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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政治体制原因
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兴起时，全国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而直接影响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与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闽南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0当时泉、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泉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总管府，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还曾“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2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闽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溍说：江浙行省“当东南之都会，生齿繁多，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讫于海隅；旁连诸蕃，椎结卉裳，稽首内向。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事任至重，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莫克膺其寄”。13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4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闽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行省制之外，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最初，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市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当时，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废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曾以“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16以后，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随后，又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几经运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州、庆元、广州3处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元朝政府对泉州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他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号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素。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其东、南两面凭海，晋江、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
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闽南更显出地域的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持，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
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他撰写《岛夷志略》一书经过，这与元代闽南有关，现引录于下：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莫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川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已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顾以清源（泉州）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夷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2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汪大渊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来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组织人续修郡志，汪氏应邀将其海外见闻编成《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由此可见，汪氏有关元朝的弘论就是站在闽南大地之上抒发的。汪氏业已看到泉州这一“诸蕃辐辏之所”，与元朝中外交流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元朝统一之后，闽南的地缘优势得到较大的发挥，闽南明珠才得以绽放异彩。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并为世人留下赞美刺桐城（泉州）之壮观的名篇。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
三、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时说：福建“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学者吴鉴说：“闽文学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献，彬彬可考。时号海滨洙泗，盖不诬矣”。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吴鉴说上述话时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与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他“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甚严。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对闽南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3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3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3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祐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3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3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据元人朱文霆记：“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帅扎剌立丁重建明伦堂。至治改元，总管廉忱始甃台塑两庑从祀像，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康里巎（巎）为记。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偰玉立重建明伦堂，并修议道堂，为斋舍四十间及先贤等祠”。37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祐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38从泉、漳两路学情况来看，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陈天锡，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孔庙），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在全国也不多见。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
中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传自外邦。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学者王荣国著有《福建佛教史》，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现将王氏成果转录，以供参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晋江县4所，南安县5所，惠安县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龙溪县2所，漳浦县1所。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笔者未见有专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笔者掌握的资料很不完备），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漳州路宫观有7所，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晋江县的灵济行宫，建于元至元间（未注明是世祖至元，还是顺帝至元）；南安县的凤山宫，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县的三清观，建于元至正间。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代重建；龙溪的东岳行宫，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龙岩县的东岳观，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县崇真观，宋建于县西门外，元至正间移建“县治西朝无坊内”。40由于历史久远，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一般情况下，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闽南的道教，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元代闽南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分布较广，数量也是很可观。但是，总的来说，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闽通志》所说：闽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十八九矣”。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这些人员，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留居闽南的伊斯兰信徒，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当地社会。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始建于北宋，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两次重修，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犹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时，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区。自元代前期始，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孟特·科儿维诺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等。安德鲁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录佩里格林、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签署“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
元代闽南地区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又称明教，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45教义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初、中、后）说”。认为经过初、中、后三际，光明即战胜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但规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并建寺传教。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即为元代所建。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此外，元代闽南对天后（妈祖）的崇祀，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总之，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13世纪的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有的归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宗的旧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46马可·波罗在他写的《行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习俗，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
四、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不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儿偰氏等需要有做些重点考察，这对我们了解闽南特有的文化现象会有所帮助。
1、蒲氏。闽南最著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当时，蒲氏家族以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从此，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管海舶事务。当年十二月，元军兵临泉州，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其长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万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偰氏。在闽南历史上偰氏的作用不容低估。元至正九年（1349年），偰玉立担任泉州路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偰氏遂与闽南发生不解之缘。偰在氏祖地在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是唐回鹘国相暾欲的后裔。元代为畏兀儿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元人欧阳玄曾写有《高昌偰氏家传》，传中记述偰氏家族的历史。52偰玉立的曾祖岳璘帖穆尔，精通畏兀儿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窝阔台汗时，他出任大断事官，从斡赤斤镇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华，年幼“俾习畏兀书经史，记诵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父偰文质官至江西吉安路达鲁花赤。偰文质“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篪，皆第进士。偰哲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学政事称于时”。54偰玉立是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55据陈垣考证说： “摩尼教世家，高昌偰氏也”。56闽南偰氏亦崇信摩尼教。
3、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祐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57
4、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58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59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5、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61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62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如泉州路总管怯来，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迺穆泰，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泉州路总管推官、江西武宁人周天凤，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吉，元统进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多新特点：一是兼容和谐，二是开放进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1 参阅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黄溍：《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4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题名记》。
15《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6《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22汪大渊原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后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马金鹏译《依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岛夷志略》附《清源续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传》。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书院记》。
29《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3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37弘历《八闽通志》卷44《学校·泉州府》。
38同上卷45《学校·漳州府》。
39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八闽通志》卷77《寺观》，同治《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41弘治《八闽通志》卷77《寺观》。
42参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363—364页，东京1964年版。
43参见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出使蒙古记》第270—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2第79章190页。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参见 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5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资》。
51《闽书》卷152。
52《圭斋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
53 《元史》卷124《岳璘帖穆尔传》。
54以上见《元史》卷193《合剌普华传》。
55《闽书》卷53《文莅传》。
56《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58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9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
60 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本文作者：王荟 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朱宗庆打击乐团从1986年创建至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复合产业链结构，从曲目的创作、世界各地的演奏、打击乐的推广、朱宗庆的教学系统、打击乐的研究等方面结合发展，并配套TIPC台北国际打击乐节、台北国际打击乐夏令营等节庆活动来向世界推广打击乐。笔者认为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核心价值就是永不停歇的脚步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就如同朱宗庆教授所说的，“我用三十年的热情来打击鼓动，从舞台旁边移到目光焦点的中间，人生的跃动也是一样，只要你有热情执着，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从配角成为最佳主角！”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成绩斐然，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已走在世界的前端，本着“拿来主义”，相互学习、理解交流、融会贯通的精神，相信很快能让海峡两岸的文化创意产业携手共进。
