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7 20:25:43
【关键词】 区域经济理论 口岸 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口岸经济的发展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作为一 个更大的经济系统，凭借其自身具有优势的经济要素，必然要对处于落后的、劣势的口岸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区域经济要素要向口岸经济要素传递或渗透，使其形成新的配置、联系、结构、影响等，从而优化口岸经济要素结构，例如改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口岸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市场贸易规模等等，以提高口岸经济发展水平。而口岸经济推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地域分工的不同所带来的成本差异，因而引起经济系统之间的经济要素传递与流动，造成经济要素之间联系、影响、作用的结果以及形成新的、积极的要素结构配置，进而建立更为合理的经济要素配置方式，发挥其经济功能，提升经济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世界经济竞争正在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以区域经济合作的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也随之发展。最早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是以古典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导致各成员国在某些生产领域的取得专业化发展，相应的生产活动开始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中，进而使每个国家的总体利益都增加。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布朗、小岛清等人研究了“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小岛清提出的协定分工理论，认为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后，企业可以摆脱原有市场规模的限制，通过协议使各成员方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除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可以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贸易壁垒限制，从而能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20世纪70年代， 形成了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它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行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结合而成。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异，但是它认为世界经济技术存在一个从先进国家到落后国家的传递过程。在产品和技术周期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生产区位在不同发展国家之间转移，并通过产品交换实现比较利益。后来又产生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为基础。认为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等是贸易利益产生的重要因素；思考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中忽略的假设条件，强调运输成本对国际贸易量的影响。在同样的贸易条件下，两国间距离越近，贸易运输成本就越小，交易费用也就越小，贸易量就会越高，贸易量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区域经济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等因素。产业部门的经济地理集中导致地区经济的持久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进一步使生产和创新集中。由于地缘因素、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市场演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贸易利益以及其他共同利益，依然有进行经济合作的必要，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与方式。基于以上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绥芬河作为中俄两国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必须尽快进入一体化进程中。
边境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东北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在中俄共同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范围内，绥芬河已经走进了一体化进程。而且作为中国重要的口岸城市之一，绥芬河正在中俄以及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交通优势、较高的开放度以及中俄经贸合作全面升级的重要机遇，绥芬河应尽快成为东北亚陆海大通道经济带上的一个发展热点，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交流担任重要的角色。
绥芬河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距离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参崴230公里，与俄罗斯有一条铁路、两条公路相通。俄罗斯引导着中俄大企业对接，在能源、原材料等大项目合作开发上都有合作的空间。参与俄远东远东地区能源、原材料开发，不仅是对俄投资合作的重头戏，也是我国能源开发战略的需求。俄远东是世界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在石油、天然气、木材、贵金属蕴藏量之大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无与伦比。因此，建立大绥芬河经济区势在必行。对此，绥芬河市应积极态度应对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做好区域一体化的工作：1.签订两地建立经济区的框架协议。2.按照“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制定大绥芬河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升区域开发战略加快开发步骤、促进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与合理利用资源。形成整体发展态势，提升整体竞争力。3.制定统一的区域经济政策。4.在规划、土地、环保、交通、外贸、旅游、市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进行磋商协调。5.统筹安排经贸旅游，招商投资和环境推介等方面的活动，包括共同组办洽谈会、区域发展论坛，统筹安排区域性市场的功能协调等。6.建立文物风景资源共享、文化、体育互动机制；包括大型文体设施、高等院校等社会事业的协调、共建、综合利用等。7.银行、交通、电信等部门研究出台两地同城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8.积极与俄方就建立经济特区事宜进行对接，实现双向互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绥芬河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得发展。2010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60.5亿美元，占全省边境贸易总额的50%以上；边境上的小额贸易占全省的87%；口岸过客44.8万人次，同比增长52%；过货量占全省各口岸过货总量的70%以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绥芬河是在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2001年7月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辟了两国合作的新纪元，为中俄边境地区的投资与合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和政治保障。为绥芬河的发展展示了稳定的、可预见的、良好的发展前景。2011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将达78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7%。这些都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开始进入“快车道”。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明显加快，已经出现了联手互动、协调推进的开放格局。
参考文献：
[1] 江建能.我国对俄边境口岸物流发展问题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4 - 49.
[2]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9.12.
[3] 宋魁著，《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概论》，哈尔滨出版社，哈尔滨：1998.3.
[4] 韩 飞《基于SWOT方法对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发展趋势分析及对策》商业经济 2010.6 19-22.
作者简介：薛双：哈尔滨商业大学2010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
肖亚军：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生，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关键词】中俄边境 贸易发展 口岸城市
一、对俄罗斯边境口岸现状及其作用
（一）对俄边境口岸现状。
中俄边界总长约为4463千米，其中东段边界长为4423千米，西段长为40公里千米。因此，对俄罗斯边境口岸主要分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黑龙江省东北部。对俄罗斯边境口岸特点：一是历史悠久。特别是东北地区许多口岸从20世纪末就已经萌芽，如满洲里铁路口岸、绥芬河口岸等。二是层次类型具有多样性。从开放期间来看，不仅包括常年开放的各类口岸，也存在分季节开放的口岸；从开放对象来看，即允许持有特效护照以及签证的两国公民、货物等通行，又有专供双方公务人员相互往来的临时口岸。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佳木斯市口岸城市将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二）中俄边境口岸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作用
中俄边境口岸在中俄经济合作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满洲里口岸，位于内蒙古的东部，同时紧靠东三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和环渤海经济圈密切联系。同时，满洲里口岸向西延伸能够直接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货物经过圣彼得堡、莫斯科，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港，直接将我国的货物出口到欧洲地区，对我国对外出口贸易起了推动性作用。并且在同江铁路大桥、前抚铁路、黑瞎子岛公路口岸通道建成后，将直接通过远东铁路和公路网与俄罗斯连接。至今为止，佳木斯市在俄远东地区从事劳务、贸易人员已有2万多人，设贸易企业35家。2008年之前，佳木斯市签订对俄贸易合作合同达35项，金额约10.6亿美元，对俄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包括科技、经贸、旅游贸易、劳务输出等10多个方面。在佳木斯、同江、抚远等口岸分别建有建材、家电、果蔬等批发大市场和物流园区，极大的推动了对俄贸易的多样性。
二、佳木斯市对俄发展经济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
佳木斯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是黑龙江省东部的经济中心，佳木斯市有着佳木斯、同江、抚远等5个对俄口岸。强大的交通运输、商品集散能力成就了佳木斯的物流中心的地位。是与俄罗斯东北亚等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关键地。同时抚远三角洲实行“一岛两国”的措施更加大了两国的联系。佳木斯市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在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合作开放“金三角”格局中处于黑河以南、绥芬河以北的核心位置，发展对俄贸易与其他口岸相比更具优势，是对俄贸易发展的关键一地。佳木斯市现有5个国家一类对俄口岸的地缘优势。其中抚远县与佳木斯市同江口岸分别与远东地区最丰富的交通运势和商品贸易地哈巴罗夫斯克市和俄犹太自治洲首府比罗比詹隔江相望。佳木斯不仅是中国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合作的大平台，也是亚欧、亚美的连接地，是对俄贸易合作不可缺少的桥头堡。
（二）交通优势
在水运方面，佳木斯市已开通抚远乌苏镇―俄罗斯卡扎、同江―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比罗比詹两条国际水路客货运输通道；航运方面，佳木斯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际航班及佳木斯东郊机场已开通；同时还有佳木斯市同江口岸即将竣工的同江中俄铁路大桥将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口岸直接相连接，西连欧洲大陆，东通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融汇贯通，极大地推动对俄贸易发展更上一层楼，充分带动佳木斯市同江口岸在各大口岸中的群体优势，大大提高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乃至我国的对俄出口的贸易水平，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发展对俄贸易并向其中心地带蔓延，以及东北亚周边等国家的扩展起了推动性的作用。
（三）国家对佳木斯市口岸的政策扶持
2003年10月，黑龙江省政府授权佳木斯市政府与俄罗斯犹太州政府签订了同江中俄大桥建设议定书。2004年被黑龙江省政府确定为拟建的三座对俄跨江大桥之一，同时被列入省发展交通规划当中。同年8月送交俄犹太州政府由天津铁道三院组织完成了项目相关的可研报告，并按俄方要求翻译成俄语。9月份，国家发改委受理了省发改委的立项申请。国家发改委并发函向外交部、公安部、铁道部、海关总署、总参办公厅有关的五个部委征求了意见，均对中俄建桥项目表示肯定支持。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消息，委托黑龙江省政府与铁道部共同进行项目前期工作进行研讨。同时佳木斯市同江中俄铁路大桥项目被黑龙江省发改委列入了省“十一五”发展交通规划，并纳入了黑龙江省与铁道部签署的“十一五”期间铁路及相关项目的协议中。
（四）民族风情优势
佳木斯市现居住人口中有蒙古族、回族、朝鲜族、满族、赫哲族等37个少数民族。其中赫哲族是佳木斯的特有民族。赫哲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形成了具有明显东北内陆特色的赫哲族文化。赫哲族人民能歌善舞，拥有独特的衣着服饰、渔猎工具、食鱼文化、体育竞技项目、手工艺品等民族风情。赫哲文化是佳木斯市同江口岸旅游对外宣传的“明信片”。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等相关第三产业，为让俄罗斯友人更加了解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为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可行的一步。
三、中俄边境口岸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一）口岸发展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尽管佳木斯市中俄边境口岸贸易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国的经贸往来，影响了两国的经贸合作与发展。
（1）流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不断强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政界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常常散布“中国”，同时，在中俄进出口贸易合作方面，我国一些非专业的劳务人员以及奸商通过非法渠道滞留在俄罗斯，给两国经贸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信任问题。在俄罗斯社会传媒中也散布着一些中国会向远东地区扩张的不实言论，对中俄贸易产生了相对的阻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了俄罗斯与佳木斯市的深入合作。
（2）文化差异。中俄口岸城市处于两国的交界地带，这导致了两国文化差异的碰撞，更有“民族优越论”者的存在。两国文化差异不仅在语言、宗教以及生活习惯上，更多地表现在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上。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奋、节约、勇往直前以及爱和平的民族特点，俄罗斯民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享受当下，逐渐扩大生存空间等因素，更被称为“战斗民族”。当然，这与俄社会性质有不可忽视的联系。两个性格各异的国家，在中俄边境城市的贸易合作中经常显现出不同的体现。
（3）地理环境影响。中俄边境口岸进行贸易合作经常会受到季节的影响。其中一些水运口岸，并不能常年都开放。俄罗斯的额布都格、阿日哈沙特以及阿尔山就属于季节性口岸，对于我国的佳木斯市的同江、富锦以及抚远等对俄口岸，在遇到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冷天气时，江面冰封，无法进行运输。另一方面，一些公路口岸路面是用比较劣质的沙石铺成，导致路面不平，弯路较多，线性不好等现象。这些因素都会大大降低我国与俄罗斯贸易的进行的效率。
（二）对俄边境口岸发展对策
（1）加强口岸经济意识。在佳木斯市的边境口岸的发展中，应该创新思想，坚持实践，不断强化口岸经济意识，提倡口岸观念。首先，聚力于经济全面创新的转变。仅仅通过进出口贸易得单一式的经济合作难以快速提高经济实力。坚持以口岸为核心，有助于打造口岸集群模式。其次，注重宏观经济效益，外向型经济服务核对新的经济增长点都表现出每个口岸的经济效益。
（2）突出口岸各自的优势。各边境的地缘不同导致优势不同，在与俄发展中，口岸城市更应该突出各自的特色，互帮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和谐发展。如黑河口岸应该充分利用其鹤岗口岸的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贸易；佳木斯口岸既是中俄贸易的港口优势我国通往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应利用该优势进行国际进出口贸易合作；绥芬河口岸应该大力发挥商品贸易口岸作用，加强技术核心，发挥陆海联运的优势，为成为自贸区打下坚实的基础。
（3）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中国在未来中俄合作的发展中，应该根据俄罗斯的市场经济特点制定出针对性的合作方案，真正的做到“因地制宜”，真正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确切的实施，积极打造良好的合作环境，整顿旅游购物等第三产业贸易，对相关产权加强维护，营造平等的竞争平台，通过经济合作方式的创新来推动贸易的发展。在大力发展传统的商品贸易的同时，引进俄航空、航天事业上的成果，加大核心技术的合作，实现俄与佳木斯市边境贸易合作的多方位发展。
四、中俄边境口岸城市经济发展前景
