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3 07:59:22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民族传统节日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明节来临之际，市文明办将在全市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祭奠先烈、先人、先贤，积极传播节日文化，大力传承优良家风，引导人们在慎终追远、缅怀先辈的过程中，弘扬时代文明新风。
二、活动时间
2018年3月31日至4月7日
三、活动主要内容
（一）把握节日主题。坚持群众性广泛性，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一是开展纪念活动。各单位要组织广大干部、职工，通过观看纪念烈士事迹的影片、纪录片，献词、献花等祭奠方式，表达对先烈的感恩怀念，学习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培养利他精神，激励健康成长。各街道、社区要利用道德讲堂、市民学校等阵地广泛开展学习道德模范、革命英烈先进事迹活动。二是开展祭拜民族英雄、祭扫烈士陵园和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活动。教科局、工青妇、xx职业学院等部门要联合组织在校师生、学生家长集体祭扫烈士陵园，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主题党日、团日、队日活动，缅怀纪念先烈、学习英雄事迹。三是开展网上系列活动。教科局系统组织青少年登录内蒙古文明网清明网上祭英烈专题页面（nmg.wenming.cn/zt/qmzt/），在网上进行祭扫，开展网上祭英烈、网上敬鲜花和网上签名寄语活动，以此引导学生表达对先烈、先人、先贤的感恩、敬仰和追思。网络文明传播者要积极发挥作用，动员社会各界网上祭扫。开展手机传播活动，通过短信、微信等进行传递。四是广泛开展清明志愿服务活动。各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开展慰问烈属、烈士遗孤，帮助在外乡贤祭扫家乡先人等活动，以此传承烈士精神，告慰温暖烈士亲人和在外乡贤。
（二）传播节日文化。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认真做好阐释、推广和传承工作，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广播、电视、报纸要加强对节日习俗、风土民情的介绍和传播，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文化部门要开展节日文化展示，利用节日活动平台，讲好清明节日生动故事，弘扬清明节精神内涵，努力形成新的节日习俗。
（三）涵育优良家风。坚持培育家国情怀，把节日作为家庭文明建设的有利契机，作为传承弘扬家风的重要节点，引导人们把爱家与爱国统一起来，培育爱国精神、激发报国志向。通过祭奠和缅怀先烈、先人、先贤，弘扬和继承他们优良的家风、家训，妇联、各社区要广泛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积极传承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忠厚传家久等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引导广大家庭以德治家、文明立家。
（四）记住乡愁乡情。抓住节日期间人们亲情更醇厚、乡情更浓烈的特点，全市各单位要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和传承先烈、先人、先贤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文史典籍，开展经典诵读和讲故事活动，挖掘富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乡贤文化，引导干部职工见贤思齐、爱乡爱国，把乡愁乡情融入“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五）培育节日文明风尚。开展节日期间集中宣传教育，要在干部职工和广大市民中倡导“和谐清明，文明过节”的理念，引导人们讲规矩守秩序，改陋习树新风，自觉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不良社会习气。开展文明祭祀劝导活动，鼓励职工、群众网上祭扫，不提倡在市内各街路口焚烧祭祀品，确保清明祭祀活动文明、和谐、安全。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广泛动员，将“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作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结合起来，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运用民族重要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进一步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活动中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持续深入反对“四风”，严防各类“节日腐败”，倡导廉洁自律之风。各相关部门要制定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二）营造节日氛围。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要加强对活动的宣传报道，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群众讨论、网络互动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清明节习俗，及时报道节日活动。精心组织公益广告宣传，围绕传统节日主题，加强选题规划和内容创意，对传统节日进行时代化解读、形象化展示、故事化表达，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教育人。
（三）材料报送。各单位请于4月7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电子版报邮箱： ，联系人： ，电话 。
关键词： 乡土资源 中国历史课堂教学 课外活动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热潮随之而来。就在学生身边的乡土资源是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世界的交汇点。奉贤拥有非常丰富的乡土资源、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因此，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我们将乡土资源融入其中。下面，我们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关于乡土资源在教学中应用的做法。
一、利用乡土资源的直观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课业繁重，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所谓的“主科”――语、数、外这几门功课上，对历史这门学科，学生的态度则是“食之无味，弃之不惜”。我们发现乡土资源对改变这种局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布鲁纳曾说：“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①心理学认为，人的思维活动和情感变化，往往是同知觉联系在一起的。而乡土资源的内容是和学生们生长和生活着的地区紧密相关的，学生所具有的社会知识，有很多是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他们周围的生活环境。因此，在教学中融入乡土资源不仅可以借助乡土资源增强学生对教材知识的了解，而且可以由对乡土资源产生的兴趣转移到对相关的知识上，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比如在历史课《太平天国运动》中，我先出示奉贤民俗――滚灯的图片，提问：这是奉贤的一种民间艺术活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种民俗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什么关系呢？以此来导入新课，既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在讲到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与洋枪队激战的时候，又提到了现位于奉贤南桥卜德罗祠。学生们仿佛看到了家乡人民保卫家乡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场景，感受到原来历史并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历史就在他们身边，感受到了沸腾在体内的民族气节。
二、利用乡土资源开展研究性课题，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习者从生活世界中自己选择主题并对主题进行主动探究的过程。②近几年来研究性课题正在各校如火如荼地展开。研究性学习注重学生的亲历和实践，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实践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奉贤拥有非常丰富的乡土资源，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众多的革命史迹。③奉贤的市、县级文物如下表所列。
这些都是开展中学拓展性课程极好的教学内容。我们历史学科课题组结合教学需要，对研究性学习进行了初步尝试和探索，开展了《追随先辈的足迹――奉贤革命史迹调查》、《对奉贤古镇奉城的研究》、《胡桥滚灯研究》等研究性课题。
研究性课题结束后，我们发现在挖掘、搜集乡土资源的过程中，学生有了很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的学史能力有所提高。上海二期课改（历史）的课程标准十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比较偏重“注入式”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虽然也有一些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如讨论、问答等，但是由于作为课程支柱的课程资源本身比较单一，历史教师只需讲清教科书上的现成结论，历史学习也成为只是背诵一些历史事实的机械训练。“历史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学生的历史意识，即培养学生对历史进行理性思考，进行选择和解释，并在心目中重建历史的能力。历史学科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教师尤其要注意引导学生不要局限于教科书的知识结构和结论，除教科书外，还应学会广泛搜集利用其他有用的课程资源。由于历史学科课程资源具有范围广、数量大的显著特点，这样，无论从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还是从开发课程资源的角度，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进来，使他们逐步学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的课程资源，为自身的历史学习和探索服务。可见，只有随着历史学科课程资源的逐步开发利用，历史教学过程才能更多地成为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可以改变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即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成为知识的共同构建者，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④乡土教学就是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一条有效途径。学生在搜集乡土资源的过程中，通过社会调查、访问、参观、搜集实物、上网查资料等，寻求多途径获取知识的方法，改变了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途径，养成了从发生在身边的史实中搜集历史信息、获取新知识的学习习惯，形成了“历史就在我身边”的理念，而且学会了判断史料价值的史学方法。当前教育一再倡导要尊重并培养学生的主体性，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张扬，就必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如此学生才能真正成为历史学习的主人。
第二，通过研究性学习，学生学会了协作，懂得了“独木难成林”。他们既明白了分工协作是提高效率的保证，又体会到了团结合作是提高效率的前提。
此外，通过研究性课题，在丰富了学生知识的同时，也使学生的学习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有个学生在研究日记中写道：“虽然自己就是庄行人，虽然好多次经过庄行暴动纪念碑，虽然也听说过庄行暴动的事情，但这只是听说，装行暴动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却一概不知。通过做这次课题，我终于知道了庄行暴动的详细知识，深深体味到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一刻起，我感觉自己能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学习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通过这次研究性课题，我也认识到在学习过程中成绩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一知半解’，明白了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含义。”
三、利用乡土资源，增强学生的爱国、爱乡的情感
德国著名教育家普朗格曾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⑤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乡土资源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风俗人情在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中有着深厚的底蕴，各地的风俗人情在神州大地上形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她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沉淀，乡情的根基。乡土资源教学活动使学生走进周边环境，切身感受家乡的风土民情，了解家乡历史，有助于萌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乡土是学生自幼就熟悉的地方，因此他们对家乡的人文社会变迁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再通过一系列的教学实践活动，家乡人民勤劳向上的精神、家乡独特的风俗习惯等生动而形象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这样能激发学生热爱家乡人民，激起乡土情结，从而树立献身家乡建设的崇高志向。而热爱家乡就必能进一步培养起热爱祖国的情感。任何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家乡毫无感情可言，那是绝对谈不上爱国的。另外，通过对家乡现状问题的观察研究，深入了解问题的症结，能培养他们关注社会的参与意识和对家乡的责任感。
通过乡土资源在教学中的应用，我们深刻体会到，乡土资源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情操；有益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挖掘潜能，达到教和学的和谐融洽；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能力。乡土资源教学还可以通过对乡土资源的调查、研究等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乡土资源虽然是开发课程资源的一条有效途径，但需要说明的是，教师在开发和利用教学资源时，要注意从学生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教学情境出发，开发教学资源不能脱离课本，开发教学资源、开展研究性课题不能浮于表面，要落到实处。对乡土资源的开发和处理，要坚持尊重、用好、创新的基本原则。
注释：
①黄茂安.论乡土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14-16.
②闫凤霞.乡土史的教学实践与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4，7：54-55.
③上海市奉贤县县志修编委员会编.奉贤县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9，（1）：845-848.
④苏智良.上海乡土历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
⑤黄茂安.论乡土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14-16.
参考文献：
［1］闫凤霞.乡土史的教学实践与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4，7：54-55.
［2］黄茂安.论乡土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14-16.
［3］苏智良等编.上海乡土历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
［4］上海市奉贤县县志修编委员会编.奉贤县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9，（1）：845-848.
