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7 14:40:23
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是墨子和杨朱，因此当时天下分为两派。但最后两个学派都衰落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墨子与杨朱的主张截然相反，墨家主张“腓无?，胫无毛。”而杨朱则主张“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墨家是毫不利己，杨朱是毫不利人，但两派都有各自的深刻独到之处，即各自的特点：墨子的深刻独到之处在于其主张“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杨朱的深刻独到之处在于其提出“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这就好像事物的两个极端。世人无法理解接受他们的深刻独到，以至于两个学派最后几乎销声匿迹。
在当时充满着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社会中，墨子提出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即，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互利互爱。（易中天老师说，“墨子这个主张好，好得就像社会主义，墨子这个人好，好得就像古代雷锋。”我笑）。但墨子的学说也有他的致命伤，为，违背常理，没有依据，导致独裁，恐怖组织。而墨子学说不被人接受的原因正是统治者不愿意，百姓也不愿意。这结果说明，想要在世间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的，其结果必是人间地狱。这是空望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他的主张导致独裁，违背常理，只是一场美好的空想，是终将幻灭的脆弱泡沫。
而杨朱反对一切的侵犯和占有，即所有的侵犯和占有都是不对的。不仅自己一毛不拔，而且要大家公平的一毛不拔，毫不利人也毫不损人，主张天下为公。杨朱的思想完整表达便是既一毛不拔，又天下为公。这个有些矛盾的观点使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想不通，所以杨朱的观点就渐渐的销声匿迹了。
墨子和杨朱都忘记了，真正的“人间天堂”使由每个人的幸福和权利堆砌成的，否则只是一座华美而无灵魂的空城。
《百家讲坛》自2001年7月9日开播，“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是其栏目宗旨。作为央视科教频道的品牌栏目，《百家讲坛》是将所谓精英的文化用一种大众相对喜闻乐见的形式即大众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得节目中涉及的原本可能深奥枯燥的内容成为观众都能接受的都喜欢的节目。《百家讲坛》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其能够充分发挥大众文化中的娱乐亲民、商业等特性是分不开的。
大众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娱乐性。追求感官上的娱乐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宗旨。更有甚者说娱乐可能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事业”。人们希望从大众文化的得到的是放松是快乐。美国的休闲学研究者杰弗瑞？戈比曾说：“休闲时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正是迎合了现代都市人工作生活压力大的现状，给人一种相对自由轻松的状态。
而《百家讲坛》是把中华传统文化寓于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讲解之中。在讲解内容不脱离史实不违背原著原意的大前提下，嘉宾在讲解的时候用一种相对娱乐的方式来阐释中华典籍，这是考虑到观众文化层次、理解能力参差以及电视节目的可看性等的因素。但是，《 百家讲坛》与一般的大众文化不同的是他不是单单只是娱乐大众，他只是希望借用娱乐的形式来向观众讲述我国的历史文化，观众在收看节目的同时还可以充实一些文化底蕴。其节目内容中涉及到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如果仅仅是按照像老师上课那样乏味的形式向观众灌输知识的话，节目必然不可能有好的收视大众必然是不会买帐。也正因为如此，《百家讲坛》不得不形式多样，让科教片也可以很有看头；不得不兼顾学理性与实用性，拉近观众与节目中讲述的精英文化的距离。
更具体来讲，比如在《百家讲坛？于丹？论语心得》中，节目中采用了动画的形式再现《论语》中所讲述的事例、道理。于丹用口语化的语言为观众讲述她的论语心得，其中还有她结合当今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她的生活感悟，有理有据也有体验。个人感觉《百家讲坛》中还有一点做得让观众感觉比较舒服的是旁白的讲述，背景音乐的选择。这些细节部分的到位使得节目的整体风格更加的平易近人，不像传统的科教片高高在上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也正是其大众娱乐性的体现。事实上《百家讲坛》的娱乐性很大程度上都是看嘉宾的讲述方式，讲坛中几位中将娱乐做的比较好的如易中天、于丹等。
网上有一些说法是说《百家讲坛》是用娱乐的方式亵渎历史愚弄观众，个人觉得这中说法着实是有些过分了。《百家讲坛》只是与时俱进地用一种更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来解读传统文化，而且大体上也并没有哪里太出格到扣愚弄大众这样的帽子在他们头上，又没有麻辣评委也没有找托儿。退一万步讲，现在原本就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如果央视策划一个严谨至死的科教类节目，刻板严肃一丝不苟，那收视率可想而知。《百家讲坛》用很恰当很适度的娱乐为国人提供了一档寓教于乐的电视节目。
在《百家讲坛》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节目所请到这些学者也一炮而红。于是请他们去做讲座的人多了，写作出书也来了，节目中的插播的广告也带来了巨额的收益。这就体现了大众的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商业性。
商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在现今文化日趋产业化的结果。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提到过“文化工业”这个词，我的理解是文化工业就是处心积虑用文化来赚取大众的钱。一旦大众文化具备了文化工业的特征，那么大众文化业就成了大众文化商品，有了商品属性。
不可否认的是《百家讲坛》将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商品化了 。但这原本就是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并且在如今这样的社会，经济利益向来是绝大多数人做事情时考量标准中极重要的一块。《百家讲坛》只是用了宣扬传统文化这样的方式，但是事实上它也确实是在传统文化的普及宣扬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谁都不能保证说《百家讲坛》中讲述的东西带给观众以及讲述者自己的都是虚假的毫无意义的。现实是残酷的，所以赚钱这一点必须的，其实只要找到平衡，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
对于大众文化而言，模式化与机械复制也是其特征之一。大众文化在其本质上具有无深度、模式化、易复制等特点，就是商品一样可以大量复制。在《百家讲坛》之后，各种形式的学者讲学节目开始出现在电视上。尽管这些专家学者都否认了“模仿《百家讲坛》中的谁谁谁”这种说法，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是《百家讲坛》为后来的这些节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经验。《百家讲坛》用较低的成本制作了一档精品栏目，利用悬疑制造卖点，打造了节目品牌之后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其节目的主要内容——传统文化近些年也在不断地升值中。在这样的模式之下，《百家讲坛》除了赢得了高收视还收获了大盈利。
关键词： 电视类讲坛节目 大学课堂教学 沉寂原因
电视讲坛类栏目起始于湖南卫视1999年10月开播的《新青年》(后更名为《千年论坛》)，2000年，凤凰卫视开《世纪大讲堂》栏目，随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播《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播后反应平淡，收视率于科教频道中也列于末位。但随着刘心武《新解〈红楼梦〉》和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的开播，《百家讲坛》收视率节节攀升，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乃至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连讲坛的老师们都成了明星，甚至还有一批粉丝，如“乙（易中天）醚”、“丹（于丹）皮”、“群（王立群）众”等。《百家讲坛》的兴起促使很多电视台都相继办起了讲坛类栏目，如北京卫视的《中华文明大讲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山东卫视的《新杏坛》，陕西卫视的的《西凤开坛》，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等等。但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降低及热潮的退去，其他一些电视讲坛类节目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了。
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在传播的诸多要素中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电视类讲坛节目红火的时候，人们经常拿它和大学课堂教学作比较，希望大学课堂教学能像电视类讲坛节目一样。因此，本文拟以传播学五要素即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受众、传播效果为点，通过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以期窥探电视类讲坛节目渐趋冷清的原因。
一、传播者
电视讲坛类节目的主讲者和大学课堂的讲授者虽然都是大学老师，但“讲坛”和“讲台”位置的不同使其身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即使同是站在“讲坛”上的教授，因制作人初衷的不同，教授的身份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制作人把履行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的教授和“讲台”上的教授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如果制作人把收视率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份就难免带有浓厚的商业意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博得观众、听众的认可，使收视率提高，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事先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尤其是经过后期制作加工过的，他们俨然成为在电视台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安排下甚至“绑架”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台的广告人和招揽者，类似说书人。而在“讲台”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上背负的是强烈的教书育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主要任务是进行知识的有效传播及对学生能力的适当启发和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分配给学生的启蒙者和引导者，他们的教案也许是课前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自，不受导演和台词的约束，根据课堂具体情况，他们可以灵活地对课堂进行安排。这样看来，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二者的“生命力”自然可知。