厦门有自己的立足点的，否则就只能是单纯的仿制品。这个立足点，实体上是厦门市，区域上是厦漳泉，升华上去是闽南文化，也是厦门立足点最本质的东西。
闽南文化的积淀很有深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朝的闽中郡；上千年的发展中，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选择泉州作为起航点，明清西方商人传教士为闽南带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挖掘空间非常广阔，我们要在这个立足点上着力发挥闽南文化的优势，力推闽南文化的城市精神，兼有包容、含蓄、开放、创新的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以产业为依托的新型产业。一个有创意的文化作为外衣披在传统产业的身上，产业就可以华丽转身，得到了升华。第一、二、三产业加上文化的元素，便可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与晋江、石狮的服装产业，德化的陶瓷产业，泉州的茶文化等等产业进行对接，帮助它们完成产业的再次升级。
福建省大力推进“厦漳泉”一体化进程，有助于形成厦漳泉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厦漳泉是省内经济发达的地区，这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很好的着手点，在这里民间资本有意愿也有实力进入文化创意产业，同时产业化的通道也比较容易建立起来，需要兼顾的公益化也有较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与地区内主要产业进行对接，通过区域辐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就厦门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布局而言，结合实际情况和优势，重点发展的七大文化产业（集群），包括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艺术产业，动漫网游业，文娱演艺业，传媒产业，出版、发行、印刷和版权产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产业将形成足够的市场效应，同时也推动着厦漳泉经济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整体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是：“结合创作、生产与商业的内容，且此内容的本质是无形资产与具有文化概念的，而这些内容通常有智慧财产权所保护，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来呈现。”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大而广泛的概念，并不仅仅指文化产业，或指广告业、传媒业、音乐行业某一个行业。文化产业是包含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大范围当中的。文化创意产业无限大，这个朝阳产业可以跟任何产业进行对接的，甚至可以和外星球和外太空对接，只要你想得到，没有做不到，只要你的创意足够精彩，创意无限，创意无尽。举个例子来说，厦门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目前在与台湾公司合作，进行农业企业文化品牌的研发工作。打造“神农小子”动漫先行，打造优质的农业品牌，发展新型创意农业。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可以和农业、工业、商业进行合作对接，附和文化的元素，进行各种要素的整合，便可以珠联璧合，使产业可持续发展。而如果产业发展，没有文化，没有创意，产业与文化不能对接，就像是只有爱心，却没有面包，就像是只喊口号，没有行动的纸上谈兵一样。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眼光放得更远更广，才能突破种种限制，创造更多的创意。
文化创意产业是21世纪的黄金产业。中国的民乐深受世界各民族的喜爱，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也为中国民乐世界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女子十二乐坊成功营销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新民乐百花齐放，中国的民乐走出世界，受到国际人民的追捧和欣赏。中国民族音乐对外输出的同时，也使更多的国人对民乐感兴趣，开始学习和研究国乐，进一步反哺和复兴中国民乐，进而再推动下一轮的产业化。因此，一个好的创意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崛起，创造真正的黄金白银，产业透过文化的商品化，产生经济效益，建立生存基础和可持续发展；反过来，文化籍由产业的具体运作和务实转型，推动自身的复兴、社会的进步、新经济模式的演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就为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于我们这个从未间断过历史的民族而言，在如今这个知识积累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显得尤为重要。
都市文化研究是世界性的前沿学科，当代城市化浪潮不断升温、迅速扩张，是它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而前沿性和世界性则是它的两个基本特点。2005年12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是国内外首次对都市文化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理论框架与范畴体系、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的学术探讨，对于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确立与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西方，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进入都市化时代的美国，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来承担。在中国，由于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或小城镇，“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与应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急需加以填补的理论空白。目前，中国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关刊物的文学、美学、文艺学栏目中体现。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从1999年起，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视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国内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体现了当代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关怀。本文将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会语言学，立足闽南文化建设，关注闽南都市群的发展，从语言文化这一微观角度入手，以厦门为个案，对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做尝试性探讨。
二、厦门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
厦门是一座富有闽南文化底蕴同时又日趋国际化的都市，外来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良好的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闽南都市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三种语言文化，即闽南语文化、普通话以及英语文化共存共生、平衡发展的语言环境。据此，本研究围绕这三种语言的发展现状调查展开：
（一）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闽南都市文化具有开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闽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为闽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厦门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包括学生及其他各类人群，共计200 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访者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使用情况。问卷共设计50道选择题, 全面了解厦门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生存现状。调查数据见表1。
表1 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闽南话
43%
65%
70%
普通话
100%
100%
10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上述调查表明，在厦门这个迅速发展的著名的闽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话，日常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虽然成年的当地居民通常能够使用闽南话相互交流，但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闽南话的掌握与交流却存在一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话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闽南话的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这种发展状况不由得使人对闽南语言文化的留存产生一定的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闽南话的关系，保持闽南话的活力与闽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的同时，地方方言也应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市民主动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二）闽南都市社会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
闽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证明，闽南市民的英语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闽南的富强，英语教育的强调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本文通过广泛调研、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语言学、社会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厦门的英语教育现状做出评估，调查结果如表2。
表2 英语教育的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受过英语教育
95%
100%
75%
英语表达流利
16%
30%
2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厦门中小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教育普及较广，各类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中受过英语教育或者相关培训的比例较高，但真正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比例则都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语教育在大中小学得到普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比例达95%以上，但仍旧以应试教育为主，较少注重实际交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厦门作为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的都市，其国际化氛围仍显不足，英语的使用场合较为有限，使得英语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
三、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 政府部门的重视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相应举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城市，成立后主要保护闽南方言文学、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戏曲、闽南民间舞蹈、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民间手工技艺、闽南民俗、闽南传统体育竞技、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消费习俗等十类项目。福建省非常重视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以加强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以上种种举措说明政府已经将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提到了议事日程，将极大地促进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二）2+1模式的语言教育政策
本文认为，闽南都市文化区应借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机制，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想结合的“双语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闽南文化的热情。应鼓励并加强2+1模式（普通话、英语加闽南话）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中学和大学除了开设语文、英语课程之外，还可开设形式多样的闽南话课程，如闽南话短期培训班、闽南话选修 课等。2+1模式的语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又保障地方语言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繁荣闽南都市群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闽南都市社会的良性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台湾一衣带水，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 一脉相承、相互交融。近年来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谍展牒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五缘”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及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开设闽南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宣传闽南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闽南话歌唱比赛及演讲活动，创设校园闽南文化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推广闽南戏曲，如歌仔戏的培训和演出活动，使闽南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闽南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与产业、城市、环境、社会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亮点。
四、结语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闽南都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闽南都市文化开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致力于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东南亚华侨；闽南文化；传播
闽南地区位于福建省的南部，以丘陵地带为主，丘陵山地之间交错着河海冲积平原，东面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天然良港。现在所说的闽南地区，主要是指泉州、漳州、厦门三市。
一、闽南文化及闽南人移居东南亚
在闽南这片土地上，南来的中原文化与原住民闽越人文化、以及海上舶来的海外文化相融合，历经先秦至唐代的形成期，五代至宋元的发展期，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兼有独特方言与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闽南文化，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的核心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区涵盖了闽西、闽北、闽东、浙南、广东、海南、台湾、港澳的部分区域，辐射区波及到东南亚等海外闽南移民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遍布世界各个国家闽南人后裔。随着闽南人的不断向外开拓、向东南亚迁徙，闽南文化随之传播到东南亚各华侨聚居国，对当地的华侨华人，乃至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闽南文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6000多万闽南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闽南人的海外贸易由来已久，早在唐代，已有闽南人或因商贾而在南洋“住蕃”，或因其他与缘故而“流寓”南洋。五代以后，闽人大量出海贸易，“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宋元至明清时期，中国海外贸易不断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的移民，蔚成风尚。闽南人定居性移居海外是在明代以后，自清中期以后，西方人东渐，海洋交通进入航海大贸易时代，闽南人也被卷入东南亚的劳动力市场中，因生活所迫，越来越多的闽南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其中仅泉州籍港澳台侨胞就有2000多万人，在东南亚各国中，100万人以上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10万人以上的有缅甸、泰国、越南等国（1）。这些华侨华人把家乡先进的生产、生活用具、技艺等带到海外，与当地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所在国家娶妻生子，生根发芽，与居住国人民一道，共同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侨与家乡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常存在着“落叶归根”的心态，盼望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以后，得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由于这种心态，加上闽南人在移民和再移民的历史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最为完整的宗族文化形态，都以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来巩固发展自己固有的生存空间，这使得许多华侨得以更多地保存家乡的传统文化。
二、《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展示的东南亚华侨文物
2013年在举办第二届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为了给世界闽南文化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忆，泉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建成《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该展示中心设立于泉州市博物馆内，总面积为4200平方米，通过300多张照片，2000多件实物，从闽南方言、闽南历史、闽南宗族、闽南宗教、文化遗产等五方面，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故事，为唤起闽南人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共同保护和建设世界闽南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了一处重要的窗口。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于2013年6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在该展示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充分体现闽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繁衍，特委托新加坡华侨、文物收藏家吕世聪先生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马六甲等国家和地区征集到相关文物43件，这些海外征集来的文物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见证闽南文化“来自中原，航向四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闽南文化对东南亚华侨及当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海外征集来的文物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文化典籍
