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6 07:29:14
论文关键词：表征 文化 意义
论文摘 要：表征理论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践，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表征”一词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表征”意义的人类行为。在霍尔提出“文化即表征和指意实践”后，表征理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对符号学、表征、语言学等都涉猎不深的人来说，初次阅读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再次阅读时总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虽然至今笔者也不敢说我就读懂了《表征》，但至少我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解又进了一层。“表征”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在文化研究以及实践中都极具关注度，以之为中心也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
斯图尔特霍尔编著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是本难得的好书，它是一部传播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的教科书，认为文化是通过表征和意指实践构造出来的，它所使用的符号具有任意性，因而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符合的关系，它是一个解释的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参与方都卷入了意义的争夺，但这种争夺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意义不可能是纯个人的，而是各方协商和表征运作的结果；意义总是有偏向、有优先方面的。本书先概述“表征运作与表征社会”的文化研究理论，甄选了五个专题的个案研究：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和法国性、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他者”的景观、展示男人味、文类与性别：肥皂剧个案分析等，个案的选取角度侧重虽有不同，但都是用来表达“表征”理论的重要的理论观察，本书的大量插图都是这一理论的精彩分析对象。
一、文化和表征的权利思考
霍尔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建构了意义以及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无所不在的弥散的权力是隐藏在意义背后的动力和深层原因。文化也是种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所，文化客体生产者不再具有独断的权力，受众可以通过自身的解读来行使其反抗的权力。话语主体是在话语内生产出来的，这一主体不能身处话语之外，因为它必须在话语中被主宰，它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服从于其权力的处置。我们之所以看不见主体是因为他们并未被直接表征，但他们的“缺席”被表征出来了。话语自身建构了使它因此而有意义和有效的主体的位置。个人也许在阶级、性别、民族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只有在认同话语所建构的那些位置，使他们自己受制于其规则，并因而成为其权力/知识的主体，才会取得意义。
二、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
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霍尔认为 “在文化产生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产生的实质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表征’的东西。”“表征”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生产意义，构成了个体对于世界的意义系统，并且使得同文化中的个体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表征”构建了我们的意义世界。霍尔对构成主义的两种途径——符号学和“话语”进行了借鉴研究，对表征、意义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阐述借助于对索绪尔语言学、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尤其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巴尔特符号学关于语言/言语、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理论从几个方面的影响。
三、文化循环的模式
霍尔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循环观出发，探讨了文化循环的模式，并将“表征”看作文化循环的主要环节加以论述。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表征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文化循环，以不同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这种方式赋予意义。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并得以控制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文化循环。
四、文化客体意义在表征过程中的争夺
霍尔认为，符号的意义总是在一个文化语境和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变动，意义不仅仅跟文化客体的生产者相联系，文化客体的接受者也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产。文化是一个解释和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方均参与了意义的争夺。我们不可能认为文化意义完全存在于文化的客观性之中，或是认为它仅仅存在于文化生产者的孤立意识中， 再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接受者是文化意义的被动方，相反，接受者自己参与到文化运作之中，而且这种运作不仅仅是作为“接受者”的表征角色。诸如我们在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单纯的思考作者要表达的意义。
表征过程中的意义争夺是激烈的：一、文化客体的表征外相并不总能自行表现出其意义。因为不同的人会关注其不同的意义方面。人们往往外在的赋予表征现象以意义，而不是内在的理解表征现象的意义。二、意义被赋予的本身，就是一个接受与再造的过程。三、知识储备和即时环境对意义的赋予有很大影响。对文化客体的解读不仅仅是被动的“领会”过程，相反，接受者基于各种有关的考虑，对文化客体生产者所赋予文化客体的意义有自己的自定义，这是种变相的争夺。
在批判吸收索绪尔、巴尔特等理论基础上，霍尔提出：文化即表征和指意实践，结合实践性的概括了“表征”的三种具体运作方式——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从表征的概念、构成主义的途径、表征的意识形态论及表征的实践等方面全面阐述，从马克思到新葛兰西主义，拓展了“表征”与“接合理论”的关系。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尔的研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传统的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基础上，还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其研究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包括绝大多数的文化领域，如：大众文化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分析和批评的对象涉及影视、广播、广告、畅销书、漫画、流行歌曲，乃至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伯明翰学派和霍尔表征理论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学术理论，将一直散发其独具特色的魅力，吸引文化研究有志者前赴后继的钻研探讨。
参考文献
关键字：化学教学；问题解决学习；元分析；问题表征
文章编号： 1005–6629(2012)6–0020–04 中图分类号： G633.8 文献标识码： B
从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问题解决就是认知操作的一个过程。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问题解决是任何指向目标的认知操作程序[1]。纽厄尔与西蒙从问题的特性出发,将问题解决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当前状态、目标状态、从当前状态向目标状态转化所需的一系列操作[2]。由于问题解决过程受许多因素影响，对问题解决的描述和界定也不断丰富。问题解决常被理解为是一种能力、一种教学过程、一个教学目的、一个认知过程、一个创造性活动、一种教学模式、一种教学方式、一种心理活动[3]。
问题解决学习，也称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这种学习方式以问题解决过程为载体，学习者需要学习怎样解决问题，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在特定的学习情境中，解决“真实”的问题，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4]。从这个意义上讲，化学教学中的问题解决学习应是以化学学科的学习作为问题解决的背景，学生探索问题的学与教的过程。
在我国的理科教育的研究中，从学科学习的角度探索问题解决学习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对“问题解决学习”的探索，包括在概念的使用和理解、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方法和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基础等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另外，作为理科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亟待探究的议题。本研究试图从当前化学教育领域中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现状出发，明确问题解决研究的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深入探索问题解决学习。
1 研究过程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化学教学》期刊中关于问题解决学习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问题、问题解决等关键词筛选近十年所有论文（2000-2010），获得67篇相关论文。
1.2 元分析思路
本研究的元分析进程主要依据认知心理学中对问题解决的一些基本概念，同时兼顾化学教学的学科特征，对论文进行分析和解构。本研究的分析模型由“问题提出和表征”、“问题解决”两个单元组成（见图1）。
图1 本研究的元分析模型
