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1 09:35:53
一、开发西部的战略原则
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
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国对海南省也进行了开发,虽然当时我们已有了开发深圳的经验,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自由化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没有体现出海南特色,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
今天重开开发西部之战,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几种模式,而应该体现新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下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西部开发中所谓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既要运用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又不能放弃政府对开发的规划和干预。具体来讲,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对整个开发进行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抛开可持续发展谈开发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外,其他投资基本上都应实行有偿投资,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投资应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并加强新投资与原有基础之间的产业联系,对民间投资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在必要时对部分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坚决采取拒入的强硬态度。
二、开发西部应有的金融支持
现代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其二是具体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从而支持微观经济。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在遵循开发西部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功用,支持西部开发。
1、策划扩张战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近来有三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即国企改革、“入世”及西部开发。由于这三件事的提出有先有后,专家学者也分别对其发表了各自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基本上都是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三个问题将同时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
前文指出,西部开发必须坚持市场化开发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那么,除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外,其他各种投资者如企业也应是开发西部的主体。显然,从企业这个主体讲,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企业开发西部,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东部地区的大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尽管资金实力强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但也可能仍然是零星的。开发西部,需要众多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配合以各种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企业集团。但在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将“雪球”滚大,实现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因此,不论是在进入开发西部行列之前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张,又面临着完成传统企业体制改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银行这个重要的企业购并策划者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机构。为此,投资银行应为企业提供扩张资本的各种可选预案,并为企业购并牵线搭桥,不论这些企业是同一地区的还是跨地区的。
2、参与融资设计。投资银行不仅可为企业购并提供预案,还能根据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融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方案。对于同商业银行有较好关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可以设计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不宜于再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可以设计直接融资,其中只想在中短期内解决资金困难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债券融资;对于既想融资,又想进行机制改造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股票筹资;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既可以设计项目融资,走多样化融资道路,也可以设计项目投资基金,走较单纯的融资道路。目前西部地区企业在融资中,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重股票融资轻债券融资。有的企业甚至不分析不同融资形式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挖空心思地搞所谓融资,结果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程度。投资银行应根据西部企业的实际,主动向企业宣传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使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融资形式,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
3、提供融资便利。微观金融部门是具体融通资金的机构,它可以从资金上为西部开发提供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国家证监委应在西部地区企业股票上市、债券发行以及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审批中对西部给予倾斜,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增加积累,蓄积能量,转换机制。二是参与项目融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西部开发不能以牺牲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参与这种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向开发项目进行融资,从中实现商业利益。三是组织银团贷款。进入新世纪,金融业比较突出的变化中,利率自由化和风险加剧将是重要的两个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如果各商业银行打利率战,那么不会有任何一个赢家;同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筹码押在个别项目上的做法也只能进一步加剧风险程度。于是,银团贷款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
4、投入政策资本。没有一定的金融政策投入,金融业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就不是全面的。一是对西部地区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有许多人笼统地主张在我国分地区实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理由是美国就成功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政策移植到我国,可能并不会有美国那样的效果。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美国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制度,规定各商业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这种体制下,各商业银行通过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得到的实惠必然留在当地。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主要是总分行制,如果简单地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在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从央行得到的那部分额外资金,会被其总行统筹平调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特殊政策的作用必然得不到体现。但是,只要中央银行根据各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行整个信贷资金中投在当地的贷款所占比重,确定其享受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那么,西部地区就能真正得到这种政策实惠。二是对西部大型投资项目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利率自由化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体现出来。运用利率政策支持西部开发,就要在现行条件下降低央行给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率和再贴现率,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或者通过财政对利率的补贴降低资金成本。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国家应规划出开发西部的专项贷款,支持西部大型项目开发。当年在开发特区时,国家曾专门规划出一块资金,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特区,现在应该将这一政策移植过来支持西部。
5、深化服务支持。除了投融资支持外,金融部门还应该为西部开发提供其它一系列服务支持。一是快速便捷的结算。随着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往来于西部地区的资金量将会增加,结算服务质量的高低,不但影响着金融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着客户的资金周转速度和效益,所以各商业银行要加强结算服务,减少压票压汇;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结算纪律的检查,严肃查处故意压票压汇行为。二是资信调查。开发西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资者将不只来自西部地区,还可能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要求引资方逐一调查投资方的资信和实力,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分支机构多和联系面广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联系机构调查有关投资者的资信和实力,使委托人免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提供各种表外业务服务,如备用信用证、贷款承诺以及外汇及投资物资的期货与期权交易指导。四是保险服务。目前开发西部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还在困扰着投资者,从主观上讲,投资者对风险预期不准,怕所投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预期与实际确有不一致的可能,投资者担心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则会血本无归。为了使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险部门应在巩固传统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保险品种,尤其是要开发一些适宜于西部特色的险种。对于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可以由多家保险公司联保;由独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可以向实力雄厚的其他公司分保和再保险。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财经信息、经济金融变化趋势预测等服务。
三、实现西部开发金融支持对金融业本身的要求
以上金融支持,有些是金融部门在现有条件下就能提供的,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多方面改革和努力后才能实现的。因而,金融业自身的素质提高也迫在眉睫。
1、培养发掘高素质金融人才。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为此,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人才,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再次,每年从专业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用一部分人才,充实目前的队伍。最后,必须将人才的选用以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使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2、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一是根据开发西部地区的实际需要,设立国家开发银行的相应机构,使其作为中央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代表机构。二是率先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建一个规范的投资银行,从事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务。三是在西部地区建立一到两个证券交易所,逐步均衡证券市场的地域分布,允许西部各省会城市开办证券交易三级市场。四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特色金融机构,如伊斯兰利润分享银行等,支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五是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允许外资银行在西部的分支机构办理人民币业务,并允许率先开办零售业务,以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机构,进行开发投资。最后,引入和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允许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成立财务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批准外资保险机构,尤其是财险公司在西部设立机构,加强西部地区保险业的竞争,开拓适合西部开发的险种。
3、实行灵活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自我国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盈利意识增强,一方面各级行严格按资产负债比例要求规范管理,另一方面对下级行头寸通过上级行进行调剂。诚然,加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也应该看到,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实行的是“一级法人,多级经营”的总分行管理模式,应该说在这种体制下只要总行一级严格掌握了资产与负债的比例结构,就算达到了要求,即使将来“入世”后,也不违背WTO和巴塞尔协议的有关精神。在这种前提下,适当扩大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支机构的贷款比例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所以,应该设法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上做一些文章,增加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
关键词：金融中心；创建模式；路径选择
一、引言
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且相互制约的。设施完备、市场健全、资金活跃、信息便捷、服务高效、机构集中的区域金融中心能够有效地加速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地，当某一区域金融环境受到金融制约时，同样也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水平的健康发展。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逐步深入，如何借助金融中心的建设协调我国西部地区金融业不平衡的现状，促进经济金融环境的和谐发展与各地区的平衡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探索西部城市金融中心创建模式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IS-LM”模型说明了“供给引导”理论与“需求跟随”理论，最终探索出西部四市金融中心的创建模式——将“经济推动”与“政策推动”两种力量相结合，以“政策推动”为主导、“经济推动”提供辅助作用的模式建立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的建设路径则应遵循“省内的金融中心——省际的金融联动中心——西部区域金融中心”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
二、文献综述
Y.S.Park主要应用了区域经济学当中的区位理论对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进行了细致分析。Grote以法兰克福为例来展开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认为外部规模经济对金融中心未来体系的构造起着重要作用，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路径依赖及其相关概念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描述积聚的轨迹，从而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充分发挥。Taylor等通过对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实证研究，指出高质量的金融人力资源、消费者和供应者三者关系的地方化对金融服务企业的创新和产品服务的传递至关重要。王传辉首先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模式：国家建设模式和自然形成模式的，针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确定了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提出了提高我国金融中心竞争力水平的建议。王力、黄育华等考察国际金融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指出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以及维护金融中心稳定发展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力共同推动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高洪民研究了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中心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金融体系极化效应的强化是当代金融中心竞争的显著特征。
总的来讲，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体系已经日趋成熟，但对于研究我国西部城市金融中心建设的文献相对比较匮乏，而把重庆、成都、西安、昆明金融中心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更是稀少。因此，对西部四市金融中心建设开展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为该地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三、西部四市金融中心的创建模式与路径选择
1.“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汉森模型”，它把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结合起来解决了凯恩斯的循环推论问题。该模型反映了利率r、投资I、货币供给M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y之间的关系，为国家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
对于两部门经济，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是：
