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2 13:32:32
XX保姆市场调查
纵观xx保姆市场，许多潜在问题却不容小觑。保姆的主要来源——家政公司在保姆介绍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上门应聘的保姆究竟来自何方，素质如何，性格如何，这些问题都得靠雇主自己碰运气。于是许多人抱怨找保姆难。也许，找保姆也得讲究一个个性，不同家政公司，不同管理方法下的保姆，适合着不同的家庭。且借你一双慧眼，优劣自辨吧。保姆基地：资源丰富但素质不高典型个案：“一家人”家政服务公司优点：从根基上保证了保姆的来源和可靠性。如果想找一个规规矩矩的保姆，那还是去这种家政公司比较好。缺点：从“保姆基地”来的保姆固然老实可靠，但因为大都来自农村，文化素质可能不高。据“一家人”家政公司家政部的吕略芳经理介绍，他们在xx市和江苏周边地区安排了十几个“保姆基地”，愿意到xx来从事保姆工作的人和“一家人”签订协议，而“一家人”则根据xx顾客的需要到各个“保姆基地”要人。“保姆基地”确保了保姆的可靠性。在“一家人”，记者看到了几叠厚厚的协议书。在协议书上，详细地记载着保姆的身份、住址、以前从事的职业，以及保姆的配偶、子女、父母等的主要情况及联系地址。“首先，从保姆基地介绍过来的人，身份值得信任。另外，保姆家乡的关系限定保姆的行为必须循规蹈矩。你想，如果他（她）自己在xx出了什么事，家里人一定都会知道的，这样回去的话多难看啊。所以从‘保姆基地’来的人都是老老实实的。”从保姆基地把保姆请到xx以后，“一家人”会安排他们体检，然后对他们进行为期一个星期左右的培训。培训和体检都合格，保姆才能上岗。保姆来到雇主家里，“一家人”还要对他们进行跟踪联系，在定期与不定期的联络中，“一家人”继续指导保姆怎样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充当调解矛盾的角色。网络服务：推介快捷但人员复杂典型个案：xx家政网优点：信息量大，时刻掌握市场动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服务。急于寻找大量特殊保姆，在这里最合适了。缺点：虽然够快，但人员复杂，真的去那边找，可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稍稍关注xx的家政信息，你就会注意到xx家政网。在xx家政网的首页上，有一栏“最新信息”，上面有各种最新的家政服务信息。秦淮区的周小姐想找8名35岁左右的保洁员；赵小姐要寻找一名可以带小孩、做简单家务的住家保姆；新路家政服务公司登出了“常年提供各类家政服务，并招聘各类家政服务人员”的广告；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寻找病人陪护、老人陪护、照顾宠物的信息。xx营雨管理咨询公司是xx家政网的惟一协作者，他们充分利用了网络高速快捷的优点，广泛收集家政信息。营雨管理咨询公司的孙小姐向记者介绍了保姆上岗的一般过程：“我们一方面根据客户要求培训保姆，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掌握保姆源。我们组织上门应聘的保姆进行3到5天的短期培训。然后我们再根据客户要求，挑选保姆上门服务。在保姆和雇主的磨合期中，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联系雇主和保姆，进行跟踪服务。磨合期以后，我们还是会跟踪服务，每个月都会联系一下。在保姆的假期中，我们要求他们抽时间回到公司，我们针对他们在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缺点继续进行家政培训，直到他们称职为止。”保姆员工制：训练有素但周期过长典型个案：xx百分服务公司优点：这种经营方式服务安全性好，服务标准高。是找高素质保姆的理想场所。缺点：高要求的培训，可能会使你等上一段时间才能见到你的保姆。过长的周期让一些心急的家庭忘而止步。xx百分服务公司的保姆大都来自xx本市，百分公司的王经理介绍：“我们公司实行员工制管理，并把经营重点放在了员工培训上。”要在百分公司成为一名合格的保姆并不容易，必须要经历过五关斩六将的磨练。首先是面试，面试中“百分”不仅要检查各种证件，还要对人的外貌、气质和谈吐进行测评，只有可塑之才才能接受培训。相对其他家政公司，“百分”的培训十分严格，一般要花上半个月，即便以前有相关的从业经验，持有上岗证，也要参加他们的短期培训。“百分”的培训内容十分全面，不仅包括了常规的家政服务培训，还包括了道德培养和公司理念知识，其中“百分”特别强调高质量的技能培训。培训以后，“百分”会安排考试，只有通过考试才能颁发“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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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她竟然成了一个管家
1986年，沈云清出生在山东威海。2002年她的家乡银滩被批准为国家4A级景区，小渔村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幢幢别墅拔地而起，一辆辆旅游大巴，一波波操着外地口音的人进进出出，这些人也包括她大学的室友林小茜。
一天，沈云清接到林小茜的电话，说要来小渔村。林小茜的爸爸在这儿买了套海景房，物业一直电话不断，今天水管改造，明天电路出错入户排查，她爸爸没时间处理，就让林小茜过来看看。
打开房间门，她们发现地板上尽是绿斑，存在漏水等问题。林小茜等物业收拾好残局后，临走前把房子钥匙交给沈云清：“拜托照看房子。”就这样，沈云清工作之余便去林小茜家的房子打扫卫生，开窗户通风等。两个月后，她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是林小茜爸爸的朋友，他在同一个小区里购买的房子，也想托她照看，并且每个月支付一定酬劳。
一周后，房主张先生就将钥匙和一份交予物业的委托书快递给了沈云清。委托书大致意思是：房内的一切家具、家电都交予沈云清保管，有事物业可以直接找她联系。
创业进行时，变身专职“养房保姆”
将委托书交予物业时，主管的一位阿姨随口问道：小姑娘，你这么年轻就当了“养房保姆”啊？什么是养房保姆？沈云清一脸疑惑。就是给异地置业的房子当保姆。阿姨很热心地解释。沈云清觉得这个养房保姆有点意思，继而向阿姨咨询起来。
原来，和林小茜的爸爸、张先生一样，很多异地购房者都面临这样的难题：房子空置率高，无时间打理，发生失窃、着火、漏水的几率很高。一些家政公司便和这些业主签订服务合同，代为照看房子，这就是阿姨口中的养房保姆了。
回家后，沈云清萌生专职做养房保姆的打算。她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本地的商品房住宅近年来至少新增了6万余套，尤其是海景房项目多由外地人购买。
掌握这些情况后，沈云清和四个姐妹开始商量开一家养房保姆公司。说干就干，找好店面后，家政公司在某个清晨的鞭炮声中开张了。
升级品质，每个青春都值得尊重
开业一周，沈云清傻了眼，上门咨询的少得可怜。从其他公司取经后，她们才知道，由于店面位置不好，加上没有宣传，更谈不上联合物业公司，所以，异地业主不知道有这么个养房家政公司存在。
找到问题，沈云清她们拿着宣传单开始四处联系物业公司，让他们帮忙招揽生意，这一招还真灵，很快她们就接到几个委托，两个月后，她们已经是20多套房子的“保姆”了，小有成就的她们觉得生活也安逸起来。
直到有一天，她们公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沈云清高中的校长，出了名的老古董。果然，校长一进门就给她们上课，现在的大学生啊，含金量太低，毕业了卖糖葫芦，当挑粪工……你们几个去给人扫地，读大学有什么用呢？一番恨铁不成钢的口气，剩下一脸尴尬的沈云清和同伴们面面相觑。
是啊，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一个正常人就能做的事情，虽然说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但既然是大学生，是不是也该做出一些什么成绩呢？从创业之初的喜悦迅速降温，她们开始考虑将来。最后她们决定，只有将养房保姆的服务升级，才能真正体现价值，也才能将事业维持下去。为此，沈云清专门请来了培训师，对她们进行培训，包括日常的房屋保养，花草养殖，还有宠物的饲养。她们帮业主打理花草，定期给房屋细节拍摄视频，让业主了解房屋状况……
一次，一个企业老板和沈云清联系，要安排公司员工来度假，住在委托给她们的别墅里。沈云清抓住这次机会开拓了一项新业务，她联系当地一家口碑不错的旅游公司做地接工作，制定详细的行程安排。员工们的度假被安排得非常满意，回去之后反应很好，老板亲自给沈云清道谢。而这个老板以后也成了沈云清的贵人，后面好几个接待都是他介绍过来的。
关键词：习惯性思维 电气检修 危害
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不论是言谈举止、还是工作行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我们把它称为“习惯性思维”。比如：有人在讲话中，常常会带有“××是吧”、“××话里”的余音。一开始听到这样的讲话感觉有些别扭，但是，听多了也就自然而然的习惯了、适应了。在工作中也是这样，在电气设备的检修工作中同样也不例外。比如：某施工单位在人们的心目中，检修工作向来都是十分认真、而且检修质量也是信得过的。所以，对该施工单位的检修工作就有一种信得过的理念存在。另外，还有一种思维定式就是对“领导的讲话、做事，也认为都是对的、不会有问题”的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习惯性思维”的表现。这些表现，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特殊的工作中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2005年10月，某特大型的化工企业对苯乙烯装置进行了大检修，在检修期间，该企业也对苯乙烯装置变电所原有6kV的12台高压开关柜和30几面低压开关柜进行了全部更换。苯乙烯装置变电所原来的开关设备是1995年前后随生产装置建设时从意大利引进的。南于该设备在运输途中，受到了海水的浸蚀，许多电气控制元件氧化严重，加上10多年的运行，设备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对装置的安全、稳定生产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为此，该企业决定，利用装置的大检修期间，对该变电所的高、低压开关设备全部进行更换。
更换该变电所开关设备的检修程序是这样的，先将原来所有的开关柜拆除，然后，将新的开关设备吊装进来，再进行就位安装和一系列的调试，没有问题后投入正常的送电运行。在12台高压开关柜中，其中有两台是变压器配电柜，变压器开关设备的更换既涉及到高压开关柜，同时也涉及到低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的拆装又涉及到变压器二次侧配电母线的拆装。
在设备的拆除阶段，施工单位将两台变压器的低压配电母线从低压柜的顶部不远处拆开，并根据母线进柜入口处的相序排列，在拆开部位的母线端口，对10条母线从右到左标注了N、A、A、A，B、B、B和C、C、C的辨识字样。之后，施工单位就完全进入到了设备的拆除、安装以及调试等过程中。
经过20多天的紧张施工，苯乙烯变电所的新设备已经完全安装就位，并经过各项调试工作后已具备试送电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在低压母线的安装过程中，苯乙烯变电所电工班的班长、车间工程师、车间主任、企业的电气总工程师等专业管理人员以及施T单位的人员先后在低压柜顶上对母线的连接相序都进行了核实，并对变压器的输出端相序也进行了核实，确认与拆除时的标注完全一致后安装到位。
首次送电时，两台进线柜和母线以及PT柜都送电正常，但是，当两台变压器柜送电时却出现了问题。苯乙烯变电所的两台变压器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容量都是2000kVA，额定电流为183／2886A。送电前，检查变压器高压6kV侧对地的绝缘电阻为50M欧姆,低压380V侧对地的绝缘电阻值为0.5M欧姆。虽然低压侧的绝缘电阻偏低了一些，但是，根据电气规程的规定，0.5M欧姆应该是满足要求的。
然而，在第一次送电时，两台变压器都来差动保护动作信号瞬时跳闸。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分析认为，可能是差动保护的整定值偏小，躲不过变压器送电时的涌流。所以，将变压器综保定值调出来进行核对，发现定值的确偏小，随即将定值按整定要求调大，然后先对1#变压器再次试送电。当开关柜刚一合闸，我们看到1#变压器柜200A和1#进线柜800A的电流表指针瞬间都打到了头，而且整个低压I段母线似乎与变电所的楼板一起发生了振动，并伴随着强烈的交流“嗡嗡”声，持续约3s后来差动保护信号跳闸，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面对第二次送电后差动保护又动作跳闸的现实情况，我们感到有些蹊跷，在场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众说纷纭。有人说仍然是差动保护整定值不合理：也有人说是合闸瞬间的相位角不合理，引起的涌流过大，使保护躲不过涌流等。因此，有人提议，先退出差动保护，然后再试送电，等正常后再恢复保护。还有人说，究竟是什么问题暂时还不能确定，可以再将2#变压器试送电一次，看看情况如何?
