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19:27
论文摘要：以宋初诗坛“晚唐体”派为切入点，从基本史料入手，对“晚唐”这一文学史上存在颇多争议的概念进行辨析，同时明晰与其密切相关的“晚唐体”概念。
在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的宋初诗坛，先后盛行着三个诗歌流派，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其中。“晚唐体”以其人数之众、历时之长。对宋代诗坛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唐诗分期。历来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对“晚唐”这一概念，不同时期、不同诗论家有不同的理解，并且目前关于“晚唐”分期的争议，将其系统归纳与分析的文章较少。本文拟从基本史料人手，在对“晚唐体”概念进行全面辨析的同时，归纳文学史上关于“晚唐”分期的主要观点并简单地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
何谓“晚唐”，在文学史上，这本是一个颇为笼统含混的时间概念，关于其时段的划分历来存在分歧与争议。’
宋初“晚唐体”一说由宋末元初的诗评家方回提出，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日：“……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阐述了盛行于太宗后期至真宗期的“晚唐体”的发展概况。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晚唐体”成员自身并未打出“晚唐”的旗帜，在他们的诗文中几乎没有明显提到“晚唐”、甚至“唐”，而是后人根据其创作实际，从诗风、手法等方面将他们与“晚唐”相联系。如《宋史·隐逸传》因魏野为诗“精苦”、“多警策句”，而谓之有“晚唐风格”；寇准“其诗含思凄婉”，被誉为“绰有晚唐之致”；0潘阆诗作中的“孤峭”风格，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0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绝，尚多唐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通过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后人强调的是该派为诗精苦、凄婉’、孤峭以及多作五、七言律绝等特色，这些特色恰与唐诗某一派别的风貌相吻合，由此可见“晚唐”有其特指内容，即诗歌的美学风貌。．
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五中称“九僧诸作，……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又评“九僧．”及寇平仲(准)诗作“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俗之态，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将他们与贾岛、周贺、姚合相联系；方回认为九僧“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强调的是他们清苦之气与贾岛、周贺诗风相似；潘阆曾作《忆贾阆仙》一诗，⑦直接表示自己对贾岛的尊崇；《后山诗话》亦云：“魏野诗皆逼姚、贾，而少诵之者”。《诗薮》外编卷五称：“宋初诸人学晚唐者：寇准‘江楼千里月，雪屋一笼灯’，许浑语也；林逋‘片月通梦径，幽云在石床’，姚合语也；潘阆‘深涧藏泉脉，悬崖露树根’，贾岛语也；魏仲先‘妻喜栽花活，儿诲斗草赢’，王建语也。……”，则将宋初“晚唐体”诸诗人分别与许浑之整密、姚合之清丽、贾岛之幽寂、王建之闲适诸诗风相联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尝言：“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根据这些后人的评价，我们便可将“晚唐”的具体涵义明确化了。所谓“晚唐”，主要是特指以姚、贾为宗主的“苦吟派”，又包括王建、许浑、周贺等人。但“晚唐”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上分期的意义。
贾岛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会昌三年(843年)；姚合生于大历十年(775年)，卒于大中九年(885年)，他们活动年代大约为唐朝中期，王建、周贺与他们年代相近；许浑之流则主要活动于太和、开成及稍后时期，大约为唐末诗人。这些诗人之间年代相隔较远，为何前人在时段划分上将他们都归为“晚唐”?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史上关于唐诗分期历来分歧很大，而争议焦点恰在于姚、贾所属时代如何划分的问题。
在文学史上，最早明确以时段界定唐诗分期的，见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他指出：以时而论，唐诗分为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虽仅提出初、盛、晚三唐说，然其“大历”、“元和”云云，却启发了稍后的方回提出“中唐”这一概念。0方回将大历以后、元和之前视为中唐，将贾岛视为开晚唐一代诗风者，表现了这位诗评家独到的眼光。
后人根据严羽、方回的理论加以发展，往往认同四唐说并进行具体的时间划分，但划分范围并不一致。明胡应麟认为：“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闲婉、阆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同样把贾岛归于晚唐。而高檬《唐诗品汇序》则将大历至元和计五十余年划人中唐，④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三则谓‘“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这二说都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现在文学史书言“中唐”，一般指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元和之际，主要包括元白、韩盂诗派，并将姚、贾归入韩孟诗派而划人中唐；“晚唐”则指从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主要包括以温、李为代表的“浮靡诗派”及以皮、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l】。在诸种划分中，许浑之流归入晚唐是毫无异义的；关于姚、·贾却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后世诸如高檬等人关于晚唐的时间概念及对晚唐的体认，与宋人的观点大不相同。
在南宋人眼里，看待唐诗往往接受的是严羽的三分法，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认为大历以后即为晚唐。严羽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江湖诗人，在反对江南诗派和推崇唐诗的总倾向方面，严羽与四灵、江湖诗派有共同之处，山但对于四灵的偏于晚唐又颇为不满，而主张推崇盛唐，把晚唐诗与盛唐诗严格地区分开来，他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而出发的。他强调以“盛唐为法”，标举李、杜。不仅反对江西诗派，而且对四灵与江湖诗人以姚贾为法也极为不满，或许因为在他看来，唐诗的精粹在于盛唐，尤其是李杜，他将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称为“盛唐体”，姚、贾自然就归入晚唐。这样，他在探讨唐诗的体裁、流派诸问题时，仅仅明确地提出初、盛、晚三唐说。
自宋末到元初，在崇尚晚唐的四灵派”、“江湖派”冲击下，江西诗派日趋衰微。作为宋代江西诗派的殿军的方回，标榜江西诗派，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倡“一祖三宗”之说，实则偏爱黄庭坚与江西派那种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的风格。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正是要重振l江西旗鼓，以纠正四灵和江湖派的取法晚唐而流于腐熟孱弱的卑弱诗风。在学习榜样的选择上，方回与严羽样，将目光放在了杜甫身上，赞扬在是杜甫夔州以后的诗达到了“剥落浮华”的境界以及以律诗为主的诗体选择，。标榜“格律整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西诗派偏重形式技巧的诗论的缺陷，将江西派诗学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提高了一步。在方回眼里，唐诗的精髓也在于杜诗(尤以律诗为最)，他继承严羽关于唐诗“分期”的主张，认同“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姚贾等人均归为“晚唐”，同时明确地提出“中唐”这一概念，并将大历之后，元和之前划为“中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代诗人对于唐诗的观点。
发展到明初，高糅沿着元代戴表元、杨士弘道路，发展严羽“以盛唐为法”之说，撰《唐诗品汇》，尊盛唐品格，提倡以“盛唐”为师来振兴诗歌，又把主盛唐格调说和严羽的妙悟说统一起来，划大历、贞元为中唐，元和以后为晚唐。直到明中叶，李梦阳为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六朝与宋以下不取，掀起了文学复古思潮，在一片“诗必盛唐”的呼声中，唐诗学犹如从低谷流向了宽广的河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也基本固定下来。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
在现代文学史书中，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是依据史学上分期标准划分的，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划分安史之乱后至贞云、元和之际为“中唐”，这样，姚贾就自然归为“中唐”。
将宋初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命名为“晚唐体”，这显然与现在公认的唐诗分期概念不同。按照现在的分期界定，或许将其命名为“中唐体”更为合理。缘何将寇准、林逋、九僧诸人组成的创作集团命名为“晚唐体”?这主要与当时人们接受严羽的三分法有关。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不仅反映了宋人视苦吟、幽僻等特色为晚唐诗风的美学观念，同样也体现了宋人的诗歌历史观。严羽的“晚唐”概念，是指大历之后，包括了后人四唐说中的中、晚唐，故后人将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名之以“晚唐体”，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对唐诗体认的角度不同，“中唐”的具体对象不同，造成“晚唐”、“晚唐体”等概念称说内容不一，而这正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诗评家各自的诗学观。
如前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更多的时候侧重的是以贾、姚为宗主的“苦吟派”，这也在特定阶段成为文学史的通识。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所说：“以时而论，则有……晚唐体”，也就是“以人而论”的“贾浪仙体”，便将姚、贾诗风与晚唐体相等同。《蔡宽夫诗话>亦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眦，认为晚唐所用诗格多为贾岛之格法，表现出的风格也多为贾岛之风格。但是，后人论“晚唐体”又不限于此。清人李怀民在《中晚唐诗人主客图》中，以为中唐以降，近体诗分两派：一派学张籍，一派学贾岛；刘克庄在《韩隐君诗序》中说道：“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明确将张籍、王建及其追随者作为晚唐体的另一风范代表。∞晚唐诗风有日益浅切平俗的一面，晚宋不少人都曾指出这一点，如包恢<敝帚稿略》卷五<书候林仁存拙稿后》云：“至唐末，则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后人更是看到这一点。贺裳云：“诗至晚唐而败坏极矣，不待宋人。……甚则粗鄙陋劣，如杜萄鹤、僧贯休者。贯休村野处殊不可耐，如《怀素草书歌》中云，……”，。便将杜、贯亦作为浅俗代表归入晚唐。而胡应麟更将“晚唐体”范围扩大，他认为晚唐诗人“铮铮者”中，“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诗薮》外编卷四)，诸种风格均成为“晚唐体”的构件。故作为一种诗体而言，“晚唐体”涉及范围以贾、姚为主又不限于贾、姚，风格内涵丰富多样。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kǎi＠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á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yīng＠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xìn＠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
