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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IFCTU的状态及基本目标
1920年，德、奥、比、西、法等10个国家的新教、天主教工会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3](P.85)，从其活动和影响范围来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组织也只能算作是欧洲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IFCTU的人员、组织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变得非常弱小，到1945年其会员总数仅有300万人[4](第532页) 。当时东欧的基督教工会已难以存在，奥地利、德国西占区和意大利则形成了统一的工 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仅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法国天 主教劳工联合会规模很小，但因参与了二战中的抵抗运动而享有相当高的道德威望。这 些国家中的基督教工会基本上是通过IFCTU来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
二战后IFCTU面临着另外两大国际工会组织的竞争：即1945年和1949年分别成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WF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简称ICFTU)。前者被称为苏联利益的代表者，后者则具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紧紧追随美国。经过摇摆犹豫之后，IFCTU最终选择拒绝加入这两大组织，声称将奉行自己的特殊政策，坚持“以基督教的社会道德原则”[5](第19页)作为其活动指南。IFCTU作出这种选择，其更深层的原因是加入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将会危及自身的存在。因此，IFCTU在国际工会运动中 是孤立的，尤其在欧洲范围内还存在着与ICFTU的激烈竞争状况下更是如此。由于国际 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规模要大得多，并声称在捍卫工人利益、免受极权主义侵害方面具有绝对领导权，它比IFCTU更能得到较多的西方大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在上述形势下，IFCTU把确保其国际地位作为活动的主要目标，因为在战后的环境下， 得到新建的国际公共机构的承认是可能的。为此，IFCTU首先必须扩大自身的代表性， 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西德和意大利。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就有相对强大的基督教 工会，代表着德国15%的工会会员[6](P.79)。二战后，虽然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对工会联 合运动仍然保持距离，但幸存的早期基督教工会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建立基督教民主 党。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基督教民主党对于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工会从来不感兴趣，因为 那可能造成西德工会联合会的分裂。而在意大利，则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工人支持工会 联合运动。IFCTU曾经认为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不可能长期联合，但1948年意大利天 主教工会一度脱离总工会后，却在工会领袖巴斯多列(Pastore)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 自由工会”，而不是基督教工会[7](第115页)。事实证明，IFCTU在对意大利新的政治 现状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缺乏远见。因此，在欧洲内部，IFCTU始终只在少数国家拥有 成员，其代表性也始终有限。
为了改变上述状态，基督教工会不得不求助于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以获得广泛承认。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主席加斯东·泰西埃(Gaston Tessier)，从1947年起出任IFCTU的主席，他与法国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与1944—1948年、1953—1954年两度出任外长的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荷兰，担任IFCTU秘书长的塞拉伦斯(Serrarens)在外交领域也非常活跃。通过这些个人活动而非制度化的途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和荷兰的外交压力，1947年联合国终于承认IFCTU作为其咨询组织之一[8](P.8)。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承认，这对于IFCTU确立其 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朝向欧洲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中，马歇尔计划是战后欧洲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在欧洲范围内对基督教工会的第一次考验。坚定反共的基督教工会对马歇尔计划持支持态度。1948年3月，为讨论工会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第一次国际工会大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被排除在外)决定建立一个工会咨询委员会来处理相关事务。基督教工会的弱小 从工会咨询委员会的构成上反映了出来：在它的10个成员中，只有泰西埃一个人属于基 督教派别[8](P.8)，但他并不代表IFCTU而是代表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的利益。这说 明当时IFCTU在参与欧洲事务问题上缺少发言权。因此，其当务之急是努力增加自己的 政治影响力，逐步转移到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借 助其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行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大会曾发起一个欧洲运动， 任务是把现存的各种欧洲运动集中起来，协调它们的行动，研究“由欧洲联合所提出的 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9](第55页)。在这场运动中，泰西埃、塞拉伦斯和比利时基 督教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奥古斯都·库尔(August Cool)以及其他基督教工会活动家扮演 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塞拉伦斯还是1949年成立的欧洲联合研究委员会中的荷兰代表，不 仅是其中惟一的基督教工会会员，也是惟一的工会会员[10](P.147-149)。由于他成为 该委员会中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使得IFCTU在欧洲政治论坛上有了一个权威性的声音 。1949年，鉴于自身力量有限，在总结已有活动经验的基础上，IFCTU的理事会正式通 过了以个人联系和经由参加各国在欧洲机构中的代表团来建立正式协商机制的战略，以 期影响欧洲政治[11](P.670)。
通过各种个人活动获得一定发言权之后，IFCTU逐渐以压力集团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事务中，其活动方式也向压力集团所特有的协商机制上发展，这从它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的活动中体现出来。1950年初，高度反教权的瑞士工会建议将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转移给ICFTU，激起了基督教工会的强烈反对。为此，工会咨询委员会决定和ICFTU的领导人进行磋商，IFCTU也以一个组织的身份参与了这些会谈。5月，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转移给了ICFTU的欧洲地区组织[8](P.11)。但基督教工会也或多或少地以特定利益代 表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事务中。因此IFCTU决定继续采取行动以扩大影响， 它要求自己的成员撤离工会咨询委员会，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委员会，并要求得到负 责“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承认。基督教工会的行动带来了与欧洲地区组 织间的新的磋商。虽然最终工会咨询委员会仍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所属的欧洲地区组 织中运作，基督教工会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也仍只有泰西埃一个代表，但由于这是IFCT U在欧洲事务中第一次通过协商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因此，IFCTU的这些活动 证明了其自身确实具有了某些政治影响。IFCTU要学习的将是在舒曼计划的实施中如何 更有效的运用这种影响。
IFCTU在欧洲早期一体化进程中的活动
作为压力集团，IFCTU除了通过其领导人的个人活动与其活动对象建立起非正式的联系外，还必须将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从组织上得到落实，实现制度化和机构化，从而建立起正式的联系。如IFCTU的成员就积极参与到欧洲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或协商 机制中去。在参与欧洲联合的活动中，IFCTU与欧洲机构建立正式联系的方式主要分为 两类：其一，成为欧洲公共机构中国家代表团的成员，并努力扩大代表名额；其二，在 欧洲公共机构中建立起独立的工会咨询委员会。
IFCTU认为欧洲一体化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工人运动的总体利益，因为繁荣发展和就业政策是工会的主要目标。因此，IFCTU能充分认可舒曼计划的基本原则，尤其认可建立一个超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将推进经济扩展，而且将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处理过渡时期随着相关产业一体化而产生的社会后果[11](P.671)。IFCTU当然也清楚在舒曼计划的制订中没有工人意见一席之地的事实，因此，其行动目标首先定位在保证基督教工会代表参与到舒曼计划的运作和实施中去，确保其在一切相关的正式机构 中的地位，以维护基督教工人的权利。IFCTU代表团和舒曼本人就这个主题举行了一次 会议。代表团希望在欧洲机构中有基督教工会成员，同时还希望基督教工会的咨询委员 会得到共同体的承认，而舒曼的意见是，基督教工人在共同体机构中的代表席位必须通 过国家代表团成员的形式获得；共同体中有一个共同议会，是一个包含着雇主、劳工、 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咨询机构[2](P.309-331)，基督教工会只能在那里发挥 自己的咨询作用。
尽管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利益不尽一致，但由于欧洲共同体机构中工人和工会力量十分有限，从实现劳动者的总体团结出发，二者决定寻求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增强工人和工会的影响。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通过会谈达成了在共同体机构中分配代表席位的协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某位成员将进入高级机构，而IFCTU则将为法院提供一名法官。这对IFCTU是极为有利的。但事情的结果是，尽管塞拉伦斯和比利时人加斯东·伊斯更斯(Gaston Eyskens)先后由阿登纳、舒曼等人提名候选，但前者未获得通过，而后者本人又拒绝接受，基督教劳工运动的某位成员进入主要机构的设想落空。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共同议会中的15个工人席位里应有4个属于基督教工会，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诸如不同产业间和国家间“制衡”因素的作用，工人议席的最终构成与协议并不一致：IFCTU不得不作出让步，它的确得到了4个代表名额，但共同议会中工人代表名额的总数从计划的15名增加到了17名[8](P.13)。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官僚机构的任命方面，基督教工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冷落在了一边。1953年底，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共同压力下，为了弥补工人代表名额不够的缺陷，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中建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处理和工会之间的关系。
客观地讲，尽管舒曼计划给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之间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但这只是策略上的，并没有改变两者间关系远非融洽的事实。在欧洲委员会中，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一直是各自为政。1951年，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建议欧洲委员会应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将国际工会运动纳入到它的活动中去，实际上是希望国际工会联合会能获得咨询组织的地位。直到1952年底，欧洲委员会才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提出建立起两个国际工会组织的联合咨询委员会。IFCTU当然是支持这个方案的，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认为联合模式意味着过高承认了IFCTU的地位，因此拒绝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而要求得到单独的承认。最终它们成为欧洲委员会中各自独立的两个咨询组织。
1955年6月的墨西拿会议再次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莫内的行动委员会对此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总的来说，在欧洲联合的讨论中，工会感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但莫内委员会在这方面却是个例外。莫内认为，一旦说服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和工会领导人支持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有可能带来广大的支持者队伍。基督教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因此进入莫内委员会。通过该组织，基督教工会得以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息和基本走向。
尽管IFCTU非常赞同一体化欧洲的构想，但无论是欧洲复兴计划还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其建构之时，工会都没有办法插手其中。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基督教工会，最重要的是在讨论一开始就参与进去。因为欧洲社会经济的联合问题不单纯是政府官员的问题，也不单是少数实业家、银行家的事务，而是整个欧洲大众的事务，尤其是欧洲工人的事务。首先，IFCTU希望在政府间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中有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席位，这个希望只在比利时代表团中得到实现。此外，它还要求被承认为单独的咨询性组织，也未成功。虽然在参与欧洲联合的问题上，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与IFCTU的利益大体上是相似的，但自从在德国形成新的基督教工会以后，两个国际工会组织间的关系大为疏远了，因此，IFCTU无法从自由工会方面获得支持。
1956年11月到1957年初，当欧洲经济共同体草案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讨论进入决定性阶段时，IFCTU尽最大努力使条约草案沿着对工人更有利的方向调整。它主要坚 持新共同体中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应有更大的权力，有权制订能贯彻其意志的经济、社会 政策；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应与执行机构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具有同等的动议权，以此反 映出社会群体的参与。为达到目的，它甚至威胁拒绝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有关条约。1957 年2月，IFCTU与政府间委员会主席斯帕克举行了一次会谈。然而，斯帕克批评各国缺乏 具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欧洲工会活动——这也许是IFCTU在欧洲机构中无法真正发挥作 用的原因。3月25日，6个国家的外长签署了条约。
同在煤钢共同体中的状况一样，IFCTU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一咨询性组织中获得代表席位：总共101个席位中，基督教工会争取到了31个劳工代表席位中的10个[8](P.23)。尽管IFCTU认为工人在新机构中所获代表席位不足，但他们对罗马条约的态度仍是相当平和的。其原因在于，IFCTU对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效果持肯定态度，因而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IFCTU也批评过煤钢共同体中工人代表席位不足和缺乏社会力量，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为工人带来了重大利益，如在社会政策方面，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劳动保护，重新安排劳动力并使之适应新的岗位，修建了 住房等等[9](第117页)。此外，尽管IFCTU并未经过高级机构直接在煤钢共同体中发挥 作用，它相对于工人的影响力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而且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在煤钢 共同体中的合作相当程度上加强了不同国家间工人的团结。
由于在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中都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咨询委员会，为了加强两大机构中工会的影响力，IFCTU也在自身组织结构的改革上做了一些工作。如为扩大基督教工会在煤钢共同体中的影响，1955年建立了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将煤钢共同体中各国的金属工业、矿业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会联合起来并协调它们的行动。从组织上看，该联合会独立于IFCTU，但它的秘书长可以参加IFCTU的联合理事会。为维护经济共同体内基督教工会的利益，1958年5月IFCTU还建立了它的欧洲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3](P.96)，这一组织是IFCTU的一部分，但可以推行独立的政策。这些结构调整表明，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基督教工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IFCTU的活动方式
到1958年，在战后生存几乎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IFCTU设法在欧洲公共机构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相信自己已经极大地超过了其他两个联盟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前者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4](第542页)，在西欧遭到排斥；而后者则因其内部的极不团结，无法有效地影响欧洲政治。所以，应该承认IFCTU的发展成就是显著的。
IFCTU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领导人的外交和政治才能。IFCTU理事会1949年通过的欧洲战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基督教工会的领导人在欧洲运动中展现了其有名的天主教徒个性，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是非正式或半正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精英圈的一部分。有欧洲一体化“教父”之称的舒曼、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也被视为其中的成员，这为IFCTU的领导人展开个人活动提供了某种联系的纽带，继而为扩大IFCTU影响，成为参与正式协商机制的压力集团奠定了基础。
除发挥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和个人联系之外，IFCTU还加强与政党的往来，尤其常常通过基督教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传递其政策主张。自19世纪末期第一个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之时起，基督教工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历史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同质的意识形态。在劳资问题上，它们都秉承1891年教皇通谕的精神，鼓吹在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获得更大的平等。二战后，在所有出现了重要的基督教劳工运动的国家中，都有基督教民主党的存在，他们都致力于劳工运动，给工会领导人进入政府的途径并支持基督教工会更广泛的发展。就像左翼政党支持并与左翼工会联合一样，基督教民主党支持并与基督教工会联合。战后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荷兰和瑞士，“平行但高度互锁”[12](P.304)的工会和政党网络发展起来，而像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冲突持续的国家中，政党和工会的联系较少，但也仍然有着作用重大的个人联系。例如，正是在泰西埃的提议下，1924年法国才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民主党[13](第60页)，这种历史渊源使得两者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战后。甚至在基督教工会相对弱小的国家，二者也保持着联系。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相对保守，它还是拥有一个叫“基督教民主派雇工社会委员会”[14](P.38)的劳工派别，而且还是该党内组织程度最高的团体。当然，二战后的各国基督教民主党已不再是教派党，他们更多地是从广泛利益角度来处理和基督教工会关系问题的。
虽然各国的基督教工会与基督教民主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除了经由非正式的会议，诸如天主教组织领导人会谈或基督教劳工运动国际联合会议进行接触之外，其国际组织IFCTU和各国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并无正式的制度化联系。就这些会议本身而言，并没有重要意义，但的确提供了沟通、讨论的机会，IFCTU在欧洲联合过程中争取发言权的活动也的确得到了基督教民主党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对于IFCTU试图鼓动建立基督教工会极为不满，但IFCTU在说服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阿登纳相信，应把IFCTU中天主教方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因而，促使阿登纳考虑在煤钢共同体中照顾IFCTU的要求，甚至支持塞拉伦斯进入高级机构。就这一点来说，确实是大大超过了IFCTU在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所要求的范 围。
IFCTU借助个人活动和同质政党的政治支持在欧洲机构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机构中的地位并未最终明朗化。同时，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内的基督教工会还是不得不对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竞争，后者认为基督教工会在联合咨询委员会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不仅如此，从各方面来看，基督教工会在欧洲公共机构中事实上的贡献和影响力都还是极为有限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分裂和竞争以及基督教工会本身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使得基督教工会在其活动中以走上层路线为主，缺少工人群众运动与之相呼应。这种状况使得IFCTU对欧洲政策决策机构难以形成重要的、直 接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其基本上被排除在有关外交和经济事务的部门之外。正因为如 此，对IFCTU而言，达成罗马条约的谈判过程似乎比其内容意义更加重大。可以说，与 欧洲地区的其他工会组织一样，基督教工会在塑造一体化欧洲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了一个边缘化参与者的角色。
收稿日期：2002-12-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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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ILLEY，Richard J.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FederalRepublic of
Germany[J].Ithaca，New York State: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74，28(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劳工运动在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影响的增长，工会成为重要的压力集团。压力集团是指那些在民主政体中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正式组织[1](第307页)。然而，关于工会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活动却很少有著述提及，绝大多数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政治家们和政府的活动。从整个过程来看，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主要是精英活动的产物，但作为相当部分工人的代表组织，基督教工会对这栋将改变自身生活方式的联合大厦的建立并非无动于衷，它们始终期望“通过参与到联合的战略过程中来影响并掌握自己的命运”[2](P.309-331)。本文主要分析探讨在欧共体形成的数年中，作为压力集团之一的基督教工会是如何通过其国际组织——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以下简称IFCTU——作 者)展开各种活动的。
二战后IFCTU的状态及基本目标