在真实的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与教的过程中，对于“问题”意义的辨别是尤为重要的。为了明确化学教学中真实的“问题”，本研究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提问者的身份。教师和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由于他们所处的问题情境以及话语方式都存在差异，导致“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2）问题的表征方式。既考虑学科存在的特性，也考虑不同的问题表征所导致的学生学习状态的变化。问题的有效表征与学生的学习水平[5]、认知方式等都存在着相关。
本研究的分析模型中还包括对“问题解决”模式的确认。要让学生顺利地解决一个问题，就要选择正确的教学策略。同时，不同的心理模型无疑会决定不同的问题解决过程，心理模型往往出现在问题解决过程之前，指导着问题解决的进行。
1.3 统计比较
以元分析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Excel 2003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索化学教学过程中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状况，并思考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2 整体分析
对本研究中所收集的全部文献进行整体分析，结果显示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文章或内容呈总体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达到峰值，占总量的20.9 %（如表1）。这一现象初步表明，随着新课程的推行，作为理科新课程重要目标的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得到了更多重视。
表1 各年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论文篇数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2000至2010年间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重点在于问题情境创设、问题解决过程、学习过程和教学策略等方面（如图2）。有关问题情境创设的论文占所有论文的比例为14.19 %，问题解决和学习过程的论文都占16.63 %，教学策略的论文占14.19 %。该结果表明本研究模型中各个主要因素或组成部分都是目前问题解决学习研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问题情境创设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从文献的总体数据分析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化学问题解决学习的教学环节中。尽管对问题本身特性的研究以及学习者问题的认知特性等方面还不是很多，但人们也正将目光转向这些方向。为了进一步了解化学教育领域中这类研究的更深层次的特征，本研究在问题的定义和表征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深入、更具体的分析和探索。
3 问题的定义和表征分析
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明确“问题”的构成是其首要任务。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文献中，对问题的定义和表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问题者及其问题的特点。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问题解决起始于一个问题的表述或已知的初始状态[6]。在实际的学科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提出问题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问题的起始状态。目前，在理科领域的问题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强调其真实性[4]。为此，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更能够促成有效的问题解决学习或教学。
然而，传统课堂教学的大班授课制度以及教师的主导地位都限制了学生提问的可能性以及提问的质量。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化学课堂还是以教师提问为主。本研究所选取论文中，有49篇以教师作为问题提出的主导者，有12篇以学生为主导者，有3篇认为应该学生和老师共同讨论，还有2篇未提到提问者。其中，以教师作为问题提出的主导者的研究表明，教师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学生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兴趣、配合相应的问题情境，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比较重视学生对教师设计问题的重要作用。
第二，问题提出的学科情境对问题表征的影响。在教师问题呈现的过程中，问题所处的情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的问题情境是指问题对应的学科情境。创设问题情境是问题解决学习的必要途径，能让学生感受到问题的存在,并进入解决问题的思考状态[7]。涉及问题情境创设的22篇文献主要从四个方面描述：（1）创设问题情境的作用；（2）问题情境的素材；（3）创设问题情境需要满足的条件；（4）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从各自所占比例（见图3）来看，有关创设问题情境需要满足的条件和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的研究还较少，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三，教师提问的话语方式。教师提问的话语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学生接受和转换信息的有效性，促使学生对问题进行不同层级的表征。教师的提问方式包括话语内容的科学性以及问题呈现方式的合理性。由于教师对于问题解决理论理解的局限性，目前几乎没有研究涉及这个方面。
4 解决问题过程
学生对问题进行了有效表征，可谓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就要面临问题解决学习的主体部分——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复杂性，步骤的不同直接影响着问题能否顺利解决。 在所选论文中，17.39 %的论文要求学生通过设计实验来解决问题，表明目前教师让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以实验为主，体现了化学的学科特征。17.39%的论文要求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表明知识体系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如表2）。然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学生元认知的控制以及运用合适思维方式的重视程度还较低。
表2 问题解决学习过程的各个步骤所占的篇数
在问题解决学习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策略指导着具体过程[8]，它的作用主要是指导学生如何顺利地解决问题，从而更好地进行教学。在所选取论文中研究的教学策略中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指出问题解决的主要过程，即提问、解决、反馈。第二类是用具体的化学习题来解释问题解决过程中可以运用的策略，其中类比、分解、逆推、探究、程序、整体、模型、推理信息、反思这十个策略[9]是比较具代表性的。选取的论文普遍比较重视教授学生和新手教师如何解题，多为教师的经验总结。把问题解决学习过程视为解决练习的过程，而不是教学过程。这与真实的问题解决学习中的启发式教学策略还有较大的区别。
此外，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习者的心理模型也决定着问题解决。人的心理机制非常复杂，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3]。所选取的文章中多数强调学习者的内部思维过程，约有44 %关于思维的文章认为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需要学生具有创造性思维。但在理科教学中，学生心理机能的科学性以及外部因素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5 研究结论反思
基于先前分析，可以总结出当前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问题解决研究的受重视程度正逐步提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问题情境创设、问题解决过程、学习过程和教学策略等方面。第二，问题主要以教师设计为主，重视问题情境的创设。第三，问题解决过程体现化学学科特征，重视知识体系的构建。
当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后续研究突破。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化学教学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对问题以及问题解决的本质和特性没有给予很准确的定义，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比较缺乏（如表3），有55.22 %的论文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依据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论文相对较多。看来，研究者所理解的问题解决学习可能还有所偏差。
表3 2000-2010各年论文的理论基础
其次，研究方法不够科学，极少有研究用较为可靠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如表4）。多数文章都运用了所谓的案例法，表现为在实践中发现规律，利用经验解释问题。归纳出的结果仅为经验之谈，科学性不够，缺乏可迁移性。
表4 2000-2010各年论文的研究方法
最后，关于问题表征、教师的提问话语方式、问题解决心理模式的研究还较少。在结合目前认知领域的研究成果方面还嫌不足，多数停留在教学活动的表面。在问题解决过程、教学策略、教学模式方面的研究较为经验化和应试化，依靠并强化记忆和算法的教与学模式仍然盛行，高水平思维技能找不到生长的土壤[3]，启发式的教学难觅踪影。绝大多数的研究依旧把问题解决的策略简化为做题方式，这与真实的问题解决学相径庭。同时，在自我监控和元认知方面的研究颇为欠缺。
总之，化学学科中问题解决学习研究已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仍然处于萌芽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吴庆麟.认知教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169.
[2]张琳瑜.促进问题解决学习CLEs理论研究与实践―以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七年级地理课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5.
[3]李广洲，任红艳.化学问题解决研究[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8，58，75.
[4]M.P.德里斯科尔著.王小明译.学习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40.
[5]李芳，王祖浩.高中生化学问题表征中信息识别深度差异的研究[J].化学教育，2008（2）：13.
[6] [英] S.Ian Robertson.张奇 等译.问题解决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5.
[7]于淑儿，王存宽，沈兆良.试论化学教学中的“问题解决教学法”[J].化学教育，2002（3）：11.