由于货币供给量（M）是已知的，故在上述二元方程组中，只有利率（r）与收入（y）为变量。解出这个方程组，就可以得到r与y的一般解。
如下图所示，点E对应的r0、y0代表的是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
在均衡点E，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投资等于储蓄，任何偏离点E的利率与国民收入的组合，都不能实现产品与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
2.“供给引导”论与“需求跟随”论
“供给引导”论与“需求跟随”论是由帕特里克提出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对金融的需求较低，而金融发展对经济起着支配作用，此时的金融体系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实际的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供给引导”理论在发挥作用。随着经济发展趋于成熟，“需求跟随”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将成为时代主流。也就是说此时的经济发达程度对金融体系有更高的要求，金融体系的变化、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对金融业发展产生了新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的增多会导致其对更丰富的金融产品、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等的追求更高，意味着金融体系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来满足日常经济活动。一般而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越落后，它就越有可能遵循“供给引导”型金融发展模式。
3.金融中心的创建模式
金融中心的形成不是单一力量影响的结果，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一般而言，有“经济推动”与“政策推动”两种金融中心创建模式。
联系西部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其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将“经济推动”与“政策推动”两种力量相结合，以“政策推动”为主、“经济推动”为辅，并把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划分为西北、中部偏南以及南部边境三大区域中心模式。首先，西安应该利用西北地区的能源经济以及中小企业突出等特色，发展专业化与小型化金融，依托政策支持打造扶植型专业化的金融中心模式，以此辐射西北地区。其次，重庆与成都各自的经济综合实力在西部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二者之间又有着爆发金融资源激烈争夺战的可能，将带来资源浪费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因此，为实现综合利益最大化，重庆与成都应建立共同协作、强强联合的金融发展模式，带动整个中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后，随着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昆明应该充分利用其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号桥头堡的地位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提高对外开放度，振兴云南乃至整个西南部边境城市经济，建设其独特的离岸金融中心发展模式。
4.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慢，且经济总量较小，同时同东部地区的差距还在不断增大，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来提升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考虑西部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同时建立多个金融中心联动发挥作用以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重庆、成都、西安以及昆明要构建能够辐射大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条件还不成熟，故应遵循“省内的金融中心——省际的金融联动中心——西部区域金融中心”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
重庆应该先巩固自身长江中上游金融中心的地位，建成一个筹资型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内向型金融中介的作用，从外部地区筹措资金来满足重庆自身及周边省市的经济发展需求。依托“成渝经济圈”构建成渝区域性金融中心，把重庆发展成为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成都加快建设全国性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的步伐，提高金融机构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与服务效率，成为全国金融产业的大后方，推动成都建成能够辐射西南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西安则要依托南大街、高新区及劵灞新区的金融发展格局，围绕“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加强与西部地区实体经济相关联的“金融腹地”建设，建成一个具有较强资金融通功能、金融服务功能的服务全省的金融功能区，立足陕西、辐射西北，最终建成能够覆盖中西部地区的我国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对于昆明来说，首当其冲的是建立起覆盖全省各个县市的边境贸易结算网络，然后建成以昆明为中心的连接内地与周边各国的人民币结算网络体系，奠定昆明作为省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跨越式地展开金融产业布局，把昆明金融中心建设成为面向西部、服务全国并辐射泛亚的金融中心。
四、结论
重庆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时要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围绕江北嘴CBD打造一个金融核心区，将解放碑至朝天门一段打造成为“金融半岛”，力求吸引更多的金融巨头到重庆发展，建立能满足各类企业以及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金融机构。加快打造国际离岸金融结算中心与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的速度，以金融带动经济，实现重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外，利用其天然气储量较大的绝对优势，积极争取建立天然气期货交易所，并将一些矿产纳入到交易所的期货产品中，打造西部地区一流的期货交易所。最后，要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引进更多大型国际企业进驻重庆，建造更高级的科技园区与物流园区，为重庆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业支撑。
成都建设西南地区金融中心，首先要适时调整其产业发展策略，建立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农业和基础工业为支撑、以服务业为纽带的多种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其次，加快大规模物流中心的建立，进而带动信息、人才、资本的良性循环，为成都构建区域金融中心打造一个坚实的产业基础平台。再次，加大力度发展成都的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为金融资本提供一定的政策保障和环境支持，优化金融中心发展的软环境。最后，努力培育并组建大型金融机构，利用成都在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的相对优势，把成都发展成为区域性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以增强成都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经济功能。
对于西安，首先需要借助“关中——天水经济区”这一机遇，积极争取政策倾斜，推动市区经济发展。其次，充分利用西安的科技、人才优势，快速推进金融信息化建设与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为金融创新提供支撑。第三，依托陕北能化基地、渭北能源聚集区以及陕南新兴材料基地，西安要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并完善产业链建设，为其金融中心建设提业支撑。第四，充分发挥其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开展对外贸易，结合其交通、能源优势，发展特色金融服务。第五，依靠劵灞金融商务区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完善中介服务体系，推动西安金融中心建设。
昆明要抓住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契机，把握住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加强与南亚、东盟等地区的金融合作与交流，并与之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其次，昆明要加大人民币清算网络的建设，积极创新人民币国际业务，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建立离岸金融业务的支撑平台，推进金融中心建设。同时，还要加快发展与边境贸易相关的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等行业，为昆明泛亚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业支撑。最后，昆明需要放宽人才引进政策，并打破户籍壁垒，加强对外籍人士在昆明工作、生活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是对金融中心地位维持及发展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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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市场经济下，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协调区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实施区域金融政策是中国协调区域发展的现实选择。应尽快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并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行有针对性的金融政策。
[关键词]区域金融政策；效果差异；协调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12―0068―05
一、区域金融政策必要性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机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它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的金融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区际差异，影响到金融运行的效果，进而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由于马太效应，区际间的差异会逐步拉大。在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而实施区域金融政策无疑为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金融市场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统筹区域发展作用显著。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
1．经济增长理论。各类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分析，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不同的因素，然而，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达成共识。决定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融资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两个效率”的提高又是由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决定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必须靠国家政策倾斜，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完善落后地区的投融资体制。
2．金融压抑、深化与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相继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他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只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造成的，而消除这些障碍需要金融创新。欠发达地区金融压抑体现在：金融组织体系设置较为单一，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利用的金融工具少，信贷分配政策与发达地区没有差别，政策资源的作用受到压抑，金融市场机制对社会资金配置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作用，金融管理与资源配置受到体制上的影响而被压抑，金融体系对外不开放或开放程度很低，等等。由此，统一的金融政策必然会给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造成伤害，压抑其金融创新的动力，阻碍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因此，要发挥金融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在欠发达地区制定并实施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以加快其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为经济的腾飞营造金融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
3．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金融发展举足轻重，由政府制定实施特定的有差别的金融政策比竞争性的政策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其着眼点在于，政府为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部门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如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金融政策来使金融机构获得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有利于本地区资金吸纳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4．西方的信用理论。西方的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及信用调节论都强调金融对区域经济的调整意义，即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货币、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调整要求，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程度的差异可能会使金融调整的效果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只有充分利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集聚全国的金融资源，启动潜在的经济发展要素，才能找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因此，通过制定区域性金融政策，利用政策资源和工具来促成资本的形成，促进资本的区域性流动，提高区域金融相关比率，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统一金融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10 693．4元、5380．8元、4 283．3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59．9％。截至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20109．73元、8207元、6656．42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66．9％，可见东、西部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虽然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与各自的区位条件、工业基础、文化背景和市场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但统一的金融政策无疑对差距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统一的金融政策在东部和西部产生的效果不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就不同。
(一)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调控力度不同
1．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高于西部，而且金融市场较西部成熟，货币传导机制较为灵敏。因而，东部地区的货币乘数大于西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东部的作用效果强于两部。
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它体现了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引导现实经济活动的水平，是衡量货币化进程的一个核心指标。如表l所示，西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小于东部地区，而且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速小于东部地区，两者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落后于东部，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货币供给被经济货币化进程所吸纳，货币乘数因而小于东部，同样的基础货币所能实现的货币供给数量东部地区大于西部。
另外，东部地区银行间的拆借、质押式回购、现券交易额占有绝对比重，各项指标基本都在80％以上，而西部地区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较少，因而东部地区货币传导较为顺畅，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传导机制极不灵敏(如表2所示)。
可见，西部地区货币乘数较小，而传导机制又不灵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区域间呈现出较大的效果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供不应求。
2．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国有经济，而且非国有经济经济效益高，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其内源融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自我发展能力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附程度低，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对银行的依附程度较高。紧缩性货币政
策在东、西部的效果不同，西部所受的影响强于东部。
如图1所示，西部地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整体上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除了北京比例较高为55．75％以外，其他省市都在40％以下，而西部除了内蒙古的33．22％和新疆的24．25％以外，其他省市的比例都在40％以上。国有工业对银行贷款有较高的依赖性，而西部地区国有的高比重决定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银行贷款的高度相关性，国家若实行统一的货币紧缩政策必然会给西部地区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
(二)统一的存贷款利率造成西部资金东流
中国目前的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基准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利率的浮动空间。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中长期贷款，但由于西部的建设项目通常是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建设，边际利润率低于东部，在现行的统一存贷款利率下必然会造成东部对西部地区资金的“虹吸”。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资金供不应求，按市场规则其贷款利率应高于东部，因而统一的存贷款利率使东部地区享受了隐性的利率优惠政策。