多年以来，中国与俄罗斯都是双方极为重要的商务贸易方面的合作伙伴。将近十年，这是中俄历史上双方贸易活动最为频繁且贸易数额增长的幅度最为迅猛的时期。其中在2014年，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贸易额增长了6.8%至952.8亿美元。对中国来说，第一，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并且污染程度小，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对方这方面的资源优势，与俄罗斯进行生产合作，培育绿色、健康、无公害农产品，开拓俄罗斯农业市场，以及为中国木材加工业提供充足原材料，弥补木材供应不足问题。第二，中国可利用本国劳动力优势，加强俄与佳木斯市地区合作，可以解决中方劳动力就业问题，对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改善农民生活有效手段。第三，中国的畜牧技术相对落后，畜产品科技水平和产品附加值都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中，俄与佳木斯市加强合作有利于我国依托俄罗斯广袤草原和先进畜牧技术来促进中国畜牧产业的发展，改变中国畜牧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就俄罗斯而言，第一，俄罗斯原木关税大幅度上涨，着力发展本国木材的深加工业，但因为俄罗斯有限的木材深加工技术水平，致使木材深加工产业的发展进程极为缓慢。在加强俄与佳木斯市合作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地吸引中国木材深加工企业在俄罗斯地区投资开办工厂，并引进木材深加工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提高俄罗斯木材深加工水平。第二，加强中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建设，不仅能加快俄部分地区的开发建设进程，还能解决财政对地区拨款不足问题，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质量。第三，由于俄罗斯地区地广人稀，其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劳动力不足。而中国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两国的合作是以己长处补对方短处，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两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目前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实施“一带一路”经济政策方针，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佳木斯市口岸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两国政府必将会在中俄边境城市贸易合作中给予资金、政策、项目方面的支持。当两国经贸合作深化的时候，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依存度也在不断加深，同时中俄边境城市的关系也会逐渐朝整体化发展并得到深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区域经济；海峡两岸；共同市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85－04
200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与中国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中明确指出：“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进而建立稳定的经济合作机制，并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2007年6月27日，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会上，发言人又指出愿意促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
“两岸共同市场”在本质上属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因而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可适当采取“政经分离”、“经贸优先”等灵活、务实的做法，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事宜。从区域整合看，“两岸共同市场”是中国作为整体在参与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种次区域经贸合作形式，即“两岸共同市场”的构建将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遵守国际法则，追求两岸经贸上的互惠互利。
一、当前海峡两岸经贸形势分析
1.两岸贸易额再创新高，但与前期相比，增势趋缓
据大陆商务部统计，2004年两岸贸易总额达783.2亿美元(首次突破700亿大关)，较上年增长34.2％；2005年，在台湾岛内外贸增幅明显放慢的情况下，海峡两岸贸易持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贸易规模再上一个新台阶，贸易总额达93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5％；2006年两岸间接贸易总额再创新高，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78.4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18.2％。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207.4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从台湾进口871，1亿美元，同比增长16.6％。2007年海峡两岸贸易总值达到1023亿美元，台湾对大陆顺差创历史新高，达462.6亿美元。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最大顺差来源。2006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持续减少，投资金额增长速度放慢，甚至有所下降，台湾对大陆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低于大陆整体进口增长水平2个百分点。
2.两岸贸易关系、贸易结构有所改善
(1)两岸贸易向直接形态转化。近年来，两岸转口贸易增长加速，2005年两岸转运贸易总金额约715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78％；在两岸转运贸易兴起后，一种由其衍化而来的过境贸易形式也蓬勃发展。由于过境贸易只办理过境手续，毋须向第三地海关申报货值，有关贸易数据并未统计。但据有关方面估算，目前两岸过境贸易货值约400亿美元，占转运贸易总额的近六成或两岸贸易总额的四成多。有专家认为，未来这种“转单不转运”的贸易形式将日益活跃，手续更加灵活，大有取代转运贸易并主导两岸贸易的趋势，从而逐渐突破间接贸易的限制。(2)两岸贸易依存度进一步加大，贸易结构由互补型向产业分工型转变。随着两岸贸易发展，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呈持续上升趋势，同时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依存度减弱。目前台湾地区在大陆出口市场中的地位排在第七位，其进口市场地位仅次于日本、欧盟和韩国。(3)两岸贸易产品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贸易基本以资本设备、中间产品及零部件、农工原料为主，近期两岸贸易产品结构多为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化工品、车辆设备、光学仪器等，而且两岸贸易产品出现高度的集中性和重合性，显示了两岸贸易结构已由比较优势产品的交换，逐渐转变为由两岸产业分工所决定的同一产业内部的产品置换，表明两岸贸易合作层次的提升及两岸经济贸易依存性的增强。
3.两岸金融交流合作热点增多，包机直航取得新进展
两岸金融业务往来规模持续增长，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显示，2006年两岸金融业务往来规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两岸货币兑换继2005年10月金门、马祖试办新台币与人民币兑换后又有新突破，即2008年7月4日扩大到了台湾本岛，并以限额、不限身份兑换为原则。两岸金融业交流中最具代表性的议题是金融机构的投资，截至2006年10月，大陆共批准7家台湾银行在大陆设立代表处，设立2家台商合资银行；批准台湾11家保险公司在大陆设立了15家代表处、1家台湾保险经纪人公司与1家保险合资公司；另批准14家台资证券公司在大陆设立19个代表处。同时，台湾金融保险业在大陆的布局在停滞三年后，2007年又开始新的行动，金融保险领域的合作增多。
在两岸包机直航方面，2006年实现了“专案货运包机”和“客运包机节日化”，即两岸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展开包机业务。在此基础上，2008年7月4日两岸包机直航实现了每周五至周一对飞，名称也以“直航包机”取代以前的“周末包机”，并于2008年底实现了平日客货空运包机直航，以及海运直航。
4.台湾对大陆投资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以来，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与实际投资金额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大陆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相继出台一系列涉及税收等经贸政策的情况下，大陆台资企业及台商对大陆投资格局出现新的变化，逐步进入新一轮的调整。主要表现在：(1)台商对大陆实际投资减少，台资在大陆吸引境外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台资回流岛内及向东南亚转移增加。在大陆经济环境与政策发生变化及台当局政策鼓励下，“台商回流”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现象。(3)台商在大陆的经营策略重新调整，寻求多元化经营与发展。台商在经历了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浪潮后，开始向商业、物流、医药、医疗、房地产、教育、文化等第三产业发展。这些均表明经多年在大陆的投资与发展，台资企业更重视内销市场及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向服务业领域渗透与扩张。(4)新税制下的投资新模式。2008年1月1日起大陆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台资企业为了避税与降低成本，开始调整对大陆投资新模式，即在香港设立控股公司，或将其他第三地公司改设香港或将大陆投资改为香港控股方式进行投资管理。
二、两岸共同市场是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最佳区域整合模式
无论从理论层面、现实基础还是经济效应来看，“两岸共同市场”都是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最佳区域整合模式。
1.理论层面：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特定区域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为谋求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化，通过签订经济合作的条约、协议，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
过程。根据其整合程度由低级到高级的层级顺序可以分为六种形态。从表3可以看出，共同市场是比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在共同市场内，不仅商品和服务在成员间自由流动，还涉及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两岸共同市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大陆和台湾的具体实践，台湾可因此避免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被孤立和边缘化。理论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通过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有效地促进各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最终促进各成员经济的共同发展。所以，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将有力地促进海峡两岸双向贸易与投资的发展，有利于两岸资源整合、产业整合，有利于两岸经济的长期增长。
2.现实基础：(1)从区域结构看，台湾与大陆特别是与福建具有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特点，两岸共同市场的建立不仅有地域上的优势，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2)从两岸贸易结构看，较强的多元化的互补性贸易结构，能促进两岸经济互惠和双赢的实现；同时，两岸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也迫切需要建立“两岸共同市场”，以扩大两岸间的投资与贸易，加速两岸间产业整合，促进共同发展。(3)WTO为“两岸共同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同为WTO成员，WTO的各项条款将成为规范双方贸易运作的客观标准，有利于在两岸的经贸交往中，排除政治因素干扰，减少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主观随意性，为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同时，WTO为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提供的多边保障，增加了两岸经贸交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利于两岸间的更高层次的交流合作。
3.经济效应：两岸以共同市场为纽带实现的经济合作机制化，开创了两岸广泛的“双赢效应”新时期。(1)对大陆而言，“两岸共同市场”的建立，能促进大陆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形成，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能促进台商对大陆投资的稳步发展，增加大陆劳动力就业，促进大陆对台贸易增长。(2)对台湾而言，“两岸共同市场”发展在优化台湾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增加就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防止了台湾经济的“边缘化”，为台湾经济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提供了最佳途径。
三、区域经济整合下，推进两岸经贸共同市场机制的建议
1.内容和政策机制上，借鉴CEPA模式，建立两岸经贸共同市场基本框架
随着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及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两岸共同市场”可以包含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基本的框架应包括三个方面：货物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服务贸易相互开放，政策机制的制定是围绕内容为其服务的。“两岸共同市场”和CEPA模式在基本含义上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其基本框架完全可以借鉴CEPA经验。
基本内容上，在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可采取“两步走”措施，第一步取消两岸间的关税壁垒，第二步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在投资便利方面，突出官方推动，实现官方主导，民间机构和企业广泛参与合作，同时突出两岸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提前实现部分市场准入承诺，降低门槛，鼓励自然人流动等。
政策机制上，在商品贸易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关税、非关税、市场竞争政策)，可以参照CEPA模式分阶段、分类进行；在投资政策方面，迎合区域贸易自由协定，在直接投资、国民待遇、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可结合《欧洲共同体合约》的规定和经验制定条款；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方面，如人力、资本、服务开放等可以仿效CEPA做法，合理疏通。
2.步骤上，从“优惠贸易”到“自由贸易区”再到“关税同盟”，进而推进到“共同市场”
就两岸当前经贸互动看，共同市场的设置在短期内不容易。作为推动两岸关系长期努力的目标，先要做好短期临时安排与长期战略布局相结合。“两岸共同市场”的推进可按照区域经济整合的阶段规律地进行：第一阶段，以贸易优惠和投资便利化为起点，通过签署投资及关税保障协议，建设两岸制度性金融往来渠道；建立以民间为主导的两岸经贸协商机制，以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然后建立以官方为主导的，以两岸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过渡性经济合作机制。第二阶段，借鉴CEPA经验，两岸签订类似自由贸易区协定，作为推动两岸经济制度协调及标准化工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及领域，两岸逐步向“关税同盟”过渡。第三阶段，以“闽台共同市场”为试点，积累经验，争取更大认同，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形成“两岸共同市场”，使两岸关系逐步从经济整合走向制度协调和政治整合，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3.从区域布局、分工、组织、补偿等整合政策上，淡化两岸政治分歧，加强经贸合作
从区域政策体系上，促进“两岸共同市场”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在区域布局上，建立两岸协调机制，规划经济整合事宜。应统筹、规划与协调两岸区域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资金、劳务、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共同构筑区域大市场，提高区域经济合作的市场化水平，缩小大陆与台湾在市场体制上的差距，扩大区域市场的容量和辐射半径。(2)在区域产业分工上，整合两岸区域优势产业，建立两岸产业分工体系。根据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建立起“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两岸产业分工体系。(3)在区域组织与调控上，加强两岸间城市交流，寻求两岸经贸关系的有效载体，联合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共同开发区域资源。同时，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口岸功能，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共同建立沿海地区加工出口基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4.从区域制度体系上，构建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实现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正规化和稳定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贸易、投资及生产要素流动、两岸经贸关系交流中所产生各种问题的解决，要求实现两岸经贸关系由功能性向制度性转变，实现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规范化、稳定化。建立稳定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应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两岸共同市场出发，遵循双向互惠、共同繁荣、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探寻理想的合作机制。就目前来说，“两岸共同市场”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当前较为现实的选择。
四、结语
5月16日,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首届海峡论坛在福建厦门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论坛由开幕式与论坛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海峡文化艺术周”、“两岸民间交流嘉年华”等四大板块18场大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构成,5月15日至22日,由20多个国家部委、群团组织、派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台湾28个主要民间机构参与主办的第一届海峡论坛在厦门隆重开幕,并在福州、泉州、莆田等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罕见的两岸大型民间交流盛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黄小晶,福建省政协主席梁绮萍,中国副主席朱立伦,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前主席许信良,台中市市长胡志强等两岸各界人士6500多人出席开幕式。
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和众多业界人士、知名专家、学者,广东、浙江、江西等省的部分城市组团参会。台湾25个县市的县市长、议长或代表、台湾主要经贸社团负责人、科技、航运、旅游、教育、农业等20多个界别、行业代表性人士和部分民意代表,共8000多人参加了论坛系列活动。参与举办本届论坛的54家单位中,台湾方面达到28家。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首届海峡论坛并宣布开幕。
