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4 11:34:00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
《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二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三明清时期的复古运动尤盛
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当中最具复古色彩的时代。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一方面，人们对古代文化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另一方面，文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和历次复古一样，文坛的领导者们也想利用倡导古风反对不良文风，从古代经典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然而，明清时代的复古运动，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取得骄人的成绩，相反渐渐走上了因袭和模拟的死胡同，从而也招来了强烈反对的声音。在流派众多、新旧思想交织、争论不休的明清文坛，围绕经典与反经典、复古与革新呈现出一道热闹非凡的风景线，从而也为古代文学经典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主张散文学先秦两汉，古诗学汉魏，近体则学习盛唐。而唐宋派则主要是在散文领域，主张散文创作应该学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名家，虽说学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趋同的，即反对明初以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及陈腐的八股文，从扭转文风的角度讲，此次文学复古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前后七子及唐宋派都没有能够处理好复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循古，极少创新，因此，创新成就乏善可陈。如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可见，他将古人的作品看成是最高法则，认为这些经典之作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都有一成不变的法式，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匍匐于经典的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终究使得这次复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一味拟古，层层相因，遭到了明代后期力求抒写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强烈反对。如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就对当时盲目复古进行了猛烈批判: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客观上讲，袁宏道的批评是中肯的，也道出了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复古的弊端。因此，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的成就远远高于明代的复古派。如果说明代复古派重在“复”的话，那么公安派则重在“变”，在复与变的争论中，前代经典的意义也较为客观呈现了出来。清代的文学复古流派更多，较有影响的，如诗词方面有清代前期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散文方面则有清中后期的桐城派和骈文中兴派等等。但总的说来，清代的文学复古多以拟古为主，创作上成就不高，失去了太多积极意义，与前代的文学复古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故不再赘述。
四总结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大致掌握古人文学经典观形成与演变的脉络，也能总结出中国古代围绕经典问题开展的文学活动的诸多特点。首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从依附于经学到逐渐独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此间一直存在经典与反经典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着经典的树立与的问题。这也告诉我们，文学经典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经历长时间历史的洗礼。另外，这一过程必然存在着争论，因此，也会存在着起伏和波动。其次，中国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每次复古运动的时候，经典都成为扭转和改革文风的重要武器，发挥着典范的作用，人们每次都能从经典当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从而树立新的典范。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学习经典的时候，也不断地发现并树立着新的经典。如上文提到的韩愈倡导学习扬雄作品，欧阳修对韩愈古文的推崇，严羽高举盛唐诗歌等，都体现了古人与时俱进的经典观。认清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经典的内涵，也为更客观地讨论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变化提供了帮助。
作者：王世立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是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专业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汉语言本科专业教育与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有一些区别，即它更应该具有大学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以及育人性。崔永华老师在其论文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章认清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育与单纯的汉语国际教育即汉语教学的区别。对留学生进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要求，而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学篇目可以给学生这样一种熏陶和培养。“在古代文学中学习中国语言之美，学习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淡泊致远的精神操守，这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著，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孙康宜教授说: “以前，在比较文学系，不管是斯坦福，还是耶鲁，选择的经典不是柏拉图就是莎士比亚，现在则中国文学也成了主要课程之一。”［6］这可以说明，中国文学正在突破障碍，进入更多研究者的研究范畴，中国文学从民族的变成了世界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应该站得更高更广。