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5:34
(一)短期偿债能力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比率是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到期以前,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还负债的能力。一般标准是2:1,除了2010年外,西部牧业的流动比率基本保持了一个平稳的上升趋势,说明公司的资产流动能力较好。在2010年度流动比率远超其他年度达最大值4.31,主要由于该年度公司的预付款项大于其他年度,公司的存货数值该年也达到了历年的最高值近129万;其次因为公司银行贷款的数额增加,2010年货币资金达最大值261万。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速动比率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中除存货外可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速动比率的趋势与流动比率基本相同,一般标准为1:1,公司的速动比率先增后减于2012年达到最低值0.553。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增子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储备原材料增加;二是公司经营活动增多,公司的短期借款、应付账款持续增加,使得流动负债持续增加。
(二)长期偿债能力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用来表示资产总额中通过负债筹集的比例,该指标衡量了公司利用借贷资金的获利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债权人给予贷款的安全程度。[3]资产负债率的一般标准是0.75,西部牧业的资产负债率先大幅下降后缓慢上升,在2010年度资产负债率达到最低,去年负债总额占到资产总额的二分之一,而该年降到27%。原因是负债总额持续增加的幅度小于资产总额变动幅度。2.权益乘数=资产总额/股东权益总额权益乘数表明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反映了公司积极举借债务、以小博大的程度,该值越高则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杠杆收益。[4]权益乘数先增后减,在2010年为最小值1.384。主要由于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成功以股票募集资金,虽然近几年西部牧业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不断上升,但股东权益总额增加小于资本总额的变动,所以权益乘数逐渐下降。在2011年所有者权益总额基本保持不变,资产总额增加一百万,权益乘数略微回升。综上所述,分别通过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偿债能力对西部牧业进行分析,说明资金充足,财务状况稳定,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除了能够满足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要外,还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到期的债务。由此可见公司融资空间较大,债权人的权益有了充分保障,公司的整体偿债能力较好。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高,也表明公司资产未能得到充分运用,影响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营运能力分析
(一)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反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比率。该指标值越高说明收款速度越快,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减少了坏账损失。行业的标准值为3:1,西部牧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虽高于行业水平却逐年降低,主要是因为随着公司的经营业务范围扩大,公司的应付账款逐年增大,资产周转速度越来越慢。
(二)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存货
存货周转速度反映的是公司从购入原料、投入生产、销售资金回收等各环节管理状况的综合性管理水平。该指标越低说明存货的占用资金越多,资金周转速度越慢。西部牧业的存货周转率从2008年的5.330降到2011年的1.372,该比率偏低于行业水平,四年间该比率又下降三倍多,需要采取积极的销售策略,提高存货的周转速度。
(三)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资产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是考察资产运营效率的一项重要指标,体现了公司资产从投入到产出全过程的流转速度,反映了公司对资产的管理和利用效率。西部牧业的总资产周转率由2008年的0.95降到2011年的不足0.4,下降两倍多。该比率比较低,一方面是由于存货周转率过低影响资产周转率,另一方面公司的资产大幅增加的比率远高于销售收入增加的比率。综上所述,分别通过应收账款周转、存货周转和总资产周转分析了公司的资金周转状况。存货周转率较低反映出公司存货过多,使得公司资金流动性差,周转不佳;总资产周转率反映了西部牧业在资产管理方面的不完善,资产的利用率较低;西部牧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过低,说明它回收应收账款的效率低导致资金被占用过多,资本流动性差。由此以上看出,西部牧业的资金周转过慢,信用制度过于宽松,使得西部牧业的收益水平减弱。
三、盈利能力分析
(一)销售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净额
销售利润率是评价公司通过销售取得利润的能力,它反映的是公司通过销售获取利润的能力。该比率越高,反映每一元营业收入带来的利润越多,公司盈利能力越强。西部牧业的销售利润率基本是上升趋势,在2010年达最大值1.116。因为公司的地理优势使之可以获得价格低廉、品质优良的草料,且有娃哈哈、伊利和旺旺等大型乳制品企业稳定的销售渠道。
(二)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100%
资产利润率是综合评价公司资产盈利能力的指标,也可以反映管理者对资产的配置能力。西部牧业的资产利润率一直呈下降趋势,2011年降到2008年的一半。该比率主要由总资产周转速度和销售净利率决定,一方面公司的销售利润率先减后增,另一方面资本周转速度持续下降,因而资产净利率基本呈下降趋势。
(三)股东权益报酬率=净利润/股东权益总额
股东权益报酬率是反映公司获取投资报酬高低的指标,该比率越高则盈利能力越强。西部牧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本来时保持增加,在2010年通过上市融资以后大幅下降,2011年降到最小值0.067。说明公司利用股东资产的获利能力较弱。综上所述,通过销售净利率、资产利润率和股东权益报酬率三个主要指标对西部牧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公司的盈利能力不仅关系到公司所有者的投资收益,也反映了公司偿还债务的保障。该公司对资产的配置使用不合理,影响了盈利能力。近几年内,西部牧业的通过推广新产品使销售利润率也不断上升。但公司通过股权筹资后,对资产的运用尚且不够合理。
四、发展能力分析
(一)销售增长率=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100%
销售增长率反映了公司销售收入的变化情况,是评价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发展状态的指标。从2009-2012年,公司的销售增长率逐年下降。但该比率始终大于零,说明公司通过开发新产品使营业收入不断增加,发展前景较好。
(二)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
资产增长率通过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张程度来衡量公司的发展水平。在2008-2011年,西部牧业的资产先增后减。2010年,公司资产总额7.36亿元,较上年年末3.50亿元增长了3.86亿元,大幅增长110.29%。主要由于上市募集的资金导致资产总额和生物性资产的大幅增加。2011年的资产总额仍然保持增加,增长速度放慢。
(三)股权资本增长率=股东权益增长额/年初股东权益总额*100%
股权资本增长率反映的是公司股东权益的变化水平,是评价公司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在2008 -2011年,所有者权益也保持良好态势,而2010年的所有者权益总额5.32亿元,增长率相当突出,较上年年末1.70亿元增长了3.62亿元,增幅212.94%。主要是公司上市带来了股本和资本公积的大幅增加。
摘要：西部的金融业发展并非建立在内生于西部经济需要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国家强大的财政扶持下表现出来的政治性繁荣。国家扶持的金融多生长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而在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农牧区则较少或者没有。在普惠金融大发展的战略下，摸清西部农牧区金融现状及其法律保障机制状况，对于农牧区金融发展及其法律保障等问题都尤为重要。
关键词：西部农牧区；金融；法律保障机制
一、西部农牧区金融现状
1、西部农牧区银行业状况
据《2013年西部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底，西部共有银行业营业网点677个，从业人数7894人，资产总额2656.7亿元。其中西部本土成立的法人性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2个。其中实体机构触及农牧区的主要为邮政储蓄银行和一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另据该报告显示，2013年底，西部全区存款余额2499.08亿元，相比年初增加448.09亿元，增长21.84%；而2013年西部全区发放贷款129444亿元，其中涉农贷款150.06亿元，较年初增加61.51亿元，同比增长69.45%；扶贫贴息贷款余额76.74亿元，较年初增加45.54亿元，同比增长145.93%。以上数据显示西部农牧区银行业机构较少，且以邮政为主；以贷款去向来看，涉农贷款与扶贫贷款占全区贷款比例较小，农牧区金融贷款支持不足。
2、西部农牧区保险业状况
尽管西部地处偏远，金融业不发达，但是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之下，西部保险业也如其他金融产业一样有所发展。据《2013年西部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底，西部共有省级分公司6家，其中产险分公司5家，寿险分公司1家，无西部法人保险公司。”①另据《西部保险业发展报告（2010-2013）》显示，2013年全年五家财险公司累计10.17亿元，同比增长22.7%，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5.5个百分点。其中非车险（包含涉农保险、责任保险、健康保险等）占4.95亿元，同比增长22.83%，较全国平均增速高出7.4个百分点。截止2013年底，保险机构有43家，从业人员有1989个，其中营业员有1075人。而各地区保费收入的分配情况为：拉萨占63.09%，其他地区如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林芝等则都不足10%。由保险业的整体数据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保障业发展较快，但是仍然比较薄弱，其中农牧区保险业的发展程度与城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3、西部农牧区普惠金融开展情况。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号召以来，全国各地兴起一片农村金融发展浪潮。发展普惠金融利国利民，也契合我国打造“经济2.0”的发展战略。西部农牧区作为西部发展的“潜力区域”，也响应国家的战略号召掀起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浪潮。为具体落实普惠金融的工作的开展，中国银监会西部银监局提出“提升城镇金融服务均等化、加大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关注度、扩大乡镇金融服务覆盖面”的普惠金融战略。并且为助力西部金融发展，西部银监局又提出“金融”的机构发展计划。据《有效金融监管助推普惠金融结硕果――西部辖区普惠金融开展情况报告》显示，“西部基本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及股份制等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有序竞争、互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西部银行业组织体系。”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之下，西部金融相关部门采取“先服务后机构”的思路，对西部全区金融服务覆盖进行排查，找出空白区域并先行解决金融服务空白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西部已于2011年消除了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第一步。但是，截止13年末，西部仍有278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地处更为偏远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金融机构的分布情况之外，据该报告显示，13年末农牧户到户贷款余额94.16亿元，已覆盖全区96%以上的农牧户。综合该报告的显示，可以看出目前西部农牧区的金融现状是：金融机构覆盖不足、金融服务单一、金融供给不足。
二、西部农牧区金融法律保障机制现状
1、西部农牧区金融法律规范现状
西部金融起步晚，其自治性金融法律规范也大多缺失，而针对西部农牧区的金融保障法律也是缺失状态。除由西部人大制定的法律缺失之外，由西部自治区政府制定的行政性规范也是较为少见。目前关于农牧区普惠金融的行政性规范文件仅有藏政发[2012]89号《西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西部银行发展的意见》、藏政办发[2013]77号《西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扶贫贴息贷款工作意见的通知》、藏保监办发〔2013〕9号《西部保监局关于做好宣传工作的通知》。
从西部民族自治区关于农牧区金融支持的法律规范来看，目前存在主要的自治性法律缺失、行政性规范较少、关注农牧区金融保障的法律规范效力等级不够、关注农牧区金融的法律规范体系性差，没有形成系统的金融法律保障环境。
2、西部农牧区金融法律规范重点指向
本文所指的西部农牧区金融法律规范仅指专为西部农牧区而制定的金融法律保障规范性文件，而全国性的金融法律及其他规范则不算在内。具体而言，西部农牧区金融保障法律规范的内容指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业方向，针对企业贷款难以及农牧区金融服务不足等问题，规定要“金融服务全覆盖”、“财政审计部门要切实监管，完善监督”、“进行人才培养”；还要加强西部银行建设，使之配合自治区财政的工作，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三农”。此外，对于西部银行的机构拓展进行土地政策扶持、对其发展提供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人才政策扶持。二是保险业方向，根据《农业保险条例》之规定，国家要求农业保险应在防范化解农业风险、稳定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落实该条例的规定，西部保监局要求各保险公司进入党校、媒体、企业、农户进行宣传。自治区保险行业协会也要开展相关活动，而保监局要对以上工作进行保障、监督。
3、西部农牧区金融法律规范实施
西部农牧区发展金融服务不仅是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更是国家普惠金融的政策行为。一是政府机构的普惠金融法律实施。根据目前西部自治政府关于普惠金融的法律实施主要体现在根据国家发展普惠金融战略推进普惠金融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提供政策支撑、提供土地支持、提供财政支持、提供人才支持；银监局、保监局等机构则实现法律监管，对金融机构进行引导，使之推进农牧区金融发展。二是金融机构及其行业协会的金融法律实施。金融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在银监保监的引导下发展普惠金融。金融业行业协会则集合行业力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落实法律规定的普惠金融规定。
但是，就目前西部而言，因普惠金融相关的自治性法律规范较少，内容也多偏向政治性，并没有实质的细化规定，所以西部农牧区的金融法律保障在制度上就没有体系，在实施上就更不用说了。现实中，西部农牧区金融的推进多为政策的引导，而法律的作用较少，法律的实施效果不明显。（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注解：
①这六家省级保险分公司分别为：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安邦财险、平安财险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参考文献：
一、西藏农牧民收入的现状
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逐步深人，特别是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以来，西藏农牧民的经济收人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2003年，全区农牧民的人均收人达到1690元，比改革开放的1979年提高了10.63倍，农牧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牧区社会的稳定，为全区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西藏农牧区经济社会仍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农牧区仍处于区域性和整体性的相对贫困状况。农牧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抵御灾害能力弱的间题仍然突出；农牧民群众生活水平较低，至今仍有107万人的生活水平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牧业结构调整缓慢，农牧民增收渠道不宽，农牧民收人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很大，在西部12省区（市）里只排到第11位，而跟内地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更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明确提出：“推进农牧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人，尤其是农牧民现金收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牧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努力探索西藏农牧民增收的新途径，这是实现新时期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区广大干部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表现。
二、农牧民增收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睡，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以上，面积123.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0万，耕地面积540万亩左右，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340万亩左右，全区牲畜存栏约2300多万头只（匹），全区有纯农业县36个，纯牧业县14个，半农半牧县24个。西藏农牧业是农牧民收人的主要来源，由于受高原气温低、空气稀薄、降雨量少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自然灾害频繁，如雪灾、早灾、霜灾、火灾和风灾等的影响给农牧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极大制约了全区农牧生产的健康稳步发展和农牧民收人的稳步提高。
（二）农软业基拙较差，内部结构不合理
西藏农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内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突出表现在:农牧业基础脆弱，抗相自然灾害的能力低，经常出现了大灾大损，小灾小损，农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部分农作物和畜种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农牧业增产不增收的，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基础建设中对硬件和软科建设严重不足，“瓶颈”制约因素特别突出。
（三）农软民文化素质低，创新意识不强
农村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认识和改造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它包括思想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劳动技术技能、身体健康状况等。西藏农牧民由于受旧社会和旧体制的影响大多数劳动者属文盲和半文盲，因此，受自身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对先进科学技术认识不够，率低，使农牧业生产才良准从传统的小农意识解脱出来，农牧业经营始终处于粗放型的经营管理水平上，导致农牧业比较效益低下，农牧民增收缓慢。
（四）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力黄薄弱，科技服务能力不强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西藏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这些机构和科技队伍的建设对西藏农牧科技推广和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农牧业已进人新的发展阶段，过去建立的农技推广体系远不能满足农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西藏贫困山区的农技推广体系还没有完全健全，加上农牧业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在岗培训、在岗受）力度不够，跑出农门的事件经常发生，影响队伍的稳定。科技队伍的素质不高，科技服务能力不强，直接影响先进科技在生产中应用。
（五）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低
培育农村市场，提高农牧民驾驭市场的能力，是发展农畜产品市场化的关键。目前，全区农畜产品的交易市场还不够健全，主要市场以各地（市）的农贸市场为主，由于缺乏政策引导，农牧民市场意识不强，仍以分散的家庭生产为主，农畜产品主要以自给自足为主，对市场供求方面的信息不灵，哪些产品好卖、哪些产品不好卖，什么东西价格高，什么东西价格低，对农牧民而言心中无数，导致农畜产品进人市场难，产品的商品转化率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牧民收人的增加。
（六）西藏特色的乡镇、民族手及业滞后
西藏的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虽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地发展起来，为西藏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西藏的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高水平的企业管理人才，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规模较小，效益不佳，使具有西藏特色的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发展缓慢，各种产品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对旅游业的认识和重视不够，没有把它看作一个产业和一个经济增长点来抓，对旅游业的资金投人和人才培训工作不够，也就是说没有把西藏的旅游油分屏前森增加大竹昆此人的和项目来抓。
针对上述存在的不利因素，紧紧围绕农牧民增收这个中心任务，切实做好农牧民增收的各项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
三、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对策及措施
