周知，茅坤不仅是唐宋派的后劲，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他编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他的两种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对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态度：一，在该书《总叙》，他阐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显攻李、何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词林之雄”；二，在该书的名家批评，除自己的意见外，主要采录王、唐评语，使该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派之书。随着该书的广泛传播，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广为人知，七子派也因该书而大受批评。茅坤作为七子派的反对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确实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坚决反对者，在很多场合，与很多人，讲了他对七子派的不满，与其时盛行的追捧阿谀大异其趣，特别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领文坛，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唐宋派一脉几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撑，显得较为孤立。他与七子派的关系早已是势如水火，不可开交，你攻我讦，累见彼此笔端。茅坤斯时之显攻，不过是情绪的总爆发而已。
仔细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论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辞正统论的建设和正统谱系的排列，此志可谓历久弥坚。其古文正统论有两个基本要素，如《答沈虹台太史》：第一，国统。国统有正有闰，传帝王之统者方称正统，其他最多只能称草莽、边陲。它由地理喻文发展而来，凝定为政治学上的正闰意义。第二，文统。文统也有正有闰，“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艺者”方能称文章之正统，在他看来，三代六经以下，只有汉、唐、宋条件皆符合。其正统谱系延伸至明代，能与于文章正统者，明初是刘基、宋濂，当代不是李、何，他们只能人“草莽”、“边陲”，当然更不是与之同时的王世贞、李攀龙，而是其素所钦敬的王慎中和唐顺之。这就与奉李、何不仅为诗歌正统也是古文正统的七子派大相径庭，口舌之争，在所难免。
但我们要说，茅坤对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实践效果确实不满，颇多指责攻击，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统格局里，汉文与唐宋文一样得到足够尊重，并未因汉文为七子派所提倡而强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为七子派称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传》、《国语》等，他因其道理的庞杂不纯而确实排出了正统，这是两派在典范选择中最有争议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责攻击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领域，局限在与七子派抢古文的正统，对诗歌他是逊让不叠，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诗界的正统。能将这两方面意思综合表达出来的，是《复陈五岳方伯书》。陈五岳即陈文烛，与茅坤和王世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说：仆尝谬论文章之旨。如韩、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献吉，则弘治、正德间所尝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犹属草莽边陲，项藉以下是也。公又别论近年唐武进、王晋江以下六七公辈，亦足以与韩、欧辈并轨而驰者。……李献吉乐府歌赋与五七言古诗及近体诸什，上摹魏晋，下追大历，一洗转贴于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独于记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气昂，其声铿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间者；然于古之所谓“文以栽道”处，或属有间。文之气与声，固当与时高下；而其道，则六籍以来所不能间者。……故苏长公尝称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谓然邪?否邪?倘公然苏长公所云昌黎特从唐中叶起八代之衰，则崔、蔡、左、陆以下，并草莽边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献吉乎?献吉云云，如属非妄，则唐武进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当，或鸿雁相次，当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负其奇，且谓世无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谢之矣。
他称赞李梦阳诗歌各体均善，许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许给他文章正统的地位。可见茅坤在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评价上，确实将诗歌与古文分开了。
在后七子派势焰熏天之时，茅坤也曾产生过欲与七子派和平共处的想法，并付诸行动，那就是写给后七子派徐中行的《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他希望后七子派能承认王、唐“正宗”、是“圣学”羽翼的文学地位，如仅从词气看，似还颇谦卑：向读李历城与王苏公倡和诗什，盖已截然如坐身于日观之上，而东望扶桑、北眺碣石者已。独于文章之旨，犹未及扣历城公之深。适过兄，得解囊中之录本读之，内有论次本朝名家，大较首何、李而退唐、王。仆之私，窃以秦汉来文章名世者无虑数十百家，而其传而独振者，惟史迁、刘向、班掾、韩、柳、欧、苏、曾、王数君子为最。何者?以彼独得其解故也。解者，即佛氏传灯之派，彼所谓独见性宗是也。故仆之愚，谓本朝之文崛起门户，何、李诸子亦一时之俊也。若按欧、曾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古经术之遗以为折衷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尽左袒而弃之。不知然乎?否乎?即如圣学亦然。伊尹相汤伐纣，以创顺天应人之功；伯夷饿死首阳山，《采薇》之歌于今使乱臣贼子闻之而破胆摧气者，何雄也!然颜、闵。一眇然儒者。孟子于此则曰“姑舍是”；于彼则曰“不同道”。曰“姑舍是”者，谓其属正脉而未至也；曰“不同道”者，外之也。故仆之愚，于王未敢论；若唐武进，于文章之旨，即未得谓之正宗，当亦庶几羽翼也已。历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推伯夷、伊尹者与何、李，推颜、闵者与武进可乎?信中提到的李攀龙论“文章之旨”的文章，当指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攀龙为王世贞出使江南而作的《送王元美序》。按：李攀龙和茅坤有交往，李氏嘉靖三十二年为顺德府知府，第二年茅坤为大名兵备副使，按察顺德，期间李攀龙曾访问茅坤。此盖即茅坤信之第一段所言。在该文，李攀龙将前七子派的李、何与唐宋派的王、唐合论：以余观于文章，国朝作者，无虑十数家称于世。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昆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
唐音宋调向为诗学研究中的两个持久热点，同时由于受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学术背景和文化心态的影响，历来的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崇唐、宗宋的两大支脉，由此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唐宋诗之争。治唐诗者排斥宋调，治宋调者却始终以唐诗作为参照和评价标准。在唐宋诗的研究中，几乎形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以辨异作为立足点，致使唐诗、宋诗的研究各自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表现出带有敌对意识的隔膜，唐音宋调似乎永远水火难容。从文学自身发展的递擅规律看，并行不悖的研究格局显然不符合文学史事实。如何打破研究的僵局是目前唐宋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困惑。许总先生《唐采诗宏观结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打通了唐宋诗研究的僵局，为唐宋诗的深人研究开辟了新的坦途。
《唐宋诗宏观结构论》由上下两编构成，共分七章，既对中国古典诗歌从产生到唐诗宋诗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明晰又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又对这一时期重要诗人的诗学成就与诗史地位做出深人的考证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对历代唐音宋调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初步勾勒与评述。这两部分，分而言之，或宏观评述，或微观考证，或总论群体，或分梳个案，都侧重于唐宋诗某一层面的深层挖掘与开拓;合而观之，又前后辉映，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许著不仅为唐宋诗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与铺垫，也为唐宋诗的学术史建构做出了成功尝试。
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史的发展观是许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体现于三个方面:
(1)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音宋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峰巅，唐宋两朝的时代环境固然是其决定因素，但先唐的诗史却是其不可中断的源头。许著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体认，将唐宋诗置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专辟一章(第一章)进行综述，而且这种宏观的意识贯穿全书，且精论叠见。他认为，唐前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以诗骚范式的擅递、转型及南北文化因子的渗融、裂变为标志的演进，同时也表现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芽过程，进而分析诗骚范式对后世诗史的规范首先表现于《诗经》的影响。许著认为，经战国至秦汉，伴随失落了文学本色的经典化的《诗经》对后世的全部文学史内涵与走向都产生了无可拟伦的支配与规范作用。《楚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诗经》诗性精神的承传和发扬。“自唐代开始，诗歌创作显然进人以文人诗为主体的新阶段”(《第一章规范:唐代前期》)的繁荣正是中国文人诗的繁荣，深有卓见，应该说，这是唐诗研究史的新见解。许著将学术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中加以关照，从历时态上，将唐音、宋调对比整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持论公允而分析深刻。就其效果而言，对于唐宋诗的区别由模糊渐趋清晰，由零散机械渐趋系统辨证，反观过去的研究，问题本身进一步深化了。