文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人们的喜怒哀乐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记载着个体的情感波动，对生命对事物的认识。每个民族虽然语言文字不同，但是人心体验这个世界的感情是相通的，因此各个民族用文字承载的感知体验都是整个人类情感体验的一部分。文学，体现了各民族的人性特征与感知的特点，也正是这种不同，显示着本民族的卓然不群。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就非常完整地呈现出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特征。我们应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今世界中的价值。就目前世界汉流来看，国外汉学研究专家的关注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是他们研究这一核心的敲门砖。而且，即使是以语言为主攻方向的国外中文系，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欧洲许多高校的汉文专业非常注重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汉文专业的学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质量很高，有较好的汉语语言及文学功底。虽然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提升学生数量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但是也应注重对学生培养的“质”。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成就辉煌，特色鲜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文学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中国古代文学理应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一道，得到进一步的推介，成为整个人类充分共享的文化遗产，为人类追求心灵的丰富提供精神资源。当今中国古代文学已经能进入世界文学的主流，世界范围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意义和重要的地位，它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的明珠，我们应该在汉语国际教育大体系中给古代文学以更多的重视，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教材出版以及辅助读物方面应大力扶植这类的图书。而不应当让这颗明珠淹没在如火如荼的汉语国际教学的浪潮中。我们在中国本土更应该给学习汉语言专业的外国学生以优秀的课程资源，让他们在中国本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
作者：杨鹤澜 单位：东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一）善于备课
发掘美感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要使学生由“知学”进入“乐学”，教师的备课过程非常重要。首先，教师在感知教材时，要抓住古诗“诗中有画”的特点，根据诗意，读诗作画，化静为动，再现诗的画面，把“诗”与“画”结合起来，将古诗的情景展现在学生面前。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诗的画面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直观感受，深入体会。其次，教学贵在引导学生利用情境，发现规律，掌握方法，使学生学有所得，举一反三。再次，教师要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需要，反复推敲，细心挖掘，努力实践，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引导学生透过表象，站在不同角度观察，领悟内涵，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进而去分享这种美，获得美的享受。这样，学生的审美心扉就会洞然开启，带着热切憧憬和审美情感，进入文章的情感世界，再欣赏、再观察，把古诗以及自然、社会、自我等都作为学习的资源，从而更深入地领悟古诗的艺术真谛。
（二）披文入情
动之以情诗，源之于景，抒之于情，学习古诗少不了一个“情”字。在审美教育中，情感是核心，是灵魂。语文审美教育活动主要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动之以情，是课堂教学揭示美、传输美，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致力于引导学生通过吟诵古诗去感受其美，享受其美，汲取其营养，领悟其真谛。教师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体会出诗歌的音乐美、节奏美，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达到韵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己动手查阅资料弄懂诗中的词义、句意，正确理解诗的内容和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进一步感受古诗的语言美。通过古诗教学，学生自主探究，主动学习，以读为本，体会诗情，体会诗境，自我思考，发现问题的结论和规律，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取知识，形成能力。
（三）启发想象
切身领悟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它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发挥想象，领悟意境美，应重视以理解为基础，由意象感知到情感体验，再到理性升华的过程。在古诗学习中，教师应独具匠心，发挥想象去进行体验和艺术的再创，将古诗文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变静止为灵动，从而使学生切身领悟，感受到其中有声有色、有情有理的丰富内涵，培养学生由表及里，见微知著的能力，启发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使课文在头脑中有声有色地活起来，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联想力、想象力，对课文的形象给予补充和丰富，去领悟古诗中的意境美。
（四）循循善诱
师生共鸣教师要善于以情激情，通过自己动情激发学生动情，这样可以使学生具体感受作者的感情，做到通理明情，入境动情，进而增强美感效应，达到作者、教师以及学生之间共鸣的效果。首先，教师可以在教授学生理解诗句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方式，把无形的语言变为直观的画面，把学生自然而然地引向古诗的深处。其次，通过讲述、朗读等教学手段，设境传情，引导学生“身临其境”，使学生悟其神，会其意，领悟到古诗的意境美。再次，教师讲课的语言、表情、动作等都要富于感情，切忌无动于衷的一般讲解，这样才能使学生进入诗中或欢欣或伤感的情态，体会到诗人写诗时的情感，使学生在教师生动形象、理趣盎然的教学中理解古诗的哲理美，整体感知诗意，从而把古诗情、教师情、学生情这“三情”融为一体，师生之间迸发出强烈的美感共鸣，产生共振效应。
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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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授唐代文学白居易的诗歌