（一）、正确把握政策机遇是农软民增收的关健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西藏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西藏农牧区实行了“两个长期不变”的富民政策，使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享受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藏农牧民脱贫致富和实现小康目标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在“九五”计划末，为解决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党中央为了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基础上，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和主要任务，并提出了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在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继续加大对西藏的支援力度，增加对西藏经济建设投人力度。所以，我们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咋抓住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的有利机遇，在农牧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积极投人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大潮中，紧紧抓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个主线，振奋精神，团结协调，积极引导广大农牧民开拓市场，参与市场，占领市场，努力开发特色产品，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优势，不断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为农牧民增加收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加强农枚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生产及生活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了巨大资金，用于西藏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西藏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向管理规范化、实施化、效益规模化方向发展，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已建基础设施项目效益发挥情况，西藏还需要继续加大对农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在争取国家资金的同时，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鼓励农牧民的资金投人，多渠道宽领域争取资金，不断改善农牧区、能源、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大对农牧区科技信息服务、建设和防抗灾基地建设，不仅要重视硬件建设，还要重视软件建设，逐步改善农牧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三）积极推进农软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牧民收入
按照“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尊重农牧民群众意志原则，典型示范原则和科技支撑原则，今后要突出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以优良农作物和畜禽种的引进选育工作，以推广为重点，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畜牧业生产结构，加大品种改良力度，突出抓好适销对路产品生产。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要求，适当扩大优质和专用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逐步减少低品后的小麦种植面积.积极扩大饲料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畜牧业结构调整上按照“稳定数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加快周转”的要求，提高基础母畜和适龄母畜比例，适当淘汰市场不畅销的公杂畜，以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牧民增收工作。二是以发展区域农牧业经济为龙头，调整优化农牧业生产布局。农业方面，城镇郊区突出发展以蔬菜为主的经济作物和以服务城郊畜牧业发展的饲料作物，按照市场需求，合理布局粮、经、饲比例，以求效益最大化。在粮食产区充分发挥粮食基地的优势，提高粮食品质，加快粮食的转化增值，促进种植业结构优化升级。畜牧业方面，稳定发展草原畜牧业，积极保护和开发利用草原资源，狠抓出栏，加快周转，提高草地畜牧业整体经营水平和防抗灾能力，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采取农牧结合，种养并举的措施，把农业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肉蛋奶为主的畜产品优势，加快发展城郊畜牧业，大力兴办饲料工业，优先发展奶牛业、养猪业和养禽业。积极培育农牧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农牧民增收点。三是以发展“三色”农牧业为手段，加快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步伐。根据全区区域特色及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以优质粮、蔬菜为主的绿色农业，发展以耗牛、生猪产业为主的黑色牧业，发展以绒山羊，藏鸡为主的白色牧业，做到粮食品质有大的提高，蔬菜产量有新的增加，品种要多样化，以发展“三色”农牧业产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四是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途径，加快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的诸多实践经验表明，农业产业化能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而且对整体国民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它是实现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重要途径。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农业产业化作为农牧民增收有效途径，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大力扶持和培育有竞争优势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走“公司+基地+农户”的龙头企业带动型路子，在推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企业（公司）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农牧民要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要保证农牧民的利益，真正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分享，使农牧民确实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得到实惠。
（四）按照科教兴农的战略原则，健全化服务体系
依靠进步，促进农牧业生产是农村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坚持面向农牧业生产主战场，狠抓科教攻关，强化科技创新，实施农、科、教结合，实现农牧业增产技术与增收技术，生产技术与加工技术，减灾技术与增收技术，常规技术与先进技术相配套，全面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发挥科技的增产、增效和增收；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西藏区、地、县、乡四级农牧技术服务，实现服务目标由促进农畜产品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和效益转变，服务形式由单一技术服务向综合服务方向拓展，服务由产中服务为主向产前产后服务延伸，针对农民科技素质低的现状，重点做好基础和农村扫盲工作，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确保科技兴农兴藏战略的顺利实施。
（五）建立和完善农畜产品市场体系，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针对农牧区商品流通渠道狭窄且不畅、市场改良迟缓的“瓶颈”制约，要因地制宜地健全农牧区商品流通市场，坚持常年性农畜商品流通和季节性农畜商品流通相结合，固定市场和流动市场相结合，发展传统市场与培育新兴市场相结合，重点加强农牧区初级市场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农牧业生产要素市场。在农牧区市场中农牧民群众不断地认识市场，了解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努力拓宽经济收人渠道，政府部门要以“政府打台，唱戏，农牧民受益”的市场经济原则，加强农牧区市场体系建设，规范流通体系和市场秩序，逐步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畜产品市场体系，确保农畜产品保值增值，实现农牧民增收目标。
（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努力增加农牧民收入
全区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人的突破口，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坚持积极发展一产业，重点发展二产业，加快发展三产业的原则。根据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农畜土特产品加工、矿产业、建筑建材业、藏药加工、民族产品加和城乡各类服务业等。二是产品结构上，以民族特色产品的开发为重点，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形成批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三是企业组织结构上，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名优产品和资本为纽带，引导培育企业集团，形成规模形势，发挥规模效益；四是强化管理，提高效益，坚持从基础管理人手，大胆地引进吸收先进的企业管理手段和经验，建立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突出抓好市场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资金管理，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使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真正成为农牧民增收的突破口。
关键词：内蒙古 现代物流 县域经济 内在联系
内蒙古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投资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超过了我国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区域经济优势。而物流业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其现代物流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同时，现代物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同样起着助推剂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的整体效益及经济实力。
1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及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1.1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发展现状
内蒙古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重点投资地区，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依据内蒙古的区域优势，现已建成了以铁路、国道、高速公路及航空为主的多种交通方式，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经济不发达、铁路与公路在部分地区尚未开通、基础设施落后及交通不发达等种种原因，使得现代物流业在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物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生产方式比较粗放、政府对于物流业相关政策制定不完善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从而限制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另外，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部分地区还没有开通铁路与公路导致交通不便利、有关交通的基础设施非常不健全、对于物流产业的投入较少导致物流业设备落后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业的发展；最后，不合理不科学的物流产业结构及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低下、综合素质偏低等都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发展落后。
1.2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政权为调控的主体即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是依据其地理位置进行划分的，使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而由于整个区域的资源状况不同、交通情况不同、区域环境不同、文化水平及人才数量等差异性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极大的差异性。另外，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恶劣、易出现自然灾害、环境较差及人民大多数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进行农牧生产，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经济模式和其劳动人民的综合素质低、文化程度不高、就业体系不健全等种种因素都限制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2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及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2.1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依存度
经济的发展作为推动现在物流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同样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的发展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综合性物流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并给物流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区域的经济水平发展越高，其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就会越好，规模越大。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的经济中心是县城商品及加工品中心，县城的经济发展有其发展的相对优势，人才资源相对丰富，物流业相关设施基本上比较齐全。但县城经济与周边乡镇及农村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与不对称性，正是这种非对称结构将其他的区域极化成为商品的流通整体，从而带动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另外，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加大了对现代物流的需求，并随着县域经济的向外扩大化发展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都使其对现代物流的需求不断提高，县域经济规模的不断加大使现代物流业的内涵与空间不断得到丰富，使得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系统不断扩大化并向县域经济的外延扩展，进而加快了现代物流业的一体化进程。随着县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人们对于物流、精神、文化、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从而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当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到达一定的高度时，人们对于物流业的需求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物流的需求是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而引发的，县域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会加大地区人们对外界商品的需求及对于本地商品的外输，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高度决定了商品市场规模的大小，而商品市场规模的大小又决定了现代物流业的规模及发展水平，所以，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2.2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积人流、商流及物流等各种生产要素于一体的规模化生产。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缺乏都会严重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这以生产环节的中断。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行成本，改变了县域经济的增长方式，现代物流业是有相互联系的许多节点及网络体系构成，提高了物流业的运作速度及运作效率，为企业节约的资源使用的成本。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增加了物流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交流，在减少相关交易费用上有很大的进步。现代物流可以使物流企业与商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促进物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商家节约了一定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现代物流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其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还优化了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发挥了区域产业的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向科学话、合理化的、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3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发展
现代物流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以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须与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由于地理位置及环境气候等种种因素，以家庭为单位的种植业与养殖业是其主要生产模式，其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其工业化水平发展进程较慢，程度较低，尽管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资源较为丰富，但受到深加工技术的负面影响，使资源变为消费品的能力较低；其次，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相关产业结构升级较为缓慢，民营经济发展也比较缓慢，加之人才与资金的匮乏、当地人民思想观念成就等种种原因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及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作为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须结合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能超越县域经济的发展阶段，需要借鉴发达城市物流发展的相关经验，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从简单逐渐向复杂发展，从阶段服务逐渐到全过程服务发展。
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处于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经济缓慢发展的混合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的数量、企业的规模都还达不到发达城市的水平，导致对于物流的需求比较分散，对社会性的物流企业有一定需求， 但是数量有限， 要求也很简单。所以发展当地物流业必须与当地经济相适应，同时，为促进物流业随经济发展水平更好的发展，必须着重思考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业的改善，将现代物流思维运用到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以县城经济为中心，来带动周边乡镇地区物流业的发展及经济的发展，加快内蒙古西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并注重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根据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地理特性，发展畜牧业及相关副产品的发展，并推进这些方面的产业化，进而还会再带动物流业的发展。所以物流业与当地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推动。
4 结束语
物流业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同时物流产业作为当地发展的第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对当地经济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须结合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加大规模、数量及服务水平，最终实现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地区的经济繁荣。
参考文献
[1]戴晶晶.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12）：157-158
[2]戴晶晶.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发展现状[J].区域经济，2015（18）：23-28
[3]付桂军.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经济发展对策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76-81
[4]马 宁.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现代物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中国投资，2013（8）：17
[5]张红波.现代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3（12）：61-68
作者简介：
关键词：西藏 农牧区 经济文化 教育需求
[Abstract]] The theory of economic-cultural type shows the full influence which the geographical eviroment and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cal culture. The education also could not ignore this influence. Be limited by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cultural， the educational desire， paying and consuming abilites are poor， and the educational demands of family in the Tibet’s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are seriously insufficient. This essay is bassed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cultural type， analysing the educational demands， influencial factors of the family in the Tibet’s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from the sign of economical culture.
[Key words] Tibet;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Economical –Cultural; Educational Demands
教育需求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家庭是西藏农牧区的基本社会单位、经济单位，也是教育需求的基本主体，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是西藏农牧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是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笔者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文化视角，对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现状调查
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指家庭出于对家庭成员未来知识、技能、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预期在各种需求中进行选择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需要。家庭的教育需求一般包括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教育需求支付能力和教育需求消费能力等三个方面。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