(2)对传统进行解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框架。许著打破传统文学史中唐分初盛中晚、宋分南北的研究格局，将唐宋诗史视为从未间断的一个整体三个阶段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唐代前期为文人诗的规范时期，由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融合构铸文人诗普遍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多样化风格的诗歌中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理想化的艺术精神;唐代中期至北宋为文人诗的裂变时期，由于大一统朝政的紊乱，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出现，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化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随之失落，文人的心理、行为走向多元，从而造成文人诗整体艺术精神由裂变而转向。伴随文学内质建构的演变，文人诗在功能、格调及审美趣味、艺术类型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诗歌体格逐渐精密与分裂中孕育出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宋调”;南宋为文人诗的重构时期，表现为“宋调”中的“唐音”回归和重新定位。 (3)许著将唐宋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唐音宋调在显著的区别背后仍有其相通相融的特性。唐宋诗史演进的三个阶段并非孤立前行，而是相互交织，贯穿唐、宋两个朝代的始终。尚奇的诗学思潮，在唐宋诗史上形成了无数新奇的审美领域，努力贴近生活的写实思潮，产生了许多诗史名作，唐宋诗始终向着“以文为诗”的方向发展，使传统的诗歌功能与表现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生逢乱世的诗人的心灵悲歌体现了读书者的心路历程。这四个方面的诗学思潮贯穿唐宋两朝，同时将流变中的诗史整合为一体。许著在唐宋诗的动态递擅中架构了唐宋诗歌的宏观结构，揭示出一段经典文学史的整体进程。在这个整体的演进中，“唐音”、“宋调”的争论得以消解。这样的论述，层进层深，由诗歌的源流转向诗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和要义也在层层转化与深人中逐渐凸显。
求新求真的科学方法，尊重历史的学术态度，是许著又一显著特色，也是许著始终遵循的学术规则。如考证“宋调”的形成，许著认为宋诗的兴盛尽管与北宋的时代状况及文化特质密切相关，但真正具有“宋调”的宋诗在宋初并未形成，因为“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诗坛相继出现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派诗人，即全然体现了唐代后期诗风的延续”独具风貌的“宋调”则形成于北宋中期，而“宋调”的艺术高峰则出现于“北宋后期”。从而总结出宋调区别于唐音的本质特征在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密集的人文意象”。由此，把唐音宋调的本质区别揭示出来。作为宏观的断代文学史，许著在建构唐宋诗结构时，事实上是对唐音宋调作出重新解读。从作者的著述目的看，旨在建构唐宋诗的宏观框架，也必须处理“求新”与“求真”的关系问题。而从学风来看，乃是尊重学术规范与应用规范的问题。从全书论述结构看，求新正以求真为基础，立足传统，把握其精神，批评其得失，旧说新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由批评而分析，进而深化问题。
许著通过多角度的文化透视与观照，既宏观地挖掘了唐音宋调的发展脉络，也揭示了其变化发展的深层动因。由此，许著不仅是对唐宋诗研究的总结，对中国诗史的研究也将产生极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宋诗精华录》；编选思路；陈衍
一、双峰对峙的唐宋诗概貌
在风头一时无两的唐诗盛世环境下，宋诗长期沉睡在历史的尘埃里，为人忽视。即便在唐宋诗终于放到一起讨论的时代，两者也不是比肩而立，人们对待宋诗，一直贬多褒少，苛责甚多。近代以来，失之偏颇的唐宋诗优劣论逐渐转变为更理性、更平和的唐宋诗比较。其中，缪钺论宋诗的态度和观念是较客观和公允的，缪钺认为宋诗虽异于唐诗，但宋代诗人却是学唐诗形貌不存，神韵犹在，辟出境界的个中好手。
缪钺《论宋诗》云：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近于宋，若明代前后七子之规摹盛唐，虽声色格调，或乱楮叶，而细味之，则如中郎已亡，虎贲入座，形貌虽具，神气弗存，非真赏之所取也。何以言宋人之善学唐人乎？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决不甘徒摹古人，受其笼罩，而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能尽同古人也。
在缪钺之前，近代诗人陈衍对宋诗投入较大的关注和精力，在晚年编选出《宋诗精华录》一书，陈衍在编选该书时，也以唐诗为基准，对宋诗进行编选和评点，宋诗精华录卷第一云：案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以前为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比陈、杜、沈、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范、萧、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司空图焉。此卷系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方陈、杜、沈、宋。宋何以甚异于唐哉！”
在评论宋诗时，两位学者都从唐宋诗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缪钺强调宋诗在继承基础上的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能，重点是突出宋诗异于唐诗，陈衍从唐宋诗在各阶段发展面貌的宏观视角出发，指出宋诗成长轨迹与唐诗别无二致，重点在同。正是基于唐宋诗发展相同的认识，陈衍效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将唐诗分作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和高《唐诗品汇》一书，区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的做法，将宋诗分为初宋、盛宋、中宋和晚宋，并为宋代各时段涌现出的诗人在唐代诗歌中找到与之地位相当的对应者，如“西昆”与“王、扬、卢、骆”，“苏、梅、欧阳”与“陈、杜、沈、宋”，从诗歌发展的分期和诗人某种程度的相似来建构出与唐诗发展整体面貌相同的宋诗。此书四卷，每卷分别代表一个时期，其中卷一选39家，117首；卷二选18家，239首；卷三选32家，212首；卷四选40家，122首。从数目上可以看出，盛宋和中宋选录篇目最多，从各卷作家对比中发现，苏轼、杨万里、陆游、黄庭坚、王安石诗篇选录最多，分别为92首、55首、53首、39首和34首。陈衍的编选，既顾全了整个宋代诗歌发展的大局，又着重凸显了当时的诗歌名家，其倡导宋诗与唐诗发展面貌之同，彰显宋诗不逊于唐诗地位之用心，甚为明显。
陈千帆云“老人此论，盖以宋诗于唐，有类中兴，亦分四期，用资比附。夫截断众流以分期，所以便叙述研讨也，包举众家以分派，所以便欣赏批评也”，石遗老人采用四期分法确有“宋诗于唐，有类中兴”和“便叙述研讨”的成分，但如果按照宋代的历史背景，借鉴词分为“北宋词”和“南宋词”的方法，将诗分为“北宋诗”和“南宋诗”似乎更合乎逻辑，也能实现“便叙述研讨”的目的。纵览四卷，比对唐诗，除去各卷入选数目之多少，很难从诗本身出发，在初、盛、中、晚这崭然的分段中体味出分期所固有的差别。
很显然，石遗老人将四期分法引入宋诗，又将宋诗中各期的诗人与唐代各段诗人作平行比较，绝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欣赏批评也”，作为一个宋诗派诗人，陈衍最首要的目的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矫正前贤重唐诗轻宋诗之弊，将宋诗提高到与唐诗比肩而立的位置。但陈衍并不是通过贬损唐诗或区分唐宋诗之不同来提高和建立宋诗的地位，而是在承认唐诗毋庸置疑的高峰地位时，从唐宋诗发展过程和面貌的相似处建构出宋诗本该拥有的高峰地位，打开了唐宋诗比较的另一思路。
二、自出机杼、生新变化的宋诗
《石遗室诗话》卷一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
陈衍拈出宋诗之精华，是为在唐宋诗优劣之争中处于劣势的宋诗找到自己合理的地位，标出宋诗之特点，石遗老人在肯定宋诗与唐诗血脉相连，“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时，也指出，宋诗不同于唐诗，属“变化”而来的，需要破除陈旧观念，重新认识和学习。因此石遗老人在选录中，尤其注重宋诗之“新”，并在评点中从各方面对“新”做出阐释。
文字之“新”。文字是组成诗歌的肌理，翁方纲《石洲诗话》“宋人精旨，全在刻抉入理，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处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翁方纲的“肌理说”点出了了宋诗的特质，为活在唐诗阴影下的诗人和理论家拨开云雾，陈衍点评宋诗，以唐诗为参照，抓住宋诗之“肌理”，包括造语、句调、音节、体格，取其精华录之。《送王四十五归东都》云“三、四对语生动，末韵能于旧处生新。”《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云：“出语总不犹人。”《寄黄几复》云：“次句语妙，化臭腐为神奇也。三、四为此老最合适宜语；五、六则狂奴故态矣。”，诗歌中的创造性用语总能得到石遗老人的赞赏，同时，对没有新意的用语，也能直接指出，《在燕京作》云：“宋诸帝皆能诗，然舍仁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十字，语多陈腐，无能如唐玄宗者。”；评《寒食寄郑起侍郎》云：“三、四句调特别。五、六景中情，虽“难”、“易”太对，然两句有流水意，不碍。”评《元丰行示德逢》云“音节极高亢。”评《书任村马铺》云“并无深意，音节独绝。”评《书磨崖碑后》云“词首音节甚佳，而议论未是”评《夜坐》云“音调常带清哀，《诗》所谓耿耿不寐也。公有琴诗云‘松风一榻雨潇潇，万里封疆不寂寥，闲坐瑶琴遣世虑君恩唯恐壮怀消。’尤为凄切动人，惜未有选者”；评《阙题》云“案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唐人中惟太白‘越王勾践破吴归’一首，前三句一气连说，末句一扫而空之。此诗异曲同工，善于变化。”评《峡山寺竹枝词》云“末句用吞笔，似他人所未有。”评《上巳临川道中》云“此首格局颇新”。陈衍从组成诗的基本元素出发，结合宋诗自身特点，独具慧眼地摘出宋诗中出新之处，过人之篇。
题材之“新”，这里既指在“一切可言之语皆为唐人道尽”的定论下，宋诗依然开辟出了新的道路，也包括在普通题材里发掘出新的内涵，道出人所未道之言。缪钺《论宋诗》云“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诚如缪钺所言，宋诗中的确存在很多情韵浅薄，而体物精微的小诗，但从另一面看，宋诗的题材却变新了，领域也拓展了，在“承其流而衍之”的过程中开辟出了新的天地，陈衍在选录中也对这类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评《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鼓角送行，未经人道过”，评句“猫来戏捉阱花蝶，雀下偷衔卷叶虫“体物入微，卷叶虫未经人说过。”，未经人道之内容，令人耳目一新。评《夜泛西湖》云“末句未有人说过”，评《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十里头潘家湾阻风不止》云“写逆风全就江水西流着想，惊人语乃未经人道矣。”陈衍每遇前人未发之语，便做圈点，启发学诗者同时以示宋诗之优长。
通览四卷，大部分诗陈衍都做了简练，精准的评点，“新”是评点中常见词汇，也是陈衍欣赏宋诗的核心因素，录诗最多者，如苏轼、杨万里、陆游、黄庭坚、王安石之辈，从用意、造语、格局、韵律处皆能出奇制胜，生新变化，创唐诗之外的诗歌另一风貌。
三、唐宋诗宏观之同与微观之异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很多学者认为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是词，而非诗，能与唐诗相提并论者也是词，诗在宋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甚少有人关注，比之于唐诗间见层出的辑佚、选注工作，清康熙和乾隆年间才出现较有影响和分量的宋诗选本，分别是吴之振、吕留良等辑《宋诗钞初集》106卷和厉鹗辑《宋诗纪事》一百卷。可见，宋诗被漠视和遗忘相当之久，要扫除几百年来人们对宋诗根深蒂固的印象，树立一种新的欣赏模式，实非易事。
唐诗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名家层出，诗歌经典不断，同样也因其各时期诗歌题材、风味、情境不尽相同，生出一片“姹紫嫣红”之态。因此，初、盛、中、晚的唐诗分期就展现出了诗歌盛世应有的风貌，陈衍深得此中三昧，在编写中，便从宏观上确定了唐宋诗成长轨迹和发展面貌的相同之处，也将宋诗划分为四段，将各段时期表现突出的诗人与唐诗各段诗人作比较，给后学者一种宋诗与唐诗发展相类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深化对宋诗的认可。
确定了宋诗与唐诗发展轨迹之同，并不能言宋诗之好，更不能就此提高宋诗的地位，毕竟初学者在研读宋诗时确实能体验到宋诗与唐诗的差别，如一再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同，则忽视了客观现实，不具备说服力，陈衍在选录和点评宋诗时，则从微观上指出宋诗与唐诗之异，即变化出新之处。一代之诗必有一代之诗的表达内容，审美取向和思维方式，所以就一代之诗歌而言，必须强调其属于一代的特质，这就要注重摘出其与前不同，富有特色的惊人之语了，在《宋诗精华录》一书中，陈衍一再点出出新求变，翻案，未经人道之诗，强调宋诗的特色，令读者对宋人之诗刮目相看。
陈衍的编选从唐宋诗之同僻处宋诗之地位，又以唐宋诗之异凸显宋诗之特色，为人们重新认识宋诗提供思路和范本，虽然陈衍通过这种方式有抬高宋诗之嫌，却是以宋诗的基本面貌和客观基础出发，而不是目的导向，忽略事物实际的做法，他的编选和点评方式有利于我们了解宋诗，一洗前人成见。
【参考文献】
[1]翁方纲.石洲诗话[M].商务印书馆，1935.
[2]陈衍.宋诗精华录[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王国维.人间词话[M].中华书局，2009.
[4]缪钺.论宋诗[J].思想与时代，1941（3）.