贾庆林主席表示:“两岸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大步迈进,中华民族正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机遇。当前,摆在两岸同胞面前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形势下,两岸民间交流应当更深入、更广泛、更持久地开展下去,以促进两岸同胞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坚信,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各种困难,消除各种分歧,把两岸关系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与荣耀。”
植于“草根”的海峡论坛
正如海峡论坛的主题“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所展示的,这是一场深植于“草根”的盛宴。
时值海峡西岸经济区获得中央赋予的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政策后,在此举行的第一场两岸交流重大活动,海峡论坛也因此成为海西对台先行先试的“试金石”。继国共对话交流、海峡两会谈判后,在海峡西岸开设一个定位于民间的两岸交流对话平台,标志着两岸交流已走向民间大交流的新阶段。
数十年的隔阂,让两岸民众彼此间存在一些误解。海峡论坛大会主持人龙永图先生回忆起他留学时第一次接触台湾学生,幽默地说,“我惊讶地发现台湾学生居然也说普通话。”而福建与台湾一水相连,闽台之间具备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在福建举办海峡论坛,激活闽台民间交流,涵养两岸民意,开创两岸继国共论坛、两会商谈、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平台之外的民间交流平台,有着特别的意义。
办、国台办主任在评价海峡论坛时说,“论坛的举办给予我们一个启示:两岸关系的转变,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民。海峡论坛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代表性之广泛前所未有,可以称之为两岸交往史上的一个创举。”
台湾妈祖信众进香、两岸传统武术交流、闽台姓氏族谱对接、海峡巾帼健身大赛、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两岸大学校长学术研讨、两岸书法论坛……既可发表高见,也可洽谈生意,还能恳亲交友,看戏旅游,寻根进香,比武健身,这些活动无不体现了海峡论坛的民间性。这种大陆称之为基层民众、台湾称之为草根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平等互动,对于增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具有重要作用。
对此,出席论坛的中国副主席朱立伦表示,“两岸需要存异求同。存异需要包容,求同需要智慧。如何让“求同”做得越来越大,需要双方的智慧与耐心,所以沟通不是只有‘江陈会’而已,海峡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很多企业界人士、学术界人士、民间人士一起参与,反映自己的意见,再从中找到共同点。”
经济危机促两岸经贸合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海峡两岸需要报团取暖。”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16日在海峡旅游论坛上的一句话赢得了与会嘉宾的热烈掌声。
当天,两岸350余位旅游界人士围绕“应对金融危机,深化两岸旅游合作”、“共谋合作双赢,构建海峡旅游共同市场”、“保障服务品质,维护两岸旅游市场秩序”、“完善交通设施,打造‘小三通’旅游黄金通道”四大议题展开探讨、交流。大陆25个赴台旅游地省市旅游局还共同签署《打造“小三通”旅游黄金通道合作宣言》,福建省旅游协会也和台湾6大旅游公会签订《闽台旅游合作品质保障协议》。
16日,两岸海上直航圆桌会议。交通运输部宣布了大陆关于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海上直航的9项政策措施,涉及开放新的直航港口、调控直航运力、实施税收优惠、两岸业界互设机构等9个领域。
9项新政出台的一个背景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航运界都处在低谷之中,台湾航运界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境地。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孙升亮表示:“新措施出台,对于两岸航运界降低成本、扩大收益、共度时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海峡论坛举办的一系列经贸交流研讨活动对两岸经贸业者有了特别的意义。
台湾长期发展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移。台湾的经贸业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能平稳发展的大陆,而大陆也希冀从台湾寻得产业升级的方向。细分之下,如何让两岸产业对接、经贸政策融合、信息更加畅通、商机更为充足、人才更有竞争力……这诸多问题都需要两岸一起来筹划探索。
作为信息产业界代表,台湾照明公会理事长吴照麟参加了海峡两岸经贸行业对接会。他表示,“台湾LED产量全球第一,并拥有很好的产业链。而大陆拥有全球最大LED市场和优异的量产能力,两岸合作可以打造世界最有竞争力的LED产业。”他表达了自己对两岸行业合作前景的看好,“尤其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大陆的LED市场更显突出。接下来两岸行业协会将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今天对接会所签署的协议,与大陆同行业者携手合作,共创双赢。”
5月17日,国台办主任宣布了八项惠台新政策,包括:1.推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2.扩大对台产品采购。3.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台资企业拓展大陆市场并参与大陆扩大内需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4.增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5.推动协商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扩大对台产品采购、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平台建设等内容。6.进一步向台湾居民开放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项目。7.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平台建设。8.许可台湾地区律师事务所在福州、厦门两地试点设立分支机构,从事涉台民事法律咨询服务。以协助台湾抵御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困难。
18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一共签订27个项目,在签约项目中,动漫、创意项目的大手笔,对台新兴产业项目的对接都引人关注。据组委会介绍说,本届海交会对台湾服务贸易、软件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对接。据了解,闽台两岸贸易无纸化系统研发项目将由福州保税区与台湾资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合作对接,这一项目主要建设闽台两岸港口通关和其他作业信息对接个性化平台系统,先期从物流信息、银行结算单证等业务数据对接起步,逐步实现两岸保税港区无纸化通关。另福建省投资开发总公司与台湾东元集团签订东元风电机组项目,在江阴工业集中区投资2000万美元,生产2MW风力发电机组。
打造海西经济新增长极
5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
这一意见的通过,让参加此次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对接会的各方认为,这是资本入闽的绝好时机,越来越多的创司开始向海西抛来橄榄枝。
19日,作为海峡论坛内容之一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投资基金项目对接会在福州举行,智基创投、红桥创投、群益金融集团、天鹰资本、华兴创投等近十家知名创投大鳄,与50多家企业共同探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企业与投资机构的合作机遇。
“最近,国务院通过了加快建设海西的意见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被我们看好。”来自台湾的群益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刁维仁说,他正与福州一家通信企业洽谈,之前还与福州钢铁、农业、空调制冷等方面三家企业深入洽谈,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如今闽台一日生活圈已经构成,我们正是看好一日生活圈所产生的产品增加值,所以寻找国内需求大的企业,比如农业、医药、电子、公路等好的企业直接投资,对他们上市服务。”刁维仁表示。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试验区”,海西的最终指向是“海峡经济区”。5月18日,海峡论坛“海峡经济区高层论坛”的举行,昭示此指向已崭露头角。
海峡经济区,是一个以海峡经济为主要特征,由环绕台湾海峡的区块经济构成的经济区域,由海峡东岸的台湾和海峡西岸的福建及福建周边城市组成。
海峡西岸经济区自发轫至今,已历时十余年。早在1995年,福建就出现“海峡两岸经济繁荣带”的概念;2004年,正式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思路;2005年,“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写进中国大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本月初,“海峡西岸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位置而言,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一水相隔,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是大陆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受阴晴不定影响、投资和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成为长三角、珠三角之间的“相对洼地”。此番国家确定战略规划,要将海西建成“服务周边地区发展的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构建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海西将形成横向连接长三角、珠三角,纵向辐射到台湾的“T”型格局。
“海峡两岸不仅是一衣带水、血脉相连,而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需要我,我需要你’。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发展必然的。”国务院参事、东中部研究院院长任玉岭在海峡经济区高层论坛上表示,“互利共赢是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目的。两岸经济互补性强。开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给大陆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增加了就业,促进了大陆经济发展;同时,也给台湾带来巨额贸易顺差,给台湾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促进了台湾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台湾经济发展。”
出席海峡经济高层论坛的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执行长洪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海峡西岸能跟台湾结合到一起,对于台湾来说,是个很好的消息,也是两岸共创双赢的好机会。这个思考方向是非常明智的。”洪读表示,现在不光只是单方向的让台商到海西以及大陆来投资,而是要更多的思考让更多大陆企业到台湾来投资,只有进行双向互动,才能创造出双赢的局面。“海西跟台湾的区域整合,将会产生1+1>2的效应。”
两岸城市合作共谋区域发展
5月18日举行的“海峡论坛.县市主题日”活动,是迄今为止两岸唯一的县市交流的大平台,充分体现了首届海峡论坛的广泛性、社会性、民间性特点。
当天,来自台湾25个县市的代表与来自海峡西岸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四省21个地级市的代表们共聚一堂,畅所欲言,内容覆盖两岸人员交流、经贸合作、城市发展等内容。这也是海峡两岸首次举办县市长交流活动,希望以深度对话实现区域合作的更上层楼。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国忠表示,福建将从六方面加强闽台交流,分别是建立紧密经济联系、进一步促进两地直航业务和港口中转合作、提升产业规模水平、推动现代农业合作、加强文化合作,以及建立闽台县市对口合作机制等。
台北县政府法律总顾问周国代早在2007年就通过著作向台湾推广“海西”概念,他的不少观点和意见近年来逐步落实在中央和地方的相关措施中。他认为:台北县要争取与海西在农业上形成合作机制,并且以福州港、罗源港和台北港为中心,形成区域合作中心,整合区域经济,实现产业升级,打造海峡经济区,让两岸区域合作更上一层楼。
彰化县副县长张瑞滨在接受访问时说,该县产业以传统农业与精密制造业为主。过去彰化把葡萄、杨桃等农产销到上海,颇受好评;当地葡萄、苗木、花卉生产技术先进,稻米产量高。向大陆推广彰化优质农业是积极努力的方向。目前,彰化正推动重工业区、科学园区的建设,有台、清泉岗机场的交通便利,也欢迎大陆企业家随陆资开放前来设厂。
此次大陆方面宣布将扩大对台采购。张瑞滨说,如果政策当中对于彰化县企业有利的部分,县政府会多多来协助其扩大对大陆投资、出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教授用“雪中送炭”、“利好”来评价惠台措举利民惠民。他说，随着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惠及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也会不断强化，而这正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深化、开创新局的最根本力量。
张冠华指出，海峡论坛再次主动释出多项惠台措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大陆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努力方向。亦即，一方面大陆继续通过推动深化两岸政治互信、加快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续商谈、促进两岸文化合作等巩固和深化两岸和平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更从以人为本角度加强两岸民间交流与合作。尤其在当前两岸都更加注意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民众福祉相结合的政策导向下，除了在宏观层面上继续深化和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外，如何让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成果让更多的两岸民众特别是岛内民众分享，如何通过两岸合作切实增进两岸中下阶层民众的福祉，也是未来需要越来越重视的问题。
在谈及大陆宣布进口符合条件的台湾大米时，张冠华表示，这对台湾农民尤其是中南部农民而言是一项很重要的利好措施。他指出，台湾大米品种以蓬莱米为主，品质不错，但价格较高，出口量并不大。大陆开放台湾大米进口后，对台湾农民来说又增加了一个出口市场的重要选择，有利于通过大陆市场的带动增加台湾大米生产规模与提高竞争力。虽然台湾大米生产成本及价格较高，但品质与口味很好，如果台湾大米在品牌、通路等方面做好相应准备，从高端市场上看在大陆是很有潜力的。
当前，在欧债危机等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两岸经济面临下行态势下，大陆台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台资企业面临空前困难，尤其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张冠华用“雪中送炭”来形容大陆再次宣布增加几大银行增加对台资企业的贷款额度。他指出，虽然近年来两岸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实质突破，但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分行还刚刚起步，许多业务尤其是人民币业务还远远不能满足台资企业需求。因此大陆几大国有银行适时增加对台商贷款额度，对于解决台商资金问题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杨立宪：赴台游社会效应将逐步显现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杨立宪就扩大赴台游措施的表示，开放赴台游之初，在带动台湾经济，扩大内需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随着两岸关系深化发展，赴台游的社会效应将逐步显现。
杨立宪表示，这两年来，岛内通过观光旅游及相关连带效应，提振了台湾的经济，两岸人员往来交流大大增进。赴台游启动之初是为了提升台湾经济，扩大内需，发展至今，成效明显。随着经济效益的明显提升，杨立宪认为，未来赴台游的社会效应将逐步显现。扩大个人游范围、开放口岸以及设立办事分处，这些都是推动两岸社会交流发展的开端。
当前，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岛内主流民意。杨立宪指出，赴台游的进一步扩大，也是促进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化解隔阂，进一步拉近人民心里距离的一种方式，为两岸同胞增进共同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杨立宪指出，两岸关系要继续巩固深化和平发展，就必须继续促进两岸人员交流。不仅仅在旅游方面，还有文化、经贸、教育等方面都在一齐推动。
吴能远：措施符合台湾民众利益
福建省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吴能远表示，这些惠台新举措之所以得到台湾正面的热烈响应，是因为符合广大台湾民众的利益。他认为，今年的惠台措施紧紧围绕两岸关系深化的新形势提出，特点在于开放度更大。特别是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签注的有效期限延长至两年，这一直是台湾同胞所希望的，今年终于提出来，为台湾居民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对于想来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来说有很大意义。
吴能远说，就业条件的放宽，同样也是给台湾同胞带来的福音，使得台湾学生、其他台湾居民在大陆享受同等就业机会。这在如今台湾就业状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的就业压力。
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在上海举行。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的新形势下，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互动与对话，紧扣时代主题，解决现实问题，展现广阔前景，被赋予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这个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将进一步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与会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反映了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在这样的和融交汇的背景下，“两岸金融合作”等议题成为参与本届论坛研讨的两岸专家、业者们最热心、最热情的话语。
金融业、服务业寻求实质突破
台湾金融研训院院长许振明：两岸金融合作的滞后大大影响了两岸投资、贸易活动的效率，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庞大，因此，能否利用这次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时机，加快整合两岸金融资源，促进两岸银行业的交流合作。台湾学者提出要交换两岸金融监理咨询，将台资银行在大陆办事处升格为分行，建立外汇存底合作机制，帮助台商企业资金融通，大陆合格境内机构（QDII）投资人来台投资。大陆方面也希望台湾能够提供存款保障、联征制度、中小企业信用保障机制和发展经验。另外，在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信用交易机制及相同金融会计制度，和银联卡在台使用方面，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林建甫：受制于两岸金融合作的相对迟滞，台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突出的融资困难，这抑制了两岸产业合作发展，使企业竞争优势逐渐丧失。比如，两岸银行互相设点，两岸实现正常投资往来，会促进两岸民众的感情更为稳固、更为亲密。