关键词：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乡土文化资源；整合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运用乡土文化资源开展历史教学、提高学生素质，已成为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共识。面对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我们历史教师应该从激趣――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动情――运用乡土文化资源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践行――运用乡土文化资源锻炼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等三方面整合与运用乡土文化资源，开展高中历史教学。
一、激趣――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美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要让学生喜欢历史，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浓厚的兴趣，就会更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使教学活动得以优化。乡土历史所涉及的内容是和学生生长和生活的地区紧密相关的，但又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现实，容易引起学习兴趣，增强学生探索历史的求知欲，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历史学习中去。
1.备课过程中
在备课过程中，积极收集与本地有关的历史故事、地名典故和风俗习惯等。历史教学中，结合所授课程的内容，或依事牵连，或依人联想，或在导入新课环节，或在授课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给学生适当穿插讲授一些家乡的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风土人情，在课堂上巧妙地引申拓展，既可启发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知识，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在教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时，结合郡县制，可介绍本地的历史沿革，针对宗法制，就与学生探究本地姓氏中几个“大宗”的来历；在教学古代中国的经济时，结合本地的一些地名比如“横溪”“田市”“皤滩”等的来历，引导学生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向学生介绍本地的一些重要历史遗迹、历史名胜，要求学生课余进行参观和考察，提高学生的探究兴趣。学生对有关故乡的历史故事、英雄人物、古老传说、风俗习惯以及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厚的兴趣。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因此调动起来了，师生之间的交流非常活跃，课堂教育效果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
2.课堂教学中
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适当穿插相关的乡土历史知识，会让遥远的、全国性的历史变成学生所在家乡的历史，学生周围的、看得到的、摸得着的活生生的事件，可以缩短学生认识水平与遥远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让空洞的历史知识变得真实而生动，从而使历史学习变得趣味盎然。同时，通过学生对乡土文化的学习，可以增强对课本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另一方面学生由乡土文化学习中产生的浓厚兴趣，可逐渐迁移到整个历史学科。这为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养成，为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动情――运用乡土文化资源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乡土历史具体真实，学生易于感知接受，易于引起情感共鸣，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好素材。家乡的辉煌过去、灿烂文化、名人事迹都是让学生引以为豪的最佳材料，可以成为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责任心、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和热爱祖国情感的生动材料。同时，家乡历史名人的非凡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好例子。本地风景优美、历史悠久、古迹众多、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乡土人文资源可以说相当丰富，这一切都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活教材。
有位法学家说：“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活生生的榜样对人的情感教育作用往往事半功倍。在校本课程中，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家乡资料，形成自己的“家乡英雄谱”，在课堂教学中，适时适当地穿插一些当地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感觉到英雄就在我们身边，每个学生通过学习，都可以成为榜样那样的人物，而学生在了解家乡历史中的优秀人物、先贤名人的格言、历史人物的成长足迹的同时，效法先辈、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也被激发起来。家乡美景、历史名人凝结了大量的人文主义精神，学生在亲密接触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情感共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达到了培养人文素养的功效。
三、践行――运用乡土文化资源锻炼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从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到思考历史、运用历史指导现实是一个学习和运用历史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智慧积累和能力锻炼的过程。结合乡土文化的特性进行课堂教学，使学生了解家乡历史知识的同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考察和探索家乡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亲自体验和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工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和实践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在开展乡土历史教学实践活动中，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乡土知识的渗透外，要求学生在课外时间开展自主探究性的学习活动。如每个学生都要有自己的“家乡英雄谱”，且有每个英雄的个人传记，每个学生还要寻找“身边的历史”，能对人介绍“我身边的历史”。要完成这些探究活动，学生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收集乡土资源，开展各式各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学生充分利用周末、清明以及其他节假日时间，参观家乡的名胜古迹，考察自己本家本族的历史，搜集相关的历史变迁、诗词名句、历史典故等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归类。这些实践性的活动，弥补了课堂教学中教师仅凭教具、语言进行虚拟情境的欠缺，给学生提供了更大的实践和创新场所，提高了他们自主探究、实践创新的能力，使学生的历史学习成为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发挥了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同时，汇报和交流学习成果活动也使得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增多，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从而为构建和谐课堂和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郭沫若说：“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自己学习，自己研究，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手来做这种精神。”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乡土文化的渗透已成为达成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帮手，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效地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的情感体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润物细无声的乡土情结中，让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孙亮.整合乡土历史资源，改革高中历史课堂.文教资料， 2013（24）.
[2]宋丽婷.中学历史教学中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应用.山东师范大学，2008.
关键词：文物古迹；钦寸水库；历史源流
中图分类号：K917文献标识码： A
一、钦寸水库概述
钦寸水库是一座以供水、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和发电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是浙江省“十一五”期间实施的“水资源保障百亿工程”之一；是跨地区、跨流域的引水工程，是一项建设“平安浙江”的基础设施工程。库面面积为8.96平方公里，水库正常库容1.76亿立方米，是新昌历史上工程投资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
据史志记载，钦寸水库库区原为越国荒徼，秦时属会稽郡，汉至唐为剡县一部分。故库区村落形成历史悠久，古村落较多，有唐代、五代、元未明初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库区内的先民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及丰富的宝贵遗产。
二、胡卜村历史源流
胡卜村，胡姓为主。胡姓始祖原本姓妫名满，其血缘先祖是五帝之一的舜。商朝末年，舜的第33代孙遏父（又称阏父）投奔西周，官居“陶正”，主管制作陶器。遏父恪尽职守，制陶技艺极为精湛，博得了周文王和武王的欢心，加上武王对他的儿子妫满也很赏识，便将自己贤淑心爱的长女太姬，嫁给了妫满，于是妫满便成了周武王的驸马。等到兴周灭纣，天下安定，武王分封列国时，为了巩固和稳定周王朝的天下，便把亲属和功臣分别派往各地为诸候，号称“八百诸候”。借此拱卫王室。陈国是周初首封十大诸侯国之一，周天子的驸马爷妫满便被封于陈国（今河南开封、商丘、淮阳和安徽的亳州一带），成了陈国的第一代国君。《史记・陈杞世家》载：“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这两段文字都记载了妫满“被封于陈”的原因。子孙遂以谥为氏，胡姓就由此而来。
晋武帝时（265-290），公满第三十八世孙胡奋，为浙江胡氏世祖。后传十六到五代时，出了位胡（887―965）字汝明，行九，其父胡进思（858―955）乃吴越王钱麾下一员大将，历任将相五十年，久经沙场，战功显赫，被加封为尚父、吴越政事。随父征战多年屡建奇功，任明州指挥使行军司马兼尚书事。于后梁乾化三年（913）娶武肃王钱镖之女为妻，为越王郡马。后晋开运年间（944―947）任吴越钱武肃王偏将，与统军使张筠、赵承泰同取福州，升行军司马兼书事，功成告退，游新昌七星峰，遂定于此。沿溪植梅，称“十里梅溪”，为现胡卜村。奉为新昌胡氏始迁祖，号梅溪胡氏。
据《胡氏宗谱》记载，宋时，有胡、卜两姓居此，分胡村、卜村，后因卜村人口逐渐减少，胡村人陆续迁移至卜村，形成现状，故名胡卜。是旧时明州（今宁波市）通新昌、嵊州两地的必经之路，因此该村在明代时期就设驿站并发展成为集市。万历《新昌县志集市》条目中就有记载。至今胡卜村内尚保存明清时期的街道、店铺等建筑遗存。
胡卜村是我县文物古建筑保存较多和较完整的一个古村，现存明清古建筑20余座，有明代木牌枋、胡大宗祠、新昌乡主庙、清风台门、原昌头前台门、原昌头老台门、俞家石台门、俞家新台门、里俞家老台门、胡易尔台门、大元冯氏台门、上坎头后台门、上坎头台门、四份台门、义源丰台门、万兴头台门、乌漆台门、山脚台门、双井、下井头、路廊头古井等等。有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1处县级文物保护点，总体建筑以青砖，黑瓦为基调，形成乡村特有的淳朴典雅。
宗祠是同姓族祭奠先，议事聚会的地方，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儒家思想主导的论理衍生而来的功能性建筑。据该村老年协会会长、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员胡伯钧先生讲述；胡卜村原有祠堂七座，分别为胡大宗祠、敦裕祠、孝子祠、德昌祠、祥裕祠、德裕祠、庆余堂等。
胡大宗祠祀梅溪胡氏第一世祖胡，堂名“垂裕”，意谓“祖之积德累仁垂裕无涯，世世子孙当守祖宗之垂裕于勿替”。祠堂有第十世胡铨倡议建造。胡铨，（1102―1180）号淡庵，因在胡氏康字辈中排行第一，故后世称其为“康一公”。胡铨自有诗云“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胆怯寒”。金兵南下诏谕江南，他请求当今圣上将秦桧及其党羽斩首。遗憾的是，忠君爱国之心没有使秦桧等奸臣胆怯寒，而让自已由此遭贬，谪居海南。直到孝宗即位，胡铨才回到朝廷，任国史馆编修、兵部侍郎等职，谥号“忠简”。
据《重建胡大宗祠垂裕堂记》记载：民国十一年宗祠毁于匪，族中贤共谋所以妥先灵展孝思，族议重建推葆良公任工程事，历十六年如一日，逮十七年冬成，祠宇三进，计十九栋六弄。时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岁次戌子冬下浣之吉。现宗祠为民国时期重建，座落于胡卜村下段，朝南向阳，临街而立，祠前立一字影壁一座，中轴线上自南向北设建筑前后三进，厢楼分列左右，排列有序，一进门厅，展目而视，整体布局显得几分庄重。（惜第三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拆除，新建三层楼混凝土教室一座）。整座宗祠用材硕大，雕刻精致，檐檩枋木下侧皆半浮雕立体凤穿牡丹图案，牛腿、琴枋、等传统的木雕工艺雕刻精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现存建筑占地面积为392.4平方米，总体青瓦屋面硬山式。
前厅面阔三间两弄带两耳房，朝南立面为仿西洋形式，砖砌通柱，发券式门框。门框上施书卷式灰塑门饰，内原书“胡大宗祠”四字后改写为新林中心小学。两侧通柱上各设砖雕对联一付，内容为：“忠孝江南望族、理学天下名家”；书出邑人原浙江省省长张载阳之手笔。明间构架抬梁式，五架抬梁后带单步六檩用三柱，五架抬梁不设瓜柱施平斗花蓝承托，次间穿斗式，分心前后双步，后带单步六檩用四柱，牛腿承托出檐。中厅面阔五间，三明二暗，北立面设八字式，底部施石质须弥座，明间抬梁用材硕大并作深加工处理，脊檩下为悬柱花篮做法，前后皆有卷蓬轩，卷蓬轩为弯椽构筑，檐柱牛腿以上施琴枋斗拱支顶檐枋，飞椽出檐。左右厢楼为二层楼房高檐滴水，面阔各三间带一弄间，朝内天井为骑廊外挑，其外挑部分设半卷蓬，虚柱施牛腿承托。