文化典籍有新加坡、马来西亚 翻译中国古代小说《一枝梅平山贼》、《平闽十八洞》、《走马春秋》；新加坡出版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高王观音救苦经》、闽南语《金刚经》；《李载鸾永春拳谱》、《四书》等12类。这些书籍多为闽南人移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后，带去并在当地的发行、传播，成为当时东南亚华侨的精神食粮。
（二）瓷器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经常在闽南瓷窑订烧瓷器，再销售予当地百姓。此次展出三件瓷器，分别为泰国华人订烧五彩小盘、青花泰文罐、漳州窑双狮娘惹瓷罐，具有浓烈的异域色彩，这类瓷器深受东南亚国家人民的喜爱。最特别的是青花泰文罐，以外国文字为纹饰的瓷器，除了欧洲地区的荷、英、法等洋文、尚有阿拉伯地区的回文，中南半岛的泰文尚不多见。
（三）民间信仰类
闽南人出外总会带着自己家乡神明神像或香火（香灰），祈求家乡神明佑护在异地顺利平安。此次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征集到漆线雕番面妈祖坐像、广泽尊王、保生大帝等香火盒、天公金木印版、清代慈云阁双面签诗木印版等9种民间信仰的文物。妈祖信仰遍及泉、漳、厦等闽南地区及台湾地区、东南亚诸国，此尊妈祖坐像系东南亚国家所出，她有一张“番仔脸”，冕冠后面缀有一撮玫瑰红发髻，使妈祖番客韵味十足，这在妈祖形象中堪称奇葩。
（四）其他类
从18世纪开始，华人在东南亚的开发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渐成当地有影响力的一方势力，或是一地的统治者，遂模仿当时中国通用的铜钱样式，取材于当地常见的铅锡，制作发行了各类华人的钱币。展示中心展示三枚印尼华人铸币“列港公司”、“玛瑙公司”、“中和公正”等铸造于18世纪的锡币，出水于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Pulau Bangka）等地。另有从新加坡征集来的源崇美茶庄茶具，由紫砂壶、茶盘（锡制）、茶罐（锡制）组成的整套茶具，其中紫砂壶壶身有“新嘉坡源崇美茶庄”等款识。
三、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从这些海外征集而来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华侨在侨居国不仅较好地保持了闽南文化，而且不断地在当地传播、弘扬闽南文化。
（一）物质方面
人是文化的最忠实、最活跃的传播者。由于中国人的海外迁徙是一种被迫的移民行为，他们移民居住国后的少数民族地位和被统治、被支配的现实处境，使他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需要与自己的祖国保持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以使自己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所以闽南华侨在移居海外过程中，几乎将他们在故乡的生活方式完整地移殖到侨居国。如这次展出的源崇美茶庄茶具，就是其原主人为了促销茶叶，从宜兴定制了茶壶，从潮州定做了锡制茶罐，从香港定制了锡制茶盘，组成了整套茶具赠送给买茶的人，随着其茶叶生意的兴盛，闽南功夫茶文化也随之在当地得以传播。又如瓷器，移居东南亚的闽南人回国定制瓷器，带到移居国使用，不仅丰富了侨居国的物质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在菲律宾部分比较闭塞地方的土著居民，把拥有中国陶瓷当作估量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主要准绳和象征。瓷器传到菲律宾，启迪并带动当地制陶业的发展，推进当地社会文明的进程。
（二）精神方面
闽南人在驾驭海洋世界以及“过台湾”、“下南洋”时，他们为了适应新环境、满足精神生活等需求，又将源于故土的精神文化传播到侨居国，这些闽南精神文化在闽南地区与东南亚社会的交流中影响广泛。如 马来文学在19世纪的马来西亚非常有影响力。这个早期闽南人移民与当地马来人结合的华人亚族群― ，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翻译成马来文，其中使用大量的闽南方言，如《走马春秋》封面上的字眼“CHAU MAH CHOON CHIU”，懂得闽南语的人若拼一下，就会发现它是“走马春秋”四字的闽南语发音。这些翻译的通俗小说成为风靡一时的 马来文学，至今被各方藏家争相收藏。而被誉为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流行于所有闽南人生活的地方，南音唱腔优雅中带有一丝丝哀怨，倾诉着母亲、妻子对于漂洋过海的儿子、丈夫的深深思念，折射出闽南历史上传统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特征。这幽雅的乐曲曾是许多海外闽南人梦牵魂绕的乡音和乡愁，于是，围绕闽南戏曲的社团纷纷在世界各地产生，它们承载着海外游子浓厚的乡情，也凝聚着世界闽南人深厚的亲情。
此外，共同的信仰不仅是海外闽南人和祖籍地密切联系的纽带，也是团结世界闽南人的载体。闽南人外出到东南亚一带后，把祖籍的信仰也一起带了出去，而这些信仰又影响到了当地人，以至于“妈祖”到了海外后，就有了当地人的新面孔，变异成番脸妈祖，菲律宾不少天主教堂中供奉的妈祖神像是全身天主教服饰的神像。1954年，全世界天主教在菲律宾举行祗祷大会，教皇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隆重为妈祖加冠（2）。这说明不仅菲律宾华人信仰妈祖，一些菲律宾人也用他们的传统方式来信仰妈祖信仰。妈祖信仰已渗透到当地民俗中，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闽南人在世界各地以血缘、亲缘、乡缘、业缘等为纽带，通过举办各种迎神、祭神庆典活动，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等方式来强化华侨的民族意识，传播闽南文化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完整的华人华侨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传播史。
注释：
闽南文化是由闽台两地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闽南人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地域文化。闽南与台湾一水之隔,闽南文化随着闽南人到台湾而广为流传。这也是海峡两岸闽南话一直畅通交流、沟通无阻的根本原因。厦门卫视节目大多使用闽南语播出,闽南语言文化的趋同性和相似性所显示出的强大向心力,使得闽南语频道在对台传播中更具优势,更具闽台文化传播交流的功能,更具闽台文化融合的意义。厦门卫视的《闽南通》栏目,就是一档弘扬闽南文化、民俗特色的栏目。
节目内容的定位
传承闽南文化、服务两岸乡亲在电视媒体竞争领域,以地域性的品牌构成栏目特色,已成为地方电视媒体打造核心竞争力、应对同类栏目进行差异化竞争的主要形式。厦门卫视打造的本土策略正是重视并强化这一地域差异性,并努力从闽台地区受众的信息需求和闽台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在节目中尽可能营造闽台区域文化时空,从而与闽台区域的受众群体建构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闽南文化是海峡两岸的闽南人共同创造的优秀区域文化,海峡两岸闽南人对闽南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得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朝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方向发展。厦门卫视将栏目定位为:传承闽南文化,服务两岸乡亲。意在以闽南语这一特定方言为载体,以电视为媒介,将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创造的闽南文化传承发展下去,并通过实用的新闻资讯为海峡两岸乡亲服务。“以闽南文化、民俗特色为纽带,实现对台传播和交流”成为厦门卫视的传媒宗旨。
播报形式的创新
厦门卫视自开播以来,坚持闽南文化传承理念,弘扬闽南文化。栏目编排设置强调生活化、特色化,其特有的闽南风格和闽南文化底蕴,拥有了广大的忠实观众。例如,能够根据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特别时期的观众收视群体,进行针对性节目编排,力求应时而动,适需调整。因为闽南文化中,民间习俗、信仰、宗教等占相当大的部分,而这些习俗、信仰的新闻点都发生在这些传统节日和假期中,所以一年中的传统节日和假期成为厦门卫视对台传播的重点。改变节目编排,就是为了将更有价值的节目传播给台湾同胞,使节目聚焦富有闽台特色的题材。这就是厦门卫视始终保持高收视率和高稳定性的原因之一。
厦门卫视每天播出节目18小时,主要栏目有:《海峡报道》――全景式地展现两岸关注的新闻。《海峡时报》――提供最新、最精彩的两岸新闻、财经及气象资讯。《今日大代志》――闽南话读民生新闻,讲百姓故事。《第一反应》――实时连线两岸的时事评论栏目。《娱乐斗阵行》――台湾明星担纲主播的闽南话娱乐节目。《闽南通》――张扬闽台本土文化的闽南话电视栏目,展现年轻时尚的闽南。《看戏》――全方位展现闽南传统戏曲精华。在播出时间安排上,各栏目将首播定在每天的黄金时间,争取以闽南特色十足的新闻头条将观众吸引到这些栏目上来。
栏目特色的维护
着眼闽台特色,厦门卫视大胆突破传播理念,主攻本土,善于把握闽南语的主动权,以两岸的视角实事求是地报道两岸机遇和挑战,加强两岸重大题材的灵活处理,运用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优势,采取多种报道手法增强新闻的生动性和权威性的传媒方式,维护厦门卫视各栏目的品牌特色。
在两岸新闻闽南化资源的占有很难有独家,但力争在开发和配置上做好独到。力求做到:在以大编辑部体制为基础的报道策划中,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报道方式、与众不同的报道结构、别出心裁的报道思路。唯其如此,闽南语新闻的传播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集约化;也只有通过编辑意识将新闻进行兼顾两岸的闽南化改造,才能突显闽南语新闻的特点,最终在同类节目中赢得竞争力。
善于打地域牌,彰显闽南本土特色,厦门卫视在新闻对台传播上具有文化优势、地理优势和语言优势,走闽南本土民生路线,开展对台传播正是其制胜法宝。厦门卫视就是在坚持闽南本土化的原则下,大胆起用闽南本土人才,吸纳闽南本土独有的素材资源,做出富有闽南特色、符合两岸观众收看的电视新闻作品。针对中老年人追根溯源、寻根谒祖的迫切愿望,《闽南通》栏目推出讲述闽台渊源的故事,让两岸乡亲收看之后茅塞顿开。两岸地区的民俗民风、传统文化与艺术都可以在该栏目中获知。并且,邀请见多识广的嘉宾到新闻演播室接受访谈,旨在以嘉宾谈新闻、解新闻、评新闻的形式来传播、展示广博璀璨的闽南文化和台湾文化,力求在新闻事件中、嘉宾的观点中展示出两岸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创新性,对两岸人民传承中华文化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浓浓的乡音乡情,无不展示出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推动着两岸关系朝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方向发展,谱写着两岸人民抵御外侮、维护统一、奋发图强的历史篇章。
结语
厦门卫视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对台传播和影响,尤其对台新闻传播方面有一些先行和独到的做法。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认真把握中央支持“海西”发展的历史机遇,发挥厦门地区台胞祖地和古城的优势,组织政协委员和社会有识之士,创新载体,拓展平台,深入挖掘和运用闽南本土特色文化,积极拓宽对台文化交流渠道,努力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根据福建作为海峡西岸主体的优势，其和谐文化的构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作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圈，福建是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单位和类型，是灿烂的中国文化在实践时空中的一个代表性区域。因此，文化和谐必须实现福建“小文化”与整个中国“大文化”的和谐。第二，文化是一种历史过程的积淀，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在地理生态环境上，福建特殊的山海相随的自然环境造成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福建文化的形成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一个复合体，具有文化的多元性特点。从这两方面上看，必须实现福建文化内部的和谐。第三，福建是与台湾岛隔海相望、具有对台工作、统一祖国的独特优势的地域。因此，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构建闽台和谐的文化共同体。
立足全局，实现海峡西岸“小文化”与中华“大文化”的和谐
1．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闽”是自古以来就在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族类。中华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又明，是一个文化多元共同体。其不朽的生命力来源于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对民间区域文化的包容。这两种能力既保持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交流的平等地位，同时也确保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没有了个性纷呈的、鲜活的、有时甚至是粗糙的民间区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必将是无源之水。闽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极具个性的区域文化。早在远古时期，闽文化就以“闽在海中”的区域特色进入中华文化的源头。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闽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实现了全球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同时，由于闽文化在海外华人、台湾人民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海洋文化的特性，如何构建和谐的闽文化，必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2．在统一创新中实现“大”“小”文化的和谐
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统一体，大一统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历史上尽管多次出现过政治纷乱的局面，有过南北政权的对立，有过地方政权的割据，但是，不久就又归于统一。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势，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维系统一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之根。可见，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闽文化无论如何发展都要统一于这个中心。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的又化存在差异。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富有特色，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形式多样，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绚丽多姿的风采。因而，闽文化要充分发挥本区域的文化优势，以区域化、多样化、个性化为一体，增强区域文化活力和竞争力，共建海峡西岸文化“核心圈”，促进闽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协调发展。
立足整体，实现闽文化的区域内部和谐
1．文化的多竞性和不协调性，造成了闽文化内部的不和谐
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现状布局上则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从源流上看，福建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台湾文化的交融、邻域文化的渗透等诸因素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现状上，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状割据的状态，如闽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南海洋文化等等，它们彼此之间呈相对独立且平行并存的状态，尽管在相互交融上有逐渐加强的现象，但彼此的地域文化距离仍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谁都无法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成分在福建文化这个动态系统中其同构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但是从整体上制约了福建的文化发展。
同时，福建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不协调性，一方面，福建地处边远，与内地的交通不发达，地理条件比较封闭，在历史上长期是个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区域。与此相对应，海洋商业文化则往往以动态和开放为特征。自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中，向内陆延伸困难，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山海相随的地理环境迫使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就使得福建的文化呈现既封闭又开放的不协调的文化状态。福建的文化建设近年来并没有太大突破，也无法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进行把握。因而，要实现又化内部的和谐，就要从整体上加以整合，在文化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
2．整合文化资源，打造区域文化品牌
前面提到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福建文化一直较为零散，再加上闽西北和闽东南发展的不协调，整个区域内部文化呈现不和谐的状态。因此，通过整合的系统的功能是大于各个独立单位功能的总和。有必要将福建文化资源和建设现状作一个合乎逻辑的梳理。福建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惊人的奶合。福建西北部向东南部延伸是陆地向海洋的进军，西北部的山脉与溪流是东南部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福建文化的发展，正是以西北部作为中原文化与福建本土文化的交汇处，不仅使中原文化牢牢地扎下了根，而且在文化的最高层面，即思想上超越中原文化，出现了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有超越中原文化的西北部文化向东南部侵润，使福建东南部文化发展有了十分优越的古代文化历史积淀，就像涓涓流水汇入大江大河。福建东南部文化发展随历史进程在近代处于最佳发展机遇，国门被动打开，江河与大海的拥抱，使中原文化与海外文化、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融合，出现了“晚清人物数候官”的局面，出现了无数彪炳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如林则徐、严复等等。福建南部最接近海洋，最靠近台湾，厦门则置身于大海之中，现代化进程最快，形成又一新的文化类型。因此，根据福建文化的时空发展，可以把福建文化整合为三大品牌：(1)闽西北树朱子文化品牌，辅以武夷自然风光，客家土楼文化；(2)闽中树林则徐、严复文化品牌，辅以福州文化名城，船政文化，
(3)闽东南树闽台交往文化品牌，辅以闽南文化、厦门经济特区。这三大品牌全国独特、绝对先进、规模宏大：不仅在全国，而且在世界，都影响巨大。这样，不仅打出了福建的文化品牌。而且也充分实现了福建文化的内部和谐。
立足开放，实现闽台文化的和谐
1．闽台文化自古一体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位于海峡的西岸。两地史缘久：血缘亲、语缘通、神缘同，正是闽台文化的这种多缘性使得闽台人民血肉相连、亲如一家人。从史缘久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福建境内的闽越族就已经东渡台湾，而到了宋元时代，福建就开始与台湾进行贸易往来，并有福建移民到台湾定居，明代闽、台文化来往更加密切，尤其是郑成功后，大量闽人移居台湾，带去福建的语言、风俗，在清朝，台湾曾归属福建省管辖。从血缘亲来看，台湾人的祖先绝大多数都是从福建泉州、漳州、汀州，还有粤东一带过来的，现在台湾同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祖籍地都在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闽台的血缘关系可谓是同宗同祖。从语缘通来看，现在台湾岛内所讲、所称的“台语”其实就是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大量闽南人移居到台湾后，闽南话就逐渐成为台湾岛内的主要语言。300多年来闽南话始终是台湾岛内以及台湾与中国大陆、东南亚国家交往的极为重要的交际工具。从神缘同来看，台湾同胞与福建民众有着众多共同的民间信仰，今天大多数台胞信奉的妈祖女神、保生大帝、开漳圣王，全部来自福建。可以说史缘和地缘是闽台文化的根，血缘和语缘是闽台文化的干，神缘是闽台文化的枝，正因此闽台文化自古一体、闽台人民自古一家亲，台湾与福建、与祖国大陆有着永远割不断的纽带、永远挥不去的情缘。