1、未成年人上学的意愿
对未成年人的调查以问卷的方式开展。2007年3月中下旬，笔者以问卷方式对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雅、芒康、左贡、昌都四县部分中小学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初级中学6所，完全小学45所，教学点8个，发放学生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9份。调查显示，学生对学校的教学设施、活动场所、住宿条件、伙食、课程内容、教学水平等较为满意，样本总体有57%的学生表示自己喜欢学校生活。在样本总体中，52%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想上学，11%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家长要求，37%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要求；在被问及如果家长不愿意让你上学，你会怎么样时，4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41%的学生表示请求家长让其上学，12%的学生表示听从家长的意见不上学；22%的学生表示对在学校学习很有兴趣，45%的学生表示兴趣一般，19%的学生表示兴趣很少，14%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对于上学想上到什么程度，37%的学生表示初中毕业，32%的学生表示中专（高中）毕业，27%学生表示大学毕业，4%的学生表示研究生毕业。
2、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
对家长的调查以访问的方式开展。2007年7月中、下旬及8月上旬，笔者深入西藏昌都地区的边坝、洛隆、丁青、类乌齐、江达、八宿、贡觉、察雅等8县部分农牧区乡村，走访农牧民群众153户。在访问的153户农牧民家庭中，有39户家长表示自愿送孩子上学，占25%；有81户家长表示，根据政府要求，愿意送部分孩子上学，占53%；有33户家长表示，不会送孩子上学，占22%。这种状况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基本一致，在问卷中，43%的学生表示家长愿意送自己上学，57%的学生表示家长不愿意送自己上学。
农牧民群众在送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是有选择的，一是相当部分家长只愿意让孩子上完小学，占57%，还有部分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完初中，占29%，愿意送子女上完高中、甚至大学的只有极少部分，占14%。二是大部分家长只愿意送部分孩子去上学，必须留一、两个孩子在家帮助干活。三是农忙及虫草采挖季节相当一部分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冬季农闲时愿意送孩子上学。
（二）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支付能力
家庭教育需求的支付能力主要涉及教育成本（特别是直接成本）与居民的承受能力两个方面。
对家庭来说，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学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住宿费、因上学的交通费、伙食费等。在小学、初中阶段，西藏对农牧民子女实行“三包”政策，学生上学不缴纳任何费用，免费提供食宿、服装、书本、学习用品等，根据家庭情况，学生自带少量的糌粑、牛肉等就可以满足在校的学习、生活。在高中，普通高中农牧民子女寄宿生每生每学年可享受900元助学金，并且高中每年按在校生人数的10%发放奖学金，甲等300元、乙等200元、丙等100元。中等专业学校每生每学年学费2000元，住宿费200元；自治区重点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学费500元，一般高中学费200元，普通高中住宿费都是每生每学期100元，学生在校的伙食费每月在150元左右，交通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视情况不等；大学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费用相差较大。综合考虑，一名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的开支大约10000元，就读中专的开支大约15000元，就读大学的开支大约30000～40000元。为鼓励农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西藏各普通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对农牧民子女学生学杂费不同程度地进行减免，考入大学的农牧民子女也可享受一定的补助。
由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再加上严重的“惜杀”、“惜售”现象，西藏农牧民家庭的现金收入渠道单一，节余更是十分有限，对教育的支付能力总体不强。在学生问卷调查中，对于你的家庭每年能够为你支付10000元左右的读大学费用吗？样本总体23%的学生回答绝对不可能，34%的学生回答很困难，19%的学生回答困难很大、但通过努力可以支付，15%的学生回答有一点困难，9%的学生回答没有困难。如果选择后三个答案视为有支付能力，只有43%的学生对接受大学教育有支付能力。
（三）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是家庭的教育需求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小学、初中阶段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必须上学，但农牧民家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初中毕业后考入高中、大学；二是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学得一技之长。由于职业教育薄弱，办学水平低，专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技能的培养不对路，学生即使接受职业教育，也很难掌握到一门能够谋生、发家致富的技艺，再加上观念的影响，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需求的意愿都不强，调查显示，只有13%的学生表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考上大学就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这就要求学生在中考、高考中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仅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而且决定着学生上大学的机会。从高中招生和高考录取情况看，绝大部分农牧民家庭缺少教育需求的消费能力。在昌都地区，近年来，每年大约只有1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到高中（中专）就读，2006年昌都全地区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1172人，其中城镇考生716人，占61%，农牧区考生389人，仅占39%，当年最终考上大学的农牧区学生不到300名，与农牧区每个年龄段12000多的适龄人口数相比，大约在2.5%左右。
总体上看，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均不强，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严重不足。
二、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经济文化类型是由前苏联民族学家C·H 托尔斯托夫， M·T 列文， H·H 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提出的民族学科学概念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学说或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将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表述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 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文化类型作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是一个由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意识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思想观念等内容，综合地反映某种社会面貌。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一般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西藏农牧区总体属于高原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经济文化类型，农耕与畜牧互为配合。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教育更不能忽视这个影响。以下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思想观念等方面论述西藏农牧区的经济文化特质及其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一）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形成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人类生活的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环境特殊，影响青少年身心发育
西藏农牧区青少年居住在世界屋脊高海拔地区，他们的生长发育受到高原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国际生物学计划的高山人类适应性研究报告指出：“3000米以上的高山环境，对人类生理的影响主要是低气压减少了空气中的潜氧压，血红蛋白减少了氧的携带量，组织内氧压降低，造成缺氧，还有其它对人有影响的高山因素，如寒冷、空气湿度降低和强的紫外线，但是缺氧最为重要”。[1]高原少年儿童的青春期推迟，躯体的生长发育缓慢而拖长，第二性征、月经初潮延后。[2]
由于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农牧区青少年接触的事物相对有限，影响了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农牧区学校学生对事物的形象概括和抽象概括能力发展相对平缓。从记忆特点看，农牧区学校学生更长于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理解记忆较弱。在思维发展方面，农牧区学校学生在形象思维方面发展较快，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相对较弱。心理上的这些特点使农牧区学生更偏爱文科，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时比较困难。
2.人口居住分散，上学路途远
西藏农牧区地处青藏高原，土地单位面积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极弱，空间的人口密度很低，人口分布分散，家庭分布也相对分散。2005年，西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23人，只有全国人口密度的六十分之一。[3]昌都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6人，2006年，昌都地区共有138个乡镇、1307个行政村、1622个自然村，自然形成的村落农业点一般在20户左右，牧业点一般在5～6户左右。而且相当部分家庭因放牧经常迁徙，居无定所。
截至2005年底，西藏683个乡镇、5931个行政村中，有658个乡镇和4472个行政村通汽车，通车率为96%和75%，仍有25个乡镇、1459个建制村不通汽车。[4]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已通公路的乡镇为127个，占92.03%，1307个行政村中，通公路的有686个，仅占52.49%，全地区还有11个乡镇、621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而且相当部分乡村公路具有季节性，路况差，路面狭窄、崎岖不平，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已通公路的乡镇，也只有极个别开通了客车。西藏农牧区一般在地区设高中，在各县县城设初中，在乡镇设完小，在村设教学点，教学点一般开办一、二年级，最多到三年级。教学点不寄宿，有的偏远村落学生到教学点要走数千米路，从家到学校要花去1个多小时时间。在乡镇完小，大部分学生可以寄宿，但由于路途远，很多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一次假在5～8天，即便如此，很多学生依然无法按时返校。学生上小学、初中主要靠乘拖拉机、摩托车、骑马、步行等，如遇雨雪等天气，学生根本无法正常到学校上课。由于担心小孩在路上不安全，部分家长不愿意送子女上学，部分适龄少年儿童也因上学路途远、艰苦不愿意上学。在与部分乡村教师的座谈中了解到，经常上学的主要是学校附近村子的学生，偏远村子的学生到校上学的时间相对较短，部分学生上午10：00、甚至11：00过后才到学校上课。
3.气候恶劣，学习生活艰苦
西藏全年平均气温只有5.6℃至20℃，西藏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地面气温平均降低0.6℃，按气温划分季节的标准，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四季皆冬。由于高差悬殊，使得低温持续时间的长短差异甚大，西部和北部地区从10月到翌年4月的月平均气温大都低于0℃，海拔低于40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月平均气温低于0℃ 的也有2～3个月。西藏霜冻、旱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较为严重。霜冻期（最低气温小于2℃）在羌塘高原长达280～300天，喜马拉雅山区为240～280天，雅鲁藏布江中游、三江流域北部为180～240天，雅鲁藏布江下游和察隅曲流域也在120天左右。西藏是洪涝灾害十分频繁的地方，洪涝常引起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冲毁公路、桥梁和良田。多冰雹是高原一大特色，也是西藏农区灾害性天气之一，西藏的冰雹多发生在6～9月。青藏高原也是中国大风最多的地方之一，大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年平均大风日数达100～150天，最多可达200天。[5]
恶劣的气候使学生在校生活异常艰苦，学生不仅在上学途中饱受风霜雪雨，而且在学校也时常与严寒、大风抗争。西藏各学校基本没有取暖设施，在冬季主要依靠阳光，如果教室不朝阳，学生就只能整天在寒冷的教室中学习，晚上宿舍也异常寒冷。吹大风时，大风卷着尘土、沙粒遮天蔽日，令人站立不稳。恶劣的气候不仅影响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4.生活工作条件差，无法留住教师
西藏农牧区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通电的乡镇137个，占99.28%；96个乡镇通邮，通邮率为70%。1307个行政村中，通电的401个，占30.68%；通电话的115个，占8.80%；185个村建有村级文化站，占14.15%；153个村建有卫生所，占11.71%。截止2005年底，昌都地区191所完全小学有52所没有电，绝大部分教学点不通电，在已通电的学校还有相当部分不能正常供电，夜间照明困难，无法收看广播、电视，上网更无从谈起。由于交通不便，教师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十分困难，正式教师根本不愿意到偏远乡镇学校、特别是教学点任教，即使分下去了，也不能安心工作，总是想法设法调往交通方便、条件较好的学校。偏远乡镇学校及教学点师资得不到较好保障，相当部分教学点“一校一师”或全为代课教师，有的教学点甚至没有教师，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由于师资水平低、合格教师缺乏，不仅影响到教学质量，甚至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不到保证。
（二）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是西藏农牧区的三大传统产业，近年来，随着内地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和西藏的日益开放，虫草以及松茸等林下资源价格急剧飙升，采集业成为西藏农牧区的重要产业。农耕、畜牧、手工、采集是西藏农牧民当前主要的生计方式。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粗放型经济占主导地位
在西藏农牧区，传统农牧业仍居主导地位，广种薄收、粗放管理、靠天吃饭是西藏农牧业的显著特征，受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影响，加上地理上的封闭、交通的闭塞和观念的保守，农牧民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营方式持排斥态度，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方式，畜力、牛犁、水磨、锄头、耙等生产工具仍被广泛使用，机耕、机播、机收率和现代农牧技术应用程度都很低。从总体上看，西藏农牧业还处于落后的手工劳动阶段，低素质的劳动者凭借传统的、简单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同自然界进行着简单的能量交换。
由于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很低，对文化科技知识的要求程度不高，从生产角度看，农牧区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
2.劳动力需求量大，生产持续时间长
西藏农牧区自然环境脆弱、气候恶劣、灾害严重，“靠天种地”、“靠天养畜”，由于劳动生产力低下，在大部分地方，无论是单靠农业、还是单靠牧业家庭生活都难以维持，大部分农牧民家庭农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兼而有之，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西藏农牧区一般在3、4月份进行春播。在虫草产区，4月20日左右开始上山搭帐篷，准备采挖虫草，采挖虫草要持续到6月中旬。7、8月份又是松茸、贝母、獐子菌等林下资源的采挖季节。8、9月份进行秋收。而放牧一年四季都要进行。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大，单靠成年人无法满足生产活动需要，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
3.放牧、采集等劳动强度低，适于少年儿童
在西藏农牧区，放牧是重要的生产活动，放牧的劳动强度不高，适于少年儿童，在农牧区，孩子们一般在8、9岁，有的甚至6、7岁就开始放牧，特别是在春播、秋收季节，大人因忙于农活，放牧就主要靠少年儿童。在农牧区，有的小孩甚至在10来岁就帮助家里干农活。而虫草等的采集更适于少年儿童，采挖虫草比较简单，发现虫草后，用小尖锄挖出来就行了，采挖虫草最关键是发现虫草，由于少年儿童个子不高、视觉好，更容易找到虫草，所以少年儿童采挖虫草往往强于大人。虫草等的采集劳动简单、收益高、见效快，大大增加了上学的机会成本，在虫草采挖季节，少年儿童基本不上学，虽然昌都地区规定农牧区学校5月中旬到6月上旬放一个月的虫草假，但相当部分学生提前离校而延迟返校，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冲击。
4.家庭现金收入少，无力投资教育
西藏农牧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观念十分淡薄，经营意识差，相当部分群众满足于勉强维持生存条件，“惜杀”、“惜售”现象非常严重，畜牧业、粮食商品率很低。2005年，昌都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60元，其中现金收入仅1150元。在很多家庭，采集出售虫草是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但这部分现金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牛羊肉、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很少用于生产，更谈不上积蓄。由于现金收入少，很多农牧民家庭无力支付小孩读书，特别是就读高中、大学的学杂费，交通、生活等费用。
5.非农牧产业薄弱，毕业生就业困难
2006年，西藏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7.5∶27.5∶55.0，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特征，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较大部分，第三产业快速上升，第二产业缓慢发展，最关键的是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8.9∶9.6∶31.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占绝大部分，二、三产业就业岗位很少，第三产业就业岗位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有相当比重，就业渠道狭窄，新增岗位十分有限，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农牧区初高中毕业生更难以在非农牧产业就业。
（三）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在西藏农牧区有党组织、行政组织和各种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它们是西藏农牧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行为都必须通过家庭才能发挥作用，家庭是社会组织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单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家庭经营是西藏农牧区经济的主要形式。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社区发育滞缓，家庭经济传统深厚
由于环境封闭，人口分布分散，社区发育滞缓，家庭作为建立在婚姻和血亲基础上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较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功能，由家庭成员完成本家庭的一切事务，导致了西藏农牧区的家庭经济传统。“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家庭经济传统对劳动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农牧区体力劳动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多寡、强弱是一个家庭经济富贫的先决条件。家庭的两、三个劳动力远远满足不了耕种、放牧等多项劳动的需要，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相当多的家庭由于劳动力缺乏，不少适龄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放牧、务农或做家务。
2. 传统势力影响广泛，法治观念淡漠
藏传佛教由于历史上受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长期羁縻政策统治和“土司制”、“政教合一”制历史久远，加之由于生命轮回学说的演绎，从噶玛派创立活佛转世制以来，对教派、高僧寻得未尽事业的后继人，封建王朝大加利用，进行册封授职，从而把藏传佛教神秘化，门派森严，世袭地位，政教合流，神职权威拔高。这种传统势力的残存意识和影响未根除消失，对农牧区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政治精神仍有着深刻影响。活佛至上、部落意识强，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淡漠，义务教育法在农牧区无法得到较好落实。
3.基层教育宣传片面，短期行为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六”、“普九”在西藏各地先后实施，由于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弱，“普六”、“普九”的难度超乎想象，特别是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中小学巩固率低，流失率居高不下。由于“普六”、“普九” 时间紧、任务重，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招生任务，采取了很多简单的、临时性措施，忽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不重视教育引导，通过罚款、“牵牛”等措施强制家长送子女上学，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甚至告诉家长只要工作组到时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行了，突击性、“开会式”招生，对学校的正常管理造成很大冲击，产生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社会思想观念是一定社会的人们对社会领域的具体事物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观念形态，思想观念是人思维意识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它指挥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社会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重来世、轻今生，乐天知命
长期以来，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深入传播，造就了西藏农牧民特有的心态和心理框架，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上的独特性。这种认识上的独特性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现实；重经典，轻科技；重祭祀，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重精神，轻物质等观念特质。这种观念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听天由命，安于贫贱，追求平稳，自得其乐。满足于世世代代以来的生活，无论是家长还是少年儿童，对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都不强。
