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0:26
关键词：学术性 电视节目 存在价值
所谓学术性电视节目，是指电视传媒中以普及传播专业学术知识为服务宗旨，系统、较专门地介绍某种专业知识的电视节目，如《百家讲坛》、《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探索与发现》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类节目介于社教节目与教学节目之间，它比社教节目具有更强的学术性，又比教学节目面对更广泛的受众，传授比专业教学知识更通俗易懂的内容。正因为它具有两类节目的交叉性质，所以它才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栏目，拥有它独有的受众群体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功用。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学术性电视节目的存在价值进行分析。
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接
“精英”一词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的杰出人物，精英文化就是这些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人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而“文化精英”是专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的群体。这些文化精英具有合法的学术地位和严谨的科学知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适合担当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而且传承着自古以来的文化精英们所肩负的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重任。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能够满足公众获得感性愉悦需要的日常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地介入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由专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技术正突破以往狭小的象牙塔，力图走入更为广阔的大众文化领域里，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使许多科技发明不仅用于国防工业、医疗卫生、电子技术，还正在通过产品和商品的形式进入到公众的生活里，成为提升公众生活品质的一种重要产品或精神象征，如宇宙学知识、遗传学知识、纳米技术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在这种形势下就要求公众具有更高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学术性节目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公众对于专业科学知识的渴求，因此，学术性节目也就有了巨大的市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学术性节目比起科学教科书来说，它不是以冰冷、坚硬的专业教学的面孔出现，而是将硬性的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知识软化成了非专业公众可以接受的科普知识，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要，将专业知识进一步细化、通俗化、形象化，再通过电视媒介这个载体，结合高科技的电子手段和动画技术，将其传导给希望获取现代化学术知识的公众。如中央电视台著名的科学节目《探索・发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探索・发现》是一个以地理发现、考古发现、科学发现为主要特色的学术性极强的栏目，其所探索的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它所传播的既是学术界的专业知识，也是关乎到人类发展的重要知识。比如在“人类的起源”这一组节目中，所讲述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如果仅仅通过教科书的形式去传播人类学知识的话，其涵盖的公众面积会小得多，公众的接受程度也会低得多，但通过电视为媒介所传播的人类学知识，以其真实的考古实物和考古场地的实境拍摄，将生硬的文字教科书变成了生动的画面和带有情节的解说词，使“人类的起源”的学术知识迅速、有效地传递到更大范围的公众群里，并带动了公众对此类知识的兴趣和关注。又如在“宇宙大爆炸”一组节目里，介绍的更是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所熟知的关于原子、奇点、恒星、黑洞、宇宙大爆炸等专业性极强的宇宙学知识，但在专家们生动的解说之下，再配上完美的三维立体制作画面，宇宙学知识得到迅速的普及，从而完美地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提升了电视节目中的高雅文化气息
2005年前后，中央电视台一个几乎处于被淘汰边缘的学术节目――《百家讲坛》骤然成为全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其所播出的节目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极大关注,而其推出的若干期节目的主讲人也迅速地成了全国人民熟知的学术明星。《百家讲坛》是一个没有华丽的舞台背景和更多的媒体技术支持的栏目，它完全依靠知识本身的魅力，而在《百家讲坛》出现的也多是某一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出现决定了《百家讲坛》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其传播的学术内容也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易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关注焦点，也有利于听众与专家之间的直接沟通。以《百家讲坛》中播出的老子的《道德经》为例，《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更是以往学术界的专宠和少数专业人士涉足的精神瑰宝，其精神内涵之丰富、其语义文字之难懂也就可想而知。《百家讲坛》所开设的“道德经”、“易经”、“论语”、“黄帝内经”的讲座，无疑是一组品位极高的国学系列讲座，它使生活于国学边缘或外延的人群也有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机会，从而修改了人们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休闲娱乐渠道的传统看法，此节目所引起的关注则更加说明公众对于高雅文化的学习热情。更有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证明高雅文化在公众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发生在《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阎崇年身上的“掌掴事件”，虽然这一极端的做法应当受到指责，但却从反面说明公众对高雅文化一样的关心、一样的动情、一样的激愤。于是，受公众的热情所鼓励，各种学术性节目本着“学术一样让你听懂”的宗旨，带着一种求索、谨慎而又顽强的敬业精神，纷纷在电视媒体这个平台上展示着学术的魅力和思想的高度，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节目不平凡的行程。正如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为意外的成功作序》中所言:“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的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这种悲壮的探求最终换来了公众的认可，也换来了电视节目中高雅文化品位的进一步升华。四川大学研究生史挺在他的论文里称赞说：“它（《百家讲坛》）的兴起，带来了中华古老文明中早已被人遗忘的故事和精神，使几乎被金钱腐蚀和商业拥抱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新鲜的火种和在远古记忆中温暖而动人的气息。”
提升了社会各领域对学术知识的利用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电子化传媒时代，在中国，电视作为一种拥有数亿公众的强势媒体，在文化传播以及价值导向方面的作用堪称一呼百应，无与伦比，电视早已成了教化民众、提倡新生活新理念的最好平台，也是作为文化精英的现代知识分子表现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对生活的权威解读和价值取向的最佳平台。于丹、易中天、王立群通过《百家讲坛》这一平台成了公众耳熟能详的学术明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精英系统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不但使某一学科的知识引起了更多公众的兴趣，更使得这一专业知识的使用价值得以迅速扩大，使之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的机会大大增多。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于丹的“论语”讲座。《论语》本是产生于春秋时代的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观念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受到后世学者的强烈追捧，北宋宰相赵普创造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辟之语，更把《论语》捧上了政治教化的高度。而《百家讲坛》里于丹对于《论语》的精彩演绎，更把孔子的智慧讲得悬念迭起，把一个原本古老而远离生活的思想体系演绎成了鲜活的、与现代生活密切对接的智慧之源和生活宝典。在于丹的旁征博引之中，公众重新认识了《论语》的价值，也认识到了国学的价值，从而掀起了各行各业读《论语》的热潮，这从于丹在中关村签名售书时，读者排队至十几里长的盛况就可以得知。同时，因为《百家讲坛》中关于《道德经》的讲座，掀起了全民对道家始祖老子的热情，许多城市的公交车里出现了老子和“道德经”的宣传画，许多中小学开设了国学课程，并要求学生齐诵“道德经”，也推动了“国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小学课堂的步伐。而《百家讲坛》关于《黄帝内经》的讲座，也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讲解得头头是道，乃至于《黄帝内经》这门古代医学专业文献迅速地推广至全社会各个人群中，带动了全社会对于中华医学文化的关注和钻研。而目前正在不断延伸的对于《弟子规》的研究热情，也与《百家讲坛》的《弟子规》讲座有关，据说目前有许多企业家正在把《弟子规》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根据《弟子规》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本企业职工的言行。由《百家讲坛》所掀起的国学文化热，直接带动了出版业、旅游业及多项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关于《论语》类书籍的发行已突破150万册，根据《百家讲坛》的模式而设计的国学教育软件正在各大书店热销，这些学术性节目在创造了国学热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提升了学术知识的美感效果