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发展局局长刘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打开了新的机会之窗，也对两岸金融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开行一直积极拓展对在大陆台资企业的信贷支持业务，并积极寻求与台湾金融业者合作，希望打通大陆台资企业与台湾岛内母公司的信用连接，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台资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未来，国开行也考虑发挥自身优势岛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希望台湾当局尽快开放大陆银行赴台设点，这将有助于大陆银行增加对台湾企业的了解，扩大对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额度。
中共中央台办特邀专家明霞：虽然大陆与台湾保险监管机构尚未建立正式的沟通机制，但双方通过各种平台保持着交流与沟通，两岸保险业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梁志东：面对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扩大两岸在出口信用保险领域的合作，可为大陆台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风险管理和保障。另外，两岸在服务业方面的合作局面还远未打开。今后两岸产业整合、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重点，应是现代服务业。
国家商务部管理司副司长王晓川：过去大陆各地在吸引台资时比较注重制造业，而那些和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并没有同幅度、同规模地吸引过来，比如物流分销，航运、金融、保险、设计等等。两岸流通服务业的合作，将对双方拉动需求、促进消费、增加就业、保持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大陆正积极研究对台服务业开放，逐步扩大台湾服务业进入大陆的地域和范围，降低台湾服务业进入大陆市场准入门槛，吸引更多台湾业者投资大陆，加强合作。与此同时，大陆还将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两岸连锁经营合作、物流合作方面进行拓展，提升现有的交流层次，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激烈竞争，实现互利双赢。
台湾证交所董事长薛琦：虽然台湾的服务业规模很大，但在质量与品牌知名度方面远不及欧美企业，并面临与之竞争的艰难处境。随着传统制造业跨国公司正加速向服务型跨国公司转型，希望两岸携手，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跨国公司。
中共中央台办特邀专家孙洪：两岸在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以及高科技市场开拓方面，存在着全面的互补与合作，应建立常态化科技交流与协商机制，以科技服务造福两岸人民。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张平沼：随着两岸“三通”的基本实现，两岸流通服务业应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合作，这有利于两岸优势互补，错位竞争，互惠互利，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共同的经济繁荣。
为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出谋划策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教授：资本的单向流动既不利于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更不利于台湾经济的健康发展。“陆资入岛”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而由于受到台湾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投资营运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大陆资本应小心选择入岛投资的方式和领域。在当前情况下，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投资台湾是比较安全可行的方式，此外还可采取收购或兼并、非股权参与式投资、证券投资等模式。
从投资领域来看，大陆资本初期宜主要投入到一些资金需求量不大、投资回报较快和合作前景较好的领域，具体包括：餐饮、商业、交通、旅游等服务业领域；金融领域，包括银行、证券业；房地产和不动产领域；基础设施领域；文化娱乐领域等。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未来两岸双向投资的方式可包括以下几种：共同研发，如在生物科技领域共同研发中草药等；共同开发，如共同开发石油、原材料等；合资进行产业的合作、发展，如在文化创意产业、连锁加盟及能源服务业上共同合作；建立共同标准进军世界等。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连文荣：大陆有潜力向台湾出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棉制服装、钢铁产品、机器零件、光学设备等，大陆企业可选择上述方向入岛投资。此外，岛内新兴产业(文化创意、节能减碳、太阳光电等)，对大陆资本而言也有相当大的投资空间。
联想集团副总裁杜建华：2005年，联想并购IBM的PCD业务，接管在台湾的分公司，但当时台湾有关部门用了半年时间审批，最后才以“特例”的形式获得通过。但是受制于“中国制造”的身份，至今台湾岛内各部门采购这一块都不把联想的产品纳入到采购清单中。希望台湾主管经济部门简化有关手续，促进双方厂商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中建公司副总裁李百安、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俊贤、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两岸相关产业的交流与合作前景十分光明，并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对促进两岸双向投资提出了建议，希望台湾方面能创造更为宽松、便捷的投资环境，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直接化、规范化、制度化。
构建经济交流全面合作机制
台湾经济学专家林祖嘉教授：20多年来，两岸经贸往来发展迅速，但两岸经贸迟迟无法正常化，使台湾失去营运总部经济的先机，让大陆投资台商失去了在两岸进行产业整合的机会。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对台湾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都将大有帮助，也有助于两岸共同提升竞争优势，共创双赢。现阶段两岸关系正常化的意涵，在于立即实施同等待遇的开放性措施。例如，两岸咨询电子产品的竞争力都很高，而台商则有很高的垂直整合能力，因此可以在这些产品上给予免关税待遇。随着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进而在一些相关领域或地区提前实行贸易自由化。例如，可以借鉴新加坡与印尼的经济特区，考虑在金门、马祖和海峡西岸的大陆经济区成立“海西自由贸易区”，作为两岸自由贸易的试点。
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全球经济下滑使大陆经济出现经济增长周期拐点伴随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今后将进一步向内需扩张和保增长调整。同时，台湾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推出旨在鼓励消费、就业与投资的对策方案，这不约而同地增加了建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迫切性。要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功能性升级”，包括：加强服务业合作，为两岸经济关系注入新动力；深化制造业合作，共同提高两岸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竞争力发展，以摆脱两岸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推动大陆台商转型升级。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顾问叶万安：只要两岸经贸合作能更紧密，将可在全球市场携手立于不败之地。两岸若能利用经济合作机制，共同筹谋顺应世界经济变局的合作策略，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两岸经济实力和共同主导国际性重大产业的发展，例如两岸在金融业、汽车业等领域就可研商推动海外投资、拓展全球市场的合作策略。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小衡：当下，应该在相对较好的长三角、珠三角、福建沿海以及环渤海地区选点，设立两岸经贸合作的“政策性实验性平台”，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做一些铺垫。同时，两岸可以出资设立“两岸合作发展基金”，致力于两岸的风险防范、能源开发、基础建设、产业升级等事业。
以中华文化温暖两岸人心
2008年12月20日晚9时，作为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沙龙登场。两岸各界文化人士就两岸文化交流的基础、领域、方式和前景等进行研讨。大陆著名作家王蒙、著名学者余秋雨、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黄光男为特邀嘉宾。
王蒙：为什么华人一提起中华，就特别来劲，其他在美国的外国人却未必如此？华人都喜欢唐诗宋词，华人都喜欢中华料理。我想，唐诗宋词就是中国心，中国菜就是中国腹。文化交流就是心腹交流。所以海外华人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中国在国家发展壮大的同时，应赋予中华文化新的内涵、生命力，使之成为一个更宽泛、深刻、稳定的概念。大陆和台湾虽然存在很多差异，但中华文化的共同核心是不变的。
余秋雨：有人问我，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是哪里，我说在海南三亚。因为那里是文人骚客流放写出美丽诗篇的地方，是天涯海角，你面向大海，你的背后是整个中国，而你背向大海，你怀抱整个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化的理解比较好，台湾对大陆文化的理解比较多。尽管不同，但每个角落都有各自的色彩。文化是保持人与人之间差异，并因此而极具魅力的所在。大陆和台湾文化的优秀，最终都体现在当代文化的差异性创造上。只要两岸一起努力，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将能够温暖每一个人的心。即使在金融风暴中，也能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近来，岛内绿营媒体与绿营势力不断攻击台湾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及ECFA让台湾经济向大陆倾斜。这一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好像是站在台湾利益的角度看待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问题，其实十分荒谬。这一论调是反对经济区域整合潮流的，是建立在“”政治思维基础之上的。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原本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非正式整合，促成了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也形成非正式的海峡两岸经济圈。ECFA的签署是区域经济整合的必然，也是两岸经济整合制度化的选择，核心内容就是两岸关税降低与市场开放，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增进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台湾经济依赖大陆是区域经济整合的必然，也是两岸经济格局下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从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观察，台湾对不同经济体的依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日本之前的明清时代，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台湾外贸出口的80％是在大陆市场，但历史上从没有过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之说。日本后，台日经济关系更密切，并形成“农业台湾，工业台湾”的经济体系，台湾经济对日本依赖程度很高，甚至到1952年台湾对日本出口市场的依赖度达52.6％，也没有过台湾经济过度依赖日本之说。战后，美国成为经济上的最大赢家，也是全球经济的新中心，台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到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度接近50％，台湾也没有出现所谓台湾经济过度依赖美国之说。目前，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台湾对大陆出口市场的比例只有30％，加上香港才为41％，相当于1972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市场上例(41.9％)，于是岛内绿营势力近年来不断攻击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
这一论调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背后则是政治立场问题。在绿营势力那里，台湾对日本、对美国经济高度依赖没关系，而且认为这样会更好，台湾更有依靠，因此更希望如此，甚至最好让台湾融入美日。但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就不行，就有损台湾经济安全，就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风险，就要反对，就要改变。可见，绿营势力攻击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的核心问题，是担心两岸经济融合可能造成未来两岸政治上的融合，甚至政治上的统一，或者说担心台湾经济依赖大陆，最后会断了“”之路，这是绿营与不能说出的政治秘密。这就形成了内心的一种政治恐惧，于是只能大肆攻击海峡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攻击ECFA，避免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或避免“将台湾锁进中国”(蔡英文语)。
如果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台湾经济更依赖大陆，让大陆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依靠，就不会担心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也就不会担心台湾的经济安全。可见，攻击台湾在经济上过度依赖大陆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就海峡两岸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体系而言，两岸经贸关系远没有绿营势力讲的那样密切，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远不如对美日的依赖深。事实上，台湾经济在技术与市场上对美日的依赖甚深，台湾经济或产业的关键技术均掌握在美日大企业手中，而且日本―直是台湾最大的进口市场，关键是台湾的关键零组件与技术来自日本。另外，目前尽管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台商从台湾进口原料在大陆加工生产，最终市场仍在海外，尤其是美国。据IMF资料，2006年，台湾直接出口美国的金额占台湾GDP的比重为9.9％，但如果将中间零部件、原材料等出口到大陆等第三地经加后再出口到美国的金额，则占台湾GDP的15.5％。
台湾―直在努力分散市场，不希望过度依赖大陆，但效果甚微，原因何在?这是经济发展规律与区域经济板块结构决定的，不以台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进口能力增强，今天大陆不只是台湾，也是日本与韩国等许多国家或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且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在积极争取大陆市场，希望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日本与韩国等在大陆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越台湾。因此，如果是为了台湾经济发展与台湾经济利益考虑，绿营不应攻击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而是应加强开拓大陆市场，扩大对大陆出口，与竞争对手争夺大陆市场，以促进台湾外贸经济发展。否则，如果绿营完全从谋求的政治角度思考，反对两岸经济合作，反对扩大对大陆出口，又限制大陆产品进口，结果只能让台湾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绿营对此不能不有所理性思考与反省。
关键词：次区域合作；口岸体系；功能整合；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1-0032-04
为缓解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以及人民币升值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建立强化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成为现实而又迫切的选择。
一、中国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中国的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指中、俄、朝、蒙、韩参与的图门江地区开发；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参与的澜沧江――渭公河次区域开发；中国与中亚国家参与的新亚欧大陆桥沿线(新丝绸之路)地区开发。
次区域经济合作地理上相互接壤，历史文化传统及民风民俗相似，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在历史上就已相当频繁，参与各方都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成为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比如，图们江地区的珲春在19世纪中期就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早在两千多年前，澜沧江一带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经济贸易交往的主要通道，存在着“四国五景”的传统友好往来关系；中亚五国从前苏联时代就与中国新疆开展
过许多合作与交流。
二、我国次区域合作的主要特征
（一）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国家、地方政府、国际机构的不同作用
在次区域合作中，国家的作用是隐性的和间接的，但是政治的稳定是开展次区域合作的大前提，而且边境的通关制度方面涉及到海关、税务等行政权利向地方政府的让渡，国家的作用虽然是隐性的，但决不可忽视。
从合作的推进过程来看，次区域合作最早的受益方是沿边境地区，地方政府是合作的主体。地方政府的政策安排使得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本较低，其承担的政治、经济风险也相对较小，不需要全国范围制度和行政的改变。而一旦次区域合作取得成功，其收益就会外溢到所在国其他地区。
我国周边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得到了国际组织或国际金融机构不同程度的参与和支持，他们的参与范围涉及到资金、政策、开发方向等方面，在某些合作中还承担了发起人或推动者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可以作为第三方的仲裁者和监管者。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已成为澜湄地区合作开发的主要召集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充当了发起人的重要角色。
（二）次区域经济合作范围的渐次性、非歧视性和开放性
我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目标，主要包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衔接、消除贫困、经济增长、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而随着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合作将逐步扩展到包括商贸、投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环保、技术等多个合作领域。
次区域经济合作不同于贸易集团和机制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它在实践上奉行开放性和非歧视性原则。根本原因是次区域大都只涉及到国家的一部分领土，而且多为边远穷困地带，内部资源有限，因而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补充自身区域内的不足。