1920年，德、奥、比、西、法等10个国家的新教、天主教工会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3](P.85)，从其活动和影响范围来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组织也只能算作是欧洲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IFCTU的人员、组织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变得非常弱小，到1945年其会员总数仅有300万人[4](第532页) 。当时东欧的基督教工会已难以存在，奥地利、德国西占区和意大利则形成了统一的工 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仅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法国天 主教劳工联合会规模很小，但因参与了二战中的抵抗运动而享有相当高的道德威望。这 些国家中的基督教工会基本上是通过IFCTU来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
二战后IFCTU面临着另外两大国际工会组织的竞争：即1945年和1949年分别成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WF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简称ICFTU)。前者被称为苏联利益的代表者，后者则具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紧紧追随美国。经过摇摆犹豫之后，IFCTU最终选择拒绝加入这两大组织，声称将奉行自己的特殊政策，坚持“以基督教的社会道德原则”[5](第19页)作为其活动指南。IFCTU作出这种选择，其更深层的原因是加入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将会危及自身的存在。因此，IFCTU在国际工会运动中 是孤立的，尤其在欧洲范围内还存在着与ICFTU的激烈竞争状况下更是如此。由于国际 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规模要大得多，并声称在捍卫工人利益、免受极权主义侵害方面具有绝对领导权，它比IFCTU更能得到较多的西方大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在上述形势下，IFCTU把确保其国际地位作为活动的主要目标，因为在战后的环境下， 得到新建的国际公共机构的承认是可能的。为此，IFCTU首先必须扩大自身的代表性， 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西德和意大利。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就有相对强大的基督教 工会，代表着德国15%的工会会员[6](P.79)。二战后，虽然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对工会联 合运动仍然保持距离，但幸存的早期基督教工会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建立基督教民主 党。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基督教民主党对于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工会从来不感兴趣，因为 那可能造成西德工会联合会的分裂。而在意大利，则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工人支持工会 联合运动。IFCTU曾经认为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不可能长期联合，但1948年意大利天 主教工会一度脱离总工会后，却在工会领袖巴斯多列(Pastore)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 自由工会”，而不是基督教工会[7](第115页)。事实证明，IFCTU在对意大利新的政治 现状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缺乏远见。因此，在欧洲内部，IFCTU始终只在少数国家拥有 成员，其代表性也始终有限。
为了改变上述状态，基督教工会不得不求助于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以获得广泛承认。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主席加斯东·泰西埃(Gaston Tessier)，从1947年起出任IFCTU的主席，他与法国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与1944—1948年、1953—1954年两度出任外长的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荷兰，担任IFCTU秘书长的塞拉伦斯(Serrarens)在外交领域也非常活跃。通过这些个人活动而非制度化的途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和荷兰的外交压力，1947年联合国终于承认IFCTU作为其咨询组织之一[8](P.8)。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承认，这对于IFCTU确立其 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朝向欧洲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中，马歇尔计划是战后欧洲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在欧洲范围内对基督教工会的第一次考验。坚定反共的基督教工会对马歇尔计划持支持态度。1948年3月，为讨论工会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第一次国际工会大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被排除在外)决定建立一个工会咨询委员会来处理相关事务。基督教工会的弱小 从工会咨询委员会的构成上反映了出来：在它的10个成员中，只有泰西埃一个人属于基 督教派别[8](P.8)，但他并不代表IFCTU而是代表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的利益。这说 明当时IFCTU在参与欧洲事务问题上缺少发言权。因此，其当务之急是努力增加自己的 政治影响力，逐步转移到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借 助其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行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大会曾发起一个欧洲运动， 任务是把现存的各种欧洲运动集中起来，协调它们的行动，研究“由欧洲联合所提出的 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9](第55页)。在这场运动中，泰西埃、塞拉伦斯和比利时基 督教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奥古斯都·库尔(August Cool)以及其他基督教工会活动家扮演 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塞拉伦斯还是1949年成立的欧洲联合研究委员会中的荷兰代表，不 仅是其中惟一的基督教工会会员，也是惟一的工会会员[10](P.147-149)。由于他成为 该委员会中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使得IFCTU在欧洲政治论坛上有了一个权威性的声音 。1949年，鉴于自身力量有限，在总结已有活动经验的基础上，IFCTU的理事会正式通 过了以个人联系和经由参加各国在欧洲机构中的代表团来建立正式协商机制的战略，以 期影响欧洲政治[11](P.670)。
通过各种个人活动获得一定发言权之后，IFCTU逐渐以压力集团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事务中，其活动方式也向压力集团所特有的协商机制上发展，这从它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的活动中体现出来。1950年初，高度反教权的瑞士工会建议将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转移给ICFTU，激起了基督教工会的强烈反对。为此，工会咨询委员会决定和ICFTU的领导人进行磋商，IFCTU也以一个组织的身份参与了这些会谈。5月，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转移给了ICFTU的欧洲地区组织[8](P.11)。但基督教工会也或多或少地以特定利益代 表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事务中。因此IFCTU决定继续采取行动以扩大影响， 它要求自己的成员撤离工会咨询委员会，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委员会，并要求得到负 责“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承认。基督教工会的行动带来了与欧洲地区组 织间的新的磋商。虽然最终工会咨询委员会仍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所属的欧洲地区组 织中运作，基督教工会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也仍只有泰西埃一个代表，但由于这是IFCT U在欧洲事务中第一次通过协商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因此，IFCTU的这些活动 证明了其自身确实具有了某些政治影响。IFCTU要学习的将是在舒曼计划的实施中如何 更有效的运用这种影响。
IFCTU在欧洲早期一体化进程中的活动
作为压力集团，IFCTU除了通过其领导人的个人活动与其活动对象建立起非正式的联系外，还必须将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从组织上得到落实，实现制度化和机构化，从而建立起正式的联系。如IFCTU的成员就积极参与到欧洲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或协商 机制中去。在参与欧洲联合的活动中，IFCTU与欧洲机构建立正式联系的方式主要分为 两类：其一，成为欧洲公共机构中国家代表团的成员，并努力扩大代表名额；其二，在 欧洲公共机构中建立起独立的工会咨询委员会。
IFCTU认为欧洲一体化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工人运动的总体利益，因为繁荣发展和就业政策是工会的主要目标。因此，IFCTU能充分认可舒曼计划的基本原则，尤其认可建立一个超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将推进经济扩展，而且将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处理过渡时期随着相关产业一体化而产生的社会后果[11](P.671)。IFCTU当然也清楚在舒曼计划的制订中没有工人意见一席之地的事实，因此，其行动目标首先定位在保证基督教工会代表参与到舒曼计划的运作和实施中去，确保其在一切相关的正式机构 中的地位，以维护基督教工人的权利。IFCTU代表团和舒曼本人就这个主题举行了一次 会议。代表团希望在欧洲机构中有基督教工会成员，同时还希望基督教工会的咨询委员 会得到共同体的承认，而舒曼的意见是，基督教工人在共同体机构中的代表席位必须通 过国家代表团成员的形式获得；共同体中有一个共同议会，是一个包含着雇主、劳工、 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咨询机构[2](P.309-331)，基督教工会只能在那里发挥 自己的咨询作用。
尽管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利益不尽一致，但由于欧洲共同体机构中工人和工会力量十分有限，从实现劳动者的总体团结出发，二者决定寻求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增强工人和工会的影响。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通过会谈达成了在共同体机构中分配代表席位的协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某位成员将进入高级机构，而IFCTU则将为法院提供一名法官。这对IFCTU是极为有利的。但事情的结果是，尽管塞拉伦斯和比利时人加斯东·伊斯更斯(Gaston Eyskens)先后由阿登纳、舒曼等人提名候选，但前者未获得通过，而后者本人又拒绝接受，基督教劳工运动的某位成员进入主要机构的设想落空。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共同议会中的15个工人席位里应有4个属于基督教工会，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诸如不同产业间和国家间“制衡”因素的作用，工人议席的最终构成与协议并不一致：IFCTU不得不作出让步，它的确得到了4个代表名额，但共同议会中工人代表名额的总数从计划的15名增加到了17名[8](P.13)。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官僚机构的任命方面，基督教工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冷落在了一边。1953年底，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共同压力下，为了弥补工人代表名额不够的缺陷，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中建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处理和工会之间的关系。
客观地讲，尽管舒曼计划给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之间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但这只是策略上的，并没有改变两者间关系远非融洽的事实。在欧洲委员会中，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一直是各自为政。1951年，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建议欧洲委员会应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将国际工会运动纳入到它的活动中去，实际上是希望国际工会联合会能获得咨询组织的地位。直到1952年底，欧洲委员会才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提出建立起两个国际工会组织的联合咨询委员会。IFCTU当然是支持这个方案的，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认为联合模式意味着过高承认了IFCTU的地位，因此拒绝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而要求得到单独的承认。最终它们成为欧洲委员会中各自独立的两个咨询组织。
1955年6月的墨西拿会议再次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莫内的行动委员会对此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总的来说，在欧洲联合的讨论中，工会感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但莫内委员会在这方面却是个例外。莫内认为，一旦说服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和工会领导人支持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有可能带来广大的支持者队伍。基督教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因此进入莫内委员会。通过该组织，基督教工会得以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息和基本走向。
尽管IFCTU非常赞同一体化欧洲的构想，但无论是欧洲复兴计划还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其建构之时，工会都没有办法插手其中。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基督教工会，最重要的是在讨论一开始就参与进去。因为欧洲社会经济的联合问题不单纯是政府官员的问题，也不单是少数实业家、银行家的事务，而是整个欧洲大众的事务，尤其是欧洲工人的事务。首先，IFCTU希望在政府间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中有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席位，这个希望只在比利时代表团中得到实现。此外，它还要求被承认为单独的咨询性组织，也未成功。虽然在参与欧洲联合的问题上，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与IFCTU的利益大体上是相似的，但自从在德国形成新的基督教工会以后，两个国际工会组织间的关系大为疏远了，因此，IFCTU无法从自由工会方面获得支持。
1956年11月到1957年初，当欧洲经济共同体草案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讨论进入决定性阶段时，IFCTU尽最大努力使条约草案沿着对工人更有利的方向调整。它主要坚 持新共同体中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应有更大的权力，有权制订能贯彻其意志的经济、社会 政策；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应与执行机构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具有同等的动议权，以此反 映出社会群体的参与。为达到目的，它甚至威胁拒绝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有关条约。1957 年2月，IFCTU与政府间委员会主席斯帕克举行了一次会谈。然而，斯帕克批评各国缺乏 具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欧洲工会活动——这也许是IFCTU在欧洲机构中无法真正发挥作 用的原因。3月25日，6个国家的外长签署了条约。
同在煤钢共同体中的状况一样，IFCTU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一咨询性组织中获得代表席位：总共101个席位中，基督教工会争取到了31个劳工代表席位中的10个[8](P.23)。尽管IFCTU认为工人在新机构中所获代表席位不足，但他们对罗马条约的态度仍是相当平和的。其原因在于，IFCTU对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效果持肯定态度，因而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IFCTU也批评过煤钢共同体中工人代表席位不足和缺乏社会力量，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为工人带来了重大利益，如在社会政策方面，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劳动保护，重新安排劳动力并使之适应新的岗位，修建了 住房等等[9](第117页)。此外，尽管IFCTU并未经过高级机构直接在煤钢共同体中发挥 作用，它相对于工人的影响力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而且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在煤钢 共同体中的合作相当程度上加强了不同国家间工人的团结。
由于在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中都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咨询委员会，为了加强两大机构中工会的影响力，IFCTU也在自身组织结构的改革上做了一些工作。如为扩大基督教工会在煤钢共同体中的影响，1955年建立了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将煤钢共同体中各国的金属工业、矿业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会联合起来并协调它们的行动。从组织上看，该联合会独立于IFCTU，但它的秘书长可以参加IFCTU的联合理事会。为维护经济共同体内基督教工会的利益，1958年5月IFCTU还建立了它的欧洲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3](P.96)，这一组织是IFCTU的一部分，但可以推行独立的政策。这些结构调整表明，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基督教工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IFCTU的活动方式
到1958年，在战后生存几乎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IFCTU设法在欧洲公共机构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相信自己已经极大地超过了其他两个联盟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前者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4](第542页)，在西欧遭到排斥；而后者则因其内部的极不团结，无法有效地影响欧洲政治。所以，应该承认IFCTU的发展成就是显著的。
IFCTU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领导人的外交和政治才能。IFCTU理事会1949年通过的欧洲战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基督教工会的领导人在欧洲运动中展现了其有名的天主教徒个性，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是非正式或半正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精英圈的一部分。有欧洲一体化“教父”之称的舒曼、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也被视为其中的成员，这为IFCTU的领导人展开个人活动提供了某种联系的纽带，继而为扩大IFCTU影响，成为参与正式协商机制的压力集团奠定了基础。
除发挥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和个人联系之外，IFCTU还加强与政党的往来，尤其常常通过基督教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传递其政策主张。自19世纪末期第一个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之时起，基督教工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历史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同质的意识形态。在劳资问题上，它们都秉承1891年教皇通谕的精神，鼓吹在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获得更大的平等。二战后，在所有出现了重要的基督教劳工运动的国家中，都有基督教民主党的存在，他们都致力于劳工运动，给工会领导人进入政府的途径并支持基督教工会更广泛的发展。就像左翼政党支持并与左翼工会联合一样，基督教民主党支持并与基督教工会联合。战后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荷兰和瑞士，“平行但高度互锁”[12](P.304)的工会和政党网络发展起来，而像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冲突持续的国家中，政党和工会的联系较少，但也仍然有着作用重大的个人联系。例如，正是在泰西埃的提议下，1924年法国才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民主党[13](第60页)，这种历史渊源使得两者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战后。甚至在基督教工会相对弱小的国家，二者也保持着联系。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相对保守，它还是拥有一个叫“基督教民主派雇工社会委员会”[14](P.38)的劳工派别，而且还是该党内组织程度最高的团体。当然，二战后的各国基督教民主党已不再是教派党，他们更多地是从广泛利益角度来处理和基督教工会关系问题的。
虽然各国的基督教工会与基督教民主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除了经由非正式的会议，诸如天主教组织领导人会谈或基督教劳工运动国际联合会议进行接触之外，其国际组织IFCTU和各国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并无正式的制度化联系。就这些会议本身而言，并没有重要意义，但的确提供了沟通、讨论的机会，IFCTU在欧洲联合过程中争取发言权的活动也的确得到了基督教民主党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在联邦德国，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对于IFCTU试图鼓动建立基督教工会极为不满，但IFCTU在说服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阿登纳相信，应把IFCTU中天主教方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因而，促使阿登纳考虑在煤钢共同体中照顾IFCTU的要求，甚至支持塞拉伦斯进入高级机构。就这一点来说，确实是大大超过了IFCTU在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所要求的范 围。
IFCTU借助个人活动和同质政党的政治支持在欧洲机构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机构中的地位并未最终明朗化。同时，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内的基督教工会还是不得不对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竞争，后者认为基督教工会在联合咨询委员会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不仅如此，从各方面来看，基督教工会在欧洲公共机构中事实上的贡献和影响力都还是极为有限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分裂和竞争以及基督教工会本身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使得基督教工会在其活动中以走上层路线为主，缺少工人群众运动与之相呼应。这种状况使得IFCTU对欧洲政策决策机构难以形成重要的、直 接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其基本上被排除在有关外交和经济事务的部门之外。正因为如 此，对IFCTU而言，达成罗马条约的谈判过程似乎比其内容意义更加重大。可以说，与 欧洲地区的其他工会组织一样，基督教工会在塑造一体化欧洲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了一个边缘化参与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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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提高质量。设立省级高等教育质量督导机构，构建“省—校—系”三级质量督导联动工作机制正是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创新举措。文章对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功能作了初步探讨，并提出了构建和完善这一机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联动工作机制
［作者简介］陈文贵（1979-），男，四川筠连人，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评估与质量管理。（天津300171）梁福成（1962-），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天津300387）穆树发（1964-），男，天津人，天津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天津300050）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029-02
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现阶段的重点任务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社会服务能力。高等院校渴望获得更大的办学自、充足的经费支持和有效的政策保障来提高质量；而当前国情下，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则希望通过愿景规划、执行文件、经费划拨等管理手段令行禁止地调控高等教育发展走向。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优化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推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逐步“去行政化”，扩大高校办学自而又不被滥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尚未实行国家层面的督导制度，但评估制度却是国家宏观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之一，尤其是2003年启动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后，促使各高校积极探索和建设本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于是国内大部分高校随即先后设立了校级和系（院）级教学质量督导组（团、委员会），即高校内部的教学质量督导机构。笔者认为，倘若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省级高等教育质量督导组织，实行“省—校—系”三级督导联动工作机制，将有助于搭建起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与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沟通桥梁，有助于平滑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对接通道，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如图1所示。目前天津、陕西、四川、贵州、广东、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已成立高等教育质量督导组织机构①，开始探索和尝试这一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新机制。这项举措不仅有利于政府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提高科学化调控水平，同样也有利于调动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大胆进行改革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