二、传播内容
在传播内容上，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侧重于故事性，是一种消费产品；而大学课堂教学侧重于学理性，是能让人受益终身的。前者注重悬念，后者关注理念；前者注重前卫，后者关注权威；前者以感想售卖，后者以思想育人。例如，《百家讲坛》的制胜法宝就是悬念，它把故事与情节放在重要的位置。万卫说：“我们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1］P33显然，《百家讲坛》已成为传统文化的“故事会”。在选题方面，太专业的都不能通过，专家的选题必须通俗，有故事可说。当然，电视类讲坛节目的内容往往通俗易懂，易于接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学老师借鉴的。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1］P64然而，“简单化”、“傻瓜化”应该仅仅限于形式上，如果为了“使它简单、傻瓜”而对讲述内容进行曲解，使传播内容本身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那么这类传播就是失真的了。例如，对于于丹将《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小人”解释成“小孩”，学界就有很多批评。
另外，电视讲坛类节目可以依靠后期制作消除所有的缺点，是定制式的。而大学课堂教学虽然也要尽量与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授课过程中，其随机性、自由性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内容要根据课堂实际情况临时发挥或灵活处理，可以说是定制与灵活的统一。
还有，相对于授课内容广泛的大学课堂，电视讲坛类节目在传播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更多地集中在历史文化、文学经典等人文社科类题材，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少。历史、文学知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故事性，适合用有声语言现场演绎，对观众很有吸引力，而且不要求观众必须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主讲人和观众之间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鸿沟。主讲人比较容易把握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平衡点，从而为受众创造良好的理解空间。但是总是听这些题材的故事，时间一长，受众自然会感到单调，自然会渐渐远离节目。
三、传播渠道和方式
从传播渠道和方式来说，讲坛类节目是电视节目，其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商业化的运作机制；而大学课堂是一种教育方式，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平台和手段。
于丹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性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捣鼓在一起。”［1］P64而对于大学教授而言，本着学术的严谨性，一般情况下他们上课前都要备课的，当他们在大学课堂上发表某种观点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凭什么这样说，而且要有可靠的材料作为佐证。一个是戏说，一个是正解；戏说仅能供人一笑而过或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正解却能引人深思、给人启发。
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电视不是一个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2］P112-113如果仅仅靠教授们的讲演，讲坛类节目不会那么受欢迎。基于视觉因素在当今传播中地位的提升，电视讲坛类节目一般都配以生动的画面和声像，从而给受众更深切的感受，以赢得受众的喜爱。而大学不可能像电视台那样有专门的制作人员把教师要讲的内容制作成生动的影像画面，最多只能是制作稍微精美的课件并配以适量的视频。这一点也是一开始大众对电视类讲坛节目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满足了当今人们在信任危机、道德危机背景下对传统文化回归的需求，而且满足了他们的视觉美感，让人在了解知识的同时能够得到娱乐和放松。甚至很难说清楚在电视类讲坛节目里是知识的成分大还是娱乐的成分大，因为节目里所讲解的所谓“知识”也包含大量的娱乐成分。这由前文的“戏说”也可窥见一斑。而大学课堂教学虽讲究“寓教于乐”，但终归要以“乐”为辅，以“教”为主。
四、受众
从受众的角度说，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一般为17岁―24岁之间的大学生，他们已经完成高中学业，即将具备或已经具备一定的大学文化程度，应该属于较为高端的受众，属于小众传播。这些受众基于知识的渴求，这种渴求本身所带有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便是他们的动力所在，能使他们坚持不懈地、继续地、主动地成为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而电视尽管在朝着小众化发展，但不管多“小”的观众，总不如教室里的受众那么“小”。根据阿多诺的场域分析：听众越多，内容越浅，每个人的趣味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要同时满足许多人的要求，就必须降低趣味，把知识通俗化。另外，从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现状看，我国电视观众的平均文化水平应该是初中到高中之间。［1］P100仍以《百家讲坛》为例，据万卫介绍，重新定位后的《百家讲坛》将收视人群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四十岁左右爱学习的女性；第二类是众多的老年知识分子；第三类是一些文化不太高，甚至相当低的人。2004年年底，《百家讲坛》栏目组曾对栏目的热心观众作过一个市场调研，调查结果是：按年龄划分：14岁以下占6.54%；15―24岁占8.62%；25―34岁占14.6%；35―44岁占11.57%；45―54岁占32.91%；55―64岁占13.85%；64岁以上占11.91%。按教育程度划分：未受教育的观众占3.3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观众占15.0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44.2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27.94%；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观众占9.39%。［3］P33调查结果与节目预期应该是相吻合的。这些受众对事物的选择总是流于表面，图个新鲜，主要是为了娱乐和放松，再加上这些受众接触各种媒介的时间最多，时间也最长，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他们的品位和需求也会不断提高，所以，电视类讲坛节目一直保持原来那个样子，必然渐渐为他们所冷落。
五、传播效果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经过后期处理的讲课，原则上讲，效果要比实际效果好。因为，节目录制的时候，如果演讲人出现了什么问题可以重新来过，而大学课堂教学就只能“现场直播”了，虽然真实，有时却难免会有些不能“重新制作”的遗憾。相对于大学课堂以传者与受众的互动交流为中心，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主要是“以受者为中心”。于丹就曾直言不讳：“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1］P27这种“受众中心论”往往会导致学者迁就公众，而不是提升公众；电视媒介成为大众文化的跟风者，而不是引领者。而且，由上文对受众的分析可知，我国的收视率反映的是较低文化层次人们的需求，而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导向，尤其是文化较落后、经济较贫困的社会。然而，电视台包括电视讲坛类节目却是跟着这样的收视率在走，这样一来，媒介所带动的文化实质上是由较低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引领的，长此以往，将何以堪？另外，大学课堂是一个站在学术立场的对话，而大多数讲坛类节目是不讲究学术的严谨性的。万卫曾明确表示,《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4］为了生动有趣、吸引观众，讲坛类节目即使带来传播的失真也在所不惜。所以，从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来看，电视类讲坛节目终将走向冷清。
综合以上可知，电视讲坛类节目有其受欢迎的一面，在语言、节奏、多媒体等方面都有可供大学课堂教学借鉴的地方，它带动大众文化热潮的功绩也有目共睹；但它在传播者、传播渠道和方式、传播内容、受众、受众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其冷清的原因和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张法，肖鹰，陶东风等.会诊《百家讲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64.
［2］［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筵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2-113.
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
福建省永泰县实验小学六年（4）班赵伯罕
在历史的天空中，《论语》，《庄子》等古代文学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但它们在遥远的天空中却显得孤单、寂寞，很多人没能感受到它们的温暖。然而，有一档节目，却像一架望远镜，使这些散落的星星重新放出光芒，射进每一个人心灵，它，就是《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的一款品牌栏目，自2010年7月9日开播以来已播出1000余期。它就像一个开放的大学，雅俗共赏，将许多晦涩的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于民众之中，正如它的栏目宗旨一样——汇集百家学养，追慕大师风范，平如开放的胸襟通向大众的桥梁。
在《百家讲坛》中，出场过无数位学术界的泰斗，可谓是众星璀璨，百家争鸣。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于丹、王立群、曾仕强这三位讲师。
于丹，三位讲师中唯一的女性，却是巾帼不让须眉，她清新浅显的讲述博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每逢讲课，她总是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语言妙趣横生，让每一位观众感到放松，继而豁达地去接受她所讲的一切。
和于丹相比，王立群教授则更显幽默风趣。扎实的史学知识加上浅显易懂的语言，便是他最大的特点，记得在《百家讲坛》说吕后、项羽时，他讲了匈奴单于给吕后言辞粗鲁的“求爱信”，又用公安部长、边防军等词语把我乃至全场观众逗得乐不可支。
而在三位讲师中年纪最大的曾仕强教授则更像一个活泼的老顽童——笑容满面，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的演讲水平更是出神入化，一句看似粗俗的话语，细细品味，却蕴意万千，即使是那些晦涩难明的古文图刻，也能在他的讲解下，化腐朽为神奇，深入人心。
或严肃，或滑稽，或生动诙谐，或引人入胜，正是这些史学大家们，演绎起每一节精彩纷呈的“历史课”。
在一期期《百家讲坛》中，我也不知不觉开始感悟人生，感悟生命，好比“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就像一股春风，使人心胸变得开阔，举止变得有涵养。它——《百家讲坛》，引领我步入历史的殿堂，让我学会宽容，学会勇敢，学会志存高远，学会把握机运，把握生命，也让我在林立的钢筋水泥中，掬得一丝传统文化的芬芳。
感谢《百家讲坛》，是它，让“星星”传承、穿越历史，穿越千年，永远亮在我们心间。（指导老师：李秀云）
“纪晓岚长得英俊潇洒，诙谐幽默，有诸多的优点。”
“秦可卿这个事情呢，暴露了，是有人告密，那么这个告密者是谁呢?”