胡大宗祠1999年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该宗祠自解放以来一直为新林中心学校所用，笔者1971―1972年3月份就读于该祠，教室就设在正厅。
飞黄木牌坊，为纪念明弘治乙酉科 “金榜题名”者胡而建。“飞黄”原意，传称一指传说中的名为“乘黄”的神马；一古代勇士“飞廉”与中黄伯的合称。位于胡卜村上街，与“胡大宗祠”合批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新昌唯一仅存的一座明代木构牌枋。牌坊南北向，门楼式，一间二柱三楼，通面阔4米，高7.5米，青瓦顶面，正脊吻兽，二柱下半截有高3.5米、宽1.2米的堆砌石墩固定。上下额枋间斗一攒。牛腿为透雕狮子，雀替浮雕人物。匾额中为“乙酉科”三字，左“举人”，右“胡”，中层长方额上悬黑底金字 “飞黄”匾字，匾额以上立黑字金底“圣旨”二字。左有“钦命进士第中顺大夫国子祭酒前提督浙江全省学政郑纪书”、右有“新昌知县程傅、县丞汪琦同立”等款字。
中宅二十二世祖胡，字朝仪，世居梅溪（今胡卜村），博学多能，弱冠补博士弟子员，于弘治乙酉年（1489）乡试中魁。有嘉靖丁亥年仲秋（1527）同科孝廉梁宠所撰《本传》：“公字朝仪，端祯公次子，天资英敏，克承父训，学多能，弱冠补士弟子员，即名闻群邑，式燕鹰扬，弘治乙酉乡试中魁，选为士林，此后终老名山，不仕朝班，优游梅溪……。” 胡中举后终生至老拒不出仕。
参诸邑志职表，新昌知县程傅，直隶绩溪举人，成化间任县丞，汪琦，弘治间任，该牌坊始建于弘治时无疑。清嘉庆时重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时，牌坊上的匾额、牛腿、雀替均被毁坏。外加年久失修，木蜂虫蚁侵害，局部构架由屋面渗漏导致构件槽朽，柱梁结点脱榫，整座牌坊面目全非。2000年5月县文物管理部门对牌坊整体进行了抢救性的修，整修牌楼顶脊，恢复了匾额。如这座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洗礼明代牌坊，再次显现出它纯朴的风采。
新昌乡主庙，又称卜曾公庙，座落在胡卜村西侧村口。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以温州去钱塘路途较远，乃析剡东十三乡建新昌县，此地原为十三乡中的其中一乡，新昌县的取名即由此而来，此庙与新昌建县历史颇有重大的关系，是新昌建县地名演变的历史见证。庙内所祀乡主为北宋致仕归来乡贤卜曾。
北宋初（960年左右）卜曾在京都汴梁曾任兵马司之职，为官清廉刚直，克己奉公，惩恶扬善，黎民，深受百姓爱戴。告老还乡时私囊空空，乡邻帮他在七星峰南麓筑起简陋茅屋，与百姓一样过着清贫之日。他见到部分百姓食不果腹、衣不庶体，又发现个别乡民有偷盗抢劫等越轨行为。他告诫乡民，盗窃之行不德，抢劫之为不义，不正之道非图谋也。于是就积极引道乡民垦荒生产，向土地谋取吃穿，带领乡民种桑养蚕，发展畜牧，走勤劳之富之路，做奉公守法庶民。乡民受其教诲，获益颇丰，称他为“兵马太师”。
卜曾一生之中无子嗣又无遗产，晚年常在梅溪江上纶丝垂钓以娱老，死后葬于七星峰之阳。乡民缅怀卜曾功德，奉为新昌乡主。宋帝为旌表贤臣，谥封为新昌乡乡主正神。千百年来，胡卜村与周围村庄每年正月十三都要举行隆重的乡主庙会，原新昌乡所属的十二庄村民纷至沓来，让卜曾公神像巡视村庄，传统的盘龙、舞狮、莲子行、吹鼓亭、高绕、十番、等乡间戏班也到场表演，为祭祀这位乡主，还请专业剧团而农村剧团进村演出，届时，锣鼓喧天，旗帜林立，热闹非凡，连续五天五夜，到正月十八才扫坛落灯。
新昌乡主庙原庙址设在村西上横沙栋，面积约50平方米。宋代中期，胡公后裔为纪念先贤，会同新昌乡十二庄百姓解囊购置建庙，扩大庙宇，移址贴近于村边，从新建造，何时何人经手，已无法查考。现存庙宇为清光绪间（1875―1908）重建。乙酉科拔贡赵振撰《新昌乡捐碑》，椐调查；山门和戏台在民国十年（1921）的一次庙会中不慎火毁。后有胡大宗祠筹建诸贤人及南训等负责重建于民国十二年。延请东阳名师架梁，择邻县嵊州乌岩好石作柱子，石柱搬运，乃依围毛竹为渡，始于乌岩，顺流浦口，经则逆水行至村西大溪口，待仲秋谷物收结后，经下畈田逐田拉至村口，再有青壮年抬至庙所，石柱运输之曲折，所用方法之巧妙，几疑前无古人。
新昌乡主庙整体为四合院布局，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带左右看楼，原一进后檐施单檐歇山顶戏台一座，因年久失修，毁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
一进山门面阔三间二弄带两耳房，明间构架抬梁式，五架抬梁前施檐轩、廊轩两重，后带双步八檩用四柱，施楹联，“榇里千年沾惠泽，梅溪一带忆钓游”。“百世不忘永祝七星峰下墓，大官归隐广栽溪边梅”；“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世知即为大恶”。轩卷蓬雕饰讲究，为花格构成，居中镶嵌戏剧人物、台式自鸣钟等多种图案。月梁面分别雕刻古代人物故事，荷包梁夹接两轩檩，以资牢固。脊檩设猫梁穿枋稳固，花替承托，并施花蓝式承花柱承垂。月梁、荷包梁、牛腿、花替、猫梁穿枋、雀替等木雕工艺玲珑精巧，想像丰富。
二进正殿面阔三间，明间五架抬梁前施双步后带单步，八檩用四柱，山面中柱落地，进深七檩分心用五柱，牛腿承托撩檐枋。左右厢房面阔各四间，楼层地面外挑，呈吊脚楼状。各单体地面水泥平铺，条石压口，总体青瓦屋面硬山造。
三、胡卜村文化遗迹的保护
新昌乡主庙放后一度曾为新林乡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搬迁后成了农机厂，而后农机厂迁址，变为村民堆放农具、柴草及杂物的场所，还畜养了成群鸡鸭、山羊，其龌龊臭气难闻，由于无人管理，屋面瓦片缺少，柱、梁、枋、檩、椽等局部构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槽朽、霉损，墙体倒塌，地面疏松，阶条石移位，天井杂草丛生，整座建筑不堪一。
不忍心历史文化产物遭此惨景， 1994年10月8日该村老年协会会长胡佰钧先生倡议，联合有识志士，克服了种种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募捐、助工，在县文物部门和村两委的支持下，于 1995年10月15日三间正殿基本修复原状。2000年被公布为县文物保护点。
规模宏大的钦寸水库建成后，胡卜村的所有古建筑将被淹没。如何保护这些文物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已制定的《钦寸水库建设中涉及的文物古建筑整体迁建保护规划》,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据介绍，根据《钦寸水库建设中涉及的文物古建筑整体迁建保护规划》，钦寸水库库内的文物保护单位与文物保护点，以及一些有价值的古建筑，将实施枪救性保护。严格按照原物、原状、原材料和原工艺，整体搬迁原样复建。
整体搬迁原样复建最重要的是“搬旧如旧”。 据了解，钦寸水库库内的文保单位和文保点以及部分有价值的古建，它们的一砖一瓦全部整体搬迁到新址，并且97.8%以上的木结构部件不能损坏。搬迁时，将按照屋面、墙体、装修、大木、台基、基础的顺序依次拆迁。一些年代久远而无法完整迁徙的部件则采用仿古材料替代。在解体古建筑的过程中，对每一个部件进行编号，以保证部件复建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样，拆迁阶段的工作质量就直接影响到该文物建筑的新址复原。因此解体质量的好坏，对该文物建筑的原貌的保存和复建的质量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复建前，还要对拆下来的每一个部件进行防腐、防虫的消毒处理。同时还须做好构件的保卫工作，以防遗失或被盗。
[关键词]文庙；儒学；静宁
[中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25-05
文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建筑物。从唐代以来，各地或即庙建学，或因学修庙，于是“庙学”连称。明代静宁州城内有两处庙学，一处是西北隅的洪武庙学，一处是东南方的嘉靖庙学，两处庙学的规模是经过多次扩增修葺形成的。
明初，静宁州知州欧阳信在元设儒学于州城西北隅紫极观的基础上，创建了洪武庙学。欧阳信于洪武四年(1371)任知州，在静宁任职九载，创建庙学是其主要政绩之一。《静宁州志》称“承元季丧乱，建署立学，一切创制规划，为静宁重开草昧者信也”。所谓“重开草昧”，是指他把儒学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最早在州城内建修了庙学。
洪武二年(1369)，明朝廷诏令天下郡县立学，“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此诏反映出朱元璋想通过科举招纳人才，充实各级官僚机构的迫切愿望。洪武三年(1370)，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洪武四年(1371)正月下诏设科取士。在朱元璋的大力倡导和强令推行下，各地掀起兴建庙学的高潮，欧阳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了静宁州庙学。
明初，静宁州城人口稀少，读书人不太多，因此，洪武庙学中的文庙仅为三开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静宁人口逐渐增加，崇尚科举的读书人也相应增多。到了明中期，紫极观一带儒学比道教兴盛，道教设施大部分变成了儒学的教育设施，进而行成了“前庙后学”的局面，即文庙在儒学之南。尽管有永乐十二年(1414)、天顺六年(1462)知州史信、郭增先后续建、扩建，但还是显得很窄小，与当时明代静宁州的教育快速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再加上天灾人祸，到嘉靖初年建筑损坏严重。正如胡缵宗所说：“庙坠十四，学坠十六，倾者、圯者、坳者、陷者相错，弗良于祀。”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540-1542)，知州李必敷与继任者李时中在州城东南选择新址，重建了一个高大宏伟的新庙学。
旧庙学日渐荒废，清代被改为朝贺公所。黄廷钰《静宁州志》卷5“典礼”中记载：“自州西之治平寺暨西北隅之紫极观先后为朝贺公所。”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知州黄廷钰、儒学学正高如霓等人主持扩建后，在明柱上刻有两副楹联，④歌颂皇恩浩荡，祝愿皇帝长寿，表明该建筑就是供奉“皇帝万岁万万岁”龙牌的朝贺公所。因此，清初朝贺公所实由洪武庙学改建而来。
永乐十二年(1414)，知州史信主持进行续建庙学，规模稍有扩大。天顺六年(1462)，知州郭增更新扩建，时任翰林侍读的刘吉为此撰写了《重修静宁州庙学记》，并被刻成石碑立在庙中。此碑是静宁文庙六碑之一，可惜在民国时期文庙内多次驻军而毁坏不存。弘治年间(1488－1505)，学正梁诏曾撰《文庙祭器记略》碑，提到“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其事悉于博陵刘公《庙学记》”。这个博陵刘公指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人刘吉。
刘吉是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进士，四朝重臣，历官翰林侍讲读、翰林侍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傅、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等职，政声不佳，但博学多才，先后参与编纂《寰宇通志》、《英宗实录》、《文华大训》、《宪宗实录》等典籍。当时，身为翰林侍读的刘吉为何会为静宁州撰写《重修庙学记》。原来知州郭增与刘吉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郭增是直隶定州人，天顺三年(1459)由举人任静宁州知州。直隶定州即今河北省定州市，刘吉的家乡博野县与定州邻近而且同属直隶省。郭增与刘吉因地缘关系而相识，并在刘吉举荐下任知州。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刘吉撰写记文究竟是在哪一年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有两条线索：一是郭增重修文庙的时间，二是刘吉担任翰林侍读的时间。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载，郭增于“天顺三年任知州。兴废举坠，鼎新学庙、隍庙。寻卒于官”，说明他重修文庙应在天顺三年之后。而《静宁州志・艺文志》所录的学正梁诏《文庙祭器记略》讲“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天顺辛巳岁即天顺五年(1461)，《典礼志》又说“天顺六年(1462)知州郭增更新”，表明郭增重修文庙开工于天顺五年(1461)，完工于天顺六年(1462)。由此可知刘吉的记文应当写于天顺六年完工之后。刘吉任翰林侍读迟于天顺六年(1462)。天顺四年(1460)。刘吉担任太子侍讲读，不久因母丧“忧归”。“宪宗即位，召纂《英宗实录》。至京，上疏乞终，制不允，进侍读。《实录》成，迁侍讲读学士，直经筵，累迁礼部左侍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在天顺八年(1464)，召刘吉参与纂修《英宗实录》和晋升翰林侍读就在这一年。《英宗实录》的总裁官为李贤、陈文、彭时，刘吉也参与了纂修。成化三年(1467)八月，这部书纂修完成。这说明刘吉任翰林侍读是在天顺八年至成化三年(1464－1467)，那么他撰写记文就只能在这四年当中。天顺八年(1464)，刘吉守孝结束，且又任翰林侍读，按理撰写记文应距郭氏重修文庙完工时间也不会太久，最合理的时间当是天顺八年(1464)升迁翰林侍读之时。
在郭增更新之后，弘治五年(1482)，知州侯明、熊应周接替修葺洪武庙学。嘉靖十二年(1533)，四川嘉定人刘琉任知州，在任期内重修文庙并创建了乡贤祠和名宦祠。《静宁州志》记载：“琉勤教养，修废举坠，懋绩丕著。后升湖广襄阳同知。及去，州人赋诗饯别，攀辕不忍舍也。”
刘琉创建静宁州乡贤祠和名宦祠的时间需要讨论。创建二祠与修建州城东关关城在一起，樊鹏《创修东关记》中说：“嘉靖乙未冬，静宁州知州刘琉奉移文报成关城。奉总制唐公、抚军黄公命也……作事于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三日，毕务于八月二十五日”，“又推其余力，新文庙斋居，创名宦乡贤祠……治成，今升襄阳府同知。”总制唐公即唐龙，嘉靖十一年(1532)“总制三边军务，兼理振济”。樊鹏明言静宁州乡贤祠、名宦祠的创建在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1535-1536)。康海《乡贤祠记》亦载：“嘉定刘公知静宁州之三年，民安吏畏。礼教聿兴，乃集其士大夫、耆旧谋之。”所谓“知静宁之三年”即嘉靖十四年(1535)。静宁乡贤祠始建在此年。
刘琉为什么要创建乡贤祠、名宦祠?赵时春《名宦 祠记》载：“今天子建元十有余年，海内风向，饬典礼制诏守令，于诸学宫建名宦乡贤祠，春秋举祠焉。所以劝贤昭烈，启佑后人，德音甚备。”就是说这事是由皇帝命令各地修建的。诏令一下，全国各地的文庙学宫中都出现了名宦祠和乡贤祠，静宁州自然也不能例外。赵记又称“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御史兰豁唐公，上承下教，敷政爰发。于是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嘉定刘君琉，祗承明命，董作建室”，明言此举上奉皇帝诏命和三边总制唐龙的命令，下得静宁州士绅的支持，诚然是“列妥英灵，允协郡望”。
二祠建成后，刘琉又请康海和赵时春撰写碑记。武功人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状元，与李梦阳、王九思等号称才子，以文学知名天下。因与刘谨同乡。刘谨败后受到牵连而落职回乡居住。刘琉请康海撰写《乡贤祠记》时，这位状元公年已60余岁，在老家居住。康海记文说：“祠工既讫，州守刘君遣使征予为记，刻之贞珉，用垂不朽，以告后裔。”由于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状元，静宁的读书人就把“静宁州乡贤祠记碑”称之为“状元碑”。平凉人赵时春嘉靖五年会试第一，历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山东兵备佥事、副都御史、山西巡抚等职。他“读书善强记，文章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赵氏此时正致仕闲居在平凉家园“桃花坞”，与康海曾有来往，关系较密。他应刘琉之邀撰写了《名宦祠记》，记文说：“刘君即得太史对山康子之文，以志其乡之献哲。复征余文，以志诸名宦于碑。”
嘉靖时期，李必敷和李时中通过多方努力，在州城东南迁建了新庙学。这个庙学在静宁称嘉靖文庙。使人疑惑的是为何在刘琉重修五年就要废弃旧庙学建设新庙学，这难道不是劳民伤财吗?事实上，迁建新庙学正是静宁州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明胡缵宗《迁学庙记》说：“其宣圣庙与学……垂百年矣，庙坠十四，学坠十六，倾者、圮者、坳者、陷者相错，弗良于祀，而敷教之师弟子病焉，乃具状以自于州大夫李守(必敷)。”