电视学术性节目讲解的多是与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纯学术内容，要想更生动、浅显地了解这些学术知识，就要调动多种电子手段，适当地加入一些动画制作和电脑技术，而这正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所在。动画制作手段使学术性节目中抽象的物质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图像，从而满足了公众眼见为实的心理需求。如《探索・发现》中讲到的许多宇宙中确实存在，而人的眼睛却看不到的物质，如粒子、光速、黑洞等；如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古代的战争场面和灾难场面等，涉及这一方面内容时，电脑制作的画面能够重现和还原历史画面，或者将原本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受众对传播内容可闻、可视、可感，并通过生动的画面刺激加深其对知识的记忆。如在“宇宙大爆炸”节目中，大量关于宇宙运动的场景都是通过动画手段来完成的。这些高超的动画手段不仅展示了科技的魅力，也赋予了被摄主体丰富的色彩、曼妙的形象、生动的情节，同时根据需要实现声、光、电、影的补充表达，营造了神秘的变幻莫测的宇宙世界。在生动地传播学术知识的过程中，节目的美感效果也大大提升。
梅罗维茨曾提出“新媒介，新情境”的理论，他认为“新情境，新行为”重新形构和组织了信息情境，也必然会重新形塑和规范文化的各种因素，并影响到人们采取新的传播方式。
综上所述，学术性节目就是电视媒体与学术知识这两个远距离的学科之中的平衡点，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媒体永远是人们未来生活的导向，它能够将看似难以相融的两极结合在一起，学术性电视节目就是极好的例证。随着公众对知识需求数量的提高、对知识需求品位的提高，学术性电视节目将会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前景，因此，进一步加大对学术性节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创造，使其成为永恒的经典，就是未来学术性电视栏目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沃斯诺尔［美］等著，李卫民、闻则思译：《文化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张玲编：《传媒教育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4.罗杰・迪金森［英］等编，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5.陈来：《东亚儒学九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关键词：菩萨戒；鉴真；最澄；日本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6）01-0049-05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菩萨戒东传
戒律乃佛教三学之首，为佛教发展的慧命之所在，佛教所传之处，必有戒律的流传。菩萨戒是大乘菩萨修行过程中遵循的戒律，与小乘戒律相比，菩萨戒没有独立的律藏，具体内容散见于大乘经典中，并以三聚净戒统摄一切戒条，核心思想在于约束“意业”，即对思想活动的控制，属于心戒。菩萨戒包含四大体系，即梵网系菩萨戒、瑜伽系菩萨戒、优婆塞系菩萨戒和密教系菩萨戒。梵网系菩萨戒是流行最广泛的菩萨戒，其中，《梵网经》是梵网系菩萨戒的根本经典，虽然历来被认为是伪经，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佛教史上，均是流行最广泛的经典。
海上丝绸之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输出至国外，而国外的香料、花草等则通过丝绸之路输入至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汉代，当时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到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品和贸易通道，更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通过东海航线可以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唐朝时期，通往朝鲜半岛的航线有多条，其中最便捷的一条航线是从登州入海到新罗，另外也可以自明州（今宁波）入海经黑山岛到新罗。到宋朝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明州至新罗这条线为主要线路。唐朝至日本的航线有黄海道和东海道两条，前者是从登州入海，绕行朝鲜半岛后到达日本，这条线是佛教最早传入日本的线路，也是佛教戒律初传日本的线路。后者是从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今扬州市）、苏州（今苏州市）、明州（今宁波）等地沿海港口入海，直接到达日本。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入港口，从唐朝开始，一直到宋、元、明朝，宁波是中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最主要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由此输出至韩国、日本，大量佛教典籍、佛像等佛教物品也自宁波运往韩国、日本。宁波成为中国僧人东去日本、韩国弘扬佛教的港口，以及日韩两国求法僧入唐求法的重要出入港口。宁波的天童寺、雪窦寺、阿育王寺等成为日韩求法僧求取佛法的重要寺院和居留之处，是中国与日韩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意义深远。
据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戒律，最初是由日本善信尼从百济传入，推古天皇时期（592-628）虽有律师去日本，但还不足称道。”[1]213戒律传入日本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国的律师东渡日本弘扬戒律，以鉴真为典型代表；二是日本的求法僧入唐求法，公元七世纪，日本开始有律师入唐学习，比较著名的有道光、道照、道慈、普照、荣睿等，他们也带回了不少律学著作，但日本戒律的发展仍不完备，戒坛也不完整，所以才有普照、荣睿随遣唐使入唐，千方百计力邀鉴真东渡的事迹。在菩萨戒东传日本的历史上，贡献最大的当属最澄。鉴真使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而最澄则将菩萨戒发扬光大，使日本佛教走向独立发展的模式。
二、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
佛教传入日本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佛教一直处于戒律不规范的状况，缺少如法的授戒师为众授戒。公元六七世纪，菩萨戒在日本开始有所流传，零星出现由受过戒的僧人授三聚净戒，或者自誓受戒的情形，既不普遍，也不严格。鉴于日本佛教戒律的现状，为了规范僧人受戒，普照、荣睿随遣唐使入唐以寻找并邀请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的律师前往日本，于是便有了鉴真六次东渡的事迹，并使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广陵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在日本被尊称为“唐大和上”、“过海大师”，反映出在日本佛教界的重要地位。
鉴真是江苏扬州人，他的父亲是一个佛教徒，曾在扬州大云寺从智满禅师受戒。鉴真14岁时，便随父亲一同到大云寺参佛，16岁进大云寺当沙弥，18岁的时候从道岸受菩萨戒。道岸当时被誉为天下四百余州的“受戒之主”，曾被召入皇宫担任中宗的菩萨戒师，主要弘扬四分律。四分律在北方盛行之时，江南一带还在盛行十诵律，“罔知四分”，道岸请求皇帝强行执行南山律，使四分律盛行于江南地区。鉴真受戒后便跟随道岸研习律学，并跟随道岸到达洛阳，后来又到长安，遍寻名师习律。景龙二年（708），鉴真从弘景（恒景）受具足戒，之后5年，鉴真在洛阳、长安两地潜心研究三藏，尤其注重律学。据学者研究，“鉴真除师事道岸、弘景外，还从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济学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和《释门亡物轻重仪》等。还随相部宗法砺的再传弟子义威、远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学习法砺的《四分律疏》等。”[2]因此，鉴真所弘扬的主要是南山律学，同时对东塔宗和相部宗也多有涉猎。开元二十一年（733），鉴真已经成为律学修为深厚的授戒律师，据载，“准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3]80鉴真前后讲《四分律》以及《四分律疏》40遍、讲道宣《四分律行事钞》70遍，讲道宣《量处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具修戒、定、慧三学，“外秉威仪，内求奥理”。[3]80律学造诣深厚。
鉴真东渡日本之前，佛教在日本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发展，但是戒律发展很不完善，度僧授戒仪式不符合戒律规定的条件，由于授戒仪式的不合规，很难保证僧尼的质量。不仅有私度僧尼的现象出现，而且僧尼违反戒律和国家法律的情形也非常严重，从而影响了佛教的整体形象和社会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一方面积极派遣遣唐使入唐学习戒律，并带回大量律学著作，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到唐朝，聘请中国律学僧人到日本讲律授戒。虽然道光曾带回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但并未研读，道融曾担任“说戒师”，向僧众宣讲《梵网经》，但这时的日本佛教戒律，尚未形成完整的戒律体系和完善的授戒仪式。
荣睿和普照为寻找可以到日本传戒的律师而随遣唐使入唐，先是在长安跟随定宾律师受具足戒，研习戒律，后来到洛阳大福先寺礼请道璇到日本传播戒律，道旋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到达日本大安寺，向日本僧人讲授《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和《梵网经》等。天宝元年（742），荣睿和普照到达扬州大明寺，向鉴真表明来意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遵此运，愿和尚东游兴化。”鉴真遂决意东渡。