“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
这些话，不是电视连续剧里的台词，也不是评书里的段子，而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播5年之久的《百家讲坛》里学者们说的话。这档时长43分钟的学术类节目在深夜播出，却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在央视十套综合排名仅次于《周末讲述》。同时，它涉及的许多话题也引起了外界极大的争议，“有失学术水准，不够专业，思想不够深刻”，这样的批评声音在叫好声中显得格外刺耳。面对质疑，制片人万卫对《新世纪》周刊说：“《百家讲坛》本来就不是一个‘学术论坛’。”
从杂家研讨到讲述历史
《百家讲坛》创办于2001年7月9日，和科教频道诞生在同一时刻。刚开始为了“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频道定位，初期的《百家讲坛》上至天文地理、人文科学，下至饮食起居、养生保健，无所不谈。那时的收视效果并不理想，收视率最低时几乎为零。加上又是深夜播放的栏目，关注者寥寥无几。
随后，节目进行了调整，开始了以“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为宗旨，以“一所汇集名家名师的开放大学”为定位，强调坚持学术品位。然而，学术品位与大众口味完全无法调和，节目组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得到观众认同。因此，那时的节目收视率总是徘徊在科教频道第20位左右，面临着和《读书时间》一样被“末位淘汰”的尴尬局面。
就在《百家讲坛》生存空间岌岌可危的时候，2004年5月份的《清十二帝疑案》专题让这档节目走出了困境，并一跃成为了科教频道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清十二帝疑案》之所以成功，一是因为当时清官戏热播，老百姓更希望在看完电视剧后找到历史的依据，二是因为有悬疑，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百家讲坛》的第三任制片人万卫分析道。于是，在他上任之后，《百家讲坛》把定位转移到“历史”上。
必须吸引观众
“我们是一个大众化的专业频道，必须把‘大众’二字放在首位。”万卫在接受《新世纪》周刊的专访时一再强调，“我们的观众定位在15岁以上具有初中文化的人群，也就是做普通人都能接受的节目。”
《百家讲坛》并不刻意去追求“权威”、“学术”、“思想”，因为在栏目组看来，学术是少数人关注的话题，大众很难弄懂。“我们不对主讲人在学术上作太高的要求，只要他的演讲能够吸引住观众就行，只要自己的话可以自圆其说就行。”万卫找来的主讲人，虽然都是大师级的专家，可传授给大家的全是通俗易懂的知识。
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是《百家讲坛》的常客，关于三国、汉代等严肃枯燥的历史知识在他在口中，成为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他讲曹操的一段话至今被《百家讲坛》的观众奉为经典“曹操作为一个好老板，是非常会用人的，他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可是深处乱世，老板选择人才，人才也选择老板，就类似于今天的双向选择……”
《红楼梦》，一部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小说，在作家刘心武的解析下，变成了悬念丛生的新鲜故事，他从秦可卿的身世人手，认为秦可卿是解读红楼梦的关键。刘心武认为，尽管红楼梦中涉及到秦可卿的篇幅很短、着墨不多，但从贾宝玉游太虚幻镜、秦可卿闺房布置、太医的暗语、最后托梦给王熙风的话、秦可卿的葬礼等等细节处并结合当时时事背景、贾府文化等因素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秦可卿出身绝非低贱，乃是康熙时期废太子的女儿，秦可卿是作者的偶像、梦中情人。一时间，引起了红学界的极大争论，更掀起了新一轮的“红学热”。
虽然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追求收视率，无视学术规范”，但万卫却持不同看法：“我们应该尊重观众的选择，他们是有识别能力的。大家认可了，并由此对历史产生兴趣，这就是我们的成功。”
学者也可以成为明星
《百家讲坛》火热的同时，也成就了一批明星主讲人，他们本是不为大众所知的专家学者。
阎崇年先生在《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播出后，名声大噪。他在《百家讲坛》的讲稿也在2004年10月结集出版，书名为《正说清朝十二帝》，曾一度占据各大图书排行榜榜首的位置，至今仍在畅销，目前该书已经重印了17次，销售数达到了35万册。
【关键词】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策略;传统文化;受众兴趣
2004年前,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徘徊在将被“末位淘汰”的边缘,如今它却一跃而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影响力深入人心。其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栏目的转变过程,可以探知的是,其生存策略的调整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活动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信息由不同的传播者或用不同的媒介传播,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信息由同一传播者或用同一媒介传播,其产生的效果通常都会不一样。因此,传播活动能否成功,在媒介一定的情况下,传播内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一个栏目来分析,则可以说,栏目成功与否与栏目内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所以,在《百家讲坛》生存策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其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就是过去“大杂家”式的选题内容逐步集中,并向着以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选题转变。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 [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 “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快感,生理快感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性功能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性功能,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 “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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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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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讲坛类节目;遇冷;生存;差异化竞争
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凭借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受众”的独特魅力,以雅俗共赏的内容和风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巅峰收视率,有着极高的“观众缘儿”。此后,地方讲坛类节目也与日俱增,像《名师讲坛》《新杏坛》《燕赵大讲堂》《荆楚讲堂》《黄河讲堂》《新安大讲堂》等等。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讲坛类节目的收视疲劳后,此类节目的收视率急剧下降。尤其是地方讲坛类节目在市场化的今天,更是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地方电视台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在“百花齐放”的竞争中想要有立身之地,必须摆脱《百家讲坛》的影响,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特点和受众需求,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和品牌,服务本土百姓,走出创新之路。
首先简单分析讲坛类节目“遇冷”的原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其外在原因是浮躁的大环境,以及“全民娱乐”的现状。当今的转型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压力也逐渐增大,人们看电视的目的更多的是放松和娱乐,所以娱乐类、真人秀节目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于是好玩儿的、有趣儿的、热闹的节目,娱乐类甚至真人秀婚恋类的节目越来越火爆。观众是节目的上帝,受众的流失与减少,“浮躁”的大环境是造成知识性、讲坛类节目遇冷的原因之一。
其关键还是在于讲坛类本身不能吸引受众,其内在的原因是同质化竞争。从内容上到形式上都实在盲目的“克隆”央视的《百家讲坛》。首先是选题的盲目与撞车:《百家讲坛》刚开播的时候,天文、地理、人文、社科无所不容,构成了所谓的“百家”,但是这样的百家并不能让观众买账,于是把节目的定位转向了传统文化和文史领域。“百家”也就成了传统文化领域内不同学派和主张的百家。节目转变定位后,观众叫座也叫好。于是各地方的讲坛类节目也都以剖析传统文化为主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契合当前电视受众的需求,也适合电视化的表达。所以就出现了几个讲坛类节目同时讲一个主题,如:红学、国学等。这样的撞车,是讲坛类节目之间的“自杀”式竞争,撞车的次数频繁之后,也让观众产生了视觉疲劳。其次是在形式上,绝大多数的讲坛类节目都是百家讲坛的模式,一张讲桌,一个主讲人的一言堂,几乎没有主讲人和观众的真实交流,也没有思想的交锋和碰撞,所以现场缺乏鲜活的气氛,而且节目也没有真实的悬念。这种形式上的克隆严重影响了观众的热情,会造成固定受众的流失。
地方讲坛类节目危在旦夕的生存现状是一个现实,但是我国巨大的文化需求和潜在市场也是一个现实。易中天等学者大受欢迎、其著作热销,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的诞生正说明了受众精神文化的缺失需要一种弥补,从这个角度讲,讲坛类节目还是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有广阔的开发空间。地方讲坛类节目如果能够摆脱《百家讲坛》既定模式的影响,走出同质化竞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特色,走出一条创新之路,还是有极大潜力的。本文尝试探索了以下几条出路。
一、内容选题上,体现地方特色,拓宽选题范围
1.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体现本土文化,打造城市历史文化名片。
如今的地方讲坛类节目,仍多以传统文化为主题,讲文史的较多,大部分仍定位在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精髓上。作为地方台,想要在竞争中有优势和突破,选材上可以做到“巧妙选题”。如果能够充分结合当地的资源、开发挖掘与当地相关的历史文化题材,展示当地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来打造和展示城市的特色名片,必然是一次创新之举。这样也能够激发当地观众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培养固定的当地受众,这样收视率就有了基本的保障。而且主讲人的选择上也可以充分挖掘当地的名人、专家资源,这样既能更容易获得当地受众的认同,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选题的“撞车”,还能为栏目组节省一定的经费开支,一举多得。
如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立足北京文化建设和文化特色做选题策划,如北京的建筑文化、京剧文化、北京民俗等选题,该节目非常受当地观众的喜欢,它利用本土的特色资源来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称的古老神韵。也为北京打造出了一张张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名片。
地方讲坛类节目的翘楚-――陕西卫视的《开坛》栏目也有一次成功的尝试。陕西卫视的定位是“人文天下”,《开坛》作为一档土生土长的人文讲坛类节目是该台的一档名牌栏目。其中有一期节目“华山论剑”,创造了收视的高峰也为该原创栏目赢得了许多美誉。《华山论剑》邀请的主要嘉宾是金庸先生,节目的录制现场选择在华山的北峰。在北峰的索道广场,金庸先生和北大教授严加炎、“巴蜀鬼才”魏明伦、“武侠导演”张纪中、编剧杨争光、“北大醉侠”孔庆东在这里坐而论剑。节目巧妙地设计带大家回顾了金庸先生的几部和华山相关的武侠作品,重新解读了武侠小说,也是一次精英的聚会。这档节目把当地的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巧妙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旅游资源展示了特色,同时打造了陕西的历史文化名片。还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开坛》也非常注重嘉宾的选择,《开坛》栏目会邀请知名的文化人士: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等。(于丹和易中天在没有上《百家讲坛》之前就经常到《开坛》做客)《开坛》也会选择当地的名人,如土生土长的陕西作家实等。实的主题为“忠实自己”的讲座非常受欢迎,为该栏目赢得了更多的本土固定受众。