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出分布(如表3)。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同时东部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于西部，形成了边际利润率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在统一的存贷款利率下，西部资金必然会因对利益的追逐而流向东部。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健全，客观上形成了较高的交易成本，助长了资金的东流态势(如表4所示)。2000～2003年东部存贷款所占比重平均超过了60％，贷款所占比重趋于上升，从2000年的58．45％上升到2003年的61．94％。而西部地区存贷款所占比重较低，都在20％以下，贷款所占比重区域下降，从2000年的17．77％下降到2003年的17．11％。资本市场上也反映出资金的东流(如表5所示)，东部上市公司2004年的筹资额所占比重为61％，远高了二两部的13％，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能力较差。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对外经济联系密切，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封闭，对外贸易不发达，因而中国鼓励出口的汇率政策必然使东部享受了诸多优惠，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如表6所示)2003年和2003年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9．58％和82．72％，远高于西部地区的8．50％，和10．21％，鼓励出口的汇率政策，使东部获得的利益远大于西部，在开放经济乘数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的经济必然获得更高的倍数增长。
(四)分支行制的银行组织形式产生的效果不同
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加快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现象。中国一方面加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但更为重要的是采取了分支行制的银行组织形式来聚集社会建设资金，统筹使用。这种组织形式对于聚集闲散资金、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加强资金余缺调剂并减少地方干预等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分支行制的组织形式带来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由于其过分强调宏观政策效应，一切听从总行的指令，对地方利益，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资金需求很少考虑。这种制度实际上起到了“虹吸”落后地区资金为东部服务的作用。
(五)金融监管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不同
由于东部和西部金融系统的健全程度不同，金融运行的不同特点，现行的统一监管政策导致对东部地区监管较松，而对西部地区监管较严。主要表现在：(1)央行的监管内容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所以对东部地区的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对金融机构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相反，对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层面。(2)东部地区金融发达，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众多，监管力度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国有银行占相当大的比重，监管的力度相对较大。(3)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东部，因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干预强于东部。
三、西部地区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而且经济的发展处于低梯度，边际利润率较低，风险较大，统一的金融政策在西部和东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都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因而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成为至关重要的选择。笔者认为，西部地区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完善区域金融协调机制，进而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行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一)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
1．建立针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银行。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私人投资很少涉足，因而成立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银行来筹措建设资金，是有效率的选择。
2．适当撤并效益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较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对于集聚社会建设资金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南于基层营业网点效益低下，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应当撤并效益不好、扭亏无望的基层营业网点，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中心城市分行的作用，集中资金和人力支持大中型企业向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及跨国经营方向发展，实现规模收益。
3．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西部大开发应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以效率优先来发展经济，因而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提供小额信贷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必然的选择。
4．利用西部中心城市(兰州、西安、成都、重庆)的优势和国家的倾斜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还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二)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
1．根据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充分利用和发挥西部中心城市的优势，打造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考虑依托西安和成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建立沪市和深市的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同时利用西安和成都两个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驻地的优势，发挥政策资源和信息集聚中心的优势，培育西安和成都成为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
2．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在培育西安和成都两个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区域内部的金融资源和政策的协调，以统筹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区域外的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大力吸引外部资金投资西部大开发。
(三)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论文摘要：我国各区域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存在巨大差距，而国外的研究对一个区域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差距巨大的大国经济体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十分欠缺。本文将从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和金融资金流动三个方面对相关的文献进行评述。
我国各区域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存在巨大的差距，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深入到区域层面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意义的。本文将从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和金融资金流动三个方面对相关的文献进行评述。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深入到区域层面研究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其各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各地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是什么”以及“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行是否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等问题。由于各项研究采用数据和计量方法的差别，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首先，对各地区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周立、王子明（2002）通过对我国各地区1978-2000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指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提高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将对其长期的经济增长十分有利；而沈坤荣、张成（2004）对29个省区从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了聚合回归分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艾洪德等（2004）则将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了东、中、西部的分区域研究。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存在差异，全国和东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两者之间则几乎是负相关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其次，各项研究对金融市场化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看法存在差异。周立、王子明（2002）认为，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十分显著。因此，进一步推行金融市场化能带来高质量的金融发展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艾洪德、徐明圣、郭凯（2004）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区域间是不平衡的。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比率与经济增长成正方向变动，而中西部的金融市场化比率与经济增长成相反的方向变动。因此，他们认为过度开放金融竞争和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不利。
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
除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之外，不同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和收敛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争议。张杰（1994）认为，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似，我国金融成长的进程应符合威廉姆森“倒U”曲线过程。他在对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取向。研究发现，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十分均齐，从而使金融失去空间成长的区间。由于一国金融成长的水平并不取决于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机构的简单扩张，而应该取决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形成水平，因此，我国区域金融组织结构必须从“互挤”向“互补”转换。该转换的完成则需要通过解除现存的条块分割金融体系，构建新的区域结合型金融组织框架，形成若干个金融中心和金融“发展极”，打破金融资源流动的地区壁垒，弥合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割裂状态，从而促使金融资源空间流动和配置机制的形成，引导总体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
与张杰（1994）得出的结论相反，周立（2003）在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中则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曲线形态特征。并且，我国区域金融差距已经超过了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金雪军和田霖（2004）则根据1978-2003年的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我国的金融成长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该项研究指出，在此期间并不存在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倒U”曲线发展形态，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变动趋势。从更长的时期看，“倒U”曲线是否形成还未有定论，还需要多方面指标的比较和未来时间的检验。但是，金融成长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该差异在不断地波动和变化；除此之外， 陆文喜、李国平（2004）还运用了测算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β收敛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测量。其研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是存在收敛性的，同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还具备阶段性和东中西部的区域“俱乐部收敛”特征，且各省之间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有所上升。
各区域间资金流动研究
国内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间资金的流动性、区域间资金的流向以及区域间资金流动对区域间差距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的讨论上。值得注意的是，区域间资金的流动性和流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域间资金的“流动性”是指资金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程度和难度；而区域间资金流动的“流向”则是指资金是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还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具体到我国而言，对于资金流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资金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流入和流出问题。
在度量资金流动性方面，不同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流动性度量指标和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指标和度量方法：资金流动的相对规模指标；储蓄投资相关率指标；消费敏感性检验。由于运用的度量方法不同，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区域间资金流动性的结论存在很大差别。胡永平等（2004）的研究发现，1979-2002年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区域储蓄投资呈现出基本相同的变动轨迹，意味着区域储蓄与投资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共积关系，也暗示区域间资本流动有限；豆建民（2005）运用1992-2002年我国分省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2-1993年间比较差，而在这之后则逐渐增强；Genevieve Boyreau-Debray和Wei（2004）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各区域间的储蓄投资相关率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有所上升，并且在不同区域间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趋于下降。这意味着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区域间的资本流动性减弱了；高全胜（2003）研究也表明，1978年后到20世纪80年代，地区间的资本流动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开始减缓。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流动变得非常有“粘性”。究其原因，他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省级财政变得更加独立，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压力和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下，对资本外流约束的加强降低了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性。
不同研究对资金流动的方向也存在争议。郭金龙、王宏伟（2003）在对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流动分别进行考察后认为，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看，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以上缴税收的形式从东部地区流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从银行及其资本渠道来看，由于中央的再贷款向中西部倾斜，资本总体上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但由于利益的驱动，随即又出现由收益率低的中西部地区反向流回收益较高的东部地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资本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发达的东部地区。因此，总体而言东部是资本净流入地区，西部是资本净流出地区，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豆建民（2005）通过实证检验却得出了“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总体上是向增长较慢的省份”的结论。
由于不同研究对资金流向的看法不一，其对区域间资金流动对区域差距产生的影响的评价自然就不同。郭金龙、王宏伟（2003）认为，区域间资本流动存在“马太效应”：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本地区，而资本流动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资本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和经济基础的薄弱，使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收益率低下，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再加上资本的规模效应不足，造成中西部面临资本短缺的困难，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结果是区域间的资本流动起到了放大区域间差距的作用；豆建民（2005）则认为，国内资本向增长较慢省份流动以及其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了各省之间的GDP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简要评述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的文献从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以及区域资金的流动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得到了一系列重要且有益的结论。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数单就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而论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将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纳入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中，研究该转型经济背景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增长绩效产生影响的文献却十分有限。我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未来，研究转型背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4（7）