一、三级督导联动机制的含义及内容分析
1.三级督导及其相互关系。三级督导指的是省级督导、校级督导和系级督导。如30页图2所示，省级督导负责辖区内高校全方位、前瞻性、引领性、关键性的督导工作，具体应由相对独立的省级教学质量督导机构履行，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校级督导由各高校自行组建，负责督促、指导本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对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或相应校务工作机构）负责。系级督导由各高校二级院系组建，负责检查、督促、指导本院系各项具体教学活动，以期达到所在学校和院系的教学规范、质量要求和发展期望，直接对院系教学工作委员会（或相应院务工作机构）负责，间接对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三级督导的主要职责是分别对政府主管部门、学校领导及职能部门、院系领导班子起咨询建议、智囊参谋的作用。三级督导相互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业务上省级督导可以指导校级督导、系级督导，校级督导可以指导系级督导，相互间开展紧密型业务研讨、协作。三级督导之间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出意见、建议。
2.三级督导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机制是制度化了的一套方法。联动工作机制则是指在工作中两个及以上系统彼此关联、相互产生能动影响的一套方法制度。在“省—校—系”三级督导联动机制中，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包括三方面，具体如图2所示：（1）省、校、系三级督导之间的联动；（2）各级督导与督导对象和对口负责机构的直接联动和交叉间接联动，涵盖了学校内部督导与学校外部督导的联动；（3）督导工作本身与政策保障之间的联动。
当前，世界工程实践教育发展方兴未艾。人类已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创新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的共识。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主要任务。而创新始于实践和源于实践。创新以实践为基础，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工程实践教育是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加强工程实践教育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共识。例如，德国就提出了工业4.0的发展战略，这也标志着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它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工业发展的场景，即利用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智能化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性控制转变，最终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模式。由此，工程环境也向显著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变化。同时它要求培养具备跨学科合作能力、又具有系统工程思维的工程师人才。
为此，工程实践教育须树立大工程观的理念，通过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实践平台，推行多元项目教学，打破学科壁垒、回归现代工程的生态环境，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工程技能型人才。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工程实践领域的应用而诞生的现代工程愈来愈显现出科学性、社会性、实践性、创新性、复杂性的诸多特征，对现代工程素质培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朱高峰院士将此归结为知识、能力和道德三个方面。即要求工程师不仅需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掌握人文科学知识，不仅拥有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还需要拥有知识获取、组织管理、综合协调、语言沟通、社交创新等能力，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还需要拥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良知。因此工程实践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同时又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工程意识、发展意识、现代意识、职业伦理等综合素养的工程师和工程学家。适应这一培养目标要求，现代工程实践教育正在朝以下趋势发展：
(1)大工程观视野：即不仅需要验证实践，也需要创新实践;不仅需要学习工程科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学习人文社科知识;不仅需要理工学科学生培养工程技能，也需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接受工程体验和工程训练，这是一种更加开放的工程师教育。
(2)以高层次、高素质、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培养作为目标定位：这也要求高校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将实践教育的育人理念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
(3)树立通识教育理念：工程实践教育仍未脱离通识教育。按照目前国际工程教育两大互认体系的认证标准，国际工程教育不仅涉及到科学与工程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教育，也包括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综合能力、管理能力、责任意识等，具有明显的通识教育属性，而并非简单的一个实践教学环节。
(4)具有多层次、宽领域的实践特性。工程实践教育既包括校内的实践环节，也包括校外的实习、实训以及校内外的研发、设计项目等，这些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同时工程实践教育涉及国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教师、学生等多个组织主体和个人，包含产学研的多个领域。
(5)强调实践特性，着力现代工程训练。工程实践教育面向工程实践，直观性是其显著特性。通过工程实践，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精神。工程实践教育并不局限于技术内容上的实践教学，更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手段。不仅职业技能培养需要实践教学，就是一些基础理论，也需要进行实践验证和工程体验。
(6)结合高校特色来定位和开展。实践教育要有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并将这些理念和模式反映到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中，进而形成自身特色，形成不同竞争优势。其次，工程实践教育要充分融入到行业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中。使工程实践教育更能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需求。
工程实践教学是工程实践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工程实践教育的重要抓手。做好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同样也是工程实践教育质量监控和保障的重要一环。依据当前工程实践教育的发展趋势，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须树立大工程观视野，以明确的人才培养作为目标定位，提高信息化水平，走开放督导之路，全员、全环节、全领域督导，构建开放督导新格局，构建全生态督导工作平台，注重人员、职责、机构、制度、理念、方法、模式、评价等要素的全方位创新，充分发挥督导工作在教育质量监控和保障中的功能和作用，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
二、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体系构建
(一)传统教学督导工作体系架构
自1989年我国教委督导司的成立，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再到2012年《教育督导工作条例》施行，我国教学督导工作已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工作体系，为高校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的教学__督导工作体系包括督导组织主体、督导对象、督导客体、督导内容、督导方法、督导模式、督导动力、督导目标、督导评价等要素，基本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二)互联网思维观照下的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体系构建
当前，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普适计算、泛在网络已经广泛存在于生产、生活和工作领域各个方面，由此推动了知识社会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驱动新常态创新2.0，并与互联网技术互动催生了经济发展新形态，它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工作和生活方式。以互联互通网状思维为样本、以全生态为世界观、以价值环流思维为方法论、以求真、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为精神特质、以大数据在线模式、世界伦理社会化为时代标志的互联网思维正在形成。其实质就是用户利益最大化。
在这样一种思维观照下，教学督导工作可以看作是一个产品。它必须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最大满足教师和学生的发展需求。首先要树立网状思维和全生态工作观。这要求督导工作一是要将与督导工作有关的教、学、管各环节有效连接起来，实现各环节的互联互通，二是将督导工作各利益相关者有机联系起来，重塑一种全员的督导工作新生态;其次，求真、开放特质要求督导工作必须基于开放的督导工作环境，实现督导资源的最佳配置;再次，平等、协作、分享要求重塑督导工作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构建平等的督导共同体，以协作精神实现对督导资源的分享，在线互动服务是保障;最后，世界伦理社会化要求期刊必须把督导工作置于世界工程实践教育的大视野中建章立制。在互联网思维观照下，应构建新型的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新体系。
三、现代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体系的实施路径
(一)以人为本，以工程实践技能型人才培养作为目标定位
构建现代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体系，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目标定位问题，这也是开展督导工作的原动力。传统督导工作常常反映出工作目标定位模糊、工作范围过窄、工作职能不能完全履行、督导功能错位，督导主体、督导对象常常呈现出对立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督导工作目标定位不准有关。从日常工作内容来看，督导工作主要是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训练)教学进行随堂听课，对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进行督查。通过以督促导，以导引督，目的就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高校教学管理水平，而最终目标还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合格人才。定位这样的工作目标，自然要求我们不仅重视对教师的教学检查和督促，更要重视对教师的评价和引导;不仅要重视评教，更要重视督学和督管，使教、学、管相结合;不仅重视日常的检查和听课，更要重视专项督导和专项调研;不仅要重视现状督导，更要重视发展性督导。有效化解督导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对立。
树立人才培养的督导工作目标，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观念，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使教师教学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也要实现教师的全面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工作目标。将教学督导工作中的督导主体和督导对象、督学管有机统一于人才培养这一工作目标，实现和谐督导。努力创建督导主体有权威性、教师有主动性、学生评教学习有积极性、管理者有信任感的良好督导工作局面。这和工程实践教育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因此，教学督导工作目标定位必须因循现代工程实践教育的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坚持实践特性作为督导工作的本质要求
工程实践教育的核心是实践性，工程实践教学的核心也在于课程应体现工程的实践特性，而不应过分强调学科的完备性。近些年，由于我们在实践教学中过分强调学科的完备性，而忽视了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且验证实践多、研究设计实践少，学生普遍存在动手能力不强的问题，以至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单科性知识掌握较为丰富，但不懂如何应用，工作视野狭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从而也制约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工程实践教育的实践特性决定了工程实践教学督导工作更应注重实践环节、实践内容和实践结果的考察。不仅要督导教师的教学实践，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实践，同时也要重视教学管理者的教学管理实践;不仅要督导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更要考察教师的生活实践和督导工作环境;不仅要注重现实督导工作实践，也要注重网络媒体、微课等网络教学实践。对学生的实训实习教学，不仅要注重考察学生对理论掌握的熟练程度，更要注重学生对工程实践技能的培养和运用，并且要把学生对工程实践技能的培养和运用作为教学工作的成效。不仅要重视学生对工程实践技能的培养，更要重视教学对学生设计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围绕实践特性构建教学督导工作环节和步骤。
坚持督导工作的实践特性，就必须改变督导工作理念和方式，在实践中督导，通过督导来推动实践，实现教、学、管的有机统一。坚持督导工作的实践特性，就必须加强高校同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紧密联系，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包括教学督导人员能够在生产一线掌握实践技能，熟悉生产流程。高校可聘请企业人员兼任督导员，也可通过与企业的产学研结合，让学生教师参与其中，在项目合作中实现教育，在项目合作中完成督导。高校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培养人才，开放办学，其中实践环节是绕不过去的门槛。坚持教学督导工作的实践特性，和现代工程实践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构建全生态的督导工作网络平台
新媒体技术的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各种媒体技术的不断融合，不仅为工程实践教学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教学手段，也使教学督导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实现。加强教学督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不仅是工程实践教学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是督导工作自身发展的需要。快捷的信息获取和渠道、便捷的信息交流方式更容易为教师和学生所接受，同时模拟和仿真技术为工程实践环境再造和设计研究环节的实践教育提供了无限可能。按照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内涵，督导工作也是一个集督教、督学、督管多环节，集国家、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督导主体、教师、学生、教学管理人员等多主体的全生态、全环节的工作体系，要打造这样一个全生态工作体系，就只有借助网络新技术，打造一个能够为各方所接受、又便于各方开放交流获取的网络平台。信息化建设是打造教学督导工作网络平台的助推器。
为此，教育部曾于2014年2月下发了《深化教育督导改革转变教学管理模式的意见》，其中就提出了深化教学督导改革、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但各高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层次不一，不仅严重滞后于信息技术发展步伐，也滞后于工程实践教育的发展实际，更不能满足广大督导工作者、教师、学生的工作和学习要求，制约了教学督导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高校受机构设置的种种限制，缺乏专门的教学督导工作网站，许多高校的教学督导网站挂靠在教务处或相关机构;仅有少数高校和地方高职院校设置了专题督导网站。即使设置了网站的高校，也仅仅以信息和反馈为主，不仅缺乏对数据信息的快速处理能力，也缺乏动态的在线互动和交流。静态展示多、互动交流少、版块内容少、模式单一，信息的更新速度也十分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教学督导工作要求。
同志们：
为确保全县教育活动取得实效，进一步加强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县委决定向县直有关单位派出督导组。县派督导组是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了解基层情况的重要渠道，实施有效领导的参谋助手，也是各单位党委（党组）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帮手。可以说，督导工作对领导小组的工作、对全县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效都有着重要影响。下面，我就贯彻县委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做好督导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督导任务要明确
这次教育活动督导工作的主要任务概括的讲，就是要做到“五个好”，务必取得预期的成效。
一是收集了解好情况。督导组要深入基层，深入党员群众之中，认真了解所去单位的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基本情况，全面把握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总体情况，及时掌握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要与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保持经常性联系，对涉及先进性教育活动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汇报，对那些带有政策性、倾向性的问题，要深入研究，及时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为领导小组科学决策提供准确充分的依据。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与督导组的联系，认真综合督导组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及时提出建议，向领导小组报告。
二是总结推广好经验。督导组要鼓励各单位在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精神，落实县委要求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内容、方式和载体。要充分尊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和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典型人物，并及时进行总结。要把发现的典型，及时向所去单位党委（党组）推荐，向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进行宣传、推广，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
三是进行好具体指导。督导组要善于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深入研究问题，及时向所去单位党委（党组）提出推动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要扩大指导面，深入基层时要结合实际，进行面对面的分类具体指导。要及时传达中央和省、市、县委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要求，与所去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和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沟通商量，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不出偏差、稳步推进。
四是严格审查好评估。在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每个环节，督导组都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认真把好关，如果某个阶段、某个环节预定的时间不够，可适当延长。每个阶段转段时，各有关单位都要认真总结、写出转段申请。督导组要审查把关，同意后报县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在先进性教育活动基本结束后，督导组负责组织群众满意度测评，并协助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对所去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检查验收。
五是搞好督促检查。这项职责是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环节。督导组要重点督查领导责任是否落实、领导带头是否体现、工作力量是否有力、各项措施是否到位、突出问题是否解决、活动成效是否明显、各项工作是否得到促进。督导组要参加各单位党委（党组）研究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党委（党组）会，督促领导干部落实领导责任、落实带头参加教育活动的各项措施。要经常到派驻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督促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并培训好骨干力量。要深入实际，解剖麻雀，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找出对策，督促尽快解决。督导组要把督查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坚持原则不动摇，严格标准不降低，严格要求不放松。使督导的过程成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过程，确保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扎扎实实、不走形式、取得实效，实现学习教育与推动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二、督导方法要科学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一个督导组负责10个左右单位的督导工作，涉及面比较大，任务也比较重，必须注意工作方法。在这方面，市委督导组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一到××，就审核方案，动员讲话，提出要求。大家要认真学习、借鉴，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开展工作，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各项督导任务。
一是要依靠各级党组织。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组织实施的。各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的是由党委（党组）负责，但督导组也负有重要责任。督导组要在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紧紧依靠所去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工作。尤其是督导组组长和党委（党组）书记，要在总体部署和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形成齐抓共管、协调配合的整体合力。既要多出点子、出好点子，又不能包办代替；既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善于把自己的意见转化为党委（党组）的决策，推动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二是要认真履行职责。作为县委派出的督导组，大家要紧紧依靠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工作，但不是简单地被动依靠，更不是无 所作为。每个督导组都要按照五项任务的要求，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积极发挥作用。要摸实情、讲真话，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当好参谋助手。要沟通信息，上传下达，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坚持原则，严格标准，认真审查把关，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三是要积极探索创新。过去，我们在党内开展过一些集中教育活动，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但这次集中教育活动与以往相比，教育对象有新的特点，指导原则、目标任务和教育内容都有新的要求，工作中会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督导组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确定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指导原则、总体安排的前提下，善于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总结新的经验。大家在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步骤、各个环节，既要督导各地各单位坚持中央和省、市、县委总的要求不变通、不走样，完成好“规定动作”，又要督导各单位从实际出发，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载体，做好“自选动作”。既要督导好先进性教育活动，又要积极探索开展督导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力求教育活动和督导工作都创特色、出经验、见实效。