[关键词]西方文论 翻译 新文学 现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与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与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与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与俄苏文论相继地参与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琛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1―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6]。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翼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十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2 西方文论的翻译：“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
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匮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二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节译与改译问题。因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归化”与“顺化”的问题。对于当时新兴的西方文艺理论，国人最初感到的是与传统本土文论之间极大的异质性。因此很多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采用节译与改译，对原著中的某些内容作相应的改编。比如章锡琛深感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的过程中，往往将过多的日本文学典故与例子删掉。而这一点景昌极在翻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时候也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东西文学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则译以明畅之词。或竟以散文译诗句，以求达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译文中易以本国之类似者……盖因国人于西方学术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国材料，为人人所共晓者”[8]。
三是很多西方文论的翻译者采用了编译或辑译的形式。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社为庆祝建刊20周年，将以前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艺理论，以《东方文库》丛书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等。这些编译作品大多由单篇论文组成，来源不同，风格多样，节译与改译并存。对于俄苏文论，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苏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多采用集体编译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的《科学的艺术论》等，均是集体编译。这种集体编译的形式对于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撰写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中国现代出版业与西方文论
游走在商业与人文两端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生存空间，同样也生长出新文学的话语规则。然而在商业与人文、生产与消费、阅读与接受的两端，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并不像新文学那样有着明显的利益制衡。因为作为新文学的小说、诗歌，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的文化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为大众提供难得的文化产品以资消费，甚至是娱乐。但作为文学生产与写作而存在的文学话语规则，因其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势必很难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最终在普通读者的文学消费层出现真空。西方文论最终还是在中国得以大量翻译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据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文学杂志与相关出版社出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艺理论，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一方面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写作与发表提供阵地，另一方面也通过输入国外文艺理论为新文学理论建设提供话语支持。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们，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左联”的作家们，他们一方面本人亲自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职于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以资借鉴。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最先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固定刊物《文学》上。而傅东华翻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等则发表在新文学骨干成员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之上。又比如“左联”的众多刊物后来成为俄苏文论的发表阵地。现代派作家施蜇存所办的水沫书店更是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马列文论以及俄苏文论。
二是众多专职翻译家与杂志社、出版社的结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投身写作与翻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生产掌握着新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杂志社与出版社而获得生存资本。比如最早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章锡琛，一方面凭借其熟练的日语翻译了好几本日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更是凭借其掌握的媒介，将其翻译的文论发表出版。又如傅东华的经历亦是如此。在中学毕业后，凭借良好的外语水平，最先供职于中华书局作专职翻译员，后来又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最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但其一生的经历都与出版活动难分难舍，不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而且翻译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这些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注 释
[1]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M]//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14（1）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7]姚振华.东学西渐[J].东方杂志，1904（6）
【关键词】BP制辩论赛 文化因素 思辩能力
引言
辩论赛是辩手们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锋，赛场上的辩论体现辩手的团队合作以及辩手的思辩能力、语言表达，更体现辩手的文化素养。BP制辩论赛是British Parliamentary（英国议会制）的简称，是仿照英国议会开会议事模式而设计的一系列辩论赛规则的总称，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辩论规则。目前，国内很多大学生英语辩论赛采用的都是英国议会制辩论赛规则。
英语语言文化与BP辩论赛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在1967年哈佛的讲座中指出，谈话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辩论赛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辩论的一种特殊的谈话方式，同样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Nancy V. Wood 在其著作《辩论面面观》中，提出辩论需客观上的满足以下6个条件：“1）an arguable issue，2） a person who will argue，3） an audience that will listen，4） some common ground between the arguer and the audience，5）a forum in which the argument can take place，and 6） some changes in the audience.”同樱在英国议会制的辩论赛中，也需要满足以上六点；1）一个可辨的话题 2）辩手 3）听众 4）辩手与听众之间的共同背景 5）辩论的平台 6）听众的变化。可以看出，必须与对方辩手或听众之间存在共同背景，这样双方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才能更加有效的进行思想交流。共同背景的实现首先是依赖于语言表达，双方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传达自己的信息。遵守相应的辩论规则，对辩题中或者辩论过程中的专业术语有基本的了解，对相应的文化背景，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也就是说辩手之间或是辩手与听众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共同的“知识背景”。
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中，辩手的文化背景直接影响着辩手的辩论，BP制英语辩论要求英语语言形式与英语思维的结合，这一模式才能能够更好地展示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也是目前我们英语教育迫切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刘亚猛曾说：“我觉得就国家当前的发展而言，我们急需的是那种能使用外语应对和说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可能改变对方的看法和态度的人才。”但是应对和说服对方，仅仅依赖于语言方面的表达是完全不够的，支撑语言表达的背后的强大武器应该是辩手的知识框架，是滋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目前，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能认真学习英语，就能进行英语辩论，殊不知要更好地进行辩论，更应该建构承载语言的文化框架。文化是一个比较广而宽的范畴。与英语辩论相关的文化内容包括需要了解说英语国家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更多涉及的是操英语国家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英语语言表达习惯于“小头大肚”，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表达方式。学生需熟练掌握英语语言表达习惯，才能更好地运用英语这个语言工具进行辩论。否则，英语辩论赛就会像中国人穿着洋服表演，无法达到英语辩论的目的。
由于地理方式、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因而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方面。中国人谈话习惯于铺垫；而后讲出重点，而操英语的英美人，谈话习惯于开门见山，直抒观点，而后给予论证。在辩论的过程中，遵守操英语的人们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英语思辩能力，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国际视野。当然，为了更好地实现BP辩论赛中，还需日积月累英语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文化常识。这些文化常识无论在辩论赛中还是日后的工作协商中，都能让对方感受到被了解和被尊重，这些因素也是辩论和协商中重要的因素。
结语
语言的积累，尤其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累积，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淀的过程。为了通过英语辩论赛更好地发挥辩论的本质，达到辩论的目的，需要教师的正确指引和学生的积极投入。本文阐述英语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论证、展示了英语思辨能力的核心作用，旨为引起英语辩手及指导教师的注意，以期培养出具有语言素质过硬及思辨能力出色的辩手。
参考文献：
[1]Nancy V.Wood.Perspectives on Argument.Prentice Hall：8.
[2]蔡荣寿，丁薇元.辩论及其文化解读[J].广西大学学报，2009 （5）.
[3]周耀东.西方修辞学与中国的外语教育-刘亚猛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言文学，2004（1）.
[4]淮艳梅，袁庆峰.基于内容的英语思辩能力教学模式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
导致中英文摘要中作者自称语使用存在共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读者和作者自身的面子需求。导致中英文摘要中作者自称语使用情况存在差异性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国内学术界关于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相对的陈旧、片面的观点；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读者和作者自身的面子需求