2．多方位、多层次开辟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促进文化共荣
（一）历史溯源
福建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东海南海之间的咽喉要位，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也是当今中国“一带一路”重要的位置之一，福建为海上商贸集散地，福建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起独特的优势，依山傍海，历史文化悠久，资源丰富，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化。闽南位于福建的南部，包括厦门、漳州、泉州（其中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他们所说的语言是属闽方言的分支方言称为闽南方言（闽南话）。闽南地理位置特殊，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闽南童谣是闽南语系中最古老的戏种之一，它正是经由闽南地区流传到台湾、澎湖以及闽南华侨较多的南洋各地。至今，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闽南籍华侨聚居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都有相关的社团组织。闽南童谣大约起源于明朝中后期，流传闽南一带，是以闽南方言为唱词，以闽南语的发音音调进行创作，演唱人群为不同时代的孩童，歌曲的创作是依据孩子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街坊邻里之间的生活内容为主要创作元素，比如生活、游戏、知识、时令、节日、习俗等，歌词匀称押韵。
（二）发展现状
闽南童谣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存下来的，随着国际化进程的迅速发展，闽南童谣之类的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渐渐地远离了当今的青少年。闽南童谣于2008年6月7日已被列入第二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批准文号国（2008）第19号文件，项目编号1-78。在当今飞速发展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古老文化必要保留，闽南童谣一部分被下南洋的闽南人带到中国台湾、东南亚生根发芽，还有一部分新童谣在东南亚等国家衍生出来，流传回中国。尤其是台湾，众所周知，台湾的主要语系为闽南语，台湾是中国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与祖国人民血脉相连，后来福建广东一带的人民大量移入台湾，形成了汉族为主体的社会。因此台湾的通用语言为闽南话，也因此将闽南的文化大量传入台湾。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推广闽南童谣，不仅具有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更具有增进两岸让台湾同胞了解闽南童谣的根在大陆闽南。21世纪初，厦门市在抢救和保护闽南童谣方面，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举办闽南童谣表演比赛，在校园内推广闽南文化，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开设闽南童谣课程等。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专门开始公益的闽南语课堂。制定实施了闽南童谣保护的“五年计划”。2009年6月，厦门市翔安区闽南童谣文化研究会成立。2010年，闽南童谣文化活动中心在翔安区开工建设，作为重点保护闽南童谣文化的基地和象征。2010年9月，由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厦门市教育局体卫处主办的闽南童谣教学、调查与创作培训班在厦门市外国语附属小学举办。厦门翔安马巷小学作为翔安区闽南童谣实践基地，率先开设闽南童谣课程。2013年，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助理教授王伟，周卫东老师发表文章《文化与地域的共生——以厦门闽南童谣文化中心方案设计为例SymbiosisofCultureandGeographical——TheMinnanRhymesCulturalCenterProgramDesignasanExample》在文章中得知，厦门市翔安区设计建造厦门闽南童谣文化中心，闽南童谣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场址位于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内林商住片区B2地块，用地。
二、闽南童谣的当代文化价值研究
闽南童谣作为闽南地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一种，其历史性，思想性，审美性及其价值取向，据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它不但蕴含着具有闽南特色的古老文化，还渗透着闽南人民智慧的力量，保留了闽南民俗文化的缩影，在闽南童谣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让我们后人更多地了解了闽南古老的文明，让青年人始终不忘记祖先留给我们那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历史价值
闽南童谣自古以来是以闽南语方言为基础传唱的儿童歌谣，形式类似当今流行的闽南语歌曲，或者可以说是闽南语歌曲的前身。主要传唱于厦门、泉州、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华侨居住地。闽南童谣发展于明朝中后期，发展的历史久远，当时闽南人下南洋也将古老的闽南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目前闽南童谣至今传唱于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各个国家（地区），这些华侨世世代代传习中国闽南传统文化。闽南童谣也在中国台湾传唱，从而成为海峡两岸人民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认同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纽带，也为当今闽台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今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华文化的同时，慢慢对闽南文化产生了极高的兴趣，他们发现，闽南文化是一个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具有其独特性，比如闽南语就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闽南文化之一，在闽南这块土地上，具有丰富的闽南语语调，就想音乐中的调性一般，独特而又独立，每个地区每个村庄的闽南语方言都是不一样的，竟然不一样到，隔壁县之间的村民相互完全无法交流，可见闽南语系庞大深奥，种类之繁多。本人多年工作在这块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土壤中，多年致力于闽南童谣这一具有独特性的曲种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更深入的研究学习了解闽南文化，更好的学习闽南方言，更进一步了解闽南人的精神境界，更深入地剖析闽南童谣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传承这一古老的闽南文化。在当今这个国际化发展飞速的中国，传唱闽南童谣有其独特的价值。闽南童谣作为福建闽南方言区的民间文艺，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比如在闽南童谣的唱词中，我们可以追溯不同年代的人物，事物，当时人类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娱乐形式，儿童们的生活内容，学习内容，思维模式等，具有一定的历史考古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些童谣的演唱曲调中，探索每个朝代童谣创作手法的特性，特点，创作风格，调性的变换手法等。闽南童谣从唐朝即开始出现，也是历经了几个朝代的进化，每个朝代都有其自身的音乐，比如唐朝，据资料记载唐朝音乐的特点为音乐和文学的高度结合，曲子的词都是当时著名诗人的诗词，在诗词的基础上谱曲创作，这种创作手法叫“自度曲”，就是以词填曲；还有一种是以曲填词，即为“填词”。闽南童谣歌词读起来朗朗上口，在在韵律上也有诗词的特质。明清时期的音乐发展迅速，曲种，曲牌，唱腔，演奏的形式等都得到了完善的发展。闽南童谣也随之发展传承，作为历史文化的沉淀的闽南童谣，肩负着历史及时代的重担，在历史的长河中，闽南童谣记载和传承了闽南人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在当今，闽南童谣是闽南人民和台湾人民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不可缺少的纽带，台湾本属中国，要让台湾人民懂得，闽南这块土地与他们息息相关，脉脉相连，闽南人民与台湾人民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二）语种价值
被称为活化石的闽南语是中国古老方言之一，闽南语流传具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1500年前中原汉族由于躲避战乱逃到河南，再由河南逃至闽南，一路南下到台湾，一直保留着原本的闽南方言。闽南语完整地保留了唐朝及五代时代的古汉音，保存了丰富的尤其是唐宋时期的词汇，因此被国内外专家称之为中国古代语言的活化石。闽南语的分化演变比较早，根据地理位置的差异，每个地区所讲的闽南语都有不一样的音调。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冲击，令闽南语这门珍贵的古汉语日趋衰弱，就以厦门为例，随着厦门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建设日新月异，特殊的地理位置，改革开放以后，吸引许多外商投资，教育医疗机构的完善与扩大，引进许多世界各地的高级人才一同来支持厦门的发展建设，大量的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得这些本土的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因此我们要极力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保护好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文化认同价值
闽南童谣作为闽南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其所表达的文化内涵绝非是表面听到看到的一项简单的歌谣，而是记载闽南人民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点滴的缩影，在闽南童谣中生动地记录了闽南人世世代代的生活状态，劳动点滴，已经闽南人的智慧，精神，信仰及其价值取向，也是闽南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记录下的一种文化缩影。闽南童谣在文字不盛行的时期，主要以口传身授的形式.早年勤劳的闽南人民下南洋，背井离乡，在海外漂泊，他们不管走到那，只要听到承载童年回忆、充满童心情趣和洋溢浓浓乡情的闽南童谣，都会唤醒自己内心对闽南家乡的思念之情。
（四）促进民族团结和统一价值
闽南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闽南与台湾同根同源。闽南童谣的传承与发展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自古以来闽南童谣即为儿童歌谣，口口相传，歌词中记载了颇多闽南当地的风俗，习惯，人文等各种历史活动，在古老的闽南童谣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生活状态，文化氛围，在乐曲的创作曲调，我们可以分析当时歌曲的创作特点与当时的文化缩影；同时，歌曲中反映出闽南人迁徙的历史,闽南童谣在这个时候即被带到台湾。闽南童谣其独特性在于，其语言为闽南语，其受众面为少年儿童。曾经说过：“少年儿童为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台湾传承闽南童谣，不但拉进海峡两岸人民的感情，更为海峡两岸的青少年交流架起一道文化沟通的桥梁，让台湾的孩子们知道闽南与台湾同根同源，血脉相连。通过学习闽南童谣，让青少年知道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我们只有一水之隔，同样也是说着闽南方言，语言与我们相同，激发幼儿盼望祖国统一的情感。
三、闽南童谣的教育价值研究
（一）闽南童谣在课程设置的艺术价值
闽南童谣作为闽南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韵律优美、意蕴深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丰富的艺术教育价值，有助于培养青少年民间艺术情趣与欣赏、表现艺术美的能力。在当前艺术教育体制中，开设本土的闽南童谣课程尤为重要。在高校的艺术教育领域开设闽南童谣的相关专业课或学校的通识选修课，对于提高艺术教育价值与传承闽南文化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闽南童谣可开设学科专业课，即福建的高校音乐学院音乐专业的学生学唱闽南童谣，专业理论课进行闽南童谣的创作分析，作曲课程中在进行新时代的创作。其艺术教育价值在于，一方面可以普及扩大闽南童谣的影响力，不但闽南人会演唱，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都学唱闽南童谣，将闽南童谣普及到全国各地；另一面通过专业课上对闽南童谣乐曲的分析与演唱，新时代的大学生们可以创作出更多丰富多彩的闽南童谣作品。
（二）闽南童谣在课程中的语言传承价值
闽南语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学术上泛指闽南语系集合，狭义则仅指闽台之闽南语。台湾及西方学者多认为是一种语言，属汉语族。在大陆语言学的分类上，属汉语族中闽语的一种。闽南语在各地有不同称呼，例如在内地常被称为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福建话、河洛话等；在中国台湾亦被称为闽南语、台湾话、河洛话或福佬话；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则称为福建话。闽南童谣即闽南语歌曲，语言生动质朴、文句通俗易懂、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在语言组织上及方言表达上已经具有其独特的语言魅力。高校传唱闽南童谣，首先要先学会讲闽南语，这样不但普及与传承闽南语，也能够在语言理解和表达上给予丰富的色彩，更能够突出节奏、韵律、旋律的相辅相成，借助图谱这种视觉符号，加深对闽南童谣内容的理解。
（三）闽南童谣在课程中的社会价值
学校进行闽南童谣的课程设置：首先，可以闽南童谣的传承人年轻化，表演形式的现代化，创作手法的多元化，将舞台的表演形式更加国际化；其次，大学生可搭建更多闽南童谣的演出平台，使其得到更多的展示，提高闽南童谣演出人员的经济收入；再次，提高传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使传承人有了更好的经济条件，更多施展传承闽南童谣的机会与平台。由于童谣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描绘了闽南地方风俗民情，是闽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为高校接受闽南地区地域传统文化与美德的熏陶提供充足的机会，不仅让学生们领悟童谣的作品风格、艺术特征和闽南方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通过童谣，青少年不仅从童谣中了解祖先代代相传的生活背景、历史文化，增加民情民俗的了解。
（四）闽南童谣在课程中的民俗及科学价值
闽南童谣是青少年认识世界的教科书。其取材广泛，全方位展示闽南风土人情，生活场景。如《吃红丸》《摸米龟》介绍了闽南地区祈福的习俗，《烧肉粽》介绍了肉粽是闽南和台湾地区的风味小吃，其用料以糯米为主，加香菇、虾米、莲子等，肉粽要趁热吃才显出醇香的滋味，所以称“烧肉粽”，让当代的青少年们在闽南童谣的表演中了解闽南传统的民俗文化。以《天乌乌》为例子，孩子们每当看到天边的乌云密布，就会脱口而出：“天乌乌，要落雨”，知道是要下大雨了，幼儿从中就学会看云识天气。又如《雷公岖岖响》这首童谣幼儿了解到夏季是雷雨多发季节的主要特征，通过童谣学习幼儿知道打雷、下雨不要到在大树底下的道理。
（五）闽南童谣在课程中的健康价值
关键词: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学；文化自觉；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于2007年6月9日正式批准泉州、厦门、漳州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我国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也是我国首个汉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将更好地优化生态环境，对闽南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其成为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域，它充分展示了闽南文化的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是促进闽南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也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泉州市作为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核心区，文化底蕴丰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99处，有11个项目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个项目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泉州的民间音乐已有12项目列入泉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泉州南音、泉州北管、泉州什音、泉州笼吹、德化山歌、德化三通鼓、晋江深沪褒歌、南安道教音乐、永春闹厅、泉州大鼓吹、泉港打正鼓、泉港文管。其中南音己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泉州在抢救和保护泉州民间音乐方面，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整体的文化生态现状仍然十分严峻，不容乐观。民间音乐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的重点并不是物质层面(乐器、道具、具体的表演载体等)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技艺、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其生态保护对象所指是民间音乐的发明、制作、演唱演奏技巧、工C谱谱写、演奏仪式、传承体系、思想内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当然，所有的民间音乐也要通过人、乐器的“物化”演奏，但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目标则仍然是其“本体”，今天，如何进一步优化民间音乐“本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使其和谐存活、健康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
一、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学科理念之运用与实践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1955年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最早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J.H.斯图尔德是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而上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帕波特、哈里斯以及沃依达等则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使这一学科理论日趋完善。今天，文化生态学应是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也是文化生态学理论与文化生态保护实践相结合的生态园式的生态保护实践基地。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即闽南文化是来自中原河洛文化与闽越本土文化、海洋文化等长期的、社会的、自然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而形成、产生的。如何对具有丰厚文化积淀、独具闽台地域文化特色的闽南文化生态进行保护，既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学科理论，还要涉及和运用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去观察、疏理与剖析；另方面还要努力做到探源、求实、存真。探源即我们要努力认知今天闽南文化是怎么从中原文化演变而来的，从中探悉其文化生态、生境之流变；求实即是对今天闽南文化社会的、自然的生态、生境，尤其是本课题闽南民间音乐生态、生境的现状有精确或较精确的了解；存真即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生态学为主要方法的文化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的理念，逐步摸清或基本摸清闽南文化生态、闽南民间音乐生态、生境现状，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当然，文化生态学面临着加快学科建设的任务，而它的完善和应用，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促进的作用，而文化生态的保护则更是个伟大的、长期的工程，是个促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巨业盛事。
二、关于增强和构建音乐文化整体性的生态研究思考