【关键词】唐五代；北宋；诗；词
村上哲见对于原封不动地接受把诗与词当作彼此分立的文学样式的传统认识而缺乏综合地理解它们的观点感到不满。作者认为如果对唐宋时代的人们通过诗词想表现的东西，深入去考虑的话，说它们完全一样，虽然有语病，但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因此由这两种样式所表现出的诗的世界，也决非可以割离开来加以考虑的。所以为了把它们阐释清楚，必须具有综合地探讨二者的观点。该书作者着重放在了“词”的研究上，几乎是以“词”为对象的著作。
本文主要从唐五代和北宋这两个时期阐述“诗与词”的关系，重点说明“词”的由来。争对“诗与词”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综述
本书由序论、上篇、下篇、附论四部分组成。序论是对“‘词’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的阐述。上下两篇则历史地考虑了从这一滥觞于唐代至北宋末达到充分成熟的发展过程，并试图阐明其各种各样的因素。上篇是唐五代词论，下篇是北宋词论。
二、词
（一）词
本文所说的“词”，是指发源于唐代，而在宋代作为歌辞文艺广泛流行起来的韵文样式。它在唐代早期，不过是即兴的或者是朴素的歌谣之辞；但是自唐末至五代之间，逐步地变成带有独特的文艺性，而在南北两宋，终于作为一种抒情的韵文样式而占有了独特的地位。[1]
将中国各个时代杰出的文学样式加以举例，则大约自明代以来的习惯说法是：“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而“词”，是在宋展到了顶峰，不容其他时代相比肩的文学样式。
（二）“词”的发展历程
1、作为歌辞的“词”
特指歌辞而称作“词”的实例，以见于梁沈约的《宋书》卷二十一为最早。在该书《乐志》卷三中录有多达数十首乐府歌辞。“歌辞”和“诗”是不一样的。到了汉代，三百篇的诗已不载歌唱，当时的歌谣之辞，通常称作“乐府”。
关于歌辞，在以歌谣为主而言的时候，使用“歌”、“讴”等名称；当特指文辞时，似乎依然称作“诗”。但它同当时“诗”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这样“乐府”这一称呼就产生了。但是当要特指其文辞时，已经作为文辞之意而推行的“词”这一语汇的出现，也是不奇怪的。
这样，到了六朝时代，随着“诗与歌”在认识上的分离，除去进行历史的叙述之外，称歌谣的辞为“诗”已逐渐罕见，代之而起的是“词”。
2、唐代的“词”
一进入唐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唐代，随着胡乐的传入，音乐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旧有的乐府已不再歌唱，另一方面，却把新兴的近体诗，特别是七言绝句当作歌辞而频繁地歌唱起来。按照过去的说法，唐代前半期，歌唱的都是近体诗，到中晚唐之间，近体诗逐渐发生变化而形成了长短句的“词”。
3、北宋的“词”
以“词”的作者身份而广泛的为世人所知的最早的人，是晚唐的闻庭筠。如《旧唐书》中记载：“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翁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2]在这里还不存在“词”是独立的文学样式的。
到了五代，作词之风在文人之间扩展开来，并且已经把“词”放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认为“词”并不是正统的文学，只是次要意义的文学。
后来宋词的发展，尽管也包括有俗艳之词，但是符合文人官僚的道德观和趣味的所谓“雅词”却成了中心。并且，它并不是向妨碍发迹当官这样的消极方向发展，其文辞，和“诗”一样，成了公开鉴赏的对象。
在当时，文人们也往往将“词”与“诗”相对比的加以评论。“词”与“诗文”相比，“诗文”是士人必须具备的教养，但是“词”并不是。直到到了北宋的仁宗、神仁时期，才确立了“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地位。
4、简略论述其后时期的发展
到了南宋，便产生出那些不登宦途而专以文事为世所重的特殊文人阶层，而“词”则由于这些人而一味地雕琢锤炼得幽深精致，以至使“词”变成了表现远超出一般水准的高雅感觉或趣味的一种样式。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得知，“词”是以抒情为主的韵文样式。同古体和近体的“诗”（在日本称为汉诗）在根本上有想通之处，在现象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交错。
“诗与词”在文学史上各有发展历程，在一定时期有所交错。“词”开始并不被人们所接受，一般都是把它看作为“诗”，后来官僚士人热衷于写“词”， 把“词”作为文人们的一种文学素养，由此开始兴盛起来。
三、唐五代词论
“词”在唐代是随着乐府的不复能歌唱取代它而出现的。但是由于歌辞文艺的性质是共同的，所以在广义地使用“乐府”这一名称时，但二者是不同的。唐代的音乐由于西域音乐的传入而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时期，在“词”的发展史上，《花间集》可以说是一部划时期的著作。在南唐，也许是由于没有编纂过足以与《花间集》相媲美的词集的缘故，有词作传世的人不多。到了宋代，编纂了他们的词集传世。
如上所述，词的渊源在于唐代的燕乐歌辞和俗谣。到了晚唐，温飞卿已经创作出一批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文学实质的作品。及至五代期间，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终于成长到出现了《花间集》这样的词集。但是，尽管如此，当我们一提到“词”，一般都是说的“宋词”。为什么这样？下面具体的论述一下。
四、北宋词论
在唐代，“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一般提到“词”都是说的“宋词”，原因如下：
1、作品的数量。林大椿《唐五代词》对唐五代的词加以计算，前者大约一千一百首。唐圭璋《全宋词》对宋词搜罗殆尽，约三万首。
2、词的形式。清朝初期编纂的《（钦定）词谱》将流传下来的词牌，整理为八百二十六调、二千三百零六体，其中，唐五代流行的，虽然难以进行正确的计算，但是以《花间集》的七十余调为基础，不能认为有它的几倍，所以大部分是宋代的。
3、词的内容。唐五代的词反映了词原来是以宴席间的歌辞为主流这一情况，咏合欢的艳词与相反的咏孤独的忧愁的词占大部分，再加上以隐逸之情为主题的《渔夫》等特殊的作品，其主题几乎尽于此，与宋词的多样性也是不可比拟的。
总之，仅从以上的特点来看，“词”毕竟是到了宋代才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词”到了这一时期，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突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词，出现了特别显著的，与历来的词不同的新因素：出现了在词牌下添加序言的风尚；“慢词”的出现。
北宋后期，到了神宗朝以后，词进一步广泛深入到官僚文人们中间去，所以作者队伍也格外的扩大起来。“词”作为韵文的一种，也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了官僚文人们的中间，以及其中可以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
五、结语
本文主要是对《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这本书中“诗”与“词”的关系进行描写，重点阐述了“词”的发展历程，以及“词”由不受青睐到后来兴盛原因的阐释，并提出自己的拙见。这样有助于我们对“词”有进一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内容摘要：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由于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及众多的不同，从而促使文学也有着大多的差异就唐朝和宋朝诗歌的对比，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影响，其主要受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生产力关系及政治宗教的影响。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宋朝和唐朝的文学发生的很大的变化。
关健词：唐朝 宋朝 诗歌 宋词 对比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五千年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前前后后诞生了24个朝代。而说到文学特点方面，唐朝和宋朝是必须要提到的两个朝代。唐朝，是世界公认中国的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至今为止，西方华人所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唐人街”。宋朝，是技术发明最为突出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新技术都是层见叠出。唐朝和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朝代，更值得我们去对比与探究。
唐朝和宋朝文学文化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到底有哪些？不同文化的产生与当时朝代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先从唐朝的诗歌文化谈起，唐朝时中华民族最为繁华鼎盛的朝代，唐朝也是最为富裕的朝代。纵观唐朝诗歌，我们都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流派：边塞诗。《唐诗三百首》中有着特别多的边塞诗，基本上唐朝的诗人都有写过边塞诗歌，并且内容都很丰富而且深刻，题材和风格都很奇光异彩。唐朝的边塞诗歌中从美学角度讲，总体的边塞诗歌都有着非常的壮美的风格，让人能够感到有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从边塞诗上就能够体现当时唐朝有着气魄宏大的民族精神。如唐朝诗人杜甫杜少陵，也有“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的壮志诗篇。完全表现出了唐朝诗歌是以雄心壮志，大气磅礴为主。
然而宋朝诗歌则是以词的方式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刻下了重重的印记。众人皆知，宋朝时期的的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或许很很多多人认为的坡、辛稼轩、陆放翁他们写豪放派诗词的大气磅礴所吸引，但是在这里不得不说在早宋时期引领潮流是柳永李清照的委婉派诗词。以周邦彦、李后主、柳永等诗词家为“词之正宗”，恰恰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派的诗词特点的主要内容的侧重点是儿女风情。重视语言圆润、清新绮丽、音律婉转有种柔婉之美，内容却比较狭窄。由于很长时间词大多都婉转且柔美，促使人们形成了宋词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所以宋朝的文学特点便是柔美。
我们看完唐朝诗歌的大气磅礴和宋朝诗词的婉约柔美的特点，我们对唐代诗歌和宋代诗词的文化差异就有了一些结论。无论是唐朝时期的诗歌还是宋朝时期的诗词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文学上的价值都非常高。在诗词的创作中都需要有丰富的文学底蕴，不论是运用典故还是要运用一些修辞手法，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而且诗词也对平仄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是唐朝和宋朝文学继承的相同之处。诗歌和诗词的创作方式都有着不同的地方。
唐朝和宋朝的社会背景不同，唐朝是在马背上建立的建立以后唐朝依然与外敌争斗不断，也正是有统治者的强势才使得唐朝的士子有着积极进取的思想和开阔的胸怀，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下使得唐朝有了丰富的文学创造力，也给唐朝的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然而宋朝的统治者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上位。成为了皇帝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得以独占兵权，而后国家不重视战争，沉醉于酒水、歌舞、乐器。在这样环境的影响下促使婉约派诗词被大为追捧。
唐朝和宋朝的社会主流思想发生了改变。唐朝是个开放的时代，汉、回、鲜卑等民族的融合使得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唐朝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华。使得唐朝文化达到了古代巅峰，也促使了诗歌文学的发展。而宋代推行理学，禁锢了人们思想，人们思想不够活跃，所以使得比较严格的诗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宋朝当时皇帝喜欢文学，在社会风气影响下诗词的题材相对狭窄。
当然，文学的不同也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有着密切关系。唐朝虽然十分的繁荣昌盛，如果和宋朝比起来唐朝的社会生产力还是比较弱的。在唐朝社会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使得唐朝当时习惯通过战争和武力来取得进步和发展，从而唐朝士子英勇豪迈、雄心壮志、大气磅礴。由于宋朝的社会生产力相对于唐朝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宋朝社会表面上比较繁荣昌盛，对于普通的学子，通过创作词也能够吸引统治者来谋取仕途的发展。所以使得宋朝的文学比较的柔美。
经济基础、生产力关系、政治和宗教文化对文学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对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与创新需要我们贴切生活、回顾历史、面向未来。
（作者单位：山东兖州一中）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关键词】唐宋文化；区别；转变原因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是自然的人化，所以谈到了文化就肯定要和时代，和人相联系。唐朝文化和宋朝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唐朝和宋朝在时间上相连，宋朝文化无可避免的对唐朝的文化有继承，但是也存在这不可忽视的差别与颠覆。
一、研究现状
最早系统的提出唐宋文化区别的是日本的学者内藤湖南，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热议。其中，通过对唐宋文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宋代近世说。唐朝是中世的结束，而宋朝是近代的开始，从文化类型的转变可见。之后，傅乐成先生则提出了有关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唐型文化相对开放，兼收并蓄，情感浓烈，而宋型文化则相对封闭，含蓄内敛，色调淡雅。唐朝为士族文化构型，而宋朝是庶族文化构型。
二、唐宋文化的区别
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体现出磅礴的气势，昂扬的生命力；无论是昭陵八骏，古长安城，唐三彩，无不透露出鲜活丰富，盛大开阔的气息。与之相比，李清照的词所体现的细腻温婉，朱锐的画笔墨清润，布局奇巧，蔡襄的行书妍丽温雅；宋朝的瓷器成就最高，其特点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各竞风流，意境清远。由此不难看出唐宋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
1.从创作体裁，内容上
唐朝多以诗歌见长，而宋朝则以词闻名。清朝有人这么比喻过“词之为体为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可见诗这种体裁阳刚，高亢，明朗，而词则阴柔，舒缓，精致。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1]
2.从审美观念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3.从文人气质上
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人“大有胡气”，尚武豪放，“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受此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另外，由于唐代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妄气质。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抒胸臆，毫无扭捏猥琐之态，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真的气息。
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跋扈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分割军权、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制度，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逐步确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认识，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而武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则越来越低，以致后来出现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当兵郎”这样的民谚。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息，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理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2]
4.从受众群体上
市民文艺的勃然兴起，可以说是唐宋变革期在文学艺术上最令人瞩目的现象。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和词的兴起，对于文化的受众也开始向下层贫民发展。文化艺术不仅仅是贵族之间的娱乐，更加贴近下层市民。在唐宋词的受众中，既有官宦士大夫，也有许多下层民众。说唱文艺要到中唐开俗讲或说变文，听众才扩大至一般民众。及至宋代，听说话更不拘身份，不论老少，凡市井中人都一视同仁。戏曲曲艺，乃至歌舞的受众同样贵贱不分、来者不拒。进入宋代以后，虽仍有路歧人在街头举行开放式表演，但瓦子勾栏作为固定的演出场所，已遍及中小城镇，观众群体也愈加市民化与平民化，甚至还有偶入城市的乡民。受众群体的平民化倾向成为了唐宋文化转型的另一主要表征。[3]
三、唐宋文化类型转变的原因
唐宋转型过程中与文化转型相互渗透，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各种因素相激荡，催生了不同的文化精神。[4]
1.政治因素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由于国力强盛，唐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追求外在物象的气势磅礴，唐人主张将个人的功名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渴求以自我的力量推动社会的事业，在投身社会的同时升华自我人生。唐代普遍的昂扬奋发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使唐文化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敢热烈的时代气质。而两宋时期，内忧外患使得整个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日益加剧，自信心不断减弱，禅宗之风盛行。禅宗的要求是摒弃外在形象，忘我忘物，凝神静思，以求得心理宁静式的自我解脱。因此，宋人收回了对外搜寻、期盼的目光，转为对内心的反省、调控；人生理想也从建功立业转向内在充实。封闭、内倾性的宋型文化逐步形成。
2.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均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达的商品经济。
3.文化氛围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唐代对各族文化，各种思想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恢弘气象。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现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性的灿烂风采。
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所以在宋代，民旅本位文化日益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源。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北宋时期的“正统论”等思想都拒绝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文化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思潮和本位文化思想。
于是宋人针对世族消亡的事实和个人活动能力的膨胀，他们企图激发个人的伦理道德意识，希望实现内心深处的“自律”而不是国家和家族的“他律”，直至形成完备的程朱理学体系。从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走进了以具备“自律”能力的个人为主体的轨道。
而理学的兴起就更大程度上的加剧了这种内省，自律的文化。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5]
参考文献
[1]张再林.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M].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
[3]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3）.