调查结果表明，在中英文摘要中，无生命的、非人称的抽象主体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第一、第三人称作者自称语。人们一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学术语篇科学、客观、严谨的共性。我们认为，读者和作者自身的面子需求也是引起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用表明较高参与度和主观介入程度的第一、第三人称自称语表明作者身份，论证自己的观点并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时，会威胁读者或作者自己的面子。根据Brown ＆Levinson的面子理论［1－2］，在许多文化中，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会对面子威胁行为大小产生影响：“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的社会距离；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的权势差异；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的强加级别。”［3］Myers指出，在科学论文中，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距离，与个人相比，整个群体的权威、权势较大［4］4。在学术语篇中，作者会试图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强加，会威胁读者的消极面子［4］5－18。与表明作者较高参与度和主观介入程度的第一、第三人称自称语相比，非人称的抽象主体，如“本文／本研究”能隐藏作者身份，将作者的观点客观地呈现出来，避免作者和读者的直接冲突，减轻强加程度，从而减轻对读者的消极面子的威胁。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可能会否定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会威胁到他们的面子。借助非人称的抽象主体，作者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客观地呈现出来，避免读者的驳斥，使观点容易得到认可，从而维护自己的积极面子。
（二）国内学术界相对陈旧、片面的观点
根据调查结果，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在国外英文摘要中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国内中文摘要，这反映英美作者对论文的高参与度和高主观介入程度。英美作者用第一人称代词表明作者身份，表明立场、态度，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责任［5］222。与英美作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作者很少用第一人称自称语，较多地借助第三人称自称语和非人称的抽象主体来间接地表明作者身份，隐藏自己的声音，以突出研究的客观性。这与指导国内摘要写作的旧规定有直接关联。国家《摘要编写规则》明确禁止作者在摘要中用第一人称，要求作者使用第三人称客观地对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叙述。许多写作规范、专业书刊也明确提出类似要求。这些陈旧规定能够继续存在的根源是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语篇陈旧、片面的认识。关于学术语篇中第一人称代词能否使用，国外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学术语篇中，应该不用或少用表示作者参与和主观介入的第一人称代词“I”和“we”，以增强语篇的客观性和说服力［5］208；另一种观点认为，作者应该借助第一人称代词“I”和“we”表明作者身份和立场，强调个人学术贡献和权威性，因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不会对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产生影响［5］209。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却几乎一边倒：学术语篇中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含有主观性的第一人称代词，以客观展示研究成果，展现学术语篇的科学性、客观性、严谨性。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认识到，学术语篇不仅是对研究成果的客观展示，更是对研究成果的推介，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有助于作者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者的认可［5］223－224。然而，这种变化在国内学术界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摘要写作规范仍然明确禁止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大多数国内作者严格遵守摘要写作规定。修辞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论文摘要写作观点的陈旧性、片面性。修辞学关注在特定的场合下如何有效地使用语言。影响修辞选择的有四个因素：场合、题材、目的、对象（受众）。“根据传统修辞学，受众被作家控制，受众只是作家思想的被动接受者。”［6］31新修辞学认为，受众意识会对作者的修辞组织和风格选择产生影响，作者－信息－受众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会影响作者的语言选择。Mathes ＆Ste－venson认为，受众包含水平受众、垂直受众和外部受众。“水平受众指同一个办公室的或项目组或相邻组的人；垂直受众指距离较远但仍在同一组织的人；外部受众指组织外的人。”［6］32语言学论文的受众范围较广，比如，语言研究者（水平受众）、语言教师（垂直受众）、语言学习者（外部受众、非专业者），语言学又属于人文学科，因此，语言学学术语篇比较大众化、人文化、主观化。根据Hyland的调查数据，人文科学（软科学）论文中，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的频率是3．36次／千词，理工科学（硬科学）论文中，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的频率是1．19次／千词，明显低于人文科学论文［5］212。从题材角度来说，学术语篇是辩论语篇，辩论是双向的，需要辩论双方的参与和主观介入。因此，在学术语篇中，尤其是语言学学术语篇中，作者在较多使用非人称的抽象主体来客观展示研究成果的同时，需要适当使用含有主观性的第一人称自称语，以顺应修辞需要并推介研究成果。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
在中、英文摘要中，第一、第三人称作者自称语的出现频率有明显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群体身份高于个体身份，群体需求高于个体需求［7］。受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中庸之道的影响，国内作者一般比较谦虚、谨慎，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不习惯于出头、冒尖。这种影响在学术方面表现为，国内作者不习惯于突出作者身份，不习惯于强调自己在学术方面的个人贡献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能够表明作者身份和立场，强调作者的权威、学术贡献和相应的学术责任。因此，在中文摘要中，国内作者几乎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张曼对中外语言学论文英文摘要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国内英文摘要中，实指作者（两位或多位）的“we”出现的频率（0．217次／千词）远远低于国外英文摘要中相对应的“we”的频率（1．969次／千词）［8］。因为第三人称作者自称语能够相对间接、隐蔽地表露作者身份，所以在论文摘要中，国内作者使用第三人称自称语的频率高于英美作者。在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个体主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重视个体独立性、个体责任和个体价值［7］。因此，英美作者敢于较多地用第一人称自称语“I”和“we”，从而突出作者身份，展示信心和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并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
（四）结语
采用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在英美作者论文摘要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受文化因素影响，要求国内作者完全仿效英美作者是很难的，但是，国内作者应该摒弃陈旧、片面的观点，国内学术界应该为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解禁。摘要浓缩了论文的精华，能够反映论文的写作特点。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对论文写作及论文写作教学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曹静 单位：金陵科技学院
论文关键词：语言学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名词化
摘要是对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过程及成果的高度概括，能直接反映论文质量高低，影响论文的传播和影响力。目前，对英文论文摘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对英语摘要从学术规范的角度（例如，在时态、语态、句式等方面应该遵循的规范）进行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中西方学者英文摘要差异，或是研究不同语种英文摘要差异；对某一学术领域论文（如财经类、医学类等）摘要的结构进行研究。学术论文摘要需要具备特有的客观、严谨、学术的特点，朱永生、董宏乐曾指出，在正式的语体中使用名词化结构可以增加语篇的理性、技术性和客观性[1]，这无疑与英文摘要的要求不谋而合。因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语法隐喻的角度对论文摘要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为学术论文摘要的写作和翻译服务。本文将聚焦于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试图为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语文摘要写作教学提供一定的思路。
1 名词化概念隐喻
语法隐喻理论认为隐喻除词汇层面外还发生在语法层面，即语言意义未发生变化，只是在隐喻化过程中发生了语法性状的变化，可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韩礼德曾明确指出概念语法隐喻主要表现为名词化，即本应由动词和形容词体现的过程（一致式）和特征由名词或名词词组（隐喻式）来体现[2]。很多学者指出语法层面上的隐喻度越高，语言正式化程度也越高。由此可见，名词化隐喻式常见于相对正式的书面语中。
摘要是对学术论文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其语言需要符合简练、客观、逻辑性强，而名词化是将复杂的小句成分“浓缩”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使得语言结构更加凝练、紧凑。由此可见，名词化语法隐喻恰恰迎合了英文摘要写作的要求。聚焦于学术论文摘要中名词化语法隐喻特征对摘要的英译与写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语言学论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总体情况
有些学者曾从实证的角度对其他类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学术论文英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非常普遍。杨信彰[3]指出，以名词化为特征的语法隐喻的出现是为了满足科学方法、科学论证和科学理论的需要。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同样存在大量的语法隐喻，陈兰[4]选取从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随意挑选了20篇字数上较为接近的语言学论文的英语摘要，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平均值为10.6%，就说明每100个单词中出现10.6个名词化结构；而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为9.13%，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本文按照“-ion等名词后缀及其变体的相应名词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中国作者的使用频率（33.7%）比英语为母语的作者（19%）高得多，可以看出这方面中国学者存在一定的过度使用的问题。以上两点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小学英语 论文以期在语言类学术论文摘要的书写中提升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同时尽量纠正不良倾向。
3 名词化隐喻在语言学论文摘要中的构建功能
名词化语法隐喻对于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构建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实现摘要简洁凝练的文体特征
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力求以最短的篇幅，用最凝练的语言传递最丰富的信息量，向其他研究者介绍其研究的背景、内容、方法等。表示过程的“动词”和“形容词”（即“一致式“）经过名词化（即”隐喻式“）后，信息打包重组，在表述相同的内容时，可以有效地提高语篇的信息密度，真正实现了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的简洁性和概括性。
3.2 实现论文摘要术语化、客观化的文体特征
术语的大量使用是论文摘要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增强摘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可以通过语法隐喻把信息量繁多的小句凝练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从而实现摘要术语化的文体特征。同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应该客观表述研究内容，尽量避免出现显示出主观臆断色彩的表达方式。在名词化隐喻式中，名词化的使用使得动作的参与者信息得以淡化或是隐藏，从实体概念向抽象概念转换，可以脱离时态和情态的限定。因此，名词化结构可以避免行文的主观色彩，增强摘要的客观性。
3.3 提高摘要语篇的连贯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句子有主位和述位两部分构成。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表现已知信息。述位是主位之外的成分，传递新信息。如果将前句述位部分隐喻化，作为后句的主位。通过“主位—述位”的承接可以加强语篇的连贯性。