以往，对民间音乐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艺术形态单方面的研究，或是更多的习惯于肢解活态文化的整体形态，各取所需编撰自己的文本，缺乏或很少建立把民间活态文化传统作为中华文明传统的活态文化来研究的理念，今天，我们尤须运用文化地理学新的思维方式去探索和认知民间音乐之所以千年传承而不衰的真谛，既要研究其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研究人们利用空间方式，也要研究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等，从而更好地对当今社会变化以及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是选择还是融合”这一难题进行剖析，以便更深入地探索其文化内涵、文化价值、文化生态等音乐文化整体性的深描和研究，以寻回和构建民间音乐生存传衍的良好态势。基于此，我们务须把研究视觉指向：
1.文化内涵。民间音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音声包括声音、概念和行为，通过音乐文本、乐谱、乐器弹奏、人的演唱，把音乐信息传递给受众，受众在声音、概念、表演行为的感受下感受音乐，或喜、或悲……闽南地区的民间音乐之所以千百年来受到当地百姓的喜欢，除了其独特的音乐魅力外，文化内涵应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
民间音乐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音乐，历史地、生动地、真实地表现了当时“人群的生存状态、生产习俗、生活风貌、伦理观念，并且对当时的社会形式、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状况也有所保存和反映” [注: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83页。]。泉州民间音乐的代表性乐种――南音为例，其音乐是由指、谱、曲三部分组成的，南音有四十八套指和千首以上散曲，呈现其人文内涵的多样性、丰富性、历史性。经梳理后归纳为七十一个故事中，有出于宋元杂剧、南戏，有脱胎于明杂剧、传奇、小说，有从传统戏曲、曲艺移植过来的。其曲目内容反映的时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汉、唐，如散曲《苏秦》中的《去秦邦》、《当初贫》》；《孟姜女》的《一间草厝》、《拜告将军》；《王昭君》的《出汉关》、《山险峻》；《唐三天取经》的《蒙我佛》、《叫师父》等。攸关宋、元、明、清的戏曲、曲艺故事的散曲更比比皆是。其他如别具一格的北管，以及委婉动听的民歌、褒歌，以及高吭闹热的大鼓吹、闹厅、什音等，反映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广泛多样令人叹为观止，或曝世态之炎凉、或褒烈女之忠贞、或贬奸佞之误国、或赞爱情之如一、或出将入相英气逼人、或钟鼓齐鸣轻歌曼舞，或其字字珠玑、声声感人，或其留下时代的印迹，存活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容，它们是传承下来成了现代和传统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见证，具有无以替代深刻的历史、人文的思想内涵。
2.文化价值。“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都深含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原生态地反映着该民族的文化身份和特色，放射着该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发展方式的神韵，体现出该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发展踪迹，展现出鲜明的文化价值。” [注:参见同上书，第86页。]泉州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鲜活文化、是文化活化石。它同样包含丰富文化资源，是巨大的文化财富，鲜活生动地记录了民族、种群文化史的活化石，极其珍贵。其文化价值在于它“是生活中文化智慧，是原生态的文化基因，对其保护、发展可形成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既有利于文化的恢复、发展，又有利于文化生态的规划、建设。” [注:参见同上书，第86页。 ]泉州民间音乐作为闽南地区民间乐种，其文化价值更体现文化模式、文化形态、文化标准、文化观念等的文化多样性，它与其他乐种形成了文化特异性与适应性并存共生的“和而不同”的局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承认和肯定。”泉州民间音乐多样性文化价值也体现在自身本体的人文内涵与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前者或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或悲或喜或怒或嗔；后者有指、谱、曲，艺术意蕴虽以典雅静逸为本，但也不乏有激荡欢悦之情之声。
三、关于增强和提升“文化自觉”理念的思考
“文化是文化学、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归根结底也是属于文化的范畴” [注: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282页。]。关于文化遗产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我国目前通常采用二分法，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它也基于其根源于人类文化现象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是于研究主体的研究视觉也必然呈现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有关文化定义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个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注:参见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897年版，第99页。]。今天，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民间音乐的保护，并非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在保护之中求生存谋发展，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即是他对“文化自觉”的高度概括。他强调“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仅要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的文化标准去判断异民族文化的“优劣”。“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基于此理论,当前我们对地域性的民间音乐的保护要有“自知之明”，要有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要有“自知之明”。泉州民间音乐作为闽南地域性的民间音乐，华夏民族音乐的一员，一方面我们要认知被广泛赞誉为音乐活化石的南音为代表的泉州民间音乐的无比珍贵性、独特性，以及其艺术含量的精湛与完美；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看到泉州民间音乐客观存在的情况，由于各乐种之不同的音乐文化内涵、艺术特征、表述程式、呈现功能，而造成其生态不平衡，或萎缩或日趋消亡，而更大的一个原因，即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给非物质文化的生存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一些赖以生存、传衍的民间音乐生态环境及自然环境受到破坏，传统的民俗活动日渐衰微，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年青的一代对古老的民间音乐陌生了、淡漠了，这都给民间音乐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而不是盲目地去做出切实可行、有创意、正确的、良好的保护规划和决策措施。
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批准建立，标志着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高度重视，其“实验”二字更具启示与警示作用。这也说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是一项严肃而谨慎的工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尚处于探索性的试验、实验阶段。由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系千百年来在民间产生、形成、发展的，它们经历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存活下来，今天，泉州民间音乐的诸乐种，其所呈观的文化生态及所处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要让泉州这些古老、优秀的民间音乐存活、发展下去，就要寻觅、谋划、创建适宜于其生存下去的文化生态及文化生态环境，因此，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是加强对现遗存的古老、优秀民间音乐的历史文化生态及生态坏境的考证与研究，以资借鉴与实施保护。加强对现遗存优秀、古老民间音乐的文化生态及生态环境深入地进行“地方性知识”的考察调查，进一步摸清家庭传承、族群传承、乐社传承等文化生态、生态环境，以及其产生、形成、发展脉胳，并在“地方性知识”调查全过程中做好访谈记录及图、文、音、像、谱工作，使采集的资料力求完整性、准确性、客观性、持久性。
文化转型自主能力，不是要我们把传统文化转化或异化，而是启示我们如何开创新思路，使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发展，使其具有良好的文化生态能健康地存活和发展。君可见街坊村舍乐社在南音演唱弦管声声进入百姓家，君可见南音进中小学课堂、泉州师院艺术学院创办了南音系，君可见泉州规划11个闽南文化生态基地已呼之欲出，君也可见新加波湘灵音乐社南音通俗化表演、台湾汉唐乐府南音古典与现代相结合表演形式等。今天，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没有什么捷径及现成好办法，只有提升我们政府和民众的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转型自主能力，才能作出正确的、良好的保护措施，促进和加速实验区健康地发展。
一、 关于“以人为本”促进文化生态的生活、生产、经济建没的和谐发展的思考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不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它无法被强制地凝固保护，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处在’活体’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 [注: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346页]作为民间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地不能被强制地凝固保护，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处在“活体”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也即永远处在生活、生产的活动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人，其保护主体也是人，“人”是决定因素，如一旦老艺人离世，其身上承载的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随之消亡，因此，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必须做好“以人为本”，必须深刻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遣产的公共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整个保护过程中，必须充分关注、审视几千年来以多民族劳动人民为传承主体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公共性背景的存在和意义，把人民大众、农民作为传承主体，意味着千年少有民族文明内部整合、发展、创造的时代机遇的到来。
当务之急即是对泉州进入闽南文化保护实验区的十二个民间音乐项目传承问题，即如何保护好传承人，即对在世老艺人做好建档工作，尤其是七旬左右老艺人更应先做，组织专门工作班子进行运作，其内容应包括艺术简历、艺术成就(包括代表作、传承弟子等)、主要代表作录音录像，以及抓紧抢救那些独具艺术特征的、濒于失传的民间音乐艺术技艺及整理、编撰艺术专著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传承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虽然是“指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 [注: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356页。]
不论是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社会团体都要靠人去运作，需要热爱此项工作、忠于职责且具有相应专业水平的人去运作，试想当年若无杨荫浏、曹安和两位教授之执着，那世上就没有《二泉映月》流芳于世，所以我们必须在实验区设立伊始，即着手做好组织、培训文化生态保护的专业人员，并落实到乐种、乐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乐种生态活跃地区，以及科学制定和良好的执行文化保护工作的方案和规划，“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得以传承与发扬。” [注: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357页]。
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人才培养、配置与使用尤需具科学发展观和多元化，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期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政府文化部门是主力军，文化部、文化厅、文化局、文化站，以及社会民众等，其中文化人才的培养和配置要如何具有科学发展观,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文化、编委、人事等行政管理部门在艺术院校专业设置与客观文化教育发展需求方面必须具有科学性、前瞻性、计划性。我们深知“国以人兴，政以才治”，人才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资源，文化教育人才的培养和配置唯有在科学发展观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
【关键词】地域文化；群众舞蹈；创编；应用
【Abstract】Alo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the mass culture’s development， peopl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is increasing in constant. As one of the main form of urban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the mass dance is advantageous to the prosperity of mass culture， promote the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a regional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xploring how to blend in minnan region culture elements in the d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ways to the danc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ance through the paper expounds caus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culture， while inheriting reg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reating dance workers.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 mass dance； the plait. application
1、问题的提出
舞蹈作为一种表演性艺术，其创作具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空间。群众舞蹈是以群众为主体的，在群众中进行的、并以群众自我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舞蹈活动。群众自己掌握和应用舞蹈的手段，通过舞蹈艺术的创造和传播来表现群众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群众舞蹈和其他群众文化一样起源于劳动和人类特有的精神生活需求[1]。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舞蹈在内容上日益丰富，形式上多姿多彩、多方面地反映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情感及审美需求。因此，群众性的舞蹈活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群众舞蹈创作中，不仅应该忠实于生活，更应该大胆吸取地域文化元素，加上自己的创造性努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闽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统一性、乡土情谊、家族本位和崇儒重德等典型特征，在闽南文化中都有体现。闽南文化不仅包含了崇儒拜祖、家族经济、乡土情怀、习俗传承、自强不息等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本文从地域文化视角出发，探索在群众舞蹈创编中如何融入闽南地域文化元素，提出了群众舞蹈创编的有效途径，以使群众舞蹈更具地域特色，同时又能够对推动全民健身、增强民族情感，对民族艺术和地域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承与保护发挥积极作用。
2、闽南文化概述
2.1 历史渊源
闽南民系族群是古代中原汉人多批次大规模入闽，并与当地闽越遗民逐渐融合而成的。从中原带来的黄土文化，与闽越人“善舟船”的海洋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闽南文化的基础。闽南文化发源于福建泉州地区，逐步向漳州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台湾地区及海南地区扩展；并且随着闽南人的足迹，沿着江河海岸延伸至广西平南玉林地区、浙江平阳地区、东南亚港澳地区，以及内陆的江西上饶周边地区、江苏宜兴以及本省的闽北、闽东和闽中个别地方。宋元时期，频繁的对外交流，使闽南文化又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和南洋文化。近代以来，闽南文化继续接纳西方异质文化，不断获得更新和发展。闽南文化如同一个雪球，顺着历史的轨道滚动，不断壮大、发展与成熟。因此，闽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2.2 精神内涵
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民间艺术戏剧、传统的建筑风格、民俗传统、闽南方言、民间信仰、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体育竞技、地方精神和文学等。闽南文化有着诸如多元性、开拓性、务实性、包容性、奇异性等特点[2]，具有重乡崇祖的生活哲学、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念和山海交融的行为模式等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2.3 传承意义
在中华大文化里，闽南文化只是众多的子文化之一，但对于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众多闽南华人来说，闽南文化是传承了其文化之根的记忆，是长久被储存在已经远离了这块土地的游子对家乡的记忆。当前，在群众艺术当中弘扬闽南文化，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广泛联系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因此在群众艺术的创编当中融入闽南地域文化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闽南文化融入群众舞蹈创编的构想
关键词：闽南； 古建筑； 装饰样式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01-02-0075-03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Architectures’ Characteristics of Decorative Forms of the South Areas of Fujian Province
GAO Yun（fuzho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350202，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s’ decorative styles come from art treatment and expression of the building parts， the parts belong to actual architectures， and reflect the aesthetic ideas of ethnic and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world diverse architectural elements have affect on the south areas architectures of Fujian for a long time， the ones show us a charming and marvelous tradition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forms. The excellent and diverse architectures’decorative forms help researchers to study the rich culture and artistic significance which is implied in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that is of great value.