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二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我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网络的变化则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格局变迁的脉络及其具象，亦须揽人视野。本文即挟此认识，将学界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环境的变迁、农牧经济板块的错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交通网络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绍．
一、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3．1925．2)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丈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19：4，1974)、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1)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4)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1988)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农业考古》1990．1)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1990)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分见《历史地理》第8辑，1990；第11辑，1993)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学．1987；1988)，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1995)等。
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2)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早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捞，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北大学报》1983．2)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联．1981)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农业考古》]985．2)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2)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农业考古》1987．1)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4)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2)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1991)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早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农业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195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1982)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见《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1986)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从6世纪至]o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招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人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1)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2)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一一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6)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1982)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4)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7．2)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人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1999)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196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1987)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墨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阊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江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8．3)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l0辑．199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科，2002)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三、经济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1942)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197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胡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科，1981)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荚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3)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6．15；《农业考古》1991．3)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1996)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1)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4)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2)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大，2001)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2000)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年)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2)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1992)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3)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6)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9)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1984)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1999)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1991)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2000)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2)，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2)，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1)．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985．2；1986．1)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挤史研究》1990．2)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6)。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4)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网络变迁研究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1997)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先看陆路。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7)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1；1989．3)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人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l1辑，1993)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讯》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人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人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顾流人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1986)，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了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域外交通又分陆、海两路。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丽渤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2)、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港口与海上交通．开创者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1929)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1935)．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1956)、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1986)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阉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1987)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5)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2003)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