《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淫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理论经纬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淫。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淫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淫思想行为的方法。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二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
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三以上讲的三个“还原”
实际上是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文史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优长之处与作用，教学中注意运用它无可置疑。教学中文史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对这一方法的好处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文史结合是不够重视，甚至轻视的。因此除了从道理上说服外，有效的办法是注意以文史结合的具体教学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例来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发，让人们在事实面前提高认识。其次，教学的主角是教师，教师具有引导、影响学生的作用。因此，要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古代文学，教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教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必须具有运用此方法的必要条件与能力。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文史兼通，要认真学习历史，掌握与所要讲授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等历史资料，以及典籍中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本事一类记载，并尽可能详尽占有资料。老师需要长期注重历史知识与文化史的学习，广泛地阅读有关史籍与笔记诗话，甚至包括地方志与轶事小说等典籍，并有意识有目的地摘录相关资料，以备教学之需。这里需要说明，笔者所说的文史结合的“史”是广义的，不仅指正史，也包括稗史杂记以及笔记诗话之类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它们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典籍，但也是一种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其中多有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记载，对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极有帮助。再次，教学中是否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主要决定于该作品是否需要采用以及能否采用此种方法。要对历史资料的介绍有所选择。在备课时，当然以详尽占有资料为好，但第一，讲课时间有限，不可罗列历史资料；第二，我们上的是古代文学课而非历史课，不能喧宾夺主。对史的应用结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说明文学作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在讲课时必须从有关史料中挑选最主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这样既文史结合，又保证教学重点，既使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又引导学生注重并掌握文史结合的学习方法。最后，要注意辨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并防止胶柱鼓瑟般看待作品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一般地讲，历史记载是可信的，但也不尽然，其中也有非实或道听途说，甚至凭空附会虚构者，这不仅正史中有，尤以稗官野史杂记等为多。因此在文史结合中就得注重史料的甄别，要弃伪存真。此外，从总体上说，文学作品毕竟不等同于历史，两者既常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不能机械地比附等同。因为作品有时虽有事实根据，但它却容许综合夸张，甚至渲染虚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对这类有事实依据的作品，须视具体情况合理地理解，不能仅据作品断定历史事实为非，或根据历史记载而指责文学作品不符合历史事实。
作者：张自华单位：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王卫波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运演工具
【参考文献】
[1]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9]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15—18页。
[10]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53页。
[11]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39页。
一、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知识，使得古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这样，才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以前学过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能更好地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衔接起来。例如：中学课本对辛弃疾《西江月》“听取蛙声一片”的解释———取，助词，用在动词后表示完成，可释为“得”、“着”。古汉语教材未选辛弃疾的这首词。但是在讲授古汉语的词类知识时，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即古代汉语教材为什么没有涉及“取”的这类用法？这就关系到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更涉及汉语语法史的相关内容。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文言”，而这种“文言”中“取”是没有时态助词用法的。时态助词在汉语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9］86。适当补充汉语史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建立语言发展的观点，既深化学生的认识，也使得古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师，不仅要对大学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也要对中学文言文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了然于胸。