从我国几个次区域合作中的著名展会如乌洽会、图洽会的招商引资的成果看，外部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很大。外部性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边境区域行政中心城市相连的国内交通网络为对外经贸合作带来了机遇，区域内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经济体发生持续的有效的经济互动作用，能够保证经济合作的良性运转。
三、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及沿边经济圈成熟标志
（一）区域经济合作主要进程和发展前景
整合资源形成成熟经济圈，是次区域合作参与各方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从而促使生产要素冲破区域限制自由流动，形成战略联盟和经济共同体。目前，国际竞争更多表现为地区之间和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作为受不到本国核心增长极辐射的边疆区域，只有通过合作整合区域资源，提高整体竞争力，才能更有效地避免被“边缘化”的风险。
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性理论，将区域经济合作划分为6种等级递增的形式: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商品自由流动)、关税同盟(统一对外关税)、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依次递增，最终实现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
环顾周边及亚洲大陆的政治局势，亚洲大陆东西有欧盟、美国两极，而且中国周边日本、俄罗斯、印度三强并立，各国本身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像欧盟那样完全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通过次区域合作形成经济圈，在政治局势均衡的态势下，实现制度衔接与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是各国共同的追求，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步骤。
次区域合作中，通过过境贸易和区际转口贸易，边境贸易会演变为带动工、农、商、交通运输、旅游服务等产业发展和优化组合的突破口,进而逐渐成为实现产业间联动的先导,边境线也会渐渐被建设成为次区域合作开放带并引导边境贸易从边境一线扩至边境整个地区及国内其他地区,最终沿边经济圈并顺利实现与成员所在国的其他经济圈的对接，解决各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甚至成为临境各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制约沿边经济圈形成的瓶颈
中国及邻国的边境地区大都远离本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且为多个行政区分辖，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势能极限，难以抵达。然而，得益于传统边贸的发展，内陆边境地区拥有发展边境贸易和跨国经济合作的优势，而且边境口岸则是其腹地中心城市乃至所属整个区域实现贸易和技术交流的通道。因此，我国沿边境地区次区域合作地带具有形成沿边经济圈的初步基础。
成熟经济圈必须具备的5个核心要素：（1）极点化。有作为区域发展极同时具有一定辐射力的中心城市。（2）网络化。区域之间尤其是城市之间有畅通的物流、信息、资金来往通道。（3）模块化。各个中心城市、各个区域之间具有一定的职能分工，也称为功能区。（4）内聚力和分工协作。在本地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作用下，对本地区的各个经济分工区、产业区具有很好的聚集能力，有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专业化优势。（5）开放性和竞争力。与外部形成一定的良换，作为整体对外输出，既具本地特色又有相当竞争力产品、劳务的能力。
次区域合作的发展目标是构建沿边经济圈，这在东北亚和南亚次区域合作中已经有所显现。作为沿边经济圈中心的城市群及口岸城市的枢纽功能不可忽视。腹地与边境口岸的关系，实质上是区域与枢纽的关系，口岸的实际价值取决于它们与腹地的交通运输能力、口岸城市的通关便利程度以及口岸城市发达程度、腹地系统经济实力、中心城市发达程度和辐射力等。然而，相比成熟经济圈，在基本建设、制度供给、功能协作等多方面还没有达标。
四、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营造制度环境，促进沿境多边贸易投资往来
中国内陆九省区构成有机带状边境口岸城市体系的整体，口岸的分布与边界走向一致。我国的口岸接壤邻国，沿边界线内部几乎环抱我国整个东北、西北和西南带状边境地区，从这些可以隐见沿边经济圈的已经形成的脉络，也是构建经济圈的主要支撑。
（一）以边境口岸城市为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沿边经济带的形成
中国毗邻国家形成的口岸往往成对出现，为以沿边开放城市为中心建立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中国沿边地区边境口岸所属腹地系统已形成一批具有相当经济实力且距离较近的中心城市，有力地支持和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建设和发展。但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仍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供给、信息交流及贸易投资和生产性协作。
1.合理规划建设边境口岸物流基础设施，完善制度协作。以边境口岸为主，以腹地物流系统为依托的边境口岸物流系统为依托，形成交通对接和规则对接，实现两国口岸之间、通道和节点之间以及与腹地中心城市的物流畅通，建设国际物流园区或物流中心。次区域各国应扩大绿色通道,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通关”；签订产品定价协议来促进次区域内各国间产品的透明度、一致性和统一性，改革和升级海关的风险管理和审批制度。
2.构建边境口岸贸易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实现双边电子口岸、边检、检验检疫、运管等信息系统的对接，推进边境口岸全面信息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建立区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平台，联合开发系统化信息产品，先可以从专业市场的供求和价格信息着手，进而向进出口贸易的供求、加工订单的网上招标、企业资产标售、生产和技术的专业化协作配套等信息的开发、发送等发展，逐步形成区域经济技术协作的报价系统。
3.营造宽松环境，鼓励跨境双边和多边投资。建立创业基金，着力发展临边境产业园区和贸易区；出台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放宽各方以一定比例进入创业基金的限制；政府参股作为基金引导社会民间资本共同创立投资基金；制定创业投资规制，推进产权市场规范化，促进各类产权自由流通，发展区域产权市场，为创业投资进入和退出开辟通道。
（二）强化次区域经贸组织建设，形成多边平等合作交流平台，形成次区域间的生产性协作
强化次区域经贸组织建设，成立次区域政府间经济交流合作组织，定期召开会议，及时沟通地区合作的信息和意向，规划发展计划与路径，提供交流会晤机制和平台。成立次区域企业联合体，围绕市场或产业链、流通体系，志愿构成次区域三方企业间的产业集团、行业协会等，在政府支持、推动下开拓合作空间，并逐步成为产业、经济合作的主体。成立次区域民间经济交流促进会，积极推动三方政界、学界、企业界、文化教育界等成立多种形式的协会，以便进行共同研究。
通过制度协作，形成多边平等合作交流平台。与次区域各国或成员地区签订投资框架协议,促进区域内资本流动和增强对区外FDI的吸引力,建立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的机制。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企业和投资者跨地区投资创业，跨地区联合兼并。密切各城市间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联系，在区域范围内搞活资产重组，发展产权(股权) 融资。发展项目融资，组织银团贷款，多渠道筹措建设发展资金；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区域合作投资基金，以面向社会发行股票的形式募集资金，用于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联合投资。
建立多边货币互换网络，出台次区域产业融资优惠政策和多边货币互换机制，建立外汇借入兑换机制；建立次区域债券市场，吸引国外银行和金融组织在区域核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和金融代表机构，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的融资中心、结算中心、交易中心功能。
整合区域资源是应对区域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通过产业整合和建立增值链，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分摊高额研发成本，培育企业间技术组合能力，整体上增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孵化”功能。对生产、流通、销售、售后服务等各环节进行纵向系统投资，鼓励和引导外商对已有产业的上下游各阶段进行配套性产业投资。次区域间产业互补型衔接投资可发挥各自优势且使经济一体化水平得以提高；最终要实现次区域间的生产性协作，密切配套，实现同一产业的垂直分工，形成价值链条，提高安全感。
五、沿边经济圈构建思路：重视功能性整合，促进经济一体化
依据模块化理论，次区域合作要求城市间各个经济单元(城市)在产业经济上适当错位，各展所长，发挥优势，增强竞争力，成为各具特色的经济模块；同时，在经济技术上互相支撑，互补不足，在既有经济联系的基础上，依托高速通道、港口设施、信息网络等，建立现代经贸、科技联网，在科技开发、产业转移、市场拓展、对外贸易方面，强化辐射传导，发展全方位合作，建立系统联系，达到区域经济结构和整体环境优化的目的。要重视区域功能性整合，通过多种举措促进经济一体化。
通过区域互动发展，我国边境周边将形成一种多中心开放式的格局，形成“多中心集聚”发展。发挥各城市模块的积极性，鼓励竞争发展和创新发展；同时，通过系统调节，逐步实现城市功能的整合，建立区域协作关系，进而推进次区域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更有效地吸纳和运用各方面的资源，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美国大西洋沿岸、太平洋沿岸、五大湖地区三大城市群，都属于多中心开放结构，其中颇有值得汲取的经验。在区域资源整合中，通过承接发达地区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和结构调整，结合次区域合作地区的资源优势，最终实现邻近边境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最终形成为成熟的经济圈，成为临境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责任编辑：郭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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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物流体系
中图分类号：F25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3.015
珲春-图们江地区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几何中心，南部与朝鲜罗先地区隔江相望，北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陆路接壤，东部与日、韩隔海相望，是中国通过水路到达韩国东海岸、日本西海岸和北美的最近点，也是对外物流通道的主要节点[1]。自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提出开发图们江区域以来，珲春—图们江地区一直以“金三角”的特殊地位作为中国参与图们江地区合作开发的窗口[2]，发挥着战略支点作用。经过20年的发展，珲春由最初边境对外开放城市，已经被批准为国际合作示范区。1995年中、俄、朝、韩、蒙等国共同签署了3个框架性法律文件，对图们江地区的过境运输提供了实质性的法律保障。同时珲春—图们江地区有着多个对俄、对朝的陆路口岸和多条对外运输通道。珲春—图们江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条件和政策保障，为发展边境口岸物流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边境口岸物流是指边境口岸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先天的地缘条件，以先进的软硬件设施为依托发展起来的综合物流体系[3]。边境口岸物流是“物”在区域内空间及时间里的“流”，属于宏观的社会物流，主要指物流的流向、流量、通道建设等问题[4]。边境口岸物流体系是一种静态的物流表征形式，而内部各要素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静态形式表现为通道、区位、流量等，动态的过程表征为物流的流向、区域经济增长、信息传递等。因此，边境口岸物流受到区位优势、距离经济性、边境口岸基础设施等要素的影响。本文拟以建设珲春—图们江地区的物流体系意义为前提，分析物流通道建设的现状和物流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这对于发展边境口岸物流，促进珲春—图们江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建设的意义
1.1 发展边境口岸物流，促进珲春—图们江地区的经济发展
边境口岸物流是边境地域单元间最基本的流，完整的边境口岸物流体系能够使区域内的物流流向间关联度高、类型结构合理，进而带动边境地区的人流、商流、信息流等快速流动，提升边境地区的经济地位、发挥边境口岸区位优势。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区位距离经济性明显，对俄、对朝的对外运输通道都汇集于此[5]，珲春边境口岸的物流主要来自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朝鲜罗先地区与蒙古国东部[6]。鉴于此，建设珲春—图们江地区的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可以整合中、俄、朝、蒙、日、韩等国物流的资源，进而发挥珲春—图们江地区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窗口作用，以延（吉）龙（井）图（们）为前沿，以长（春）吉（林）二市为腹地，将东北亚地区、长吉图内外的货物通过珲春—图们江地区的口岸出境，利用中俄、中朝大通道在东北亚地域间的流动，扩大边境口岸物流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提升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业流通效率，解决区域内更多的人口就业、促进生产、拉动消费，提高本区域的经济实力。
1.2 缩短运输距离，提高区域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 2001年社会物流总额是14.45万亿元，到2011年增加到158.4万亿元，物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在逐年递增，而且增幅越来越大（图1），说明现代社会对物流的需求正在加剧。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现代物流业发展过程中，运输成本在物流成本中占的比重最大。因此，物流企业往往会选择最佳的运输方式和最短的运输距离来降低物流成本，而各种不同的运输方式，通常都有最佳的时间—距离—经济性范围。公路运输最佳距离是在 500 公里以内，铁路运输的最佳距离是在500～1500公里，航空运输的最佳距离是在1500公里以上[4]，而海洋运输适合远距离运输，以运量大、运费低为优势，每吨货物分摊的运输成本较少，成为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广泛的运输方式。以珲春为圆心，在半径200公里的辐射范围内，分布着朝鲜的罗津港、俄罗斯的波谢特、海参崴、扎鲁比诺等10多个港口。首先，可以将国内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物流通过珲春市出境，因为从哈尔滨到珲春比从哈尔滨到大连近约320公里，经俄、朝港口运输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可以缓解大连港的运输压力。其次，蒙古国东部的矿产资源通过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运到东北亚各国，在距离上相比蒙古国通过西伯利亚大陆桥运到俄罗斯东南部各港的运输距离将节省2000公里以上，距离上的优势可以为蒙古国节省更多的运输成本。因此，珲春―图们江地区利用其区位优势，可以大大缩短蒙古国东部、远东地区和朝鲜罗先地区在东北亚区域的各国之间运输距离，更易于形成物流集散中心，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1.3 建设边境口岸物流体系，提升珲春—图们江地区的物流流通效率
世界上有许多国际港口，从发展阶段来看，每一个国际港口都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作为发展的最初条件。在发展初期，港口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的物流培育过程；在港口发展成熟阶段，完善的物流体系提升了口岸物流的流通效率，从而对港口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比较几个国际港口，如荷兰的鹿特丹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中国的香港、新加坡港等[7-9]。可以看出，在珲春―图们江地区建立国际物流港口与这些国际港口相比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而且发展的起点也不相同，珲春口岸发展一开始就建立在边境口岸经济的基础上。要想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亟需世界同水平的物流硬件设施，快速建设边境口岸的物流体系，形成区域性的边境物流集散中心，才可能与国际港口进行业务往来，提升物流流通效率和促进物流业快速发展。
2 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建设现状
珲春-图们江地区连接中、朝、俄、蒙、日、韩六国。有4个国家一类口岸，2个国家二类口岸，对朝通道、对俄通道、中蒙大通道等三条对外通道（图2）。
2.1 边境口岸建设现状
珲春-图们江地区拥有4个国家一类口岸，2个国家二类口岸。其中珲春市有对朝的圈河子口岸（国家一类口岸）、沙坨子口岸（国家二类公路口岸），对俄的珲春铁路口岸（国家一类口岸）、珲春公路口岸（国家一类口岸）。图们市有图们铁路口岸（国家一类口岸），甩湾子铁路口岸（国家二类口岸），这些口岸都已定期或者不定期通关。珲春—图们江地区还拥有在图们江口进入日本海的出海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失去了图们江口进入日本海的出海权，至今防川港的还没有投入使用。
2.2 边境物流通道建设现状
2.2.1中朝国际通道基本概况与建设情况
珲春市对朝运输通道主要有中国圈河口岸至朝鲜罗津的二级公路通道，公路全长53.3公里，全程运行时间大约为45分钟。图们市共有三条中俄朝连接的铁路，其中图们—朝鲜南阳-豆满江-俄罗斯哈桑铁路全长127公里，图们-朝鲜会宁-清津铁路全长171.1公里，图们-朝鲜南阳-罗津铁路158.8公里。此外，中国珲春圈河口岸—朝鲜元汀里口岸跨境大桥已经加固完毕，珲春圈河—朝鲜罗津港的公路已经建成通车。珲春—图们江地区已经利用朝鲜罗津港可以实现“借港出海”的战略，发展内贸外运业务。将中国东北地区的货物经珲春圈河口岸出境，在朝鲜罗津港装船运到中国上海或者宁波港。
2.2.2中俄国际通道概况及建设情况
对俄通道方面，珲春长岭子口岸距离克拉斯基诺42公里，距扎鲁比诺73公里，距斯拉夫扬卡港100公里，距海参崴170公里，距纳霍德卡340公里，距俄罗斯东方港350公里。2009年吉林省重新启动中俄珲春—卡梅绍娃亚铁路国际联运航线，由吉林省东北亚铁路集团具体负责联运工作。经过中俄双方积极协作，2011年8月珲—卡铁路恢复运营，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双方同意本着“边开通、边建设、边完善”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口岸基础设施，促进中俄联运国际大通道保持常态化运营。珲春公路口岸至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扎鲁比诺港区间73公里的二级公路已经修建完毕，扎鲁比诺港装卸设备以及场地、库房等配套设施的更新改造也已经基本结束。
2.2.3中蒙大通道—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建设情况
1991年联合国计划署（UNPD）在朝鲜平壤召开的图们江开发会议上宣布开通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以珲春为起点，经图们-长春-白城-阿尔山-乔巴山，全长1691公里[10]。由于蒙古国443公里的“两山”铁路（蒙古乔巴山至中国阿尔山）至今没有开工建设，影响了东北第二条大陆桥的全线贯通。在2007年8月中国吉林省获国务院批准修建这条铁路，蒙古国也将“两山”铁路纳入本国铁路发展重点规划之中，中国也将“两山”铁路的建设列入东北老工业区振兴“十二五”规划之中。目前，吉林省政府与蒙古交通部就“两山”铁路建设问题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换文予以确认，吉林省中吉集团与蒙古国交通部就合作建设“两山”铁路的事宜交换了意见，期待“两山”铁路早日修建，尽早打通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
2.3 图们江地区的陆海联运航线建设情况