[关键字] 唐宋 方志 发展状况 特征
1 引 言
我国方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关于其起源的历史，众说纷分坛纷纭，有以宋司马光、清章学诚为代表的《周官》说，以唐贾耽、元朱思本为代表的《禹贡》说，以及《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除了这些看法以外，还有方志的多源说，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黄苇，他在《方志渊源考辨》中多次强调：方志源头众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九丘》之书和古舆地图，等等，这个观点在其著作《方志学》中也有详细论述。但此观点受到了方志学家仓修良等的强烈反对：“文章说的十分肯却，以为所论都是“确凿的事实”为根据，自然应该是深信不疑了。看来恐怕并非如此。”[1]而从现存资料来看，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出现的记载郡国及畿辅诸事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等，于一方山川、都邑、道里、物产、户口、人物、民情、风俗均有所记录[2]，这应该就是我国方志学的发端时期。自东汉至北宋的千余年间，出现了地记、地志、图经、图志等地方志书，形式多样、数量众多。据粗略统计，地记在两汉时期就有14种，两晋时期有43种、南北朝时就有50多种。而地志一度不断增多，出现了方志的雏形。到了南宋时期，地方志书进入了全盛的时期，由北宋盛行的图经向方志过渡之后，方志逐渐定型，不仅内容宏富，而且体例完备。
2 唐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2.1 隋唐时期地志、地记、图经的发展状况
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衰减，东晋以来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选举制度与修史制度的变化，促使了方志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图经的盛行。《隋书•经籍》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第一次出现了国家修志的诏令。据不完全统计，有隋一朝30余年，各地共修图经7种（包括与其名称略异的图志一种《隋区域图志》），已经超过以往历代修撰图经之总和（以往图经有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巴蜀太守但望即在其奏疏中所提及的“谨案《巴蜀图经 》，清人章宗源所认为的东汉时《广陵图经》，西晋挚虞撰《畿服经》”）。“自隋文帝受周禅，至开皇三年，罢天下郡，其县乃隶州而已。九年，平陈以后，四海一家。大业三年，罢州为郡，四年大簿，反郡国一百八十三，而图经于是乎作”有《隋州郡图经》、《雍州图经》、《陈州图经》、《上谷图经》、《固安图经》、《江都图经》、《东都图经》、《冀州图经》、《弘农郡图经》、《历杨县郡图经》、《河南图经》，有全国性图志和图经各一部，即《隋区域图志》和《隋诸州图经集》。特别是《诸州图经集》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有组织的官修志书的大规模的兴起。然以上图经，除了朗蔚《隋州郡图经》和《雍州图经》佚文辑录于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之外，其余全部佚失，无从考证，作者和内容也就不得而知，《雍州图经》也只是有其目录，没有佚文。
到了唐代，政治更加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地记、地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极盛一时和增多，逐渐衰退，全国各地普遍修编图经，图经的编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设立专门的官吏管理此项工作，并明确编修的期限和办法。“唐制，令诸州作图，三年一造，送职方司以备稽考。”[3]《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堠、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即由原来的三年一修，复古为五年一修，出现了当时总和各地的如《汇编十道图》、《十道录》的地志书等。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统治，消弱藩镇势力，唐朝统治者除了提出要修志的要求以外，还要求一些显赫贵族也要修志，作为政治、军事重要参考资料的方志，又突显出了它的重要性，也更加促进了方志的发展。出现的比较著名的方志有《蛮书》、《括地志》、《元和郡县图》等。
总之，隋唐以来，地方志主要从原来的地记、地志等发展到图经，图经逐渐以解说的经为主，以图为辅，地记、地志已经转趋衰落，不再是地方志书的主要表现形式。图经内容宏富、体例完备，逐渐步入政坛，从外部条件上为地方志的发展创造了动力，为以后方志的定型和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奠定了方志完备体例发展的基础。
2.2宋朝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地记、地志、图经发展到宋代，逐渐转微，地方志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宋代地方志书的发展，在地方志的形成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其体例结构趋于定型完备，无论是数量、体例、内容，还是外部发展形态，都跟以往的方志有所不同，完成了地方志基础要素的构建。
2.2.1北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宋代很多统治者都注重对地方志的修撰工作，宋太祖、太宗、真宗、徽宗诸朝也做了一些工作，出现了高峰时期。政府设置专门史官，分别撰修宝录、国史、会要。设编修院掌修国史，起居院掌修起居注，日历所主撰日历，又有时政记，由中书省、枢密院分撰。[1] “开宝四年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 卢多逊出使江南(南唐)，派人对国主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南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李煜马上让人校雠抄写，送与之，"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宋史•宋准传》记载，开宝八年，宋准又“受招修定诸道图经”。宋朝的修志工作特别普遍，遍及全国各地，郡县都有自己的志书，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志书，或者修志工作不积极，将会被后人议论，也会被看作地方官吏的一种失职。社会议论和政治制度都给他们带来修志的主动性。作为州县官吏，修志成为他们的一种职责。可见，修志之普遍、次数之多，成为北宋地方志书发展的主要特征。
北宋方志的撰修，大多数是在朝廷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是时代的产物、军事的产物，是内抚诸州、外控四夷的需要，特别是宋夏战争频繁，出于为皇帝、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地理历史建制的具体情况提供参考辅佐资料，由朝臣借籍朝廷的力量来完成[4]。
总而言之，北宋是图经盛行的时代，是逐渐向方志过渡的时代。正式的方志也曾经出现过，但是仍然让位于图经的盛行。方志在数量上还远远少于图经，普遍程度也不如图经，在其体例结构、内容上，只是少数的个别显示出方志的特征，绝大多数内容还较简单，不够充实，难以占据主要的地位。
2.2.2南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到了南宋时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加之南方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活跃，地方志已经完全进入到定型阶段。原本在北宋盛行的图经，这时却有所衰落。宋代学者博物洽闻、躬身实践、格物穷理的文化追求与学术自觉意识的提高以及乡邦意识的加强是地志编纂繁荣的内在原因[5]。“头可断，身不可去”，这可以看出北宋方志修撰者周淙一代的拳拳爱国之心；“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识典章，非直为记事设也。”[1]这些，展现出他们治学的严谨。据说，以后元、明几朝的地方志虽然较宋朝繁荣，但是在严谨程度上，都难以跟南宋相比。
方志到南宋的定型，可以从《严州图经》改名《新定志》看出。《严州图经》第一次修纂是在北宋时期，初名叫做《（严州）旧经》；第二次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修的《祥符（严州）图经》；第三次为南宋绍兴年间董淳熙年间陈公亮修、刘文富纂的《严州图经》；四次为陈公亮和刘文富书在第三次董书的基础上重修而成，初名仍然为《严州图经》；第五次是南宋景定年间郑瑶和方仁荣纂的《新定续志》。《新定续志》的出现，表明我国图经发展到南宋，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志书的过渡，图经与图志并称。
3 唐宋时期地方志的特点
唐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成熟阶段，社会文化、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按照佛家一切流转相，分生、住、异、灭，“思潮之流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变期（异）；四、衰落期（灭）……”[6]而我国地方文献发展到这时，应当说是进入了生、住的交替时期。经历了漫长启蒙期的积累之后，地方志无论在数量、结构上，都有了新的特征，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进入到全盛时期，形成彻底完备的地方志体系。
唐宋时期，初步形成定期修志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不仅出现专门的地方志修书部门，而且基本上定期修志。隋大业年间，国家普诏天下诸郡修志，此后便有定期修志的习惯。唐朝有制度规定，令诸州作图，三年一造，送职方司以备稽考。
唐宋方志理论发展中表现的一个要旨，就是强调编纂方志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服务。李吉甫认为，版图地理是“成为今之务，树将来之势”的切要之举，必须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隋唐时期，出现了官修志书。图经盛行，体例开始变化，国家明令修志，出现了官修志书，巨帙地理总志，相继问世。《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出现，特别是《括地志》，由唐太宗四子李泰主修，成为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
方志内容和体例日趋完善，已经初步出现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三种体例形式。平目体如北宋朱长文编纂的《吴郡图经续记》上下卷公列了28个类目；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共列40个类目；还有南宋杨潜的《云间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等。纲目体如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梁克家的《三山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纪传体如南宋周应合的《景定健康志》等。记载的内容从以前的主要记载山川、地形、疆域沿革等地理内容转向地理、人文、历史兼备，形成了具备地理、历史、人文的多重作用的文献资料，为以后我国地方志朝综合的资治、教化、史料累积的多元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其内容形式。
总之，唐代方志家在方志理论方面开创使方志出现雏形，经过宋代志家的继续努力探索，开掘得更深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充实了方志编纂学的内容。所以，唐宋时期方志的发展，对后来方志学的形成事实上起了先驱的作用。唐宋时期方志的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最直接的根源，则在于唐宋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开展。没有这种广泛的修志实践，便积累不了修志的经验，正如马国栋在《方志学原理•序》中指出的：“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用于实践，理论之树如果不能扎根于实践的土壤，终归是要衰败枯萎的。”
参考文献：
[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
[2]周铭,马志宇.方志学讲义[M].昆明：云南大学档案系印,1996.