国家教委师范司颁布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古代汉语课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10］23这也要求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不能只顾自己的教学体系而无视中学文言文实际。据柳士镇先生统计，以2003年人教社中学课本为例，课内外合计，中学阶段学生接触到的古诗文总数约在250篇（首）以上。中学这么多的古诗文学习内容，理应成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很好的铺垫［5］13－14。因而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对中学文言文有哪些篇目、中学生已经掌握哪些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应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将大大有助于古代汉语教学，才能真正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也有助于提高师范生将来的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总之，我们所说的衔接是多角度的衔接，既包括文选，也包括各个知识点。由于学习的层次不一样，中学、大学选篇重复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二者不重复。如文选篇目重复，我们固然可以做全方面的衔接；如篇目不重复，但一些知识点属于同类型的问题，也应做到有效衔接，如尽量联系中学学过的例句和知识点，在相关通论或在讲评文选时加以拓展。不过，完全不同的知识点，则不必强做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高校现有的古代汉语课程不仅没做好与中学文言文的衔接，在古代语言文化类课程内部科目的教学内容的衔接方面也有问题。例如，“古代汉语”有相当的篇幅介绍训诂学、古文字学的知识，但在教学实践中，人们很少考虑古代汉语与训诂学、古汉字学相关内容的有效衔接，容易造成重复学习，浪费时间。此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跟古代文学、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相关课程的衔接也值得我们关注，许多篇目古代汉语学了，古代文学课程再学，作品选课程还要学，既造成学生厌烦，也造成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应成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关注的一个要点。注释：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全国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广泛采用的教材，因此本文的讨论以这两套教材为主。同样，人教版中学语文影响最大、运用最广，我们在说明中学文言文教学时，即以人教版教材为讨论对象。
作者：何亮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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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在中国历史悠久，内容翔厚，像人们崇尚礼仪一样，对养生学的探索与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作为中国养生学之特点，并非只是医师的责任，而是众多各门各类学者的共同爱好和追求，因此中国养生学中其实融合了如哲学、历史、宗教、阴阳、方技等众多古代学术成就，属于古代文明与学术的集合。从中医学的渊源和发展中不难发现，我国的医学和养生自古就是一种整体观念，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人把它叫做：“道”，即道可道，非常道。道的范畴广泛且种类繁复，意义广大，而人体之道则被称为医学或养生学。提起“养生”，语出庄周的《养生主》：“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这里“养生”一词，据有关医史学者考证其原意并非现在之意，而有抚养的意思。然而这一词汇的诞生也可以说是标志我国养生学的形成和开始。通观我国养生学的发展历程是与历代的学术成就和医学发展相互联系和渗透的，对历代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亦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一、商周巫祝时代的养生实践与“寿”观念
在“养生”一词出现之前养生学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我国古代之养生观念则出现更早。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大家族，而且是生命智慧最高的一族。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保障，是人类的朋友，同时它也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不断抗争中发现了不少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和人体生命的运动变化规律，通过祖先不断总结出的这些宝贵的生存经验，终于成为了一门特殊的养生经验和学术。例如在《易经》中就有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记载 。古人因此发现和总结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阴阳八卦学说，并领悟出了不少养生之理。到我国商周时期，祖先们对养生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我国早期的养生文化中，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叫做“寿”的健康观念，这种观念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洪范》中论述“五福”之说中有：“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修好德，五日考终命。”寿，即日长寿是古人认为最重要的健康活动，被安排在了首位。古代的“寿”限指120岁，其中“寿康宁、考终命”等都是健康长寿的意思。此时期的养生观念还包括对疾病的认识，《尚书》中还提出了“六极”观念：“一日凶短折；二日疾；三日忧；四日贫；五日恶；六日弱。”六极中有四极即凶短折、疾、忧、弱与长寿有关。由此可见，商周时人们已对长寿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这时的人们认为，健康之本在于寿，始终是把长寿放在养生与健康的首位。在一本西汉人辑录的殷人著作中如《伊尹子》：“凡是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心，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可见养生的根本在于“天年”即长寿。我国商周时期人们早已具备了相当水平的养生知识，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养生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百家论道的春秋战国之养生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与思想发展史上的兴旺时期。