五、区域经济研究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地旷人稀、起点过低。
中原经济区。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人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990．3)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5)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东南经济区。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渐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1)．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1)指出两宋时代福楚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2)．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1)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年)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1)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钢、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1)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盲，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1994年)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3)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2002)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3)认为，人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寓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1)，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3)．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2)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1994)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中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晨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广南经挤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棱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1)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晨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1)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笔者自知，对于学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段中所做的有关唐宋经济格局研究的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尽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较为重要的成果，间或亦有遗漏．在对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上述梳理后．笔者认为要使此课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贯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变革期学说为指导．改变过去以朝代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将晚唐至宋的经济格局变动视作整体予以考察，关注趋势的演变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时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面貌。
第二，明确经济格局变迁的内涵，切实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经济格局当以自然环境、农牧业经济、经济重心、交通网络和区域经济为主体构成部分．这也理应成为学界探讨此课题的侧重点．
关键词：古籍版本学;古书版本学概论;雕版印刷术;用纸
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和李致忠先生的《古书版本学概论》都是我们学习古籍版本知识的必备教材。两书都对古书版本作了详尽的介绍，但都各有侧重和不同的观点，现对两本书有争议之处进行探讨以供明确两书优劣。
一、关于雕版印刷术的有关介绍
两本书对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略有争议：都否认了明嘉靖时陆深所提出的隋初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观点，认为其缺少充分的文献例证。而关于张秀民主张的唐贞观说的提法，即明代史学家邵经邦所撰《弘简录》卷四十六所记载的关于《女则》“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张秀民认为此即可说明印刷术在唐贞观发明。黄本对此予以否认，认为除了邵经邦的《弘简录》提到这些之外，有关长孙皇后的记载如《旧唐书》《新唐书》等都没有太宗“令梓行之”或类似的话，主要还是站在文献例证的角度进行判断。而李本从事物发展的角度论述，初步肯定张氏的说法，认为既然文献记载中出现了有关印行的准确命令，那么就应该有了相关的专门刻书机构，也就表明唐朝的印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雕版印刷应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明。而关于确切的发明时间，黄本认为应在盛唐或者唐代晚期，以中唐到晚唐的文献为证，比如唐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中说到当时把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f卖于市井”，其中“模勒”即是刻印，说明当时民间已经开始采用雕版印刷术来印制流行的诗篇。除此之外还有举《旧唐书》等例子，都证明了当时雕版印刷术大体上限于民间日用和宗教读物，并没有被正式经史子集等采用，而这正是一种新技术发明的初期特征。李本则认为雕版印刷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唐代使用其印书，以金刚经为证，说明到中唐晚唐已经成熟，所以发明时期应为初唐，论证角度主要是以具体存世文献为出发点进行推演。虽然李本对雕版印刷产生的推断时间合情合理，但还是应从具体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更为严谨。
二、关于书籍装帧
两本书都介绍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如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但关于旋风装的具体形式则多有争议，黄本认为旋风叶就等同于梵夹装或经折装，以《唐韵》有多个版本为由，否认《唐韵》的装帧就是龙鳞装;李本则认为旋风装就是龙鳞装，而非经折装，指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唐韵》就是王恽所见、宋濂所题之原本。且还提出《唐韵》的两面书写的制作方法与作为工具书的作用也决定了它不应该为卷轴装或折子装。而关于经折装的具体形式，李本引用了实物和文献记载，说明经折装是从卷子装改进而来。且认为梵夹装不等于经折装，指出梵夹装的原意是指古印度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的装帧，引用了《大业杂记》的文献资料并在《资治通鉴》中得到证明，认为中国要是存在梵夹装的书籍也只会是佛经、大藏经等模拟的印度贝叶经的形式。现今学界也普遍认为龙鳞装就是旋风装，对于经折装的观点也普遍采用李致忠先生的看法。
三、关于线装书的出现时间
黄本认为出现在明代中期，并详细说明了线装书的装订规格，术语，书衣，书套等，附有图解。李本则认为其出现时间很难查考，大约可认为盛行于明中叶，起源似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而实际上根据现今考古发现，线装书在唐代就已出现。如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的敦煌遗书中，就有不少线装书，如唐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本《开蒙要训》右边有装订遗孔，装订线已佚，也是线装形式。但这种装订形式一直不太成熟，直到明代才为人们普遍接受。
四、关于用纸
李本将造纸技术的发明与发展单列一章进行阐述，对各朝代造纸术的创新与进步作了说明，探讨了古书用纸的演变，介绍了竹纸、皮纸、宣纸等历史上的基本用纸类型;而黄本对此并没有单独提及，而是融入在了对宋元明清刻本的讲述与鉴别之中。其中关于宋刻本用纸的问题，李本认为其多为竹纸，且平常大多认为宋本所用的白麻纸和黄麻纸实际上也多为皮纸，只有北方的少数地区才用麻纸。而黄本认为宋浙本通常所用为白麻纸或黄麻纸，特征为“廉纹”，即因手工造纸是用纸浆浇在竹丝或金属丝制作的框子上，等它干了揭下来之后就会印有框子上竹廉编列而产生的平行暗线。黄本指出宋浙本所用麻纸指纹比较宽，约占两指大小，“可以此作为宋浙本的特征”。李本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明确的反驳，认为线纹的宽窄仅取决于帘子的粗细，过去人们以此为判断标准是基于入元之后一切都不如宋所以线纹也变得狭窄拘谨，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可以看出李本的观点较为合理，一切都基于对古籍的实际检测之后下的论断，比黄本观点更具有说服性。
除此之外，两本书在关于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和善本等定义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比如黄本认为像上古的竹简、帛书还有汉代出现的卷子本等，因其已有专门的学者研究而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所以只能算是古籍的异本而不纳入版本的考虑范围，所以将古籍版本的上限定义到唐中叶的前期或盛唐时期。而李本则是从古籍版本的内涵和源流角度进行考虑，认为在人们开始讲究传本的风气形成时，就是对书籍有了区分优劣，校订异同的概念了，所以古籍版本也就应该起源了，即从西汉始。这种对古籍版本上下限的划分也就造成了两本书后文对具体古籍介绍的侧重和选择。关于善本方面，黄本和李本都认为善本最初的涵义为校勘精审的本子。但黄本认为善本分为文物性的善本和真正意义上的校堪精审的善本。李本认为对善本的考察应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个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强调现今善本概念不同于古代藏书家的科学性，探讨了珍本、精本、旧本的提法与不足之处。两种观点亦没有是非之分，但李本所论述的则更为详细。