[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郑利锋.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J].史学史研究，2009（2）：101-110
[5]马强.宋代地志学兴盛初探[J].中国地方志，2004（11）：54-58.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一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史当中，诗兴盛在唐朝，词繁华在宋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唐诗一脉相传宋诗的地位，却一直摇摆不定，从拾唐诗牙慧到出于唐诗而胜于唐诗，各家理论，林林总总又褒贬不一。凭心而论，唐诗和宋诗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高峰，诗的创作在唐以后经过五代的短暂低迷以及调整反思以后，在两宋的三百多年间逐渐呈现出了不同于唐诗的新的特点。众所周知，宋朝无论在在国运国力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唐朝有极大的不同，正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的那样，“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宋代完善的科举制度和庞大的文官体制，使得宋朝的文人数量远远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同时，如同宋太祖手持玉斧划定自己与赵氏子孙的天下江山，宋诗创作的大方向也始终没有突破唐诗当年的格局。治版图的局限也同样锁住了诗人们的眼光与灵感，大多数身居官位，不愁吃穿的诗人们已经把前人抒发胸臆的诗歌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典雅意趣。在《宋诗选注〉的序中，钱钟书举亚历山大的例子来说明后人要超越前人开创的疆土，就要向着更加辽远的地域进发，付出更多的辛苦。因而他指出前人的造诣不仅仅是留给后人的产业，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挑衅。宋人写诗，面对唐诗高山仰止，无法超越，只能感叹，唐诗中李白、杜甫这一对双子星的创作风格，在宋朝出现了“杜天下，李一角”的局面。人们虽然承认李白的诗仙地位，在创作上却更喜欢学习有规可循的杜甫。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一反传统的文体递变论，认为文体的演化是乃是“ 一线绵延 ”的，所以从一定角度而言 ， 宋诗应与唐诗有等同的地位。所谓的“唐诗”、“宋诗”之名事实上是一个时间和风格上综合起来概念，而更倾向于风格上的划分。宋代重视文人，国家每年花费大把的银子养活他们，宋代文人过着一种比前代同行们更加精致士大夫生活，在觥筹交错，丝竹管弦的背景下，诗人们更乐于在词句和技巧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当认为这些也再无可突破之处的时候就只能借助理学的外衣 讲 些 粗浅的道理，发 些 陈旧的议论 。以理学入诗可以说是宋人的独创，但是就大多数作品而言都只是失败的独创。所以说宋诗给后人的最大财富是在词语句子的运用上。宋人学老杜，并没有像唐人学老杜那样，堕入较劲脑汁搜刮怪词奇句，写诗如同攀爬悬崖峭壁的境地。宋人写诗，注重词语，但是远比唐人清新准确和雅致，而且丝毫没没有唐人苦吟诗人那样风格诡异。钱钟书面对明代诗人评价宋诗“学唐诗而不想唐诗”的评语婉而一笑，因为正是那一点不象才是宋诗独创性和价值所在。“宋人能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宋帝国的统治者们谨小慎微的操持着当年太祖皇帝框定的天下，用求和与掏钱维持着帝国内部的安定的同时，宋朝的诗人们却中规中矩地平仄出来一系列的经典。
二
1956年的钱钟书在浩繁的宋诗海洋中，一一的甄选，两年以后，宋诗选注〉诞生了。
钱钟书在现代学者中算是个性最十足的一个，这样一部宋诗的选本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和学术思想。他在序言里把选诗的标准说的很明确：“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把戏不选、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当时闪光而今已走电的不选…… ” 亦即凡有宋诗通病的一律不选。 钱钟书学贯中西，博览群书，还有超强的记忆力，而在这个注本里面，他并没有直接表达个人的观点，只是注而不评。宋诗本身一直就带有很强的争议性，钱钟书是聪明人，他知道用个人观点和一家之言来评诗，只会给宋诗带来更大的争议性，一招不慎还有可能带来成为众矢之的风险。整本书里，除了对字词的校对和版本的比较以外，都是采用古人的评语和诗句来说明此句诗意境和用法从何而来。例如在序中四川人史尧弼的《湖上》七绝中“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两句的评论就陆续引用了苏轼的《郭熙＜秋汕平远＞〉、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和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的原句以说明此句并非史尧弼的独创，而已经被前人几经翻用，自以为是的史尧弼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已经沦为了前人的牙慧。又如在郑文宝《竹枝词〉注中先是引用了唐朝韦庄的《古离别》，指出二者意境相似，后来又强调郑诗胜过韦诗之处，接下来又引用周邦彦《尉迟杯》词、石孝友《玉楼春〉词、王实甫《西厢记〉和陆娟《送人还新安〉来说明此诗后来的流变。 钱钟书先是比较文学的专家，在这本书中， 他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给读者介绍了丰富的知识 ，比如在梅尧臣《陶者》的注里，通过引用古人诗句来反映当时实际的历史状况。又如在对王禹??的确《寒食〉的注中引用《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来说明北宋时寒食节的风俗。书中队不同版本的对比，校勘个中正误常可看到，对诗的注疏又常佐以史料，这都体现着钱钟书的认真仔细和深厚的考据功夫。 【1】
钱钟书的这个选本的另一个亮点就是为每一位诗人撰写的小序上， 几位大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人的小序尤为精彩。这些序文写得干净利落，文字清雅，客观地对诗人进行了评价与定位， 不但说出了诗人们的成就，而且也直接的指出了诗人的毛病和不足。钱钟书具有超乎常人的归纳能力，对每个人的成就和缺点都能切入重点，例如在苏轼的序中点明苏轼风格上的最大特色在于比喻的丰、新鲜和贴切，不但具体引用苏轼的诗来做例证，而且同时举出《庄子〉，《诗经〉，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以说明中国诗歌有注重语言形象化的传统；接下来又指出苏轼的毛病在于用典泛滥，过于排铺。还有一些诗人的小序写的妙趣横生，令人读之不禁一笑，比如在王令的小序中说他“受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概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一句话就写活了王令的为人。
《宋诗选注〉自初版几十年来一直为诸多大家青目，大多数人的评价为序、注要远远好于所选的诗。剧作家沙叶新对此有精妙的评论“ 就像在婚礼上，伴娘却比新娘漂亮，给宾客平添了不少惊喜 ！”。“ 晨书冥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这是他在选诗的时候自己写的诗句，钱钟书是才子而非呆板学究，他的注充分体现了他的隽永的写作风格和严谨治学风格。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一个充斥着生硬的机械化和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学术语言的年代，这样一部富有智慧和趣味的著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人说，钱钟书的缺点在于喜欢掉书袋，旁证博引反而使人不知所云，而实际上这正体现出他的严谨，自信和那么一点可爱的名士风流。(2)
关键词：唐朝时期；两宋时期；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026-03
一、唐的民族政策
唐朝时期国力雄厚，土地广阔，民族融合达到高峰，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唐王朝主要以赏赐、赋税优惠、羁縻统治、和亲以及必要的战时平叛、征战等等，总的来说是以怀柔为主，征战为辅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既是对之前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为今后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这些民族政策使唐王朝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唐朝时期，有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其周边，唐朝初期，唐高祖李渊基本统一全国，但是对唐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突厥。突厥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年出兵南下骚扰，解决突厥问题成为当时的主要民族问题，这关系到唐朝政权的存亡和国家的统一。到了唐太宗时期，突厥大军攻打到了长安城，唐太宗根据当时突厥和唐朝的形式，认为不打为上策，于是加强军队部署，让突厥人求和，结果，突厥人间唐军士气充足，只好议。公元630年，唐大败突厥，吉利可汗也成为了唐的阶下囚。
随着少数民族不断向唐王朝靠拢，民族间的问题也产生了，这时如何处理各少数民族间和唐王朝与各少数民族间的问题就显得极其重要。唐朝对待少数民族采取以怀柔为主，征战为辅来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羁縻政策
在唐朝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是对少数民族治理的主要方式。唐王朝属于多民族混合，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治理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羁縻府州，可以促使唐王朝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羁縻府州的设置，也能够确立唐王朝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可以变相的认为羁縻州府是唐王朝的特殊从属国。羁縻政府的领导者由少数民族或部落首领担任，世代传袭，享受朝廷固定的俸禄。羁縻府州内的居民不直接向中央纳税，户籍的管理也不需向中央汇报，其领导者定期向朝廷进献方物，并向呈交一定的贡纳。羁縻府州还可以拥有本部兵马，守卫疆土，但要接受中央或高一层领导的节制和调遣。羁縻府州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较大的自治权，这不仅是保留了各民族和部落原有的统治机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而且还不改变各民族和部落原有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这也是平衡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式，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程度的自主自治权利。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各个首领间的相互获得利益的一种共赢的政策。从长远看来，一方面节省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所需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唐王朝的包容性。对少数民族的宽容管理促使各国使节前来发展，为唐王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和亲政策
历代王朝，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姻通婚，也是社会开放和民族昌盛的标志。但是在民族政策下的联姻通婚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简单的归纳联姻的目的，基本都是为了边疆的稳定，增进与少数民族的情感认同。
唐朝时期的联姻政策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唐朝的联姻多数是以公主嫁入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少数民族的首领请求迎娶唐朝公主的形式。一方面体现出唐王朝的强大，另一方面唐王朝嫁出去的公主大多数都受到了很高的待遇，并且能发展很多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联姻共计23次。这其中拉拢的很多少数民族的关系同时也非常隐晦的促使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相互消耗实力，降低对唐王朝的影响。
（三）以怀柔为主，以武力为辅的民族政策
唐朝在对待少数民族时，采取以怀柔为主，以武力为辅的政策，不轻易对少数民族用兵。以怀柔为主，征战为辅来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以宽容为主，战争为辅。唐王朝对待民族问题和纠纷都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去解决问题，既避免了发生更为剧烈的冲突和经济方面的损伤，同时也加深了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归附，维护了社会安定，政治和睦的局面。二是积极开展与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唐王朝的都城――长安以及其他经济繁荣的城市，商贾云集，外国人、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齐聚一地，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而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
这些民族政策的实施都为唐王朝在中原的稳定统治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大一统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唐王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为以后民族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二、两宋的民族政策
两宋时期主要指的是北宋和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宋朝始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被拥立为帝，建立宋朝。宋太祖时期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这也是后来两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和解的重要原因。宋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创新高的时期，许多发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两宋时期，无论是北宋与辽、夏之间的关系，还是南宋与金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以战争和议和橹鳌
北宋统一南方后，先后两次对辽用兵，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并且由战转为防守，确立了“守内虚外”的政策，北宋停止对辽的讨伐后，辽屡次南下，威胁北宋的安全。澶渊之盟以后，宋在已经战胜的情况下，与辽议和，并且每年给辽“岁币”，宋辽对峙以此形成，维持了接近一个世纪的和平，双方交流密切，促进了民族融合。但是宋给予辽的“岁币”，使得北宋入不敷出，对人民的收刮加剧，使得宋朝负载累累。
北宋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在1038年脱离北宋统治，去宋封号，建立西夏。元昊称帝后，与北宋不断交兵，双方损失惨重。第一次宋夏之战中的三次战役，宋军均已失败告终，庆历四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和约规定：西夏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元昊接受宋的封号，称夏国主等要求，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宋夏正式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宋夏议和后，在边境设置了贸易市场，恢复了贸易往来。双方在边境地区经行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次平等和议换得了宋夏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宋夏之间共进行了五次战争，随着宋朝国力的衰退，加之皇帝不喜政务，最终灭亡。
1127年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定都临安，史称南宋。南宋时期主要的民族问题产生于金。这一时期出现了抗金英雄岳飞等人。南宋与金于1141年议和，订立“绍兴和议”，主要是：南宋皇帝向金称臣，与金划定边界，每年向金纳“岁币”。这加重了南宋人民的负担，但是减少了战争，为双方的经济发展和交流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局面。
宋王朝统治时期，对于少数民族实施的羁縻政策其实际是利用各少数民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互相攻伐和互相牵制来缓解和控制部分边疆地区的紧张局势。宋朝的羁縻政策是以保证各地区承认以宋王朝为中央统治的前提，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导者进行册封，授予一定的官爵。另一方面宋王朝看到了少数民族的领导者在仅有的虚衔并不满足，还需要予以大量的经济实惠，才能使其效忠于宋王朝的中央统治。并且对很多少数民族实行贸易开放的政策，使其发展各自的社会经济。宋王朝在管理多个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多数是以各少数民族政权相互攻伐的政策。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各个臣子相互矛盾相互消耗，而君王居中调解。宋王朝促使各民族互相消耗也能降低边疆地区对宋王朝的威胁。总的来说，宋王朝的羁縻政策和唐王朝的羁縻政策基本相似，但是唐王朝本身是以自身强大为前提，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均是主动向唐王朝靠拢。而宋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就缺少唐王朝的这种前提，相比之下很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实力甚至要超过宋王朝。这也使宋王朝不得不以安抚的形式来进行羁縻的管理。
综上来看两宋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是两宋与少数民族的议和，从宋太祖时期的被拥立为帝，到南宋的灭亡，我们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的皇帝大多数不喜朝政，统治者在与辽，西夏，金和三次议和中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向少数民族政权交纳“岁币”，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是换取了较长时间相对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发展和往来。
三、唐宋比较及认识
根据唐朝和两宋时期不同的民族政策，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统治者所思所想的不同。
唐朝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帝王将相在制定民族政策的时候都是有着雄厚的野心和上进心的，然而两宋时期则不同，赵匡胤黄袍加身也是被迫无奈，在他登上帝位时，他没有唯贤而用，而是把酒释兵权，将认为能够威胁自己皇位的人解除兵权，这就造成了日后的边疆无人，奸臣当道等腐败堕落的现象出现。
在面对少数民族的时候，唐朝采取的是以怀柔为主，战争为辅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当时，唐朝的综合国力相对较高，经济实力丰厚。唐王朝时期，因为推行的政策，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主动臣服于唐王朝的统治下，唐王朝对它们实行的是羁縻政策，使得他们自身的权利得意保存，唐王朝与各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宗主国与君臣的关系。唐王朝时期，各民族、各国家的使臣齐聚长安，形成了民族的高度融合。各国家派来遣唐使，来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
然而两宋时期，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时期，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的关系是并立的，而非君臣的关系，宋朝在制定民族政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和平为主，这就是和唐朝有很大区别的地方，在以和平为前提的政策下，两宋还会在赢了战争的时候，主动要求和周边少数民族求和，还会给所谓的赔款，这让本不富裕的两宋政府更是负债累累，民不聊生。
在面对和亲的时候，唐王朝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因为其自身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所以周边少数民族是主动和要求和亲，据统计，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姻盟共23次。唐王朝的联姻不仅拉拢各民族上层人物，“固结邻好，安危共体”，还可离间蕃部，使各少数民族部落在相互攻伐中消耗实力，削弱对唐王朝政权的冲击力。然而宋朝则认为与少数民族的和亲是一种屈辱的事情，他们拒绝与周边少数民族和亲。
在羁縻政策方面，唐宋统治者也有着不意义样的处理方法。在实的范围来说，唐朝由于国力强盛，其统治的疆域也比较大，主要是以武力讨伐为主，比较有粗放性，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有开创性。相比较于唐朝，宋朝的国力较弱，处理好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以夷制夷”的羁糜政策就成为宋朝统治者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针。在实行手段方面，宋代的羁糜州制比唐严密。宋朝的羁糜政策实施的更具体，这使得宋朝统治势力及管理模式深入的渗透到少数民族内部。在管理方式方面，唐代任用的都督、刺史都由本土、本族人担任，也就是还由原来的领导人领导，这显然不利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到了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少数民族势力的膨胀，削弱少数民族势力，往往将少数民族首领调离，使其失去依恃。而且，宋朝还不许土官自置职名。
唐宋两个朝代都是我国民族融合较为发展的时期。在这两个朝代中，无论是唐朝的盛世，还是宋朝的议和，都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一是在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唐朝国力强盛，少数民族纷纷聚于长安城下，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合同为一家。唐太宗时期，各少数民族尊其位“天可汗”，可见，唐朝盛世时，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少数民族不仅学习和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同时也向唐朝求亲，以促进与唐朝的关系。而宋人认为与少数民族和亲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虽然在签订协议后，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联系加强，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是相较于唐朝还是无法相提并论。二是少数民族对唐宋的态度。唐朝时期，少数民族与唐朝时“和同为一家”的局面，各少数民族争相到长安，进献“方物”，并接受唐王的赏赐，长安城下少数民族和国外友人与汉族间和平相处，创造了唐朝的盛世。到了两宋时期，宋朝签订了合约均带有“丧权辱国”的意味。每年要供给少数民族“q币”，还要收刮民脂民膏，使得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有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但是国力日渐消退。
如今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唐宋王朝时期的羁縻政策的发展成果，是进一步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给予少数民族在其地域内权利，使其在自己的辖区内实行区域自治。这极大的丰富了少数民族的活跃性，同时也为我国的边疆带来的稳定和发展。
――――――――――
参考文献：
〔1〕袁波澜，敏生兰，黄丽.唐、宋民族政策C羁縻问题之比较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5）.