2.豆建民.国内资本流动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代财经，2005（8）
3.高全胜.我国国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变迁研究.统计研究，2003（12）
关键词： 西部边远地区； 企业； 融资； 主要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9-0004-01
资金短缺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普遍现象，资金的“瓶颈效应”在中国的西部边远地区发展中尤为突出，严重阻碍了西部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一、西部边远地区企业资金缺口分析
2000年至2001年，国家用于西部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额达1350多亿元，但西部大开发让每个西部省、市都有高达几千亿的项目需要投资，据联合国贸发组织估计，仅陕西省未来15年内要完成其启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项目就需要2700亿元人民币。显然国家的投资数额与西部边远地区的资金渴求度比较来看差之甚远。西部开发已开工的60项重点工程（2000年到2004年8月）未完成投资约7000亿元；同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事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仅就最低保证程度而言，西部边远地区待开工建设项目还有很多，要保证未完工程和即将开工建设工程尽早发挥效益，仅靠目前的资金渠道投入，存在着很大的缺口。
二、西部边远地区企业资金来源分析
（一）西部边远地区企业内部资本积累能力差
从企业数量看，全国半数以上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集中于东部地区，西部边远地区的企业数量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均远低于东部。单位拥有量自东向西呈递减趋势。2001年末，东部地区拥有法人单位273.8万个，占全国的53.6%；中部地区126.4万个，占24.8%；西部边远地区110.5万个，占21.6%。东部地区拥有产业活动单位350.1万个，占全国的49.4%；中部地区191.7万个，占27%；西部边远地区167万个，占23.6%。
西部企业不但数量少，企业竞争力也不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2000年，西部工业企业利润仅占全国的3%，西部边远地区的GDP仅占全国18%，实际积累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二）西部边远地区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能力弱
从证券市场融资的情况看，西部远远落后于东部。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占绝对优势。2005年，全国共有1371家上市公司，其中西部上市公司为296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21.6%。
西部上市公司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偏小、持续盈利能力弱，影响了资本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用的有效发挥。以陕西为例，截至2001年6月，陕西上市公司的平均股本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2%；净资产收益率为2.8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1个百分点。
（三）西部边远地区吸引外资水平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及地域优势，吸收着全国近80%左右的外商投资额。2000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占全国的86%，而西部仅占全国的比重为5.4%。
（四）财政和国债资金成为主要资金来源
西部大开发以来，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主要还是依靠财政和国债资金。西部目前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实际上是在国家投资的拉动下实现的，国家目前已将国债及预算外补助地方支出的70%投向了西部。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身资本积累或资本生成，还是吸收利用外部资本方面，西部边远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都严重不足，使西部边远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严重的资金不足。因此认真研究西部融资问题，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西部资本形成能力，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对于加速西部经济增长步伐，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完善西部企业融资的对策
（一）发展多层次西部企业融资体系
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风险过分集中于银行，无论从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来说，都是有相当风险的。所以，应当大力开拓更多的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资本市场，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资金需求，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1.规范和扩大股票市场。要鼓励西部边远地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业绩好的大中型企业经过改制，上市融资；提高已上市公司的质量，要通过努力盘活资产，使之成为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支持西部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实力，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服务；西部边远地区要鼓励和推荐成长性好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在创业板上市，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推动西部边远地区产业的增值。
2.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债券市场投资风险小于股票市场，而收益大于银行存款，也便于吸收大量社会资金参与西部大开发。发达国家公司债券市场一般规模较大，有的甚至超过国债规模。但在目前我国的融资结构中，公司债券所占比重极低。
3.大力开拓融资租赁市场。融资租赁是一个比较新的融资工具。在国际上租赁这块业务很发达，美国现在通过租赁利用设备大概比例占到32%，租赁设备大到卫星，小的到办公用品，还有工业企业的制造机械设备。这一融资工具对于极度缺乏资金的西部企业来说，可以算是最有效、最快捷的融资渠道。
4.企业短期融资券市场。企业短期融资券，为西部企业提供了以较低成本融通短期资金的渠道，对西部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
（二）完善西部企业融资软环境建设
首先，财政政策环境。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政府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扶持都是以优惠政策为先导，最具代表性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援助政策。税收优惠是最直接的资金援助方式，有利于西部企业资金的积累和成长。与具有普惠性质的税收政策不同，财政援助是针对性很强的临时措施，其用直接、目的明确，是政府的一种直接援助。
其次，法律环境建设。要确保各项针对西部边远地区企业政策措施切实到位，就必须健全西部边远地区开发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开发西部边远地区的相关立法。
再次，建立西部企业信用担保制度。这是我国解决西部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关键步骤之一。在当前西部企业资金仍主要依赖外源间接融资的情况下，必须解决好银行担保难、抵押难这一贷款瓶颈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将西部边远地区以外包括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吸引进来。
（三）加强西部企业自身建设
西部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实力差、抗风险的能力弱，导致对外融资的难度很大。因此，西部企业必须挖掘自身潜力，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从而吸引外部资金的注入。同时，还应当进行合理的资金预算，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融资决策，并进行有效的投资，防止出现盲目融资和资金浪费，避免因债务风险导致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参考文献：
[1] 张翅等.浅析西部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J].中国西部科技，2004（7）.
[关键词]金融结构 商业银行 资源配置 区域效应
区域间的金融结构差异将通过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过程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效力产生影响。在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渠道过程中,银行贷款作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非常关键:货币政策行为改变了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贷款额,银行就会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而对利率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进行调整。基于此,本文从文献梳理的角度来探讨我国金融结构差异性产生的机理,以企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能够提供建议。
一、金融机构的内涵
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樊明太(2005)系统的研究了金融结构与货币传导的关系,通过理论和经验检验发现,金融结构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空间上的非均衡性不仅导致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性,而且还导致了金融结构的明显差异。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的政策,在多数国家实行货币政策时只重视总量调控,去忽视了国家内部金融结构的巨大差异。国外学者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关注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从理论和经验角度证明了由于金融结构的差异性导致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Varlino和Defina(1998)从货币传导机制的角度分了导致美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后,认为银行规模的区域差异是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在分析欧洲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机制时,Dow(2003)认为金融结构的差异性,比如规模、集中度、银行的状况等,是促使欧洲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结构的差异性分析
结合金融结构差异性的内涵,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金融结构差异性的表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具体如下:
1.金融通资源区域的差异性。中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不仅在量上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区域之间也存在着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上的明显差异。如果把政府行为考虑在内,政府部门对金融业的抑制强度在各个不同的区域也不完全相同。由于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vnational Ratio,简称FIR)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它反映的是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它可以被视为金融发展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在一定的国民财富或国民产值的基础上,金融体系越发达,金融相关系数也越高,所以人们推断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相关比率必然会逐步提高,而且可以根据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达到何种水平。尹希果,陈刚,程世骑(2007)在研究金融发展时,运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表示研究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程度。据此,本文给出了1996~2004年东、中、西三大区金融相关比率,东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相对于中部、西部来说,金融市场相对发达。葛兆强(1997)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呈现出计划金融与市场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机制”,即东部地区市场金融成分较高,计划成分较弱;中西部地区计划金融占支配地位,而市场金融发育程度微弱。给出了1996年到1998年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全部金融相关比率与国有金融相关比率之差,从图上可以看出东部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
2.银行配置的差异性。商业银行网点的设置也是衡量金融结构的主要指标,这两个表可以看到2007年末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机构空间分布状况及1999年到2001年东、中、西四大国有银行区域分布概况,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拥有量相对较大,金融发展程度高。出于资本的逐利性,股份制商业银行90%以上把总部设在东部城市,中西部较少。主要营业网点也主要在东部城市,中西部营业网点之和只有东部地区营业网点的30%。东部的金融资源相对来说是充足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机构的网点配置也是商业银行围绕“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经营原则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对四大国有银行来说,从1999年到2001年的数据显示出无论是营业网点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来说,四大国有银行区域分布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有较强的相似之处,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之间的金融资源的配置非均衡,东部的营业网点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是中部、西部地区难以超越。
3.资本市场分布的差异性。股票市场作为重要的资本市场,是上市公司能筹集资本和投资者投资资本市场的场所。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是离不开股票市场的。无论是股票市值的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东部区域的市值超过了中西部区域的市值之和。中部区域所占的市值波动比例相对于其他区域较大,其他区域相对较稳定。
三、金融结构差异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金融区域差异性影响货币政策。对区域金融结构存在差异的中国而言,区域银行的密集度、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资产负债表、客户等方面存在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认为货币政策有效的前提条件是经济的同质性。由于现实的差异性与统一货币政策的假设前提相矛盾,货币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在区域之间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效力。因此,差异性的金融结构是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2.商业银行分布的差异性影响货币政策。商业银行的配置不同必然导致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同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道机制,特别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革与银行业改革的非同步性,这必然导致货币政策控制力和引导效应弱化。再加上银行业机制改革与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转变的非同步性,降低了商业银行对货币调控反应灵敏性和传导政策意图的有效性,这样会导致不同区域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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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区域性发展：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7-0019-03
按行业划分，我国金融市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4个部分。由于期货市场起步较晚，东部地区的期货业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期货市场发展很慢，个别省份的期货业甚至还未起步，因此，研究期货市场发展区域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都不大。本文仅对我国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域性进行说明。由于金融市场的需求源自经济发展，而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因此。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可能是匀质的。这是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制度的以及现阶段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
一、经济因素
(一)区位禀赋
一般而言，濒临海洋或靠近海洋的地区，比较容易参与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可以更容易进入大范围的经济核心区。靠近经济核心区或大城市的区域，投资、商业活动、信息获得机会较多，其经济发展比边缘地区和内陆地区会快些。由于现代经济受海洋吸引是长期趋势，因此，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在较长时期仍会比中西部发达。
我国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焕发了新的内涵，形成了强大动力，从而率先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东部地区的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却不具备。由于中西部地区科技水平低、劳动力素质较差、基础设施落后，东部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难以扩散到中西部地区，这严重障碍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地理、历史和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制度变迁的难易程度、发展方向和变化速度”。这些自然历史和地理区位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人才的去留。人才是区域金融市场发达与否的重要软件设施，只有具备一批高水平、稳健、富于想象力，又有创造性的人才，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将有限的资金盘活，同时对接区域性金融市场和全国性金融市场，最终达到服务区域经济的目的，