总的说来，黄本对古籍版本的具体知识多有创见，对古籍版本和装帧中的基本术语多有提及和讲述，对《书林清话》的某些观点有自己的解释和补充说明，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书观点和详尽史料，行文脉络清晰论点分明;对古籍鉴定方法的介绍融合在各朝代各版本的具体介绍之中进行讲述，内容详实;对版本目录部分仅列参考书目，如记版本的简目，讲版本的题跋，书目和题跋合一的藏书志，综合性版本目录等和研究方法;李本则对对版本目录进行了简略说明。对之前的流传已久的具体概念颇多质疑，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重视古籍版本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具体到位，行文简明易懂。对古籍基本鉴定方法和印刷术方面的有关知识讲述的较为详细。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更要明确两本书的优劣之处，结合起来探讨研究，才能更有自己的体会和收获。（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2]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程千帆.校雠广义・版本编[M].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关键词：古南海 范围 内涵 争议
近年来，问题在备受学界学人关注的同时，亦为文博机构及相关文化事业团体所关注。2016年9月22日，“历史与”图片展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该展览从展示中外文献史料入手，通过五大板块，直观表达了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
与之相类似的是，南海问题亦多受学界所关注，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知的限制，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南海在内的四海在方位上都不具有具体指代性，而只能用于泛指中国周边海湖[1]。同时由于对海洋文明关注的长期缺失，认识的缺憾导致了关于“古南海”的记载了了无几且模糊简略，这就使得其区域范围的详细考证愈显困难，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看法和争议。那么，南海区域在古代有哪些史料记载？其范围、内涵乃至争议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一、有关“古南海”核心区――南海诸岛的史料记载概况
无论“古南海”区域范围在历史时期如何向东、西方扩展，其核心区域长久的固定在今南海海域及南海诸岛，所谓变化，亦是在此基础上的向外延展，这是无异议的。就史料而言，传统著述图籍和《更路簿》、实地调查报告相结合，是了解完整南海诸岛地名称谓缺一不可的史料。在四大南海诸岛中，西沙和南沙又因为古南海航线行经，史料多载的缘故使其成为可探究和关注的焦点。
从史料记载来看，自宋开始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曾多，这主要依赖于五代、宋之际海外地理学的飞速发展。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应用于航海，使得此时的航海从“原始航海” 时期进入“定量航海”时期，这种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技术变革极大的促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为后世航海盛况的出现奠定了扎实基础[2]。在此过程中，舟师民人对中国各海域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具体，反映在对南海诸岛的认识上，便是出现了用以指代南海诸岛的繁复地名。大致而言，隋唐及其以前南海诸岛有涨海崎头、珊瑚洲、九乳螺洲、焦石、象石的称谓，自宋以降始有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的繁复称谓。
明时航海事业空前发展，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壮举将我国的航海事业推向极致，此时的航海多经今南海海域往东、西洋方向各自推M，因之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更加深入。其时不仅有诸多记载“石塘、长沙”乃至东、西洋地名的古籍涌现，更有标绘南海诸岛的古地图面市；与此同时，民间航海事业的繁盛使得指导其航海的民间航海手册如《顺风相送》等更路簿迭帙出现，就南海一隅而言，20世纪70年代就收集到十余部“更路簿”[3]，从中可稽考南海诸岛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虽因为南海往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航海行经而成为史籍记述的重点，但由于时人各自实践与认识的不同，故而时人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有很大差异，这也成为明中叶后“石塘、长沙”繁复称谓的复杂化的原因；而《更路簿》这种南海民间史料，其口耳相传的特性及地方文化在认识上的趋同性，使得其有关南海诸岛各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明时古图已经体现出南海四群岛的初步划分，至清代则出现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个岛群的地图，以及出现“东沙”这样的近代仍在使用且对近代南海诸岛其他岛命名有影响的地名[4]。大量资料证明，无论其叙述的角度有何不同，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指代的都是我国南海诸岛及其具体岛礁，而其所属的南海海域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种称谓在历史上的连续性和自官方到民间使用的普遍性，是其归属的重要反映。正如林金枝所言，这种历史悠久的纯粹中国式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已足以反映其归属[5]。
二、关于“古南海”区域的争议
宋以前关于古南海区域的考证往往只能探析其大致方位，而具体区划则往往不可考，就南海对外交通的角度而言，宋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洋”名，而且他们往往与“海”名交互使用，造成了一些地理概念上的杂乱[6]；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元以降尤其是明中叶南洋航海业兴盛，有关南洋航线的著述陡增，且相关记载基本冠以东、西洋大概念，这就使得对该时期包括南海在内的南洋航运研究基本以东、西洋尤其是西洋研究为主，而古南海问题则隐身于相关研究之中不显。学者在谈论相关区域问题时，或关注某国或某几国以及其间的航线，或关注大的东、西洋概念，而此情况延伸的结果，便是学界间或有“古南海”相关问题的提及，但至今并无关于古南海区域及内涵演变的通论探讨论说出现。
在民国与抗战胜利后不久，官方出于宣示并收回南海的需要，曾组织过对南海诸岛的海洋地理考察与研究，这时期的研究人员主要以中国学者为主，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南海史地研究方面，从而为维护南海奠定了一定的史实与法理基础；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南海石油资源的发现，有关南海岛屿纠纷和争端增加，当代南海问题产生，南海研究亦进入国际化时代，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掀起了南洋研究的热潮，他们在史料搜集、实地考察、史实论证等方面的工作填补了国内外学界南海研究的空白。此时的南海史地研究虽仍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历史上南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法理研究亦渐趋起步，并最终在2009年前后，出现了南海问题研究的爆炸式增长的态势[7]。前贤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了解古南海史地变迁等基本问题并继续深入南海问题研究的根基。
就陈佳荣关于“海”、“洋”的考释来看，大抵唐以前把海洋称为“海”，如渤海、东海、南海、涨海、大瀛海等；至宋代，则“海”、“洋”并用，且逐渐开始以“洋”代“海”；元代出现东洋、西洋的提法，明清时遂有南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之称[8]。陈氏认为，中国古代对于今东南亚一带的海域或洋面，最早是用“南海”一名泛称的，这在东汉扬雄的《交州箴》和刘熙的《释名》中都有明确反映[9]。也正是因于此认识，陈佳荣在其《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将有关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非洲沿岸的地名（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北部地区属中亚，不包括在内）收录在内，并在《出版说明》中明确了“古代南海是我国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区域，其范围包括今东南亚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的看法。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我国东南沿海和南海诸岛的地名不在该书所收范围之列[10]。
对比前贤关于“古南海”概念的认知可知，陈佳荣的观点基本类似于冯承钧的看法。冯承钧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中提及“今日南海以西之地，今名曰印度洋或南洋者，昔概称曰南海或西南海，惟于暹罗湾南之海特名涨海而已”[11]。其在该书第八章“宋代南海”及第九章“元代南海”中多谈及的“南海”，亦不涉及今南海海域，而是指东南亚诸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基本等同于当时南洋，亦即冯氏所谓明代东、西洋的概念[12]。
就“古南海”的区域及概念衍变而言，陈佳荣认为其初或指南方，或兼指今之东海，含义不很确切，约在东汉后才逐渐用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而汉以后南海的概念一般又有狭义、广义之分：前者指今之南海，后者则泛指今东南亚一带（与南洋名略同）的海洋及沿海各国，然而在部分古籍中，其范围似又更加广大，如阿拉伯海与印度洋沿岸乃至爪哇以南至澳大利亚洲一带的海域，均有谓之南海[13]。与陈佳荣看法相类似的是，王元林亦认可先秦时期“南海”方位指代不明的特点，认为其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因时因地不同。但与陈佳荣看法稍异的是，王氏认为“南海”用以指代我国南海以及其南的东南亚、太平洋印尼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海域，应是自秦以后而非自汉以后，并且认为这种区域范围一直维持到唐代未变[14]。台湾学者邱炫煜亦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我国唐代以前把东南亚统称为“南海”，而元明时代渐趋演化为东、西洋称谓，清以降则渐称“南洋”[15]。
以韩振华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中心的南海史地专家虽认可“古南海”有指代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乃至澳大利亚区域的时期，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宋代以前的“古南海”范围，自宋以降，“古南海”的区域范围已经跟今日南海的范围相当，这也意味着自宋代以来，我国已经拥有了南海，并实际实施了对南海的管辖[16]。