2.神佛至上，缺乏个性、主见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后，特别是政教合一确立以后，藏族地区走上了一条宗教政治化、宗教教主政治领袖化的道路，从上到下，逐级效之，树立了神佛的无上权威，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信息、知识的贫乏，西藏农牧民群众的遵从意识十分强烈，从众心理非常突出，缺乏个性和主见。寺院的活佛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群众对他们非常虔诚，他们说什么，群众就听什么，他们的教育态度对群众送子女上学有很大影响。由于未成年人接受能力强、好管理，许多寺庙招收未成年人入寺，受“有子应入寺”的传统观念影响，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到寺庙为僧。西藏广大农牧区，不管是社会条件较好的地方，还是较为落后的地方，广大群众对宗教活动的开销要远远大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农牧区，群众的“攀比”心理很重，区别在于，在家庭消费中，别人买了摩托、电视，自己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的，而在送子女上学问题上，别人不送，自己也不送。
3.区域意识强，乡土观念浓厚
西藏农牧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对藏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人们的思想意识打上了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了强烈的地域观念。再加上传统的部落观念的影响，农牧民群众的区域意识、乡土观念很强。大量的事实表明，地域观念越浓厚，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在地域观念的影响下，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乡土观念浓厚，“故土难离”，再加上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农牧民子女大中专毕业后就业和农牧区劳动力转移范围狭小，大多集中在西藏本区内。
4.自由、散漫，时间观念淡漠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小生产的农牧经济，生活简朴，自然环境恶劣，却恬谧无华，自然自在，时间在这里显得无限的充足，这种生活本身给人以悠闲之感，也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由于缺少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许多适龄儿童入学后对学校的生活很不适应，特别是那些在校时间比较短的“往来生”（季节性流失，农闲时上学，农忙时回家务农放牧），守时、守纪非常困难，迟到、早退、缺席现象较为普遍。
5.“学差”观念影响深远，教育观念落后
西藏农牧民视读书为“当差”的看法由来已近，清末兴学，某些地方官吏采取高压强迫手段，甚至派兵上门征催学生。学额不足时，唯头人家长是问，轻则罚银，重则拘役。因此，农牧民视读书为“学差”，被迫采取“雇读”的办法，“雇读”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成为藏族教育史上一种特殊的畸形发展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雇读”被严令禁止，但视读书为“学差”的观念并没有被根除，农牧民把读书看做与差役相同，把读书看作一种“只出不进”的经济受损行为。再加上“普六”、“普九”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宣传片面，采取了许多简单的、临时性、突击性措施，“雇读”、“轮读”等现象又开始出现，有的家长甚至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送子女上学。
在西藏农牧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家长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认识不到教育对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家庭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突出表现在功利主义教育动机上，绝大多数农牧民送子女上学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有工作、端“铁饭碗”，如果子女成绩不好，升学无望，就不让子女上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传统的经济文化是影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根本因素，要从根本上扭转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的局面，必须以推动经济文化转型为抓手，持续不懈地努力，这既需要经济文化自身的调整，更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支持。
--------------------------------------------------------------------------------
[1] 1991年西藏自治区青少年身体健康研究（铅印本）.转引自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2]同前注
[3]中国西藏事实与数字2006. 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4]中国西藏事实与数字2006. 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在晚清发起的兴农运动中，人们在充分地认识引进国外优良畜种以提高畜牧生产能力的同时，牧草在发展畜牧业中的作用也被有识之士给以高度重视，因而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外优良牧草种子的引进，一些学者还从发展畜牧业的角度对草原和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牧草进行栽培、选育、贮藏试验，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牧草科技发展的序幕，本文现对中国近代牧草方面科研活动作一综述。
一、近代对中国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
中国近代对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始自1840年前后。那时的调查活动主要从植物学，而不是从饲料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起初，一些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植被进行研究、调查，清末英美两国的植物学者对中国西南和的植物研究尤其着力（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33—334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后，为了更好地利用东北的草地发展畜牧业，对东北和内蒙古进行了广泛详细的有关草地植物资源的综合调查（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学者对草原和饲料科学的研究始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不过早期主要是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涉及到草原和牧草方面的调查研究。三十年代后，有关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坡的调查工作才陆续展开。
（一）晚清时欧洲人对中国草地的研究
1830年，俄籍德国人Bunge受帝俄派遣率团到内蒙古、 华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同时俄国人科罗廖夫（1830，1841）、 库托佐罗夫（1830—1841）、格瑞斯基（1840）、让佐夫（1840 ）等亦在内蒙古地区采集植物，编成《贝加尔—达乌里植物区系》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海德尔研究了蒙古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并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植物地理和亲缘》一文。美国人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对华中、四川、东部植物作过考察和研究，并有专著发表；英国人瓦特1911年以后对东部和云南西北部植物作了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文；美国人诺克于20年代在云南设工作站，对云南西北部、东部、甘肃南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40年代英美学者十余人在云、川、藏等地研究当地的植物，均有。搜集中国牧草资源的则以美国人为主，迈耶尔1905—1918年在新疆、蒙古、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广泛搜集农作物、园艺作物和牧草种质资源。 专门搜集牧草种质资源的有汉松（1899）、皮蓬（1911）、斯蒂芬和墨密兰（1934）（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集料》，第333—334页。）。
（二）清末至民国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草原调查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开始其征服中国的美梦。征服东北是日本征服中国的庞大计划中的第一步，对东北资源的调查自然受到侵略者的高度重视。1907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该机构的活动涉及东北草原的调查与研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计有1915年满洲产业部务农课的《满蒙牧草植物调查》；1916年矢部吉祯的《东蒙古的牧草和杂草》；1927年小佐井元吉的《满洲的牧草》；1934年佐滕润平的《东乌珠穆沁植物调查报告》；1937年三浦密成的《察绥植物目录》；1940年兴农部畜产司马政局的《满洲的野生牧草及毒草》；1939—1940年，大陆科学院斋滕道雄等的《满洲产野草的饲料科学研究》，内容涉及74种饲用植物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开花期、产量等性状；1941年，斋滕等人又对树叶进行分析，发表《满洲产树叶的饲料学研究》一文，内容涉及22种树叶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及单宁的含量；1943年，北满经济调查所发表《兴安北省牧野调查报告》以及《兴安北省三河地区的畜产及牧野》一文；1942年三木茂、川濑勇发表了《北支那牧草资源调查报告》；1943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发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所有这些报告，都是从实地调查中所得，这些有关东北的草地及牧草资源调查工作，直接为其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服务。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调查也使我们对东北的牧草及草地资源有了比较深入而详细的了解。
（三）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与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始于20年代，开始主要从植物考察的角度，后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热潮，牧草也被视为一种宝贵资源，因而对西北草原的调查给予足够的关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西南方向溃退，一些学者又开始对南方的草山草坡进行调查研究。
1.民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
20年代，钱崇澍研究了黄山的植被；胡先研究了南方的森林。30年代，焦启元、耿以礼研究了江苏、内蒙古的禾本科植物种类及其分布；樊庆生、王启元、郝景盛分别研究了安徽九华山、内蒙古南部和青海湖周围的植被；孔宪武、陈怀封分别研究了兰州、燕山、长白山等地的植被（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第333—334页。）。
2.西北草原草地的研究
西北人稀地广，除矿产资源丰富外，草地资源是一大优势，畜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畜牧业潜力十分大。1932年，开发西北之声一度高涨，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手段有限，只能任其埋于地下，作为潜在资源，而草地资源则易于利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学者对西北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
1938年前后，孔宪武在辛树帜教授的授意下，研究了渭河流域的杂草，以供研究农业者参考。该研究对渭河流域的杂草植物学特征，以及作为牧草的性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注：孔宪武：《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1938年，沙凤苞在《陕西畜牧初步调查》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牛羊矮小瘦弱的原因之一是牧草质量不佳，他认为应该减少耕地面积以栽培牧草，并推荐紫花苜蓿和雄刈草为最佳草类，这两种草类一来可用作饲料，二来可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一举多得。此外还宜引进国外牧草，进行栽培试验并推广种植（注：沙凤苞：《陕西畜牧初步调查》，《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沙凤苞有关西北地区畜牧调查一文中关于牧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草地和耕地具有同样重要性，盲目减少草地扩大耕地不仅不能受益，反而会因此受到惩罚，这一点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教训；二是在栽培牧草之时要充分注意水土保持，因为土地干旱，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如不考虑水土保持问题，当草地被家畜食后，极易使地表，造成水土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1942年，顾谦吉对西北草原进行考察调查以后，根据自然条件及植被类型将西北草原分为七大草区，它们分别是蒙古草区、祁连山草区、青海环海区、柴达木区、巴颜喀拉山区、玉树区、陇南及西倾山区。顾氏对每一区的草类特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顾谦吉：《西北畜牧调查报告之设计》，《西北农林》季刊第2卷第1期，西北专号（一），1942年3月。）。
1943年，美籍畜牧顾问，草原专家蒋森来中国，对宁夏的草原进行考察。宁夏地区由于冬末春初饲料缺乏，家畜因之大量死亡。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在入冬前减少牧畜存栏量，使家畜的饲料需求和饲料供给达到平衡外，还需栽培牧草制成干制牧草，以备饲料缺乏之需（注：蒋森：《宁夏畜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1945年5卷3、4 期合刊。）。
1944年，许康祖在《西北羊毛研究》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绵羊大多天然放牧，由于草场质量不佳，春秋之季尚可，入冬以后多营养不良，羊群终日游牧而不得一饱。因此他建议把改良草场作为发展畜牧业最为关键的措施（注：许康祖：《西北羊毛事业》，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 第489页。）。
1944年，耿以礼、耿伯介父子考察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草地情况，对甘肃、青海草地类型，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草地改良办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耿氏指出：（1）甘、青一带山坡草地辽阔， 但牧草质量欠佳，亦无占优势之草种，系放牧过度所致；（2 ）平原草地面积有限，优势之草类亦显著；（3）青海湖之平原牧草， 要优于拉卜楞甘坪寺之平原牧草，而甘坪寺之平原牧草，又较优于三果乎之平原牧草； （4）在牧草改良过程中，宜首先铲除毒草。毒草有醉马草和极恶草两种。铲除毒草后，以狼尾草替代青海湖“芨芨草”，用鹅冠草替代羽毛属植物群落，用粗穗野麦替代“醉马草”，用豆科植物苜蓿与芫香草替代豆科植物之“极恶草”（注：耿以礼：《甘青牧草考察简要报告》，《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1月。）。这些考察与研究，对于甘、青一带的草原资源的了解以及草地的改良都具有指导意义。
1945年，何景教授对祁连山一带的草场情况也进行了考察研究，写成《祁连山之牧场草原》一文（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3.南方草山草坡调查研究
对南方草山草坡的调查，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使得大批学者退至西南地区，由此西南一带的草山草坡成为草地工作者的主要考察对象。
1942—1943年，畜牧草原工作者对广西的野生及栽培牧草进行较全面的调查。结论认为：广西牧草以禾本科牧草为最多，次为莎草科等，在草地建设中，对一些有毒或与畜病有关的植物应特别加以注意（注：《广西牧草调查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
1944年，美籍学者蒋森赴西康考察，对西康的主要草地类型、植被群落情况作了较详细地分类归纳。他指出西康草地虽然优良，但是载畜量也十分大，属充分利用的草地，如果进行深度放牧，草场退化则立等可见。因此建议在开发过程中，要适时对草场进行改良，以使之能持续利用（注：蒋森著，汤逸人译：《西康畜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5卷7—8期合刊，1945年8月。）。
4.草地草原改良与利用研究
有关草地的改良和利用研究，直接关系到畜牧生产的效益，一些草地工作者对此多有涉及，而其中着力最多者是叶培忠和王栋教授。
1944年，王栋对粗劣草地的利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许多草地的粗劣现状，大多是由于人为管理粗放所致，牧草生长任其自然，致使草地质量低劣，生长缓慢。因此，他认为粗劣草地是可以改良的，并分别针对干燥砂质草地、潮湿黏质草地、酸性草地、碱性草地、劣质草地提出改进措施。在改良过程中，他还建议应先将草地分成若干小区，使用不同的改进方法，择其收效快而大的进行推广，这样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王栋：《粗劣草地之改进》，《畜牧兽医月刊》，4卷6 —7期，1944年7月。）。关于西北的牧草，王栋不仅作过专门研究， 他还提出了西北草地产权归属问题，认为可通过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使草地利用趋于良性循环，这些工作对于合理地利用西北天然草场，发展畜牧业具有积极意义（注：王栋：《西北牧区之草原问题》，《畜牧兽医月刊》，6卷8—9期，1947年。）。
抗日战争期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他从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两个方面对西北牧草改良问题进行了研究。叶氏说：“多数人认为举凡不耕种之土地即为荒地，均可移民垦植，于是有木伐之，有草犁之，改种五谷。”他指出这一观点十分有害，因为林木有其特殊之价值，牧草为牲畜饲料，其价值不亚于农作物。西北素为牲畜繁盛地区，但数千年来，只知索取，不知保护，过度放牧，可食之草皆食之殆尽。西北气候寒冷，燃料缺乏，草木往往被连根挖掘而作为燃料烧掉，造成水土流失，旱则赤地千里，涝则田舍漂没。叶培忠是较早把发展畜牧与水土保持结合起来的学者，他较早地提出了在不宜农的地区种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还建议西北地区牧草种植应将饲料价值和保持水土价值兼顾，对一些不宜农的地区，应退耕还牧（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由北京农大动物学院胡兴宗教授提供。）。
近代中国学者对草地草原的调查研究，使人们对草原和草地有了新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草原和草地也是一种资源，合理地利用草原草地其意义不在种植农作物之下。当然，尽管许多学者指出草地草原改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致使草原草地的改良仅仅停留在考察和研究阶段，改良与合理利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大力开展。
二、中国近代牧草的引进
1875年，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将红车轴草由其本土引入湖北省巴东县与建始县交界的细沙河天主教教堂附近种植，作为养马饲草，有“洋马草”之称，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牧草引进行为。其后，该牧草逐渐传播，至今遍及鄂西山区（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但是， 这一引进活动仅仅是一孤立的行为，没有造成反响和产生示范效应。
1897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先后发表了《紫云英栽培法》、《苜蓿说》、《谈栽培苜蓿之有利》、《间作豆科绿肥之利益》、《论种苜蓿之利》等文章，率先提倡种植牧草，并阐述栽培牧草之意义。《农学报》创办人罗振玉更是亲自撰文，呼吁引进优良牧草，他认为应“讲求牧草，移植欧美良品牧草”（注：罗振玉：《论农事移植改良（下）》，《农学报》卷95，1899年。）。由此，国外优良牧草陆续被有识之士引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 奉天农事试验场试种从国外引进的牧草达37种之多（注：《奉天全省农事试验场报告》，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日本人进入东北以后， 也曾引进牧草在东北地区进行栽培试验。1908年，日本人大岛义昌在任关东都督之际，将苜蓿引到大连民政署广场附近种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1914年， “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引入苜蓿，后来在铁岭、辽阳、郑家屯等地进行栽培试验。1922—1923年间，东北地区引进红车轴草、白甜车轴草、杂三叶、白车轴、长叶草、燕麦草、牛选草、禾萱草等，分别在铁岭、公主岭、辽阳、大连、爱河等地作引种观察试验。1927—1928年，又在上述地区引种猫尾草、小麦草等进行栽培试验（注：吴青年：《新引进两种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 年第7—9期。）。
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从美国引进100 多份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种子，主要有紫苜蓿、红车轴草、杂车轴草、绛车轴草、百脉根、胡枝子、各种野豌豆、多花黑麦草、多年生黑麦草和苏丹草，在南京进行引种试验。1933—1939年，新疆省从苏联引进猫尾草、红车轴草、紫苜蓿等，分别在乌鲁木齐南山种羊场、伊犁、塔城及布尔津阿留滩地区试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1期。）。1940年， 成都华西大学丁克生等曾在云南试种从缅甸引进的象草。1941年，程绍迥托赴缅甸考察的邹秉文引进象草、天竺草、洛直草、锡兰草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料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访问，在兰州将92种抗旱性能较强的牧草种子交给当时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注：莫容：《白兰瓜是怎样落户我国》，《北京晚报》，1985年10月3日。）。1946年， 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中国21个品种的牧草种子，总重量达15吨，分配给全国的78个农业试验站、畜牧试验场（站）和教育机构，供栽培试验之用。具体情况如下：
（1）品种名称及其重量
白花草木樨
1000磅
二年生苜蓿
1984磅
白花三叶草
3000磅
Alsike三叶草
1000磅
野牛草
1000磅
加拿大早熟禾
900磅
Bue三叶草
900磅
猫尾草
660磅
画眉草
2000磅
一年生黑麦草
2000磅
豆
1900磅
红花三叶草
900磅
冰草
990磅
鸭茅
1980磅
雀稗
2000磅
Grimma 苜蓿
2000磅
倒伏狐茅
1000磅
小糠草
1000磅
雀麦草
1000磅
共计29304磅
（2）分配机构此次分配机构包括当时各个综合性大学、各农事试验场、各农业推广站等八十余个单位。
同年，联合国救济总署饲草专家，加拿大籍的Mecokey 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学）从美国和加拿大向中国引进食用作物、纤维作物、水土保持作物改良品种共194个品种（1561袋，每袋2磅），于1947年分配给20个不同的生态试验区进行小区试验（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1948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从美国FAO（粮农组织Washington 办事处）处引进饲草作物种子62个品种，分别分配给一些大学以及农事试验机构进行栽培试验，具体机构如下：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 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工作站、西北山丹培黎学校、四川大学农学院、贵州农业改进所、云南农业改进所、广西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青海省建设厅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在本世纪上半叶，优良牧草的引进工作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政府腐败，不可能真正重视这一工作，引进以后处于一种有试验而无结果的状态，许多工作仅仅停留在试验栽培阶段，大规模的栽培推广工作并未进行，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十分有限。