〔2〕姚兆余.论北宋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J].甘肃社会科学，1993（3）.
〔3〕高小强.试论宋代西南民族边区羁縻政策的特点[J].大连大学学报，2013（8）.
[关键词]宋初 乐制 雅乐 和岘乐 因革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122-08
乐制，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包括在朝廷与地方重大礼仪中使用的乐器、乐曲、乐章、舞蹈、表演形式、乐团组成、乐官机构以及乐律理论等内容。《礼记・乐记》有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记・中庸》又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在传统文化意识中，制礼作乐与天子德位是紧密联系的，因而历代均可见王朝对礼乐制度建设的重视，礼乐制度的研究亦因此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与礼制相同，乐制亦是传统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而从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乐制，主要集中在隋唐及其以前的时段，具代表性的有陈寅恪、台湾的高明士、日本的渡边信一郎等学者的成果。虽然涉及内容各有侧重，但三者均以隋唐立国之初乐制的“变革”为切入点，探讨了隋唐政治制度中的北方少数民族因素与建制的根本意识。这一思路具有启发性。宋代的乐制与当时各项制度一样都经历了复杂的变革过程，然而宋史研究方面对它却未有足够的关注，相关制度变革尚欠清晰的梳理，变革的政治社会因素与思想文化意识亦未得到详细分析，因此存在着研究的空间和价值。宋人吕中曾将当朝制度分作前、后两期，对前期的“开国规制”给予肯定，认为相较于后期“急变”、“尽变”之法，太祖创制“虽日因前代之法，而点铁为金、化臭腐为新奇、变枯骨为生意”，是“不务名而务实，不变其法而变其意”，方为“善革弊者”。其中，“礼止于窦仪之所定，乐止于和岘之所造，而文物略备矣”。可见，由国初至“和岘乐”制作期间的乐制建置正是宋代开国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但表现了太祖创制的因革实践，更体现了太祖立法之“意”，即宋初制度建立的内核思想。
从内容上看，宋初乐制是对五代乐制改革的逐步实现与完善。其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时段，即建隆元年后与乾德四年后；三个主要部分，即改乐名、重订大朝会用乐仪制及改定十二律音。从根本意识上看，宋初乐制的建置由浅而深地体现了宋对古制的回复与雅正的追求，从继五代之统、正王朝之名，到承唐之制而注重雅乐形式的恢复，至进一步以隋制为据追溯周制古法。这正是宋太祖所立之法与其意之所在，更对北宋往后历朝的乐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宋初乐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乐制建置中的制度因革，厘清其与前代制度的关系，进一步探时其中蕴含的宋初开国规制的根本意识，并关注其于唐宋之际的变化。
一、继统与正名
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以窦俨仍兼太常，改雅乐、登歌、文武二舞之名：变后周雅乐“十二顺”为“十二安”、郊庙宴会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乐章“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以示与前代“礼乐不相沿袭”，独成“一代之乐”。这是宋开国之初第一次关于乐制的措置，而这次作乐不过是改名换词，音声、乐曲、器具、乐舞仍沿用后周的一套制度。这样的因革是有其缘由的。其时宋虽“受禅”于周，但在外依然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北汉、辽，南方的南唐、吴越、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的威胁；在内则必须消除再次出现“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训‘能性。朝廷同绕稳定内外的要求，一方面由太祖亲征讨伐勾结北汉、据泽、潞州叛乱的李筠和背临南唐、据扬州叛乱的李重进，另一方面罢免石守信等将帅掌禁军之权，并以皇弟赵光义兼开封府尹、同平章事。在通过军事、行政等手段稳定、巩固政权的同时，举行大朝会礼，建立宋四亲庙，将周六庙迁至西京洛阳；改服色、定正朔；“依前代旧式造新权衡”；重造历法，改周显德《钦天历》为建隆《应天历》；重订《刑统》，颁布天下；改周乐乐名“顺”为宋乐乐名“安”。一系列政刑礼乐上的措置是联动的。南此可见，一方面，当时确实不存在大规模制礼作乐的客观条件，所以实践上以沿袭后周之制为主：另一方而，“改乐名”即为首要之举，又显示了王朝代立、天子得位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宣示。
值得注意的是，“改乐名”一举并非宋的独创。五代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历朝都不曾放弃甚至相当强调“作乐”。后梁、后唐改宗庙乐舞之名；后晋高祖重建大朝会文、武二舞及鼓吹十二案；后汉高祖将唐代祖孝孙所定“十二和”的大唐雅乐改名为“十二成”，义改唐代郊庙、宴会四舞之名；后周太祖依后汉高祖例，改定舞名与乐名，变“十二成”为“十二顺”，及至世宗，用窦俨、王朴对雅乐进行了全面的修订，重订十二律、八十四调，旋相为宫，依调制曲。可见，五代王朝十分重视雅乐的重建，主要措置从大朝会乐舞仪制的整顿到音声乐律的齐备，而“改乐名”是其首要措置。这个做法向上可追溯至初唐祖孝孙的雅乐改革，进而追至萧梁武帝的作乐，乃至于《周礼》的记载；向下则一直延续到末及往后历朝。同时，“正名”也体现在宋平蜀后对其雅乐的措置上。乾德二年底宋发兵讨蜀，三年正月蜀主盂昶投降，其后收编孟蜀版图、皇室、官员等。乾德四年春，拾遗孙吉奉命取盂昶“伪宫悬”到京师，经太常检验考察，认为其乐器“不协音律”，太祖下令“毁弃之”。宫悬，即雅乐所用钟磐乐架，亦常指代雅乐，而称之为“伪”，则其亦与政权之“伪”相同，因此需要加以“毁卉”，却并非仅仅出于乐器的“不办音律”而已。
综上所述，宋开国之初的第一次乐制措置，在内容和方式上均沿袭后周，体现其继统五代、辨正名分的特点。由于客观条件与政治形势的限制，与五代王朝各方面开展的乐制改革相比，此时的措置仍处于“改乐名”的初级阶段。
二、承唐与著雅
随着宋政权的不断发展，朝廷内外形势的逐渐稳定，作为承继中原正统的大国及其国之君主，对其在礼乐制度上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仕历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在宋初礼乐政刑的建设上贡献良多的窦仪曾谏太祖道：“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臣虽不才，不足以动圣顾，第恐豪杰闻而解体也。”这正反映出政治形势对政权形象塑造的要求。由是，宋廷逐渐展开了颇具规模的礼乐制作，而宋代第一次大规模的乐制建置一一“建隆以来和岘乐”的制作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准确地说，“和岘乐”并非建隆年问而是在乾德四年以后依次修成并最终确立的。这次大规模的作乐重点有二：一是重订大朝会用乐仪制，严格厘定雅乐的使用规格；一是改作十二律，从雅乐的基准即音高上进行改革。如上节所见，这两部分内容都源于对五代乐制改革的继承，然而，沿革损益“旧制”的方式却各有侧重，因此有必要分别论述。
乾德四年十月，诏令太常寺“自今大朝会复用二舞”。宋初以来，元正、冬至朝会，皇帝先御正殿，接受百官、使节的朝贺，用宫悬；然后再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然而，陔年冬至的 大朝会，太祖御乾元殿受朝贺毕，常服御大明殿，接受群臣行上寿之礼时，重新使用了三十六宫悬、两架登歌及文武二舞。这就是宋廷重订的大朝会用乐仪制。
根据《大唐开元礼》卷97，唐代元正、冬至大朝会的仪式，分为“朝仪”和“会仪”两部分。前者即上述宋初所谓皇帝御正殿、百官朝贺，后者为皇帝御别殿、群臣上寿。其中，朝仪用宫悬乐舞，宫悬所奏乐包括“十二和”中皇帝临轩所用《太和》、王公出入所用《舒和》、皇帝食举及饮酒所用《休和》以及皇帝礼会登歌所奏《昭和》，文、武二舞为《九功》、《七德》。会仪通常有两种用乐情况：一是用宫悬、登歌、二舞；一是皇帝服翼善冠、着衿褶(唐太宗制，朔望视朝常服)，京官着挎褶，朝集使着公服，设九部乐，去乐悬、无警跸。九部乐是用于岁时宴会的燕乐，隋文帝立七部伎，炀帝增为九部，唐玄宗时分为立、坐两部，唐初隶太常，后稍归教坊，宋初则属教坊乐。可见，宋初排臣上寿(即“会”)用教坊乐，是属于《开元礼》大朝会用乐的第二种情况。
元正、冬至朝会本属大礼，与郊庙祭祀同用宫悬，但是会仪带有享宴的性质。宫廷宴会，隋以来一般使用由七部伎担当的燕乐乃至散乐百戏等，《开元礼》既然有此规定，则证明唐代大朝会礼中两种情况均存在。然而，唐末以后，相承的五代政权在修正大朝会仪时，却极欲追求宫悬乐舞的应用。石晋天福五年(940年)，朝廷重整朝会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当年冬至，晋高祖“会崇元殿，廷设宫悬、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礼毕，高祖大悦，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叹之”。可惜后晋的这次修整成效有限，且存在很多问题。
《新五代史》有云：“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廷，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慝，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可知，由于胡声坊乐的杂入，后晋重整大朝会乐的措置终归失败。晋开运二年(945年)陶谷奏请废去二舞。笔者将唐、后晋及宋乾德四年所恢复的人朝会文武二摒及十二案的规格进行比较，从服装、人数、器具、形式等方面都可以发现三者沿革的清晰脉络。后晋天福而年的乐舞重艇是“一从令式，排列教习”，此“令式”为唐令、唐式。。宋乾德四年重订大朝会用乐仪制，重点将“会仪”中行上寿礼的环节使用教坊乐订正为使用宫悬雅乐，排除了“龟兹部《霓裳法曲》”及“教坊伶人”等胡乐、民乐的影响，完成了后晋对大朝会乐舞规格的改革，实现了五代以对雅乐的追求为形式的对唐制的追复。