总体而言，以冯承钧、陈佳荣等人为代表的西域南海＜宜认识的“古南海”，是一个广义南海的概念，其区域基本等同于明时东、西洋范围，古今范围变化不大，故而他们在研究涉“古南海”问题时，基本以此作为研究区间，作学理方面的考证；而以韩振华、林金枝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南海研究专家们所认识的“古南海”，则多以宋代为明显的划分时段，之前的“古南海”基本等同于冯氏所认知的“古南海”范围，而其后则取狭义南海概念，认为自宋以降的所谓南海已固定于今南海范围，故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今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并表现出明显的法理及政治诉求。可见，学界对宋以前“古南海”范围基本无异议，王元林通过对传统著述的梳理亦基本印证了其为广义南海的结论[17]；而宋以后的“古南海”由于缺乏对史籍中相关概念的考证，争议仍存。冯承钧等人虽采用广义南海概念，但并未对元明以降史籍中的“南海”进行考证，亦未给出其采用广义南海概念的理由；而韩振华等人则通过对南海海域称谓历代演变及南海诸岛归属的梳理[18]，展示了其立论的依据，所以相较而言，韩振华等人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
三、南海地域范围与内涵
从史料记述和前贤的研究与争论来看，显然，南海的内涵有一个随时代不断变迁的过程，虽则古南海区域自宋以降便基本固定为今南海海域，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其地域范围与内涵并不相同[19]。
就名词概念而言，《诗经》、《禹贡》等先秦时代古籍中已出现“南海”二字，但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其具体范围仍然付诸阙如[20]。刘熙《释名》称“南海在海南， 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而“南海”除作为郡县名称外，约在东汉时才逐渐用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作为水域而言的南海，不同载籍所指范围又很不相同，或指今南海，或泛指今东南亚一带及其海域（略当南洋一词）， 甚至远至印度洋的海域，抑或指爪哇岛至澳大利亚一带的海洋[21]。
关键词：唐宋；建筑；金银器；雕塑；异同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103-01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国号唐。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唐代的许多项技术在当时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也不逊色，下面就建筑、金银器、雕塑加以论述。
一、建筑方面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此时建筑技术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可以用“雄浑壮丽、气魄宏伟、严整开朗”来概括其建筑风格，气度恢宏而从容，堪称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高峰。
唐代的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完美体现。唐文化对东亚各国，尤其是对日本的影响更为突出，如今天在日本被尊为“正统”的“和样”建筑，即是唐代风格。
唐代的许多技术为宋代沿用。宋《营造法式》一书就保存了不少唐代的建筑做法、制度。
宋代建筑风格倾向于含蓄矜持、典雅清丽，与唐代的刚健质朴相比，显得秀柔有余而雄浑不足。宋代建筑的总体布局和唐朝不同，它是沿着轴线排列成若干四合院的组群布局，加强了纵深发展，如正定隆兴寺。另外一些组群的主要建筑已不是由纵深的二、三座殿阁所组成，而是四周以较低的建筑，拥簇中央高耸的殿阁，成为一个整体，如宋画《明皇避暑图》、《滕王阁图》和《黄鹤楼图》都是如此。
二、金银器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唐代的工匠以其惊人的智慧和巧夺天工的手艺，将唐代装饰艺术推向高峰。唐代金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当时重要的手工艺品。
唐代金银器还以其华美富丽的装饰图案著称。唐代金银器造型精美。唐代金银器无论在形制及装饰方面，“可以看到伊朗艺术的影响，也可观察到希腊风格，拜占庭风格，中亚风格，草原风格影响的痕迹，以及唐代工匠赋予其上的浓厚唐代风韵。”（《唐代金银器折射出的历史信息》孙葛，学院文萃、美术学2009、06美术观察117）
两宋时期制造业更为商品化，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贾，都享有着大量的金银器，上层庶民和酒肆妓馆的饰品及饮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银器。随着金银器的社会化，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或纹饰上一反唐代的富丽之风，而变为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
三、雕塑
唐代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支持唐代雕塑的两大要素为佛教造像以及陵墓雕刻皆取得重大发展，体现出雄浑、豪迈的大唐气度。
“中国佛教造像至唐代，在形象的塑造与内在精神的结合，宗教性与世俗性的结合等方面已达到完美的境地。”（《中国美术简史》周伟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8，164页）
早期的陵墓雕刻尚未形成定制，品种、造型与数量皆因陵而异,具有探索开创阶段富有生气的创造精神,例如永康陵的蹲狮，尚存北朝石狮的朴拙格调；唐高祖献陵的石虎与石犀，以巨大的体量与温驯优美的造型，体现了陵墓雕刻所追求的庄严肃穆气氛。唐昭陵六骏是一组纪念性高浮雕巨制，作者以高度写实的技巧，刻划了六骏劲健的雄姿与非凡的气质，代表唐代雕刻艺术的峰巅。但晚唐时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弘气度。
两宋时期，佛教艺术中心南移，巴蜀成为佛教造像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此时，宗教艺术倾向世俗化，现实主义手法在造像中的应用技术日臻成熟。如大足石刻。
宋时期由于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推崇儒家理学思想，开窟造像之风已不如前代之盛。此时雕塑在气势上略输于唐，但在人物性格刻画上，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雕塑的顶峰。（《中国美术简史》周伟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8，241页）
宋陵墓雕刻沿袭唐代传统,但规模与气势明显削弱。雕砖、陶瓷塑像等小型雕塑，但表现技巧有所提高。
总体而言，唐代工艺，崇尚奢华，呈现出华丽精巧的艺术风格；宋代由于采取的是重武轻文的国策，再加上程朱理学的兴盛，理性的光辉闪耀在宋代的设计艺术领域。
参考文献：
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法学中的至显之学，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1。本文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古代律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阐述和再认知。
一．律、律学
“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
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
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
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
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3；；
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
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
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
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
终两宋之世，律学兴废几番，其路坎坷。律学教育在宋朝有三次大规模的兴起，即所谓的“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及“崇宁兴学”，这三次“兴学”可以认为是两宋读书读律风行及律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然而，尽管宋朝统治者对当时的读律之风予以了肯定，但其在设置律博士和官方法律教育机构“律学”问题上的游离不定的态度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律学的发展4。再加上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日益确定、两宋时期对总结司法审判经验的异常重视以及宋代司法中敕的风行等等使得律学在两宋时期事实上沦为“小道”。然而即便“落寞”如斯，两宋律学依然在历史上绽放出了其独特的光彩，突出表现在有宋朝特色的立法成果《宋刑统》之中。《宋刑统》由宋太祖时期的朝廷司法官员和法律专家受诏编撰，经由太祖皇帝诏颁天下而成为两宋通行全国的刑书类型的根本大法，其独特之处在于：1.采用刑律统类的形式，不仅是中唐以来立法编撰形式的一次重要变化，而且也是对传统的封建律典命名的革新。2.添附敕令格式的体例，首开我国立法史上律令敕式合编体例的先河。《宋刑统》不仅在两宋时期得到实施，它还影响到了辽、金、元至明清时期甚至于东南亚诸国的立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朝律学研究的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成就。
元朝未设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律学研究的偃旗息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元代的法制有着浓厚的夷族色彩（如确认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保留蒙古习俗、赋予宗教僧侣法律特权等等），但其主要的趋势是汉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从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编撰“附会汉法”，到处可见律学的影子（应用了汉人历代政权的律学研究成果）。虽然元代律学无法同隋唐甚至两宋的律学研究相比拟，但我们必须看到其在夷法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其凭借元朝强大的军政帝国实力所达致的周边影响力也同样不可轻视。
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性终结
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础上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又有所发展，法制因应集权专制的需要而更加严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古代律学也终于在僵化的总结与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极的因袭与保守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然，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律学对邻国较之前代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的影响。