三、近代牧草的栽培、育种及贮藏研究
（一）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
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着力较多的是时期东北地区的牧草栽培试验，这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十分契合。此外就是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
日伪在东北地区牧草栽培试验涉及面十分广泛，栽培牧草种类有猫尾草、红车轴草、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杂三叶、白车轴、大叶红车轴、长叶草、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栽培试验内容包括生长发育、饲草品质、干草产量、各类牧草在各地的适应性等。试验结果为：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在公主岭、铁岭、辽阳、爱河、大连等地生长良好，而猫尾草、红车轴、白车轴除在公主岭因气候寒冷不适应外，其它各地栽培试验均生长良好（注： 吴青年：《新引进的两种牧草介绍》， 《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 年第7—12期。）。
1941—1942年，程绍迥、周泰冲等在农林部渔牧司作象草栽培试验，试验项目包括：经过长途运输之成活率；在荒山上生长情况；六月及八月份使用分根繁殖情况；在六月使用切插法繁殖之结果；各种土壤对生长之影响；气候对生长之影响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草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
1942年，张仲葛等在广西第四区农场进行牧草引种栽培试验。试验材料选用国内外优良牧草，计有苜蓿、红顶草、猫尾草、州蓝草、果园草、马唐草、狗尾草、野稗草等。试验结果表明：以狗尾草发芽率最高，可达73％，发芽整齐，生长情况良好；以狗尾草和紫苜蓿发芽速度最快，平均分别为3.6日和3.7日，次为白花苜蓿，所需时日为4.6日； 红顶草最慢，为6.3日。通过这一试验， 得出的结论是豆科牧草以紫花苜蓿最优，禾本科则以当地野生狗尾草性能优良，不亚于一些引进的西洋牧草（注：张仲葛、刘应周等：《牧草引种试验》，《畜牧兽医月刊》， 2卷9期，1942年5月。），本试验结果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1942—1948年，任教于陕西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长期从事牧草的栽培试验。他的主要试验内容有：（1 ）牧草幼苗时期根茎生长之比较，样本有苜蓿、野豌豆、红三叶、白花草木樨、黑麦草、燕麦、鹅冠草等，试验结果为牧草幼苗期根的发育较早较快，而茎的发育则较迟较缓。（2）牧草种子室内及田间发芽试验之比较研究。（3）苜蓿种子发芽试验，使用材料包括一年、二年和三年种子。从发芽率来看，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二年种子比一年要高；从发芽速度来看，田间试验时二年种子远比一年种子发芽快，三年种子则与二年种子发芽速度相若，室内则二年以上种子比一年种子稍慢；（4）苜蓿植株增长速度观察， 结果为苜蓿植株在幼苗期增长较慢，在发育期则增长较快；花后由于养分供应种子发育，成熟期株高增长较缓，种子成熟后增长又快，但纤维老化。因此王栋建议，收割期宜在盛花期。此时牧草产量高营养最丰富。（5）牧草茎叶花实各部比例统计，样本为苜蓿、苕子和野豌豆。 结果发现，牧草愈老，茎之营养成分愈减；此外还受气候影响，天旱则茎叶发育差，雨水充沛则牧草生长旺盛。（6 ）苜蓿收割次数与产量之关系，结果为春播苜蓿当年产量以每隔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为最高；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则连割两次后，死亡较多；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也影响其生长，产量较低；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虽不影响生长发育，但比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产量要低。（7）苜蓿收割次数对次年产量之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上年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则次年产量最高，上年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次之，上年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再次之，最次之产量则为上年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者。（8 ）苜蓿按株高收割与产量之关系，盛花期收割产量最高，次为株高16英寸，以下按株高12英寸、8英寸、4英寸、2英寸收割者，产量依次递减。（9）苜蓿历年产量之比较。苜蓿播种后，第二年产量最高，第三至四年逐渐降低，至第五年则降低最多。（10）苜蓿各月份产量之比较。经过三年的连续试验，发现以四月份产量为最高，约占全年的1／3，次5月、次9月，夏季则产量较低，十月至翌年二月则停止生长（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年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6期，1945年；王栋、卢德仁：《第二年牧草栽培试验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1 —2期，1946年；王栋：《六年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5—7期，1947年。）。 王栋有关牧草栽培方面的一系列试验，多为国内首次，其中许多结论，成为今天牧草栽培工作的科学依据。特别是通过科学试验论证了一个古老的牧草何时收割营养价值最高的问题。17世纪无名氏《法天新意》一书中已有：“豆有花，犁翻豆种入地，胜如用粪，麦苗易茂”（注：明·佚名：《法天新意》，转引自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 的记载，但这一结论，大约是凭直觉观察得来的。王栋用科学比较试验的方法，认为牧草收割期应在盛花期中，此时营养价值最高，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盛花期掩青的正确作法。在今天的牧草种植过程中，依然遵循着盛花期收割的原则。
（二）牧草育种及选育研究
近代牧草的选育工作未能全面展开，仅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的叶培忠从事此项研究，并选育出新的品种类型。在杂交育种中，育成叶氏狼尾草；而在选育方面，培育的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具有良好的栽培性能。
1.叶氏狼尾草的育成
野生植物在自然界与相近的植物常常杂交产生一些新的品种，这就是自然界的远缘杂交现象。但是这种自然杂交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工干预、培育，产生的新品种类型多无较强的生存能力而自然淘汰，自然杂交费时多而成功者不多。叶培忠在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时，通过选择适合于该地的优良品种，通过控制其繁殖的方式，以期培育出理想牧草品种。该试验从1944年开始，用甘肃地区的＠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进行杂交，＠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三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期大致同步，而＠①草开花时，雌蕊先放，雄蕊吐粉较迟，于是叶培忠将＠①草雄蕊剪掉，以狼尾草及徽县狼尾草之花粉，涂于＠①草柱头上，结实情形良好。第二年（1945年）采得种子，是为杂交的一代种子，将种子播种后，得一代杂交幼苗三株，各与母本大致相似而稍异，生长健壮，并都开花结实。这是近代通过远缘杂交方式育成的唯一牧草品种——叶氏狼尾草（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承北京农业大学胡兴宗教授提供。）。
2.牧草选育
1942—1949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进行牧草杂交的同时，还从事牧草的选育工作，曾选育出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十分适合于西北地区种植，与农作物轮作，既可肥田，亦可保持水土，又可作为饲草，更可作为农家炊用柴草，民众十分欢迎，被广泛推广，不仅甘肃种植，还推广至周围省份，种植面积一度达100万亩，直至80 年代还长种不衰，被当地居民称作“宝贝草”（注：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三）近代牧草的贮藏研究
由于牧草的生长受季节限制，也就不能全年均衡供给家畜的需要，而在牧草收获的季节，大量牧草如不马上利用，就容易腐烂变质，造成浪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收获季节的多余牧草能在不收获的季节如冬季得到利用，是摆在畜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对此西北农学院王栋从牧草青贮和牧草干制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牧草的青贮
青贮是通过贮藏以保持牧草青绿的特征的贮藏方法。此研究自1943—1946年在陕西武功共进行了四次。方法是择地势高燥处，挖掘土窖，深宽各6英尺，长约20英尺。如地下水位过高，则深度稍减。 所用材料是苜蓿和玉米的青绿的植株，其比例为1∶3，即三成玉米植株配一成苜蓿。窖底先铺一层麦秸杆，厚约1—2英寸，然后二层玉米间铺一层苜蓿，铺毕，上盖2英寸麦杆，其上面再封以厚约1尺的细土，踏实密封，贮放三个月后开封，除接触土壁之部分稍有霉烂外，其它皆色味俱佳，大部分呈棕黄色，味芳香而略带酸味，用以饲喂家畜，家畜俱喜采食。这一试验结果表明，在地势干燥地方，牧草青贮不仅能使青绿饲料得以保存，还可以提高其适口性。在西北地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其法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乡民皆可仿效。1947年，王栋等又在南京中央畜牧实验所重复此项试验，效果也很好（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2期，1945年； 《六年来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7卷4—5期， 1948年5月。）。
2.牧草干制研究
牧草干制是一种仅仅通过降低牧草水份即达到可较长时期保存牧草目的的贮藏措施。在牧草干制时，一般以牧草水份降至20％为目标，这时，既能保持牧草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同时又能使之长时期存放，不会霉烂。干制牧草的关键是如何降低水份，如果水份蒸发太快，则细胞易死亡，牧草原味保存较少；如果蒸发太慢，则暴露时间太长，养分损失太多。为此王栋教授在1943年夏秋之间从事干草调制试验，目的是确定水份蒸发的速度与环境的温度、湿度、风速、草质老嫩、草层厚薄的关系，以供调制干草时参考。试验用苜蓿作材料，试验结果表明：草质愈嫩水份蒸发愈快，气候晴热干燥水份蒸发较快，草层愈薄水份蒸发愈快，草料中水份含量愈高蒸发愈快，因此王栋建议，在调制干草时，需薄铺草层，多行翻转，如逢天气晴热干燥，则上午刈割，当日即可调制成功；若逢阴雨，则须数日方可蒸发至适宜程度（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5—6期，1945年。）。 这一试验结果，对于畜牧生产具有指导价值。
3.其它研究工作
1946年5月，联合国救济署官员到达中国， 与中国农林部官员左舜生部长、程绍迥博士会谈，会谈中救济署官员指出中国没有接触饲草作物，应立即开展此方面的研究。首先计划在广西省良丰饲草试验站、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兰州某一机构（未确定）饲草试验站等三处从事饲草研究。
1947年1月，加拿大人Meconkey教授）加拿大Guelph 大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指派为农林部顾问，促使粮农组织与农林部从事饲草作物方面的合作，此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东北公主岭农业试验场和东北农学院开始饲草作物小区试验，后由于战事未能继续，在南京的总部则成立饲草作物组，由蒋彦士博士领导，开始以下研究项目：
1.发展并扩大中国不同地区饲草作物，以改良草地和草原，以及畜牧业区的冬季饲草问题。
2.发现并推广豆科绿肥植物，以增加作物区土壤肥力，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
3.发现优良水土保持植物，以便在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并栽种于土壤被侵蚀的农业区。
4.在中国草原地区进行调查，并绘制草原分布图，以便表示主要的植物群落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收集草原植物、绿肥植物和水土保持植物在农业试验站试验，以确定当地的最佳饲草、绿肥和水土保持植物。
5.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丘陵草地的改良试验，和沟式窖贮青贮饲料试验。
6.对抗战时引入中国的364个饲草和水土保持植物品种进行试验。
1947年1月起，中央农业实验所共进行了如下有关研究工作：
1.绘制了中国草原类别图1∶100万比例尺地图一幅。
2.200多个饲草品种的田间小区试验。
3.引入所有饲草作物品种分配给有关省份的农业试验站。
4.搜集饲草作物文献与报告，包括Meconkey的“最近欧洲草地管理的成就”，H·Richardson（1946），“Grassland of south China ”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公开发表）。）
西平县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全县总面积1089.77平方公里,辖20个乡镇,总人口85万人,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6%。县境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浅山区,中东部为平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为全县农业发展尤其是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西平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转变生产方式为重点,以重大动物疫病有效防控为保障,以强化技术服务为手段,加快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建设步伐,以此推动了全县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该县先后被定为“953”巨型长毛兔生产基地县、全国肉类生产百强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省绿色生猪生产基地县、全省畜牧强县,截至2009年年底,全县共存栏生猪105.21万头,出栏130.25万头;家禽存栏915.12万只,出栏816.35万只;毛肉兔存栏284.14万只,出栏334.4万只,肉类总产量达11.87万吨,以“953”巨型高产长毛兔、“西绿”牌生猪两大品牌为主导的畜牧业实现产值23.86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2.6%。用他们所创造的不凡业绩,告慰全县人民,撑起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半边天”。
强化畜牧基础产业,提高畜牧业科学发展水平
西平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的精神,把发展畜牧业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牢固树立工业化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场(区)。该县以实施“双百工程”为载体,以延长产业链条为突破口,以提高畜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推动新农村建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为目的,切实加强领导,完善举措,创新机制,狠抓落实。西平县依靠龙头产业优势,科学引进、科学规划,以促进当地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年底,该县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区总数达384个,形成了以二郎乡、人和乡等乡镇为重点的生猪规模养殖基地;以盆尧乡、专探乡为重点的蛋肉鸡规模养殖基地;以宋集乡为重点的肉鸭养殖基地;以吕店乡为重点的毛肉兔养殖基地;以出山镇、芦庙乡为重点的牛、羊养殖基地。畜牧规模养殖比重达到70%以上。西平县依据自身优势,在绿色生猪生产方面,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高产高效的原则,在全县选出二郎、宋集、谭店等乡镇作为示范乡镇,确定王孟寺村、桂李村等80个行政村作为示范村,以吕店,师灵等4个乡镇作为示范乡镇,确定张尧等10个行政村作为“953”巨型长毛兔示范村,并适时进行品种改良。该县大力实施畜牧业“良种工程”,重点推广抗病能力强、内在品质好的畜禽品种,依法强制淘汰劣质畜禽,提高畜产品生产性能和品质。
养猪和养兔是该县畜牧业两大支柱。该县着力推广以杜长约三元杂交为主导的生猪品种,在全县建立良种猪改良网点70多个,生猪改良率在98%以上。县畜牧局技术人员还组织编写了《巨型高产长毛兔饲养技术》,免费向广大养殖户发放。在省内外打出了“西绿”优质生猪品牌。他们投资580万元,建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953”长毛兔繁育场,产品辐射全国10多个省、80多个县。全县建立养兔基地28个,发展专业户3600余户,年毛肉兔饲养存出栏总量达180多万只。西平县畜牧局还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送科技下乡等活动,积极向养殖户传授疫病防治等饲养管理技术,每年培训养殖户达10万人次以上。
大力推进畜牧产业化,加快经营方式转变
西平县着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和畜牧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发展了华康鸭业、顺达肉制品、启明肉食品等一批市级以上龙头畜产品加工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0多万吨,产值近10亿元。目前,该县已发展各类畜牧经济合作组织56家,个体私营畜产品购销组织遍布城乡,催生和带动了20多个畜产品营销公司和120多个运销大户,畜牧经纪人达到2万余人,各种畜禽运销车辆400多部。目前,畜牧经纪人已成为拉动西平县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西平县充分发挥畜牧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开展深加工增值为目的,选择丰源牧业、华康鸭业、照丰农牧、康泰牧业等企业作为扶持重点,积极为龙头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全县产值超千万元的畜牧产品加工企业3家,发展了华康鸭业、顺达肉制品、起名肉食品等一批市级以上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继续推进产业化经营,建立龙头企业与养殖基地紧密联系、互利互赢的运营机制,推进畜牧产业化经营向更高层次发展;坚持“民建、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按照宗旨明确、机制灵活、管理规范、服务扎实的建设要求,发展了一批畜牧合作经济组织,有力地促进了畜牧技术推广、信息传递、生产发展和产品销售。目前,全县个体畜产品营销大户发展到120多个,注册营销公司20多个,发展乡村养殖合作社和养殖协会56个,形成了2万多人的畜产品营销队伍,目前,全县畜禽交易市场达到22个,年交易额3亿元。
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提高公共安全保障水平
西平县把动物防疫工作作为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大事来抓,坚持实行行政、技术“双轨”目标责任制,建立完善了“行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副职具体抓并承担领导责任”的防控机制,形成了县、乡、村三级联动、齐抓共管的防疫管理体制。他们健全了规范的防疫服务网络,依法组织开展动物强制性防疫工作:采取统一组织、集中防疫、逐户登记、严格奖惩等措施,为全县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该县投资180万元建立了县畜禽疫病监测中心,研究制定了《西平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预案》,使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他们积极推行防疫资格准入制度,严把上市及外销畜产品的检疫、检验关,杜绝未经防疫、检疫的畜禽产品上市,确保老百姓吃上“放心肉”。同时,加大饲料市场整顿力度,杜绝在饲养中使用违禁药物,积极引进和推广优质饲料和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兽药,把好畜产品安全的源头关。大力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努力改善畜牧生产环境。该县以统一供种、统一防疫、统一供料、统一销售、统一生产标准的饲养小区建设为载体,大力推进畜禽标准化、安全化生产。他们还以专业村、专业场、专业户为重点,为每个饲养户建立了饮水、用药、防疫、消毒制度及存出栏台账,实行从引种到出售、从产品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如今,该县年出栏生猪150万头、家禽460万只、羊60余万只、毛肉兔180万只,大部分达到无公害畜产品质量标准,畅销广州、上海等大城市。
西平县畜牧局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检结合”的方针,加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重点加强畜产品的生产、流通、市场三个环节的监管,加大对鲜活畜产品的卫生检疫监督,使该县畜产品的质量安全得到了保障。
西平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现代畜牧业发展全局,以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为核心,使该县畜牧业走上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也为畜牧业2009年实现产值23.86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2.6%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一、实行休牧草原补贴的意义
对休牧草原实行政策性补贴，是我市惠农惠牧政策的具体体现，是实现草原生态的恢复与促进农牧民增收双赢目标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加农牧民在休牧期间的饲草料购置与储备，确保畜牧业稳定健康发展，促进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加快草牧场正常合理流转，推动我市现代农牧业发展进程，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加快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实行休牧草原补贴的原则
（一）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实行村内公示制和“一卡通”或“一折通”。
（二）有利于推动草原流转。
（三）建立休牧举报制度，对违反休牧政策三次以上的，取消当年补贴，并依法处理。
三、休牧草原补贴资金发放量
（一）补贴范围。四个牧业旗限制发展区实行季节性休牧的草原及优化发展区内传统牧区实行季节性休牧的草原。
（二）补贴标准。每亩休牧草原补贴金额为1.5元；已享受国家退牧还草项目补贴的、不足1.5元/亩的，补齐差额；补贴以村为单位实施，补贴到户。
（三）补贴面积。全市西部牧区限制发展区休牧草原2700.6万亩，优化发展区内传统牧区休牧草原277.8万亩，共计2978.4万亩。其中，年享受国家退牧还草项目饲料粮折现补贴休牧草原面积703.93万亩，未享受退牧还草项目草原面积2274.47万亩。
四、资金来源及安排
（一）资金来源。休牧草原补贴资金由市、旗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在国家项目补贴的基础上，承担30%，市财政承担70%；前旗承担10%，市财政承担90%。
（二）资金安排。年底，市财政拨付西部四旗每个旗休牧资金1000万元，首先用于年由市级承担的休牧补贴，其余资金必须专项用于禁休牧基本建设，也可适当用于队伍装备建设。建设内容要由各旗提出方案，报市农牧业局批准后方可实施。年，市财政新安排西部四旗休牧补贴资金1000万元，按各地休牧面积和市旗承担补贴资金比例计算，其中分配杭锦旗146万元、鄂托克旗561万元、鄂托克前旗293万元、乌审旗0万元（见附表）。
五、休牧补贴具体要求
（一）休牧补贴从年月1日起实施（鄂托克前旗执行月20日至6月20日休牧期）。
（二）本实施方案中的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市农牧业经济三区发展规划〉的通知》（鄂府发〔2007〕49号）为准。
（三）每年休牧补贴资金量要根据当年度国家退牧还草项目实施面积变化情况而增减。
（四）休牧补贴标准随着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及物价水平的提高，每三年调整一次。
（五）休牧补贴资金原则上发放到草牧场原承包经营户。草牧场流转的，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草牧场流转合同确定补贴对象。
（六）休牧补贴所涉及的农牧户草原面积，以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合同、草原使用证的面积为准。
（七）西部四旗政府要制定更加详细的休牧补贴实施细则和保障措施，确保休牧政策落实到位、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户。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为了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市旗两级要成立休牧草原补贴领导小组，由市旗两级分管领导分别任组长，农牧业局局长任副组长，财政、发改、审计、监察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牧业局，由分管草原的副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休牧草原生态补贴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新闻舆论部门要加大惠农惠牧政策的宣传力度，确保广大农牧户补贴领得明白、休牧做得到位，真正做到政策温暖人心。