2.拓展选题范围,寻求差异化竞争,为当地受众服务。
地方讲坛类节目要想走出“同质化”竞争,在选题上可以摆脱既定的范围和框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文化”的范围里,还可以增加一些实用性的选题,真正地做到服务当地的受众。如增加一些经济类、法律类、教育类等贴近生活的选题,使节目成为专家和受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受众的生活提供帮助。
二、形式上创新,寻求差异化竞争
1.主讲形式的变化
现在的“一人一讲桌”的讲坛模式现场氛围不活跃,容易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而且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容易让受众有被灌输知识、强迫学习的心理。所以在形式上,可以尝试打破这种固定的模式,采用嘉宾和主持人的谈话的形式,或者是不同观点的主讲人用观点的碰撞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在文化的多元交流中传递更多的信息和观点。另外要调动观众的参与度,使现场观众和主讲嘉宾真正的交流起来。此外用短信平台等形式激发场外观众的参与性,用短信的形式对选题和评价等征询受众的意见和观点。
2.节目传播形式的多元化
地方讲坛类节目市场竞争力相对比较弱,要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除了电视媒体之外,还应联合广播、网络、手机等各种媒体,整合相关的媒体资源。讲坛类节目完全可以把广播和电视结合,利用广播的传播优势,不但可以增加收视率,也可以提高收听率。总之要在稳定固定受众的同时,用广泛的传播手段吸引更多的潜在受众。
3.节目包装的变化
电视媒体信息传播有线性特点和转瞬即逝的特点,这制约着人们的思考和记忆――而思考和记忆对于真正有深度和投入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电视是一门表演艺术,所长是图像,所以讲坛类节目要想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仅要靠主讲人的语言而且要靠画面来吸引观众,在主讲人讲述的中间多加入一些和内容相关的贴切的漫画或者图片,增强节目的可视性和趣味性。在画面和音效的制作上,增加有视觉冲击力的元素,把节目包装制作的更精致,进一步增强节目的吸引力。
三、实施节目的品牌推广战略,树立自身的品牌
首先给栏目确立一个响亮、简洁的宣传口号,让观众清晰了解节目的定位及特点。如百家讲坛在栏目创建之初就制定的“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口号。地方栏目也要像《百家讲坛》一样,给自己的栏目制定一个代表清晰定位的宣传口号。其次是在自身的媒体和其他媒体上做宣传自身形象的广告,提高栏目的知名度。可以和其他的媒体联合举办一些活动,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最后要坚持“受众为上”的原则,及时了解受众的需求和反馈,并举办一些和受众互动的市场营销活动,稳定固定受众群。
总之地方台的论坛节目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做出地方特色和风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在同类节目的竞争中获胜,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摆脱生存危机。
关键词 地方台 电视讲坛 竞争 地方特色
近年来，随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的热播，地方电视台的电视讲坛节目也异军突起，一时间呈现“火爆井喷”态势，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跟风”、“模仿”甚至“克隆”的烙印。但近两年来，《百家讲坛》收视率急剧下滑，观众的对此类节目的审美疲劳也逐渐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电视台的电视讲坛类节目必须摆脱《百家讲坛》的影响，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特点和受众需求实现创新与突破，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本土化定位：凸显地方特色
1 立足本土出特色，培育核心竞争力
一是立足本土，实现地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在所有的资源中，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不可复制性和价值延展性成为电视传播中最具竞争力的优势部分。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资源，各地电视媒体应结合本地文化资源和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来塑造自身独特的电视文化与审美品格。地方电视讲坛节目就应担当起这一责任，成为传递和传播地方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这解决了它“讲什么”和“达到什么效果”的问题——它应该讲本地的文化，发掘本地的人文资源，满足本地观众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求知欲和谈论欲，激发观众的本土文化自豪感。整合与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这就是地方电视讲坛节目的核心竞争力，它能帮助节目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是立足本土，实现文化资源和节目品牌的互相激活。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的成功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为解读中华传统经典为特色的讲坛节目，由于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亲和性、接近性，使得观众总是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最紧密的节目内容，因此每次节目播出总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收视率一直较高，甚至做成了文化产业。可以说，这个节目不但实现了文化资源和媒体品牌的互相激活，更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回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它带给人们的启示就在于：地方电视台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本土文化。地方台只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挖掘本土的文化娱乐资源，深入开发和做好自己的电视讲坛节目，就能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从而规避强势电视台的竞争。同时，这种侧重地方特色的本土化节目品牌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对本地观众的亲和力，实现自身的风格化传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广告商的区域性广告投放，这也正是本士化品牌的特殊价值和作用所在。
2 当地人讲当地事，实现学者与观众的电视化诉求
电视讲坛节目能否吸引观众、抓住观众，除了讲座的内容外，主讲人的讲演艺术、叙述模式等是否适应电视传播要求也至关重要。
首先是谁来讲的问题。主讲人有两类，一是当地的专家学者，一类是外地但对当地文化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笔者认为，既然是地方台的节目，应该邀请地方的学者主讲。一是因为主讲人来自当地群众，他们知道当地人希望听到什么；二是当地的学者对当地文化有较深的研究，能够较为便捷地获取研究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三是人们都有接近性心理，即对当地的学者有种亲近、认可和包容的心理；四是外地专家学者录制节目时需要较多经费支持，会加重地方台栏目组的经济负担。所以，笔者建议，地方台在做此类节目时，不一定要邀请大腕知名学者，可以在当地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寻求专家学者。
第二，讲座的叙事应以学术为基础，大众化讲述。电视是注意力经济，为吸引眼球，使观众能长时间看下去，悬念化和故事化是讲坛节目的必要手段。但是，悬念化和故事化只是为了更好地、通俗地表达学术。每个专家所引用的史料，都必须是确凿的，但是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还要能将内容细化，分解成多集讲解，形成系列。
第三，充分运用电视视听手段。如在节目中大量引入影视资料，结合讲座的具体内容制作动漫和图版，并将讲座中的重要观点通过字幕给予强化等，既增强了可视性，也使得讲座更具节奏感、更立体、更翔实。
二、差异化生存：实现错位竞争
每一个电视讲坛节目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资源与劣势，从而扬长避短，独辟蹊径，寻求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在媒介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一个电视栏目只有具备了独特的品性，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差异化的生存。在目前《百家讲坛》似乎一家独大的媒介环境中，错位竞争应该是其他对手的现实性选择。
1、服务地方百姓，培养忠实受众
地方台与受众同处一方，相对其他台，具有服务地方的便利性。讲坛节目可以根据地方受众的需要，为他们解读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现象和事件，用讲座的方式让他们了解身边的事情，向受众提供经济、法律等各类信息，方便受众生活。既满足了受众需要，也提高自己的收视率，培养了更多的忠实受众。在《百家讲坛》先人为主的强势之下，北京电视台的《名师讲坛》采取的是差异化生存，实现错位竞争。自开播一来，我们发现，节目旨在“专家为百姓服务”，选题类型广泛，包括：形势政策和社会热点；人生哲理和道德感悟；教育和管理；历史文化；经济金融；法律知识；心理健康；保健养生。较之央视的《百家讲坛》，该节目选题内容更加贴近生活，实现了差异化生存。
2、服务地方经济文化活动和对外交流
地方台作为文化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的作用早已有目共睹。在这一功能上挖掘下去，就能使地方台成为本地经济文化活动的平台，提升地方台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地方文化。如用电视讲坛的方式就是很好的途径之一，它可以推广、普及地方文化，可以加快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提高地方受众的文化修养，可以提升市民的素质等。
3、创新节目形式
现在的电视讲坛节目大多是一个模式，即由主讲人一讲到底。这种形式长期使用，势必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创新节目形式应成为各个电视讲坛节目的改进举措之一。地方台可在此方面先做一步，可以改变现有的由专家全场主讲的方式，适当增加一些其他元素，如增加现场观众提问、场外观众通过热线或手机短信提问，专家解答等，实现观众与主讲人的互动。还可以提前公布或征集讲座选题，观众投票产生选题，观众点题、评价讲座实效等。
4、开辟自己的黄金时段
地方台要把制播的电视讲坛节目与《百家讲坛》等与自己的同类的节目播出时间错开，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性和作息特征特点开辟自己的黄金时段，以在竞争的薄弱环节突破形成相对的黄金强档，提高收视率。
三、立体化传播：开拓经营市场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注意力成为最稀缺资源，传媒的形式和手段正日趋多元化，立体化传播能使地方台的电视讲坛节目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1、努力实行与传统和新兴媒体的多元化联合
要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除了电视媒体本身外，还应该联合纸质媒体、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整合相关媒体资源。湖南超女的立体化传播策略的成功运用就很好说明了这一问题。作为地方台，更应该顺势互动，做足做好这一文章。首先要树立双赢意识。要克服闭关自守、小打小闹的思想，努力打造、拉动媒体传播链。其次是拓展新路。不仅要发扬光大以前的做法，联合各类传统媒体，更要主动出击，联合网络、手机等现代传媒，使节目获得更多的受众。
2、实施节目品牌推广战略
一是利用广告推广自身品牌。传媒品牌形象广告是能够醒目地传达自己定位的理想方式，很多传媒品牌不仅在自己的节目或版面上刊登自己的广告，而且也通过其他强势媒体宣传自身形象。《世纪大讲堂》的形象口号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荆楚讲堂》的是“追寻历史的轨迹，把握文化的脉动。展示专家的风采，感受知识的魅力。”《车城大讲坛》的是“媒体搭台、学者讲演，谈公众关心的事”。这些形象广告对于体现该讲坛节目品牌的风格特点，以便让受众尽快了解显得非常重要。二是与受众互动，创造品牌体验。通过受众参与、受众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来增强品牌在读者中的亲和力和忠诚度，创造品牌体验，从而最终提高市场占有率。节目组可以邀请各方面受众座谈节目，为节目出谋划策，提出批评意见；还可以举行主讲人员与观众见面会，赠送受众以节目品牌有关的小礼品，策划目标受众感兴趣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吸引更广大的受众群，提高节目品牌社会影响力和读者忠诚度。