四是要突出工作重点。督导组要做好工作，必须抓住关键环节，突出工作重点。比如，要重点抓住对单位党委（党组）成员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督导工作，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表率作用。又比如，要重点抓住分析评议这个关键阶段。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三个阶段都非常重要，哪个阶段走了过场，都会影响整个教育活动的质量。特别是分析评议是整个教育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督导组要切实加大对分析评议阶段的督导力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再比如，要抓住可能影响全局、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与所去单位党委（党组）共同研究解决。总之，要突出重点、抓好重点、突破重点，牢牢牵住“牛鼻子”，不断提高督导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五是要注重调查研究。督导组到一个地方、部门或单位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就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始终。要经常深入一线，尽可能多地接触党员、干部和群众，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增强做好督导工作的针对性。要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党员群众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调查形式，对各方面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带着问题深入基层调研，在基层、在党员群众的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地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
三、自身建设要加强
督导组指导督促别人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人家保持先进性，首先自己要做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率，把开展督导工作的过程当作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过程，始终带头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此，要把加强督导组自身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
第一，要振奋精神。督导组虽然是一个临时机构，但对全县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效的影响是重要的，对我们每个同志锻炼成长的影响也是长远的。能够亲身参与这样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组织上对大家的高度信任，是对我们自身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一次更为直接的教育和考验，更是一次学习、锻炼、提高的难得机会。大家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主动、尽职尽责地完成好县委交给我们的任务。督导期间，大家都要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专职专责、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搞好督导工作。
第二，要注重学习。督导组要把学习摆在首位，贯穿督导工作始终。要认真学习同志在中央保持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和《同志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学习曾庆红、吴官正、贺国强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央下发的《意见》，学习省、市、县委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省、市、县委的《实施意见》、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方案》，努力做到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些。要通过深入学习，充分认识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四个一”的指导思想、“四句话”的总体目标、“五个坚持”的指导原则、“三个批次、三个阶段”的方法步骤、“六个贯彻始终”的工作要求，真正成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行家里手，牢牢把握做好督导工作的主动权。要在督导组内部创造一种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为搞好督导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次派出的所有督导组成员，还要参加第二批或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大家要抓住这次参加督导组的难得机遇，边督导、边学习，把握政策，掌握方法，为搞好本单位的教育活动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第三，要加强团结。搞好团结是我们做好督导工作的重要保证。督导组的同志来自不同单位，一定要注重团结、增进团结、搞好团结。每个督导组都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增强大局意识，既要分工负责，又要密切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大家在思想上要经常交流，工作上要相互支持，生活上要相互关心，重要问题集体研究，团结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把督导工作做好。这次选派的督导组组长，都是科级干部，经验丰富、素质很高，督导组的中青年干部要虚心向他们学习，遇事多向他们请教。
第四，要严格自律。督导组是县委派出的，督导组的工作如何、督导组成员的作风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所去单位教育活动的成效，也直接影响到县委的形象。大家要自觉遵守督导人员守则和廉洁自律方面的规定，下基层时要轻车简从，谢绝宴请，不给单位增添麻烦和负担。每个督导组都要建立学习、议事、请假等制度，成立临时党支部，坚持正常的组织生活。各单位要对督导组的同志多关心、多支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条件。督导组成员各派出单位要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解除后顾之忧。
四、明确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组织党员学习问题。抓好党员的学习，是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基础。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抓实、抓紧、抓好党员的学习。在学时安排上，县委结合实际，明确要求集中学习时间一般不得少于40学时。春节前，以自学为主。各单位要制定学习方案，明确学习要求，确保学习人员、时间、内容、效果“四落实”。从2月16日开始，各单位要安排10天时间采取半日制的办法进行集中学习。这些要求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学习形式上，主要是读原著、专题讲座、看录像、请基层优秀党员作报告，各单位可从实际出发，创新学习方法和形式，确保学习质量和效果。在学习内容上，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书记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和《同志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学习曾庆红同志、吴官正同志、贺国强同志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央20号文件、《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和，学习省、市、县领导的重要讲话和省、市、县委重要文件。
（二）关于明确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具体要求的问题。对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总书记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和中央20号文件，已经从理想、信念、宗旨、作风等方面作了很好地概括。这个概括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体现了的规定，是对全体共产党员的总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我县实际，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意识为重点，以解决作风问题为突破口，以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为关键，对第一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县直机关单位的党员保持先进性提出原则要求。各单位要按照总书记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和中央20号文件的基本要求，在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不等不靠，积极探索，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在教育活动的第一阶段拿出一个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群体特征、符合本行业特点的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使广大党员在分析评议时有标尺，在整改提高时有方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规范行为的准则。
（三）关于上级党组织对下一级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的问题。这项工作，原则上在巩固扩大整改成果工作结束时进行。对县直各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以及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总体评价，由县委督导组组织群众进行满意度测评。测评前，各单位党组织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下级机关、单位和党员、干部、群众通报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情况、整改情况和解决问题的情况。督导组要在所在单位党组织通报情况的范围内随机抽样调查，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要向群众通报。群众满意度达不到三分之二的，要重新进行“补课”。
（四）关于督导组工作上的一些细节问题。一是进驻时间问题。按照县委要求，各督导组要尽快到位。由于各单位召开动员会的时间不同，各督导组必须在派驻单位动员会前两天到位。会后，各单位要主动和督导组取得联系，共同确定进驻时间，研究下步工作安排。
二是近期任务问题。督导组到位后，近期主要任务是审核好工作方案、督导好一个动员会、准备好一个讲话。
1、要审核好工作方案。要认真对照总书记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主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省、市委文件精神和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要求，是否符合本单位实际。具体讲，主要看三个方面：
一看，领导带头的措施是否落实。主要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在下功夫抓好本单位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同时，是否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教育活动，是否带头参加学习，带头给党员讲党课或作专题报告，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
二看，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否找准。这些问题包括：党员和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党风、政风、行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影响本地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本单位内部管理方面突出问题等。同时，还要看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力。
三看，各项保证措施是否到位。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领导责任制、党员联系点制度、督促检查制度、群众监督评价制度、成果验收制度等。
2、要督导好一个动员会。就是督导各单位认真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尽快召开动员会。同时，还要看一看党委（党组）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稿。
3、要准备好一个讲话。督导组要参加各单位的动员会，督导组长要结合联系单位实际作简要讲话。
四是督导组的联系问题。今后，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和大家的联系工作，主要由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来承担。为了便于大家联系，我把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成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我兼任，副主任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宋善玺同志兼任。办公室下设联络指导组、宣传报道组、综合材料组、秘书组和后勤保障组。联络指导组主要负责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指导和协调等；宣传报道主要负责新闻宣传报道等。综合材料组主要负责领导讲话、文件、综合报告的起草，简报的编发、信息的上报等；秘书组主要负责公文运转、资料收集、上传下达等；后勤保障组主要负责对市派我县督导组的食宿安排、编制预算、购置办公用品，确保活动正常开展等后勤保障工作。各督导组到位后，要将联系方式向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一下。要及时上报信息，把各单位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进展情况和典型经验及时报上来。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与督导组联系、沟通、协调的工作制度。联络指导组要主动加强和督导组的联系，及时了解情况，做好服务工作，帮助解决问题。
一、州迎国检倒计时工作领导小组
州“两基”迎国检倒计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接待、文秘资料、经费核算、督导检查、宣传报道6个工作组，州“两基”迎国检倒计时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统一组织领导，统一协调实施。州迎检办负责对各工作组倒计时工作进展情况的督办和情况通报。各工作组要根据本方案明确的职责和倒计时安排，细化分工，职责到岗，责任到人，既要各司其职，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又要互相配合，相互协调，全州一盘棋，确保顺利通过“两基”国检。
二、分组及工作任务
1、综合协调组
组员：州政府办公室、州教育局、州发改委、州财政局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任务：
1、综合协调，组织实施全州“两基”迎国检工作；负责向省政府、省教育厅上报有关文件；制定《州接受国家“两基”督导检查工作手册》，统筹安排国家督导检查组在期间的工作安排，时间表、路线图。
2、与教育厅、省政府办公厅、州“两基”迎国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衔接，联络迎国检工作相关事宜。
3、协调安排“两基”国检汇报会、总结会等会务具体事项；负责协调有关单位落实国检过程中安全保障事项。
4、协调安排国家督导检查组、省上领导来检查工作过程中州内陪同领导和工作人员等。
5、落实国检组工作、警务用车；综合协调其他五个组的工作。
2、接待组
组员：州政府办公室、州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任务：
1、按照综合协调组的统一安排，负责制定国检专家组接待方案，按程序及规范要求对礼仪、服务及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2、落实国检组成员的接站、住宿、餐饮、宴请、参观、送站等具体事项；安排国检专家组工作室及国检过程中活动安排等具体事项。
4、统筹安排接站、检查、参观考察、送站等国检过程中的车辆。
5、落实国检组工作用品、纪念品，预订返程车票等事项。
6、国检组专家安排一一对应的联络员，提供周到及时服务，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3、文秘材料组
工作任务：
1、按照综合协调组的统一安排，负责拟定我州“两基”工作情况汇报稿等，安排落实财政、发改、人事、审计等部门“两基”工作情况汇报。
2、草拟迎国检期间有关文件、请示等文稿。
3、安排专人负责“两基”国检汇报会及检查过程中质询问题的记录整理等，按国检组要求及时提供所需的相关材料及表册。
4、审查各地“两基”工作报告及“两基”情况统计表，指导各县(市、行委）做好迎检工作。
5、准备国检所需档案材料、编印材料清单、州情介绍等有关材料。
6、7月15日前编印完成“两基”工作画册。
7、7月15前完成“两基”工作展板。
8、安排专人负责国检组材料文稿打印。
9、编印《州“两基”迎国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两基”工作情况汇报》、收集和编印《州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材料的单行本。
4、经费核算组
工作任务：
1、按照综合协调组的统一安排，负责协调财政、审计、发改、税务等部门做好教育经费投入。
2、协调财政核算—年义务教育经费“三个增长”情况；核算全州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征管用情况；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明确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教育的比例；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策的情况等。
3、协调审计提交—年教育经费审计报告，督促各地补齐欠拨教育经费或作出补拨承诺。
4、落实国家、省政府、州政府各项教育工程资金的情况，实施中小学校舍建设和学校布局调整工作的情况。
5、督导检查组
工作任务：
1、按照综合协调组的统一安排，草拟《州“两基”工作自查自评报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情况登记表》。
2、拟定“两基”迎国检工作实施方案。
3、制定“两基”迎国检倒计时工作安排。
4、召开“两基”迎国检培训会及督导人员会议。
5、组织对各地落实整改情况的检查，指导各地做好学校校园整治、常规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
6、督促指导各地自查自评和整改达标工作。
7、督促指导各地做好“两基”工作汇报材料、接待及检查线路、展室、专题片等工作。
8、督促检查各地“两基”迎国检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9、教育项目实施，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接受国检组质询和有关问题的答复。
10、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解决大班额问题的思路，办法和措施。
6、宣传报道组
组员：州委宣传部、州文体广电局、州教育局、电视台、柴达木报社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任务：
1、按照综合协调组的统一安排，制订“两基”国检期间宣传方案。
2、协调落实日报、教育、柴达木报及相关门户网站等媒体上的宣传报道；指导各地做好迎国检宣传工作。
3、编印州“两基”国检专题简报”；协调德令哈市做好市区、车站、广场等重点场所悬挂“两基”工作宣传标语。
4、协调落实电视台播放“两基”工作专题宣传内容。
5、协调落实新闻媒体及记者对国检汇报会、总结会、督导检查等重要活动的宣传报道；制作国检组专家在工作专题相册。
三、建立“两基”迎国检工作联系制度
为充分发挥州“两基”迎检办作为州委州政府在“两基”迎国检工作中的参谋助手作用，指导、督促各地认真做好“两基”迎国检工作，建立“两基”迎国检工作联系制度，州迎检办负责人定点联系全州各地，相关联点单位抓好工作落实。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州委、州工商局、州教育局、州监察局、州妇联等联点单位抓好工作落实；
州地税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编办、州财政局、州委宣传部、州扶贫办等联点单位抓好工作落实；
1.1对教学模式的理解
教学模式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集中体现。不同的教学模式会出现不同的教学效果,教学效果反映掌握知识、能力和态度水平的人才质量,其中能力包含工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适应社会能力等。国际社会科技不断进步,特别是我国文化、科技、生产正处在高度发展期,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好形势下,为适应社会发展,人们需要广泛涉猎各种高质量优质的科技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己,加强自身修养,适应社会需要。为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现代高等教育的任务除了向学生传授广泛的学科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提高能力,即教学质量主要应该是能力,能力保证学员在实际的社会和企业背景环境下的团队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轻能力培养,课程教学与实践脱离的传统教学模式,只能是“高分低能”或“虚分无能”的结果。因此,围绕着高等教育以提高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中之重。现在的高等职业教育推行的课程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技能培训与考证相结合以及顶岗实习、校企联合开展的订单式培养等,都是为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所进行的教育模式改革;CDIO工程教育理念、“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行为导向教学法”等都是以提高能力为目的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它们共同特点是通过一个与实际应用相关的事件（案例、项目、任务、行为等）的组织活动,将课程内容知识和实际应用有机结合,学生作为事件的实施者,在事件的组织活动中完成课程学习,简称为“做中学”。“做中学”教学模式改革一方面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积极性,同时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协调能力。
1.2基于网络环境下开放大学“立体化”教学模式概念
“立体化”教学模式是指构建课程与课程之间、课程与实际应用之间、跨专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立体化”的教学模式。任课教师在讲解课程内容过程中,通过讲解专业课程之间相互关联关系、课程内容在实际生产或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及跨专业间相互关联的知识,“关联”的目的是了解和掌握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即学员通过相互关联“立体化”学习,不仅可掌握课程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知识的应用。这里,基于网络环境下“立体化”教学资源是指运用信息化网络技术,通过资源共享、创建知识点、链接方法将课程与课程之间、课程与实际应用之间、跨专业之间相互关联知识相互链接,形成“立体化”的网络教学资源。授课教师和学员可用“立体化”的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立体化”的教与学。基于网络环境下开放大学“立体化”教学模式是指开放大学授课教师利用“立体化”网上教学资源,将课程教学与生产实际、行业资格和企业技能培训、案例教学相结合,形成现代远程教育的“立体化”教学的教学模式。
1.3“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1.3.1改革课程体系、结构与内容
改变偏重科学知识、轻视实践训练,偏重专业知识传授、轻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偏重专业教育,轻视人文、经济、环保作用的传统培养模式,构建新的课程体系。调整专业教学计划（规划）结构和内容。传统教学计划结构包含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集中实践性环节等,集中实践性环节多数是实习和虚拟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计划结构中应增加非学历教育课程（如行业资格考证、企业技能考证等培训课程）模块;在课程上应增加专业拓宽知识、实践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实践性环节增加案例（项目、实际应用等）教学实践活动内容;专业课程教材结构体系采用模块化（基础知识模块和实际应用模块）设计编写;适应“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形成。
1.3.2创建“立体化”网络教学资源
运用信息化网络技术,通过资源共享、创建知识点,通过链接方法将课程、成熟的案例（项目）、行业资格和企业文化技能考证课程、实际产品生产过程实例、跨专业之间相互关联知识等网络教学资源相互链接,构建“立体化”网上教学资源。成熟的案例（项目）和实际产品生产过程实例等内容可作为专业教学过程中共用网上资源,供各专业课教师教学使用。
1.3.3改革评价教师的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观念,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制定以提高学员“能力”为导向课程教学和导学方案。制定评估教师工作质量的新标准与分配制度;教师需经常参加社会实践,去行业、企业锻炼,注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提高实践能力;转变教学理念,提高行业资格和企业技能等相关证书的非学历培训教学能力;聘请有实际工程经验的工程师来校教学和指导。
1.3.4加强与支持联盟合作
依托各种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不断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在教育部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协调支持下,成立相关支持联盟。与高校合作建立大学支持联盟、与行业协会合作建立行业支持联盟、与大型企业合作建立企业支持联盟、与城市建立城市支持联盟。为不同学习主体提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和不同类型的高质量教育服务,满足学习主体在职、在校、在家,以及随时随地的学习需求。
1.3.5拓展网络平台功能,提供终身服务
增加毕业生毕业后后续跟踪服务。在现有的在线学习平台上,创建一个后续跟踪服务模块。该模块主要为毕业生提供在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互动平台,为毕业学员提供后续跟踪服务。另外也可上传实际生产或工作中的成功案例或项目资源,供教师和在籍学员及时了解、学习新的科技发展和应用内容。
1.4“立体化”教学模式特点及改革的意义