关键词 西方学者 游牧文化 欧亚草原起源 评述
畜牧业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游牧经济则是畜牧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范围观察，即便是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业形式，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按照《The Nomadic Alternative(游牧选择)》①(1993)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也是运输工具。2．南美安弟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主要文明类型之一，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游牧文明的关注和了解可能与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体系包括14个独立文明、6个失落文明和16个卫星文明，“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只是以整体被列为卫星文明中的一个②，似乎不足以反映诸游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不同特质。原因或许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现代视角下来审视游牧文化的，在认识角度上存在对游牧社会的隔膜和误读；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游牧族群的记述绝大多数出自农业社会，偏见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由于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革，游牧社会在发生变迁，游牧文化日渐式微，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在降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学术界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汤因比认为游牧文明的发生是某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脱离标准发展道路的选择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③。现代学者将游牧文化起源视为研究难点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一一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质朴性和分散性决定了相关考古学材料的相对匮乏。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游牧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坚持前亚是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摩尔根认为：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④。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表述：“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仁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已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⑤。
“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石似乎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认为游牧文明发生于某个特定地区，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这种认为某种特定文化现象出自一个共同起源的观念通称为传播主义，自英国人类学家E．B．Tylor 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以来广为流行。传播主义者未能解释文化特质的最初起源，并且将文化现象与人及其社会的作用相割裂，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诟病。就游牧文明的起源研究而言，20世纪，和后期以来的西方学者其实已经超越“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束缚；其二则是认为游牧经济形态的出现早于农耕。
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普遍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从简单到复杂通过共同途径进化的思想虽然被批评为“单线进化论”，但是将游牧视为从狩猎进化至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或者是将游牧视为狩猎向农耕进化过程中的某种变异性选择，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研究游牧文明起源问题确实是早期西方学者的思维取向。以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亦深受影响。Durkheim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复杂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认为游牧群体是最简单的社会，所有社会类型都是这一类型的复杂形式；游牧群体集聚为氏族，进而演化为部落，氏族联盟固定下来成为村落，村落社会之上是由各种氏族部落形成的简单多形式社会，然后逐渐融合为高级多形式社会⑥。汤因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经济生活方式是假定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几个彼此衔接的阶段一一狩猎采集、动植物的驯化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相接合的定居一一构成的。根据这个模式，游牧生7舌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的有选择的体系，因为游牧生活基本上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畜养牲畜的形式”⑦。
因此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代表性观点包括：1．游猎人群在追逐兽群的过程中收容受伤和弱小动物(如驯鹿)加以驯养，从而形成游牧人群(Khazanov 1983)⑧。2．移动的狩猎者从邻近的农业聚落中取得牲畜形成游牧。Bacon(1954)和Vainshtein(1978)均以为那些从邻近的农民手中借来一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的第一批游牧民⑨。3．气候干旱化导致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群消失，狩猎者只有通过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那些无处觅食的野生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随着干旱的加剧，这些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被迫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季节性地迁移，形成四处游牧的生活方式(R．潘派里1908)⑩。4．早期人群需要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却无力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不得不谋求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例如他们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其后部分人群逐渐走向游牧生活(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1967)⑾。
王明珂先生介绍，“对于这样一个人类生态上的重大变迁，学者们一直有相当的兴趣，但在七十年代之前，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后来由于社会人类学在游牧社会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成绩，加上在考古上微骨质标本的采集分析受到重视，自七十年代始在这方面有了些很好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东，后来又及于东非、中亚、北非及阿拉伯世界(Lees &Bates 1974、 Hesse 1982、Lynch 1983，Robertshaw & CoHea 1983、 Sherratt 1983、Gilbert 1983、Levy 1983、Greenfield 1988、 Marshall 1990)”⑿。
实际上，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一些研究已然逐渐丰富和改变了对于游牧社会的传统认识。以对东非游牧族群的研究为例，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入、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一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一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的考察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⒀。东非游牧民主要放牧牛群，牛是东非牧民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最重要的牲畜，他们通常兼营农业，但是固守“畜牧至上”的观念。例如卡里莫炯人在农田附近建造棚屋和畜栏，定居点设置供老幼妇孺全年居住；成年男子旱季在牧场上游牧，雨季亦住在定居点；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作物种植上，而且农产品在饮食结构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首先将自已视为牧民⒁。努尔人定期在雨季村落和旱季牧牛营地间迁移，旱季早期青年牧民还有小营地间的迁移；家庭可能从村落的一个地方迁至另一个地方，也可能从一个村落迁到另一个村落；当牧场和农园资源衰竭时便会放弃村落(村落一般十年以后便会出现衰竭迹象)；他们雨季兼营农业，居住棚屋，棚屋和牛棚大约五年以后便需要重新建筑；旱季居住简易棚屋(风屏)，这时捕鱼业非常重要⒂。
对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研究同样如此。通常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草原经历了一个干旱化过程。虽然草原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亦称丰富，但是缺乏足够的湿度和较短的生长期限制了农业发展，农耕并不能成为稳定可靠的生计方式(Taaffe 1990)。不过民族志材料说明游牧民存在少量农耕以满足季节性迁移的需要(Rona—Tas 1959)。在喀尔喀人(Khalkha)中，部族中的贫苦人家为富裕牧户帮耕，并在他们山外游牧时照料庄稼，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原始粗简。这种互助式农耕只是蒙古游牧社会的多种农业形式之一(Vreeland1957)。嫩江(Nonni River)流域达斡尔人(Daghur)、的农业生产更为普遍和专业化。塞伦卡(Selenga)谷地的情况与纳罗奔琴地区(Narobanchin)的喀尔喀人相似(Rona—Tas 1959)。而且草原地区可以种植春小麦、燕麦、黍子等耐旱作物(Moyer 1937)。因此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最普遍的游牧经济形式是农业作为辅助手段与放牧牲畜相依随，实际上是半游牧的特征(1978)⒃。
通过这些研究，西方学者认识到“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大多数牧人都过着游牧生活。……在一个群体里，年份不同，流动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取决于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同样，这些条件也决定着专业化的范围，即一个民族依靠畜牧业的程度。只有很少的群体单纯依靠牧群来维持生计。……一旦环境充许，牧人总是要推行一条更广泛的生计策略，在饲养动物的同时，至少种植一些庄稼……实际上，绝大多数牧人，不管他们多么专业化，都主要靠粮食而不是动物产品过活”，“如果牧民自己不种植物食物，他们就会通过交易得到农产品”⒄。
社会人类学关于游牧民与定居农耕居民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游牧社会的经济实质，游牧民通常并非处在与农业社会相隔绝的状态，游牧经济也不能满足一切基本需求，定居农业人群与游牧民存在各种联系。这是认识论上的提升，Lattimore曾经认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完全自给自足(1940、1962)，后来他修正了认识，承认草原游牧民需要来自中原的产品，特别是谷物、纺织品和铁器(1979)⒅。
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绝非单一，其维系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或者农产品，那么其发生自然亦有可能与混合经济有关。随着对游牧社会经济本质更加深刻的把握，近来西方学者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的观点。这里结合王明珂先生和Khazanov的总结介绍一些关于游牧起源的代表性观点，西方学者列举的动因大致有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⒆。
许多学者将游牧专业化的发生归结于气候条件的变化。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游牧类型和近东游牧类型的形成均与气候干燥化有关，干旱的气候使得部分牧业农民放弃农业而成为游牧民(1983)。Mmrshall将东非专化游牧业起源的部分原因归于3000年前雨型的转变(1990)。Jacobs亦认为在讨论东非游牧类型的最终形成?加Ω每悸翘囟ㄊ逼诘母珊灯??1975)。有些学者则认为亚洲北部苔原地带驯鹿游牧业的发生与气温下降有关(Willet 1953、Brooks 1954、Lamb 1966、Cermak1971)。
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亦催化游牧业的发生。 Marvin Harris在讨论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养猪业的衰落时认为，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和农庄领地的扩展，造成森林被毁，森林边际的农耕地和放牧地也随之遭到破坏；其一般的连续效应是从林地到耕地，再到放牧地，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有利于牛、绵羊、山羊等反刍动物的发展，而不利于饲养诸(1985)⒇。
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迫使畜牧者迁移终于形成游牧。Khazanov认为早期畜牧人群的迁移有助于欧亚草原游牧业的形成，而草场资源枯竭是迁移原因之一(1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是游牧族群常见的迁移原因(1961)。
人口压力是被经常提及的动因，有些学者认为灌溉系统的发展是导致人口增加的原因。“Smith和Young认为专化牧业产生于早期短期休耕农业，受人口压力的影响，部分人口放弃农业而成为专业牧人(1972)。Lees和Bates推测畜牧与基于灌溉支撑的农耕的分野刺激了经济专门化，认为“雨量分布不稳定的区域需要实行灌溉农业。灌溉农业造成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使得农业延伸到边缘地区，因此畜牲需移到更远处以取得草场。如此，动物的移牧及保护所需人力增加；另一方面，灌溉农业的人力支出增加，收获减少，与大规模的畜类牧养不能相容，因此造成专化牧业” (1974)。与Lees和 Bates相似的是F．普洛格和D．G．贝茨的解释一一沟渠灌溉系统或许提高了产量，使得人口增长和居住区域扩大成为可能。随之耕地增多，牧地相应减少，牧区被推移至距定居点较远且牧草不甚茂盛的地区，牧人被迫长途跋涉以寻找牧草和水源；同时牲畜更易遭到掳掠，这样照料牲畜便占用了原本从事农业的精力，而且疏通、修筑和护理沟渠河道亦占用农时；因此可能会导致策略上的分化，即某些家户逐渐专门从事精耕农业，而其他人则集中发展畜牧业。此外，沟渠灌溉的局限性(如粗陋的灌溉系统有时可能失效；水位下降造成水井和沟渠干涸；土壤的盐碱化等)有可能刺激农民把注意力转向畜牧业。最终，农业群体和畜牧群体的策略不同导致彼此在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截然有别的牧人和农民群体[21]。
有些学者将人口压力与相应的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以及工艺专业化结合起来。Rosen指出“都市不但提供游牧人群货物交换中心，而且都市的专业化工艺更提供他们无法制造及取得的物品”(1988)。“Gilbert认为游牧出于混合农业带；由于人口压力、都市成长带来农业扩张，畜养业专化。专业化的畜牧业需要长距离移动，因此脱离农业；并且为了抵抗政治控制，使得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分离(1983)。”Levy认为人口增加使得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增加，定居聚落扩张，使得畜牧必需移至远离定居聚落的地区，以保护密集耕作的土地。同时他也强调专业化牧业的出现与工艺的专业化发展、贸易网的出现有关(1983)。
游牧民可以通过贸易得到农产品和其他无法制造的产品，籍此得以专注于发展畜牧业，因此有些学者强调贸易在游牧起源中的作用。Robertshaw和Collett认为随着农民在邻近地区出现，原来兼营农耕和狩猎的畜牧者便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农产品，而不必亲自耕作；当他们一旦从农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便可以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同时全体成员都可以随牲畜自由移动，为游牧奠定基础(1983)[22]。Caskel认为阿拉伯的游牧化与阿拉伯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有关，这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1954)。
政治压力和社会环境亦对游牧业的发生产生影响。 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西部的畜牧者成为真正游牧民的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与农业国家的各种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1983)．Lattimore认为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最初活动在中国边疆，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业扩张而被驱逐至草原，最终放弃农业成为游牧民(1940)。
西方学者列举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其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口压力可以视为游牧业起源的内在动因，其他因素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催化剂、助燃剂的作用。其二，这里面有的是在讲游牧文化的最初发生，有的则是在讲某种游牧特征的最终形成。其三，从地域角度可以将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在某一区域独立起源，似可称为原生型，一类强凋在其他区域起源，传播至另外地区，对于这一另外地区而言似可称为次生型。
Khazanov全面总结了各地游牧业的起源起源情况(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 (1983)[23]，反映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比较新近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下面仅以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为例重点加以介绍。
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食物生产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化历时数千年，其过程亦比较复杂，认为从邻近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第一批游牧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时至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存在几种变体的食物生产经济最终成为遍布欧亚草原的主导产业。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东欧南部居民已经掌握了牛、小牲畜甚至马匹的驯养；至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之交欧洲草原某些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已经出现畜牧业超过农业的迹象。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骨骼分析，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畜种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未见明显变化，而以长期定居的遗址最为常见。虽然南俄草原马匹的使用不会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群已经掌握骑马术。很难设想当时人们徒步畜牧这些刚被驯化的马匹，因此没有证据说明公元前第三甚至前第二千纪的畜牧者是真正的游牧民。一般认为马匹最初是作为挽畜而被捕获的，其后才成为骑乘动物。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但是骑乘术即使在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乃至更晚出现也并未得到发展，因为根本没有发现哪怕是最原始形态的马具，这时的骑马是偶而为之。第一位真正意义上骑马者的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公元前第二千纪的“草原青铜文化”均属于畜牧一农业甚至农业一畜牧混合经济，绝非游牧经济。青铜时代甚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草原居民已经开发了河谷，并且扩散至草原深处(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有距离河谷15—90公里远的墓地，墓主包括妇女和儿童)。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气候较后来更为湿润，有可能一些家庭甚至群体已经脱离定居相当一段时间。鉴于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不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从西亚传人东欧，因此畜牧者开发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草原畜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设想为一一流动性的放牧羊群，有可能徒步或者在牛马牵引的车辆上，甚至骑马放牧少量大牲畜．不同地区的畜牧经营方式不同，其中最具流动性的人群显然属于牧人畜牧业，有些地区则是半游牧畜牧业，更甚至存在完全脱离农业的人群。不过他们后世的游牧人有所不同，属于复杂的畜牧一农耕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畜牧者的相对流动性促进了迁移，有证据说明在公元前第四、第三、第二千纪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公元前第二千纪出现在西亚、伊朗、印度的印欧语族居民可以确定为源出南俄草原的畜牧者。人口压力、草场耗竭、农耕文化或文明中心的吸引力则是迁移的动因。但是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这些仍然从事农耕的畜牧者的迁移与后世山地游牧者不同，其迁移速度缓慢而渐次，新土地适于农业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新兴的畜牧业。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这些因素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在欧洲和哈萨克草原，但是在草原青铜文化中观察不到转化迹象。公元前第二千纪和前第一千纪之际(特别是前第一千纪开始阶段)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间断，其前阶段的定居生活停止了，出现了明确存在骑乘术和游牧迹象的考古学文化，古代文献开始将草原居民称为“牛奶的饮用者”或“母马的挤奶者”，稍后出现了“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Sakas)等专称。这一复合系统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至少有500年的模糊期。其动因与气候变化、经济变化和当地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干旱气候是畜牧者放弃农业成为真正游牧民的最终刺激因素。而且这一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游牧民与农业国家存在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农业国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这种转化在欧亚草原东部和内陆的发生不会晚许久。Lattimore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戎狄是兼营农业的畜牧者(1967)，马匹作为骑乘动物和真正游牧民在中国边境的出现晚至公元前第三、第四世纪(Lattimorel967、 Watsson1972)，这些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在中国边疆最初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耕扩张，他们被驱逐至草原成为游牧民(Lattimore1967)。但是许多苏联汉学家认为公元前七世纪的狄人部落属于斯基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材料证明公元前第一千纪来自哈萨克斯坦、中亚、可能还有阿尔泰地区的畜牧者扩散至蒙古。