在珲春-图们江地区交通、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不断进行之中，其对外的海陆联运与内贸外运航线也开始运营，但是运营效果很差。目前主要跨国陆海联运航线有6条（见图3），包括有珲春-罗津（朝）-釜山（韩）的定期航线，珲春-波谢特（俄）-秋田（日）和珲春-扎鲁比诺（俄）-束草（韩）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扎鲁比诺（俄）-新潟（日）散货航线。2009年开通中、俄、日、韩四国联运航线，即珲春-扎鲁比诺（俄）-束草（韩）-新潟（日）航线，珲春-罗津（朝）-釜山（韩）-上海内贸外运航线。其中开通后停运的航线有三条，分别是珲春—罗津（朝）—釜山（韩）航线、珲春—扎鲁比诺（俄）—束草（韩）航线、珲春—扎鲁比诺（俄）—新潟（日）—束草（韩）航线。开通并正式运营航线有二条，分别是珲春—扎鲁比诺（俄）—釜山（韩）和珲春—扎鲁比诺（俄）—新潟（日）航线。以上各条航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意向性开通，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各条航线运营时间不长，各条航线开开停停，开停原因非常复杂（表2）。
3 物流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物流组合形式单一，边境外贸量小
珲春地区物流主要包括集装箱物流、散货物流。集装箱物流主要以珲春煤炭为主，木材、塑料、服装等物品也有少量出口，散货主要以生活用品为主，每年运送煤炭近400万吨，其他货物运量较小。在物流组织形式上，以单一的物流为主要形式，没有形成多样化的物流组合形式，物流流通效率相对较低，物流费用相对较高。从对外贸易总额上看，总量相对较少，均保持在10亿美元以下（表3），而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在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达到97.6亿美元[11]，这样珲春市与满洲里对外贸易总量相比相差甚远。从贸易差额上看，自2009年以来珲春对外贸易均保持顺差，说明珲春的边境口岸物流以出口为主，进口货物相对较少。珲春市2009～2011年边境小额贸易总值分别为1.06亿美元、1.32亿美元和2.01亿美元，入境旅游也在10亿元以下。对外贸易总额和边境小额贸易增长缓慢，致使每年的物流总量变化不大。
3.2 东西向物流的货源不足
东北地区传统物流由北向南经辽宁省大连港或者营口港出海，由于吉林省没有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流向也是向南经辽宁省大连港出海，致使东西向物流较少。加上珲春处于长吉图沿线和哈（尔滨）—大（连）的边缘区，致使珲春—图们江地区的物流不能形成一定规模。此外，吉林省属于农业大省，在珲春—图们江地区没有太多的工业企业，外向型产品出口量非常少。如果利用珲春—图们江口岸发展的“内贸外运”，经珲春圈河口岸出境，在朝鲜罗津港出海，将吉林省的煤炭和粮食、农产品等运达上海和宁波两港，而南货北运的货源也不充足，如果空船返回，导致运输成本很难下降，物流货源不足严重阻碍了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业的发展。
3.3 口岸通道 “通而不畅”问题非常突出
在通关方面，由于俄罗斯扎鲁比诺港的通关手续复杂，收费高，效率低下，还有俄罗斯与我国存在3个小时时差，有效通关时间得不到保证。加上珲春口岸对应的俄罗斯克拉斯基诺口岸，圈河口岸对应朝鲜元汀里口岸联检大楼等服务设施比较薄弱，通关能力差，致使通关货物少，成本高，又增加了物流运输时间，这样一些物流企业不愿在这里通关。另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失去了经图们江口进入日本海的出海权。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出境必须经朝鲜与俄罗斯的港口“借港出海”[12]，目前中俄、中朝国际大通道已经投入使用，但是俄朝港口设施非常落后，装卸能力有限，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快速发展。
3.4 物流企业组织结构混乱—散、乱、多、小
在珲春—图们江地区落户的韩国物流园区、日本物流园区、长春亚泰物流园区等。目前，这些园区都没有物流企业入驻，多数园区都是形式上规划和土地性质的变更，并没有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珲春—图们江地区的物流企业以欧亚、中东、长久实业、大众物流、华航等中小型物流企业为主，民营物流企业以申通、宅急送、韵达为主。总体来看，这一地区的物流企业性质复杂，物流企业处于混成旅（中外合资企业）、国家队（国有企业）、地方队（地方国有企业）、民间团体的混乱状态。目前，散、乱、多、小是物流企业的主要特点[13]。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物流的培育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同时东北亚地区地缘关系冲突为发展跨国物流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4 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建设对策
4.1 促进制造业、旅游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确保充足的货源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各项产品的物流成本中，制造业产品相比资源型产品的运输成本还有一定优势。东北地区有着发达的公路、铁路交通网络，铁路密度为1.25公里/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铁路的平均密度的1.8倍[14]。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利用对内对外通道汇集成铁路公路运输网络，为东北地区制造业产品流向珲春—图们江地区提供了可能。这样短期内出口货物以木材加工品、金属加工品、轻纺产品、粮食与农牧产品等为主；进口物流以远东的煤炭、木材初加工产品、金属矿砂及制品和日韩的机电产品为主。从远期看东北地区的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品转型，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与汽车、航空零部件将成为珲春—图们江地区相互进出口的主要物流；吉林省的现代农业产品与农畜产品加工品必将成为日本海沿岸各国主要进出口产品，为发展物流业保证充足的货源。此外，利用中俄朝蒙地缘优势，打造大图们江地区精品旅游线路，重点开发中俄朝边境游和环日本海航线游等，在珲春—图们江地区实行落地签证，增加珲春—图们江地区的客流量，以人流来带动珲春—图们江地区的物流和信息流的快速流动。
4.2 实现我国在图们江口的通海权，尽早开通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
我国通过俄朝港口“借港出海”只是权宜之计，图们江口通航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图们江下游地区旅游船舶的小码头，在没有进行河道清淤的情况下，河面宽50米，江水深度为10米左右，10吨以下中小型船舶能够通行。鉴于此，必须加强与俄、朝谈判，恢复我国由图们江口进入日本海的权利，这样我国将不再受制于俄、朝两国各种体制机制限制。至今中蒙“两山铁路”没有开工修建，提请国务院将中蒙“两山铁路”修建事宜纳入中蒙两国总理会晤日程，争取早日建设中蒙“两山”铁路，开通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为珲春—图们江地区建设物流体系提供重要的保障。最后，我国在政策上要重视珲春—图们江地区在海运中的优势，利用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引入蒙古国东部的物流，将蒙古国的资源产品通过珲春—图们江地区口岸通道进入东北亚地区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4.3 建立多国物流的合作机制
多国物流的合作机制是边境口岸物流通畅的政策保障。边境口岸物流与传统物流的最大区别是经过口岸形成跨国物流。在口岸通道不断完善的同时，更要协调多国利益、提升政治互信水平。由于东北亚六国的社会发展制度不同，朝鲜、韩国权力刚刚交接完毕，各项制度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加上朝核问题、朝韩南北关系、美日韩国家的经济挤压。在建立多国物流合作机制时，周围各国港口、通道、航线涉及多个国家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牵头作为主体，建立平等对话和信息共享的平台，需要与俄、朝、韩、日、蒙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通航管理协议，以双边约束带动多边约束，完善多国物流合作机制，保证通道畅通。
4.4 对物流企业给予政策支持，转变物流企业运行结构
边境口岸物流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设施建设，最活跃的要素是物流企业。因此应利用珲春—图们江地区的区位优势，建立区域中转枢纽的多功能服务型的物流发展模式，必要时提供完整的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建设物流基础设施显得实力不足，这就需要由省级层面与国家层面提供相应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在市场经济下矫正原有传统物流企业结构，发展壮大边境地区的物流企业，从分散效益形成规模效益，增强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企业的竞争力，促使物流企业结构更加合理化，以此来带动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散、乱、小的发展态势，从而物流业快速持续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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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口岸实施跨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欧亚大陆腹地,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边界线长达5600多公里,是我国邻国最多、边界线最长的省区。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新疆就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等地有着密切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有着许多传统的商道和口岸。自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疆口岸经济快速发展,新疆已成为我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截至2006年底,新疆拥有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二类口岸12个,成为全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的省区之一。加快新疆与内地口岸跨区域合作,对新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1.口岸业务量逐年快速增长,口岸通关监管压力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疆对周边国家经贸发展速度不仅在新疆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也在全国各省区中位居前列,给新疆口岸通关监管工作所造成的压力也是空前的。2008年,新疆各口岸过货量2135万吨,增长9.5%。其中,阿拉山口口岸过货量达1898万吨(是2000年437.29万吨的4.34倍),增长11.4%,占全区口岸过货量的88.9%;实现贸易额109.1亿美元,增长48.2%。1996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过货量已经连续13年稳居全国陆路口岸第2位,2009年8月以来已经超过满洲里口岸,全年跃居全国第一位目前已成定局。口岸过货压力可想而知。
2.把新疆建设成为我国能源和物流的安全大通道具有不可替代性。自治区“十一五”规划和国务院32号文件都明确提出:新疆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积极面向中亚、西亚、南亚、东欧及俄罗斯市场,建设国家向西出口加工基地、中转集散地和物流大通道;同时,新疆还要加强与周边国家以资源互补为主的经济技术合作,西来东去,建立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安全大通道。第二条“欧亚大陆桥”贯通以后,新疆口岸不仅承担着疆内物资的进出口任务,还承担着大量内地货物的进出口和转口运输,已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并具有不可替代性。新疆外贸中出口产品的70%来自国内其他省区市,进口产品的近70%销往内地,是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的主体,中国向西开放物流大通道的作用已日益显著。随着国务院32号文件的贯彻实施,新疆口岸实施大通关更加迫在眉睫。同时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区位,口岸不仅是一个人流、物流的通道,还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反对民族分裂、促进睦邻友好的重要职责。
3.外经贸企业对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呼声更高。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实行国民待遇,优惠政策越来越少,国内外企业备加关注的已不再是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而是要求提高口岸通关效率,人便于行,货畅其流,以降低通关成本,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如何进一步完善口岸管理将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区口岸各监管、查验部门在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深化改革,简化手续,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然不能满足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外经贸企业要求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的呼声很高。
4.新形势下海关通关监管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新型贸易方式和物流方式层出不穷,贸易安全及便利化问题越来越得到世界海关组织(WCO)和各国海关的重视。新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口岸不仅是一个人流、物流的通道,还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反对民族分裂、促进睦邻友好的重要职责。在传统监管工作任务高速增长、通关便利化呼声日益强烈的同时,反恐、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参与国际海关合作(如上合组织、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亚八国海关合作等)等新任务也不断产生,而且其范围越来越广、任务越来越重,责任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海关管理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增长却远滞后于海关监管业务量和社会需求的增长。面对新形势,应对新挑战,科学把握国际物流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构筑海关严密、便利的口岸通关监管模式,努力实现有效监管与高效运作的有机统一,是摆在新疆各口岸海关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新疆与内地跨区域口岸合作现状评析
新疆除了与天津等北方12省市区共同签署了《跨区域口岸合作天津议定书》、《北方地区大通关建设协作备忘录》及其《建设内陆无水港合作意向书》外,还先后单独与天津、甘肃、陕西、青岛等省市签订了跨区域口岸合作议定书,建立了跨区域合作机制。
(一)新疆与内地跨区域口岸合作现状
1.新疆与天津口岸跨区合作。2004年,天津与新疆及阿拉山口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意向。该机制以海铁、海陆多式联运为载体,通过跨关区口岸部门联动,实现口岸直通,扩大口岸延伸,充分发挥天津口岸欧亚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作用,为区域间经贸发展提供口岸支持。双方初步形成的意向机制主要包括:天津与新疆口岸实行区域合作年度协调会制度、口岸区域信息联络制度、完善陆桥建设提升物流服务功能措施、实现两地口岸快速转关保障措施等内容。双方确定完善天津--乌鲁木齐―阿拉山口的国际联运集装箱班列运营,进一步扩大班列开行覆盖网络;两地铁路部门加强协作,高效合理设计运输方案;探讨了在新疆建设内陆"无水港"的可行性,确定两地海关对对方通关货物坚持合法便利的原则,提高转关效率;继续两地商品检验检疫“绿色通道”的建设,对具备条件的企业实行“集中查验,分批放行”模式,完善快速协调反应机制。其后,乌鲁木齐口岸与天津口岸签署了快速转关协议,启动了海陆运输;建立了以多式联运和陆桥运输为载体、以口岸直通为依托的跨区域合作关系;建立了乌鲁木齐集装箱“无水港”,开辟了新疆阿拉山口过境班列。2005年11月,乌鲁木齐与天津、太原、西安9个西部内陆海关签订区域通关合作备忘录,按照“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监管模式开通了海运货物区域通关业务。2007年7月,乌鲁木齐海关与天津海关签署《陆桥运输监管业务合作备忘录》,新疆检验检疫局与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署《检验检疫直通备忘录》。
2.新疆与甘肃跨区域口岸合作。2005年8月14日,新疆与甘肃省在乌鲁木齐签订了“甘肃与新疆跨区域口岸合作议定书”,旨在建立以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跨区域现代物流为依托的口岸合作新机制。新机制的建立将加快甘肃和新疆企业间贸易投资与发展,发展多式联运,实现口岸的快速转关和直通,建立口岸部门的联动机制,努力推动海关、检验检疫、航空、铁路、公路、等部门对口沟通与合作,促进两省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3.新疆与陕西跨区域口岸合作。2006年3月25日,新疆与陕西省签订了《合作议定书》,乌鲁木齐海关与西安海关签订了《区域通关联系配合办法》。这两个合作协议的签署意味着陕西进出口货物在新疆的通关过程将更为便利,两地海关、检验、检疫、铁路、公路、货代等部门沟通更为密切,还会使经由新疆口岸的陕西进出口货物逐步实行提前报关,减少货物在口岸海关作业现场停留时间,缩短办理验放手续,以及利用科技手段特别是利用电子数据交换、条形码清单、电子车牌等方式通关,实行电子核销和电子底账与纸质清单、报关单的双重对碰和审核,为形成以有效监管为前提的高效运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今后,以西安为中心的内陆进出口货物在经过新疆口岸时,将实现转关运输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环节大为减少,通关速度大大提高。
4.新疆与青岛口岸跨区域合作。2006年9月21日至24日,青岛口岸办先后与新疆口岸办、阿拉山口口岸委、霍尔果斯口岸委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青岛口岸与新疆口岸、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委将在对外贸易和国际物流发展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及时协调解决涉及口岸工作的重大问题;充分利用“属地报关、口岸验放”和“属地报检、口岸验放”等通关模式,提高通关效率;协调和支持两地铁路部门,探索改革集装箱铁路运输机制,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支持两地中介服务企业,按照自愿、规范和市场化运作的需求,建立和完善口岸跨区域合作的多种服务方式,为企业货物进出口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服务。该协议的签定,建立起了新疆口岸与青岛口岸长期交流的机制,对充分利用两地口岸优势,进一步延伸新疆口岸功能,促进两地口岸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2006年10月,乌鲁木齐海关、南京等七个国家海关总署直属的海关启动“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新的通关模式试点。与此同步进行的还有“简化和规范转关运输监管”的试点工作。至此,备受陇海、兰新铁路沿线7省区海关跨关区通关作业改革正式开始。此次试点的口岸海关为连云港海关和阿拉山口海关,属地海关为乌鲁木齐、郑州、西安、兰州、银川和西宁海关;试点的货物为通过连云港海关的海路进出境货物和阿拉山口海关陆路进出境货物。根据上述规定,开展试点的7省区22家企业在连云港海关和阿拉山口海关进出口货物,只需在属地海关报关,便可在口岸海关提取放行货物,真正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真正将港口功能延伸到6个城市,为跨关区进出境货物通关开辟了一条新的高效的通道。
(二)分析评价结论
从新疆口岸与国内兄弟省区市口岸跨区域合作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新疆口岸与天津口岸的跨区域合作开始的最早,合作也最广泛,从中受益也最多。但整体而言,新疆口岸的跨区域合作与其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新疆口岸跨区域合作主要集中在陇海铁路沿线的主要省区口岸,虽然已经涵盖了进出新疆口岸海关的大多数通关业务,但与其他省区,尤其是与西南部省区口岸的跨区域合作也应该尽快开展。