一方面,“立体化”教学模式突出“关联”特点。“关联”包含:课程之间的关联,了解本课程知识点需要哪些其它课程知识做基础及知识点在后续课程的应用;课程与实际应用（实际产品生产、案例、项目等实际应用）关联,掌握课程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课程与行业资格和企业技能考证关联,指导学员考证;跨专业关联,提高学员综合（复合）应用能力。特别是非学历培训学员,在学习培训课程过程中,容易复习相关专业课程知识。另一方面,“立体化”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在了解和掌握“立体化”的学习方法后,充分运用“立体化”网上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最后就是有了网络环境下“立体化”教学资源,就有了相关实际应用的各种教学实例,“立体化”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便于实施。构建“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意义在于:一是提高学员实际应用“能力”,提高教学质量。通过“立体化”教学模式下立体化的“教与学”,特别是“立体化”网络教学资源,有利于学员了解和掌握“立体化”的学习方法。不仅可提高综合知识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实际工作中合作协调能力,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二是提高教师课程教学和非学历培训教学水平,保证教学质量,促进和推动承担非学历教育任务。三是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依存,有利于开放大学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实现,促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四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改革创新,提高办学质量。
2新任务、新模式下开放大学教学评估督导改革构想
2.1明确教学评估督导标准内容,强化教学模式实施
以往,电大远程教育课程建设及教学评价基本依据是“广播电视大学课程标准”。课程标准从课程总体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资源、教学条件、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等七方面对课程建设、课程教学实施与课程评价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一级、二级指标和相关的标准内容。但从标准内容上来看,对一级、二级指标只是提出宏观上的要求,如“在课程教学模式探索和学习模式引导方面有创新；突出应用技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应用性、区域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处理得当”、“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方案科学合理,有新意;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体现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的成果和手段；采用多种测评方法和手段进行考核”等。在教学评估督导检查过程中,由于标准内容不明确,电大系统各校的教学落实情况各不相同,没有一个参照物,最终教学效果究竟如何很难评估确定,教学质量无法保障。开放大学的督导,应在继承电大分级督导经验基础上,按照新的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具体实施标准。例如:按照基于网络环境下开放大学“立体化”教学模式,制定上述相关的宏观指标的具体标准内容,教学评估督导按照具体实施标准和要求检查监控,不仅便于教学评估督导,同时可强化教学模式实施,确保教学质量。因此,按照开放大学任务和战略目标,确定总体质量标准,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制定教学评价具体指标,明确课程教学评估督导内容,以确保教学督导工作的有效性。
2.2强化教师督导,保障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与多种因素有关,除了教学硬件、教学资源、教学模式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学经验、教学理念、责任心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普通高校教学督导工作重点在教师上,但电大教学评估督导按照“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教学评估督导工作规范”,工作重点是开放教育教学过程各环节的组织、管理、落实等情况及效果。开放大学的新任务、新模式,对教师工作督导非常重要。教师督导主要工作是督导检查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应用、承担非学历教育任务的教学能力及教学工作责任心。由于电大教师长期做学历教育,习惯传统教学模式,所以通过教学督导,转变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提高非学历教育教学能力,对保证教学质量,实现开放大学教育任务和目标非常重要。
2.3改革考核方式,突出能力培养
电大教育任务主要是学历教育,和普通高校一样,学生的考核方式多为期末考试,这样的考核方式已不适应开放教育任务和目标要求。拟增加项目报告、设计评估等形式,让学生通过自评、互评等方式改变学习和生活态度,并逐步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各种培训机构、社区学习的非学历内容和成果,可以通过认证,“换算”成一定的课程学分;在工作岗位、学习过程中取得的相关学习成果,也可“认定”为一定的课程学分。增加适应成人教育,适应新任务、推进新教学模式实施的多种方式并存考核方式,突出能力培养,有利于开放大学建设与改革创新。
3结语
八十年代以后，
在这本著作中，刘小枫先生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二十世纪的价值虚无主义?这个问题的展开过程中，作者进行了中西文化的 历史 对比，中国被列为重要对比人物的是屈原、嵇康、陶渊明，曹雪芹及其“新人形象”，和鲁迅。虽然上述人物各有不同，但是刘小枫先生对他们的结论却是一致的，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及其作为文化承担者之知识分子群体的全盘否定。然而，这个思路如果放在八十年代启蒙思想的整体中，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西二元的对比是当时知识界的主要研究和思维范式，《河殇》中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对比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3]。但是，刘小枫先生并不同意中西二元，在他看来，中西并无不同，这个中西大同的思想要延伸到他之后的研究中才能看得更清楚。对于他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双重批判，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对中西启蒙思想的批判。在这双重批判中，开辟的是通往上帝的路，——基督教神学，这惟一的拯救之路。
一，鲁迅的双重“罪”
这里先以其鲁迅研究为考察。他对鲁迅的否定，从初版到2001年的修订版，不仅是延续的，而且是强化的。刘小枫先生对鲁迅的批判中，援引了双重资源：
“鲁迅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为他提供过对爱心、祈告寄予无限信赖的信念，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怀和气质似乎可以理解。但据说鲁迅通西学，事实上，他的确知道遭‘众犹太人磔之’的耶酥基督，知道西方精神在深渊中祈告的基督教信念，而且也晓得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问题在于，鲁迅并不相信认领基督的信念，而是相信恶的事实有力量”。[4]
在作者看来，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有“觉醒的冷眼”，但是，这只是证明了他是西化式的逍遥:西方现代虚无主义的同路人，这是他把中国文化中魏晋的狷狂、怪诞和曹雪芹的石头之无情加以改造的结果。这样，刘小枫先生就给鲁迅定下了双重罪，一重是从西方启蒙主义角度对中国“封建”性的否定，这就是鲁迅自己再三强调的灵魂中的黑暗，“为了我背负的鬼魂，我常感到极深的悲哀。我摔不掉它们。我常感受到一股压迫着我的沉重力量”（《坟•写在〈坟〉后面》）为此，“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表述在刘小枫先生看来，它说明的是“肩起黑暗的闸门所导致的心灵的黑暗这一结果，已经包含在其前提之中：黑暗的闸门是由一颗黑暗的心肩负起来的。”[5]如果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心灵本身不是黑暗的，而是对恶有尖锐的敏感，肩起黑暗的闸门就不会成为闸门本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就是例证”。
“顶起石头的英雄会不会被石头的压力扭曲、甚至被同化为石头、被石头性吞噬？如果这位英雄自己肩起石头是以化为石头为代价，否则就没有力量肩起石头，人们从他身下匍伏而过会不会被石化呢？即便这位英雄肩起了石头，人们进入新的天地仍会以石头为路标，那么，他所指引的新的天地是否仍然是一个石头世界？既然这位英雄是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肩起石头，他的牺牲会给后来的人们带来新的生命品质？”[6]
最后问题的答案 自然 是不能。所以，鲁迅为了肩起黑暗的闸门，“他的灵魂就越来越阴毒”。这样的毒气和鬼气，是一种“怨恨”：
“鲁迅的灵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人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噬蚀净尽，空虚的灵魂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还能向往别的什么高贵的精神？在怨恨中早熟的灵魂不可能倾近高贵的精神，基于怨恨的人道精神的爱，也不过是朝所恨的对象打出去的一张牌”。[7]
以下为刘小枫先生的著名论断：
“鲁迅因批判国民性而成为国魂，这国魂是否就是他批判的国民性自身呢？如果不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中国精神有指望见到光明的未来？”[8]
鲁迅就是他所批判的封建黑暗，此为罪一。另一重罪是鲁迅并没有引入新的力量和阻断旧的东西，这其实是为了否定了鲁迅所代表的启蒙意义。“鲁迅并非根本不想唤醒民众，而是知道民众根本无法唤醒。以为启蒙本身对于人类生活终归是一场灾祸，与认为启蒙本身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两码事。”[9]启蒙本身是灾祸，这是刘小枫先生对“后启蒙的深刻”的认同，当然不是鲁迅的，因为“对于启蒙理念，鲁迅根本上没有觉得什么不好”，因为“鲁迅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与卡夫卡的绝望、以及卡夫卡始终不敢言说希望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才是鲁迅需要批判的地方。鲁迅不过是用启蒙之恶去反抗封建之恶，“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这是否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实际含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见是：启蒙理性没有消除神性与人性的紧张关系，他仍然有对上帝的绝望信念；鲁迅的洞见是：既然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必须且应该称颂恶，不可相信、祈告神圣的东西，除了人的生命权利，一切价值都是虚假的，它们帮助历史的恶扼杀生命。”[10]
在刘小枫先生看来，基督教神道主义大于鲁迅的启蒙的人道主义，因为鲁迅从西方盗来的启蒙之火，并无法解决人的虚无主义的问题。既然这种人道主义的启蒙结果就是虚无主义，而西方的虚无主义已经被海德格尔指出是植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所以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启蒙不过是把西方的虚无主义嫁接到中国的虚无主义之上。他断言：中国的虚无主义植根于儒家信义传统，庄禅是一个例证，而“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是另一例证，但“都是儒家信义传统的结果。”
“中西方都存在虚无主义的信念和情怀，而中国的虚无主义远比西方的虚无主义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另一方面，中西方的虚无主义在现代世纪的极端推进，都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11]
因此，刘小枫先生对鲁迅黑暗面的批判即是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这一点上，他借用了鲁迅自我批判的启蒙视野。但是他接着把鲁迅打入“西方虚无主义”的阵营，于是对鲁迅的批判便成为对西方现代启蒙主义/虚无主义的批判，这时他借用的是西方的“反启蒙主义”，——保守主义，因此他的拯救之路也是从西方而来，这就是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宣扬的“文化基督教”神学，他要以此来为整个中国文化换血。抱负不可谓不大矣！这就是为什么他义无反顾地要“打断”鲁迅作为中国“人的脊梁”，以便让中国人跪领神恩：
“以鲁迅为国魂，中国精神永远不屑于打断这根‘人的脊梁’，也就永远不屑于祈告领承上帝的神恩”。[12]
这的确是一个让人震惊的论断。对刘小枫先生来说，对鲁迅的否定意味着双重否定，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历史的否定。他既要鲁迅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失败负责，也要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中国的革命与暴力负责。这两项否定，分开来看，其实都不算新鲜，刘小枫先生的不同只在于他把这双重否定推向极致，以便为基督神学的降临杀出血路，这就算得上大破大立了。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不仅对鲁迅的否定已经预定；在其后的研究中，刘小枫先生继续用“怨恨”学说去解释中国革命和这两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他的结论也已经是预定的了。
二，“怨恨”、平等与中国的现代性
刘小枫先生借用舍勒的观点说，怨恨是宗教改革的原动力，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既然马克思学说中，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 经济 文化制度中诞生的，那么怨恨也是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怨恨是一种生存性伦理的情绪，涉及的是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它体现的是一种伤害者与被伤害者的共生关系，是一种把自身和“他者”进行比较的社会化心理结构。从马克思、尼采到佛洛伊德以及今天的后现代论者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知识权力批判，都是怨恨心态的表达。它的发生往往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当社会 政治 权力和经济资产发生位移的时候，二是天赋人权的社会平等的文化机制出现的时候：平权感和平等理论成为社会性怨恨的积聚机制。所以，与等级的社会相比，阶级的社会产生怨恨心态，所以这是资本主义的伦理。从十三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不断冲向历史舞台，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要求解放，怨恨也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出现政治民主运动，现代社会的运动中都是怨恨在起作用。“启蒙思想从实质上说是怨恨的产物，它的后果是价值的颠覆或价值偏爱法则的反常”，[13]从文化秩序上讲，是群众的评价压倒贵族精英的评价。在对舍勒做了如上阐述之后，刘小枫先生为自己确立的任务是：“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化的中国的社会化中断后，主要成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理念性对抗因素。因此，在中国问题的论域中，怨恨与现代性之关联，当在社会主义精神来勘察。”
这样，当启蒙价值中对平等的诉求被置换成怨恨问题，启蒙也就被挖掉了正义的基础。当“怨恨”被界定为自我和“他者”的惟一关系，犹如主人和奴隶彼此作为影子，“他者”与自我之间其实是被设定为同一的，怨恨就是同一的推动力。这样的理论里是没有真正的绝对的“他者”位置的，“他者”当然也就无法成为正义的起点。就如勒维纳斯已经批判过的那样，“他者”一旦被设定为尚未完成的自我，这个理论就已经包含了专制的因素。
刘小枫先生对舍勒学说的继承与发扬在于：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会成为价值偏爱，是因为平等感既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动力，也能够煽动怨恨而导致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是民族主义诉求，是在一个竞争型世界性文化秩序中因国族的生存性比较而激起的怨恨，“三民主义或社会主义以平等为基本价值偏爱的政治理念，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怨恨根源，除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国族性生存比较意识对‘主义’或政党精英分子的支配外，还当考虑到，社会变动中原有的阶层秩序解体，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传统渠道丧失后，新兴知识人在社会变动中积聚起来的怨恨。”[14]社会主义道德观与十四至十五世纪的人本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有内在关联，也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有家族类似。
是一场现代化的社会运动，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所以，他不同意把看成是封建复辟，“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源流于法国启蒙运动，它同样是现代性的一种构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是在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惟一样式。”[15]在这一点上，他倒是比中国很多新自由主义者们看得清楚。所以，他认为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是没有看到近代自由民主的启蒙观和人民民主的启蒙观都属于启蒙的谱系，社会主义式启蒙从未被压倒，是其顶点。中国革命表面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质是民族国家自立的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为中国对抗西方提供了强势的理念辩护，也为报复西方提供了理念符号。超越资本主义就是超越西方，令西方列强向中国俯首称臣，这就是思想的实质。思想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本诉求，却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结构和修辞，毛主义的实质并不是社会主义理念，而是某种民族性怨恨，“是一个地道的怨恨式理念。从到的社会主义激进理念，都是受民族性的怨恨心态支配的。”[16]刘小枫先生设问道：为什么在共产党的政党理念里，文化民族主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相融构？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担纲者向西方打出的一张牌，是用西方的理念反西方，民族整体的无能感和历史自傲感的共同作用成为怨恨心态的起点。为什么别的受伤民族没有 发展 出民族主义和马列社会主义的融和呢？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中的大同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普遍性的结合。所以，和并不是由乌托邦理念推动的，而是由民族主义的怨恨理念推动的。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做到比西方更完美。红卫兵运动就是在具有这种动机结构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出现的现代式造反运动。今天，经济改革导致经济不平等引发的新的怨恨，是后的现代性问题。就这样，从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动力中，任何社会“正义” 的诉求都丧失了它的合法性，而沦为对“怨恨”的注脚。
详细讨论这种神学论的“历史 哲学 ”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不是本篇的任务。这里只是希望读者看到他对鲁迅的批判中所贯穿的逻辑，是如何成为他对中国革命和批判的，一个从西方基督神学发展出的心 理学 概念是如何横扫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这些只怕比他所批判的红卫兵的逻辑还要强硬，因为这次是以“上帝”的名义。
三，黑格尔之“精神”、民族国家与基督神学
以上帝的名义，刘小枫先生获得了一个超越历史的视野，也因而获得了一个伦理的高位，由此他开始理直气壮地要求鲁迅为中国的革命负责，要求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中国的现代性负责，这是其“历史哲学”的核心和要害。但是，很奇怪，这种历史哲学却从不要求基督教为西方的殖民主义负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基督神学从具体的世界历史的血污中清洗出来，让它重新普世化。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神学实质上是非历史主义的，虽然对内对外的方式不同。
因此，刘小枫先生的工作就是从欧洲思想的裂变中分离出所谓“形而上学的神学”和“现象学神学”，历史与现世的罪恶归于形而上学，而为之赎罪的是现象学神学，它将成为超越中西方对立的“绝对”和“纯粹”之精神：
“现象学解释学和基督教思想为我提供了超出中西方思想的对立景观、超逾了较量意识，纯粹精神地检审中西方的思想。何况，我所得到的基督教思想立场远非正统的，而是拒绝了形而上学神学的现象学神学（舍勒、海德格尔）。我已经身不由己地跌入西方思想的内在冲突之中，再不可能仅仅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立场掇拾现代诸儒的唾余——要么以西学释中学、要么称中学如何比西学“高明”，也不可能对西学笼而统之地希声附光、务竞新奇，以求适一时。”[17]
他因而开始了走向“绝对的精神”的伟大征途。这时，他必须面对的是黑格尔。为什么黑格尔说，凡属于“精神”的，一概离中国人很远？在刘小枫先生看来，是因为黑格尔的精神其实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应该同意刘小枫先生的叙述的，因为所谓“历史哲学”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问题，所以，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构成了现代性历史哲学的问题。但是，当新教随西方民族国家的殖民扩张进入中国，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变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强权，所以 科学 主义理性和民族国家伦理就窒息了黑格尔的基督教精神，这是另一种欧洲精神，“基督教精神正在变成那个导致历史哲学问题的资本主义精神。”[18]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只知道在科学理性中去理解欧洲，或者在中国传统文化语义结构中去理解现代性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都是迷误，也就距离黑格尔“精神”越来越远。
科学理性精神、民族国家理念是否是黑格尔“精神”的展开，刘小枫先生根本不论，在他的解释里，他却是要把黑格尔的“精神”从这些理念中解救出来，正如他要把“神学”从西方历史中解救出来，“汉语基督神学不是中国化的神学，而是在汉语的存在处境和语言中生成的基督神学——神学在本质上没有中西之分。”[19]。在他的分梳下，欧洲内部冲突的主要力量分别为：理性精神、 音乐 精神和启示精神，分别与哲人、诗人和先知相对应。在此基础上，刘小枫先生重新定义了黑格尔的精神，它既非理性精神，也非单纯的启示精神，更非音乐精神，而是理性精神与启示精神的融合。它也是一种政治形式，以现象学神学面目出现的政治形式。
刘小枫先生论述说，新教的出现及其教派与教义理论的分裂与紧张，与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这使得中国人无法理解欧洲的内部冲突，以为在欧洲取得政治文化领导权的科学主义就是真正的欧洲精神。
“由于晚清以来纠缠着中国知识人的基本问题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生成及其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冲突性关系，汉语神学的现代负担不仅是要致力于走近那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对中西文化冲突正本清源——这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大理’的现代转变和个体信仰的品质嬗变，而且得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哲学问题——政治制度的现代因革，因而，不仅需要释义神学——以便理解那个‘精神’、需要生存神学——以便成为那个‘精神’，而且需要政治神学——以便面对同样令欧洲思想伤神的历史哲学问题。”[20]
这就使得刘小枫先生必须首先去清理欧洲精神。在他看来，科学主义的保护神是自然神论的上帝，英国新教的国教化构建了民族国家式的基督教，导致欧洲政治形式的现代分裂和冲突。美国正是以自然神论的上帝之名义发动了世俗革命，建立了美国的民族国家式的国教。法国大革命意味着基督教的欧洲共同体精神的破裂，在上帝的名义下，诸神已经不同，而且互相争斗。置身民族利益冲突之中的各欧洲民族再也没有共同的精神理念、 法律 制度和政治制度可以分享，从而出现了世界精神的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但是，科学启蒙主义精神一直受到了来自古希腊神学传统和罗马基督教的帝国神学传统的攻击，因而，基督教精神本来就不是，现代之后更不是统一的欧洲精神。即便认识了前基督教的欧洲精神：希腊理性和神话，以及现代之后的欧洲精神：科学主义，也不等于认识了黑格尔的“精神”。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国家伦理更是成为实质性的政治大伦理，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的论争，本来涉及的是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普遍原则，结果这个问题被置换成民族性的价值选择。
但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这些不同的主义是泾渭分明的吗？这些主义的出现本身难道不是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相伴随的，民族国家理念本身不就是依靠这些主义才得以实现的吗？黑格尔的理论当然有其基督教的来源，但是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难道不正是为了解释民族国家的兴起的吗？否则，他为什么要说基督教—日尔曼世界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呢？刘小枫先生推崇的德国学者洛维特这样说：
“对于黑格尔来说，原始基督教——它的精神和它的自由——的所谓世俗化，决不意味着一种从其原初意义的可耻堕落，而是恰恰相反，它意味着这一起源通过其积极的实现而获得的真正的阐释。”[21]
因此，黑格尔的本体论基本概念是从两个方面得到规定的：作为希腊的逻各斯和作为基督教的逻各斯。为什么到了刘小枫先生这里，只肯功利主义地取其一端，而否认其另一端呢？这应该是由于刘小枫先生基督教神学的“政治正确性” 所导致的结果，他为了让世界历史最终归于基督的恩典，不惜对历史事实本身削足适履，剥离出“民族主义”去当替罪羊，去承担西方历史上的一切“恶”，从而为其调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神学洗清罪孽。这个洗清自然是可疑的。
刘小枫先生说，基督教的福音必然与所有原初的民族性宗法相冲突，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而近代以来的汉语神学界试图与启蒙精神和儒家文化站在一起，这使得汉语神学界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位置。
“汉语基督神学的使命——同时也是其困难——正在于，使基督教的教化传统突破儒佛道对汉语的支配，使汉语思想得以进入现代性历史哲学问题的底层。尽管有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汉语思想界基本上还站在现代性历史哲学问题的门外。汉语学界还老是记住启蒙与没有启蒙的事，不晓得20世纪的思想问题不再是启蒙以后，而是浪漫主义以后；不是康德以后，而是尼采以后。”[22]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汉语基督神学所置身的信仰和历史传统与基督教和希腊精神的冲突同样无法调和。所以，需要的是“断裂性的突破”，汉语人文神学通过对异在的思想史的汉语解释，将会带来自身思想传统的断裂性转变，汉语土生土长是“中国之大理”的体现，基督教思想要成为汉语的，导致汉语思想界大理破裂又何足为奇？所以，要不惜这种“破裂”，因为汉语思想极为丰富的语文经验迄今为止尚未像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思想那样，经历彻底的基督洗礼，或因基督教事件导致的根本性分裂。——这就是刘小枫先生的担当，也是其极端“保守主义”的要旨：
“圣灵的言说不可避免带有排他性力量，导致了人的——民族神话、国家精神的——语言的分裂和冲突。正是在人类民族神话和国家精神的这种冲突和分裂中，上帝的言说显出其充分的意义，并通过民族语言的纪录、传达、纪念转变成现实的生命意义。”[23]