笔者是主管电气运行的，这一切笔者在现场都看得十分清楚，也感到十分的纳闷。但是，根据第二次送电时表现出来的情况，可以推断出1#变压器送电时低压侧的电流已经远远超过了10000A以上，这样大的电流绝不是涌流过大的问题，也不是合闸角度的问题，而是一种短路故障，甚至可能是三相短路引起的事故。所以，笔者否定了在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所有的提议，决定停止一切送电操作，对变压器的输出配电进行全面的检查。
首先我们将1#变压器从低压出口处与母线分离，然后对变压器进行检查。经过检查，1#变压器高压侧对地的绝缘电阻仍然为送电前的50M欧姆，而低压侧对地的绝缘电阻却为200M欧姆，远远高于带母线测量时0.5M欧姆的值。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变压器是好的，没有出现短路故障，设备没有受到损伤。接着，我们对变压器的配电母线连同低压柜一起进行了绝缘电阻的测量，结果与送电前的测量值也是一样的，同样都是0.5M欧姆。为此，我们决定对所有的低压配电柜进行详细检查，用干净的布将配电柜内的母线全部擦了一遍，并将所有的熔断器拔掉，将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回路也断开。然后再进行绝缘电阻的测试，测量的结果让我们大失所望，仍然是0.5M欧姆。这样的结果，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
随后，我们又对所使用的摇表也进行了校对检查，结果摇表的回零值就在0.5M欧姆的位置，而不是在0位。说明原来测量的0.5M欧姆实际上就是0M欧姆，也就是说母线与低压开关柜连接的部分有三相短路的现象，我们仅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结果确认三相短路是无疑的。这样的结论，再一次让我们感到震惊、也让我们感到疑惑。对此，我们不得不对厂家所提供的开关柜设备表示了怀疑，但是，厂家的现场代表一口否决了我们的想法，并坚持认为他们的设备绝对没有问题。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接着再往下查。我们将整个外部的配电母线从低压开关柜的顶部拆开，然后分别测量开关柜内的母线和外部的配电母线，结果柜内母线的绝缘电阻值为2000M欧姆，而外部配电母线的绝缘电阻值却冷冰冰地指在0M欧姆,的位置上。说明开关柜设备并没有问题，而是外部母线三相短路。
配电母线竟然出现了三相短路，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这一问题的发现，让我们不得不对从意大利进口的变压器配电母线的结构和接线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图1是检修前变压器低压配电母线的结构简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母线的两端有1#和2#两个转换箱，这两个转换箱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和施工单位事先并不清楚。
图2是检修时母线拆除位置及安装后的结构简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安装时拆除了母线入口处的1#转换箱，并将母线从拆除处与低压柜直接接在了一起。如果说，母线里面有短路，那么短路点究竟在哪里呢，显然，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2#转换箱里头。
事实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和施工单位一起将拆除下来的1#转换箱打开进行了详细检查，发现里面的母线接线错综复杂，A、B、C三相完全进行了交叉换位。图3就是母线带有两个转换箱时的内部接线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A、B、C三相每相都有3条母线并列连接，而且母线的两端都是N，A、A、A，B、B、B和C、C、C的相序排列，但是，在两个转换箱之间却变成了N，A、B、C，A、B、C和A、B、C的相序排列。
图4是拆除了1#转换箱之后母线内部的接线图。拆除了1#转换箱之后，施工单位按照拆除处原标注的N，A、A、A，B、B、B和C、C、C的相序将低压开关柜与变压器的配电母线连接了起来，而实际上却接成了N、A、B、C，A、B、C和A、B、C的相序。显然，从图4的接线图中可以看出，9条母线被按照A、B、C的连接顺序分别与开关柜内的A相、B相和c相短接了3处，完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三相短路接线方式。这样的接线方式，一送电就跳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问题查清楚之后，我们拆除了2#转换箱，用两个拆下来的转换箱中原有的铜母线，按照N，A、A、A，B、B、B和C、C、C的相序，更改了母线错误的接线方式。既减少了新增铜排，也避免了国产铜排与意大利进口铜排搭接时引起的过渡发热问题，两台变压器很快就送电、运行正常了。
对于检修中出现错误的接线方式，我们不禁会提出好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接成这样的方式?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为什么没有人去认真进行检查、核对?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习惯性思维”惹的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变压器的母线安装方式都是按照A、B、c的相序集中排列安装的，再结合原开关柜内母线的接线顺序，施工单位在拆除原母线后，标注出N，A、A、A，B、B、B和C、C、C的相序排列，并没有考虑到国外变压器配电母线连接方式的特殊性。这是“习惯性思维”的危害之一。
(2)在母线的对接安装过程中，有班长、工程师、主任以及老总都在现场进行了确认，也没有发现问题。可以想象，这么多的人进行了现场确认、这么多层次的技术人员都认可，都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大家也就认可了，也就没有人再去查看和思考这一问题的存在。这就是一种“趋同心理”，这是“习惯性思维”的危害之二。
(3)负责苯乙烯变电所检修的施工单位，具有丰富的现场施工经验，工作认真负责，施工质量向来都是有保证的、是信得过的，对于他们的施工做法大家都有一种“认同感和信任感”。所以，没有人对施工单位的拆装工作产生过质疑，致使问题没能及时被发现。这是“习惯性思维”的危害之三。
(4)国家电气规程规定，380V设备的绝缘电阻达到0.5M欧姆就是合格的，而当时用摇表测出的值正好是0.5M欧姆，完全符合规程规定的要求。所以，没有人对“表计不能回零”的问题提出质疑。这是“习惯性思维”的危害之四。
从工作内容和专长来分，保姆有专门承担做饭、家务的，也有主要护理老人的；从工作时间来分，有住家保姆，全天但不住家（约定工作时间，通常为8～12小时），钟点工。如果老人完全可以生活自理，只需要请一个帮忙洗衣做饭、打扫的人，可以选择不住家的保姆。这种情况下，保姆是否勤快、干活是否干净利索是考察的重点。
如果老人年纪较大或者行动不便，需要全职的陪护保姆，就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考虑是否具备护理经验和护理常识。对保姆来说，协助老人活动四肢，给他们喂饭喝水，帮助他们上厕所，都属于最基本的护理服务。要做好这些服务，最好能有一定的护理经验，尤其在防止卧床老人生褥疮等疾病上更有必要。此外，有些老人需要专业的理疗服务，甚至需要使用一些功能性的恢复器械。所以，保姆应多少懂点理疗知识，了解器械的功能，知道如何使用。
其次考虑是否有爱心和责任感。这直接关系到保姆会怎样对待老人，比如，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需要按时服药，调控饮食，甚至要定时大小便，这都需要保姆的细心照顾。此外，保姆还需要密切观察老人有无异常情况，以便尽早发现患病端倪。在护理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方面，这点更为突出。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保姆能否与老人沟通交流。老人心里的寂寞同样需要保姆化解，因此，保姆最好能口齿清晰。对于只会说方言的老人，不仅要求保姆能够听懂老人的话，最好还能说几句方言。这样会无形中降低双方的陌生感，增添亲近感。
现场操作不能省
一般情况下，找保姆有以下几种渠道。一是靠亲朋好友介绍，二是靠邻居的口碑推荐，三是直接找专业的家政服务公司推荐。但无论是哪种途径，一定要先了解清楚此人之前的工作口碑。最好不要轻信一面之词，多找一两个相关的人，特别是保姆之前的雇主打听一下。之后，要对保姆进行一个面试。
面试保姆，第一步，看她的外在形象，一定要干净整洁。雇主可以仔细观察保姆的头发是否干净，指甲里是否有灰尘，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从她的外表看出来。第二步，观察保姆的言谈举止，有的保姆说话不专心，有的态度非常傲慢，有的只会夸夸其谈，这些都可以从和保姆的谈话中感受到。第三步，主动提问题。问题最好包括“你的家乡在哪”、“受过教育吗”、“作息习惯是怎样的”、“之前护理过老人吗”、“你有哪些家人”等。这些问题能帮你详细了解保姆的生活背景、日常习惯，以便更好地做出判断。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姆现场操作。可以让她烧一顿饭或是打扫一下房间，从她做事的麻利程度来判断她的工作能力。
此外，对于保姆的身份和身体素质也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查看一下保姆的身份证、近期的体检证明等。没有健康证明的保姆，如果要录用最好提前安排一下体检，排除一些传染类的疾病。
需要提醒的是，保姆第一次入户是你观察她的好机会。训练有素的保姆从一进门、换鞋、洗手、问候家人、询问劳动工具和工作事项，到实际动手操作，种种细节上都能体现出职业素养和经验来。此时你一定要细心观察。
即使第一次入户工作表现你很满意，也不要立刻就决定正式雇佣。在正式雇佣前，一般建议留一周左右的试用期。只要你足够细心，基本可以筛选出初步胜任者。如果试用期间你发现保姆不适合你的家庭，不要勉强留她。事实证明，这种一时心软往往耽误双方。
定张岗位说明书
确定好保姆后，需要尽快让保姆明确她的工作范围，以及需要达到什么标准。因此，可以给保姆制定一份岗位说明书。此外，为了让保姆更快地熟悉老人，融入家庭，必须交代清楚以下几点：
1.日常细节和应对紧急情况。首先告知保姆家用电器的使用情况、常用物品的存放情况等。其次，教会保姆判断和应对火灾、煤气泄漏等情况。
2.告知老人的生活习惯。比如，老人身体如何，有些什么喜好，平时需要服用哪些药物等。如果有必要，子女可以制作一张老人生活作息表，其中包括老人用餐、外出散步、服药、休息的具体时间，以便保姆随时查看，保证老人的生活规律。
3.让保姆能找到你。把你的手机，办公室电话给她，并要求她带老人出门时也要随身携带。列出一份电话号码表，包括你的邻居、朋友、亲戚、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保姆能及时联系到你或你的亲友。
无论保姆在其他家做得有多好，新到一个家庭后，以前的很多做事方法都自动归零，一切要按照你家的要求和习惯来操作，包括饭菜的口味、家里的卫生、老人平日的照顾及生病时的护理等。所以，刚来的时候，要给保姆一段适应的时间，讲的时候要尽量耐心。
宽厚待人最重要
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难免会有磕磕碰碰。一项针对保姆与雇主关系的调查显示：保姆最不能忍受遭到歧视，雇主们则担心保姆会偷拿自家东西，工作能否达到要求也值得怀疑。造成这一现状，雇主与保姆之间缺少沟通是重要原因。
相处中，有些雇主对保姆的工作细节特别挑剔，会导致双方相处障碍。因此，在对待保姆时，一定要有平等的心态。宽厚待人是与保姆相处的基本前提。保姆进入一个家庭，在生活上是一家人，但在心理上又不是一家人，因此处理关系时要注意分寸。不能对保姆大声使唤，否则会伤害她们的自尊心，很难长留保姆。平时还要多关心保姆的生活和身体，比如保姆生病了，可适当让其休息；生活上有困难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她们一些帮助。平时要加强沟通，当你对保姆好时，保姆也会对你好，做起事来才会尽心尽责。
关键词：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集体理性；共同治理机制