乾德四年改革的大朝会用乐仪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覆，主要是由于唐末五代以来礼仪形式的变化而引起文际操作的困难。宋初的大朝会礼，朝贺和上寿分别在正殿(乾元殿)和别殿(大明殿)举行，这个形式一直持续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乾元殿，即崇元殿、朝元殿、天安殿，仁宗叫道年间定名为大庆殿，宋廷最重要的典礼一般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又曾更名为含光、会庆，即后来的“宴殿”集英殿，在大庆殿西乖拱殿、皇仪殴之西。这些正殿、别殿既非共同围绕一个广庭，且两殿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朝会用宫悬三十六，《新唐书・礼乐志》谓：“凡植者为鲢，横者为虞，虞以县[悬]钟磬，皆十有六，周人谓之一堵，而唐人谓之一。”也就是三十六组编钟和编磬，每组上悬钟或磬十六只，这么庞大的乐器组合，若要在朝贺而后上寿使用，就必须快速地将其移动到另一个殿前，就实际操作而言有一定的难度。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两个殿分别摆没一套宫悬乐架；一是把两场仪式统一在一个殿举行，《开元礼》所载朝会礼即于太极殿一气呵成。因而，会仪用雅乐从乾德四年开始，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御大明殿，上寿，复用教坊乐”。至淳化三年元旦，“始命有司约《开元礼》定上寿仪”，以法服行礼，用雅乐寓悬、登歌、二舞，“复旧制也”。太宗将朝贺、上寿统一在朝元殿举行，才阿次在上寿礼中使用宫悬、登歌、二舞，且“自此遂为定制”。这次反覆从根本上解决了实际操作的问题，实现了会仪雅乐的使用，
除此以外，和岘对大朝会雅乐、登歌、二舞等在恢复旧制上提出了进一步修改。一是在宫悬乐闭中增加乐器抄手笛，更名为“拱宸管”，理由是“按《唐・乐志》，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进《太一》之乐，皆于当H得预官悬”。其后，太宗增作九弦琴、五弦阮，谓之“雅正之音”，取代拱宸管，置于雅乐宫架之中。二是沿袭唐、后汉、后周制度，将用下郊廊祭祀的文、武二舞与用于大朝会的二舞之名加以区分。前者仍用《文德》、《武功》，后者改《文德》为《玄德升闻》，《武功》为《天下大定》。又谓“依古义，以揖逊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揖让受禅，宜先奏文舞”。该句乃依唐高宗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所奏。不同的是，唐“以征伐得天下”故先武舞后义舞，而宋“以揖逊得天下”故先文舞再武舞、三是大朝会用文、武二舞均另作乐曲、乐章。二舞队列乐器及引舞人冠服即依《乐令》，此《乐令》是指唐令之《乐令》。又据唐太宗舞图(唐太宗贞观七年所制《破阵舞图》)增二辨人数为百二十八，为倍八佾之数。舞蹈形式则据唐贞观中所作郊庙武舞《凯安》，而不取唐大朝会《破阵舞(七德舞)》
四是据唐贞观十四年景云现、河水清，张文收作《景云河清歌》为元会第一奏曲例，依当年祥瑞作《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登歌五瑞曲。这些修改意见，除第3条增加二舞人数和改衣冠未被接受外，其余均得以落实，并于太宗时得到巩同，逐渐成为定制。
综观大朝会相关乐舞的各项修订，这一时期乐制的措置较之“改乐名”有了明显的深入。一方面，它继承并完成了五代乐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在会仪中恢复雅乐从而排除教坊乐在宫廷大礼中的使用(后晋)、区别郊庙与大朝会的文武二舞(后汉、后周)；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完善大朝会乐舞的各项细节，包括在大朝会乐舞中用郊庙的武舞取缔由燕人雅的《破阵舞(七德)》、参考初唐之制改作乐器、乐曲、乐章等。可以认为，这种完成和完善是建立在对《开元礼》的批判继承以及对初唐礼制的追寻归复之上的。唐初以来，燕乐逐渐杂入雅乐，中唐以后，教坊乐兴盛，雅乐在礼仪中的重要性日益缩减。五代乐制的若干改革却以恢复雅乐为基本特征，从而体现出对初唐制度的回归。重视“雅乐”与“雅”等同于初唐之制的观念，经过五代政权的不断强化而为宋初建制的理念所承继。然而，宋初建制并非仅是五代改革的完成阶段，而是具有根本性的理念变革。
三、律隋而依古
乾德四年，太祖“以稚乐声高，近于哀思”，令判太常寺和岘“讨论其理”。和岘上疏曰：“十二月声，含在寂默，古圣设法演而出之。先立尺寸作为律吕，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谓之形器。但以尺寸长短，非书可传，故累柜黍求其准的，后代试之，或不符合。臣谓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于石尺四分，乐声之高，盖由于此。夫影表能测天地，律管所宜准绳。”在这个改革事项上，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太祖的改乐要求。从音高标准上进行乐制改革，并非宋太祖独创，汉魏隋唐，历代均有考正 十二律音的举措，近者则有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命通晓律历之法的王朴重定十二律、八十四调，使雅乐旋宫均有其声、器，制成后周后期至宋初建隆时仍沿用的“王朴乐”。后周作乐是继唐末五代以来第一次对乐声、乐器进行的全面改造。在儒家的礼乐文化中，声高近哀是为亡国之音，治世之乐要求的是中正平和。从缘由上看，太祖提出改作律音之举或是承自后周的做法，然而，太祖还指出王朴乐“声高”，已为后周的“亡国之音”，不再适用于新朝，取而代之的宋所追求的应该是优于前者的“新乐”，即体现新朝优越性的“中和”之音。这一点是后周世宗及其以前的乐制改革中未曾提及过的，而降低音高，追求音声的中和，亦成为了北宋以后历朝进行乐律改革的理由和目的。有研究者认为，宋太祖的这种对雅乐音高的论点“似乎并非前代皇帝所能企及”，可能是出于太祖个人具备的音乐审美能力，而由其“开启”的“宋初实践雅乐的序幕”，促成了“宋型文化”注重个性与美感的特色。由此可知，太祖针对“声高”提出改革的独创性是受到肯定的，但论及其动机与因由，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即联系和岘对新乐理论的阐释，比较“和岘乐”与“王朴乐”的异同，站在宋初建制根本意识的角度上，对太祖君臣的这项乐制改革进行探讨。
第二，和岘的改乐理论。“和岘乐”及其理论可以颁行朝廷，证明太祖君臣在新制理念上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和岘的改乐理论必须要回应太祖提出的“声高”问题并予以解决，通过说明“王朴乐”的错误并论证新乐的合理，从而展现新朝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与太祖敏感于“声高”相似，和岘的乐律理论也具有开创性，它指出“王朴乐”声高是由于律吕尺寸不合“古法”，而新乐则既依循古法，又得天地自然之理。
首先是选材制器的合理性论证。和岘以司天台影表尺即西京铜望臬为尺寸定立黄钟律管的长度。西京铜望臬(臬：古代用来测日影定方位的标竿)，据《隋书・律历志》(以下简称《隋律》)引梁武帝《钟律纬》所载，是西晋武帝泰始十年(264年)中书监荀勖依《周礼》制新尺时用以校合的七品古器之一。荀勖所定尺在《隋书・律历志》的“十五等尺”中称“晋前尺”，属“周尺”类，也即所谓“古尺”，其余十四等尺均以晋前尺为标准较其长短，自汉魏至隋十四等尺均长于晋前尺七厘到五寸八毫不等。据此制造新尺与黄钟律管，表明新乐取法于古、取法于周；令乐T吹奏校试，比王朴乐“下一律”，由此验证了“王朴乐”声高不和的事实，并指出其原因是“不合古制”换而言之，太祖对“雅乐声高”的批判与和岘所制新乐，都是为了实现对周制古法追求。并且“影表能测天地”，又使所产生的乐律蕴含了天地自然的规律，符合了儒家传统“天人合一”的观念。
然后是声律校验的权威性论证。由“内[中]出”上党羊头山柜黍，排列成尺，取其长度，亦与律管相合。这里累黍校律的方法与“内出”上党羊头山矩黍的做法，主体乃据《隋律》而来。一者，累黍审度校律，《隋律》言其取法于《汉律》，所谓“以子谷柜黍巾者，一黍之广，度之几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二者，累黍需用“上党羊头山”之柜黍，这一说法汉代并无，是在北周宣帝令达奚震、牛弘议乐时才出现的。《汉书・地理志》载：“上党郡，泰置，属并州……羊头山世靡谷，沁水所出。”《后汉书・郡国志》载上党郡有涅(县)，李贤注曰：“《山海经》云：‘谒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璞曰在涅。”有谷远(县)，李贤注引《上党记》云：“有羊头山，沁水所出。”唐《元和郡县志》载：“河东道沁州绵上县。本汉谷远县地，隋开皇十六年置绵上县，属沁州，以县两界有绵上地因以为名。羊头山，一名谒戾山，存县东北五十里，沁水所出。”宋前期为河东道大通监绵上县，宝元二年并隶河东路威胜军。可见，汉代记载中的上党羊头山是指绵上县谒戾山，并无产柜黍之说。而另一座羊头山则位于泽、潞二州之交，唐属河东道潞州上党大都督府长子县，宋为河东道潞州长予县。明代《羊头山新记》云：“羊头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泽、潞二郡交界，高平、长子、长治三邑之间。自山正南稍西去高平卜五里，西北去乏子五十六里，东北去长治八十里，所谓岭限二郡、麓跨三邑也。”这座羊头山，据后魏《风土记》载有“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可以推断，最迟到北魏，羊头山已经存在所谓神农城的传说。而这儿即是炎帝神农氏建城所在，是神农尝百草、播五谷的地方，所产柜黍就是传说中的“嘉谷”、“嘉禾”。由此说明，自《隋律》引“牛弘说”开始，用“上党羊头山柜黍”累黍验律的做法才具备了经典的论证，而和岘改乐用此说亦可证乃取自《隋律》。
观之和岘对新乐合理性与权威性的论证，主要依据均出自《隋律》，并以此验证后周王朴所作律音“声高”。由此，我们不能不注目隋代曾进行的乐制改革。隋文帝改革乐制，在雅乐建设中持正声、抑胡乐、别雅俗，“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唐人因谓文帝“不知乐”。对此，今人高明士的研究指出文帝并非“不知乐”，而是所知之“乐”与唐人并不相同。隋文帝肩负结束胡人政权长期统治及其后遗症、统一中同的大任，其立国政策的基本原理是去北周之制而“依汉魏之旧”，强调《乐记》“审音知政”的观点，所以他重视雅乐，并在雅乐中排除了来自胡乐调声的影响。大唐雅乐却取法汉京房、萧梁武帝、隋郑译、万宝常，定十二律旋宫八卜四调，兼有南北。形成这种差异和理解，正是由于唐初的政治形势与隋初已不同，唐太宗与隋文帝对建制的理念亦已不同。严格来说，文帝虽未明确提出反对“声高”，但其仅用黄钟一宫七声的做法也等于限制了雅乐中高音声调的出现，在极力追求乐声“和雅”的立场上与宋太祖是相似的。后周王朴乐乃依唐乐一系重定八十四调，和岘改乐虽然并未否定八十四调，却着力于纠正其“声高”的问题，实质同样在强调雅乐“正声”、“和音”的重要性。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宋太祖与周世宗对于立国政策的理解亦与隋、唐已大不同?