当前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几个取向值得重视。
第一，对于现代游牧社会的研究与游牧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现代游牧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地把握了游牧业的实质，对研究游牧业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关于游牧起源研究的进展亦得益于197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地现代游牧社会研究的深入。
第二，认为各地游牧业的起源存在不同背景。Thom- as J．Barfield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类型将现今世界上的游牧区域划分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亚洲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等几块，不同地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均有差异，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亦有不同，现今差异暗示着游牧业发生背景的复杂。Khazanov结合起源背景，将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各类型的发生均有自的具体背景，包括等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场枯竭、迁徙等方面。
第三，Khazanov将游牧业的发生归纳为两种途径。他认为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就整体而言，在向游牧的转化方面基本是独立形成的，但是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而中东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游牧业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的另一条道路。由若干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游牧民先是出现在另外地域的某处地域中心，然后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环境带传播，并且逐渐适应新环境，最终占据新环境带。但是这两种游牧业起源的道路有相通之处，前者亦是首先发生于某个畜牧中心，然后在当地环境带传播，后者适应新环境带的进程也可能同时是游牧专门化的适应过程。东非游牧类型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属于后者。
第四，认为游牧业的起源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Lattimore在讨论中国北方游牧族群的起源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Khazanov则以为游牧业的发生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承认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游牧业的发生。
第五，认为游牧业的发生需要根据相关的经济技术前题、特定动因刺激和社会政治背景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不适应、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而游牧业的最终形成则需要特定动因刺激，在大多数事例中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同时需要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六，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出自混合经济，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一畜牧或畜牧一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一畜牧经济。他们认为一切含有相当畜牧成分的混合经济均存在向游牧转化的潜能和趋向，在特定环境下匣有可能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大多数畜牧社会都是游牧生活，当然流动程度因群体、年份和游牧专业化程度的差别而有异。
第七，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游牧业的起源普遍较传统观点为晚，甚至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除去新材料的增加和对原有材料的不同阐释等原因以外，造成这种情况还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有关，例如，对某种牲畜的驯化和专业化饲养的不同理解，对某一游牧类型发生和基本特征最终形成的不同理解。更关键的是对“真正的游牧民”、“纯粹游牧”、“半游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族志材料表明“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概念上的歧义直接影响到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游牧业的发生或游牧类型的形成问题，造成年代学上的巨大差异。更极端的例子是，F．Plog和D．G．Bates甚至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以狩猎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的经济生活称为畜牧业[24]。
第八，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对游牧族群的畜种构成情况的分析。Thomas J．Barfield指出各个游牧区域均有自己的主导性牲畜，成为主导性牲畜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该种牲畜必须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以便于大量畜牧；必须是基层游牧组织畜群中的组成部分；其饲养必须优先于其他牲畜；该种牲畜必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游牧民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至东非热带草原的主导性牲畜是牛，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是骆驼，地中海沿岸至中亚山区一线是羊，欧亚大陆草原是马，高原是牦牛，亚洲北部高纬地区是驯鹿，南美安弟斯高地是美洲骆驼。他将游牧族群的牲畜依用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以消费或贸易的生产性牲畜，包括绵羊、山羊和牛；第二类是运输性牲畜，包括马、驴、牦牛和骆驼；第三类是警戒性动物犬[25]。 Khazanov认为复合畜种(牲畜饲养种类多样化)的游牧社会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转化力和扩展力，单一畜种(驯鹿、牦牛和美洲骆驼)的游牧社会则具有地域限制。另外西方学者还对各种牲畜的习性、生理结构、畜产品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Marvin Harris指出牛、绵羊、山羊的野生种曾经生活在阳光充沛的半干旱草原，适应炎热气候；而且牛、绵羊、山羊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含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喜食草、麦秸、干草、灌木、树叶等，因此适宜游牧饲养。而猪则是杂食动物，没有反刍结构，虽然在哺乳动物中将植物转化为肉类的效率最高，但是与人类争食；并且猪的身体调温系统极不适应炎热、日晒环境，因此早期猪种更喜爱有着充足阴凉和水淖的森林环境，绝不适于游牧饲养[26]。基于对游牧社会畜种构成情况的这种深刻理解，在根据骨骼材料对游牧业起源进行解释时便可以切中关键点，如特别注意对马匹、骆驼骑乘技术出现的考古学研究。
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理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新近认识中可以看出“新进化沦”的启发。“新进化论”代表人物L·A· White提出“能量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而需要采用的适应机制，即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能源，一方面利用能源有助于社会集团的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他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起到主导和制约作用。J·H· Steward始创“文化生态学”，提出“文化一适应机制”，着重考察分析三个内容：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利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确定此种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27]。西方学者关于游牧业起源的新近认识实际上基本是围绕“文化整体观点”、“适应理沦”和“技术分析”而展开，简单地说，就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考察游牧社会内部诸子系统之间、游牧社会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以及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适应情况。
西方学者对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取向对于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曾经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视野局限在境内，希望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中国境内解决中国游牧业的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西羌传》的影响，中国学者往往将先秦时期的戎狄视为游牧族群，以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早以来便为游牧族群所占据。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之一[28]。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认为恩格斯表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但是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遗址中似乎观察不到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的显著迹象[29]，而认为先秦戎狄从事畜牧一农业混合经济的意见[30]亦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和大陆学者杨建华、林?V、乌恩等先生的相关文章[31]应该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与西方学者近年来将欧亚草原游牧业的起源向后推移许多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游牧业的起源年代较之既有认识要晚近些，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或者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明柯先生认为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部分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完成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向，其前有可能向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学习了游牧观念和技术，至战国时期形成游牧洪流。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偏早，而且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内独立产生的，甚至在整个欧亚草原也是游牧业发生的最早中心之一。林?V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有关。较早时期Lattimore的意见也较有影响，他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兼营农业；中国北部边界马匹作为骑乘动物的出现和游牧民的出现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事情；中国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是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被驱逐到草原地区的戎狄的后代，他们在草原上由狩猎一农业混合经济转向为游牧经济。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通观西方学者对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以为在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时需要注意几点：1．考虑各种发生途径。作为欧亚草原、沙漠半沙漠的组成部分，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的起源存在受到境外影响和冲击的可能性，包括技术因素传播和移民。同时，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甘青为主的西段、以河套陕北晋北化为主的中段和以燕山南北为主的东段，各自又可以划分山若干小区；各区块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此亦存在各区块的游牧业起源各有不同背景的可能性。2．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尤其不可忽略对农业因素、定居社区和中原文化在北方长城地带进退消长及其影响的分析。3．注意游牧业起源技术前题的：号古学分析，着重分析遗存中有关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普遍化、乳制品及其他畜产品、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方面的信息。4．明确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可参阅[32]。5．北方地区的早期岩画对分析畜种构成很有帮助，在研究游牧业起源问题上是很有意义的线索。6．加强对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自然环境的研究。7．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中国现代游牧族群的民族学调查，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北方游牧社会的特质。8．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在把握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特质的基础上，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说明：诸如“(Khazanovl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1961)”这样的行文仅是为了方便阅读者了解相关研究者及其观点的发表时间，目的在于以简洁方式提供较多信息量，不表示注释，特别说明。
注释：
① 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 by Prentice- Hall , Inc.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②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九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⑤ 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23、24页。
⑥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四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 A.M.Khas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M, Cam- 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⑨ Elizabeth. Bacon ,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 ,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0. 1: 44-68. 1954.
⑩ R．潘派里：《在士耳其斯坦的探险：1904年的探险活动，阿诺的史前文明》(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Ex- pedition of 1904：P：ehistofic Civilizations of Anau)，第2卷，华盛顿，卡内基协会，1908年。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⑾ 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仨编：《动植物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伦敦，达克沃特出版公司，1967年版。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⑿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西方学者1970年代以来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请参阅王文注释部分。
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非洲狩猎民族游牧民族》，1982年。
⒁ 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⒂ 埃文思一普里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⒃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 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53. No. 4. Nov. 1944。
⒄ 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⒅ Lattimore关于中国游牧业起源的论文请参阅：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Repr. 1962.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ngol Nomadism. ” In W .G. Beasley and E. G . Pulleyblank, eds. , His- 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pp . 328 -43. London: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Repr. in O.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 tier History ,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241-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Herders, Farmers, Urban Culture”. In LEquipe ecologic et anthro pologie des societes pastorales, ed.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Nomdeic Pastoralism, Paris 1—3. Dec.1976, pp. 47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⒆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 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⒇[26]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21][24] 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 P. T. Robertshaw and D. P. Collet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storal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 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 World Archaeology 15.1 : 67 - 78.1983.
[23]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 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5] 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 by Prentice- Hall , Inc.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27]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九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 黄崇岳：《我国的原始畜牧业及其与农业的关系窥探》，《中原文物》1983年6期。
我区农牧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牧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施种加养、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牧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形成农牧生产的有效转化。根据西藏农牧区实际，为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已开始鼓励形成多成份、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产业化体系，并使之持续健康地。主要形式有：“基地+农户”一体化经营型（如林芝藏猪藏鸡繁育基地）；“公司＋农牧户”一体化经营型（如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半糌粑加工厂）；“公司＋农牧户＋基地”产业化经营型（如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批发市场连农收户型（如江孜大蒜出口基地）；农牧民个体经济组织帮助农收户型（如那曲尼玛县牧业股份合作制）。
龙头企业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载体和关键，起到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牧户经营的重要作用。我区除七家自治区和1家国家级龙头企业外，几乎7个地（市、区）的龙头企业还处在萌芽阶段。各地（市、区）培育的龙头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标准，有的图有虚名。如那曲牧工商总公司负债率已超出的100％，企业正面临着破产；山南雅砻绿色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为农发项目性企业，企业运作极不规范，产品竞争优势差，带动农户能力不强。等等。
根据“建设一批规模适度、起点高、含量较高、与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相适应的龙头企业”要求，我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发展目标是：近斯自治区重点扶持5—8家有优势、有特色、有基础、有前景，带动农牧户能力强，能带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骨干龙头企业；各地（币、区）重点扶持1—3家龙头企业。2010年，自治区级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力争发展至15家，农牧产业化初具规模。
二、西藏农牧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存在的主要
1、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没有特色产品支撑、附加值低