关于企业理论，国内主流经济学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非人力资本相对人力资本更具专用性和可抵押性，很难退出企业合约，从而不得不承担企业财务风险，因此“资本雇用劳动”的企业制度最合理，张维迎博士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然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在企业特定文化下发展，同样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也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也要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所以人力资本所有者有权分享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应该实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是崔之元、杨瑞龙、周业安等人。这两种主流思想均是以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自身产权特征为出发点而分析的，而笔者则试图引入“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提出企业应该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
本文首先阐述了不完全合同理论，提出企业作为一个不完全合约，其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性分布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意义；文章第二部分引入“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说明企业无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出企业应该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文章第三部分是有关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最后对全文做一个小结。
一、不完全合同理论与公司治理结构
20世纪80年代后期，Grossman-Hart-Moor提出了“不完全合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产权安排的重要性来自合同的不完全性。合同之所以不完全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及事件出现时缔约人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在有限的条款中清晰的表达出来；或者即使表达出来了，也由于第三者如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当合同不完全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剩余控制权”的安排问题，或所有权问题，即当合同中未预料到的事件发生时，由谁做主的问题。
周其仁博士在其论文《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中指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这个契约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能事前完全规定各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条款，总要有一部分留在契约执行中再规定。也就是说，企业是一个不完全合约。从不完全合同理论我们知道，企业剩余的存在是企业的契约具有不完备性的内生特征，所以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影响每个企业参与人事后讨价还价的既得利益状态。与此同时，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还依赖于相应的控制权，控制权的存在意味着一方行为对另一方损益的影响。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构成企业所有权的两个维度，二者缺一不可，它们的对称性的安排正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含义（杨瑞龙、周业安，1997）。并且，仅仅强调这种对称性分布也不够完善，因为它们可以是简单的集中于股东或劳动者的对称性分布，也可以是分散地对称分布于企业中各相关利益者手中。下文我们将推出在现代企业中，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散对称分布似乎更优。
二、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
赫姆斯特姆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委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证明了如下的“不可能性定理”：在确定条件下，满足“平衡预算”条件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努力水平严格小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努力水平，即“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在经济学中，预算平衡是指团队的产出将全部被队员分享，但不一定是平均分配，纳什均衡是个人理性的条件，帕累托最优是集体理性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相互矛盾的。
从逻辑上分析，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种方法是打破预算平衡，使剩余分配规则满足弱约束，通过实行“团体惩罚”或“团体激励”来消除团队内的偷懒、欺骗等搭便车行为，从而既实现纳什均衡，又实现帕累托最优。第二种方法是保持预算平衡，但需要在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中选择其一。就笔者看来，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模式就是对帕累托效率（集体理性）的公然放弃，只单方面考虑了股东的利益，要求公司完全为股东服务，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股东作为剩余索取者，其利润最大化是其“个人理性”的体现，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则是“集体理性”的体现。按照“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我们可以推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与公司的价值最大化是相互矛盾的，一味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则会以公司价值的损失为代价。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司之间恶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的浪潮。由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可以高价将股票出售给收购者，他们往往同意恶意收购者的计划，但通常恶意收购者实现收购后都会重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改变公司经营方针，并解雇大量工人，这显然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是相违背的。如果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则公司管理层就有义务支持这种恶意收购行为，此时股东的短期获利行为只能以企业的价值损失为代价。
上述两种解决方法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即应追求集体理性，实行由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参与公司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这样易于消除团队内的偷懒、欺骗等搭便车行为，另外，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考虑企业的决策是等价于企业利益最大化决策的。
三、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
从广义上来说，凡是能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消费者、政府部门、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都可以纳入此范畴。从狭义上来说，凡是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团体就是利益相关者。在这里，我们就是对狭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公司治理进行安排设计。
由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其核心就是通过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种产权主体的行为；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合作的基础，并达到各产权主体行为统一于企业适应能力提高这一共同目标之上。
共同治理模式包括两个并行的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
建立工人董事制度是完善董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工人董事制度与各国的制度环境有关系。大陆法系一直强调公司活动是劳资双方的一种伙伴关系，故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建立了劳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度。英美法系不要求工人代表直接参加董事会，但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形成一个精心设计的集体谈判机制来解决劳资纠纷，工人的参与是同工会活动和政府的规定（如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结合在一起的。总之，工人参与多层次的决策在各国都是相当普遍的。我国让职工进入企业决策层有法律依据，另外英美法系的企业外工会与集体谈判制在我国缺乏必要的法律运作基础，所以我们主张大陆法系所倡导的职工董事制度。
建立银行董事制度，通过表决权制或信托制绕开我国“两业分离”的法律障碍，充分发挥银行的信息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同时实现对小股东和银行的权益保护。表决权信托制度是指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以不可撤回的方式，将表决权让与其所指定的表决权受托人，以谋求表决权统一使用的信托制度。表决权制度是指股东委托其人行使表决权的制度，这种关系是一次性的，可撤回的。
另外，在董事会的构成中，除股东派出董事、职工选举职工董事、银行董事外，还可以增设外部董事。外部董事通常由富有管理经验的专家、专业人士、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授、社会贤达人士等担任。外部董事参与董事会工作可以弥补其他董事专业知识不足、局限于本位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等缺陷，有利于利用外部的人力资源，以较低的代价提高董事会的管理水平。
监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主要是为了确保各个产权主体平等地享有监督权，从而实现相互制衡。首先，企业领导人（如厂长、经理、财务负责人等）不得兼任监事，否则成了自己监督自己，导致监督失败。董事和监事不得相互兼任。另外可以考虑在监事会中增设职工监事，并且职工监事不能同时任职工董事，反之亦然。最后应有一到两名银行代表作监事，以确保债权人的利益。
孙晖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在全球制造业迈向智能化的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制造的未来是什么？汽车制造业也不例外。让我们为整车制造商创想一下未来工厂的场景：自动焊接机器人代替人工焊接，常规车型与个性化定制车型能够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进行部件装配，车身内外哪怕只有一毫米大小瑕疵，都不会被放过……而要实现这样的“汽车的未来工厂”仅有机器人还远远不够，其核心是一整套自动化系统。