在刘小枫先生给出的一个图表中，我们看到了理想形态的基督神学是表现为：（历史形态）希腊语神学——拉丁语神学——欧洲各民族语文的神学——汉语神学，这样一个由神学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而汉语神学的使命就是“必须进入这一历史”，闻道无先后，述道有先后，“西方和东方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历史就是汉语神学自己的思想史前史”。——说它是一种以普世主义面目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难道冤枉了这个所谓“文化基督教”的学说？难怪他要反对“反西方中心主义”了。
当读到如下的夫子自况：
“认信基督的汉语思想却坚定地要破碎民族性的‘大道’，以便走进那个据说离中国人‘很远’的精神——quod petis，hic est（你所寻的就在这里）
‘西方之教行之于
我顿时寒毛凛立。
按照刘小枫先生的叙述，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和拓展，基督教思想向传述阶段转型，基督神学向更多的民族性语文扩展，圣灵的言说“征服”了更多的民族性原初话语秩序。他忘了加一句，“言说”的征服是以枪炮的征服互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听听当年的美国传教士，赛珍珠的父亲对年幼的赛珍珠说的话也许是有意义的，他说：“永远不要忘记传教士并没有接到过
但是，如果说刘小枫先生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是低估了这个学说的抱负。他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在很大意义上正是为了摆脱这个被“清算”的 历史 困境。所以他要再三强调，当中国遭遇西方基督教强国的时候，“黑格尔所说的离中国人很远的精神原来就在那些欧洲民族身上，而他们恰恰是中国的敌人。”所以，他主张要把西方民族国家与中国的 政治 冲突同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分开来谈，但是这种分开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那就是在想象中。这一论点可以与袁伟时引发轩然大波的名文《 现代 化与历史教科书》[26]比较。从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顺之者昌，逆之者困”来看，他们共享了一种“历史 哲学 ”。但是，不同在于刘小枫先生承认冲突和破裂是必然的，而袁伟时认为那是“顺”得不够，是清帝国“践踏国际法”的咎由自取，如果没有法国传教士之死引发的教案为导火线，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并不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圆明园毕竟被焚，这究竟应该算是文化事件，还是政治冲突呢？我们当然希望只是文化冲突，知识分子打打笔战算了，但是坚船利炮跟在文化的后面，那就不再是笔下之战，而是真正的铁与火的战争与毁灭，人的毁灭和文化的毁灭。其实圆明园正是晚清帝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地方，那里的建筑是欧式的，收藏的文物包括了最先进的欧洲机械 工业 的代表，但这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不被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抢劫和焚毁的理由。
文化的问题从来就不能只在文化的范围内来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从人文精神大讨论直至刘小枫先生的“文化基督徒”现象，概莫能外。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文化能否和政治分开，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而是为什么政治问题要以文化的面目出现？以怎样的文化面目出现？刘小枫先生“拒绝采纳既有的民族性思想体系来理解和阐释基督事件，而是突破民族性思想体系和宗教传统，直接从生存语言出发表达对基督事件的认信”，[27]如此这般地从神学的立场批判民族主义，恰恰掩盖了基督神学与西方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共谋，西方的殖民主义不是与其民族主义互为表里的吗？如果这一“关键”不被清理，我们又如何可以相信基督神学的意义只在于 “个体得救”的文化性呢？
四，个人主义神学、政治与自由主义
这里需要对刘小枫先生的“文化基督”理论做更多的解释。
为了使自己与历史上以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西方基督教及其血污区别开来，刘小枫先生倡导的其实是个人主义的基督教。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宗教伦理根本上关注的只是个人生命的得救，而不是群体的生活道德秩序和社会的公义或平等，基督教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个人绝对价值的观念和上帝为世界安排 自然 秩序的观念。一旦基督教要转变为一种政治伦理，就必须寻求与各种冲突的现世的政治伦理与原则结合，从而造成历史的灾难。因此，需要把基督教放在自由主义政治伦理的近处，这样基督教可以从个体人身的自由原则限制国家意志；同时，基督教伦理本质上也靠近保守主义政治伦理，因为它要求服从教化性权威的同时服从现世历史中自然形成的统治秩序，国家要成为人类道德的看护人。[28]——但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神权/国权两者在现实中可能的矛盾与冲突，个体主义的神学如何实现现世的正义，刘小枫先生却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论证，这使得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不仅稀薄，而且难以自洽。因为它不仅处于一切政治理论的对立面，也处于一切“民族性宗法”的对立面，更是处于一般的基督教会和教会组织的对立面，——教会只是信仰的外衣。刘小枫先生强调文化基督徒是知识人阶层中的基督徒，“他们的社会身份、文化教养和伦理担当，决定了他们的认信旨趣。由于这些基督徒或从事学术研究，或从事 艺术 创作，他们的认信表达就不仅是知识生活行为的，也是学术或文人式的。”[29]——仅仅在这个“贵族”意义上，它是保守主义的，用知识人去代替专业神职人员，是因为启蒙时代以来，“人文知识的共通性取代了教会知识的共通性”。这时他似乎忘了自己借韦伯之口对现代知识人的批判：“不要在没有先知的黑夜时代去充当先知，尤其是不要充当穿上学术甲胄的先知”[30]。其实，在他的意识里，对现代知识人的批判只是因为他们充当的是“主义”的先知，而不是真正的上帝的先知，——只有文化基督徒才能担当此任。所以他的理论意识里，几乎不包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近些年在中国乡村的飞速 发展 ，——这些现实中国的信仰问题，其组织结构的延伸更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但是，这并不值得文化基督徒去关心，因为他们是反教会组织的，文化基督徒“并不是教会性、甚至不是社会性的宗教现象，而是一种思想文化性的倾向，只在思想学术领域运动”，[31]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决断地一笔勾消了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来的意义，因为它们都没有完成让中国民族性“大道”破裂的历史任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小枫先生对政治神学、革命神学和解放神学的态度。他一方面在论述莫兹的政治神学时强调了“正义”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因为那关涉到历史上的受害者和牺牲者，所以恢复神学的实践性是首要的，在这一点上，莫兹其实是追随马克思的。政治神学“是神学进入现代性已至后现代性社会的一个明确标志，即参与为促进一种民主的合理化社会而进行的努力”。[32]莫兹认为近代以来，基督神学的一大失误是使信仰私人化，把上帝和救赎降到私人范围内，只与个人存在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对不义和邪恶的政治现实的冷漠，这是对基督信仰之根基的神圣正义和神圣之爱的严重伤害，对上帝拯救事业的直接放弃。因为，人们不可能把自由、和平、正义等上帝的应许私人化，它们只能在公共存在领域中实现，末世论的允诺在于要求人们去承担社会责任。而政治神学的确立就建立在解除信仰的私人化。刘小枫先生利用政治神学来为基督神学的正义性辩护，但是，在他自己的理论里，他却是走在了政治神学的反面：
“尽管政治神学或革命神学对福音之社会性的强调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个人认为，政治神学或解放神学在建构性方面并非有充足的理由走得太远。我同意舍勒的见解：‘基督的兄弟之爱原本不是一个生物学的或政治学的甚或社会的原则。它指向——或首先指向的是人的精神核心，即个体的位格性本身，只有在上帝之国中个体才能直接分享这中位格性。因此，耶酥与那些靠某种以其爱的律令设置的建制去建立新的国家秩序或新的 经济 财产分配制的构想离得甚远’”。[33]
这正是刘小枫先生理论的悖论，个体的信仰自由与政治许诺之间的冲突。他在不得不承认政治神学的社会性理由的同时，却没有足够的理论担当来回应政治神学的严肃挑战，那就是信仰的私人化恰恰是对社会正义的逃避。这些矛盾或悖论并不仅仅是刘小枫先生的自由主义神学理论的困境，它其实是今天的全球自由主义政治学说面临的悖论。——刘小枫先生的工作不过是在基督神学的领域里把它重新演绎了一遍。因此，它看起来几乎就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督教神学版。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挑战，也都可以视为是针对“文化”基督教神学的。以下这段话是刘小枫先生论述新儒家的，把主语换为“文化基督教”，我以为也是合适的：
“现代儒家的主流思想强调心学，贬低 理学 一路，意在否定传统士大夫官僚集团的伦理，以便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相协调。即便撇开自由主义伦理本身的困难不论，现代新心学愈是高张‘心德性体’，就愈丧失社会化的功能，成为极少数儒生的个体化原则。除非现代新心学与政党—国家再次结合，并修复儒家的礼法伦理（这可能会引出对理学乃至儒教的重新合法化），现代儒家标举的‘心德性体’在现代社会的分化结构中是否能为社会伦理提供正当性资源，颇为可疑。”[34]
虽然刘小枫先生强调基督教比中国儒学高超的地方在于其心物二元、彼岸与此岸、理性与经验的紧张，但是，这里，我看不出来他批评的新心学与他的文化基督教有什么区别。
“文化基督教”对启蒙持否定态度，并把康德哲学看成人类的灾难，但是他的个体得救的思想恰恰是以启蒙主义为前提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也是其学说的关键。虽然他闭口不谈殖民主义和基督教关系，只谈欧洲内部的问题：奥斯维辛集中营对基督神学的挑战，但是，他显然必须处理基督教和政治的关系。虽然他否决了政治神学和革命神学的取向，而转向个体的神学，——一种自由主义和神学的结合而构成的所谓文化神学论，但问题是，自由主义的神学理论不就是现代性的理论之一种吗？如果没有历史上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合谋、扩张与征服，今天的基督教神学开拓个体自由主义的神学新路的动机何在？刘小枫先生说基督教具有非政治性的政治性：“个体性的基督认信是相当政治性的：不理会政治权力的政治性”，[35]因为一切政治的正义性或道德的理想主义都无法让个体偶在得救。所以，个体神学也就站在了一切政治理论的对面，换句话说，这些政治理论恰恰是其个体神学存在的前提。这样的个体神学是极具有“现代性”的，这本不难理解，问题只在于，这样一个现代意识的神学思想为什么却立志要成为人类历史的仲裁者呢？
刘小枫先生说，“复活的耶酥同世人走的路，就是世界的历史。在这历史中，世人——甚至信仰他的教会中人——不认得他。人类过去的历史如此，我们时代的情形同样如此。”[36]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在“耶酥与我”的关系中与耶酥建立个体性的关系，历史上各民族的基督教（大公教、东正教、新教）不过是耶酥象征的马赛克式画像的一块碎片。如此看来，基督神学的历史哲学三阶段：圣父开始拯救世界、圣子继续拯救世界、圣灵完成最后的拯救，——的确很像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发展过程，它是线性的、进化的，也是末世论的：最后的王国开启的将是作为自由的爱。而“‘未来’的含义不是历史的。”[37]
刘小枫先生的整个工作就是把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进行了如此这般的消毒、漂白、剜腐的工作，使之“去政治化”，“去西方化”，“去历史化”，这样的基督教义才是普世意义上的末世论，从而才有可能被奉为“惟一”的拯救。这样的立场其实是内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这恰恰是德里达作为一个西方思想家所焦虑和批判的。这正是为什么刘小枫先生的神学思想里丝毫没有勒维纳斯的位置，对于德里达的思想也从来没有正面呼应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予以否决：
“自以为得了尼采真传的后现代思想——即便致力于解释古典传统的德里达，实际上已经与尼采的苦心孤诣背道而驰”。[38]
“后现代的现代性批判是激进的，耶稣会的现代性批判是保守的，岂可同日而语？”[39]
这些评判，不是曲解，就是有意误读。对于勒维纳斯和德里达来说，问题从来不在于是否需要拯救，而在于为什么基督教是唯一的拯救？这样的信仰专制主义正是德里达和勒维纳斯所警惕和和力图破除的，也正是他们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要旨。正是在这惟一的拯救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刘小枫先生“以上帝为匕首”，“遇人杀人”、“遇祖杀祖”、“遇佛杀佛”（网上评论）的文化理论，这就是为了获得“拯救”的代价抑或目的？这种极端激进的文化虚无主义却以反虚无主义为使命！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内部逻辑；而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并非势不二立，却是可以轻易地互相转换。对于一个致力于推动中国之“大道”破裂的学说来说，它所包含的“革命”与暴力的因素是如此明显，总是让人无法不联想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大道”破裂所经历的一系列血雨腥风，虽然刘小枫先生说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但是“真正”的“文化基督教”如何让中国文化获得非暴力的“洗礼”并非自明。结合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督教神学本身并无法获得这样的承诺，因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出世就是伴随着革命和暴力的。
刘小枫先生的神学思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属于西方人，更应该成为我们的自我批判，——特别是对八十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新启蒙”思潮的自我批判。
五，“敌基督”、革命与末世论
德里达使我们明白，任何神学和末世论都和政治议题紧密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刘小枫先生的基督教神学总是往前看，而不能往后看，因为后面属于黑暗和阴影，属于恶，属于“敌基督”，——“专制政体、国家教会、民族德性都是敌基督的诱惑。”[40]按照梅烈日柯夫斯基的说法，现代世俗的神圣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大革命，都是加尔文清教的结果，加尔文是卢梭的老师，卢梭是罗伯斯庇尔的老师，罗伯斯庇尔是列宁的老师，——这里，而刘小枫先生想说而没说的是：列宁是的老师。现代文明作为宗教改革的产物，就这样背离了基督教福音的原则，陷入敌基督的宗教虚无。所以拯救之路就在于：用自由主义神学去替换现代式神权，——普遍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用“个体”的神圣性去替代“人民”的专制。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刘小枫先生的理论似乎是一个归谬法，他们还来不及欢呼共同拥有一个“反革命”的前提，就发现刘小枫先生将之进行到底的结论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底线。因为他将“实证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归为“人民”的专制，“人民”不过是魔鬼的替身，——以这样极端的反民主理论开道，为的是“圣灵之国”的降临。而个体认信的“在体普遍性”也不属于此岸世界的“文化公共性”，因为后者仍然属于把得救寄托在现实政治理想和道德律法之中，而这些都属于敌基督的幻影。这样，他盗取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却了自由主义的民主意义，——在神主那里，自然是没有“民主”的位置的。因此，这个理论关注不是现实的不公正，而是相反，——与德里达和勒维纳斯相反。它是以这样的承认为前提的：
“由于迄今没有、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制度能绝对地分配财富，个体地经受的损害、剥夺和不义，不可能绝然根除。超世宗教通过超越的彼岸和景观，为现世的属于人类的不安提供了安心立身的处所，通过超世身份获得的福乐弥补现实身份的受损。由此引导出的伦理不仅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平衡社会冲突，也可以降低公共生活秩序中强制性合作的程度。”[41]
所以，基督教神学是未来的历史学，是正在来临的神灵之国：现世将阳光普照，不再有黑夜，“未来的将在是圣灵之国的即临、基督再来的神而人，而不是人类历史中随超人去往的人而神”。[42]因此，西方的同一性不再是（理性）本体论的，而是末世论的同一性，据说这是人类惟一的希望：
“希望如果是依于人的或历史的设定，就不叫希望，从这种已在—尚未存在的本体论同一性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希望，只有从已在—复活的末世论同一性中才能产生被称之为希望的要素，因为十分明显的是，在前一种同一性中，并不存在真实的实质性的差异，同一性只是一种貌似的同一性而已。死与复活、旧与新的差异不可能在本体论、历史论中找到，而只能在末世论中找到。因而，希望最终只能建立在末世的复活信仰之上，否则，希望只会一再重陷绝望，人类也就没有指望打破希望－绝望的恶性循环。”[43]
如此看来，本雅明的天使一定是属于异教徒的，因为他的天使总是面朝着过去，面对那些在上帝的名义下由尸体堆砌成的历史。
“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索洛夫斯基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不都是在凭着世人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匆匆赶去自己以为的人类问题获得终极解决的历史未来吗？”[44]
说这话的时候，刘小枫先生谈论的是梅烈日柯夫斯基。他似乎忘了刚刚在同一本书里谈《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的时候那斩钉截铁的宣言，——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就是基督教精神。
“信仰圣灵将完成拯救世界，并非意味着如此信仰就能解决所有现世问题——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平均财富、政治自由，而在于懂得：生活极其困难复杂，‘不能昧着良心只靠理论去解答’；尤其懂得，凭靠种种现代的‘理论’（主义）就能解决所有现世的问题，实现人类的终极和平与幸福，都是魔鬼的诱惑。”[45]
这个理论终于亮出了底牌。
作为“敌基督”的魔鬼，与基督一起构成了现世精神的基本处境。他借用梅烈日柯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就是圣灵的在世冲撞。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理论仍然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产物，因为它是以否定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革命的现实存在。虽然他的所有理论似乎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消灭已经发生的二十世纪的世俗革命，但却是以号召另一种革命为前提，那就是“神圣”的革命，它以“敌基督”的存在为前提。既然“现代的革命精神不过是基督与敌基督这一纪元性冲突的历史表现”，那革命本身不正是通往“圣灵之国”的必由之路吗？
刘小枫先生致力于批判为历史之恶辩护的目的论的历史理性，但是他从另一个方向加入了这个辩护，那就是神圣的末世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是接近了黑格尔的“精神”。
[注释]
[1]本文发表于《天涯》杂志2009年3期。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2001年修订版删去副标题，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3]把《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与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比较起来阅读，这个八十年代的范式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后者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但是写作时间是八十年代。参见笔者的关于该书的书评《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读书》2004年4期。
[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2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6]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2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4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9]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10]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2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1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33页，1988年。
[1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第352页，2001年。
[1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第377，1998年。
[1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第384页，1998年。
[1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第388页，1998年。
[1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第424页，1998年。
[1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版前言，第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18]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店，第13页，2003年。
[19]刘小枫：《‘文化’基督教现象的社会学评注》，见《拣尽寒枝》，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80页，2007年。
[20]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店，第17页，2003年。
[21]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三联书店，第44页，2006年。
[22]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店，第72页，2003年。
[23]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店，第100页，2003年。
[24]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店，第107页，2003年。
挂牌责任督学之我见
上栗县第二责任督学区 荣联青
随着举国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的通知》(国教督办[2013]2号)，全面推行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深入推进督学责任区制度建设之际，我县“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这一作法也开始实施。现将这一年来的工作实践点滴记录下来，与同仁们切磋交流，共进共赢。
1、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之好处。“责任督学挂牌督导”顾名思义就是教育督导室按统一规格制作公示牌，将责任督学的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和督导事项在相应学校校门口显著位置予以公示，责任督学对责任学校进行经常性督导，这样做的优点：一是畅通了家长、社会、学校、各界人士与督学人员的沟通渠道，有问题随时可以与责任督学取得联系，可以将问题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下;二是将督学人员的督学行为置在学校、家长、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责任督学必须严守督学人员行为准则，确保阳光督导、科学督导的实行。这样一来全县人民对教育的满意率不断提升，近年我县的民调教育满意率一直处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
2、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之关键。要做好这项工作，关键之一是在于责任督学“三有”。（1）有勇气，敢于将自己的基本信息公之于众，自己的工作行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2）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学校各类矛盾问题通过协调处理好;（3）有热心，不厌其烦地接受各界的信息反馈，不发脾气不推诿，耐心解释热心办理，有问必答，有行必果。二是在于学校重视责任督学的督导意见，积极投入整改。三是在于县教育督导室将督学情况汇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进行情况通报和交办。四是在于县教育局及相关职能部门重视责任督学的督导意见，积极运用督导结果，将学校的整改执行情况列入目标管理考核。
3、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督学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要明确好自己的职责，给自己定好位，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督学的主要责任是监督、指导、反馈、提升，不是要你代替行政、代替校长、代替老师直接去解决问题，而是重在督与导，将意见提出来，最终达到敦促问题解决之功效。二是要明确好自己的身份，责任督学是学校的服务员，不是什么“钦差大臣”，要放下架子，融入学校，与学校建立互相信任、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不要高高在上，要以平等的身份与学校进行沟通交流，要有校荣我荣、校衰我耻的大局意识。三是要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不要做老好人总讲成绩，要洞察秋毫，分明是非，及时提出问题，及时向教育督导室汇报备案，还要跟踪到底整改到位，将学校整改情况列入目标管理考核，这是你的权利，有为才能有自己的位、有自己的威。
4、教育督导室与县教育局等行政职能部门要协调好几个关系：一要明确职能，既分工又合作。教育行政等职能部门重在出台制度政策规则，重在抓过程抓落实，而教育督导重在监督和指导、反馈，重在抓行为的整改落实，在职能上分工不同，但也有职能重合之时，因此有时要及时沟通交流，统筹安排，避免重复多头下乡，加重基层学校的接待负担，既联合下乡，也可以下乡资料共享；二要相辅相成，充分利用督学结果。县教育局等行政职能部门和县教育督导室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专题听取责任督学工作汇报，共同研究处理相关问题。
5、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还要注意几点：一要加强督学培训。对新任责任督学进行入职培训，对在职责任督学进行定期培训、集中培训。实行责任督学定期交流制度，原则上每3年轮岗交流一次。二要严格督学工作要求。责任督学按照“依法监督、正确指导、及时反馈、深入调研、合理建议”的工作方针，采取随机听课、查阅资料、列席会议、座谈走访、问卷调查、校园巡视等方式，对责任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对每所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每月不得少于1次，视情况可随时对学校进行督导，督导结束后，责任督学要填写督导记录，将督导结果当场向学校反馈，并及时向教育督导室提交报告。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应及时督促学校和相关部门处理；对各种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责任督学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了解并上报有关情况。三要加强责任督学管理。建立完善责任督学管理办法，完善进入和退出机制；建立责任督学考核制度，对责任督学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和完成任务情况进行年度考核，把责任督学落实《督学行为准则》、廉政纪律情况及学校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情况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对年度考核称职的督学，予以续聘;对考核优秀的督学，给予表彰奖励。对行为不规范、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督学予以追责。