4 本研究教学启示
理解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名词化特征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更好地为学术论文摘要的写作和翻译服务。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可供借鉴的训练方法：
4.1 “以阅读带动写作”提升学生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
首先要培养学术具有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阅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英语专业精读教材，特别是高级阶段的教材中，政论性的问题和演讲文体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样的文体中，语篇中大量的名词化隐喻是一种典型的“动因的突出”，是作者为顺应某种交际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名词化隐喻与文体正式程度的相关性。
4.2 提供一定量的范例语料加以分析与模仿
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教师也可提供国内外不同学术杂志进行英语本族语学者与非本族语学者英文摘要的主要差异。然后学生通过模仿所分析的范文提高英文论文摘要的写作能力。主要模仿对象为常用名词化句式，使得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模式化的可供直接借鉴的语料在学术论文摘要翻译和写作过程中直接使用。
总之，学术论文英文摘要通过使用名词或名词词组等名词化隐喻手段，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和概括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语言要求简洁凝练，具有正式性、客观性，同时语篇需要具有衔接性和连贯性。研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摘要这一特殊语体的理解，从而撰写出更具学术性，语言规范、得体的英文摘要。
【参考文献】
[1]朱永生，董宏乐.科技语篇中的词汇隐喻、语法隐喻及其互补性[J].山东外语教学，2001（4）：5-8.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21世纪，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动日趋频繁，在不同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在国际戏剧界，跨文化戏剧的演出活动成为一种潮流，而且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新格局。跨文化戏剧在双(多)语、跨文化改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全球演出市场、流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尝试和创新，给戏剧理论、演出实践和戏剧教育带来新颖的视角和丰富的经验。目前，国际戏剧学界尚未就跨文化戏剧的定义和理论框架达成共识，相关争论一直存在，而且不同派别的观点分歧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南京大学于2010年10月22－24日举办“跨文化戏剧：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挪威以及我国国内和台湾省的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南京大学就跨文化戏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主要议题包括：跨文化戏剧的理论探索，西方戏剧在中国和亚洲的改编和演出，西方的跨文化戏剧演出，比较戏剧，戏剧翻译，表演与表演性等。该研讨会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中心和中国一北欧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本次国际会议的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跨文化戏剧的理论建构。德国戏剧理论家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在她的发言《现代化：在表演中交织文化》中，质疑“跨文化戏剧”概念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她认为，“跨文化戏剧”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我们可以辨认不同表演元素的文化根源，可以区分不同的文化，从而将文化看作是单一的和自足的。而在她看来，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同定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变化的，相互包容的。因此她建议以“文化交织”来取代“跨文化”。通过追溯现代戏剧在两方与东方的发展历史，她认为不同表演文化的交织构成20世纪戏剧现代化的主线，并指出表演文化的交织将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戏剧舞台上有更好的发展。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教授的发言《布莱希特戏剧的跨文化实践与诠释》从对布莱希特有关“间离效果”的戏剧理论与中国戏曲的关系的批评出发，以他2005年在新加坡执导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为例，探讨跨文化戏剧的改编策略和本土表演文化的继承。在谈及跨文化戏剧的理论问题上，孙惠柱赞同理查德・谢克纳的观点，将东西方戏剧的改编演出、戏剧作品中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挪用都统称为“跨文化戏剧”。南京大学何成洲的发言《跨文化戏剧改编及演出的理论阐释》以琳达・哈钦等人的改编理论为出发点，强调跨文化戏剧的改编者、导演、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剧场空间等议题的重要性，提出跨文化戏剧改编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改编的过程是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语境影响和改编者的个人选择合力作用下的产物。他从话语转换、剧场符号和戏剧观念这三个方面阐述了跨文化戏剧的理论建构。
其次，中外改编和演出的个案研究。俞湾大学彭镜禧以他与陈芳教授将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移植为豫剧《约／求》的改编实践为例，探讨了跨文化戏剧改编过程中的主题及审美挪移问题。台湾大学朱静美介绍了台湾导演吴兴国根据《李尔王》改编演出的独角京剧《李尔在此》，该剧运用后现代剧场手法，颠覆了莎剧文本和戏曲传统。南京大学张瑛从面具表演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影片《夜宴》对莎剧《哈姆雷特》的跨媒介改编。台湾交通大学段馨君以名导演罗伯特・威尔逊与台湾京剧演员魏海敏合作改编的弗吉利亚・伍尔芙名作《欧兰朵》(Orlando)、张艺谋导演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Tu-randot)为例，探讨跨文化戏剧的“混杂性”等特征。美国匹兹堡大学卡利兹(Katherine Carlitz)介绍了她和同事将粤剧经典名剧《帝女花》首次译为英文的经历，同时比较了《帝女花》与昆曲名剧《牡丹亭》在美国上演的情况：《牡丹亭》美国舞台上已先后多次演出，而粤剧《帝女花》则鲜为人知。随后，她从这两部戏剧的文化内涵探讨它们在美国接受差异的原因。湖南科技大学凌建娥讨论了近期中国舞台上的两台戏曲改编演出：汀苏省昆剧院的多媒体版《牡丹亭》和杭州越剧院的易卜生戏剧《海上夫人》，比较这两部跨文化戏剧的改编策略以及观众的接受。
会议论文的第三方面内容涉及中外戏剧的互动和创新。美国肯塔基大学周雅文从先锋派艺术和大众娱乐的双重视角重新挖掘样板戏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样板戏中如何借鉴了西洋乐器，革新了京剧舞台的效果。南京大学朱雪峰讨论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剧作中黑人角色在中国舞台上的再现和改编，指出黑人形象的舞台创造与西方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境遇有关。挪威奥斯陆大学学院昂德兰教授(Niels Peter Un- derland)与博士生奥斯特塔(Anna Austestad)、硕士生弗雷尔(Kamilla Freyr)一起合作的发言是有关南京大学与挪威奥斯陆大学学院2009年联合主办的国际戏剧工作坊的跨文化教学实践与反思。在那次国际戏剧工作坊期间，来自挪威和中国的24名学生学习了各种面具(如中性面具、半面具、幼体面具)的制作与表演。根据对工作坊的跟踪调查，他们的论文探究了跨文化戏剧教学当中文化移置和互动的结构和规律，同时指出面具在跨文化戏剧课堂教学当中起到的作用。
在“跨文化戏剧”国际研讨会的同时，南京大学举办了中国大学生易卜生戏剧节。来自国内7所高校的大学生戏剧团体连续三个晚上为观众和会议的代表们奉献了精彩的演出。戏剧节上改编演出的易卜生作品主要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海达高布乐》和《野鸭》。除了话剧改编外，还有用昆曲改编的。这些演出在内容上，注重从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等人手，重新解读易卜生的经典名著；在表演上，融合电视表演的流行文化元素，形式多样、活泼，与观众的互动热烈。经过戏剧节评委的认真评选，西北大学改编演出的《玩偶之家》被评为特等奖，将被邀请赴挪威参加艺术节汇报演出。
摘要: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体现了中国文化、美学思想、哲学观念.由于时代的发展与艺术观念的挑战.使传统美术文化面临丢失的危机 高校美术学专业教学体系必须承担抢救、保护和继承的重任。因此.在教学改革中.教师应融入传统美术理论。让学生感受、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把民族文化观念与造型表现语言进行融合.使传统美术文化理论在美术学体系中得到全面重视.弘扬出民族个性关健词:美术教育 传统文化 教学改革一美术学专业教学体系中存在问题分析美术学专业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西方美术教育的输入导致我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的事物 这所谓“科学”的观察方法.导致美术文化归属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淡漠 问题之二是片面地注重艺术上非理性观念.认为美术作品是一种注重天赋灵感的自然创作.无需美术文化理论。这种理念忽略了艺术是以理性为主导的 美术创作不仅强调个性与激情.还应在规律、准则方面表达人的精神理想 问题之三是当今美术教育过于注重技法而忽略传统理论 .忽视了美术理论是区别美术高等教育与美术工匠的关键所在.没有美术理论的介入就不能称之为高等教育。
美术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导致学生偏重技法的学习.而忽视民族文化的培养 :偏重于造型元素的认知.而忽视民族美术元素的继承:偏真实写生.而忽视感性理解与理性分析的结合 所有这些对美术基本理论体系的忽略.将无法使美术教学接近认识和全面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将导致我们丢失民族美术的记忆 教师只有充分尊重民族美术传统理论和传统美术思维方式 .在教学中增加广泛的美术系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理论的课程.重视领悟民族艺术的神髓.才能构成美术学教学新体系二、美术学专业教学体系中开展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对策研究(一)建立美术文化的教学理念.培养完美人格中国传统绘画十分重视艺术审美认识 、人文启示的作用。对人格的崇尚是中国传统美术所追求的重要人文内容 中国传统美术描绘 自然的同时注重理想、情感 、志向等主观因素的表现。“抒情言志”“借物咏情 ‘言志喻德”构成了中国传统美术表现的主要内涵 因此.衡量美术作品的优劣.常常不在作品本身,而是在于画家的品格与修养 纵观中国传统画家,以雅人高士、英雄豪杰、读书明理者张 强 (石家庄学院 050000)居多.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能够达到以情感人 、以情动人的目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感与人文情结 教育的终极 目标是达到人格的完善.中国传统美术教学就已经明确了审美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格、心性 、品德 、人文等重要方面。以传统儒、释、道哲学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术精华在于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品高逸的境界、超拔的精神、隽永的意味、精妙的笔墨是审视和衡量艺术品质高下的完整标准.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就相当于缺失了中国传统美术特有的艺术精髓在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美术观念审美认识和启示作用.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审美趋向,引导其对真、善、美的完整追求。因此.教师决不能只培养学生掌握某些单纯技能.而是要在技法的训练中使学生领悟中国传统美术特有的人品与画品、心境与画境的内涵.并有意识地注重培养学生的学养、品格、气质和心性,使他们对形象的刻画、笔墨的运用忠实于自己的真挚情感 只有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完善学生的人格.这也是当代艺术教育的方向。
(二)优化课程结构,强调文化传承美术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经过两年的普修美术理论.但传统艺术文化修养还是非常欠缺的 学校艺术教育应当是一种艺术文化教育和情操教育 一个人不懂得本国的艺术史和世界艺术史.就不能说他懂得艺术。我们要通过加强传统美术文化的教学.提高学生对美术的理论研究能力.只有丰富广博的理论学识.才能激发艺术创造的灵性及胆略;只有正确深厚的思想修养.才能使艺术创造获得深刻的意蕴及不朽的内涵:只有纯真、高尚的人品.才能使艺术品具有高雅、脱俗的品格。
课程结构方面在于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与介入.教师要把美术传统理论合理地安排在课程体系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三)解决重技法,轻文化的教学模式强化教育的意识 .避免将技能技巧作为唯一教育目标 建立以精品与经典为师的课程观.以历代精品名画作为摹写鉴赏之本.提高学生的眼力品味.教学的重点指向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教学目标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通过对中国传统美术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中国传统美术知识与技能.而且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对中国传统美术文化的综合学习.包括中国传统美术方面的思维、表现、审美、评鉴、情感等品质。