(二)经济水平
金融与经济息息相关。区域金融市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区域经济的发达与否直接决定着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一，投资，即资金来源。这是各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存在差异的最直接原因。金融市场交易的对象是货币，它是暂时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货币资金。若某区域经济不发达，则表现为货币资金缺乏，吸引外资能力相对较弱，自然不会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我国中西部地区资金投入能力较低，同时，受资金回报率高的吸引，中西部地区有限的资金纷纷投向东部地区。由于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产业结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不合理，在第三产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金融业、保险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一个区域性金融市场就会缺乏有活力的参与主体。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产值高于东部地区，而二、三产业的产值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说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同时，从产业结构的内部关系看，产品结构并不协调。我国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的初级产品和传统产品较多，而高质量的新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较少。而且技术结构也不协调，初级技术比重高，而先进技术比重低。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工业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形不成主导产品和拳头产品，竞争力弱。难以适应市场变化更新换代。这不仅影响了中西部地区资金的积累，财政自给能力低，致使产业转换能力弱化，而且资金、人才、技术难以扩散到西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造成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弱化，金融产业自然也不例外，其竞争力比之东部地区要弱。
第三，基础设施。区域经济不发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有相当关系。交通设施落后，必然影响该区域内、外经济的往来。而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发达的通讯设施。
二、非经济因素
(一)自然历史因素
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开发利用条件较差甚至比较恶劣。从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及其效益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许多资源的实际价值要比潜在价值小得多。换言之，以资源的实际意义来看，西部地区的资源并不算丰富。而东部地区可以同时利用国内、国际两类资源，这是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市场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从历史因素看，由于惯性作用，由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作用所产生的积淀仍会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影响。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区域差异短期内不会消除。从这个角度分析。我国三大地带经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是历史沉淀的必然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给予支持和调整，以促进中西部地区潜力加速发挥，进一步缩小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
(二)制度安排因素
1、金融政策方面。我国金融体制自身存在的某些弊端。是导致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我国的许多金融政策还是“一刀切”，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放到东、中、西部不同的要素环境中会带来巨大的不平等，从而加剧了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1)全社会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西部地区货币信用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高，加之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回流，致使流通于中西部金融市场的资金少于东部。(2)利率管制使东部地区享受到“优惠”利率。我国中、西部地区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低于东部，但在利率管制条件下执行统一的存贷利率，客观上造成东部地区享受到“优惠”利率，其政策后果是繁荣了东部金融市场，而抑制了中西部金融市场的发展。(3)金融监管的差异。人民银行对东部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在市场准入层面，金融监管力度较弱，而其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侧重于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监管的行政干预较强，这造成东部金融机构数量较多，而中西部较少。可见，我国政府的一些金融政策是造成东中西部金融市场发展呈现区域性的原因之一。
2、金融制度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制度仍呈现计划金融与市场金融并存的二元局面。东部地区的市场金融成份较高，计划金融成份较弱，中西部地区的计划金融程度占支配地位，而市场金融发育程度极
低。区域金融制度的严重差异，容易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和磨擦，导致区域金融市场的差距拉大。
(1)调控制度。第一，信贷规模控制对东部地区已经失去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还待强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地区间资金流动渠道增多，东部地区的资金不但没有流出，反而中西部贷差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大了东部地区的存差和中西部地区的贷差。第二。利率政策的调控力量东部弱、西部强，这助长了中西部地区信贷资金的东流。由于地区间资金利润率不同和经济市场化程度不同。尽管表面上东部地区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而中西部地区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状态。信贷市场“嫌贫爱富”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动。第三，金融制度的差异使地区间对“一刀切”紧缩政策的承受能力不同。由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资金规模数量基数大，因此，受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冲击较小，而中西部地区所受冲击较大。
(2)金融组织制度。第一，东部地区以非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中西部地区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这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使地方金融效率差距拉大。第二，国有商业银行统一法人制度和系统内高度统一资金制度对中西部地区落后的信贷资金产生了负面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资金的缺乏。第三，在地区市场经济含量不同的前提下，金融机构的过分统一，使中西部地区增设新的金融机构失去比较优势，这不利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动员。
(3)金融市场制度。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二元结构。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东部地区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则仅处于起步阶段。就货币市场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同业拆借市场，要么自我封闭发展。要么变相成为绕开中央银行规模管理的渠道，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放到沿海地区，牟取高利，不顾地方经济的发展；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过分向东部地区倾料，西部资本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4)金融监管制度。总体上，东部地区监管较松。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较严。具体表现为：第一，东部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而对金融机构业务的运营监管有所忽视，这为金融机构的违章拆借、乱回购、广敛资金提供了机会。而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维护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本地资金，但因投资引诱不足，实际上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负债成本。第二，监管方式以现场稽核为主。由于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过多，同时，监管机构人员有限，因此，实施监管的范围有限，致使一部分金融机构漏检，监管力度很弱。由于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因此。监管范围和监管力度相对较大，但也存在着监管人力资源的浪费现象。
三、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差异有着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制度的以及现阶段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主要的经济因素是地区的区位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自然历史因素和一些政策制度的安排是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呈现区域性的非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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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资本形成
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仅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西部分别为457.4元、254元，西部为东部的55.53%。1994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5438元、2392元，西部为东部的43.99%。1997年，两地区人均GDP分别为8843元、3810元，西部为东部的43.09%，[1]差距是越来越大。2002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14358元、5514.6元，西部为东部的38.4%。①这些数据印证了研究区域差距的学者们的观点：普遍认为区域差距比较大，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西部各省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比较慢，到目前为止，饥饿和贫穷仍然在困扰着一部分地区。因此，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已经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
思考与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探寻出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或影响因素。在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文献中，存在较大争议。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经验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林毅夫和刘培林分析中国区域差距并指出: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2]蔡?P和都阳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发现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难以实现和东部趋同。[3]魏后凯认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4]沈坤荣和耿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5] 梁琦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加以解释：东中西区域发展差异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出口贸易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及其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所形成的工业化差异。[6]（p198-213）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论述，认为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投入要素背后的制度根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差异等方面解释区域差距的成因。陈秀山和徐瑛认为上述研究所作的各类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认为区域差距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其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同，总体上是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他们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指标描述了区域差距变动状况；根据指标所显示的区域差距发展阶段性，利用投入要素的量和质、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间格局变动四个因素的区域差距影响因素框架，分阶段研究了不同时期区域差距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7]
综上，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是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来看，资本形成的大小无疑是其决定性因素和关键约束。②发展经济学强调加速资本形成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条件。[8]（p180）本文就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资本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差异的进行分析解释。
2 基于资本形成理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在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是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何筹集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纳克斯（Nurkse）定义资本形成为：社会不把他的全部现行生产活动，用之于满足当前消费的需要和愿望，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用之于生产资本品：工具和仪器、机器和交通设施、工厂和设备——各种可用来大幅增加生产效能的真实资本（Real Capital）。他认为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供消费的资本品的扩张成为可能。[8]（p180-181）按照美国的罗斯托提出经济“起飞”理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成长中实现“起飞”，主要是其突破传统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通过工业化实现基础经济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罗斯托认为资本在经济“起飞”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资本，储蓄率太低，经济发展就难以“起飞”，他把区域内的资本积累率（即储蓄率）达到10%以上作为经济“起飞”的第一个条件。刘易斯（Lewis）更直接地把一国由原来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或5%不到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9]（p15）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差距，取决于其储蓄能力的大小和储蓄率的高低。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人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应从高收人区域向低收人区域流动，从而促使区域间差异缩小而呈均衡的态势。但问题是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会导致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并且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局面，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因此，自发的资本流动是不可能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控措施。在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资本形成差以及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深刻的影响。[10]
2.1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差异的现状
资本形成的主要根源于储蓄，③储蓄可分为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国内储蓄可再细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相应地表现在资本形成上就是政府融资、企业自我融资以及金融市场融资；国外储蓄就是外部融资。所以，从外在表现来看，资本形成来源于自身积累、财政注资、金融市场融资和外资。但这只是资本形成的来源，此时只能称其为资金，而非现实资本，只有当储蓄转化成投资时，资本才真正形成。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不单单指资金的来源广泛，还要具备将资金迅速转化成现实资本的能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字，在2002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2974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50607.05亿元的58.77%；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9303.21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8.38%，不足东部地区的1/3。④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无论自身资金积累还是外部资金的引入都严重不足。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指标来看，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全国的比例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16.35%、17.77%和17.37%，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9.31%、58.50%和59.45%。在银行方面，代表地区自身积累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指标中，1998年西部地区占全国的16.74%、2000年为17.01%、2002年为16.23%，远低于同期东部地区的62.96%、63.02%、64.48%；在外部资金引入方面，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19.22%、18.26%和17.34%，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5.04%、57.75%和60.95%。在企业上市权益融资方面，西部地区1995年融资14.04亿元，占当年权益融资额的18.09%，1998年融资130.89亿元，占比18.59%，2000年融资255.08亿元，占比19.09%，2002年融资急剧下降到66.29亿元，仅占当年的9.86%；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融资比例都在60%-70%。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上市融资的规模小，再融资能力不强。再看外资方面，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吸引着80%以上的外商投资额，1995年—2002年东部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8%—87.91%，而西部利用外资额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35%左右。[11]