他，虽然不是一位老师，但他的工作和老师的工作有着同样的意义。
在同事眼中,54岁的冯存礼是一位快乐的长者、快乐的领导。走进他的办公室,经常能看到他谈笑风生的样子,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每逢节日,他总要给每位部下发去一条幽默风趣的祝福短信,感谢大家一段时间以来的辛勤工作。部下与他相处,不觉得他像一位领导,更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
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传道者”,虽然不是一位老师,但他的工作和老师的工作有着同样的意义。冯存礼,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副主任、教育专题部主任,第八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30年来,“跟我学”、“星期日英语”、“法语入门”、“学日语”、“标准日本语”、“祝你顺利(德语)”等众多外语教学节目和“科技博览”、“走近科学”、“夕阳红”、“劳动・就业”、“百家讲坛”、“希望-英语杂志”、“家庭”、“人与社会”等一串耀眼的电视栏目背后,都有他曾经付出过的努力。
他快乐的源泉,就来自于他长期对科教节目的热爱和投入。
结缘电视
1975年,冯存礼从上海外国语学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工作,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他立即被派到天津记者站工作,深入灾区第一线采访长达半年。
“那时候,我已准备今后就做一名电台的新闻记者,在那半年里,我在新闻报道业务上有了很快的提高,回到台里后,我雄心勃勃,准备在电台干一番事业。”冯存礼说。
然而,之后的工作调动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结束后,被耽误的一代青年人急需补习文化课,中央电视台陆续开办了英语、数学、电工原理等电教课程。然而,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便从相关单位开始抽调专业人才。
“1978年1月,因为我的英语专长,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电教办公室,参与电教节目的创办。”这次调动改变了冯存礼的命运和职业道路,“从此,我与电视科教节目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整整30年了。其实,在电视圈,大家都知道,科教节目与新闻、文艺、体育等节目相比,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也要耐得住寂寞。”在这30年中,冯存礼曾面对过许多机遇和机会,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换到其他岗位上,他坚守自己对科教节目的热爱,做一个永远快乐的“传道者”。
从《Follow me》到CCTV-10
很多现在四五十岁的人都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英语电视节目――《跟我学》(《Follow me》),它是我国第一部情景会话英语教学节目,播出时曾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盛况,节目教学用课本发行了上千万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重要途径。
冯存礼参与了引进、改编和制作《跟我学》的全过程,也把他在外语方面的学习经验融入到了节目的改编和制作中,“其实,《跟我学》播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英语教学的本身,成为当时刚刚走出封闭状态的中国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改革开放’意识的提升。”每每回忆起《跟我学》,他总是很自豪,也正是这次经历,使他认识到了电视教育节目在当时资讯还不发达时代,对国人学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促使他更加全情投入到了外语教学节目的创作中。此后,冯存礼担任了中央电视台外语编导组组长,他带领同志们先后创办了“星期日英语”等众多外语教学节目,为中国电视观众搭建了一个学习外语的“空中学校”。
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科学教育类节目得到了飞速发展,已经从原来单一的讲座形式节目发展成为多种形态的电视栏目,冯存礼就曾先后创办了“科技博览”、“走近科学”等一大批科教类栏目。2001年,中央电视台将科教节目发展成为专业频道――科教频道(CCTV-10)。多年来,作为社教中心副主任,冯存礼一直参与负责科教频道的管理和运营,他始终坚持“教育品格、科学品质、文化品位”的频道定位,在电视界的热闹和喧嚣中,科教频道并没有因为“曲高”而“和寡”,反倒凭借精彩好看的节目吸引了众多观众,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品牌栏目，如“探索・发现”、“讲述”、“百家讲坛”、“走近科学”等等,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科教类专业频道。
2004年,科教频道提出要打造具有频道属性的“重大节日品牌”,冯存礼提出教育专题部要创造在教育界有强大号召力的品牌活动,全国1200万的人民教师理应成为科教频道最忠诚的关注对象和最忠实的观众群体。在他的坚持、力推和策划下,科教频道从2004年起,连续4年推出了教师节大型特别节目《奠基中国》,并取得了较好的影响力,在社会上特别是教育界有着良好的品牌效应。每年9月10日的科教频道,已经成为教师乃至全国人民“感谢师恩”的“节日盛典”。教育部部长周济多次致函表示感谢,他说:“央视科教频道这台晚会站在时代前沿,讴歌教师风采,关注教育发展,为教育改革和发展营造了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百家讲坛”崛起的助推人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近两年一档非常火爆的学术讲座栏目,推出了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阎崇年、刘心武等一批“学术超男”、“学术超女”,而“百家讲坛”火爆的背后,也凝结着冯存礼的心血。
“百家讲坛”栏目初期收视不佳险遭淘汰,冯存礼带领栏目主创人员一同研究栏目出现的问题,同时,从他主管的“夕阳红”栏目调出了主编万卫担任“百家讲坛”的新任制片人。他要求“百家讲坛”栏目的主创人员要始终坚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带领大家以文学和历史为主题,陆续推出了《清十二帝疑案》、《刘心武解密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系列讲座,在社会上掀起了“红楼热”、“三国热”、“《论语》、《庄子》热”,架起了学者与观众、雅与俗之间的桥梁,找到了大众亲近历史的现代方式,展现了中华文明之文脉,成为历史智慧的传播者和全民阅读的推动者。
在冯存礼的带领下,“百家讲坛”栏目在娱乐节目、选秀节目热闹荧屏的大环境中,凭着智慧和理性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职业的观众的“眼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电视界的一匹“黑马”,而且它的成功同时也搅动了学术界、带动了出版界,成为众多领域关注和研究的典型案例。
2006年,“百家讲坛”栏目综合排名位列全频道前茅,满意度排名全台前20名,栏目获得了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文化栏目奖、中央电视台2006年度十大优秀栏目,被《当代中国》杂志社评为“2006年当代中国十大新闻事件”,《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期刊在2006年大盘点中都把“百家讲坛”列为2006年的文化热点现象。在“2006年中国报纸、广播、电视十大流行语”文化类中,其中四个与“百家讲坛”有关:即孔子、百家讲坛、于丹、易中天。2007年二、三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9篇系列报道和评论文章,盛赞“百家讲坛”栏目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做出的杰出贡献。
“百家讲坛”栏目“曲高并不和寡”的成功实践,激发了同行的深入思考,科教频道各栏目在“百家讲坛”的影响下,积极改变科教节目长期“重教化轻手段”的创作思路,在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上不断改进,引发了科教频道节目新一轮的创新热潮,一批“既好看又实用”的科教节目呈现荧屏,受到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不同地域观众的喜爱,农村观众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同时,“百家讲坛”栏目也成为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品牌化运营的典范:《易中天品三国》图书创造了出版界的神话并引发学术界积极普及历史文化的热潮;《于丹〈论语〉心得》节目不仅再创收视奇迹和出版界奇迹，而且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和谐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年多来，“百家讲坛”栏目已经开始从一个单纯的电视栏目向电视品牌转化，被专家和学者誉为“中国电视文化精神品牌”。
冯存礼通过“百家讲坛”的实践找到了提升节目品质、节目品位与提升收视率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只要找到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的契合点，高品质、高品位的节目同样可以获得高收视。而且‘百家讲坛’栏目收视率节节攀升、影响日益扩大的现象还说明，一味媚俗的电视节目生命力不会持久，只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净化观众心灵、提升文化品位的节目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国电视发展的主流和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 《百家讲坛》；现代传媒；中国古典文学；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5-0-01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自2001年7月9日起开播的讲座式栏目。作为大众传媒方式的一种，《百家讲坛》为了获取高收视率，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段迎合观众，这就在传播中国古典文学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本文力图探究《百家讲坛》作为现代传媒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消极影响，从而从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以求使文学传播者和接受者在现代传媒方式下，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正确认识。下面具体就《百家讲坛》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消极影响进行如下分析。
一、对经典文本产生误读
《百家讲坛》中对经典文本的误读包括对字词的误读，以及对历史文化知识的误用。经典文本是民族智慧的结晶，阅读经典文本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精神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这个“泛娱乐化”时代，经典文学的阅读，只限于相当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百家讲坛》栏目组，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不得不以提高收视率为一切出发点。为了迎合大众的观赏品味，栏目组决定让主讲人们采用新颖通俗的讲解方式，并且要特意故事化讲述、制造好莱坞大片式的悬念，不惜以牺牲节目的学术性为代价，这就产生了对经典文本的误读，致使广大受众对文学经典产生了误解。下面以易中天在讲解《三国演义》时产生误读为例。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中讲《三国演义》时曾质疑“空城计”并不是诸葛亮发明的，而是曹操发明的。他在节目中说曹操和吕布两军作战期间，曹操的军队由于去收麦子，城内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了。就在这时，吕布的军队突袭过来，曹操急中生智，将随军的女眷都派遣到城墙上，摆出各种造型制造出歌舞升华的假象蒙骗吕布军队。吕布确实上了当，他看到远处的丛林好像有敌军暗伏，便慌忙下令撤了军队。因此，易中天便认为是曹操发明了空城计，而罗贯中把空城计嫁接到诸葛亮身上是“恶搞”，这好像是易中天在学术上的一大惊人发现，几百年来的读者都被罗贯中误导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并不是史学作品，就作为文学创作的《三国演义》而言，它是以《三国志》的史实作基础，进行大量艺术加工而写成的历史演义小说，所以后人说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正表明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和作为历史作品的《三国志》的分野。在《三国演义》中，空城计是罗贯中以《三国志》为基础，对民间的三国故事进行提炼概括，并且巧妙地移花接木而成的。这样的创作突出了伟大军事家诸葛亮胆识与谋略的超群，而且更符合作品“尊刘贬曹”的价值取向，可以说这是罗贯中创作中的出彩一笔。而易中天没有尊重文学创作的可虚构性原则，却硬要节外生枝地把空城计说成是曹操发明的，污蔑罗贯中是在“恶搞”，这是对文学经典的权威性的亵渎，并且是对文学经典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质疑了《三国演义》的经典性，而且严重误导了电视观众。