Key words ：the south areas of Fujian province； ancient architectures； decorative forms
Internet ：.cn
前言
建筑是人们合理生存与生活的物质载体，它是人们跟随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创造出的技术产物，它有力得证实了时代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特点。福建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风水宝地，正因它的地界特殊，多山、多丘陵、多河流、近海，以及气候湿润等条件极早奠定了其不同种类、风格、文化种类的古建筑形式。由于泉州刺桐港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地点，所以以泉州为辐射原点，闽南多地吸收消化了来自世界多处异域建筑风格，不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形态都产生了建筑艺术文化基因的大融合，其中建筑装饰元素的多样性为后人提供了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宝贵的艺术价值。
闽南传统古建筑的建筑装饰是附着于建筑本体之上的各种类型的装饰物，它包含了与建筑本体之间的使用功能联系、制作工艺技法、动态装饰文化、民族审美取向、民间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艺术形态，标志性的纹样特征和符号语言赋予了闽南古建筑极大的文化生命力，也是闽地民族与地域艺术特性的直接体现。其中，针对集中主要的古建筑装饰构件进行以下研究：
一、梁架、狮座、斗拱、雀替、垂花
中国古建筑以梁柱承重结构闻名于世，与天花接近的梁架不仅有承重功能，也越来越具有装饰意味，穿斗式、抬梁式、叠斗式的梁架造型形式都出现在闽南古建筑中，梁架构件运用上漆彩绘、木作、石作的造型工艺比比皆是。
狮座，是加强梁柱稳定的木作建筑结构，让其保持不易变形。狮座的整体雕刻既是凶猛的狮兽造型，通常以彩绘为主，彩漆或是金漆，更显得其雍容华丽（图1）。
斗拱具有承重、抗震、装饰、显示门第等级的基本作用。自元代以后，斗拱渐渐变小，由原本的建筑承重力学构件功能渐渐沦为了建筑装饰。闽南因宗教种类多，各类宗教建筑的数量在国内堪称一二，清代以后，宗教建筑中的斗拱样式彻底改变为了美化与装饰。泉州开元寺大殿内的斗拱造型是仙女飞天；泉州关岳庙内彩绘斗拱及梁架造型粗犷，颜色运用主要出自关羽的个人形象的色调，横梁上的宣教意义画作；泉州元妙观殿外的斗拱承托外部屋檐使其能更向远处伸展，造型是用泉州著名的南音戏曲演奏的乐器，以仙女吹奏乐器“伎乐飞天”为形态作为斗拱装饰，紧扣地方主题特色（图2）。
雀替，是梁柱垂直交接处的三角形建筑构件，起到帮助结构稳定的重要作用，形状不大，常以精美的雕饰上彩为主。垂花也称作吊筒，是一种与梁下悬着的短柱末端相连接的建筑构件，装饰意味极强，闽地建筑的垂花装饰常以宗教题材的图案作为主题。南安蔡氏古民居的斗拱造型是瑞狮戏珠，两侧的雀替是原木作的木雕工艺，花草形状的传统图案，镂空处细节精彩绝伦。垂花是圆球形状，也是利用重复几何纹样与花草图案为主（图3）。
二、柱、柱础、龙柱
柱子是中国古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构件，它承托梁架或屋顶等其自身上方物件的重量。闽系古建筑中，多为木作柱，间有石作柱。直径较柱子稍大，大多为厚重感十足的石质，造型种类多样，圆状方状皆有，紧紧包裹住柱子与地面相接的部分，极好得防止闽地的潮湿水气对木作柱的侵入。装饰方面来说，荷花、如意、瓜果、草叶、人物、动物都可雕刻于柱础之上，雕刻手法也十分多样，常用的有浮雕、线雕、阴刻。闽地中最有特色的要数石作龙柱，亦可称蟠龙柱（图4）。石柱形式分为单龙盘柱和双龙盘柱，双龙则多为龙王造型，柱础部分配合以云纹、水族纹样作为装饰。龙头与龙身位置多为从上至下，给人一种腾云驾雾，向上升腾的视觉感受。龙首龙身的造型气势磅礴，石刻工艺亦简单流畅亦复杂多变。石作、石雕体现了闽南地域突出的手工工艺特征，石作工匠将其非常自然地与建筑构件进行融合，打造人居社会环境，使得闽南得天独厚的石作的建筑工艺特色广泛流传与应用，为人所知。
三、门、门板、门楣、门罩、门枕石
福建传统文化中注重“门面”“门脸”，不论是官邸、宗教、祠堂还是民宅，户主对门头的装饰与形式都极其的重视，因为它代表着主人家的声望地位以及权势的轻重。从功能角度阐述，门和窗都是划分建筑室内空间的重要构件，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门、窗的大小、形状、朝向在闽南建筑中反映了风水和礼制等社会民俗文化。
与门相关的建筑构件还包括门板、门楣、门罩、门枕石。门板也叫做门扇、门扉，例如泉州杨家祠堂的门板彩画；又如泉州承天寺的木雕花格栅的装饰纹样门扇，此种门扇也称作“笼扇”，在闽南民居建筑中，它们大多是开向天井方向的门扇。笼扇结构轻巧，门板较薄，便于启闭。门枕石，以一个整体低矮石块的造型蹲卧在大门两侧的边框之下，与地连接，主要作用在于承接门面的开合启闭。石台的上半部分大多为圆形带有雕花装饰的石鼓，下半部分多为花叶草树、飞禽走兽、甚至人物图案为装饰，形态有趣多样。门框上的横向装饰称作门楣，可有木作，可有石制，泉州淮通关岳庙内的附庙侧门上的石刻门楣，其绘画内容大致是体现历史文化故事，有宣教意义。门罩一般是与大门的梁与柱相交接，悬挂与廊柱之间，门罩在闽地建筑的做法并不多见，大多出现在梁枋上，以整块木料雕饰成的落挂进行体现，其上雕刻有花纹植物、飞禽走兽等等精妙绝伦的图案。
四、墙面、窗、悬鱼、水车堵、墀头
闽系建筑以语言分布为根据可以划分出传统建筑的大致类型，被誉为“红砖文化区”的闽南民居群，独有大面积的红砖墙面反映其地域的风格特性，正身墙面称作“镜面墙”，侧面称作“大壁”，极其对称有序、庄严规整，体现闽南的封闭、主次尊卑、风水理念等等闽南的民俗文化特征。泉州亭店乡杨阿苗故居，红墙铺面，墙面上有圆形或方向的墙砖饰品，饰品上是对称的飞鸟图案。
窗在墙体上有取景、采光、通风、装饰的功能，闽南古建筑的窗体以方形、圆形、矩形等规矩形态居多，木作、石作居多，石雕图案通常选择彩绘的装饰手法，花卉植物、飞禽走兽、阴阳八卦、祥云寿字、规则重复纹样等等图纹精美无比。
悬鱼，因其最早的装饰造型是鱼形，因此得名，但根据地方特色与人居文化的改变它日渐脱离了鱼形，所以现在大多数的闽地古建筑上的悬鱼都非原始形状。悬鱼是在两面山墙伸出的房檐之下，采用彩色泥塑、剪粘、交趾陶等等作出的古建筑装饰元素，造型多变，常见的有蕉叶、云纹、狮龙、如意、书卷、花篮、蝙蝠等等。福建的民居古建筑中最常得见，色彩艳丽，与红砖瓦的山墙形成强烈对比，突出地方特色。泉州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其山墙悬鱼丰富多态，以云纹与蝙蝠造型居多（图5）。
所谓水车堵，处在屋檐之下，山墙与屋檐交界之处有一条层层出挑的水平装饰带，它顺沿着屋檐的直线走向，在不同宽度的灰色底边上，使用灰泥与交趾陶绘制色彩多变的传统造型，塑造出灵活生动的戏剧人物、故事传说、山川河流、花卉鸟兽，做工精巧华丽，工匠技法娴熟，手法细腻。陶作工艺大多会使用在水车堵、墀头、屋顶正脊与脊饰等福建的传统古建筑装饰构件上。交趾陶是彩色软陶的一种，是汉族的传统雕塑艺术工艺，是台湾地区的古建筑中一直推崇的装饰手法，由此隐射出闽台两岸建筑装饰方面同根同源的追溯意义。水车堵通常会连通墀头收尾，墀头是四面垂脊延伸下来，靠近屋檐口突出的窄墙，墙面上多层砖线围合成一个框，框中是整幅立体的彩绘与雕刻、交趾陶结合的人物、动物和器物纹饰（图6）。墀头主要的刻画主题是亭台楼阁、祥瑞景物、忠孝节义，工艺精良，秀丽醒目，极具闽地古建筑传统装饰特色。
五、屋顶、屋脊、垂脊、脊饰
福建建筑多为宗庙、民居，屋顶样式以硬山顶与悬山顶居多，尤其是民居。正脊，是指建筑前后面屋顶面相交接而形成的屋脊。闽南建筑的正脊都相对较细窄、狭长，装饰有细腻精巧的图案，宗庙类的建筑，其正脊会显得大气一些。屋脊的主要作用在于压住瓦片与抵挡风压。燕尾脊，是闽南特有的弯曲的屋脊，处在正脊之位，两端分叉上翘，状似燕子的尾端，因此得名。屋面与屋脊的形状，状似轻巧升腾，与天相接，与北方建筑的屋顶传递给人们的负重感压迫感相当不同，也表现了闽地民众仍守旧着老祖宗坚持的“天地人和合”民俗风情。庙宇与官宅多用，脊端上扬得越长越高，代表门第越旺越高。福建的房屋垂脊，大致分为尖脊、圆脊两种。尖脊呈人字形；圆脊采用卷曲形状，视觉上看起来较为柔和，也被俗称做“马背脊”。 马背脊的形状与闽地民俗中的风水五行形制相挂钩，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五种象形的山墙造型，别具一格。
闽南的社会民俗文化在整个中国都是极具特色的，当地人从祖先开始就以龙、蛇为原始崇拜，所以在古建筑构件中龙、蛇的造型元素始终贯穿其中，尤其以龙形脊饰为装饰重点。除了最基本的泥塑造型工艺之外，剪黏，是福建古建筑装饰工艺中最能区别于其他地区古建筑的制作手法之一，相当具有代表性。在闽南地区，它也被称作“剪花”、“贴瓷”“堆剪”等等。它需要剪花匠将瓷碗打碎，然后仔细剪去碎片棱角，修剪成所需要贴片的造型，一般是三角形或是龙鳞状，然后将这些色彩华丽的贴片黏在事先制作完成的泥塑造型之上。以泉州淮通关岳庙脊饰为例，闽南众多古建筑的脊饰色彩艳丽，两端高耸翘起，翘起处正是以陶塑龙头龙身黏贴彩色瓷片的方法加以制作。正脊以宝塔或太阳为中心，双侧呈现“双龙戏珠”或“双凤朝阳”的装饰样式，生动壮观（图7）。垂脊、戗脊题材多样，造型多元化，多用花草卷曲、历史人物、仙人坐骑、花卉祥云、麒麟龙凤等造型作为生动装饰，极具地方特色。
结语
装饰一词在清华大学的李砚祖教授的《工艺美术概论》一书中阐述为：装饰以秩序化、规律化、程式化、理想化为要求，改变和美化事物，形成合乎人类需要、与人类审美理想相统一相和谐的美的形态[1]。建筑无不例外地也需要装饰艺术的处理与表达，以此更贴近人们对“美的追求”的精神层面，达到人的审美理想。“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对闽南多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闽南古建筑中的门窗、梁柱、墙面、屋顶，及其细致的装饰部件都充满了社会人文、宗教文化、民俗习惯等方面浓郁的异域气息。
闽南古建筑广泛的题材与内容、丰富多彩的建筑色彩形态、精彩绝伦的装饰纹样与带有传统中国文化特征与居住观念相结合，多维创造出来的人居环境，极大程度地美化了人们的视觉与心理，深刻彰显了闽南独特的地域文化，较之中国其他省市的古建筑，区别甚大，研究价值也颇为丰富。研究闽南古建筑独有的建筑装饰样式，也可以将其运用在现代艺术设计的多种方面中，丰富现代设计观念，古新结合，古物新用，新物古做，上升现代设计的高度。
注释：
①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2] 何绵山.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杨莽华，马全宝，姚洪峰.闽南民居传统营造技艺[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4] 戴志坚.传统建筑装饰解读[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泉州民歌研究
长期以来,闽台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闽南语系地区的闽南同胞都非常喜爱并传唱闽南语歌曲。谈到闽南语歌曲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如《爱拼才会赢》、《车站》、《烧肉粽》、《金包银》等,但作为闽南语歌曲源头之一的泉州传统民歌却鲜为人知。
泉州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着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劳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集体创作了《灯红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众多“原生态”的闽南民歌,但是这些原汁原味的闽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却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耀华等学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闽南语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主要以记谱为主,较少对音乐区域色彩特点进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为研究对象,从民歌分类和音乐特点等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地方区域色彩。这些泉州民歌不仅脍炙人口,而且随着移民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是当代闽南语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丰富素材。因此这一课题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峡两岸骨肉之情以及保护民歌的“生态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歌种分类
泉州地区包括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市、晋江市和石狮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内山峦起伏,海域面积广阔。由于长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许多泉州人漂洋过海到异邦谋生或往台湾开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达七百多万人;而目前在台湾的二千多万汉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约有八百多万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闽南语歌种,有渔民号子、过番歌、茶歌、童谣、习俗歌、情歌等。
1.渔民号子: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石狮等地。这是伴随着泉州人民长期“以海为田、以海为生”的渔业生活产生的,这些带有闽南方言韵味的口语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闽南人特有开拓精神的渔民号子,如惠安的《划桨号子》,崇武的《摇橹号子》,晋江永宁的《渔民号子》、《车网》、《拔帆》、《拉舢舨》,石狮的《船渔号子》等。这些劳动号子反映渔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但是这些旋律音调在现今的渔民生活中已经不再传唱了,在上个世纪还能够听到的曲调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区,在当地也称“褒歌”,是茶乡男女青年在对唱中表达互相爱慕、互相赞扬的一种口头歌谣形式。闽南是中国乌龙茶的主产区,号称“中国乌龙茶之乡”,闽南地区的茶歌是茶区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劳动生活中,触景生情,即兴编唱,创作出优美动听的闽南茶歌调。如安溪的《采茶歌》、《请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头出来红绸绸》,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掼茶篮挽茶叶》、永春的《茶山闹葱葱》等。根据蓝雪霏老师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体光盘《台北褒歌之美》中对台北茶区的调查资料,台湾褒歌的节奏及其旋律基本构架是由闽南安溪一带山地的挽茶相谑歌发展而来,还有台湾歌仔戏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调使之成为歌仔或歌仔戏的曲牌,如台湾歌仔戏艺人“矮子宝”演唱的“卖药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习俗歌曲: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抒情小曲。泉州习俗歌曲内容丰富,主要有《王大姐》、《灯红歌》、《冬丝娘》、《采莲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长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灯红歌》表现了闽南地区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点烛台、顶炉烧香的习俗,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表现佳节的祥和与欢乐的气息。