诸子百家根据中国人“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及其惯常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生活理念，做学问与分析事物习惯于用近身的事物作比较和比喻，因此分析中经常引用生理或医理作比喻，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学术间彼此交叉、互相渗透，这种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也大体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人和社会、自然等问题。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人的生命运动和自然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而推论出了如“无为”“虚静”“纯任自然”的人生观；而以阴阳五行学派为代表则提倡“制天”或“盗天”以用之；诸子百家中以政治礼学为追求的和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则以“仁”和“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实现人之社会价值的追求，注重人类社会道德与内心的修养等；仁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均衡”的思想。中医学之强调的平衡(阴阳)意识多是受到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其它如法家、墨家、兵家、数术神仙家等，其或法于道，或儒，或阴阳，而强调术或道的治身或胜天的思想，又以人身的生命运动为“养形”“全生”之道。而从养形发展成为导引之术，而医家多从上述诸家中间杂而出，春秋时期的医学流行大体与诸子百家的发展相始终。这一时期的养生观念仍然是注重内心气质的培养，由于受道家“虚静”思想的影响，因而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意识与健康观念(养生观)也开始趋向内化，并逐渐成为了一种较内向的民族性格且影响至今。以下就几种较著名的学派观点分述如下——首先，谈一点老子养生观。老子认为要想维持生命的长久，或维护国家的安定，都离不开“啬”这个原则。而“啬”的根本则是老子再三强调的“无为”，并进一步指出要想做到“无为”就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让人们尽量使心灵虚寂，坚守清静，并抛去“五色”“五味 ‘五音”，他的最高理念是：“死而不亡者寿”，体现了其思想上的消极和保守。另外，老子思想中也存在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意识。他认为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且并不孤立。老子的生活观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即“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指出事物强盛就会衰老，这是违反道的原则的，凡是不合乎“道”的东西，按照“天意”必然很快消亡。他的“道”中强调“去甚”“去奢”“去泰”，即指去掉那些极端、奢侈、过分的东西，达到“返朴归真”复归于道的作用。作为老子道学继承者的庄子，其思想比较老子则更为消极。提出了“死生，命也”的宿命观念，接着引出了庄子著名的聚散理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庄子最著名的观点则是“通天下一气耳”，把生死看成是天地问的气化过程。庄子的这种观点，成了传统的医学气功起源的依据。以春秋老庄道学发展起来的道教，一方面继承了老庄原始道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加以改造，作为老庄后学其养生思想保存在《庄子外篇》等文献中。道教养生又分为养身养形派和以修养内心为主的性命双修派等，而各派间又多彼此对立。传统的气功导引通常属于后派，而本派对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道教提倡的养生和修养境界是，形体健全，精神充足，天人合一，同时提出了一种“至人”的理念。所谓“至人”指“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恒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御风振海而不能惊”。又如“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执，行乎万物之上而不要”。这种标准对于自然人来说显然是过高了，这便又引出了道教的“玄”来(清王夫之《老子衍》)。这也便是老庄之学与现代科学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在实践传统养生术时容易出现误区的根源。而伪“气功”则多是利用古人认识上的不足或缺陷来作为自身宣传的“理论指导”或附会。道家最原始的著作乃是老子《道德经》，现代中医学家们公认 是奠定中国养生理论的经典之一。后世医家或宗教家多对此书加以注释阐发，而其中有些是科学的，而有些则是曲解附会之言。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道教养生家葛洪就是这一学术的集大成者，今日流传的传统养生理论中有不少是经葛洪阐发附会而出。
另有同时早期道教传人葛玄，亦是注释阐发《道德经》较出色之人。例如老子“上善若水”一句曾被葛玄注解为“善者谓口中津液也。以口漱之则甘泉出，含而咽之下列万神”。又如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葛玄又注解为“谓脑中元气化为精也”。加之别家的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亦被注解为“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它们虽背离老子本意，却都创造了新意。又如“深根固蒂”被注解为“人能以气为根，以精为蒂 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等，这些不仅是古代的养生之说，而且是我国最早的导引与运气疗法(气功)的论述。古代的道教传人借用先秦圣贤的言论，加上自己的故意曲解和有些任意发挥，发挥中又不断补充一些当时的医学之说，不断使得导引与运气理论逐渐完善起来。可以说，所谓“气功”的渊源其与先秦道家最深。由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玄学与佛教的兴盛，也使得导引与运气学说兴盛起来，到了唐朝达到了一个高潮，因此出现了《神气养形论》一书，该书反复强调神气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时的运气养生家认为，只要神与气保持不失，形才能得到涵养；形得到涵养，就能长生。这时作者还提出了“服气”和“胎息”之法，并把服气之学形容为“殊乖真人之妙旨，盖是古来之末事”。此后的许多养生家或其著作皆习惯于在书前冠以“老子”或“太上老君”的称谓，以加强其书的权威性。许多古现代医家皆重老庄，是因为老庄思想深藏着养生之旨，且论述精辟含蓄，很适合人们发挥。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医家或史家都认为，道家思想尤其老子《道德经》完善了我国的养生理论，并且成为秦汉以来养生学的理论渊源之一。道家思想与道德经在古代学术中的地位，即使学术正统的儒家或佛教也常引用其语，特别是唐宋以后，三教合一，理学兴起，几乎所有养生著作都以老庄为出典。其次来谈儒家思想的有关养生理念。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最大学派。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在整个封建时代极受尊崇。《论语》是儒家经典，按照传统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融汇了许多生理和生活常识。比如《论语 •乡党》中既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君赐腥，必熟而荐之”等。而孔子学说多选于饮食和养生的礼仪或礼节，而食理又多用于政治或群社礼仪的分析，这亦是古人的思维习惯。再次则是孔子的“仁”的理念。