2.2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演变与比较
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处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实施的是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东西区域之间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大同小异，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集中经济剩余，形成当时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也成了国家支持国有经济部门资本形成高速增长的基础。因此，改革前我国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使资本形成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投资，因而也就不存在区域间的资本形成差异。
改革前，东西部的资本形成差距不是很大，而改革后，差距逐渐加大。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与否是造成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差异，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讲，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东部地区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这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大大促进了资本的形成，从而满足了东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种机制正是落后的西部地区所缺乏的，因而也就加大了与东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差距，进而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12]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工农“价格剪刀差”的缩小、劳动力价格体系的矫正以及多元产权主体竞争局面的形成，原来的国家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控制社会经济剩余的独特资本形成机制逐渐瓦解，政府依靠传统的财政资金进行资本投入的途径受阻，但这时设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支撑经济发展的新渠道——金融支持体制。此时，中央政府依旧凭借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在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邮政储蓄系统集中社会储蓄，来支撑国有经济。[13]（p115-116）但这种单一的金融制度安排忽略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问题。在此金融制度条件下，东部地区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大胆尝试，在国有金融体制外，建立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机制，进而形成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在进行国有经济改造的同时大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地区却没能突破全国统一的金融供给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因而遭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种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使东西部的差距逐渐拉大。具体来讲，东部地区除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以外， 还建立了以下几种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机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区域性金融机构及沪、深证券交易市场。[14]（p73-77）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东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又提供了便利。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以非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促进了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另外，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还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投资选择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承受的行政干预较小，经营体现效益原则。[15]上述资本形成模式促进了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在体制内外均赢得了发展空间。对比而言，西部地区却没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资本形成机制，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作为其资本形成的主渠道。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必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其主要任务，因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自1998年国家强调金融风险的防范以来，再加上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股份制改革，国有金融机构逐利性逐渐增强，地方分支机构通过资金上存而成为落后地区资金流向发达地区的主渠道。这样，西部地区一方面现有金融体制使其有限的金融资源遭到扭曲配置流向了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缪尔达尔（Myrdal）的“倒流效应”和赫尔希曼（Hirschman）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又缺乏向东部地区那样的体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给。这种状况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的差距愈拉愈大。
改革开放前，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我积累能力很低，但基于“三线”发展战略，国家通过行政性的计划导向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极大地提高西部的储蓄率，加速其资本形成，从而使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差距趋于缩小。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逐步形成居于主导，1993年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化改革，资本形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行为目标。[16] 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也使政府在西部地区资本形成中的动员能力的不断降低。从一开始就非均衡发展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以设立特区等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了地区间的市场化落差，奠定了各地区间市场化差异的基调，使之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初始条件。在此条件下，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主要指东部），在政府间竞争中，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程度也越高，资本形成水平也就越高；反之，资本形成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西部），则越不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东部地区则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机遇，在除国有经济的资本形成之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形成模式，从而造成东西部经济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基于资本形成理论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比较合理的。
3 结论与建议
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资金在我国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资本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地区生产要素察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要素的丰缺。资本投人的差异是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投入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滞后的主要原因，但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资本形成机制存在差异。资本投入的多寡并不表示经济增长的快慢，倘若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就不能将资金转变成现实的资本。不同的资本形成机制导致区域金融差异，反过来，金融差异又会造成资本形成能力的差异，从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于区域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笔者依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理论，从东西部两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可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形成；而落后的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
只有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培养出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金融资源大量聚拢，投资规模不断扩张，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环境不断改善，进一步创造聚集更多金融资源的良好条件，该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环；反之，若不能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难以聚集足够的金融资源，进而投资不足，经济发展受阻，可供积累的储蓄不足，金融资源会更加缺乏，资本形成能力进一步弱化，从而落入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导致的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理论”引起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状态。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导致了引发资本在不同区域间流动转移的资本利润率差异，当资本流转的收益足以抵偿其流转的费用时，就会产生资本存量的空间转移。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收益率的差距就越大，资本转移的规模也就越大。加上资本流动带动的其它市场要素的流动，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就可很好地解释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由此得出，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该地区，资本流动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内外部投资环境不理想，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回报相对低，外援资金难以吸引到域内；又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域内存量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造成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资本短缺的困境。
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引导资本从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几年前我国政府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十分英明的举措。此外，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资本形成进行合作而非单纯的竞争，实现共同的市场化，将会最大化社会收益。
建立适合西部的资本融通机制，打造国有金融体系外的金融制度结构，是加速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根据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需要潜在的获利机会的诱致，西部地区金融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增加制度变迁的获利机会，降低变迁的交易成本；并培养一批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发挥金融的作用，不是单凭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以及政府强制性的金融制度供给，因为仅凭一个强制性的制度框架是无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而是应大力培育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⑤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诱致性的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变迁，创新形成像东部那样的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与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55页和62页的数据计算得出。
②诺斯认为仅考虑技术因素、不考虑制度因素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狭隘性，而产权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参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此后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文章在下面的行文中也看中制度在解决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作用。
③资本形成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资本形成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形成；狭义资本形成主要是指金融资本形成。本文所述的资本形成仅限于金融资本，即狭义的资本形成。从实物形态上讲，剩余劳动力的利用与对外贸易也是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来源。关于资本形成的来源可参见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M].郑州：河南人出版社，2001:180-190。
[关键词]区域金融政策;效果差异;协调区域发展
一、区域金融政策必要性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机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它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的金融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区际差异,影响到金融运行的效果,进而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由于马太效应,区际间的差异会逐步拉大。在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而实施区域金融政策无疑为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金融市场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统筹区域发展作用显着。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
1.经济增长理论。各类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分析,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不同的因素,然而,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达成共识。决定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融资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两个效率”的提高又是由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决定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必须靠国家政策倾斜,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完善落后地区的投融资体制。
2.金融压抑、深化与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相继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他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只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造成的,而消除这些障碍需要金融创新。欠发达地区金融压抑体现在:金融组织体系设置较为单一,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利用的金融工具少,信贷分配政策与发达地区没有差别,政策资源的作用受到压抑,金融市场机制对社会资金配置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作用,金融管理与资源配置受到体制上的影响而被压抑,金融体系对外不开放或开放程度很低,等等。由此,统一的金融政策必然会给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造成伤害,压抑其金融创新的动力,阻碍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因此,要发挥金融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在欠发达地区制定并实施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以加快其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为经济的腾飞营造金融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