鉴真东渡历尽艰辛，直到第六次才得以成功，除了想尽办法东渡外，鉴真一路上讲经授戒，受到沿路信众的热情欢迎。天宝三年（744），鉴真受邀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的寺院讲经授戒，天宝七年（748），鉴真率领弟子开始第五次东渡，因遭遇风浪而意外到达海南振州（今海南省琼崖县），后又巡游广西、广东，直到天宝十年（751）才越过大庾岭回到江苏开元寺。在岭南一带的3年时间中，鉴真广泛传戒，先是在海南为别驾冯崇债及其随行官员授菩萨戒，后又到广西桂林开元寺，为冯古璞及七十四州官员、百姓以及前来桂州应试的大批学人授菩萨戒。在大云寺、灵鹫寺、广果寺等，鉴真又多次登坛授戒，为沿途各地的佛教戒律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鉴真东渡时携带了大量律学经典，菩萨戒经典主要有唐朝智周撰《菩萨戒疏》和灵溪释子撰《菩萨戒疏》。据《东域传灯目录》所载，智周除著有《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外并无其他菩萨戒著述，因此，《游方记抄》所载《菩萨戒疏》应当与《梵网经菩萨戒本疏》为同一著述。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和招待，被安置在东大寺居住，并被授予“传灯大法师”位，是日本国内最高荣誉僧位。鉴真的到来，有了如法的授戒师，便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了戒坛，戒坛建成后，鉴真为圣武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等人授菩萨戒，并为400多名沙弥授具足戒。除了东大寺戒坛外，鉴真还主持或参与建立了下野药师寺戒坛以及筑紫观世音寺戒坛，成为日本国主要的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场所。通过建立戒坛、讲经传戒、培养律学人才等活动，鉴真在日本戒律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菩萨戒在日本的弘扬
最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幼名广野，剃度后得法名最澄，曾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潜心钻研鉴真从中国带去的天台宗典籍《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为了创建新的宗派，唐贞元二十年（804），他和弟子义真等人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到中国求法。同年八月，最澄乘坐的船舶到达明州（今宁波），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最澄刚到明州便染病在身，只好在明州滞留休息半个月时间，身体痊愈后才动身前往台州天台山。
日本比睿山延历寺保存的《明州牒》，记载了最澄在明州和台州之间往来的历史事迹。《明州牒》是明州书史孙阶发给他的牒文和台州刺史陆淳的回牒，牒文大概内容是最澄自明州去往台州天台山巡礼，随行者有弟子义真、从者丹福成，书籍和随身衣物共二百余斤，予以公验。除了《明州牒》之外，孙阶和明州刺史郑审则于次年还为最澄和义真颁发过另外两件牒文，内容是准许最澄去越州龙兴寺、法华寺。不仅如此，陆淳、郑审则还为最澄题写《印记》和跋文，对最澄入唐求法的事迹和精神大为赞赏。
最澄在唐求法期间，除了入天台山学习天台教学外，还研修禅法、密教以及大乘戒。最澄到台州后遇到道邃，道邃是天台宗七祖，是湛然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在道邃的主持下，最澄受菩萨三聚大戒，并在天台山佛陇寺得受行满天台教观。天台宗是弘扬菩萨戒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初祖慧思曾做《受菩萨戒仪》，形成了完备的菩萨戒授戒仪式，其后的菩萨戒授受仪式虽然有所改变，但都是在慧思仪式的基础上所作的修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自慧思之后，天台宗历代祖师多弘扬菩萨戒，慧思的弟子智 被认为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不仅为人广授菩萨戒，还曾做《菩萨戒义疏》，为后世所瞩目，成为菩萨戒著述中最重要的内容，地位显著。明旷、湛然等天台宗人也曾为菩萨戒做注疏，唐朝大云寺僧人惠真不仅是天台宗玉泉系第六代传人，也是当时的律学僧人，曾经西行印度求法，在滞留甘州修多寺时有感于当地戒律松弛的现状，编写《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鉴真东渡日本之前曾是恒景的弟子，与天台宗关系密切，东渡日本后弘扬四分律和菩萨戒。最澄是天台宗正传日本的第一人，不仅在日本创立了天台宗，弘扬天台教学，他在日本佛教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极力弘扬菩萨戒。
最澄在日本弘扬菩萨戒与他入唐求法有着直接关系，明州是最澄入唐求法的第一站，也是他携带大量经籍、书画、佛物回国之地，可谓缘分殊胜，明州及附近的寺院也留下了最澄的诸多足迹。尤其是明州的龙兴寺和开元寺，最澄在龙兴寺得到真言及杂经102部、115卷，以及大量佛像、佛具等。在龙兴寺，最澄遇到顺晓阿^梨，与弟子义真一同受三昧灌顶，得授法文、图样、道具等。在开元寺，最澄从灵光受“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象等，又从檀那行者江秘受“善集会坛”并“如意轮坛”等法。可见明州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港口，龙兴寺、开元寺等是最澄入唐求法的重要见证。
最澄入唐求法不满一年时间，公元805年回国，自明州出海回国时携带唐朝经论疏记230多部460卷，主要包括天台、密教和大乘戒的典籍。菩萨戒经典主要有《金字菩萨戒经》一卷，《菩萨戒经义记》二卷（智者大师出）、《受菩萨戒文》一卷（南岳大师说）、《受菩萨戒文》一卷（荆溪和尚撰）、《菩萨戒经》一卷、《苏悉地经》三卷、《苏婆呼律经》三卷等，主要是梵网系菩萨戒和密教系菩萨戒，是最澄回国后弘扬菩萨戒的重要根据。
最澄回国后大弘教化，在比睿山开创天台宗，兼传密教和大乘戒法。大乘戒正式传入日本开始于鉴真，真正把菩萨戒在日本加以弘扬的则是最澄。鉴真到日本后创建了日本的律宗，后来，日本便有了东大寺、下野药师寺、筑前观音寺三大戒坛，出家需到这三个寺院中的某个戒坛受戒。最澄显然不满日本当时严格的受戒制度，主张以梵网戒代替《四分律》使用，不仅把梵网戒作为在家众所受戒律，还将其作为出家众的戒律予以使用，放弃《四分律》。为了在比睿山建立大乘戒坛，最澄于公元818年向日本朝廷提出《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次年又提出《天台法华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条式），论证建立大乘戒坛的原则和方法，这三种条式统称“山家学生式”，集中反映了最澄的大乘戒思想。最澄的做法受到了南都僧纲的反对，遂撰写《显戒论》和《显戒缘起》予以驳斥，《显戒论》成为日本大乘戒的第一部论著。尽管最澄生前并没有实现建立大乘戒坛的愿望，在他圆寂七年后，大乘戒坛终于得到认可。
最澄的山家学生式是对佛教戒律的重大变革，他极力弘扬的菩萨戒核心思想是摆脱繁琐的小乘戒条，强调心戒，注重戒律自觉。最澄的弟子提出“一心戒”，作为日本天台宗的戒律观，是对最澄菩萨戒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陈朝的慧思在其所撰《受菩萨戒仪》中说：“我某甲等今受菩萨戒，奉请释迦牟尼佛作和尚，奉请文殊师利龙种上尊王佛作羯磨阿^梨，奉请当来弥勒尊佛作教授阿^梨，奉请十方现在诸佛作证戒师，奉请十方诸大菩萨作同学等侣。”[4]351唐朝湛然在《授菩萨戒仪》中说：“奉请释迦如来应正等觉为我和上，我依和上故得受菩萨戒慈愍故。文殊菩萨为羯磨阿^梨，弥勒菩萨为教授阿^梨，一切如来为尊证师，一切菩萨为同学等侣。”[5]354
请释迦、文殊、弥勒为戒师的传统源于《普贤经》，发展于慧思、湛然等人，后来经最澄传入日本。而自誓受戒的方式则源于姚秦时期鸠摩罗什《梵网经》，自誓受戒的前提是千里之内没有传戒师，自誓受戒得戒的条件则是在佛前忏悔七日，并“得见好相”，否则不得戒。
《授菩萨戒仪》是最澄回日本后编撰的菩萨戒授戒仪式，分为十二门，包括第一开导、第二三归、第三请师、第四忏悔、第五发心、第六问遮、第七授戒、第八证明、第九现相、第十说相、第十一广愿、第十二劝持。这十二门与湛然撰《授菩萨戒仪》基本相同，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最澄为了适应日本授戒的需要，作出了一定的修改，最突出的有两处。一是将湛然本中的“大唐国”改为“日本国”。湛然本说：“南瞻部州人主地大唐国（某州、某县）僧伽蓝中佛像前有数多弟子来于我所，求受菩萨戒竟。”最澄本说：“南瞻部州人主地大日本国山城州乙训县山本僧伽蓝中千手千眼大悲者观自在菩萨像前有众多弟子来于我所，求受菩萨金刚宝戒竟。”[6]628二是将此授戒仪式适用于出家菩萨，改变了湛然本适用于在家、出家菩萨的规定。湛然本说：“欲从诸佛菩萨乞受菩萨戒”[5]355，最澄本说：“欲从诸佛菩萨乞受出家菩萨戒”[6]626，最澄将此授戒仪式限定于出家菩萨所受。通过最澄本和湛然本的比较看出，最澄所撰《授菩萨戒仪》来自于湛然本，是对湛然本进行局部修改后而成。并且，前文所述，在最澄自明州带回日本的菩萨戒文本中，有《受菩萨戒文》一卷，明确指出为荆溪和尚撰，荆溪和尚是湛然的别号，可见此戒本是最澄《授菩萨戒仪》编撰的底本。
为了在日本弘扬菩萨戒，最澄不仅做《山家学生式》、《显戒论》等上书朝廷请求设立大乘戒坛，根据湛然《受菩萨戒文》编撰《授菩萨戒仪》，他还立了一个大乘律宗。据《黑谷上人语灯录》所载，“大乘律宗，传教大师所立也。《菩萨地持经》十卷、《梵网经》二卷，总大乘律二十七部五十五卷，具如目录：《梵网经义记二卷》（天台）、《授菩萨戒仪》一卷（本妙乐注智证）、《同经疏》一卷（明旷）、《显戒论》三卷、《同缘起》二卷（已上山家）、《传述一心戒文》三卷（光定）、《显扬大戒论》八卷（慈觉）、《普通授菩萨戒广释》三卷（安然）、《授如来金刚宝戒式》一卷（延昌）。”[7]165另外，他列出了天台宗菩萨戒的师资传承谱系，“莲华台藏世界赫赫天光师子座上卢舍那佛――逸多菩萨――天竺鸠摩罗什三藏――灵山听众南岳慧思大师、灵山听众天台智者大师――章安灌顶大师――缙云智威大师――东阳慧威大师――左溪玄朗大师――荆溪湛然大师――琅e道邃大师――大日本国比睿山前入唐受菩萨戒沙门最澄――前入唐受菩萨戒沙门义真（道邃弟子）”[7]165将卢舍那佛作为天台宗菩萨戒初祖，鸠摩罗什、慧思、智 、灌顶、湛然、道邃等均成为天台菩萨戒祖师，而最澄自己是第十一代祖师，上承湛然和道邃之教。这是最澄的独创，他通过设立师资谱系，目的在于使自己设立大乘戒坛是名正言顺的。通过这个谱系也可以看出最澄的菩萨戒思想来源于中国，是对中国菩萨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反映出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菩萨戒在日本的流传，还体现在形成大量菩萨戒著述，主要有：宗觉撰《大乘圆戒显正论》一卷；圆仁撰《显扬大戒论》八卷；觉盛撰《菩萨戒本宗要杂文集》一卷、《菩萨戒通受遣疑钞》、《菩萨戒通别二受钞》；弊鹱《菩萨戒本宗要辅行文集》二卷；英心撰《菩萨戒问答洞义抄》一卷、《菩萨戒网要钞》一卷；安然撰《普通授菩萨戒广释》三卷；仁空撰《新学菩萨行要抄》一卷；维贤撰《菩萨圆顿授戒灌顶记》一卷；敬光撰《圆戒执掌》三卷等等。这些菩萨戒著述是日本佛教对菩萨戒的理解和阐述，反映出菩萨戒传入日本后的发展演变，是菩萨戒日本化的集中反映，在日本戒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建光. 中国律宗通史[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
[2] 杨增文. 唐鉴真大和上东渡和日本律宗[J].扬州大学学报2011（2）.