3.新疆15个陆路边境口岸中,阿拉山口口岸几乎可以说是新疆与国内兄弟省区市口岸跨区合作的唯一代表,其他口岸(除了霍尔果斯口岸有初步的合作外)的跨区合作还是空白。这是由阿拉山口口岸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口岸性质(唯一的铁路口岸)所决定的。
4.新疆口岸的跨区合作与全国其他省区市同步发展,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有条件享受跨关区“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的新疆企业为数太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应该积极探索、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实行新型通关改革模式。
三、加快新疆与内地跨区域口岸合作的建议
第一,加快新疆电子口岸建设,构建大通关统一信息平台。电子口岸是国家电子政务的重点信息系统“金质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14个部门于1998年共同建设的口岸数据交换网络平台,是以口岸通关执法管理为主,逐步向口岸物流、商务、服务延伸的大通关、大物流、大外贸的统一信息平台。实施电子查验监管通关放行,就相当于为企业架起了一条高速通道,企业足不出户就可通过网络进行申报,可节约时间,减少人力,节省费用,提高效率。目前,新疆电子口岸正在建设之中,第一步主要是利用国家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已有资源,建立新疆电子口岸虚拟平台,使自治区与口岸物流及贸易相关的电子政务应用项目和虚拟平台实现对接。第二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对与口岸物流及贸易相关的信息、系统的管理,逐步进行增值业务项目开发,建成具有新疆特色的实体化地方电子口岸平台,这一步已经于2007年11月实现。目前,新疆电子口岸已经实现了与海关的数据交换,建立了实体平台,完成了除塔城和阿勒泰之外海关监管卡口管理,目前正在建设国门卡口管理系统和机场物流监控系统。全疆各口岸职能部门应当及时加入国家电子口岸体系,实现电子查验监管通关放行。同时,加大对口岸各相关部门单位信息资源的整合力度,建立健全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与中国电子口岸的合作,尽快把新疆电子口岸建设成为具有一个“门户”入网,一次认证登录和“一站式”服务等功能,集口岸通关执法管理和相关物流商务服务为一体的大通关统一信息平台。
第二,加快实施全方位的新疆口岸跨区域合作。通过全方位的新疆口岸跨区域合作,进一步扩大新疆口岸跨区域合作的范围、广度和深度。一是逐步扩大新疆口岸,尤其是阿拉山口口岸与内陆省份区域通关适用范围,在积极促成建立西北、华北区域大通关建设协作机制的同时,加快与东南沿海和西南部省区口岸的跨区域合作。二是在扩大阿拉山口口岸跨区合作范围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和开展霍尔果斯口岸等其他重点口岸的跨区合作。三是新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应该积极探索、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有更多的新疆企业能够享受跨关区“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新型通关模式。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全面拓展“属地申报,口岸验放”业务,发展海铁联运,海陆中转联运,空陆联运,沿海内支线中转等多种新型转关业务,完善口岸大通关协调、应急、督查、激励机制,确保区域通关一体化的推行,吸引更多的区内外外贸货物从新疆口岸进出。
第三,建立内外协调的跨区域口岸合作机制。实现“大通关”,必须有海关、国检、边检、外经贸、公安、口岸办等多个部门的密切协作。各相关部门在推进“大通关”制度建设时,要正确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既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又要充分考虑到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海关、外经贸、口岸主管部门及检疫等部门的协调协作,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在“大通关”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口岸通关整体效能。同时,支持鼓励机制创新,支持口岸查验单位内部工作职能整合,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支持建立电子监管、信用管理、质量控制、技术支撑、便民服务体系等,增强口岸服务功能,优化口岸服务环境。
第四,充分利用内陆无水港建设的机遇,加快阿拉山口为重点的口岸建设。近年,海关总署和内地口岸都在积极支持内陆无水港的建设,新疆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加快阿拉山口为重点的口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阿拉山口口岸已成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纽带、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拉动新疆外向型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我国目前过货量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发展前景最好的口岸。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特别是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能源战略以及新疆“东联西出”和“西进东出”战略的深入实施,阿拉山口作为“中国西部第一门户”、“战略能源大通道”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更加凸显,对全疆和全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建设好阿拉山口口岸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上均很重要。国家应加大对阿拉山口口岸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建设工程的投入,完善物流,仓储,报关,金融服务等配套设施,更好地服务企业,发挥物流集聚效应。进一步营造监管有效,规范有序,便捷高效的大通关环境,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贡献。同时,采取措施分流铁路运输货物由公路口岸通关。
第五,借鉴天津口岸海关的先进经验,加快新疆口岸跨区域合作。天津口岸海关是国内省市区之间陆路口岸跨区域合作中的领头羊、示范者和推动者,也是我国口岸跨区域合作最深入、最广泛、形式最多、措施最多、效果最好、最具有创新性、始终走在改革前列的优秀口岸,也是全国大通关改革的典型代表。天津海关自2002年以来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和区域物流的发展要求,主动打破区域疆界,加强与内地海关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通关改革,先后实施了自然延时和24小时预约通关的全天候通关制度;网上付税、无纸通关等便捷通关措施;“分批出入区,集中报关”和“集中查验、分批放行”等通关模式;“中银关税卡”报关缴税,“特殊经济区域间跨关区货物直通”业务,“空空转关”、“陆空联运”以及“国际中转”等新的监管模式,为企业尤其是内地企业货物通关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与兄弟省市全面推行了海关“属地申报、口岸验放”检验检疫业务合作,与内地合作建设“内陆无水港” 等各项区域通关措施,有力带动了全国口岸跨区合作和通关改革,激发了口岸经济发展的活力,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在持续不断的改革中,天津口岸海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其他海关,尤其是内陆边远口岸海关学习和借鉴的榜样。首先,应该积极主动考察、交流、取经;第二,应该考察调研新疆重点口岸软硬件条件,研究改革的可行性及其实施方案,并付诸行动;第三,积极主动争取与天津等内地先进口岸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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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商在两岸经济、政治与政策中的作用
（一）经济角色
在政治互动之外，两岸最重要的交流无疑是经贸交流。自1979年以来，两岸贸易额大幅上升，两岸贸易依存度也逐渐提高，而两岸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行为密切关联。台商赴大陆投资从试探性阶段、扩张性阶段到全面投资阶段，虽历经“戒急用忍”、东南亚金融风暴、sars及两岸关系紧张的影响，却仍难抵挡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脚步，不但投资产业趋向多元化，平均投资规模也扩大，投资形态也从个别办厂发展为水平整合、策略联盟、核心企业带动相关卫星企业一起到大陆投资，逐渐形成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在2001年底两岸先后加入wto后，双边投资贸易及投资关系也日益密切。
据大陆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06年底，台商在大陆累计投资项目71847个，合同金额1010亿美元，实际投资439.1亿美元。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已经二十多年，活跃了两岸经济，密切了两岸民间的交流与合作。截止到2006年底，两岸贸易总额已达6036.9亿美元。现实表明，台商通过自己的投资行为，为两岸双赢、为两岸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的不断增加，海峡两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更加紧密。包括广大台商在内的两岸人民共同营造的两岸经济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局面，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为两岸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积累更多积极的因素。
（二）政治角色
目前，数以百万计的台商身在祖国大陆，心系两岸发展。他们最希望海峡两岸之间和平共处， 最担心两岸发生战争冲突。由于前来祖国大陆投资的台商越来越多，已逐渐形成一支在两岸之间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力量。在台湾岛内“”势力猖獗、两岸关系长期紧张、僵持的严峻现实面前 ，台商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以及在两岸交流与合作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正在受到两岸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
由于台商掌握了台湾经济所需的产业、人才和资金，所以台商的政经影响力，在社会上的发言地位，在两岸政治上是否产生“以商围政”的现象，使其行为倾向备受台湾当局关注。而且在大陆的台商人数渐多，2004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回台湾投票的台商人数就有12—15万人,他们可以影响到的亲友也不在少数，被认为是足以影响台湾选情的关键力量之一。
多年来，台商在推动两岸直接“三通”、影响台湾地方选举、推动两岸直航等方面都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在祖国大陆台商约有100多万，绝大多数都具有选举权。其总数比岛内许多县市选举人数还多。他们对岛内亲友和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影响，争取台商可以间接争取众多台商的亲友和岛内的中小企业。台湾当局将台商视为最具关键性的“胜选王牌”之一。从数量上看，在祖国大陆的台商近百万，通过直接、间接的关系所联系到的岛内同胞已超过了 500万人；从作用上看，“戒急用忍”的失效、“南向”政 策的夭折、包机直航的推动，台商都发挥了积极而明显作用；从质量上看，台商对“一个中国”原则认同者多、抵触者少，对“一国两制”关心者多、诋毁者少，对祖国和平统一赞成者多、反对者少，由此可以看出台商在两岸经济发展中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剂的作用。
（三）政策角色
在两岸政策决定的过程中，台商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西进台商对其自身的物质利益以及政见主张，有可能透过组织及集体的形式加以伸张。童振源认为，在大陆的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不仅存在，而且重要，而台商就是影响大陆政策决定的重要利益集团。他认为台商为大陆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包括“台资企业协会”成立，1995—1996年的，1999—2000年的“两国论”事件，大陆台商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陆的政策。“台资企业协会”和大陆官员保持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为了保护和发展台商的利益，“台资企业协会”在和大陆政府进行协商与沟通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大陆政府也把“台资企业协会”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实体。
在两岸关系上，台商可以说是台湾内部最重要，最受关切的利益团体。一般而言，虽然台商很少就特定政治议题向台湾当局施加或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多数台商希望两岸执政者都能维持两岸的稳定与和平，两岸扩大经贸交流。例如王永庆、张荣发、许文龙等知名企业家，虽然很少讨论两岸政治议题，但都曾表达希望台湾当局实现两岸“三通”的意见。正是在台商多年的呼吁和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修订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制定了两岸直航的“日程表”。
（四）台商大陆认同增强
全球化强化了人员的移动能力与速度，在移入与移出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所谓的“连缀社群”，影响的不只是政治社群与成员的关系，还包括移入与移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面向。而具有经济影响力的大陆台商，作为两岸间的“连缀社群”，其认同取向与变迁，在政治对立、经济互赖的两岸关系中，更别具意义。接近半数的台商赴大陆后，其台湾认同维持不变，但因感受到大陆环境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加上大陆当地台湾人社群的建立，因事业发展造成生活重心的转移，在大陆当地生活的舒适感，大陆台胞生活圈的归属感，以及大陆生活日久产生惯熟感，造成大陆认同增强，形成“两岸双重认同”。台商大陆认同感增强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在大陆当地生活的舒适感。大陆物价低廉，以台商的收入所得，容易获得比台湾更为优越、舒适的生活水准。许多台商表示北京、上海、苏州等大城市发展快速，硬件建设不比台湾差。在大陆生活的舒适，促使部分台商愿意在大陆常住，方式或是举家迁移大陆，或是在大陆结婚生子，或是在大陆退休终老，进而对移居的大陆产生家的归属感。
其二，大陆台胞生活圈的归属感。对大陆的认同因为大陆当地台胞社群的建立而有所增加，由于台商十几年来在大陆的投资，致使大陆已经产生许多的台商社群，包括台商社区、台商协会。许多台商不但事业上有往来，社交生活、休闲活动也彼此联系，相对于离开台湾已久所产生的亲友疏离，许多台商在大陆的人际往来关系，比在台湾还要更为密切。
其三，安定感。在大陆生活的安定感，也是台商选择长居大陆的因素之一。台商之所以来大陆常住定居、落地生根，就是看中大陆这边的治安环境和人文环境，加上大陆当地政府官员的照顾，给台商一种安定的感觉。
其四，事业发展，产生生活重心的转移。因为着眼于大陆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有助于事业的发展，因此决定在大陆扎根，举家迁移或是在大陆成家立业，将自己的生活重心转移到大陆来，长期发展，长期居住。
台商不只是企业，也是个人。所以，经济层面的考量重要，生活层面的考量也重要，虽然不见得同等重要。固然有台商因事业发展决定到大陆扎根，决定举家迁移大陆，也就是因经济层面决定生活层面，却也有台商因配偶不适应大陆生活，因而决定两岸来回而非安家落户的迁移形式。
二、台商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
近些年两岸经贸交流的实践充分证明，台商对岛内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台商是保证台湾出口持续大量出超的主要力量
台湾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台湾经济二十年前之所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主要依靠的是外贸出口。近十多年来，由于受台商不断投资祖国大陆的带动，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出口量和出口比重也都在不断增加。仅2002—2006年的5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就达2475.8亿美元。大陆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二）台商是台湾外汇储备增加的最主要来源
由于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出口大大多于进口，年年有大量贸易顺差。自1979年年初祖国大陆提出“三通”倡议以后，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据大陆商务部统计，两岸贸易额从1979年的0.77亿美元，到2006年达到1078.4亿美元，突破千亿大关。20多年来，两岸贸易总额截止到2006年底已达6036.9亿美元。台湾出超多，外汇储备必然增加。台商投资大陆带动两岸贸易发展，若没有台商对大陆的巨额投资，就不可能有对大陆的巨额顺差，台湾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地区。
（三）台商是台湾产业结构提升的催化剂
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不仅为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外移创造了条件，而且其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也多由岛内出口供应，于是又促进了岛内科技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某些低层次的科技产业移往大陆生产，除了促使其所需的零组件和半成品由岛内出口供应外，还促进了台湾研发工作和高层次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岛内产业结构向上调整和产业体制的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在传统产业外移及岛外流入的高科技产业资本的推动下，台湾以资讯产业为主体的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逐步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点。所有这些，都是台商在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四）台商是岛内经济资源整合的重要角色
近几年来，台湾之所以对祖国大陆的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台商在全球经济链条中扮演着资源整合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说，由台商引进美国硅谷的技术，在台湾消化改良，并以祖国大陆为腹地，利用海峡两岸的资源分工合作，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后再行销到全球各地；这一合作模式，不仅互相依赖、互补，而且将是今后台湾能否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在这个合作模式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并起着重要作用的正是以数百万计在祖国大陆奋斗的台商。
（五）台商是保证岛内经济增长的强大促进力量
两岸虽同为WTO成员，但因特殊的政治关系和背景，双方经济相互开放程度落后于对其它WTO成员的开放程度，其中主要是台湾对与大陆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限制较多，很多方面连第一层次的入世承诺(WTO Agree－ment)都未实现。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可以称之为“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推动实现第二层次的经济开放(WTO－PlusAgreement)的过程则可称之为“两岸经济关系自由化”。而在推动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制度性、机制性的规范，这也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和自由化”的框架和平台，因此这个同步进行的基础性构建目标也被称为“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与机制化”。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与机制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加强和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重点还应沿着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自由化的方向继续推进。