欧姆龙集团始创于1933年，立石一真先生在日本大阪建立了一个名为立石电机制作所的小型工厂，当时只有两名职员。创业至今的81年中，通过不断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欧姆龙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自动化控制及电子设备制造厂商，掌握着世界领先的传感与控制核心技术。欧姆龙坚信，自动化应该落实到生产的所有环节、事业领域和经营决策当中。自动化系统对汽车制造管理等多个层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包括原材料的采购和使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发、产品的制造等领域。作为整车制造企业的坚实后盾，欧姆龙一直致力于以“新自动化”打造汽车制造业的未来，以实现“未来智造”的种种创想。
打造最佳人机配比
无论是在今天抑或是未来，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永远都是整车生产商最关注的问题。对此，欧姆龙在汽车制造业领域推广最佳人机配比概念，即利用自动化生产技术把“人”解放出来，以便让他们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这是欧姆龙在自动化应用领域中最基本的思路。欧姆龙将这种理念贯穿于汽车制造业，并帮助整车厂商全面提升汽车制造业的水平，打造高效的智能制造。通过自动化技术，欧姆龙实现了对生产计划、执行管控、仓储运输物流的全程控制与管理，有效帮助汽车制造业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并且欧姆龙在帮助工厂减少库存的同时，实现了安全生产。
提速个性化订单生产靠FPS 技术
现在，个性化定制汽车即将成为汽车行业流行的营销模式。然而，这种个性化的订单产销模式对汽车生产制造厂商的零件装配效率，以及生产线灵活性有极高的要求。对于传统汽车厂商而言，管理混线生产和处理复杂的生产数据无疑是种挑战。
由欧姆龙开发的智能物料捡取系统（FPS）能够适应批量少、品种复杂的混线生产，使汽车生产企业能够在保证装配质量的同时提高装配效率，并缩短个性化订单交付时间。在更好地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的同时，FPS也节省了生产与劳动力成本。通过专用软件，FPS可根据装配需求，将每台车需要的相关的定制零部件种类在系统里自动排序，再通过料件配置上方的指示灯提醒工人根据需求、装配步骤安装部件，可同时管理高达三千种零部件的装配排序。那么，即使每一台待装配车辆的零件需求不同，工人都能准确地执行指示，减少装配错误。同时，FPS还能够直接连接复杂的数据库，方便生产数据的收集与管理，保证每一台个性化定制车辆的信息都得到记录，以实现生产信息的可溯源。
神奇的安全光幕
安全光幕是一种多光轴光电传感器，用于工厂车间等生产现场机械设备运转的危险区域，旨在避免出现将人卷入设备，以及人与设备相接触产生的事故，从而确保作业人员的安全。安全光幕由发光端与受光端组成，通过在发光端与受光端之间投射帘幕状红外线来检测人与物体的进入。
安全光幕可应用于像工厂车间这样的生产现场中，在机械设备运转的危险区域，安全光幕可将生产工人与那些易产生危险的设备完全“隔离”。最先进的安全光幕能够根据生产车间的状况灵活配置检测的间距，可以在9毫米至245毫米之间任意设定检测宽度。不仅如此，安全光幕还配有能使部分光轴无效的沉默功能，自动辨别工作状况，分析出是作业人员在工作还是自动搬运用的车辆、控制设备在运转。在保护作业人员安全的同时，沉默功能避免了生产线非正常停转，兼顾了生产现场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实现了安全性与生产效率的完美结合。
Sysmac 助力车企升级
Sysmac集运动、逻辑、视觉控制于一体，为低轴数机器到超大型机器提供全系列解决方案。过去，控制器只是一个单体，客户编程后还需要再搭配上许多进行动作控制的动作单元，才能指挥生产线完成一系列的动作。而Sysmac全新推出的Sysmac NJ控制器，能够在系统上显示出相应的编程，并对编程所对应的动作单元进行直接控制。
如果说以前的控制器仅仅是没有躯体的大脑，那么Sysmac系统则是一个完整的“知觉系统”。系统中的控制器和显示终端，相当于人的大脑。一旦系统开始运作，光电、视觉和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就开始收集外界的相关信息并传递给大脑，好比人的眼睛和耳朵。大脑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后，就会给“四肢”发出指令完成相应的动作，这就是Sysmac系统的动作设备。将以上提及的各种系统合并到一个网络，并用控制器进行统一控制，这就是Sysmac的独特之处。它是一个全新的、开放性的自动化控制平台，可帮助汽车厂商在原有生产线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改造，以实现生产的数字化。
未来工厂近在咫尺
欧姆龙构筑的未来汽车工厂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基于汽车制造企业困境的切实解决方案。中国是欧姆龙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单纯输入产品和技术不能满足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因此，欧姆龙于2011年成立了自动化中心（简称ATC），为客户提供从生产系统的规划、设计到调试运用各个阶段的全面专业支持，为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开路，以帮助客户实现更迅速、更切实的自动化生产。
在最近举办的“2010年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上,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戴姆勒展示了旗下三大品牌的产品及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参展车型包括卡车、轻型商用车和客车等共达60余台。经历了2009年全球市场的深度探底后,本年度的汉诺威商用车展标志着戴姆勒正迎来强势反弹:截至2010年8月,戴姆勒卡车销量较去年同比增长33%。表现最活跃的市场为拉丁美洲(增长68%)、印度尼西亚(增长76%)以及基数较小的东欧地区(增长129%)。
戴姆勒董事会成员,负责卡车与客车业务的仁施乐(Andreas Renschler)先生说:“这些利好数据使我们倍感乐观。8月份我们收到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65%,因此我们对于长期的增长充满了信心。”据仁施乐先生预计,戴姆勒卡车2010年税前收益有望达到10亿欧元。
同时,戴姆勒预计全球卡车市场将进一步升温,展望年底,欧洲增幅将在5%至10%之间,北美自由贸易区增幅约10%至15%,而日本则介于20%至30%之间。
2009年,商用车行业在全球市场遭受了平均50%的销量下滑,仅在中国及其它一些新兴市场实现了增长。
金砖四国增长迅猛
新钻11国紧随其后
商用车销量普遍回升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新钻11国市场的推动,即埃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等国家。
从2009年8月至2010年8月,戴姆勒卡车在金砖四国实现了64%的销量增长,而在新钻11国增长率更是超过75%。所有这些新兴市场的销量总增长率达到了71%,占戴姆勒卡车总销量的40%左右(预计在2009年全年数据中占30%)。
与区域合作伙伴
共同创造规模经济效应
为更好融入当地市场,戴姆勒卡车已在金砖四国内建立了多个合资企业。在中国地区,戴姆勒与国内增长最快的卡车制造巨头、目前在中型及重型卡车销售商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的北汽福田(2009年重型卡车销量达82234台)以50:50的资产比例成立了合资企业,目前正处于建设过程中。该项目有望在未来几个月中得到中国政府审批进行生产。经过审批后,该企业将采用戴姆勒发动机技术结合北汽福田欧曼车型平台实现量产。
2009年,戴姆勒在印度建立了戴姆勒印度商用车部,专门为印度市场生产卡车。目前位于印度钦奈的工厂已投入试生产阶段,正对测试车型进行专业调试,有望在两年内把新品牌卡车正式引入印度市场。
另外, 戴姆勒与俄罗斯当地市场领军卡车制造商卡玛斯(Kamaz)再度深化合作,并投资建立了两个合资企业。其中“俄罗斯扶桑-卡玛斯卡车”将主要生产及销售Canter系列轻型卡车,该车型已于2010年4月开始在俄罗斯市场推出。而“东方梅赛德斯-奔驰卡车公司”则将于2010年下半年起,在位于车尔尼(Chelny)的卡玛斯工厂装配Actros系列卡车。
在西半球,梅赛德斯-奔驰巴西已投入4.6亿欧元,提升其圣保罗巴拿多工厂的产能达15%。此外,公司正在如尹斯迪福拉(Juiz de fora)筹建商用车工厂,预计将于2011年开始装配梅赛德斯-奔驰Actros车型。
积极进入新兴市场并在其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是戴姆勒重要的全球化战略。目前看来,这一战略已经对销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在将来几年内,当戴姆勒在中国和印度建立的两大新品牌正式投入生产并获得更高产能后,戴姆勒卡车必将更全面满足各细分市场的需求。
戴姆勒三大品牌首次同台呈现
在2010年第63届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上,戴姆勒在其展台首次同时展示了旗下三大品牌产品,即:梅赛德斯-奔驰、扶桑(Fuso)和赛特拉(Setra),联合展厅面积多达13000 平方米。其中,“打造未来交通运输之路”的主题贯穿于各品牌展示环节,重点突出了安全性、环保性以及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品牌诉求。作为全球领先的商用车制造商,戴姆勒本次参展的车型、科技与理念完美诠释了今年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商用车――高效、灵活,面向未来”的口号。
对此,仁施乐先生评论道,要使这一口号有效的得到市场响应,公司全球运营网络,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都需要全面参与。这意味着公司应尽可能从全球经营的高度统一经营理念,但在必要时又要积极采取当地的实践方法以适应具体需求。仁施乐认为,与正确的合作伙伴一起协作将在长远的愿景中取得成功,而如今戴姆勒品牌广泛的产品系列也使其能够取得更大的协同效应。“目前我们预期零部件共享程度可达70%”,他说,“这不仅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和轮轴,而且包括电子电路结构等。”
从混合动力到燃料电池
位于日本的全球混合动力中心是戴姆勒卡车全球跨品牌发展的重要基地。该中心与当地组织协作,为戴姆勒集团开发最新环保技术,而其最新成果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第一个系列化生产的欧洲混合动力卡车:Atego BlueTec混合动力车。与同类车型相比,其油耗减少了15%,由此成为了本次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的一大亮点。另一个重要成果便是使用了环保替代驱动系统的扶桑Canter环保混合动力车,该车型目前已得到市场的积极回馈,售出近1000台。此外,首次在本次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公开亮相的梅赛德斯-奔驰凌特(Sprinter)LGT天然气驱动车也是环保技术应用的重大突破之一。
下一阶段,戴姆勒将重点研究零排放车辆――燃料电池与电力驱动车型的研发与应用。作为该领域的先驱者,戴姆勒在此次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隆重推出了三款概念车型:梅赛德斯-奔驰Citaro燃料电池混合动力车已在曼海姆小批量生产;首批100辆新款威霆E-CELL电动车已交付客户使用,到2011年将再度追加2000台产量;扶桑Canter E-CELL电动概念也在此次车展上首次亮相。扶桑利用该概念车的推出收集客户的初步反馈,并进一步论证开发系列化生产车型的可能性。
仁施乐先生认为,从目前的技术水平看来,燃料电池技术是唯一能够确保日常长途零排放运输的驱动系统。戴姆勒燃料电池客车也通过其第三阶段的研发成果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
高效与安全结合
仁施乐指出,卡车、轻型商用车以及客车的购买价格仅仅是客户总成本的一部分,作为商用车,运营成本最终将占总成本约90%的比例。基于这一理念,戴姆勒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了系列定制服务,包括Charterway和FleetBoard远程信息处理服务等。
《劳动者权益保护法》颁布至今已有15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至今，也已有3年多的时间。在劳动者权益不断被保护被完善的今天，是否还存在劳动者权益被侵害的案例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本刊记者将给读者展现几个真实的调查案例。
我的加班费在哪里？
记者调查