有明一代，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开国之初。从历30年编纂始成的以“严”、“简”著称的《大明律》，到堪称古代中国社会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诰》以及各种例典，无不是在明初统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作为明代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刑用重典”表征着汉唐以来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此成为明代律学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律学在明代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僵化，但明代律学著作的极大丰富与较为完好的保存、其时中国律学对满清一朝及周边诸国尤其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制建构的突出的影响力，却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律学史中占有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与明朝相比，满清时期的律学异中有同。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构凸现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也有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袭明制并走向终极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虽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出新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当然，这种整理旧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学较为活跃的体现，而且也确实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学对周边国家的法制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不管怎么说，鸦片战争渐渐的近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即将涌动，我们的古代律学也将在隆隆的近代化的号角声中走向终结。而清末律学家沈家本因应时代而进行的中西结合的律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的近代化的句号。
尾论
绵延千载的中国封建社会成就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三代以来从未停息的法制进程也成就了讲求“法条之所谓”的中国古代律学。古代律学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古代律学家们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在仰瞻的同时躬身实践。当前，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应，法学研究也日益繁荣。对古代律学（成就）进行历史的回眸，从中汲取有益于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发展的合理养分，无疑将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于此不吝笔墨展开论述的原因。只要我们不懈的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努力，我想，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样的一幅远景：在古代律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法学至显，法治昌明。
>> 日本人写的中国史说，日本文化根植于宋代而非唐代 中国沙漠里的“日本人”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蜗居 日本人的“中国观” 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 种中国树的日本人 日本人 眼中的中国车 日本人爱写中国字 也说日本人长寿的奥秘在哪里 节俭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收入 日本人的道歉 日本人的宿命 日本人的礼仪 日本人的洁癖 客气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共鸣 抠门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俭” 赎罪的日本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日本人写的中国史说,日本文化根植于宋代而非唐代 日本人写的中国史说,日本文化根植于宋代而非唐代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靳锦")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日】小岛毅 著 何晓毅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46.00元
2005年，日本著名的出版社讲谈社迎来建社一百周年，决定出版一套《中国的历史》作为献礼之作。每月出一本，一套共12本。修史常作为某种阶段性胜利的成果，中外概莫能外，但讲谈社将修中国史作为其重头戏之一，也足以说明其治史之立场与态度。历经五年的协商与编辑，这套书的中文版终于问世。
修史并不仅仅是出版界、学术圈的事情。这套书地图众多，要送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核，有时因两国标准不同，经历过三次退稿。中日关系紧张时，许多日本学者担心出版流产，但最终幸免。不过，这套书的最后两卷《巨龙的胎动：与邓小平》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并未收录进中文版内。
这12本书，从夏王朝开始，一直到现代，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最著名学者撰写。但这同样是一本大众读物，虽然知识严肃，但表达十分活泼，常可见撰写者个人的特色和笔触，并没有教科书式的语感。本套书的目标读者是日本人，撰写者常常有意与日本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在道德和说教上，也有鲜明的日本意识。以《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为例，可管窥一斑：
宋代社会以科举制度为轴心展开。皇帝选拔候补官员的理念得以实现，这是一个赋予考生名誉、培养忠诚心的非常巧妙的制度。科举官僚们与唐末的官僚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
王安石在变法中，将《孟子》与《论语》正式并列为儒教重要经典。此后程颢、程颐对《孟子》的重视，以及朱熹对此的继承和发展，从此确立了《孟子》经书的地位。因此，孟子的最大“推手”其实是王安石。
12世纪朱子学的诞生和13世纪朱子学的体制化，从理念上消灭了唐朝的权威。以唐朝为模范的国家建设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举朱子学政治理念的政权在东亚各地诞生。
现代一般将朱子学放在“哲学”的范畴中理解，与古希腊思想、近代德国观念论并列。但与本来就存在生成论、存在论、唯心论、唯物论等范畴的西洋哲学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这些区分。用这些概念作为分析朱子学的框架有一定的意义，但仅就此认为搞懂了朱熹，笔者持有朴素的疑问。
宗教的本土化是理解朱子学的重要方面。唐代儒教没有解决教义中“心性”的部分，即没有充分关心人的精神问题。自中唐以后，佛教和道教都积极关心人的精神，至北宋，程氏兄弟创立“天之理”的概念，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给“心性”问题一个答案。 王安石在变法中，将《孟子》与《论语》正式并列为儒教重要经典。此后两程和朱熹对此的继承和发展，才确立了《孟子》的地位。因此，孟子的最大“推手”其实是王安石。
朱熹大量引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既经得起训诂学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系统性，适合科举文化，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宋代印刷技术发达，被道学所用，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没有印刷技术，朱子学的普及是不可想象的。
南宋以后宗族的普及与朱子学的发展，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地方名公多为朱子学系统的人，地方统治的理想形态为：“我作为一个判官虽然只有跟别人差不多的能力，但是我追求的，却是没有诉讼的社会。”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称霸世界的某个大国，实在是令人感慨万端。
直到唐代为止，穷人一直都被称作贱民或者奴婢，是一种私民现象；可到了宋代，基本上全部作为佃户良民登记。单婚家庭的小农经济取代了大规模的庄园经济，政府在政策上根据传统的亲民思想要保护取得自立的农民家庭。这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庶民终于成为政治关心的对象。
清朝对宋代的态度有两面性：推崇宋士大夫的理念，但对华夷思想十分敏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作为一个开放的和平文化国家的宋朝的形象。王安石的新法，也作为一种早期对近代社会的追求而受到高度评价。李约瑟认为宋代科技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宋代在许多方面，至今发挥着激发汉族民族主义感情的重要作用。
宋代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特殊，存在于我们（日本人）内心深处。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的传统”，根植于宋代文化，现代日本可以说是宋代文化的继承者。换言之，现代中国并非中国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统和独占的继承者。认识到宋王朝的统治版图与今日中国的国境线并不一致，认识到宋代文化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才是我们今日研究宋史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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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国维 戏曲 研究方法 考据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被公认为中国戏曲研究上的里程碑，为中国戏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书不但为研究中国戏曲提供宝贵资料，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以历史考据为根本的研究方法更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借鉴，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说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宋元戏曲考》等是也。”就我看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客观历史依据和主观个人情感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但客观依据又与个人情感相矛盾，理性与感性也时有冲突。