新、旧庙学的差别很大，布局、规模不能同日而语。旧庙学中“庙附于学”，南院文庙呈一路格局。主要建筑大成殿为三开间；其北面是学宫，主要建筑明伦堂为五开间。大成殿和明伦堂相对窄小，并且“庙逊于学”。两个院落本来就不是太大，里面还添建了敬一亭、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致斋所以及学正、训导等教职人员的居所。非常拥挤。新庙学的布局仿曲阜孔庙的三路格局，一庙两宫：中路文庙两进院落，依中轴线自南而北顺次为先师庙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戟门两侧分别是名宦祠和乡贤祠，外为前院，内为内院，内院东西是廊庑。大成殿后又有儒学训导居住的小院子。
新庙学“庙伟而尊”、“学前而宏”。克服了旧庙学“庙前学后”、“庙小学逊”的缺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明代中期静宁州人口发展较快，学子数量大增。廪生数额早在明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已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读书人数不断增加，宣德以后便在原定额外增设了增广生，并确定了增广数额，其中州学增30人。其后又于额外增取，出现附学生员。附学生员没有数额限制，只要经过考试就可补充为廪生和增广生。到明中期，狭窄的旧庙学已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形势，扩建庙学或迁建一个大规模的新庙学成为必然。师生们呈状知州李必敷，要求“崇庙肃学”。
李必敷于嘉靖十五年(1536)接替刘琉任静宁州知州。不到五年的任期内，他始终关注庙学迁建问题，“乃具状，上于巡抚都御史赵公”，争取支持，解决经费之困难。这个赵公即正德辛巳年间(1521)进士、河南开州(今濮阳县)人赵廷瑞，时任陕西巡抚。尽管他认为庙学“不弘不敞”，不独静宁一地如此，最终还是批复了呈文，“乃下分守行省议若费”，初步解决扩建庙学的经费。嘉靖十九年，赵公莅静巡视，州学正郝应元及训导、教谕以及学子们纷纷请求迁建庙学。他实地观看了洪武庙学的情形后，明确答复“修既可，迁亦可”，“复下分守行省益若费”，增加建新庙学的经费。
继任知州是山西平定(今太原)举人李时中，“勇决有为，其迁学修城，尤表表者”(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迁建庙学的事儿定了，经费也解决了，他到任后立即着手选址。在城内东南调查民户侵占官地案中，他发现这处官地建新文庙比较合适，只是面积不够大，就与民户商量，以低廉价格购买下周围的民地。而后再次向陕西行省呈文，请求批准选址。时过一年竟无回文，时不待人，李时中慨然说：“祀为重。教为先，庙弗新，学弗辑，守之责也!崇斯庙，肃斯学，守之责也!事何可缓?工何可懈?”嘉靖二十(1540)年初夏卜定吉日良辰，开工修建新庙学。工程进行中，时任陕西提学使王邦瑞莅静视察学校，了解到工程进展缓慢是因为批文未到，立即书面报告巡抚赵廷瑞。赵公催促分守行省批复。准许在新址建庙学，使李时中和静宁州学子们的压力顿时消失。当时嘉靖皇帝推崇道教，有意贬低孔子，如果未经批准而私建文庙要受严厉处分。在巡抚赵廷瑞、提学使王邦瑞的大力支持下，工程进展很快，当年秋天就建成了中路的文庙与东路的崇圣祠，嘉靖二十一年(1542)夏，建成了西路的学宫。
嘉靖庙学仿照曲阜孔庙三路格局，并按实际情况而略加变通，在中路文庙中突出了大成殿，使之扩为七楹即“明五暗七”，采用九脊之顶；西路学宫的明伦堂和东路崇圣祠的殿堂都增为五楹，采用悬山顶。东、西两路稍稍靠前而略小，既左右对称，又陪衬出中路文庙的雄伟高大，突出了对孔圣人的尊崇。迁建中还把乡贤祠和名宦祠改到戟门两侧，敬一亭改到明伦堂后。地方州县文庙一般是不允许七开间，多为三开间或五开间。由于明伦堂和崇圣殿为五开间，如果大成殿修成五开间就不能突出文庙，无法显现对孔子的尊崇。既要避逾制之嫌，又能符合建筑美学要求，只好采用了“明五暗七”的办法。脊檩题记上只写“大明嘉靖二十一年(1541)岁次壬寅夏六月二十一日庚子静宁州奉明文鼎建”等字，而作为主持本州文庙建设的知州李必敷、学正郝应元等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块题记上，只是笼统地说“奉明文鼎建”，可谓意味深长。
静宁州新庙学模仿了曲阜孔庙很多特点，棂星门上“先师庙门”四字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赵孟烦的笔迹。明伦堂上的匾额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胡缵宗的笔迹。据流传文庙前的门上两个牌坊上的“垂宪万世”、“删述六经”、“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等榜书全是从曲阜临摹来的。静宁在文庙门上使用仿赵氏书迹的“先师庙门”四字与嘉靖时期“贬孔”政策有很大关系。本来孔庙在汉代曾称为宣尼庙或宣圣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后又尊称为文宣王庙，后来文庙成为文宣王庙的简称。嘉靖时期因“大礼仪”之争，皇帝朱厚熄不仅杖杀大臣，而且认为孔子生前不是君王，他听从张璁的建议更改了祭孔典礼，把孔子降为至圣先师，去其王号，神位改为“至圣先师孔子”。大成殿改称先师庙，大成门改称为先师庙门。建于嘉靖二十年(1540)的静宁州新庙学的正门上只能题“先师庙门”四字。
静宁州的新庙学建成后，学正郝应元刚好离任，与其弟应规回到老家山东高唐，顺便拜访正德三年(1508)进士、时任山东巡抚胡缵宗，请他撰写了《静宁州迁学庙记》。李时中等命人把这篇文章刻于碑石，立在文庙大殿之前。
满洲贵族入关后，意识到要巩固政权仅靠本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广罗英才来扩大统治基础。一方面。满洲贵族因袭明代科举制度，宣布明朝举人、生员都有效，可以继续参加科举。顺治初即颁诏天下，“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顺治七年(1651)，谕令礼部，“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这一措施的效果十分明显，正如黄机所说：“五年之间制科者六，得士五千有几。犹恐荆璞或有遗焉，更辟恩拔一门，五年之间，复得士万计。越今十有七载。大仓糈米无算矣。”另一方面，满洲贵族推崇儒家思想，提高孔子的地位。顺治二年(1645)，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号召各地各级官吏捐献俸禄。兴修文庙与学宫。“孔子之道益彰矣。犹恐典祀久而废也，下诏有司臣工，能捐千缗者即行纪律”，各地文庙焕然一新。在这样的背景下，静宁州就对庙学进行维修。“嘉靖庙学”经历了嘉靖三十四年(1556)、天启二年(1622)、天启四年(1624)、崇祯二年(1629)、顺治十一年(1654)五次大地震，到顺治十六年(1659)已损坏严重，的确急待重修。
这次主持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是知州李民圣和州判骆起明。李民圣于顺治十六年(1659)任知州，修复庙学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升任四川顺庆府知府，曾主持编修清代第一部《静宁州志》。骆起明由鸡丘令谪任静宁州州判，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记载他“端静自持，为姚江之学(即王阳明心学)，日以文章与州士相勉，一时出其门者甚众”，评价甚高。在这次修庙学工程中，骆起明是知州李民圣的得力助手。他们二人响应顺治皇帝的号召，带头捐资千缗，维修庙学。在他们的影响和动员下，热心庙学的静宁士绅民众也纷纷解囊，解决了维修的经费。
这次维修庙学的时间需要讨论。清黄氏《静宁州志・艺文志》中有黄机《静宁州重修庙学记》，其中记载“当宣圣之殿劫圯，学官榛萎，以己丑八月捐资千缗，重为修葺”。讲这次重修庙学在己丑年之八月，也就是顺治六年(1649)八月。但是，李民圣是甲午年即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到顺治十六年(1659)来才任静宁知州的，说他在己丑年维修静宁州庙学是不合情理的。笔者认为维修静宁州庙学当在顺治十六之后，己丑可能是己亥之误。其次。静宁州判骆起明是“己亥孟春”“谪补静宁”。他到静宁后也参与维修了庙学，己亥年正是顺治十六年(1659)。另外，黄机说这篇记文是在“顺治庚子年”即十七年(1660)撰写，也可以证明维修庙学在顺治己亥年。
当维修工程结束后，骆起明赴京请礼部侍郎黄机撰写了《静宁州重修庙学记》。知州李民圣与黄机同为顺治甲午科举人，属“同门士”，关系颇密。州判骆起明和黄机同是浙江人，所学同门，是“同年友”。顺治十六年骆氏被贬来静宁州前曾向黄氏话别，可见他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在静宁州庙学维修工程结束之后，李、骆二人就想请时任礼部侍郎的黄机撰写记文。顺治十七年骆起明恰有机会到京述职，拜见黄机，讲述了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情况，顺便请撰记文，黄机慨然允诺。黄氏《静宁州重修庙学记》详述了李、骆二人在清初制艺取士、焕新庙学的背景下修葺静宁州庙学的经过，并对他们“有功圣门”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骆氏回到静宁后，马上把记文刻碑，立在文庙院中。
康熙帝在崇儒重学方面更胜其父。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为吸引更多的人才，诏设“博学鸿词科”，许多著名学者赴京应选；二十三年(1686)，康熙帝亲赴曲阜祭孔，行九叩礼，赞颂“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特意御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以示对孔子的尊崇，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二十四年(1687)，建传心殿，以周公、孔子配享伏羲、神农、轩辕等至圣先师，听经筵前亲自祭告、行九叩礼，又为国子监亲篆“彝伦堂”匾额，为孔子庙撰碑文并亲自书写立碑；二十九年(1692)，遣内务府修阙里孔子庙。正当朝廷维修阙里孔庙的时候。又下令全国各地兴建孔庙和学宫。康熙三十五年(1698)十二月，康熙帝下诏：“陕、甘沿边州县卫所。当师行孔道，供亿繁多，间阎劳苦，其明年地丁银米悉行蠲免。”这份诏书中所谓“师行孔道”，实际是指兴建文庙和学官的举措。正是康熙帝的明令，才出现了陕甘一带大规模维修或兴建文庙和学宫的行动。知州董守义命在此背景下重修了静宁州庙学。
董守义是镶白旗人，由“荫监”而任静宁州知州，《静宁州志》记载他“兴废补坠，如修庙学，创蜡祠，造石桥于南河，墙置仓敖，补葺六房，建置式廓，不惜千金”。他修庙学不是简单地修补，而是大规模地重修。静宁州庙学是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一般经过四五十年就要进行小规模维修，若经100多年，材料大多朽损，就要重建或大规模地维修。从欧阳信始建“洪武庙学”到李必敷筹划迁建，经历了160多年，不得不重新大规模地修建。而从李时中兴建的“嘉靖庙学”到董守义到任，经历了近150年，也是不得不大规模地维修。这次重修工程巨大，时间较长，“经始于壬申(1692)之三月，迄工于乙亥(1695)之七月，盖四载而告竣工焉”。维修中更换了大量的木材、砖瓦等，几乎等同于新建。之后在大成殿顶前金檩上留下了一通题记，上面墨书“大清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秋七月既望，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知州董守义……重修”等69字，在明伦堂前金檩上也留下了题记，上书“时大清康熙三十八年(1701)岁次己卯静宁州知州加二级董守义……重修”等字，可见这次维修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
我一出世，便是厚重的，昨天，有风靡一代的阳明学派，有长留东瀛的舜水思想，有中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明儒学案》，也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不朽诤言的《明夷待访录》。在历代鼎革、抵制外侮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在鸦片战争后，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漫长道上，无不留下余姚人民的斑斑血痕，是余姚永古不朽的光辉足迹。
今天
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幼年时的街坊里巷，都变成了高楼通衢，人车辐稠的现代化工商都市，使我都有些陌生了。这里有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名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面积大于西湖2倍的四明湖、古迹荟萃的龙泉山、被道家尊为第九洞天的丹山赤水、誉为“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的四明山森林公园和占地2460亩、已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玉文化主题公园的天下玉苑等景点，还相继被国家授予“中国杨梅之乡”、“中国榨菜之乡”、“中国茭白之乡”、“中国蜜梨之乡”和“中国红枫之乡”称号。素有“塑料之乡，模具王国”之称，目前已初步形成以仪表、电子、塑料、化工、轻纺、机械、冶金等传统支柱产业为基础，以机电仪一体化、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同时以制笔、按键、灯具、汽车配件、水暖设备、电动工具、打火机等行业为主的块状经济也遍及全市各地，涌现了“帅康”、“玉立”抽油烟机，“富达”吸尘器等中国名牌产品。
明天
我生活得这个城市正迈着巨人的步伐前进，所以，我也将涌无止境，我虽不能亲自抒写我自己，但我依然要预测一下我的未来。
未来的房屋
未来的房屋将是节能型的，人们在房屋的墙上安装了新型太阳能电池，在白天，它将大量的太阳能转换为电力，供冰箱、电脑、微波炉等电器使用，并把多余的电储存起来，在晚上使用。它的墙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不但牢固，而且还能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住在这种房子里，可以说是冬暖夏凉，非常舒服。这种房屋中的每一个电器都由计算机统一控制，房子的主人还可以用遥控器控制着计算机，只要主人一来，门就会自动打开，门口的音响回热情地说：“欢迎主人回家”。如果在晚上，计算机还会自动打开房子里的电灯，主人一走开，电灯会马上自动关闭。计算机还有语音识别功能，例如只要在房间里说：“要牛奶”，机器人就会立刻把热腾腾的牛奶送到你手中。俗话说得好，君子动口不动手，有了这样的智能房屋，可以为你省去许多麻烦的事，对提高工作效率大有帮助。
未来的人
中国历史悠久，每个地区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地方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细胞，也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乡土史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和乡土情味，学生对此有亲切感、认同感，对优秀的地方文化遗产有自豪感。在枯燥的历史教学中渗透乡土历史，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瓮安，是黔中经济区次中心城市，位于贵州省中部，乌江中游。瓮安以其丰富的磷矿资源被誉为“亚洲磷仓”；以拥有中国最大的磷矿而闻名，磷矿总资源、储量位居亚洲第一；瓮安是生命起源之地，千年文明古邑。这里曾发现距今5.8亿年前的动物群化石，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动物群化石。
这些乡土史资源，如果能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有选择地渗透到初中课堂教学中，学生会对历史产生亲近感和浓厚兴趣，对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大有裨益。
一、地方历史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