五一节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成都的蒋小姐还在为自己的加班工资发愁。“五一节我有很好的安排，准备到西昌去旅游，没想到公司要求加班，耍不成就不说了嘛，连一分钱的加班工资都莫得！哼！”在串联了一帮哥儿们之后，他们集体向公司高层提出补发加班工资的要求。“老总说了补发，但二十多天了，一直没有动静。如果不发给我们，我们不排除把他告上法庭！”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被问到“是否加过班”时，40名被访者当中有29人表示“加过”。这其中，有18人声称“经常加班”，他们大多从事营业员或保安工作。
那么，加班后是否能拿到加班费？
29人当中，有17人称他们一直是“义务加班”，没有加班费，单位有时候会提供加班餐。他们中大多是企业员工。
另有12人声称拿到过加班费，但有多人认为“给的比较少，每天最多就20元。”他们中有餐馆服务员，有商场职员，也有单位保安。
加班费究竟该怎样计算呢？
据劳动保障部门的人员介绍，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月工资基数÷21.75天×300%×加班天数；休息日加班工资=月工资基数÷21.75天×200%×加班天数。
以成都市为例，6城区最低工资标准从以前的650元上调至850元。按850元（每日约39.1元）计算，五一节3天加班费最低=39.1×3+39.1×2+39.1×2=273.7元，比上调前650元增加了64.4元；今年国庆节7天加班费最低=39.1×3×3+39.1×2×4=664.7元。
《劳动法》规定：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点评：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也就是说，劳动者要讨要加班费时，如果加班的事实的确存在，并且劳动者确实掌握了单位存在证明自己加班的证据，就有权利让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如果单位不提供，就必须承担一切不利的后果。这样就为劳动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加了一重保障。
同工能否同酬？
记者调查
李林是成都市某企业单位的一名职工。“被招进这家事业单位之前，单位领导说，我们单位没有编内和编外之分，大家同工同酬！然而，工作了半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聘用人员的福利和前辈不一样，他们有“六金”，我们只有“四金”，而且缴纳的基数不同，每月就平均比我们多二三千元的福利；另外，他们还有房贴、车贴……知道了两种编制的区别，虽然不甘心，也无可奈何，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在咱心态好，虽然收入没前辈高，但知足常乐，相信自己只要脚踏实地，慢慢奋斗，明天一定会更美好！”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李林感慨道：“我觉得同工同酬完全就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同工不同酬在一些企业、事业单位都存在，在事业单位更明显，一方面聘用人员是经过招考选拔上来的，自身素质就高，工作又努力勤奋，压力大，危机感强。另一方面在编的，由于在工作岗位上时间过久，有了一种工作疲劳感，积极性不高。
《劳动法》规定：
第四十六条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
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
点评：由于目前我国对同工不同酬问题没有法律界限和法律追究，即使有人因同工不同酬问题发生劳动争议，劳动仲裁也缺乏明确而具体的处理办法。统计结果显示，多数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有专家认为，《工资条例》的出台是收入分配改革从“说” 到“做”转折的开始。备受关注的《工资条例》草案经多次修改，明确写入“同工同酬”，但从草案的内容来看，实施同工同酬的难度很大，因为没有新的细化规则。只有相关法律规则的尽快出台，才能规范劳动关系，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
保姆推销员维权遭遇尴尬
记者调查
成为一名城市人，是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的真实想法。小林来自广元某县，现在成都做保姆。每周工作六天，休假一天，月收入为1500元。说到有没有被拖欠过工资，小林说：“不按时给工资是常事，有时候甚至会拖半个月才拿到手。”对于这种情况，小林更多的是无奈，没有地方让自己去投诉，自己也没这个实力敢去投诉。
在另一个领域，类似情况也常有发生。作为一名保险公司的保险员，小王自己从没有享受过公司的福利和津贴，也没有享受过社会保险，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也没有地方能让他去申诉这种不公的待遇。
据媒体报道，全国有将近1500万保姆，他们不少遭遇过休假权得不到保障甚至性骚扰等情况。同样的，在整个寿险行业里人事制度是“制”，而非雇员制――绝大多数寿险营销员不是公司职员，所以像小王这类员工只是一头联系着保险公司，一头联系着被保险人的“中介”。
《劳动合同法》规定：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4.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
点评：受保护范围的限制，非法用工的员工、家庭雇佣的保姆、保险推销员和自由职业人等4类人员将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合同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是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有偿劳动，相互间构成权利与义务关系。
由于与劳动者确定劳动关系的主体必须是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而雇主不是用人单位，因此，家庭雇佣的保姆无法得到保护。
在中文中，“心脏”和“心理”两个词都共享一个“心”字。从中医文化中，我们也了解到“心总统形神功能”和“形神合一”等东方哲学观点。这些朴素的东方文化提示了心脏和心理的互动关系，以及躯体心病与心理心病的共存现象。一项在中国的研究表明，某医院心脏内科40%的患者同时患有焦虑，24%的患者同时患有抑郁[1]。另外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15%～30%的心血管内科门诊患者和60%～75%的心血管急诊患者中存在躯体和心理疾病共患的情况[2]。不过，在高度专科化的医院环境中，医务人员很可能主要关注躯体上的心脏问题，而忽略精神上的心理问题。北京大学的刘梅颜[3]认为，“双心”共病的发生率高、诊出率低这一现象甚为普遍，因此也推断管理率更低。全科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和整体人的诊疗策略，通过生理-心理-社会模式，并通过与医院和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可以帮助患者管理双心共病。Piterman教授和同事们通过这个案例，与您讨论怎样发现、诊断和管理同时患有冠心病和抑郁的患者。
病 史
汤姆是一位67岁的木工，他妻子2年前死于乳腺癌，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单独生活。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已经结婚，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在这次生病前，汤姆整天忙碌于自己的木工和家具制造生意。在妻子去世前，他曾经中断过几个月的工作。
汤姆的既往病史包括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分别服用阿替洛尔（atenolol）50 mg和辛伐他汀（simvastatin）20 mg治疗。在这次看病前1个月，他患了心肌梗死，造成局灶性的心血管损伤。医生在他的左侧和右侧冠状动脉上放置了两个支架。他在医院住了1周，出院后转入康复服务项目。他刚刚开始接受康复服务。
这次汤姆找你看病的时间是他出院后4周，他主诉自己极端地疲劳、睡眠很差、缺乏食欲、体质量降低（4周内体质量减少4 kg）、缺乏信心、做任何事情都找不到乐趣、不能考虑重新工作。
你给他进行身体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意义的体征。他的血压125/80 mm Hg（1 mm Hg=0.133 kPa），脉搏64次/min，规律。没有发现心脏衰竭或贫血的临床指征。胸部听诊未发现异常，神经学检查也没有发现异常。目前的服药情况是每天服用一次如下药物：阿司匹林100 mg，氯吡格雷（clopidogrel）75 mg，辛伐他汀40 mg，雷米普利（ramipril）20 mg，阿替洛尔25 mg。
提 问
问题1：你的鉴别诊断是什么？
问题2：你应该安排哪些实验室检查？
问题3：你要给汤姆讲哪些管理计划？
问题解答
问题1的解答
即便是没有临床指征，某些躯体上的原因也能造成他目前的症状，如贫血（他在服用阿司匹林，因此存在胃肠失血的风险）、糖尿病、甲状腺毒症、潜在的恶性肿瘤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检查来排除。
抑郁是可能的诊断。虽然他没有抑郁的既往史，也没有家族史（有情感障碍的老年人通常有既往史和家族史）；但他既有抑郁的危险因素（妻子去世、一个人独居、最近患严重的躯体疾病），也有抑郁的生物学因素（疲劳感、失去食欲、体质量降低、睡眠紊乱），还有心理学上的表现（如缺乏，即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快乐，失去信心），这些都与抑郁的表现是一致的。
问题2的解答
首先核对汤姆在住院期间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如果要考虑周全的话，要让他再重复进行全血检查、血沉检查、C-反应蛋白检查、血脂检查、肾功能检查、肝功能检查、甲状腺功能检查、维生素B12水平检查、心电图检查。如果有必要，可以做超声心动图检查。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比如，如果血涂片检查发现他有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则怀疑是缺铁引起，需要做血铁水平检查、便隐血检查，也许还需要做上下胃肠内镜检查。
问题3的解答
你要给汤姆解释，告诉他具有很多抑郁的特征，不过需要排除造成这些症状的躯体原因。所以他需要做一些实验室检查，并需要在1周后再来诊所看结果。服用药物也可能造成抑郁。对这个案例来讲，β-受体阻滞剂是惟一的怀疑药物，不过他用的剂量很小，而且相对于其他β-受体阻滞剂而言，阿替洛尔的心血管选择性更强。特别是，他在心肌梗死之前和目前症状出现前，就已经服用阿替洛尔了。
重要的一点是要评估他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他是否能恰当地照顾自己。在汤姆离开诊所之前，你必须评估他的自杀风险，并告诉他如果感到活着没有意义，他应该立刻与你或诊所取得联系。与有老伴的老年人相比，孤寡老人的自杀风险较高。
复 诊
汤姆1周后再次来到诊所看他的检查结果。这次是他女儿陪他一起来的。他女儿对你表达了她对汤姆情况的担心。她说汤姆吃得非常少，好像故意地怠慢自己。她3天前搬来和汤姆住在一起，发现汤姆的家里凌乱不堪。她说汤姆变得很健忘，而且经常哭泣，睡眠很差。她发现汤姆凌晨3点的时候围着房子游荡。汤姆对自己的生意没有任何兴趣，而且好多账单也没有付。
在整个看病过程中，汤姆一直沉默寡言。
1周前安排的所有检查的结果都是正常的。你告诉汤姆和他的女儿，说结果都正常，可是他女儿对你说：“肯定他有些地方不正常！爸爸正常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妈妈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孤立和疏忽自己。”
提 问
问题1：在这个阶段，你的可能诊断是什么？
问题2：你准备做哪些进一步的评估？
问题3：根据你的可能诊断，你的管理计划是什么？
问题解答
问题1的解答
1 重性抑郁发作（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汤姆具有很多重性抑郁的特征：心境低落、精力和动机缺乏、缺乏、睡眠紊乱、食欲缺乏、体质量降低。她女儿描述汤姆的失能程度，提示他处于严重的发作状态。
抑郁与心血管疾病之间有很强的双向关系。抑郁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4]，而且在患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中，特别是经历急性事件（比如心肌梗死或心脏手术）后，重性抑郁是更常见的[5]。对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诊断和治疗抑郁会给患者的预后以及整体健康带来影响。抑郁与心血管疾病的生物学关系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各种研究方向包括通过应激激素（如皮质醇）的释放来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轴，炎性细胞因子的激活，以及对冠状血管和血小