[3] 汪向荣. 唐大和上东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陈）慧思. 受菩萨戒仪 // 续藏（第59卷）[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5] （唐）湛然. 授菩萨戒仪 // 续藏（第59卷）[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关键词：松花江文化讲坛 资源建设 媒体宣传 质量 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048-01
松花江文化讲坛是由吉林市文化局主办、吉林市图书馆承办的以传播先进文化、构建学习型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城市发展为宗旨的大型公益讲座活动。自2008年1月举办以来，迄今已成功举办387讲，受众高达15万人次，每周一期，风雨无阻。现已被列为本市改善民生工程，是吉林省科普及基地，市民学习和文化休闲的主要场所，本市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窗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更是深受江城市民欢迎和社会各界好评的文化品牌。本文从松花江文化讲坛的现状出发，分析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力求松花江文化讲坛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
一、松花江文化讲坛现状之成功经验
1.讲座质量较高，不断推出高端讲座
自讲坛开办以来，陆续邀请到国内、省内知名专家学者做客讲坛，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就有30余位。王蒙、阎崇年、金一南、纪连海、商传、蒙曼、郦波、李向阳及徐恩存、邴正等文化名流纷纷走上讲坛，为江城市民带来了一场场文化盛宴。浓郁了江城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江城的文化品位，推动了文化江城建设。
2.打破时空限制，满足社会不同群体需求
除常规讲座外，讲坛还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等活动，直接为社会各阶层服务。8年来，共举办专场讲座124场，受众4万余人次，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通过讲坛“走进社会”的活动，使讲坛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3.弘扬地域文化，让市民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推介和宣传家乡
吉林市是历史文化名城，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因此，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地的地域文化资源，是应尽的职责。讲坛先后推出了《吉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名城建设》、《吉林满族》、《漫谈吉林八景》，《东北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吉林机器局》、《张作相在吉林》等“话说吉林”系列讲座，彰显了讲坛在地域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力，引领了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潮流。
八年来，松花江文化讲坛得到了省、市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吉林电视台、吉林省文化信息网、吉林省广播电台，以及《江城日报》、《江城晚报》、《城市晚报》、《新文化报》等近二十家新闻媒体对讲坛进行了数百次跟踪报道，取得了较好的品牌效应。如火如荼的讲坛还引起了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的关注，在他所著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写到“吉林市是一个部级旅游城市。不久的将来，吉林市也许还将因自己的文化活动而闻名。”
二、松花江文化讲坛现状之缺陷不足
1.讲座资源面临枯竭
吉林市属于三线城市，虽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并没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充足的文化服务资源，大量的文化产品创造者，五所高校中仅有北华大学还算能有些挖掘潜力。而在讲坛不断发展的这8年来，基本上也利用了十之八九，本市讲座资源面临枯竭。国内资源一是山高水远，二是踏破铁鞋，三是水涨船高，难度大，可操作性不强。
2.财力保证举步维艰
讲坛自举办来，一直以公益性为原则，为江城市民服务。然而，讲坛在实际运行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讲坛所需硬件设备的投入和维护;环境设施的改造;讲座老师所需的聘书、桌签、留言、纪念品的制作，讲坛宣传等等。本地讲座老师都凭着一股公益热情，无私地支持着讲坛，可这个热情能持续多久？能成为讲坛科学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吗？外地的讲座老师的接待和课酬，实是今非昔比，邀请起来，更是举步维艰。
3.质量提升困难重重
每周一期的讲坛，如此极高的频次，仅仅依靠几十个大家并不能成就讲坛的灿烂与辉煌。虽然星星之火，但没有形成燎原之势。有的讲座质量一般，由于客观原因，在讲座内容的审核上，也欠缺专业、严谨和细致。在讲座的安排上，也存在着矮子里选将军的现象。
4.媒体宣传缺乏高度
目前，讲坛已经构建了由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qq群、网络媒体、讲坛网站、公共微信平台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宣传体系，但是，缺乏部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5.人力资源匮乏高质
一是人员太少，而且，还要兼顾着很多很多的其他工作。二是业务素质低，既没有专业的文化设计、包装、传播的人士，也缺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学问的专家和学者，坐镇把关。
三、浅析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1.解决松花江文化讲坛的资源建设问题的方法
一是利用部分经费，挖掘本市新的讲座资源和召回老的讲座嘉宾。十三五期间，组建一个100人的精品讲师团，组建一个300人的讲座嘉宾资源库。
二是加强与省社科院科普处的沟通和联系，一方面充分利用省社科院现有的讲座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省社科院帮助协调和省高校及文化传播企业的合作。
三是遴选3-5家国内较优秀的兄弟讲坛，与其建立讲座资源互助共享的协作关系，解决和弥补讲座资源匮乏的问题。
2.解决松花江文化讲坛的财力保证的问题的方法
除争取更大的财政扶持，争取各种扶持公益类文化类资金和补贴外，还要加强与有讲座需求的学校、机关、单位协作，达到共同承担，共享资源，共赢互利。另外，积极探索同企业合作的方式，为企业做宣传、给企业冠名等方式，寻找一定的商机，争取资金。除此之外，还可以挑选优秀的讲座制作成光盘或编辑成册，发行出售，做到宣传和经济双赢。
3.提升松花江文化讲坛讲座质量的方法
一是继续加大名家讲座场次;
二是策划和把握百姓所需所爱的内容;
三是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讲座形式。
4.解决松花江文化讲坛媒体宣传的方法
不仅要提高宣传、报道频次，更要提高媒体档次，主要进攻方向中国文化报，循序渐进，逐渐扩大，一家一家攻破，最终极目标进军中央电视台。
5.松花江文化讲坛的人力资源的解决方法
一、从缺失八德的教育教学管理走向道法自然的教育教学管理
2005年之前，我学区一直在摸索开展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并做了大量工作。但一直难以找到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教师、家长德行的有效途径。2005年，我们接触到中国国学经典教育理念之后，开始选点实验，推广国学经典教育，短短3年便取得了显著成效。试点学校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使我们找到了解决德育实效性的根本途径与内容。经过思考梳理，我们认为2005年之前，我们的教育管理工作舍本逐末，缺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2005年之后，逐步走向以国学经典教育为核心的道法自然的教育教学管理。
二、我学区推展国学经典教育的策略
1.转变思想，提高认识。
（1）组织学校领导观看王财贵博士的演讲《儿童经典诵读的理念》。
（2）组织校长、教师、家长参加河北省公民德行教育公益论坛等。
近3年来组织教师参加公民德行教育公益论坛等培训160余人次。2009年8月组织校长、主任赴正定参加王财贵博士《传统文化下的读经教育》公益报告会。2009年12月、2010年2月、6月三次组织校长、老师参加河北省、石家庄公民德行教育公益论坛。2009年暑假组织教师赴石家庄汶林国学讲堂参加《弟子规》读书交流会。
（3）每2个月组织一次教师读书交流会。自2008年开始建立了丘头学区教师读书联谊会，到目前为止组织了23次教师读书交流活动，辑印教师读书心得《书香》23册，内容以国学经典为主。
（4）争取爱心人士书刊光盘等捐赠分发给教师、家长。争取捐赠或购置900余份《家和万事兴》道德专刊分发给教师、家长，争相传阅。争取5000余册《弟子规》捐赠分发给学生、家长、教师诵读。争取爱心人士先后捐赠几百套传统文化光盘分发给教师、家长、学生。
（5）组织举办国学经典公益讲坛。2010年4月24日上午，由我学区中心校主办的国学经典讲坛如期在石炼宾馆举行。藁城市教育局领导、北京中华书局祝先生、我学区以及附近岗上学区、开发区学区、石市高新区教师、家长以及义工等320人参加讲坛。
讲坛邀请嘉宾省工商局张先生、石市国学教师麻凡老师、从事中华经典启智教育的谢老师等参加。讲坛以鲜活的对话、聊天形式举行，紧紧围绕本次讲坛主题“我学国学我成长”开展，先后分5组由中学生妈妈、小学生妈妈、幼儿妈妈代表以及教师代表等发言，嘉宾进行点评，并与现场听众提问嘉宾释疑解惑相结合。
2.选点实验。
2006年春，我学区筛选东宽亭小学开展国学经典诵读试验。在中心校倡导下东宽亭小学从2006年开始组织坚持了5年的经典诵读，该校要求全校学生在小学6年中诵读完《论语》、《道德经》、《弟子规》、《三字经》等经典文章。该校利用晨读、午读以及每天8节课前2分钟组织开展了每天10读经典活动，因此学校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变得彬彬有礼，记忆潜能得到有效开发，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教学成绩连续4年荣获全学区第一。并涌现了王红丹、王梦彤等数名因经典诵读而取得卓越成绩的学生。
经过8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找到了一条推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典诵读，并将该项活动开发为具有丘头学区特色的校本课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3.以点带面，面上推广。
我学区中心校在东宽亭小学召开3次现场观摩会，在观摩会的基础上，将国学经典教育在全学区予以推广。
4.评价推动，全面展开。
中心校长的智慧建议：10分量化评价。具体做法：每个学期期末对全学区幼儿、小学120个班逐一进行展示评价，分为全班学生齐诵与随机抽取2名学生诵读、推荐2名学生背诵进行量化。
5.化整为零，一日十读。
利用晨诵、午读、暮省以及每天8节课，每节课前2―5分钟、课末2分钟诵读国学经典，每天坚持11读――19读，每天保持诵读时间在40分钟以上。
6.1-2个月召开一次国学经典教育家长会。
2010年9月、10月，中心校在丘头中学、丽阳中学、丘头小学、丽阳小学、东宽亭小学、桥板小学一年级8个班组织召开国学经典诵读家长会。形式与内容为学生诵读展示、家长经验介绍、班主任发言、优秀教师经验介绍、播放视频等。
引进石家庄和谐义工团进学区针对家长帮助开展国学教育。
2010年3月，石家庄和谐义工团与我学区中心校联合在南乐乡小学组织一年级家长参加国学经典诵读家长会。2010年7月，中心校邀请石家庄和谐义工团夏青老师到丽阳小学讲学。2010年3月，邀请孝道教育乡村行团队到丽阳小学针对家长开展国学经典教育活动。
7.设立国学教育试点班，学区研训室深入试点班指导。
筛选中小学10个班确定为学区国学经典教育试点班。
中学试点班运行情况：每天早晨、中午激情宣誓后诵读《弟子规》。每天为父母做一件小事。两周一节国学课，课后撰写心得，父母批阅。组织班主任外训、邀请校外义工宣讲、播放视频。中学试点班运行模式：讲、播、请、写、行。小学选读内容集中于《论语》、《弟子规》。一门深入，长期熏修，诵读百遍。
8.以教育科研为支撑，设立研究课题，开发为校本课程。