3.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金融发展举足轻重,由政府制定实施特定的有差别的金融政策比竞争性的政策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其着眼点在于,政府为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部门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如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金融政策来使金融机构获得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有利于本地区资金吸纳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4.西方的信用理论。西方的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及信用调节论都强调金融对区域经济的调整意义,即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货币、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调整要求,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程度的差异可能会使金融调整的效果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只有充分利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集聚全国的金融资源,启动潜在的经济发展要素,才能找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因此,通过制定区域性金融政策,利用政策资源和工具来促成资本的形成,促进资本的区域性流动,提高区域金融相关比率,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统一金融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提高,然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10 693.4元、5380.8元、4 283.3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59.9%。截至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20109.73元、8207元、6656.42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66.9%,可见东、西部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虽然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与各自的区位条件、工业基础、文化背景和市场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但统一的金融政策无疑对差距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统一的金融政策在东部和西部产生的效果不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就不同。
(一)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调控力度不同
1.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高于西部,而且金融市场较西部成熟,货币传导机制较为灵敏。因而,东部地区的货币乘数大于西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东部的作用效果强于两部。
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它体现了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引导现实经济活动的水平,是衡量货币化进程的一个核心指标。如表l所示,西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小于东部地区,而且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速小于东部地区,两者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落后于东部,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货币供给被经济货币化进程所吸纳,货币乘数因而小于东部,同样的基础货币所能实现的货币供给数量东部地区大于西部。
另外,东部地区银行间的拆借、质押式回购、现券交易额占有绝对比重,各项指标基本都在80%以上,而西部地区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较少,因而东部地区货币传导较为顺畅,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传导机制极不灵敏(如表2所示)。
可见,西部地区货币乘数较小,而传导机制又不灵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区域间呈现出较大的效果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供不应求。
2.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国有经济,而且非国有经济经济效益高,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其内源融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自我发展能力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附程度低,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对银行的依附程度较高。紧缩性货币政
策在东、西部的效果不同,西部所受的影响强于东部。
如图1所示,西部地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整体上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除了北京比例较高为55.75%以外,其他省市都在40%以下,而西部除了内蒙古的33.22%和新疆的24.25%以外,其他省市的比例都在40%以上。国有工业对银行贷款有较高的依赖性,而西部地区国有的高比重决定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银行贷款的高度相关性,国家若实行统一的货币紧缩政策必然会给西部地区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
(二)统一的存贷款利率造成西部资金东流
中国目前的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基准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利率的浮动空间。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中长期贷款,但由于西部的建设项目通常是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建设,边际利润率低于东部,在现行的统一存贷款利率下必然会造成东部对西部地区资金的“虹吸”。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资金供不应求,按市场规则其贷款利率应高于东部,因而统一的存贷款利率使东部地区享受了隐性的利率优惠政策。
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出分布(如表3)。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同时东部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于西部,形成了边际利润率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在统一的存贷款利率下,西部资金必然会因对利益的追逐而流向东部。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健全,客观上形成了较高的交易成本,助长了资金的东流态势(如表4所示)。2000~2003年东部存贷款所占比重平均超过了60%,贷款所占比重趋于上升,从2000年的58.45%上升到2003年的61.94%。而西部地区存贷款所占比重较低,都在20%以下,贷款所占比重区域下降,从2000年的17.77%下降到2003年的17.11%。资本市场上也反映出资金的东流(如表5所示),东部上市公司2004年的筹资额所占比重为61%,远高了二两部的13%,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能力较差。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对外经济联系密切,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封闭,对外贸易不发达,因而中国鼓励出口的汇率政策必然使东部享受了诸多优惠,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如表6所示)2003年和2003年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9.58%和82.72%,远高于西部地区的8.50%,和10.21%,鼓励出口的汇率政策,使东部获得的利益远大于西部,在开放经济乘数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的经济必然获得更高的倍数增长。
(四)分支行制的银行组织形式产生的效果不同
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加快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现象。中国一方面加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但更为重要的是采取了分支行制的银行组织形式来聚集社会建设资金,统筹使用。这种组织形式对于聚集闲散资金、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加强资金余缺调剂并减少地方干预等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分支行制的组织形式带来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由于其过分强调宏观政策效应,一切听从总行的指令,对地方利益,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资金需求很少考虑。这种制度实际上起到了“虹吸”落后地区资金为东部服务的作用。
(五)金融监管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不同
由于东部和西部金融系统的健全程度不同,金融运行的不同特点,现行的统一监管政策导致对东部地区监管较松,而对西部地区监管较严。主要表现在:(1)央行的监管内容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所以对东部地区的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对金融机构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相反,对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层面。(2)东部地区金融发达,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众多,监管力度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国有银行占相当大的比重,监管的力度相对较大。(3)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东部,因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干预强于东部。
三、西部地区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而且经济的发展处于低梯度,边际利润率较低,风险较大,统一的金融政策在西部和东部表现出显着的差异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都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因而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成为至关重要的选择。笔者认为,西部地区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完善区域金融协调机制,进而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行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一)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
1.建立针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银行。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私人投资很少涉足,因而成立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银行来筹措建设资金,是有效率的选择。
2.适当撤并效益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较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对于集聚社会建设资金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南于基层营业网点效益低下,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应当撤并效益不好、扭亏无望的基层营业网点,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中心城市分行的作用,集中资金和人力支持大中型企业向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及跨国经营方向发展,实现规模收益。
3.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西部大开发应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以效率优先来发展经济,因而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提供小额信贷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必然的选择。
4.利用西部中心城市(兰州、西安、成都、重庆)的优势和国家的倾斜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还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二)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
1.根据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充分利用和发挥西部中心城市的优势,打造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考虑依托西安和成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建立沪市和深市的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同时利用西安和成都两个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驻地的优势,发挥政策资源和信息集聚中心的优势,培育西安和成都成为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
2.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在培育西安和成都两个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区域内部的金融资源和政策的协调,以统筹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区域外的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大力吸引外部资金投资西部大开发。
(三)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生态补偿 立足西安
近年来，国内20多个大中城市提出金融中心战略，并把积极建设金融商务区作为推进城市区域金融中心地位的有效途径。
作为西北中心城市，西安建设金融商务区不但能发挥区域性金融中心重要作用，成为西北地区的金融支点和金融增长极，充分引导和有力聚集金融机构形成金融产业氛围，同时还将充分发挥西安作为西北金融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此举不仅有利于金融资源的集聚整合，形成金融集群产业，从而发挥出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大幅度提升西安西北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范围，还有利于形成更大范围的资本市场，为发展多元化融资方式创造条件。
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灞生态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灞建设金融商务区是省、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
灞生态区从“以经济开发支撑生态建设”的理念出发，经过三年的努力，将原来的灞生态重灾区建成了西安市重要的生态补偿区，环境的改善为灞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作为西安乃至西北未来的金融商务中心，灞金融商务区将分阶段、有重点地引导国内外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及分支机构入驻金融商务区，深化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服务、研发和金融培训，形成有利于银行、证券、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聚集的良性发展格局，并借机形成一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为进驻金融机构提供舒适便捷的综合服务。
最终，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实现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使金融机构和实体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发展，形成以金融为核心的商务产业集群，使西安真正成为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带动大西北的发展；并与欧亚经济论坛相互呼应，进一步发展成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金融中心。
五大优势 辐射西北
灞金融商务区位于灞生态核心位置的灞半岛中南部，规划面积约2400亩，滨水岸线约2.5公里。西、北为三环路，东邻灞河，南到陇海铁路。既毗邻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又与2011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主会址隔灞河相望，发展潜力与优势十分优越。
空间和规划优势，依托灞生态区129平方公里区域面积和89平方公里集中治理区，拥有高水准、国际化的规划，具备大规模建设条件，充分满足金融商务区对未来发展空间的需求。
自然环境优势，灞生态区已实现的15000亩水面和近6000亩绿化为金融商务区提供了独特的水体资源和生态优势，独具的2.5公里滨水灞河岸线，更完全有条件建设成西安的外滩和陆家嘴。
交通环境优势，区内2条城市环线、周边5条高速公路构成了发达的对外交通网络；“六纵十二横”的市政路网，与城市中心实现了全面对接；通过三环到达高新、曲江、经开区均不超过20分钟，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也不超过30分钟。
国际化程度优势，2007年10月，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在灞生态区成功举办；西安“国际化”的开篇之作――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已建成使用并于2007年10月成功举行“2007年欧亚经济论坛”。
从行业办学到国家办学，这是中国高等专业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当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时值今日，人民银行行属院校已全部划归地方教育，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这些学校后来的发展如何？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和江西银行学校的经历和变化告诉你一个实践中的答案。
蜕变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和江西银行学校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原本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人民银行大力倡导培养金融人才的指导方针下兴办的，多年来为江西省内培养了大批初、高级金融专业人才，在金融专业教学方面经验丰富，拥有一批宝贵的科研和教学队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这所学校办学平台难以跟随新形势，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遭遇了“瓶颈”。
1999年国务院颁发了26号文，规定各部委原则上不再搞行业办学。这个文件意义重大，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和江西银行学校，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迎来了“转型”的新时期。
如何按照国务院精神，完成学校由行业专属向地方教育体系的过渡？这个问题关系到它们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最初的思考和选择自然都相当慎重。
经过大约四年的充分准备，在江西省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启动并入江西师范大学的进程。由于前期工作做得细致扎实，打消了学校教职人员的所有顾虑，因此合并工作非常顺利，仅用了3个月就全部完成。2003年3月31日，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和江西银行学校正式并入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原本以师范教育为首，是江西省内师范教育的“带头者”。但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学校也开始面临如何转型、如何适时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一重要的问题，即由师范教学为主的大学向一个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的大学转型的问题。当时，江西师范大学还缺少为江西培养经济、金融人才的专业。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和江西银行学校同江西师范大学合并，填补了这一专业的空白，既为江西师范大学进一步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级人才，又为两所人民银行隶属院校打开了“瓶颈”，找到自身发展的更大空间。