(四)解决单一的教学方法
我们要改变以往教师以练习为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要富于创新精神与自由表现的意识 .开发学生的艺术表现、启发学生的艺术见解 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向学生作多方面的美术文化信息传达.形成以传授艺术为重点的课程设计 美术理论的教学应从理论讲述中解脱出来.融人课堂教学活动实践.在教学中通过与学生互动的方式使学生理解更多的美术文化知识,受到传统美术文化的陶冶。
(五 建立合理的作业评价体系
不同学生.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不同的能力,因而作业效果会有较大差别。教师在评价作业时要注重作业的内在处理与美学理解有些表现能力欠缺的学生.但对美术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会好些 他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较多.但是由于技法不够成熟.所以无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但作为教师我们应及时发现并给予肯定.要鼓励学生对美术理论的思考.使他们增加学习美术文化的兴趣和自信.而不应以作业效果作为唯一标准来磨灭他们对美术思考和钻研的兴趣 我们的美术教育应该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美术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美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我们美术教师要将它与现代艺术教育融合.以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支撑美术教学体系,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人格。这是当代美术教育的大方向.是艺术教育的新理念和探索。
关键词：资源环境科学；文献计量学；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较高。
【原刊地名】延吉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10～13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309
【 标 题】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系结构和理论精髓
【 作 者】唐晓清
【作者简介】唐晓清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教授（辽宁 沈阳 110004）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是这一科学体系的理论精髓。“三个代表”科学体系的确立和形成，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摘 要 题】学习园地•科学内涵
【关 键 词】“三个代表”/科学理论体系/理论精髓
【 正 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的科学体系。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理论精髓，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的总和，是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三个代表”作为标志性理论成果，深刻阐释了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目标任务，是贯穿整个体系的理论内核；与这一理论内核相适应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涵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标志着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共产党长期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从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理论主题，以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为主体架构，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为目标，深刻揭示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了比较系统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和完善的强大理论武器。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具有鲜明的理论主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理论主题，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新形势下统揽党的建设全局的指导思想。
深入研究执政党建设理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长期执政的根本问题。在新世纪新形势面前，如何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这是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面对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政权，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政党的执政危机已经波及到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建构的复杂形势；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基础发生的重大变化，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客观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政治经济潮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鲜明的理论主题，赋予党的性质以深刻的时代意义，党的宗旨以丰富的时代内涵，党的纲领以明确的时代方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永远保持先进性的本质要求，从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理论主题，江泽民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党不仅要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而且必须要有每一阶段的具体纲领，必须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针，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方针，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提到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要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等。这些深刻反映时代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观点的有机组合，构成了“三个代表”理论体系的主体框架，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学的理论体系应当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出发，进一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深入探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然而，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这一时代课题，把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入手，系统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进步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科学、完善。
具体地讲，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按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从根本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推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要寻求一条使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必须按照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上，必须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建设和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要着眼于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
此外，在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现代军事战略理论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理论等方面，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有一系列创新性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的有机组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三个代表”科学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和基本内容，形成了蕴涵着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观点和方法，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发展道路，为新世纪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体现和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正确分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历史的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然而，面对新世纪新时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许多新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影响人们思想活动、关系我国全局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关系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深入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是新形势下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角度出发，通过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分析当代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从而得出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巨变，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社会文化变革以及人民的利益实现方式发生了变化的基本结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但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资本主义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看，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共产主义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中完全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总结的教训，可以得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和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两条结论等。这些基本分析和重要观点，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从而赋予“三个代表”科学理论体系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科学内涵。
科学的理论体系反映了事物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宏阔的理论视野，把共产党长期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实现了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的有机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处于不同层面的“三大规律”。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属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则是一个普遍规律。“三大规律”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揭示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定人们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立论依据，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角度，从整体性和系统性上思考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潮流发展趋势问题。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实践、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三大规律”的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科学的理论形态。
二、“三个代表”科学体系的思想理论精髓