申报河北省县域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综合实验项目科研课题《农村学区经典诵读校本课程的研发、实施与管理的研究》。申报河北省教育学会十二五研究课题《农村学区小学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策略研究》，以课题研究来推动国学经典教育工作系统谋划、深入开展。
引进山东潍坊韩兴娥老师的课内海量阅读实验，在课内开展海量阅读实验。
丘头小学国学经典教育试点班09―1班每节课组织学生学习三篇课文，利用2个半月学完一册教材。利用剩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国学经典诵读等。东宽亭小学2010级试点班在班主任马老师带领下，采用整篇诵读国学经典的策略，利用一年级第一学期即完成了《论语》9篇的熟读成诵以及背诵50首唐诗、《孝经》全文等9000字的国学经典。
9.以脑科学为支撑，坚持全脑素读速记国学经典。
我学区十一五教育科研课题《农村小学生实施全脑学习的研究》开展5年，500余名学生参训。通过全脑素读速记，将国学经典送入学生右脑之中。
实施素读经典。坚持“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名师指路――自我开悟。
利用校园广播系统播放经典，让学生利用潜意识吸收国学经典。
丽阳幼儿园利用上课前、大课间等时间播放《诸子和歌》，让幼儿在玩耍中吸收《论语》等国学经典。
丽阳中学、南乐乡小学、丽阳小学等学校利用校园广播系统在课间播放《论语》等。
10.师生学唱孝亲歌曲，同做手语舞蹈。
东宽亭小学利用大课间全校学生同做《生命之河》手语舞蹈。原六年级学生在班主任带领下主动做小义工，教低年级学生学习手语舞蹈。
丽阳小学全校学生同做《跪羊图》手语舞蹈，成为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三、成效
（1）学生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彬彬有礼，懂得了力行孝悌，孝亲尊师蔚然成风。
（2）班风班纪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学习风气浓厚，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学习动力明显增强。
（3）教师师德水平大幅度提升。
（4）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5）家长素养得到提升，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协调一致，形成合力。
四、理性思考
（1）推展国学经典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推展国学经典教育是一把手工程，副职与教师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3）推展国学经典教育贵在坚持。
（4）组织者需要坚持诵读经典。
（5）推展国学经典教育需要科研做支撑。
生活，有时，不过是声音的汇集。每天，我们进入，或是逃离。
单位身处闹市，车水马龙，颇为嘈杂。边上是一个公园，清晨，我去公园散步，须先快速跑过公园的广场――广场舞的歌声和鼓点，和制造它们的大妈们，如色块斑斓的冲击波，已经把周边的房价，打压得抬不起头来了――因此，跑的时候，我必须尽可能地，低着头。有时我跑到公园东首的寺庙边，听梵音缭绕，有时跑到公园西面的小学旁，听书声琅琅。某天，见小学生齐集操场，双手别在背后，高昂着头，用力背书：“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声音一如他们的队伍，整齐划一，铿锵有力。“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 小学生齐声诵读《弟子规》，童音清越，足以消弭广场舞歌声之凌乱。可是，小学生那恭敬的身姿，沉稳的腔调，与大妈们夸张的动作、放肆的音调，恰成鲜明对比。少年老成，老来天真，公园的空气里，不时激荡起两种时代的“最强音”。
曾几何时起，在一些中小学校，诵读《弟子规》成为时髦。晨间颂，午后读，日暮省；老师念，学生背，家长跟着读。严肃的，正襟危坐；夸张的，摇头晃脑；还有穿汉服，系红领巾，俨然如行为艺术。《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康熙年间一位名叫李毓秀的秀才所著。传统蒙学读物，以“三百千”为代表，《千字文》文辞优美，《百家姓》寻根问祖，《三字经》包罗万象，可谓是各有千秋。可为什么到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又弄出一部《弟子规》来呢？《弟子规》的作者李夫子这个人，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秀才，以教书为业。不过没关系，巴尔扎克说过，“时代比人更有趣”。康熙乾隆年间，是我国封建专制登峰造极的时期，是一个“华丽”的盛世，也是一个要靠最严厉的“规训”来维持的末世。因此，“弟子规，圣人训”这样的《训蒙文》，直接以“规训”的面目出现，是大有时代意味的。
《弟子规》在语言上，继承和发展了《三字经》的形式，三字一句，两句一韵。今天一些主张读《弟子规》者说，《弟子规》语言不错，通俗易懂，称得上是“诗教”。可是，你又见过有哪一首好诗，字里行间，是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说教的呢？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大人教小孩，诗人教大人。大人要有“诗意”，才能去教小孩。《弟子规》问世后，作为蒙学读物，可谓是籍籍无名，直到最近几年才忽然流行开来。
既是“规训”，就要寻求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弟子规》的作者，显然深谙其中之道。李夫子以儒家学说为其合法性渊源，《弟子规》三百六十句，一千零八十字，借用《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有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话，铺衍而成。《弟子规》以“孝、悌、仁、爱”为核心价值，为“规训”蒙上一层合法神圣的光环。也许有人会说，《弟子规》讲“父慈子孝”，讲“兄友弟恭”，讲“谨而有信”，讲“亲仁爱人”，讲得很好啊，它所宣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诚然，《弟子规》所讲，你若一句一句拆开来看，似乎都有道理，比如讲孝顺父母，总不会有错吧。但是如果我们对《弟子规》不仅仅拘泥于“文义”，而对其进行“立法解释”的话，我们就容易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和真实的意图了。《弟子规》，顾名思义，就是对“弟子”的规训，那么谁是“弟子”呢？弟子，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一个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在中国古代的大家族中，年轻者对于长辈，皆可称“弟子”，或是“子弟”。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是“弟子”，巴金《家》里面的觉新是“弟子”。“弟子”是一个以血缘和宗法为身份连结纽带的特定形象，拟制开来，杨林的十三太保是“弟子”，袁世凯小站的新兵是“子弟”。《弟子规》通过对孝道的反复渲染，来强化这种私的身份关系，从而强调对以身份等级和人身依附为基础的父权宗法制的绝对权威，以及对这种权威的无条件服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试想，如果今天的孩子受了这些教条的影响，那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何以发生？且不论这些教条与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就是离真正的儒家思想，也相去甚远。儒家强调“孝道”，但孝不等于对父母的无条件服从，“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相反，儒家认为，如果作孩子的一味顺从父母，陷父母于不义，那才是真正的不孝，“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如此看来，真正的儒家，是有不服从的传统的，这与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有异曲同工之处。《弟子规》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了儒家思想的真义，是“小人儒”。“弟子”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学生，在古代社会，老师与学生，师傅与徒弟之间，本属契约关系，但也被刻意转化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身份关系。尽可能地把各种社会关系，纳入到宗法身份中去，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如此，一切“服从”与“规训”，就都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体制下，在家为弟子，在国为臣民，当官者为父母，作百姓的是顺民。即便是今天，在官场还流行着称领导为“老大”的现象，如果你不能和老大“称兄道弟”，那领导就要考虑“还能不能和你一起愉快地玩耍了”。《弟子规》以孝道开篇的真正用义，就是要从小培养服从身份等级、隐忍顺从的“愚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难怪某地拆迁办领导呼吁要“践行”《弟子规》，这样，“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规训，也就能很顺利地被“践行”了。
有人说《弟子规》是满清政府为在汉人中推行奴化教育而刻意编写的，我觉得这显然是上纲上线了。《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一个清朝的落第秀才，自然是申请不了国家课题，也没享受过什么基金的资助，《弟子规》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发编写而成的。李秀才科举失败，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可他却呕心沥血，写了一部为维护专制统治服务的《训蒙文》，那是那个时代的故事。而我们今天更要反思的，是在走出专制，走向共和已经一百多年的今天，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迈进的今天，在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今天，在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已成为“共同的善”的今天，究竟是什么心态，使相当一部分教师和社会公众，对《弟子规》所倡导的顺民教育，依然津津乐道？是民众启蒙未完成的无知？还是师者庸俗智巧的偷懒？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没有把《弟子规》想得那么复杂，《弟子规》讲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小孩子就算是随便读读，也是有好处的，现在的孩子太调皮，让他多懂一点规矩没什么不好。现代社会多如牛毛的法律，不就是各种各样的规矩吗？比起《弟子规》来，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呢？”其实，此规矩非彼规矩，现代社会的法律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规范的作用，为的是保护“人权”，使人成为“人”。而《弟子规》里的规训，全是“义务”，对小孩子的起居、穿衣、走路等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的各个方面，做出最严格的规定，堪称史上最严厉的“小学生守则”。在短短一千来个字里，就出现过43次“勿”字，如果真按它的规定去做，人就成为“非人”了。我很怀疑，网上流传的某些学校的变态校规，如“男女生交往须五人同时在场” 、“男女生交往距离不得少于50公分”等，就是模仿《弟子规》而来的。
钱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坛”讲《弟子规》，一开始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说北京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长，到辖区学校作法治报告，用《弟子规》作教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相信这个事件是有的，但至于“效果”，我表示很怀疑。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听这类法治报告，主讲的不是派出所长，就是看守所长。所长们把大盖帽往主席台一放，就开始讲青少年犯罪和监狱里的“故事”，中学期间，我听过不少“监狱故事”，却从未听过真正的“法治”。