论文关键词：哈弗罗斯；康斯坦丁主义；宗教与政治；基督教社会伦理
当代基督教伦理学分为几大流派，其中，为了应对现代伦理学的危机，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哈弗罗斯(stanleyhauerwas)提出了基督教的叙事德性伦理。哈弗罗斯是美国杜克大学gilbeat．rowe讲席神学伦理学教授，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神学伦理学中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世纪之交受邀在苏格兰做声誉极高的吉福讲座(gifordlectures)。哈弗罗斯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其思想既吸引了许多人的赞同，也招来了激烈的反对。批评者多指责他抛弃了公共领域，逃避政治。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伦理学关心教会和完美成圣，还基督教的本来之义，本无可厚非，但哈弗罗斯却表现出了一种极端化的倾向，这使基督教萎缩在自己领域内，最终未能开出人们所希望的公共神学。相反，很多学者号召教会要积极参与社会，要审查、澄清、肯定社会发展的最深层的动力，认为基督徒的任务是发展更为世俗的政治学观点。
在哈弗罗斯看来，这些批评有的根本不懂基督教，固无足论，有的来自基督教阵营内部，颇有中肯之处，但在解决基督教面临的真正问题上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偏颇错谬。实际上他对于公共领域有自己的看法，他恰恰反对基督教的诺斯替化，即信仰的内在个体化，仅仅依靠能将人们从“自然本性、历史、共同体或其他团体中”拯救出来走向自由的“灵性知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便是基督教伦理学，也不会仅仅是个体的、精神虔诚的事情，它也是政治的事情。然而，“政治”并非一定就是支持美国现实的民主社会。人们应关注自己团体的独特性，基督教团体本身应该是与社会、国家作为比照或对比的城邦。本文将分析在教会与社会、国家(公共生活)关系问题上，哈弗罗斯是如何与现代的一些主流基督教伦理学家划清界限，指出基督教社会伦理的出路在于超越康斯坦丁主义(政治与宗教密切关联)的诱惑，以新的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伦理观。
一、哈弗罗斯对基督教部分主流思想家的批评
哈弗罗斯认为，美国主流新教往往把民主社会及其政府视为基督教信念的最自然的表达，基督徒在支持这样的社会秩序时，学会了把自己的信念政治化。像名声显赫的饶申布什(walterrauschenbusch)和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都可以说是处于主流的立场之中。下面我们先简要考察一下哈弗罗斯对这些主流公共神学的社会伦理观提出的尖锐批评。
其一，对饶申布什的社会福音理论的批评。饶申布什是19世纪末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关键人物。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他主张教会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拯救是社会性的拯救。在其1907年出版的名著《基督教与社会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基督教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明确宣布：“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在于，依据上帝的意志，重新调节所有人的关系并重建它们，把人类社会塑造成神的国度。”与一般强调个人灵魂拯救的教派不同，饶申布什主张基督教徒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要先知性地关注社会的总体趋势，投入到在更大范围内推进神的公义的活动中来，在服务穷人的过程中展示这些精神。他到纽约城区工作的经验深刻改变了他。他在那里为工人服务，开始接受社会教育，并逐步开始对社会作社会主义的分析，在工人阶级的病理学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也就非常不满北美新教的虔信主义传统，那些人仅仅是抽象地讲拯救，而没有涉及它们内在的社会性。这样的经验使饶申布什确信，人民所需要的拯救不仅仅是宗教性的拯救，而且需要社会秩序的拯救：“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秩序能够这样得到辨认：它能使好人做坏事……一个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能使坏人做好事。它设置更高的目标，鼓励弱者飘忽不定的冲动，训练年轻人的力量，让所有人感到这是一股上升的力量，随着他们的岁月而增长，将使他们变得有更深刻更高尚的人性意识。
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很大，但是在基督教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学者认为，饶申布什对社会不公正的理解确实比其他的神学家更为清晰一点，但其思想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捆绑在一起，反而丧失了在更深层次上解决社会需要的机会。根据汤姆森(johnb．thomson)的归纳，哈弗罗斯对饶申布什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福音派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启蒙运动之后的认识论其神学仅仅是把新信仰和早已存在的对事实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因此它是第二阶的反思，而不是对现实的真实追求，因为它对自由主义社会学所提供的理解已没有实质的补充。问题是，自由主义神学已成了异化语言和时代习俗的奴隶，它接受了现代性的合法性。第二，社会福音派取消了教会的独特的政治学。他们对社会不是从多元和偶然性的角度去理解，而是持一种实证主义的观点，把教会贬低为社会众多组织的一员。结果教会倒是多余的，而神圣活动的关注点在于整个社会。第三，社会福音派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性，因此也不能认识到传统在教会学中的地位。由于没有关注传统和教会在圣经解读和基督徒信仰的作用，神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抽象性、当代性和习俗性的迷惑。共同体的塑造和独特的洞见之间的相互关系被阻隔了。
由此可见，哈弗罗斯反对社会福音思想是因为它放弃了基督教自己的特色，混同于世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使得教会在政治学上拿不出什么自己的独特贡献，变成可有可无的陪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哈弗罗斯坚持的一贯立场，它也将体现在对以尼布尔为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的批评中。
其二，对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现实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当代美国的另一位重要的基督教伦理学家是尼布尔。在他看来，有些基督教团体不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信仰，而是仅仅从小团体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把人看作是离开社会与历史的纯粹精神实体，结果就会认为人的完善靠的是个体或小团体的修行，在超时空的瞬间当下证悟内在的信仰，而不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改变社会现实。这是极端超越化倾向，是对基督教的误解。尼布尔针对这种倾向，提出了积极投入现实斗争、捍卫民主政治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伦理学。
尼布尔被授予圣职后，曾经在底特律从事教牧服务。他同样不满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但也不满社会福音派的幼稚。在他看来，社会福音派和激进改革宗的和平主义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试图过理想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由于罪的结果，这样生活已不可能。人们基本能认同这样的看法，他是从自由主义阵营中叛变出来到“现实主义”的。可以说，在面向完善社会的末世论的视域内，他的现实主义坚持爱和权力的实用主义的结合，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神学家们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后，直接诉诸神学来支持民主的做法少了，不过这并没有减弱他们这样的热情，即把民主视为能够最佳地把基督教社会哲学制度化的社会及政府形式。尼布尔就是其中一例，尽管他对饶申布什和其他社会福音派人士作了严厉批评，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这样的认识，即对基督教而言，民主是最合适的社会形式。对尼布尔而言，教会的任务是，在对人性作现实的理解中，为美国的社会正义和民主提供更为充分可靠的基础。假如基督教能够翻译成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社会洞见，那么现代基督教的危机就能够解决。不过与一般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他承认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特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民主的机制在于调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
从总体而言，哈弗罗斯批评尼布尔还是不加批判地肯定了美国社会，因此使得教会的独特角色无法得到彰显。教会只是成了一种机构，一种意识形态的资源，起到制衡国家、推崇实用的自由主义的作用。这必然在实质上漠视教会，而结果却是片面抬高了国家的地位。哈弗罗斯对此评论说：“尽管尼布尔对美国社会作了尖锐批评，在事实上依然把美国社会视为他的教会。”另外，尼布尔的历史观也很有问题。哈弗罗斯赞同洛维特(karllowith)对尼布尔的人类学的评价：他的人类学事实上是支持没有基督教末世论视域的历史观。现代历史力图把人类的意志强加到偶然性的世界之上；在没有神的眷顾下提供出生活的意义来。现代历史引入方向、进步的概念，一种起点和终点感，但没有认识到耶稣是起点和终点。尼布尔就是这种骄傲的历史观的代表，可以对他作出这样的解读——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寻求支配，在其中的个人能够靠自己而不是教会认识到自己的罪。因此哈弗罗斯的结论是，尼布尔的思想在实际上具有结构性的保守性，它不仅仅保持了自由主义哲学二元论和自以为是，而且还有效地支持了美国社会精英的霸权立场。
二、超越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教会与社会、国家的分离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这些主流基督教伦理学家都积极支持基督教参与社会生活，都反对基督教的极端内在化倾向。在美国，这就意味着要大力参与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事业。在哈弗罗斯看来，这是美国主流基督教的一个很难摆脱的传统。
上个世纪之交，基督教社会伦理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基督教对社会事务的责任。人们一再强调信仰不能与行为相分离，既然基督教信仰与正义有关，就无法回避政治活动。不管政治领域只是更为轻微的邪恶(路德宗的观点)，还是普通的善的竞技场(卡尔文派的立场)，基督徒都不应该回避政治进程。这在民主社会尤其如此，因为每个公民的行为都不容忽视。有些较为虔诚保守的信徒，一直还坚持政教分离，不愿意介入政治。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不是诉诸自己的神学确信，而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过到了20世纪后期，保守派基督教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主张政教分离，而是积极参政。正如刘澎所言：“70年代后，基督教保守派的特点有了历史性的改变，他们在保持其传统神学观的同时，一改以往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多，对政治活动缺乏兴趣的消极态度，转而变为积极关注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过去长期处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边缘的宗教右翼，以前所未有的战斗者姿态，主动出击，跃入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仅如此，这些保守虔诚的福音派教徒还想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社会，他们寻求社会和政府来支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事业，甚至希望通过影响领导人的选举、立法的改变等来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保证。这一派别的人物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能量。70年代以来，他们在美国的势力发展到了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到国会参众议员，从大学教授到报纸主编和专栏专家，从华尔街金融巨头到好莱坞编导名流，无论是美国社会的权力要津还是舆论阵地，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对美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道德多数派”的领袖杰里·福韦尔(jerryfalwel1)就确信基督教不能放弃寻求正义的政治领域。他所领导的宗教右翼的组织，在当时大规模公开介入美国政治，前总统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曾得到过该组织的大力支持。哈弗罗斯也感叹“看来主流是赢了”。
哈弗罗斯的立场很复杂，一方面，他属于保守的派别，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保守派积极参政的热忱。他认为内在于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普遍主义并不必然由西方文化来承担，而是首先并主要由教会来体现。从这种观点看，当人们问什么是社会和政府的最好的形式时，已经误入歧途，因为这已经肯定了基督教应该有某种社会和政治力量，以便使基督教能决定社会风尚。这样的认识由来已久，但不能肯定它就是真理。用耀德尔(johnhowardyoder)的话说，这样的认识“继承了西方社会伦理的康斯坦丁的要素”。哈弗罗斯追随耀德尔的思想，把倾向基督教与社会密切结合的立场称为康斯坦丁主义。
这不是说怀疑历史上康斯坦丁大帝改宗的真诚性，或那个时代基督教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而是康斯坦丁成了道德论证有重大转变的象征。由此，人们对伦理学的理解有了改变。在康斯坦丁以前，基督徒相信神对世界的统治仅仅是信仰的事情。不过由于康斯坦丁，神的恩赐不再是信仰对象，因为神对世界的统治在作为基督徒的统治者那里有了经验的展示。随着这种末世论的改变，伦理学也不得不变，人们必须把行为的目标指向支持现存的政权。
基督教成为国教必然会使整个局势出现重大转折，世俗国家的纷纷解体，使得靠“镇压基督教威胁”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不复存在。而基督教本身与现实制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也渐渐消失。为此，基督教伦理的对待现实世界的政策重点出现了转移，从抵抗转向制度认同，即试图为现实世界提供合法性论证。成为唯一国教的基督教不再存在界限分明的敌友划分，它的伦理学策略也都随之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所有这些使得基督教伦理的特性和内容发生了重大转换。一旦当基督教成了社会中的官方主流，人们自然就认为其道德语言也应该指导每一个人的行为。
因此“康斯坦丁主义”．这个词标志的是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即试图“通过国家的力量让世界发展成神的国度，这使对神的礼拜变得不可避免，使所有人不需要皈依或转变就能得到基督徒的确信”。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在于：教会在其中似乎得了很大的便宜，得到了权力；教会将把国家视为宣教的工具，特别是教会变得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也成了教会的一部分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经济、社会、政府的权力来加强基督教的势力和统治范围。
哈弗罗斯对这样的倾向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如此联合会腐蚀教会的独特性，并且使国家在自己的角色定位上也受到了欺骗。不应当为了权力而丧失教会的身份，教会与国家之间还是有鸿沟。国家最多只能代表次终极的实在，因为其偶然和具有历史语境的统治方式并不是从基督的和平国度中获得机制的。只有面对教会的独特性，国家才会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否则国家就有可能受到诱惑变成假的教会，或是作为政府机构的国务院来统治教会。不管是哪种情况，国家都是僭越了教会的角色，由此会丧失适宜的功能，因为它错误地以为，国家在承担这个世界的真正历史。哈弗罗斯特别指出，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现代国界、启蒙运动的兴起，美国式的政教分离的确立，都可以视为现代社会已经逐步走出了康斯坦丁主义的传统，但在现实中，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依然存在，因为很多基督徒感到有责任支持国家的各种政治安排，结果依然混淆了国家和教会的角色。如果需要基督徒对国家说“不”时，这样的混淆使基督徒丧失了分辨的能力和勇气。因此，要超越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关键在于坚持教会与社会的划界。
三、教会本身就是社会伦理
人们或许不无疑惑：那么基督教会能为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提供怎样的社会伦理呢?在哈弗罗斯看来，大部分基督教社会伦理学家往往跟随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认为基督徒的任务是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帮助穷人；基督徒应该参与政治以保证有更为公正的社会等等。因此政治介入是处理、改造不公正结构的最好的机制。这是从政治的角度的理解，有些学者从文化整合的视角，认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一般是在本土化后成为更具普遍性的主流文化，才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
不过从哈弗罗斯的角度看来，无论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还是谋求主流的文化话语权，都不是教会安身立命之事，这样反而导致教会忘记了更为深刻的政治任务：“在感兴趣保证我们社会正义的公平形式更为可能时，基督徒没有去挑战我们政治组织和社会的道德前提。”
非常明显的一点是，现在的问题是基督徒认同了自由主义的假定，即即便没有正义的人们，一个正义的政治体依然可能。人们仅仅认同政治学是对欲望的分配，不管欲望的内容如何，任何把发展有德性的人作为政治事务来考虑，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不可原谅的干涉。更具危害的是，教会也逐步模仿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哈弗罗斯尖锐地指出，人们看来是忘记了，教会也是一个政治体，它曾经有这样的自信去鼓励自己的成员，要有足够的德性去维护作为公民的角色，其目的是能够回击社会和国家的不必要的主张。
有人担心教会这样激烈反对世界，是否会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哈弗罗斯认为这种理解的背后，其实是害怕基督教与其文化的完全断裂，结果是自然法的设想起到意识形态的功能，为的是维护基督徒的某些假设，即他们的社会、尤其是西方的民主社会是内在于上帝的目的。事实上，许多人都只是强调在具有良好意志的人们中寻求和平公正的社会。不过哈弗罗斯正是要挑战这样的观念：基督教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和平或公正。在他看来，真正任务应该是：教会首先要成为教会，是服务性的团体。“教会的首要的任务是为发展这种解释和分辩的技巧提供必要的时空，而这些技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社会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样的教会不是拥有一种社会伦理的学说：“教会就是社会伦理。”
哈弗罗斯社会伦理观是教会中心论的，教会本身就是一种城邦，是一个与这现实社会对照性的社会。这样说，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教会是具有完全独立性的能动主体，或是分离的空间。哈弗罗斯对此并不同意，他还用另外一些隐喻把教会看成一个“殖民地”，把基督徒视为“在世的异乡人”，“教会是一块殖民地，在另一文化中的文化的孤岛。通过洗礼，我们的公民从主导的文化进入到另外一种文化，但不管在怎样的文化中，我们发现自己仅仅是在世的异乡人”。不过哈弗罗斯还是特别强调教会本身具有独特性；否则，基督教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在积极支持民主服务社会的过程，教会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独特的共同体。其实教会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团体，它也有预算、房产、停车场、聚餐、关于牧师人选的争论等等。哈弗罗斯不接受有关一般的教会、看不见的教会等观点，而是相信这有停车场有聚餐的教会构成了真实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受到圣经故事的塑造，并且将继续得到它的塑造。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就在于具有可以得到辨别的清晰的标志：圣事得以举行；耶稣的话语得到宣讲；正直的生活得到鼓励和实践等等。当然，仅仅有外在的礼仪还很不够，教会还要号召基督徒成为有德性有品格的人。
一、完善消费教育网络，推进农村消费教育工作。
根据省消协《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消费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为切实加强消费教育工作，进一步创新教育方式，增加教育内容，扩大教育范围，正确引导消费，促进消费者更新消费观念、合理消费、科学消费和理性消费，促进形成和谐有序的市场消费关系。县消协在去年10月成立了首家“消费教育学校”进行消费教育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路子，采取多种措施，做到早计划、早安排、早实施，年初就在___县灵山小学组织该校800余名师生进行了集中消费教育培训，拉开了该县新一年度消费教育工作的序幕，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农村消费教育工作更加深入有效地开展。具体做法是：
一、构建和完善消费教育网络。在去年设立首家“消费教育学校” 试点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构建完善的消费教育网络，县消协在年初就积极筹备，精心组织，快速行动。于1月5日就下发___县消费者协会XX年第1号文件《关于构建和完善消费教育网络的通知》。一是成立了 “___县消费教育中心”；二是在五个消协分会全部设立“消费教育学校”；三是确定___县小南海中学和灵山小学为中小学校消费教育基地试点单位；四是在“3.15”期间又创新性地在___县横山镇横山村建立了衢州市第一个“新农村消费维权教育基地”；五是在全县15个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站的439个监督点和49家商（市）场、社（景）区、学校的消费投诉联络站设立消费教育联络点。从而在网络组织机构建设上保障了农村消费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组建“3.15志愿者消费教育宣讲团”。由热爱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专业人士组成，目前已有包括工商、质监、物价、司法、教育、农业、烟草、卫生防疫、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和行业的8名相关人员加入到“宣讲团”，其中有公务员、教育工作者、离退休干部、律师和其他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该“宣讲团”的成员还在不断增加。其主要工作职责是根据县消协的委托运用个人专业知识和技术特长做好各消费教育学校和消费教育基地的消费教育培训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专业知识和咨询服务。据统计，自今年初“宣讲团”组建以来，已举办各类消费知识讲座、培训和开展相关消费教育活动二十余次，受教育人数达万人之多。从而在专业师资力量和人员配备上有效保证了消费教育工作在农村的广泛开展。
三、制订年度消费教育工作计划。县消协制订了县消费教育中心消费教育工作总体规划；各消协分会制订了各消费教育学校的年度教育计划；各消费教育基地制订了具体的消费教育课程和内容。通过消费教育网络这一平台，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包括正确消费观的教育、权利意识的教育、消费科学知识的教育和先进消费文化的教育等内容的消费教育活动。把对农村消费维权监督员的培训和对农民及中小学生的消费教育作为今年的消费教育工作之重心，充分发挥农村消费维权网络和消费教育网络的“双网”作用，大张旗鼓地开展农村消费教育工作，切实营造起形式多样、渠道多种、参与广泛、力求实效的良好消费教育氛围。如溪口灵山小学被确定为中小学消费教育基地近一年来，该基地举办了7场消费教育培训，出黑板报宣传教育十期，与工商、卫生等部门联合进行现场示范培训四次；在实验班每周增加一节消费教育辅导课，结合《小学生消费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课题开发了一整套消费教育校本教材；灵山小学的校长就消费教育从娃娃抓起展开课题研究，并完成了专题调研报告。从而在教育环境和科学规划上确保了农村和中小学校的消费教育工作更扎实有效地向深处和广处推进。
此项工作的有效开展也得到了上级消协的充分肯定，《中国消费者内刊》今年第2期的“工作研究”和省《消协通讯》今年第1期的“交流园地”以及《衢州工商》中都曾以《完善消费教育网络 推进 农村消费教育工作》为题，对该县的消费教育工作予以了刊登和交流。
二、积极筹备，上下联动，“3.15”活动缤彩纷呈。
在今年的“3.15”来临之际，县消协在县工商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与各消协分会的联动作用，为更好地开展“消费与环境”年主题的消费教育宣传活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当地社会各届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
1、药价消费体验触动商家神经。3月上旬，___县消费者协会组织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就 “达克宁乳膏”等五种常用药品的零售价格对城区8家药店和湖镇、溪口、小南海、横山、塔石等主要集镇的8家药店以及县城两大主要医院药房的药品价格进行了比较性消费体验。针对体验结果，县消协于3月7日组织召开了药品价格比较性消费体验结果通报会，召集18家单位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通报交流，并邀请了工商、物价、药监、卫生、___电视台等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参加了通报会。通报会上有关部门和经营单位都发表了各自意见和看法，深深触动了商家的神经。
2、消费知识竞赛联动社会各届。为更好地丰富宣传内容、改进教育方法、活跃活动气氛。县工商局、县消费者协会于3月10日会同城西分会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3.15”消费知识竞赛活动，组织浙江001集团公司等七支代表队参加，并邀请了农村维权监督员和学校学生、工商业主的代表观摩了竞赛现场，也使他们得到了一次生动的消费知识培训。___县电视台和相关报社记者也对此次竞赛活动进行了全程跟踪拍摄和专题报道。
3、专刊、晚会、现