先说理性的一面，《宋元戏曲史》追根朔源，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纵向展开。以年代为纬，从上古中国戏曲的萌芽开始，层层探源，从先秦之巫乐到汉代之角抵；从唐朝的歌舞戏到宋代的滑稽戏，将中国戏曲从滥觞到成熟的过程叙述详尽。中国戏曲研究在古代曾长期受到冷落，研究范围窄，研究成果很零散。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戏剧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工具而存在，文人雅士不屑于对戏剧深入研究，故而成果较少。可以说王国维是中国戏曲研究的先驱者。许多生僻和久远的概念，早已被人遗忘，王国维先生却再度提出和定义，填补了文献上的空白。作为开拓者，要说清中国戏曲发展的脉络是很艰难的事，王先生引经据典，以翔实的史料和古代典籍为依靠，用考据的方法将许多鲜为人知的概念解释清楚，务求究其本源。开篇首章叙述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年代追溯久远，许多概念模糊不清，是前人从未涉及的领域。王国维先生于是率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解释，他分别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从中国戏剧发展的内在因素来论述，他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最初起源于远古的“巫”和“巫见”。对于这个概念王国维先生在书中是这样阐述的：“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巫见’在女曰‘巫’。”静安先生在此只用寥寥数语就给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下了定义。这个定义既非凭空想象更不是武断臆测，而是有史料为证，王先生在这段话中引用了《楚语》中的解释，为定义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支持，增加了可信度。给这个模糊的问题下了结论，同时也将“巫”和“巫见”这两个崭新的概念呈现在世人面前。对于这两个新的概念，作者又更进一步的扩展开来，指出两者的功用和区别，并将与“巫”相近似的“灵”和“保”等概念推出，加以细分，指出其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由本探源，层层解析。作者为了将起源问题阐释清楚，先后引用了十几部典籍，务必使每一句话都有史可依，每下一个定义都出自认真考证，可见王先生治学之严谨，学识之渊博。王先生于本书的第五、六、七章分别考证了宋官本杂剧的段数和金院本名目以及古剧之结构。此三章的考证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作者煞费苦心并最终做出判断认为中国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此三章的论述几乎纯以考据为主，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以客观考据为指导的治学理念。其次，在纵向论述中国戏曲发展脉络的同时，王先生在横向上论述了异族文化对中国戏曲发展的影响。中国戏剧从中华文明的母体里萌芽产生，但要发展和成长更需要外界给予充分的养料。对于异族文化对中原戏剧的影响，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如作者认为《拨头》一戏出自西域，或出于拨豆国或由龟兹国传入中国。作者在此引用了《旧唐书》、《乐府杂录》以及《北史》里的可靠资料，从史料里寻找依据，从内外两方面将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阐述清楚，指出中国戏剧在其萌芽阶段，就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以文献考据为基本方法，以宽广的文化观点为基本原则，以一种独特新颖的视角来说明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观念。而客观考据则是王先生论述问题的基石。
再说其感性一面，《宋元戏曲史》一方面体现了王国维先生史学家的客观冷静，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文学家的感性气质。作者在第十二、十五章以充满感情的笔墨，以诗人的热情来评论元剧和元南戏之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元代戏曲的赞赏和喜爱之情，其对元剧的独特见解更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王先生认为元曲其妙处在于两点，先来看这一段话：“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王先生认为元曲之佳处在于自然，并将元曲尊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这种观点已经带有较浓的主观色彩。接下来作者又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王国维先生在这里直接把元代戏曲和明清戏曲区别开来，认为悲剧是元代戏曲的特色。可见元曲中含有悲剧，被作者认为是其第二个佳处。王先生更推举出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为中国悲剧之最，认为这两部剧“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在这里，王先生运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将中国戏曲放在世界大范围中进行比较，将西方戏曲和中国戏曲相互对比，亦带有主观色彩。
在对元曲做出总体评价之后，王国维又分别对元曲的文章以及元剧作者谈了个人观点。他认为元剧文章之妙在于有“意境”，元剧文章“写情沁人心脾，写景在人耳目，述事如其口出。”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作者对元剧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紧接着作者更是以激情飞扬的文字评论元代曲家，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在这一段对元代曲家的评论中，王先生从冷静客观的学人转变为激情喷发的诗人，作者将元曲作家和唐宋诗人作对比，更加直观生动，短短几行文字就将元代曲家各自的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概括清楚，即突出了本书“史”的特色，又很好的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是史论的完美结合。让人读之精神振奋，时时为作者的情绪所感染。虽然这些评论仅仅是王国维先生的个人观点，但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其独特新奇的评论方式让人不得不信服。仔细阅读此书整个第十二章，可以看到王先生情绪波动起伏的痕迹。前半部分评论元曲之佳处，作者好像悠然品茗，乐在其中，情深而内敛。至于评论元曲文章之妙，则先生赞赏之情已溢于言表；直至谈到元代曲家，作者的感情已像飞瀑奔流，激情迸发，写得畅快淋漓。王国维先生在此强烈表现出了文人的情感。
上文从《宋元戏曲史》中看到了王国维先生治学中主观和客观和谐的一面。全书以历史考据为根本的章节约占9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感性以理性为依托。总体看来，作者在主客观一致的问题上处理得较好。但有时，两者又不免矛盾，王先生的一些个人观点就我看来还值得商榷，如谈到元代戏曲与明清戏曲之优劣时，王国维先生明显有抑明清而扬元代的态度，先来看他的一段话：“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后，则明初杂剧，（中略）尚似元代中叶之作。至仁宣间，而周宪王有镦，最以杂剧知名，（中略）其词虽谐稳，然元人生气至是顿尽；（中略）此后唯王九思、康对山海，皆以北曲擅场（中略）虽有佳处，然不逮元人远甚。（中略）此戏明中叶以前，作者寥寥，至隆万后始盛，而尤以吴江沈伯英、汤义仍显祖为巨擘。沈氏之词，以合律称，而其文则庸俗不足道。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从上文所引的文字看来，王先生认为元代戏剧贵在自然本色，明清戏曲则过于匠气，不如元代戏曲之真实自然，因而鄙视明清戏曲，而独好元曲。王先生的话有合理的成分，但对明清戏曲的鄙弃不免偏激，对明清戏曲的评价有失公道，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偏好。在王先生看来，作品是否自然有意境是评判其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这种评价方式依个人喜好来定，以至于连情辞俱美的汤显祖也被贬低了。在元代戏曲与明清戏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不同的人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欣赏角度，王国维先生的观点虽有道理，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另外，王国维先生由于受到叔本华悲观思想的影响，似乎有一种以悲为好的观念，将悲剧看成是戏曲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将戏剧中是否含有悲剧作为判断一部戏剧优劣的主要标准，认为悲剧是元代戏剧能够代代流传，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作为评判依据，认为明清之戏剧不如元。这个观点深深带上了作者的主观烙印，含有悲剧因素只能说是元代戏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区别于明清戏剧的主要标志，但不能作为一部戏剧优劣的评价标准。这与王国维先生本人的审美观念以及哲学理念有关，作者将这种独特的评价方式运用到学术著作中，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但他的评论仍然极富个性，读之使人获益颇深。
上文从理性和感性，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在考据方面力求客观准确，对文献上存疑的问题决不会妄下定论，从而能够看出王先生作学问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学者风范。在文献考据方面作者力求客观，表现出理性的一面，在文学评论上，王先生则给出自己的见解，个人的喜好和偏爱表露无疑，在比较元明清戏剧的优劣上明显的带上了个人的主观烙印，把握不够全面。综上所述，王国维的这部《宋元戏曲史》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感性评价建立在理性依据的基础上，体现了学者做学问的可贵品质，而其过于偏激的评价方式，以及依据个人偏好来判定作品的优劣，又是其主观不遵循客观的表现，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先生智慧的结晶，总体上说，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戏曲研究资料，其以历史考据为基础，文史交错且融合文化观念，以纵向分析主，横向评价交叉其中；以理性分析为主导，感性评价为辅的研究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叶长海.宋元戏曲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4］解玉峰.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文学遗产，2005年02期.
［5］文必芳.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燕山大学学报，2003年02期.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 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 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一、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 (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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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 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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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黄人、林传甲各自所著《中国文学史》发韧之作的百年以来，我国已出版了千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其中中国山水诗史之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才有几部山水诗史研究专著问世，如王国樱《中国山水诗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丁一泉《中国山水诗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年版)、李文初等《中国山水诗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玫《六朝山水诗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且大多为山水诗断代史。令人所欣者，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以下简称《灵境》)，以其近百万字的宏篇巨制，将中国山水诗的研究推向了空前的新高度、新水平、新境界。《灵境》两位主编乃治学有成的学术名家，其他几位参撰者，如王英志、尹恭弘、张晶、韩经太、廖可斌等，均为独擅胜场的知名学者。因此，这是一部强强联合、精心结撰的中国山水诗通史的空前巨著，也是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江苏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结项的丰硕新果。较之以往的中国山水诗研究著作，《灵境》的创新之处，约有五端。