不可否认，易中天的通俗时尚的讲述方式，吸引了广大受众的眼球，激发了观众对《三国演义》等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但是这种以牺牲知识的真实性来换得轻松愉快讲解方式的行为，使得错误在电视传媒下广泛传播起来，误导了广大受众，导致受众对经典文本产生误读，这种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二、文学活动娱乐化
改版后的《百家讲坛》为了提高收视率，采用了说评书、讲故事、制造悬念等一系列手法，使得它放弃了早期注重学术品位的定位，逐渐走向了娱乐化道路，从“学术电视”变为了“电视娱乐”。《娱乐至死》的作家波兹曼说“电视已经让我们成为了娱乐至死的物种”。这种一味迎合观众品味的做法，造成了《百家讲坛》学术性的淡化，成为了“娱乐化学术”。
《百家讲坛》请了刘心武讲《红楼梦》，请了于丹讲《庄子》、《孔子》。这两位学者都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但是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抓住广大受众的心理。想要抓住受众就必须去迎合他们的品味，在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媒介生存状态下，《百家讲坛》成为了文化包装下的娱乐产物。为了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百家讲坛》把故事情节传奇化、文学经典通俗化当成节目的制胜法宝。
易中天的“品三国”，为了达到娱乐性效果，不惜以违背古典文学的原意为代价，这样的毫无节操地采用娱乐性手段迎合观众，可以说是完全漠视学术的权威性。易中天在讲座中穿插着大量不恰当的比拟，例如，他把刘备比作绩优股，谈到赤壁之战时，把孙刘结成联盟的得与失，竟比为现今搭伙的兄弟抢银行的成功与失败。易中天把刘备这个皇叔比作了注水的猪肉，因为要为刚开的公司找“CEO”，才去隆重找诸葛亮一探虚实。
刘心武讲《红楼梦》悬念不断，足把《红楼梦》讲成了悬疑推理小说，确实充分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但是他的这种讲解方式也造成了过度娱乐化的后果，他为了制造娱乐而制造悬念，为了制造悬念而制造了牵强附会的文学误读。他在《百家讲坛》上以这种方式讲解的揭秘《红楼梦》，在学术界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在搞创作、编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学术已经被严重地异化，文学活动充斥着娱乐性。文学经典原著被搬上《百家讲坛》后，在主讲人另类的讲解下，已经很难让人领略到它们原来的风采。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百家讲坛》确实让中国古典文学重回大众视野，但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三、接受者的主体性消解
《百家讲坛》的专家学者们以全新方式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广大受众在电视中，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享受着一场场文学视听盛宴。然而，电视前的观众完全被这种娱乐化、故事化、充满悬念的讲述方式吸引，以这种视听方式代替了阅读纸质文本，以致无法从原著中获取自己对经典文学的理性认识。可以说，在这个被视听充斥的“受众为王”的环境中，我们的文学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在文学活动中“作者已死”，甚至受众也“死”了。接受者的主体性缺失，造成了文学接受的被动与从众。
关键词： 讲堂文化； 文化讲堂； 比较
中图分类号： C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1）05-0088-09
收稿日期： 2011-07-10
*基金项目： 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年度委托课题（115D017）
作者简介： 黄发玉（1954－）， 男， 湖北江陵人，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文化学、 科学技术哲学。
汤庭芬（1956－）， 女， 湖北枝城人，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社会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文化讲堂开始在我国兴起。此后， 以《千年论坛》、 《西部论坛》、 《经济大讲堂》、 《学术报告厅》、 《名家论坛》、 《东方大讲堂》、 《世纪讲坛》、 《人文讲坛》等为代表的电视讲堂， 以《文津讲坛》、 《东方讲坛》、 《岭南大讲坛》、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等为代表的现场讲堂也先后创办， 全国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甚至一些小城市都纷纷开办自己的文化大讲堂。
目前国内文化讲堂按讲座主题来分， 可以分为综合类讲堂和专业类讲堂两种。综合类讲堂就是讲座主题涉及多个领域、 多个学科的讲堂；专业类讲堂就是讲座主题集中于某个领域或某个学科的讲堂。按传播途径来分， 又可以把这些讲堂分为两类， 一类是电视讲坛， 一类是现场讲座。前者以电视讲座为主， 其他传播途径为辅；而后者以现场讲座为主， 其他传播途径为辅。
本文分别在电视讲坛和现场讲座两类型中选取若干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这几大讲堂进行多方位的比较， 以期从中提炼出文化讲堂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同时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寻求解决的途径。电视讲坛选取观最为熟悉的《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 现场讲座选取目前国内较知名的《文津讲坛》、 《东方讲坛》、 《岭南大讲坛》、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一、 基础项目比较
表1 国内知名讲堂基础项目比较
（续上表）
从时间来看， 电视讲坛中， 《百家讲坛》与《世纪大讲堂》是最早创办的；现场讲座为主的讲堂中， 《文津讲坛》随国家图书馆分馆重新开馆而创办， 创办时间也较早。《东方讲坛》、 《岭南大讲坛》与《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则分别创办于2004年、 2005年， 可算同期创办。一地一讲堂举办的成功， 往往成为他地争相效仿的对象。如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开办以后取得了良好社会反响， 随后， 与深圳相邻的广州、 珠海等城市也纷纷开办类似的讲堂活动， 可见“讲堂热”是具有传导、 辐射、 集聚效应的。
从主办单位和经费来源来看， 两大电视讲坛都是由电视台以专题栏目的形式策划、 主办， 而四大现场讲堂则是由地方政府及相关学术文化机构联合主办。前者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电视台的经营收入， 而后者的经费主要或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主办单位的性质和经费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化讲堂的定位。电视台的讲坛栏目由于经费主要来源于经营收入， 所以在策划栏目的形式、 内容、 观众定位等方面， 不可避免要考虑该节目的运营收益， 采取商业化运作， 以收视率为风向标是自然而然的。而主要由地方政府牵头， 联合相关学术文化机构策划主办， 且主要由地方财政资助的现场文化讲堂， 则主要着眼于文化普及等社会公益目的， 较少注重经济效益。例如《文津讲坛》是国家图书馆策划组织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品牌之一， 《虹》杂志主编曹作兰是文津讲坛的忠实听众， 他如此评价说：“这里没有推销， 没有炒作， 这是文津讲坛独家提供的一块文化净土和圣地。”［1］从宗旨和理念来看， 这六个讲堂不约而同都有普及学术文化的理念。其中， 《百家讲坛》、 《文津讲坛》和《东方讲坛》的宗旨都有“大众”的字眼， 《岭南大讲坛》、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也有“普及”、 “公共”、 “市民”等用词。虽然《世纪大讲堂》未出现类似字词， 但在《世纪大讲堂》开办之初就曾有过“学术一样让你听懂”的广告语， 亦体现学术文化普及的理念。可见尽管举办的形式不同， 但学术大众化、 文化普及化是各大讲堂的“堂规”。
二、 讲座内容比较
从主题设置来看， 《世纪大讲堂》和《东方讲坛》的演讲选题较为广泛， 内容不仅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 还包括自然科学各领域以及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等。《文津讲坛》的讲座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则以人文领域的讲座为主， 辅之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养生保健、 励志教育、 国防文化等系列内容。《百家讲坛》的选题较集中， 主要讲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要特别一提的是， 广东开办的《岭南大讲坛》采取了规模化、 集约化的运营方式， 其演讲主题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其论坛板块之中就包含了六大系列：学术论坛、 公众论坛、 地市论坛、 巡回论坛、 艺术论坛（2009年7月改为文化论坛）、 企业论坛。
表2 国内知名讲堂讲座内容比较
从主讲人选择来看， 《世纪大讲堂》充分利用其海外影响力， 坚持邀请学界名家坐镇， 主讲人的选择范围涵盖海内外， 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院士、 吴文俊院士， 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 查尔斯・汤斯教授等都曾是其座上客， 实践证明此举对保持《世纪大讲坛》栏目的学术品位和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用。《百家讲坛》初期亦注重演讲者的“专业权威”和“名人效应”， 但后期转变思路， 不再单纯追求演讲者的学术声望， 而是着眼于主讲人的口才和演讲技巧， 采取时下流行的“海选”方式。《东方讲坛》则立足本地， 其签约讲师几乎全为上海本地学者。《文津讲坛》则充分利用北京高校众多、 知名学者云集、 选择余地很大的优势， 邀请前来演讲的学者包括京城内外老中青三代学人， “要求学界前辈德高望重， 岳峙渊清， 当为楷模； 学界后人风华正茂， 学术精到， 独领风标。”他们要能够代表着各个学科、 各个年龄层面的最高学术水平， 也代表了《文津讲坛》的文化品位。《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采取的是一种折衷兼顾的方式， 在坚持高端化的同时， 既注重主讲人的学术名望， 着力邀请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坐镇讲堂， 也吸收相当一部分深圳本地专家学者， 为深圳学术界留出一片发声的舞台。而《岭南大讲坛》由于是由六大论坛系列构成， 所以根据不同论坛系列的特性和听众层次， 具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类型的主讲人。
三、 讲座形式比较
表3 国内知名讲堂讲座形式比较
讲座形式、 举办地点、 参与方式和举办密度这四大因素存在着相互影响、 相辅相成的作用， 关系密不可分。《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都是电视节目， 举办地点在电视台， 主要通过电视录播的途径传播。传媒技术的独特性决定了这两档节目都可以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声、 光、 电技术优势， 通过编辑、 剪接等手段， 打造缤纷多彩、 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 在主题演讲的主画面之外， 适时插入相关的背景资料和内容介绍， 可使演讲效果更加抑扬顿挫、 有声有色。同时， 电视传媒的覆盖范围非常广， 其传播力度和影响力优势是现场讲座无法比拟的。从《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两档节目的播出密度可以看出， 《百家讲坛》保持每日播出， 以密度取胜；而《世纪大讲堂》虽然是周播节目， 但它充分发挥凤凰卫视的全球覆盖优势， 在中文台、 欧洲台和美洲台同步播出， 面对全球华人，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但是， 电视讲坛节目有一个较大的缺陷， 就是观众参与的方式只能是观看电视， 隔着荧幕与专家学者交流， 始终有局外人的感觉， 缺乏互动的热情。在这方面， 《世纪大讲堂》的处理方式是除了主讲人的主题演讲之外， 主持人与主讲人之间还有深度交流与讨论， 邀请参与电视录播的现场观众与主讲人有问答互动， 强化了电视观众的现场感。