场咨询助动活动高潮。为更好地宣传“消费与环境”的年主题，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利；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节约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消费保护环境。3月15日，县工商局、县消费者协会联合了相关部门和经营单位在___福泰隆广场，组织了大型现场咨询宣传活动，进行消费维权知识宣传和现场受理投诉，并刊编了《___消费指南》“3.15”专刊，数量一万份，向社会各届免费赠阅；晚上两个多小时的“3.15”专题晚会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的消费知识有奖问答，将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同时我们将整个“3.15”期间的相关宣传活动拍摄制作成专题片，在___电视台进行滚动播放，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充分发挥消协职能，提供真实消费信息和维权服务
为更有效地发挥消协的社会监督职能，向消费者提供更为真实详细的消费信息，县消协今年以来多次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对相关商品和市场进行监督检查和消费调查，并将结果形成书面报告向社会予以公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真实、准确的消费信息的同时也给相关经营单位敲响了警钟。
1、为确保节日期间消费者能够安全、健康、放心消费，结合工商部门开展的“年货安全送放心”活动，县消协在元旦期间会同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对___县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面粉的“定量包装净含量”进行了一次联合抽检。共抽检了6家经营单位销售的来自河南、安徽、江西、江苏、福建、黑龙江以及本省、市、县15家企业生产的11个品牌的大米和4个品牌的面粉。结果有3个品牌的大米定量包装净含量略低于国家标准，其余8个品牌的大米和4个品牌的面粉均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并有2家企业未在商品包装上标注生产日期。从抽检情况看，外地企业生产的商品定量包装净含量情况好于本地企业，3家净含量超出允许短缺量的生产企业均为本县企业。春节前夕，县消协又会同县工商局经检大队、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衢州“巨能”、“盛康”、“巨北”和___“顺安”、“701”等五个品牌的瓶装液化气进行联合抽查，抽查结果令人担忧。随机抽查瓶装液化气53瓶，其中单瓶符合国家标准的只有28瓶，占抽查总数的52.8%；而按每十瓶的平均重量标准要求，五家单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此外还有4只钢瓶为XX年度的，属超期“服役”，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针对存在的问题，除予以公开披露和通报外，已交由有关行政部门按规定予以查处。
2、针对家装市场相对混乱的现状，县消费者协会于今年四月份会同___县装饰行业商会对___县的家装市场进行了一次消费调查，并形成了书面的调查报告。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家装市场上正规公司与“马路游击队”各占半壁江山，通过实际调查后发现，目前我县家装公司（单位）还存在以下普遍问题：一是家装资质问题非常突出。除了三家总公司设在外地（杭州、金华、衢州）的家装分公司其总公司有相应的家装资质证外，设在___本地的家装公司（单位）均未取得相应的家装资质证；二是家装合同问题未能规范。被调查的十家家装公司（单位）与客户所签订的家装合同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合同文本，只有“杭州我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___分公司”使用的是杭州市建设局和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的杭州市家装合同示范文本；三是家装专业人员问题。大部分家装公司（单位）并没有相对固定的持有相应资格证的项目经理和设计人员，下面的施工人员也是临时雇佣的，整个家装队伍属于临时组合的“松散型”的。四是家装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问题。除少数几家家装公司有相对完善的制度规范外，大部分家装公司（单位）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有的甚至无任何的制度规范。由此可见，“正规公司”也还有许多不正规之处。
3、发挥消协职能，积极做好维权工作，为“三农”服务。___县消费者协会小南海分会在今年5月成功调解了一起使用水稻专用肥致使水稻生长不良的群体投诉，为塔石镇雅村、模环乡童家村等11位受害农民挽回经济损失10542.50元，其中增加赔偿金额9360元。6月份又成功调解一起使用复合肥因养分不足造成农害的群体性投诉，为小南海镇黄村陈某等五位受害瓜农挽回经济损失51480元，其中增加赔偿金额28600元。此外县消协还配合农业等部门多次为受害农户挽回损失有效维权。如今年6月份，小南海黄村王某等8位在十里坪种植西瓜的瓜农因购买到劣质复合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县消协得知后及时与县农业部门和衢州市消协及航埠工商所取得联系，配合他们一起通过数月的多方努力，最终成功地为瓜农们挽回损失和增加赔偿共计17万余元（此数据未统计在内），受到了农户的一致好评。
四、深化“先行赔付”，推进诚信互动。
为将“先行赔付”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使“先行赔付”单位向更高层次发展，县消协于7月份制定出台了《___县消费争议“零投诉”单位申报评定操作规程》。从而使“零投诉”单位申报评定工作有章可行，更为规范。7月27日，___县工商局、县消费者协会召开了全县消费争议“先行赔付”单位表彰授牌大会，对全县53家“先行赔付”单位和9家“零投诉”单位进行了集中授牌和表彰，___福泰隆商业有限公司和浙江___四通家电有限公司分别代表“先行赔付”及“零投诉”单位代表作了经验介绍和表态发言。同时要求“先行赔付”单位下一步要在机构、人员、制度、职责、经费方面实行“五落实”。具体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建立相应机构，确定维权人员。各单位建立相应的消费维权机构：消费争议投诉联络站或消费维权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人员：各单位除确定一名负责消费维权的负责人外，还专门确定一名消费维权联络员。
2、完善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制定和完善消费维权方面的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明确本单位各部门的岗位职责，责任到人。
3、建立投诉台帐，设立预赔基金。各“先行赔付”单位均要求建立《消费者投诉（咨询）登记台帐》，对消费者投诉（咨询）及处理结果等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登记备查；同时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设立一定数量的消费者投诉预赔基金，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经费上的保障。
通过几年来的努力，我县的“先行赔付”单位总数达到53家，先行赔付保证金达到了16万元，“先行赔付”期限也由原来的一年延长到两年，进一步提高了参加“先行赔付”行列单位的相对稳定性。“先行赔付”活动也体现出了良性互动的良好局
面。通过推行“先行赔付”制度，在给经营企业一个自我加压的同时，也给企业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充分调动了经营者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如___福泰隆商业有限公司在抓好组织机构、制度政策和人员责任“三落实”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个保障”，即投诉基金的保障。公司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提留20万元作为投诉基金，专款专用，从而保障了消费者投诉的及时有效解决；浙江___四通家电有限公司积极开展“岗位维权竞赛活动”，并在浙江省设立了投诉专线“2472315”。 通过“先行赔付”活动使企业自身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树立起了“讲诚信、重服务、求质量”的金字招牌和广告效应，同时也为消费者放心消费撑起了保护伞，体现了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利互惠，双方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关系，达到了“双赢”目的。该项工作的深入有效开展，也在今年第8期省《消协通讯》中做了刊登介绍。
五、推行“多网整合”，提升监督网络作用
为充分整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基层监管网络资源，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利用，减轻基层组织负担，有效发挥基层监督网络的功能，提升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管水平，在借鉴兄弟县（市）做法的基础上，___县食品安全委员会于今年上半年着手进行“多网整合”和“多员合一”工作，经与工商、农业、质监、卫生、食品药品监管、县消协等部门和单位多次磋商探讨后，最终形成了《关于整合我县基层食品安全监督网络的实施意见》。并上报县政府批准于7月份正式实施。
“多网整合”就是整合工商、质监、农业、卫生、食品药监等部门原基层监督网络，同时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牵头负责，以全县消协分会、各乡镇消费维权监督站及村级消费维权监督点为基础，建立覆盖全县乡镇（街道）、社区、村的___县基层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网络。在每个乡镇（街道）设立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站，站长由各乡镇分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兼任，在每个行政村（社区）设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点，聘请2名以上监督员（其中1名为村妇女主任），统一称为“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员”，实现“多员合一”。工商、农业、质监、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共享网络信息；县消费者协会受食品安全委员会委托，负责监督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并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监督员进行年度考核。今年已全面完成了15个监督站79名成员和439个监督点878名监督员的组建和确定工作，并于9月14日召开了第一次监督站站长会议，征求意见，布置工作。此举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政府引导、行业自律、社会参与、行政监督”的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网络，是“三网”建设的实质性深化，同时也为更切实有效地发挥监督员作用提供了保障，从而达到营造更好的农村食品市场消费环境，切实保障群众食品安全和合法权益的目的。
1、为更好地发挥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作用，进一步提升消费维权水平，县消协报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意，制定和推行全县统一的《___县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员考核细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一是建立完善责任机制：县消协依据《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站（点）工作职责》与各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站签订《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维权工作责任书》，各监督站与农村各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点（员）签订责任书，层层落实，明确职责，要求做好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以及简易投诉处理、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及时举报违法经营活动情况等工作；二是建立完善督导机制：督促各级消协网络有效地开展消费维权工作，每季度对各分会及监督站、员的消费维权监督工作进行督查和考核，及时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督导；三是建立完善奖惩机制。根据考核细则和举报奖励制度，在全县范围由县政府拨出专款，实行统一的工作补贴和奖励，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发挥监督网络作用，建立起方便、畅通的投诉举报渠道。
2、对成绩突出的监督站和监督员进行表彰奖励。通过考核评选，年初全县共评出先进监督站2个，“十佳消费维权监督员”10名，由县工商局和县消协联合下文表彰，并拨出专款给予了相应的物质奖励，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站和监督员的工作积极性。如“五一”前夕，罗家乡芝塘金村金某在帮本地亲戚办喜事燃放爆竹时手被炸伤，该村消费维权监督员金连秋立即与县消协取得联系，在第一时间介入并直接参与而及时成功调解了该投诉，这也证明我们的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络正在逐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在完善和发挥农村消费维权网络的同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水平，建立健全基层消费维权组织网络，提高维权能力，根据中消协《全国消费者协会基层组织网络建设规范意见》的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县消协逐步在我县各大商（市）场、社（景）区、学校建立起较为系统、规范的消费投诉联络站。根据各单位的申报和消协组织的审核，于今年10月份正式成立了“___福泰隆商业有限公司投诉联络站”等首批49个投诉联络站。并于10月27日下午，召开了___县首批消费维权投诉联络站成立暨“消费.节能.环保”宣传教育座谈会。对联络站成立后的工作职责和相关工作要求作了说明和布置。同时结合座谈会对各消协分会和投诉联络站进行“消费.节能.环保”的专题宣传教育，具体包括节约用粮、用水、用电、用油、用纸等系列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者、经营者和社会各有关方面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保护环境资源，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树立可持续消费观。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县的消协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展的一些符合当地实际且富有成效的创新性工作也得到了上级消协的充分肯定。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消费争议仲裁工作还未有效开展、消费法庭的实际作用还未有效发挥、消协组织和维权网络的实际维权水平和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等等。
XX年工作思路
XX年年县消协将以“加强消费指导体系建设，推进消费争议救助体系，增强消费维权能力，提高社会公信力”为主要工作方针。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以消费教育为抓手，构建和推进消费指导体系建设。
1、依托消费维权监督网络和消费教育网络，大量开展农村消费指导工作。通过“一会两站”利用消费教育中心、学校、基地采取多种形式扎实有效地开展消费教育和指导工作。重点是提高消费
者科学消费的观念，培养消费者合理选择、使用商品与服务的能力。
2、充分发挥“3.15志愿者消费教育宣讲团”的作用，运用“宣讲团”成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特长做好各消费教育学校和消费教育基地的消费教育指导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专业知识和咨询服务。
3、确定3月份为“消费教育宣传月”。宣传形式上在原有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消费警示》、编印《消费者协会简报》和《___消费指南》等方式的基础上，力求开展网上教育和争取有关通讯营运机构支持开展如短信宣传之类的通讯教育，以进一步扩大受教育面。
二、以法律援助为手段，构建和推进消费争议救助体系。
1、充分发挥“消费法庭”的作用，加快推进法制化进程。对依法受理的消费者投诉，经调解难以很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应加强与法院的联系和沟通，必要时支持消费者通过“消费法庭”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积极组建“法律援助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维权法律服务。与相关律师事务所及法律工作者取得联系，争取相关司法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尽快成立“___县消费者协会法律援助中心”，以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提高依法维权水平。
3、建立和推行消费争议投诉情况通报制度。督促经营者进一步提高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正确处理消费争议的意识和观念；同时积极有效地开展消费争议仲裁工作，为消费者提供多渠道、全方位的消费争议纠纷解决途径，更有效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以维权网络为依托，进一步增强消费维权能力。
1、以“多网整合”为契机，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引导、行业自律、社会参与、行政监督”的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网络，深化“三网”建设。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考核办法，更切实有效地发挥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监督员的作用，从而达到营造更好的农村食品市场消费环境，切实保障群众食品安全和合法权益的目的。
2、发挥各大商（市）场、社（景）区、学校建立起的投诉联络站的作用。妥善解决消费者在本企业（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所发生的消费者权益争议；配合消协开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宣传、教育、咨询活动；承担消协布置的对商品和服务调查事项，及时向消协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等消费信息。
3、利用各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工作。在原有“移动电话机商品经营行业自律协会”和“龙北农资经营行业自律分会”等自律组织有效开展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在不同行业（如农机、汽车等）和区域进行推广和深化。
4、配合工商、食品药品监督、农业等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有效地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和“红盾”护农工作，确实关注民生、服务“三农”，进一步有效维护农村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以创建规范为基础，努力提高社会公信力。
1、以创建规范化协会为起点，加强县消协和各消协分会在组织建设、内部管理、履行职责和办公设施等方面的规范。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规范自身行为，全面履行法定职能，努力提高消费者协会在社会上的公信力。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会议精神为指导，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依据《教育督导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4号）和《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国教督办【2013】2号）等教育督导法律法规，依法督导，勇于创新，踏实工作，努力探索新形势下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新机制，强化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责任意识、规范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提高挂牌督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焦质量，着力打造临空品质教育，加快推进我区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二、工作项目
（一）挂牌督导
1.工作职责
(1)对学校（幼儿园）依法依规办学进行监督。
(2)对学校（幼儿园）管理和教育教学进行指导。
(3)受理、核实相关举报和投诉。
(4)发现问题并督促学校（幼儿园）整改。
(5)向教育督导部门报告情况，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
（6）一旦发生重大学校安全事件，责任督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督促学校妥善应对和处理。
2.工作要求
（1）每所挂牌学校（幼儿园）每月至少1天。
（2）对挂牌督导的学校（幼儿园）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督查。
（3）探索积累挂牌督导工作经验，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存档工作。
（二）2020年现代化学校创建、市素质教育特色学校创建工作视导。
1.现代化学校创建学校：XXXXXXXXXXXXXXXXX
2.市素质教育特色学校创建学校：XXXXXXXXXXXXXXXXXXXXXX。
3.工作要求：
（1）对照评估指标指导学校的创建工作。
（2）了解各校创建工作中的问题与困难。
（三）常规联合视导
1．责任区划分
第一责任区 组长：XXX
责任督学：XXXXXXXXXXXXXXXXXXXX
学校（园）:XXXXXXXXXXXXXXXXXXXXXXX。19
第二责任区组长：XXXXXX
责任督学：XXXXXXXXXXXXXXXX
学校（园）：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9
第三责任区组长：XXXXXXX
责任督学：XXXXXXXXXXXXXXXXXX
学校（园）：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9
第四责任区组长：XXXXXXXXXXX
责任督学：XXXXXXXXXXXXXXXXXXX
学校（园）：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8
第五责任区： 组长：XXXXXXXXXXXXXXXXXXX
责任督学：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学校（园）：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8
2．联合视导主要对以下九大事项实施经常性督导：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情况。
（2）校务管理和制度执行情况。
（3）招生、收费、择校情况。
（4）课程开设和课堂教学情况。
（5）学生学习、体育锻炼和课业负担情况。
（6）教师师德和专业发展情况。
（7）校园及周边安全情况，学生交通安全情况。
（8）食堂、食品、饮水及宿舍卫生情况。
（9）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情况。
3．联合视导工作要求
（1）九大事项的任务分工明确，责任人认真收集信息，填写好相应督导表格，写好各自一块的评估小结（成绩与亮点，问题与建议）
（2）各组长收集整理各位督学的评估小结，汇总完成每一所学校的视导报告。
4.视导工作流程
联合视导基本流程：听取汇报、随机听课、巡视校园、查阅资料、列席会议、座谈走访、问卷调查、小组碰头、集中反馈。形成书面报告。
5.视导时间安排
本轮联合视导时间：2020年10月—2020年12月，具体时间及安排见附表。
6.视导结果应用
联合视导将由各责任区对各校（园）形成专题视导报告并在教育信息网上予以公布,择机在全区校级干部会上予以宣讲，并作为学校考评的重要依据。
三、工作要求
1.各项工作要做好计划安排，认真完成本学期督导的各项工作。小组组长负责组内活动召集、分工及具体工作安排。
2.各学校（幼儿园）根据视导工作安排，扎实做好相关工作，并积极配合做好挂牌督导和联合视导工作。
3.督导期间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得有任何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发生。
作者：李小芳 单位：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在卫生监督学中开展PBL教学改革就是要建立全新的教学思维，使教和学没有主被动之分，教师和学生在问题的基础上互相启发、互相讨论，促进对问题的深入理解，从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此过程中不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创新性思维的能力。
卫生法规与监督学PBL教学的具体实施
卫生法规与监督学课程分为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包括卫生监督的概念、性质、分类、效力、历史沿革，还包括卫生监督的法律关系、卫生监督主体、卫生监督依据、卫生监督程序、卫生监督手段等基本内容。这一部分以概念性、理论性的内容为主，不宜开展PBL教学。而各论部分包括食品卫生监督、传染病防治监督、化妆品卫生监督、放射卫生监督、学校卫生监督、劳动卫生监督、国境卫生检疫、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和其它卫生监督、医政监督等，由于实践性较强，便于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问题供学生思考、讨论、解决。
每次课程前一周，由带教老师根据教学大纲及教学目标提出带有线索性的一系列问题，让学生提前准备。上课时，按每组8~10人进行讨论。小组成员根据各自所学的理论、知识及课前所查阅资料，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分析、汇总。每个小组形成一定的观点后，各小组选派代表分别发言，各小组之间可以互相提问、质疑、辩论。在此过程中，教师只做引导性发言，控制上课的节奏与进度，总结难点重点，最后对学生的发言进行评价。
卫生法规与监督学PBL教学较传统教学方式的优点
1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提高学习效果卫生监督学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较传统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课程有很大的不同，更倾向社会学科，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感觉不容易理解，概念比较难记，难于理论联系实际。采用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置一系列问题，让学生根据问题来主动学习，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拓宽了思路，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2培养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卫生监督学的学科特点，一般所设计的问题大都是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是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同时还必须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来综合分析，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从而使学生在理论学习时，应带着问题，带着思考，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学习，而不是就理论学理论。
卫生监督学PBL教学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卫生监督学所开设的时间是五年级上学期，这学期预防医学的主干课程大都在本学期开设，且距离硕士研究生考试也很接近，而PBL教学方式要求学生课前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文献资料，造成学生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这个问题许多学生难以接受［3］。另外，所设计的问题很难保证问题的全面性，只能是对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影响对内容的系统学习，甚至打破了学科的系统完整性［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