板凝集的作用[6]。
2 老年痴呆症（dementia） 汤姆生病的很多特征，特别是他女儿描述的很多特征，增加了诊断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兴趣缺乏、自我忽视，以及忽视他生活的环境，想法混淆，夜间游荡，这些都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特征。然而，抑郁和老年痴呆在症状学上有很多交叉，因此可能带来诊断上的困难。有人用“抑郁性假性痴呆”（depressive pseudodementia）来表述老年人的综合征[7]，这种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认知上的问题，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年痴呆症（记忆损伤和混淆），不过实际上应该诊断为抑郁。识别患者是否真的因为抑郁造成临床表现，关键点是这些“真抑郁假痴呆”的患者通常对抗抑郁药有很好的反应；那些严重的抑郁患者对电休克疗法（ECT）也有很好的反应。
对汤姆的案例来说，如果发现他有认知损伤，就需要对脑血管原因造成症状的可能性做些考虑。在考虑他的危险因素时，鉴于他做过心脏手术，脑栓塞的可能性总是会有的。
问题2的解答
在这次看病中，应该做两个重要的临床评估，即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8]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我们假设在前一次就诊的时候没有做过这个评估），以及评估患者的自杀风险。如果简易精神状态检查结果异常，就可以给患者做正式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并进行脑CT检查。汤姆的简易精神状态检查的结果是24/30。
汤姆说在当下的困境中，自己感到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不过，他否认自己有任何自杀计划。他哭着对你说，如果自杀的话，会让家人很难过，也玷污对妻子的美好回忆。
问题3的解答
1 心理教育 给汤姆和他女儿提供教育，告诉他们有关抑郁的知识，并告诉他们需要采取包括药物在内的治疗措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应该知道药物治疗需要2～4周才会出现改进效果，不过有些其他的药物可以帮助患者改善睡眠。他们还应该理解治疗措施中包括心理学治疗，并需要家庭的社会支持。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患者可能要服药6～9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治疗是由全科医生安排的；如果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很小甚至没有反应，如果患者的自杀风险加重，则要把患者转诊给精神病学专家。
2 药物治疗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是心血管疾病和抑郁患者的治疗用药[9]。应避免使用三环类抗抑郁药，因为存在心律失常和用药过量致命的危险。曲舍林（sertraline）对老年人来说有较好的耐受性，开始剂量为50 mg，然后根据药物反应增加到100 mg或150 mg。在1～2个星期内夜间使用苯二氮（benzodiazepine）会有助于患者的睡眠。短效药物如替马西泮（temazepam）10 mg，适用于有依赖风险的情况。如果让患者使用苯二氮，一定是在短期内使用，一般不要超过2个星期。汤姆需要每2个星期做一次复诊。
关键词：集体行动 ； 困境 ； 奥尔森 ； 奥斯特罗姆 ； 理论比较
集体及行动的本质
集体是人们由于某种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共同体的本质就是目的，每一个共同体是什么，只有当其完全生成时，我们才能说出它的本性”。集体行动则是为了争取这种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都认为集体是一种利益共同体，集体行动的目的是增进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共同利益，但对于利益共同体的描述却有所区别。
纯公共利益共同体。奥尔森认为纯粹的私人利益可以由个人单独行动实现，并且更为有效，而一些人具有的共同利益需要则通过集体或组织的形式实现。比如企业家对有利的税收政策和更高的商品价格的追求而形成了商业协会。集体的存在是为了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集体存在的依据，集体的实质之一就是提供普遍和不可分的利益，如商业协会争取的有利法案对每一家企业均有效。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和不可分性使得集体行动的成果不能把集体内的个别成员排除在享用的队伍之外，一个成员分享集体物品也不会影响其他成员的享用。根据集体对外来者的态度可以把集体分为排外性集体和相容性集体。排外性集体限制外来人员加入集体，而相容性集体对外来者的态度相当友好，欢迎有相似利益的人加入其中。集团的排外性和相容性取决于集体追求目标的特性，当商业协会争取有利政策时，它是一个相容性集体，而当它需要通过限制成员产量来提高产品价格时，它就是一个排外性集体。
准公共利益共同体。奥斯特罗姆认为个人采取独立行动的总收益通常低于个体以某种协调方式去争取的利益。“只要占用者继续处于非组织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进行集体行动时可能取得的那么高的利益”。她关注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问题，研究的是生活在牧场、森林、渔场、地下水流域附近的居民如何采取集体行动去分配公共池塘资源和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系统。一方面，集体行动所带来的环境系统的改善这一好处不能把生活在该环境系统内的个别居民排除在外；另一方面，集体行动分配给个体的公共资源单位又具有非共享性特性，即某一成员分享了特定区域的公共池塘资源，其他成员便不能享用。因此，奥斯特罗姆所谓的集体行动的本质是一种准公共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兼具相容性和排外性两种特征。
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的本质是纯公共利益，集体内的成员都可以分享集体物品，而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公共资源问题则表明集体行动的本质是准公共利益，特殊的非共享性意味着使用集体物品会带来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等问题。此外，奥尔森的集体利益对成员来说具有附加性的意义，也就是说集体行动达成了固然好，即使达不成，也不会使成员的其他利益受损，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奥斯特罗姆的集体利益对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那么集体内的所有成员都要分担由此带来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后果，因此集体行动事关成员的切身利益。
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完全理性经济人。奥尔森认为人的本性是理性自私的，集体成员也是如此。个体商人攫取更高的利润，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消费者追求更低的商品价格。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最早由英国经济学者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动机的根源在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奥尔森显然是赞成斯密的观点，他认为加入集体的成员是懒惰的，总是设法躲避争取集体物品的集体行动。尽管集体的全体成员对获取集体物品有共同的兴趣，但是他们对承担获取集体物品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集体成员通常是消极被动的，不愿意承担集体责任，逐利性是集体成员最根本的特性，感情、权威、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无足轻重，利益才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个体除了自私自利，还具备十足的理性，奥尔森在分析集体成员是否参与以及参与多少集体行动时采用了成本收益分析法，由获取集体物品的水平（T）、集体的规模（Sg）、个体成员收益占集体收益的份额（Fi）、个体获得好处（Ai）、个人采取行动的成本（C）等变量可以得出：Ai=Fi・Sg・T-C，个人取得不同数量的集体物品的收益取决于个人的好处（Ai）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式：dAi/dT=dVi/dT-dC/dT。基于内部计算的个体行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完整信息、精确计算等前提条件上的，集体行动参与者最终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选择。
有限理性社会人。奥斯特罗姆从分析影响人的的行为因素入手，表明在不确定性和极其复杂的环境变量作用下，个体行为表现出的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不仅有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还有内部规范和对未来的贴现率等因素。现实中的个体难以使用衡量总和变量的方法来计算得失，只能通过分析这四个因素的环境变量来决定个体行为。影响收益的环境有集体规模、集体物品的数量、集体物品在时空上的变动性以及所使用的现行规则等等；而影响成本的环境变量则涵盖了参与者过去的策略、领导者的技能与资本、决策的人数、公共物品的规模和结构等等；影响内部规范和贴现率的环境变量有集体内的其他成员的行动、参与者获得有关其他机会的可能性等等。实际上，影响个体行为的四个因素的环境变量之间有着极其繁杂的联系，有限理性的个体无法计算出最优行为策略，只能得出比较满意的行为策略。而且集体成员并不是把经济利益的追求当作唯一目标，他同样重视与集体内其他成员的关系，并且尽量不违背集体行为准则，以保持他在集体内的荣誉和社会地位。集体内成员长期相互依赖，已经形成了互惠、信任等社会资本。如果说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有自利的特性，那也是有着长远眼光的自利人，他对行为所造成的未来损失也相当重视，并且能从危机的角度考察未来集体行动的后果，以限制当前行为。此外，与奥尔森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相比，奥斯特罗姆对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又多了一个层面的考虑，即除了提供集体物品的问题外，还要面临着如何使用集体物品的问题。占用问题是如何配置在时间和空间上比较异质的资源单位，以减少不确定性和避免损失。
奥尔森认为集体成员有着经济人特性，在是否参与提供集体物品问题上表现出来完全理性，个体行为受计算出的总和变量的影响。奥斯特罗姆把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看成是社会人，不仅重视其在集体的地位和荣誉，而且关注集体及自身的长远利益。由于单位集体物品的非共享性特性，个体还需考虑如何配置和使用集体物品的问题。个体行为策略无法通过计算的方式得出，只能通过分析影响成本、收益、内部变量和贴现率的环境变量来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集体行动成败的不同观点