孔子之仁，即可认为是政治核心，同时在生活或养生之理中又是提供给人们的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人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饮食方面，处处都应以“礼”自持，有礼才能饮食有节，欲望有度，才能健康长寿。因此，孔子养生观则是如同政治追求一样，亦是围绕“仁”来展开的。同时，孔子养生观又是一种把个人的政治修养同人体的生理需求相和谐一致的一种朴素辨证关系的生活方式。这在生命科学与医学模式发生转变的今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和心身医学倍受当代人青睐，重提孔子“仁”理养生观更具有维护人体健康的现实意义。而孔子之“仁”的核心则是使人达到一种人性的“中和”和“致中和”的思想境界，即要求人们在饮食起居劳逸等方面能有一个合适的度，也就是要求人们对待身体要节制有节不放纵，孔子的这种加强内心修养的生活方式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巨大。围绕着“仁”，孔子养生观还包括如：“疾杀”思想0，从而引出了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极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极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从上述论述中可知，孔子的养生观念是因人而异的，他比较重视个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能提出，把人类的身心状态与生理健康相联系，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因此指出，人类要想健康长寿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他认为“仁”的追求也是达到健康状态的核心。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在《孟子》中的许多篇章都蕴涵了养生思想。从孟子的政治思想看，是一种“平治天下”的“用事”思想，其思想核心为“心”和“气”的统一，如“心之官则思”，“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意思是说，心身通过气的作用而形成一个整体，而心为主导。孟子有关运气理论如“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子还提倡，修身应从养心、养气二途下手。并认为人的生命受之于天，天与人的关系体现为“性”，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在孟子眼中的道则指，凡是循行而行，就符合天赋于人的生命运动的根本规律，这也是儒家提倡的修身之道。其与道家的区别在于，道家之道在于人所看不见的“内心”追求，而儒家之道则在于人所共知的事物中探索。所以儒家认为“性”乃与人的内心密切相关，养心要在于“率性”或修性；儒家认为天的本性是诚，所以应思诚，时时处处事事思诚，才能体现出天赋于人的本性，使它达到“中和”的高级境界。这种境界亦即前文“疾杀”思想所述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故而，孔子的养生之道则提倡“自省”和“慎独”，从而引申出“寡欲”的概念，而这一点似与道家相通，这本源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本有相通之处，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于是，孔孟便从生理养身中的“寡欲”中引申出来人类政治修养上的忧患意识，这便是儒学成为中国人的头等学术的非常可贵之处。而孔子是从修身到正心，再到去忿恐，最后到忧患。而孟子把它描述得更加细致如“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接下去孟子又进而描述养气之理，他把养气分成二个步骤，其一是“求放心”与“存夜气”，其二为“思诚”与“养浩然之气”。到了南宋朱熹理学时代，儒学传人又从“浩然之气”中引申出“义”和“道”的概念，发挥出“义理”与“天道”之说，从而思诚发展为“至诚”，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而此时朱熹所提倡的正是让人之心灵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的养气之说也已被朱熹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宋明理学为了培育人类的良好的政治素养，而偏偏却走到了它的反面，反而禁锢了正常人性的伸展。这也便是理学被现代之人认为是极端之学与多多误会的根源。但是，南宋人所进行的哲学的论证过程，由于同样蕴涵了中国人传统的医学与技术的思辩思维，养生修身之理也蕴涵其中，加之那种与中医医理相关联的细致入微的哲理分析过程，又不能不使后人慨叹，我们又怎能因其个别推论结果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它的科学的成就呢?这也应是我们对待朱熹理学的正确态度。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养生观还有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苟子，在《苟子》中，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即后人总结的人定胜天，而养生观则是“治气养生”“治气养心”，主张“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强调人的外部改变要靠内部来起作用。对于治气养心，苟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唳，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险犏小则廓之以广大 ”(《荀子•不苟》)从中引申出能虚能静的“虚壹而静”的医学气功理念。通常我们在评价苟子的哲学成就时说，在于他改造了早期儒学的天命观，首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后天思想，这本身是一种进步意识。而他这种进步思想的基础或来源即是对当时的人体生理和医学的分析中得来的，其内容含有非常的唯我主义思想，例如苟子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曾讲了下面一番话：“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唯人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行，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天德。”这里的变和至诚又来源于对老庄思想的吸收。从而把孔孟的“仁礼”变成了至诚的“实在之礼”，并提出了“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经由礼”，他把礼的社会价值看得更高，还把礼当成了一种社会发展规律。苟子认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 ”，在后更客观地把礼描绘成“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强调了人在礼中的位置。使人处处以礼制心，达到“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的境界，反过来又使医家从中感悟出适合导引与养气的灵感和道理，达到“虚壹”的境界。