一、两岸经济往来正常化
两岸经济往来正常化，主要指改变两岸经济往来因政策限制造成的间接、单向、局部的不正常状况，实现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经济往来格局。1979年以前的30年间，两岸经济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是在特殊历史、政治条件下进行的严格政策限制。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倡议两岸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后，两岸经济往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政策限制也逐步放松，这是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开端。在两岸经济往来正常化的进程中，大陆率先提出并大力推动两岸实现包括通航、通邮、通商在内的“三通”，并单方面大幅开放对台贸易与投资，政策松绑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走在台湾前面。2008年以来，随着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大陆不断加大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的力度，台湾也相继实施了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策，双方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进协商，共同促成了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两岸签署金融监管备忘录(MOU)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成果，某种意义上两岸经济往来的正常化已经“基本实现”。
但从WTO的角度看，两岸相互放松经济限制政策尚未达到人世时承诺的标准。21世纪初，两岸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各自对WTO成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开放的承诺。按照WTO规范，该承诺适用于WTO的所有成员，即每个成员均应给予其它所有成员“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MFN)”(注：VeTO文件明确说明该术语包括国家和地区，无意涵)，不应歧视任何WTO成员。目前，大陆对与台湾的贸易及投资往来基本完全开放，与其它外资相比还有“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而台湾方面的政策限制仍较多。以开放商品进口为例，台湾对大陆以外的WTO成员开放了99％以上的人世时承诺的商品进口，但对自大陆进口的商品却分为禁止进口、有条件进口、允许进口三类，其中有条件进口和允许进口种类合计不超过80％。截至2010年1月1日，台湾准许从大陆进口的农工产品共8625项，占全部商品总数10867项的79.37％，其中农产品开放62.26％(1427项)，工业产品开放83.94％(7195项)。再以开放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为例，两岸投资长期呈现单向特征，自2009年6月30日台湾实施开放陆资政策以来至2011年4月底，台湾先后四次累计对陆资开放产业247项，其中制造业开放比例占42％、服务业42％、公共建设项目24％，仍远未达到台入世承诺的开放项目数；陆资赴台投(增)资金额约1.5亿美元，仅占同期台吸引岛外投资的1％左右，约为台商赴大陆投资总额的O.1％。因此从“双向”的角度看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二、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
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是指对两岸经济活动予以规范，制定双方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正常化是解除不合时宜的政策限制的过程，制度化则是建立符合双方利益需要的行事规范的过程，二者大体可以理解为“破”和“立”的关系，即破除障碍和确立规范。两岸经济由长期隔绝到相互往来，必然存在规则、标准等多方面的制度差异和制度空白，需要通过协商寻求可以共同遵守的制度化安排。
首先需要建立两岸经济议题协商的制度化安排。自2008年6月两岸两会恢复协商以来，已经形成每年举行会谈的常态化、制度化模式，以两会为主的稳定的两岸经济协商制度日益成熟，并将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完善多层次的经济交流的沟通与协商制度，包括两会协商制度、政党交流制度、行业协会协商制度、专家交流制度、企业合作论坛、民间交流论坛等。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两会协商制度是目前两岸唯一官方正式授权的专门协商平台。与共产党建立的两岸经济文化论坛平台成为海峡两岸之间一种特殊的经济协商制度。特别是在野期间，这一协商制度在两岸经济合作过程中起到了两会不能起到的独特作用。行业协会协商制度是在两会商谈无法恢复的情况下，两岸双方采取的权宜性措施，对于务实解决两岸交流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2005年两岸在解决台商春节包机问题上创造了“澳门模式”，即由两岸行业协会组织出面，相关官员以民间行业代表或顾问身份参加，就两岸航运或包机等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然后各自分别安排。
其次是功能性议题的制度化安排，即针对两岸经济往来中某一重要问题或事项进行制度化安排。内容包括：投资保障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议、贸易争端处理机制、产业标准的共同制定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例如两岸两会签署的《海峡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协议》、《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海峡两岸标准计量检验认证合作协议》、《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等，即属于两岸经济合作功能性议题的制度化的范畴。
此外，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还包括区域合作以及产业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化既有诸如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大区域经济合作，也包括平潭综合实验区等某些实行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和先行先试综合试验区的制度化建设。产业合作制度化的内容，既有目前两
岸积极推动的“产业搭桥计划”的制度化安排，同时也广泛涵盖两岸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合作，如精致农业、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等产业合作的制度化安排。
三、两岸经济关系机制化
两岸经济关系机制化，是指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中的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纳入有明确发展方向的有机系统内，构建出一个符合两岸关系特色、适应两岸共同发展需要的经济合作机制。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构想的概念最早在1980年代初即有学者提出。1993年4月“汪辜会谈”期间，大陆海协会向台湾海基会提出“设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会议制度”的建议，是较早提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公开主张。2002年1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纪念江总书记八项主张提出七周年的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2008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要求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
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是一种开创性的制度创新，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应充分参考、借鉴和吸收人类历史上已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尝试和经验，同时也应认清在政治背景、经济关系、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特殊性。两岸政治关系特殊，使两岸经济一体化虽然本质上是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但又具有一些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与特点；两岸经济关系特殊，使两岸需要在经济关系尚未实现完全正常化的情况下同时推进经济合作制度化；两岸经济一体化规律特殊，决定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呈现不同阶段的特征交叉推进。
“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的目标包括：促进和加快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大限度发挥两岸经济优势互补；发挥政治外溢效果，为两岸解决政治议题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塑造两岸命运共同体；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深层的中华文化内涵。建立和完善“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需要把握以下原则：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规律；互利双赢，充分发挥两岸经济互补优势；循序渐进建立和完善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突出两岸特色，维护民族利益。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的主要特征有：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制度化进程相结合；互利互惠与适度让利措施相结合；官方推动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特区试点与全面合作相结合；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相结合。
“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是在国家重新统一前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由中国国家主体与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建立的旨在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具有一系列自身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该机制至少应包括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构”与“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协议”。前者是要在两岸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在平等协商、善意沟通、互惠双赢、公开透明的原则基础上成立和运作能够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组织机构。后者是在两岸关系特定发展阶段，为适应两岸经济共同发展需要，并得到两岸各界支持的条件下签署的两岸间经济合作的制度规则。
在“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构”方面，目前两岸已在两会架构下建立了以“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为主导的平台，推动ECFA的细化与落实。依ECFA第11条的授权，两岸于2011年1月6日由双方指定的代表组成“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作为“功能性经贸磋商及业务沟通平台”，在两岸两会架构下运作。经合会的功能包括：完成为落实ECFA目标所必需的磋商；监督并评估ECFA的执行；在争端解决协议未生效前，根据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第10条授权规定，协助解决关于ECFA的解释、实施，以及适用的争端。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例会于2月22日在台湾桃园举行，会议就经合会工作小组设置、启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议磋商、总结和评估框架协议早期收获计划执行情况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共识。会议决定成立经合会第一批工作小组，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产业合作、海关合作6个工作小组，负责相关协议的磋商，推动相关领域的合作。会议宣布启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争端解决等3个后续协议的商谈，全面启动了ECFA后续协商。两岸成立并开始运作经合会是双方共同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一步，构建了两岸经贸领域制度化协商的新平台，启动了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机制。双方代表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思路，可以妥善处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框架协议实施后出现的新问题，稳步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有效发挥框架协议对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动实现两岸经济正常化、自由化，使两岸经济合作成果更广泛地造福两岸同胞，造福中华民族。
在“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协议”方面，目前两岸已于2010年6月29日正式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目的是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最大限度地实现优势互补，最大可能地追求互利双赢。事实上，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确有利于在现有基础上更为迅速全面地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有利于为两岸人民谋得更多和更实在的利益，有利于台湾经济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有利于两岸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根据两岸研究单位有关“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研究的共同结论与建议，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对两岸经济发展均有正面的效益。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签署ECFA虽对台湾不同产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正、负面影响，但整体而言，将促使台湾的GDP增长，并对福利、贸易、就业、产值等总体经济产生正面效益。两岸签署ECFA对提升台湾经济竞争力、避免边缘化尤其重要。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大陆与东盟约90％的商品陆续实现零关税，台湾出口产品的40％以上集中在大陆，在日、韩也加紧与大陆商签FTA的形势下，两岸如不签署ECFA，台湾产品在大陆的竞争力将面临东南亚与日、韩产品的两面夹击，前景堪忧。相反，则对台湾依照其经济发展战略成为跨国企业的“全球创新中心”及“亚太经贸枢纽”和台商运筹经营的“营运总部”将有重要意义。
四、两岸经济开放自由化
两岸经济开放自由化是指努力实现商品(货物与服务)和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在两岸间自由流动。货物贸易自由化是双方通过协商谈判，降低关税，取消其他贸易壁垒和歧视待遇，扩大市场准人度。服务贸易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在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但涉及范围更广，包括运输、旅游、教育、金融、通讯等行业，有些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敏感性行业和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开放难度更大，不确定因素更多。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则需要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等更严格的前提条件。两岸经济开放自由化基本上是
遵照WTO规则进行协商谈判。
从性质上看，世界贸易组织(WTO)对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协议一律称为“区域贸易协议(Region Trade Agreement，RTA)”。依据协议的实质内容，WTO对RTA主要分为4类：一是对部分贸易商品进行关税减让，称“部分范围(Partial Scope，Ps)”；二是对大多数贸易商品关税减让，称“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FTA)”，绝大多数RTA均属此类；三是协议内容含有服务业合作，则称“经济整合协议(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EIA)”；四是关税领土合并，对外实行共同的关税和贸易限制，称为“关税同盟(Custom Union，CU)”。有些学者主张两岸经济开放自由化是双方签署FTA，也有学者提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需要在WTO已有框架基础上进行创新。
事实上，两岸经济关系自由化有鲜明的两岸特色，是两岸间为推动经济发展共创双赢的特殊的经济合作安排。两岸签署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既不同于以往WTO成员间签署的一般性FTA，也不同于中国大陆与港澳地区签署的CEPA。其特色突出表现在：第一，两岸是在尚未完全实现经济正常化的条件下同时推动经济自由化。目前全球400多个RTA均相互提供比当初加入WTO时所承诺的更优惠的关税减让条件，即“超WTO协议(WTO－PlusAgreement)”，而两岸是在逐步实现WTO承诺的同时展开“超WTO协议”的谈判，这与一般FTA谈判在实现了WTO承诺的基础上进行“超WTO协议”谈判的内容不同。第二，早期FFA内容仅限于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近年来服务贸易和投资内容也经常出现在FTA内容中，但经济合作内容仍较少见，而ECFA的内容不仅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还包括有规划指导、有政策支持、有产学研一起参与的新型产业合作与各种经济合作，远比一般意义上的VIA复杂和丰富。第三，由于两岸关系特殊，虽同为WTO成员，商签ECFA的过程中要体现“血浓于水”的同胞情义，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要照顾对方的关切。正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大陆提出在ECFA的谈判中会有五个方面的特色：一是两岸在早期收获中提出希望对方降税的产品，无论是金额还是在各自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陆方面都会少于或低于台湾方面；二是大陆方面选择对台湾降税的产品时，将尽可能选取能惠及台湾中小企业和广大基层民众的相关产品；三是大陆方面提出希望台湾方面降税的要求时，将尽量不影响台湾的弱势产业；四是大陆不会要求台湾方面进一步扩大大陆农产品入岛；五是大陆无意对台湾实施劳务输出。除了要符合两岸关系特色外，ECFA还要适应两岸共同发展需要，并需得到两岸各界支持，受到国际社会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