今天，《弟子规》在学校的流传，可谓是花样百出，你搞诵读，我就来个吟唱。可以想象，李秀才之后，《弟子规》是被反复吟唱过的，童声纯真，一如雨滴清亮，音律一定是极美的。可淋落这雨滴的乌云，恰是阻挡启蒙之光的蔽日阴翳，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隐忧。一直到李秀才之后一百年，才有一个叫龚自珍的诗人，面对奴性十足的中国社会，忍无可忍，发出直抒胸意的怒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人的怒吼，自然唤不醒久病的梅树和亦步亦趋的“弟子”，而此刻，天边传来了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硝烟弥漫里，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然在火光中隐约闪现，但是，“一个幽灵”，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专制主义的幽灵，依然在中华大地飘荡”，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隐忧。
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无论是老师让学生背《弟子规》，还是老板让员工读《弟子规》，都有一种虚无感。“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三次隐忧――“少年中国”虚化后，“弟子中国”之隐忧。
（作者单位：温州城市大学）
湖南人谭延，是中国近世政坛上一位不倒翁。清末做了湖南首任“咨议局”局长，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南都督。北伐成功后，他又和关系甚密，做过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用帝制时代的话来说，是官居极品了。
与清末民初多数性格刚烈、宁折不屈的湖南士人不一样，谭延是个八面玲珑的玻璃球式的人物，其“混官场”的本事是一流的，左右逢源，随波逐流，尽量不得罪人，被称为“人中甘草”。
这样的性格和本事的形成，恐怕和他的出身大有关系。一是在高官家里长大，从小见多识广，对官场各类明规则潜规则很熟悉；第二个原因恐怕是他为庶出之子，他的母亲李氏是谭钟麟的小妾，在家中地位很低，从来都是站着伺候老爷和夫人吃饭的，直到谭延中了“会元”，母以子贵，谭钟麟才宣布李氏可以坐在正厅里和老爷、夫人同桌进餐。
清末和民国初年政坛上还有一位更为有名的庶出子，他的性格与处事圆融和谭延颇为相似。这个人就是民国大总统、后企图登基当皇帝的袁世凯。庶出子远比大夫人生的兄弟有出息，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庶出的儿子和嫡出的兄弟相比，总是低人一等，而且大夫人怕姨娘恃子而傲，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压小妾。这些庶出子有苦难言，唯一的办法是发愤图强，给生母争地位。而且，他们从小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在复杂情势下的生存能力也远非嫡出之子能比。
另一方面，大户人家的庶出子又有穷苦人家儿子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虽然是小老婆生的，在大家族中受太太和嫡出兄弟的气，更为重要的是，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谭延为例，年少时随父亲进京师，拜访帝师翁同，其作文和书法得到翁氏的指点。翁同信中对谭钟麟夸赞谭延：“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一般人家的子弟，哪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以从生理学方面分析。古代的年轻人娶老婆，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而大家族的父母替儿子择偶，最讲究门当户对，至于所选择的小姐本人的身体素质、儿子是否喜欢则是不重要的。因此，许多大户子弟娶的正妻，纵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生活没什么激情，正妻有时候还病恹恹的。而人到中年纳妾则不一样，完全由自己做主，一定是漂亮（至少端庄）、健康、个人喜欢的女子。在一起的激情远甚和大老婆同床共寝。如此，生出来的子女，身体素质、智商多比和大老婆生的孩子强。
在古代社会，家法和国法各有管辖领域，国法许多时候无法代替家法。袁世凯在当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生母去世了。他赶回河南项城老家奔丧。为了替死去的生母争一份哀荣，他和族中长老及大夫人生的长兄商量，灵柩能否从大门口抬出去。其长兄坚决不同意，说姨娘出殡走侧门，决没有走大门的道理。袁世凯那时候官居一品，替袁氏光宗耀祖，但也无法突破家族的礼法，只能听任长兄安排。从此，他对老家恨意难平，宣统登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他被开缺回籍，也不愿意回到项城，而是隐居在安阳。
谭延也曾遇到过与袁世凯一样的难题。其生母李氏去世时，谭延是湖南督军，湘省最高军政长官。生母的灵柩要从祠堂门抬出去，按照规矩只能走侧门。谭延一着急，不顾督军的气度了，爬到母亲的棺材上面，大叫：“我谭延死了，抬我出去！”翰林出身的督军老爷当然有资格出正门，族内大佬一看此情形，明白再坚守那个旧规矩，难以收场。于是同意从祠堂正门抬出李氏的灵柩。
这一刻，玻璃球一样圆滑的谭延显出了天不管地不管的“湖南骡子”的劲头，为生母争得了一份死后哀荣。这一点，袁世凯不如。
摘自《意林》
以上争议由来已久，究竟孰是孰非，请看本期“文化视野”。
《弟子规》算不算经典
从2010年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弟子规》开始，该文逐渐受到社会的追捧。据报道，很多学校和企业都将《弟子规》作为传统文化经典来学习，某些教育培训机构还专门开设《弟子规》课程，甚至在北京地铁站的外墙上，都贴着《弟子规》的宣传图文。
有学者认为，《弟子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其作者李毓秀仅是清代乡间文人，屡试不第，在学术上并无大成就，其所作《弟子规》到晚清才在私塾中流行。1911年辛亥革命后，教育界开始推广新式小学生教材，《弟子规》终被时代所淘汰。上世纪90年代，被商业包装后的“传统文化产品”从台湾引入大陆，《弟子规》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可参见本刊2016年第10期少儿读经话题）。
说起来，相比成书于宋朝的少儿蒙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确实算不上“历史悠久”，其内容大多是改编自《论语》《礼记》及朱熹摘录的《童蒙须知》等儒家经典，介绍的是封建礼俗、日常礼节、社交规范，仅供儿童启蒙开智使用，被视为国学经典名不副实。况且，《弟子规》中还含有无条件服从父母、男尊女卑、轻视体力劳动等消极落后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文本价值。
《弟子规》以角进行编写，全文1080字中，用了43个“勿”字教导儿童“不要如何”。这样的训导口吻其实不太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忽视了孩子成长的特性，而且其中多处表述难以道明说清，如：“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能亲仁，无限好。”对儿童而言，理解何谓“仁”太难，要理解“言不讳”“色不媚”“能亲仁”，更属不易。
教育部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一书，书中包含了《弟子规》文本，编者在书中提醒读者：“由于古代圣贤往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难免有封建礼教的思想及与现代文明冲突的观点，望家长及小读者加以分辨，剔除糟粕，取其精华。”
有些小学教师认为，与其舍近求远使用《弟子规》，不如直接选用一本更符合儿童心理的新式教材，来阐释古代那些至今有益的道理。
《弟子规》也有诸多优点
钱文忠教授指出，现在的中国人不缺知识，缺的是礼仪和文明，《弟子规》就是一种文明。当今教育重知识技能而轻道德教育，重实用功利而轻思想精神，小学生接受的道德教育空泛而抽象，缺少可操作性。有人曾将《弟子规》与《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作对比，发现两者的内容有一半是重叠的，但相比之下，《弟子规》对小学生而言更具可操作性。
《弟子规》全文分“入则孝”“出则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七部分，详述人们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方面的行为规范，其核心思想源自孔子、孟子等“圣人”言论，含有“泛爱众”“亲仁”等普世价值观，包含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弟子规》将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具体化、生活化、场景化，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这是在教导孩子早上起床后要勤于梳洗，注意个人仪表形象。孩子通过这种日常提醒的作用，能培养起一种自我约束的能力，最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小学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记忆力好，可塑性强。教育专家认为，《弟子规》三字一句、二句一韵的表达方式，十分适合背诵，不仅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熏陶，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语感，提升其使用母语的能力。
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认为，虽然《三字经》《弟子规》等文章中的确有强调牺牲个性、男尊女卑等消极落后的内容，但为了让学生正确理解文本含义，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和指导，把不好的东西告诉学生，反而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判断鉴别能力。
现在小学生中独生子女较多，这些孩子的“自我意识”较强，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更需要学会谦让和宽容。如何教育好这些孩子，学习《弟子规》其实是不错的选择，通过日常学习与熏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于家庭的和谐、社会风气的净化均有莫大的益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学习《弟子规》，应当结合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在领会《弟子规》精义的前提下，变通、灵活地进行学习。成书于三百多年前的《弟子规》，必然有其时代局限性，当代人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其中某些违背现代社会文明的内容，可以对其加以改造或摒弃，如“亲有疾，药先尝”，不妨改为“亲有疾，要照看”，既浅显易懂，又不改变原文所倡导的精神。
近年来，不少中小学乃至大学，都尝试将选编后的《弟子规》纳入日常教学活动中，要求师生们诵读学习，践行其中的礼仪规范。通过学习《弟子规》，师生、生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学校的教风、学风也变得越来越好。
河南省漯河市第十五中学以《弟子规》治校，要求老师首先做出表率，见面相互鞠躬问好，学生逐渐受到感染，纷纷效仿。该校还制定了相关课程与活动方案，开展师生同背《弟子规》、国旗下诠释《弟子规》、会议前齐诵《弟子规》、中华传统文化演讲会等活动。一年来，该校校园风气明显得到改善，文明礼仪教育成为全市的典范。
类似的报道不胜枚举。使用正确的方式学习《弟子规》，必将收到很大的益处。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进校园，要做好教材体系建设、拓展校园文化等四件事，要将传统文化教育覆盖至各个学段，融入学生的教材体系，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有了学校教育这个主渠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底子才能打得牢。
还记得有一阵子，于丹在百家讲坛上连续地讲了《论语》这部书。据说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不在少数的人自打这时都开始重新的审视自己生活中的点滴。等到我真正的读于丹的这部书，已经是一年之后的寒假了。看过这部书之后，我感觉孔子很牛。而且牛的很有道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要表达孔子的意思是指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人如兄弟一般，谨慎而诚实可信，要广泛地去爱广大人民群众，亲近那些有仁德，品格高尚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有爱心，以贤德的人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实践，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学习文化知识，以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小小的一句话，短短的几十个字，一语道出了人一生中应该所遵循的道理与规矩，将从孝顺到学习，从礼貌到交友融合在一句话之中，这难道还不能够表示孔子的伟大思想么？所以我认为，孔子牛在这第一点。