三、《易经》为本的传统医学和传统养生思想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本著作即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本书中的理论来源一部分为远古时代的医疗实践与前述之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而另一部分更重要之则是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五行之说。我国的传统医学从来非常重视养生，这也是东方与西方在医学上的一个显著区别。东方医学从先秦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创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全方位的诊疗方法，其特色除前人公认的有名的“望 •闻•问 •切”的诊断方法外，还应包括中医学之“预•识•食•养•药•针”等整体型的医疗手段，并经长期的医学实践而形成了整体的医学理论体系。而作为西方医学则只重人体局部生理的探讨，虽然西方医学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医学，也曾遇到同我国先秦时代类似的文化繁荣时期，也曾有过哲学派别的论战，古希腊的智慧之士也尝试过把古代哲学上的整体观念应用于他们的早期技术与科学实践，但是在医学发展上的道路毕竟走了一条与东方不同的路线。而作为西医的特点正如有关医史学者提出的是“找病灶”似的诊断方法，西方医学始终遵循一条西方特色的实验唯物主义思想在发展。由于这种哲学思想对技术发展的依赖性较强，所以也使得西方医学按照自己的特色，追寻着技术与机械发展的轨迹不断前进。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西方的“文艺复兴”所掀起的产业革命热浪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禁锢，不仅使科学而且也使医学从此有了伟大的进步。应当说，两种医学都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虽然其理论体系存在着明显差异，二者间的成就也不尽一样，但是那种互相诋毁的“门派之争”其实是两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双方间的误解，即要想认识某种医学的本质，首先应从它的文化人手，在比较彼此技术优劣的同时也应先比较它们的文化，从文化差异中再来认识彼此技术上的差异，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国的阴阳五行文化对祖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本论述医学诊断和理论的中医典籍，通过上古与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之学，开始以脏腑经络和五运六气等形式或思想论述了我国古代的人体生理之学，初步架构了一个有关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而我国阴阳五行之学最早的来源则是传说和流行于西周初年的八卦术，八卦曾经是我国上古时的一种运算法和记录法，它曾首次在世界上采用二进制运算。并把自然界的众多事物按照其特有的规则加以排列，用以发现自然界诸事物间的某些规律，并借以推演或创新与其它物品间的规律，最终求得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其中八卦的演算过程中，通常是人类不断积累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经验”或臆造是并存的，这也是八卦术在当代科学进步与各种文化并存的社会里所受到误解的根源之一。阴阳五行之学与八卦术不仅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古代巫师的推演事物的手段，很容易被社会中之伪“医学”或伪“气功”所利用。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科学事业的指导者之一的于光远教授在 1999年5月16日西安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医界内部常有一些比较熟悉中医但对科学思想准备不足的人，他们时常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医科学化的言论，给中医规划工作造成困难。”近年来伪“医学”伪“气功”泛滥，亦是我国之医学科普教育不得力所致。然而，八卦术作为古代的“技术”学术比较于今天的科学与技术尽管有其落后与不足，但是就其合理的内容来说也应待之以科学态度和科学的评判，武断或片面地视其为历史遗留下的巫蛊迷信恐怕是不足取的。而对于那些读了一点洋文的人，自以为了解了西方文化，因此而鄙薄祖宗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更应当耐下心来虚心地学习一点东方的和西方的文化，然后再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答案。八卦术的集大成者传说是周文王所作，春秋末年孔子在整理上古典籍时把其定为儒家的经书之一，称为《易经》，也叫做《周易》。《易经》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者，规律也。”这短短一句话却说出了自然界的一个永恒的真理，而且蕴涵了朴素的辨证思维，因而才引出了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奇妙的创新和组合。我国传统中医学的成就就是这种创新和组合之一，中医的医理也是从中创新而出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说：阴阳是天地之间的规律，万物的纲纪。“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是本文开篇所论的古代的人地关系，据现代科学证明所论至今依然是科学的。《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了我国传统医学体系的成熟或定型，从此中医学就在《易经》等其它古代思辩学说指导下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充实和提高。
四、古代医学养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古人对于传统医术的印象，可借用现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一段话：人生有两件最和谐的物件，即“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古代中医即是属于这样的“多元”，又内含“变化”之机，所谓整体医学是也。我国古代学术的“整体”，其本质是指内部的规律性和变的意识。即把人及自然始终作为一种动态看待，用今天科学的观念看问题，我国传统哲学或医学至今仍然有其特殊的功用，其价值也正在其中。又一位当代考古学者也曾说过：“对于生疏的事物，如果观察的角度不同，所得印象也是不同的。 有如瞎子摸象，虽是有心摸了摸，也未必摸全了。 隐约形成这头大象的轮廓。”(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 •序》，人民出版社，1994)这大概要算是国人的思维和哲学方式给人留下的印象，而我国古代的学术或科学也无非如此。传统中医正是在这种独有的思辨思维影响下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技艺特色，而这种独有的思维方式也正是本文所一再强调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自然分析方法。中华医学或传统养生术的问世，其在传统文化中对医学等古代技术或学术影响最大的就是孔夫子所一再提倡的“礼”。而儒家思想的“礼”，其追求的本质乃是一种社会意义的平衡意识。它包括两个层次，其一为个体的，即个人心态的恒定或平衡；其二为社会发展、民族稳固的动态平衡。由此引发了我国古代的“安逸”思想。这种礼的内涵或思想，不仅对于后世每位炎黄子孙影响深刻，而且即使古代技术领域的医学亦深受其影响。中医养生术的要旨即保持身体内部诸器官间的平衡与协调作用。所以说，探讨中国人的医学或养生术，若背离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很难获得其精髓。中国医学不仅在本国而且对于周边国家的医学都有影响，尤其近代中医学之传统疗法一直为世界各国应用。例如：植物疗法、顺势疗法、理疗和浴疗、针刺疗法等。世界上的各类文化不仅有其优良或积极的传统，但因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局限，也不乏陈腐与消极的东西。当前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皆称道变革中的中国，乃是历史上的又一次繁盛时代。但是，何以伴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一些以传统的“养生”医学为幌子的所谓伪“气功”、伪“科学”一再泛滥，腐蚀着当代人类的精神，而且相信这类伪“学”、伪“术”者无论规模，或程度都无不令世人惊讶发指。这无疑再次为中国政治和中国人民敲响了人生教育与学习科学的警钟。古往今来，要宏扬某种文化应先究其源，若要破除腐朽与迷信更应追其根本。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要想破除迷信就需要批判性地探究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脉络或渊源。