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指出传统集团理论的矛盾之处：经济人假设和集体具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不能推导出集团会自动增进其共同利益的结论。非排他性意味着集体内部的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集体物品，不管他参与集体行动与否。参与者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他总是希望别人付诸行动而逃避自己对组织所应承担的责任。除非存在着强制和选择性激励，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集体利益。理论模型进一步表明集体行动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低效率和搭便车现象，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可避免。此外，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不同规模的集团存在着不同比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低效率是指集团物品的供给达不到最优水平。集团得到最大数量的集体物品的条件是：集团收益和集体物品成本以相同速率增加。鉴于集体物品的非排他性和负担分配的专断性，集团总是达不到最优数量的集体物品供给。大集团存在着什么集体物品也不会提供的倾向，因为集体成员知道依靠单独力量根本不可能达成集体目标，即便是无私的人，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促成集体行动。小集团则存在着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是因为个别成员对集体物品的兴趣不均等，同时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近，诸如荣誉、社会地位等社会激励对个体行为产生了影响。
“搭便车”是指部分成员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即使不参与集体行动也能占有集体行动的成果。在对集体物品兴趣不等的小规模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小成员知道单靠自己的微薄力量不足以达成集体目标，他们对集体物品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而对占有较大份额的成员来说，他宁愿多分担甚至全部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小成员一旦免费获得集体物品，就不会有激励去参与集体行动。在规模非常大的集团中，存在着“多数剥削少数”的倾向，为促成集体目标而成立的压力集团得不到自私、精明的成员的任何资助。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奥斯特罗姆认为理论模型的完美演绎不能掩盖存在着良好集体行动的事实。作为一个研究实际现象的新制度主义者，她观察到瑞士和日本的山地公林、菲律宾赫拉的灌溉系统并没有所谓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等制度安排，但它们依然可以运转自如。这些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们设计了基本的操作规则、创建了民间协会论坛、起草了配置集体物品的法案，他们积极投入集体行动。事实证明，人们并不是在“集体行动的困境”里泥足深陷，相反，个体有从不同困境中解脱出来的能力，尽管他面临着“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诱惑。这种解脱并不是“利维坦”或私有制解决方案，实际上集体可以依靠自主力量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只要规则安排符合一定的原则特征。虽然在考虑集体行动问题时，人们往往很强调所涉及的群体规模，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变量，较低的贴现率、有普通影响的替代规则、低转换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及群体共识等变量对集体行动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奥斯特罗姆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忽略了制度资本的存在和增长的过程，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可以确保成员的行为选择更符合集体利益。在需要集体一致行动时，集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策略性互动，如果集体内部的制度规则优良，那么相互监督、分级制裁以及权变式承诺之间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违规率将逐渐降低。
对集体行动的成败，奥尔森显得悲观一些，他认为低效率和“搭便车”行为阻碍了集体行动的成功。小集团比大集团的行动能力更强一些，但他对集体行动仍然不抱太大的期望。奥斯特罗姆所谓的集体更像是奥尔森所说的排外性集团，奥尔森认为排外性集团的集体行动很难达成，因为这种集体的行动需要一致同意，任何一个拒不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体都具有特别的力量，他可以剥夺集体内其他成员的所有劳动成果，因此集体行动更难达成。对此奥斯特罗姆表示不赞成，她对集体行动显然更乐观一些，她认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具有改变约束规则的能力，“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促成集体行动获取集体物品的一套安排，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对此研究有显著的差异。
强制和选择性激励。奥尔森认为集体内部成员不一致的行为选择导致了低效率和搭便车行为，采用强制的手段，迫使集体成员采取集团期待的行为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强制的手段可以是强制的成员资格，如限期加入集团，也可以是强制的政府政策，要求集体成员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脱离集体或者是成员必须作为，工会的发展历程和国家的岁入便再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积极性激励即包括经济性激励，如额外的奖金和红利，也包括社会性激励，如更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但后一种激励的作用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大而有所弱化。通过奖励那些为集团利益而出力的人，激励这些人和诱使其他人更多的参与集体行动；通过惩罚那些消极怠工的个体成员，迫使他们和引导其他成员参与集体行动。选择性激励是在集体提供正常的公共物品之外，向部分成员提供私人的、非集体性产品，这意味着激励与个体行为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不劳少得甚至不得”的激励机制促使理性的个人承担起为获取集体物品的部分费用。
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奥斯特罗姆提出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这三者有内在的联系。新制度供给提供了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的规则安排，可信承诺产生了相互监督的需求，而相互监督的结果则进一步强化了权变承诺的信念。良好的新制度供给符合一般的原则：清晰界定的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以及嵌套式规则安排体系。产权界定限制了外来者的进入；规则与环境的相适应性提高了规则的有效性；集体选择安排和对组织权的认可保证集体内成员最大限度的自主管理权；嵌套式规则体系以操作规则选择、集体规则选择、宪法规则选择三者为核心，确保制度变迁的成本不至于过高。可信承诺是权变式承诺，即“你遵守规则，我也遵守”，良好的制度安排使得监督成为最大程度获取集体物品的愿望的副产品，相互监督带来的结果不仅限于改善了集体物品的水平，也为成员下一步决定是否继续遵守规则提供了信息，权变式承诺和相互监督这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强化。
考虑到强制和选择性激励作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因此在不能有效达成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奥尔森所提出以强制和选择性激励为核心的措施将面临着“二阶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出于自身利益最大考虑的个人，没有理由把精力和时间投放在维持集团或组织正常运转的秩序中来，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好处不能把其他个体排除在外。奥斯特罗姆则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参考性措施，以新制度供给、权变承诺和相互监督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使得集体在不依赖外界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自主治理。奥斯特罗姆并不认同强制是促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可能使成员产生愤怒的情绪从而破坏集体行动，而温和的制裁不遵守规则者，原谅个体成员偶尔的过失，也可以达到纠正错误行为增进集体收益的效果。
方法论的差异与启示
以上比较分析表明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关于集体行动理论存在极大的差异，而差异的根源在于两位学者截然相反的研究路径。
从理论建模到实践验证。奥尔森先从传统集团理论的思想基础入手，提出‘集团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它们共同目标’的结论有失偏颇。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经济人假设和集体具有共同利益这一结论，但是这两个前提并不能合乎逻辑推出集团会自动增进其集体利益，原因在于公共物品的内在特性使得理性自私的人可以不分担成本而直接享用它。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演绎出发，奥尔森得出了大集团的副产品理论，即大集团的长久存续并不是因为它执行了疏通游说以获得集体物品的正职能，而是它同时行使了其他职能，比如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这些职能维持了大集团的正常运转。沿着集团分类的研究，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的九个命题。特殊利益集团比潜在集团和大集团更有行动效率，特殊利益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它热衷以分配社会收入而不是创造社会收入的方式来增进集体利益。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操纵者国家政策使得社会分配方案有利于它们，长此以往，社会不公平愈显突出，政治生活的分歧加剧，社会收入和效率停滞不前。从理论的逻辑思辨到新理论模型构建再到实践验证，奥尔森考察了工会、农场主协会、行业协会、卡特尔组织等集体，又分析了二战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的繁荣与衰退，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理论。
从实践分析到理论反思。奥斯特罗姆认为理论模型研究存在局限性，它把前提条件限制地相当苛刻，如信息完全对称且充分、没有人为失误、监督成本忽略不计。但是现实中这样的前提很难存在，并且‘理论模型显示的是无法改变的环境中人们会做什么，但是理论模型并没有告诉我们，当人们具有重塑自己环境的自时，他们会做什么’。奥斯特罗姆称自己是研究实际现象的学者，她观察到有些社群解决了共同行动问题，而有些没有。瑞士的托拜儿村庄的公共财产制度、日本的平野庄和良木家庄的公共土地制度、韦尔塔的灌溉制度给她提供了成功的集体行动案例，而土耳其渔场、加利福尼亚地下水流域以及新斯科舍近海渔场等则提供了失败的集体行动案例。基于对上千个公共池塘资源使用的案例的分析研究，奥斯特罗姆完成了从行为世界观察到理论世界修正工作。她从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总结出了自主治理理论，认为集体行动的结局并不是那么冷酷，相反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和制定符合实际条件的制度安排。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设计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去解释成功的集体行动的一般原则和环境变量。