《文津讲坛》、 《东方讲坛》、 《岭南大讲坛》和《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则以现场讲座为主， 都号称使大众与专家“零距离”接触， 有效避免了电视节目与观众之间的隔阂感， 而且能够保证观众思考的连续性。但是因为到现场听讲座不像在家看电视那样方便快捷， 所以现场讲座通常只能安排在休息日开讲。《文津讲坛》讲座固定在国家图书馆内举办； 《东方讲坛》讲座的具体承办单位与东方讲坛办公室以签订协议的形式， 实行加盟制， 讲座的举办地点遍布上海市各区县， 覆盖面很广， 便于市民选择；《岭南大讲坛》不同系列的论坛有固定或不固定的举办场所， 市民可以按需前往；《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则实行主板块讲座为主， 社区板、 校园板、 军营板为辅的形式， 以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深圳图书馆报告厅作为讲座常设地点。这四大现场讲堂面对公众都采取免费入场的参与方式， 除东方讲坛采取预约制外， 其他三家讲堂都是免费、 免票、 免预约，现场座位先到先得， 给市民极大的参与自由度。
四、 运行机制比较
表4 国内知名讲堂讲座运行机制比较
运行机制是讲堂能够持续运作、 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百家讲坛》、 《世纪大讲坛》作为电视台的栏目， 运行机制按照电视台内部的工作机制来运作。《文津讲坛》作为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学术文化讲坛， 运行机制则基本上是国家事业单位的内部工作机制。《东方讲坛》、 《岭南大讲坛》、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则不一样， 它们的主办单位不是大众传媒机构， 却要追求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不是权威部门， 却要动员社会很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理论宣传任务。在这种情况下， 这三个讲坛非常注重讲坛运行机制的设计和完善， 既要充分调动主办、 承办、 协办单位的积极性、 主动性， 又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其中， 尤其是《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到位， 他们建立了规范化组织体制、 制度化的工作机制、 “四个定期”的运作模式和社会参与的工作方法， 较好地解决了讲堂能够长盛不衰的工作机制问题。
五、 传播方式比较
表5 国内知名讲堂传播方式比较
传播方式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讲坛的影响力， 各大讲堂在主传播渠道之外， 大多还采取多途径传播方式。除《文津讲坛》只有现场讲座之外， 其他五大讲堂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不约而同地利用了网络视频、 音频， 作为主传播渠道的有力补充。网络传播快捷、 广泛、 实时、 长久、 互动， 互联网成为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 是把文化讲堂真正办成“开放式大学”（《百家讲坛》广告语）、 “没有围墙的大学”和“永不落幕的讲堂”（《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宣传语）的最佳传播途径。
在媒体报道的深度方面， 《岭南大讲坛》和《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 其中《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由于当地主流媒体作为主办方之一， 他们把大讲堂的内容作为了自己的重要栏目， 从大讲堂的预告、 现场情况、 观众反响， 到大讲堂综合效应， 都进行跟踪采访和深入分析， 报道深度在几个讲坛中做得比较出色。
衍生产品一来可以扩大讲堂的社会效益， 二来常常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为了充分利用讲座的文化资源， 扩大其社会效益， 同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 各大讲堂都不约而同地对讲座进行二次开发， 生产与讲堂配套的书籍、 音像制品等。在这一方面， 《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采取完全商业化运作， 其配套书籍和音像制品均在市场公开销售。《文津讲坛》只有配套书籍《文津讲演录》， 至今已出版7册， 在市场公开销售。《东方讲坛》、 《岭南文化大讲堂》和《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的配套书籍、 刊物亦在市场出售， 但配套光碟仅用于赠送而不公开发售。同时， 《东方讲坛》和《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还编发与讲座活动同步的“快讯”、 “快报”等， 及时记录讲座的内容和活动的有关情况， 面向市委市政府相关机构发行， 并直接送呈市委市政府领导审阅， 这些都表明了其“官方”特征。
六、 创新比较
表6 国内知名讲堂讲座创新比较
创新是各种形式讲堂能够蓬勃兴起并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条件， 也是讲堂文化对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国内比较知名的讲堂， 之所以能够从众多讲堂中脱颖而出， 创新工作做得比较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而他们的创新又集中体现在观念理念、 内容形式、 方式方法、 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百家讲坛》、 《世纪大讲坛》的创新更多地体现在高雅文化的电视传播方面， 即将电视这个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大众媒体装载上了高雅文化的内容， 让本来是小众范围的内容变成了大众媒体的重要栏目， 有力地推进了高雅文化大众传播。《文津讲坛》、 《东方讲坛》、 《岭南大讲堂》和《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则将传统的讲座形式加以创新， 注入新的理念、 内容， 并在演讲形式、 传播方式、 工作体制机制等方面加以创新， 以最大限度地与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相结合， 使传统的讲堂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他们无论是在理念观念、 内容形式方面， 还是在方式方法、 体制机制方面， 都做出了有开拓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创新， 并且形成了系统的创新， 使它具有了更好的示范性。
七、 讲堂文化的几点启示
对国内知名文化讲堂的比较， 体现出讲堂文化既有共性， 也有个性。总结而言， 我们提炼出以下几点， 希望对我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生发的各类文化讲堂， 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坚持公益性、 可持续发展原则
目前国内各地举办的林林总总的文化讲堂， 都是我国各地文化事业建设中的重要活动， 其基本目的都是丰富人们的知识、 开阔人们的视野， 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并由此提高全体国民文化素质， 提升民族文明程度， 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文化事业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重大工程， 其影响力是潜移默化、 源远流长的， 不可能一蹴而就、 立竿见影。我们很难希望通过一两场精彩的讲座就改变一个城市的市民素质，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当“听讲座”成为一个城市市民的普遍生活方式的时候， 文化的力量就能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
正因如此， 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讲堂的公益性， 并用一种可持续的眼光看待其发展。当然， 坚持讲堂的公益性， 并不是否定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更不是以此否定如“百家讲坛”、 “世纪大讲堂”之类的商业化运作的优秀电视文化节目。2005年， “世纪大讲堂”栏目曾被《新周刊》评选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之一， 这里的价值， 当然指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 更多的是指其文化价值、 社会价值。事实上， “盈利”与公益性并非注定是水火不容， 而是极有可能实现双赢， 对此， 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提供了两个非常好的例证。
而对于各地举办的讲座活动， 可以采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方式， 经济发达、 财政力量雄厚的地区， 可以由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全额资助， 如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的模式；也可由政府部分资助， 再由其他渠道筹集， 比如接受企业赞助、 社会捐资等， 如珠海文化大讲堂就采取政府部分资助、 同时接受企业赞助的方式筹集资金。总而言之， 经费的来源可以多样化， 但是讲堂的公益性原则不可动摇， 只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 才能保持讲堂原汁原味的文化气息， 保护思想文化之火越烧越旺， 保证文化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学术性与通俗化相结合原则
目前开办的各类文化讲堂几乎都是面对大众而非学术精英的， 所以非常强调其通俗化。再优秀的文化、 再深刻的思想、 再高明的理论， 如果用艰深晦涩的专业术语来讲述， 普通老百姓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这就起不到文化讲堂应有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文化讲堂， 都要求主讲人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阐述其精妙绝伦的思想文化理论， 这就是学术性与通俗化相结合的原则。但是， 在坚持这条原则的时候， 要警惕陷入学术庸俗化的泥潭。
前面讲过， 开办于2001年7月的百家讲坛， 曾经有过定位的变化， 就是源于学术通俗化的考虑。开办之初， 百家讲坛定位为“文化品位、 科学品质、 教育品格”， 提出要把讲坛办成一座汇集各路专家、 学者的“开放式大学”。当时， 自然科学、 人文学科， 乃至饮食起居、 养生保健都进了“百家讲坛”。可是由于专家们所讲内容专业性比较强， 很多观众听不懂， 导致栏目收视率很低， 甚至接近于0。在央视末位淘汰制的威胁下， 百家讲坛不得不改变思路， 把定位集中于“传统文化”， 全国海选口才好、 演讲技巧佳的主讲人， 对主讲人形象进行精心包装， 同时对演讲内容精心策划， 选取那些故事性强、 悬念层出不穷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主题。［2］如易中天的《品三国》、 于丹的《＜论语＞心得》、 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 刘心武的《＜红楼梦＞揭秘》等等， 使百家讲坛迅速蹿红， 从几被淘汰的弱势栏目一跃成为央视科教频道的王牌栏目。然而， 百家讲坛“把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把主讲人变成‘讲故事’的明星”、 “把系列讲座变成有分量的、 阐述史实的‘电视剧’”的“故事化”成功经验［3］， 却招来众说纷纭， 毁誉参半。议论的焦点就是， 到底是学术通俗化了还是学术庸俗化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 世纪大讲堂开办的时间比百家讲坛长， 其高端化的定位至今不变， 它坚持世纪大讲堂不是科普园地， 而是为学者和观众提供一个思想争鸣的平台， 但是考虑到深奥的理论和学术观点会影响听众吸取知识的兴趣， 因此主持人会从非专业的角度代表观众来发问， 引导名师大家来答疑解惑， 通过这样的方式， 体现其学术通俗化路径。事实表明， 世纪大讲堂从改进表现形式入手而不是改变定位的做法是成功的， 该节目创办近10年， 至今收视率高企， 其配套书籍和音像制品也畅销不衰， 并没有引起媒体和观众过多的关于“学术通俗化”或“学术庸俗化”的争论。可见， 让普通大众领略到学术演讲的魅力， 是文化讲堂开办的主旨所在， 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则是见仁见智。学术庸俗化的危险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 随时都可能降临。