其一，尊重史实，立论新稳《灵境》中许多新人耳目的见解，都是建立在对山水诗史客观而理智的逻辑描述基础之上的，摈弃了浮根之淡。例如第一编“山水诗的形成”，作者在具体分析了《诗经》时代人们对自然意识不断变化的过程之后，得出了“人们对待山水的态度也有一个从《周颂·般》的敬畏崇拜到《郑风·傣》的亲切嬉戏的变化”《灵境》，下文所引该书者，仅标页数)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的这种对应关系的认可和为了表现这种对应关系。《诗经》的无名作者们创造了‘比兴’手法”《诗经》时代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认识，尽管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人们尚未将山水景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但人们对于山水景物意识的不断增强，却为山水诗的诞生，起到了必不可忽缺的孕育作用。如此立论，都足以新人耳目而令人信服的。
《灵境》以两编的篇幅，将唐、宋两代山水诗地位定格为“第一个艺术高峰”与“第二个艺术高峰”。如此识断，是完全切合唐宋山水诗发展之实际的。尽管《灵境》是按照“四唐诗”的分期贯例来论述山水诗之历程的，但却能以“傍城心态与营构匠心”(初唐)、“情景自然的清纯意象”、“山水造境中的清发意兴与创变精神”(盛唐)、“山水诗美的两种意态”、“别有幽峭明净处”(中唐)、“诗意山水与晚唐风韵”(晚唐)等新异的发现来勾勒出唐代山水诗不同阶段的别样风采与神韵，体现出作者学术眼光之敏锐与独识。
其二，写法多元，史迹明晰《灵境》是一部多人合撰的力作，因此，该著的写法也因各人行文习惯与风格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本书采用纵横结合、点面结合、叙议结合、史论结合的写法。在横向上，力求展现出古代山水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美学特征，突出论述名家大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在纵向上，尽可能清晰简明地描述古代山水诗孕育、形成、兴盛以及停滞、变化、发展的流程。”正因为《灵境》始终贯穿着多元而灵活的山水诗史之写作方法，所以，该书行文畅达而有势，疏密相间而有致，剖情析采而有味，富于理性而有情，逻辑严密而有信。而这多元灵活写法的组合，说到底是为了凸显中国古代山水诗丰富多彩的历史轨迹。这从《灵境》六大编的编目便可明察作者精合营构的高明之处:如:第一编:山水诗的形成;第二编:山水诗的第一个艺术高峰;第三编:山水诗的第二个艺术高峰;第四编:山水诗的承续与发展;第五编:山水诗的复古与新变;第六编:古典山水诗的集大成。这六条大纲，便将《诗经》时代至清代三千年山水诗史的历程勾勒得十分清晰。至于每编之内的章节设置也都极为精要而明了。如第六编共设四章。第一编:易代二臣山水诗的社会政治性;第二章:清初遗民山水诗的民族意识;第三章:顺康山水诗审美性的强化;第四章:乾嘉山水诗审美性的成熟。仅从标题看，每个时期山水诗的风貌与特征便已一目了然.具有鲜明而浓郁的诗史色彩。
《灵境》在多元灵活的叙写方法中，值得推许的是，在全书中运用得甚为普遍而恰到好处的“比较论析法”。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山水诗的比较论析，更生动而明晰地突出山水诗创作的动态轨迹与作家的风格特征。如论述《楚辞》自然山水描写的不同特征说:“比起《诗经》来，楚辞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显示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力和更高级的艺术表现力。
《诗经》中的景色描写是本色的、质朴的，而楚辞中的景色描写却绮丽多彩。在楚辞中，自然景物不像《诗经》中那样仅是某种情绪或意念的揭示，而往往自身就表现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是诗歌意境的有机组成。宋代诗人善于学习借鉴唐诗并大胆开拓创新，形成了别有意味的宋诗特征，而作为宋诗有机组成部分的大量山水诗，其创作特征与唐代山水诗相比颇为迥异。《灵境》从七个方面加以概括:题材进一步扩大，且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为密切结合，更富有乡土风情与生活气息;山水诗与田园诗更趋于合流的现象;山水诗中多寓慷慨悲壮的爱国深情;山水诗中多是文人意象与书卷气息;与宋学盛行有关，山水诗中普遍含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邃哲理，呈现出较强的理性思辨色彩;与宋代山水画的辉煌有关，山水诗与山水画更趋同步共构之表现趋势;在山水诗的表现诗体(多用绝句)、方法、意境、技巧与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与唐诗不同的风貌。真正描绘出宋代山水诗原生态之情状，力求表现出宋代山水诗“这一个”独特的体貌，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论述盛唐山水诗代表作家王维、李白、杜甫山水诗的特征时，作者结合唐代儒、道、佛三教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诗人独自的思想与性格特征，指出他们对山水不同的关爱之心:“盛唐三大家，王维待山水以禅心，李白待山水以仙心，杜甫待山水以仁心。如此论说，虽是对“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传统雅称的移植，但用在对三大家山水诗情怀的评价上，却是别具新意而又各得其所的。这正体现了作者慧眼独具的鉴别比较能力与惨淡经营的学术用心。像《灵境》这一类切实而深刻的比较论析，委实是作者灵光烛照、学力深厚的具体表现，它时时可见.别具魅力，是《灵境》中一道令人留连忘返的学术风景线。
三、命名类型，凸显个性学术创新的意义，在于“善命名”与“别异同”。‘.别异同”之创新特征己如上文所述。而..善命名”，则又是《灵境》难能可贵的超人之处。该书在论述盛唐山水诗时善于从纷繁复杂而丰富多彩的创作现象中，高度概括并命名为“三大系统”，即:“以吴越清丽山水为标志的江南山水诗;以秦中朴野山水为中心的北国山水诗;以西部苍莽山水为主体的边塞山水诗。”这种以地域版块来命名唐代山水诗系统的学术理念，基本描绘出了盛唐山水诗创作的形貌特征。
清代是中国古典山水诗的集大成时代，其山水诗的体裁、类型、风格、流派之多，在中国山水诗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在“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清代山水诗的大观园里，作者为我们命名了一系列别具异彩的山水诗人类型，例如，《灵境》第六编的第一章、第二章，将“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的山水诗命名为“明末审美型山水诗”，“入清政治寄托型山水诗”; 将“‘诗与人为一’的吴梅村”的山水诗境命名为“虚构型山水诗境”、“激楚型山水诗境”、“闲适型山水诗境”;将“写境兼造境的诗人吴嘉纪”的山水诗命名为“忧思型山水诗”、一审美型实景山水诗”、“审美型虚景山水诗”;等等。这一系列新颖别致的命名，不是作者的随心所欲、顺手拈来，而是对这些诗人的山水诗作悉心揣摩、反复咀嚼之后的知音之赏，中肯之评，是作者对审美对象的了然于胸、对审美主体的全面把握之后所作的点睛之笔、闪光之点。其他称苏轼为“宋代山水诗的艺术大师”，称朱熹为“山水理趣诗的杰出创造者”，称元好问为“金代山水诗的巍峨之峰”，等等。这些极具山水诗人个性特征的命名，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它们犹如一粒粒闪光的珍珠，体现出颇为厚重的学术份量。
四，审美观照，揭示本质山水诗是人类对于自然景物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达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山水诗的美来源于自然美。自然美是山水诗美的基础，而山水诗的美是诗人对自然界的美感认同的结果，此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语)。所以，山水一旦成为“山水诗”，它就是审美客体的“山水”与审美主体的诗人亲近融合的宁馨儿。鉴于此，《灵境》在阐析众多山水诗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审美的理念与审美眼光，既注重“山水”自然物的审美把握，又注重诗人本身性格与思想的审美理解，从而揭示出中国古典山水诗丰富的美学内涵。正如《灵境》“导言”所指出的那样:“山水诗并不限于描山画水，它还描绘与山水密切相关的其他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山水诗是诗，诗的天职是抒情。许多山水诗就抒发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美惊奇、喜爱、沉醉、赞赏之情。这种审美型的山水诗，是典型的山水诗。但中国古代的山水诗，还往往和优国伤时、怀古咏史、羁旅行役、送行游宴、田园隐逸、求仙访道等题材内容结合，抒写并非单纯审美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山水是美的，而渗透融合了诗人之思的山水诗更具灵动蕴藉之美，其中由于时代的差异与诗人个性、思想及遭遇的不同，他们的山水诗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灵境》正是就此作了颇为精彩的审美观照，以揭示出山水诗美的本质。例如第三编对苏轼影响下的几位诗人山水诗美学风格的归纳便是如此。书中称苏辙是“雅适中见深醇，’;秦观是‘.风骨俊秀，刚柔兼具”;晃补之是“凌丽奇卓，善写动态”;张未是.‘自然奇逸，雄拔疏秀”;陈师道是“质朴深挚，凝炼精工”;孔武仲是“雄丽豪迈，意气腾凌”;孔平仲是“夭矫流丽，清奇自然”;贺铸是“清刚豪放，工于发端”等等。《灵境》中还较多采用“境界”这个美学概念来阐析山水诗人的美学特征，来探论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从而揭示山水诗的美学意蕴，委实是高人一筹的山水诗研究佳构。
五、赏论精妙.可读性强《灵境》所选诗人诗作众多，大多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名家名篇。对于所选山水名篇佳构 的鉴赏论析，堪称别有会心，得其环中。既有精妙的剖情析采之赏，又有精微独到的理论概括。如果说名家名篇是支撑 《灵境》巨著的骨架的话，那么，鉴赏论析便是丰富《灵境》巨著的血肉。阅读此类文字，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流连往返，回味无穷。如对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诗的分析。其诗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鑫，参差烟树五湖东。”阐析说:‘.真是千古沧桑一抹云烟的感觉。杜牧此诗的卓立处，在于已将世事感叹与眼前风光全然打破，然后重新组合。这样一来，景语与情语，风光与思想，几乎无法分辨。由此达到了诗情、画意与史诗三者完全复合的新境界。”如此“人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精妙解读，既有助于对诗歌本身精义的很好把握，又有助于审美的理论的体悟，可谓其味无穷，百读不厌也。像这类优美雅致、别具魅力的精妙赏论，全书不胜枚举。因此，《灵境》除有很强的学术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也是过去的同类著作难以比肩的。
总之，《灵境》一书，其学术性之高，可读性之强，创新性之最，委实是山水诗研究的空前力作。人无完人，书无完书。此书在编写体例上尚有不统一之处，有的“编”内有“绪言”与“结语”，有的只有“绪言”而无“结语”，有的则“绪言”与“结语”全无。此外，清代山水诗史只写到“乾嘉”时期，这样，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似有欠妥之处。不过，瑕不掩玉，《灵境》必将以其自身特有的学术价值而永载山水诗研究之史册，由此影响并推动中国山水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