现行中学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历史，主要从宏观角度演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较少兼顾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因而影响了中学历史教学的生动性与鲜活性。学生学习时感到枯燥，不太喜欢历史课，但每当谈到与本地历史密切相关的话题时，学生情绪激昂，有时争论不休。教学中，教师把课程知识点与家乡史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勾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学生对家乡史事的亲切感，用已感知的家乡史事去感悟课程中的知识点，激发其学习兴趣；或点明课程知识点与某个家乡历史遗产的具体联系，使学生在今后接触地方文化遗产时，联想课程相关知识点，以家乡史印证中国史，激发其对家乡史的探求欲望和对历史科的学习主动性。1998年瓮安县被贵州省委命名为革命老区县。2009年“猴场会议”会址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些具有光荣乡土历史知识是对具体的家乡历史事件作诠释、辨识、解说，在人群中展示其学识，博得人们的赞许，满足其成就感，自然会激发其探索欲望，产生对历史学科的情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地方历史有利于拓展课程资源
“新课标”要求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由“教教材”向“用教材”转变，要求教师要进一步挖掘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的巨大精神财富，采取一切有效手段，使其变成有效的教育资源。新的初中历史课程加大了课程内容的革新，基本消除了传统历史课程中存在的“难、繁、偏、细”现象，较大幅度地减少繁杂的知识点，减轻了学生的负担，降低了课程的难度，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留有充分发挥的空间。这给课堂教学渗透乡土历史知识提供了平台。教学时教师充分利用宝贵的乡土历史遗产，如带领学生参观猴场会议会址，猴场千年古邑戏楼，聆听观看瓮水长歌，无疑是拓展课程资源的重要史料（包括历史遗迹资源和口碑资源）。同时，也扩大课堂教育教学的范围。
三、地方历史有利于巩固课程知识，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地方历史故事、历史传说世代口耳相传。这些口碑资源深入人心，有的家喻户晓。学生从小接触乡土历史遗迹资源和口碑资源的机会较多，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教师如果能把学生已感知的乡土史知识作为课程相关知识点的基础，引导学生在这些基础上去探索、研究、联想、追忆，有利于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加深理解和识记。如唐代诗人王勃的老师牛腾还曾被贬谪郡建安县任县丞，治所便是在今瓮安县猴场镇下司街村。瓮安自明清始不到五百年的历史上，便有19人进士及第，110人高中举子。通过多个地方历史故事，让学生更充分地了解家乡不平凡的历史及多种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增强学生自豪感和自信心，树立远大理想，明白了通过努力读书也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道理。
关键词：小学品德课程；地方课程资源；教学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4）09-0053-02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课程资源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其开发与利用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充分开发、有效利用地方课程资源，对于丰富品德与社会课程内容，增强课程的开放性、生成性和教学活力，促进学生品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指出：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利用社区环境资源。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厚的人文历史，丰富的民间传说，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都是颇具价值的课程资源。这些地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必定会使品德教学的载体更贴近实际，使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那么，在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好本地课程资源，促进学生的品德发展呢？
一、领略自然风光，感受家乡美景
品德教学中有意识地带领学生走出校园，亲近大自然，领略自然风光，鼓励他们在实践中观察、思考、体验、感悟，能使他们受到美的熏陶，进而产生对家乡的浓烈情感。
荆门位于湖北省中部，素有“荆楚门户”之称。其北部层峦叠翠、峰奇谷幽，中部岗岭起伏、河港交错，南部沃野舒展、稻香鱼肥。其中，大洪山风景区林木丛生，溪泉遍布，遍布对节白腊、古银杏等生物活化石；漳河风景区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休闲度假胜地；黄仙洞的云盆景观更是国内外罕见。
在教学《可爱的家乡》一课时，教师经过实地考察后，把学生带到了春意盎然的象山风景区。师生登上岚光阁，凭栏远眺：远处群山苍苍茫茫，汉水逶迤而过，黄的花绿的禾苗织成一幅壮锦平铺在山水间；近处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城市如画卷般绵延在脚下。在充满童趣的“捉迷藏”游戏中，教师引导学生观察远山近水，感悟家乡的繁华与美丽，“美丽”便成了学生对家乡发自内心的赞叹。而后将这些优美的自然风光做成课件让学生欣赏，并让学生以小导游的身份进行解说，如此，让学生对身为荆门人而深深自豪。
二、搜集民风民俗，体验先辈智慧
德育不是说教，更不是训斥。沉闷、机械的品德课堂犹如一潭死水，既不会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更不会给学生以真实可感的情感收获。荆门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的故事大多精彩感人，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的勇敢，有的聪慧，有的孝敬父母，有的满腔正义，大多形象丰满，可感可知。在品德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适时为学生讲述这些民间故事，可以拉近道德要求与生活的距离，让他们从故事中明理，在生活中践行。
例如在教学《多彩的课余学习》时，可让学生课前收集荆门本地一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如罗汉山的传说、阳春白雪的典故、关公与掇刀的传说等。当这些趣味横生的故事出现在学习过程中时，学生会将日常生活中见过的景物与这些故事相联系，学习十分热情高涨。借助教师的进一步引导和激发，学生透过故事理解到其中蕴含的道理，有效地提升了道德认知，培养了良好的道德品质。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了解家乡的民风民俗，体会民风、民俗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新课程的要求。在荆门，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民俗，表现出了极强的地域特色，丰富多彩，却也各有不同。大年三十祭祖辞年、吃团年饭、拜跑年、守岁，初一拜父母，初二拜丈母，之后走亲戚，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这些传统习俗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有效资源。利用品德教学平台，鼓励学生走进乡村，感受传统习俗的魅力，领悟习俗中蕴含的为人处事之理，体会到入乡随俗的道理，对于学生道德智慧的启迪，十分有益。
三、寻找家乡特产，感悟家乡发展
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产品，地方特产往往体现了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文化品质。荆门物产丰富，漳河茶叶、三阳板栗、山灵葛粉、纪山龙米、金龙泉啤酒声名远播；八角雪枣、长湖鱼糕、钟祥盘龙菜、太师饼美味飘香。每一种特产由“产”至“特”都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在品德课上，根据教学主题，教师可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去寻找家乡特色，介绍家乡特产，让学生从特产的产生、发展历程中，从特产背后的故事中去感悟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感悟家乡人勤劳创新给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
例如在教学《家乡特产知多少》时，老师带领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围绕“漳河柑橘”这一主题，分组细化，调查漳河柑橘种植、采摘、包装、销售、成名的原因……通过研究，学生不仅能领悟柑橘作为家乡特色产品，能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还能感受到柑橘生产离不开橘农的勤劳与智慧，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四、追寻名人足迹，接受心灵洗礼
荆门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遗迹众多。这些俯拾皆是的历史遗迹，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今天的荆门人理当学习、传承。在品德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就地取材，深入挖掘本地名人资源，学习名人精神。利用这些真实、鲜活的素材来进行教学，不仅会让德育课堂更贴近学生生活，还能使学生从中感受到名人的道德魅力，受到心灵的启迪与洗礼，激励自己见贤思齐。
例如，品德与社会《我们的祖先》一课的教学，学生对我国历史上名人，距离已经很遥远了。如何拉近学生与遥远历史的联系呢？让学生通过搜集家乡家喻户晓的名人故事来认识古代名人，无疑是一条捷径。于是，教师安排了搜集家乡名人足迹的课前调查。学生的收集的材料极为丰富：春秋时期道学家老莱子隐居荆门的网上材料、三国关羽屯兵掇刀石的照片、宋学家陆九渊在象山设台讲学的故事……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学生与古代名人间的距离近了，以此引入，学生对我们伟大祖先的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了。
对于农村小学生来讲，他们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就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资源包括自然地理资源、人文历史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具体说来，有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两大类。乡土文化资源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有着丰富的内涵。教师发掘和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应用于地方课程教学，必将极大地丰富地方课程的内容，不仅能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能让课堂教学更接近学生的生活，使学生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中获得直接经验，促进全面发展。
一、挖掘风景名胜资源，传承地方文化
小学课堂教学应注重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生活中体验。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应让学生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体验生活、学会生活”是地方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地方课程教学应该形成学生对社会生活的新体验、新发现、新认识。
笔者结合地方课程教学实际，收集了大量的地方乡土资源素材，以缙云仙都风景和千年古镇为背景，让师生在寻找和品味缙云乡土资源的过程中发掘题材，让学生经过寻访和实地考察，激发兴趣，丰富知识，启迪心智。
仙都是部级风景名胜区，古往今来，诸多名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境内九曲练溪、十里画廊，风景优美，更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之地，将这些引入教学中，无疑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千年古镇的文化资源挖掘中，我们介绍了缙云的“赵州桥”——贤母桥等文化资源，同时组织参观和考察的实践活动。在参观、考察活动中，笔者引导学生深入细致地观察名胜古迹的特征，使学生获得第一手材料，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鲜活充盈，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发散型思维，而且使他们走进自然，学习了书本外的知识，有利于传承地方文化。
二、挖掘民俗风情资源，陶冶艺术情操
民俗风情乡土文化不仅对本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一定影响，更因其独特魅力而陶冶了一方劳动者的情操，使广大劳动者在劳作之余能获得美的体验，从而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农村小学应关注乡土艺术活动，着力挖掘乡土艺术资源。通过鼓励和指导学生参与乡土艺术活动，既能培养学生对乡土艺术的兴趣，充实学生的生活，又能增强爱家乡、爱祖国的民族情操。
利用民俗风情文化，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教育资源，从而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以引入张山寨“七七庙会”民俗风情为例：首先要求学生深入实际，走访知情人，了解献山庙会的民间传说、习俗及历史沿革；然后收集相关资料，挖掘庙会的文化内涵；最后扩大“七七庙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学校组织学生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装订成册，作为向外宣传的材料或学校传授乡土文化的教材。学生受到了浓厚的家乡文化的熏陶，感到非常自豪。也可发动学生为挖掘地方特色文化献计献策，为以后发扬光大地方特色文化培养人才。
学生积极参与到庙会当中，经历一系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感受传统庙会的文化内涵，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每逢庙会，人们便会穿上节日的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相互交流，欢聚畅叙，其乐融融，一派祥和气氛。在此期间，学生也能从中学会交往的礼仪，受到教育，陶冶情操。
在上述地方课程教学案例中，我们清楚地发现，通过学生实践活动，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教师是地方课程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学生成为真正的实践者。教师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体验民俗风情中，感受民俗风情的魅力和内涵。
三、挖掘家乡特产资源，激发爱乡之情
在地方课程教学中，要求教师和学生围绕具有地方特色的家乡特产，感受家乡丰富多彩的特产经济，提升学生关注家乡、热爱家乡的感情。