在“三个代表”科学体系中，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是贯穿整个体系的思想理论精髓。弘扬与时俱进、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贯彻“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正确认识和理解“三个代表”的科学体系，必须准确把握这一体系的思想理论精髓。
坚持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科学体系的思想精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动态发展、充满创新精神、为实践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贯穿这一体系的思想精髓就是与时俱进。
坚持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停顿；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发展，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执政党的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远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同志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与时俱进结合起来，提高到“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深刻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认识的深化，对党的思路路线认识的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体系，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只有适应时展要求，坚持与时俱进，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要求，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局面，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增添新力量。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科学体系的理论核心。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同时代的发展和变革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坚持党的先进性是同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阶段的中心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坚持党的先进性，就是要始终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紧紧把握时展的脉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理论主题出发，围绕坚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动态发展角度阐述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含义以及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从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永远站在时代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科学真谛。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于坚持党的先进性。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变化，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我们党才能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科学体系的本质所在。为谁执政，为谁掌权，是决定一个政党性质的根本问题，是关系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解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根本问题。
论文关键词： 校园网络舆论 内涵 特点 问题 建设路径与方法
论文摘 要： 校园网络舆论是构成校园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校园舆论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有重大的影响，如何使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是目前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内涵的概述、校园网络舆论的特点分析、高校在引导校园网络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建设健康向上校园网络舆论环境的路径与方法，以加强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积极营造“网上网下”良性互动的舆论氛围，积极引导网络道德自律和加强高校辅导员博客团队建设等方法推动促进健康向上校园舆论环境的建成。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舆论相较于传统舆论，在传播内容、服务功能、传播方式、传播范围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是政府洞察民意、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窗口［1］。以校园网为载体的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及话语权的提升［2］。对于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调查与分析，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高校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水平，对于促进高校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和谐、稳定的校园文化环境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校园网络舆论的内涵
高校校园网络舆论作为高校校园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依托校园网建设的主流媒体网站及其举办的BBS（电子公告系统）等载体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3］。校园网络舆论具有传统舆论社会意识性、公开传播性、评价引导性等共同性特征。同时还融入了互联网独特的交流性、开放性、及时性、针对性等特征，由于其与高校特定的区域文化密切相连，在舆论主体、客体、数量、质量、强烈程度、持续性、功能表现等要素构成上呈现出与传统媒体舆论不同的特点：自由多元，分散性特征明显；个性张扬，开放性特征明显；偏激盲目，非理性特征明显。
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源于社会上的突发事件，高校热点，学术上的争鸣，校园内部改革，以及校园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质量问题。大学师生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焦点事件的意见并由此在网上引发广泛的社会议论。随着点击率的攀高，跟帖和发帖数量的增多，各种观点、意见通过相互交流、整合后形成具有一定倾向性的舆论定式及舆论环境，个体关于公共事务的意识也通过整合而成为一种公众意识和社会舆论意见。
二、校园网络舆论的特点
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拥有自己的语言、思想和兴趣。当前，随着高校校园网络建设和应用日趋完善和广泛，大学生的信息获取和接受行为逐渐依赖于校园网络，基于信息内容、网络媒介、大学生用户群体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校园舆论环境，校园网络舆论是影响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观点个性化、多元化［4］。网络身份隐匿性使得大学生在言论方面拥有极大自由度，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顾虑很少，大多为真实的意愿表达和心声倾诉。青年学生思想和视野具有多维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每个人对事件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而且，网络舆论一般是自发性的，没有经过精心的组织，是无数个网友个人观点的汇集。因此，网络舆论中的观点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征。在校园网上，无论是理性的表达，还是另类的言论，甚至对现实不满的声音，都可以被容纳，都有被尊重、被理解的机会。
2.现实信息放大化［5］。从“芙蓉姐姐”、“胡戈恶搞”事件到女青年“虐猫”录像等事件，均是从各大校园网上发源，然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各界强烈关注，进而延展到道德层面的反思和讨论。种种事例表明，校园网络舆论已经成为学生民意表达的一个方便快捷的“舆论场”，网络就好比一面放大镜，现实生活中微小的变化、校园中的突发事件包括个人行为等一旦公布在上网，就会成为焦点内容和中心话题，从而引发大量热烈的讨论。
3.“意见领袖”平民化［6］。意见领袖又叫舆论领袖，是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的人。在高校校报、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上，通常都是专家、学者、编辑、权威人士的评论左右舆论，他们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而在校园网络中，人与人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他们完全可以抛开现实社会中年龄、社会地位、资历、学历等的区别，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到任何因素干扰。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学生，都可以通过不断发表帖子，赢取高点击率和高回复率，久而久之，产生号召力、公信力和权威性，成为网络世界的意见领袖。
4.舆论内容多为感性表达，情绪化色彩浓厚。网络的隐匿性特点增加了网络言论的开放性，同时也减少了言论的原则性和理性化色彩。在网上发言，因为身份隐匿，发言者不用考虑承担责任的问题，加之大学生易冲动，在网上容易出现过激言论及情绪宣泄。同时，部分学生网民很少质疑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见，导致网络舆论的内容带有很严重的感性色彩。
三、当前高校在建设校园网络舆论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堵”不重“疏”，缺乏“引导”的主动性［7］。目前，校园BBS已经成为各类焦点问题的讨论场所和思想观点的交流碰撞场所，成为校园网络舆论的主要发源地。针对出现在校园BBS上的负面言论，尤其是学生关于学校管理事物方面的负面评价，在大多数高校，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很少能做到针对问题及时给予正面回应，采取的措施多是让网管员删除帖子。这种“堵”的做法使得学生的情绪得不到宣泄，更容易招致学生们的反感，诱发他们的抵触情绪。古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高度自由的网络世界，更是如此。网民具有自主选择权，一旦网民觉得知情权与发言权被剥夺，他就会选择另外的阵地如微博来发表意见。这样，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会助长矛盾的激化。
2.重“平台作用”，轻“媒体效应”，校园网络媒体的主阵地作用未能完全发挥。高校网络媒体应该达到的效果是通过网络整合和联合校内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以新闻信息的整合、重构和各种信息形态的相互转换，使学生产生比接受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加逼真的“沉浸感”，从而使宣传效果最大化。但是目前由于硬件设施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校园网络新闻媒体仅仅是为校报、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信息资源上网提供了一个平台，网络上仅仅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源的简单陈列，网络其自身作为“媒体”的作用，“多种手段，一个声音的动态立体传播效果”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3.重“宣”，不重“教”，高校网络媒体的育人功能有待进一步挖掘。要营造良好健康的校园网络舆论氛围，最主要的是靠广大网民，也就是大学生群体网络道德的提高和文明上网意识的加强。高校网络媒体不仅仅具有宣传功能，而且由于网络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教育载体，在高校广泛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具有育人功能。高校网络媒体在现实中主要着重于事件的报道、动态讯息的传递，仅仅停留在舆论育人的层面上，在实践育人方面还未能充分挖掘，不利于强化大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新闻分析判断能力，从而影响到正向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
四、建设健康向上校园网络舆论环境的路径与方法