太祖将新乐黄钟律管颁下群臣集议，也没有反对意见，于是下诏依和岘黄钟律重造十二律管。乾德四年六月，和岘上奏请求重造雅乐钟磬宫悬三十六虐、登歌两架，并采徐州泗滨石为悬磬的材料。新乐器得以铸造，由是新乐声、器俱备。和岘新乐的制作，从理论到实行，具备了君主意志、学理论证与行政审议的完整过程。它并非单纯音声高低的问题，而是作为立国制度的一部分审慎而合理地产生的。事实上，根据仁宗朝乐制改革初兴之时的描述，祖宗三朝太常雅乐主要行用的仍是王朴乐及其器，、这一点可以理解，毕竟重新铸造大量的金属乐器并非易事，而和岘乐仅下王朴乐“一律”，大可参用其器。和岘乐改革的影响更多是在观念上的。通过与后周世宗制作王朴乐的对比，太祖以“雅乐声高”提出改乐的要求，以及和岘依据《隋律》论证的乐律理论，都体现出超越五代以唐制为模板的追求，而以同复古制、周制为达到“雅正”的目标。和岘的乐律理论溯至《隋律》的理论，却同样“开启”了其后历朝围绕乐律“复古”问题的悠长争论，直到徽宗大晟乐的制定才宣告结束。相关内容笔者 将有另文研究。太祖的开国规制因其“法”而变其“意”的特点，在乐制的因革建置中表现无遗。乐制改革的切人点确是承自五代，改革的方法却又有所突破，以乐律理论作为乐制改革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本论证，是太祖这次作乐的创造性“发明”。从和岘的新乐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与五代以恢复唐制为回归雅正的观念不同，宋初的建制理念实现了由上承唐制到追复古制的质的飞跃。
四、结语
宋初乐制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包括改乐名、重订大朝会用乐仪制以及改作十二律。通过制度与理论细节的比对溯源，可以看到，宋初乐制建设在逐步完成五代乐制改革的同时实现了根本意识的超越――从最初沿袭五代做法、订正王朝名分，到继承五代重雅思想，再据唐制而复雅，进一步否定五代复雅的方法，从乐律理论上超越唐制而追求古制周法的回归――并由此开启了宋代纷繁复杂的议乐、改乐之路。这一事实启示我们在讨论宋代制度时绝不能忽视隋唐五代的发展脉络，但同时又需要注意宋初的重要变化。正如吕中所论，太祖开国规制之官、兵、财、刑、礼、乐，皆循唐五代之“法”，变唐五代之“意”，而旨在“革弊”。五代重视雅乐重建，其每一步骤均由宋初建制予以完成，而完成的方式则参考五代摹效唐制的做法，此在循其法。五代“重雅”的意识中蕴含着对“雅正”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从中唐以后就已经开始。白居易和杜佑等曾就“天宝十三载升胡部于堂上”的事件表示不满与反对，说明“安史之乱”以后士人的思想意识中已经产生了对胡乐的排斥和对雅乐的重新重视。而宋初乐制对于“雅正”的追求较之唐五代的观念更进一步。太祖君臣指出依唐乐一系创立的王朴乐声高不和，不合古法，冈此需要追寻更古典的合理性论证，重定新乐。在宋初乐制建置的观念中，“承唐制”并非最好的方法与最高的追求，在归复雅正古法的路途上，宋初更倾向以隋初为参考，又显示出在立国政策的意识上，宋太祖更近似于隋文帝――追求统一，消灭割据，重建中原王朝的权威。此在变其意。
基于本文对宋初乐制因革的考证，我们可以引出对更为宏观的问题的思考。传统史学关于宋代制度往往有“宋承唐制”之说，但现代研究指出这个概念相对模糊，或倾向于认为它仅是“正统论”的一种说法，而强调宋对五代制度的继承。亦有学者通过对具体制度如礼制的考察，指出唐礼自贞观及于开元已有变革，但“对隋礼因袭下来的古礼经仍有基本的继承”，而五代礼“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其变化已脱离了开元礼的规制，并有着完成从俗制礼的特点”，它毫无约制的内容既非唐人“解经别派”之初衷，亦不为宋代复古维新的新儒家和后来的理学家所接受。可见，关于唐、五代、宋的制度之间的关系，仍存在着不清晰和不确定的理解。从本文考察的宋初乐制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换个角度思考相关问题。历史性是需要注意的，即宋代制度在宋初、中后期以及南宋各有不同形式的发展，是不可混为一谈的，而新儒学思潮产生与成为主流同样也有其过程，因此，在不同时期宋对前代制度的因革损益是各有不同的，即便就礼乐制度而言，也当需区分时段，强调其阶段性的特征。例如具体至宋初，乐制可说是对五代制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继承、强化与超越。一方面，与礼制体现的从俗制礼的特点不同，五代乐制的建设表达出强烈的对店制和雅正的回归意识，而宋初则从改革内容和改制意识上均继承并强化了这种晚唐五代以来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另一方而，宋初乐制又创造性地以乐律理论的讨论为基本，并追溯与唐有着根本差异的隋文帝的制度，进行改革，体现出其对五代与唐制度的超越。这正是宋太祖“创制”以“革弊”的重要成果。雅音“中和”追求的形成和发展，与思想上“中庸”观自中店以后受到的重视及经典内《中庸》篇地位的树立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仁宗、神宗、徽宗朝相继兴起的乐制改革和宋代诸儒围绕乐律理论的争议，其端绪兆起于太祖和岘乐的制作，而随着政治现实的千变万化反复开展。宋代乐制改革犹侍展开研究的问题甚多，限于篇幅此处不能一一赘述，笔者将于另文再作探讨。
[参考文献]
[1][宋]吕中制度论[A].大亭记讲义(卷1)[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Z].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宋史[M].
[4]宋会要[Z].
[5]乐志上[A].旧五代史(卷144)[M].
[6]欧阳修等.崔税传[A].新五代史(卷55)[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欧阳修礼乐十一[A].新唐书(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王应麟.礼仪・淳化朝元殿受朝贺、上寿仪、雅乐[A].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9]音乐一[A].旧唐书(巷28)[M].
[10]礼记・乐记[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董春林.宋型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力管窥――以宋初雅乐改制为中心的考察[J].求索,2009,(12)
[12]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班固律历志第一上[A].汉书(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张溥编牛弘集・同律度量议[M].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117)[Z].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6]王存主编.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河东道・潞州・长子县[A].元和郡县志(卷19)[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朱栽肿,冯文慈点校.律学新说[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19]郑祖襄唐宋雅、清、俗三乐辨析[J].中国音乐学,2007,(1)
【关键词】唐诗宋词 创作理论 教学探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7-0091-01
唐诗与宋词历来并称“双绝”，是中国古代文学阆苑里的两朵奇葩，她们以奇崛的姿态、脱俗的神韵争奇斗艳，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也铸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辉煌。《唐诗宋词》是新课程改革教材的选修课本，主要教学内容是唐诗宋词的文学欣赏。作为高等师范学校和高中的语文教师，探析唐诗宋词教学很有必要。
一 管中窥豹，了解理论
在唐诗宋词中常见的理论是角色/背景分离理论和脚本理论。
角色/背景分离理论的运用制造出了一些偏离常规语言的效果，角色总是更加引人注目、更加突出。在心理学研究中，角色更容易被审美和感知、更容易被释义、更容易被记住和鉴别。古人在诗词创作中，对周围环境进行观察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物体和周边的环境区分开，而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特定物体上。如王维的《渭川田家》，在诗的前四句中，诗人重点描述了渭川田家几个特定的生活场景：田夫荷锄、蚕眠桑叶、雉雊麦苗、野老倚杖、牛羊归来、夕阳残照。在“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的前半句中，“墟落”是背景，而“斜光”则是角色，在后半句中，穷巷是背景，而牛羊是角色，穷巷和斜光照射的墟落构成了牛羊归来的背景；在“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中，荆扉是背景，而野老是角色。如果把第一句和第二句联系起来看，前一句构成了第二句的背景。在第三句“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的前半句中，麦苗是背景，野鸡是角色；在后半句中，桑叶是背景，春眠的蚕是角色；而整句中，在桑叶上春眠的蚕是背景，在麦地中啼叫的野鸡是角色。第四句“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中，重点是田夫这个角色，前面的描述都是为这个角色服务的，前面的描述部分构成了农夫这个角色的背景。在这里，王维犹如一个摄影师，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渭川田家傍晚时的近景和远景，形成了整体描述和特写相互结合的诗词风格。
脚本理论是对那些反复和经常出现的，按照事件顺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知识结构。当我们在对一个语言进行理解时，经常会使脑子不自觉地去和相关脚本做比较，以此来弥补那些被忽略的信息，“唐诗宋词与女性文化”、“关于‘愁’的诗词研究”、“酒·中国古代文学·失意文人”及“才子佳人”等中常有脚本理论运用。如：在柳永的《雨霖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柳永的这首传世名作中，上阕主要是对情人洒泪分别、日暮时分、清秋时节等场景进行描述，下半阕则是对未来的相思进行的一种叙述。在这首词里，作者重点描述的是分离，因为读者对他们的相识、一见钟情、相爱的过程已经形成了整体认识，而不必再花费太多的笔墨去描述他们的相爱经历，重点放在了对他们分别时的凄惨情境进行的描述，犹如强光灯的照射，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感触，之前的步骤和之后的步骤则都变成了背景，映衬出这个步骤的重点。如果读者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凄美爱情故事整体步骤的话，则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有莫名其妙的感觉。
二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就会积极主动地探索。学生对所学诗词内容感兴趣，学习积极性就会明显提高，学生才能乐于接受，在诗词鉴赏课上，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能使诗词教学过程呈现出情境交融、形声并茂、生动活泼的美景，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认知的感知材料，而且可以在学习的疑难之处，再现情境，启发学生对表象进行分析、综合、概括，使其思维向深层发展，给课堂注入新的活力，把学生的兴趣激发出来。
三 感受意境，仔细品味
意境是解读诗歌不可或缺的钥匙，也是文艺作品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情与景和谐统一，情景交融，情景互映。例如，马致远的《天沙净·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连续用九个名词，写出了九种事物，形象地展示了一幅野郊秋游图：几棵苍老的枯树兀立山野，藤蔓缠绕着枯树，黄昏归巢的乌鸦栖息于树上，淙淙的流水流经桥下，荒村茅舍逸然自适，古老荒凉的驿道上秋风阵阵，困顿疲乏、漂泊异乡的游子骑着马正踽踽独行。这三句表面写景，实则景中含情，情景交融。尤其是“枯、老、昏、瘦”等词恰到好处的运用，渲染出游子长期羁旅在外，不得与家人团聚的抑郁痛苦的思想感情。景由情生，情由景显，情和景交融一体。
总之，唐诗宋词的教学更致力于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促进学生有个性地发展，她有着健康成长的肥沃土壤，再加上我们长期的刻苦钻研，精心嫁接剪裁，我们不仅是有条件而且是必须让这选栽的花儿开得别样红艳。
参考文献
[1]钱士宽.唐诗宋词选修教学策略例说[J].语文教学通讯，20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