如教学六年级《浙江绿谷》中《香菇之源》。在这一课中，学生了解了菇神传说，就会对家乡的特产产生好奇。教师顺着思路插入了家乡特产的介绍，缙云以粮食生产、生态水果、蚕桑、茶叶和席草为农业的主导产业。尤其蚕桑是大多数学生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学生听得到、看得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结合学生生活经验来开展教学活动，把蚕桑资源作为地方课程的最佳资源和活教材，以“蚕桑知识小调查”开展教学活动，调查农户桑树种植和养蚕的情况、家庭收入情况，了解桑树的种植、蚕的养殖方法，写观察日记。培养学生从小了解家乡、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感情。
将家乡特色美食融入到地方课程教学活动中，必将创出一份新天地。例如缙云米炮糖、缙云上王土爽面等特色美食，组织学生观察烤烧饼的制作过程，通过采访切糖师傅了解缙云米炮糖的制作工艺。同时，在开展“缙云烤烧饼”这一教学活动中，如何突破传统，让学生在活动中寻找具有古镇特色的素材，成了笔者的思考点。经过思索，笔者以调查民间故事为切入点，经过学生的调查，找到不少如“烧饼的起源”等具有古镇特色的故事，还有学生写下了关于烧饼的习作。
为了加强学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增强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还开展“寻找名人足迹”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寻访、调查中悟家乡名人爱家乡之情感，求做人之品质，让学生在体验中产生心灵的震撼，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
古来圣贤皆寂寞。南充(古时称安汉)市郊的西山，一个清净幽远的地方，是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的故乡，也是他前半生读书、治学、隐居、著作的地方。始建于1700多年前、重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万卷楼，引得无数研究三国文化的中外文史学家前来探源观瞻。
沐浴着浓浓的春光，我们踏着几百级石阶拾级而上，只见“魏、蜀、吴”三面旗帜迎风招展，依山而建的万卷楼高高矗立在蓝天下，它由读书楼、藏书阁、纪念堂三部分组成。院内塑有陈寿的大型石雕像，两侧廊轩中的“三国演义”线刻壁画16幅，可称国内一绝。纪念堂门匾“并迁双固”肯定了陈寿的历史地位，即与司马迁班固齐名。荡气回肠的楹联中有一联：“万卷楼藏万卷书，千秋笔写千秋史”，颇能概括此楼的主题。
入得楼来，室内展出的是陈寿的生平及《三国志》原本及三国时代的古迹文物等。置身其中，有种历史的厚重感牢牢把你包围，我辈惟一可做的只有怀揣崇敬之情细细览之。
珍贵的史料燃亮了我的眼睛。叹陈寿何其伟大，既是史学家，亦是思想家。所著《三国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取材精当，文字精练，真实公允，思想观点越千年历久弥新。66卷36万多字的《三国志》共描写人物440人，说的是三国鼎立形成到西晋统一全国的历史，书以三国并列，创纪传体断代史新例。
知识给予知识分子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能力。陈寿在《三国志》里主张树立君臣风范，劝戒君王力戒奢淫，治国平天下；宣扬民本思想，盛赞诸葛亮理民之政，爱民之德。揭露吴王孙皓诛杀忠良，虐杀百姓；反对征役繁酷，提倡休养生息，重视农桑本业；主张任贤重才，批评刘表袁绍不知贤任能；提倡勤政廉洁，盛赞诸葛亮廉洁奉公，表彰忠于职守的官史。这些思想观点迄今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陈寿的《三国志》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我在万卷楼才真正了然。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被誉为中国二十五史之冠。古今政治领袖运用三国谋略治国施政，《三国志》是最喜欢的史书之一；营魏屯田制度被我党用于解决革命根据地的土地经济问题，现代商家奉三国谋略为商战法宝；在军事上三国战例是研究战争和指挥战争的典范，在史学上是研究中国古代及周边国家古代史的重要文献，在科技上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提供了资料；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三国志》功勋卓著，它为后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空间。没有《三国志》，就没有《三国演义》，中国文学的百花坛中就少了一株流芳千古的奇葩。它以源远流长，超越时空的魅力，演绎了独特的遍及世界的三国文化奇观。这凝聚先人智慧的三国谋略和三国文化堪称中华瑰宝。
更令我们嗟叹的是陈寿的命运，他一生在幸与不幸中沉浮，上天在他身上成功地施展了以官场失意来造就奇才的诡计，陈寿少时聪慧繁识，勤奋好学，师事谯周研读史学，蜀汉时任观阁令史。由于秉笔直书得罪权贵，宦官专权后多次遭谴黜，31岁即淡出宦海，隐居在安汉。是故乡的青山绿水安抚了陈寿愤懑的情绪和受伤的心灵，也激活了陈寿三国作传的雄心壮志。十余年来潜心研治经史，分别为魏蜀吴著书。这期间他常常为收集资料深人民间走南闯北，通宵达旦地奋笔疾书。晋武帝时陈寿复出，任著作郎兼中书郎，集合三国时官私著作，又历经十余年，于太康十年著成《三圜志》。可以说陈寿呕心沥血，毕其一生，只为干成这件大事，他也干成了这件大事。比起当今那些全能式的、快餐式的作家，陈寿执着的理想追求，严谨的写作态度令人五体投地。可以设想，如果他官场得意，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上充其量就是一个后人根本无法知晓的官僚，哪里来的流传千古的《三国志》。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
出得楼来，跌入三月的春光里，再回望一眼陈寿手捧书稿肃穆端坐的雕塑，那清瘦的身子一定是“为依消得人憔悴”，那若有所思的眼神一定是在构思一个精彩的谋略，那微微开启的嘴唇似乎是在教导后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
原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著名学者刘国正认为：“中国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如胶似漆，密不可分。多年来，我们队这方面探索甚感不足。学习传统文化，使语文教育丰富多彩，不再是干巴巴的几条筋，还能增进学生的思想道德的修养。”
语文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语文的灵魂。这就要求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运用和语感的培养，也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拨打，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也要承担起“体认中华文化，厚植传统精神”的重任，因此在教学中为学生创造学习的机会，从而寻求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第一，挖掘教材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因素
在教会学生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同时，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进行阅读儿歌、童谣，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语言和文化经典的积累和文化底蕴。以所教教材为主，特别是古代经典作品，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作，传统文化寓于其中的，对学生进行教育，就能达到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
1.古诗文欣赏
古诗文是古代文化的沉淀，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美的文化食粮，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直接途径。古诗文欣赏，就是和古人零距离的接触，直接去感受古人的心跳。品尝古诗文带来的艺术魅力陶冶情操，产生对祖国灿烂传统文化的向往和热爱。
2.书法艺术的欣赏
书法艺术是汉字魅力的完善展现，充分利用教材中有关书法艺术的知识，让学生了解我国书法艺术的起源、流派、艺术风格，给人带来的美的享受。通过临摹、赏析、欣赏书法艺术的美，提供啊学生的审美能力，让他们自觉地热爱书法艺术、热爱传统文化。
3.对联文化是中国的国粹，有较深厚的文化内涵。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庙宇、凉亭、祠堂、大门都有它的踪影，过年的春联、办丧事挽联、柱子上的楹联，比比皆是。而且，从古至今也因对联生出许多有趣的故事，也都是深化语文教学的生动教材。
第二，在探究性学习活动中弘扬传统文化
1.对家乡民风民俗进行探究
民风民俗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沉淀，它是一个地方长期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文化样式。湟源县位于青海省西宁市西部，以汉族为主，还有回、藏、蒙古、土族、满族等，它是古代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丝绸南路要冲。闻名于世的唐蕃古道、取道日月山而抵拉萨。它像一条金色的彩带，飘落在银装素裹的青藏高原，留下了汉藏人们世世代代友好往来的足迹和情深意长的美好传说，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可让学生采集资料、调查了解、上网搜寻、走访身边老人，然后按类整理加工，编成教材，作为校本课程，在课堂上进行教学，体委地方文化的魅力，在收集整理中深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韵美，油然而生热爱家乡之情，达到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目的。
2.湟源县旅游文化的探究
旅游景点星罗棋布。大自然赋予地处世界屋脊的湟源县一派巍峨壮观、绚丽多姿的风光，同时有“小北京”美誉的湟源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大黑沟、西石峡、药水峡、华石山、宗家沟等山、水、林、泉、草甸组成的自然生态、日月山古迹文化，城隍庙、扎藏寺、唐蕃古道为主的人文旅游资源，境内景点多达47处。就凭这些景点，足以让学生感受到家乡旅游文化的辉煌灿烂。
3.湟源文化的探究
湟源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昆仑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等各种文化在这里相生相长，交汇碰撞，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多种文化的互动，形成了湟源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4.湟源排灯艺术的探究
湟源排灯如金璞玉，历史悠久，起源于清代中期，历经200多年沧桑岁月，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枚奇葩和各民族共同喜爱的一项民俗文化艺术，具有“青海民族民间艺术珍品”之称。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湟源成为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排灯艺术之乡”
第三，开放传统文化教育的校本课程
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两文叙述李白
出生都在“逃归于蜀”、“潜逃广汉”之后，所以历代都认为李白生于蜀中。但李白在
肃宗至德二年写的《为宋中臣自荐表》中却说：“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
”至德二年57岁，其生年应当是武后长安元年，至神龙初迁蜀时李白已5岁， 显然不可
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编《李太白年谱》时发现了这个矛盾，提出疑问：“神龙改元，
李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亦或太白之生年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展开过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
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
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
进入80年代，学界展开了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将各家所持的论点按地域划分，
可分为以下四种。
首先是蜀中说。《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 期发表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
，文章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出生于绵州昌明县青莲乡。王少志《李白的故乡——江油》
（《新疆日报》1982年5月8日）、蒋志《李白生于江油补正》（《古典文学论丛》1982
年第10期）均认为李白生于蜀中。蒋志的《再谈李白生于四川江油》（《宁夏教育学院
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亦认为对蜀中说不能轻易否定。 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
及其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也持蜀中说。他后来又写了《“神龙年
号为神功之讹”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一文，认为即使像“神功”这样
只存在了三个月的年号也可以称“初”和“始”，李白生于蜀地确定无疑。
其次是条支说。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 期
）和康怀远《对〈李白出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 期
）认为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代，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在
唐代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
第三是焉耆碎叶说。李从军《李白出生地考异》（《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
年版）谓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思腾湖畔的焉耆自治县和库车一带
。王耀华《关于李白出生地史料的辨析》（《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也认为李白的
故乡应是安西的焉耆碎叶。
四是长安说。刘开扬《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认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 因官寓家”的“咸秦”指长安，由此
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进入90年代，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仍在继续，且探讨的角度有所拓展。周勋初《
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父子三代
的名字全都暗示了李白一家来自西域，并寓其本姓“李”；又从李白为死去的朋友吴指
南实行“剔骨葬法”（又称二次检骨葬）一事出发，认为这与他接受突厥文化或蛮族文
化的影响有关。王伯奇《李白的籍贯探讨》（《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从籍贯的概
念入手进行讨论，结论是只有山东才是李白的籍贯。
综合以上众说可知，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蜀中说”与“西域说”两
种观点上。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不外乎以下几种：李白《上安州裴长