4.过番歌:以反映出国背景、海外劳动生活以及侨眷生活为内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这些闽南语民歌不仅在闽南侨乡广为传唱,而且在东南亚各国聚居地几乎家喻户晓。传播海内外的《番客歌》就是侨乡歌谣的代表作。
二、外来小调的变异性
泉州传统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闽南旋律曲调以外,还有一些是外来的小调类民歌。这些民歌传入泉州地区后,往往融入了闽南人民所习惯的调式、旋法与音阶等音乐语汇,符合了闽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审美习惯。如江苏小调《孟姜女》、安徽的《凤阳花鼓》和北方的《苏武牧羊》等。“孟姜女调”,又称“春调”、“梳妆台”、“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国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调之一。“孟姜女调”传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结构、调式以及音调等方面与“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词内容则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下面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谱例,旋律骨干音与江苏《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旧采用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只在乐句进行中根据闽南唱词唱腔加入变化的因素:
1.歌词内容发生改变。“孟姜女调”一般采用“十二月体”或“四季体”,而流传在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调,则是以“更点”为顺序分节、分段,完整地咏唱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歌词按闽南方言诵读押韵,唱词从“一更”唱到“五更”,表现了月下一对青年男女私定终生的情景。
2.音阶形式发生改变:从音乐结构、旋律进行动向、骨干音看,显然是由“孟姜女调”变化而来的。在其变化过程中,音阶结构和旋法是起主导作用的,音阶结构变为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旋律进行中常会出现闽南民歌特有的“变宫”、“变徵”旋律乐汇的润饰,从而具有了闽南语民歌细腻、柔美、委婉动人的气质和韵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区的闽南语民歌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习俗歌曲纯美质朴、感情真挚、明亮欢快,与台湾日据以来创作的沉郁幽怨的闽南语歌曲有着本质的区别。1.泉州方言的影响:泉州民歌,是在借鉴古代方言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均用具有地方韵味的闽南语唱念。从歌词而言,其口头性和方言性特别强,方言俚语特别多。这些闽南语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难念出韵脚,在普通话中也很难念出相对应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调与泉州方言声调相互关联,曲调跟着声调走,声调融于曲调中。如泉州童谣《天乌乌》,歌词“天乌乌,要落雨,海龙王,要娶某,龟吹箫,鳖打鼓,水鸡扛轿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语较多,如“某”,闽南语中指代“妻子”、“水鸡”指代“田鸡”,旋律基本与念唱的音韵、声调的平仄走向相稳合。用闽南方言吟诵的音调与语调为旋律发展的基础,用“唱”的方式来“读”闽南方言文学歌谣,其音调基于歌谣诵读,音乐节奏基于歌谣诵读的节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列为基础,在旋律进行中常出现变宫(7)或变徵(#4)两个音,偶有出现清角音(4),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选曲谱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现的次数较少,属经过音或装饰音,变宫与变徵这两个变音在旋律中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变声明显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
3.变宫、变徵的旋律结构型态:由于变宫、变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种在五正声基础上增加变宫、变徵音的旋律结构形态。如加入变宫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谱中由羽音上行到变宫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这时的变宫扮演着装饰过渡的色彩,乐曲虽然是商调式,但却强调羽音的色彩,隐现羽调式,使旋律乐汇更加细腻,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变徵音的泉州民歌《灯红歌》:曲谱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变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种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音乐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风格上显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闽台戏曲对泉州民歌的吸收
闽台戏曲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闽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闽台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芗剧(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重要来源之一。闽台戏曲常用的一些曲牌来源于闽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调,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调加以发展创造,而且常根据“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与故事情节来选择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编曲技术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使民歌的曲调更加规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调:闽台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唱腔中有相当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调,特别是高甲戏中的丑旦戏中较多运用了民歌的曲调,如高甲戏《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补缸》、《四季歌》、《灯红歌》、《花鼓调》、《乞食歌》(又名《七字调》)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调》,《唐二别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调。台湾歌仔戏中所运用的《七字子》、《送歌调》、《长工歌》、《五更鼓》、《苏武牧羊》、《跪某歌》等,与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这些民歌被闽台戏曲音乐吸收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流失”得最厉害。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它被改变得最严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更应该首先为恢复它的“生存权”而竭尽全力。④就像 泉州民歌研究 泉州民歌研究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关键词]福州；民间信仰；源流
所谓民间信仰，“是除了既成宗教如儒释道三教以及新兴教派之外，属于庶民的、扩及庶民生活各层面的信仰。”“是以祭拜天地神鬼之信仰需求展开的公众祭祀为主，间以一些个体性的求神问卜行为。”（1）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就特别发达，但由于福建地形割裂，八闽各地习俗各异，从而使闽都福州的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形成“同中见异”的关系。（2）其源起演变体现了闽都人文历史渊源脉络与鲜明的特点。
福州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渊源起落大致相同：经历了先秦汉初的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东汉至唐中期汉民族民间信仰渐占主导地位、唐末至明初的闽地民间信仰迅速发展及本土化、明中期至民国时期的民间信仰兴盛与外播等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一、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的先秦汉初
秦汉之前，福建境内居住百越一支“闽越”族人。春秋战国时期闽越人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西汉初才建立起早期的国家闽越国，其文化大大落后中原汉族，反映在上则是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
原始宗教是指灵魂不死、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福州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寓意让死者的灵魂带到另一世界使用，反映出当时福州先民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闽越人还持有万物有灵观点，认为一切自然物都跟人一样有着不死的灵魂，并把自然物看作都具有某种超自然力量加以崇拜。蛇被闽越族视为与本氏族有着特别亲缘关系的“灵物”，将其作为本氏族的圣物或标志，即所谓“图腾崇拜”。《说文》指出：“闽，东南越，蛇种。”（3）所谓“蛇种”就是说认蛇为本族群的祖先。对蛇的崇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福州民直至清代仍“自称蛇种”。他们在宫庙中画着蛇的形象加以祭祀。在民的船舶上均放有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蛇离船舶而去，则视为凶兆，表明船舶行驶有险。文载：“凡闽海舶中，必有一蛇，名曰木龙，自船成日即有之。……若见木龙去，则舟必败。”（4）一直到清代民国时期，福州民妇女：“多带银簪，长五寸许，作蛇昂首之状，插于髻中间，俗称蛇簪。……簪作蛇形，乃不忘其始之义。”（5）
秦汉之际，闽越人有了祖先崇拜。古代流传的神话说，在混沌初开时，神星之精太姥（又称太武、大武等）居住于太姥山，她能呼风唤雨、乘云而行。据考证，太姥原名“太母”或“大母”，汉武帝时改太母山为太姥山，太母也易名太姥，她当是母系社会时期闽越部落的首领，后来被奉为始祖加以神化。秦汉时，闽越人十分重视祭祀祖先。秦始皇在福建设置闽中郡后，曾禁止闽越人祭祀祖先，“使其社稷不得血食”（6），这也是秦末闽越族人起兵北上加入反秦行列的主要原因。
与原始相辅相成的巫术在闽越人中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着断发纹身的习俗实际上就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即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以吓走水怪。在很长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都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
秦汉时期，已有道教的前身方仙道及黄老道在福州活动的踪迹。高山深壑、幽谷川流、林木葱茏的福州，吸引了方士和道士来此修炼。据《夷坚志》云：汉初，“福有道人，尝见老叟，同室岁余，告之曰：‘吾君平也。’”（7）西汉武帝时，何氏九仙在福州于山修炼，后从福清市竹山到仙游九锂湖。文载：何氏九仙“相传本临川人，九人皆瞽，惟长者一目独明，后相率炼丹，依饲胡中鲤，鲤尽化成龙，九人各乘一去，今仙游县之九鲤湖是也。九人始入闽时，盖居次山（闽县九仙山，即福州于山）。”（8）
西汉时期，朝廷虽在福建福州设立冶县，将闽地纳入其行政版图，但中原汉文化在这里影响不大。且因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闽越国：“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9），福建人口由是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经济文化愈加落后。闽越族孑遗，后来有的与汉族融合，有的躲入深山老林，有的则遁入水泊衍为民。先秦汉初，历久积淀的福州民间信仰顽固地保留着闽越族早期宗教文化的地域特质，并为后继的闽都宗教文化所承袭，同时已萌现吸纳中原汉民族宗教文化的端倪。
二、汉民族民间信仰渐占主导地位的东汉至唐中期