中国古代的基层知识分子被称为“士”，也就是这个阶层撑起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虽然孔子也曾经官拜到省市那一级别的官位，但是归根结底，孔子还是一个思想永远比身份更高的人。这种境况就使得孔子只能够将自己的民众根基打牢以便于传播自己的思想。于是乎，“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称号便流传了下来。别说，孔子还真的是拥有教学天才。开办了一个私塾，自己兼任校长和教师的孔子一教就出了弟子三千，其中的佼佼者还有七十二位。这些人或多或少的都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和文化流通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我认为，孔子牛在这第二点。
第三点或许许多人都没听过——孔子牛在，他是一个民族传统礼仪的传承者和不被大众重视的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孔子所处的，是一个多变的时代。虽然春秋战国没有如同19世纪那样巨大的改变，但是写在书中的“王室衰微，诸侯称霸”的的确确的发生在那个时代。为了称霸，就要不计手段，以利益为最高目的。那么，无论是如何卑鄙，如何被人所不齿的手段都可以被视为是正当的行径。在国家与国家都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孔子作为一个简单的教育家或许还作为一个小小的官吏，高高举起“复兴周朝礼仪文化，传承古典文明精神”的旗帜，向大众传播着自己独到的思想和中国最值得称赞的礼仪文明，这不是正代表了孔子自己的性格么？作为一个时代人物，孔子牛在这三点，也为人所称赞于这三点。
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孔子是否是学者心目中的孔子，也并不清楚这是否是历史上真正的孔子，但是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这是“牛”在我心目中的孔子。也许一切都正如易中天老师所说：
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
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
--王庆玲
学习《弟子规》是获得幸福人生的需要；我明了获得幸福的公式：孝道、感恩、恭敬、善良、大爱、幸福；知道人活在世上的真正价值观，价值观影响幸福观。有了幸福观就自然提高了幸福指数。学习《弟子规》是家庭和睦的需要；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人人参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一条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唯一的必由之路；对于一个人来说，身心和谐包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没有烦恼、快乐人生；对于一家来说，家庭和谐主要是家庭和睦、孝子贤孙、没有争吵、幸福美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社会和谐、社会安定、互助互爱、没有灾难、天下大同。大道至简----《弟子规》，它汇集了中国至圣先贤的大智慧，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宝典；是对“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的具体解读。《弟子规》是所有人学习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基。落实中华传统文化首选先学习《弟子规》，力行《弟子规》是主线，孝亲尊师是根本，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是目标，奉献社会是宗旨，构建和谐社会是理想。还要时时刻刻与周围的人分享，分享时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行之以爱。
《弟子规》首先教育我们孝顺父母、恭敬兄长，继而教育我们把对父兄的孝敬扩大到社会。“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进而教育我们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通篇讲的是孝心、爱心。父母对子女倾注了无私的爱，子女应该以无私的爱回报父母。去从小事做起，第一件最容易做到的是给父母洗洗脚，“百善孝为先”。《孝经》上讲：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的内容：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把对父母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学习《弟子规》时间不长，学以致用，活学活用，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1、学习以明理，力行做榜样；正已以化人，身教胜言教。2、有信心、有爱心、有恒心。3、教学相长，与身边的人（或学生）共同成长。4、未论行善，先行改过。5、行有不得，反求诸已。6、善护念、不评判、无条件、不抱怨、勤锻炼。7、每天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我是一位幼儿园的园长，是一位幼儿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基础教育的基础工作，它的现实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记得有次听到小朋友说：“阿姨：你好漂亮，我跟你结婚好吗？”这是四岁孩子给同伴妈妈说的话。四岁孩子说出此话，我们不难想象，身边的环境给孩子幼小心灵有着如何的影响。幼儿期，心无分别，尘埃未染，真如湛然，性德纯正，心如明镜，朗摄无碍，先入为主，深深入心，终身不移。幼儿怡养本性，正宜此时。“教育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可当今的教师他们真能内化职业精神吗？尤其是幼儿园，在深圳，民办幼儿园占了主导地位，老板办园的理念是否正确，整个师资队伍的素质水平如何？在经济浪潮的大社会背景下，如今的幼儿园大多都是以赢利为目的。这些现实问题，导致教职工队伍职业道德严重缺失。教师的职业道德已成为我们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在国学老师指导下，我不断认识到只有《弟子规》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在多次商酌中，我们做了策划案，制定了三年规划，按照规划，制定实施方案，逐步落实《弟子规》的的学习和推广方案。
2010年11月我园引进学习《弟子规》。先是派行政人员和班主任外出学习，而后分批培训。2011年2月开学初，从我自身做起，开始给每位教职工行“鞠躬礼”，从“心”感恩为之付出的所有家人。增设福利、奖励和加薪，从根本上先解决老师的生存问题，让他们觉得劳有所得。但在力行中，也有个别老师无法适应，我们没有批评，抱着随缘的心态，一切随缘，通过幼儿园整个大环境来慢慢潜移默化感染他们。经第一阶段酝酿，我园现已进入实质性全面力行落实《弟子规》阶段。如今已初见成效。全园上下已初步树立了互助互爱、恭敬、谦让、勤俭节约、孝亲仁爱的良好风气，初步形成积淀中华文化底蕴的书香校园氛围。
2011年5月28日龙岗龙城街道关工委迎大运 提素质《弟子规》启动仪式暨龙城哈美幼儿园《弟子规》专场文艺演出在龙岗会堂举行，活动圆满成功，得到社会大众和家长们赞许。我园的精彩文化艺术荟萃再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传统和文明礼仪行为规范，再现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底蕴，凸显了我们的民族魅力。在大运来临之时，点亮了我们无数盏文明、和谐的“心灯”。
在培训第三个阶段我们安排了生活老师和后勤人员。他们的文化素养相对差一点，在工作、生活中都亟需正确指引。此次培训他们收益良多。返园的第一天他们见面就行礼。这个“礼”绝不是先前的“礼”而是由里到外升起的那颗恭敬、谦逊、虔诚的心。年纪五十岁的阿姨，平时很少打电话向公婆问好，通过学习培训之后，她承诺：放下所有的隔阂、矜持和借口，争取把公婆接到身边来，真正践行“为人子、为人女”的孝道。一位年长的一直持强烈反对学习弟子规的后勤员工，通过学习之后，尽然在分享大会上能谈到“弟子规”就是讲“孝”、“爱”，并在大会上给全体员工行“鞠躬礼”。一位老师分享时痛哭流泪，悔恨自己多年来对父母的不理解，忏悔自己对父母怨恨，发誓从此孝顺父母。夫妻闹离婚的、有矛盾的，在学习完传统文化之后，他们的心胸更宽广，更坦荡，更平和。有一位生活老师说：以后我跟老公争执的时候，他每跟我吵一句，我就回敬他一句“我爱你”。生活老师和后勤人员的改变，对整个幼儿园的文化教育氛围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他们的德行也无时无刻不再影响和熏陶感染着每一个幼儿。
端午时节，我们全体教师参加“‘力行弟子规 做好哈美人 构建和谐人生’师资研习班”。三天的学习，让全体教师过了一个特殊有意义的端午节，传统节日学习传统文化，我们以独有的方式祭奠缅怀爱国诗人屈原。此次邀请了国学大师、全国十佳孝子林美田先生来指导工作的开展。首先，我们从礼仪规范入手，学员分成五组：“礼、义、仁、智、信”，五个礼仪老师温文尔雅、有秩序地带着本组的组员，进行三天的礼仪训练和展示包括有序安静就餐。后勤义工们用爱心为老师们制作了各式美味可口的素菜，从购菜、洗菜、切菜、做菜、摆致餐具碗筷，所有的程序都是非常严格精心准备。递碗倒茶、中场水果点心等后勤工作都做得非常的细致和周到，让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学习。
我们针对幼师特殊群体，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孝悌三百千》、《礼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90后的坏女孩》、《涵养女德、美丽人生》、《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新世纪健康饮食》、《如何做一名有爱心的幼儿教师》、《易讲-弟子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仁、义、礼、智、信对内脏的影响》、《爱心伴孩子成长》、《如何终身做一个好女儿》、《脑瘫女现场感言》、《久病床前有孝子》等课程。透过课程的学习改变了老师观念和不良习性。他们深感责任之重大，深知教育要以德为首，以人为本。一位老师说：“这三天课程，我觉得我是很幸福，过得充实有价值，我们聆听国学老师的教诲，分享学员的体会，感受到了和谐企业的亲情，在今后工作生活中，要从点滴做起，把感悟落实到实践中，先和谐自已，对每个周边的人更多的关怀、尊重和更多的照顾，如果每个人都和谐了自己，那么，整个团队就和谐了。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让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在教育孩子们的过程中，每天老师坚持晨读、晨练，通过广播指导全园幼儿学习力行“鞠躬”礼，每天幼儿餐前和入睡之前，幼儿齐念《感恩词》，感恩万事万物，从小培养幼儿感恩之心。在生活细节上，我们的老师不仅从言行举止约束和规范自己，而且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幼儿，引导幼儿要珍惜每一滴水和米粒，要爱护每一颗小草和每一个小生命。在教学上，我们除了有传统文化氛围的境教，我们还进行主题教育活动。如：“入则孝”，感恩母亲、母爱的主题教育，“爱国情，行大孝”端午节主题教育活动。目前我们正在落实如何开展《幸福人生讲座》，学习蔡礼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计划7月初外派老师参加“弟子规种子学习班”。全体教职工从不认可到从“心”力行《弟子规》，让我们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我认为对照弟子规，如何做个好人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弟子规上已经给出了规范。不管我们做什么事，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时，看看弟子规，这样就能找到做事的标准。有的人学习弟子规，是拿着《弟子规》这把尺子量别人，我们力行弟子规是要把“利剑”戳向自己，而不是对准别人。还有人说学习弟子规，先把这104个字的弟子规背下来再去做，这就使我们这些成年人成了困难，实际上我们听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学弟子规的成功经验，弟子规是让人去做的，不是让人去背背而已，只要你在学中做，就能有所收获。《弟子规》已于1912年国民政府禁读之后，中断了近一百年，我们什么时候学习最好、谁来学？我认为从你知道后就做起，没有早晚。“弟子”意思就是“学生”，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学习是没有先后。我们全民都要学习弟子规，当我们从孩子的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成年人都要学习弟子规，要补好这百年缺失的一课。特别女性朋友，因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做妈妈的要第一个先学习弟子规，从胎教开始，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要从现在开始。教孩子学习弟子规是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教，让孩子去学，从孩子学习说话开始，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按照道德这个标准去规范，各做各本份的事，百善孝为先，不孝就不能教了。