史书》，李白《与韩荆州书》，李阳冰《草堂集序》，魏万《李翰林集序》，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墓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刘煦《旧
唐书·文苑传》（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虽然基本材料相同，结论却差异甚
大。为此，李家烈《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四川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一文从李白生平史料的存世状况出发， 认为基本材料的诸多不实之处动摇了它们的权威
性，因此，在未发现新见史料的前提下不宜急于创立新说，立足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重
新检讨和反思才是谨慎和理智的做法。
二、家世问题
第一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暠之后。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师院学
报》1979年第4期）、 耿元瑞《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
两篇文章持这一说法。 王步高《李白是达摩的子孙吗》（《衡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
期）亦认为李白和李世民都系凉武昭王九世孙。
第二种说法是李白为李贤、李穆之后。兰州大学张书城在其《李白家世之谜》（《
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4日）一文中认为李白是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
系的后裔。本文作者另有《拓跋魏系李陵之后说考辨——附揭李白本家金陵之谜底》（
《祁连学刊》1990年第2期）、《李白家与许氏家似曾相识》（《李白研究》1990年第2
期）两篇文章亦持同一观点，并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发表《说李白“本
姓李，其先陇西诚纪人”》一文，对李白先祖的家世演变进行了完整的勾勒。
第三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抗之后。刘伯涵《李白先世新探》（《中国李白研究》1990
年集）一文持此说。作者认为李白应出生于陇西李氏的一般平民家庭。
第四种说法为李白是太子李建成之后。徐本立《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
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
第五种说法为李白是李瑗之后。徐本立在写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0年集）后，很快又发表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补正》（《中国李白研究
》1991年集）对前文进行补正，认为李白也可能是李瑗的后代。
第六种说法为李白是李轨之后。周维衍《关于李白先世的问题》（《学术月刊》19
85年第6期）持这一观点，认为李白是隋末割据河西、入唐后与李渊抗衡失败被诛的凉王
李轨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孙。
第七种说法为李白是李伦之后。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4年版）认为李白是陇西李氏丹阳房始祖李伦之后。
除汉人说以外还有混血儿说。范伟的《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求实选刊》1986
年第3期）认为李白是汉之苗裔、 胡之身躯的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儿。
除以上观点外，研究者们还从其它方面对李白家世问题进行了探讨。张书城《李白
先世流放焉耆碎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3 期）一
文重点考查了隋朝在西域是否开辟过贬谪地。杨镰《李白身世的一个问题》（《唐代文
学论丛》1986年第7 辑）一文认为“咸秦”一词应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在对李白家世的讨论中宗室说占的比重较大。而异族说的主
要依据是：《宗室世系表》中没有记载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没有成为天宝元年宗正寺
隶入李氏子孙的诏赦对象；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对唐宗室的称呼非常混乱；李白的容貌
像异族；李白懂外国语。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者往往赞同异族说的前两个论据而否定
后三个依据。实际上这三种说法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二种说法是对第一种说法的全
面否定；第三种说法又部分地否定了第二种说法。家世问题又与出生地问题之间有着紧
密的联系：持宗室说者一部分赞同西域说一部分赞同蜀中说，而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
者和异族说的支持者则一般赞同西域说。
三、入长安的时次问题
一千多年来，人们一般认为李白仅在天宝初年到过长安一次。王琦《李太白年谱》
以及詹瑛《李白诗文系年》都认为李白在关中写的诗篇是天宝初年的作品。
稗山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提出李白在开元
年间也曾到过长安，并描述了李白的行程，而且估计李白第一次入京时间约在开元二十
六年夏至二十八年春之间。但此说提出后很长时间未得到学界响应。1971年郭沫若在《
李白与杜甫·李白的家世索引》中肯定了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并认为第一次入长安
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
1978年以后，郁贤浩陆续发表《李白与陈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
1978年第1期）、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同上第4期）、 《李白初入长安
事迹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等文， 肯定了稗
山的两入长安说以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此后不少学者撰文对开元年
间入长安说予以补充，包括谢思炜《李白初入长安若干作品考索》（《西北大学学报》
1983年第3期）、 薛天纬《李白初入长安事迹之我见》（《唐代文学论丛》总第5期）等
文章。
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赞成“两入长安说”，但在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问题上意见
不统一。稗山提出开元二十六年说；郭沫若认为是开元十八年；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
长安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应在开元二十五年； 李从军《李白
第一次入长安考异》（《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在开元十九年底或二十年初
； 王辉斌《李白“苦雨诗”再考订》（《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认为在开元
二十一年。
对李白一入长安后出京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的分歧也很大。郁贤皓认为在开元二十年
春夏之交，路线为泛黄河，经开封、宋城、洛阳，于开元十九秋至安陆。李从军《李白
归蜀考》（《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认为在开元二十一年春取道蜀川，经三峡还
安陆。 王辉斌《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辨》（《金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5 期）认为时间
是开元二十一年秋，路线是经洛阳、嵩山还安陆。
还有一些学者撰文反对“两入长安”的观点，力图维护传统的天宝初年入京说，如
章诚望《谈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对稗山先生有关论文的商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3 期）、刘广英《李白初入长安若干作品考索商榷》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等。
“两入说”出现后不久又有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说”。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
》一书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一二年北游幽州后又曾到过一次长安。李从军在《中华文史论
丛》第2期发表《李白三入长安考》，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一二年间第三次到长安并有汾坊
之游。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人文杂志》1984年第4 期）认为李白第三次入长
安是在天宝十二年春幽燕之行归来。郑文《李白三入长安之我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3 期）一文同意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的意见
。
三入长安说提出后很快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期发表郁
贤皓《李白三入长安质疑》， 认为李白自幽燕之行到宣州之游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三入长
安、游历汾坊的时间。
对于李白第二次入长安的时间也有一些学者撰文进行讨论。谢力《李白开元末入京
考》（《李白学刊》1988年第1 期）一文认为李白第二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二十八年
秋，至开元二十九年秋出京。杨栩生《李白开元末入京说辨疑》（《中国李白研究》19
92／1993年集）则认为天宝末年入京说难以成立。许嘉甫、许玮《李白二入长安始末》
（《祁连学刊》1996年第3期）一文同意李白开元末入长安说， 但时间应是开元二十七
年九月中旬。
对于李白入长安这一问题还有学者提出了比较新颖的看法。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
考》（《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2 期）认为李白开元间第一次入京不应是西京长安而
应是东京洛阳。
郁贤皓《再谈李白两入长安及其作品系年》（《文学研究》第5 辑）一文是对1978
年作者发表在《南京师院学报》上的《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一文所受到的各
种责难的答复，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近20年来李白入长安问题的一个总结。郁文通过排
比原始文献与新见墓志，对李白入长安问题作出了中肯的分析。作者于文末倡导用王国
维的“二重证据法”来对李白进行研究，认为只有依靠新资料的发现才能做好李白及其
入长安时次问题的研究。
四、交游问题
李白集中所涉及的交游对象，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人之多，弄清楚这些交游者的
生平以及李白与他们的交往关系，无疑有助于李白作品系年及其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因
此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将李白的交游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李白与杜甫的会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对于李杜的交游，多数学者认为：李杜
一生三次见面，初识是在天宝三年三月，地点洛阳；第二次是天宝三年秋日，地点梁宋
；第三次是天宝四年夏或秋，地点为齐州或兖州。
进入新时期，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总第13期）
首先对李杜初识的时间与地点提出怀疑。郁贤皓《李杜交游新考》（《草堂》1983年第
1 期）在耿文的基础上认为李杜初次会面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宋之间；“齐州之会”是
“又一次诗坛两曜与众星相聚的盛会”。但刘友竹在《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0年集）中认为文学史上所谓的“齐州盛会”并不存在。康怀远《李杜长安
相见试证》（《阅读与写作》1987年第12期）认为李白与杜甫于天宝末年在长安又见过
一次面。王辉斌《李杜初识时地探索》（《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1 期）认为李白天
宝三年春赐金还山后即于夏秋之际在梁园与杜甫初次见面。
李白与“卫尉张卿”的交游问题也是新时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点。首先是郁贤皓在
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
）、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等文， 论证
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即张说之子张垍。王辉斌《李白“苦雨诗”再考订》（
《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也通过对张介然、张价、张垍等人仕宦经历
的考证，指出此诗中“卫尉张卿”应是张垍。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诗别
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6 期）认为张卿身份难以确定。其后，郁贤皓又写了《李
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一文， 文章进一步考证出玉真
公主的若干生平事迹。
李诗中的“崔侍御”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李从军《〈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
〉质疑》（《文史哲》1984年第6 期）一文认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既不是崔宗之也
不是崔成甫，而是另有其人。倪培翔《也谈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唐代文学研究》第
1 辑）一文支持此观点。
关于李白和孟浩然的交游，靖华《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荆门大学学报》19
87年第2期）认为李白与孟浩然一生中曾相会四次。
关于李白与李邕的交游，刘友竹《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
集）认为天宝三四年李白并未与杜甫一起北上会见李邕；李白于开元七八年间在渝州谒
见李邕时遭冷遇，使两人关系一度蒙上阴影。
李白与贺公的交游，钟振振《关于李白任城县厅壁记之本事与系年》（《文学遗产
》1988年第2 期）考证出“任城县令贺公”乃贺知章之从祖弟贺知止，并将此记系于天
宝八年。李清渊《李白与贺公交游新说补订》（《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指出李白