基于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奥尔森从理论建模到实践验证，得出了大集团副产品理论和国家兴衰的秘密，而奥斯特罗姆从实践研究到理论反思，走出了公共事务治理的困境提出了利维坦和私有化之外的自主治理方案。奥斯特罗姆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并没有否认奥尔森研究的合理性，这两者之间有互补性和衔接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更适用规模较大、成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的以提供纯公共产品为目标的集体，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适合小规模、长期存在的以提供和占用准公共产品为目标的集体，两代集体行动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启示意义，前者为国家干预介入集体选择过程提供了依据，而后者为国家和政府有限干预集体行动，保证集体自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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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它毁灭时的情况，考古学家做了如下猜测：公元79年8月24日早晨，那不勒斯海湾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在海滨圣地赫库兰尼姆城，面包师塞克斯塔斯・帕特卡斯正在面包房烤制着面包和糕点，蔬菜水果贩奥拉斯・法菲热斯正往水果和蔬菜上洒水，一位雕刻师正在加工一块美玉，一个生病的孩子躺在珠宝店后面的一所房子里，一个粗壮的搬运工正在造船厂搬运一箱货物，一个14岁的小保姆正在照看仅10个月的婴儿。整个城市的居民处在宁静欢快的气氛之中。
中午，赫库兰尼姆城的居民感到大地在震动，并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雷声，抬头望去，只见东面四公里远的维苏威火山口冲出一股蘑菇状的烟柱，霎时遮天蔽日，天昏地暗，滚烫的岩浆以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的速度迅速涌向这座城市。惊恐万状的居民争先恐后涌向海滩，沿海滨乘船逃命。18个小时以后，当维苏威火山平静下来时，赫库兰尼姆城已经被掩埋在厚达20多米的黑色岩浆下面。几个世纪过去了，赫库兰尼姆城与11公里外的庞贝逐渐被遗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研读祖先留下的手稿时，才知道维苏威火山附近有两座被埋葬的城市。1790年，工人们在“死城”挖井时，发现了古时剧场的舞台，进一步挖掘后，发现了众多的大理石构件。赫库兰尼姆就这样很偶然地被发现了。
当时，意大利正被奥地利军队占领。奥国一亲王闻讯后下令士兵开挖隧道，以便攫取漂亮的大理石去建造他正在动工兴建的别墅。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挖掘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座完整无缺的古城。
1738年，意大利皇家图书馆馆长、人文学家唐・马塞罗・凡努提侯爵开始对赫库兰尼姆城进行发掘。他采取井巷式的发掘方法，清理出土了三个穿长袍的罗马人的大理石雕像、一些彩色圆柱和一匹青铜马的躯干。同年12月11日，找到一方铭文，从而了解到有个名叫鲁福斯的人曾出资兴建“海格立斯剧场”。据此，专家们断定，这里就是失踪千年的古城赫库兰尼姆。
1963年，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庞贝城，因为那里出土了刻有“庞贝市公所”铭文的石碑，从而掀起了一股发掘庞贝城的热潮。直到1972年，意大利政府才决定对赫库兰尼姆城进行分阶段的发掘，赫库兰尼姆城的原貌逐步得以显现出来。
赫库兰尼姆城建在由维苏威火山流下的两条溪流之间的高地上，四周高墙环绕。由于落在庞贝城上的火山灰和浮岩比较疏松，掩埋得较浅，平均只有3.6米深；而覆盖在赫库兰尼姆城的熔岩混杂有许多巨大的岩石，掩埋得较深，平均深达20至26米，这就给发掘工作带来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为了穿透异常坚固的岩层，考古工作者们将空气压缩机、电动工具、推土机甚至更复杂的现代化工具都运用到发掘工作中，从而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令人窒息的岩浆对赫库兰尼姆城的破坏反而要比早年发掘者造成的损失小。早年发掘者曾疯狂寻宝，后来由于覆盖的火山岩难以用手工工具凿透，人们才停止寻宝活动。
事实上，火山熔岩对赫库兰尼姆城起了一种保护作用。它虽然使木料碳化，却没有毁掉木头，因此，许多门窗在原来的位置上仍可随意启闭，青铜汲水机依旧可以运转自如。驴的骨架永世套在磨套上；玉雕店里，一个病孩躺在一张精美的木板床上，桌上放着为他做的一条鸡大腿。就连墙壁上的涂鸦都保留了下来。有一间屋子的墙上潦草地写着送酒的次数和日期；另一间屋中的墙上列着一些简单的单词；还有一间屋子的墙上画着一幅角斗士与鹿博斗的素描；在通向一所房子的斜坡上，写着一句话：“帕吐姆那斯爱艾菲安达。”
但是，赫库兰尼姆城的居民却“失踪”了。在最初的挖掘中，只找到9具遗骸。所以人们一度认为赫库兰尼姆城的居民大多数逃走了。今天的那不勒斯市，仍保留有“赫库兰尼姆居民区”。
事实并非如此。1980年，工人们在安装地下水泵时，发现两具躺在古海滩上的遗骸。一具是矮胖的男性，另一具是女性，她被认为是位“美女”。1982年，考古学家们大面积清理海滩，出乎意料地发现了13具遗骸，其中一具身上佩有军用剑和剑鞘，说明他生前是个士兵。同一年，挖掘机挖掘海堤下面堵塞着岩石的三处石头拱门，在一个拱门下，发现6个成年人、4个儿童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保姆，他们的遗骨挤作一团，在另一个拱门下，一排排地躺着48具尸骨，而在第三处拱门下，19具尸骨和一匹马的尸骸横七竖八地堵在里面。
主持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吉塞普・玛吉博士回忆着：“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同一年，吉赛普・玛吉博士还对海岸边的十间小屋进行了清理，又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遗骸。
帕希姆机场曾经是东德的军用机场，在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是前苏联波罗的海战略的重要部分。而现在，“帕希姆机场的主人”有时会出现在这个小镇上，拿着塑料袋去超市购物。这里古老的城镇保存着旧时的面貌，街道全部是单行道，大多家庭没有安装防盗门与防盗窗的习惯，过着节奏缓慢而单调的生活。柏林的富人们只有在去波罗的海度假时才会偶尔想起沿途的这个小县城——就连这个机会都少有了，现在德国的新铁路和高速公路大多绕过帕希姆而建。
“对德国人来说，帕希姆除了有一个机场，什么都不值一提。”这是庞玉良的生意合伙人对帕希姆的第一印象。
如今，易北河支流艾德河把帕希姆分为两个“部分”——河东是居民生活的地方，河西的850公顷土地则属于中国商人、林德国际物流公司总裁庞玉良。他在与当地政府的购买合同中注明：中国人拥有帕希姆机场100%股权、设备及附属经济合作区土地的永久拥有权。
庞玉良是最后一个完全拥有德国机场的外国人。自他收购帕希姆机场后，德国政府就修改了法律，禁止外国人持有机场100%的基础建设股权。毕竟机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国人与县政府
统一以前，这里是东德的军事重地，少有外国人问津。庞玉良也许是当地人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叫他 “马可·波罗·庞”。2005年，这位马可·波罗花了3000万欧元到1亿欧元的一笔款子，买下了机场，从此长居此地，变成全城3.7万居民的“Herr Pang(庞先生)”。
小城欣喜若狂，因为庞先生许诺新的机场将带给帕希姆1000～5000个就业岗位。这对帕希姆来说，几乎是救命的数字。
德国《世界报》经济版资深编辑丹尼尔·厄科特曾用“经济沙漠”来形容帕希姆所位居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现状。州内的绝大多数县城以农业为主，几乎没有商业，“变卖土地”成为发展经济的捷径。
帕希姆也一样，绝大多数居民不会讲英语，年轻人一到成年，就奔赴德国其他大城市谋生。常住的人口中，只有1.8万人的劳动人口。5000个就业岗位，相当于为帕希姆一半以上的家庭提供了饭碗。
“当时我们太冒进了，把这里当成了中国的开发区。要知道，在中国的开发区创造5000个就业位置轻轻松松，一条流水线就可以干掉一百个就业位置，放在帕希姆就不现实。我们当时不了解德国国情，说了大话。”一位帕希姆机场战略开发团队中的项目负责人透露。
德国人并没有忘记这些“大话”，他们开始怀疑“中国庞”不过是个国际掮客。
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庞玉良将自己买进的850公顷土地预售了50公顷给澳大利亚的古德曼集团，获得了1300万欧元，将这笔款项交付了第一笔购地费用。而2009年年底，应到账的第二笔款项1700万欧元则迟迟没有打入德方账户，这被当地媒体理解为“庞没有花一分自己的钱就拿到了机场”。
到了2010年，事情又发生了转变，当地议会决定，中国人只需要再付500万欧元且分5年支付就可以拥有机场。没有人知道庞玉良以什么方式说服了固执的德国人接受合同的变更。
居民开始愤怒了。在当地的BBS上，有了激烈的匿名留言：“我对没有经验的政府官员感到失望，他们不给公务员加薪，竟然还白送了1200万欧元给中国人。我们选了一些演员来领导帕希姆。”
2010年，帕希姆的反对党开始热炒中国企业“行贿”政府官员的事——这一年，林德公司邀请帕希姆政府和工商协会的官员到中国参观世博会。
作为帕希姆机场经营者和当地最大的地主，庞玉良有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帕希姆县普特利茨大街25号。它位于帕希姆县政府的3楼，和县长伊雷蒂的办公室只有一门之隔。伊雷蒂对反对党的指控一一出面澄清：去中国是到庞玉良的老家河南省进行商业交 流，世博会只利用休息的时间去了一天。至于政府给予庞玉良的优惠政策，伊雷蒂解释说，林德集团将投入770万欧元，用于建设新塔台，预计总共用于机场建设的数字将达7000万欧元。
县长伊雷蒂说：“我坚信庞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2010年货运吞吐量已经达到2600吨，每周有3架货机往来，未来会增加到5架。在中国人接手以前，这里每周只有一趟去保加利亚的货机。”
德国统一后，1994年县政府花1150万马克从州政府手里买下机场，本以为可以激活经济，结果却背上了每年300万欧元的运营费负担。现在庞玉良为县政府解决了这笔负担，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少，和中国人的生意并没有赔本。
这就是庞玉良“聪明”的一面。他十分清楚县政府的“底线”，他们不愿把机场再度出售，只要保证机场正常运营，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渡过难关。
“地猫”与“羊排豆角焖面
”
在庞玉良看来，他买下的并不是区区一家机场，还包括周边广袤的林地。庞玉良喜欢这片“世外桃源”，闲暇时他的部下可以打猎捕鱼，他则以主人的姿态设宴招待朋友，当地权贵也常邀请他去家中作客。
这桩大收购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在正式签约那天，庞玉良一个人走进了会议室。事后，他的父母和公司员工才知道——庞收购了一个德国机场。直到今天，机场的收购细节仍旧扑朔迷离，这笔巨额的资金交易是一个秘密。
“他是一个梦想家。”庞的下属如此评论自己的老板。
为什么很少有德国商人在帕希姆投资，他们太清楚这是怎样一块土地——没有任何优势，牵涉诸多法律难题。在这里运营机场，或多或少会受到汉堡、柏林这样大型机场的打压。如果按照德国人的常规做法，10年、20年帕希姆地区不会有太大起色。但在运营机场的这几年，庞玉良已显露出中国式的灵活和精明。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人像中国商人一样，在突破规则和活络关系上拥有惊人的能力。
事实上庞玉良早已对传统的包机货运业务失去了兴趣，从他的博客上可以看到，他在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新买的土地和自己的物流资源赢得更多利益。他提炼出了帕希姆保税区的概念，并希望通过这个整体开发的模式来赢得投资，他一遍一遍地跟外国人说起：“我的保税展销模式在中国有成功先例——马云和他的淘宝网。”
在博客上，庞玉良甚至将自己的想法与马云的“天猫”模式挂上了钩——他称之为“地猫”模式，利用这个模式，吸引更多的中国制造进驻保税经济合作区生产、组装，这样就能将产品标注为“德国制造”。
然而，德国人似乎并不知道马云，也不太了解他的想法。现在他们对庞玉良产生兴趣的，是他的一个副总裁教会了当地一家意大利菜馆做出中国口味的“羊排豆角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