科学研究记忆力最强时期是在十三岁前，我认为国学经典，最好拿入国家的教育计划，让所有的中国孩子在十三岁前能背诵国学经典，他们虽然当时记的时候可能还不理解，但是那些存储在大脑中的国学典句，随时从大脑提取，一生享用。好多学校成功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怎么去学习呢，我认为，要利用校本课程，课外实践这个时间去给这些所拉下的课程补回来。还要把国学经典的学习，同我们本国内外现在的情况结合起来，同世界未来和谐发展联系起来。企业、机关、教育机构通过论坛、讲座等学习形式，补好这一课。不过这些只是起到宣导的作用，而真正力行是我们每个社会人在生活、工作点滴中去做。我想“力行弟子规，构建和谐人生”，这个方向一定不会错。
案例：
片段一：今天上课在黑板上抄写练习题时，我突然忘了“嵌”字怎么写，向学生求教。学生表现得特别热情兴奋，有的学生还怀疑起我这个数学老师的语文水平来。接下来的几题中，学生又发现我写了几个“错别字”，及时的给我更正。其实这是我喜欢写简化汉字的习惯，但对于学生们来说，那就是“错别字”，让我对文字的规范书写有了彻底的认识。今天课上，我这个老师可以说是“洋相百出”，但神奇的是今天的数学课，学生们表现的异常的“热情”，可谓“一呼百应”，下课铃响起，竟有学生惊叹“怎么下课了啊？”
片段二：随着初三二轮复习的不断深入，我们所遇的新题越来越多。有些时候在讲评课上，一部分优秀的学生随着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时时会迸发出灵感的火花，思考出一些简单而又巧妙的做题方法。常常令我叹为观止。在这个时候，我总会幽默地说：“太空神人又来到了我们班级，对他的到来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哟。看来我只有赤着脚跑的份了。”在愉悦的氛围中，优秀生的探究思维会被进一步激发和升华。其他同学也都会积极进取。
案例分析：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教师更多地扮演着万事通的角色。在学生面前“逞强好胜”，极力维护着“师道尊严”。社会更是把教师与高高在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划上等号，使多少教师不甘示弱，也不敢示弱。
著名作家沈从文26岁那年第一次登上中国公学讲坛。由于紧张，他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整过了10分钟，他才在黑板上写起提纲来。又过了10分钟，他“讲”完了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他望着大家，真诚地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讲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一大胆示弱，一下子缩短了学生们与这位享誉文坛的名人的距离。
其实，示弱有时是一种武器。在战场上，可起到麻痹敌人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商场上示弱，可树立自己儒雅谦让的形象。父母对孩子示弱，孩子更有独立意识；教师向学生示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首先，示弱可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交往，是师生心境的开放。崔永元的《实话实说》节目之所以做得这么成功，就在于他营造了一个平民化的谈话环境，观众乐于说，敢于说。教师示弱，首先是一种教学态度。教师剔除“师道尊严”的想法，主动从圣坛上走下来，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以一种朋友的身份向学生求教，这对学生来讲，是多么大的鼓舞！如此一来，既营造了快乐的课堂氛围，也使师生关系更加友好。
其次，示弱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认为，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教学中，老师发挥过于出色，会使学生心理感到压抑。而教师的示弱，比如“你比我强多了！”“当年，我也经常会——”等等，会让学生认识到老师也有不会的问题，老师也会犯错，自信之芽自然潜滋暗长。
第三，示弱有利于克服学生的依赖心理。我国著名教育家魏书生有一条教育原则：凡学生自己能做的事，老师就不做。他认为，教师的示强替代是剥夺学生钻研的权力，压抑学生的才能。是的，教师的越俎代庖，往往导致学生的依赖。对教师的依赖，意味着对自我主宰的放弃。教师遇到问题敢于示弱，让学生自己去思考，久而久之，学生的脑瓜就灵动了。
布什连任就职典礼创下了多个历史之最。就在1月20日就职当晚，布什又打破了一项新的“历史纪录”―――布什夫妇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十场舞会，在其中九场官方舞会上，布什都要先发表一个简短演讲，然后和夫人共舞。所有这一切，竟在短短2小时50分钟时间内完成，从而一举打破历任美国总统出席就职舞会的“最快速纪录”。
布什夫妇于当晚7点13分离开白宫，开始他们的跳舞之旅。布什被事先输入好“程序”：首先，布什和夫人劳拉一同走上舞台，含笑向众人挥手致意。接着，致词感谢在场人士，每次布什会花大约10至12秒讲一个笑话，再说一句从他上午的就职演说中提炼出的精华语句作为总结，如“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当自由”之类。接下来，和劳拉走入舞池跳一分钟左右国际标准交际舞。之后，布什夫妇如旋风般迅速撤离现场，匆匆奔赴另一场舞会。据统计，最长一场两人跳了1分零6秒，最短一场两人仅跳了52秒。难怪摄影记者不得不在第一时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才得以捕捉到布什夫妇舞池中的身影。由此想像，“布什夫妇几乎跳到脚抽筋”并非夸大其辞。
卖撒切尔夫人像填亏空
曾一度统治英国政坛的保守党不仅声威不再，而且财政出现了大约250万英镑的亏空。为了“挽救”眼前的局面，该党甚至要拍卖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的画像！这幅画像预计至少能卖10万英镑。这幅画像创作于1990年，地点是唐宁街10号首相府，是英国著名艺术家迈克尔・奥克斯的作品，也是撒切尔夫人为数不多的肖像画，而且它还是一幅“试验品”。当时，奥克斯受伦敦一家知名服装公司的委托，来为撒切尔夫人画像，在正式创作之前，奥克斯先画了这一幅“热身像”。
日本王妃何时生男娃？
随着两位王妃年龄增长，40年来没有新添男丁的日本皇室面临将来无人继承皇位之虞。先是，日本社会讨论是否应当修改宪法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如今，日本将考虑准许皇室过继一名男丁。
日本现行法律规定，天皇位只能传给男性后嗣。然而，出生于1965年的文仁亲王―――德仁皇太子惟一的弟弟，是皇室最后出生的一名男性。40年来，日本皇室就没有再添男丁。为避免出现皇位继承危机，一些皇室成员正考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皇室头衔的皇室前成员中过继一名男性。然而，自德仁和雅子的女儿爱子出生以来，80％的日本民众对允许女性继承皇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要修宪。日本历史上曾有过女天皇，最后一位女天皇1762年～1771年间在位。
施瓦辛格开杀戒 奥地利国籍遭终结
美国加州刚刚执行了该州三年来第一次死刑。此前，该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拒绝了这名死刑犯的赦免请求。施瓦辛格在美国的铁面执法却在他的家乡奥地利激起一片反对声，不但有人在美国使馆前示威，甚至还有政党高官提议要“终结”施瓦辛格的奥地利国籍。
季羡林先生过世后,本以为围着季先生的那些喧嚣,会暂时停歇一段时间,这是中国丧葬之礼的基本要求。哪知情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季先生葬礼上就发生了“乌龟门”闹剧;季先生辞世未满10天,“关门弟子”钱文忠便频繁地在博客上发表讨伐“罪人”“坏人”的檄文;儿子季承也屡屡对媒体曝料,声言要追回财产。总之,各色人等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了,各种是非不绝于耳,生怕少说几句季先生的遗产就灰飞烟灭了。这些举动,是犯了中国丧葬之礼大忌的。季承对媒体说过要继承父亲传扬“国学”的精神,钱文忠也是在百家讲坛登坛开讲国学的人,不会对传统文化的这些基本礼仪一点不知吧。翻开“国学”最基础的典籍“四书五经”,如何对待亲人去世的文字比比皆是,《礼记》三分之一的篇幅谈的都是丧葬之礼,大凡看过几页的人,也绝难有这种举止。
《论语》说“慎终追远”,一个“慎”字表明了中国人对待丧葬的全部态度。儒家为何如此看重丧葬呢?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人对生死的纯真情感只有通过丧葬之礼来表达。古人认为,生者间有各种利益纠葛,只有对死者的情感才是真实的,超越于功利之上的。而且亡者一去不复返,如丧祭之礼未能尽其哀诚,是无法弥补的,所以应当谨慎。
古时丧期很长,父母去世,孝子要守丧三年。这里三年是指三个年头,也即两整年,25个月。《论语》有记载,孔子的弟子宰我感到三年丧期时间太长,专门请教过孔子,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孩子生下来三个年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逝去,孩子也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规则。这三年里有很多规矩,比如孝子只能穿毛边的丧服,要拄黑色的竹杖或桐木杖,住在临时搭在家中东墙边的草屋里,睡草垫,枕土块。丧期内不听乐、不赴宴、不郊游、不纷争,这些都是失去父母后极度哀痛的表现。而稍远一些的亲戚,或亲密的弟子,可根据三年的丧期来递减。《论语》中说的商王武丁虽是个国君,守丧三年也住在茅草屋中,三年未说一句话。
《礼记》中认为,有血气的动物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同类的。大的鸟兽如果失去了同伴,过一个月,或者过一个季节,都有返回来巡视的,经过老巢,会盘旋哀号,久久不愿离去。何况动物中情感最为丰富的人呢?只有那些心术不端或放浪不羁的人,亲人在早晨去世了,到了晚上哀痛之情就忘记了。
现在虽不需要人们为父母守孝三年,但一般在此期间,与逝去父母有关的一切纠纷都会暂时停下来,等待丧期过了,所有人的哀伤之情缓解后再说。侯耀华的女儿侯瓒和弟子郭德纲是懂这个禁忌的,他们等满了两整年才来言说遗产纠纷,在此之前一句话都没说过。现在一般农村,虽没有守丧三年的习俗,但“头七”和“尾七”的丧殡习俗多是保留的。所谓“头七”就是逝者去世内的七天内,举家哀悼,到第七日由孝子主持对逝者的祭奠。七七四十九天后的“尾七”也是一次大的祭奠,此后丧期才算真正过去,一切回复平常。中国各地风俗有所不同,但在七七四十九天内,一般不闹纠纷是个基本礼仪。如果闹了,只会让邻人瞧不起,有损逝者声誉。
《礼记》中对布置灵堂、摆放祭品、入殓、丧服及如何奔丧、问丧,都有非常详尽的说明。比如参加丧仪须有哀伤的表情,不能说与哀伤无关的话,进入丧仪现场不能张着双臂走路。比如邻里有丧事,整个街巷都最好别有歌声,看到陌生人的运灵车不要唱歌。这些虽是一些细节,但表达的却是对生命逝去的一种普遍的悲哀之情。
《礼记》虽有很多对丧仪的规定,但孔子更为看重的还是亲人真实的哀痛。所以孔子说:举行丧礼,与其缺少哀痛却财物繁多、仪式详尽,不如缺少财物、礼节欠缺却充满哀痛。《论语》中孔子也强调:“丧,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丧事,与其仪式隆重,不如真正悲伤。一个真正为失去亲人而悲伤的人,会感到世间一切都不重要了,是不会那么快想到财产的,更不会那么快怨恨曾与逝者相伴的人,从人之常情来说也理应如此。尤其像季先生这样,生前逝后均被大家认为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渊源的老人,他身边的人即使没有发自内心的哀伤,出于对逝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尊重,也应该在言行上有所收敛。死生之事,如果仍然无法让一个人感受到仁爱和宽容的重要,真的让人无言。
一位国学老人去世了,通过他的身后事,我们再来温习这些国学典籍,相信每个人对人生都会多一份体悟。
(摘自《叶匡政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