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广大电视观众的审美情趣， 这于商业化运作的电视节目来说， 本属无可厚非， 即使是完全公益性的讲座， 如文津讲坛、 东方讲坛、 岭南大讲坛、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等， 也需要考虑受众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 设置一些受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选题， 以积聚人气。但是， 学术性与通俗化的结合是有两个方向的， 一个方向是使学术文化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 这是自上而下的导向， 另一个方向是用学术文化引领大众审美情趣的提升， 这是自下而上的导向。两种导向应该双管齐下。如果学术只是一味迎合大众而起不到引领、 提升的作用， 对普罗大众文化修养水平的提高也是不利的， 学术文化自身也容易陷入庸俗化的境地。如果把学术性文化看作火车头， 把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看作是车厢， 那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车头与车厢挂上钩， 然后再发挥车头的引领作用， 没有挂上钩， 光车头在飞跑， 车厢止步不前没有用， 挂上了钩车头不跑， 车厢还是止步不前， 也没有用， 所以， 学术性与通俗化结合的方式， 其实就是“挂钩启动”的步骤， 缺一不可。
（三）坚持多媒体联动、 多渠道传播模式
信息时代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事业， 不应是单一化、 扁平化的， 而应该是多样化、 立体化的。文化讲堂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 而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和手段， 构建一种多媒体联动和多渠道传播的模式。电视提供了直观、 丰富多彩、 吸引人眼球的强烈视觉效果， 书籍则具有持久、 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网络具有交互性、 持久性、 开放性、 共时性的强大优势， 新闻通讯则短小精悍、 言简意赅……文化事业中利用多种现代媒体相结合， 才能在社会上广泛形成“文化场”， 使文化传播产生“整体大于部分和”的“场效应”， 一场普通的文化讲座经过多种媒体的传播， 在受众中产生的能量是加倍增长的。在这方面，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文津讲坛， 虽然从讲座主题、 主讲人来看， 都堪称“大牌”， 但由于其只立足于做好现场讲座， 而未充分发挥网络视频、 音频等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 所以其影响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从2001年创办至今举办了500多期讲座， 虽然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但现场听众累计也仅为8万人次左右。相比之下， 创办于2005年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至今举办300多期讲座， 但通过现场讲座和其他途径接收讲座内容的直接或间接受众已达上千万人次。我们应该考虑到， 能真正到现场参加讲座的听众毕竟是少数的， 但举办讲座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多数市民接触到他们平时难以接触到的精英文化。假如听众错过了常规的现场讲座， 还可以选择到网络上观看视频、 收听音频， 也可以选择收看电视录播节目， 还可以通过报纸的新闻通讯了解讲座的主要内容和演讲人的背景， 甚至可以定期购买与讲座配套的书籍、 刊物用作学习和收藏。这种多媒体联动、 多渠道传播的模式， 为各年龄段、 各种职业、 各种阅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人群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和提升模式， 真正把“文化大讲堂”的文化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参考文献：
［1］ 蔡萍.“文津讲坛”：传播中华文化的新园［N］.光明日报， 2007－03－16.
［2］ 王立宗.从于丹讲《论语》看媒体的思想导向［EB/OL］.（2007－11－28）［2008－11－21］省略/data/detail.php？id16760.
［3］ 马靖培.故事化带来的成功――从《百家讲坛》、 《走近科学》迅速“火爆”中得到的启示［J］.新闻知识， 2006（10）.
Comparison Research on Social Science Lectures
HUANG Fa-yu, TANG Ting-fen, HE Guo-yong, LIU Wan-hua
（Shenzhe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zhen 518028, Guangdong, China）
【关键词】《百家讲坛》 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学术;
一、大学语文教学现状
大学语文作为非文学专业的公选课，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等多项重任。从实际授课效果来看，却并非尽如人意，处境非常尴尬。很多同学认为大学语文内容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文本资料，其中所涉及的人与事以及作者所使用的语言距离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很遥远。学习这些对我们意义不大。他们觉得大学语文可有可无，学习兴趣日益低下，许多学生对其存在一些偏见，甚至把大学语文课堂作为专业和外语学习外的“休息”场所。
笔者为了配合学校项目化改革的需要，曾在大学语文课堂上对大学语文授课情况进行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辅之以访谈法，共抽取300名我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的是自制调查问卷、随机调查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为91.7%。为使本次调查更具代表性，在学生抽样的选择上，力求覆盖我校开设大学语文的所有专业。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大学语文的地位、作用、最喜欢的授课方式及大学语文的建议与意见。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被调查学生68.8%认为大学语文的学习对专业学习无直接帮助;73%的学生希望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对自己所学专业有所帮助、能力有所提高;在授课方式上，89.6%的同学不满足于传统的“黑板+粉笔”的授课方式，而是倾向于有自己更多参与的授课方式。
《百将讲坛》是央视十套于2001年开播的一档讲座式节目。栏目开播之初邀请了许多学术权威来进行课程的讲解，如杨振宁、叶嘉莹、周汝昌等，但节目收视率不甚理想。后经过新导演郭巧红大刀阔斧地改革后，重视文史类的节目讲解，特别是河南大学王立群老师讲授的《史记》、北师大康震老师讲授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苏轼》及“唐宋家”相关系列，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大学语文相关授课效果形成了强烈反差。分析《百家讲坛》成功原因，为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百将讲坛》成功原因
1.首先，主讲人的讲演风格大众化，诙谐幽默
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文史哲类的学科是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更是抱着书本啃读，学术性极强，远离普通大众的生活需求。《百家讲坛》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语言的大众化程度比较高。比如在易中天教授《品三国》的时候把刘备比作一名“民营企业家”，把诸葛亮比作是“职业经理人――CEO”，把公司运营的概念和理念融入文学讲演中，十分罕见，但是效果非常好，民众很快就对这一观点有了平民化的认识。主讲人语言风格幽默风趣、平易近人，拉近了观众与学术权威的距离，使得讲座取得的效果愈发明显，达到了知识的普及目的，也让民众对于学术神坛上的权威们有了较新的认识。
2.其次，讲座有目的性地选取讲座话题
在对《百家讲坛》开播以来做的调查发现，其中历史文学类题材的话题占45%左右，中外文学占了34%，其他占了22%。调查可以看出，《百家讲坛》栏目的篇幅多数都用在了历史文化和中外文学的讲座上，这里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历史文学类题材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观赏性和趣味性，适合作为讲座的内容进行讲演;而且在民众中具有极高的认知度，比如一些细说演义的历史故事，一些广为传颂的诗词歌赋和民间美德佳话等等，都为讲座题材的选取奠定了一些知识基础，使人们在听取讲座的同时可以联系到自己所了解的内容进行评论和探讨，具有极强的回味感觉，而且对于民众的知识构成要求也是不高，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合电视媒体的现代化制作手段的应用，使观众愿意接触和乐于听取讲座，这就保证了节目的可持续性。
3.再次，学术“枯燥”与故事“生动有趣”之间的平衡
《百家讲坛》不是高深的学术讲座，也不是电视剧一类的泛娱乐化影视节目，它是通过较为平易近人的方式理解复杂的文学历史问题，以大众熟知的问题为讲座主线，并阐述了一般的学术观点和认识，使观众在嬉笑中了解学术发展的动态，并有兴趣进一步深入了解，可谓是引人入胜。融合了学术的权威性、知识性、严谨性，以及电视媒体的可视性、观赏性等特点，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学者以及节目组的努力，才有了这样一个成功的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
三、《百将讲坛》给大学语文改革的启示
1.首先，了解各专业职业能力，寻找大学语文与职业能力的“对接”
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节目制作方和推广单位对于市场的准确把握和熟知，对于观众的需求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为了提高授课效果，在大学语文的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先要对各专业职业岗位所需能力进行分析，确定各专业的职业能力，寻找大学语文与专业能力的对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对有个性和创意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他们是真正被理解的。教授给学生的知识不应该是理论和技巧，而应该是以方法和能力的培养为基础的学习能力，注重学生对于文学理论的收集处理，随后是分析和论证的能力的培养教育，甚至是交际能力的培养也要好过纯知识的灌输。这样才能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是知道老师教的东西，而不去怀疑、不去论证教师的“克隆”。
2.其次，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兼容并包
《百家讲坛》通过各种观点的集合，把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之风重新带入了观众的视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的相关论述曾引起较大的争议，甚至有专家和学者认为，他们是在对观众进行误导。但是作为普通观众来说，学术观点固然重要，如果是正确的观点可以有理有据地进行解释和论证，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一点上看，国人对于学术观点的包容之心是出乎意料的，而在现实中的大学语文课程中论资排辈，对于已经进入教材的观点不容许质疑和评论，拒绝思考，盖棺定论的方式生硬地阻挠学生能力的发展，这对于学生学术研究能力是一种无形的损害。古代文学学科中更有“资质”一说，阻碍新学说的发展和应用，思想上教条化十分严重，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作品的选择上，当代学生喜欢的网络小说如悬疑类、盗墓类小说，很少出现在大学语文的教材中。基于学生的现实情况，在对课程教学体系进行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避免授课内容偏深、偏难，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和积极性。同时，通过分组学习、个别指导，利用分组学习中其他组员的示范作用，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索的兴趣，激励大家在竞争中提高学习能力、协作能力，通过由易到难的课程内容设计，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快乐，从而提高他们的兴趣，使他们快乐学习，提高授课效果。
总之，《百家讲坛》的成功，让更多的国人产生了对文史哲的研究兴趣和参与热情;从侧面印证了不是我们传统文化没有魅力，而是我们的教育教学手段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百家讲坛》的成功中学习经验，准确定位，激发学生兴趣，使优秀的文学能够再次换发新的活力，切实提高大学语文授课效果，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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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莹辉.论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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