作者：邵丹 单位：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
一、体验法
体验法主要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古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有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设置一种环境让学生去体验作品的美感或作者的感情。这样在特定情境下可以更好地收到学习知识的效果。比如讲解柳永的《雨霖铃》时，可先让学生进行想象：一个秋天的傍晚，凉凉的秋雨刚刚停歇，一对深爱的情人在帐篷旁边话别，水中的小船，岸边的杨柳，天上的残月，带着寒意的秋风，二人泪眼婆娑，互相凝视，茫茫未卜的前程，后会也许无期的岁月，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一切的一切都交融在此时的画面中。教师可以把这一番场景进行描述，学生可以闭上眼睛去想象，甚至于还可以把这种离别延伸到学生自己身上，比如上大学前如何与自己的父母告别，如何与自己的同学告别，等等。在这样的类似场景下，学生的情感自然地就融入到词中了，也就理解何谓离别了。体验法的运用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学生体会到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的情感表达。
二、比较法
知识是融汇贯通的。所以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把相关文学知识串联起来讲解。比如在讲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就可以将此词与北宋前期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进行联系比较，通过比较可以使学生了解咏史怀古题材的词在写作上有什么共同之处，而王安石和苏轼又在思想上有什么差异之处。在讲解宋词化用前人诗句这种写作手法时，可以比较的内容就更多了。比如讲解欧阳修时，既可以将他的《踏莎行•候馆梅残》与李煜的《虞美人》比较，可以看出“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很明显是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演化而来。而欧词《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与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李清照自己也表达过最爱欧词的“庭院深深深几许”这一句。所以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教师很有必要对知识进行串联比较，通过作家作品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能够不忘已学的知识，又可以让学生温故知新，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可以说一举两得。
三、诵读法
诵读法是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最经典的方法，在教学中可以说是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很多学生在朗读古诗词时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朗读不流畅，甚至于连断句都不能断准确，更有甚者连诗词的情感都不能把握准确。所以我们教师在课堂中更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培养学生朗读诗词的习惯和能力。俗话说“书读千遍，其义自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有声朗读中可以使学生对其产生最直接的审美体验和最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在讲授李白的诗歌时，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情绪去朗读。李白诗歌中情感非常丰沛，喜怒哀乐在不同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将进酒》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诗人情感的跌宕起伏：由悲伤到欢乐，再由激愤到狂放。这种情感的表达如果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还不足以让学生体会深刻，只有加上学生自己的朗读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李白那韶光易逝的悲伤，怀才不遇的激愤，恃才傲物的狂放，继而深刻地领悟到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古代诗词的情感品味通过朗读这种方法能够更好的使学生得以体会。
四、讨论法
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中，如果仅仅是教师讲授，学生听课，这还远远不够，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所以我们古达文学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适当地加以引导，适时地采用讨论法来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热情，还能使学生的口才和思维得以锻炼，可说是一举多得。但这种方法实施的前提是学生要做足课前的准备工作，收集相关的资料，确立自己的观点。如果学生没有做课前的准备，那么讨论法就无从实施。比如讲解《诗经•关雎》的主题，从古至今说法不一。古人认为是歌咏“后妃之德”，可是现代学者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歌，是歌唱青年男女之间求爱的曲子。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可以提供给学生，让学生进行讨论，看哪一种更为合适。再如讲解苏轼时，我们必然会提到他的乐观旷达的精神，可是他难道就没有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吗？遇到挫折时他真的就能能积极面对，超然物外吗？他的内心就没有经历过一番矛盾挣扎吗？这些问题都可留给学生思考，让他们进行讨论。而在课堂上经过讨论，学生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就会有更深刻地认识，对知识的记忆也会更加深刻。总之，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有多种方法，我们教师在实际操作时要学会融合贯穿，在一节课里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作者：杨慧 单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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