1.加强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引导正确的高校校园网络舆论。首先应积极面对网络环境，充分认识并拓展网络功能，建设一批“红色网站”，提升其影响力，使其成为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其次是拓展网站功能，发挥交互作用，使网络的影响力渗透到高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开通建设基于校园主网的校长在线、学工在线、勤工助学在线等校园管理网络，可以使网站与广大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更加紧密相连，促进学生和学校、学生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整合内容、创新形式，逐步规划覆盖校园生活的全方位，能够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最后应积极鼓励学生自主开展多种网络应用。学生既是学校网络资源的使用者，又是开发者，他们贴近自身需求开发设计各类网站、主页，自我管理，自我维护，既能学习网络知识和技术，又能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成为网络思想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2.积极营造“网上网下”良性互动的舆论氛围。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建设，积极开展“网上网下”良性互动的校园网络文化活动。在构筑网上文化精品库，建立网上文化课堂等网络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要积极发掘社团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隐性舆论宣传载体潜移默化的作用，以网络为平台，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网上辩论赛、网站（网页）设计大赛、网上咨询服务等活动，既能丰富大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又能提高学校引导舆论的能力，为引导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广大师生在享受互联网传播信息便利、快捷的同时，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3.积极引导网络道德自律。各高校应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渠道，强化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及网络“慎独”境界的教育，不断提高网民自我约束、自我选择、自我规划、自我评价等内在的道德制约力，使他们的网络行为能够自觉地置于正确的善恶引导之下，进而增强网民在网络舆论过程中的自我教育及自我控制能力，并有效提高其信息道德，使其养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要加强对校园宣传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自律，要培养其社会良知和高度的责任感，以严格的自律精神来约束自己，认真地履行网络媒体行业自律公约，积极地倡导文明办网，促进绿色网络建设。
4.加强高校辅导员博客团队建设［8］。博客团队建设有助于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加强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助于提升辅导员日常管理工作效率；有助于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班级同辈群体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获取有益网络知识的效率。
五、结语
总之，高校要加强校园网络舆论的引导，将网上虚拟延展到网下现实，将网络虚拟空间有机结合到校园现实中来，倡导并建设网络文明，培养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塑造大学生的校园网络责任，形成积极向上成熟理性的舆论导向。这对于构建和谐文明的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林玲.网络时代高校学生工作创新之思考.文教资料，2009，（10）.
［2］谢新洲.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4］张瑜，焦义菊.高校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影响机制及其引导策略.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2006，（8）.
［5］王玲玲.大学生网络舆论特征及其引导.思想理论教育，2006，（3）.
［6］孙超.论高校新闻媒体的系统整合及其作用互动.理论月刊，2006，（11）.
关键词：陈序经全盘西化整体主义世界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
陈序经(1903～1967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既不是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立足于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来探讨其全盘西化论及民族主义情结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角度。
一、文化整体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
“整体主义”是陈序经文化学理论所持的基本观点。陈序经坚持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它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Ilj，但是为了研究上的主观方便，人们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从东西方文化各自是一个整体出发，陈序经自然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固然具有整体性，但是文化同样具有可分析性。组成文化系统的各个要素一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谐地构成一个有机体，但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不合理。”[2](P399)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全盘抛弃构成文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因为中国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形成了跨时代的、适应现代社会价值的个性特征。不惟独中华民族，事实上“每个民族都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3](P260)
中西文化本来各自独成一体，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合乎时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陈序经从此出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中国要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看作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模式，结果在文化理论上陷入了文化世界主义或西文中心主义的泥潭之中。陈序经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终将产生一种世界文化，所谓“世界文化”，实质是指西方文化。尽管在逻辑上不能将“世界化”等同于“西化”，不能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在西方文化控制下的近现代世界，“西化”实际上成为“世界化”、“现代化”的代名词。如陈序经强调所说，“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文化。”一句话，“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指示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不得不采纳西方文化。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主张主动、尽快、彻底地全面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就，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摆脱民族危机步入强国之林，体现了陈序经体察中西文化后的一种世界眼光。
但是。无论是文化整体主义还是文化世界主义，在理论上都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普适性。不同的文化不仅具有共通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陈序经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内在的民族性差异。一方面，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外在工具，它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基础，特别是决定民族精神层面和价值心灵层面的文化观念，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立即发生改变。如学者指出，文化中“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则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统惰性力，并不随着其他层面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只有通过物化结构和时代精神层面的几度变迁或强烈冲击，才能逐渐变化，并且不可能完全更新。”册文化的民族特点对于民族的认同、凝聚具有很大的价值，而陈序经却没有看到这一历史事实。
二、进化论对整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影响
陈序经的文化进化理论主要来自斯宾塞，他说：“进化论的根本观念，是先有天体，然后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有心理与社会现象，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嗍㈣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文化的进化，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纷乱浑漠的形态，而变为明确特殊的形态；由散漫和少数部分的结合，而变为密切与多数部分的结合；是从为欲望的满足而趋于有目的的要求。在文化的进化发展中，突变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个“突变”就是“全盘西化”。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观点是他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
在进化论的视野下，陈序经认为西方文化顺应了时代环境的变化，代表着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合乎时展的要求，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他批评了当时中西文化观上的复古派，指责复古派“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却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进化论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西方文化代表的是现代与进步，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传统与落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水火对立的关系，要现代就必须彻底否弃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已经包含了全盘西化的价值趋向。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合之效。”19](P253)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Bol(唧’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陈序经得出了要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的结论：“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这种全面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承接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只不过是更为极端罢了。”
三、陈序经的理论表述和理论动因
历来的论者一般都指责全盘西化论者缺乏“民族主义”这一维度。赵立彬在《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论所依托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崇洋心理。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在这里，首先要作一种区分：理论表述中的主义和理论动因中的主义。尽管陈序经在理论表述中，激烈地反传统．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维度，但是他在理论动因这方面却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
当全盘西化论被别人指责是鄙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时，陈序经反驳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别，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各异，则我们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的文化生活，安能较蔑视轻鄙自己的文化。……从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去，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知全盘西化，并非鄙视自己的文化。”(叼而且，“进一步来说，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后者的真义，却叉不外是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他日之重视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的祖宗与其文化。”嘲(’在这里，陈序经由过去彻底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转而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以避免“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其观点前后紧张、矛盾关系显而易见。
陈序经又是如何消除全盘西化论与其民族主义情结之间内在的紧张呢?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是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陈序经说：“我们既不承认西洋的民族意识是先天的，而是文化所形成的；那么中国民族意识之所以没有发展，也非先天的，而是中国固有文化所形成的。想有足以生存于现代世界的民族意识，消极方面．就是要放弃过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颓靡不振的民族意识。积极方面．就要全盘彻底地西化。能够全盘彻底地西化，就是激起一种新的民族意识而适宜于现代的世界。”嘲㈣”陈序经为了让全盘西化论摆脱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在文化理论上主张文化与民族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对文化持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