此文应作于天宝十年春。
关于任城六父，许嘉甫《李白任城六父征略》（《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认
为任城六父即赵郡李氏东祖房李熔第四子修。
关于李白与苏梃的交往，陈钧《李白谒见苏梃年代考辨》（《中国李白研究》1990
年集）认为李白谒见苏梃的时间应是开元九年春。
一些文章还对李白交游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郁贤皓在《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李白暮年
结交的一些人多与颜真卿有关系，并考察了韦冰、殷佐明、殷淑等人的生平，又在《李
白交游杂考》（《唐代文学论丛》总第3辑）一文中对赵悦、斐图南等人的生平进行了考
证。许嘉甫《李杜交游考录三题》（《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考证了卢弈、卢鸿、
杨山人的某些生平事迹。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对李白交游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郁贤
皓对“卫尉张卿”及李集中数十人的身份与生平的考索，王辉斌对李白与杜甫、苏梃、
元丹丘等人的交游进行的考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李白生平研究工作的进展，刘友竹、
葛景春、李清渊等人的研究也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五、生卒年问题
李白的生卒年研究者们历来是根据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李阳冰《草堂集序》
、李华《李君墓志》等材料推知的，即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卒于代宗宝应元年，享年
62岁。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李白研究的深入，其生卒年问题亦出现了种种新说。最先否认
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是李从军的《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文
章提出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之说。
康怀远《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江汉论坛》1985年第4 期）认为李白的卒年
为大历元年，生年应为神龙元年。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 期）一文认为李白卒年应是
广德元年，享年63岁。
杨栩生《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解说》（《李白学刊》第2辑）、 吴宗铭《对李白卒于
宝应元年质疑的质疑》（《李白研究》1990年第1 期）依然持传统说法，认为李白卒于
宝应元年，享年62岁。
对李白卒年的研究和对出生地及家世的研究情况一样，都是建立在基本材料的基础
上。王辉斌《李白卒年新说辨析》（《漳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针对近年来国内研
究者就李白卒年提出的广德元年、 广德二年、大历元年、大历二年四种新说从五个方面
进行了考辨，可以说是对近年来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总结。作者认为，新说所依据的材
料都无法证明其中任何一种之成立，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还是以卒于宝应元年为是
。
六、行踪问题
李白出川以后的行踪一直是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按照关注的重点不同，可以将
问题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李白出川的时间问题。宋人薛仲邕首倡“开元十年”说，王琦《李太白年谱
》认为系于开元十三年。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依从王说的比较多，但也有人对前人的说法
提出质疑。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出蜀年代考》以及《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
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是开元十二年秋。 陈钧《李白出蜀
年代考》（《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在开元十年。毕宝魁《李
白诗中巴东考》（《文学遗产》1990年第3 期）认为李白出蜀时间为开元十三年。刘友
竹《李白初次出峡时间及其后短期游踪别考》（《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2 期）就李
白开元十七年前的游踪进行了考证，认为李白初次出峡后，下荆门，至江陵，于冬末春
初见司马承桢，并南穷苍梧，开元十三年秋在金陵，第二年游剡中，开元十五年返安陆
与许氏结婚。
其次是他在安史之乱时的行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叛乱时
李白正在宣州一带游历，因此将李白《奔亡道中》五首与《南奔书怀》一起系于至德二
载。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此二诗写于天宝十四年冬季安禄山叛乱时。郁贤皓《李
白洛阳行踪新探索》（《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3 期）一文认为这组诗说明了李白携
宗夫人由梁园经洛阳沦陷区向西过函谷关奔逃的经历，并对李白在安史之乱初起时的行
踪作了清晰勾勒。
第三是李白长流夜郎问题。对这一问题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结论，即“未至说”与“
确至说”。首倡未至说者为北宋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王琦《李太白年谱》，詹
英《李白诗文系年》，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从军《
李白考异录》，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专著都采用这一说法。清人程恩泽《程侍郎遗集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等提出“确至说”，但未得到响应。进入80年代，研究者们
围绕这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讨论。邱耐久《李白确至夜郎考辨》（《学术论坛》1982年
第2期）认为李白曾流放至夜郎。 王定璋发表《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学术论坛
》1983年第5 期）认为李白未曾到达夜郎。林东海《巫山巴东夜郎》一文认为李诗《流
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诗中“半道”一词应理解为“贬期的中间”而不应理解为“半路”
，因此李白确实到过夜郎。进入90年代，《李白研究》第2 期同时发表了张才良的《李
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和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文从唐代律令出发，
认为李白得到的判决为唐律中最严厉的“加役流”，时间为三年；李白长流夜郎的首程
地为舒州怀宁长风沙，首程时间为乾元元年六月；李白到达了夜郎。陶文也认为李白此
行确至夜郎，但认为李白赦放的时间为乾元二年五六月间，而且《自汉阳病酒寄王明府
》中“今年赦放巫山阳”之“巫山”指的是夜郎流放地的一座小巫山。张春生《也谈李
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亦从唐代法律出发，
认为李白判流时间在乾元元年三月，五月上道服刑，十一月到达夜郎贬所，次年五六月
间遇赦获释；并勾勒了李白流放所走的路线。王辉斌《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中国李
白研究》1991年集）认为李白巫山遇赦是不存在的。不久王辉斌又发表《李白长流夜郎
的历史真实考述》（《传统文化》1991年第4期）， 文章对李白流放期间所作的20首诗
歌进行了重新系年，并对李白流放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全面讨论。至此，“确至说”得以
确立。
第四，李白在巴东的行踪也是研究者们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刘友竹《李白三到渝
州》（《重庆晚报》1988年7月29 日）认为李白三到渝州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八年、开元
十二年秋、乾元二年三月。许嘉甫、许玮的《李白三下渝州考异》（《成都大学学报》
1997年第1 期）结论与刘文相同。许嘉甫还作有《李白四渡峡江考异》（《成都大学学
报》1998年第2期），文章对李白四次出峡的时间和路线作了大致的描述。
除以上这些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外，还有不少文章对李白行踪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
察。
竺岳斌《李白东涉溟海行踪考》（《唐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 期）认为李白“东
涉溟海”之“溟海”乃今之剡中盆地。
刘友竹《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 年第4期）认为：李白
曾被流放到过今天重庆市一带。
王辉斌《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荆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4 期）认为李白开元
十四年秋自维扬到江夏后第一次游安陆，接着在随州结识胡紫阳，然后至襄阳，从李浩
处求得经济援助，旋即远客汝海，途中结识王昌龄、元丹丘，第二年春天“近还郓城”
。
毛水清《李白炼丹地点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李白一生中曾经炼丹
和打算炼丹的地点进行了逐一考证。
李白究竟几游苍梧，学术界历来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刘友竹《关于李白两游苍梧问
题的补正和辨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 期）认为李白开元十二年及乾元二年两游
苍梧。许嘉甫、许玮《李白三游苍梧考异》（《零陵师专学报》1997年第1 期）认为李
白一生三次游苍梧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十三年五六月间、天宝十年八月和乾元二年八月。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对李白行踪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其中长流夜郎、东下
溟海、南穷苍梧等问题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发表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新见。
七、对研究现状的总结
新时期对李白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的研究虽然新说迭出，但往往各执己见，缺少真
正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传统说法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
在对李白行踪的研究中，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这一发现是本世纪李白研究中取得
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有了这一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新时期对李白入长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三入
长安的新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
整清晰地呈现出来，多数诗歌的系年也已基本确定。在李白行踪的研究中，另一项令学
术界瞩目的成果是李白长流到达夜郎这一观点的确立。
对李白交游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李集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物的
生平已经基本清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崔侍御”等人所
做的考证。对于“卫尉张卿”到底是张垍还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尚不能最终确定，
今后若能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确定“卫尉张卿”到底是谁，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从另
一角度看，即使尚未准确考出“卫尉张卿”也并不影响人们正确理解李白一入长安的遭
遇与心情，也不影响人们把握李白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新时期对李白生平的研究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有些研究者违背了考证的基本原则。例如在对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中，一些
研究者围绕李白之家和李唐王室或远或近的宗亲关系，对李白家世作种种考察，其中不
少文章的共同之处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记
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这种处理方法是考据的大忌。寻找李白的出生
地、家世、卒年这类客观性很强的问题的答案，应该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如果研究者不
能对李《序》、范《碑》加以证伪，却又否认其内容的可信性，这就等于给李白家世问
题打上了死结。当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导致了研究者理解上的不同
，原始材料在记载上的矛盾之处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加剧了分辨的困难。总之，在发现新
材料之前，仅依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结论显然是不智之举。
其次是有些研究者只从诗歌本身出发来进行分析，缺少对史实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证
。传统考证是从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越性是能够坐实作家的行止出
处和作品的作时作地，其局限性在于往往因史料短缺而无法稽考。仅仅从诗歌本身出发
进行分析也不足取，原因是许多作品是用抒情的手法写成，其中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人
物和事件。因此，仅仅通过内容分析，难以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迹作出合乎实
际的判断。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既重视作品内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两种方法交互
使用，才能有效地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