东汉之后，尤其是三国以来，福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三国时孙吴在福建增设郡县、典船校尉、船屯，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为避战祸，一些北方士民纷纷南下，从而揭开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从西晋至唐五代，出现了多次中原汉民族移徙入闽的高潮。汉民族的大批迁徙入闽，在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同时，也带来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使福建福州的民间信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道教、佛教等官方宗教传入福州，对民间信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道教为例：东汉末年三国孙吴时，在福州活动的道士外来与本地的兼而有之。著名道士介琰乃外来云游于此，董奉则是候官人，二者道术都很深。福州修养炼功、祈神斋醮的场所道教宫观也相继建立起来。据黄仲昭《八闽通志.寺观序》的记载，建于三国孙权治下的方山（福州五虎山，又称虎头山）洞元观，不仅是福州最早道观，也是福建最早道观。受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一些巫觋去世后演变为神仙，为百姓所崇奉。东汉时福州永泰人徐登与山东人赵炳斗道法，以术疗病。“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10）福州等地百姓奉他们为神明，顶礼膜拜，是为福州道巫结合的开端。永泰高盖山上有徐真君庙，俗称花林庙，“岁旱，祷雨于此多应”。唐末五代以后，从巫觋演化为道教俗神的人数剧增，成为闽地人格神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移民将中原地区固有传入福建，丰富了福州民间信仰的内容。东汉后，汉族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水火以及天地的自然人格神崇拜和某些动物崇拜传入福建，建立各种坛庙以祭祀。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福州冶山都城隍庙建成。《八闽通志.祠庙》载：“怀安县城隍庙在威灵坊内。晋太康迁城，遂建于此……庙之神乃汉御史周苛也。守荥阳，为项羽所烹。高祖既即位，思苛忠烈，令天下郡县各附城立庙祀之。城隍之祀，疑始于此。”这既是福建对城隍神崇拜的启始，也是汉族圣贤崇拜的植入。闽越国灭亡后，散居在八闽大地的闽越人孑遗奉闽越国的王公贵族为神灵，视为祖先加以崇拜。汉族入闽后，为缓解与闽越人的冲突，不但容许闽越人已有的存在，而且还对闽越族的祖先加以祭祀，如闽越国的开国君王无诸，无诸之子郢，郢之子白马三郎，末代君主余善等在福州都建有专庙祭祀。与此同时，一些早先入闽且有功德于民的汉人死后亦被奉为神灵。如福州连江的大小亭庙建于晋代，祭祀因海难死亡的黄助兄弟。福宁有马郎庙，祭祀晋代江夏太守司马浮，等等。可谓祖先崇拜与圣贤崇拜同兴，南北民间信仰并存。
三、民间信仰的迅速发展和本土化的唐末至明初
唐末至宋元时期，福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了匀速发展，特别是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时人对福建经济的突飞猛进赞叹道“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11）经济的长足进步与人口的增殖，使福建宗教在唐末宋元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但道教、佛教等官方宗教达到了鼎盛，民间信仰也迅速发展，表现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志书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12）福州作为八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人口汇聚之地，民间信仰的迅速发展表现尤为突出。一是祠庙数量剧增：《八闽通志.祠寺》记载明代以前福州府属各县的祠庙共113座，其中唐末以前建造的祠庙仅9座，而唐末宋元时期建造的祠庙则多达75座，增长了八倍多。流传至今的众多地方神，绝大多数是这个时期塑造出来的。二是神灵来源各异。这个时期各种类型的神祗被相继塑造出来。有从僧侣道士演变成为神灵的，如福州连江县英惠庙奉祀的主神萧孔冲，生前为僧人；香火延续至今依然旺盛的福州裴仙宫主祀神裴真人，俗姓周名简洁，曾任福建督署衙门幕宾，生前辅政多施恩泽于民，勉人从善，深受民间百姓称道。周简洁后弃官入霞府修道，法号为“非衣真人”，合称为“裴真人”，后得道仙去，人们遂兴建庙宇祀之；有从王公将相演变为神灵的，如闽王王审知去世后被奉为神灵，建忠懿王庙祭祀。南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也被闽侯百姓奉为神灵，立洪恩慈济宫奉祀；有从巫觋演变为神灵的，如临水夫人陈靖姑，生前是一名女巫，死后成为妇幼保护神。还有不少平民百姓演变为神灵的，如闽侯烈威祖庙供奉的陈氏三兄弟神像，他们生前只是“一家以贞义自维”，死后经常显灵，百姓立庙祭祀，宋廷还敕封长兄为威烈昭济侯，二弟为威显侯，三弟为显应侯。还有自然神意会而成的人格神：如闽县会应庙供奉着五龙顺化王，宋代成为福州一带祈雨的主要对象。连江县灵津神庙供奉的主神是一块怪石，相传此石会浮在水面随波逐流，至境内被人发现，众人惊奇不已，以为有神仙附体，遂立庙奉祀。这时期福州民间信仰可谓神灵诸多，宫庙林立，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民间信仰发展的特点是，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数百年对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不断融化吸收，闽越古老的民间信仰在融入汉民族共同体之中的同时，彰显了闽都福州民间信仰本土化的趋势。一方面，一些从北方传入的民间信仰进一步与福州人文地理相结合，产生了变异，不断适应本土文化发展而进行重构。如关帝信仰传入闽地后，随着宋元时期福建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从原来的忠义神化身演变为财神和海上保护神。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造神运动中涌现的百千计神灵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迄今在福州民间盛行的“水部尚书”陈文龙信仰便是雏形于明朝初年。陈文龙是福建莆田人，与抗元英雄文天祥同是南宋后期的状元、丞相，最后又同样抗元殉职。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赞颂陈文龙和文天祥“隆名并峙”。民间最早奉祀陈文龙的庙宇位于福州乌龙江上段的阳岐村。阳岐村临江边古时有一民间商旅码头，十分繁荣，特别是经营南北京果杂货和土特产品生意的莆仙一带商贾，要进入省城的船舶多停泊于此。史称此码头为“兴化道”。（13）莆仙一带商旅为祈求生意兴隆，平安往返，就于明洪武年间，在兴化道旁建一小庙坛，奉祀海上女神妈祖和抗元英雄陈文龙。当地依水而生的民，也成为虔诚的崇拜者。他们极需陈文龙这位忠烈勇猛气魄的英雄，作为镇压水中妖魔的神灵来护佑。信徒的需求通常成就了神灵的神格定位。这位被称之为“一代忠贞”的忠烈，逝后被奉为“海（水）神”。显见，民间造神在职能方面表现出更加迎合信众的求助，因而拥有持久的信众群体，影响深远。
四、民间信仰的兴盛及随移民外播海外的明中期至民国
明代中期以后，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在福建急剧走向衰弱，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民间信仰的繁荣兴盛。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民间信仰宗教理论水平上扬、宗教仪轨趋于规范、呈现三教合一特点。伴随佛道等正统宗教的衰弱，“僧逃寺废”的现象在城乡各地屡见不鲜，这就使得供奉地方神的庙宇逐渐成为百姓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促使佛教道教进一步俗化。许多僧尼道士积极参与甚至主持民间信仰的祭典和民间信仰活动，有些僧尼道士还成为民间宫庙的庙祝，把佛教道教理论和仪轨嫁接到民间信仰上去，使这个时期民间信仰无论是在宗教理论水平还是宗教仪轨的完整性上都超过前一时期。而且民间信仰的诸神吸纳综合了儒道释三教元素，三教合一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明代福州的临水夫人信仰，人们将释、道、儒的精神充实和附会临水夫人的种种灵异事迹，从而使这一信仰逐渐演化为兼具释、道、儒品质的多神教信仰形态；在福州仓山区望北台真武祖庙也同样可以看到释道神灵同处一庙的情况，在正殿是真武神像，而在后殿奉祀的却是佛教的慈航观音，这恰恰反映了神灵的繁杂和崇拜之神的多样化，属儒释道多神崇拜系统。这种演化进一步展现了中原文化不断与闽越文化融合后的本土意识。
第二，民间信仰的神繁、庙宇兴、信众多。唐末宋元时期创造出来的地方神绝大多数流传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中有些神灵拥有数十甚至数百座宫庙，信徒人数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前一时期。如临水夫人信仰在明清时期影响相当大，古田临水宫香火极盛，“各处之人家或患邪或得病，皆去临水宫请香火。即无事之家，亦去请香灰装入小袋内供奉，以保平安。路上来往不绝，龙源庙内日夜喧腾，拥挤不开。”（14）明初形成的陈文龙信仰同样影响日扩。自洪武五年（1372年）始，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岛国琉球与明朝正式建立藩属关系，双方保持了长达500年的友好往来。明清历代统治者都对这一海岛小国颇为重视，首先体现在对琉球的册封。自明初到光绪年间，中央政府时常派遣册封使团前往琉球举行“册封礼”庆典，中琉之间的海上航行十分艰险，陈文龙神成为出使海船上供奉的主要神灵。据传，陈文龙“神灵显赫”，化险为夷，护佑使团平安，很受朝廷赞赏，故敕封“水部尚书”，后加封为“镇海王”。明清时期，一些新的地方神又被塑造出来，与原有的地方神一起，构成了庞杂且几乎无处不有的鬼神世界。现有史料分析，至少从明朝末年，福州的五帝信仰已经开始流行。五帝是民间逐疫之神，郭白阳的《竹间续话》卷二解释：“五帝之姓为张、钟、刘、史、赵。”相传这五位书生夜游，因见瘟鬼于井中施放疫毒，五人恐民众饮用，乃留书投井而死，后人以其舍身救人，遂建庙祭祀，尊称他们为“五灵公”。福州五帝信仰的流行，主要与福州地方频繁发生的瘟疫有关系。同时受到江南一带传入的五通、五显之类民间信仰的影响，形成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的地方神。明清时期福州城内外供奉五帝的庙宇有十多座，俗称“九庵十一涧”，分布比较集中的是台江这个人口密集的商贸区，如白龙庵、复初庵、方慧庵等。
第三，民间信仰的外延与内涵加强。福建民间信仰与家族祖先崇拜的结合，早在北方汉族迁徙入闽时便已开始了，明中叶以后这种民间信仰的外延性表现的更加突出。许多大的家族不但盛行祖先崇拜，而且通常还有家族的保护神，一般每个家族至少有一座家庙或族庙，有的家族更多。由家族祖先崇拜延伸形成的行业祖师爷崇拜也更加盛行。明中叶以后，随着市民文学的兴起，地方神灵的神话传说故事也被大量创作出来，或民间口头流传，或载之于方志、笔记，或编写戏剧，或演绎成传奇小说，改变此前地方神缺少神话传说故事为衬托，神灵形象大多苍白单调的状况，客观上推动了民间信仰走向兴盛。
第四，民间信仰伴随移民之足迹传播扩及海外。
明清以降，福建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对外移民遂成为解决闽地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矛盾的一条渠道。福州民间信仰也跟随移民的足迹，远播到台湾、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如临水夫人信仰这一时期已超出福州方言区，福建各地均建有其庙宇，还传播到浙江南部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台湾为例：据统计，以临水夫人为主神的庙宇在台湾有17座，陪祀临水夫人的庙宇多达72座。（15）至于城隍信仰，“台湾人自认其大小49座城隍庙，皆源自大陆，根于福州冶山都城隍”。（16）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台湾岛内的同胞组织进香团到福州城隍庙谒祖进香。此外，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地都有许多祖庙在福建城隍庙。（17）福州的白龙庵可以说是供奉五帝最早的庙宇之一，福州移民所落户的地方，都有它的分庙，也称作白龙庵。如台南的白龙庵，连横《台湾通史》载：“庙在镇署之右，为福州人所建，武营中尤崇之，似为五通矣。”（18）此外，嘉义市的九天殿共义堂、台南市的西来庵、范司堂、高雄市的清德堂以及全台白龙庵等均由福州白龙庵分炉的。在福州地区信众众多的裴仙师信仰也被福州移民带到台湾，成为台湾福州移民比较特殊的信仰。福州民间信仰的外播，成为维系祖国内地与台湾岛、祖国大陆与东南亚各地的神缘纽带。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庙宇和祭祀活动领域，它还扩大为文化的传播及传承，其载体包含闽东语系方言、艺术、民俗、等，具有广泛的宗教文化影响。
综上观之，福州民间信仰是在土著―闽越族原始的基础上，汉唐以来不断吸收融入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闽越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从其历史发展看，先秦时期，福州民间信仰以闽越族早期宗教为主体，呈现其固有的独特性。尽管汉唐以后，在中原宗教文化的浸润下，中华汉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力日深，然而其福州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在融合重构中愈显鲜明。（19）时至今日，民间信仰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依然很大，我们应继承和弘扬民间信仰所蕴涵的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合理内核，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从而使民间信仰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发展。
注释：
（1）林美容：台湾民间信仰的分类[M]，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版。
（2）关于“闽都”概念说，见薛菁：闽都文化的基本特质与精神[J].光明日报.理论版2008年2月24日。
（3）〔清〕朱景星，郑祖庚：闽县乡土志候官乡土志（卷2）[C].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7。
（4）〔清〕郁永河：海上纪略[C]。
（5）〔清〕施鸿保：闽杂记（卷9）[C].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6）汉书.高帝纪（卷1.下）[C].中华书局，1960。
（7）〔明〕何乔远：闽书（卷138）[C]，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8）〔明〕何乔远：闽书（卷1）[C]，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9）史记.东越列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29。
（10）〔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5）[C].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11）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上册张守：毗陵集）[C].？中华书局，1983。
（12）〔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58祠庙）[C].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13）福建莆田仙游的简称，闽人又称莆仙人为“兴化人”。
（14）里人何求：闽都别记.[M]（第128回“六娘法网收镇野鬼玉真梦魂夺救疹童”）.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15）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19
（16）卢美松：福建城隍文化渊源探略[J]，载于闽中稽古[A].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468.
（17）李天锡：华人华侨民间信仰研究[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81.
（18）连横：台湾通史[M]，商务印书馆，1983.403-404.