两所学校，同时完成了“蜕变”。
重生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和江西银行学校并入江西师范大学后，在保留原有专业的基础上，组建了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从2003年到现在，八年多的时间里，财政金融学院从教师队伍建设，到学科设置，再到优势办学都取得了从前难以想象的大发展。特别是学院设置的江西经济研究中心、制度经济研究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提高了财政金融学院在金融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金融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078-07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发展开放，金融规模随着实体经济增长不断扩大，金融结构也不断转变。金融发展的过程如何引起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因此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
关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间存在彼此相互推进的过程。Rajanet al（199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的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的重要因素之一。Wurgler（2000）、Fismanet al（2003）从金融配置社会资源效率入手，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的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进一步发展开发金融体系成为了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的主要任务。因此国内学者就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如范方志、张立军（2003）根据中国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划分方法，细致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影响。惠晓峰、沈静（2006）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东北三省各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得出了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结论。杨胜刚等（2007）则通过具体的金融深化指标，利用实证分析进一步数量化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中的数量指标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尽管国内学者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做出了扎实的研究，但从全国角度对东部、西部及中部的对比研究还较为少见。因此本文根据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传统区域划分方法，以单位根检验、协整、方差分解研究方法，考察作为内生变量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相关性程度以及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比分析了当前中国的区域产业结构现状与区域金融发展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及内在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设计；第三部分重点介绍如何进行Johansen检验等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则是依据实证结果得出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现状与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一）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紧紧围绕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与农业结构明显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现了再不断优化升级中的重大调整。从GDP构成看，第一产业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显著，但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定位与发展模式的不同，东、中、西部地区的调整进程并不一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第一产业比较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第一产业曾长期作为主导产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尽管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在这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GDP占比不断下降，但各地区间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截至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7 932.46亿元，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4 669.4亿元与7 930.97亿元。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产值分别为中、西部地区的1.23倍与2.26倍。相比1990年各地区的产值2 261.51亿元、1 795.04亿元、1 012.36亿元分别增长了7.9倍、8.2倍、7.8倍，增长程度基本持平。
但各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程度却并不相同。由图1可知，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2.5%下降至6.8%，而中西部地区的占比则分别由32.8%与34.1%下降至12.6%与13.2%，高于东部地区8.3个百分点与8.7个百分点。可见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其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幅度更大，却并未影响其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下降幅度低于东部地区，而其第一产业增长却并未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生产效率更高，产业内部结构更合理，而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内部优化程度低于东部地区。
2.第二产业比较
3.第三产业比较
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与科技部门、社会服务部门往往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指示器。由图3可知，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增长，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截至2010年底，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13 083.5亿元，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0 939.72亿元与22421.14亿元；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中部地区的2.76倍，与西部地区相比，更是达到了5.04倍。
4.总结
中国的东部地区作为传统的经济优势区域，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与配套的服务业支撑，其第二、三产业的技术水平、发展速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但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市场竞争不够充分，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产品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低附加值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的调整升级。相对中国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先天的要素优势，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但中、西部地区正处于上升期，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缓慢。主导产业不明确，农业结构单一，第二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的差距。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特征凸显，资本形成明显不足。中国的金融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因素。通过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数据可以很好地看出各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由图4可知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的60%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5.2%和17.4%。且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的总和也仅为东部地区的54.2%。以上数据都体现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巨大差异。但差异不单单只体现在总量方面，金融结构方面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一个健全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应拥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金融组织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并以此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多功能、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由于中国的金融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目前中西部地区国有银行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正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低效率，导致中国金融产业成长缓慢，尤其是中西部金融市场尤为明显。区域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健全，金融业应有的优化配置功能都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与东部相比较，中西部地区金融业无论是总量、结构还是效率都有明显的差距，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时刻制约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二、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分析
在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金融发展对其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资源通过产业选择被更多地被配置到区域主导产业中，从而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建立了产业竞争优势。不管是主导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或退出，都需要有健全而便捷的金融服务的支持。金融通过供给、需求和宏观政策等方面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地区选取与指标说明：
本文的实证分析选取东、中、西部三地区中的各一省或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东部地区的上海市、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西部地区的四川省。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好产业机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状况。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机构变动应该表现为经济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第三产业比重最终上升超过第二产业所占比重。
图5显示了1991—2009年，东部地区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层级，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占地区GDP的比重稳定在90%以上，且波动平缓。同时，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上升趋势明显，ISU指数只在2002—2004年之间有所下降，2006年之后则以明显高于之前的增长速度继续上扬。
由图6可知，1991—2009年间中部地区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动趋势。相比东部地区上海市的产业结构，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这二十年间，湖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的上升趋势明显，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说明该地区主要是依赖于工业发展，依靠工业拉动经济，而导致第三产业占比的相对下滑。
图7描述了1991—2009年间，西部地区四川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动趋势。总体来说，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与中部地区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基本类似，即产业结构优化明显上升，产业结构升级有下滑现象出现，地区经济主要依靠工业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停滞。
金融发展的内容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深化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衡量：（1）金融结构指标FS（直接融资额/贷款余额）用来反映金融发展中金融结构的变化；（2）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深化的程度，总量上衡量金融发展状况；（3）金融效率指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由图8可知，1991—2009年间，上海市金融发展的变动趋势。二十年间，上海市金融深化指标FD均不断上升，显示出金融发展总量上发展迅速。与此同时，金融效率指标FE则呈现出下降的形态，说明金融机构贷款已经不再是企业发展融资的唯一渠道，其他融资途径所带来的融资正在逐渐增多，融资多元化不断发展。金融结构指标FS则呈现相对平稳并缓慢上升的态势，同样说明企业的融资正由主要依靠金融机构贷款进行融资，向以金融机构贷款为主、其他融资渠道融资加以配套的多元化融资方式转变。
从下页图9中可以看出，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同东部地区的上海一样，在这二十年间，金融同样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相比上海，湖北省的金融发展波动相对较大，其中金融深化指标FD在2002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滑，直至2008年才再次进入上升通道，表明湖北省在2002—2008年间，金融机构总体业务增速相对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滞后，从而导致金融深化指标FD的大幅下滑。同时，由图中可以发现，湖北省的金融效率指标FE在20世纪90年代明显高于上海地区，说明当时湖北省地区的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直至1998年后才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
三、计量分析
对于东部地区的上海，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三个金融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向作用，说明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金融深化指标FD与金融结构指标FS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均为反向作用，而金融效率指标FE则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说明上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主要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而直接融资手段并未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
对于中部地区的湖北，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三个金融指标均会产生反向作用，但均不显著，影响系数较小。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三个金融指标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且金融深化指标FD影响系数较大，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较东部地区而言，相对落后，反映金融总量的金融深化指标FD对产业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说明该地区金融发展的层级仍然较低，金融体系内部的先进结构与机制还未形成，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仍然停留在总量推动的层面上。
对于西部地区的四川，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产业结构优化还是在升级方面，三个金融指标均为反向作用，且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反向作用较大。该现象表明，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融资方式仍然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并不能合理的运用现有的金融资源，从而导致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并未起到应有的产业支持作用，导致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与金融发展之间的错位。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相对较为发达，而第一产业往往难以融资。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金融作用机制、融资渠道、产业类型等因素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进而致使各地区间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影响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拥有较为成熟的金融体系，金融发展对于产业优化与升级具有推动作用，但由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已处于较高层级，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影响系数较小。中部地区正处于崛起阶段，由于区位优势与历史定位等原因，中部地区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对于金融发展的响应程度较高，因此金融发展对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而西部地区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正处于起步阶段，金融基础与工业基础较差，资本敏感度较低，资本的利用率不高，同时融资渠道单一，已有金融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因此，西部地区要在现有基础之上，健全资本的循环机制，加大金融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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