西藏农畜产品加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和市场的需求，拳头产品、精品少，深加工产品更是缺乏，农牧业生产链条长的优势和潜力尚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我区农畜加工企业产值占农牧业总产值比重十分微小，而加工的大部分产品限于初级加工水平，精深加工很少。以肉类加工为例，发达国家经过深加工的冈类占总肉类的30％以上。而我区绝大多数肉类末经任何加工直接上市。农畜产品原料质量缺乏的分类和级别标准，产品无档次，形成不了特色产品。
2、龙头企业运转资金困难，带动农牧户能力不足
，西藏涉农企业大多为小型、微型和家庭作坊式企业，利润薄，自身积累缓慢，投资风险顾虑多。而已建立起的一些龙头企业因受债务沉重、机制不完善及市场波动等问题的困扰，在农牧产业经营中举步维艰，有的已濒临倒闭的边缘，因而龙头带动作十分有限。由于一部份企业信贷资严质量差，不良货款比例高，经营管理混乱等因素，造成了目前企业风险大，银行信用度不高，借贷能力差等致命问题。
3、地区间农牧产业缺少合作、没有专业市场相适应
除自治区规定外，各地区基本没有较为显著的优惠政策，各地（市、区）缺乏带动性的专业批发市场，形不成规模营销优势，难以承受市场风浪的冲击。我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处在摸索阶段，培育龙头企业优惠政策不配套。
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作，我区部门间协调和管理力度不够。可以借鉴山南等地任务分解功能，更好地界定地区农牧区、农发办、乡企局、林业局、经贸部门、外贸部门、计委、财税金融部门、科技部门、工商等职能单位具体牵头、协作的工作。
各地（市、区）间合作基本没有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龙头企业、农收户仅是一种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地方政府、企业、农牧户三者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也没有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更谈不上西藏特色资源共享。
4、龙头企业经营和管理体制不顺
宏观来看，我区没有统一的龙头企业管理机构，多头管理，目行其事，也没有形成较统一的规划，使得企业的发展出现无序运作现象。
微观来讲，多数农畜产品加工体制较为落后，虽然在拉萨、山南、那曲等地少数企业先后或正向股份制企业迈进，但多数企业改制条件并不成熟。也有如日喀则等地区没有一家企业进行改制。
5、营销手段落后，市场份额小、市场占有率水平低
西藏企业营销队伍规模太小、基不没有营销倍训（包括上岗前的初级培训和轮训）、营销的职能管理几乎是空白、营销的基础工作薄弱。相当数目企业除在当地外，没有在区内其他城镇外设立营销场所或机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普遍对严品品牌意识谈漠，商标注册和产品包装装璜、广告宣传工作严重滞后。今后，完善营销管理，搞好高原绿色食品统一标识、统一包装、形成具有西藏地方特色食品生产加工体系，增强创汇能力工作迫的眉睫。
6、人力资源发展水平低
西藏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员工主体是先前集体制企业职工和合同制工人，劳动者的素质较差，文化程度峰值是小学或半文盲水平，高中及或职业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极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同时，西藏农牧民整体素质低下，大大了先进农牧业生产技术和科技水平的发挥，限制着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
7、农收民生产经营观念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我区农牧民惜售思想较重，高地意识不强，市场农业起步艰难。
三、建立西藏农牧产业化制度保障机制
1、建立政府的利益调节机制
利益调节是政府对农牧产业化过程的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各个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使农外各个环节的利润向农牧民有计划地部分返还，把不同产业部门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采，把保证农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牧民收入统一起来。健全利益调节机制，主要通过政府行为、企业行为来实现。
2、农较产业化经营制度保障机制措施
①保护价格制度
保护价格制度（即最低限价制度）：政府规定对某特定产品的最认低价格约定或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最低限价。如“农产品支持价格。建议可以采纳在有关农牧产业化经营合同中作出如下制度性规定：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保护价格时，“龙头”单位就得按市场价格收购农尸的签约产品，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保护价格时，“龙头”单位就得按合同价格收购农牧户的签约产品。
②建立产业风险基金制度
我区农牧产业化经营风险性大，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弱，建立产业风险基金制度已迫在。建议政府采取“龙头”企业从利润中挤一点、农牧户从收入中拿一点、地方财政从农收产业化项目投资中划拨一点的办法，提取风险基金，专帐储存，逐年滚动，以备发生大的、市场风险时使用。
③资金扶持制度
“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对农牧户的资金扶持不是固定的，视发展需要而定。一般农牧户资金微薄，又不容易货到款。为适应市场需要必须进行某种资源开发、产品开发、品牌开发和技术产品，但农牧户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启动，这时就需要“龙头”单位对参与开发的农牧户给予资金扶持。这是“龙头”单位对其自身发展需要而垫付资金与无息贷款相类似，不应理解为是“龙头”单位对农牧户恩赐。
④低价供应或赊销生产资料给农牧户的制度
农牧户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进行初级产品生产，需要某种或几种生产资料而又出现资金不足或没有现金支付时，“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往往以低价供应农牧户所需要生产资料，或者将生产资料赊销给农牧户，待农牧户交售农畜产品进行结算时再扣除所用费用。这种制度安排可以避免市场机制引致行为的盲目性，保证产业化经营系统内资金配置及时到位和经营效益的稳步提升。
⑤无偿提供技术资料和服务
西藏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基地”单位、专业协会、科研机构等组织无偿向农牧民提供各类生产技术服务。比如，藏药材种植技术指导、合同或契约或订单解释、科普资料提供等。
⑥建立奖励基金
为了调动农牧户的参与产业化生产积极性，地（市）、县级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投入一定数额的奖励基金，对完成生产交售任务的农牧户、乡村干部、技术服务单位、“龙头”企业、“基地”单位年终给予一次性奖励。
⑦规范
主要是加强有关经济立法，建立和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可以考虑制订《农业产业化地规》。 四、深化西藏龙头的扶持和动态管理
1、深化国家、自治区级龙头重点企业的扶持
（一）知识与能力
1.学会运用地图及相关资料分析欧洲西部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特征；
2.记住欧洲西部地区主要国家及相关旅游资源的分布；
3.分析欧洲农业以现代化的畜牧业为主的原因。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读图分析本区的位置、地形和气候，归纳总结出欧洲西部发展传统畜牧业的优越条件，明确独特的自然环境对地区农牧业有重要影响的规律。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树立人地协调的观念，并使学生从欧洲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得以借鉴。
二、教学重点
欧洲西部的位置、地形、气候特点与发展传统畜牧业的关系。
三、教学难点
1.运用读图分析地理信息的基本方法来分析问题；
2.通过分析欧洲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条件，明确本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对地区农牧业的重要影响。
四、教学用具
多媒体资料以及多媒体工具
五、课前准备
1.角色扮演，课前安排几名学生分别扮演来自英国、意大利、法国的小留学生。
2.教师给每个学生发一张欧洲西部的空白地图，包括半岛、岛屿、山脉、海洋、平原。
六、教学过程
导入：今天这节课老师将带大家继续我们的世界之旅，我们的目的地是哪呢？呆会大家就知道了。在这趟旅行中，我们邀请了几位新朋友加入，他们是谁呢？现在我们就请他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学生1：大家好，我是彼特，我来自英国。英国……
学生2：大家好，我是露西，我来自法国。法国……
学生3：大家好，我是乔治，我来自意大利。意大利……
三名学生在做自我介绍时，把相对应的国家的风景名胜展示给大家。
教师：谢谢这几位朋友，大家不难发现他们国家都在欧洲，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欧洲西部。在去旅行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做一些功课，为了让大家对西欧有更全面的了解，老师设计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活动1：展示世界地图，圈定欧洲西部，学生描述其地理位置。
活动2：展示欧洲西部地形图，学生在教师事先准备好的地理填充图上填出欧洲西部的海域及岛屿及半岛。
小结：欧洲西部位于亚欧大陆西部，北邻北冰洋，南临地中海，西临大西洋，东南临黑海。欧洲西部海岸线曲折，岛屿、半岛众多，深受海洋的影响。
活动3：展示欧洲西部政区图，并列表显示欧洲西部总人口及总面积数，学生计算其人口密度。
小结：欧洲西部人口稠密，国家众多。
教师：欧洲西部有30多个国家，但面积都不大，还有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梵帝冈。
活动4：展示欧洲西部多个国家的文字介绍，看谁最快最准地说出欧洲西部国家。
如：北极圈附近，地热资源丰富，“冰火之岛”（ ）
“童话的故乡”，“欧洲牧场和食品库”，92年欧洲杯得主（ ）
历史悠久，神话的故乡，2004年奥运会主办国（ ）……
教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找一下彼特、露西、乔治的国家在哪？这些国家的首都又是哪里？看谁找得又快又准。
活动5：展示欧洲西部国家政区图，找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位置及其首都。
小结：欧洲西部不仅国家众多，而且大多都是发达国家。
活动6：展示世界上的多个国家，学生找出哪些是发达国家，哪些又是在欧洲西部
过渡：了解了欧洲西部一些基本的特征后，现在我们请我们的三位新朋友来介绍他们国家的一些最有名的食物吧，这应该是同学们很感兴趣的吧？
彼特、露西、乔治分别介绍自己国家最有名的食物并展示相关图片。
教师：从他们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饮食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差异。中国人喜爱吃的米、面来自于种植业的产品，欧洲人爱吃的乳产品和肉类是畜牧业的产品，两者分属于农业生产的不同部门。这说明欧洲西部的畜牧业是非常发达的。
承转：欧洲人这种传统的饮食结构与这里发达的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来彻底地探讨一下这个原因。
教师：我们一般分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①地形；②气候。我们先来观察欧洲西部的气候。
展示：图8.21“欧洲西部的气候图”，找出欧洲西部主要的气候类型，对比伯明翰和汉堡两地的多年平均各月气温和降水量，分析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特征。（教师提示距海的远近、降水的季节和气温的年较差等方面进行比较。）讨论分析温带海洋性气候对发展畜牧业的有利条件。
展示：图8.22“欧洲西部的地形图”，提出要求，学生小组学习、讨论，并完成地理填充图。
（1）找出本区主要的地形区：西欧平原、波德平原、阿尔卑斯山脉、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分析各地形区的大约海拔高度。
（2）分析上述主要地形区的分布有什么特点？
（3）欧洲西部地形特点对于其畜牧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总结：欧洲西部地处中纬度大陆的西岸，以平原为主的地形和阿尔卑斯山脉的走向有利于海洋上的湿润气流深入内陆形成全年温和湿润的气候，适宜的牧草生长，因而畜牧业发达，也适合水果、花卉的种植。但由于阴雨较多，部分农作物的生长会受到影响，因而本区的种植业也多服务于畜牧业。
教师：欧洲西部的人们称牧草为“绿色金子”。很多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在本国内占很大比重。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把“绿色的牧草”变成“金子”的呢？
指导自学：学生阅读书本第62页的阅读材料和乳产品生产的过程示意图，并用口头描述，以达到锻炼口头表达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Internet网络;存在问题;作用;策略
AbstractNetwork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is paper,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problem in Qinghai Province was analyzed.On this basis,some strategies for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in underdeveloped western region were put forwar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Key wordswester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information construction;Internet network;existing problems;effect;strategy
随着国家农村信息化建设政策的出台,广大农村,包括西部边缘农牧区的信息化建设都达到了质的飞跃。尤其是“村村通工程”等项目实施以来,农牧区信息化建设搭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然而,对目前农村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分析研究发现,在当前大量信息化项目建设的实施中,随着广播、电视项目建设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其建设力度、投入资金量仍然是相当可观[1-3]。青海98%以上的土地属于农牧区,地域广博,人员稀少。据调查,截至2008年底,该省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 88.5%和94.0%,其中仅农村广播覆盖人口有296.45万人,覆盖率达到85.47%;农村电视覆盖人口有318.76万人,覆盖率达到 91.90%。农牧区村村通电话普及率已达到91.7%。据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0月底,青海全省电话用户数达到412.3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达301.3万户,固定电话用户111.0万户。然而,计算机网络信息化建设的进度却并不让人满意。资料显示,全省互联网用户累计才达到27.10万户,对于广大农村牧区来说,互联网用户数则更少,达不到2%。多数的农村牧区根本没有计算机设备,更谈不上上网查询、交流信息。
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电视、电话两网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但其和计算机网络信息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广播电视是单向的、被动接受性的;电话、手机网络是局部性、封闭性、集团性的,主要是用户个人关系网络中的联系枢纽,其使用费率较高[4-6]。因而,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的建设非常紧迫,也具有重要意义。
1网络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1计算机网络信息化建设成本太高
对于偏远农牧区,距离中心城市、乡镇较远,新技术、新设备的认知率相当低,推广Internet网络建设显得很被动。虽然,农村牧区在固定电话网络的入户率上目前已达到一定程度,但对于个人技术要求较高、普通家庭使用频率低下、使用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置Internet网络的电脑设备,农牧家庭不会愿意。而且,一旦安装了宽带上网,其每月的费用对于一个普通农牧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在高购置费、高安装成本费和高消费成本的影响下,Internet网络信息化在农牧区建设势必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1.2计算机网络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对于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而言,电话使用简单、方便,可以与亲人保持随时联系;电视可以娱乐,在视觉上造成冲击效果,给家庭带来欢乐;而计算机网络对于自己现实生活的好处尚不明晰。因此,在农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中,功能与定位是相当重要的。
1.3计算机网络的操作技术难度较大,技术人才相对极少
目前,在西部偏远的农村牧区,人口稀少,人员素质低下。与手机、电话等比较,计算机设备、Internet网络连接可以说是神秘的高科技产品,其操作技术要求和维护要求高,因而在缺少技术人才的情况下,一旦发生问题,只能搁置起来,从而影响到整个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的大面积推广。
1.4计算机网络信息化与农牧民的切身利益关联度小
目前,网络信息化建设体现在表面上,根本没有深入到农牧民的实际生活。部分地区虽有建设,但实际应用不能为广大农牧民改善生活带来实惠,因而得不到他们的好评。让Internet网络信息化为广大农牧民家庭生活带来实惠、与广大农牧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是整个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大力推广的前提。
2计算机网络信息化在农牧区的作用
尽管计算机网络在目前的农村信息化建设中的功效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其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其地位是不容被替代的。发挥计算机网络信息化在农牧区的功能特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展示推广具有农牧区特色的产品和服务
搭建农牧产品推广的电子商务网站,考虑网站展示产品的样式及特色、产品品种等方面的优势,数量的充足以及供销渠道的明朗化。使农牧民不仅能够通过网站学习农科知识,还能掌握市场供求信息,进行农产品信息发布展示、农产品网上交易。尤其是通过网络直接形成订单采购、货款转账、产品运输、质量信誉保证等,为供销双方都提供方便,保证实事、实时地实现双方的交易目的。同时,通过Internet网络推广具有典型农牧区特色的服务产品,如农家乐旅游消费、青海的土族风情园、青海夏日的油菜花游览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以及青海虫草、雪莲花、红景天特产推广,既向世人展示了农牧区的清秀山水、少数民族特色风味,同时也促进了偏远农村牧区的快速致富,从而让农牧民体会到Internet网络信息化带来的实惠。使他们从不知道、不愿意过渡到主动将自己的农牧产品进行Internet网络展示,从传统的局部市场推广到全国、全球。
2.2延伸服务,拉近距离,提升农村牧区的整体素质,增加农牧民收入
通过整合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农村牧区、农牧民服务的政策法规、服务内容、办事指南等,实现政务公开,为农牧民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促进基层管理民主,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通过农村牧区信息化平台和系统,将城市资源导入农村牧区,让农牧民体验到信息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拉近农牧民与政府的距离, 消除农村牧区的地域限制,让农牧民真正参与到全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中,享受到农牧民生活、教育培训、村务公开等方面数字化、信息化服务,使他们有机会走出去、用得上、挣得回,从而提高农村牧区整体素质,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梦想。
2.3实现农牧区科技信息化、教育信息化
通过Internet网络信息化的建设,让农牧民从互联网上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体验休闲娱乐等服务。让农牧民子女及时从互联网接受教育,从而缩小城市与农牧区教育差距,提升整体农村牧区的素质。
3农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策略
3.1选派优秀大学生担任农牧区网络信息员
近几年,国家为提高大学生素质,改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加快三农建设的同时,实施选调大学生到基层锻炼,到农村任村官计划。为行政村派遣选拔的优秀大学生担任行政村村官,领导村民脱贫致富,加快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在农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中,也可以借鉴此模式,由国家选派优秀的计算机网络专业大学生到农村牧区担任网络信息技术员,尤其在那些农牧产品特色明显、服务行业民族特色较浓的行政村,将其作为选派网络信息员的首选地。让这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大学生深入农村牧区,了解农牧产品特色,创建专业性的产品,推广商务网站,搭建Internet上网平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销特色农产品,展示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服务行业,加强特色农产品推广力度,拓宽农产品推销渠道,加快特色农产品流通速度,为当地农业经济树立新的增长点。同时,让这些大学生在农村担任信息指导员的角色,就地挑选农村富余劳力,培训网络操作技术和产品推广技巧。特别是对那些拥有特色农牧产品、又急需向外界推销的农牧民主动沟通,为他们的农产品量身制作合适的展销网站,通过Internet网络打开销路,使他们从网络信息化中得到实惠。由此从点到面,带动一片,从而加快农牧业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当然,在选派大学生下乡担任农牧区网络信息员的同时,国家或当地政府尽力要配套选送相关的计算机设备,提供场所,以便解决硬件上的困难。
3.2各省部级大学为本省担任培训农牧区网络信息员的任务
为进一步推动农牧区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的建设,各级办学机构要有针对性地制定讲义,制订教学计划,联系教学实践场地,担任农村网络信息员的培训任务。在这方面,青海民族大学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以计算机学院为依托单位,成立了一个农牧区网络信息员培训机构——昆仑信息协会。该协会由学院领导主管,由学院挑选的一名大学生担任会长职务,他主要负责选拔协会成员,并组织协会成员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农牧区相关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培训。每年假期,由院办公室牵头,昆仑信息协会组织协调,带领协会成员到农村牧区招集农牧民参加培训,制作产品推销网站等活动进行实践和宣传推广网络信息化建设。
3.3成立农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研究的专业机构
在各级大学机构中,抽调人员组成农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的研究团队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机构联合开展研究。重点研究各级信息整合优化的方法、“三网合一”模式的实现、农牧区Internet网络推广效果;同时,始终要紧紧围绕“什么样的信息农牧民最想要、愿意要?”,“怎么样才能让农牧民从nternet网络信息化的建设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加强这些贴近农牧民实际生活的课题研究,往往会让农牧民获得实惠,并对农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的建设产生积极拥护和主动参与实施的心态,而不是搞成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4结语
深刻认识推进农村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目前在中东部农村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真分析西部欠发达农村牧区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面临的环境以及需要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对于加快西部欠发达农牧区的Internet网络信息化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
5参考文献
[1] 王黎,韦素芬.信息资源与西藏经济建设[J].西藏研究:自然科学版,2000(1):45-48.
[2] 罗婷.试论农牧区科技普及远程教育及信息网络体系建设[J].内江科技,2007,28(10):95.
[3] 顾华详.西部信息化与发展信息产业的战略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2002(2):1-6.
[4] 邬琨,邓波.抓住西部大开发大好机遇,加速西部信息化发展进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2):6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